《王阳明大传》 第1章 《王阳明大传》 作者：周月亮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小引阳明这只鞋 一生极重践履的阳明，本身就象只鞋。这只鞋上插着高贵的权力意志的权杖。形成心学的倒t字型结构——不是十字架，也不是钻不出地平线的大众的正t字型。他的“致良知”工夫就是要你站在地平线上。然后脚不离地的无限的向上升华，把人拉成顶天立地的大写的人。 拔着头发离地球的是阿q，当缩头乌龟的是假洋鬼子，只是鞋而无权杖的是读书没有悟道的士子。只耍权杖而不愿当鞋的是政治流氓——那个意志不是高贵的权力意志，只是反人道的独裁欲望。 阳明的心学是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 《明史》阳明本传只附了一个学生，既因为别的成了气候的学生都有传，还因为这个学生最能体现阳明学的“鞋”精神，他叫冀元亨，他因去过宁王府而被当成阳明通宁王的证据给抓起来，在锦衣卫的监狱里受百般折磨，但他对人依然象春风一样，感动得狱吏和狱友一个劲的哭，他把坐大狱当成了上学堂。所有的司法人员都以为奇，问他夫人：“你丈夫秉持什么学术？”她说：“我丈夫的学问不出阃帏之间”。闻者皆惊愕不已。 但是，人皆在阃帏之间，谁有这种境界、风范？只生活在这里，反而得不到这里；单生活在别处，自然更得不到这里。 先作只鞋，再插上权杖，也不是阳明学的精神。那就是把鞋的大地性当成了手段，断断成不了圣雄，只能成为枭雄。 再高贵的鞋，也是踩在脚下；但路也正在脚下。不能生活在别处的人的所谓脚下之路，只是不得不走的路；有生活在别处之权力意志的人才能“践履”在希望的道路上。 在比做什么事成什么人更哲学的语义上说：穿什么鞋走什么路。 阳明这只鞋，至少有亲在性、超越性、诗性、葆真性、有应必变的践履性．．．．．许多人最大的痛苦就是找不到一只合脚的鞋。阳明这只鞋可以叫真、善、忍；可以叫真、智、乐，叫六通四辟．．． 致良知，就是要你找到可以上路的合脚的鞋。致者，找也。能否找到呢？就看你肯不肯去找——因为，它就在你自身「心即理」。阳明这样解释孔子说的上智下愚不移——不是不能移，只是不肯移。 说无路可走的人，是没有握住自家的权杖，把生命的舵送给了别人——那人哪怕是上帝也会变成魔鬼——上帝的真诚包含着上帝的欺骗。 心学或曰阳明学并不给世人提供任何现成或统一的鞋，如果有那种鞋就是枷锁和桎铐了，心学只是告诉人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那双合脚的上天堂的鞋——找这双鞋的工夫与上天堂的工夫是同一个工夫。 路在脚下，鞋在心中。你的任务是找与走，走着找，找着走，边找边走．．． 这样边找边走，就凸现出权杖的“权道”来——已发生语义转换，这个权道的“权”是秤砣、以及因此衍生的权衡、权宜的那个权。对于人心来说，权，就是“感应之几”，“几”就是微妙的恰好，象秤砣一样随被秤之物的轻重而变动，找到那个应该的恰好。所谓道，就是“体乎物之中以生天下之用者也”「王夫之《周易外传》卷一」。权道就是追求“时中”即永远恰当的人间至道。约略等于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 没有这个权道，权杖只是个摆设，有了这个权道，权杖才能变成如意金箍棒，草鞋才能变成船，驶向理想的港湾。通权达变，是孔子认可的最高境界。不能通权达变就只能刻舟求剑、守株待兔．．．儒学在近代陷入困境就因为秉政的儒臣们失去了权道。 这个权道就是在践履精神上加上权变智慧——绝对不是无标准的变色龙、流氓。一讲权变就滑向流氓，为杜绝流氓就割断权道，都是找不到权道、反权道的表现。权，这个衡量万物的标准，用阳明的话说就是良知。良知在你心中，不用到别处去找。 所以，阳明这只鞋还带着秤砣，是风铃也是驼铃。 第一回夜行船 成化九年,阳明还不满一岁。济南等地两次出现白天黑暗如夜的怪事。这,自然与阳明无关。但是,史籍备载此事,却是要说明天人感应的道理。我们借用此事象来象征阳明所遭逢的年代。昏君与宦官使政治黑暗如夜;物欲横流,市民纵欲,世风黑暗如夜;人心缺乏良知的光芒,便黑暗如夜,蝇营狗苟之辈像苍蝇一样生来死去——乱七八糟地活,稀里糊涂地死。而阳明偏要来当救世主,夜行侠。阳明一生的事功是在“月黑杀人夜”中奇迹般的完成的;阳明学的精髓若能用一句话来形容当是:给黑暗如夜的人世带来光明。阳明认为人心越是黑暗如夜,世事越是黑暗如夜,越是他所信奉孟子的“反手而治”大见功夫和成效的好时机,所以他偏要从道德航线上凿通复归羲皇上古的航道。 王阳明这只鞋就这样变成了夜行船。当哥伦布航海发现新大陆时，这只心学之舟在宦官祸政的漫漫长夜,从姚江开始其颠沛流离逆水行舟的航行，最后终于搅动了大江南北。这条船是播种机,是宣传队,将美学化的伦理,临场发挥的智慧,传给良知未泯的人,不肯白活一场的人。 王阳明就是要解决行动的人何以无良知,号称有理性的人何以不能有效地行动的问题。然而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进行着“三岔口”式的撕杀，哪个能擎灯自明? 1．阳明释夜 无论是古老的阴阳观念,还是浪漫诗人的锐敏的感觉,抑或凡人的日常经验,夜,总是与黑暗,冥行相连,总伴随着恐惧,凄凉。人们总是讴歌光明诅咒暗夜。佛教常用暗夜比喻那个人生烦恼的总根源——“无明”（惑）,而一旦觉悟便亮了。但依然有三种人渴慕黑夜的氛围:盼望一展身手的英雄或歹徒;急切去幽会的情侣{人约黄昏后},再有就是哲人,黑格尔说他们是猫头鹰,偏在黑夜起飞.王阳明一身三任,且能再透过一层。他说: “夜气,是就常人说。学者能用功,则日间有事无事,皆是此气歙聚发生处。圣人则不消说夜气。”（《传习录》）这是漂亮的精神胜利法。但,圣人可以心中无夜气眼中无夜气;学人则正是做功夫的契机而已。做甚么功夫?做在黑夜不迷路的功夫,还能走向光明。光明的标准是甚么?这正是心学所要探究,所要建立的。 “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学者要使事物纷扰之时,常如夜气一般,就是通乎昼夜之道而知。”这里又把夜气日常化,作为一种沉静境界的象征了。后来，他更简练的说法是“良知就是独知”时。人们常说的夜深人静你想一想——也是这个意思。孤独的阳明不以夜气为苦的心态悠然可见。静功是动功的本钱亦悠然可见。 “人一日间,古今世界都经过一番,只是人不见耳。夜气清明时,无视无听,无思无作,淡然平怀,就是羲皇世界。平旦时神清气朗,雍雍穆穆,就是尧舜世界。日中以前,礼仪交会,气象秩然,就是三代世界.日中以后,神气渐昏,往来杂扰,就是春秋战国世界.渐渐昏夜,万物寝息,景象寂寥,就是人消物尽的世界。学者信得良知过,不为气所乱,便常做个羲皇已上人。”这里又用“夜”来比方社会状况，用道德眼看世界的人都有慕古的倾向。阳明是在用社会状况比方人的精神境界。而且人的精神境界是可以独立地超越社会此状况臻达彼状况的。 正德十年（乙亥），阳明为天泽作《夜气说》又强调夜气与白天的相互依存的辩证关系，他先从感性知觉说文人喜欢的“夜晚现象”：师友相聚，谈玄论道，静谧的夜晚赋于了文人超越的情思。这有点像黑格尔说哲学家是夜晚起飞的猫头鹰，美学家们所倾心的最适宜灵魂的创造性活动的“夜晚”。但他转而告诫天泽，不能太迷恋夜晚这种孤寂的状态，太离群索居必意怠志丧，这就失去了阳气的滋养。阳明的哲学是：万物皆备于我，化任何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要想长，就得想办法得全面的“养”。任何故意跑偏树敌的做法都是自作孽的傻瓜行为。阳明在强调转化时的艺术造诣俨然像老子复生，道家与儒家的最大的区别是，道家只重视事物的关系间性，而儒家强调不变的原则性。阳明还相信禅宗“达则遍境是，不悟永乖疏”的智量。 心学就像心一样不可把握。细密地领会消化他这些象征性的哲思,是以后的事情, 现在要说的是:若一腔子羲皇世界的心志,偏偏遭遇了“日中以后”“渐渐昏夜”的年头, 怎么办?——那个无拳的打那个无舌的,那个无舌的怎么说? 而且,打人不一定用拳,说话「广义的表达」也不一定用舌。但是无论用甚么,都用的是心!在理不清弄不明的文化权力网络中，人心——绝不是那块带血的红肉,——到底该怎样把捉？ 2．夜光曲 对于一般的人来说,要提示关于阳明时代的直接感性印象,至少得打出三种侧光。就市民生活而言，最现成的是想想《金瓶梅》,“三言”,所描述的社会生活,还有唐伯虎等名士的风流生活,都有一股子“街死街埋,路死路埋”的不管不顾的气概。 第2章 当然这种世俗生活与阳明没有直接关系，但这个市民社会是当时的空气和土壤，也是后来官府压制王学，但王学照样在社会上流传的基础——明代有了社会，不是国家即社会那个大薄饼了。就思想领域的大气候而言是“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的述朱期。但是林下的岩穴之士在传递着心学的火把，陈献章、吴康斋、娄一斋，独自克己省察，默默地为成圣而刻苦自修着。他们这个谱系倒是直接与阳明相关——因为人们势必首先从思想家的角度来打量王阳明，尽管这已经是倒果为因了。最后一道主光是政治，明代的政治以流氓成性著称久矣。皇帝翻脸不认人，朝廷江湖化的厉害，干绝户活儿的宦官，争斗不已的文官…… 王阳明之所以成为王阳明就因为他是主旋律的边缘人。市民生活以商业发达地区为典型。而他出身在古越蛮地的阳明,受不到这种风气的污染。换句话说,若他生活在吴中,也可能以一名士了之。自然吴中也不全是名士,个人秉性有来自遗传、家教的因素。而且他一生的基业都在蛮荒之地创立，贵州、江西、两广、古越。他在北京、南京的日子极短，也没非打入中心的意必。他也是述朱的经院哲学、学院学术这个主旋律的边缘人。他不仅更是流氓政治的边缘人，还是其受害者。用夸张的语言说，他是正因痛恨世间正在流氓化而创立他的良知学的。 不管怎么说,他没有走向市井生活、没有走入名士队伍，也没成了阁臣台辅。他虽演出一套军政大戏，却只是个标准的诗人哲学家。成熟的官僚队伍嫌他名士气太重，真名士又笑他可怜无补费精神。他自有他的一套活法和追求。 有明三百年之活剧,像任何戏文一样有它的堂皇的开端,略为沉闷的发展,好戏连台的高潮和引人深长思之的结尾。整个大故事都有“夜”“光”之两面性。朝纲整肃时,社会萧条;政治糜烂时,社会又有新芽。直到明亡,都充满着这种两面性:土崩之中有砥柱,瓦解之际有坚心,鱼烂之内有珍珠。从正德朝开始明王朝开始衰败也“好看”起来。漫漫长夜,人们渴望光。于是,阳明应运而生了“心学”之光。这是在开端发展时期不太可能的。结尾时只能出现顾,黄,王那样的反思大师,他们要缔造新的思想之光。 现在要说的是,夜光乃并体联生的统一体，不可作两事看。同理,宦官有忠奸,文官有邪正。每一个体和一切事理都有“二象性”。包括我们要为之“树碑立传”的心学也是正邪两赋的，既是“光”也含着“夜”。天下没有不包含互反性的东西，阳明想解决这个问题却制造了更大的问题。洪武爷也是如此,他想打掉宦官和文官,却反弹这两样都空前的活跃。洪武,永乐两度开国,基本上奠定了明制的轮廓,但每朝都有新变，每一种变化在当时都是至关重要的。洪武爷这个最穷苦的孩子终于开拓了汉人复兴的重要时代。这个牧童、乞儿、和尚与传统的文官精英政治及他们那套文化传统没有多少共同语言,他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就是联合农民斗地主,打散那个给过像他一样穷苦的百姓诸多压迫的官僚层。如果说废除宰相是怕篡权的话,那大杀贪官则是为国为民除害。他杀贪官的幅面和力度,持久性都是旷古未有的。但以小过杀大臣成了他的家常便饭时，他就象江湖的“老大”了。从小吃苦太多必养成反社会反政府的性格,长期的军事杀伐也助长了他残酷的品性。他活着时文官的“故事”已充满戏剧性,他死后就更别提多热闹了。他从农村的社戏中就知道了宦官祸政的教训,他当了皇帝后严禁宦官,规定宫中宦官的数量不得超过百人,不准他们读书受教育,想砍断他们干政典兵的道路。结果却造成文盲收拾文化人的怪异国情。他认为宦官中好的“百无其一”,他自信他定的规矩会永世长存，绝没想到事实上却是及身而绝。自从永乐用郑和下西洋找建文后,宦官渐起。也还因为洪武造成的内官外官的空隙,经靖难之变后,越发空虚。因不与永乐合作,被永乐满门抄斩的数十家,避官而逃的400多人。永乐便大用燕王府的旧人,这又形成明政的又一个惯性:新登基的皇帝必用东宫旧人或藩邸旧人。几个掌握全国大权的宦官都是这么发达起来的。 如果说宦官祸政是“夜”的话,那文官活跃确实确实是“光”。没有文官活跃这个大背景,就没有阳明用武的大舞台。心学也不会成为影响朝野的全国性大思潮。文官活跃文化上的原因是由于宋代理学的教化;历史原因是经辽,金,元异族统治后,读书人都有股子主人翁的责任感;现实原因是洪武朝广开仕路,开科取士的规模空前的大。另外,朱元璋允许任何官员直接上书言事。翻《明史》列传,时见有人因一奏疏而骤贵或倒霉到底。文官队伍驳杂,良莠不齐是毫无疑问的。但总体上是明政府运转下来的基本力量。正德以后,皇帝不上班的多多,但全国的政事照常运转,靠的就是文官。与祸国宦官经行殊死斗争的也是文官。 王阳明与这个文官系统的关系也是"夜光"关系:他既是这个背景中人,又要超越他们。从他们中来,却不想回到他们中去;想教化他们,他们却排斥他;他们视阳明为妖怪,阳明视他们为“心中贼”，尤难破除的冥顽钝汉。就最基本上情况而言,他们是“夜”,他是“光”。他生活在他们当中,如处“昏夜”。他在他们当中如“荒原狼”,他们则是家兔子。阳明的最大的愿望是把他们从黑暗的隧道中引渡到光明大道上来。他之所以顶风犯忌地开门授徒,就是为了普度众生,先度同类。阁臣们因此而打击他,信服他的学生官员而不避毁誉地保护他,也是一首饶有趣味的“夜光曲”。他一生之戏剧的沉浮变化,一半是文官集团导演的;一半是宦官们导演的。当然总根源是他不肯和光同尘,不想与世低昂,不愿意混吃等死白活这一场。——古代中国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不平庸。阳明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不能容忍自己平庸的生,平庸的死。 他既生活在这里，又生活在别处。他因此而历尽颠蹶，也因此而光芒九千丈长。他想给黑夜带来光明,黑夜想把他吞噬了。他终于冲破了黑暗,创建了给几代人带来光明的心学。然而到了鲁迅还在说：“夜正长，路也正长。” 这首夜光曲不那么诗情画意,却有足够的晦莫如深的夜色,刀光剑影的光景。而阳明以心学大侠独有的身手如入无人之境。这正是这首夜光曲的主题。 3．不阴不阳 刘瑾杀人打人就不手和拳，用的是眼神和舌头，他连字都不会写几个。要问刘瑾明用国家正典，暗用厂卫杀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廷杖，贬谪，流戍过多少国家大臣，又当廷侮辱、用各种方式辱弄过多少国家大臣，他本人绝对数不清，也没想着要数，因为对他来说这些均如吐痰放屁一般。《明史》上记载的只能是其中一部分。这位实际上的皇帝又并不是真正的皇帝，既没有真皇帝的家产观念，责任感，还是个及身而绝的绝户。越有权势越有欲望，而他偏已去势，欲望不得满足，遂以天下为仇。其心理之阴暗，焦虑也是常人所不及的。他手中那把扇子中藏着凌利的匕首，就说明他活得极不安泰，尽管他尊荣至极，但还是时刻防范着——所有的人都可能是敌人。这是以人为敌者的必然逻辑。这种心理阴暗如“昏夜”的秉国者必然把国家搞得昏天黑地。因为这是人世间最最集权的国家，谁握着皇权的手柄，谁就能按着他的意志把这个国家抡起来。 这个古老的帝国几乎没有社会，只有国家，而“朕就是国家”。这个“朕”又往往是不知从哪儿掉下来的杂种。像吕不韦那种伎俩汉代陈平用过，唐，宋，明均有过得手者。群臣百姓只见皇权，以皇权为国家，不敢问津“国统”的由来和根本。皇城其实是个“空筐结构”，谁能填充进去谁就是“主公”。“空筐”就是不阴不阳。这也是皇城内必用不阴不阳的宦官的原因。因为它们同构。 天下不阴不阳之物均可阴可阳。中国历史上，皇后，皇太后掌权时有之。明代还出现过奶妈子掌权的时候。宦官掌权，明代是空前绝后登峰造极的了。残酷地讽刺了开国皇帝朱元璋。有明一代，明君良相极难找，昏君毒竖却成对地出现次起彼伏。英宗与王振不及正德和刘瑾“厉害”，正德和刘瑾又不如天启与魏忠贤要命。刘比不过魏，但正德是来历不明的大痞子，古今无双的大玩主。游戏也许是人的本质，但绝不是皇帝这个岗位、皇权这种职能的本质。 刘瑾偏要在正德玩在兴头上是奏事，正德厌烦地挥挥手:“我用你干甚么?偏来烦我。”这正是刘的“设计效果”，他从此连形式也不用走了，成了“执行皇帝”。他的话就是圣旨。反正外廷群臣也见不到皇帝，圣旨均从大内传出，谁敢动问真假?“空筐”宰制了天下“大有”，刘瑾握住了皇权的手柄，他的意图成了大明帝国的方向。朱元璋要是能看到这一切，会再举义旗大造其反么?极可能的。但自有王阳明这样的能员去镇压他，没有反蒙古族的民族情绪作支持，明帝国又空前的成熟，“朱元璋”不会得手的。他老老实实地放牛去吧。在不阴不阳的时代，是条龙也得盘起来。 能够大显身手的只能是不阴不阳的东西。文官们则须去其思想之势，阉然以媚老板。否则，要么回家，要么接收手术。 第3章 王阳明是圣雄，所以走成了一条“进取又超越”的道路。这是心学的“阳明”功夫，单治不阴不阳的魅力。 阳明被刘瑾打四十大板，发配贵州龙场驿站时，阳明还只是个有热情侠气的文官，尚未“开眼”。再说刘瑾收拾他们用的是至高无上的皇权! 刘瑾已成实际上的“朕”，原先的那个皇帝已成掌中玩物，这样外廷群臣自然可猪可狗了。要不是同样可以接近皇帝的宦官中有想取而代之者（张永），单是廷臣外官扳不倒刘瑾，尽管天天都在扳。刘瑾也是不甘雌伏，想鱼龙变化，权力来的容易就用得潇洒，遂忘了它的限度。他想化阴为阳时，他的末日就到了。他看着他侄儿有“九五之尊”的福相。他想软取而代之。故然，像正德那样的皇帝让每一个熟悉他的人都觉得自己比他强，产生取代之志诚自然之理。只是有个拚死也要捍卫皇权正统的文官集体存在着，利用皇权可以把他们当球踢，若离开皇权对付他们，那就难于上青天了。宦官可以监军，但要领着军队造反，那是痴人说梦。这是中国文化与权力相互生成的最大效果。直到曾国藩还都望而生畏，更别说区区刘瑾了。 不阴不阳的东西若或阴或阳了，它就向相反的方向转化。 刘瑾前面有王振，汪直，后面有魏忠贤，但王阳明撞上的是刘瑾，而宦官祸政是明代的最为抢眼的问题，所以我们先拈取典型，举刘瑾以概其余。“他”所体现的政治形势正是王阳明走上政治后的主要的“典型环境”。 第二回古越阳明子 1．年轮 流氓皇帝和绝户太监可以一世暴发而成功，大贤人却非“孕育”不办，常说的“彬彬三代”才称得上世家，指的就是“精神贵族”的养成非一世之力。环境，教育对一个人的“早期经验”的形成至关重要，而遗传更致命。遗传是“看不见的手”，它拨弄人于不知不觉之中。像人种有差别一样，一个家族的特点，徽征如树之年轮，并不能被岁月或风雨琢蚀，反而可能穿越时间的隧道和人事的浮沉而显出内在的脉络。阳明身上的过人之处几乎都有遗传的因素。 就说淡泊名利这一条，这是他们的“传家宝”。阳明的六祖王纲，字性常。与俩个弟弟在元末小有名气。有文武全才，但避世乱，往来于山水之间，时人莫知，从终南山隐士赵缘督学筮法，还会相面——旧称“识鉴”，像看风水叫“地理”一样。他与未成诚意伯时的刘伯温是朋友，他对刘说:“老夫性在丘壑，异时（你）得志，幸勿以世缘见累，则善矣。”后来他70岁时还是被刘推荐到朝中当了兵部郎中。最后在广东征苗时死于增城。淡泊不到头，遂未能正寝。但在群虎逐鹿的年头，身怀文武艺能，而甘居林壑，也够淡泊的。好养身这一点，也遗传了下去。朱元璋见他年七十“而齿发精神如少壮”颇为惊奇。他的儿子王彦达年16，用羊皮裹其父尸体背回老家。“痛父以忠死”，而朝廷待之太薄，遂终生隐居，躬耕养母，读书自娱。给他的儿子与准留下先世传下来的书，说:“但勿废先业而已，不以仕进望尔也。”与准“闭门力学，尽读所遗书。”信奉儒家“遁世无闷”的信条，既不去参加科考，也逃避认可引荐。因他会打卦，知县总找他算卦，他的倔脾气发作，对着知县派来的人，把卦书烧毁，并说了难听的话:“王与准不能为术士，终日奔走豪门，谈祸富。”县令怀恨在心。王与准逃遁到四明山的石室中。当时朝廷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装点大一统气象，“督有司访求遗逸甚严”，这不是多吸附人才而是为争取更多的不合作者。县令“举报”了他:“王与准以其先世尝死忠，朝廷待之薄，遂父子誓不出仕，有怨望之心。”朝廷的派员大怒，拘留与准的三个儿子，作为人质，在再上山追与准。与准“益深遁，坠崖伤足。求者得之以出。”部使见王的确伤的很重，又见他“言貌坦直无他”，不像个“反革命”。王又向部使讲了烧卦书逃遁的原因。部使放了他一家人，见他的二儿子世杰有出息，便对他说:“足下不仕，终恐及罪，宁能以子代行乎?”不得已，世杰当了领取“助学金”的秀才。他为了感谢伤了他脚的石头，遂自号“遁石翁”。 王世杰即阳明的曾祖。到他这儿，三代人已“隐”出名气了，所谓“祖秘湖渔隐彦达，父遁石翁与准，皆以德学为世隐儒。”他勉强当了秀才后，赶上大考之年，按规定，考生须散发脱衣接受检查，以免夹带作弊的东西。世杰觉得是侮辱，未进考场而返。其气节如此，真有黄叔度之雅致，是蒲松龄辈可望不可即的。后来又有两次当贡生的机会，他都让给了别人。理由先是双亲老，后来父死又以母老。但是不当官的日子是难过的，以养老母亲为名不出仕，单靠种地教书，常常“饔食不继”。他母亲临死时说:“尔贫日益甚，吾死，尔必仕。勿忘吾言!”等到他想出山，终于有人举荐了他时，他却死了。 扣除古人谀墓的美化成分，也考虑到我们读到的是王氏后人编辑的《世德记》，说不定还可能经过王门弟子的加工。我也直觉到这三代人所谓不出仕，实乃没出了仕的好听的说法。尽管如此，三代人耕读养气，不失“江左望族”的余风，已殊为可观。在明代流氓政治的旋涡外，在世风日替的龌龊声浪之外，保持着“隐儒”风范，真有腐败权贵世家或单纯农商家族所不具备的文化力量。 世杰因先世在门前“植三槐”而号槐里子。“年十四，尽通《四书》《五经》宋大儒之说。”平时“言行一以古圣贤为法。尝谓其门人曰:‘学者能见得曾点意思，将洒然无入而不自得，爵禄之无动于中，不足言也’”。这种风度传给了儿孙。这个人命不好，被举贡到南雍（南京），没当成官还客死身亡，自著的《易春秋说》《周礼考正》的手稿，“为其同舍生所取”，散失不知所终，仅存《槐里杂稿》数卷。 他的儿子就是一手带大阳明的王天叙，名伦，以字行，号竹轩，“性爱竹，所居轩外环植之，日啸咏其间”，看样子靠教书就过得能穷自在起来。自幼受槐里庭训，德业夙成。刚成年，浙东浙西的大家族就争着聘请他当塾师。“凡及门经指教者，德业率多可观。”槐里先生只给他留下几箱书，他每开书箱，都伤感地说:“此吾先世所殖也。我后人不殖，则将落矣。”看来，很想中兴这个老牌书香传家的家族。但他本人是否去应科考，诸传状均不书。不书不等于没考。没做成官是个事实。“雅善鼓琴，每风清月朗，则焚香操弄数曲。弄罢，复歌以诗词，而使子弟和之。”他教育出个状元郎和新建伯来，够辉煌的了。可以说，阳明办书院会点拨人，是家传也是遗传。已酉年（1489年），阳明18岁时，竹轩公这位和乐又严肃能吃暗亏的可爱老人谢世。 他遗传给了阳明“细目美髯”的相貌特征，还有仁义和乐、与人交际亲切蔼然而尊严不可侵犯的个性，还有敏捷练达的才智。他为文好简古而厌浮靡，作诗则援笔立就，若不介意，却合格律。他母亲性格严厉，又偏爱她娘家的孩子和天叙的弟弟，但他象舜一样照样孝敬母亲、爱护弟弟。这种以仁义之道处不公正之境的涵养也熏陶了阳明处逆心顺的作风。 阳明的状元父亲，因曾读书龙泉山中，人称龙山先生，晚号海日翁。生而警敏，读书过目不忘，天叙口授的诗歌，经耳成诵。他六岁的时候在水边玩，有人丢掉一袋。金子，他知道那人必来找，又怕别人拿走，就将袋子放在水中。一会儿，那个人边哭边找的过来了。他告诉了他，那个人取出一锭来谢他，他扭头走了。他气质醇厚，坦坦自信，不立边幅，议论风生，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无异语。常面斥人恶，因而得罪人；但人们也知道他无深意，也结不下深怨。他有定力，组织能力强，百务纷陈，应之如流；在危疑震荡之际，能卓然屹立。阳明起兵平宁王时，家乡人荒乱，怕宁王派兵来，王华应付裕如。他家的楼房失火，亲朋齐惊，他款语如常。这些也遗传给了他儿子。反正无非凡的素质难有非凡的功业。 他们遗传给了阳明些什么，是一言难尽的。是需要用阳明的一生来回答的。自然，没有王阳明，大概没人来收寻重温这套家谱。 2．古越阳明子 阳明为人作序记，落款常是“古越阳明子”“阳明山人”“余姚王阳明”，自然也有用新建伯之类荣誉头衔的时候。这个人对这类名号细节是极重视极有感觉的。用出生地或官衔是惯例，而说“古越”便感情系之了。他是以生为越人为荣的。越地也的确是个神奇的地方，直到民国时代越人还保留着古越遗风。 阳明成化八年（1472年）九月三十日亥时出生于余姚。余姚在明代属于绍兴府，绍兴即大禹时代的“大越”，越地越人的特色要从大禹说起。鲁迅视大禹为“中国脊梁”的原型样板，即是平实之论，亦包含着同乡的自豪之情。大禹治水，功铸九鼎;阳明治心， 鲁迅改造国民性，也都功不在禹下。 大禹治水告成于这片三苗古地。《越绝书》载:这片泥泞积水的沼泽地，本是荒服之国，人民水行而山居，刀耕火种，还流行着断发文身的习俗。巫风颇甚。《越传》载:“禹到大越，上苗山，大会计，爵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会稽。”现会稽山麓的大禹陵，即为禹之葬地。 第4章 会稽，不但是自然的山了，成了行政区划。夏少康封庶子无余于会稽，奉守禹祠，国号为“于越”。秦始皇时期改名为“山阴”。因其在会稽山之阴。这是把越语地名改为通用语。《王阳明年谱》及书信中屡次出现的“越”“山阴”就是绍兴。 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终于报仇复国的精神最见越人气性。现在绍兴的越城区就是当年范蠡帮助勾践为“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规划设计的。这也是绍兴城又称作“蠡城”的由来。勾践灭吴的次年将国都从蠡城迁到琅（今山东胶南县附近）。王阳明的远祖即琅人，不知是随勾践迁过去的，还是越人到了琅后繁滋的，抑或是琅土著。王氏是望族，不像平家子如张居正那样族谱多不过从本朝讲起，王氏族谱上的“始祖”是晋光禄大夫王览。王览的曾孙便是大名永垂的王羲之。羲之少随父王旷渡江，先安家建康（今南京），不满意，又搬到会稽。当时两城是齐名的江南大都会。但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美景叠现，令人应接不暇的风光更能满足他那艺术家的心灵。他的后代又迁华唐，石堰，达溪。始终在这一带打转转。羲之的二十三代孙王寿，自达溪迁到余姚。阳明的父亲王华思恋山阴山水佳丽，又搬回山阴（绍兴）。余姚遂成为阳明的“老家”，现在两地都留有遗迹。 山阴被习称为越，还因为隋朝时在此建越州，五代十国时，吴越王钱婆留定越州为吴越国东府，行都。改称为绍兴，则是南宋赵构避金兵跑到这里，两次把越州当成临时都城，越州官绅上表乞赐府额，赵构题“绍祚中兴”，意为继承帝业，中兴社稷。公元1131年，改年号为绍兴，并将越州升为绍兴府。于是，于越，会稽，山阴等名称一统为绍兴。绍兴府城的东西两部分分别为会稽县城和山阴县城。也就是说绍兴府署，山阴县署，会稽县署当时都在同一大城之中，统称越城，即今浙江绍兴。 一提绍兴，人们就能想起一长串让人心酸眼亮的英名:周恩来，周树人（鲁迅），蔡元培，秋瑾，徐锡麟，章学诚，刘宗周，张岱，王思任，徐渭，再往上陆游，贺知章等等，等等。虽然不能说阿q的未庄与越地没有关系，但越地诚如王思任所说:“乃报仇雪耻之，非藏垢纳污之地。”也许，一张苦脸，一副刀笔的绍兴师爷形象最能体现越人的强项、狷介和几分刁钻的个性。人杰地灵的绍兴，因走出个王阳明而影响了中国的历史。 阳明出生的余姚是个山岭丛集的古朴闭塞的城镇，多亏了一条姚江勾通了与域外的联系，更多亏王阳明创立了姚江之学，从而使之成为浙东文化重镇。黄宗羲在《余姚县重修儒学记》中说: 元末明初，经生学人习熟先儒之成说，不异童子之述朱，书家之临帖，天下汩没于支离章句之中。吴康斋、陈白沙稍见端倪，而未臻美大圣神之域，学脉几乎绝矣。……贞元之运，融结于姚江之学校。于是阳明先生者出，以心学教天下，视以作圣之路，马医夏畦，皆可反身认取，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圣人去人不远……至谓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人心亦是牵补度日，是人皆不可为尧舜矣。非阳明亦孰雪此冤哉……今之学脉不绝，衣被天下者，皆吾姚江学校之功也。是以三百年以来，凡国家大节目，必吾姚江学校之人，出而定……故姚江学校之盛衰，关系天下之盛衰也。……阳明非姚江所得而私也，天下皆学阳明之学，志阳明之志…… 其实阳明的工作就是恢复了孔学之仁学的本质，把它从已经学科化的状态中解救出来，恢复其彻里彻外的身心之学的特质，恢复其生活宗教的本体地位，就是把道德教化贯彻到百姓日用之中。阳明的良知之道就是将“仁”变成大全之道，将孔学之学变成弥漫天地间的文化正气。 另一位明末史学大师张岱说:绍兴八县中数余姚文化气息最浓，后生小子都得读书，各行各业的人对历史文物典章，知之甚多。这毫无疑问是阳明开辟的姚江之学的后泽。但在南宋绍兴二年就能刻出二百九十四卷的《资治通鉴》来，说明余姚在文化上早就绝非等闲之地。 姚江，又叫舜水，全称为余姚江。余姚江源出四明山支脉太平山，蜿蜒东流经余姚，于宁波汇奉化江后成为甬江。关心郡国利病的大儒黄宗羲写有一篇《余姚至省下路程沿革记》，其略曰:吾邑至省下，其程不过三百里。而曹娥，钱清，钱塘三江，横截其间，又地势卑下。曹娥而东，未入姚江。各江之间，充满桥坝土堰，支港林立，或水少难以舟行，须候潮;或江水湍急，险恶难行。历任地方官想改革舟渡办法都是治此彼起，改变不了舟子迹同杀人的摆渡习惯，改变不了候渡甚难的状况。“是故吾邑风气朴略，较之三吴，截然不同。无他，地使之然也。然而民生愈促，朴略变为智巧。是则非三江叠堰之所能限也，不能不归之世运耳。”阳明在《送绍兴佟太守序》中说:“吾郡繁丽不及苏，而敦朴或过;财赋不若嘉（兴），而淳善则逾。是亦论之通于吴、越之间者。” 地理环境决定了初始条件，决定了基本生存格局。黄氏将越地民风不同于三吴归咎于江运条件，有相当道理。浙东是丘陵，山多，乡民赖江水冲积的平原而栖息，都在“地势卑下”的范围中。 余姚县境中最大的山是龙泉山，为四明山的支脉，又名龙山，灵绪山，屿山，在余姚西边。南坡山腰有泉，虽微不竭，名龙泉，以泉名山。海拔67米，面积14万平方米。是南方惯见的那种小山。其北麓半腰处有栋小阁子楼，本属于莫家，王华还没中状元时租用为书房，并家居于此。但因生了王阳明而成了文物。阳明高弟钱德洪撰有《瑞云楼记》详细记述了“神人送子”的神话:阳明的奶奶岑氏梦见五彩云中，神人在鼓乐声中抱一婴儿交付岑氏。岑氏说:我已有子，我媳妇对我极孝敬，愿得个好孩子为孙子。神人答应，然后，怀孕十四个月的郑氏生下阳明。等阳明大贵之后，乡人便把那个小楼叫做“瑞云楼”。有趣的是，24年后钱德洪也生于这个楼中。 《明史》写的清灵精练，相当讲究，但依然信服神秘的灵异的话头，照录了许多人物赋有奇迹色彩的出生故事。好象大人物就是天纵之圣似的，自然对阳明也不例外。也说他是神人自云中送来，因而初名“云”，也因此而五岁尚不能说话，经异人抚摸后，更名“守仁”，才会说话。因为“云”在古汉语中是说话的意思，道破了天机。其实，妊辰14个月或更长些时都是有的;几岁不会说话后来成了大智者的也是有的（如爱因斯坦）。但是瑞云送子是神话。瑞云楼焚毁于清乾隆年间，遗址尚存。有关部门要重修以供人观瞻。阳明成了人物后，回故居，“访瑞云楼，指胎衣地，收泪久之”。这个人就是这么重生，人情味浓。这，也可能是天生的。不是这种气质的人，不可能创立重生命顺人道的心学来。阳明有《忆龙泉山》等诗。在《忆诸弟》中很有感慨的说: 久别龙山云，时梦龙山雨。觉来枕簟凉，诸弟在何许? 终年走风尘，何似山中住。百岁如转蓬，拂衣从此去。王守仁以“阳明”自号，是喜欢“阳明洞天”这个地方和这种仙气的名称。“阳明洞天”被当地人简称为阳明洞。这个阳明洞在会稽山，据说是大禹藏书或葬身的地方，也叫禹穴。《康熙会稽县志》卷四载: （阳明洞）洞是一巨石，中有，在会稽山龙瑞宫旁。旧经三十六洞天之第十一洞天也。龟山白玉经:会稽山周回三百五十里，名阳明洞天，仙圣人都会之所。 据此，阳明洞天不龙瑞宫之一石矣……其后王文成为刑部主事时以告归结庐洞侧，默坐三年，了悟心性，今故址犹存。其谪居龙场也，尝名其洞为小阳明洞天，以寄思云。阳明31岁时告病回绍兴，筑室阳明洞侧，行导引术。后来讲学于阳明洞都是在洞侧的房屋中，即王龙溪说的“精庐”，而非在洞中。会稽山在绍兴东南13里，阳明就近结庐是十分自然的。另外的诸多的说法都是错误的。如明人冯梦龙《王阳明先生出生靖乱录》中说王31岁告病是回的余姚“四明山之阳明洞。”“洞在四明山之阳，故曰阳明。山高一万八千丈，周围二百一十余里。”冯氏是直接用了道经上的说法，道经第九洞天是在四明山，高度大小一如冯氏说云，洞中有石窗，四边玲珑如窗牖，通日月星辰之光，故称之为阳明洞，取四明之阳意。但阳明不可能去，再说《年谱》是由阳明的同乡钱德洪主撰、众弟子参订的，阳明回的是余姚还是绍兴，不会搞错，冯氏倒是明末的追记了。另外在广西，贵州还有两个阳明洞，都是阳明后来的讲学处。古越阳明子的阳明洞在会稽山上。而且还有人径称会稽山为阳明山。 《嘉庆山阴县志》《绍兴府志》都强调阳明是绍兴（山阴）人。都说他“本山阴人，迁居余姚后，仍还原籍。”“先生世居山阴，后迁姚江”。这也许有抢乡贤的意思。就象钱德洪是余姚人，特采王寿自达溪迁余姚的说法入《年谱》。反正两地都在“越”境，文化风俗是相同的。古越也是含括这两地的。余姚自来隶属山阴。达溪是溪的上流，是王羲之晚年定居和墓葬之地。阳明的高祖王与准为避永乐皇帝之举遗逸而逃到余姚，则是无争议的事实。“举”他，他不起，还号“遁石翁”。显然是个讲操守而不汲汲于富贵的气节之士。 第5章 王华迁回绍兴后，王家就世居于此了。余姚是阳明的出生地，绍兴是他的生长地，中年以后的家。龙泉山、会稽山都属于他。 湛若水在给阳明作的墓志铭中深情的说:“夫水土之积也厚，其生物必藩，有以也夫。”——良有以也! 3．第一等事 会稽山，原名茅山，苗山，防山，涂山。东翼为五百冈山，西翼为西干山，中翼为化山，北与宁绍平原相接，是钱塘江支流曹娥江和浦阳江的分水岭。最高点为东白山，海拔500米，峰岭秀异，奇气弥漫，素称“浙东名山”。它敦实了王阳明的品性，我们应该感谢它。这有他的诗为证:“昔年大雪会稽山，我时放迹游其间……我尝亲游此景得其趣……” 更有一座“王家山”，因阳明的远祖王羲之建宅于山麓之中，故名。它在绍兴的东北，周围约2公里，高52米，相传山上长蕺，越王勾践为雪耻兴国曾经在此采食蕺草以自励，所以又名蕺山。蕺山因“蕺山书院”而名漫天下，明末大儒刘宗周在此讲学，培养了一个更大的儒——黄宗羲。黄的《明儒学案》是心学专门史。清末于书院旧址创办山阴学堂，秋瑾的同志徐锡麟曾任堂长。 “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这是杜甫的名句。鉴湖在绍兴西南，俗名长湖，大湖;雅名镜湖，贺鉴湖。它因“鉴湖女侠”秋瑾的英名而广为人知。也因其水酿造的绍兴黄酒而成为俗话题目。阳明咏鉴湖的诗无甚名气，但可见他对家乡水的感情:“鉴水终年碧，云山尽日闲。”（《故山》）“春风梅市晚，月色鉴湖秋。空有烟霞好，犹为尘世留。”（《忆鉴湖友》） 罗列这些是为了“呈现”我们已无法确知的王阳明的“生态环境”。越山是神奇的山、越水是神奇的水，越人是既不同于齐鲁人，也不同于燕赵人的。吴越素称肝胆相照的邻邦，但越人强项，吴人奢靡。民风格捍难通。浙东学风与湘湖学风相近，而去浙西较远。阳明只能从姚江走出，而不可能从秦淮河畔崛起。秦淮河出名士，不大出志士。越地出志士，即使是名士也带有孤傲倔强的志士风。 阳明十二岁那一年，向塾师提出了一个很不寻常的问题:“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惟读书登第耳。”阳明的天性和个性使他直言不讳的反驳老师:“登第恐未为第一等事，或读书学圣贤耳。”学圣贤就是不以登攀仕途为目的，而以成圣当伟人为目标。这就是说，阳明不想呆走读书人“学成文武艺，赁于帝王家”的钦定官道。这条已通行两千年的正途，无法安顿这个追求不朽的少年的心灵。尽管不能排除这个细节是《年谱》作者为树立老师高大形象而倒果为因的“合理虚构”，但还是“合理”的，是能见出阳明卓尔不群天赋的有用之言（阳明，李贽都重视“有用之言”）。 早期经验是人的性格的奠基地。性格是受自我内驱力支配的追求体系。人们都在追求幸福，而幸福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是早期经验的满足。刚刚登第当了状元的父亲嘲笑儿子这种不着边际的理想:“汝欲做圣贤耶!”然而若没有他儿子，这位龙山公早已被人们归入忘川。阳明是跟着爷爷长大的，他爷爷象贾母保护宝玉一样保护了小阳明豪迈不羁的天性。阳明的成圣意欲也应该说是从小从他爷爷那儿听来的。小阳明会说话以后就会背诵爷爷曾经读过的书，大人惊奇，问他为甚么会?他说:“听爷爷读时已默记住了。”在纯真的童心中种下了古典情结。学为君子，学为圣贤，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主题。所有的精致文化都是要把人教育成名曰君子的艺术品。孔，孟，荀，《诗》《书》《礼》《易》《春秋》，各讲一套，但在教育人一定要成为君子圣贤这一点上高度一致。 他童年的心地如同古朴的越地，尚未受到“文明”的污染，阳明越过“现代”的父亲人格（当然包括塾师所体现的教育系统），通过爷爷上接了古典的原教旨。所以提出了大人不以为然的真正的根本性大问题。阳明悟道之后才明白这叫作“良知天然现成，却被闻见习气给遮蔽了”。大人们觉得他可笑，其实大人们下等资质的蔽于欲，上等资质的蔽于意见，可怜得找不到大和真觉了。阳明终生自豪的自己的这“千古圣贤相传一点真骨血”的心学，就他个人的“发生学”来说起脚于十二岁时的这一问! 当然，阳明现在的“第一等事”还只是蒙胧的生命意志，是他的良知天然呈现，尔后用了二十多年的时间才将这个“我心”变成天下之公器。但没有这种出发点，这一条夜行船也许会销蚀在夜色中。戴震小时候问他的老师:朱熹怎么知道千年以前的事情?梁启超用他特有的夸张表达式这样概括戴震这一问:这一问问出了三百年启蒙思潮。仿此，则不妨说阳明这一问一答，开辟了心学的主航道，一直通到毛主席要把全国办成“毛泽东思想大学校”，要人人成为毫无私心杂念的专门利人的人。这种以伟人自期的英雄主义，是我中华大丈夫的祖传心灯。“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毛泽东语）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们克强敌创奇迹的法宝。 “何为第一等事?”是人为什么活着的问题，人怎样生?路怎样行?立什么志成什么人，怎样的日子才值得一过？四百年后的法国哲学家加缪说:只有一个严肃的哲学问题，那就是人为什么自杀或不自杀。判断值得生存与否，就是在回答哲学的基本问题。阳明的意义就如黄宗羲所说的：以心学教天下，示人作圣之路，改变了理学将心物分为二的错误路线，让人步趋唯诺，无非大和真觉。 现在我们的“夜行船”要为 “第一等事”而启航了。 但他哪里也去不了，只是跟着他中了状元的父亲到了北京，念私塾。 真正的生活是内心生活。真正的航程在心里。 自古传法一线相悬，气如悬丝，但以心传心，薪尽火传神不灭。 第三回多管齐下 1．侠客梦 小阳明性情活泼，好动，且矫健异常，窜奔跳跃，相当欢实，不是循规蹈矩的“好孩子”。多亏了他爷爷开放式的教育，他的天性没有受到大家庭惯有的压抑和斫伤，直接的成果就是发展了他的兵家兴趣。任何小孩子都有尚武倾向，只是更多的人在成长时期被文化给化掉了。阳明也没想到他现在的每一件事都为他一生埋下伏笔。 《王龙溪先生全集》卷二《滁州会语》中说他生来就是个“英毅凌迈，超侠不羁”的孩子。他“十二岁在京师就塾师，不肯专心诵读，每潜出与群儿戏，制大小旗居中调度，左旋右旋，略如战阵之势。龙山公（王华）出见之，怒曰:‘吾家世以读书显，安用是为?’先生曰:‘读书有和用处?’龙山公曰:‘读书则为大官，如汝父中状元，皆读书之力也。’先生曰:‘父中状元，子孙世代还是状元么?’龙山公曰:‘止吾一世耳。汝若中状元，还是去勤读。’先生笑曰:‘只一代，虽状元不为稀罕。’父益怒扑责之。”（《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卷上）王华常常担心儿子会发展成甚么模样，王天叙却充满信心。他凭直觉就觉得这个孩子不是凡品，而且他更愿意相信相面先生的美妙预言:“此子他日官至极品，当立异等功名。” 后来他总结道:“儒者患不知兵。仲尼有文章，必有武备。区区章句之儒，平日叨窃富贵，以词章粉饰太平，临事遇变，束手无策此通儒之所羞也。”（同上，引王氏信中语） 他十三岁在身为翰林院修撰的父亲的家里，找不到畅快的感觉，因为他此时更崇拜侠客。曾经一个人溜出去游览北京北边的居庸三关。下关，中关，上关个相距十五里，出上关北门又十五里为八达岭。皆依山起势，从把达岭俯视下关如同窥井。在那个冷兵器的时代，居庸关真京城北向之咽喉。阳明骑马逶迤而上，自如下关，便两山相凑，仅有和边小道，路遇鞑靼人也骑马大大咧咧地走来。阳明好斗的天性加上民族间的仇恨，更有一试自己能力的好奇和证明自己侠客梦的冲动，遂拈弓搭箭，呼啸着朝鞑靼人冲过去，连喊带射。鞑靼人卒不及防，不知这个孩子身后有和仗势，再加山近有回音奏响，遂仓慌逃窜，跑出一箭路，回头一看，原来也就是一个孩子而已。 阳明为什么这么恨鞑靼人呢?除了汉族中心主义的民族情绪，还因为他崇拜于谦。于谦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伟人。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是小阳明心头中最大的迷。他在京城四处巡梭，想了解实战情景。他在于谦的祠堂前题下这样一联: 赤手挽银河，公自大名垂宇宙。 青山埋忠骨，我来何处吊英贤。 这次他在居庸关附近“考查”了一个多月。浏览长城，拜访乡村老人，询问北方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了解古代征战的细节，凭吊古战场，思考御边方策。“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回到家中，居然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梦，梦见自己去参拜伏波将军庙，还有一首诗:“卷甲归来马伏波，早年兵法鬓毛皤。云埋铜柱雷轰折，六字题文尚不磨。”这位将军叫马援，是征讨交趾苗乱的名将。神奇的是，他临死前，居然亲身到了伏波庙，跟他现在梦见的一样。 终明之世，刀兵不断。不算宗室夺权的战争，约有三类:一是北部少数民族，西北东北正北均战火连绵。明朝胜利时少。斩敌上百即为大捷。二是东南沿海的倭寇，他们常常几十人就搅得数省不得安宁。 第6章 三是各地各民族的起义，此起彼伏。规模大小不等，时间长短不一。只有专门家才能统计清除永乐死后，发生过多少农民起义。自然洪武永乐两朝也没闲着，打别的仗了。明帝国内部各地的农民起义真是多如牛毛。就说成化一朝，云南大藤峡瑶壮各族起义，官军斩断大藤，改地名断藤峡。刘通（刘千斤），石龙，刘长子在房县大石厂起义，率领荆湘流民数万。四川“蛮”起。靖州苗起。广西黄公汉，开成满四、李原在竹山，四川荣县民起兵据府库，纵狱囚，福建上杭，广西田州（今百色，田东，田阳）头目黄明起兵……这还是阳明“考查”居庸关以前的不完全统计。 他十五岁时，便屡屡想上书朝廷，献上自己的“平安策”，你说这个人的参与意识表现欲有多么强！这也是他后来虽然沉溺于仙释却终究并没有出世高蹈，还是当了杀贼王平反叛的“英雄”的性格基因。心学家区别于理学家的一个特点就是“好事”。他那位状元老子斥责他太狂妄了，"你懂甚么，治安缉盗要有具体办法，不是说几句现成话就能见效的。还是先敦实你的学问，再来建功立业罢。" 此前，他与几位同学在长安街上漫步，一位相面先生追着给他看相，说他这种相貌太难得一见了。他让阳明将来要记住他说的话:“当你的胡子长到衣服领子是，你就入了圣境;胡子长到心口窝时，你就结圣胎了;胡子长到肚脐时，你就圣果圆满了。”这正与他的期望相吻合，至少可以抽象地相信自己是可以成圣的。 但是，怎样才能成为圣贤呢?立德，立功，立言的下手功夫在哪里?为什么父亲不让我上平安策呢？他和老师还嫌我学做圣贤的愿望太可笑。但愿相面先生说得准!他常常捧着圣贤书静坐凝思，期望与圣贤神遇心契。然而，圣贤的精灵并没有附体与他。 2．长生久视 十七岁这一年，他带着怎样才能成为圣贤这个深深的拷问和年轻人易有的热切与摇摆，告别了京城，回到山阴。 这里有他的“百草园”，有他的“三味书屋”，有凝聚着他顽皮淘气的种种“文化遗址”，唯独没有了他的母亲。他的母亲郑氏四年前就去世了。他在京闻噩耗自然哭得痛不欲生，但只有回到家才深切感受“直觉”到母亲不在人间!没有妈妈的家再小也空空荡荡，家越大越空荡。因父亲中了状元而大事增建的“家”，此刻对阳明成了残酷的嘲弄:外在的东西到底有甚么用?这些人工的东西与我心何干?人为什么说死就死了呢? 他直觉到生与死之间的距离不过相隔一张纸，生与死之间的过程简略得亦在呼吸之间。生命的真相和根本到底是甚么?他陷入了这种情意痴迷的思考，不同于亚里斯多德，培根等西哲自不待言，令人注意的是与朱熹式的宋理学，郑玄式的汉学均大不相同。这个切切实实的生命困惑，蕴酿了阳明冲击汉学宋学的契机:支撑王学体系的根本情绪，便是这股“生命意识”。 这种生命意识的浅近境界就是追求长生不死。他开始迷恋养生之道。 显然，当你死了就甚么也不是了。所以最基本的问题是如何长生久视。 当时，南方流行的是融合了全真，清微，净明三派的正一道。从洪武初年起，正一道天师即掌全国道教事，超出全真道而为主导。他们推崇全真南北二宗的内丹之传，以性命双修为教法之本，以心性为三教共同之源，运用宋儒的太极之说解释心性，并糅和了禅宗的心性论。他们的练丹法也体现着三教合流的特色，以“自性法身”为本，以“摄情归性”“摄性还元”为进修之要，以“粉碎虚空”为最高境界。因为，他的学生对他这方面的事情几乎是讳莫如深，我们对他到底学了哪门哪宗不得而知，但估计应该是上述正一道，因为其基本理路与阳明的个性教养相契，也与他后来的风度相合。有的记载说阳明一生都在练内丹。他若修的不是正一道，也是全真内丹心性学一路，或内修南宗一脉，更关键的是这几路都差不多，更何况三教合流是明代的大背景。 不过，他反正也是初学，无关紧要。他这此回来是完大婚的。关于这次婚姻，记载无多。根据古人的惯例，象王家这样的，若本地联姻，多半是亲族在衍化，七大姑八大姨地连环套着滚动发展。若是与外地人联姻，多半是同僚，同学，同年等等关系在起连缀反应。阳明的岳父诸介庵正是余姚人，现官江西布政司参议，与王华是“金石相契”的至交。在阳明还是个嬉笑无方的小孩时，诸介庵在吏部，主会试那一年，到王家串门，非常赏识活泼的小阳明，慨然允诺将女儿许配给他。到了今年，他已十七岁，可以完婚了，他为了报答岳父的知遇之情以及这十来年不时的关怀，更为了示尊重和隆重，遂决定不远千里，“亲自”到南昌去迎娶夫人诸氏。 然而，新婚合卺之日，他却闲行入一个叫“铁柱宫”的道观，见一道士趺坐一榻，遂即问讯，那个道士原来懂养生之术，阳明遂有千里遇名师之感，坐下来倾听，继之，相与问答。阳明凭着“体悟”，道士凭着学问，两人谈锋均健，甚为相得。不知东方之既黑。阳明居然忘了他的洞房花烛夜。阳明的率性，一旦倾心遂物我两忘的特性，于此油然可见。也可看出当时他对养生之道迷醉到甚么程度。然而这太出格了。他又与道士谈到东方之既白。直到岳父派遣人员到处找他，从铁柱宫把他“捉拿归案”。《围城》中的董斜川说王阳明怕老婆不知有何根据，看阳明对男女之事如此淡漠，当不至于受制于内帏。也许发韧之初，他犯了这个“原错”遂终生在夫人面前抬不起头来?那也只能说明他是人道主义，不搞什么大男子主义。这，也许就是哲学家多被人讥为惧内的原因。 3．眼见真儒 他现在既相信像于谦那样的功名才能流芳百世，有强烈的建功立业的欲望，从而热心兵事，然而不过是侠客梦想。又想长生不死，从而迷恋道教，然而也不过是练一些导引气功而已。更想着他的“第一等事”，想成为圣贤。此时他还不能很好的融合这三角关系，只是忽而以此为主忽而以彼为主。但已可看出其心理结构是多元共生立体式的，这块“集成板”已安装了兵道两路的线头。而不是拘拘小儒那种单线条的。这也决定了他不可能终老林下或书斋。 这样，十八岁这年他与当时的名儒娄谅（一斋，1422--1491）的会面就成了重要“事件”。他领着夫人回余姚，坐船过广信「今上饶」，他特意下船专程去拜访了娄谅。奇qisuu.书娄谅是明初著名理学家吴与弼的学生，吴是以朱学为正宗的，也有点心学倾向。娄氏亦然。娄氏向王讲了“圣人必可学而至”的道理。这其实是儒学的通则，无论理学还是心学都笃信不疑的学而致圣的原理。却因正搔着王此时的痒处，“遂深契之”，产生了确定他的致力方向的、指点迷津的作用。 听大儒讲与看大儒的书有直接感受与间接接受的差别，会谈时的"情感场有移人性情的作用。再说，直接听能感受到简易明细的思路。大儒的气象本身也有感染力。从此，阳明更坚定学做圣贤的志向:只要通过"学"能成圣，那我肯定能成功。 娄谅走过眼前这个年轻人的心理路程。他少有成圣之志，曾经游走四方，遍求名师，结果非常失望:“都是些举子学，不是身心学。”转辗听说在江西临川的吴康斋（与弼）是个圣人，遂从老家广信上饶再度出发“朝圣”。这一次没有失望，康斋也“一见喜之”，说:“老夫聪明性紧，贤也聪明性紧。”康斋针对一斋豪迈不治细事的特点，告诫他:“学者须亲细务。”娄一斋以收“放心”为居敬之门，以何思何虑，“勿助”“勿忘”为居敬要指。 这些与阳明早期思想若合符节。黄宗羲在《明儒学案》卷二中介绍了上述内容以及王专访问学之事后，明确地说:王的姚江之学，娄发其端也。娄反对“举子学”，倡导“身心学”，议论虽主程朱居敬之旨，却深深地潜行濂溪明道之学，而濂溪明道正是心学的一个有力的来源。娄的同门胡敬斋曾讥笑娄近似陈白沙的浪漫主义。所谓娄发姚江之端，其实是娄契合了王的“浪漫”心志，是那个“道”本身决定了他俩对跑道的选择。 明人上至皇帝大儒下至愚夫愚妇都信神秘数术。娄一斋在英宗天顺七年（癸未，1463年）进京参加会试，走到杭州突然返回。人们问为什么，他说:“此行非为不第，且有危祸。”果然，会试的贡院起火，举子被烧伤烧死者无算。黄宗羲说这是他“静久而明”有了神术。然而他没有算出来他的女儿嫁给宁王，使得他的子侄多被捉拿，门生散谪，他这一脉宗门狼狈不堪寥落星散。阳明平宁王后给已自杀的“娄妃”以礼葬，既表彰其深名大义规劝宁王勿反的知礼精神，又报答了当年受点拨之恩。 即使娄一斋不算王学的发端，阳明心学也不是空穴来风。康斋的另一学生谢西山就增提出过“知行合一，学之要也。”康斋就讲究身体力验，只在走趋语默之间，出作入息，刻刻不忘，自成片段。他的口号是“敬义夹持，诚明两进”，他与来从游的弟子，躬耕自食其力，雨中披蓑笠，负耒耜，并耕于野。和学生一起吃最普通的百姓饭。陈白沙从广东来就学，晨光初现，康斋就亲自簸谷子。白沙不起，康斋大吼:“秀才，若为懒惰，即他日何从到伊川门下? 第7章 又何从到孟子门下?”有一次割庄稼割伤了手，康斋说:“何为物所胜?”照割如初。曾叹笺注著作太繁，无益有害，因此不轻率著述。省郡交章举荐他，他不去当官，他说:“宦官，释氏不除，而欲天下之治，难矣。吾庸出为!”（均见《明儒学案》卷一）也是在“转”理学，尽管他并不想破理学规矩。这种人对理学的转变，更有说服力的证明了理学非转不行了---至少靠辞章传注不能维持其精神力量了。 心学转变理学就是要重建儒学的精神境界以满足人们那新的精神需求。这几乎是一种自然需求，所以才有这些寻求新的智慧境界的才志之士来不约而同的谋求新的进路。转向心学乃是时代走势，阳明是应运而生。 不过，理学的藩篱是坚固耐用的，他已经是“传统的权力”了。娄谅向阳明讲的更多的还是“宋儒格物之学”“居敬功夫”。阳明过去是个活泼诙谐，爱开玩笑的人，别过一斋后，变得“端坐省言”起来。他的从弟，妹婿觉得奇怪，他说:“吾昔日放逸，今知过矣。” 成化三年，王华的岳父去世，王华也须丁忧，他便回了老家余姚，监督着子弟们讲析经义，准备应举考试。阳明则白天随众学习举子业，晚上收取经子史籍读之，常常读到深夜。从弟妹婿们见他文字日进，愧叹弗如，后来总结出“彼已游心举业外矣，吾辈及也!”（《年谱》）这也是老子说的“外其身而身存”，后其身而身先。阳明一生都得力于这种入乎其内出乎其外的章法。 4．格物 举子业，主要就是背朱子注释的《四书》，再练习作八股文。阳明总是能把浅近的目标与深远追求结合起来。这自然是其智力有余裕的表现，更是胸有大志的缘故。自然这也是中国“其称名也小，其取类也大”的传统智慧。阳明是“上根”的人，他用朱子的“格物说”来格举业这个“物”。所以，不可能像范进们那样用尽毕生之力还“屡试不售”。他二十一岁这一年，参加浙江乡试，一举成功。 又有明人惯用的神秘的附会:在考场中，半夜见两个巨人，穿着大红大绿的衣服，自言自语:“三人好作事”，然后忽然不见。果然王与孙燧，胡世宁同榜中举。后来，宁王叛乱，胡发其奸，孙死其难，王平定之。(《年谱》) 阳明对于“举子业”素来采取既不排斥也不沉溺的态度，在别人只是埋头死背词章训诂时，他却要从中探究心性的秘密，要洞彻朱学的内在机理，大有向朱子这座“文化昆仑”发起总攻之意。因为他还弄不懂朱学这幅巨大的文化地图的脉络，更弄不懂其内在的秘密，此时他不曾象后来那样"遍求考亭(朱子的号)遗书读之"，但他却真想从教主的现成思路中寻找成圣的门径。 还在他未成年的时候，经过一段外在的入门水平的知识性学习过去之后，他就想单刀直入来探究朱学的内在理路，其诚可佳，其勇可喜，但其行动可笑：他和一位姓钱的朋友一起开始格竹子。阳明的爷爷喜欢竹子，因此在“竹轩”前种了许多竹子。阳明和钱朋友每天从早到晚默默地面对竹子，竭心尽力地来格其中之理。朱子说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他们便来身体力行。到了第三天，钱朋友便劳神成疾，阳明还笑他不中用，到了第七天，他也因耗竭心力而病倒。这七天他怎样沉思其理，尽想了些什么，后人不得而知。反正他一无所获，“自委圣贤有分”，像贾宝玉看见别的女孩子在为别的男孩子而痴迷，从而悟了“情分”，自己只能得自己那份情一样，阳明觉得自己不是当圣贤的料了。他主要觉得自己天赋有限，但不可能不对朱子学产生怀疑，至少种下怀疑的种子。自然这种挫伤情绪过后，他还得回到朱子学这座大山面前来。就象在现实的道路面前绕不过举子业一样，在思想路线上绕不过朱子学。 后来，他“翻”了朱子学，问心无愧地说: 众人只说格物要依晦翁，何曾把他说的去用?我着实曾用来。初年与钱友同论做圣贤要格天下之物。如今安得这等大的力量? “格”是种什么工夫?阳明想获得什么收获呢?程朱也并不这样去格竹子，程朱之格物致知，是对于经验中的事物，一一穷究其理;及至穷得多时，乃恍然有悟于万物共有之理。讲得是经验思辨观察总结得多了，然后豁然贯通，化约为简捷直接的把握。阳明想毕其功于一役，想一通百通，想从一棵竹子身上，测悟万物之理。不妨说这是用心学态度做理学功夫，用诗人的审美观察觉悟的原理来解决哲学难题。太相信世界的象征的关系了，便是青春季节的抒情幼稚病。这也是想当英雄的青年人的通病。这一年，他大约18岁。三年后地球的那边哥仑布启航探求新大陆。 他这样来格物反而被物格。实现自我本质的冲动便另找寻突破的门径。最现成的大路有两条:一是究心举业，去当只管一世的状元去，然后去与世俯仰混一碗现成饭。一是加入主流文化圈，究心辞章之道，像李梦阳(1472--1527)，何景明(1483--1521)一样文名满天下。格竹子失败，动摇了成圣的信心，他便沿着“文化的斜坡”下滑，“随世就辞章之学”，掉过头来取现世的荣华。 这个干什么便全力以赴的人，肯定拿出了略低于格竹子的劲头来“格”八股之道和辞章之学。只是他的学生们不愿意渲染这方面的细节罢了。不然的话，他不会顺利的中举并在辞章写作方面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就。有趣的是，他专心科考却在癸丑年(1493年)举行的会试中下第了。上天像特意要“苦其心志，乏其筋骨”地锻练考验他似的，偏不要他没找到自我就混入销人灵魂的官僚队伍当中，等到丙辰年(弘治九年，1496年)会试，他又落榜了。对于一般的举子来说，这是相当正常的，终身不得一第的更多。然而对于想方设法要轰轰烈烈大干一场的王阳明来说，中举五年了，这漫长的等待是残酷的。然而，他毕竟豪迈英纵，不为外物所屈，同学中有因为落第而羞耻者，阳明却说:“世以不得第为耻，吾以不得第动心为耻。” 具有戏剧性的是，癸丑年(1493)他落选后，许多他父亲的同僚和赏识他的人来安慰他，宰相李西涯跟他开玩笑说:“汝今岁不第，来科必为状元，试作来科状元赋。”这是一种顺向抚慰法，让受挫伤者找回自己的信心。还在扬才露己阶段的阳明遂“悬笔立就”。这个场面很滑稽，但《年谱》作者还进一步编排下去:诸老惊呼“天才!天才!”退而有忌妒他才华的人说，“此子如果取上第，目中不会有我辈矣。”来科即丙辰科会试，果然因有人忌妒而名落孙山。这是反败为胜的粉饰法，殊不可信。科举过程是相当严密复杂的，糊名法早已实行，作弊取上与作弊打下都非易事。 其实，没考上就是没考上。对于阳明来说，原因倒在于他违背了自己既入乎其中又超乎其外的章法，用力太猛，适得其反罢了。科场上的这种挫折使他后来在面对无数莘莘学子的科举渴求时，有了同情了解之上的圆通“说法”。后来对他是区区一第，无关紧要，眼下却是致命的一个台阶。上不了这个台阶他就无法在一个官本位的国度建功立业。这对于现在功名心还极强的他来说是深感压抑的。这是真正需要格的物。是顺应还是反叛?他的家庭教育，家世背景不可能"放"他去做一个江湖名士，他本人也不想自逐于廊庙之外。他还得收拾聪明，先跳过现实的龙门再说。 举子业是一种典型的“意萨司”(isas)---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在古代中国一直发挥着将教会于教育合一的功能，是施行科举制以来的最大的生产关系再生产行为，它极其有效地建构着政治社会，并将那点可怜的市民社会引渡到政治社会的笼罩之下。它不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而是以精巧隐慝的方式，通过读书人这种业余牧师，牧羊人将主要的国家观念与行为规范楔入民间，在普及教育时建立起“文化权力网络”。通过日常生活熏陶和梯次训练，惩戒，选拔，评估等手段，造就人们对帝国秩序的驯服，从而确保其生产关系的稳定绵延。 举子业尽管不是技术教育而是道德教育，也依然是一种生产关系的再生产行为。因为它极大地巩固了那个“家产制官僚体系”(韦伯语)，保证了国家机器的有效运转。并通过精神催眠有效地将精神奴役的枷锁套在每一个人头上，使每个人都心甘情愿的接受“意萨司”所给定的名义，职能。 综观王阳明的一生，他并不反对举子业的这种“意萨司”功能，恰恰相反，他是嫌朱子的那套辞章讲解式的催眠作用不能有效地支持这套功能了，才来奋起谋求新的转换，来努力重建新的话语－权力模式的。日后王学的影响是相当“波澜壮阔”，但也只是在思想文化界，文学艺术界，终于没有打入举子业，从而未能事实上改组“意萨司”，未能改善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规模和方式，从而没有能够挽救大明王朝的命运。 5．学文乃余事 在达芬奇大绘其画时，我们的传主回到他的老家余姚组织了龙泉山诗社。 结诗社文会是明代文人的一大特色，阳明的龙泉山诗社在明人社团史上不足挂齿，但文人能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也是难得的造化了。怎敢与欧洲的文艺复兴比?不过，中国文化人自有在万山丛中一溪迸流的本事。 第8章 不信，你看王阳明不就是单用一颗“心”在与世界抗衡，并达到了与马丁.路德，尼采，海德格尔异趣同工之境? 当然，二十来岁的王某人，还像《水浒传》的焦挺---没面目。他还在痛苦的“起飞”期，艰难的寻求出路探索过程中。结龙泉山诗社，只能说培养了他将来组织书院、搞社会活动的兴趣，不象白沙的心学那麽苦行孤意；还有就是诗人兴致辅助了心学的诗学特色。 社址在龙泉寺，处龙泉山南麓，面临姚江。1980年因改建而拆除了前殿，大殿及内部建筑至今尚存。阳明当年赋诗说：“我爱龙泉寺，山僧颇疏野。尽日坐井栏，有时卧松下。” 社员的主要活动无非是吟诗联句，相互品评，切磋文艺，比较书法，游山玩水中寻找好诗题，也下棋对奕，陶冶性情。基本上是名士派的生活。阳明自然是雄者，是领袖。当时有一位退休的大僚与阳明联句，每有佳句即被阳明先得，大僚真心的说:“老夫当退数舍”。 阳明在办诗社时期的诗文不好判断是那些，好在这个插曲为时甚短且不重要。钱德洪编为续编的作品（今《全集》卷29），是“作于弘治初年”的，可他又说是乃师“筮仕之始”的习作。王“筮仕”之年是弘治十二年，弘治年号共用了十八年。所以，钱氏的话，极可能是指从弘治初年到十二年王中进士之始。细看是编作品的内容，这个理解大致不错。如《次韵毕方伯写怀之作》:“矮屋低头真局促，且从峰顶一高吟。”正是落第举子的心声。次某公韵的作品多也是佐证。次魏五松的很多，且多不甘自壮语:“乡里正须吾辈在，湖山不负此公来。”（《雨游龙山》）“飞腾岂必皆伊吕，归去山田亦可耕。”（《松荷亭晚兴》）这些也象是未登仕版、自己哄自己的说法。 什么独秀台，严光亭这些隐逸气的景观，都不能慰平这个怀揣着成英雄成圣贤之光荣梦想的青年人的内心紧张。“孤吟动《梁甫》，何处卧龙岗?”（《春晴散步》）他真正向往的境界是“孔颜心迹皋夔业”---内心成圣外有事功，最为心仪的自然是被杜甫称赞为“万古云霄一羽毛”的孔明。从王阳明到熊十力一脉心学灯传都推崇敬仰诸葛亮。显然，圣雄兼得是他们完美的人格理想。 《赠陈宗鲁》可能略晚于诗社时期，真有了点“上国游”的雍容，有了当时甚嚣尘上的七子复古的话语背景，少了龙泉山之鹰的苦闷与焦灼: 学诗须学古，脱俗去陈言。 譬若千丈木，勿为藤蔓缠。 又如昆仑派，一泄成大川。 人言古今异，此语皆虚传。 吾苟得其意，今古何异焉? 子才良可进，望汝成圣贤。 学文乃余事，聊云子所偏。 开头是前七子的复古主张，中间打通古今的取向又是心学派头了。最后回归到孔圣人的出发点上---行有余力才学文，“成圣贤”还是他心头“第一等事”，而且己欲达而达人。最后综观阳明一生的思想和行为，对他影响最大的不是孟子而是孔子。若生作分说，他的学术话语更多孟子的论式;他一生行事颇多孔子气象。 21岁中举之后，他就在京城与余姚之间两头跑。1493年，癸丑，弘治六年，应当是夏秋季返回余姚，结诗社。在老家呆了两年多，为赶丙辰（1496年）会试而于1495年秋冬到北京，因为会试在春天举行。洪武定于二月初九为第一场，又三日为第二场，又三日为第三场。需要体力和准备，他北京有家，稍早点来在情理中。丙辰虽落榜，但他还是感觉到都会的文化魅力，他又到了放开眼孔看世界的关头。他遂留在京城，直到三年后，即1499年，弘治十二年，已未科进士及第，释褐筮仕，走上政治舞台的边缘。 6．文章体道 “李杜文章在”之文章是指文学造诣、艺术水平，这里也是兼指阳明诗文的艺术成就，这又应了超越反而得之的原理。就在他“随世就辞章之学”时，他又说:“学文乃余事”，显然并未忘记成圣成雄这个总纲。 他遇上的文学总形势是李何之前七子要取代三杨之台阁体的复古思潮。三杨因所辅皇帝年幼，又能与太监周旋，遂在位久，任阁臣都在40余年，是历史上罕见的长命宰相。也有人归结为成祖善选人才。三杨从成祖始历事四朝，而且达到“明称贤相，必首三杨”的地步，还真不容易。杨士奇，杨荣，杨溥，虽各有其可讥之处，但能久立不败之地，亦是奇观。原因主要还在于他们“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明史》本传赞）。他们的台阁体，现通行的文学史均多讥评，于此不必深究。作为一种“官样文章”，如今日之报章体时文，自是一种可入世流行却难以传世的东西。虽不能说入时必媚俗，但难有高义当是题中应有之意。被取代也是当然之理。因为人是超越创新的动物，再保守的中国人也不可能长久地被一种文体垄断。台阁体的最后遗响是李东阳，他是王阳明，李梦阳，何景明这一茬人的宰相。李东阳“为文典雅流丽，朝廷大著作多出其手。”他因一篇文章被弘治“称善”，遂“入阁专典诰敕”，没用了三年就成了文渊阁大学士。这大概是文人从政最理想最漂亮的便宜法门，是从李白到龚自珍这一路业余宰相最为梦寐以求的道路。“自明兴以来，宰臣以文章领袖缙绅者，杨士奇后，东阳而已。”（《明史》本传） 东阳已有点求变之声，论诗多附和严羽，自然还端着讲究形式的台阁大架子。梦阳讥笑他太“萎弱”，梦阳以他特有的嚣张气质，位卑言高，勇于当“黑马”，拉起杆子来大干。与何景明，徐祯卿，康海，王九思，边贡，朱应登，顾磷，郑善夫，陈沂等号“十才子”，又与王廷相再加上十才子的前六位，号“七才子”，皆卑视一世，而李为冠军领袖。这一彪不可一世的文学好汉，除了梦阳比阳明小一岁，别人都比阳明小五岁以上。中举中进士的年头也相若，梦阳与阳明是同年举人，次年就及第了。何比阳明小11岁，中进士只比阳明晚一科。无论是李还是何，都没有直接说过“文必秦汉，诗必盛唐”，这两句话是《明史》作者对他们文学宗旨的概括。他们显然是在以复古求解放，想从形式主义的天地中找回文学的真气，但他们陷入另一种“情寡词工”的摹拟田地。 总想与人不同出奇制胜的青年阳明，加入李何一路，并不为了追随时尚，来赶已成时髦的复古思潮。他也没有追随人后的习惯，客观上也并不是加入这个圈子便光荣。他倾向复古是其心路历程的内在需要。在“随世”之中有自己的目标，本是他的“过人”之处。再说，复古是孔门中人的总态度。儒家子，在流行与传统之间，总是觉得传统才金贵。他的成圣梦就是要越过宋元明上接孔孟门径，他这些时泛滥百家，包括遍读考亭之书，都是为了寻找超越时流抵达圣域的道路。正因为他有自己的目的，最后才与这些文士分道扬镳。 此刻，他还是全力以赴的。黄绾在王氏行状中说:“日事案牍（做好本职工作），夜归必燃灯读《五经》及先秦两汉书，为文字益工。龙山公（王华）恐过劳成疾，禁家人不许置灯书室。俟龙山公寝，复燃，必至夜分，因得呕血疾。”文字益工是个自然后果，但其志并不全在于此。以他英敏的才智，如此刻苦的力行，取得令人瞩目的造诣是可想而知的。黄绾说他与李何诸公“以才名争驰骋”。自然还并没取得天下大文名，但也有专门来找他作序记的四方之士。如高平县县令杨明甫请王为其新编的《高平县志》作序，而且是专“走京师请予序”。 现存阳明全集中，序算是单文的大宗，给别人诗文集作序，还有一些送赠序记。都写的有特点，有优点，古朴灵动，公平地说，仅就文而言，他比那七子，十子都写得好。不仅词工而且义高情腴，还活泼清新，最不可及是尤多体道慕德之语。他已被朋友视为“粹于道”者。 在《送黄敬夫先生佥宪广西序》的开头，他大发古今之慨: 古之仕者，将以行其道;今之仕者，将以利其身。将以行其道，故能不以险夷得丧动其心，而唯道之行为休戚。利其身，故怀土偷安，见利而趋，见难而惧。非古今之性尔殊也，其所以养于平日者之不同，而观夫天下者之达与不达耳。 这种认识并不新鲜，难得的是他认同“古之为仕”的行道原则。其实，孔、孟、荀早就讲古今之异，而且也是这么讲，他们当时的今已成了阳明所谓的古。看来，除了“羲皇上古”时就没有不为了"利其身"而仕的人了。自然历朝也有为行道而仕者，只是越“今”越罕见罢了。就说明朝，卖身投靠宦官者大有人在，冒死反抗宦官者也大有人在。阳明此时能够慕德，坚持为行道而当官，就有着与“今之仕者”中以利害处世，不问是非不顾道义的普通官僚迥然不同的取向，也就有了不同的命运和后果。 他当然也有足够多的文人雅趣，与朋友同志四时赏景，唱和联句，但他已经“玩”不起来了，他证道体道的情绪大大压过了自得其乐的文人习性。一次，重阳节过了十五天，官邸中的花“盛开且衰”，他们的雅集几乎变成了“新亭对泣”:“相与感时物之变衰，叹人事之超忽，发为歌诗，遂成联句。郁然而忧深，悄然而情隐，虽故托辞于觞咏，而沉痛惋悒，终有异乎昔之举酒花前，剧饮酣歌，陶然而乐者矣。” 第9章 （《对菊联句序》） 要说他属于什么文学流派，则是“为人生”的一派。应该在“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一线上，只是他的“饥”是精神饥饿，他的“事”是兴国证道之事。却又与曹操，杜甫，元稹，白居易颇不相同，阳明之为人生，有终极关怀，有哲学指向，阳明成了思想家尽管是后来事，但他此时是既想成思想家，又想成政治家的。这两者，在中国、在阳明其人，则合成哲学。 据黄绾说，阳明是学古诗文累得得了吐血病。据钱德洪说:“京中旧游俱以才名相驰骋，学古诗文。先生叹曰:‘吾焉能以有限精神为无用之虚文也!’遂告病归越，筑室阳明洞中，行道引术。”二说都有似是而非、不尽不实之处。黄虽也是王的学生，但与王年相当官相若，后来又变革师说，此处微含贬意。钱则为神化教主，高大导师，而故作伟词。其实，阳明是心急失望，中了进士，政局不可为;入了文学圈，也不过如此，最致命的失望还是找不到成圣之路。 7．未达一间 这个多管齐下的人，是绝非单纯的文学能养得住的。他内心的张力太大了，去学古诗文是朱子学已哄不住他的表现。但，只要他还想着成圣，就不可能越过朱子这座山。因为，当时朱子已成为垄断了孔孟之道的寡头，要么你承认他，要么你反对他，反正不能装糊涂不理他。为科考读朱注，还不算;要想发展圣学或推翻圣学，都必须回答朱子的问题，评价朱子的功过。后来，颜李学派提出“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是因为如此，阳明后来搞了一个《朱子晚年定论》也是因为如此。 格竹子失败“自委圣贤有分”，只是一时的沮丧话，他人还在心不死。四处出击多方探索，正因心火不灭。不能成圣，成雄也可以。不能成个上马定乾坤的武候，当个匹夫而为百世法的文雄也不枉为人一世。这样一路缓冲下来，也缓解心理挫折沮丧情绪。好了伤疤忘了疼，他27岁，中进士之前，又转到朱熹这座大山前。《年谱》载: 一日读（朱）晦翁上宋光宗疏，有曰:“居敬持志，为读书之本，循序致精，为读书之法。”乃悔前日探讨虽博，而未尝循序以致精，宜无所得。又循其序，思得渐渍洽浃，然物理吾心终判而为二也。沉郁既久，旧疾复作，益委圣贤有分。 朱的那番话，过去未必没读过，只是须经了一番历练后才切入“我心”，才对“我”敞开它的意义。这次循序致精的工夫肯定不止七天，这次摸索到了朱学的阿喀琉斯之踵，也临界到了心学的“发窍”处。遗憾的是，他此时功夫不够，还不足以掀翻程朱理学这面硕大无边的文化罗网。像上山探宝人就差一步未到宝地，又空手而返。只要还掐着理学不能将物理与吾心合二为一这个线头，王阳明就能爆破理学这座文化大山。只是还要等，等到天时地利人和百川汇合从一个口儿入海时，才能说出那“一句话”。 现在的阳明还得再度流浪。 青年马克思苦熬九个月，想创造前所未有的新体系，未能成功，大病一场。遂放弃思辨式的努力，转向科学范式的研究方式和表述方式。这是从德国的思辨传统转向英国的学院派大陆理性。王阳明在学术上的退路，最现成的一是走理学老路，二是汉学老路。这都不是不可能的。明代人虽以不爱学习著称，但依然有走通上述道路的名儒硕师。阳明也曾挑灯夜读以期突破。但他英敏太过又总是有"我"，注定当不了皓首穷经的章句之儒。理学将“理”与“心”分为二，也安顿不了“我”这颗心。 是他此时未曾读到陆九渊的书，还是他的门生故意掩盖来路，像此前此后的中国哲人和文人常做的那样，反正此时阳明未上心学门坎---自然他也不能过早地投入心学这条现成的隧道，过早地被陆九渊束缚与被朱熹束缚差不了多少。 凡．高得知高更他们就在不远的地方后曾怒责他弟弟故意不告诉他？他弟弟说，太早地认同他们你就会失去你的风格。 阳明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现成的“枝”夥矣，只是安顿不了“我”这颗只取一瓢饮的“心”。奈何？越是壮怀激烈的人偏须寻寻觅觅。大道难求，难于上青天。 第四回绕树三匝 1．纸上谈兵 丙辰（1496年，弘治九年）会试失败后，他在“随世就辞章之学”的同时，再度燃起对兵学的热情。早期经验是个底子，现实刺激是契机，科举失败反弹出来的济世热情以及文武并进才能成圣成雄的儒生信念，使他沉浸于兵典武学，以透视兵学的奥秘。钱德洪说乃师在这一年，“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恐怕亦有夸张。现存阳明“批评”的《武经》的评语不见什么精深的学问也谈不上什么了不起的顿见。但他“批评”的《武经》曾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徐光启，孙元化，胡宗宪等人并为之作序。都用了相当热情的赞赏的语调。也许因为他是明代以书生将兵而建奇勋被封侯的唯一的一个，所以其他书生想从中参悟成功之秘诀，从而他的“批评”才显得别有魅力，都想承“新建余烈”罢了。 即使不当军事家，单为当哲学家，也该学习中国的兵学。其中的智慧最见中国人的学中之“术”。兵，农，医学是中国古代人文博雅型教育体系中的“工程技术”层面的实学了。而且“乱世喜谈兵 ”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 打仗不能靠《论语》，《论语》讲的是正道。战争是须用诡道的。 阳明读了哪些秘籍不得而知，他评的却不是什么罕见的秘籍，只是宋代编辑的<<武经七书》，所收均是大路货，自然也是公认的兵学精华:《孙子》、《司马法》、《尉缭子》、《六韬》、《吴子》、《三略》、《唐李问对》。南宋高宗时，曾指定《武经七书》为选拔将领考试的必读书，在社会上广为流传，称不上秘籍。阳明一旦染指就全力以赴，这是性格使然之事，说得上“沉浸”其间。 他的批评可分两类:一是验证圣学之不误，属于理论性的总结。一是实践性的技术性的领会，即徐光启所谓"实用固彰彰不诬"的“术”。但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有“心学”味，都是寻找切合我心读后感。有感即发，无感不书，不管原文本是否重要，所以从学术上说没什么价值。只是对了解王本人有价值。 《司马法》对他的影响是相当大的，这有他后来真领兵打仗时讲究行伍管理，军礼建置为证。但他此时（评点时）只对《司马法》体现了他认同的儒学要点处感兴趣。只对第二篇《天子之义》作了撮要式的发挥性的议论: 先之以教民，至誓师用兵之时，犹必以礼与法相表里，文与武相左右，即“赏罚且设而不用”，直归之"克让克和"，此真天子之义，能取法天地而观乎先圣者也。 这种评法有心学的王者气概。不是“教授”体，更无讲章气，也不是曹操，杜牧式的虽有才气但尚盘旋于原著下作发挥。而是毛泽东式的居高临下，例如说曹操这个人很懂得粮食的重要，这种类型的评论。这是一种政治家军事家既吸收前人营养又后出转精层楼更上形态的理论总结。公平地说他见识高超，用“儒”释“兵”，恰到好处，倘将兵者都如此行事，则生灵有幸。司马骧苴在本篇中讲了许多切合实用的规定，比《孙子》具体，但阳明只抓住这个“纲”，既不违背原意，又切合己意。这种“实用”的艺术就看水平了。就像毛泽东用精神胜利打败了蒋介石，阿q用精神胜利挨赵太爷的打。 “今本《司马法》”包括五篇:<仁本第一><定爵第三><严位第四><用众第五>，王阳明只对第二篇作了评论，这只说明他评时兴奋点，不表明他一生的注意力仅仅限于此。他后来在用众术上就发展了《司马法》。估计他既没有看到155篇的《军礼司马法》，也没有看到被隋人删落的《司马法》逸文，那需要读大量的古书中的传注和类书，明人无此习惯，阳明有更重要的事情去做。清人做过专门收集，如钱熙祚《司马法逸文》，黄以周《司马法考证》，张澍《司马法逸文》等，姚际恒，龚自珍说佚文才是真的（姚《读司马法六韬》，龚《最录<司马法》>）。这就是做学问了，而王不是来做学问的。王是"拿来"为我所用的。“行”重于“知”，“知”为了“行”，是王的一以贯之特征。 他对《李卫公问答》（即《唐李问对》）不以为意，只对下卷作了一句评论:“李靖一书，总之祖孙、吴而未尽其妙，然以当孙、吴注脚亦可。”对《尉缭子》的评价是“通卷论形势而已”。总共没有200字，只就“将理”重审囚略表感慨，就“治本”说了一句“文武二者不可缺一”。对“战术”什么的均未作评论，就“兵教”发挥了几句:“巧者不过习者之门。兵之用奇，全从教习中来。若平居教习不素，一旦有急，驱之赴敌，有闻金鼓而目眩者矣，安望出死力而决胜乎?”这是典型的操作型官员的着眼点了，都对，也实用，但充其量只是戚继光水平。 他谈的最多的是《孙子》。对孙子“校之以计而索其情”很有感触，“此中校量计画，有多少神明妙用在，所谓‘因利制权’，‘不可先传’者也。”既要深入掌握其“几”又要充分临场发挥。这是心学总术!也是他解读《孙子》的根本角度，如《攻谋第三》的评语，在作了贯穿性理解后，归到“‘全’之一字，争胜天下。 第10章 ‘上兵伐谋’，第（只是）校之以计而制胜之道而已。”兵道的总原则就是:误人而不误于人，致人而不致于人。靠什么?就是靠万全的谋略。还有《军争第七》的评语亦见心学受益于兵学，老子《道德经》的痕迹:“善战不战，故于军争之中，寓不争之妙。‘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悬权（秤砣）而动’;而必申之以避锐击惰;‘以治’，‘以静’，‘无要’，‘无击’，‘勿向’，‘勿逆’等语，所谓‘校之以计而索其情’者，审也。” 是否可以这样说:心学在制敌时是兵道，在克己时是儒经?阳明后来成雄靠兵道，成圣靠儒经。他自我总结是将两者合为一体时才算成功。这也是他努力要解决朱子将理与心分为二这一关键问题的肯綮之所在。此一节，也是王学的秘密之所在。 他像历史上任何“伟人”一样是个人治主义者，他之前的儒家和法家都强调“有治人无治法”，他这个良心万能论者更要标举此道。读《九变第八》时，他重申了“有治人无治法”的主张后，愤世疾俗地说:“国家诚得于‘九变’之将，则于‘五利’‘五危’之几，何不烛照数计，而又何覆军杀将之足虞乎?”他是觉得一帮混蛋在误国害民。我们前面说过，明代民变无一日无之。用正史的话说即所谓“明贼忒夥”，尤使肉食者头疼的是“边患”，先是西北后是东北的少数民族不断地攻掠。 “当时边报甚急，朝廷举将才，莫不惶蘧。先生念武举之设，仅得搏击之士，而不能收韬略统驭之才。于是留情武事，凡兵家秘书，莫不精究。”（《年谱》）他是带着问题来急用先学的。在具体战役中，还就是良将赢，窳将输;多算胜，少算不胜。如写过著名的《中山狼传》的马中锡作战不利，下狱论死，连举荐他的大僚也被撤职。但更致命的是制度，人治的体制本质上要求谁给的官对谁负责，只求上峰满意是其“自然法”。所以形成阳明特别指控的常规现象： 今之用兵者，只为求名避罪一个念头先横胸臆，所以地形在目而不知趋避，敌情我献而不知觉察，若果‘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单留一片报国丹心，将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又何愁不能‘计险扼远近’，而‘料敌制胜’乎?（《地形第十》批语） 这是我们最熟悉的逻辑:“只有革命人才能做革命事”“血管里流的都是血，水管里流的都是水”。这种态度决定论，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一项基本坚持。林则徐将阳明的“苟利国家，生死以之”变成一句激励过近代志士仁人的名言;“苟利国家生以死”! 其实，阳明的纸上谈兵是纸上谈“心”。 他对孙子的《用间》虽发了议论，但不获谛解，以为“知此一法，任敌之坚坚完垒，而无不可破，横行直撞，直游刃有余了。总之，不出‘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语。”他对孙子的解读结穴于发窍处，用“校计索情”一以贯之。这已漏出心学自大的毛病，他忽略了孙子劝戒慎用间的一贯思想---用间乃死道是相当危险的。 他一生中最大的憾事就是平宸豪是派学生冀元亨去当间谍，不但身死而且蒙受不白之冤，被“国家”当成叛党，不能享受烈士待遇。更有人因冀元亨在宁府，而说阳明先是串通宁王的，见事难成才反而起兵攻讨之。阳明为给元亨辩冤，呼号数年，上疏:宁肯我不要任何封赠，也必须给元亨平反。 阳明不算不仁，元亨不算不智，具备用间的条件，但毫无功效却悲惨不已。这是人治体制常见的“悲剧”，任谁也难游刃有余。 心学能够自大起来，自有其法门:一靠“化约法”;一靠“意会法”。这在纸上谈兵时显得简易直接，轻松漂亮。如他对《三略》《六韬》的读法就像伯乐相马“略其斑黄，取其飘逸”。对“上略”无评，于“中略”只抓“揽英雄”这三个字，并自信的说:“<三略>大义，了然心目矣。”寥寥三五句，即了帐。对“下略”话更少，还是为了应证“端的不出‘务揽英雄’一语。”这，除了是心学之英雄万能论的体现，就是渴望早日被当成英雄揽入最高权力中心。 化约对象时是体现化约者的心理轨迹的，这大概是中国特色的阐释学原理罢。“意会法”则像诗学审美法了。他读《文韬*文师》只批了一句:“看‘嘿嘿昧昧’一语，而韬之大义，已自了然。” “嘿嘿昧昧”在原文的意思是韬光养晦，暗中准备，这样才能“其光必远”。阳明把“韬略”归结为韬晦，阴谋，应该说勾出了其中“玄”意，的确一语破的。号称姜太公的《六韬》和黄石公的《三略》的确是杂家的“术”书，不合阳明之志。他也认为讲阴谋的《六韬》“明是后世奸雄附会成书，读者可尽信乎?”他用的是“理校法”（陈垣术语），因为“文王圣人，不必言矣，即尚父（姜太公）荐扬，何遂阴谋取胜至此?” 不能嘲笑阳明书生气，他的儒生立场是合理而正义的。因为，“兵者，国之大事”，关系人民生死，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不用正义统帅必成“凶器”。儒家奉行和平主义，孟子耻言齐桓晋文之事。荀子谈兵，受后儒讥评。社会越来越复杂，单靠拒绝的态度纯是迂腐。“兵者，拨乱之神”的说法被人接收，以暴止暴，几成共识。阳明说孔子已言兵。唐甄说“兵者，国之大事，君子之急务也”（《潜书*全学》）。但单靠阴谋必成强盗世界。问题又回到了心学的命题:志者，帅也。同样一件事，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 阳明恰恰正有伊尹之志，兵的险恶之性，在“我心”中不存在，他理直气壮当“急务”来料理。他虽说是心学万能论者，他是极其重“行”的，梁启超说王在重实践上是颜李学派的先声。他嘲笑<龙韬*兵征>的“‘望气’之说，虽是凿凿，终属英雄欺人。”他对<龙韬*农器>很重视，详加评说:“古者寓兵于农，正是此意。无事则吾兵即吾农，有事则吾农即吾兵，以佚待劳，以饱待讥，而不令敌人得窥我虚实，此所以百战百胜。”这使我们不容于己地想起毛泽东“兵民乃胜利之本”的名言。毛明学暗合王的地方，比比也。 阳明有时目光如炬，让我们觉得心学大师的眼睛真是探照灯，显微镜。他对《吴子》的评语只有一段，但极见阳明的心志: 彼孙子兵法较吴岂不深远，而实用则难言矣。想孙子特有意著书成名，而吴子第就行事言之，故其效如此。 阳明的取向是吴子式的，他决意不走“著书成名”之路，他要在“行事”上做出实际效果。所以，他强调重行，绝非说教或空谈，他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他纸上谈兵，绝非要纸上得来再纸上去。但能否一展身手，还要看当家的给不给舞台。他倒像装备停当的战舰可以随时开赴任何实战的港湾。然而，他只能“每遇宾宴，尝聚果核列阵为戏。”（《年谱》）知之者，知其有远志;不知者还以为他有精神病呢。一个26岁的举人“老爷”在宾客面前做这种游戏成何体统? 2．道心无赖 孔子曾有瓢瓜之叹，但他只以“素王”终局是他不肯改变自己的主义，又没有一个主公肯按他的主义治国。在非大一统的时代，还能保持出为道行、处为道尊的自由和自觉。秦汉大一统以后，行道就得给家天下的王朝当走狗，事实上并不存在儒生们理念中的“天下”，除非在天崩地坼之际，大一统的皇权瓦解之时，人才才可以自由流动，才勉强找到一点出为道行的意思。像刘备三顾茅庐之类的故事，也都是边缘知识分子编导的神话，是他们的白日梦幻想。军阀们的军人政府只需要来帮忙的“军师”，并不需要任何与他的政权不一致的“道”。行道云云，只是书生的理由化的文饰。因为，“疾末世而名不称”是伯夷，叔齐，孔子都超越不了的“名关”，如无民族仇恨，家门私怨或生命威胁谁不想出来“自我实现”一把?“隐逸传”中除了极个别真哲学家，差不多都是因现实原因而成为隐士的。因伤心而遁世者居多。像阳明的五世祖秘湖渔隐，恨国家待其死于苗难的父亲太薄情， 遂发誓不出来做官。但他还不够入隐逸传的资格，四世祖遁石翁为守父志且不满永乐夺权。然而，仕可逃，而世则难逃，除非不活。是以，真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绝顶隐士极为少见。 阳明若真当隐士也要当大隐士，也得是他真信了庄周，抱朴子，以及什么《冲虚经》《文始经》《通玄经》，还得有了当神仙的志向，从情到理都重肉身胜于一切才可能。他有这种可能性: 第一，遗传基因不可抗拒。六世祖王纲“善识鉴”能先知;五世祖王彦达“粗衣恶食，终身不仕。”“有隐操”;四世祖王与准精《周易》，“尝得筮书于异人”“为人筮，无不奇中。”著《易微》;筮居秘图湖。 第二，世俗世风的影响不可低估。明代从宫廷到市井道教极风靡，士子士大夫亦以相尚。 第三，他本人从八岁即好神仙，结婚前后曾沉溺难返。而且他事实上终身未改此“业余爱好”，后来只是不以此教人罢了。而他终于没走上隐以求仙之路，不是他不投入，不当真，而是他的英雄梦，圣人梦难以平伏;神仙之道的理论强度和现实效验无法使他心诚乐服。他的学生胡松说的好:“夫道一而已，通则皆通，塞则皆塞。”阳明幸好在好养生喜仙道时正好“塞”着，不然，中国只会多一个名道，而少了一个影响历史的大儒。 第11章 但是当他从儒家这边通了时，与佛道也通了。 他37岁在龙场时写的《答人问神仙》的信中明晰表述了这个好而未通的历程:“仆诚八岁而即好其说，而今已余三十年矣，齿渐摇动，发已有一二茎变化成白，目光仅盈尺，声闻函丈之外，又常经月不出，药量骤进，此殆其效也。”他此时固然已归心儒学，是在现身说法，证明神仙之道不足凭。但他当年曾认为:若从佛，老二氏中“有所得，谓儒者为不足学。”（答萧惠语） 可见，他从八岁开始形成的精神倾向，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尽管时断时续，却也算痴心不改了。这中间曾悟过“二氏之非”，但到龙场后，又觉得“大抵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这种对“二氏之学”的评价差不多是来自儒家队伍中的最高考语了。这是他已龙场大悟之后的判断，自然是做准的。这个讲良知的人是明诚不做欺心语的。 他因曾潜心出入二氏才见得真切，他又是个极善“化敌为友”的转化大师。从而能够万物皆备于我。他的学生都说他的圣雄全才来自其“学问全功”。如胡松说:“先生之才之全，盖出于其学如此。”他也的确从二氏之中汲取了不少营养。能够百川归海融会贯通的人才能成就圣雄全功。 当然，对于成功了的，后世只会觉得他每一步都在走向那个辉煌的顶峰。 现在，27岁的王阳明可没有融会贯通的惬意与从容。他很痛苦，他四处出击处处碰壁，找不到步入“第一等事”的门径。辞章之学是虚文，兵学虽是有用之学却无用武之地，他也并不去考什么武进士，去也考不上奇_-_書*-*网-qisuu.。再攻朱子之学，却落了个“益委圣贤有分”。到目前为止，他除了落了一身病，什么也没干成。他看不起的"只管一世"的状元，也在排斥他。他也许是用道教养身术来舔伤口吧。《年谱》尽量平淡地写了一句:“偶闻道士谈养生，遂有遗世入山之意。”假如他次年没考上进士，他也许真会一跺脚彻底遗世入山去了。他此时对政局，对自己的前程，对理学等等，都还是失望尚未绝望。 3．观政 弘治十二年，他28岁，春天会试，他本来入了一甲，因“徐穆争之，落第二，然益有声”（湛若水《阳明先生墓志铭》）所谓落第二，是入了二甲，“赐二甲进士出身第七人，观政工部。”这个绍兴“性僻而野”的青年终于步入“承天之门”（即清朝“天安之门”，亦即天安门）。工部在东朝房，他当时的家在长安西街，跟他父亲在一起。观政，相当于见习实习。工部管都邑建设，治漕总河，铁厂织造，屯田铸钱，植树造林等等，对想发财的人来说是肥缺美差。历朝都属工部最富。但阳明一生不在乎钱，他想的是像流星一样划向天空，像李东阳那样一篇文章震撼朝廷，从而干一番大事业。他是个不甘庸碌争分夺秒创建功业的性急之人。明朝也是个可以靠一篇文章骤起也因一篇文章而倒血霉的朝代。 明朝的皇帝一遇大的异象，如地震，日蚀，水旱等等就下诏让群臣直言，提合理化建议。董仲舒吓唬皇帝的天人感应灾异示警的学说到这时才形式上当了真。王阳明在《陈言边务疏》的开头就先对皇上“遇灾能警，临事而惧之盛心”表示感动，因为皇帝这样做是以天下为重的最有诚意的表现。当然也有把皇帝当顺毛驴来抚摸的意思。下面的内容就像一篇“假如我是宰相”的征文。就宰相文章而言，王已很到位。但这些与时俱灭的话头，不必详加评说。倒可以作为了解王的“时代背景”来细看，自然也显示了王的政治艺术。“边务”是最让皇帝头痛的事情，不仅显示出皇权的限度，更暴露出大帝国低能的本质。阳明就从边务不振乃内务腐败这个关系展开他的宏论: 臣愚以为今之大患，在于为大臣者外托慎重老成之名，而内为固禄希宠之计;为左右者（主要指内官）内挟交蟠蔽壅之资，而外肆招权纳贿之恶。习以成俗，互相为奸。忧世者，谓之狂;进言者，谓之浮躁。沮抑正大刚直之气，而养成怯懦因循之风。故其衰耗颓塌，将至于不可支持而不自觉。 这种议论可谓代代有人拼着老命都在讲，历代变法家，改革家都这样提出问题，说明这是顽症，是体制性结构性的病源性的病毒，实难革治又不得不治。直到慈禧太后西狩西安后也这样提出问题。 官场官场，官已成了“场”，所谓“场”是说在其中的各种各样的关系在结构和功能上都是同源关系。早就有人说过:中国的官场，只有人事的变化而无制度的更新。朱元璋大杀百官，打掉了贪贿风、官僚气，也同样"沮抑了正大刚直之气"。官场中也有因因循误事落职的，但总体上还是因循最安全，遂成为不言之教。阳明想让皇帝把边务危机变成“改辕易辙之机”“痛革蔽源”，是个聪明的建议。但遇上刘备是个好主意，预上刘禅便是一篇废话。 弘治皇帝不算坏，但也不是什么有作为的主儿。再说越是根本性的问题越难以改变。阳明拿出八条措施，都是切实可行的高招儿。其基本“艺术”原则就是“转化”:顺势御马，让药物的力道推动原肌体向好的方向运转。他前一年学的《孙子兵法》都用上了。 这时他已意识到人们不肯“知行合一”，正是常理正道不得通行的根源，道理人所共见，不去做的原因却每个人都有一大套自己的小算盘。最常见的就是拉客观:“势有所轶，则委于无可奈何。事惮烦难，则为因循苟且。是以玩习驰废，一至于此。”他希望皇帝将他的八项建议交兵部审议，“斟酌施行”。他耽心自己竭忠尽智的建白成为虚文，还真了解行情。已不再勤于政事的皇帝能否看到这篇新进士的大作，本身就是问题。皇帝有无足够的耐心和体力看或听完他这六千余字的高论，也是个实际问题。到目前为止，看到关于这篇《边务疏》效果的评论就是湛若水的《阳明先生墓志铭》中这样几个字:“疏边务朝政之失，有声。” 自然，他白干的事情比他没白干的事情要多得多。令人佩服的是他上手就是个老油子。既非杜甫式的“高而不切”，也无李白式的华而不实;也不像李梦阳，唐伯虎那么赖兮兮的不着边际。当然，也没有进步到康有为，谭嗣同那样出手就与现行的行政机制不能合辙。在这点上他是个明白的现实主义者，切合实际的合理主义者。对政治这一经，他很“入”。既无书生之天真，更无学究之迂腐，我们几乎可以说他是个天生的政治家。兵学给了他实用智慧。 他“观政”观得很地道。初登政坛的人，均须学“规矩”，学圣贤书之外的“不成文法”，学一种摸不着看不见又确实存在或者说尤其存在的“道道”。官场学是中国所有学问中最“值钱”的学问。学不好它，即是废物，哪怕你学富五车;学好了它，哪怕你目不识丁，也是能员干才。若除去宦官这特种官，明代的情况还算好的，基本上以科举正途出身的文官为主。但这也只是使官场学的起点和档次显得高而险而已。这是一种对官场游戏规则的实战性把握，是实践性很强的规则不确定的“学科”。可以言传的是“掌故”，不可言传的是各种“故事”中包含的意味，把握它要靠“悟”。阳明自然是悟性极高的天才。 他在一篇与政治没什么关系的序文中坦白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基本态度:既不能“丧性”，也不能“失天”。尽管孔夫子罕言“性”与“天”，但每一个人都背着这个“二元论”。王阳明的“心学”打通了这个二元论是以后的事情，现在他能做的是坦然走上去。他说:“夫知而弗以告，谓之不仁;告之而蹋其等，谓之诬;知而不为者，谓之惑。吾不敢自陷于诬与不仁。”（《性天卷诗序》）至于知而不为之惑，是每个人都须为克服它而进行不歇的努力。他后来拈出“知行合一”之旨就是针对这一难题。 观政通过观“心”而得之是一以统万。若挨个儿去积累，今日观一事明日学一样，那是“逐物”，大明帝国的衙门成千上万，若按宋朝或清朝的章法，沿着六部的门楼罗旋式往上转，诚如龚自珍所讽刺的等成了宰相已到老耄之年，哪里还有精力和事业心？用阳明的话说就是:“铢铢而积之，皓首而无成者，加半焉。幸而有成，得及其当盛之年，以自奋于崇赫之地者几人？是几人者之中，方起而踬，半途而废，垂成而毁者，又往往有之。可不谓之难乎？”（《贺监察御史姚应隆考绩推恩序》）阳明很世故地看透了官道难于蜀道的特点，李白也是借蜀道来象征官道或再抽象一步象征成功之道的艰难。但阳明擅长孟子标举的"反手而治"的辩证法，也信奉孔子“先难后获”的过程论，他说:“予谓惟天下之事，其得之也不难，则其失之也必易;其积之也不久，则其发之也必不宏。”（《……封知州序》）丙辰年他落榜，他的朋友李邦辅派到柳州当知府，别人替李委屈，阳明却说:“夫所处冒艰险之名，而节操有相形之美，以不满人之望，加之以不自满之心，吾于邦辅之行，所以独欣然而私喜也。”（《送李柳州序》）。其识量过人，翻过一层去抓好转的契机，以此!在官场斡旋有个“老”其才的过程，火候不够，就会半途而废或垂成而毁，差点，差不多比差很多更遗憾罢了。这个观察是阳明年轻轻就告病还乡的另一方面的原因。 第12章 观政工部而上边务书，是他根本就不想按步就班往上“挨”的表现。在言官权重而活跃的明朝，以阳明现成的才具他适合大约也希望走这条路。他的朋友以礼科都给事中擢少尹京丞，他很感慨地为之“序”:“给事，谏官也。京兆，三辅之首也。以给事试京兆，是以谏官试三辅也。”“声光在人，公道在天下。圣天子询事考言，方欲致股肱之良，以希唐虞之盛，耳目之司，顾独不重哉？然则公京兆之擢，固将以信其夙所言者于今日，而又须大用于他时也。”阳明的羡慕之情溢于言表，自不待言。有深意的是，他将言官与实职的关系看成“知”与“行”的关系。既然能言之在道，则应该行道有成。“大用”，不只是个升迁的问题，更是个建立不朽功业的问题，“公卿大夫士倾耳维新之政，以券其所言，”这是“哲学王”的思路。 4．刑部里的名士 他观政工部期间被委派以钦差的身份去督造威宁王越的坟墓。他预演了一下自己的统御之才，将前些时读的兵书运用了一番。他切实感到御众之术关键是怎样编队，他用“什五法”来组织民工，让他们及时休息按时吃喝，一副仁将的派头。效果很好。休息时组织他们演练“八阵图”。他平生没掌过这么大的权，没管过这么多的人，现在，他能统帅这么多的人，让他们实地摆八阵图，比用果核摆，那情形与感受不可同日而语。 他直感到权力的作用，能运用权力才可能用众，能用众才能做大事情。 这个短短监工期结束后，循惯例，他担任实职，29岁这年「弘治十三年」六月，授刑部云南清吏司主事。明朝各部的司前都冠以"清吏"字样，云南和另外一两个地区特别，是边民生事的多发点。他并不去云南，只是在北京的刑部分管来自云南的案件。但既然是部里的人，也有临时的差遣。他在《送方寿卿广东佥宪序》中这样描述刑部部属的工作: 士大夫之仕于京者，其繁剧难为，惟部属为甚。而刑曹典司狱讼，朝夕恒窘于簿书案牍，口决耳辩，目证心求，身不离于公座，而手不停挥于铅椠，盖部属之尤甚者也。而刑曹十有三司之中，惟云南以职在京畿，广东以事当权贵，其剧且难，尤有甚于诸司者，若是而得以行其志，无愧其职焉。则固有志者之所以愿为，而多才者之所以愿为也。 也是只要难而能获便算得其所哉。这个人好强，总怀着不遇盘根安别利器的胜利意欲，像曹操征乌桓闻敌增而益喜一样，想脱颖而出的人总是把难题当机遇。但越是英雄越怕内耗。庸人以耗为业，在耗中占够他们小算盘能算出来的最大便宜。因为他们那条弱智低能的下等生命，除了能耗别无能为，或者说只有在耗时，他们才算个人数儿。王接着说: 然而纷揉杂沓之中，又从而拂抑之，牵制之。言未出于口，而辱已加于身;事未解于倒悬，而机已发于陷阱……然吾以为一有惕于祸败，则理法未免有时而或扰。苟惟理法之求伸，而欲不必罹于祸败，吾恐圣人以下，或有所不能也。 这虽在论政，也是在论学：执法人的良知直接关乎执法的质量，但不顾关系网、不怕倒霉的大概只有圣人；一考虑个人祸败就得损害理法。这个“惕”字就是心念一动。人生所有问题都系于这心念一动。这是区别海燕和企鹅、鱼龙变化的关键点。身心之学就是要解决心念怎么动的问题。 这年「庚申」十月，他被派去提督狱事，他在《重修提牢厅司狱记》大诉其苦:所谓提牢厅是全国的总监狱，每个月都要一名主事去当值。1500年十月，正好轮到他。我们看到这个能干也肯干的人另有其名士派的一面，差不多象袁宏道诉县令之苦一样。这时，他一点也不象诸葛亮。他自言是天下最笨拙的人，平居无恙，一遇纷扰，且支离厌倦，不能应付酬酢，况且来让干这种多是非的工作，真感到疲顿憔悴，麻烦透了。秋绝之时，人怀疑惧，多变故不测之事。－－他在面对不想干的事儿时，他也是个怕事的。他感到这份皇差是天下“至繁、至猥、至重”的苦差事。 按阴阳五行学说，秋主杀，所以秋天是决狱的高峰期。他被派遣当班，不值得这么大呼小叫。心学家之小题大作的毛病昭然若揭。要让他当一辈子这样的小官僚他是个下等“企鹅”。按步就班照章办事的工作他找不到半点意思。 他到刑部的第二年「辛酉」八月，就派他到直隶、淮安等府，会同当地巡按御使审决重囚，他官职不高，但是中央官员，在审囚时有决议权，当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意志、有权处理事情时，他就高兴，也高效了。他的学生为了凸现他的仁义心肠，说他“所录囚多所平反”（《年谱》）。 在弘治十五年春在淮北办完公事后，他上了九华山。 这是他生平三上九华山的第一次。这个平生以山水为课程的人，一到了山水之间就活了，就诗性复归了，心态也自然，诗兴也浓厚了，说不定在政治与山水之间，他还真从感性上是个自然派。现保留下来的这次的记游诗赋有二十六、七首。每到一地都诌两句，什么无相寺、化成寺、李白祠、双峰、莲花峰、列仙锋、云门峰、芙蓉阁…… 在无限的大自然当中，最能反衬出小官僚日子的无聊。反衬出官场不过是座“围城”。用力博得一第，原来也不过如此。现在，他的情绪还在不稳定期，忽而九天忽而九地。上边务疏时，他刚跨进“城”兴头十足。观政时也捕捉到了许多问题，但找不到做“第一等事”的门径，徒当一办事之吏，真“猥”且无谓。 他与苏东坡神晤梦游了一番（《黄鹤夜涛赋》），决心请假回会稽山去。说完“小舟从此去，江海度余生”的苏东坡，睡了一觉就回来了，王则不到两年又重返官场这个磁性最大的“场”。 名士只能是种风格，而不能成为职业。一成为职业就象《儒林外史》中的假名士了。 5．戴儒冠的道士 他刚刚中进士后，既以极大的热情关注边患，有点大丈夫立功异域的幻想；又清醒的看到世事难为，如他在《对菊联句序》中所感慨的:“西北方多事，自夏徂秋，荒顿窘戚。”这个极想做一番大事业的人，也不得不有“吏而隐”之思了:“守仁性僻而野，尝思鹿豕木石之群。”各位同道也是虽为国之“利器”，“而飘然每有烟霞林壑之想。”与让最软弱的也起来反抗说明压迫得过头了同样的道理，让最有事业心功名心的人生隐退想，足见世道太难以用其志了。他“观政”的结果是不如回去。打搽边球的办法也试过了，七子的诗文运动、兵法谋略的考究，都未能找到精神家园、成圣的门径。 这，也许是少年气盛视事太易也易受挫伤。他后来也说此时将就着刚到“狂”的境界，退而生隐志要是走“狷”一路，养洁操，高其道，有所不为。离通行无碍的“中行”之境还有可悲的距离。 一个有牢骚气的隐者绝不是个真隐士。他这一时期的诗作表明，他之学道，基本上在平横失意情绪失败心态。他上了九华山想得是“吾诚不能同草木而腐朽，又何避乎群喙之奴奴。”（《游九华赋》）他不大看得起只会作诗的李白，但此时与之心契焉:“谪仙凄隐地，千载尚高风。”（《李白祠》）也有了同龄人如唐伯虎一类人的明士气:“却怀刘项当年事，不及山中一着棋。”（《题四老围棋图》）就是他再度返回官场，去山东当考官时，还在牢骚：“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登泰山》）诸如此类，不必遍举。这个率真的人我手写我口，我口言我心，从不像那些机心深重的假道学真官僚口是心非曲说深藏。只要翻开他的集子，就什么都看到了。 他上九华山时是31岁，专去拜访了一个善谈仙家事的道士蔡蓬头。蔡见了王只说:“尚未。”过了一会儿，王避开左右，与道士到了后亭，再度请教。蔡还是俩字“尚未”。 王再三恳求，请道长指点。蔡才说:“汝后堂后亭礼虽隆，终不忘官相。”说完，一笑而别。道士的意思是，他的“底子”可望成仙，但太想当官了。仙人是觉得想当官的人是聪明的傻瓜，其聪明与其傻相资相用，绝难渡化，比单纯的傻瓜难渡化多了。所以，一笑而别。 他还是不明白，明白得用许多痛苦才能换来。他听说地藏洞有异人，坐卧松毛，不火食，只吃天然的东西，如松子瓜果之类。王攀绝壁走险峰，好不容易才找到他，他正装着熟睡，以试验来者的道行。王也不俗，坐在他旁边，摸他的脚。道士觉得他不酸，就“醒”了。问:“路险何得至此?”王说想讨教怎样修练最上乘的功夫。道士说:“周濂溪，程明道时儒家两个好秀才。” 周濂溪融化释道，开辟出宋代理学新世界。明道是大程，与弟弟伊川同受业于周濂溪。周的《太极图说》公认是从道家宇宙论模式中深化翻转而来，其《爱莲说》则融合了《华严经探玄记》的基本意思。宋儒明通二氏之学，多很坦然。也不以言神秘为羞。因为中国儒学虽非绝对神秘之宗教，但有超验性，借助神道是其天人合一逻辑的必然要求。 有人问称伊川:“方外之士，有人来看他，能先知者，有诸?” 伊川说:“有之。向见嵩山董五经能如此。” 问:“何以能尔?” 伊川说:“只是心静。 第13章 静而后能照。” 问:“圣人肯为否?” 伊川说:“何必圣贤?使释氏稍近道理者，便不肯为。释子犹不肯为，况圣人乎?” 这个董五能就曾预知伊川前来访他，问他何以知之?他说:“先生欲来，信息甚大。”跟他交谈，也没什么过人的了不起的地方。之所以能预知，只因为“久不与物接，心静而明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8，12） 引述这则故事，为衬映阳明的同类事情。他31岁这一年，从九华山下来后，他回到京城复命。当时流行的诗文复古运动，已经安顿不了阳明了。用王畿记录阳明后来的话说是： “弘「治」正「德」间，京师倡为词章之学，李、何擅其宗，先师更相倡和。既而弃去，社中相与惜之。先师笑曰：‘使学如韩、柳，不过为文人，辞如李、杜，不过为诗人，果有志于心性之学，以颜、闵为期，非第一德业乎？’”（《明儒学案．浙中王门二》） 不管怎么说，无论是对现实失望还是觉得文学不足成圣；或者是对朱学失望想退而为隐士，反正他决计要告别京师，告别政治，告别文坛，告别那些喧哗与骚动，他刚刚干了三年，就不想干了。弘治十五年八月，他上疏请批准他因病回家。他不是什么离了他地球不转的人物，自然照准。 他遂回到绍兴，在会稽山的阳明洞盖上房子，摒弃诸凡冗务，专意修炼道术，静坐行导引术。他的学生王龙溪追记听老师讲的经验是这样的：阳明在洞天精庐日夕勤修，八五八书房练习伏藏，洞悉机要，对道教的见性抱一之旨，不但能通其义，盖已得其髓。能于静中内照形躯如水晶宫，忘己忘物、忘天忘地，与空虚为体，光耀神奇、恍惚变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 扣除其中的自圆其说、自神其话的成分，也能感到他们师徒的确摸着了神秘的超凡的灵悟的境界。这种感受是阳明在龙场洞悟的一个基础，也是他后来总坚持先让学生静坐以收放心、这种教法的一个来源。真知来源于实践。 《年谱》载，他在洞中持续修练，“久之，遂先知。一日坐洞中，友人王思舆等四人来访，方出五云门，先生即行仆迎之，且历语其来迹。仆遇诸途，与语良合。众惊异，以为得道。久之悟曰:‘此簸弄精神，非道也。’又摒去。”他摒去的是气功状态。据说，这种能感应万物的气功态是相当折磨人的，别人浑然不觉的信息，他就收发不停了，自然是簸弄精神了。 这很像伊川的话及其故事的再版。就像阳明少年的“第一等事”像陆象山四岁问“天地何所穷际?”的再版一样。若相信伊川说的，则阳明此事也可信;若连伊川说的一并觉得不可信，则这种再版也没什么说服力。自然我们没有直接证据证明阳明到底有没有这种本事。简单地说，导引术是制气术，汉张良功成身退“愿弃人间事，欲从赤松子游。乃学辟谷，导引，轻身”（《史记》本传）。 阳明大约起初为保健，因为不管他到底是因追随朱子而得病，还是因学古诗文而得病，他曾得过吐血症则是事实。就常规论，过分劳累要得肺结核的，治疗不及时就会吐血。他最后死于肺病，恐怕是肺癌了。所以，他筑室阳明洞，第一目的是保命。调息，调心，排除杂念，收气，静坐，积久“心静而明”，能敏感地意识到一些问题都是可能的。佛教的止观修行术，道教的吐纳术等等，不能说全是自神其说的虚构。阳明现在所练的导引术属于神仙家的功夫，神仙家是道家中的现实派务实派俗而杂的一派。练习气功能保养身体，至少比熬心血写作或勤奋工作能延年益寿。 他自然并不枯守古洞中，他到处游玩，登高览胜，留诗不少。烟霞之气盎然，什么“池边一坐即三日，忽见岩头碧树红。”“青山暗逐回廊转，碧海真成捷径通”“江鸥意到忽飞去，野老情深只自留。”（《归越诗》）。似乎是魂归自然了。 他在这种静养中尝到了甜头，凡干事专注的人惯性也大，他想“离世远去”，真想大隐息声，彻底下决心了断尘缘了。但他犹豫不决，他不忍心丢下奶奶（岑氏）和父亲，他现在还没有孩子，但他自幼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知道天伦不可违，这血缘的力量把他拉住在人间。灰心绝望对自己使唤可以，单不能对亲人使用。他虽有桀傲不训的个性，但善良温情，他做不了绝情绝意撒手天崖的事情。更主要的是他是个儒生。而且诚如道士所云“终不忘官相”，他的山水诗中依然有这样的话头:“夜拥苍崖卧丹洞，山中亦自有王公。”显然，“王公”还是他心头中占分量的标准。 看来，练功夫并没有彻底治好他的病。他要为亲人活下来，还得治病。第二年，即他32岁时，搬到钱塘西湖去养病去了。 到了西湖之后他心情颇沁爽起来，什么“十年尘还劳魂梦，此日重来眼倍清。”（《西湖醉中……》）又开始热爱生活了，“复思用世”（《年谱》）。在虎跑寺中，他遇见一坐关三年的老僧，不语不视，王喝问:“这和尚终日口巴巴说甚么!终日眼睁睁看甚么!”这一喝，足见阳明熟捻此道，他在四处寻找“真理”时不可能忽视弥漫士夫既深且久的佛学，只是有讥心学从禅学中翻出者，故王及其门人从不仔细“交代”这一脉的线索。还是诗歌诚实，他在《与胡少参小集》中明说:“道心无赖入禅机。”这次从绍兴到西湖一路旅游，佛门寺院是必去的，但似乎不“入”，什么“最爱山僧能好事，夜堂灯火伴孤吟。”是诗人的惯性;“林栖无一事，终日弄丹霞。”又是道士语。（均《化城寺六首》）因其不入，才未被缚住。在面对二氏之学时，他像个淘气的孙悟空。心猿意马不可羁，说什么“独挥谈麈拂烟雾，一笑天地真无涯。”有了这“半啃半不啃”的功夫和态度，才向老僧发出那一喝。 老僧被这内行的一喝给振得还原了，“开视”并与王“对语”。王问他家里情况。僧说:“有母在。”问:“起念否?”僧说:“不能不起。”王刚转变过来，很有热情地跟他讲了一通“爱亲本性”的理论和心得。僧可能也正思想斗争到这个坎上了，遂哭着谢过阳明，回家去了。 阳明也又回到滚滚红尘中来。 只可惜他没有学到家，就急忙返回了耗人的“工作岗位”。 他之所以毅然放弃之，是因为他认为这些只是无关道体的杂术，波弄精神而已。这与项羽学书不成去学剑，以为剑是一人敌，又改学“万人敌”－－但兵法又没学了几天，“未竟其学”，最后遂以悲剧终，是颇不相同的。阳明是登岸舍筏，运载火箭式的逐级“超越”着，什么都一学就会，会了就转向新的未知。 但他若深入掌握了道术,若道术真灵的话，他至少不会50出头就留下“所学才见到几分”的憾恨而骤返道山。儒学使其成圣，道术本来可以使其长生，但他急着要返回主航道，去圆他的宰相梦。事实上，他若晚点死，也许能当成宰相。 6．牧羊人 他回到京城，销了这不长不短的病假。仍然是刑部主事。但机会似乎来了，离京前的文名给他创造出一种可以加入圈子的“形势”，他父亲的影响也有一定的作用。总之，他被巡按山东的监察御使陆聘去主持山东的选拔举人的乡试。 他一点也没有去提牢厅当班的烦恼牢骚，反而欣然前往，这不仅是因为聘请之“礼”与“币”，也不全因为这有些破例的荣选满足了他积久寂寞的虚荣心--- “故事，司考校者惟务得人，初不限以职任;其后三四十年来，始皆一用学职。”后来，有人建议改革。“天子曰:‘然，如其故事。’于是聘礼考校，尽如国初之旧，而守仁得以部属来典试于兹土，虽非其人，宁不自庆其遭际!” 以区区一刑部主事的身分来任主考，又是到夫子之乡来典试儒学生徒，他自然感到这是“平生之大幸”。最重要的是，总也找不到符合自己本质的角色的才志之士，终于有了机遇。欣慰之情产生两个后果:一是暂时摆脱了逃禅学仙的心境，二是从官场中找到了可以一试身手的兴奋点。他此刻自我实现的意欲，跃马腾飞的冲动溢于言表。一直想当圣人却总也当不了圣人的人来到圣人的故乡，想的一定是要做出让圣人复出也心肯的事情。当不成“素王”了，就当个名儒也行。 孔门高弟，也大多出于齐鲁宋卫（均属后来的山东）。人杰与地灵互生共长。王阳明要在这片“灵秀奇特”的圣贤故乡、实践学做圣人的夙志，也算来朝圣的一点“贡献”。他自然还是只有手中的这支笔。但只要拥有权力一支笔便成了赶一大群羊的鞭子。他前日还是一条羊，今日成了牧羊人。 在那么些生员面前，他是政府这个牧羊人的法人代表了。这比领着民工练习八阵图高贵又重要多了。而且在他中进士前一年，他曾以相当于幕友的身份，在他父亲王华主持顺天府乡试时看过试卷，据《年谱》讲，他看的相当准，最后评定高下时，都依了他的判断。判卷如相面，要通过“文”的气质来判断人的品质和素质。阳明是精于识人的。跟他父亲一同主试的杨廷和后来成了大学士。这次山东乡试的主持者也不是阳明一人，从由他来做序录工作看，他是主要干活的而非挂帅的。 像任何知识分子一样，他只是统治阶级中的被统治者，占在一个“中间物”的位置上。 第14章 这规定了他的两刃剑的角色，他身为官僚身、心是士子心。对于应考的生员，他是"牧羊人"，但对于那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说，他又是条羊。 现在从他出的题以及作的"陈文"或者说"标准答案"来看，他当时心中期待的首要读者，并不是那些应试的生员而是当朝大老们，他是再上一道《陈言边务疏》，他要向全国人一展自己的宰相之才，但又不是耍小聪明，而是一本儒学之正经。他要炸开自己也身处其中的官场这个活棺材，他把这些年“观政”发现的诸多积弊、倒错扭曲的现象以或明或隐的方式向全国的读书人“提”出来。 7．咽喉处着刀 他出的各科题目都很大胆，如首场“四书文”（即决定考生命运的八股文）问的居然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这是绝对符合儒学原教旨而不对圣上心思的问题。当年孔子就因坚持这一“以道事君”的基本原则而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周游列国而无可行其道之君，最后以终身不仕为代价。孟子强调的最厉害，几乎是不遗余力地狙击那些不讲道义，苟取富贵，以妾妇之道事君的无耻之徒。“不可则止”包含着“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气节。 这个命题在大一统家产制君主专制体制中，是相当犯忌讳的。因为“不可则止”，包含着士子对君主“道不同不相与谋”的独立立场，包含着不给“老板”当狗、当家仆私臣的道义原则，价值取向。朱元璋大骂孟子，先毁后删改《孟子》就因为他要打击孟子的这种“革命”倾向。若朱元璋看见王阳明这样出题非杀了他不可。就是此刻若有人“盯着”阳明，也是事儿。或在明初洪武永乐目灼灼似贼时期，或在清兵入关生怕汉人不合作之际，王出这种哪壶不开提哪壶的题都是在找死，至少要倒一个连他老子也要叠进去的大霉。 也因此而证明这个题出得太好了，太有儒学风骨了，他针对的是士人品节普遍滑坡的现实，他想重建“以道事君”的士人原则。“不可则止”貌似消极却体现着高贵的不合作精神，是士人保持道统的下限做法，这样才能杜绝为了往上爬无所不用其极的无耻行径。宗臣的名文《报刘一丈书》虽然揭露的是比阳明略晚的世相士风，但明代士人及士大夫追逐权力奔走权门的风气不是一日养成的，阳明已痛感此风必须遏止，否则不但士将不士而且国将不国。这与他在“拟……表”试卷中揭穿的“名器太滥”是相表里的。 另一题目也见阳明心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这是孟子之热心肠一脉儒者信守的教义，但真普照士林，成为士风，是到了宋代。有名的如范仲淹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号召；张载之“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的信条，都是杰出的体现，又春风化雨，广泽人心。 阳明的心学就直承这一脉“仁者与万物一体”论而来。以天下为己任，事事皆关我心，“我”是“主人翁”，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强调小我统一于大我的历史责任感，等等是儒学留给中国人的宝贵精神遗产。阳明则是这一生产线上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巨大“变压器”。这又与“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构成一种互补关系。其中的理论张力在于“天下”与“君国”不是一回事，儒家有一个同样让君主头痛的主张: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君主只是来为民办事的“公务员”。儒家这个“大同”学说到了康有为，孙中山，毛泽东才大放异彩。王阳明还只是讲“我”与天下一体，不可能变成一种社会改造运动。 在“论”这一项中，他出的题目是:“人君之心惟在所养”。现在看来这是一个标准的心学论式，也就是说，阳明能提出心学并非龙场一悟时从天而降的，也是“养”出来的，经过了十年怀胎的漫长的孕育过程。 孔子开启的中国的文教传统惟重教养，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是教育万能论为其支持系统的。孔子的理想是把全国变成一个培养君子的大学校。儒家的诸教材的第一教育对象就是“人君”，为帝王师是所有儒生的最高理想。孔子“施予有政”的入世策略就是通过教国君来实现的，这个构想在汉武帝这个儒门学徒手中才变成现实。 理想和现实总存在着差距和矛盾，而人又应该朝着理想化的方向努力，怎样才能完成从现实到理想的转变呢，只有靠“养”---“天下之物，未有不得其养而能生者”。人君之心既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他头脑中固有的，是其后天“养”出来的，“养之以善，则进于高明，而心日以智;养之以恶，则流于污下，而心日以愚。” 阳明的学生说这些保留在阳明儿子手中的四书文、策论的范文，都是出于阳明的亲笔，即使这话不可信，但肯定也是他认可、赞赏的考生范文，其中居然有这样的话: “人君之心，不公则私，不正则邪，不善则恶，不贤人君子之是与，则小夫俭人之是狎，固未有漠然中立而两无所在者。一失其所养，则流于私，而心之志荡矣。入于私邪，则心之智惑矣。溺于恶，而心之智亡矣。而何能免于庸患之归乎?” 人君也许看不到这种大不敬的大实话，但有一批专门的文化警察在替皇帝照看着，科举制度的程序是有复核参校这一环节的: 两京各省乡试录，及中式墨卷，背圣言则参，背王制则参，不背则否。 官司评骘，送科复阅，各以虚心平心，从公从实，互相参校。（《春明梦余录》卷40） 如果可以像这样把君当“人”来正邪公私地加以漫议而不犯忌讳的话，则说明当时的自由度要比我们依据文字狱档得到的印象大得多。或者说，统治者还是看出发点的。这篇策论，像诸葛亮《出师表》教导刘禅远小人近贤臣。尽管明朝的皇帝个个近宦官远廷臣，是该如此教训一番，但阳明只是一个褊远小臣，胆子也太大了些。 心学家都是心高胆大的，尚任侠、佩服诸葛亮是他们当然的一以贯之的传统。 “拟唐张九龄上千秋金鉴录表”的“问”和“答”肯定是王写的。 “论”和“表”都是官牍中的常用文体，中国的行政系统主要靠文牍流通来支撑，科考是选拔干部，故这两项是必考的。但首场是经义，即八股文，若八股文被黜，则其论其表等皆不必看了。而论和表不作或作不好也不行。“拟”者仿也，仿前人的形式语气，内容还是就“现实”发表意见。王居然问“程子”将佛老比为杨墨，道理何在?唐朝的张九龄怎么会知道宋朝程子的高论?这样的问法在八股考题中出现就砸了阳明的饭碗。阳明的一个学生就因主考时引用经义有误而被罢了官。心学门徒“学术不精”是个事实。这也因为他们的自我定位是要当思想家而非学问家，所以在知识上往往是空疏的。 阳明这道“表”的指导思想是如何全面“治理整顿”，是篇如果“我”是宰相的施政大纲。其中的核心问题是改变“名器太滥”，清理“牧羊人”队伍。国家设官是为了治民，但历朝政治的难点和问题的暴发点都出在官身上。这好象刷子本是刷锅的，但刷不了几次，刷子就比锅还要脏了。 明朝的特殊性用王阳明的话说是“十羊九牧”，或一事特设一官或两人共理一事，而官员的选拔又不以德能，德能也无个标准，常规现象是挨年头，非常规的是“异道险邪之辈”越界超升。阳明说:“朝廷之所以鼓舞天下而奔走豪杰者，名器而已。”现在名器太滥，天下之人皆有必得之心，纷扰必生，纪纲必不振；纪纲不振乱将不远。牧羊人之间闹得太不像话了，必引起羊群炸群的所谓民变。阳明认为，“当今之务，莫大于振肃纪纲。”改变官冗而事不治的现象。 官，居“名位”而成为国家机器的化身，但有谁是为国事而来?只是为名器而来罢了。设定管理名器的根本大法是“礼”。所以他首问礼乐，这也是儒家的上堂诗，阳明在“答”中作了一篇炫耀学问的“学位论文”，无甚闪光之处，只是在重复儒家托古改制的老办法而已。 第二道是议论佛老。他有明显的为佛、老二氏辩护的倾向，将二氏之非归咎于其徒之不良，然后又说儒门也有后徒背祖的现象。对于老子，则仅仅批评其与世和光同尘的乡愿风格。这是让占中心地位的大老官们闻着味不对的话头。 尽管他私心二氏的修养技巧，但心学是毫不含糊的一元论者，阳明是从道只能有“一”不能有二的角度排斥之。心学的这种一元论，更主要的是一种心态，是其唯意志主义心态的必然立场。这也是大一统行政体制在文化上的必然反映。 真正属于阳明的问题是后面三个:“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这是王自己内心的两极，外王欲求对于书生来说就是当宰相，内圣的楷模是颜回。王的答卷也见心学路数:“求古人之志者，必将先自求其志，而后能辨其出处之是非。论古人之学者，必先自论其学，而后能识其造诣之深浅。”这与我们熟悉的欲为革命文先为革命人是同一逻辑。 像所有的儒家一样，王倾心风俗统治，他的第四个问题是:风俗之美恶关乎天下之治。他认为风俗代有新变，风俗在三代不知凡几变矣，变到汉代以后江河日下，他希望考生像贾谊那样高屋建瓴地纵论一通。他代作的“标准答卷”是这样开头的: “天下之患，莫大于风俗之颓靡而不觉。” 第15章 风俗统治论的核心是人格决定论，王呼吁像伯夷那样的圣之清者，像柳下惠那样的圣之和者来刷新社会风气，来使“鄙夫敦，薄夫宽”。而坏尽天下风气的是那些貌似忠信的“乡愿”。阳明一生的天敌就是乡愿!或者说心学的天敌就是乡愿。乡愿的危害性在于它极善伪装，他说:泛泛地看，谁也不是乡愿，细看则不是乡愿者几乎没有。这种作风使社会失去正常标准: “盖今风俗之患，在于务流通而薄忠信，贵进取而贱廉洁，重擐狡而轻朴直，……论形迹而遗心术，尚和同而鄙狷介……” 他预言“天下之患必自此而起”。他说的稍微早了一些，但绝对说对了。 最后一个问题的设置显示了他与当时的流行做法的“紧张”关系。他先亮明自己的观点:“明于当世之务者，唯豪杰为然”，然后笔锋一转，指责“今取士于科举，虽未免于记诵文辞之间”，意指这种做法是拔不出豪杰来的，但马上表明自己是要拔豪杰的，所以让你们“备论当世之务”，如何削减冗官?如何理平繁重的赋税?更有几乎是出格的问题:现在藩王满天下消费极大，国家几乎养不起了，他们还将发展到尾大不掉闹事的地步，怎么处置?军队遍海内而日耗甚大，怎么办?各种自然灾害造成大量流民，怎么拯救?社会治安混乱，“狱讼烦滋，流贼昌炽，其将何以息之?”权贵世家兼并土地，为害乡里，人情怨苦，怎么制裁他们?边境不宁，怎么对付那些戎和胡? 他几乎把当时主要急务都摆出来了，他认为这都是“官冗而事益不治之所致”。所有这些问题都是成龙配套的，官多藩重必加重税赋，南军北用北军南用，征调运输粮食就使民不堪命。那些肉食者又只是满脑袋权钱经!怎么办?千言万语是得找出好官来，但国家“名器已滥”! 关键是选拔出真才。尽管出个把真才也得被官场这个销金窟给磨灭了。但体制性的改革王阳明终身都没有想过。由他来选拔人才，他也无非是想让这些秀才们都能写出他五年前那样的《陈言边务疏》。他后来摆平了蕃镇与民变两相，那奇勋的建立，不是现蒸热卖而是积厚孕久的功夫。并非天然现成的“良知”发用。不过其忧国忧民的情志的确让人感动。但他做不了多少主。在结尾处，他说了几句显然是说给主持天下文柄的大人老爷们看的的话。真难为他了。 他当考官是不会像周进选拔范进那样选拔人才的。可惜，他只主持过这一次小小的乡试。无权是不能为国家选拔真才的。 按世俗标准，他算一帆风顺，年轻轻的进士及第，刚上仕途也谈不上不受重用。但因他自度有宰相之才，却在边缘空耗时光。他内心的苦闷与其才华成正比。他虽然庆幸能来夫子之乡主持文事，但很快就又悲愤难舒了。现存他《山东诗六首》，既痛“浊世将焉穷”“下愚竟难晓”，更恨“我才不救时，匡扶志空大。”现实对于他来说是个“网”---“尘网苦羁縻，富贵真露草!不如骑白鹿，东游入蓬岛。” 呜呼，这位让举子作贾谊式《平安策》的考官，内心深处却怀揣着悲伤的《服鸟赋》。 贾谊和晁错是他这次主考时屡屡提到的“形象”。 8．师友之道 但他不再像贾谊那么想不开了，因为贾谊不能白死，他的教训，自有智者予以总结。苏东坡说贾是“扬才露己”、不会自用其才，只能自速其死，东坡的结论是“但愿我儿鲁且直，无灾无难到公卿。”阳明则采取了迂回的办法，采用孔子式不能执政便通过学说和办学来“施予有政”。 他既然从阳明洞复出，就暂时不会骑鹿入蓬岛。那种想法可以随时有，但真要去做，去知行合一，还需要另外的条件。 明制规定乡试开场日期是八月初九，十五日第三场，几天之后放牌。阳明又去登了泰山，观了东海，忽而与天地交融心骛八极，忽而突发悲音。及至返回京城，已入九月。 就在这个九月，他被调到兵部武选清吏司，还是个主事，从六品。看来，锋芒毕露的主考工作，显然未能取得让他荣升骤起的声誉，或者可以说在敢于放言的成化弘治年间他的声音还不够惊天动地，他的“宰相经”还缺少一炮打响的轰动效应，他提交的方案差不多都是洪永时期的旧制，已在位的宰相们觉得他们已经或正在用“京察法”解决名器太滥的问题，曾有一次削革了近千名不称职官员，至于屯田法等等都有洪武爷的成例在。事实上能够瞅准机会一露峥嵘而得手的往往是依附着某种势力，或者在官场上正好迎合或满足了某种需要。王阳明这次主考工作所体现的真正的挑战性在于坚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不满程朱式辞章讲疏的育人方法。然而也正因为这是放横炮就注定难以加入主流。 他来到兵部武选司上班。兵部在承天之门的东边，宗人府的后面，一溜面朝西的房子。兵部的抢眼之处并不在于它掌管着国防，而在于所谓选拔“武将上马定乾坤”之事是单纯吏部决定不了的，吏部高于其它五部之处在于它管“干部”，其它部的属员，吏部可以直接定，唯兵部的是兵部拿主导性意见。天下的官吏非文即武，吏部管文官，兵部管武官。只要能管上“官”，这个衙门就“灵”。 武选司，是兵部第一司，实权满大的，掌管武官的选升，袭替，功赏之事，相当于兵部中的吏部。按一般的官场经来说，阳明由刑部调到这里是进了半步。他修习兵学也算有了个名至实归的安排。但离王的理想还有可悲的距离。他的同事和学生黄绾在给王作的《行状》中说他是武库司主事，武库司就是兵部的倒数第一司了，掌管兵器，符勘，尺籍，武学，薪隶等事。武学一项似乎可以发挥王的特长，但六年才一会举，面对的是已是武职的官员及其子弟，与科举选拔武举武状元不一码事。不过，王氏自言他是武选司，显然黄绾笔误。尽管明代的主事是握有实权的司员，比在下面当个知县要名贵些，但王氏志向太大，期望值太高，而他的那些大小上司也的确都比他差远了，而他却须经他们提拨才能进步，从而有所作为。这是让他很难受又改变不了的“事实”。 王有个优点或者说特点，一旦职业与他心头的事业不合辙时，他就不再以职业为意，而集中心思于事业上，这是他与那些除了当官别无所为的混世虫“官崽”的根本区别。山东归来，他感到了培养学生的重要。根据明治五品以下六年才京察一次（原定十年）的规定他暂时无升迁的可能。他又不肯白白地等着，不能升官，就做教师罢，反正儒家的"原型"及本行就是老师。他才34岁，便开门授徒了。 阳明之前，讲学尚未成风，但承宋儒讲学之习，于科举，学校等官学之外，私学授受也小有气候。如前面提到的吴与弼，娄一斋，娄少年时曾四处求师，就是找这种思想家型的导师，而非科考塾师。自然，这种私学讲究的是儒门的正经深义，极利于在科考时超常发挥，居官后亦有特色。开设这种私学的人都是有“主义”的，举一个和阳明没有直接关系的例子，以显示风气之一般，从而也可看出阳明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特别了不起的。 罗伦，即当时学者及《明儒学案》所称之一峰先生。自幼家贫，打柴放猪时也带着书，挤时间看，成了秀才后，想的不是顺科举再升，而是“志圣贤学”，尝说：“科举非能坏人，人自坏之耳。”成化二年，廷试时，对策万余言，直斥时弊，名震京师。引程正公语:人主一日之间，接贤士大夫之时多，则亲宦官宫妾之时少。主试者想删去后一句，他不干。最后还是状元及第。 过了没有俩月，正好大学士李贤奔丧毕，奉旨返朝，罗先到李家劝李不要违背圣训，李不听。罗上疏，说了许多尖锐的大实话:“君，盂也;臣，水也。水之方圆，盂实主之。臣之直佞，君实召之。上下成俗，混然同流，率天下之人为无父之归。”结果他迅速被贬为外地一小官。没过多久，李贤死，罗召复原官，两年后，引疾归，不再出仕。因金牛山人迹罕止，筑室著书其中，四方从学者甚多。黄宗羲说他“刚介绝俗，生平不做和同之语，不为软巽之行。”这是个“志圣贤学”能考上，当了官依然坚持圣贤学，也因此而隐居弘扬圣贤学的例子。孔子说“我未见刚者”，罗伦就是个刚者。他著书授徒都一依圣贤本意，办学的目的也是为了弘扬圣学，毫无私利私名之想。像这样的学者在明代能举出一把。他们为阳明所说的第一等事付出了几乎全部现实的享乐。行大于知。罗说“与其以一善成名，宁学圣人而未至。”就学做圣人的纯粹性而言，罗一峰辈高过王阳明。阳明也不可能像罗伦那样单为"道尊"而隐居办学。 自然也有为了显用于世而讲学办会的，翻阅《明史》，几乎每个大僚都有徒弟。但王现在还屈沉下僚，不能引荐学生在仕途上走捷径。他虽辞章、兵道、仙佛无不涉猎，在儒学本门下的功夫更大，但还没到独立成家的地步。“身心之学”是一种道德修养，其中有多少学术、学理？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相互砥励，彼此以伟人的标准相互要求，交流心得体会而已。是内学而非外学，有人模仿，可以刷新一点士子风习。 世风及士风让他产生危机感和紧迫感。许多缺德少才的混帐玩艺儿摇身一变成了牧民之官，造成今日风俗大坏的局面。 第16章 他这样概括他生活在其中的“时代精神”:既有西汉末的懦弱又横添蛮悍之风;既有东汉末的徼激又杂染随风倒的习气;既有晋朝的虚薄又混合着庸俗琐碎的心计;既有唐朝的放荡又夹缠着鄙吝的市侩作风网。简直是集以往之卑劣再添上现实之邪恶的大染缸。（《拟……表》）而“牧羊人”由科举出品，科举只引导读书人去背诵辞章讲疏，无人再致力“身心之学”。学术关乎士品，士品关乎世风。再不讲究身心之学，圣学将大面积被遗弃。 他本人的切身体会是师友之道直接作用于知情意，能直接获得有血有肉的生命感动，能找到一种从书本中找不到的“感觉”。他从青年起就一直在遍访师友，寻觅知音，自感“受用”大于闭门读书。 一种从我做起的责任感，使他开始接收学生。他倡身心之学，使人先立必为圣人之志，有愿执贽来拜师的，他便开门而纳之。他的出发点是相当高尚的，无非是想与更多的人一起成圣。然而同僚便不免以为他是在标新立异、邀取名声。只有与之质量对等的湛甘泉时为翰林庶吉士，觉得这才是正经大事，与他一见定交，共以倡明圣学为事。 寻找师友是为了建立起与官场相抗衡的“道场”，建立起一种顺我心志的“社会关系”系统。交际，是人生的重要内容，儒家的五伦有“友”这一伦。像李贽，谭嗣同这样的叛逆则尤重此一伦，以为唯朋友一伦最见人道平等，且是以智力性情的相通为基础的自由关系。 阳明与甘泉的相遇无论如何是一个“事件”。对于明代的思想界是个了不起的事情，对于阳明本人的思想发展也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湛若水，字元明，号甘泉，广东增城人。从学于广东老乡陈白沙。陈是新会人，陈曾从吴与弼学习半年，后回老家闭门读书，筑阳春台静坐其中，数年足不出户。阳明筑室阳明洞也是这个意思，都有点禅风道意。这二氏之学，自中唐以后几乎成为士林的不言之教。甘泉与阳明的最大区别是甘泉以志颜回之学为主，阳明以志伊尹之志为主。甘泉本不想去参加科举，奉母命，入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参加会试，考官杨廷和等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是，置第二，选为庶吉士。当时，阳明是兵部武选司主事，也在北京，两人“同构”遂一见大相契悦。 阳明对人说:“守仁从宦三十年，未见此人。” 甘泉对人说:“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阳明时年三十四岁，所谓从宦三十年，是从跟着他父亲旅居京华算起。当时的名公巨卿，如李西涯（东阳），文学名家如前七子等，阳明可谓阅人多矣，但都不足以引起王的由衷的敬佩，因为他们的圣人气象不足，只是明星而非至人。而王的意向又在此而不在彼。七年后，阳明这样总结湛甘泉的“意义”:他是真正体现圣人之学的典范。是今日之颜回。因为他唯求“自得”。是王的真正同志。 甘泉则这样概括王的思想历程：“初溺于任侠之习;再溺于骑射之习;三溺于辞章之习;四溺于神仙之习;五溺于佛氏之习。”这个过程也是王氏本人及王门弟子并不讳言的。现在俱往矣，阳明已觉悟于前又正好有了可以相互发明圣学的同志，用阳明自己的话说：“而后吾之志益坚，毅然若不可遏，则予之资于甘泉多矣。”（《别甘泉序》） 孔夫子办学的特点是造成一种“场”，让学生们去“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他本人的启发点拨只是引路确定高度，他确定的师友之道就是“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阳明和湛甘泉都以为他们的相会和讲论正符合夫子之道。 然而，换了皇帝了。静养身心之学的大气候一去不复返了。阳明也有机会从边缘走向中心了——但，不是受重用的中心，而是受迫害的中心。他出了名——上了奸党榜。 第五回风雨如晦鸡鸣不已 1．皇帝父子 弘治皇帝于1505年5月即弘治十八年五月驾崩于乾清宫，年仅36岁。遗诏太子厚照即帝位。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受顾命，弘治拉着刘健的手叮嘱道:“东宫聪明，但年尚幼，先生辈可常常请他出来读书，辅导他做个好人。”（《孝宗实录》卷224）直到正德皇帝赶走刘健时，刘还哭拜先帝，为未能把正德教育成个好人而深感对不起先帝。 成化，弘治都算承平好皇帝，尤其是弘治是大明十六朝最仁慈最儒家化的好皇帝。但是，正德的那些不同寻常的弊政都孕育在这貌似承平的时代，主要是皇帝越来越不顾自己的政府，皇帝更像个普通的谋求特权的官僚，在与国家，政府争夺权利，他们只对自己的小金库有感觉，更热衷于直接任命自己的亲信（即所谓不经吏部而直接传旨任命的“传奉官”），从成化到正德这祖孙三代，都对国家事物不感兴趣，他们倒像不情愿的从而消极怠工玩忽职守的"打工崽"，他们对权力的感觉酷似无赖的权力意欲，即只想着爱怎么样就怎么样，权力只是用来满足快乐的工具，此外的意义他们便不感兴趣也不想知道，与同时期的西方的那些赫赫有名的君主形成滑稽的对比。中国的这几位君主更像是"平民花花公子"，愿意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厮守，想玩什么就玩什么，为了能这样散漫地玩下去而迷信道教乞求长生，而且很平民化的礼上往来式的封赠那些给他们带来快乐的诸色人等。关于他们的故事不是关乎一时期大局的全景巨片，倒更像“三言二拍”式的市井话本。 成化皇帝朱见深的幼年过得是耽惊受怕的平民生活，他父亲英宗在土木之役中被俘时，他不到两岁，一年以后英宗被遣返，幽禁在皇城中七年。这七年，朱见深被废除太子身分，与被废的皇后生活在皇城的另一部分，生活条件相当艰难，气氛相当压抑，内心也凄楚。他父亲干掉他叔叔又坐上龙廷时，他九岁。他登基时十七岁。显得很结实，大脸蛋，反应迟钝，严重口吃。他的迟钝支持了他的冷静的几乎是麻木的行政风格。他和他的儿子孙子一样当皇帝时太年轻，与父辈的阁臣没有共同语言，疏远年长的老臣亲近能跟他们玩到一起的宦官几乎是自然选择。 朱元璋废除宰相想自己当宰相，造成了一个政出朕一人的行政格局。但他儿孙不但不想当宰相也懒得当皇帝。慢慢形成文官治百姓，宦官治文官的“政治”局面。宦官在成化弘治两朝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庞大的宦官集团行政编制正规化，是比个别太监弄权更有实质性危害的事情。直到刘瑾要制度化使宦官的地位高于中央及各省的同级文官。皇帝只与身边的宦官打交道，不与廷臣见面，至高无上的指挥全国的圣旨或由宦官传达或径出宦官之手，这不是旧史学家说的与宦官共天下么? 这祖孙三代同一秉性:不爱上班，宠信道术。成化初即位，还倚用李贤等阁臣，为“夺门”之变重订是非，换取了朝臣的支持和政局的稳定。但不久即怠于政事，习学道术，在宫中淫乐，长久不理朝政，不召见大臣。仅在1471年，因彗星久现，在大学士力请之下，于奉天门接见阁臣。 彭时奏称“天变可畏”，成化说“卿等宜尽心”。 又奏:御史请减京官俸，文官可武官不可。成化说，是。 万安带头磕头呼万岁。阁臣退下，成化退朝。朝野传笑。从此，直到成化死，再也没有召见过大臣。群臣奏事均由内官中转，控制大内的是比皇帝大二十岁的万贵妃，万氏本是成化童年时代的保姆，她懂得如何使他高兴，从而把“自己的孩子”掌握在手心里。这有点像后来的熹宗与客氏的关系。 万氏有足够的机智和歹毒，自她生的幼子死后，她便再也没有怀孕，她便使宫内任何妇女都不能生孩子，怀孕的流产，生了孩子的母子都是个死，她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热情极高的文臣，中央和地方的政治家们纷纷上疏，劝皇帝疏远万氏，以便与宫中的其他妇女早生孩子。成化的回答是"这是朕的私事"。 就凭这个细节就可以感受到当时文官集团的士气多么高涨。他们找到了与天下一体的伟大感觉。因为国家的日常事务是靠士大夫来运转的，就像把大门的反而比老板更管事更有责任感和主人翁的气势一样。只有老板知道把门的是贱役。但老百姓不知道，文官集团本身则不想知道。诡称与万氏同宗的大学士万安和照章办事的其他阁臣，还有文官传统支撑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年约60岁的万贵妃在怒挞宫婢时痰涌而死，年41岁的成化皇帝说:“万侍长去了，我亦将去矣!”还真随之而去。像西方人定义小说的概念所举的例子一样:皇后死了，因此皇帝也死了。情节有因果关系，于是具有小说的魅力。 若皇帝为零，则这个皇帝是最好的皇帝。成化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意义上的好皇帝。自然他也曾传旨廷杖过大臣，因他不亲政，旨意均由内官传达，许多求官的人便来贿赂可以接近御玺的可以在传奉官的名单上添加姓名的内官，传奉授官，这种来路极正但超越了政府从天而降的官，即王阳明在主持山东乡试时所抨击的乱了国家“名器”的那种外门邪道的官。这种授官方式是对国家宪政的公开践踏，皇帝开这种后门，是对把大门的公开蔑视和戏弄。在群臣的抗议下一次就罢免了五百多，可见多么滥。 第17章 弘治即位，还能罢黜两千多，僧道官一千多，其实还没有清查完。皇帝为零，繁殖了大量不想当零的人众。幸亏，成化遇上两个好内官:怀恩和邴吉。要冒出个刘瑾，则成化朝就是正德朝了。 弘治十七岁（1487年）即位，在宫中见一小箧，里面都是论房中术的疏文，写“臣安进上”。他让怀恩拿去问万安，“这是大臣该做的事情么!”万安叩头谢罪。怀恩即摘去他的牙牌，说“你可以走了。”弘治换上他在东宫时的师保和有声望的旧臣，又采纳言官的劾议，下诏罢黜成化朝的佞幸，真起到了争取人心的作用。但很快，他就学他老子，不上朝不召见大臣议政。奏章批发均由内官，或稽留数月，或并不施行。他跟他老子一样崇信道术。1497年3月，迫于阁臣之议，在文华殿召见徐溥，刘健，李东阳，谢迁四阁臣，授以诸司的题议，说与先生们商量。徐溥等拟旨，呈弘治改定，各赐茶一杯而退。这是他老子26年前接见大臣后的又一次，以至满朝称为盛事。 主权虚位，中介便还得发达起来。传旨的太监的品质便至关重要了。弘治依靠的是李广，李以道家符和烧炼丹药取悦弘治，接受贿赂，引荐官员，李畏罪自杀后，从他家查出向他行贿的名册，列有文武大臣多名，各送黄米，白米百千石不等。弘治不解，问:李广能吃多少，怎么接受这么多?他还不知道黄米是指黄金，白米是指白银。知道实情后，依然命阁臣撰文赐祭。你说弘治多么"厚道"罢。 他的宽厚性格还引发了大量批评性的忠告。在明朝所有的皇帝中再也没有像他这样的能够耐心听取严厉批评的了。《孝宗实录》显示，所有有抱负的官员，或出于真心或仅仅是为了出风头，都没完没了地要求他温习儒家经典和伦理道德，给他灌输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政策观念，几乎是纠缠不休。熟悉中国历史的文官知道这是风险最小的鸣放时期，谁也不肯放过机会。王阳明归山又复出，也有留恋这难得的宽松期的意思。他在主试山东时大胆言论也有这个背景。但孝宗是个难得的"好人"（譬如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做到了一夫一妻的皇帝），却不是一个有所作为的英主。 看《孝宗本纪》他除了按“礼”四时祭祀，完成天子这一象征性的本职工作外，就是同意治理黄河，编修了《大明会典》。会典的颁行，意义重大，不仅保存了历朝制度的沿革纪录，也使官府行政有所遵循，还为清朝编修《大清会典》提供了范例。 阳明的父亲王华就是《大明会典》的主要编撰官之一，还因会典编成而升官。成化在东宫时，王华即是其讲读官，算是东宫旧人，华事三朝，唯孝宗对他算有知遇之恩。他升为礼部右侍郎后，仍兼日讲官。因为皇帝认为他“讲释明赡，故特久任。”弘治末年，对他“尤加眷注”，他在进讲时，常常劝皇上勤圣学，诫逸豫，亲仁贤，远邪佞。皇上则是虚心接受坚决不改。但对他颇有好感。惯例是给皇帝讲课前，须先演习，仍会张慌失错。华则从不预演，又讲得“条畅”。有一次，上已幸讲筵，而当直的讲官突然晕倒，大家公推华应急，华从容开讲，比平时还“条畅”。当时内官李广正贵幸，唯王华敢引古讽今的加以批评，“诵说朗然，开讽明切。左右闻者皆缩头吐舌，而上悦闻不厌。”并获得皇帝的“赐食”嘉奖，内官对王华说:“连日先生讲述明白，圣心甚喜，甚加眷念。”王华感恩，自庆知遇，越发讲得剀切。皇帝也勤加鼓励。为王华作行状的陆深大发感慨:弘治若不早死，王华会当上大学士的。 王华若能当上大学士，阳明可能就不会有不被理解不被重用的苦闷了，然而也只是可能而已。那样，阳明也许会走上纯文官之路，当个御史或翰林学士，根据正常的官场规则若王华一直为相，则阳明也可能反而难尽起才。 这许多也许和或者都因正德登基而泡了汤。 2．大玩主 正德的聪明都用在嬉游淫乐上了。有的稗史根据起种种反长常规的举止推测他是江湖野种，不是真正的龙子龙孙。其实朱家本起脚于江湖，朱元璋的流氓本性体现在政治上，朱厚照的流氓本性体现在反政治上罢了。流氓性这一家族的“年轮”历久不变。正德的反政治不是不讲政治，而是“玩”政治，把政治游戏彻底戏耍化，他的确很聪明，彻底看透了皇权帝制的无谓。如果说像李煜那样的文学皇帝，还不足以使皇权的本质“透底”的话，历史安排了正德这样的流氓皇帝来使其大透底，大爆光，让世人知道皇权原来这么流氓，皇帝原来可以这么不是东西! 朱厚照奉诏即位时年方十五，正当青春期，刘健没把他教成“好人”，刘瑾却把他教导成了个合法流氓。偏巧像怀恩那样的宦官没被选拔到东宫或大内，也许有，但可能正在扫厕所。在东宫包围太子的马永成，谷大用，刘瑾等，跟着进了大内，成了改变历史进程的“八党”。刘健等顾命大臣成了外围边缘人物，他们请行“新政”，裁汰各部门的冗员，放遣先朝宫人及内苑珍禽异兽，正德根本不听。始终跃跃欲试每逢一朝天子一朝臣之换届时越发想大显身手的言官，这回不等于失业就是大触霉头。刘健将各种给皇帝支招的规劝皇帝不要这样那样的奏章摘要分类汇编，径送正德，然而等于对牛弹琴。正德倚靠宦官，宦官迎合正德，只是一个劲的玩。 受先帝顾命的内阁老臣自然不能玩忽，先上疏说：“皇上视朝太迟，免朝太数，奏事渐晚，游戏渐广，”经筵、日讲都停了，只是玩鹰、犬、狐、兔，使圣学久旷，正人不亲，直言不闻、下情不达，民生困苦而莫伸，政事弊坏而莫救。现在，风雨飘荡，雷霆震怒。正殿枭吻及太庙脊兽，天坛树木、禁门房柱各有摧折或致烧毁。天心示警，伏愿陛下惕然醒悟。 正德说，知道了。然而，半句也不听。于是，老臣再上疏：“近者地动天鸣，五星侵犯，星斗昼见，白虹贯日，群灾叠现，并在一时。诸司弊政，日益月增，百孔千疮，随补随漏。……任情作弊，谗谤公行，奸邪得计，变乱黑白，颠倒是非！人怨于下而不知，天变于上而不畏。”结论是赶紧罢黜宦官。 皇帝的结论是甩开这些老厌物，由宦官直接办事。老臣再上抗议书，说一开始还跟我们商量一点事情，近来往往旨从中出，略不预闻。有所议拟，径行改议。这些皇帝连看也不看了。 户部尚书韩文每退朝，辄泣恨不能救正。郎中李梦阳说：“大臣共国休戚，徒泣何益！”韩说：“计安出？”梦阳说：言官交章弹劾，阁臣死力坚持，去宦官易事尔。次日早朝，韩与诸大臣密议，都同意。于是大文学家李梦阳替韩文起草了弹劾刘瑾等人的奏章。文章写的相当漂亮。刺激得皇上“惊泣不食”，诸阉大惧。 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等交章弹劾“八党”，下内阁议。九卿诸大臣伏阙上疏，力斥“八党”。正好宦官内部有想铲除八党的王岳等人，事情遂得以推动起来，正德让王岳与阁臣商讨处理办法，意欲将八人安排到南京。若果真先疏离，再清除，刘瑾等就消失了。但刘健，谢迁等则坚持必须杀了他们。焦芳密报刘瑾，刘瑾等八人连夜去哭求正德，以头抢地，说：“非上恩，奴才们都得去喂狗。”皇上感动，刘瑾又说：“害怒侪者王岳。狗、马、鹰、兔，王岳献过没有？现在单追究我们。”反诬王岳结纳阁臣欲限制皇帝出入。正德大怒，即刻命令连夜逮捕王岳，发落南京，任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又恢复西厂，由谷大用掌管，辑查朝臣。 次日，即1506年10月28日，群臣早朝，大太监李荣出来告诉大学士和其他廷臣，皇帝说刘瑾等把皇帝从小服侍到现在，不忍立即处理，以后慢慢亲自决定八个太监的命运。大学士们自然知道个中含义，便集体提出辞职，说“夫人君之于小人，若不知而误用，其失犹小，天下尚望其能知而去之。若既知而不治，则小人狎玩，愈肆奸邪，正人危疑，被其离间，天下之事无可复为，必至乱亡而后已。且邪、正必不两立。今满朝文武、公卿科道，皆欲急去数人，而使之尚在左右，非但朝臣尽怀疑惧，而此数人亦恐不能自安。上下相疑，内外不协，祸乱之机，皆自此始。”说的既对且好，但凡有点责任心的人都会被感动、说服。但正德就有魄力批示：李东阳得留任，刘健，谢迁等阁臣退休。李再次上疏乞退，圣旨下：“自陈休政，臣下职也。黜陟人才，朝廷公论，卿勿再辞。” 李送他们时，涕泪涟涟，刘正色道:“何以泣为?使当日力争，与我辈同去矣。”李默然难言。因为李在倒“八党”活动中，态度不那么激进。所以刘瑾在前朝老臣中，单留下了他。一个不留也有点“不象”。李在日后的岁月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弥缝”的作用。 正德即位不到一年，前朝旧臣除了李东阳几乎都被罢免了。 3．文官罹难 极富有主人翁责任感的文官集团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他们交章请留刘、谢。上次谋诛八党时，是北京的言官首先发难，御史赵佑，朱廷声，陈琳等先乘灾异求言之机，上疏:乞置刘瑾等于法，汰革额外冗员。遵遗命，信老成，重无大小，必咨大臣，台谏，不为近习所摇，则灾变自弭。后因帝大婚，因宛平九月李花盛开而上言:“此阴擅阳权，非偶然也。” 第18章 直到十月，众文官交章极论，章下阁议，差点将八党就地处决。但刘瑾等打下北京这股势头，这次请留阁臣的声势则由南京的言官来扛大旗。 南京六科给事中几乎都站了出来，戴铣，李光翰，徐蕃，牧相，任惠，徐暹等连章奏留刘谢。南京十三道御史薄彦徽，陆昆，蒋钦等15人，刚连名上疏请屏八党，委任大臣，务学亲政，以还至治。等奏章到京，朝事已变。他们又“复上公疏”请留健、迁。刘瑾对这些反对党一律“廷杖除名”，就是逮到北京或南京的帝阙下，脱下裤子，打30军棍，然后开除公职，斥为百姓。有个别知县或上疏乞救，或抗议均被“廷杖除名”。 在这场挽留辅臣的风潮中，最顽强最悲壮的是南京御史蒋钦。他被杖废为民以后，第三天，一个人再上奏章，有点《三国演义》“段子”味:“刘瑾，小竖耳。陛下亲以腹心，倚以耳目，待以股肱，”是在用贼坏天下事，乱祖宗法，“一贼弄权，万民失望，愁叹之声动天彻地”。他揭发刘瑾遍索天下三司官贿，人千金，有的五千金，不给则贬斥，给了则提拨。“通国皆寒心”。他问“陛下尚何以自立?”他真将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国家:“幸听臣言，急诛瑾以谢天下，然后杀臣以谢瑾。”这比后来沈练劾魏忠贤之“汉贼不两立”更透过一层。正德如能读到这份奏章，根据阳明的心学原理，也应该受感动。他明知道“今日之国家乃祖宗之国家”，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他还是这么义无反顾，要求用自己的死来谢“谢了天下的刘瑾”。 结果是，“疏入，再杖三十，系狱。”连平民百姓也当不成了。他入狱三天后，又上奏疏，他问皇帝“瑾忠乎?臣忠乎?”“臣骨肉都销，涕泗交作，七十二岁老父，不顾养矣。”他要用自己的死唤醒皇帝的“诛贼之明”。“疏入，复杖三十。”累计九十棍，要不是憋着一忠君之气，早也顶不住了。他终于只实现了“不愿与此贼并生”的志向，杖后三日，卒于狱，年仅49岁。 相比之下，我们的传主就“逊色”也“通敏”多了。他可没有蒋钦这股子愚忠劲头，他自然也不像阉然以媚阉的那些无骨去势的官僚，屈身事贼以求荣显。他的个性也使装不了孙子，他上了封《乞侑言官去权奸以章圣德疏》，用语委婉，语调平静，要求“合理”。显示出以柔克刚的王学特点。他只是为解救南京的言官，言官的命运已吓倒了很多人，像蒋钦那样的是少数。阳明在宦官高压言官大势已去的形势下还挺身而出也就越发难得了。柔中之刚更是主要的。 他说:戴铣等人想必是触犯了皇上，但他们以言为责，其言而善，自宜嘉纳施行。说错了皇上也该包涵，以开忠谠之路。现在特派锦衣卫把他们拿解赴京，群臣皆以为不当，而无人敢言，怕得相同的处罚而增加皇上的过错。但是这样下去，再有关乎国家危疑不合祖宗体统的事情，皇上还能从哪里听到谏议?他这个劝架人，总是用具体的细节来增强感动效果。他提醒皇上万一他们在押赴京城的道儿上填了沟壑，使陛下有沙谏臣之名，兴群臣纷纷之议，到那个时候，您又要责怪左右不劝戒您，且为时已晚。全文没有一句“去权奸”的话，没有再作声讨宦官的努力，这看出阳明的“巧”。但标题上的字样是后来他的学生加上去的吗?也许不是。结尾时，抽象的说到:陛下不可使耳目壅塞，手足萎病。自然保护言官就压抑了权奸，能这样做就彰明了圣德。 但正德不“正”，他偏用奸邪而镇压善类，他把自己的私人看成与自己一体化的“法人”，他认为打他的狗就是向狗的主人挑衅。此前，在一次关于盐业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他明确地反讥李东阳:“国家事岂专是内官坏了?文官中仅有三四好人耳，坏事者十常六七，先生辈亦自知之。”（王世贞《中官考》）对文官的基本估计竟然如此，难怪他不惜随便处置他们。这与其父的态度大不相同，京察出几百不称职官员，吏部主张斥退，皇帝以为人才难得，结果大多保了下来。正德是会“大革命”的方式来打击一大片的，如果他有此头脑的话。刘瑾现在是他的头脑，刘能成为实际的皇帝和宰相，不仅是只会领着年轻的皇帝去四处潇洒，在宫中酗酒，看角羝戏。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能给皇上办事，而他办的事是文官系统办不了的，文官只是一味“教育”他，只有些常规办法。聪明绝顶的正德早就烦了他们那套老生常谈。他总是借口他的祖母或母亲要看望他等等，而逃避经筵功课。他在东宫时的老师杨廷和，现在快轮到他入阁了，他和翰林学士刘忠在皇帝讲课时，致讽谏语，对佞幸有所指斥，像王华那样，但他俩没得到赏识，反而得到了贬斥。 正德对刘瑾说:“经筵讲书耳，何又添出许多话来!” 刘瑾乘机说:“可令二人南京去。” 于是，杨之就要到手的内阁大学士，像煮熟的鹅一样飞了。两人都到南京去了。有意思的是，刘忠在南京“正直有风采”，大计京官时，罢黜的人比以往多，还提议随时纠劾，以示劝惩，不必等六年大考核再罢免，他本人也纠劾过重。有人认为他是在配合形势，暗中附和刘瑾，因“瑾方以严苛择辱士大夫”。其实，他只是正直的不是时候。他是一生正直的。 4．朝政鱼烂 刘瑾能够哄住皇帝的手段是敛财。正德挥霍无度，又不肯花他的小金库，户部尚书韩文又坚持“原则”，不痛快地让皇帝花户部的库银。事实上国库也的确严重空虚。皇帝不耐烦听那些烦人的数字，他就是要钱。朝廷的官员们除了主张"节约"外，没有拿出有效的增加收入的具体办法。而刘瑾有一套常规之外的增加财政的方案。皇帝自然倒向刘瑾，不顾文官们的反对。这些方案的根本精神就是加大税收力度。增加新的税，附加税，提高税额等。刘瑾的财政改革用老话说就是“横征暴敛”，闹得朝野嚣然。文官反对“改革”，刘瑾乘机让宦官全面夺权。全国各地早就有的宦官“特派员”，现在在理论也“合法”的高于正规的地方官了。至此，明朝的宦官像清朝的临驾于汉族之上的满族官僚和国民党的“军统”了。弘治一度真使他们单局限于“统计调查”的工作，但现在他们成了皇帝向文官夺权的阶级性的社会力量。 但是，钱还是不够。最根本的原因是“硕鼠”太多，不算那些不可计算的权力剥削（腐败的基本含义就是不同于资本剥削的权力剥削），单单是坐吃皇粮的就大大超过税收。明人郑晓的《今言》统计：“正德年间，亲王30位，郡王215位，将军，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八十九万六千。廪膳生员35800，吏55000。其禄俸粮约数千万。天下夏秋税粮，大约2668万4千石。出多入少，故王府久缺禄米，卫所久缺月粮，各边缺军晌，各省缺俸廪。”郑晓是嘉靖二年的进士，历任国家要职，所言可信。 刘瑾一箭双雕，他跟皇帝说，收入不足是文官们管理不善和贪污造成的，他的高招儿是随时向任何官吏处以“罚款”，既打击了文官又增加了银米。翻看这一时期的《明史》列传，自大学士李东阳以下没有被“罚款”（夺俸，停薪）者几稀，这股冲击波也扫荡了入不了“列传”的大批官员，这有大量的笔记和私乘为证。还有一招是“赔偿”。或是真失误，或是找茬儿，让许多官员赔得倾家荡产。 对各大“军区”的军屯地，各省则大事摊派，有的项目几乎是加倍地增加附加税，地方官反对，则由住守的太监强行执行，有的地方官为讨好则不顾实际，谄上压下，激起了几乎是到处都有的“骚乱”，西北，东北的边防军，有几支造反的。民变也发生了。最后，安化王起事，刘瑾的末日也到了。 各地的镇守太监比刘瑾还不顾后果，关于他们穷凶极恶的记录，遍布公私史籍，是标准的“小鬼当家”。刘瑾还有一套用太监监督太监的“统中之统”，叫什么“内行厂”，由他亲自掌管，在阉党中再建“党中之党”，酷似纳粹之“盖世太保”。这正是狐狸，黄鼠狼与蛇之间的联环套，一物降一物，转圈追逐。这种超常的特务统治，的确极大地提高了行政效率，也极大地提高了祸国殃民的能力。这有点像“文化大革命”中的“踢开党委闹革命”。1507年3月，刘瑾发布了一道命令，让天下镇守太监实际上的级别和职权与各省最高文官相当，并有权监督文官，审查任何行政和司法事务，关键是当地的工作由太监总结向中央即刘瑾汇报，所有的重要公文都只对刘，经刘签发给各部门。原先的通政司已失去“喉舌司”的作用。群臣的奏章也是先具红揭投刘瑾，号“红本”，然后，再上“通政司”，号“白本”。天下只知有刘太监而不知有皇帝矣。 刘瑾公开卖官鬻爵，招权纳贿，他还没赖到后来之纳贿不办事的程度，基本上是“朝发夕至”，受贿之后几天内即“超拜”---越轨提拨。这样他事实上很快在文官内部也拉出来基本骨干。 对于那些不与皇帝及其“军统”合作的文官，皇帝便越发只用“军统”并默成“军统”干掉文官的系统工程。要细说他这方面的战绩，得拉一个很长的名单。阁臣除了李东阳，全换了，六部的长官按他的意志作了调整。举一个小例子。 浙江省应诏举荐怀才抱德的乡贤，举的都是余姚人，都是谢迁的老乡，当初起草诏书的是刘健。 第19章 刘瑾“大公无私”起来，“矫旨”（他下的，但是圣旨）谓:“余姚隐士何多?此必徇私援引。”将那几个隐士下了“诏狱”，让他们交代迁，健的徇私勾当。刘瑾想把这两个前大学士逮捕，抄家。李东阳死力疏解。刘瑾的党羽焦芳在旁边厉声的说:“纵轻贷（从轻发落），亦当除名。”旨下，果如焦芳所言。那四个隐士被发配到边疆戍边真当隐士去了。刘宇则弹劾两司访举失实，被罚米，还有被削职为民的。他们在多么公正地捍卫国家 体统!然而，正是这个焦引进这个刘，向瑾行贿万金。瑾大喜，说“刘先生何厚我!”几天之内“超拜”刘宇为兵部尚书。后找茬儿让吏部尚书许进退休，升刘宇为吏部尚书---六卿 之长。挤走王鏊后，宇又入阁，兼文渊阁大学士。而焦芳是在向刘瑾密报了大学士们的杀瑾计划后的第四天就“超拜”为大学士的。焦对瑾自称“门下”，如黄埔出身称蒋介石“老师”一样，焦带头呼瑾为“千岁”。 发配走那四个隐士后，还下了一道诏书:以后，余姚人不得选京官，著为令!如果刘瑾不倒台，阳明尚未当小京官，则他永远也别想进京显身手了!整个余姚县的人都成了帝国的“敌人”。全世界只有中华帝国才有这等笑话。 赶走刘健，谢迁，刘瑾愤尤未释。南北官员越是乞留，刘瑾越要把他们一网打尽。当时是绝对的天怒人怨，仅山东就连着地震45次。刘瑾也不作什么“灾异求言”的表面文章了。他以绝户的气概，赶尽杀绝的魄力，将反对过他的人打成“奸党”，勉强过完年，即正德二年，1507年，将刘健，谢迁，尚书韩文，杨守随，林瀚，都御史张敷华，郎中李梦阳，主事王阳明，还有一批言官，共53人，将他们的“臭名”榜示朝堂，传宣群臣跪于金水桥宣戒。像开公判大会式的，以期起到杀一禁百的作用。 仅《明史》所载，因瑾当权“横甚，尤恶言官，惧祸者往往自尽。”私乘记载更怕人。还有因交不上贿赂而自杀的。真想不通，居然还有那么多愚忠之人，还要为这么王八蛋的朝廷卖命! 刘瑾像挣命一样穷追不舍，于正德四年，即1509年12月，追夺健、迁，尚书马文升，刘大夏（他因惩处不法镇守太监而落职），韩文，许进等人的“诰命”，并追还皇上赏赐的玉带服物，同时被夺诰命（即连退休干部也不是了）黜为民的共有675人《谢迁传》。人们还为他们担心，以为更大的灾祸还要附加而来。而这追夺诰命的行动，居然是拍刘瑾的马屁的言官提议的!难怪正德皇帝看不起文官，刘瑾憎恶言官。 此前一年，发生过一起“匿名信”事件。1508年6月26日早朝时，一封状告刘瑾诸不法事的匿名信，放在丹墀上，一个御使拾起来交给了皇帝。刘瑾知道信的内容后，当即命令百官跪伏奉天门下，严加责问。过了几个小时，让尚书们退出。近中午时他才露面，翰林官们立即向他抗议，说他们从未受过这种虐待。刘让他们退出。一个御使说:这违反了王朝法令。刘说:正是你们把国家的事情办糟了。刘让剩下的人站到朝见时的位置上去，以便查出谁靠近放信的地点。一个大太监说:四品以下的官员没有次序，谁会傻得往那站?刘让他们重新跪下。为了找到草稿，派锦衣卫去收查各家。那个大铛说:谁傻得在家里留草稿? 六月的中午，又偏偏天气极好。几个官员晕倒，被拖走。另一个大太监给百官员送西瓜。刘马上“矫旨”调开这两个大太监。下午过半，五品以下的都被押入锦衣卫监狱。有三百多人。次日，李东阳赶紧营救，正好，刘瑾发现写信的是一个太监，没死才重见阳光呼吸上户外空气。 就是写信骂皇帝也不至于此罢。 明朝的好事坏事都能创纪录。除了“皇军”，还没人比得过刘瑾。而他本是个宫廷“文工团”团长。他太歹毒，他们太贱!所谓“士可杀不可辱”的大话，说不得了。 5．铁窗生涯 刘瑾时代将帝国的集权恐怖的本性表现得淋漓尽至，但还不够登峰造极，日后有更令人发指的年头。极权，必恐怖。集权必极权。不管何种方式的集权，极权，都必然强迫人们要么与之同流合污，要么被踩在脚下，已完成了的集权是能够镇压反抗的。 这时，中国的传统智慧是“静以待变”。谢迁，退居林下后，正与人下棋，追夺诰命的圣旨下达，他谈笑自若，家人和朋友都为他忧虑，估计更大的不幸还会降临。他却照常赋诗饮酒。刘瑾伏诛。他复职。这叫宰相器度。 王阳明呢?他要像蒋钦那样愚忠，也就不成为心学大师了;他要像焦芳那样奔竞钻刺，媚时趋俗，同样也不会成为心学大师。他若在被罚长跪的百官之中，会是什么表现?立即辞职同样等于抗议，再屈辱为官则贱不如狗。具有苦情喜剧味道的安排---他早在1506年11月间被刘瑾先生投入了“诏狱”--所谓皇帝直接关注的锦衣卫监狱。 在太监的“白色恐怖”抽疯期，入了监狱，算是到了家。只要别像阳明所营救的戴铣那样，一轮杖打就一命呜呼，监狱就算避风港了。阳明苦情陈辞，只怕戴铣等人在押赴北京途中填了沟壑，使皇帝背上杀谏臣，“怒绝”民意的恶名，算是太自作多情了。他也把皇帝的骗人的“政事得失，许诸人直言无隐”的明旨当了真---尽管他这样说时，是在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但他上书这件事本身说明他对流氓政治还抱有幻想。他认为皇帝还有“扩大公无我之仁，明改过不吝之勇”的“良知”，只是被权奸暂时蒙蔽了，只要侑言官去权奸，就圣德复明，收回了放跑了的良心。 其实，正德与刘瑾正觉得文官烂透了大半，像刘瑾反击那位御使时所说的:你们懂什么国家法度，国家正是你们给闹糟了。他们就是要从文官手中夺回掌管国家的权力，不是一个简单的宦官蒙蔽了皇帝的问题，而是皇帝也想这样做，宦官体现了皇帝也许还朦胧的感性的意志。已然的事实不用再重复了，刘瑾死后，皇帝并没有变好，也说明一些问题。 刘瑾将包括王阳明在内的53人列为奸党，榜示朝堂，创造了内官把朝臣打成朋党的恶例。说明他们是有“理论”的，有战略意图的。当时还没有彻底不上朝的正德是能够看到奸党榜的。最后拿刘瑾做替罪羊以"谢"天下，以缓冲与文官集团的紧张关系，说明正德比刘瑾还赖而已。 阳明坐在大狱里，很难“不动心”。他奶奶，父亲，还有妻子，都与他同在一片天下，但几乎是人间地狱般的坚硬的隔开了。他留下了《狱中诗十四首》。第一首就是“不寐”。北京的十二月，冷酷如世道。铁窗之内比外面更是魍魉世界，越睡不着，越觉得黑夜无尽头。“阳明释夜”没有包括这种夜，这是“具体”的夜，他解释的夜是哲学化的抽象的夜。什么东西一被抽象就拉开了“审美距离”，而具体是一团血肉模糊的实在。他自己也承认"我心良匪石"怎么能不会被深悲大戚搅动?“滔滔眼前事，逝者去相踵。”人生如同电视剧，现在被抛出轨道，正可成为“看客”来返观自己在舞台上的际遇，品尝当时来不及品尝的滋味。要用一句话概括他此时此地的心境，就是后悔。不是后悔营救戴铣他们，而是根本就不该重返仕途!“匡时在贤达，归哉盍耕垅!”这个世界是他们的，我就不该来参与，现在倒好，想回家当个农夫，也找不到自己的地头了---太晚了。这种绝望的心情说不得贤与不肖，只是人之常情。 他还没有谢迁那种宰相“功夫”，弘治时代那宽松的气氛“赚”他出山，结果却落了个身陷囹圄的下场。面对锦衣卫狱那特种大墙，朝政黑暗到如此程度，不仅过去的各种努力都流水落花，而且前途比这大墙里的黑夜还一塌糊涂。“崖穷犹可涉，水深犹可泳。”唯独坐大狱里当萨特所写的“苍蝇”，则如掉到无底黑洞中，除了“荒诞”，飘忽，没准，他还能感觉到什么?因为他现在还只是个诗人哲学家而不是谢迁式的政治人物。 铁窗生涯“窒如穴处，无秋无冬!”像在漫漫长夜盼望银河欲曙的任何人一样，他也只是“岂无白日?寤寐永叹!”除了说一些“悠悠我思，曷其极矣!”他也是毫无办法。 等最初的尖锐的痛苦稍微地靠“习惯”变得能忍受时，他靠学习来打发有天没日头的狱中生活。当对命运毫无把握充满恐惧感时，谁都想“明白明白”。所以，他此时想读而且读了的是《易经》。可能允许家人看望，他能从墙外得到食物和读物。使他从而能够“暝坐玩羲《易》，洗心见微奥。”自己也占卦，什么“遁四获我心，虫上庸自保。”遁，这个卦象是艮下乾上。象征退避。卦中二阴自下而生，阴渐长而阳渐消，小人渐盛，若山之侵天;而君子退避，若天之远山，故名遁。《经典释文》解此卦曰:“隐退也，匿迹避时，奉身退隐之谓也。”得我心云云，无非是想“重返阳明洞”而已。 他来自遗传的自幼热心的一直没放弃的道教情结，此时大大地释放出来。《见月》《屋月》二首，再明白不过的表露了道教情调的生命意识。尤其是后者，纯然是在“拟”《古诗十九首》。然而，这个人永远不会单线条，他在体验道教义理时能触类旁通到儒家的高明。在:“泪下长如霰”时，能体证颜回箪食瓢饮在陋巷不改其乐并非矫情，说明他也能找着“孔颜乐处”的门径。 第20章 自然也因为《易》乃儒道两家共奉的经典。还因为狱中有儒门“战友”，他们在大墙之内依然讲学论道，在高明远大的圣道之中，体验到了俗人难以理解的精神愉悦（“累累囹圄间，……至道良足悦。”《别友狱中》） 他最伤感的是对家人的怀念。什么“思家有泪仍多病”，“萧条念宗祀，泪下长如霰。”等等，叫人觉得他这个人真实自然，无虚矫之气。只有这种人才可能体证真正的心学，这是他与玩弄心学之人的本质区别。 在幽室中他度过了最黑暗的1506年，大年夜，他只有对着从墙缝中射入来的月光，他在“旁皇涕沾裳”之余，勉强滋长出“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望”的自勉式的朦胧希望。他在狱中过年，家人牵挂着狱中的亲人，他也因知道家人的牵挂而“忽惊岁暮还思乡。”打断他乡愁的只有忽然串上床的狡猾的老鼠。在会稽山下散步，在余姚江中放舟，这最最普通的家常生活，现在成了他高不可攀的梦想---成了他做人的全部代价。 因为，要想重新拥有这一切，也很容易，只要他提笔给刘太监写一封悔过书，效忠信，他就会被车马迎还。因为刘在严酷打击文官的同时，也急需树立“投诚”的标兵，以分化敌人。当时也有这种“巧人”。在刘瑾伏诛之后，从他的住宅抄出大量文武官员巴结他的信件。有人主张按阉党处置，李东阳说，当时我且不能不屈从，何况别人。于是将信件烧毁。而当时刘瑾几次暗示王华，只要王华去刘的私宅一趟，不但阳明可以平安无事，而且他父子俩都可以得到升迁。但华就是不去。刘瑾有个最大的特点是爱才，当他还是东宫一个只管文体活动的普通太监时就听说过王华的大名。现在他想学蔡京揽杨时的办法，想网络名人来装点治平。 文官集团内部远非铁板一块，任何时候都有奔走权门的无骨奴才。在宽松的弘治年代，依然有人疏劾谢迁，刘健，李东阳堵塞言路，压抑胜几者（《今言》）。现在，言路真堵了，却听不见反抗堵塞言路的呼声了。这叫做“天下无道则庶人不议”。 阳明绝不会想到去走那敞开着的狗窦。 他不得不静以待命，做被人决定生死明晦的“主人翁”（戏用心学术语）。 好在刘瑾要从重从快地处罚他们，以敲山震虎。所以，皇帝和宦官在皇宫内，阳明他们在铁窗内过完年后，处分决定下达了。阳明被发配到贵州龙场驿当驿丞。好大的一个官儿，不入流的役吏而已。自然比在阙下当场杖毙，比明正典刑要强一万倍了。因为这种差别是生与死之间的差别。阳明比戴铣，蒋钦等幸运多了，他应该唱“赞美诗”，写“强盗颂”。至少应该念一万声阿弥陀佛! 他还行，很镇静的也很黑色幽默的说“报主无能合远投”，“且应蓑笠卧沧州”。沧州是宋代发配人的地方，一如清代之宁古塔，伊梨，遂成为戍地之别名。其实这种发配只是叫人死得慢点而已。是置于死地的另一种方式。他明白，但他要活下去，不甘心像这样被当成臭虫般的踩死。为“留得升平双眼在”，他接受刘太监这一安排。他留着这双眼睛看看螃蟹能横行到几时。 尽管前途渺茫难言，他还是从容地与狱中曾一起讲学论道，切磋砥砺的难友深情的一一别过，并留诗勉励: 愿言无诡随，努力从前哲! 还是足够“革命”的，流动着死而复生的健康乐观的情调。 据说不死的囚徒比任何人都富有梦想。 任何艰难困苦对于志在成圣成雄的人来说都只是培训进修，只要能活下来。 尽管没有直接证据，依然有理由说，这次培训使阳明终生受益，血的教训使他明白必须“道术一体”才能有效地“行道”。 6．上路 原因一言难尽，明代的文官牢狱之灾颇重。像方孝孺式的既不合作又献身的是一类;跟宦官斗争的是一类;还有就是所谓“工作失误”也常常下狱。在风口浪尖上弄险的言官，赶上朝中的“大故”时自然难免争先恐后地跳火坑;就是平正的“儒林传”中也颇多下狱论死之类的话头。号称明代头号大儒的薛，在办一件案子时，被弹劾，宦官王振为报复薛不拍他的马屁，决定处死，要行刑的那天早晨，振的仆人在爨下哭将起来，问为什么?他说:“听说今天薛夫子就要被砍头了。”振大感动，后终得不死。薛在狱中等死时，读《易》自如。胡居仁的学生余佑的部下稽查住了宦官的走私船，他也被宦官投入监狱，在狱中，他著《性书》三卷。明中叶以后，文官集团内部的党争，也是着急了就想办法把对手往局子里送。 说这些是为了点明王阳明的铁窗生涯只是明代文官普遍的牢狱之灾中的一出小戏，并非什么非凡的足以傲视群俦的大节目。但对阳明的一生是至关重要的大节目。对于后人来说，重要的是为什么别人坐了监狱没有开创出改变了中国思想史发展方向的心学，偏偏王阳明走出了一条创新之路? 他在狱中，找到了彻底的虚明，找到了“孤独个体”那种无所依傍的深渊感。在天地之间，除了自己这颗心，还有什么是最后的依据?于深悲大戚之中，还能不屈不挠的坚持得住，靠什么?除了靠“心之力”，还有什么力量能伸进大墙来支撑自己?这些问题他暂时还没有最后透悟，但已在这场培训中种下了“觉悟”的智慧种子。等他到荒无人烟的龙场继续坐监狱时，“种子”终于开花结果。“心学”的一个最智慧的法门就是能将"万物皆备于我"，能化一切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君子友我，小人资我，艰难困苦玉成我。 这自然都是事后看着如此。当时的情形绝不这么美妙。他出狱后，外面的白色恐怖更加严重。刘瑾已严密地控制了京城。锦衣卫的特务不但遍布四方，且已进入重点盯梢的细致阶段。象阳明这样的奸党，榜上排名靠前的重犯，刘瑾早有布置。有的记载说，是先让锦衣卫在钱塘江边预伏;有的记载说是派锦衣卫追赶到江边，反正是要干掉他。暗杀是不用付出政治成本的。也因此他还是可以在京城稍事逗留，与还敢与他相见的朋友依依惜别。他入狱后不久，王华即被借故弄到南京去了。貌似平调，其实是贬官。京城中的精英，至少是反刘瑾的风云人物所剩无几。能与阳明称为道友同志的不过二三子。他们是宁静的学者或略疏远政治的道德家，思想家。如湛若水，汪抑之，崔子钟。他们不会因白色恐怖而疏远朋友，照样为他置酒赋诗，“搽洗伤口”。尤其是他还将远戍贵州，能否活着再见还是个问题。再加上他现在是彻底地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其中酸甜苦辣毋需说，不必说，也难以言说。除了安慰就是鼓励，然而一点也不虚伪空洞，恰恰相反，充满了“精神贵族”的高贵气韵。他们之间的唱和，流露出来的都是坚强的道义的尊严，没有丝毫的怯懦的失败的悲鸣。尽管廷杖，大牢，还有一点希望也看不到的压抑的现实，以及吉凶未卜的漫漫贬谪路，这其中的任何一项，都足以让凡人绝望乃至于自杀。但阳明却偏偏能于绝处化生出“新大陆”来。了不起! 也许他的学生也删除了阳明伤感方面的记录，大约怕影响教主形象的高度。其实多情的阳明是从不讳言自己的感情的。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尝嗤儿女悲，忧来仍不免。”我心匪石，在黄钟毁弃瓦釜雷鸣，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冠履倒施的全盘倒错的世界之中，哪个志士不悲愤欲绝?他自然也不例外。什么“间关不足道，嗟此白日微。”等等，再三叹及。但是这种“浮云蔽日”的浩叹，是中国士人的老调子了，每个人都深有感触的来咏叹，但对人类来说已不再有新信息。 自然还原回去，用境遇伦理学的眼光来打量，他此时的处境和心境，都值得大加表现和渲染。他父亲已被刘瑾借故弄到南京去了。余姚老家，更是关山阻隔。犯人的处境在刘瑾的高压政策造成的呼吸成祸福的白色恐怖氛围中是标准的“如履如临”。更何况还有可能的谋杀在等待着他。有个叫许天锡的言官，与阳明是同年进士。他出使返朝，“见朝风大变，敢言者皆贬斥，而瑾肆虐加甚。”他揭发了瑾数十事，知道奏上必大祸临头，遂夜写“登闻鼓状”，准备尸谏，让家人在他死后奏上。然后上吊自杀。也有人说是锦衣卫把他勒死的。当时锦衣卫分头跟踪他们的目标，阳明更在被跟踪之列。与王接触要担风险的。但是还是有许多人为他送别。这说明“道不孤，德必有邻”，正气是不会灭绝的。正是这种正气，使他们相濡以沫，用伟人的标准自律并相互要求，“君莫忘五诗，忘之我焉求?”“鹅湖有前约，鹿洞多遗篇。寄子春鸿书，待我秋江船。”他们要在鸡鸣风雨之中，用带血的双脚践履圣学的道统。这不仅见出阳明他们的"不为仓菌谋"的心力，更见出士子儒学的道义力量，因为他们的心力正产生于这个道统。 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阳明的独特的思想道路。 “嗟予不量力，跛蹩期致远。”经过正正反反的折腾，他深切的感受到:“道器不可离，二之即非性。”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道术一体”的观念。器，属于具体的范围，但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如常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道器不离也好，道术一体也好，都强调一个世界观和方法论高度统一的问题。 第21章 这也是“五行八卦”思维留给中国人的古老遗产。要想做到这一点不是个思辨问题，而是个身体力行的问题。单靠辞章注疏解决不了。甚至任何“纸上谈兵”都无济于事。就本质而言，它是一种“随机应变”又无往不合大道的“智慧”。 就现在的王阳明而言，给他支撑的，他也渴望得到的，正是“有效”的道术一体的智慧。怎样才能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儒学道统给了他信念，但没给他具体的方法，给了他原则没给他“当下此刻”该怎么办的艺术:既反对流行的这一切又要与它们并不“我死你活”的矛盾下去?如何在险象环生的逆境中“重新开局”?只有这种智慧才能救得了他。自然也只有这种超越了时空的思想智慧才是现代读者感兴趣的，能给现代人智慧的话题。而且是从失败中挺立出来，再造辉煌的智慧。这是任何时代的人都需要的真正的人生智慧。所有的哲学或思想都是为了养育这种智慧。 阳明一直寻找的也正是这种智慧。无论是兵家还是道家和释家，现在百川汇海，万法归一，通道必简，凝聚成一个也是所有的问题:怎样将人的思维方式调整得既有效又正义?那些经传注疏只是从不再智慧的思想中搜寻各种角度和说法有什么真切的指导人生的意义?那些智慧经过长时间无智慧的解释已经退化为习惯。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他此时感到了讲玄虚空寂的释道两家在面临尖锐的生还是死，以及如何生与死时，几乎全无用处---“静虚非虚寂，中有未发中。”他现在开始拈出后来心学普度众生的修养法门了:什么“无欲见真体，忘助皆非功。”忘，是故意去寻找无念头状态。助，是人为地来“拔苗助长”。王氏本人区别于其后徒的一个“指标”是王始终坚持“事上练”。找“忘”是坐枯禅。既要在事上练，还不能堕入缠执之中。不是一般的做什么事成什么人的问题，而是在做事中体悟存在，既不能在做事中遗忘了存在。也不能在体悟存在时反对做事，不会做事，败事。用他的话说即“践形乃无亏”。在这个意义上，他主张“愿君崇德性，问学刊支离。” 后儒将朱子“派”为“道问学”，将陆九渊“派”为尊德性，并强解析为水火不容的两派。至少此时的阳明并不反对“道问学”，只是要求在问学时，去掉溺于支离破碎字词析义的毛病即可。 “无为气所役，无为物所疑。” “生人不努力，草木同衰残。” 7．北风送南雁 他是在料峭春风吹人冷的时节，离开他本要大展宏图的京都的。 汪抑之，湛若水，崔子钟等人为他赋诗以壮行色，他也在他们的呵护中渐渐复苏了精神的活力与信心。虽不能说失败的打击与痛苦已被彻底克服，但基本上是莫予毒也了。他"南游"走了不到十几天，就再次赋诗申述前几天答诗的未尽之意，并且在梦境与他们重逢。毫无风刀霜剑的威逼感，并且再三念叨他们要在衡山结庐，共同研究《易经》的约言。经典，必然是他这种如"惊鹊无宁枝"者的家园。心学家是热心肠思想家。 但是刘瑾是冷心肠政治家。于公开打击之外，他增加了超法度的暗杀。他的逻辑很明确的黑社会规矩:要么是我的朋友，立即升迁;要么是我的敌人，必欲置于死地。王阳明本是可用之才，但他既然不为我所用，就尤其要杀之而后快。因为他有才。极可能是王出狱后的活动使刘瑾感到腻歪，才在阳明出京之后决定追杀他。要不然，是不必大老远的非到钱塘江才下手。王惹恼刘的地方大约是他又与文人诗酒唱和，不老老实实，"悔过自新"，还乱说乱动，尽管王留下来的诗中没有直接骂宦官的句子，但刘瑾是最腻烦文人结团的，象日后的任何大独裁者反对文人抱团一样，如张居正，清政府。自然，他把干掉王的计划交给下面的杀手去执行后，他本人就忙着搞财政改革，取乐去了。大人物不总记着小人物的死活。象阳明这样的六品主事，只要不抱团，永远也翻不了刘瑾这个大船。 为什么非选择钱塘江?不定在芦沟桥，或沙河，黄河?也许是在那里才追上。还有一个刘瑾的党羽在哪里更得力的问题。自然也有足够的理由怀疑此事的真伪。因为，锦衣卫杀人是肆无忌惮的，会兜那么大的圈子，费那么大的劲?更主要的是在阳明当时的诗文中没有这种刀光剑影的丝毫痕迹---这自然也不足为没有此事的证据。从来就有两派：毛西河等认为“谱状乃尽情狂诞”；冯梦龙的「王阳明先生出身靖难录」则详细如小说家言，写锦衣卫二校胁迫阳明投江，阳明在别人的帮助下骗过二校，假装投江，然后趁船至广信，等等。二说都是以意为之，不足深信。 所以，我们还是不妨按《年谱》及查继佐的《王守仁传》来复述这个故事。"故事"说:锦衣卫杀手追到江畔，阳明虑难得脱，急中生智，用上了当年习学侠客的那一套本事，将衣服鞋帽或投至江中，或搁置江畔，成功地布置了自杀的假现场，骗过了那些职业杀手「这其实很难。江水滔滔，杀手们看见江中衣帽须距离很近，距离近则能看见真相。距离远，走到跟前则看不到任何现场。再说锦衣卫的人岂是等闲之辈？」然后，他偷偷地爬上一条商船，船是去舟山的，并忽起飓风，他们一日夜就到了福建界面。他爬上武夷山，如惊弓之鸟，一气窜入深山之中。 刚刚复燃的希望之火又蒙兜头一盆冰水，他实在是不想再出山了。情绪再稳定的人也受不了这么不稳定的现实的冲击，更何况他并不是个稳定的人。当然，眼下最重要的事情是先找个安身之地。深山之中只有寺院，到了晚上，他终于找到了一个寺院，请求容纳，但人家不收留他。一个面色发绿，神色荒凉，来路不明的中年男人，不容易被相信。他没法，只好在附近的一个野庙里落脚，躺在香案上睡着了。 这个野庙是老虎的家。那个不给他开门的和尚以为他已喂了老虎，来拣他的行囊。却见这个风餐露宿，爬了山的人睡得正香。这个势利的和尚以为他一定不是个凡人，就又把他请回寺中。 无巧不成书，当年他在铁树宫谈得特投机的那个道士，象正在这里等他似的，拿出早已作好的诗，其中有: 二十年前曾见君， 今来消息我先闻。 似乎是专门为来点化他的。 阳明问他该怎么办?并把自己刚下定的"将远遁"的决心告诉他。可能还给他看了刚写的与家人"永别"的诗: 移家便住烟霞壑， 绿水青山长对吟。 道士说:你父亲现在朝中，你不屈不要紧，刘瑾会把你老父亲抓起来。你是隐于深山了，但瑾会说或者北投胡兵了。或者南投海盗了，给你定个叛国投敌的罪名，你下三代都抬不起头来。 阳明知道他说的对，但一时难已回心转意。道士为他占了一卦，卦得《明夷》，虽是光明受损伤之卦，但可以有希望的等待着，会有圣主来访。这给了阳明信心和勇气。人，就是这样，只要有希望，就可以忍受---心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希望哲学。是阳明在"动忍增益"中锤炼出来的自救救人的智慧学。他本人也是有了希望就有了豪迈的气概: 险夷原不滞胸中， 何异浮云过太空。 其实，他只是刚刚不滞胸中。尽管如此，这位心学大师毕竟魄力蛮大。他又毅然出山，重返充满荒诞和希望的人世间。 他毕竟不是无名小辈了。在京城流传着他自沉于江水，至福建始起的神话。还有他自己的诗为证: 海上曾为沧水使， 山中又遇武夷君。 信以为真的人告诉湛甘泉，湛哑然失笑，说"此佯狂避世也"，他同时也笑世人喜欢"夸虚执有以为神奇"，哪里能懂得阳明这一套虚虚实实的艺术。湛还作诗总结王的这种"艺术":"佯狂欲浮海，说梦痴人前。"他是显然不相信阳明沉江至福建复出的神话的。几年后，他们在滁州相会，连袂夜话时，阳明向老朋友吐露实情，的确是在英雄欺人，果不出弱水所料。莎士比亚说:人生尽管充满喧哗与骚动，却如痴人说梦，毫无意义可言。痴人说梦自然是一踏糊涂，但阳明是给痴人说梦，说梦者是有意为之，也算有意义吧。 据「年谱」说，他从武夷山下来，到鄱阳湖北上，去南京看望因受自己牵连被刘瑾给弄成南京吏部尚书的父亲，但没有别的证据。有的学者从他赴谪的时间，路线，及沿路的诗作推测，他不可能到南京去省亲。但也没有他未去的直接证据。假若，他真去了，算是他重返了"祖宗"轨道，可以坦然地来见家大人了。嫌小阳明太调皮的王华倒对大阳明相当满意。父子相见，尤其是经历了几乎是生死变故的重逢，当然会感慨万千。父不会怨子惹事，子不怪父不救;因为刘瑾几次让人传话，只要王华去瑾那里修好，父子二人均有好处。毒蛇一样的刘瑾还有个优点就是爱才，状元王华的大名，他很重视。越是独裁政权越需要名流点缀。但华的风骨是有口皆碑的。大概父亲支持儿子的选择，让他忍耐一时，二人可能都洞察到了刘瑾灭亡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不会象马基雅维里那样去讨好一个即将垮台的权力班子，弄得失去了东山再起的机遇。再说明朝的官员升沉起浮具有极大的戏剧性。不必为一时的失败而毁弃终生。详情因无确切记载而难知端底。 他在北新关看见了他的几个弟弟则有诗为证，他喜不自禁地说: 已分天涯成死别， 宁知意外得生还。 第22章 此时又只怕这骨肉重逢是梦。同样是梦，有时唯恐是真的，有时唯恐是假的："弟兄相看梦寐间"。当然，既然已经生还就与真死了大不相同了，哪怕是差一点死了，但没死就是没死。所以感叹唏嘘之后，"喜见诸弟"的喜是主要的。 虽然是贬斥到边地去作小吏，但没有限时限刻的死日期卡着。再说刘瑾忙得很，没有必要盯着一个小小主事。他可以从容地走走停停。正赶上又病了。这是大难过后的必然反应。如果他未去南京，则无重返杭州之事，而只是从北京下来时在钱塘江畔住下来没走。现存赴谪诗证明他在杭州住了好些日子。先住在南屏山的静慈寺，应该是从春至夏都住在这里。起初还有兴致游南屏山，再后来，又移居到胜果寺。 杭州，是他的老朋友了。现在是"湖山依旧我重来"。他这次过的这个春天和夏天是舔伤口了（"卧病空山春复夏"），胜果寺可能更凉快--"六月深松无暑来"。他得的是肺病。只宜静养。他现在既需要用静心的沉思来"洗心"，也需要用高质量的空气来洗肺。他从心眼里喜欢这个风水宝地。在这种人间天堂的环境中过心魂相守的宁静的书生日子，是他发自内心的愿望。再用颜子的内倾的精神境界来比论一番，就更心安理得了。"把卷有时眠白石，解缨随意濯清漪。"这种冰雪文字是心存富贵的功利人写不出来的。"便欲携书从此老"是他真实的心声。他若没有这种淡泊的心境，也做不出惊天动地的功业。因为淡泊养"义"，因义生的"利"才是好"利"。此时还算进修，在深化"淡泊明志，宁静致远"的功夫。当然，只有这样养心，才能养病。 《年谱》将这一年定于"在越"，极可能是在杭州养得病接近好了，便回到绍兴。虽然无诗可证，但基本可信。而且有"大事"发生:就是余姚徐爱，山阴蔡希颜，朱守忠，正式举行拜师礼，在当时只有举行了这种礼才算正式入门为弟子。否则，只能算私淑，算业余的学生。这三个人，至少徐爱，早已从阳明问业。就是两年前阳明在京"门人始进"时，也可能就是他们。 今年，阳明36岁，干支记年则岁在丁卯。记年文有《别三子序》，开头大讲师友之道:"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六经》分裂于训诂，支离芜蔓于辞章举业之习，圣学几于息矣。"将圣学的存亡与师友之道的兴废因果性的联系起来，是在批判官方的做法，将圣学"异化"为进身仕途的应试教材，儒学的精义遂彻底被遗忘了（参看拙著《新评新校<儒林外史>》《<儒林外史>与中国士文化》）。显然，师友之道是用师生链的形式保持着原儒之士子儒学的真本色。经过主试山东，以及后来的这场风波，阳明越来越意识到:只有自己另起炉灶，创立自己的学说和"干部"队伍，才有可能甩开官场那套混帐王八蛋做法，使圣学真正复兴起来。 所以，他虽身处逆境的极点，但偏要开"顶风船"了。正式接受徐爱等三人，做起"导师"来。这毫无虚华之意，倒有切身的反面感受:"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悔也;求友于天下，而与予者寡矣。又求同志于天下，二三子之外，藐乎其寥寥也。"现在收获了这三个弟子，他无比欣慰。但三人同时被举荐为乡贡生，就要到北京去了。他告诉他们，到北京后，找湛若水，就象跟他学习一样。 他坦白地说，这三个同志的离开，使他有失助的遗憾。他们自然是在哪儿都一样学习，"而予终寡乎同志之助也"，他是要准备做点什么了，"同志"一词，在此具有它最神圣的本义。就是要与自己一起与地面垂直相交，"出身承当，以圣学为己任"。 这种态度暂时还只是内倾性的一种人生姿态，它一旦有了广大同志，便是实体性的社会力量，就精神变物质了。阳明当然能够清醒地意识到现在只能是"沉潜"期，也当然只是"潜龙"在"勿用"时期的沉潜。他语意深长的教导这三个首批上了"名册"的学生要沉潜进学，"深潜刚克，高明柔克"，温恭亦沉潜也，"三子识之"! 他现在能做的就是平静地到贵州龙场驿站去报到。尽管古代效率极低，时间感觉与现代大不相同，但依然"事不过年"。年终总要"总结"上报。阳明深谙"度"的微妙，他一定要赶在年底之前到达戍地。刚发展的三个同志进京了，他只有领着仆人一级的同路人开拔。 自然走得很慢，他从姚江坐船，抵达钱塘江，然后经江西广信「今上绕」、分宜、苹乡，进入湖南的醴陵，然后沿湖南的湘江，经过洞庭湖，朔沅江西上，经沅陵、辰溪等地，然后由沅江支流沅水，进入贵州玉屏。 "山行风雪瘦能当，会喜江花照野航。"看来，他还能强颜欢笑。因为这是他主动选择的道路，似乎没有多少理由怨天尤人。"野航"也是文人本是流浪汉的宿命，所以在野航中他能找到一种本真的感觉。野航，正是这条"夜航船"的本质。据说，幸福就是本质的自我实现，阳明也许找到了一种归宿感。 有趣的是，他在这种时候总能赶巧碰上和尚道士之类的朋友聊聊一些宿命的问题。他在江西玉山县的东岳庙中遇到旧相识"严星士"。一番神聊之后，王用轻松的语调说:我的出处行藏不用算卦，我是决心要与那些沙鸥去同群的。言外之义是我现在去偏僻的地方应皇差，只是为了避祸而已，为了避免更大的打击降到亲人头上而已。我本人是毫无功名心的。但，他真想做一个眼前这种岩穴之士么?其实未必。 不过，漫长的水路的确不能激发他"路漫漫兮修远，吾将上下而求索"的豪情，他又到了当年过访娄一斋的广信。他当年志在成圣，如今是个"犯官"。遥想当年的豪气，他此刻只有哭笑不得的无奈而已。成圣之路必然逻辑的包含着发配之路么? 对这个话题他已无言。他未能在年底以前到达贵州。"元夕"之夜，他还与广信的太守在船中"夜话"呢。他当年就模仿过苏东坡的《赤壁赋》，现在依然情愿销溶于江风明月之中。他很感谢蒋太守热情地接待他这个准配军。这种古君子风让他感动得表示要继续寄诗给蒋先生。尽管他说到了湖南就寄诗过来，但现存的诗篇没有。也许是蒋个人保留着而终于湮没在滚滚红尘之中。 他在官场中口碑很好，又加上他是"反潮流"的英雄，沿途总有士大夫请他喝酒夜话，这颇能抵挡赴谪路上的孤苦寂寞。夜泊石亭寺时，他写了两首艺术水平也颇高的诗，给眼前的朋友并兼寄在别处的老朋友: 烟霞故国虚梦想，风雨客途真惯经。 白壁屡投终自信，朱弦一绝好谁听? 忧伤之中透露着沉潜的坚持，坚持之中又难掩抑无法克服的悲凉。这应该是他最真实的心境。 必须正视的现实是他必须往前走。刘瑾不相信眼泪，大明朝也不相信眼泪。他的情绪还是那么不稳定。当他只面对自己时，他的精神胜利法就可以使他感觉好起来: 青山清我目，流水静我耳。 琴瑟在我御，经书满我几。 措足践坦道，悦心有妙理。 …… 悠然天地内，不知老将至。 羊肠亦坦道，太虚何阴晴? 在江阔云低雁断叫西风的"野航"之中，古老的《易经》居然使他欣喜起舞，顿忘形骸，大有何似在人间之慨。这显然是只能与智者道，不能与俗人语的"精神舞蹈"。发完少年狂之后，他又敛衽端庄的静坐，心游万仞神骛太极，去冥想大化玄机，生生之易理。结论是: 寒根固生意，息灰抱阳精。 要调理自己的精气神，去吻合生生易道，去"辩证"地迎接世界的挑激。于枯寒处悟见"生意"，又能"晦"处安身，负阴抱阳。只要精气内完，外物奈何于我?---这等于说我是神仙我怕谁? 这种超越飘逸的心境固然不常有，但一年之内有这么几次就足以保持精神胜利的"元气"。就有了抵御外界风寒的心力。正好这种精神法宝代有高人来作灯传。王在"萍乡道中"正好遇见一个祭祀周敦颐的镰溪祠。他自然虔忱地进谒。他对周圣人的评价要高过朱子。因为周子不支离（仅留下6248字的东西），有神性，兼容儒道释三家，而又能一本于圣道。周也因此而成为理学的开山祖师。 于此，略述周子，能了解王到了什么火候。周的家乡因周的特点而有许多能显示周的精神的小地名，如安心寨，圣脉泉，道山，更不用说什么极有仙风道骨的濂溪，濯缨亭，濯足亭，钓游桥，五行墩等等。阳明的隐逸气，道士气，正是周这种儒生风味的道士气。阳明的诗天然的象周，也许并未刻意追摩，只因"心"似，故声气便自然如出一辙。 周的《濂溪书堂诗》:"田间有流水，清池出山心。山心无尘土，白石照沈沈。"通篇都是这种调子，写法。比阳明的还清淡，甚至更准确地说是平淡乏味。要点在于其意境，即其中包含的人生哲学，人生境界，是冰雪文，是平常心，是拒绝滚滚红尘超然物外又不弃世的真道学的人生态度。这也是王一直要从颜回处学习的"道行"，是王一直标举"颜氏之学"的内心原因。 王谒濂溪祠的诗写得很好，确实是神到意到之语: 碧水苍山俱过化，光风霁月自传神。 他毫不掩饰的承认自己是周的私淑弟子。也承认自己是心丧道此地。 第23章 但只要以濂溪为榜样，何愁前路无光风霁月?但心路与世路颇难一致，是世路大呢?还是心路大?就看你有一颗什么样的心了。 他随路宛转，再走似乎坐不成船了（已闻难去艰舟辑），他现在开始爬山，至少在诗中还从容:"晓行山径树高低，雨后春泥没马蹄。"但心头"胡不归"的旋律不灭不绝，象猪八戒总想回高老庄一样。他真想"东归"回阳明洞去，但同样怕想，只要一想同样沮丧（沮杖藜）。回去又怎么样?而且是想好了才出来的。只有"意淫"过嘴瘾:"夜宿仙家见明月，清光还似鉴湖西。"他沿途投宿的地方多是道观寺院，这一夜，他宿在萍乡武云观。至少，他写诗的时候多是住在道观寺院之时。 其《赴谪诗》的下一首是《醴陵道中风雨夜宿泗州寺次韵》。他有点感叹破船偏遇顶头风了:"风雨偏从险道尝，深泥没马陷车厢。虚传鸟路通巴蜀，岂必羊肠在太行。"我现在走的就既不亚于蜀道，也不弱于太行山路。在山上大约也只有寺院可投宿。他还是靠伟大的《易经》来抵挡漫长的黑夜---用鲁迅的话说是"夜正长，路也正长。"是否人生在旅途，读《易》最相契?反正，阳明是迷上了《易》---"还理羲编坐夜长"。 "醴陵西来涉湘水"，跨越了今天属于江西的山地，他来到湖南地面。他身体不好，走水路为宜。舍鞍马而坐船，就算今日之坐卧铺了。自然走水路实在绕了远。而且，也许，他在磨蹭等刘瑾覆亡的消息。凭着他的《易》学水平和政治智慧，他现在对刘瑾的灭亡已"知数"矣。这也是读《易》便欣喜气畅的原因。他这次漫长的跋涉，从另外的意义上说，是作了社会考查。所到之处，民情汹汹。因为刘瑾的财政改革只是"横征暴敛"而已。因为他改革的目的只是为了皇帝花钱方便，并不以国计民生为意。依靠的力量是全国各地的宦官，搞得是所谓"体制外造血"，从百姓和百官中挤出来的血，首先充实了宦官的腰包。阳明与各地的地方官接触时，准确地说，敢跟他接触的地方官都对刘瑾的政策怨气填膺。阳明的史学虽说不太厉害，但极明史理，他知道一个倒行逆施的政权必然是短命的，尤其是宦官弄权更不可能长远。 到了长沙之后，他情绪很好。有把握时，不需要什么代偿性补充机制时，人往往就情绪好。他的学术名声因传奇性的政治遭遇而流传远播。湖南的学子有向他请教的。这其实搔着了他的痒处。心学家染有"好为人师"这种"人之患"。湛若水笑王"病在好讲学"，算知音之言。他此刻虽然"旅倦憩江观，病齿废讲诵。"但他不顾病倦和自以为年事已高（"齿"，还有一种说法是他牙痛），勉力跟问学的青年讲贵在立志的重要性。先"静"下来，培养颜回，曾点的境界，明白大厦之材必出幽谷的道理。不要急功近利，"养心在寡欲"，他举经典性的例子:"孔圣故惶惶，与点乐归咏;回也王佐才，闭户避邻闳。"这种意志自现在确立之后，他终生奉行不渝。这是对治明人好名，奔竞大于沉潜的毛病而特别标举方针。他勉励长沙的学子，宋学的基地就在你们湖南，周濂溪，朱熹在湖南留下了良好的学风，学统。应该立志继承这一宝贵的"圣脉"。明白的理性，深沉的勇气。永远是士人最可宝重的"气"。 极重师友之道的阳明，也的确是为了"道宜日相求"而与好学之士论学往还，而不是来游取虚名的，更不是来游山玩水的。他满怀着对宋儒的尊仰之情，决心西探岳麓:"昔贤此修藏，我来实仰止。"这个志在成圣的人由青年变成了中年，现在总算找着了成圣的门径，在患难之中，尝到圣学的精神疗救的滋味。越发深信不疑了。他屡次提起曾点和颜回，再三表示要向他们那样潇洒走一回。"渴饮松下泉，饥餐石上芝。"他现在更多地想的是"处则为真儒"的一面，但也合理的包括"出则为王佐"的另一面。随时而起，待机而动。资之深者，左右逢其源。岳麓山虽说颇当我情，但即是求道，何必唯在此山?一靠近"圣脉"，他就能对自己充满信心---"晚冀有所得，此外吾何知!"儒学对于真诚的儒生还真有这种宗教升华功能。 据诗中所写，岳麓书院已经破败，房屋不能蔽风雨。但阳明的心情很好，雨过天晴，他能为目睹朱子和张拭讲学的遗迹而高兴。他不让热情的周生通知赵太守他们，但后来赵太守他们还是赶来，并一起在山上喝酒到城里起了灯火。 长沙的赵太守，王推官，最后又到船上与他拜别。他赞扬他们在保持儒学气象方面做的有益的工作。但也坦白地说出，这块斯文重地，已今不如昔。并提议在这鱼目混珠的年头，首先得洁身自好，哪怕是"迂疏自岩谷"，也要守住儒士的下限。从长沙出来，开始很快，"瞬息百余里"，"舟人共扬眉"他却于欢畅时感到了危机。果然，天黑时在进入沅江之后，飞舟触石，差不多散了架。就别提多狼狈了。还得说，这个人命大。象康有为渡海外逃时，早一会儿晚一会儿，都会被追捕捉住，却偏能逃生一样，王也是几次大难不死。活该他们成就一番不世之功业。眼看就要到天心湖时，突然风雷大作，他们又一次险乎送命……善于顺势御马的王果断地决定暂停泊于岸边，然后沿岸边缓行。他说"虎怒安可撄"?暂避其锋后，他们顺利地像箭一样到达了武阳江。生火做饭，暗暗庆幸劫波余生。 王的结论是: 济险在需时，侥幸岂常理? 尔辈勿轻生，偶然非可恃! 第六回物归原处容易找 1．通驿 他一到贵州龙场，就大作起“去妇叹”来。然而，他在《瘗旅文》中，却说他之所以未死于这瘴毒之地，原因盖在于他未尝一日心戚戚。他不可能真“入火不热，入水不湿”，《去妇叹》一写就是五首，用的是楚地“故事”，显然是再发一回屈原式的浩叹。除了说明此时阳明的心情外，了无意趣。无非是些妾命如草，泪下不可挥之类的悲鸣。个别语涉讥诮处小有意思，余殊不足观。这种弃妇的悲鸣，从屈原到龚自珍都一律可鄙可厌。这是儒家最反感的以妾妇之道事君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与那些得了手的谄谀之徒的差别在于他们被一脚踢了出来。阳明的学生没有删去这些有辱师风的既谄且惨的文字真是失职得很!尤其是阳明在初步悟道之后，还发这种无道的臭气，真是打不走的看家狗了。去妇云云，就是丧家的乏走狗而已。狗的本质，众所周知就是"奴性"。大讲要当“主人翁”的心学，还去不掉狗性，这种心学也只是狗的心学而已。或者简单地说就是狗学了。这，自然只是“一度”现象。偌持续如此，还真如他本人所说，早就死在这瘴厉之地了，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世界观的改造真是一个反复的过程。他在湖南的圣学气象居然能被瘴厉之气刹那间包裹起来。成圣的不易之处正在自身。圣道如青天，凡人独难上。一日不能“克己”则一日不能“复礼”，孔老夫子，早就深有体会。“自己”诚然是最难战胜的。 这个反复，激起了一个可喜的反弹。一日不能成圣，则难免一日反复。 而且，说来也是，突然被抛到一个标准的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生存基本条件基本没有，空气不仅稀薄而且恶劣，这对于有肺病的他来说是致命的。就是升官到此，亦足悲矣---象阳明埋葬的那个吏目一样，更何况是贬官至此? 龙场，是一般的地图查不到的小地方。在贵州西北的修文县，处万山丛棘之中，十分偏僻闭塞，虽不能说是个动物世界，但毒蛇遍地，野兽串奔，他初来，住不到房子，就以石穴为室，与猪鹿同游。在此建立驿站，并没有什么别的实用价值，只是为了打仗。此地有军事性的战备作用，准确地说是为了以防万一才修这条驿道。因为太偏僻了，这条驿道，几乎没什么人马通过。刘瑾作梦梦游着想到了这么个好地方。 阳明住在这里实在不比在监狱里好多少，至少北京的气候，他是没的说的;而且狱中还有可以谈学论道的“战友”。再说，迫害的高潮过去之后，基本上也就死不了了。而此地是随时就要被大自然夺去生命的。虽然说是官差，但一点权力也没有，与通都大邑管驿站的相去天壤，那是肥缺，是可以为害一方，鱼肉百姓的权要。而这里能跟他说话的都是亡命到此的“盲流”儿。 被抛到这种绝地，整个世界变得单纯了---变成了"人与自然"这样一个最原始的问题，他又被抛回“初民社会”。正是可以深入思考“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这个最基本的哲学问题。而且，每活一天都在经历着死的考验。他也算多次经历过九死一生考验的人了。在帝阙之下，杖四十，他昏了过去。钱塘江投水，不管是否有杀手，也算死里逃生。来时，在天心湖前水中遇难，更是险象环生。但那时死是偶然的，现在死是必然的。几乎变成了活着就是在等死。---他差点要修“堂”--象鲁迅自名的堂号一样。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得失荣辱诸关均已打通，唯有生牢死关这一念“尚觉未化”。现在，考验日日临头，他自备石头棺材一副，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事情已经到底就还它一个到底，也就没有情绪反应了。因为情绪就是没把握时的一种代尝性反应。他再进一步继续在监狱里的进修:“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 第24章 （《年谱》）这才到了他在《瘗旅文》中说的“历瘴毒而苟能自全，以我未尝一日而戚戚也”的境界。 跟他来的人，没有他这种道行，他的修行方法，那些没有哲学心智的人也难以领略。在这一点上，他只能自家吃饭自家饱。尽管他是个愿普度众生的大乘信徒，也依然不能代他们修行，白给他们输入个“心中洒洒”。他只有为他们作饭，喂他们食水;本来，他们是来服侍他的，现在翻了个儿。他以能助人为美。仁，或者说人道情怀始终是他的人格底色。在航行遇难之际，“丁夫尽嗟噫”他却“淋漓念同胞，吾宁忍暴使?膳粥且倾橐，苦甘我与尔。”在实际考验的关头能如此，才真做到了"民胞物与"。单是喂饭还不够，又怕他们心中苦闷，给他们“歌诗”;还是闷闷不乐，他又给他们唱越地小调，家乡的声音足慰乡愁，他又给他们讲笑话，逗闷子，终于使他们忘记了疾病，乡愁，身处异国他乡的种种患难，他和他们共同度过了痛苦的不适应期。这也"训练"了他后来广授门徒，因材施教，因病发药，随机点拨，不拘一格，哪招灵用哪招的特殊"教法"。 于此，也能看出这人实干家的质地。既非苯得只能作官的"官崽"，亦非只能过纸上苍生的读书虫。他能够以环境克服环境，能够在任何条件下化险为夷，从而才能在弱智低能者必死无疑的险恶生存境遇中，奇迹般的活下来。这是他既把自己当人，又不象屈原，贾谊一样自视甚高从而无法与现实相妥协，自速其死。他虽然没有苏东坡那么"旷"，但有与苏不相上下的"达"。达，才能通，通才能不痛。他既使不是自觉的，也暗暗地应用着《老子》"虚己应物，应物而不伤"的法则。 2．顿悟 他象卧薪尝胆的勾践总让人问他忘了那些耻辱了没有一样，他总自问:"圣人处此，更有何道?"他一直用以抵励自己的那些淡泊圣人，已经不够了。因为曾点，颜回都没有承受过这种精神物质的绝地境遇。就是孔子陈蔡绝粮也只是几天的事。被处以宫刑的司马迁，也只是一刀之痛。在没有现成的经典可依的时候，最见心学"临场发挥"又能合乎正道，权不离经、经权互用的"用处"。 置于死地而后生，在军事上也许只是一句鼓舞士气的大话;但在生存哲学，生存智慧的锤炼创建时，却是必须如此的"基本原理":不临"实事"之真际，不可能求出真真切切实实的"是"来。用存在主义的话说，这叫:不进入临界状态，不可能发现生存的真实境遇，也就无法看清"在"的本质。阳明无暇穷究这些"学"，他要捕捉的是切实可行的"理"。现在，皇帝和上帝还有刘瑾让他专门来"打捞"这个"理"来了，他怎么能不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呢?再说他怎么能不拼命在被置于死地之后而求生呢? 他不但将37年的家底都拼将出来，还把他拥有的三千年的文化底蕴都用头皮顶出来，日夜苦苦琢磨，约略相当闻一多描写的要迸发出那"一句话"的场力，自少这样来体会阳明此刻的"心火"或能"得之矣"。 在春夏之交的一个午夜，他忽然从石床上呼跃而起。把跟从他的人着实吓了一大跳。因为他本来睡得好好的，怎么突然发起癔症来?象练气功的人在发功似的抖动，身不由己的前仰后合。一阵激动过后，阳明说:"圣人之道，我性自足。过去从外物求天理是舍本逐末了。由外及里的路子整个是场误会。"要把颠倒了的大路子再颠倒过来，只有以我心为天渊，为主宰。他此时悟通，后来再三申说的口号就是:"所谓格物致知并非如朱子所说的用镜子去照竹子，而是倒过来，以心为本体。下功夫擦亮心镜。""所谓的'格'就是'正'，所谓'物'就是'事'。"一个最经典的例子就是"心中无花眼中无花"---"天下无心外之物。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就是他所大悟的"格物致知之旨"。 《年谱》记载，说他日夜端居默坐，以求静一。参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象睡觉时有人告诉了他格物致知之旨。黄绾作的《行状》则说，阳明于一切得失荣辱皆能超脱，自备一个石头棺材，除了等死啥也不想了，澄心静虑，反而一夕忽大悟，踊跃若狂者。王龙溪则说，“恍惚神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 这也就是所谓的"龙场悟道"! 其实是一种灵感状态，它来自澄心精虑，靠静坐除去欲念，让心体本身凸现出来，近似白沙的静中养出端倪。信基督教的人说灵感是圣灵附体，信神仙说的以为是仙人指点，阳明就觉得是在梦想中有人告诉他的。当然不存在什么神仙点化的问题，只是他本人的一种积累性的情素在神经放松的状态中领取到的一分确认，是经过长期含吮突然产生的理智与直觉相统一的心念。他后来自己说此时是"良知"出来了。从而能够突破经 验状态而"格外"开悟。这是自然的血性的信仰，是血色哲学的心念，而非实证主义的科学论证，是美感式的确信，是一种"诗化哲学"，是诗和思凝成一道青光，照亮了"我心"，照亮了"亲在"[海德格尔语]，找到了原初之思、心灵的家园。 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完成了一个从感性到理性的飞跃。小而言之，则与诗人梦中得句，哲人梦中得"口号"，如出一辙。 这一悟上距"格"竹子大病一场已经16年了，距坚定"圣人必可学而至"的信念将近20年了。二句十年得，一吟双泪流。他这是一句二十年得，一出怎么能不泗泪流? 那么他到底悟到了什么?如此欣喜若狂的心理机制又是怎么一会事呢? 如果我们不是耗子眼里看上帝，那么说他这种悟是种自然反应，当不算亵渎。所谓自然反应，首先是说这是瓜熟蒂落的自然结果。这十大几年，他一直在这条线上摸索，今天，终于找到了一个"不欺心"的对自己的交代。以往此意不出，是力不从心，心力未至，是感受不到这种境界，精神到不了这个层次。"知道"但"做不到"。做不到的关键是世俗心态总也化不干净。"天欲降大任于斯人"，让他象蛇须退皮，退不了就是个死一样，一层层地退，先是打击他的好名之心，越好名越让他得不到"名位";再锤炼他的荣辱耐性，廷杖，监狱，贬官;直至到他将生死观打通，活脱脱还他一个"赤子之心"时，他才能领取这份"人参果"。自然，初生的婴儿，歌哭于路的孩童，不曾经过这番历练，也不可能悟通"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真实涵义。"复归"的人性，是宝玉变成了"石头记"，比原初的自然本性螺旋上升了一层天。 阳明后来教人:良知人人天然现成，就是现在说的这个"吾性自足"。但，一入滚滚红尘，童心变成了凡俗的利害心，是非心，将良心"放逐"到毛短毛长的得失计较的人欲海，遂成为自负其尸到处游走的行尸走肉。志在成圣者的一生就变成了"求其放心"的一生，求者，找也。找阿找，阳明在不惑之年到来之前总算找到了，他怎么能不"绝处逢生"一般"呼跃"呢!这找着的刹那，虽然是经衣带渐宽终不悔地苦苦追求，但这一蓦然回首却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拔苗助长反而不得"自然过程"。一旦得之，自然也要有"呼跃"的心理反应。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不也是与此同构的情结么? 真这么管用么?这就看你是个什么人了。有无宗教秉性是个内在的标准。有，自有;无，自无。有，就要死命的去找"放心"，找到之后，就如真神附体，就元气沛然;找不到就恍然若失，心魂相失，神不守舍。阳明始终反复，波浪式的s型的飘流着跋涉，也是因为找不到"定心神针"。老百姓说的"找着魂了"，就是此时阳明的精神状态。 儒道两家说的"道"，本是这种定心针;周敦颐的"太极"，其他宋儒说的"理"也是。但是，这种体悟性的口号式的标举，象著名的比方，第一个用之者，是确实的直接的生命体验，尔后众人再用，能知其奥义本味者鲜矣。因为，一成套语，便"伪"者甚至反对者也可烂用矣。尤其是科举制度把圣学变成了俗学，无耻小人，歹徒，阴谋家都可以用圣贤的话语来骗取国家名器。检验有无的标准就在内心找着了心本体了没有。 阳明为什么那么反对宋儒尤其是朱子的注疏辞章之学标价为"支离"，原因也盖在于此。所谓"支离"就是把只能内在的体验意会的"道"变成了即使没有体会也能言之有理的"学"。这相当于，把诗变成了诗歌作法;把伦理变成了伦理学;把宗教体验变成了宗教研究，把人生智慧变成了学院派的学术研究。更不雅的说，是把微妙的运用着全副知觉感受的爱情变成了婚姻文书，结婚指南一类的教科书。用大字眼说，这样做，实质上是使圣人之道的中心或本源性的意义被"支离"了，瓦解了，一切都变成了"话语"。既然变成了话语，也就可以变成语言游戏，嘴里不说心里话的形式主义的语言操作。这种做法使"圣经"普及以致于出现了成熟的举业"教会"，而事实上圣学的精义已经消亡。孔孟复出反而考不了这种"经义""制义""时义"时文"，就是滑稽而严酷的证据。 横亘在阳明面前的正是这种文化现状和真正的思想难题。 第25章 他要彻底翻它个个儿的也正是这个已经很成熟的"文化统型"。他用了十几年的功夫才总算摸索着了这个"文化地图"的门径，捉住了这个庞然大物的把柄，从而他觉得可以把"地球"抡起来了。 所谓"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的哲学意义在于此。 后来，他把这个原理简化成"心即理"。这种话头陆九渊们早就说过，但从"纸上"得来的，在心学这个精神体系中是不算数的。 能"学"过来的东西是衣裳，用心"证"出来的才是自家骨头上长的肉。 阳明心学的要义在于恢复儒学的宗教性，从"支离"的学术包围中突围出去，恢复圣学的神圣性---阳明深情的以悲壮的"承当精神"说:"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贤相传一点骨血。" 若来点煞风景的“解构”式阐释，则觉得大儒阳明的悟道，其“功课”酷似禅宗之参公案获得的顿悟境界。“圣人至此，更有何道？”是他契入的心念，反复参究的结果是豁然开朗，一处透，千处万处一时透；一机明，千机万机一时明。阳明悟了之后曾默证六经，无不相合。这与禅宗之明心见性的顿悟后由二元世界透入一元世界的脱胎换骨的升华境界若合符节。兹举高峰和尚参究“万法归一，一归何处”事例略见一斑： 山僧昔在双径归堂，未及一月，忽于睡中疑著万法归一，一归河处？自此疑情顿发，废寝忘食，东西不辨，昼夜不开，开单展钵，屙屎放尿，至于一动一静，一语一默，总只是个一归何处，更无丝毫异念，了不可得。正如钉钉胶粘，摇撼不动，虽在稠人广众之中，如无一人相似。从朝至暮，从暮至朝，澄澄湛湛，卓卓巍巍，纯清绝点，一会万年，境寂人忘，如痴如兀，不觉至第六日，随众在三塔讽经次，抬头看见五祖演和尚真，蓦然触发日前仰山老和尚问拖死尸句子，直得虚空粉碎，大地平沈，物我两忘，如镜照境，百丈野狐，狗子佛性，青州布衫，女子出定语，从头密举验之，无不了了。般若妙用，信不诬矣。（见《古尊宿语录》） 当然，阳明悟道的形式与此相近，而内容并不相同。阳明的悟，不离伦物感应，而是是非非，天则自见。但他早年沉溺佛教、道教，尤其是在阳明洞天的静坐功夫，此时给了他很大的帮助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儒、释、道三教在最高的神秘的心体呈现境界同通无碍，都讲究一个“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 3．知行合一“心”路难 并不是一悟便天下太平，万事大吉。以前，他也曾不同层次的这样脱胎换骨过，并没有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圣人虽可学而至，但不可能朝发夕至。 他这一悟固然是拔出了地平线，但还只算是把心安回了自己的腔子，怎么从里往外的去求证大道呢?否定析心物为二，道器为二，言行不一，知行歧出的"支离"学风奇qisuu.书，虽也是打了一场大仗，但还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 尤其是心学这种精神学，它将世界聚焦于我心，遂将所有的问题变成一个问题，任何一个问题也就是所有的问题。没有表里，内外，上下，任何"一'都是具体而微，至大无外，至小无内的整体。这叫破除了二元论，返回了道本体。这样才能挣脱"话语"的的异化，重返"意义"的伊甸园。 作这样的性灵玄言诗是容易的，对于久久浸润在中国这个古老的语文传统中的文人，只要他愿意，很容易做到这一点。但要以此精神生成具有再生产能力的自身具有叙述功能的哲学来，便还真是"哲学转换"这样一个改天换地的大问题了。用得上东方朔那个浩叹"谈何容易"! 阳明的一生象一部动人的成长小说。一个外省青年四处寻求圣在哪里?道在哪里?而且基本上是"赤手挽银河"。当他在差近原始生活的天地中，做卢梭式漫步遐想时，悟出圣、道就在我心里后，他去种地去了---因为不自己种就得饿死。 刚刚过了最初的适应期，没有象有的中土人士被抛到此地，没过了高山反应这一关，被瘴疠气雾给送走了。一个也是贬过来的原主事，叫刘仁徵就是这样死的。阳明因"足疾"，不能亲自去哭奠，便作了一篇祭文，发了一通哲学性的感慨。"仁者必寿"，而你却"作善而降殃"。瘴疠盖不正之气，与邪人同类，你死于兹，亦理固宜然矣。人，总是要死的，死生如夜旦；生，不足喜;死，不足悲。 ---这就是他悟通了的生牢死关?从理论上说，实在没什么稀奇。但真正融化在血管中落实在行动上，便不是滑舌利口的野狐禅，言行歧出的支离学了。阳明的心诀是"生死两忘"，空诸所有，无念无执。这更多的是释道心经，非儒门的"本生经"。但聚焦为以心做原点的思想体系，又必然象主役奴一样役使任何可以为我所用的智慧。这叫“拿来主义”。 有出息的拿来主义是中国智慧的一大法门。即中国式的实用主义。只要有主人翁的气概，朴实的实事求是的作风，明睿的全局眼光，这种"拿来法"便是宝术。阳明是具备这些必要条件的高人。正好，他又是在深渊境遇中，在无外势可依的情况下，找到"我心即宇宙"这种"心术"的。所以，他不可能变成"大独裁者"的心学，也不可能变成"喜欢谁就是谁"式的唯意志主义。同是心学路数，来路不同，其表现和效果迥异。因为"心"不是单纯学理能够决定的，所以，不仅后来心学门派林立，而且持心学大态度的诸色人等的作为也五花八门。这，事实上是个谁来为心立法的问题。可惜，心学理论上没有这一维。似乎，伪道学，一眼就能看出来，而"伪心学"便象泥鳅一样难把捉了。 是否可以有这样的划分:从绝境中"压"出来的心学;在顺境中"狂"出来的心学。前者知道天圆地方，但想办法让"万物皆备于我";后者万物已备于我，从而难以知道也不想知道天圆地方。这两种心学的差别比心学与汉学，理学的差别还大。这是我们在全面进入心学世界之前必须明确建立的界限意识。这当然是最粗糙的一种区分。 阳明的我性自足不假外求，其实是逼出来的。从大千世界，功名事业，直至生死存亡，退到无可再退，不得不"反身而诚""反手而治"---孟子的反手而治在政治上没有看见成功的范例，在人格修养上，阳明算是最耀眼的得天下大名的显例。圣学传统拯救了他，他又转过来拯救了圣学传统。社会的压力，理学内部的压力，压得他不得不来当"变压器"。当然，他也是个天才的变压器。 所谓天才就是有这样一种反思能力:除了知道自己了不起之外，更知道自己没有什么了不起。更准确地说，是有这样一种应变能力:就是在需要"了不起"的时候就可上九天揽月，在无可奈何时就混迹于鱼鳖，而不更多的去想什么委屈不委屈。大气浑然，元气淋漓，在儒家辞典中，这叫"通权达变"，唯圣人能之。阳明"悟"了之后，差不多"几于圣"了。 那么，差多少呢?---不动心（情）时，差不多;一动心（情）时，就差多了。 他来时带着些盘缠，一路上车马船费用去不少，他还得留着预后的花销;再加上到达此地时，正是春荒季节，他遂屡有"绝粮"之虞[谪居屡在陈，从者有愠见]。他决心学农，将南山开垦出来，自己来个小"军屯"。而且"夷俗多火耕，仿习亦颇便。"还没有太过耕种的时期，能种出几亩来。他马上给这种生产活动找出"意义"来:不仅单为了解决自己的吃饭问题，还可以让周围的鸟雀也有了吃的，余粮就周济了穷人和寡妇。 他遂开始一边种地一边作"修理地球赞": 起草不厌频，耘禾不厌密。 物理既可玩，化机还默识。 即是参赞功，毋为轻稼穑。 能够"干一行爱一行"，只要是自己干的就能且要找出通天的意义来，这是中国诗人哲学家的惯用的"自我重要法"，从而给身处边缘的角色和一点也不重要的活动找出参赞化育通天彻地的重大意义。寻找价值，赋于价值，投射价值，反正"我"想叫它有多大价值他就有多大价值。在身处危难之机，这是可爱的"精神胜利法"，是我人能够战胜许多苦难的秘密武器。这种精神胜利法功德无量。 但又毕竟是精神胜利，当精神不想胜利，或胜利不起来时，就还是个当哭则哭，当苦则苦。悟透了格物致知的要义不在逐物而在正心，也依然不能必然保证"心"就刀枪不入了。"逐子望乡国，泪下心如摧。" 他最焦急的是生命--这种时间性存在--在白白浪费。有一次，他坐在石头上弄溪水，开始时，还欣欣然，有兴趣洗洗头。溪水太清澈了，照出了他的白头发，37岁的人长白头发已不算"早生华发";但他却着急了: 年华若流水，一去无回停。 悠悠百年内，吾道终何成! 是啊，过去感到"生有涯知无涯"，日日逐物，何时是了?自从悟道以后又出现了新问题，就是知"道"了，怎么去做到?他差不多是首次用了"吾道"这一庄严又隆重的大字眼。他终于有了不同于汉儒宋儒的"道"，是完全有资格说"吾道"了。更严峻的问题是怎样"行"?不行终不"成"。他在开始逼近"知行合一"之旨。 他现在为"成道"能做的事情也只有讲学。 第26章 然而用正常眼光看，这是不现实的。客观条件几乎为零。在这种时候最见心学的"过人"之处和主人翁精神，决不没有现成饭就不吃。恰恰相反，首先是高度真诚，然后是为了"成道"，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4．自行化他 话一说又远了。心学以诚为本，密切联系群众，再加上又跟当地人学农活，还有他那一套亲融自然的可爱派头，而且他从心里觉得当地这些醇厚朴实的"夷人"[其实传统标准的说法夷是指"东夷"不包括云贵一带，但阳明不重史学，不重视知识性问题，常出这种常识性小错误]比中土那些已被文化异化的虚伪的士夫更值得亲近。他多次表示:跟这些野人讲论"吾道"比跟中土夫更容易相契。总之，从他来了之后，几乎是有意主动搞好与当地人的关系，化夷为友---这是心学之"转化诀"。这样做是既合圣道，又有现实好处的。 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他们渐渐敬爱他，他们是用行动来说话的真正的实学人士，他们见他开辟那块地方，以为他喜欢那里，便在那里给他盖起房子来。反正，山上可以用做栋梁之材的树木有的是。很快大架势成立，他则做些情调性的布置，四周布置上竹子，花卉草药，"列堂阶，辩室奥;琴编图史，讲诵游适之道略具。" 不到一个月，这个被他把它命名为"何陋轩"的文化基地从无到有了。名，用孔子"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之典，实，则是为了"信孔子之言"---信者，申也。弘扬孔子之道即是化俗工作也是对自己的精神安慰。通达的儒者就是随时都能找到这种一体化的感觉。而且事实上，也的确不陋了。人们到了这里，都觉得恍然置身于象样的通都大邑的阁子楼里了。他自己也忘了是在边僻的夷地。更重要的是有学生来求学问道了，他，可以为弘道而工作了。从任何具体的事情中都能找到意义是仁学万物一体的原则。尽管夷人如未琢之璞，不可以"陋"视之;但夷俗崇巫而事鬼，渎礼而任情，不能中和不懂节制。是必须用教化功来"移风易俗"的--因为在朝美政在野美俗是儒生的使命。因他们本质好，君子居此，教化起来也容易。这篇《何陋轩记》以耍小聪明话的结尾:我固然不行，以待来者吧。谦虚得失掉了"吾性自足"的士气。 这个"何陋轩"就是名载史册的"龙冈书院"的校址。其《龙冈新构》诗云:"初心待风雨，落成还美观。"并赋于它杜厦白裘广庇寒士的"意义"，说这不单是为了自己，而且"来者亦得憩"。更主要的是他由此看出实干的"意义":"毋为轻鄙事，吾道固斯存。"心学要不找到意义，其心就成了"放心"。 阳明在新轩前面又营构了一个小亭子。四周都是竹子。又动用"文化传统"来缘情布景借景抒情，叫它"君子亭"。暗连"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倒在其次，更关键的是"竹有君子之道者四"，学生又说"我"象这竹子。松，竹，梅是著名的象征君子风的"三友"。这自然是自孔子的比德说开发出来的把自然景象视为人格的返照以及可以生成人格的"现成思路"。 不过，阳明不算谬托知己，他还真足以副之。他具备中虚而静，通而有间的竹君子之“德”;更有外节而直，遇难而不慑，处困而能亨的竹君子之操;过去在朝是应蛰而出，现在在夷是遇伏而隐，都能做到"顺应物而能当，虽守方而弗拘"，这是了不起的能够通权达变的君子之“时中”[任何时候都恰到好处];他还觉得自己具有竹子式的挺拔特立，不屈不挠，意态闲闲的竹子之"容"。他在文尾又照例谦虚: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这种寻找意义的命名活动，还真有教化之功。人的一生是个不断的自我定位的过程。是争上游为君子儒呢，还是趋下流当小人儒?关键看你立什么志。自我命名就是门立志的功课。观念，观念，首先是自己关于自己的观念。每一观念出，都是对已有的感性经验，情绪意欲的一种整理提炼。自小，是小;自大，也是小。如何恰到好处地提升自己则成了为己之学的关键环节。 5．毕竟不退 阳明的命很大，但运总是不顺。当他稍许自得起来些，就又有麻烦了。有些人有理的没有道理，自我感觉良好的没有道理，但就是能没道理的"好"下去。另有一类人，总是卑以自牧，谦抑自己，却总是有茬子找上门来。阳明并没有招惹当地的官老爷。别说他的品格非生事之人，而且他现在也无生事的形势。思州太守不知为了耍威风呢还是为了借此立功曲拍刘瑾的马屁，他居然无缘无故的派人到这个驿站来侮辱阳明。 阳明已练就了"动忍增益"的功夫，但周围的夷人群众看不公了，他们奋起保卫敬爱的王先生。他们打跑了来耍赖的"官崽"。这自然扩大了事态，太守大怒，向上边告阳明不但不服从当地政府的管教，还聚众闹事。这对阳明自然是相当不利的，这也可能是"当道"的一个阴谋:挑他出头，然后借此口实，进一步收拾他。 幸好，此前他的行谊吸引了思州的按察副使毛应奎，这位毛公也正好是浙江余姚人，是阳明的老乡。阳明还曾为毛的"远俗亭"写过一篇"记"文。现在毛出面为之斡旋，既在正印官面前为王疏通，又劝王去陪个不是。王的回应特别见心学的艺术，也表现出阳明政治家的水平，绝不是半生不熟的政客的技术。他给毛写的信相当漂亮: 昨承遣人喻以祸福利害，且令勉赴太府请谢，此非道谊深情，决不至此，言无所容!但差人至龙场陵辱，此自差人挟势擅威，非太府使之也。龙场诸夷与之争斗，此自诸夷愤愠不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则太府固未尝辱某，某亦未尝傲太府，何所得罪而请谢乎?跪拜之礼，亦小官常分，不足以为辱，然亦不当无故行之。不当行而行，与当行而不行，其为取辱一也。 因为在龙场的争斗是差人大败输亏，所以阳明故作高姿态，先给太府一个台阶下，再腾开自己的身子:我与太府之间没有任何冲突，所以不存在我必须去谢罪的问题。真弄得长官无话说。然后，阳明又柔中用刚的说:"某之居此，盖瘴疬虫毒之与处，魑魅魍魉之与游，日有三死焉。"而我居之泰然，盖在于我无动于心。太府要加害我，我也只当是瘴疬，虫毒，魑魅魍魉而已尔，我岂能因此而动心? 这可能是阳明悟道以后的第一次牛刀小试。相当冷静又口舌如剑，着眼点大是不俗。只有不动心才能找出最合适的"心"来与魑魅魍魉较量，有利有力有理，还让对方挑不出什么进一步迫害的口实来。当然是太守这样的对手，若是刘瑾则另当别论。更让人感到魅力无限的是他说话时的语气，这是一种安之若素的超级语气，内含着吾性自足的"霸主心态"，冷静世故的分寸，兼容阴阳柔里透刚的尊严。这是真心学的境界，诚动于中的真相。决不是半瓶子醋能够玩得出来的。 结果是"太守惭服"。此事虽小，见出阳明的艺术性对阳明来说也是小事，对他这个落难英杰来说，这个胜利使他赢得了在贵州官场的立足之地，这个小小官场对他却是大环境。很快，视他为高人的当地秀才，卫所官员，纷纷上门求益。 安宣慰先让人送来米，肉，派工人来担水劈材等等;阳明一概惋拒。这位安大人，又派人送来金帛，鞍马，"礼益隆，情益至";他只好收下些生活必需品:"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使君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于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不难看出这个人自尊心多么强，内心的戒律多么严。这是一种自视甚高者的好自为之。也有一点"逐臣"的变态自尊心。 天下没有白吃的东西，安宣慰是想向他讨教是否把水西驿站去掉?王给安讲了一通"天子亦不得逾礼法"的大道理，劝他不要做"拂心违义"的事情，也别再忙着要官了。安听取了他的意见。不久，有土人造反，自扬言受安的支持。安想不管坐待事大，以搞掉姓宋的土官。王赶紧驰书叫安快用兵平定叛乱，以尽守土之责。这真是点化顽愚，不但救了这个参政老爷，也使当地百姓免遭屠炭。 阳明自己也不知道，眼下这种研究、参与又是重要的"进修"---为以后轻松的平定思田的武装叛乱打下了知识基础。 对他而言，将来的"行"，都起脚于现在的"知"。 6．龙冈书院 阳明几乎是此地百年难遇的大儒了。有了这棵梧桐树便引来凤凰，有不远百里前来问业的莘莘学子。阳明也不失时机的普度众生。龙冈书院成了此地的文化种子站。因有了阳明，"此地始知学"。所以当地人世代感谢他。他们更该感谢刘瑾的"下放政策"。对阳明是坎坷，对这方土地来说却是福音。这种"倒插式"的流放一人，普教一方是中国特色的文化传播方式，自古而然，至公元20世纪60年代为登峰造极。自然须是阳明这种本要普度众生的真儒，并有极强的教主欲的人物，才会有这种普及教化的成绩。这也是大一统领土国家在和平时期局部整合文化的一种不自觉的方式。 龙场现在不能说群贤毕至，但可以说百鸟来翔。当地的即附近州县的生员有来的;阳明的老学生也有来的。有了他们，阳明的心情也大大好转了。文化交流是人间世最美好最温馨的一种情感生活。没有它，人人都可能是孤苦的。 第27章 就像没有"敬"就没有"爱"一样，没有文化的感情是低质量的感情。没有交流的文化感情反而会郁闷成"痞"。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又是群居动物，再天才英纵也不能旱地拔葱。有时恰恰相反，越是天才越需要地气。龙冈书院成了阳明的地气接受站。 这真是歪打正着，不幸中的幸事。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自己到了这废幽之地，反而避免了在朝中动辄得咎的麻烦。而且在这夷地能享受到原始的质朴的风土人情之美。最缺少得就是亲情满足与文化交流。现在有了学生，也就都过得去了。关键是"讲习性所乐"，他热衷此道。他与学生一起喝酒，到林中河边散步，边走边谈，寓教于乐。也在月下弹琴，当然，披卷讲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毕竟是书院而不是诗社或戏班子，尽管阳明并不主张死背章句，但也不能离开经书而直接"明心见性"。再说来问学的人情况不等，总的有个接手入门的功夫---阳明便把《大学》作为第一入门书。 他内心的想法是，上学孔子，与学生漫步漫谈中随时随地的加以指点。至少也要达到朱熹陆九渊的书院水平。这是个心气很高的设想。但阳明不鸣则已，鸣则惊人。不当庸碌的混世虫。也不想当中等偏上的讨巧的巧人。他想的不是如何趋同，而是如何与别人不同。"岂必鹿门栖，自得乃高践。"这"自得"二字，算是他的标准了。 他此时的诗还真有了陶渊明的气韵。什么"日入山气夕"之类不正是陶句么?尽管他此时正在为五斗米折腰，但他是外折内不折，他已经有了足够的超越意识。他自己明说现在是"吏隐"而已。同时也正是"办学"的好时机。也正因为他在"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的文化生活，文化工作中获得了极大的乐趣，他才真可能从中领取"淡泊生道真"的境界。教学相长体现在同一文化场中的文化心态的养育更胜于书本知识的并进。 他在《诸生夜坐》诗中再次提到与学生一起骑马，投壶，鸣琴，饮酒;晚上在一起神聊，清晨一起到林间散步继续神聊。语句之间透露出极大的快乐。他觉得与孔子和学生在一起的味道差不多了。他尤其向往曾点说的暮春三月，在河里洗了澡，迎风唱着歌往家里走的潇洒自由的活法。 他必定在学问上也能像孔子一样压住阵脚，能随时回答学生的各种问题，否则，他不敢采用这种开放式的教学方法。他将逼着自己不得不端出师道尊严的大架子来。不仅不敢越雷池一步，而且也不敢走讲堂一步，不敢离开照本宣科的教学方式。 他尽管讲究"悟"，但他在学问上也是很下功夫的。身处边地，当地无多少书可言，他也没带多少书来。他就像在狱中只能精读不能博览一样，以思带学起来。反正他也不想做那种"支离学问"。虽然他此时并没有提倡"六经注我"，但还是用"学得所悟。证诸《五经》"，来印证自己刚形成的思想，莫不吻合，因此开写他的第一部"专著"---《五经臆说》。 他在《五经臆说序》中自述创作缘起:官方的或流行的注经解经的做法是求鱼于鱼网，求酒于酒糟。"我"是舍网来直接求鱼的。但他也自知这种"意会法"难以尽合于先贤。他谦虚又无不自得的说，我这样做只是自舒胸臆，用来"娱情养性"而已。言外之意是，我根本就不想加入你们的主流规范，我拒绝你们那一套做法。 这部专著没有完整的保存下来，后人无法完整准确地了解其底里。据其大弟子钱德洪说，没保存下来的原因是老师根本就不想让世人知道它的内容。钱曾几次想办法见见此书，王都婉言谢绝。有一次，他老师还笑着说:"付秦火久矣。"直到王死后，钱从废稿中发现了13条。据钱说其师是由于感到"先儒训释未尽"才作这部解经著作的。钱说用了19个月的时间，才最后完成。也就是说，从他悟道后开始写，直到差不多离开龙场时才完成。阳明在自序中说用了7个月。居然有46卷，也不止五经，而是读十部经书的心得。他学问最弱的是《礼》，仅有6卷的篇幅，在全书中比例不大，他自言缺说处多多。大概因为"礼"是规范，是"理解"不出什么切合"见机而做，可长可短"的心学智慧的。他骨子里就对"礼学"不感兴趣，后来也很少谈礼。 "臆说"自然是心得笔记体，成熟一条写一条。而且心学的套数是"原点发散"式的，一通百通，一个问题就是所有的问题。用钱的话说就是:"吾师之学，于一处融彻，终日言之不离矣。即以此例全经，可知矣。"我们也就举一个例子以盖其余。 现存13条"臆说"的第一条是解《春秋》的第一句话:"元年春王正月"。这是公羊，谷梁二家大作文章，建立其学则家法的第一站。王天然地倾向公羊学[谷梁学与公羊学基本上相近]式的"微言大义"的联想法，只是更侧重从"心本体"的逻辑起点加以发挥罢了。如对这一句话的解释，其要点为: 天下之元在于王;一国之元在于君;君之元在于心。元也者，在天为生物之仁，而在人则为心。 元年者，人君为国之始也。当是时也，群臣百姓，悉意明目以观维新之始。故曰年者，人君正心之始也。 改元年者，人君改过迁善之始也;端本澄源，三纲五常之始也;立政安民，休戚安危之始也。 还是将表示时间的"元"[年]"正"[月]，讲成了哲学伦理学的理论原点性的基本概念。与公羊学的理路一致，只是灌注的内容不再是"尊王攘夷大一统"，而变成了君心正国一元化。将儒家的伦理本质主义推导到一元化的极致。还是"美学"式的意会法，想到什么就尽情地"赋予"它什么。这自然可以保证其一通百通的理论彻底性。我们后面还要讲到，这并不是公羊学，心学的独传之秘，这是我土我民的"通用公共走廊"。公羊学和心学就是从中走出来的，又为之推波助澜而已。 这种思路和方法也最适合其散步漫谈式的教法。就像苏格拉底适合在街头漫谈对话，而马融，郑玄只能设帐授课一样。阳明和苏氏运用以及传授的是智慧，而不是学究式的知识。教的是"大学"，而不是"小学"。 现存的《大学问》以及"教条示龙场诸生"是展现阳明在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及教育思想的最好的展品了。 钱德烘说:"吾师接初见之士，必借《学》《庸》首章以指示圣学全功，使知从入之路。"钱是王的早期学生，是王后来的助教，但现存的这篇《大学问》是钱在王最后的日子里记下的。所以我们只能略见其意即可，不能完全算作现在的思想结晶。 《大学》本是教国君成为君子的教材，它的想象中的学生是首先是国君。当然教国君的必然是至理真言，从而也当之无愧的是教所有人成为君子的教材，而且还是教士人"学为君师"的第一教材。言简意赅，能把教学目的与修养方法"一言以毕之"，的确能见圣学全功。总而言之是"大人之学"。《大学》成为王学的"教典"几乎是理所当然的。 阳明认为"大学之道"的核心性难题和机会在"亲民"二字。别的都是主观性的指标，能亲民与否才是区分真伪的实践性的标准。只有在亲民的过程中才能体现出你是否知行合了一，才能将三纲五常等"明德"落实到日常生活之中。做不到"亲民"所有的说教都会沦为滑舌利口的恶谈。有了亲民的境界，才会老我老以及人之老，才能有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心态，这样才能"尽性"。"尽性"与"止于至善"不是两张皮，而是一体化。而且既不能独善也不能空谈，必须在"亲民"的过程中"实修"，开放性的"修"。这才能找到"吾性自足"的正确门径。 他为来龙场的秀才定的"教条"，完整的体现了这一大思路。第一条是"立志"。因为伦理态度是一种准信仰的态度，信与不信关键看怎样起信，起什么样的信。阳明从"亲民"的路径入:"使为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乡党贱恶之，如此而不为善可也;为善则父母爱之，兄弟悦之，宗族乡党敬信之，何苦而不为善君子?"这样便接通了与传统伦理的地气，也接通了人人性善这一古老的信念。---"诸生念此，亦可以知所立志矣。" 第二条是"勤学"。阳明虽然反对记诵辞章，沉溺于训诂注疏的"支离之学"，并不反对学习。就像我们按"按说"式自以为是的逻辑推断，主张"悟"的阳明一定偏好伶俐之士，然而他却"不以聪慧警捷为高，而以勤确谦抑为上"一样。为什么?因为前者不容易"笃实"而后者才能真学实修。更关键的是这个学不是记问之学，而是大人之学;是学做君子，而不是学做"讲师"[所谓能文不为文人，能讲不为讲师]。阳明又从来不提意义深远却无法操作的口号，总是保持着可感可信的说服力引诱力。他问同学们，你们当中是那些资质虽然超迈却大言欺人，讳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以为是的人受好评;还是那些虽然资质鲁钝却谦默自持，无能自处，笃志力行，勤学好问，称人之善而咎己之失，表里一致的人受好评? 阳明的心学虽然是高扬"吾性自足"，但又绝对反对自是自高，力斥任何奋其私智的自了汉。这也是阳明与其后学的本质区别。也是阳明伟大而其有的后徒几趋下流的原因之所在。高扬主体性的王一生与好高好名的习气做不歇息的斗争。 第28章 这是阳明能得道的根本原因。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遵守着一个"敬道而修德以副之"的框架。儒讲扩充主体能力以进德而符合道;道讲去私去欲以进德而符合道。前者用"加法"，后者用"减法"。在伟大的道体面前必须卑以自牧则是其共同的"口径"。 第三条是"改过"，第四条是"责善"。这四条都是伦理教条，是自我修养的系统工程。责善是要求同学之间互相帮助。这个特别讲究方法的人要求学生要"善道忠告"，即不要痛诋极毁，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激之为恶;更不能专骂别人以沽取正直的名声。善道忠告的标准是"直而不至于犯，婉而不至于隐。"他提议"诸生责善，当自我始。"--这即是心学的感动法，也是心学家"赤身承当"的基本态度。心学的英雄主义的魅力正在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实行精神。 有这样的人在主持一个偏远小区的书院，是怎样一幅图景?在他已求之不得，几乎算是冬去春来的可喜的转机。而当时普天之下，能有几个这样的人?国家让他这样的人才来如此"有所作为"，真了不起!是大明朝的人才太多了呢?还是太少了呢?少到了凡掌权的皆是不知好歹的浑蛋呢?还是集权政治，特务政治不整贪的懒的专整能干的呢?---这都不是关键，关键的问题还是"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做他们的狗要什么有什么，否则能这样在天高宦官远的地方"进修"还是造化了。 这一年的记年文还有一篇《龙场生答问》足见他此时的"态度"。学生问他为什么总想着离开这里?他说，我又病了，所以想走。学生说，是否因为过去贵现在贱，过去在朝内现在放于外?孔子也当过小吏呀。他说，不是这么说。君子出仕为行道，不以道而仕者，是"窃"。我家有田产，没必要为了疗贫而当官。我到这里来，是被谴送来的，不是来当官的。但我要是不当官，也不可能来到这里。所以，我现在还算是"仕"，而不是"役"。"役者以力，仕者以道;力可屈也，道不可屈也。"我之想走，是因为"不得其职"，再委屈下去只是"妾妇之顺"，是悖道了。学生说，圣贤都离职而去，国君靠谁治理国家呢?而且贤人是但求有益于人无论干大事小事都一样的。阳明的回答很悲凉无奈也无赖:我并不是什么圣贤，所以你的要求不对头。 7．徐爱 也许因为此时才恢复了"人"的内外况味，阳明深情地怀念起他的妻子来。因为标准的"封建意识"作怪，一部"完整"得令古人妒忌今人庆幸的王氏全集及其年谱，几乎没有他与其夫人的任何细节性资料。好象阳明是个真正的道学家，或康德式的终生未有夫妻生活的哲学怪人。这也不单是阳明弟子人性不完全带来的缺失，任何古人给王氏作的传也都不及于此。对"古人"而言这很正常。除非王的夫人有过杀了贼王擒了反叛的业绩，或是在她的领导下王才做出了那些业绩，才可能让她在青史上站几行。若王真怕老婆，那更不能写她，因为须为贤者讳。苏格拉底有个泼妇夫人不影响学生对他的尊重和后人对他的评价。但在中国不行。 因为没有"直接证据"，我们也只好"虚席以待"。好象王氏的家庭观念只有父亲没有妻子。这显然是文字编码的缺失，不是事实真相。即使有文字资料过往的历史尚不可复原，更何况只字也无?王阳明遂成了20世纪60，70年代的样板戏中的主人公--单身着吧。现有王氏这样的两首诗（居夷诗中的《水滨洞》《山石》），虽不是明显的思妇诗，更不足见王夫人的"面目"，但可见王的"儿女之情"。他看见"好鸟忽双下"悠然起相思。还得与心头的理作"思想斗争":"山石犹有理，山木犹有枝;人生非木石，别久宁无思。"这样解释倒证明差不多是思念妻子的话，下一句是更有男女相思的味道:"行云有时定，游子无还期。"游子一词，固然也用于相对父母而言的时候，但更多的用于男女相思之时。从全诗的总情绪看，没有什么道学气氛，纯是自然感情的流露。他把它们包裹的很见得了人---无时无刻不在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家"理"应如此。 没办法，王夫人还是个"没面目"，虚席以待下去也没多大的指望--儿女私情在首去之列，教主尤其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们能指望王有怎么样的姿态呢?让他说家庭是大自然诱骗人的诡计，性欲是用以制造新生命的诱饵?也不太现实。不管他的真实想法如何，他都得将计就计地活下去。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夫人和那个家，并没有给他西方哲人所说的那种家园感，故乡感。 蚕说:我被自己的问题缠绕，我为它而死。禅师说:谁捆住你了? 阳明是蚕，还是禅? 需要爱是因为生命不圆满，但是不圆满总归是事实，这是不可改变的。 王学末流不那么理学气了，他们不怕纯想即飞纯情即堕，他们不以为风流放荡会害道---他们还扬言是秉了祖师遗训，叫做:"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 凿凿可见的永远是"学"而不是"情"，这也是中国的"学统""道统"的特色，是其学理，道理的一部分。 在阳明将赴龙场前毅然"纳赀北面"磕头拜师傅的徐爱，素被视为阳明的第一大弟子，既因其入门最早，也因其最得王学之真。钱德洪作王氏年谱说王早在此前两年已开门收徒弟，又不见弟子的名姓。前面说过，可能只是一般的问业之人。而徐爱是传王学之道的第一门徒。所以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及别的记载都说正德丁卯年入门的徐爱是"及门莫有先之者"的第一人。王一直说徐是他的颜回，则既因徐最得其真，也因徐不到32岁就死了。徐所创立的"浙中王学"一派，是王学嫡传，虽影响不大，但原汁原味。所以，应该单表一番。 徐本是阳明的妹夫，是余姚的马堰人。当初，他和他叔叔同时"竞选"状元公的女婿，王华深于识人，他感到徐爱的叔叔略有些放逸，后来果然以"荡"败。但是他没有看出爱生命不永来。儒家只看道德，根据道德推测人的吉凶得失。道家才侧重看寿命。王华仕途太顺，觉得没必要学道家那一套。这使得他女儿过早的成为"未亡人"。 阳明对徐爱的感情是相当深挚的，爱对这位内兄素有敬意，尽管是一家人，"纳贽"还是必不可少的礼仪。"师"高于这种亲戚关系---阳明有一个很知心的学生，在阳明死后，不敢以弟子礼祭祀先生，就因为没有走过"纳贽"这种形式。阳明有个当家子爷爷叫王克彰，"听讲就弟子列，推坐私室，行家人礼。"天地君亲师，既有一体化的一面，也有一码归一码的时候。 徐等三人行过拜师礼后，就进京赶考去了。王还专写一篇《示徐曰仁应试》，教他如何以平常心从容应考。在婆婆妈妈的嘱咐背后，流淌着对儿子才有的深细的关爱之情。这自然是他们之间的私事，但阳明明说这只是以应试为例来讲人生哲学--这便有了指教"全人类"的内涵。首先，君子穷达，一听于天，这貌似消极其实为了"正中"。它对治的是人们对科名的疯狂追求的流行病。太有得失之念，肯定做不好文章。其次，无论是下场作文还是平时做学问，都须摄养精神，总保持气清心定，精明神澄的状态。扰气昏神，长傲召疾，心劳气耗，都是既伤身亦败事的坏毛病。他提出一个总的原则就是"渊默"，不能杂乱心目。忽然有所得时，不要气轻意满，而是要更加"含蓄酝酿"之。众人嚣嚣，我独默默。中心融融，自有真乐。用"渊"养"默"，用"默"养"渊"。这样，才能出乎尘垢之外而与造物者游"。 这自然是阳明自己悟出来的最佳人生态度，是铁窗生涯给他的教益。人生不是如同坐大狱么?换句话说，能从锦衣卫的监狱里活着出来，能不磨练出点沉潜的智慧来，那大狱不是白坐了么?狂者阳明能悟到此地，这为他能在龙场活出来奠定了心理基石。现在他以此为最佳人生态度，提出来与徐爱共勉，不但因为这是他坚信的还因为徐爱（字曰仁，号横山）是有希望这样做的。阳明没有看错，徐爱做的也很好。徐体现了阳明学沉静不发散的那一路。 但，这次徐没有考上。其师那套养心术是不能只手打天下的，还需要和别的力量配置。但绝不能因此就说那套养心术没用，阳明自己的获益已如上述，徐爱在正德三年就弄了个"鳖进士"。也就是说，下一年就成功了--见效也很快。 他失利后，阳明写信安慰说:"吾子年方英妙，此亦未足深憾，惟宜修德积学，以求大成。寻常一第，固非仆之所望也。"他勉励徐:"养心莫善于义理，为学莫要于精专;毋为习俗所移，毋为物诱所引;求古圣贤而师法之，切莫以斯言为迂阔也。"他劝徐千万不要"去高明而就污下"。还希望徐能来龙场读书，又怕徐离不开老人。 钱德洪在这份信的后面特意写了一段按语:海日翁择婿，人们说爱不如其叔聪明。既后，其叔果以荡心自败，爱终成师门大儒。"噫!聪明之不足恃，而学问之功不可诬也哉!" 徐爱收到王老师的信后，稍事料理，便不顾艰难，长途跋涉，来到龙场。象魏晋的雅士一样，他们不谈眼下之事，徐的神态也告诉王，区区科场得失的重要程度在不值一谈之列。 第29章 他们有更高层次的哲学话题要讨论。徐就是弄不明白老师刚"发现"的知行合一之旨，而他正意识到这是个真正的问题，才不远千里，想在与老师的直接交谈中找到具体可感的思路。尽管徐爱记下这段话的时间是正德七年〖壬申】冬南下舟中论学时，但所录并不全是舟中所论。我们不妨挪用于此。 王说:"试举看。" 爱说:"如今人已知父当孝，兄当悌矣，乃不能孝悌，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事。" 王说:"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的。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人复那本体（马克思《巴黎手稿》强调"人性复归"），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给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夫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赞某人知孝，某人知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不能只是晓得说些孝悌的话，便可称为知孝悌。又比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甚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说:"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王说:"此失却了古人宗旨也。某一再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领会得明白，只说一个知已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维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的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摩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是要将知行分做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毛泽东强调在干中学）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又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这篇"说话"讲透了知行合一的全部思路，一点也不玄虚深奥。完全是日常生活经验的例证法，也没有更深奥的思辨逻辑。但还是稍微解释一下才能准确地知晓个中深义，徐爱说的"知孝"是一般人对孝这种伦理准则的知性了解，阳明觉得这才是知道什么是孝，就象不会烹饪的人也会背菜谱，不会打拳的人也会背拳谱一样，这种知不是真知;真知是确实知道怎样去做得很好的实际行动，"就如称某人知孝知悌，必是某人曾行孝悌方可称他知孝知悌，"绝对不能根据他会说些孝悌的话头儿便说他知孝知悌。而八股取士就是"以言取人"，谁还真去砥砺圣学境界，象练武一样一招一式的去实练，只要能背会拳谱就能提拨上去，就有人夸你好武艺;会背圣贤语录即是知孝悌。真能行否，官方不管，或者说权力系统管不了;那么道德系统若不能拿出一个可以操作的又意义深远的"章程"来，人将在闲说话中瞎糊弄着轮回生死。现在阳明想到的最好的办法就是用做到来当知道的标准，来对治知道做不到还硬说自己已经做到了;知道自己做不到也不想去做到依然标榜自己既知道且能做到，等伪善势利的几乎是全民性的症侯。 阳明从理论上做的区分就是厘清"知而未行只是未知"。前一个知是通常意义的知，后一个知是本体意义的真知。两者之间跨度很大，在没有别的推进办法时，就变成了信不信的信仰问题，怎样对待之的一个"态度"性的原则---就看你去做不去做!就看你起信不起信，若能发起信心，着实去实行，就把所有的问题拉回到"当下此即"，把所有的天文地理，郡国利病，天理人欲，治乱兴衰，都变成了与你"这一个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所有人的思维活动，如学问思辨，明察精觉，只有实实在在地去从事才算是行，也就是行。所谓知行合一就是知行“只是一个”。用他后来的话说就是“知之真切笃实便是行，行之明觉精察便是知。”知行只是同一工夫过程的不同方面，或者说是从不同的方面描述同一过程。 这是"圣人之道，吾性自足"这一原则的必然推演。因为所谓圣人之道就是成为道德上的完人，所谓吾性具足除了人性本善这一本体论依据外，就是这个知行原是一个的方法工夫论。其目标不是成为全能的科学家，并不想客观地把握外在世界。圣人之道是精神的道，不是科学的道;是伦理行为的道，不是认知行为的道。阳明是回到了孔孟的原教旨，他针对的恰是把圣学学术化（支离化）的程朱理学---一如理学反拨汉学时想要做的那样（参见朱熹的《四书集注序》）。 理学有感于"经学"成了专门的"学问"才转过来以寻找原儒的义理为宗。但，"朱注"成了“钦定教材"后，又变成了"塔"，而不再是"法轮"，成了外在的，无论信与不信都可以空口白说的"知识"。用洋名词说:现在，阳明又觉得理学成了无关原儒义理（道）的"说"，他要恢复原儒义理的"在"的本意和及其直接指导人生的功能。 这就是其"知行合一"，强调把知落实到行上的巨大针对性，它针对的是整个官学体系及绝大部分读书人的现行做法。其挑战性，很快引起诸多非议---“纷纷异同，罔知所入”。这是必然的，因为他要对治是借圣学来谋取高官厚禄的普遍学风士气，他在《书林司训卷》中说： 逮其后世，功利之说日浸以甚，不复有明德亲民之实，士皆巧文博词以饰诈，相规以伪，相轧以利，外冠裳而内禽兽，而犹或自以为从事圣贤之学。 如是而欲挽而复之三代，呜呼其难哉！吾为此惧，揭知行合一之说，订致知格物之谬，思有以正人心息邪说，以求明先圣之学。 一个与流行范式对着干的主张若一出手就大受欢迎很快流行起来必有更为媚俗的东西包裹其中。阳明认为功利世风之所以能相扇成习，盖在于国家取士与士人读书应试，都可以“将知行截然分做两件事”，人成不了“真切笃实”的人，国家也拔不出“真切笃实”的人才。从现象上说，满街都是头顶圣贤大帽子的衣冠禽兽，逢场做戏，假人言假事。长此以往人间世岂不变成了动物世界？阳明虽是针对颓废的世风与士风，为“吃紧救弊而起”，但他自信“知行合一”之说，并不是权宜之计，而是把握了本来如此的“本体”。 8．文明书院 贵州的提学副使席书（字元山）过去佩服阳明的文章，现在敬重阳明的道行，专到龙场来向他讨教朱陆异同。具有"以无厚入有间"之智慧的阳明，不正面回答他的问题，也不谈论朱陆各自的学理，跳开那些旧套套，直接开讲自己新悟的心境界，讲那些"说"若不能变成"在"，那些高头讲章因不能落实到日用的"行"上已造成了全体士林的表里不一;象焦芳那样的奸狡小人也居然能入翰林当阁臣，就因为知行之间的缝隙大得可以让任何坏人钻入国家的任何岗位，窃取神圣名器。必须坚持知行合一的修养法门，每个人都能从我做起，恢复真诚的信仰，用"行"来说话，用"行"来做检验真伪是非的标准，才有指望能刷新士林道德，恢复儒学的修己治人的教化真功。 席书听了半天，不明就里，在他面前展开的是一片新的语辞天地，是朱子陆子都不曾说过的东西，他已有的知识和思想不足以消化这些内容。“书怀疑而去”。 阳明自然无可无不可，意态闲闲地送提学大人上马回贵阳去了。 哪知，席书第二天就返回龙场。他心中有所动，又不明白到底是个什么意思。显然，阳明的那一套，搔着了他的痒处，又没有确实抓着。他怀疑王是在用自己杜撰的臆想天开的东西来故意标新立异。王说，我自己起初也怕有悖圣学，遂与经书相验看，结果不但与经典和合，还正得圣人本意。比如说，《大学》讲"止于至善"，明德，亲民，其实，只要能尽其心之本体，就自然能做到这些。常说君子小人，其实君子小人之分，只是能诚意不能诚意。一部《大学》反复讲修身工夫只是诚意，修齐治平的起点是修身。格物致知的关键在于能否意无所欺，心无所放，正其不正以归于正。阳明深情的说:"人之心体惟不能廓然大公，便不得不随其情之所发而破碎了本心。能廓然大公而随物顺应的人，几乎没有罢。” 席书这次多少有点"入"，约略知道王先生这套新说的份量了。王的《五经臆说》算是给这位提学大人备课用了。这是出乎王意料之外的，他们本意是安顿自己，后来有学生来问业，自然免不了抠课本，王自然"一以贯之"地用自己的臆说去点化他们。 第30章 没想到"擒贼擒王"给学官上了很好的一堂课。素质决定发展，积累和准备领取机遇。 席书也不是头脑简单之辈，不可能轻于去就。他还要再想想。他是弘治三年的进士，比王早九年登台。早在王出道之前已有名声。如弘治十六年，云南连明带夜的地震，这是老天爷示警。迷信的明王朝尽管玩忽，还是怕老天爷。就派遣官员去云南考查，结果是要罢免三百多名监司以下的人员，以谢天威。席书上书说:云南只不过是四肢，应该治朝廷这个本。朝中，大内供应数倍于往年，冗官数千，冒牌的校尉数万，天天到寺院道观去作佛事法事，浪费无算，织造频繁，赏赐过度，皇亲夺民田，大量增加宦官并增派到各地，大臣贤能的不起用，小臣因言贬官不平反，文武官员中活跃的是那些"传奉官"，名器大滥。"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不治根本去大害，怎能保证老天不再发怒?这些见解，与阳明在弘治十七年主试山东时说的话如出一辙。 亲不亲风格分。阳明潜心修道，比席进步快，现在虽然席官阶高，但觉悟比王低，他能够屈身向王讨教，算有真水平，非一般的官崽能做到的。共同的思想基础是"缘"。他的努力是"增上缘"。 往返四次，一次比一次深入，终于，席书豁然大悟，说:"圣人之学复睹于今日!朱陆异同，各有得失，没必要辨析再纠缠下去，求之吾性本自可以明了。" 他是个敢做敢为说干就干的人，他回到贵阳，与按察副使毛应奎一起修复贵阳文明书院，正式礼聘王主持书院。席率领全体生员，向王行拜师大礼。年长于王，官高于王，终生以师礼待王。了不起。 阳明这条被迫的"潜龙"开始露头了。他一生都品尝着"学"的这种实用的甜头。后来，在嘉靖朝席书以"大礼"得贵，力荐阳明入阁。他说:"今诸大臣皆中材，无足以计大事。定乱济时，非守仁不可。"尽管他举荐没有成功，但他这几句话确实说得既公平又动人。 因为我们和他们没有生活在相同的思想背景中，其实根本无法领会阳明的新教旨的真实含义，也无法领会席书何以感动到亲自下拜为徒的地步。 就纸面的情况而言，阳明指责的是科场中的理学，而理学的本是专讲自身修养的内圣之学。宋初元气淋漓的诸位大儒以先天下忧乐的承当精神开创了道学政事合为一事的新局面，若说，中国有过什么"内圣外王"一体化的好时期，那就是他们那一时期。什么"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纲纪世界，全要是非明白。"是他们的共识。宋学的精神实质大端有二:革新政令，创通经义。其根据地则在书院。朱陆共鸣时期，外王的风头已减，但内圣之劲头正健。理学又称作性理之学或性命之学，追求天人合一的理想人格，并强调用扎扎实实的修养功夫，在日用中不断克尽人欲，体察天理，变化气质，化血气为义理。而且朱子也说过"理具于心"之类的话。 但都不够了，因为那些至理名言一成为"现成思路""现成词语"，便成了套话空话现成话，便成了人皆可说而并不做的"说教"，哄老实人还可以，是绝对不能满足充满躁动 的"戾气"的明代士夫们的心理要求了。明代士人的整体文化思想水平，个性气质可以说空前的高--至少阳明这一路的人觉得他们那一套玩不转了，需要再"翻"一个身了。 人类思想史的演进都是如此，中国还算新陈代谢得最慢的国度。在中国儒学又是最慢的。因为儒家话语与大一统政权息息相关，极不利于形成个性化的学派。儒学的生存与发展是靠政权的维持与推动，尽管几次大的转变是由新的学派发起，但也就那么几次，漫长的岁月都撑着"官学"这个大架子。远不像只有几百年历史的禅宗，那么宗派林立，各自占山为王，自说自话，总能不断地有新奇的说法"哄"一拨又一拨的人。儒学没有这个"自由"，圣学本身不允许，每个圣徒也不允许，来"翻"的人都说自己是真正圣学，别的是伪学（是假马克思主义）。今文经，古文经，理学，都是不成则已，成则必是取得"国家级"的官学地位。别看阳明很淡泊，好象是专为安顿自己的心而修练自己的道行，其实，其志也正在于此。 只是他很真诚，觉悟到了必须自明诚才能实现这个理想。任何苟取的办法都适足以自败而已。即使能侥幸成功，也悖道害义，只是名教罪人而已。这从他对一个急于要"立言"的学生的批评中就能看得出来。他说:"此弊溺人，其来非一日矣。不求自信，而急于人知，正所谓'以己昏昏，使人昭昭'也。耻其名之无闻于世，而不知知道者视之，反自贻笑耳。宋之儒者，其制行磊荦，本足以取信于人。故其言虽未尽，人亦崇信之，非专以空言动人也。但一言之误，至于误人无穷，不可胜我，亦岂非汲汲于立言者之过耶?"（1178页） 他还说:"言不可以伪为。且如不见道之人，一片粗鄙心，安能说出和平话?纵然做得出来，后一两句，露出病痛，便觉破此文原非充养得来。若养得此心中和，则其言自别。"（同上） 这些话都涉及到阳明哲学的一个根本路径:抗拒口耳之学，坚持身心之学。而且看似简易，做到却着实难。譬如，"修辞立其诚"这则圣人古训，代代有人标榜，不真诚地信奉之，便是一句学童都能搬弄的口号。真诚地信奉之，连王阳明后来的许多的话都是要打折扣的。 阳明似乎并不是闻召即至，他已变得很沉着"渊默"，没多少少年的任侠峻急了。他已经有了"吾性自足"不动如山的镇物雅量。更重要的是他对现行政府有了"宾宾"自处的分离意识。这从他给自己的居室起名"宾阳堂"即可看出。他在《宾阳堂记》中用《尚书*尧典》"寅宾出日"的话头，说了一通君子小人的道理，无非是说自己每当拥抱太阳时都滋长君子之元气。这只是在说可以说的话，用"可以明言的"表面意思来掩盖其不可明言的深曲的内心"态度"。他在文中屡次提到"宾宾"，但只做哲学式的发挥，此时正在重温五经四书的他，不可能忘记孟子呼吁士子要跟君主要求"宾宾"之道，要求对待性关系，要甘心以客卿自居---你就是家天下的"宾"，道相同则相与为谋，这叫做和则留，否则，不和则去。朱元璋憎恶孟子也包括这一条。朱要求士夫臣子象家生子奴才一样别无选择地主子。受了王阳明许多启发的龚自珍专门写了一篇《宾宾》奇文，将个中道理及意义说得相当明白，正好是阳明这个"宾阳堂"及其《记》的上等注解。现在阳明不会再去做鸡蛋碰石头的傻事情去了。他要为全人类而工作而弘扬圣学，在一朝的得失穷通已不值得再费神计较。至少当年扬才露己，自我显白的着急劲一去不复反了。 他在《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中先是谦虚自己已疏懒学荒，不配做师范;然后又说移居到贵阳正好可以方便找医生，只是让学生跟着我肯定一无所获。他现在还真是又病得难以招架了。当地人和学生劝他用土巫为他作法却病，他拒绝了。他用孔子的我每天都在祈祷从而拒绝祈祷的典故来回答那些迂阔的"众议纷纷"。不知是因为他的病，还是因为办理"调动手续"有个过程，他在龙场自己的"玩易窝"中又住了些时。 玩易窝是与何陋轩等同时建成的，他照例有篇《记》，既很好的记载了他的心思也有足够后人共享的精神营养。"精粗一，外内翕"的生生之"易道"，给予了他"视险若夷"的洞明通透的慧眼，他激动地"抚几而叹曰:'嗟乎!此古君子之所以甘囚奴，忘拘幽，而不知老之将至也夫!吾知所以终吾身矣!"--自己声明了这种处境的"进修"作用。关于《易》，他只用了这样几句话就说透了它的全方位的功能和意义: 夫"易"，三才之道备焉。古之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观象玩辞，三才之体立矣。观变玩占，三才之用行矣。体立，故存而神;用行，故动而化。神，故知周万物而无方;化，故范围天地而无迹。无方，则象辞基焉。无迹，则占变生焉。是故君子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 在阳明之前，大圣小贤关于《易》说了前言万语，最有哲学深度从而也最有势力的一路，是从《易传》到朱熹这一脉，让人们相信肯定能从言，象中得到意，道，言意象道到的关系是个可以拾级而上由表及里的层层递进的关系。也就是说，形而上的道可以而且应该从言，象这种可说可见的"现象"中把握得到。这是个"学"的路线，是个可以并追求言传的路线，他们追求建立阐释这个整体的言路与理路。 阳明则反乎是。他认为可以口耳相传的知识只是"说"，并不能由此体悟不可视见的本体大道。"得"道必须靠超越这些闻见之知的由心体发动的"悟"。孟子有此姿态，但这种思路广被士林还是靠禅宗的普度。这两脉是阳明之前的"大心学"，阳明是靠着坚持"用"和"行"的路径把心学推导到百姓日用之中，推导到"在"的境界以及在世的过程。你看他说《易》，上手及终局都扣在体用一体上，只讲"易"在天，地，人三才中一以贯之的体立用行的神奇用途。但他不讲究从言得意，由象见道之类的名言辨析的方法，而是要"洗心而退藏于密，斋戒以神明其德。" 第31章 像宝玉焚香默坐以候黛玉的芳魂一样。这种神秘的修证方法，据阳明说是非常灵光的。不"在场"的人似乎无权评说。 《易传》中关于乾坤的易简之理的概括，是阳明终生服膺的，并启发他把心学称为简易之学: 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可久，贤人之德;可大，贤人之业。易简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 这段话是理解阳明心术的"总纲"，是其用智慧成大功的"独得之秘"。玩易窝，一个小小的窑洞，成了心学的圣地。也本身也证明了--无功则难大--这条"易"理。阳明专修心体之悟，却从未忘记心体之大用。其"知行合一"的真正指向正在于将心悟到的道力行出来，展现于外--若止限于自我精神上的受用，则变成佛门"自了汉"了。这是阳明最不满意佛教的地方。 阳明一直是圣雄兼修的，并不单以成圣为指归，尽管在他的辞典里，雄只是圣的一种表现形态而已。 但是，现在，他还在"潜龙勿用"的修练期。 何时才能"飞龙在天"呢?他也不知道，他只知道不能多想这个问题。还不是《老子》说的"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问题。他现在的处境不是主动的不去取，而是被动的不能去取。无法进取的现实逼着去超越，去追寻那神圣又神秘的"道体"。用什么去追呢?只有"心"而已，那么，只有这颗"心"也就够了。"吾性自足""悟心自足"，我的心体完全可以与道体为一，正在与道体为一。 因为"要"达到，所以"能够"达到。---但必须真去达到。"说"不管用，必须在"行"上见高低。 9．卧龙出岗 龙冈书院刚建成时，他就有点“狂头狂脑”的说:“老夫终不久龙场”。在《龙冈漫兴》这首组诗里，我们看到了他的诗人的天赋，或者说，他写诗的水平在长足发展。既有老杜的沉郁又有陶潜的似淡实腴的风致。“却喜官卑得自由”这种不得不转败为胜的自慰式的苦情幽默，几乎伴随了他大半生，他现在能"见"到此，算有了正经境界。 任何人的头等本事都是先哄抬自己，“地无医药凭书卷”也能靠精神疗法顶过去。“身处蛮夷亦故山”，只要这个世界不能限制他的思维，那么，他想做帝王，便是秦皇汉武的后身;想娶美人，便是王嫱玉环的原配。阳明这颗心不是李渔式的心，他想当的是诸葛亮: 卧龙一去无消息，千古龙冈漫有名。 草屋何人方管乐，桑间无耳听咸英。 貌似写孔明，其实在写自己。这也是把这个人间最简陋的书院叫做"龙冈书院"的原因。除了他心仪孔明，还因为他现在正在"卧"着，他就是要以龙自期，刘槿也没法子。他还希望有庞统那样的人来和他一起采药---"好共鹿门庞处士，相期采药入青冥。" 龙卧着就是颜渊--他后来多次说颜有治理天下的大才---那，现在就用颜来做榜样，准确地说是用颜来比方自己。 但，现实问题有超越不了的，他要在父亲面前象老莱子一样承欢色养，做不到;他怀念妻子，"忽向山中怀旧侣";追问"小舟何日返山阴"，均是幽默不起来的，靠幽默难以耸身一摇的…… 自宋以降，天壤之间多亏有书院，士子得以托庇其间。---欧洲有上千年的大学，我们有上千年的书院，人间才得以保持文化的灵秀。龙冈书院是阳明自己营造的避难所，还魂地，假如没有这座书院，就难"换"成文明书院。世事就是如此。 更重要的是阳明虽为哲学大师，却是个将感觉转化为哲学的诗人哲学家，他虽然能在玩易窝中沉潜地修证，却是个离不开听众的"讲师"，是个必须及时的与外界发生能量和信息转化的诗人，假若没有那些学生跟着他，用各种问题启发他，他至少难以保持这么好的心情和状态，而心学就是状态学，境界学---什么样的感受出什么样的学。 人生在旅途，龙场这个驿站，现在完成其历史使命了，它也是阳明思想历程上的一座了不起的驿站。断断然是标准的"通驿"。世界很奇妙，龙场对那么多中土亡命之士是死地，阳明的一篇极不起眼的《瘗旅文》居然成为名作，是否因这一境遇感动了历代选家?然而，多病的王阳明却居然没死，还涅成了新凤凰。固然每什么神秘的天意，只是他的心学"现得利"了而已。他后来说，自龙场出过"良知"，后来此意久不出。难道，良知是置于死地绝域而后生的非常物?心学算是阳明的"患难之交"，来的不易，故也不可能轻易遗弃。而且，的确是阳明从实处"知行合一"出来的，不是"研究"出来的，是从世界的深渊处打捞出来的，不是从纸上得来的。就凭这一点，他有资格说朱子学"支离"破碎大道。 他在龙冈书院工作了不到一年，当地的生源自然都是些郡邑之士，最后也没出几个"国士"（徐爱和席书不算当地生员），但他那套"随地指点"即景生情，既联想且象征的思维方法，指教了他们可以在山水之中体道尽性，乐山乐水的法门。"吾性自足"的为学与做人原则对那些万山丛中与外界绝少联系的有志青年来说，则是宝贵的精神胜利法。 10．做功夫 没有更多的直接证据，从他的诗中"觉得"他差不多是在正德四年（己巳，1509）年初或前一年的年底，从修文县的龙场驿迁居贵阳的。 龙场驿在万山丛中，但修文县离贵阳却近得很--难怪席书可以四度往返，若骑马一天准到了。阳明过天生桥时说了两句隐喻自己的心情的话:"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中。"其用世之情不可能泯灭，《过南霁云祠》则浩叹"贺兰未灭空遗恨"，"英魂千载知何处"?因为大环境依然如故，他必须守雌守默，他这样自嘲:"渐惯省言因病齿，屡因多难解安心。" 在这说不得苦乐得失的复杂处境与心境中，年关到了。"茆屋新开"也没有带来什么了不起的喜悦。他38岁了，快到了孟子说的"年四十，不动心"的季节了。 学生们都回家过年去了，就连专程而来的象徐爱那样的学生也都回家尽孝去了。已经学会"解安心"的他自然不会象单纯的诗人那么脆弱，但也不会象康德类型的理性哲学家那样对现象界的事情不动声色。他只有写诗而已。 故园今夕是元宵，独向蛮村坐寂寥。 赖有遗经堪作伴，喜无车马过相邀。 还有什么，"迁客从来甘寂寞"，"石门遥锁阳明鹤，应笑山人久不归。"这个年关，他的诗歌大丰收了。诗人不幸诗兴--准确地说，应该是在不太不幸的时候，诗兴。对于阳明来说，写诗差不多是他的吐纳术，是他养心的心法，调节心情的一种方式。所以，他的"居夷诗"都是相当恬淡超然的，单看这部分诗篇可以毫不犹豫地给他加一顶田园诗人的桂冠，名次不会在杨万里太后面。 他自然并不觉得诗文有什么要紧，充其量，能够"见"他，但不能"成"他，"建"他。各种记载都说他在贵阳大讲"知行合一"，使当地人始知向学。但到底讲了些什么，又是怎样讲的，则无任何细节。只有他给学生的几封信，可以略知其功法大要。 首先，在一齐众楚，知己难求的孤独时节，要卓然不变，必求"实德"，除了自己每日静坐，"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功夫"外，还要与朋友砥砺夹持。但切忌实德未成而先行标榜。一标榜既使有点实学也变成虚浮的外道说闲话。"自家吃饭自家饱"，必须刊落声华，务于切己处着实用力。 那么，怎么样才算着实用力修实德的了呢?他让学生把程明道的下述语录，贴在墙上，时时温习: 才学便须知有著力处，既学便须知有著力处。 学要鞭辟近里著己。 为名与为利，虽清浊不同，然其利心则一。 不求异于人，而求同于理。 第一条，是讲刚刚开始学，已经学入门了都要找着力处，日新日日新，永无止歇时。继续革命不断革命。这是阳明终身服膺的两句话，差不多月月讲年年讲。它包含了这样一个命题:找到了着力处才算知学，否则只是瞎耽误功夫。什么才算是着力处呢?为名为利为标新立异都是误入歧途的行为。与"知"没合了一的"行"终是不知。相反，若知行合一，就是去应举当官也"不患妨功"。他认为举业的真正危害在"夺志"。若立得正志，日常生活中的"洒扫应对，便是精意入神。"王学尤其是左派王学的核心教旨之一就是"百姓日用就是道"。阳明有个很称心的学生叫冀元亨，王阳明派他到宁王府去探听虚实，后来因此成为阳明通宁王的证据，将冀打入大牢，百般拷打，冀就是不招。其妻李氏也被逮，但泰然自若，对丈夫敬信无疑。司法官员问其夫之学，她说"我夫之学，不出闺门衽席间。"这个回答大出人们的意料，"闻者悚然"（明史王传附冀传）。 11．理幽难显统一于直觉 他即将去的文明书院，坐落在贵阳内忠烈桥西，是元顺路儒学故址，忠烈桥是今天的市府桥。文明书院是毛科（字应奎，号拙庵）重新修建的。在正德元年建成，前有大门，门内有习礼堂，为师生习礼讲解之地。堂后有颜乐、曾唯、思忧、孟辨四斋。可容纳二百名学生，有五六个儒学教员。 第32章 正德三年秋，因阳明在龙岗讲学有了名声，毛科请他来。他以病为由推迟了。正德四年四月，毛科退休。席书来主持，因他特别诚恳，阳明就答应了。嘉靖二十年，阳明的弟子蒋信来任贵州提学副使，文明书院已经破败，蒋又重建，大讲阳明心学，贵州人文风教为之一振。阳明当年使贵州人初知心性之学，当时席书公余常来文明书院与阳明论学，诸生环而观听者以数百。很有必要对这位明代的“哲学王”做一番理论总结了。这当然显得隔涩。但比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的装糊涂略好，就相当于旧史人物传后的“赞曰”吧。作传，本是"寄生"性的写作， 传记也只是"超级寄生物"。最好的传记能达到柏拉图说的"有助于对前世生活的回忆"，其次，则多不过是"记忆"，再下，则是解释"记忆"了，比影子的影子还不如。但可能有助于理解心学这个影响到如今影响了亚洲的巨大的"影子"，尽管我们还生活在影子中，不可能看清影子本身，而且400年来没有再出比王阳明更哲学的人，对他的批判都是外道来自外部的批判，所以，我们的"赞曰"也极可能是囫囵吞枣，不妨干脆叫"囫囵吞枣曰": 阳明的龙场大悟，结束了他的"进修"期，王学形成过程的"三变"，到此为止。从学程朱，出入于佛老，到现在"忽悟格物致知之旨"，大讲知行合一，王记心学宣告诞生。 他到底解决了什么问题呢?其心学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既能在很短的时间内风靡天下又能盛传不衰呢? 简单的说，他要解决的是"意义"问题--怎样才能找到意义?怎样从事实的世界中找出真正的价值来。是在用哲学的方式解决宗教性的问题。他的特色是用禅宗的思维方法建立儒学的价值立场。就他本人而言，这是他追求儒门的"第一等事"又信服禅宗明心见性思维方式的最漂亮的优生儿，合逻辑的深化。对中国思想史来说，儒禅合流由来已久，也该孕育出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来再开生面了。 为什么"吾性自足""知行合一"这类命题就能找出人人意中有语中无的那个意义呢?它们凭什么就能做到这一点呢?天下读书人都读的朱子的书为什么就不灵光了呢? 长话短说，最关键的是朱的理路是心物二分的，有点象近代西式的主观去把握客观，把握得对了多了，就"自由"了。阳明曾下死功夫这样做过，但他追求的东西与朱的不同，他要的是一种精神和物质，知识和事实，主观和客观，经验和对象，心理和物理毫无缝隙的高度统一的"纯粹意识"状态。所谓纯粹意识是这样一种统一体，既是直接而纯粹的，又是具体而严密的--阳明认为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以这种状态出现的，找到它，直接培养它，才是在本原上做功夫。王学的"心"就是这个统一体，是在意志的要求与现实之间没有一点空隙的，最自由而活泼的状态。从纯粹意识的立场看，就没有离开主观的客观，所谓的"理"，就是把经验和事实统一起来的东西。知情意绝对统一的。"心"永远是最能动的，且是唯一属于"我"又能使我走出小我去实现大的自我（成圣）的本原性力量。一切真理的标准不在外部。而从物上求理永远只能得到不完全的"理"，还得永远需要没完没了地去求。迹近蚂蚁爬大象。 这样把"意义"的基地建筑在我心，就等于从外界找回了自我，这，理论上结束了人类镇日逐物，心随物转的历史。把"放（逐于外的）心"从形形色色的现象界拉回到本体界。王常说的"心体"就是说心是本体（基督哲学中上帝是本体），是"元"，是先于每个人而存在的深远的统一体。人们之所以把心"放"了，就是受外界影响迷了路，纯粹意识被破碎为鸡零狗碎的私心杂念。全部的修养功夫就是"去蔽"，减去这些后天加在人心上的"欲障""理障"——这是标准的禅宗路径，自然也符合思孟学派的理路。 吾性自足的"我"不是阳明个人这个"小我"，而是人类这个"大我";也就是说每个人 的"性"都是可以通"天"的（孟子说人人皆可成尧舜。王艮说满街都是圣人）。所以后来他只提"致良知"三字，嫌以前的说法不够简易直接。 思维是一种体系，在体系的根基里必须有统一的直觉。完全的真理是不能用语言表达完的，要想理解真正的实在和认识天地人生的真谛，必须建成统一的直觉，复归到本原的心体上去。只要是人，就有同一的人性的内容，越千年隔万里都可以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相通于"心体"（良知）。怎样才能完成人性复归这一根本转变，建成那统一的直觉呢?阳明现在悟到的境界就是"知行合一"，舍此通途正路都将是缘木求鱼。他说过去"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是批评朱子的在事上求理的思想方法。 知行合一的标准的哲学表达式，就是"存在就是活动"。不同于贝克莱的存在就是被感知，也不同于肤浅的世界的一切都是自己的观念的唯我论，他要建立的是一种超越所有感知图式的价值论立场，一种类似宗教觉悟的实践性生成性极强的"行为理论"。若用经验论的表达式，则是:知识上的真理必须就是实践上的真理，实践上的真理必须就是知识上的真理。知情意行高度统一——“知即善，迷即恶"。知行合一，强调的是一种关系，一种开放的动态的生生不息的每时每刻都把握"当下此际"的现实意识，永远不会有固定的结论，而且自家吃饭自家饱，父不能替子，师不能代徒，必须亲身修练。唯一的凭依就是人性本善，知行合一找的就是这个善根，合一才能返回这个善根。合一而成的是种根本直觉。既不是外在的物理，也不是内在的心理，从这种纯粹意识的理路说，物理和心理都是这种根本直觉的产物而不是相反。思维和意志的根基里都有这种"质的直观"。别的都不重要，这种根本直觉是人面对自己，面对世界的真实的能力和唯一起作用的标准。一切伟大的思想背后都有大的直觉在活动。无论是天才的直觉还是普通人的思维，只是量的差别没有质的不同。在一切的关系的根本上有直觉，关系就因此而成立。知行合一就是要建立起知识和意志的根基里的深远的统一。能建立起这种统一，才能说“吾性自足”，尽管任何人都可以而且应该说"吾性自足"，但真能"足"起来与否，还要看修行知行合一的工夫。 阳明所悟的"格物致知"之旨，就是要用那种根本直觉去统一知情意。真正的"我心"就是这个统一的直觉。所有的学问道德都起脚于这种根本直觉以及这种根本直觉所形成的根本情绪。 阳明认为，朱子学只能寻找到间接知识间接经验，而这是没有终极意义的。在人处于深渊绝境时，对人毫无用处（譬如他初到龙场时）。所谓"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是大方向 错了，南辕北辙，功夫越深错误越重，象他当年格竹子似的。只有找到"纯粹意识"，根本直觉，直接培养这"良田"才有意义，才能在有生之涯"成圣"。否则都只能是错用功夫。 1551年，即阳明离开龙场48年后，阳明的学生赵锦以巡按贵州的御使的身份在龙冈书院的北边造了一座比当年书院堂皇得多的"阳明祠"。一彪王学弟子，当朝的大员，一起共举祠祀。后成名儒的罗洪先的那篇《祠碑记》是难得的大文章。精辟地阐明了王学得于患难的"道理":"藏不深则化不速，蓄不固则致不远"，先生于“屈伸剥复之际"，“情迫于中，忘之有而不能，势限于外，去之有不可……盖吾之一身已非吾有，而又何有于吾身之外。至于是，而后如大梦之醒，强者柔，浮者实，凡平日所挟以自快者，不惟不可以常恃，而实足以增吾之机械，盗吾之聪明。其块然而生，块然而死，与吾独存而未始加损者，则固有之良知也。" 这有点象《窦娥冤》的窦娥，只有当她的生命临界零点时，套在生命上的观念枷锁也趋于零（有人至死不觉，生命也等于零），成了"敞开者”，从而能够直面生命的存在本身，体验到了人生的真实的深渊境遇，穿透了已是异化了的文化的浓烟浊雾，诞生了能对生命直接审视的"本质直观"，根本直觉。 罗氏接着说:今日之言良知者，都说"固有固有"，却绝不做这种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致知工夫。 这叫什么呢?叫良知固有，而工夫并不固有。没有工夫，现成的良知会沉沉地死睡着，象宝藏睡在地下，不开发出来，对你还是不存在。怎样去开发呢?只有不欺心地去做知行合一的实功夫。 第七回再上旅途 1．不随境转 当刘瑾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稳定住局面以后，他便稍微缓和一下杀伐之气，化解一下矛盾，这是起码的政治技巧，一点也不能说明他变好了，只说明他还不想把大明朝一脚踹烂。这对于压在五指山下的王阳明就算揭下了镇压的法帖。1510年，正德五年三月，阳明结束了他的流放生涯。够了，他的"进修"也初步功德圆满了。--他自己戏称这叫"世事验来还自领"。用今日酸词儿说，就是性格就是命运。 离别一个地方，据说相当死一次。对于阳明此时的心情来说，这句话不算夸张。尽管这三年来，他时刻都想离开这里，但真让他走啊，他还颇感慨。因为，这时，问题的性质变了。 第33章 现在是要离开朋友和同学的问题，不是与刘瑾的恩怨纠缠了。这些地方本不值得太细看，但在人生的拐弯处，最能见出一个人的性情，对于一个性情直接产生哲学的心学家，现在是观察他理解他的好机会。 他一点也没有"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畅";也没有"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自然也没有"天子呼来不上船"的"傲";他平静得让人泄气，这是"理学家"（心即理，心学属于广义的理学）不同于纯情诗人的地方。已经知行合一了的人，其情既不"放"，也不"矫"，更何况此时的阳明正主张精一于"静"呢。 最重要的是，他知道刘瑾的时代并没有过去，从龙场驿丞"提拨"为庐陵县令，并不等于世道变了。这个现实与他内心的境界有着悲剧性的距离，只是，他不会天真地任性耍孩子脾气罢了。再说“逢苦不戚，得乐不欣”始终是心体如如不动的高境界。阳明在现实问题中，又始终是冷静务实的，他自然去上任，但"无可无不可"尔: 也知世上风波满，还恋山中木石居。 也知世事终无补，亦复心存出处间。 他对学生的临别赠言是: 坐起咏歌俱实学，毫厘还谴认教真。 这好象有点矛盾:既无可无不可，又认真于一举手一投足之间。其实是问题的层面不同。对待不确定的事世，只能用不即不离的态度才少上当少钻老鼠洞。跟任何风跟得太紧了都可能受捉弄。唯有料理"我心"才是第一等事，才是实学，才是与自己真切相关的事情。修练心体是不能丝毫马虎的，心体也是至为精密的，往往在体上差之毫厘，在用上就会失之千里。 "合一"的特点就是在日用中做工夫的。他当老师也与学究不同，他说:"改课讲题非我事"，看来，他在贵阳书院已"公开"地按自己的方式来培养学生了。他的教学中心就是"研几悟道"（心学尤重这个"几"字）。活学活用，始终是王学的基本特征，也是知行合一的题中应有之意。始终去追求"当下此即"的思维最高阶段--具体，是王学的本质特征。 他劝尚未脱离厄运的"同志":"蹇以反身，困以遂志。今日患难，正阁下受用处也"。他这样说绝不是唱高调。这是他信奉的孟子的"反手而治"的辩证艺术，他本人是从中大得过利益的，到目前为止他所悟到境界从患难中反风灭火获受用的。练成这一手后就可以"随处风波只宴然"了---泰然原则是禅学与心学共同标举的最佳心理原则。 三年时间不算长也不算短。更何况是这么恶劣的生存环境，他再会苦中作乐，也是自我安慰。现实有可以超越的部分，也有不可以超越的部分。再加上他常常闹病，其艰难苦痛是不"在场"的我们难以尽情地体味的。若全信他那些旷达语，便尽信书不如无书了。他无论如何不是神仙。他若真心如止水，也就没有心学了。 “三年谪官沮蛮氛，天放扁舟下楚云。归信应先春雁到，闲心期于白鹤同。”（《过江门崖》）好在，这一切都暂时告一段落了，这个劳人苦命的人事实上象他并不佩服的理学家一样"常惺惺"，尽管这一时期他侧重"静"，但并不枯守呆静。他渴望生活，也渴望不朽。但只有依循天理的生活才是值得过的生活，才能从中上达不朽。 他的主静，是为了生明，为了找到定盘星，找到能避开以往陷阱的新的道路。 从他离开贵阳的大量赠别诗来看，他此时真正最究心的问题就是"好将吾道从吾党"。他此时体悟出来的道，就是静下来"心存气节"，也就是更强调"节"，过去是尚"气"，用他后来的自我总结是过去是只办到"狂者"的境界，他现在要向"中行"境界修练。但还只在练习"守中庸"的份上，离随心所欲不愈矩之"时中"正果，还有很大的距离，可贵可喜的是他知道这一点，他不盲目的自大自壮。他要"从吾党"就是在师友之间形成"研几悟道"的小周天，从而相互勉励，抵抗习俗，另辟一人文景观。 相对于追名逐利的滚滚红尘，他这个立场绝对是"静"，过去的同学同僚可能还会笑他这种不着急的守静状态是没出息，不长进。但他此时已过了矮人观场浪悲伤的人云亦云的趋俗期。他再也不会如醉汉东扶西倒，西扶东倒了。这就是静下来的好处，静的下限是不会随波逐流了;上限则是可以"体道"。 2．静功收放心 他坐船顺沅水东下，经溆浦大江口、辰溪，到达沅陵。沅陵是当时辰州府府治所在地。《沅陵县志》卷13载：阳明喜郡人朴茂，留虎溪讲学，久之乃去。虎溪山在沅陵城西，山上有龙兴寺院。此时当地无书院，阳明便在寺院讲学。环境很好，正德九年，他还有诗回忆当时的情景： 记得春眠寺阁云，松林水鹤日为群。 诸生问业冲星入，稚子拈香静夜焚。（《与沅陵郭掌教》） 他在这里教的主要是“静坐”，让人收放心。这是王学中的一段公案，是王学近禅的证据之一。当时主要受业的是冀元亨、蒋信，都没流于禅。他离开辰州后，写给辰中诸生的信中，再次强调：“前在寺中所云静坐事，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务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一段放心功夫耳。” 禅法的静坐是通过一套调呼吸的办法（如听呼吸的微声、恹鼻孔、眼观鼻鼻观心等等）达到一种无念、无知觉的入定状态，追求元神不动，却往往陷入精神昏沉。阳明有人不可能无念的体会。所以他只追求正念，不求神通，息息去私意，存天理。阳明所说的、让学士修习的静，是静虑，是《孟子》说的“收其放心”，心思观照，不能心存鸿鹄，而是将逐一检察灵魂深处有无私心杂念，相当于基督教的忏悔术、及其后来演化出的催眠术。阳明所教的是纯粹的儒家的修为。与禅门大异其趋。 而且，阳明是明通之士，反对隐遁，是不离世间法。他热爱山林清幽，悦目赏心，少市尘之纷扰，扑鼻无浊气，入耳无噪音，就他的私心而言，他喜欢这种“境”。但他内心的意境不在于此，他的心中想是普法于世间，与众生一起超凡入圣。不当自了汉。这其中有高尚的弘道精神，也有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的功名心。 这个功名心是他区别于禅门的原因；近禅的那一面又是他区别于没有超越意识的功利派。他教人静坐的具体功夫是单看书绝对弄不清楚的了。当时的场景已难还原。推测应该是吸收了佛道的静坐技巧，象理学家那样，但目标是儒学的“处心有道”之类的目标；应该是孟子、韩愈一条线上的知言养气那一套，为了“集义”，找心无亏欠的沛然状态，与圣贤进行精神交流，象韩愈说的“迎而拒之，平心而察之”，达到醇熟的境界，就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阳明这个功课，与他的一系列思想是一致的，首先是心即理哲学的一种贯彻落实；其次可以检验知行合一到什么程度；对于找到良知也是必不可少的克己省察的功夫。 阳明的精一于静的直接导师是周濂溪。阳明佩服濂溪和明道，与阳明熟悉的和尚道士也佩服这两个注重生命的儒者。濂溪主静有他的太极图理论为抵押，胜过阳明多多。阳明是拿来一部分，估计是濂溪诚、神、几的思路。濂溪在《通书．圣第四》中说：“寂然不动者诚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动而未形，有无之间者，几也。”周发挥《易传系辞》静专动直的说法，改为“无欲则静虚动直。静虚则明，明则通；动直则公，公则溥。” 总而言之，只有静下来才能找到为己之学的门径，才能找到万派归宗的心海。陈献章因此主张静养善端。凡心学都有主静的特点。阳明则是静生动一路的。静而无静，神也。 在他诸多的"到此一游"的诗中，不能忽略《再过濂溪祠用前韵》这首标志着其思想独立成型的诗: 曾向图书识道真，半生良自愧儒巾。 斯文久已无先觉，圣世今应有逸民。 一自支离乖学术，竞将雕刻费精神。 瞻依多少高山意，水漫莲池长绿萍。 从书本要真理使他半生错用功夫[愧儒巾]，现在他差不多觉得自己是先觉了--"逸民"在这里是"先觉"的谦称。凡向图书识道真的做法都是强调了"学"，因为不能落实到"行"，从对心体的建设这个终极意义而言，那便只是"伪学"。现在"我"觉悟了，因为我悟到了知行合一直抵圣域的门径，不再走那条纸上求圣的铺满鲜花的歧路了--"一自"两句是心学叛逆理学的宣言，尽管还是"接着"陆九渊讲，但因王学广为流传而成为口号。问题在于将学行分离才算"支离"，"雕刻"。然而王学门徒不经再传便忘了乃师半生在书上下过死功夫，忘记了"点传师"钱德洪"学问之功不可废"的谆谆教诲。 也忘了阳明本人多次说过的"学问之功何可缓"，"政事虽剧，亦皆学问之地"之类的教诲。他们是故意忘记，他们用下等"拿来"法，专取合口味的，不管祖师的完整体系。理解一个主义难在不肯诚实地对治自己。 诚实的"怎么办?"是在乱的时候，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先静下来，"万物静观皆自得"。在诚静之中，发正信，立正志。"立志"是个信仰问题，是个准宗教问题。阳明从悟道之后就一直强调首在立志，将立志问题提炼为"一个即所有"的问题。 第34章 立成圣之志，就是愚夫妇也可以悟道，若不立圣贤之志，则再饱学亦无济于事。 所谓"实处"的功夫，阳明在《书汪进之卷》中说:就是"为己谨独之功"，能加这种修养功夫，就会辨别天理人欲，就能分清怎样做是支离，是空寂，是似是而非，是似诚而伪。有了正确的标准，就能修到实处了。否则，只会忘己逐物，把精力消耗在扑风捉影的事情上。至少，也会把指月之指当成月本身。支离的最大的危害就在于"辨析愈多，而去道愈远矣。""夫志，犹木之根也;讲学者，犹栽培灌溉之也。" 那么，又怎样培养这个志根呢?阳明学说的特点就在于---怎样都行，洒扫应对，当官为宦，读书讲学，都可以找到天下一体的感觉。在阳明还没有离开贵州时，有个要去辰州做官的人跟他请教怎样做，他说，县官是亲民的职位，你讲究亲民之学就行了。问:"怎样才算亲民呢?"王说，明明德于民，使民树立良好道德。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就是在任何时候把别人的老人当成自己的老人，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 3．卧治庐陵 现在，他来庐陵（今吉安）当了亲民之官－－县令，与那个驿丞不可同日而语了。最重要的是，这标志着他的处分已经撤消。 庐陵县衙在府城南门的欧家祠路。出南门稍东，有白鹭洲，处赣江中心，洲上白鹭洲书院，是当时江南四大书院之一。阳明在里面开辟一个自己讲会的场所。文化活动始终是他的根本。 在城南25里有青原山静居寺，今天还有阳明手书的“曹溪宗派”，落款居然是“乐山居士王守仁书”。青原寺内右侧屋曾是朱子的讲坛，称青原书院。阳明也在青原书院讲学。阳明离任后，他的学生邹守益继续在此讲学。后来阳明的学生在寺的对面又建了一所阳明书院。 看来只有文化薪火相传，才能真正的不朽。 此刻的阳明无法想象身后的盛名。他现在无悲喜反应，主于静的修练给了他一种定力。不再因外界的情形影响主体的状态，他已找到了知行合一的那种根本感觉。把握了自己，这个世界就好把握了。他此时离所谓"澄明之境"还有距离，但已能凿壁偷光，看出这个世界的缝隙。知道该怎样应物而不伤自己--智慧是把两刃剑，而自己是剑体本身。他算当了一回"具体而微"的小皇帝。将其所学也具体而微地运用了出来。 他用的是儒家的"风流而治"的办法，张贴告示，起用三老，将行动规范广而告之，做到的奖，做不到的罚。在这个县工作了七个月发布了十六个告示，不但使该县由乱而治，还留下了许多历时不衰的善政。其高超得力之处，在于以无厚入有间，用那把两刃剑，既克治官府的扰民行为，也整治刁民的乱法勾当。"亲民"是为大多数人谋求最大的利益。而且是想办法从根本上谋求长远的利益。但阳明的身体不堪繁劳，不可能也没想事必躬亲。依靠谁的问题是中国人治社会行政的根本问题?他依靠慎选的知礼有德的三老[老吏，老幕，老胥]。这也是儒家的老人政治最佳体现了罢。滑吏刁民均要不得。 庐陵虽是小县，却是四省交通之区，俗话说是码头口子。尽管曾是"文献之地"，却因世风不正，苛捐杂税太多，民风大坏，盗匪繁衍，正不压邪。官府有官府的问题，百姓有百姓的问题。他刚到县衙，就倒给了他一个下马威:突然有上千乡民拥入县门，号呼动地，他也一时难以搞清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但很平静，耐心听懂了他们的要求，是要宽免一项征收葛布的摊派。理由是本地不出产此物。他想，既然不出此物，上边要的也没道理，也不想激起民变。就同意了乡民的请求。 但他想此风不可长。为对付这个有名的"健讼"之区。他下的第一道"告谕庐陵父老子弟书"的主题，就是息讼。他说因为我糊涂，不能听断，且气弱多疾，你们非重大事情不要来打官司。来告状的只许诉一事，不得牵连，状子不能超过两行，每行不能超过三十字。超过者不予受理，故意违反者罚。号召谨厚知礼法的老者"以我言归告子弟，务在息讼兴让"。 告示发出，并不能立杆见影。能以健讼著名的地方的人哪会那么好说话?舆论哗然，但他就是不"放告"--不开门受理官司。他却发了另外一个告示:现在，瘟疫流行，人们怕传染，至有骨肉不相疗顾，病人反而死于饥饿者。然后又归咎于瘟疫，扩大恐慌。疗救之道，唯在诸父老劝告子弟，敦行孝悌，别再背弃骨肉，将房屋打扫干净，按时喂粥药。有这样的能行孝义者，本官将亲至其家，以示嘉奖。我现在正闹病，请父老先代我慰问存恤。 不讲医学讲仁学，不讲科学讲义气，心学的"义和团"味已出来矣。但他也知道，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但同时也是最根本的办法。因为虽然已派了医生老人分行乡井，"恐亦虚文无实"。他认为根本的办法还是唤起道义的力量。用精神去战胜瘟疫。 这种道德感动法大约见了效果，瘟疫也不可能总再流行。不见再有类似的告示。这期间，他用更大的精力去解决行政问题。他搞了调查研究，访实了各乡的贫富奸良，用朱元璋定的老办法，慎重选定里正三老，让他们坐申明亭，进行劝导。同时他又发了一个告示，说:我之所以不放告，并不是因为病不能任事，而是因为现在正是播种季节，放告之后，你们牵连而出，误了农时，终岁无望。必将借贷度日，而且一打官司，四处请托送礼，助长刁风，为害更大。你们当中若果有大冤枉事情，我自能访出，我不能尽知者有乡老具实呈报。他们若呈报不实，治他们的罪。我为政日浅，你们还不相信我。未有德治先有法治，我不忍心。但你们要是不听我的，则我也不能保护你们了。你们不要自找后悔。 这回，震动了他们。来告状的有涕泣而归者。在乡下的有后悔胜气骂讼者。监狱日见清静。他还施行诬告反坐法，效果也很好。乱浑浑的局面结束了。"使民明其明德"的亲民治理法大见成效。 他调过头来，治理驿道，杜绝任何横征暴敛的行为。遍告乡民，谁以政府的名义去乡村私行索取，你们只把他们领到县里来即可，我自会处置。还移风易俗，杜绝任何神会活动，告诉百姓只要行孝悌，就会感动天地，四时风调雨顺。他上任的这一年，亢旱无雨，火灾流行。阳明象皇帝下罪己诏一样，说是由于他不称职，才获怒神人。并斋戒省咎，停止征税工作，释放轻罪的犯人。同时告诫全县百姓"解讼罢争，息心火，勿助烈焰。"他借此机会继续让人们安定团结，倒也罢了，若他真这么相信，便可以看出当时中国最有头脑的人的头脑了。他是真相信的，因为他还告诫乡民不要宰杀牲口喝大酒，触怒火神。这是和董仲舒一样的逻辑，难怪有头脑的人浩叹:独时光的流逝与中国无涉!他的一些务实性的措施则至少证明他是真与百姓同心同德的，真与百姓"一体"相连的。这绝对难得得很了。 他下令严防奸民因火为盗，勒令军民清出火道来。居民夹道者，各退地五尺，军民互争火巷，他亲去现场排板。有人说他偏袒军，他说你们太小瞧我了，军士亦我民也。他们比驻扎边疆的吃苦少一些，但也半年没口粮了。本官"平心一视"，对谁也不偏向。他还恢复了保甲制度以有效地控制盗匪的滋生和作乱。 更难办的是对付上边。上边一味的追加摊派的名目和数额，搞得民情汹汹，他这个县官实在是两头为难。他刚上任就碰到的那个麻烦事并没完。吉安府派人下来捉拿管 理征收钱粮的小吏。因为此地从来不出产这种东西，乡民怕成为"永派"才聚会请愿的。上上次就是几个主管的吏员赔了几十两银子了事，现在跟百姓要要不出来，再赔又赔不出了。不交，上边就来捉人。这成何事体?他给府里打了报告，请求减免。他的话说得很难听。他说单是岁办各种木材，炭，牲口，旧额不到四千两，现在增加到万余两，成为过去的三倍。其他公差往来，骚扰刻剥，日甚一日。再加上旱灾，瘟疫大作，比巷连村，多有全家而死者，幸存者又为征求所迫，弱者逃窜流离，强者群聚为盗，攻劫乡村，日无虚夕。上级若不宽免，将有可能激起大变。他很动感情的说:不但于心不忍，而且势有难行。我无法称职的完成任务。"坐视民困而不能救，心切时弊而不敢言。""既不能善事上官，又何以安处下位?"他恳求当道垂怜小民之穷苦，俯念时事之难为，宽免此项目。要抓人，就立即将我罢免，以为不职之戒。我"中心所甘，死且不朽。" 这个人的风骨的确有过人之处。上下千载，象这样做官的不是没有，但也着实不多。明代固然比较多，但无耻之徒也着实多。王阳明考入仕版的中式文，就是论《志士仁人》，他是真诚的，把教养里的词藻当真的人，这样的人才能创立"知行合一"的理论体系。现在再回过头来看他的应试文真是用血写的: 所谓志士者，以身负纲常之重，而志虑之高洁，每思有以植天下之大闲;所谓仁人者，以身会天德之全，而心体之光明，必欲贞天下之大节。 承担纲常之重，"节"是根本。会天德之全，仰赖"气"之正大发用。不要官的人才能当好官;自然是老百姓心目中的好官。未必是上司眼中的好官。 第35章 他当官是汉代汲黯式的---"卧治"。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两拨千斤，抓住扼要问题，以点带面，攻心为上，感化优先，风流而治。但他还是觉得"烦"，不堪繁巨。也有人嘲笑他象大姑娘了。最后，他解嘲式的出来走走，也是到本地的风光区游览，寺院中小憩一下。这跟他的身体状况有关，也跟心态有关。他对尘世的繁华毫无兴趣。也没有一般当官即美的知觉系统。他总是焦虑，总难忘怀责任:"忧时有志怀先进，作县无能愧旧交。"能说大明帝国人才济济么?象这样的大才当个知县，而秉国者却那么缺德少才。他心里其实哭笑不得，但还要这样来"自觉"自己:"身可益民宁论屈，志存经国未全灰。"他可惜自己这三年时间白耽误了，现在"逢时"可以出来干点事情，但在那样落后的地方，没有学习，没有进步---他这种人就是这样，每天都在追求日新日日新，却因此而总觉得没有长进。相反，那些固步自封的人却总觉得自己天天天下第一。---对自己不满意的心学家才是真正的心学家。这是他与其沾沾自喜的后学门徒的根本区别之一。他说自己治理繁剧的行政事物的能力不如古代的百里溪，而百里溪是法家，看来他不象纯粹的儒生那样排斥法家。他有点捉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劲头。 他的公馆旁边就是寺院，他理论上要排斥社会上崇拜佛老的风气，内心里却喜欢寺院道观的肃穆气象。有一次，他去本县的香社寺，本想去午休，结果寺院隆重其事，"佛鼓迎官急，禅床为客虚。"要排大老爷的马屁，他却觉得很可笑。他感兴趣的是山光水色，是花开花落所包含的生命情意。 4．刘瑾伏诛 "多行不义必自毙"本是郑伯用"因"字诀，让太叔段自我暴露自找倒霉的一种策略，后来成为伦理信念，成为儒家劝导人用长时段眼光看问题的一种教义。尽管有时候是并不灵光的，但应验的事例还是在所多有。刘瑾总算将炸药积聚得差不多了，点燃炸药的是杨一清。这个杨一清后来对阳明始用终忌---并不是反对同一个敌人的都是朋友。杨曾是被刘抛到监狱的人，后因群臣力荐才重新启用。没有这种动力，他也不会冒着灭族的危险来为国除奸。单是他个人也扳不倒庞然大物刘瑾。机会还是刘本人制造的。刘对军屯的土地实行新的税法，他派遣的征税人往往都如狼似虎。他们殴打了安化王封地中欠税的军民，安化王早有反志，现在正好以清君侧的名义宣布起事。列举了刘的几大罪状，传檄各边镇。收到檄文的边镇都不敢上报，只有延绥巡抚将檄文封奏朝廷。但这场流产的"暴乱"只折腾了19天，被安化王解除了兵权的宁夏游击将军仇钺，领着百余名社会闲杂人员就乘城中空虚，入安化府捉拿了安化王。这个仇钺因此和王阳明一样成为明代因平藩而被册封为伯爵。而且比王拿得顺利又简单。 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杨一清为帅，张永为监军。张本是"八党"之一，因刘专权而与刘失和。等他们到达宁夏，就只有一个任务了，就是把安化王押送回京。杨乘间对张说:现在外患已平，国家的内患怎么办?在手掌上划一个"瑾"字。 张说，此人日夜在皇上身边，耳目甚广。 杨说，公也是皇上的亲信，让公来讨贼就是证明。现在功成奏捷，乘机揭发刘瑾奸恶，陈说海内怨望，皇上必定听信，杀了刘瑾，公也可以更受重用。 张站起来说:"嗟乎，老奴何惜余年不以报主哉!" 杨还告诉张，刘正在准备造反，皇上危险，你也将很危险。张八月十一日，押俘虏进京。刘想推迟献俘日期，张觉得刘更是在谋划造反。传言刘的暴乱即将在发生，刘准备，在为他刚死去的哥哥发丧的那一天，乘机将去吊唁的官员拿下，立其侄孙当皇帝。 张不执行刘的指示，加紧进程，但他献俘时已到了八月十三，刘并没有在发丧时暴乱。刘还参加了皇上款待张的宴会。等刘退出后，张将安化王的檄文交给皇上，向皇上挑明乱由瑾起，瑾已弄得军民不得了生，不除刘瑾祸将不远。而且刘将造反，迹象已很明显。鼓励皇帝嗜酒的刘瑾，没想到正德在酒后回答问题轻率，刘遂连夜被逮，并立即抄了他的家。抄出黄金24万锭，另57000余两，银元宝500万锭，另1580000两，珠宝器物不可数计，这些并不足以治大太监之罪，让他倒霉的是那些衣甲，弓弩，玉带等物。 在午门前公开审问刘瑾。刘到这个时候还照样蔑视群臣，他说天下群臣尽出于我的提拨，他们谁敢审问我?理该主持审判的刑部尚书低头不语，那帮大臣二臣的都默然后退。有资格且敢审问他的人差不多都被他排挤到监狱，边疆，外地去了。江山毕竟是大明朱姓的江山，在关键时刻还是血缘起作用，一个王爷问他为什么藏着那么多盔甲?说为保卫皇帝为什么藏在你家里?就这样结束了这么大的国是案的审讯。刘被凌迟处死，剐了三天。 群臣追论阉党官员，吏部尚书张采被逮，死于狱中。刘宇，焦芳已退休，消籍为民。处死了若干锦衣卫官员，罢免了若干刘党成员。一些被刘排挤打击的官员也获得复职，升迁。 刘瑾的时代过去了。他的一些新的财税政策也全部废除了。 这一年11月，阳明进京"入觐"。而调他到南京的调令是10月签发的，所以，他在《给由疏》中说十月调南京。 ——续 5．实践论 因刘瑾的打击面太大，王并不算特出的英雄。并没因受过迫害而获得例外的超升。只是恢复到贬谪前的阶级，仍然是个主事，还被安排到了南京，但《年谱》特书"升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因为这个差使比知县略高，算地方官变成了京官，再进步起点高，台阶平。他11月入觐是例行公事，没有取得什么政治成果。到南京上班，对于他在政治进步不得力，当然这只是暂时的。最关键的是对已上了圣学轨道的他来说，这已并不重要，基本上无关宏旨。现在，他再回余姚，也照样要而且能创出新的学派来。这样，当官便成了"业余"的事情。能当官便运用权力行其"亲民"之道，把“明德”在民间“明”起来。若不能当官便运用学说之思想威力，照样可以"明明德"于全民全社会。这是阳明与那些官崽的根本区别，阳明的气节既来自这种"学"，也来自这种学给他的这种"能"。 但他的更大的特点在于他并不是个宁静的隐士学者，他那套知行合一的学说要体现在"行"上，能行与否是检验确实"知"了没有的标准，而不是相反。固然在洒扫应对当中即可验证心体之明晦，但这只是王学的下限，他并不自限于此，他觉得若自限于此有负圣道，他自感有责任普度众生。所以，他在北京看见黄绾（字宗贤）有志于圣学大为激动，他说:"此学久绝，子何所闻?"黄说:"虽粗有志，实未用功。"王说:"人惟患无志，不患无功。" 黄是王的老朋友储柴墟领到王下榻的大兴隆寺来的。王性喜住于寺院或道观。 在中国要养高洁之智虑，还就是这种地方最相宜。刘瑾已成为"过去时"，王已游离这种浓云浊雾之上，已视刘瑾为区区不值一谈之物矣。他现在只有一个兴奋点，就是如何发明圣学。黄绾也以结识王为幸。他们又一起去找了湛甘泉。 湛是当时活着的唯一与王质量对等的有自己独特的思想风采的"家"。王，湛，黄三人倾心相谈，这种"精神聚餐"美不可言。三人定"终身相与共学"。一相重视师友之道的阳明，现在找到了质量对等的朋友--黄后来至嘉靖壬午年春才拜王为师，再后来独立一派，并转而批评王学。湛当时的名气比王大，在缙绅圈中口碑比王好。因为湛纯粹且超然，尽管被人讥为"禅"，但还是赞其高明者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不象王那么"狂"，那么热衷于现实政治事务，从而显得境界高远。湛对王那一套也始终有微辞。王骨子里有湛那内倾的一面，但湛没有王这外化的一面。在追求心体明诚这一点上二人难得的好同志。 黄此时尚弱一截，只是其诚可佳，至少眼下还没有表现出"倾狡"（明史本传的评语）的体段身手，还是诚心倾慕圣学的。他气质中颇有"侠气"，不倾注心力去经营升官发财的"实学"，却来跟着他们"蹈虚"。而黄此时已是后军都督府都事，是很能与上峰说上话的人了。是他和湛就说服了宰相杨一清，把王留在北京。黄是个很有能量的人，也是个想有能量的人。在这一点上，他比王要"实"得多。 王于辛未年，即1510年，正月调任北京吏部验封清吏司主事。黄绾成了王这一时期论道的秘友。这一时期的《京师诗二十四首》八题，其中两题是写给黄的。还有两题是写给湛甘泉的。黄是个很有主意的人，换句话说是个习染深厚，机深心深的人，易堕"悟后迷"。王跟他谈道，用"减法"。一次，王因激动讲的太多了，他说遇见这样的对手，想不多也不行。但是他自谦其中有许多造诣未熟，言之未莹的地方。但大路子不差，是在做实功夫，他此时说的"实"恰恰是伦理功夫---在别人眼里正是虚。他给黄介绍经验:''思之未合，请勿空放过，当有豁然处也。"他借用佛教的"镜喻"，但佛教用镜子讲性空，王却用它讲儒家的性有。王用佛说儒，大凡如此。 第36章 他说:"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才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到此已是识得仁体矣，"（全集，146页）若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了。 人都活在"缠蔽"中，主要是被私意习气所纠缠，从而将"仁体"遮蔽。所谓减法就是去蔽。去蔽，也不能象朱子说的"格物"一样，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那样生也有涯，蔽也无穷，活到老格到老，也难说能否自见仁本体。就象海德格尔说的，去蔽就是造成引进阳光的空隙，形成阳光得以照进来的条件，从而使自身得以显现，得到澄明。用王阳明的话说，去蔽找到人心的一点灵明，找到"发窍处"，这样就可以"敞开"，找到万物一体的相通处，从而获至澄明之境。 在王阳明的语境中，人心就是天地万物本身得以显现其意义的那个"发窍处"，那个引进光明的"空隙"，没有它天地万物被遮蔽，从而漆黑一团毫无意义。 王阳明的实践论的核心就是从茫茫荡荡甚至昏昏噩噩中剥出一点"空隙"来，进入那个"发窍处"，然后从发窍处得以窥见世界的真相，仁本体，获至澄明之境。阳明常用的提法是:识破缠蔽。平日为事物纷孥，找不到自己。这种时候最好是先静下来，收心守志，"减去"闻见习气加给的缠蔽，把放逐于外的自己的本心打捞回来。用理学家的话说就是"复性"，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完成人性的复归。 缠蔽，就是被异化了。人们都不同程度的生活在异化之中。难受，盖产生于异化，尤其是尚能感知是在异化，又跳不出异化。王把这叫做:体用分离，知行不一---只是未知。知与不知的分野在于对自己真诚与否。欺心，将永远处于不知的状态。明代的性灵文学风行，说明文人日益感到了偶然性在增大，从而命运感加深，越敏感就越伤感，他们通过追求一些情调化的东西来找到自己，确立自己。阳明也曾尝试过这条路，但他后来，认为这是放着大道不走，走小径。 即将去南京当尚书的乔白岩来跟他论学。 王说:"学贵专。" 乔说:是的。我少年时学下棋，废寝忘食，不看不听与棋无关的东西，三年国内无对手，确实是学贵专。 王说:"学贵精。" 乔说:确实，我长大以后学文词，字求句练，现由唐宋而步入汉魏矣。 王说:"学贵正"。 乔说:是的，我中年以后好圣人之道，悔学棋艺与文词，但我无所容心矣，你说该怎么办吧? 王说:学棋，学文词，学道都是学，但学道能至远大。道是大路，此外都是荆棘小路，很难走得通。只有专于道，才谓之专;精于道，才谓之精。专于棋艺，那叫专于"溺"。精于文词，那叫精于"僻"。文艺技能虽从道出，但离道太远，是末技。必须把意向调到道体本身来，才能做"惟精惟一"的实功：“非精则不能以明，非明则不能以成。”最典型的体现了“惟精惟一”哲学的人物是《聊斋》中的情痴形象，精诚石开，改变命运。阳明下面的话是标准的哲学表达式： 一，是天下之大本;精，是天下之大用。 他再接着说的，就变成方法论了：“能通于道，则一通百通矣。” 他从来都认为，"性，心体也;情，心用也。"本来应该是体用一源的，但活在缠蔽中的人，却因体用分离而深深地自相矛盾着，王认为任何人的性体本来都是善良的，但缠蔽的人找不到本性，从而表现为邪僻，而且世风堕落，"古人戒从恶，今人戒从善;从恶乃同污，从善翻滋怨;纷纷疾冒兴，指责相非讪。"（《赠别黄宗贤》，全集，725页）正不压邪，歪情遮掩了正性，自家找不到自家门。这时，谁来诚心向善谁就成了反潮流的大勇士。他认为黄绾就是这种卓越的勇士，是"奋身勇厥践"的吾党贤才。黑白本来不难分辨，只因人们着了私心己意，不肯扩然大公，遂是非颠倒，乌七八糟起来。 用释家的话头说，就是不论何种挂碍，都是由心不平等，分别得失而起，即不知转，不知化，遂不能转不能化矣。虽然没有谱传上的证据，但他的《别方叔贤四首》诗证明，他此时又对仙释二氏之学恢复了兴趣，可能是正在为体证本心而在借他山之石: 休论寂寂与惺惺，不妄由来即性情。 笑却殷勤诸老子，翻从知见觅虚灵。 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 坐中便是天台路，不用渔郎更问津。 混用二氏的语言典故，追求心体的通脱无碍，真够"化"的。然而这也是他从"久落尘泥惹世情"中挣脱出来的见识，从染障中超拔出来的心境。然而还只是办到"养真无力常怀静"的份上，就是用减法，坚持"道本无为"，反对从知见觅虚灵。此时他正补"小学一段放心工夫"，练习静坐，所以有"坐中便是天台路"之句。冠盖满京华，他独热爱山水林泉，道观寺院，"每逢山水地，即便有卜居心。"二氏对他的吸引力是根深蒂固的。 就王此时的心性论而言，从形式上看与禅宗心性论殊无二致，都讲心的空无的本性，就象他的龙场论道酷似禅宗的顿悟一样，现在他的思维技巧超不过禅宗那套"明心见性"的路数，只是他尽量避免禅宗的术语，以免被人讥讽。其实，他讲心镜明莹，不可昏蔽，其实是佛门常说的话头，它如心体本空，不可添加一物，对任何东西都应该过而化之，一尘不染，一丝不挂，无形无相，了然如空。这也是阳明认同的"道本无为"。若不能过而化之，便叫有执，有染，有相，有住，便是被缠蔽遮障了，从此迷头认影，执相造业，堕入尘劳妄念之中，到处流浪。但阳明最不满意于禅佛的就是其"高明"的道体论到此为止，从而不能开花结果，从而不见实功真效--阳明的实践论在寻找心本体的功夫层面，与禅佛同趣同功，但他那来自儒学的价值观念所产生的意识形态追求使他不止于此，他还要沿着"正心诚意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路子走下去。他讲心应当澄清如明镜只是为了清除对治流行的精神污染，但将这个心变成合乎天理的心才是他的目的，这是王学第一原则"心即理"的题中应有之意。他的实践论的本质是化人欲为天理的修养论。 只是功夫路数与理学家不同而已。 但他更怕学生们"好易恶难，便流入禅释去也。"所以，他的实践论也是把两刃剑，既要对治机深心深的遮蔽病，又要对治一空百了的蹈虚病。前者妨碍成圣，后者也同样妨碍成圣。对治前者的办法是:必须廓清心体，使丝翳不留，才能使真性呈现，找到操持涵养之地。对治安后者的办法是:必须无中生有，再向里边用功，突破空虚，若放开太早，求乐太早，都会流为异端。---他后来着重提出必须在事上磨练也是为此。 阳明的实践论是认认真真地不欺心地修练至善这个心本体，天理这个心本体的功夫论。他现在心里已经明白，但还找不到简易直接，不会滋生误解的概念，还需要象居理夫人从几十吨矿石和沥青中提炼镭元素一样，提炼心学的基本概念。 6．吾心便是宇宙 陆九渊四岁时，仰望天俯视地，用稚嫩而悠远的心灵琢磨“天地何所穷际？”苦思冥想，以致不食不睡，其父不仅不能回答他的问题，还呵斥他，他父亲觉得吃饭这个现实问题比“天地何所穷际”这种本体问题直接而重要得多。为了直接而现实的问题放弃间接而虚灵的问题，是所有凡人的通性。连伽利略都可以为保命而轻易地放弃他的宇宙观，更何况那些根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相反的芸芸众生。这种态度自然也是一种宇宙观－人生观。其实任何一种宇宙观都是一种玄想，一种精神姿态。陆九渊注定不会再走父辈－传统的老路。虚的决定实的。代表传统的父辈可以呵斥后代，却不能阻止改变后代的思维。九渊的疑团横亘心中近十年，成了瞄着这个问题的有心人，在看到古书“宇宙”二字的注解：“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时，忽然大悟，激动地说：“原来无穷。人与天地万物，皆在无穷之中也。”这还都是事实性判断，但隐然已包括了在无穷中即无穷的推理，至少有了都无穷便是亲兄弟的“等量可以置换”的意思。他拿起笔来，书写又进一步超越了口说：“宇宙内事乃己分内事，己分内事乃宇宙内事。”在一个天人合一观念地久天长深入人心的国度，冒出这样的话来虽新奇但还不算革命，他下面两句就是石破天惊的新口号了： 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 他的论证很幼稚，带有明显的年龄特征：“东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西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圣人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千百世之上至千百世之下，有圣人出焉，此心此理，亦莫不同也。”这一年，用中国的虚岁计算法，他13岁。自然是相当了不起。但这只是一种顿悟，一种姿态，一种坚持，未能真正地解决问题，因为就算是东南西北心理悠同，也不过是证明了共同人性的存在，而且还是圣人的共同人性，圣人找到了“本心”的可以与宇宙通达无碍的人－－天人合一，心物一如，与万物同体，与宇宙同心同德了。若不是圣人呢？则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心和理。这是凡人活的不和谐，缺乏一致感，从而破碎不见大道的原因。 第37章 因为凡人的“吾心”还只能是宇宙的一部分。 “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 这是“道不远人，人自远道”这一儒家老话的“现代”说法。 中国的老话儿很多，往往是哪路人认哪路经。九渊从十三岁顿悟到三十四岁出仕，整整二十年的时间，都在潜心地发明本心，他久居偏僻的金溪，从不四处求师，他不喜当时流行的各家学说，河洛的程学，朱熹的闽学，都是官学，也都是士林中的显学，然而他认为他们舍本逐末，忽略了圣道的中心、义理的关键。他也认为佛道是空无致虚，凋敝精神。 他不象朱熹那样遍求明师，博采众家之长，而是旱地拔葱，超越现在流行的一切，师古－－直承孟子的心性论，师心--发明自己的本心，用他的话说，这叫“斯人千古不磨心”，用他哥的话说，这叫“古圣相传只此心”。那么，此心是什么呢？就是孟子说的“人皆有不忍之心。”皆有美丑、善恶、是非等基本的内在的良知。这个此心就是知敬知爱的仁义之心。（标准的说是孟子的“四端说”：恻隐仁之端也，羞恶义之端也，辞让礼之端也，是非智之端也。陆说这些全是本心。） 陆坚持孟子的性善论，认为人心原本是好的，善的，纯洁如一的由于种种原因，人的善心散失了，误入歧途了，沉溺于世俗的物欲之中了，他把孟子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当成自己的基本方法论原则，以“辨志”“求放心”为其体系的出发点。辨志，也被陆称为“霹雳手段”，有点动机决定论的意思：一事当前，审查自己的态度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趋义舍利，把人从现实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和其他夺人心志的境遇中超度出来，使人用自己的本心来决定自己的人生方向，用本性来直接作出判断。他说，道不外求，而在自己本身。与阳明的“圣人之道，吾性俱足”同理同心。 陆晚些时候这样解释我心即宇宙： “万物森然于方寸之间，满心而发，充塞宇宙，无非此理。” “人须闲时大纲思量，宇宙之间如此广阔，吾立身其中，须大作一个人。” 心学的特点就是“扩充法”：找着善根良心，然后让它象核裂变式的、极限挥发，灵魂深处暴发革命，象所有宗教都有个“根本转变”的法门一样，心学是明心见性式的，顿见本体，彻悟心源，便能“大作一个人”了。陆仿一禅师的话这样描绘心侠超人顶天立地的雄风： 仰首攀南斗，翻身倚北辰，举头天外望，无我这般人。 一个大写的“人”，是古今中外所有浪漫哲学都追求的目标，“无我这般人”不是精神文明自大狂，而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大人，进入了与天地合德的境界，是个“大无我”而“有大我”的－－合了“无极而太极”之道的大写的“人”。这样说自然有点玄，换一种说法就是，心学的人格理想是有思想的英雄主义，有实力的理想主义，追求无限的神秘主义，和平的超人主义。它恢复了早期儒学阳刚雄健的人生姿态，恢复了儒学的“大丈夫”风采。 7．圣学即心学 王阳明在正德十六年（辛巳）七月，为重刻的陆九渊集作的序说：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孔孟之学，惟务求仁，盖精一之传也。而当时之弊，固已有外求之者。……盖王道息而伯术行，功利之徒，外假天理之近似以济其私，而以欺于人曰：天理固如是。不知既无其心矣，而尚何有所谓天理者乎？ 然后，他一笔扫倒汉唐章句之儒，将心与理分为二，离开心而去求什么物理，不知“吾心即物理”这个根本道理。而佛老之徒，遗弃人伦物理以求所谓明心见性，而不知“物理即吾心”这个根本道理。直到周敦颐、程明道这两个儒家的好秀才出来，才追寻复兴了孔孟正道，恢复了“精一”之宗旨。 陆氏坚持学必求之于心，断断是孟子嫡传。世人以为他与朱子异，便诋毁他是禅。禅学弃人伦，遗物理，终极目标是“不可以为天下国家”。若陆氏之学果然如此，那它自然是禅，然而陆氏之学恰恰是孟子的“大同”之学，是儒学中最革命的一脉，也是儒学的真血脉。 仔细看朱子讲“无极”是可以与阳明的无善无恶的本体论合辙的。而陆攻击朱子这一条，单讲人性善和太极倒是可以与反心学的东林领袖如顾宪成说到一块去的。人们说陆学是禅，是从其工夫的特色上说；阳明说陆是儒，是从其价值指向上说。陆本人是将功夫与本体一元化的。因为心即理，所以“自得、自成、自道”，将物欲遮蔽的心病“剥落”、“荡涤”即可。这些阳明都继承了，所以别人也指责阳明是禅。阳明后来更一不作二不休，主动将释、道综合到儒家的伦理本体上来，自觉地将释、道养心修身的功夫作为手段来为修证儒家伦理服务的。这也是儒学回应二氏之学的一种最聪明的办法－－拿来为我所用。并公开声明圣学能够包含二氏之学。这不仅是心学的理论基点能够与二氏之学的性命论相切合的问题，而是事实上儒学的仁学路线就是如此。有此因缘，才有此和合。而且，检验学问的关键是“行”，是学说倡导者一生立身行事到底是儒、还是禅。能够从“行”判断其“学”，这是中国哲学家区别于西方哲学家的一大特色。 指责陆、王是禅的人，没几个比他俩务实。陆九渊高度赞美王安石变法，指出安石变法的人格基础正是有圣人之心。从陆九渊对王安石的评价最能看出心学的外王志向：“扫俗学之凡陋，振敝法之因循，道术必由孔孟，勋绩必为伊周。”（《荆公祠堂记》）陆九渊没做到这一点，这两句话用来形容阳明是最恰当不过了。 心学的理论基点就是“吾心即宇宙”，这个命题的哲学含义在心学后劲中表述得更为明晰。如，特别讲究心学实功，反对现成良知的刘宗周也同样说：通天地万物为一心，更无中外可言。体天地万物为一本，更无本心可觅。还说：学者只有工夫可说，其本体处直是著不得一语，才著一语便是工夫边事。这些都是阳明常说的话头。 黄宗羲说的更简捷：盈天地皆心，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是本体。 刘宗周，黄宗羲都是以“慎独”工夫来落实阳明的“致良知”的修养论的，为了抵制已流为放逸的王学后徒的随便作风。他们还都有些陆九渊气，象北宗禅一样坚持基本底线。 至于辩论朱陆之是非同异，阳明深不以为然，他在《象山文集序》的结尾处说：争论这种问题，其实是人们“持胜心、便旧习”的不良心理在作怪。人们又爱随声附和，相信耳朵不相信眼镜，盲目说现成话，象矮子看戏一样跟着人家哭笑，而不知道为了什么。其实只要人们亲口尝尝这个梨子的滋味，用本心来体会，放弃任何先入为主的成见，就不会有什么无聊的争议了。 什么问题都发生于不能明心见性，从而不能明辨是非。 他为陆九渊的文集作序是在庚辰年，四十九岁时，次年，五十岁时，他又以江西最高行政长官的权力，“牌行抚州府金溪县官吏，将陆氏嫡派子孙，仿各处圣贤子孙事例，免其差役。有俊秀子弟，具名提学道送学肄业。”因为，他觉得象山得孔、孟正传，其学术却久抑而不彰，既不得享配圣庙之典，子孙也沾不上褒崇之泽，太不公平了。当年在龙场请阳明主持贵阳书院的席书，也深以陆学不显为恨，作《鸣冤录》寄给阳明，表示要以弘扬陆学为己任，就是天下都非议自己也在所不顾。阳明很想念这位老朋友，在收到他的信和《鸣冤录》后，给他写了封热情洋溢的心，先是赞美他这种卓然特立的风格、以斯道自任的气度，“非独与世之附和雷同从人非笑者相去万万而已”，阳明很激动，特别想与他作“信宿之谈”，曾在席可能路过的码头口子上派人等着他，结果白了；王本人“驻信城着五日”，结果是“怅怏而去”，他感慨地说：“天之不假缘也，可何如哉！”看来，他还没练得心 体宁静到毫无情绪波动的地步，还在发这种文人喟叹，自然也是一种抒情方式而已。 在莽莽人海中找到志同道合、性情相契的战友，那份精神上的愉悦是千金难买的。因为此学久不明，盖因人们入耳出口，不肯诚心诚意地接受之，好象谈饮说食永远也吃不饱式的。阳明说自己近年来才实见得此学，陆学之简易直截的确是“孟子之后一人”。 但他们的这些努力，都未能扭转朱显陆晦的局面。 8．达则遍境是 回到阳明四十岁这一年来，这一年，就现在能见到的文字而言，他终于正式对陆学表态了。以往似乎是掩饰来路似的，对陆学只字未提。还有一种可能是他有过评说，未能保留下来。一果多因，后人难以妄拟。这次表态，起因于他的两个学生争论，王舆庵读陆的书，颇为相契，颇有先得我心深得我心之感。徐成之则不以为然，以为陆是禅，朱才是儒之正宗。两人都是操持着社会平均水平的流行说法，也因此而相持不下，徐写信请阳明定夺。 阳明先抽象肯定他们这种辩明学术的热情，说：学术不明于世久矣，原因在于缺乏自由讨论，而辨明学术正是我辈的责任。但是，你们的态度和论旨都有问题。就算你说舆庵肯定陆学有失误，也不能证明你正确。 第38章 他肯定陆没有说到点子上，你肯定朱也没有搞对头。因为你们只是在求胜，而非志在明理。求胜，则是动气；而动气会与义理之正失之千里，怎么能探讨出真正的是非？论古人的得失尤其不能臆断。 你们各执一端，不肯全面完整地领会朱子和陆子的本意。耽于口号之争一点也不能解决已有的问题。 王舆庵本想辩证地理论各自的得失利弊，把话说的一波三折的，说陆“虽其专以尊德性为主，未免堕于禅学之空虚；而其持守端实，终不失为圣人之徒。若「朱」晦庵之一于道问学，则支离决裂，非复圣门正心诚意之学矣。”阳明下手就抓住了其貌似全面却不尽不实、自相矛盾之处：既说他尊德性，就不可说他堕于禅学之空虚；他若堕于禅学之空虚，就不可能尊德性了。 徐成之也是想追求全面、也是想学阳明的辩证术，但其术未精：朱“虽其专以道问学为主，未免失于俗学之支离；而其循序渐进，终不背于「大学」之训。若「陆」象山之一于尊德性，则虚无寂灭，非复「大学」格物致知之学矣。”阳明同样从其自相矛盾处教导之：真正的道问学是不会失于俗学之支离的，若失于俗学之支离，就不是真正的道问学。 阳明用一种绝对主义的纯正立场来点化这两位想辩证却流于相对、从而浮在表面的徒弟。他们俩的问题在于都各执一偏，必欲各分派朱陆专主一事。当然，这种分派是流行已久的“现成说法”，他们没有深入钻研便各取所需的各执一辞起来。王阳明认为真正的圣学是“尊德性而道问学”一体化的，这也是通儒的共识，三百年后，龚自珍也这么坚持。而将圣学分成侧重修养与侧重学问，是“后儒”们根据自己的特长形成的一种分疏，绝非圣学的本相。阳明说：现在的问题是“是朱非陆，天下论定久矣。久则难变也。”就是没有你徐成之的争辩，王舆庵也不能让陆学大行天下。你们这种这种争论是无聊的，你们要听我的就赶快“养心息辩”。 他写回信这一天，正好有客自远方来，须应酬，很乱乎，便匆匆搁笔，尽管就古人通信的常情而言，他写的已不算很短，就他本人而言，也是长信了。因为他也觉得有必要正视这个问题了。更准确的说，他也有实力、从而有兴趣为陆学一洗四百年沉冤了。 但是徐成之不满意，说先生漫为含糊两解，好象是暗中帮助王，为他的说法留下发展的余地。阳明读信，哑然失笑。他劝告徐：君子论事应该先去掉有我之私，一动于有我、处有我之境，则此心已陷于邪僻，即使全说对了，也是“失本”之论。 他用极大的耐心、诲人不倦的布道精神、平静的哲人语气，深入阐发了朱陆学说的精义。陆未尝不让学生读书穷理，他所标举的基本信条都是孔、孟的原话，绝无堕入空虚的东西。唯独“易简觉悟”的说法让人生疑，其实“易简”之说，出自《易》的“系辞”，也是儒家经典；“觉悟”之说，虽有同于佛家，但佛家与我儒也有一致之处，只要无害，又何必讳莫如深、如履如临呢？朱也讲“居敬穷理”，也是以“尊德性”为事的。只是他天天搞注释训解，连韩愈文、《楚辞》、《阴符经》、《参同契》这样的东西也注解，遂被议论为“玩物”「这显然是心学家的看法，文化山的建构居然被视为“玩物”，真了不得」。其实，他是怕人们在这些领域瞎说八道、便用正确的说法去占领之。世人、学者挂一漏万，求之愈繁而失之愈远，越折腾越麻烦，便掉过头来反说朱子“支离”。这乃是耗子眼里看上帝的流行病。－－他现在已有了“拉”朱子入伙、万物皆备于我的意向。在他心里埋下了为朱子作“晚年定论”的伏笔。 他觉得朱陆之别只是像子路、子贡一样同门殊科而已，若必欲分敌我、举一个打一个，就太愚蠢了「这种强调对立的敌我意识、党同伐异的门阀作风其实是一种专制病，凋敝学术误尽苍生」。我对朱子有无限的敬仰深情，决不会再重复过去那种同室操戈的把戏，来故意抬高陆子，这有我平素对朱子的尊敬为证。但是朱学已大明于天下，普及于学童，已用不着我来特表尊崇。而陆学被俗儒诬陷为禅学、蒙不实之冤情已四百年了。没有一个人站起来为他洗冤，若朱子有知，也不安心在孔庙受人供养矣。他深情的说： 夫晦庵折中群儒之说，以发明《六经》、《语》、《孟》之旨于天下，其嘉惠后学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议者。而象山辨义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后学笃实为己之道，其功亦宁可得而尽诬之！ 朱陆之争是后期儒学一大公案，王阳明的对策是：领会精神、坚持原则。他不可能去做学案式的疏理，这不符合他的个性，他认为那样做是类似拔鸡毛而不在咽喉上着刀，解决不了问题。他干什么都主张简捷。像他这样单凭态度就要改变局面的做法，只能在中国师徒式教育中才可能有效。 他是靠立心学来破理学，最后也是以他独特的建树大面积的改变了理学一统天下的局面。但谈何容易！ 陆九渊不著书，主要靠自身修养立境界，靠门徒扩大影响。当时，他的学生有转而跟了朱熹的。朱的学生也有转而跟了他的。黄宗羲说，在徒弟互相转来转去这一点上，特别像王阳明、湛甘泉两家。王、湛同属大心学一脉，转换师门，大路子不变。由此是否可以推测：朱陆两家在当时人眼中可能也更多的看到了互补性，而非水火不容？ 其实，世道循环，螺旋式重复：现在阳明颠覆朱子，犹如当初朱子颠覆流行官学也。朱子为扭转当时朝廷颁布的《十三经注疏》与王安石的《三经新义》而私下著《四书集注》，朱子所尊的程伊川之洛学，在当时也不是朝廷科举所尊的官学正说。伊川在北宋、朱子在南宋都是曾被朝廷当做伪学而加以禁止。 阳明为反对朱学造成的以章句训诂之学取科举功名的风气，而创办私学，注重实修德性，与当时的“应试教育”大异其趋，与当年朱子所为却异曲同工，目的都是为了振兴儒学。 朱子当年树异于汉唐儒学的“家法”、树异于宋朝的官方儒学，也是绝大的勇气与改革。阳明树异于朱、反本于陆，只是纠偏治弊，主张在实践中真去落实那些义理，反对纸上空谈义理。针对性极强，而且功不可没。禅宗的改革史也是如此。文学史上的流派更替也是如此。 在遭官方禁毁这一点上，他们的命运也是相同的。明末清初又有大师攻击王学亡国败教，又兴起新的“学术”来完成新一轮的推陈出新的工作。 一代有一代之学，江山代有才人出。批判并不是超越前人的唯一方法，整合消化才是成本最低的超越之道！ 我看理学和心学都坚持了儒学的根本精神，都将信仰置于首位，置于知识学之上。这就是坚信通过个人修养能够成为圣人，过上可以值得一过的生活；相信人性中的“超我”能够战胜“本我”。他们的不同是同中之异，理学讲究读书明理，心学讲究明心见性，然而朱子也说“读书只是第二义的事”，关键还是切己体验圣学的道理，“向自家身上讨道理”。无论是叫做“仁”还是“良知”，都是人自身拥有的价值自觉能力，每个人都可以通过正心、诚意等修养功夫得到它。运用这种能力就是个大写的人，不运用这种能力就是普通动物。心学家认为他们的方法能够更对头的找到这种能力，在运用这种能力本身发挥这种能力。而不是外在的讨求。 9．无我之勇自得之学 调停朱陆之辨，举陆“改”朱，是为自己张本的重要举措。阳明现在感觉良好，他已经“通”了，不仅是学术贯通了，更重要的是他心体通泰，如金子出炉，过去是动心忍性的锻炼期，他本人也是左右突围，想既成真金又早点出炉。但他知道个中道理，知道拔苗助长与偷懒逃跑都无济于事，都会功溃一篑，或功败垂成。 过去，他大概没有想好如何让朱陆相通起来。单是与理学做对，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因为贬低别人并不能抬高自己。 仅停留在言辞之间的辩论，对自身心体的养育有害无益。他说，常在过上用功就是在补瓦盆，必然流于文过饰非。为求胜而争论是不善与人合作，那是好高不能忘己的毛病。真正善于养心的人，是要让心保持其本然的、未受蔽累的一物不着的状态。 “通”表现为敢于与诸派求同。他敢于说佛教、道教均与圣道无大异，均于大道无妨。这一立场一直坚持到晚年。敢于去统一别的主义是他成大气候的原因之一。在晚年他多次打比方说，世上的儒者不见圣学之全，不知把三间房都为我用，见佛教割左边一间，见道教割右边一间，是举一废百。他说，“圣人与天地万物同体，儒、佛、老、庄皆我所用，是为之大道。二氏自私其身，是之谓小道。” 儒家同门的理学，过去的矛盾不亚于与释道二氏，现在，他也将他们调和到一条跑道上了：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这样，和则两美，同生共长。用不好听的话说就是敢于打乱仗，有信心在乱中取胜。不搞白衣秀才王伦式的关门主义。 他在仕途上也快通了。他这一代人也熬到了说话有分量的地步。去年，升他为南京刑部四川司主事。因为南京的官是摆设，他的朋友湛甘泉、黄绾跟冢宰即吏部尚书杨一清说情，就把他留在了北京的吏部验封司，虽然还是个主事，但吏部好于刑部，最关键的是在北京，他们可以早晚切磋、随时交流了。 第39章 湛在翰林院，清闲，王也是闲差，经常聚为小沙龙。这个小圈子的要员除了黄绾，还有吕仲木。上班没事时，下班以后，公修日，他们便相聚讲论。黄宗羲在《明儒学案》“甘泉学案”中说：“时阳明在吏部讲学，（甘）先生与吕仲木和之。”好象王的讲堂就按在吏部似的－－自然他的意思并非如此。但烘托出了王大讲特讲的气势。 四十而不惑，他终于四十以后才明白－－通天彻地的明白了。又经历发配边陲的、难说汉语的岁月。他现在是重返舞台，而且像是隐居深山修练成了的大侠、大仙，又重返江湖、一展身手。他自然不会肤浅的去招摇，他只是不避嫌疑的讲他已悟出的圣学至道，他大概有在做“法布施”的感觉。 而且身体一直不好的他，也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他是否暗中觉得自己这一生差不多了呢？ 这些俗人的感觉他不会没有，但也不会太多。除了他已有圣贤气象以外，还因为他一直有的仙风道骨、追求“物外情”的秉性。他一生最大的癖好就是讲学与游悠山水，北京没有什么佳丽山水，他就一而再的上香山，或住在香山的寺院中，写点“顿息尘寰念”之类的高蹈诗。但这只是一种休息方式而已。 不想白活一场的心气，使他有成圣成雄的双重压力。如今鬓已星星也，却还看不见现实的成功之路。他在香山的寺院中对自己承认“久落泥涂惹世情”，世情就是想成雄。但现状只是“窃禄”而已，治理庐陵一个小县对他的才华是个玩笑。当朝文武尽管各有所长，比较活跃，但让他“独服”的几乎没有。但不入任何帮派，任何势力得势，也想不到提拨他。 明代的政治已相当成熟，官场相当拥挤，没有人在最高层给你说话，千里马也只得拉驴车。阳明一生两次大功，一是靠王琼举荐平宁王叛乱，一是靠他的学生和同事方献夫推荐平思、田民变。阳明的气质秉性似乎不可能“挤”入宰辅行列，只能被动的等别人使唤。这是政治体制造成的。自己能获得的自由也只有思想自由。于是他只有大讲其学。再说，他刚上来，只是复苏、稍起，排不到前边来。 讲学也能讲出机会来。 方献夫，本来比他地位高，是吏部的郎中。原先，方热衷文学－－就是喜欢词章之道。那时，他与阳明没什么关系，用阳明夸张的话说“若冰炭焉”。后来，方热衷于讲说，就是在沙龙中讲学论道、辨析义理。这时，与阳明是“违合者半”，就是意见或同或异。这时，方还不可能也没有提出拜师的要求。经在一起讲论，方慨然有志于圣人之道，超越了口给舌辩的表面化爱好阶段，进入了真信诚服的内在化阶段。这才沛然与阳明同趣，并能超越世俗观念，在阳明面前自称门生，恭恭敬敬。因有这种深层次的相契，后来才在上层深深的替老师出死力气。 眼下，方献夫因找到了圣人之道，遂毅然辞职，退隐于西樵山中以成其志。 像方献夫这样的在明代虽非绝无仅有，但也着实难得。阳明着眼点也与众不同，他说献夫之所以能脱出世俗之见，是因为他能做到“超然于无我”！从这种活生生的真人实例中更能理解王的“无我”是个什么意思。 王的思路是“大无大有”，类似释家那个“大空妙有”。先无我才能真有我。无生有，也是道家的理路。“无”的境界只能通过去蔽、减去习得的经验界的杂质才能得到。他描述的心本体就是这种本来无一物的纯粹“物自体”（仿康德术语）。 方献夫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三次“飞跃”，靠的是“无我之勇”。对于这种善变而非恶变，从而有了入道如箭的气势美的学生，阳明发自内心的为之广而告之： 圣人之学，以无为本，而勇以成之。 10．说不可说 阳明热心布道，举办沙龙，与湛、黄等人密切过从，甚至在一起吃住。明人虽然讲学成风，但在京城、在官场中，像他们这样近于痴迷的以讲学为事业的，还是非常“个别”。阳明成为天下最“多言”之人，就连湛甘泉这样的清瞿淡雅的也被“病”为多言人。而湛又批评王太多言。 没办法，不讲学，圣学不明；讲学，就得说话。他们唯一能够给人类做贡献的就是个讲学。再说，他们讲学，又不干预现实，更不会危害皇权。他们尽讲些羲皇上古、纯粹心本体之类的话头，不是比那些专意勾心斗角的派别活动更有利于现行统治么？但是那些人反过来指责他们多言。 至少表面上不太在意别人的臧否的阳明，也不得不找适当的方式顺便为自己辩解几句了。 他的朋友王尧卿当了三个月的谏官，便以病为由，辞职回家了。有交谊的纷纷赠言，但尧卿还是要他写一篇。谏官本是言官，是职业多言派。所以，他带着牢骚说：“甚哉！我党之多言也。”然后说，言日茂而行日荒，我早就想沉默了。自学术不明以来，人们以名为实。所谓务实者，只是在务名罢了。阳明说，我讨厌多言。多言者，必是气浮、外夸者。据阳明的观察： 气浮者，其志不确；心粗者，其造不深；外夸者，其中日陋。 人们都夸奖尧卿及他这种选择，但阳明不以为然。他认为，自喜于一节者，不足进全德之地；求免于常人的议论，难进于圣贤之途。 是的，单求无言免祸，结局必然是一事无成。这个王尧卿就不见经传。 责备阳明多言的湛甘泉，在当时上等华人圈中的知名度不比阳明低，最后官做到南京礼、吏、兵部尚书，活的年龄几乎比王大一倍，九十五岁寿终正寝。然而他的影响和贡献都不如阳明大。尽管他的理论有的地方比王学纯正。就因为在讲学上多言上，他不如王卖力气。 但是当时也有人说湛多言的。阳明在猴年即送完尧卿的次年，送湛去越南时也为他写了一篇“序”，为人们说湛多言和近禅而辩解：用多言怪罪他是无济于事的，他是个罕见的圣人之徒；真正的禅尚不多见，何况他是个真圣人之徒。 他另一个朋友王纯甫到南京当学道，这又是一个要说话的差使。教无定法，人人素质不一。怎么办？阳明说：“不一，所以一之也。”因材施教是不一，同归于善是一。多言，是曲致之法。但太多了，则失之于支离，或打了滑车。太少了，又会流于狭隘。从无定中找出定来，在不一中建立一，才是本事。 若以为阳明是个口舌辨给之徒，那就错了。他的口才固然超人，能一言中的，也能曲折言说。但他的确是反对、憎恶滑舌利口之徒的。他之多言，恰似孟子不好辨却不得已总在辨。他真心呼唤人们建立起“自得”意识，不要打水漂，不要为外在的东西狼奔豕突，把所有的营养都用来培养心体这个大树之根。 他现在的官衔是验封司主事，所以人们俗称“王司封”、他也自称“司封王某”。《别张常甫序》的开头就是司封王某曰，他问张：文词亮丽、论辨滔滔、博览群书，自以为博，算真正的好学么？张说，不算。 他又问：形象打扮得挺拔，言必信、动必果，谈说仁义，以为是在实践圣学，算数么？ 张说：不算。 他接着逼问：恬淡其心，专一其气，廓然而虚，湛然而定，以为是在静修圣学，这样做对么？ 张沉吟良久，按说应该说对了，但王的意思显然还是不对、不够。张说，我知道了。 王说，那好，知道了就好。古代的君子正因为总认为自己不知道，才真正能知道。现在的人总觉得自己无所不知，也就有不知道的时候了「这是“很难真知道”的宛转说法」。事实上，道有本而学有要，是非之间、义利之间的界线是既精确又微妙的。我上面说的那些是为了引发你深入思考。 也的确发人深省。平常的见识，总以为那种静修的做法是入道得体的修为了。其实，那才是小学功夫、努力把放跑了的追逐外物的心收回来，离正确的标准还有更难达到的距离。而且跑偏到喜静厌动、一事不为，就成了坐枯禅了。 他的朋友梁仲用本是个志高而气豪、志在征服世界的英雄，仕途也相当顺利，但他忽然说自己太躁进了，觉得还没征服自己就去征服世界，太荒唐了。于是转向为己之学，反省自己气质上的偏颇，尽随意说些现成话，遂给自己起了一个“默斋”的室号，以矫正自己太随便的毛病。阳明为此作了一篇《梁仲用默斋说》，网他说：我也是天下多言之人，哪里知道什么沉默之道？ 他先说了多言的病根：一是气浮，一是志轻。气浮的人热衷于外在的炫耀，志轻的人容易自满松心。但是，沉默包含着四种危险。如果疑而不知问，蔽而不知辨，只是自己哄自己的傻闷着，那是种愚蠢的沉默。如果用不说话讨好别人，那就是狡猾的沉默。如果怕人家看清底细，故做高深掩盖自己的无知无能，那是捉弄人的沉默。如果深知内情，装糊涂，布置陷阱，默售其奸，那是“默之贼”。 据说，不叫的狗才咬人，发阴的人不好相处。心学搞“阳谋”，憎恶阴谋。 看来，多言与寡言不能定高下，这只是个外表，内在的诚伪才是根本的。就像有的人因不变而僵化，有的人因善变而有始无终。关键看你往哪里变、是在变好还是在变坏，是个怎样变的问题。 阳明的朋友、学生方献夫就因有“无我之勇”，而入道如箭。 第40章 无我才能成“自得”之学，修圣学须无我、自得－－心学辩证法就是如此。 阳明的无我，像胡塞尔“悬隔法”，把来自经验界的东西甩开，首当其冲的是把官方推行的、士子队伍中流行的、他认为已非朱子本意的朱子学甩开。他在猴年为湛甘泉送行的“序”中，完整准确的阐述了他、也包括湛告别流行朱学的原因。而且下笔就是一扫千年－－自颜回死而圣人之学亡！ 曾子把握住了孔子的一贯之道，传给了孟子。又空白了两千年，才有周濂溪、程明道接续上孟子的传统。但是，「他没明点朱子的名，却分明指的是朱子」紧接着便出现了暗流－－在大肆研究儒学的活动中遮蔽了圣道：“章绘句琢以夸俗，诡心色取，相饰以伪。”－－这给后来李贽他们批判假道学定下了基调。 阳明的自得，是自身拥有的道德水平，而非有知道多少外在的伦理学知识。他用愤激的语调说：今世学者都号称宗孔孟，骂杨朱和墨子，排斥佛、道，好象圣学已大明于天下。但我仔细观察，不但见不到圣人，连做到墨子之兼爱的、杨朱之为我的也没有。更没有能做到道家那种清静自守、佛门那种究心性命的！杨、墨、佛、道还能讲究“自得”，有内在的修持，能养育内在的境界。而那些号称圣学正宗的人却只是在做学问、混饭吃！这都是记诵辞章这种通行做法给搞糟的。他们的“成功”世人告诉仁义不可学、性命不必修行。 他们做外缘功夫，本是缘木求鱼的活计，却攫取了现实荣华，自然觉得内缘的自得之学是徒劳无益的了。用孟子的话说，他们要的是“人爵”，自得之学修的是“天爵”。天人又合不了一，高尚便成了个人爱好一类的事情，难受也是你自找的。他的知行合一之旨，只能打倒外缘性的求知的做法，才有可能归拢到“致良知”正轨上来。 11．反身而诚 猴年（1512年，正德七年），他的另一个好同志黄绾也告别京华，归隐天台山，去专门修练自得之学，以期明心见性去了。这只是脱产进修，并非真正金盆洗手。他是靠恩荫赏赐入仕，是“任子”，以他的性格是不会当隐士去的。这自然不用多加理会。精于识人的阳明也无法看清他死后黄绾会怎么变化。现在，他对黄是大动感情，他死后，黄也对他极仗义。黄对别人“反复”“倾狡”是政治斗争的需要，用西方谚语说是“搞政治的人无良知可言”。王阳明总想使搞政治的人有良知，虽不像老式儒者那么把政治伦理化，还是想在灵魂深处打通它们，但是很难，所以才有破心中贼难的浩叹。 他本人也不是那么绝对纯粹的，他的《别黄宗贤归天台序》写的“哲”情并茂，却有为黄粉饰处，黄本是恩荫入世，是拣了便宜，王却说他比自己高明，自幼就放弃了举子业、厉志于圣贤之学。若大多数人能恩荫为官，谁还去死啃举子业？自然也都立志圣贤之学了。王有爱之欲其生、恶之欲其死侠气，美化朋友是应尽的义务。他与黄的感情深于湛，与湛是平行的朋友，与黄还有纵向的师生情谊。黄也是有些侠气的人物，不忍与师别却需要老师写几句指明方向的话，这种心情是相当诚挚的，有点心学的火候了。 这一时期，阳明的“中心思想”是自得二字，自然开口就是这个主题。他说，心本体是光滢明澈的，欲望把它挡黑了，经验把它污染了，要想去掉遮蔽清除毒害，使之重放光明，从外边着手是不管用的。心像水，有了污染就流浊。心像镜子，蒙了尘埃就不亮。若从清理外物入手，逐个对付是不现实的。最主要的是，那样就得先下水，就等于入污以求清，积累尘垢以求明。等于负积累、负增长。黄开始也是遵循着这种流行文化去做，结果是越勤奋越艰难，几近途穷。这不是他的罪过而是他的不幸。 王则教他从“克己”做起，从我心做起，“反身而诚”，明心见性，这样就可以不依赖外界就能改善自己的德性水平。主体高大了，外界就渺小了。黄深以为是，总如饥似渴地听他的教诲，每每喜出望外。 这种唯心主义其实是逼出来的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总等待外界改善，那差不多是河清无日、却守株待兔。有了主体意志，则外在的磨难便成了玉成的磨练。 那位到南京当学道的王纯甫与上上下下的关系都相当紧张，阳明刚听到这个情况，一开始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就高兴起来。他写信告诉纯甫，感觉不好是世俗私情，感觉高兴是说明你正在像要出炉的金子一样、经受最后的冶练。现在的难受事小，要成就的重大。这正是变化气质的要紧关头：平时要发怒的现在不能发怒，平时忧惶失措的现在也不要惊恐不安。“能有得力处，亦便是用力处。” 他说，天下事虽万变，我们的反应不外乎喜怒哀乐这四种心态，练出好的心态是我们学习的总目的，为政的艺术也在其中。 自得，自得，就是在千变万化的境遇中，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自己能找到良好的心态，自己能听从灵魂的指令，保持虚灵不昧的状态。这是自家吃饭自家饱的事情，谁也不能给谁、谁也替不了谁，自己也不能从外头弄进来，必须从自己的心本体中领取能得到的那一份。你自修到什么程度就得什么果位。 王纯甫收到阳明的信，琢磨了好长时间，给阳明写了封回信，辞句非常谦虚，但语意之间其实是很自以为是的。阳明很反感自以为是，因为这事实上是没有求益的诚意，觉得说什么，对方也听不进去。本想不予理睬了。后来，想了想，生命不永，聚散无常，他自以为是是他犯糊涂，并非明知其非来故意折腾我，我怎能任性只顾自己？ 自得之学的天敌便是自以为是。后来心学门徒就有把自以为是当成自得之学的，所谓“良知现成”就是他们的口号，害得刘宗周一系用“慎独”功夫来补救这种放荡习气。 王阳明深知个中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界线。首先是个“诚”的真伪深浅的问题。自以为是者都认为自己是真诚的，弄不好还认为唯我“明善诚身”，别人倒是在装蒜。自以为是往往是自得的头一项硕果，而且绝对是自得出来的。怎么办？ 这其实是人类的绝症，也是东方主体哲学的“天花”－－不自信其心就不会向往那绝对的善，太自信其心必自以为是。而自以为是是什么也得不到的。 王阳明的办法不可能是科学的办法，只能是准宗教的办法－－这两种办法都只能得手一时而遗患频乃。问题也同样出在超越界线上。科学的办法适应于提高全社会的总体素质，宗教的办法适应于提高个体的良知。若用后者取代前者，必出现造神运动、极左思潮。若用前者取代后者，必出现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病、文明病。 朱熹是想把心灵问题学术化，类似于用科学解决宗教问题，也的确出现了只有学科而无学的问题，尤其是成为应试的举子业后，与微妙的心灵几乎毫无关系。 阳明是想找回这个“学科”的灵魂，把学术问题变成身心问题，而且这个转化是不能把“外”当成“内”的，要从内心向外转，扩良知于事事物物，而不是相反。怎么克服自以为是的问题呢？只有更真诚深入的信仰心中的上帝。用人人心中本有的无条件存在、无限绵延的大“是”－－他后来管它叫良知－－来收拾每个人的那点自以为是。王纯甫就是支离外驰而不觉，以为事事物物各有至善，必须逐个求个至善，才能得到“明善”－－这类似后来唯物主义的无数相对真理之和就是绝对真 理的说法，现在已基本被证明是幻想。阳明只能是坚持他的唯心一元论： “心外无物，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 若将心与物分为二，必活得破绽百出，遇事便纷扰支拙。而盲目自以为是,是"认气作理,冥悍自信."这种人其实是瞎牛.所以,必须在事上练心，克服自以为是的良方是“必有事焉”，在实践中矫正自以为是。“心外无事”既阐明了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又表明了事不在心外，干事即是在练心。 王阳明最反对“堕空虚”，他不满于佛教的地方就在于他们一事不干，既放弃了伦理责任，又无法找到活泼泼的“心”。这种辩证法形成了王学绝对唯心又绝对实用的那种实用形而上学的身手。即非逻辑的也非经验的，而是即先验又管用的。“明善之极，则身诚矣。”诚则成物矣，而不诚则无物。这就能直入尧舜之道了，而朱子的工作则只是勾缝而已。 12．大量者用之即同小机者执之即异 自得之学虽是阳明自得而来，却得了湛不少强化训练。所以，王总说湛使他去了邪僻，得入正道。这其中有客气、推誉的成分。阳明在阳明洞中修炼时已了悟了自得的重要性。但要从思想史上说，自得之学的首创者是湛的老师陈白沙。白沙初年，由书本寻找入道门径，像阳明遵从朱子的教诲循序格物一无所得一样，累年无所得。他真诚的修练说出的话令人可信：我心与此理总不接茬、不搭界。他开始转向，转变与我心中自求的道儿上来。他的口号是：“道也者，自我得之。” 湛甘泉一生极尊师道，弘扬师道不遗余力，只要有条件就建造白沙祠堂。从大方向上说，他与湛、上至白沙是一条道儿上的。但阳明有他的独到之处。 方叔贤去西樵山去修自得之学去了，黄宗贤去雁荡山、天台山之间去修自得之学去了，湛甘泉则在萧山和湖湘之间盖起了别墅，离王的阳明洞才几十里，书屋也将落成，八五八书房阳明“闻之喜极”。 第41章 他曾与黄、湛有约，他们要继续在一起聚讲圣学，还将像在京城一样－－几个人死缠烂打在一起，共进圣学之道。黄则声称是为他二人打前站的。王是信以为真的。他觉得人活着乐趣莫大同此，像孔子最欣赏曾点那逍遥的气象一样。 他别方叔贤的诗说“请君静后看〈羲〉画（指八卦），曾有陈篇一字不？”因为方有重书本的倾向，特提出规劝。关于自得的话头是：“道本无为只在人，自行自住岂须邻？”这是化用“我道不孤，德必有邻”的典故。他嘲笑那些想从知见觅虚灵的做法是在缘木求鱼。 他别湛甘泉的诗充满了生离死别的忧伤，像刘备送徐庶一样。在飞短流长的官场文人圈子中，像湛那样淡泊的人，依然有人瞎猜疑，王的答复是：“黄鹤万里逝，岂伊为稻粱？”阳明的紧迫感跃然纸上：“世艰变倏忽，人命非可常。斯文天未坠，别短会日长。”最后以他们幽居林泉讲学论道，共辅斯文不坠作结。 跟黄宗贤也说了协隐同游、拂衣还旧山的话，更让人琢磨的是劈头两句：“古人戒从恶，今人戒从善。” 呜呼！世风浇漓如此，已无外援可恃，只能从本心“自得”道德意志了，恰似蜻蜓自食其尾以汲取氧气。 第八回弼马温随地指点良知 1．开始革命 羊年二月，他当了一次会试同考官，没有了当年主试山东的豪兴，他现在已看透了科举考试的弊病，不再像年青时那样充满“假如我是宰相”的幻想了。再说，会试虽比乡试高了一格，但他这个同考官位卑言轻，因为主考官往往是礼部尚书一类人物。他离那个位置还差得远。 十月，他升为文选司员外郎。次年，即猴年他又升了半格，成了考功司郎中。这些都是外在的，他真正的收获是收了一批同志。在他的门徒后来编的《同志考》的记录中，这一年入门弟子有十七、八个。队伍拉起来了，他的“心”也既通且达了。 经过高度艰难的痛苦摸索、尤其是过了“朱陆之辨”这一关，他知道该怎样绕开宋儒的影响，尤其是朱子的缠绕，走自己的路了。他认定程伊川（小程）与朱子的路线不是儒奔正宗，周濂溪、程明道（大程）才是正宗，陆九渊方向对头，但工作不够。 他终于心明眼亮了。自龙年（1508年）龙场悟道以来，这三、四年间，他找到了登堂入室的精微问题：伊川、朱子以《大学》为中心，特别是朱拼命将格物穷理，形成了支离外驰的走向，元明以后影响全国。官学、私学为对应科举考试都不得不用讲知识的方式来讲道德，造成整个士林、整个官僚队伍道德大滑坡！ 他认为这种割裂是致命的割裂，闻见之智、经验之知、辞章记诵之学对养育道德、砥励良知有害无益－－这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这种思路的先声。但王阳明这样说时却是相当革命的。他要想办法给全民灌注充实的道德意志－－走培养自由意志这条路，而不是走知识积累的路。 他自己是绝对在真诚的为天地立命，为百姓立心，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凭他的良知而言，这绝不是自以为是，而是他十几年在不得不动心忍心的锤炼中总结出来的复归圣学的金光大道。像试验新药一样，他在自己身上试验成功，便把他拿出来向全世界推广。而且，他切身体验过朱子的药不灵光－－就是把自身变成儒学辞典，也未必能拥有儒学的真精神、真骨血。 他养足了足够的定力与活力－－不动如山的定，动如脱兔的活。定，是把握住了儒学精髓的从容镇定，动，是有了万变不离其宗的把握之后的机动灵活。真正有了这种实力，才能潇洒而不走板。他也自感可以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既自得于心又绝非小小的自以为是了。用酸辞说，就是能既合目的又合规律了。 他那买尽千秋儿女心的《传习录》中的高见也在从他嘴里开始喷射了。后人眼中的王阳明，作为百世之师的王阳明，其实是从现在才开始。前面的都只是铺垫，只是序曲，是个“我从哪里来”的问题－－对于想学做圣雄的凡人来说，会产生一种亲切感，产生一种大家都是亲兄弟、梅香拜把子的感觉。 事实上也是如此，觉得他了不的是水落石出后露出了峥嵘。当时，日子还是一天一天的过。那些排挤他的同僚要知道他死后如此受人礼拜，也早就跟他成了好兄弟了。 名人不出名时就像鹰比鸡飞得还低时，一旦出名后就比鸡加倍地飞得高了。－－用王阳明的话说，鸡不是不能飞，只是不肯飞。嘻！ 他终于时来运转，仕途上也有了拾级而上的势头。猴年年底，他转升南京太仆寺少卿，用他自己的话说也算“资位稍崇”了，自然也只是名义上如此，对于当时的行政系统来说，他还是个边缘人、多余人、事实上是个看客只是他不情愿而已。当然即使是转着升，也比蹲着不动强得多。－－这些，大约只能使他有个好心情讲学而已。尽管有理由说，他若不讲学，要升迁的比这快得多，但那也就不是他了，官谱上恒河沙数的名字多一个少一个，无碍历史大局。但少了王学，那世界便枯淡了许多。在这条道上是鹰是鸡的决定权还真不在自己…－徐爱由祁州知州调升为南京工部员外郎，跟他同船南下，他俩都要在上任前回山阴，徐则是看看他的老丈人。王华退休之后，便把希望都寄托在了“孩子”们身上。他早已颇能认同阳明的做法了。对徐爱也是期望甚殷。 阳明自赴龙场驿途中折回山阴看他奶奶之后，还没有回来过。官身不自由，交通又不便利。但天然的亲情、自然的山水，对他是最有吸引力的。此人一生“自然”，凡自然的都真实的感人，外加的东西总有几分不自然。唯有这种心性的人才可能倡导简易直截之道，并认为这是可以起死回生的真正的“学术”。 阳明身体不好，徐爱则更差，俩人舍车马而乘舟船。但从何处坐上的船，已无法确知。反正，俩人这次算是过瘾过瘾的深谈了几天。 水路平缓，又隔绝了与俗世俗务的联系，完全可以从容宁静的坐而论道了。 擒贼擒王，用阳明的话是杀人须咽喉处着刀，他要想颠覆朱子，也不能空手套白狼，还得依傍经典。最可下手处，唯有《大学》。据钱德洪说：《大学》是“师门之教典。学者初及门，必先以此意授。” 《大学》是儒学的宣言，是最简明又全面地阐述了儒学本体论与功夫论的党章党纲。朱子的格物致知理论就依此而发，但朱的起脚处却在《易》与《中庸》，靠《易》讲的“太极”－－客观本体论；靠《中庸》讲他的境界修养。尽管全国通用他的《大学》集注为通编教材，但《大学》是他的弱项。朱将理与心分为二，让心不歇地去追求理，去逐个的格一物致一知，遂陷入外驰支离的困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到死亦不能见道。这自然是王阳明的看法，而未必是朱子的本意。 2．深爱为根 若朱像是持佛门的智度法，则王像是在持慈度法。智度去究理，慈度来明心见性。儒门还不是要人出世，而是要把人超越了之后再拉回进取的轨道来，拉回到治国平天下这条总路线上来。既超越又进取，比释、老繁难纠缠多了。区别之一就在于二氏之学反对“爱”，而儒却要深爱博爱、扩大爱、致爱于万事万物，从而让万事万物属于我、皆备于我。其万物一体学说的内在肌理仿佛如此。 他与徐爱讲《大学》先从“亲民”讲起。也借用一点古儒的办法，他找了一个古本《大学》，然后说这才是真《大学》，朱子把经改歪了。如开宗明义的第一句：本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朱将“亲民”改成“新民”，使后文无了着落。他用的是“理校法”：下面的治国平天下与“新民”无发明。而亲民则符合孔孟的一贯之道。孔子说“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就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 王跟徐讲：“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儒家以教化为本，以保民养民为本。这是自周初形成“敬天保民”的传统以来贯穿儒学基本路线，所以阳明觉得这是根本，不能跑偏。 爱问：您讲只求之于本心就可以达到至善境界，恐怕不能穷尽天下之理。 王说：心即理也。天下哪里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 爱说：如事父之孝，事君捉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不可不察。 王说：这种错误说法流行已经很久了，一俩句话点不醒你。且按你说的往下说：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和仁的理－－其实都在这一个“心”上。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的遮蔽，即是天理，不须外头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运用在对待老人上便是孝，用在君上便是忠，用于朋友和百姓便是信和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是。 爱说：您说的我有些明白、开窍了，但旧说缠于胸中，一时难以脱尽。譬如孝敬老人，其中许多细节还要讲求么？ 王说：怎么不讲究？只是有个头脑，只要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便自然在冬凉夏热之际要为老人去求个冬温夏凉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有此心才有这条件发出来。好比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才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再去种根。 第42章 《礼记》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总而言之，须是以深爱为根，有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另一个学生问：“至善也有必须从事物上求的吧？” 王说：此心纯乎天理便是至善。要从事物上求怎么个求法？你且说说看。 学生说：就还拿事亲来说，怎样恰到好处的保温凉？平时奉养怎样适当？都是有学问的、都需要学习、琢磨。 王说：单是温凉之节、奉养之宜，一日俩日即可讲完，用不着做学问。唯有在为老人保温凉时还心存天理才是真正的关键，若只是在外观仪式上得当，那不是成了表演了么？即便是做得无可挑剔，也只是扮戏子而已。 徐爱深深的明白了：关键要以爱为根的道理。 但是既然如此，为什么孔子还那么讲究礼？心既然本来是至善的，为什么还需要做功夫才有希望止于至善呢？ 王说：礼就是理。循礼的功夫就是存天理去人欲的功夫。心，是一个心，未被俗化的心是道心，夹杂了人欲的心是人心。程子说，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因习染深重，必须存天理去人欲。做功夫就是在道心－－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为什么朱子的格物法不能让人到达至善之境呢？－－徐爱又进一步问。 王说：朱子的格物是用我心到物上去求理，如求孝之理于其亲，那么孝之理是在我心呢，还是在亲人身上呢？若在亲人身上，那么亲人死了，我心就再也没有孝之理了？再如见孺子入井心生恻隐，理在我心还是在孩子身上。万事都是这个道理。 朱子的问题主要是牵和附会。他将心与理分为二，然后再去合，有困勉初学者打掉自以为是的作用。但又使人没个下手处，倒做了。所谓“格”就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而知是心的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君自然知忠，见孺子落井自然恻隐，这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良知就是天理，天理就在心中。 王接着说：身之主宰是心，心产生意，意的本质是知，知之所在就是物。如意在事亲，事亲便是一物。所以我我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所以关键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去其心之不正。致知就是使良知无障碍，得以充分发挥，也就是意诚－－“胜私复理”。 －－林彪要全国人民“狠斗私字一闪念”就是从这个车辙上、河床里跑出来的。 王阳明“原则上”赞扬秦始皇的焚书之举，他做的不对的是出于私心，又不该烧《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把那些反经叛理的邪说，都统统禁毁了，倒正符合孔子删削古籍的本意。孔子笔削《春秋》就是笔其旧、削其繁；孔子于《诗》《书》《礼》《乐》何尝添过一句话？只是删削那些繁文，只怕繁文乱天下。春秋以后，繁文日盛天下日乱－－秦始皇要是能像孔子那样保留、表彰一些差不多的，那些怪诞邪说便渐渐自废了「譬如说像明修《永乐大典》清朝修《四库全书》那样」。后来，王形成他的“拔本塞源”论，以彻底重建儒家德育为首的教育方针。他痛恨孔孟之后，圣学晦而邪说横，他们窃取近似圣学的话头装扮成先王之学，以遂其私心己欲「打扮成马列主义的假马列主义」，日求富强之说、倾诈之谋、攻伐之计，用猎取声利之术来欺天罔人，天下靡然而宗之，圣人之道被“霸术”深深遮蔽。后世儒者想用训诂考证“追忆”恢复圣学，却让人入了百戏之场，看见的是各种让人精神恍惚的杂耍。圣人之学日远日晦，功利之习愈趣愈下。相轧以势、相争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声誉－－于是出现这个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 “知识之多，适以行其恶也；见闻之博，适以肆其辨也；辞章之富，适以饰其伪也。”「《传习录》中」 王还绝对是真诚的为了让人人都成为君子，让国家成为君子国，为了正人心、美风俗。他认为繁文就是精神污染，有《六经》就够了，注解经的传疏都是多余的。 徐爱说，许多经没有传疏就难明了，《春秋》若无《左传》就难知道原委。 阳明说，《春秋》若须《左传》的解释才能明白，那《春秋》经就成了歇后谜语了。孔子又何必删削它？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再说那个过程。圣人述《六经》只为正人心，为了存天理、去人欲。对于那些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奇_-_書*-*网-qisuu.，又怎肯详细广而告之，那便是助长暴乱引导奸邪了－－就犯了导向错误。孔门家法是不讲齐桓、晋文之事，抹去那种历史。后儒只讲得一个“霸术”，所以要研究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 这与德国人占领法国不让他们讲法语，苏联占了捷克不让他们讲本国的历史并不相同。只是与文革大破四旧，烧毁一切非毛泽东的著作相类似。这是一种道德至上的反智论，旨在建立“帝国与教士一致的政府”。这种政府显然是最危险的政府，法国大革命时验证过一次，中国文化大革命时又验证过一次。其实王明在苏区搞肃反，想只用苏联一本经来统一党内的思想、来统治全党全军，也是这么个思路。现在讨论“中国革命史”这门课到底是算理论课、还是算历史课也是同一惯性。 但这种智量就不如王阳明通达了。王对徐爱讲：“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羲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他还说“五经只是史，用史来明善恶，示训戒”。其实还是把史纳入了经、把事变成了道，把事实价值化，把历史伦理化－－所谓中国的伦理本质主义的真相在此。 就个人修养而言，也是把功夫论与本体论一体化，从而才高度一元化，而且王学认为是最有效的一元化。 徐爱这样总结老师的思想和教诲魔力： 爱因旧说汩没，始闻先生之教，实是惊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知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舍是皆旁溪小径、断港绝河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圣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3．“持志如心痛” 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次年即鸡年「癸酉」二月回到山阴老家。自然见过祖母、父亲还有他后娘。据冯梦龙说，他跟他后娘关系不好，他小时候还曾耍花招儿报复她。这些恐怕是小说家言，他小时固然很淘气，但他的父亲很严厉，又是大家高官的家庭，没有那么多小户人家的是非矛盾。阳明对他的父亲既怕且敬，不会让他父亲难堪的。他是个豪迈不羁的人，不会陷入家庭纠纷之中。在山水和家庭之间，他大概更重视山水。 现在，一回来就想去游天台山、雁荡山，去找黄绾，大概还有看看黄给他盖的“别墅”的意思。因为他曾与黄、湛相约在那里相聚讲学明道。让黄在那里替他“结庐”，黄是否真盖了，未可知。他是否有一去不回的打算？不然的话，为什么家里人都反对他去？反正因为宗族亲友不同意，他没去成。具体原因已难确知，他们的理由自然能找出许多，这个“心”能胜天的哲学家过不了亲情这一关。当年想出家，因过不了这一关而作罢，现在也因此而上不了雁荡山。 能做的还只是在家里坐而论道。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算主一之功么？” 王说“好色一心在好色上，好货一心在好货上，能算主一之功么？那只是逐物，不是主一。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陆问：“怎样立志？” 王说：“只念念不忘天理，久则自然心中凝聚，好象道家所谓结圣胎。然后可以进入美大神圣之境。”他大概想起了当年在长安街那位相面先生说他胡子到胸口、丹田结圣胎的话。现在，他自感心中已结了圣胎。 问：“圣人应变无穷，是否都须预先准备？” 答：“如何能准备得过来。只因为圣人心如明镜才照啥啥亮。只要是圣人，碰上啥事都是圣人作为「血管理流的都是血」。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圣人只是应时成就。所以，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 问：“静时感觉心存天理了，一遇事就又乱了。怎么办？” 答：“这是只知静养而不用克己工夫的原故。因此事到临头就颠倒糊涂。所以，人须在事上磨练，才立得住。才能静亦定，动亦定。” 他接着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做两件事。”－－孙中山死后有这样一句挽联：若将学问与事业分做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喜静厌动是读书人成为聪明的废物的一大病因。王说，“以循理为主，处事中亦可宁静。但只以宁静为主未必就是在循理。”他后来说：“志立得时，良知千事万事只是一事。” 问：孔子问弟子志向，子路、冉有任政事，公西华任礼乐，实用有为，孔子却不赞许。而曾点说的只是耍也似的，圣人却赞同他。这是怎么回事？ 答：他们三个的志向是有局限的，不符合孔子说的：勿意勿必，有意有必就会偏执一边，能此未必能彼。 第43章 曾点的意思却无意必，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符合孔子“君子不器”的要求。 问：知识不长进怎么办？ 答：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像仙家说的婴儿的成长，出胎后才能聪明日开。立志用功，像种树一样，只管栽培灌溉，别在枝芽时想干叶，想花想果实。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实？ 问：读书不能明怎么办？ 答：你这是只在文义上穿求，所以不明如此。还不如旧时学问，那些注解家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们虽解得明白，却终身无所得。「今文经学家、道学家为官者多“左”，古文经学家、朴学家为官者多贪。戴震临死时说汉学不养心。」须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党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道明，是一体的不是两套事，这是为学头脑处。 一学生问：朱子说“人之所以为学者，心与理而已。”这话对么？ 答：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不免为二。 另一学生问：既然心即理，为什么还有为善为不善的？ 答：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陆澄问陆九渊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的说法对不对？ 答：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都是人情，小至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生死，都是事变。事变也只在人情里。关键只在致中和，致中和的关键在慎独。 陆澄和其他同学请先生总结性讲讲为学工夫。王长篇大论了一番： “教人为学，不可执一偏：初学时心猿意马，拴缚不定，其所思虑多是人欲一边，故且教之静坐、息思虑。久之，等其心意稍定，只悬空静守如枯木死灰，亦无用，须教他克治省察。克治省察之功则无任何间歇时了，像赶走盗贼，须有个扫除廓清之意。无事时将好色好货好名等私心杂念逐一追究，搜寻出来，定要拔去病根，永不复起，方始为快。「这就是文革岁月中的整天斗私批修，灵魂深处暴发革命」就像猫捉老鼠一样，一眼看着，一耳听着，一有念头萌发，就立即克制掉，斩钉截铁，不可姑息容它半点方便，不可窝藏，不可放它出路，方是真实用功，方能扫除廓清。到了无私可克，自然从容正派。虽说良知何思何虑，但不是初学时的事情。初学时必须省察克治，也就是要思诚，只思一个天理。到得天理纯全，才可以说何思何虑。” 澄问：有人夜怕鬼者，奈何？” 王答：只是平日心中不能集义，正气不足，心有亏欠，故怕。若素行合乎神明，有什么可怕的？ 另一个学生说：正直之鬼，不须怕；但邪鬼不管人善恶，故未免怕。「其实是好人碰见坏人怎么办的问题」 王说：哪有邪鬼能迷正人的？只此一怕，即是心邪，故有迷之者，非鬼迷也，心自迷耳。如人好色，是色鬼迷；好货，即是货鬼迷；怒所不当怒，是怒鬼迷；惧所不当惧，是惧鬼迷也。 这自然近似禅门的点化法了：不是幡动，不是心动，只是仁者心动。《聊斋志异》写一老魅缠一寡妇，忽一日说，前院那家女子更姣好，寡妇说何不去引诱，老魅说其心太正勾引不动。寡妇大怒，难道老娘心不正。正气激荡，老魅逍遁，且不复再来。可作阳明这心正邪不侵说之“谈助”。 阳明说：大抵吾人为学紧要大头脑，只是立志，所谓困忘之病，亦只是志欠真切。你看那好色之人未尝有困忘之病，只是一真切耳。自家痛痒，自家须会搔摩得。既自知得痛痒，自家须不得不搔摩得。佛家所谓方便法门，就是自家调停斟酌。他当年在龙场给诸生立“教条”时，首要的就是立志：志不立，天下无可成之事。立志而圣，则圣矣，立志而贤，则贤矣。志不立，如无舵之舟，无衔之马，漂泊奔逸，何处是个头。 他说的志之所向，就是心意之所向，就是要人们择善弃恶，立志是个由知善走向行善的过程。 他说：“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孙文学说》全书共分“知行总论”、“能知必能行”、“不知益能行”“有志竟成”等八章，在自序中强调：心，是“万事之本原”。结论是：“夫事有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而为先知先觉者所决志行之，则断无不成者也，此古今革命维新，兴邦建国等事业是也。” 孙文受阳明的影响渠道甚多，晚清以来阳明学大盛是个总背景，他到日本之后反受日人影响，又主动学其明治维新的经验，自然学得一个“活”阳明在。若阳明活到晚清则自然是个孙文也。 真正的内因在于：凡革命家必然是心学家。而且乱世出心学，无可依傍时则必然“唯心”唯意志矣。而且中国的思想家，凡主张只手打天下的都有几分心学气，凡持文化激进主义的都有心学风格。用道德来抵抗俗世的必有心学风骨。 孙文未必死抠阳明全书，只是需要阳明精神、便有了阳明风格，便来弘扬阳明心学，用以砥砺民志，唤醒民众，发动革命。 4．悔悟是去病的药 阳明去不成，便约黄来山阴、来相会。但等到五月，黄还是没来。古人交通通讯自是不便，但也有在桥下死等，水来不走、抱树而死的信义汉。 到闲曹去当散官，大概也没什么严格要求，更主要的是他不想表现积极，就在老家这么逍遥着。 黄绾不来，他很没情绪，尽管身边也有几个资质不错的学生，但都不足以讨论精微的问题，王说因为他们“习气已深”，不能撩拨王进入忘我之境，难得有什么大发明。 他热爱山川形胜，认为它们比人还有灵气，便领着几个学生后辈，就近作逍遥游。 先到了上虞。上虞在钱塘江口，相传是虞舜后代的封地，名虞宾。都是越语地名，意义不明。上虞与余姚相邻，曹娥江纵贯全境。东山有晋太傅谢安等待再起的归隐处－－“东山再起”的那个东山。乌石山有东汉大哲学家王充的墓。他对王充不感兴趣，对谢安则还曾提起。这次从上虞到四明山观白水后，有诗： 野性从来山水僻，直躬更觉世道难。 卜居断拟如周叔，高卧无劳比谢安。 －－我想在这里隐居，别把我当成想东山再起的谢安。－－看来仕途不得志的苦闷对他还“存在”着。 四明山古称勾余山，系仙霞岭分支，连接着余姚和上虞，是曹娥江与甬江的分水岭。相传山中有石室，中间三石分四，通日月星辰之光，好象楼有窗户，故曰四明，山以此名，主峰又叫四窗岩。是浙东丘陵中的高山了，与会稽山一样高，用今天的话说都在海拔500米左右。比阳明老家余姚的那个龙泉山高将近10倍。很值得阳明远足一趟。 他自己也说，早想来，但十年了才完成这个心愿。想到做不到，是常人的总帐，就是圣人也常常不得不如此，奈何？无可奈何。 《四明观白水二首》披露了他与现实还是难以和谐的悲音，“择幽虽得所，避时时尚难。”也有着急的意思：“逝者谅如斯，哀此岁月残。” 这次归越诗仅仅留有五首，不知是学长文退，还是道长情消，本来就没多写。抑或是写的比这多但未能保留下来－－又能多多少呢？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因为他现在已无需靠山川启迪道心了，也没有那么多的文人情趣、文人感慨要抒发了－－那些少年的青春期症状已被他冶练殆尽，再说这些时他以反对辞章为主题，再来“玩”这些也不合适－－就他内在的知情意综合状态而言，也的确无此自然冲动了，不肯将“精神日渐泄漏在诗文上”了。 一学生问：“哭则不歌”。这是《论语》中说孔子的话，苏东坡还因与程伊川辩论对这句话的理解，而惹恼了小程。苏说孔子没有歌而不哭。 王说：“圣人心体自然如此。” 毛泽东用打扫卫生比方思想改造：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王则更彻底：“克己须要扫除廓清，一毫不存方是。有一毫在，则众恶相引而来。” 徐爱现在已经是很好的“助教”了，他跟其他同学说：“心犹镜也。圣人心如明镜，常人心如昏镜。近世格物之说「指朱子」，如以镜照物，只在照上用功，不知镜子尚昏，怎么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镜而使之明，磨上用功，明了后未尝废照。”朴实亲切地阐明了老师比朱大师高明的地方。 王对那帮学生说：你们近来很少提问，为什么？人不用功，莫不自以为已知，以为只要这么做下去就可以了。其实，私欲日生，如地上尘，一日不扫，便又有一层。着实用功，就能体验到道无终穷，愈探愈深，必使至精至白无一毫杂质方可。若不用克己工夫，终日只是说话而已。天理终不自呈现，如人走路一般，走得一段方认得一段；走到歧路处，有疑便问，问了又走，才渐渐能到得欲到处。今人于已知之天理不肯存，于已知之人欲不肯去，且只管愁不能尽知那些外在的学问。只管闲讲，何益之有？且待克得自己无私可克，再愁不能尽知，也不迟。 陆澄问：“好色、好利、好名等心，固然是私欲。如闲思杂虑，为什么也算私欲？” 王答：“毕竟从好色、好利、好名等根上起，自寻其根便见。如你心中，绝无做强盗的思虑，为什么？ 第44章 因为你心中原无这种念头。你若于货色名利等心都像不做强盗的心一般，都消灭了，光光只是心之本体，看有什么闲思虑？此便是寂然不动，便是未发之中，便是廓然大公！自然感而遂通，自然发而中节，自然物来顺应。” 有个学生言语混乱，王说他，“言语无序，足见你心之不存。” 问：“身之主是心，心之灵明是知，知之发动是意，意之所着是物，是如此否？” 答：“亦是”。 问格物。王说：“格者，正也。正德’而不说‘亲民’，便是老、佛。” 这也是他与老、佛二氏之学的根本区别－－区别不在修养的方法上，而在目的、致用、终极价值趋向上。他的观点是正确的，修养方法的确是应该因人而异，但必须归到“为人民服务”这个目标上来，否则就是背叛了圣道。 他对二氏之学的态度是标准的“通权达变”。他说：“二氏之学，其妙与圣人只有毫厘之间”，方法上同样是“简易广大”的。孔孟都说不能通权达变不算真儒。一个学生问：“孟子说‘执中无权犹执一’，怎么理解。”因为执一就是偏执，是落了“边见”，就是处在误解的状态中，所以，爱智的圣人特别反对执一。 王说：“中只是天理，只是‘易’－－随时变易，如何执得？须是因时制宜，难预先定一个规矩在。而后世儒者要将道理一一说得无纰漏，立定个格式，此正是执一。” 有问仙家元气、元神、元精的。他并不回避，也不做什么“外在的反思”，而是很内行的回答：“只是一件：流行为气，凝聚为精，妙用为神。” “中”是很难做到也很难描述的，他却跟学生亲切的说：“喜怒哀乐，本体自是中和的。才着些意思，便过、不及，便是私。” 都容易以为心学家是狂放的，事实上并不一律，王说：“精神道德言动，大率收敛为主，发散是不得已，天地人物皆然。”这种收敛和发散的关系后来被最后一个心学大师总结为“歙辟成变”的宇宙法则。 一天，他和学生们正好在一个池塘、一口井旁边讲论，他指着池塘和井说：“与其为数顷无源之塘水，不若为数尺有源之井水，生意不穷。” 他问坐在旁边的学友：“近来工夫怎样？”那个人描绘了一番虚明状态。王说“此是说光景。” 他问另一个，这个叙述一番今昔异同。王说：“此是说效验。” 两个人本来都挺有体会的，满以为会得到老师称赞，老师却说他们没入门，在门外讲故事，感到很茫然，便向先生“请是”。 王说：“吾辈今日用功，只是要为善之心真切。此心真切，见善即迁，有过即改，方是真切工夫。如此则人欲日消，天理日明。若只管求光景，说效验，却是助长外驰病痛，不是工夫。” 这里似乎是个文学感觉与道德境界的差别。讲光景与说效验是外在，迹近说平书，真正的道德体验、义理感悟是“忘我”的罢。 薛侃本是在重复老师的话：“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安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却也得到纠正，王说：“出学工夫，如此用亦好。但要使知出入无时，莫知其乡。心之神明，原是如此工夫，方有着落。若只死守着，恐于工夫上又发病。”因药发病，现在叫药源性疾病，在思想史上“”。 薛侃常爱后悔，王说：“悔悟是去病的药，然以改之为贵。若滞留于中，则又因药发病。”王针对薛说：“为学大病在好名。” 薛说，先前以为这个好名的毛病已经轻了，现在深入审视，才知道并没有，就是太以别人的看法为重了。只要闻誉而喜，闻毁而闷就是这种病又发了吧？ 王说：“最是。名与实对，务实之心重一分，则务名之心轻一分；全是务实之心，即全无务明之心。若务实之心如饥之求食，渴之求饮，安得更有工夫好名？”一学生说：“己私难克，奈何？” 王说：“将你的私拿来，替你克。”这显然是禅宗“将心来，替你安心”的翻版。不同之处在于，他认为“人须有为己之心，方能克己；能克己，方能成己。”所谓成己就是个克己向里、德上用心的努力过程。这样才能悔而知改，实地用功。 5．山河大地尽是黄金满世界皆药物 明太仆寺由元之兵部的群牧所演变而来。太仆，古代掌马政之官。洪武六年，置太仆寺，是从三品的衙门，地点在滁洲。洪武三十年，为加大军备力度，在北平、辽东、山西、陕西、甘肃等处设立行太仆寺。主要职责是给国家养马。要说重要它决定战争胜负，要说不重要，则是死了也没人管的地方。若烽火四起，尤其与北边游牧族作战时，马是首要军需品。杨一清就从督陕西马政走向辉煌的阁臣生涯的。但王阳明不走这一经，他来滁州当太仆寺少卿，活活是孙悟空到天宫当个弼马温－－正可引用《西游记》第四回回目来比况：“官封弼马心何足，名注齐天意未宁”。而那孙猴子还是个御马监的正堂管事呢。而王这个“少卿”是副职－－他不敢说“君恩知我才堪此”之类的牢骚话，更没想到要像孙悟空那样“反了出去”。 他受儒家的影响太深了，深到了“良知”－－灵魂深处，变成了“良能”。据钱穆说，宋儒的真正命脉实由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承当精神开启，欧阳修又在选拔人才诸制度上推行之，遂定下了将道学与政术合一的宋学传统。用章太炎的话说，直到梁启超用经术作政论尤不脱此习。 欧阳修一篇《醉翁亭记》使滁州风光永住人心。“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继欧阳者其微阳明乎？ 阳明当庐陵尹时，未见对庐陵人欧阳修的评价，可能是语不涉道，无人记述。现在同来滁州当醉翁，亦不见对这位大人物的评骘，讲究“常快乐是真功夫”的阳明怎么就不呼应先辈的“乐其乐”呢？－－在阳明眼里，欧阳太守的雅趣是标准的文人玩弄光景而已。尽管阳明也好山水之乐，但他之“乐其乐”不是消融于自然之中的滔滔浅乐，而是体证道心的天地境界的深美大乐。 督马政不同于当太守，没有多少日常事物。自然要想当好，为国家养、拔出批量的千里马，那也有一套制度管理上的大学问，也可以把人累得比黄花瘦。诸如给马屁股上盖官印，与养马户切磋饲养方法，改革官民混养的弊端，为那些镇国大将军们挑选千里马，好让他们去骑马定乾坤。一贯主张“事上磨练”的王阳明为什么不在这些事上显现手段呢？心学不是主张事无大小皆可证道么－－革命工作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只是分工的不同嘛！他为什么不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呢？ 显然他常说的万物一体理论是个“有限股份公司”，至少是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所描述的那个宇宙：有限而无边。 他赞赏一句禅宗语录：“若人识得心，大地无寸土”，他认为这是合内外的至高境界，所以可以推测：若留恋美景是逐物，是在养育“放心”－－不是放马的放，而是放跑的放。至于他不肯在马屁股上效忠君国，实在是因为他有情绪－－克己的工夫还不够，还有随物宛转的心理波动。为给学生做榜样，也不愿意纵容有碍道体的私情，便尽量不说。至少不明说。 但还是留下了雪爪鸿泥： 凤凰久不至，梧桐生高岗。 我来竟日坐，清阴洒衣裳。 援琴俯流水，调短意苦长。 遗音满空谷，随风递悠扬。 人生贵自得，外慕非所臧。 颜子岂忘世，仲尼固遑遑。 已矣复何事，吾道归沧浪。 这是他的《滁州诗三十六首》之第一《悟桐江用韵》。他无法像欧阳修那样乐起来，因为他还在政治的边缘，生命意志和能量尚未投射出来，压抑得很，心苦音悲。自从结识甘泉子以来，就接受了甘泉的自得之学，并以此作为心学的基本修练法门，反对任何“外慕”的行为和倾向。但这首诗的真正重点却是最后两联：我既使是颜回－－就算是颜回也没有忘世，孔子还周游列国想方设法的出来行道呢！但是我道难行，只有当沧浪濯缨的隐士了－－这显然是不得已。 正因为他有这种心态，才怀疑号称大隐隐于朝的东方朔并非真隐，才明白了最后屈从王莽新政的杨雄是误解了《太玄》，当然“混世也能随地转”，但他还是既不愿意同流和污，也不愿意没世而名不称。 他到达滁州是阴历十月，虽进入冬季，但那种偏北的南方还正是好季节，他从山阴领来不少学生，又来了不少新同学。而且天高皇帝远，他又无须研究马尾巴的功能。正是吃官粮讲私学的好时节，再说滁州是四通八达的交通地段，即使四面环山，但依然有“往来不绝”的游人，在欧阳修时代已然，在明代更是如此。再加上王阳明在京师讲学如甘泉说已然“有声”，滁州比山阴“办学”条件要好多了。总而言之：“从游之众自滁始”。 今天，人们给孔夫子安有七、八个“家”的头衔，都根源于他开门办学这个基业。中国儒学的真命脉是士子儒学而非官方儒学，书院则是他们的根据地，在清中叶之后的书院变成了官方学校的附庸之前，古代书院教育一直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教育基地。 6．六通四辟 众所周知，宋明书院是世界文明史上的不可忽略的一页。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动情的指出：“故言宋学精神厥有两端：一曰革新政令，二曰创通经义，而精神之所寄则在书院。 第45章 革新政令，其事至「王」荆公而止；创通经义，其业至「朱」晦庵而遂。而书院讲学，其风至明末之东林而始竭。东林者益本经义推之政事，则仍北宋学术真源之所灌注也。” 东林书院名垂青史。但东林的宗旨一是矫挽王学之末流，一是抨击政治现状。而在阳明在滁州开始广招天下士时，东林书院刚刚擗划，阳明还为此专门写了一篇《东林书院记》，正好填补了鲜有人道及的这一段东林历史。人们都从宋朝的杨龟山一下子跳到明万历的顾宪成兄弟。据阳明此文说：杨龟山死后，其地化为僧区，沦为佛、老讲授训诂词章的地方，长达四百年之久。明成化年间，邵泉斋「可能是邵半江，成化进士，诗人」“收复”这片宝地，在此聚徒讲学，他当时还是个举人，后来中进士走了，这片地又荒了，归了无锡的一个姓华的人，这个人是邵的学生，邵在正德八年「癸酉」退休又回到这里，华氏主动让出来给老师办书院。这个地方在无锡百渎，东望梅村二十里，周初泰伯退让王位曾躲避于此。王阳明除了赞扬邵从佛门夺回这片地盘，以上接杨龟山的儒脉，就是赞扬华氏有泰伯遗风－－这些都是抵挡佛风和辞章讲诵之习的宝贝。 现在，尽管他还没有打出书院的名号，但已有了书院之实。在京城与山阴都还是小范围的讲论。现在他身边聚集了上百学生，都是纯粹慕名而来的自由学子，与贵州的龙岗书院情况也大不相同。那里还是借船出海，现在是独立自主的了。但他的气质、秉性决定了他的教学风格是一以贯之。既不照本宣科地死抠经义，也不像朱子那样用注解经书的方式，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更不为了科举考试的升学率而想办法外结学官内搞管卡压。他搞的是德育至上的素质教育，领着学生白天去游琅邪山、去玩酿泉之水。月夕则与学生环龙潭而坐，百十人“歌声振山谷”「《年谱》」。琅邪山，离滁州古城五里。东晋元帝司马睿当琅邪王时曾避地此山，故名。欧阳修《醉翁亭记》开头即是：“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尤美，望之而蔚然而深秀者，琅邪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泄出两山之间者，酿泉也。” 据他的学生回忆，他“点化同志，多得之登游山水之间”。这种教学方式，不仅现在绝无，在古代也是少有。每逢月夜，就与学生牵臂上山，环龙潭彻夜欢歌，饮酒赋诗，声振山谷间。这更少有。阳明的教法是诗化、审美式的，注重改变性情，改变气质，而不注重传授什么书本知识，所以能如此，随地指点，想起什么说什么。 “随才成就”是他的基本教育方针。他认为每个人也应该选择自己性相近的专业去努力才有可能成材。如夔选择音乐、稷选择种植，是他资性合下便如此。所谓成就，也就是要他的心体纯乎天理。其运用处，皆从天理上发来，然后谓之才。到了纯乎天理的地步，就干啥都一样了「“不器”」，使夔和稷易艺而为，当亦能之。圣人说的“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也是“不器”。但是必须心体正才能如此。 薛侃拔花儿中间的草时说：“天地之间为什么善难培育，恶难除去？” 王说：“未培未去尔。”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像你这样看善恶，是从躯壳起念，肯定是误解。” 薛侃不理解。王说：“天地生意，花草一般，何曾有善恶之分？你要看花，便以花为善，以草为恶；如果要用草，便以草为善了。此等善恶，都是因你的好恶而生，所以是错误的。” 薛侃是善于深思的，他追问：“那就没有善恶了？万物都是无善无恶的了？”王说：“无善无恶者理之静，有善有恶者气之动。不动于气，即无善无恶，这就是所谓的至善。” 薛问：“这与佛教的无善无恶有什么差别？” 王说：“佛一意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的无善无恶，是要求人不动于气，不要故意去作好、作恶。” 薛说：“草既非恶，即草不宜去掉了？” 王说：“你这便是佛、老的意见了。草若有碍，何妨去掉？” 薛说：“这样便又是作好作恶了。” 王说：“不作好恶，不是全无好恶，像那些无知无觉的人似的。所说的‘不作’，只是好恶一循于理，不去又着一分意思。如此，就是不曾好恶一般。” 薛问：“去草，怎么做就一循于理，不着意思了？” 王答：“草有妨碍，理亦宜去，去之而已。偶尔没拔，也不累心。若着了一分意思，心体便有拖累负担，便有许多动气处。” 薛问：“按您这么说，善恶全不在物了？” 王答：“之在你心循理便是善，动气便是恶。” 薛说：“说到底物无善恶。” 王说：“在心如此，在物亦然。那些俗儒就是不知道这个道理，才舍心逐物，将格物之学看错了，终日驰求于外，终身糊涂。” 薛问：“那又怎样理解‘如好好色，如恶恶臭’呢？” 王答：“这正是一循于理。是天理合如此，本无私意作好恶。” 薛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难道没有着个人意思？” 王说：“那是诚意，不是私意。诚意只是循天理。虽是循天理，也着不得一分然大公，才是心之本体。” 另一个学生问：“您说‘草有妨碍，理亦宜去’，为什么又是躯壳起念呢？”王有些不耐烦了：“这须你自己去体会。你要去除草，是什么心？周濂溪窗前草不除奇qisuu.书，是什么心？” 这时，周围已经拢来许多学生，王对他们说：“若见得大道，横说竖说都能说通。若此处通，彼处不通，只是未见得大道。” 他这种思想后来高度提炼为“天泉证道”之四句教，核心便是“无善无恶性之体”。尤其是经泰州学派的鼓荡而风靡天下，流弊益彰。东林党还有心学内部的刘宗周都起而力矫其弊。东林党的影响是全国性的，党魁顾宪成有一段经典性的言论，说的也很俏皮： 夫自古圣人教人，为善去恶而已，为善为其固有，去恶去其本无。本体如是，工夫如是，其致一而已。阳明岂不教人为善去恶？然，既曰无善无恶，而又曰为善去恶；学者执其上一语，不得不忽其下一语也。……忽下一语，其个一语虽欲不蔽不可得也。罗念庵曰：终日谈本体，不说工夫，才拈工夫，便以为外道，使阳明复生，亦当攒眉。王塘南曰：心意知物皆无善恶，使学者以虚见为实悟。必依凭此语，如服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无之说，主本体言也，阳明方曰是接上根人法，而识者至等之鸩毒，未有不杀人者。……且夫四有之语，主工夫言也，阳明第曰是接中根以下人法，而昧者遂等之外道。然则阳明再生，目击兹弊，将有摧心扼腕不能一日安者，何但攒眉已乎。「《明儒学案》卷五十八」 呜呼，阳明生怕因药发病，却未能逃出此劫。有的人预支五百年新意，到了千年亦觉陈。阳明是想预支永恒正确，却没过了百年就出了错。真是令人扼腕叹息的“妈妈的”事情。 7．动静一机体用一源 阳明在滁州呆了不到七个月，正德九年甲戍升南京鸿胪寺卿。这个衙门也是个不入流的鸡毛之地。在南京则更是“副”鸡毛，几乎无任何实际职责。在北京的还有点事儿干，在朝会之时当当司仪，有外宾来时担负相当现在礼宾司的工作。那时，也没什么外事活动，明朝的皇帝不上班的居多。经常性的工作是管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的外围礼节，大概连埋死孩子的权力也没有－－那是大内太监的机密工作。在南京则连这类事情也没得管，纯粹是奉旨休闲。没事找事的人便俩眼盯着北京，像《红楼梦》中的邢夫人总想找执政的王夫人的茬儿一样，找秉政者的茬儿，以便取而代之。这也是明朝党争特别热闹的一个小制度上的原因。 王阳明超然物外，这种只争一世之短长的事情他再也没有兴趣做了。也不是发配之苦教“精”了他，而是在那段岁月中凝结了更超拔远大的追求，不屑于跟那些俗也俗不透、雅也雅不高的二癔子一起浪费生命。 他之所以要强调屏去一切外道工夫，直奔那绝对存在又不依赖任何外缘的心本体，就是为了把经验世界用括号括起来，把它悬阁起来，从而把这棵树上挂着的所有那些辞章讲诵之学一把甩开，像禅宗那“截断众流”法，一意去明心见性－－然后再以见了道闻了道的身姿「新民」回到治国平天下的正道上来「亲民」。如果说，后者是俗，前者是雅的话，那王大师的思路便是先来个大雅，再来个大俗。雅，雅得可上九天揽月；俗，俗得可下五洋捉鳖。若皇帝不让他去捉，那做个天上人，也对得起这条命了。反正已经找到了自己，就不在到处流浪，身心异处，到了门口进不了家了。－－这是最不冤枉的活法，如果真能够常快乐的话。 目的是如此，方法也就特殊。后人和他的学生都觉得跟他交流很困难。学生怎么说都会得到他的纠正性的指点，总难搔到“当下此即”的那个痒处。非过，即不及。早不如好，好不如恰。恰到好处与恰恰相反精微至极－－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也。后人觉得他的“上一句”与“下一句”是自相矛盾的，他却唯其如此才正好左右逢源。真是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他那一套心诀，在他是得心应手，如船夫掌舵；在别人，尤其是没有亲炙其门下、没有进入过其语境磁场的人来说，则是莫名其妙。 第46章 「毛泽东为什么八次亲自接见红卫兵，就是为了让下一代感受其巨大的磁场。他说苏联变修的原因就是直接见过列宁的人太少了。」 而凡是直接承蒙受过其春风雨露的人还真从心眼里受感化，那种教主的魅力是难以用语言表达的。他离开滁州时，众徒儿依依不舍，一直送到乌衣，尚“不能别”，真有点柔情似水的女儿态了。他也没有唐人王勃那种天才的残酷，用“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话头打发他们，他写了首长歌，但可能因为也在伤感中，勉强豪迈也找不着感觉，写的无滋无味，无非是些“空相思，亦何益？”之类的老生常谈，还有些道德劝勉。而且有些语意不连贯，结尾也莫名其妙：“逆旅主人多殷勤，出门转盼成路人。”像没写完似的。 他过了长江后，就到了南京，当四品正卿去了「也许是从四品，因为在南京」。在他上的《给事由》中说，他是正德七年十二月升为南京太仆寺少卿的，次年十月二十二日到任，至正德九年四月二十一日，历俸六个月。这次，只用了四天就走马上任毕，看来，他还是很满意这次升迁的。因为不管岗位多么不重要，他毕竟成了正卿了，也勉强入了国家“九卿”的行列，在明代是十八卿行列。不过，总算入了统治阶层。尽管现在还是个闲职，但进入了最高层的眼帘，若国家有事就可以特擢要职，一现身手了。他在这个位置上等了29个月零12天,才开始领兵打仗。 在滁州六个月，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与湛甘泉相会。湛从安南出使回来，返京复命，在滁州特意住了几天。因为，当年他们在北京长安灰厂故意卜邻而居，早晚随时切磋，已结下深厚情谊。在别人眼里他们是一派，讲心性近禅。但他们又只是和而不同，直到最后也没有统一起来。这次，在滁州他们连夜辩论的问题，居然是王主张禅与道都和儒没有多大区别「“道德高博，焉与圣异”」，湛主张儒门高广，可以包容佛道，但有“大小公私”的差别，佛道在我儒范围之中而已。 其实，王跟学生一直是这么说道的。恐怕是王故意让湛往极端处引申一番，因为湛更有近禅的名声。当然，这种讨论是不会有实质性的建设性结果的。湛进京后两年又扶持着他母亲的棺材南下。这时阳明已到了南京，他特意迎接湛的丧队到龙江湖，湛是有名的大孝子，王是阮籍派的性情中人，信真礼教。湛在《奠王阳明先生文》中这样追述这两件事： 一晤滁阳，斯理究极。兄言迦、聃，道德高博。 焉与圣异，子言莫错。我谓高广，在圣范围； 佛无我有，《中庸》精微；同体异根，大小公私， ．．．．夜分就寝，晨兴兄喜。夜谈子是， 吾亦一疑。分呼南北，我还京圻。遭母大故， 扶柩南归。迓吊金陵，我戚兄悲。 他们俩是一个战壕里的战友，共同为摆脱朱子的影响而创立新说。他们俩的辩论也从来没有终结过。但两人的情谊也是相当难得的，湛为王既作墓志又作奠文，与黄绾一样情深意切。与王等量齐观又几十年交好如一的朋友首推湛。与王进行真正的学术论战而并不是党同伐异的也首推湛。就是在吊唁之际，两人依然就格物问题展开辩论。 湛持旧说，王说那就求之于外了。湛说：“若以格物理为外，那就自小其心了。”后来，王的学生方献夫还鼓动湛公开批评王的观点。 8．动转得势用不加功 在南京这两年半，还是他韬光养晦的时期，客观上对他把功夫养得更“老”是大有好处的。在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专制体制中，这种修练绝对必要。骤起终败的例子太多了，而且一旦失败便前功尽弃。但阳明并不这样以为，他早就觉得自己已一通百通了、战无不胜了。英雄性急，他当了半年多正卿之后，就上了《自劾乞休疏》。虽然是在京察大考之际，每个人都须述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上乞休书。就王本身的情绪而言，他的确并不以退休为苦，在滁州时，他就浩叹“匡时已无术”，想回阳明洞寻找旧栖处。除去牢骚的成分，也有几分真心情。在无机会成雄的时候，他自然就偏向成圣之路。 他的乞休书写的绝无故作姿态的虚伪气，尽管他并不想就此退出历史舞台，但还是真给自己找罪过：什么旷工呀、身体不好呀、才不胜任、不休了我让别人也生侥幸之心呀等等。古怪的是他说，若休了我，我就“死且不朽”了。皇帝没理他这个茬儿。这是正月的话。 等到十月，他又上了一道《乞养病疏》，说他正月上疏后，就等着开削呢，当时就病了。现在病得更厉害了。陛下应该把我休了以彰明国法。我也想为国尽忠，但自往岁投窜荒夷，虫毒瘴雾已侵肌入骨，日以深积，又不适应南京的气候，病遂大作。而且我自幼失母，算是跟奶奶长大，她现在九十有六，日夜盼望我回去，死前能见上一面。假如我复为完人，一定再回来报效君国。又白写了。皇帝看到了没有还是个问题。 这年八月，他曾写了一篇《谏迎佛疏》，很长，两千多字。大意是：你在东宫时已有好佛道的名声，现在大搞这一套，对圣誉有损。这几年来在这方面已劳民伤财的过了份，弄得民情汹汹。你若真信佛，是用不着搞这一套的，等等。他自己也觉得无济于事，正德皇帝哪是能听进好话去的人？对牛探琴倒是小事，再惹恼大老官了，又得投窜荒夷。写完，舒解了内心的焦虑，便对得起了自己的“良知”。然后，掷于纸篓，去静坐养心去了。 这两年，除了养心、使心体更加纯粹、明澈，就是写信，与观点大体相同、可以在基本相同的语境中讨论问题的朋友、学生深入讨论本体、工夫的精微、玄妙的理致。古人的论学书，是中华文献中耀眼的珍宝。有时是比作者本人的文章、著作还重要。除了别的原因以外，最吸引人的是它能展现作者的感性思路。 在近代报章体文章出现之前，古人是很少专门来写论文的，贾宜的《过秦论》算是单篇文章之始，象韩愈的《原道》、柳宗元的《封建论》那样的文章在唐宋以文章为盛的时代也是少数。大多是有具体原因的广义的“应用文”。就说《王阳明全集》，除了语录、奏疏、记序，就是书信。没有一篇专门的文章。他这样的心学家自然感性大于理性，不会凿空立论，就是像王夫之那样的理性大师也是写“读后感”居多。文体不决定文章的价值。 阳明那些信的内容不好转述，现在也无多大必要转述，基本是上述语录的精密阐发。下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致良知”了。这一时期，他还有一个必须介绍的节目，就是坚持静坐又提倡必须事上磨练。 他在弘治年代筑室阳明洞就修习静坐。静坐，在各家各派中都是一种使主体获得清明状态的修持方法。坐禅是佛家的基本修习方式，道家讲究的“坐忘”当然未必是坐着以忘掉形骸，但也肯定是与静坐有关的修习方法。中国古有的气功也有打坐方式。《遵生八箴》等养生书中也讲静坐。 不管是否跟禅门学的，宋儒是讲究静坐的。二程兄弟见人静坐便叹其善学，并教人静坐。陆九渊的弟子多做“澄默内观”的工夫。朱子反对专主静坐，但把静坐当做“始学工夫”，认为可以收敛精神，使心定理明，以便识理接物。 阳明在这一点上与朱子态度近似。正德五年，他从贵州回来，在常德、辰州的寺院中，教一群敬慕他的学生练习静坐。过后，给他们写信说：这样做，“非欲坐禅入定。盖因吾辈平日为事物纷孥，未知为己，欲以此补小学收放心一段工夫耳。”当时，他们在寺中静坐时，是以“自悟性体”为宗旨，与朱子稍异。心学总得比理学多出神秘的成分，否则就不是心学了。据阳明说，当时他们都能“恍恍若有可即者”了，就是能感应到肉眼看不到的东西了。恐怕不再是当年在阳明洞中练得那种能“先知”的道术，而是一种心学工夫，是对内心状态的体验。阳明本人没有描述过这种体验，湛甘泉的老师陈白沙描述过，就算不是一回事，也可参考：“此心之体隐然显露，常若有物。”阳明整天找心本体，也应该有点“物质”的观感吧。在滁州时，他也教人静坐，教人在静坐中用正念克服杂念，这就与禅定不同，禅讲究不起念。阳明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他反对因为烦乱便去静坐，这像懒得看书但还是硬去看书一样，是因药发病。他像孟子一样追求“不动心”。一个学生问他孟子与告子「主张性无善恶」的差别，他说：“告子是硬把捉此心，要他不动。孟子是集义到自然不动。”所谓集义，就是用道德充实灵魂。他又说：“心之本体原自不动。心之本体即是性，性即是理，性元不动，理元不动。集义是复其心之本体。” 到了南京以后，许多老学生都聚拢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徐爱也在这儿当工部员外郎，他像康有为办万木草堂的梁启超，给同学们当“学长”，负责一般性的事物及基本教学工作。阳明是不屑于管杂事的，他指点学生是即兴式的，当然出手就高，让他们跟着慢慢的佩服、消化去。《年谱》拉了一个很长的名单，有的在后来，给老师出过死力气，如周积，最后安葬了阳明。 在滁州的那帮学生大部分还在那里，但有从那边来的人说，他们热衷于放言高论，有的渐渐背离了老师的教诲。 第47章 阳明后悔不已，他说：“我年来欲惩戒末俗之卑污，以拔除偏重辞章外驰心智的陋习，接引学者多就高明一路。今见学者渐有流入空虚，故意标新立异的。我已悔之矣。故来南畿论学，只教学者存天理，去人欲，做省察克己的实际工夫。” 趋静者流入空虚；外弛者流于立异。有所得者则为静思、事功，日本的阳明学就有这样两派。阳明是将二者打并为一的。他在辰州教人静坐，就是主一，主敬存诚是一法；戒惧慎独也是一法。息息去私意，存天理，循此正道上达。 他们的境界已无须处理一般的为善去恶的问题，他们已经是正人君子，他们修习的是如何超凡脱俗，完成类似基督教所追求的那种“根本转变”。 陆澄住在鸿胪寺的仓房里－－许多来求学的人都吃住艰苦，陆澄接到家信，说他的儿子病危。他自然心中悲苦，忧闷不堪。用他除草时阳明说的“理”来说，此时当悲不悲也不对。但是，阳明对他说：“此时正宜用功。若此时放过，平时讲学何用？人正要在此等时刻磨练。父子之爱，自是至情。然天理亦自有个中和处，过即是私意。人于此处一般都认为天理当忧，但忧苦太过，便不得其正了。大抵人情在这种时候，受七情所感，多只是过，少有不及的。才过便非心之本体，必须调停适中才能得其正。就如父母之丧，人子岂不欲一哭便死，方快于心。然而圣人说‘毁不灭性’，这不是圣人强制，而是天理本体自有分限，不可过也。人但要识得心体，自然增减分毫不得。” 有一个学生得了眼病，忧心如焚。阳明说：“你这是贵目贱心。” 阳明说：“人心一刻存乎天理，便是一刻的圣人；终身存乎天理，便是终身的圣人。此理自是实。人要有个不得已的心，如财货不得已才取，女色不得已才近，如此取财货女色乃得其正，必不至于太过矣。” 《红楼梦》中的袭人就是一派这种不得已。 有人问怎样克己省察？ 王答：关键是守以谦虚，恢复上天给我的，持此正念，久之自然能定静。遇事之来，件件与它理会，无非是养心之功。谦虚之功与胜心正相反。人有胜心，则难当孝子忠臣，为父难慈，为友难信。人之恶行虽有大小，皆由胜心生出。胜心一坚，就再难改过迁善了。 问：有事忙，无事亦忙，这是怎么回事？ 答：天地气机，原无一息之停。要有个主宰，若主宰定时，与天地一般不息。若无主宰，便只是这气奔放，如何不忙？ 又说：去了计较分量的心，便去了功利心。只在此心纯天理上用功，便能大以大成，小以小成。 问：上智下愚如何不可移？ 答：不是不可移，只是不肯移。 第九回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 1．出东门 正德以他那种荒诞的方式当皇帝，居然不倒台，得感谢儒家给他教育出了那么好的官僚队伍，更得感谢那种除了皇帝谁也炸不起翅儿来的邪门制度。但是民不聊生，民自生变。老百姓一般情况下是遵守祖宗规矩和圣人教诲的，但肚子不饱了，灵魂就不再饥饿。明朝以民变开局以民变结尾，终明之世，民变无日无之。只是正德朝也特乱乎些。而乱世才出心学。换句话说，心学在乱世才显示出夺目的光彩。就像治世出理学一样。如果说理学象小吏多念律，心学则象老将不论兵 心学是爹死娘嫁人个人顾个人时、谁也指望不上时，只得靠自己来独立面对世变时的精神胜利法、主观能动性。就像一个人被抛至旷野，叫天不灵叫地不应、只能用自己的心、力来承受一切，他必须爆发出巨大生命力，才能置于死地而后生。这时，这个人就是个真正的心学家。 王阳明说：“无事时固是独知，有事时亦是独知。人若不知于此独知之地用力，只是在人所共知处用功，便是诈伪。此独知处便是诚的萌芽，此处不论是善念恶念，更无虚假，一是百是，一错百错。” 王说：你终日向外驰求，为名为利，这都是为着驱壳外面的物事。其实视听言动，皆由你心。你心之视，发窍于目；你心之听，发窍于耳；你心之言，发窍于口；你心之动，发窍于四肢。心并不专是那一团血肉。若是那一团血肉，你看那已死之人，那团血肉还在，但他的视听言动在哪里？ 当林黛玉跟宝玉说“我为的是我的心”时，她就是个漂亮的心学家；但那些造反的民众“出东门，不复归”时，他们是什么？用阳明学那一元化的标准说，他们也是漂亮的心学家。当心学与心学赤身相对时，他们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要么，一块喝酒；要么，你死我活。 在阳明整天像散仙一样活着，还觉得不舒服，还不断地打退休报告时，“南中盗贼蜂起”，谢志山据横水、左溪、桶冈，池仲容据头，皆称王，都要当新时代的朱元璋。占领大庾岭的陈曰能、盘踞乐昌的高快马、称霸郴州的龚福全等等，都攻城略县，与此同时，福建象湖山的詹师富又随之而起。 这些地方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都是红色革命的暴发地，是让国民政府元首蒋介石头痛的地方。江西与湖南、广东、福建交界的山地自古至今都是极穷苦极易发生民变的地方。 官府有官府的立场，百姓有百姓的立场。官有清浊，民有顺刁，阳明是个清官，他面对的山贼也是五花八门的，既不会像当时正史上说的那么坏，也不会像后来的正史说的那么好。他们有他们有道理的地方，也有他们耍蛮、暴虐不仁、欺压良民、为非做歹的应该镇压的地方。我们应该坚持绝对理性的立场，无须为王辩护，也无须用老式的美化农民起义的调子来赞赏土匪。因为当时百姓不会写书，我们无法看到他们到底对当时的揭杆而起者是个什么态度，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是写出来的历史，而写出来的历史与真实的历史相比，差不多是一毛与九牛之比。记载阳明事迹的又都是与他相同立场的人，都是坚信剿匪天经地义的士大夫。他们的话是必须加以分析才能接受的。 真正让阳明哭笑不得的是，他本来是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的；民，我同胞也；现在，他却不得不向他们举起屠刀，来镇压本来可以成为圣人的也有心本体的与他一样的人，这是多么严峻的考问？若在俄罗斯宗教型思想家那里，这个问题几乎是不可逾越的．然而在王某人这里，却毫无困难。因为确立了仁政理论体系的孔夫子可以诛少正卯，阳明最心仪的孟子是主张为了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像夏桀、商纣那样的帝王都可以诛杀的。再说，尽管儒家是世界级的和平主义教派，但它从来没有承诺绝不杀人，在刑法与道德这治国的两轮之间，孔子明确表示他要“执两用中”。阳明是孔子的好学生，自称是圣人的真骨血，绝对能完整准确深入领会圣学的真精神。 他有一个法宝：就是与民众的大多数保持一致。这既是儒家民本原则的“当代”体现，也是市民社会有所养育的当代表现。他有句近乎极端的话： 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 这即使不算平民宗教，但很有的那个意思了。这个思想一点也不妨碍他去镇压民变，反而是他去镇压的价值支点，他不去除暴怎么能安良，在匪徒出没的广大区域，民不聊生。他们遥望王师救他们出水火之中。然而腐败的政府既不能保障民生，更不能保障民安。久而久之，不想当强盗的良民也不得不“入伙为安”，愚夫愚妇只有一个逻辑，就是永远在两害之间取其轻。他们在给国家交纳的税粮中包含着让国家养官养兵以保障纳税人安生安全的期待的，但官敲诈盘剥他们，兵比匪还心黑手辣。－－王阳明剿匪就不用国家正规军，他知道大军一过，百姓几年之内没法正常生活。他是个为大多数民众着想的好官。 由于明朝有军功、恩赐、贡举、科考几大渠道出产官吏，官多岗位少，南京六部是板凳队员，还有大量的隐蔽失业的官员，造成官场竞争空前的激烈。阳明等到四十五岁才得授去剿匪的实职，还是因了兵部尚书王琼的特别推荐。 琼是太原人，能打会算，以敏练获宠圣上，人皆服畏。他正德十年才当上兵部尚书，次年就举荐了阳明。他反对大兵剿匪的办法，才特拔阳明这样的人才。他废除了当时通行的用杀贼首级论功的作法。他说这是秦始皇留下的坏传统。在边关可以论人头，在内地绝对不可。他说：“现在江西、四川妄杀平民千万以冒功，还纵贼行动以创战绩。自今内地征讨，只以荡平为功，不计首级。”－－董卓杀民以冒充杀了黄巾军的虐行还在上演。对于那些平民来说，被官军杀了还得留下“匪属”的罪名给亲人后代。 王阳明自称正在尸位素餐、因循岁月，却于九月十四日忽然接到吏部任命他当南赣佥都御史的咨文，既惊惶感动又不知所措。这个使命是出他意料外的，他早年练就的“先知术”没有发挥作用。他思考了半个月，给皇帝上了一道《辞新任乞以旧职致仕疏》。致仕就是退休。他是个语言大师，疏文写的极好，短短的篇幅一波三折，横说竖说，无非是身体不好，才能低下，不敢误国败政。中间有些插曲性的话颇可玩味：“因才器使，朝廷之大政也；量力受任，人臣之大分也。”下面说自己得显官怎么会不欢喜？只是怕干不好云云－－这是阳，真实的意思是我过去粗心浮气、狂诞自居－－你们从来也没想着要用我，这是阴。 第48章 阳虚阴实，大有我这里都过了景了，你们才起劲了，真让我涕笑皆非，如手持鸡肋。去年，即正德十年御史杨典举荐改阳明为祭酒，这个活儿倒与他这个讲学家的形象般配－－但人家腻歪的就是他的讲学，怎么会让他成为“奉旨讲学”的祭酒！ 突然让一个礼宾司的白面书生去当剿匪的巡抚，他若朝发夕至的去上任有点发贱，若说死不干，就再也没机会建功立业了，就成了彻头彻尾的空头思想家－－这绝非他本心本性所能甘心的。像朱熹那样活着啃死人书死了啃冷猪头，在他觉得那是非常可怜的，辜负了这只能有一次的生命。 怎么办？就算是夕阳红，也比阴霾一世强得多。再说等啊等，终于等到了权力又让它失之交臂，这也不是心学家要干的傻事。那就成了迂腐的呆道学。微妙的“度”，或用他常用的术语“几”横在眼前，怎样有利、有节的发了牢骚、表示了谦让，还能把握住机遇－－他在最后提出让他回家看看他奶奶，然后就去上任－－这与上疏的文题、前面的正文相矛盾了。他自圆的办法是：我上次请求退休、请病假都是为了看我奶奶，与她得诀别一面，现在我提这个要求也许违反条例－－言外之意是你们自然可以不允许。 他递上含义复杂的辞呈，就从南京往老家方向走。他后来的谢恩疏上说是在杭州等待旨意，《年谱》说十月回到了老家山阴。估计他肯定不会在杭州一直傻等着，杭州离山阴很近了，而且他与其在杭州等何不在南京等？ 那种文牍政治的行政效率也着实可笑。十月二十四日圣谕下： 尔前去巡抚江西南安、赣州，福建汀州、漳州，广东南雄、韶州、惠州、 潮州各府及湖广郴州地方。抚安军民，修理城池，禁革奸弊。一应地方贼情、军马、钱粮事宜，小则径自区画，大则奏请定夺。钦此。 这道圣旨也没有启动阳明的“心机”。他依然号称在杭州，其实往返于“山阴道上”。十一月十四日兵部又续下一道批文，内有皇帝切责语： 乃敢托疾避难，奏回养病。见今盗贼劫掠，民遭荼毒。万一王阳明因见地方有事，假托辞免，不无愈加误事？ 兵部奉圣旨，命令： 既地方有事，王守仁着上紧去，不许辞避迟误，钦此。 但是，他还是继续等，等到十二月初二吏部又下文，正面回答了他的请按原官退休的上疏：“奉圣旨：王守仁不准休致。南、赣地方见今多事，着上紧前去，用心巡抚。钦此。” 这次，他不敢再玩名士派了。原先半真半假、半推半就，等皇帝的申斥其实是在等皇帝的再三诚聘。他身体不好是事实，剿匪这种活儿容易失败而不易见功效。他前面的御史就是畏难而以病辞职。再前，也有招抚土匪而土匪又反戈，从而落职入狱的。也有不屑于为流氓皇帝卖命的。现在一切都不用再说了。初二下文，初三他就告别美丽的杭州城，走向日渐坐大的那些巨寇，走向积年匪患丛生的深山老林。这一走就是五年，而且是百死千难的五年。能得以生还，还建立功勋，真是大本事。 2．胜败由人兵贵善用 他先立即赶到南昌，粗定了一下方略，用心法应变这无穷的现状。－－他跟皇帝说，他初三就到了南昌。 江西南临百粤，北枕大江，东连闽峭，西接荆蛮，地延千里，址交五省。现在这几省交界处暴动频起，新起的流民与山里的惯匪连成了一片。各省划地为牢，对边界地区的事情都推诿，「就像毛泽东《论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所分析的那样：在边远落后的地区、在各省之间的交界地区，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又有崇山峻岭，洞穴丛林，只有鸟道与外界勾通。车马不得长驱，粮草不能及时供给。官军扑来，暴民如鸟散入深林，大军日耗累万，却如高射炮打蚊子。暴民在山中如鱼得水，大军在山中则是涸辙而鱼，难以维持。大军一走，他们旧态复萌。敌进我退，敌退我进。他们狡兔三窟，勾连成片。官逼民反，他们兵源连绵不断。总而言之赣南闽西那脉山麓千里皆乱。 正德十二年丁丑正月十六，他到达赣州，正式开府。 他来时，在万安就先跟数百名流贼遭遇上了。他根据王朝官员调动的规矩，基本上是只身一人，领着家人，没什么官军护卫，而且他的旧衙门是王朝最冷清的部门，他也无从带钱、带人。那帮流贼沿途肆劫，商船不敢前进。王把商船组织起来，让他们结成阵势，扬旗鸣鼓，摆出趋战的架势。这伙流贼皆由流民临时组成，并非惯匪。明朝是不允许人口随便流动的，就怕他们变成流贼。但他们的温饱无着，又不能等死，政府又不提供基本保障，他们不流又如何？这伙人见船上有了官，便像找着了娘，一起跪下来，请求救济，说他们只是饥荒流民，只求官府发放救济。王让人上岸宣布：你们赶快回家，我一到赣州就派人落实安排。以后各安生理，不要再胡作非为，自取杀戮。 他最后是否落实此事，或促使地方采取了什么措施，不得而知。他后来平定了巨寇后确实兴办了一系列富民教民的实事。 眼下，他得先收拾残局。因为他的前任文森见形势严重，早已假借有病辞职而去。而前些时谢志珊、詹师富等部攻掠大庾岭，进攻南康、赣州，守城官员有的被杀。暴动的怒潮以樟南群山中的积年匪巢为重镇，所以，阳明须先把它们搞掉，再说其它的。他是个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人，一旦承当便全力以赴的人。不玩花活儿，不来虚着儿。而且工作起来废寝忘食，已将自己的身体置之度外。无冥冥之志无昭昭之功，天才也不例外。 用兵之道，是最典型的用心之道。兵法之妙，妙乎一心。而真正的打仗并不像说书人所描绘的那么单纯，那是为了叙述的方便，“三突出”到将军的拼杀格斗上。其实，打仗是在打制度、打钱、打谋略、打人心。阳明现在有了权，他的文韬武略得以变成真才实学矣。他的心学又一直是“运用学”，现在他可以运筹施展出来了。 治民先治官，他的认为这一带暴民的不到肃清的原因在于各省都推托观望，不肯协力合作，致使贼情蔓延。他首先照会各省必须听他的指挥，做好战前准备，巩固城池，选拔向导，组织大户，开垦边地兴屯足食－－总之，他极有远大战略头脑，既要治标又要治本，要根治匪患，而比只是拉完网就走。他是个儒家，而非兵法家。这再次证明了荀子主张用通经达义的君子当官的设计是正确的，他们既能做好眼前的工作又能考虑到长远的效益。历代实行的科举考试，其本义也是想选拔这样的君子，但很难拔出阳明这样的真才。这也是王阳明要发动思想革命的原因。 治民，最好的办法是有效的让民自治。他推行了十家牌法。其作用相当于用居民委员会监控住户，让每户每天汇报当天的行为，来往人员的情况，一户出问题十家连坐－－让他们互相检举揭发。那个牌相当日伪政权办的“良民证”。但他发牌时告谕各府父老子弟的告示写的极温情脉脉：我岂忍心以狡诈待尔等良民，只是为了革弊除奸，防止通匪，不得不然。也是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并提出了一系列让他们当好良民的道德要求。 他在将后院布置停当的同时，已着手选练民兵。民兵，最晚在宋代已有常制，在禁兵、厢兵、役兵之外，就是民兵。选拔健壮的农民列入兵籍，平时从事农业生产，有事则应召入伍。只是明中叶以来连正规军还组织不好，遑论其它。他在《选拣民兵》的告示中说：我到任十天，未能走遍所属各处，仅就赣州一府的情况来看，财用枯竭，兵力脆寡，卫所的军丁，止存故籍，府县机快，半应虚文。根本就没有抵御强寇的力量，用他们去剿匪就像驱羊攻虎。所以，以往动辄会奏请兵，不是湖广的土军，就是调广东的狼达。往返之际，经年累月。集兵举事，他们魍魉潜形，无可剿之贼。大军一走，他们又狐鼠聚党，便又到处是不规之群。群盗已因此而肆无忌惮，百姓觉得官军根本靠不住，便竞相从匪。 他的天才在于既现场发挥的好又不是权宜之计；既操作简便又不是苟且之谋；他的办法都是眼下见效的长远之策。实难缕述，且说这选拔民兵之事。他发令江西、福建、广东、湖广四省的兵备，从各县选七、八个骁勇超群、胆力出众的魁杰异材，组成精干的小分队。召募奖赏他们的费用都从各属商税和平时没收的赃款罚款中支出。各县旧有的机快的编制不动。会剿时不要出动大军，每省出兵不得超过五百，这五百人分成两拨，三分之二的留守训练，既为安抚民心、做预备队，还为这样可以节省军需，以提高给投入作战的那三分之一精锐人员的奖赏。 与此同时，他广布间谍。原先，官军在明处，因为赣州的百姓多有为藏在山洞中的强人当眼线耳目的，官军尚未行动，那边造有了准备。阳明发现一个老衙役尤为奸诈，是洞贼的密探。便把他叫到卧室里，问他要死还是要活？若要活，就交代联络图、联络点。老役如实坦白。阳明遂推行十家牌法，同时有将计就计，故意让密探传回去错误消息：能而示之不能，打而示以不打。 很快，一切准备就绪。他下令各省的小分队会剿活动最猖獗的闽西樟州象湖山一带的暴动。其实，具体打仗的是他的下属。他是在帷幄中运筹的。 第49章 3．作贼用是贼性 官军见敌众我寡，敌据险要之地，我处仰功地位，且巢穴众多，又四面设伏，并且斗志昂扬。他们便想分进合围。 初战长富村，斩首432名颗,俘获146名口,烧毁房屋400余间,夺马牛无数，跟鬼子进村差不多,却是战功。官方死了“打手”6名。暴动部队退回象湖山拒守。在莲花石，两军对垒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广东的兵在大伞地方，遭暴动部队阻击，不能按计划到达。福建兵也去大伞会战，却被大伞暴动部队突然袭击，他们杀败官军，四散于水竹、大重坑等老巢。 皇军受挫，又不敢不打，又不想送死，这时便有几个军官提议调广东狼兵前来。阳明立即下令训斥，要按“失律罪”处分他们，但又并不真处分，只是激励他们去立功赎罪。这是阳明发挥指挥作用的时候了，他说：“兵宜随时，变在呼吸。怎能各持成说？貌似持重，却坐失时机。福建军有立功心，利于速战。敌以为我必等土军狼达，不会出击，却正是出击的好时机。”虚虚实实的契机看怎样把握利用。 他亲自住跸上杭，算是靠近前线指挥，命令假装撤军，扬言秋季等大军来会剿。却分兵三路，占据险要，于二月十九晦夜，全线突袭，各路并进，直捣象湖山，拿下了主要的隘口。这是军事上常说的“出其不意”，造成敌人的相对劣势，我变被动为主动。 对手毕竟是水平不高的民间武装，他们以为官军还会像往常一样，受挫之后，或走或来召降。没想到这次官军勇敢又能耐了。他们想攀登到悬崖绝壁上去，没想到上面早有王布置的从小道上去的伏兵。上面滚下圆木石头，他们只有四处逃奔，但依然边跑边打，官军人数不是很多，但有“势”，尤其是三股鼓噪穿插，遂喊声遍山野。暴动部队既离开了老巢又失去了地利，便大势已去。 官军乘胜追剿，攻破长富村、水竹、大重坑等四十三所据点，杀了暴乱首领詹师富、温火烧等共七千余人，把遍布在山中的“贼洞”都捣平了。用正史上的话说：这一次仅用了三个月，樟南数十年贼寇悉平。 阳明原先做了两套准备：贼若据险相斗，就学邓艾破蜀－－间道以出；贼若盘踞山洞不出，就学充国破羌－－用小部队困住他们。这个方案有阴有阳，万无一失。广东兵不走间道，打乱了部署，一度受挫，诸将灰心，请调大军，他的独特超人之处在于能透过一层，不肯自懈失机，亲自督师，卒获成功。 他出发前，在山阴，王思舆跟另一个朋友说：“阳明此行，必立事功。”问：“何以知之？”答：“吾触之不动矣。”－－这个触之不动，就是“心”有了定力，有了主意。果然如此。这个王思舆就是当年去拜访他人未到而他已先知的那个拜访者。 4．物质变精神 细看王阳明关于这一仗给皇帝上的五、六道上疏，真觉得这个人还有极琐鄙的一面。疏文长得要命，仔细得近乎糊涂，什么打手、杀手的姓名，古里古怪的贼名都一一开列，每一小战缴获的牛马都计数上报。莫非怕皇帝不信？－－自然朝中是有一批文官专门在哪儿挑剔勘验，怕谎报军功。事实上也是主要写给他们看，因谎报军功的太多，朝廷总是煞价－－你报四千，他按二千算。这次对王也是如此，兵部以圣旨名义下达的嘉奖令，就让他杀贼的数目少了一半。 最不可解的是说重复话，几天之内写几万字的公文，反复请求给他专职专权，累不累？－－没工作时，身体不好，有了工作，身体就好了。不给权责，不干不就得了么，还何必像要饭似的去乞求效忠君国的工作机会。比皇帝还积极。救民水火的责任感并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恐怕是功名心，不愿意一事无成。若不能成功，他就既难成圣也难成雄，而无权就什么事也干不成。然而贪则必败，怯则无功。这中间有许多微妙的道道。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勤于王事的典范。大明朝的官成千上万，若都像他这样，就出不了李自成，女真族也很难进关了。但是朝廷很有办法，偏能不让这种人得志行道，象是偏要召唤李自成起来、女真族进来。 皇帝因他平樟南匪患之功，赏了他银子二十两、奖状一张，升官一级。他又上疏谢恩，说不是我的功劳，是那些做具体工作人的功劳。尽管这点赏赐还不如皇帝一次赏给某个和尚、道士、优伶、太监的那个零头呢。但朝廷还只是先赏他一个人，别人经勘验明白后再说。他并不是一个贪功冒赏的人，他一再声明自己只是尽了点催督之责。事实上差不多也是如此，他没有像别的官僚那样成为“梗阻”，能够把底下的愿望体现出来，把上头的意志贯彻下去，就是上上好官了。 王本人的确不在乎那点奖励，但他要能够行使赏罚的权力。这时他又要运用法家的理论了。道德教化解决不了燃眉之急。他接二连三地给皇帝上“赏不愈时，罚不后事”的常识课。用当代眼光看，那种体制真够厉害的，能把每个人都弄得可怜兮兮的，像个要饭的叫花子。然而这正是自古“士不遇”悲歌的总帐。阳明的感慨何尝少浅！现在，他来操作，不是空叹了。 不过，大思想家即使谈鸡毛问题亦言近旨远－－只要是他在谈，而不是跟皇帝报杀人的帐单，就还可看，而且可以看出官军无能到什么程度。 他说近年来，岭北一带谢志珊、高快马、黄秀魁、池大鬓之属，不时攻城掠乡，每每督兵追剿，不过遥为声势，等着匪散围自解，而终不去决一死战，原因盖在于无赏罚以激励人心。南、赣之用兵，不过文移调遣，以免坐视之罚；应名追捕，聊为招抚之媒。南、赣之兵本有数千，然而却不见敌就跑，不等打就败。原因在于进而效死，无爵赏之劝；退而奔逃，无诛戮之罚。最后，他请求朝廷让他用已练出来的这两千兵便宜行事，不限期限，再给他提督军务的全权，再借给他朝廷的旗牌，给他直接赏罚下属的权力。他保证能取得比大军会剿要省半费而加倍的功效。他等于向朝廷立了军令状：给了我令旗令牌，得以行大军诛赏之法，便宜行事的自由，而兵不精、贼不灭，臣亦无以逃其死矣。 朝廷一干文官反对这样做，就一直拖着－－低下办事不利，皆由上边形式主义养成的官僚主义，大明朝后来不得不亡也以此。 而搞“团练”这一套，阳明教会了曾国藩。成了国溃时期的救命稻草。 王阳明在民众那里获得了肯定。在班师途中，他受到了焚香顶礼的跪拜。回师上杭，正赶上那里久旱不雨，他就祁雨，还正好下了雨。百姓一面欢呼，一面觉得不满足，让他再求雨。他就又求，并向上天保证马上班师，不再起刀兵。还正好又下了雨。百姓以为他是神仙，说他的军队和求来的雨都是及时雨。他就作了篇《时雨堂记》－－因为人们要把他求雨的那个台子叫做“时雨堂”。 他去时还为“疮痍到处曾无补”而说气话－－还不如回南京旧草堂过清灯苜蓿生涯。今天看见自己的“作品”了又高兴得喜气洋洋了：南氛平定，遍地农蓑下夕烟，人们又过上太平日子了。为了这场雨，他一下作了三首诗。他是从心里热爱老百姓的。 为了让百姓长治久安，享受政教合一的阳光雨露，尤其是要教育好后代不再当土匪，他热情地响应了下层的请求－－在樟南河头地方建立一个平和县。他将下级官员、民众的一致要求转达了之后，加以深度论证。他不像别的官员那样成为“梗阻”反而成为变压器，这就是民众之福了。他一开始有这样的顾虑：大军过后继以重役，百姓难以承受。他还实地考察了一番，询问父老，众口一辞，都盼望着建县，有地的出地，有山的自动奉献木料和石头，他们自发的来义务劳动，但不敢擅自盖县衙门。他们最怕的就是上边不同意，应了毛泽东的判断：人民群众当中蕴藏着巨大积极性。好官能够将这种积极性组织起来，让他们发挥出来，而坏官则把他们压制下去。王阳明“教导”皇帝：河头形势，系江西、福建两省贼寨咽喉。今象湖、可塘、大伞、箭灌诸巢虽已破荡，但难保有余党不再啸聚。过去，乱乱相承，皆因县治不立。若于此地开设县治，正可以抚其背而扼其喉，盗将不解自散，化为良民。 除了可以安置新抚「招降过来的」之民两千余口，更重要的是设立学校，通过教育永久问题。他提醒皇帝：“若失今不图，众心一散，不可以复合；事机一去，不可以复追。”俯顺民情，是他的基本指导思想。就像孟子和焦玉禄说的只要老百姓说好，就是对的。现在，地图上的自然也是有实体的平和县就是这么出现的。 另外，他还在横水建立了崇义县。规划土地建筑民房，鼓励山民修建梯田，以解决山多田少的矛盾。还凿山辟路，以通险阻，用扩大交通的办法达到开化民俗的作用。他的这些举措证明他是诚心让百姓好起来，不是单单镇压了事。所以不能说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因为他还是农民生活的建设手。 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这样评说阳明：“当桶冈横水用兵时，敌侦知其讲学，不甚为备，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盖用兵则因讲学而用计，行政则讲学兼施于政术。若阳明者真所谓天人，三代以后岂能多见。” 反正每当他与民众在一起时，他就感到一种充实的发自内心的喜悦，这是心学有平民性的“内证”，也是心学受下等华人拥护的原因，因为它有种人情味、人道主义精神。 第50章 这就很了不起了。 更让他高兴的是徐爱在上买了块地，和几位同学在等着他同去过卧龙躬耕垄上的日子。他用喜情幽默的笔调写到：新地收获少，那么收税也少，咱们再学学钓鱼，－－但是我现在却须向千山万壑夜发奇兵。“百战自知非旧学”，我多么想跟你们在一起，然而，然而．．．。然而，他虽然知道徐爱病了，也甚为关切，几次写信垂问。但他没想到他的这位颜回，不久即到了别一世界。 而薛侃、陆澄等学生这一年都中了进士。阳明却说：“入仕之始，意况未免摇动，如絮在风中，若不粘泥贴网，亦自主张不得。”就是希望他们有所依傍－－不是加入官僚网，而是在精神上有寄托，别滑坡。他知道官场是个销魂鬼窟，心志不“老”很难不受其斫伤。他很惦念他们，不知道他们他经得起这种害人的进步的考验不？现在，他顾不上管他们，唯有用过去的教育效果来安慰自己了－－“想平时功夫，亦须有得力处耳。” 他给别的同学写信时说，他们考上，我真正高兴的是可以日后一起隐居田间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约是因为不当几天官就没有经济能力去隐居。 5．心中贼在制度中 他给他的学生杨仕德写信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我来铲除鼠窃毛贼，没什么了不起的；你们扫荡心腹之寇，以收廓清平定之功，这才是大丈夫不世之伟业。” 他这两句话本来是他惯用的“仿辞”表达式，后来－－在新中国却名声大噪，成了他反动透顶的铁证。其实他的本意只是：让我来平定民间暴动，是杀鸡用宰牛刀；真正难办的是扫荡心中的邪恶。心中的邪恶之所以难除，是因为人们不以为那是贼。国事如此不振，人心如此不古，就是因为心中贼在做祟。他这话主要是针对那些把持朝政的奸恶之徒，自然也包括人人心中不可告人的毛病。本来人性是善良的，却因贼的盘踞而变了态。这个心中贼是指所有人都可能具有的道德缺陷，能破除之就是孟子说的大丈夫。他这是在激励学生去进行艰苦的思想改造，并不反动。人人都能铲除了心中贼，则人人都是圣贤，就回到了羲皇上古、三代圣世。 相比之下，还真是属“山中贼”易破，去破山中贼的那一套“管理体制”的问题难破。因为山中贼是民，制度中的贼官。官比民难缠多了。他参劾一批失事官员，也奖励了一批官员。制度问题又大于官僚之间的主体间性。难办的还有财政，打仗是打钱呢。他想办法疏通盐法，以保证军饷。最最难的是，须得到上边的支持。他两次疏请旗牌，还是在特拔他的王琼力排阻力，才暂时给了。并把巡抚改为提督，使他有了可以现场发挥的自主权。 尤可恼的是，害群之马太监，见打仗就以为来了发财的机会，浙江镇守太监毕真走内线，让皇帝旁边的太监说服皇帝派他去当剿匪部队的监军。这是明朝的惯例，就像国民党派军统特务管地方部队一样。自然，太监监军并不从明朝始，但在明代是登峰造极了，也是明军在对外族时作战屡屡失利的原因。阳明那种最怕受羁络的英才，若顶上一个外行婆婆，便须带上镣铐跳舞了。朝里有人好做官，又是王琼保护了他，王琼说：“兵法最忌遥制，若是南、赣用兵而必待谋于省城的镇守，断乎不可！”但还得给太监一点面子－－若省城有警，南、赣军队必须救应。王琼打了个太极拳，算圆了这个场。要无王尚书如此知人善任，而且不避嫌疑地一再再而三地扶持他，他再有心学功夫也营造不出顺利的官场环境，从而即使是龙，也得变成虫。而王琼也知道他阳明成功也是兵部尚书的功劳，琼也是个别有奇情的干材，才能英雄相惜，他愤慨的说：“国家有此等人，不予以权柄，还将有谁可用？” 现在有了“势”，就可以作法使术了。他先改造部队编制，以提高快速反应能力。他当年下过正经功夫，那时的纸上谈兵现在都可以“精神变物质”了。他说：“习战之方，莫要于行伍；治众之法，莫先于分数。”这是兵法实相，不像小说家言那么渲染战将的神功，真正的战争不是《三国演义》式的阵前苦斗貔貅将、阵旁旁观草木兵的那种儿戏。将领的作用是决定攻防计划、组织部队去完成这个计划。 他的“治众之法”就是强化等级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即所谓“分数”。他的新编制如下：二十五人为伍，伍有小甲；二伍为队，队有总甲；四队为哨，二哨为营；三营为阵，二阵为军，军有副将。副将以下，层层管制。现代的科层制管理方式也是如此。这样做其实并无什么新意，尽管《明史》阳明本传中赫然录入，并说是“更兵制”之举。只是将每个单位的数目做了调整。 《周礼》记载周代的兵制是：五人为伍，五伍为两，递进为卒、旅、师、军。宋代的李纲则调整为伍、甲、队、部等。阳明这样改为了剿匪时分进合击的便利。他说这样做可以上下相维，大小相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自然举动齐一。这几句话李纲也说过。就像他的十家牌法是古代里甲制度的翻版一样。。 编伍完毕，发放兵符。每五个人给一牌，上写本伍二十五人的姓名，使之联络习熟，谓之伍符。每队各置两牌，编立字号，一付总甲，一留阳明的总部，叫队符。相递有哨符、营符。凡有行动，发符征调，比号而行，以防奸弊。平时训练，战时进退都集体行动－－这是否是现代部队编制的先声？反正有效地改变了明朝地方部队一盘散沙，死了跑了都没人管的疲软局面。现在他可以治众如治寡，纲举目张了。 他有了权势以后是否也就有了心中贼了呢？这要看他拿权力去做什么。譬如眼下，是去杀人还是去救人。他还是根据他的理解去尽量做“抢救”工作的。 真正的贼还是在制度之中，制度中有贼性才使贼与制度同生共长。贼尽管无日无之，但“盗贼蜂起”就说明不但制度的性质有问题，而且状况也每况愈下了。毫无疑问的通则是：缺乏社会公正与有效的教育是产生民间暴动的基本原因。“乱自上作”，是集权国家的普遍事实。至少，这个国家的状况该由垄断了所有政治、经济、文化资源的统治阶级负责。 6．破山中贼的心中贼 磨到九月，才下达了至金至贵的上谕，给了他得以放手工作的权力。圣旨出于王琼手笔，自然要论证一番，在几省交界的山岭地区，盗贼不时生发，东追则西串，南扑则北奔。地方各省相互推托，因循苟且，不能申明赏罚，以励人心。－－这些都是重复阳明的话，把他的奏疏变成了再传达下来的指令－－下学上达，下级教上级，能教会了还得谢天谢地。权力资源的垄断者授予他提督军务，调配钱粮，处理下级，杀死被捕贼人的全权。可以便宜行事，只是不要像过去的官员那样滥用招抚的办法。 没的说了，阳明按照他的哲学开始行动。 樟南平了，他将重点转到南康、赣州。这里西接湖南的桂阳、南接广东的乐昌，王认为这一带的桶冈、横水、左溪的暴动部队荼毒三省，威胁极大，若串入广东，形势更难平定。另外，头上、中、下三个山头都是池大鬓「仲容」的势力范围。他们与横水的谢志珊部同是南赣最大的暴动部队。王想攻打横、桶，又怕头的人过来夹击。遂想办法稳住头这一头。只能用“抚”的办法。 当时，有人主张三省会剿。阳明不以为然。他明跟皇帝说：广东狼兵所过如剃，毒害民众超过土匪，会激起更大的民变。 他是真心爱民，与过去哄骗朝廷和民众的假招抚不同，他想和平解决而且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平完樟南之后，他想办法妥善安置“新民”就足见他是实心办事，从利国利民的根本利益出发。现在，他的第一个举措便是派人去招抚乐昌、龙川的头人众。因为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攻心术。而且上次平樟南时，领着家属投降的人差不多都经阳明按置而复业了。他不愿意多事杀戮。他讲过，杀是为了不杀。－－历史上的清官最高也就是这样了。 他给山洞里的暴徒们送去牛、酒、银子和布匹，让暴徒们的家属先暂时食、用。并写了封可入历代名扎选的“告土匪书”－－《告谕头巢贼书》：本院以弭道安民为职，一到任就有百姓天天来告你们的，决心征讨你们。可是平完樟寇，斩获七千六百余，审理时得知，首恶不过四五十人，党恶之徒不过四千余，其余的都是一时被胁迫，惨然于心，因想到你们当中岂无被胁迫的？访知你们多大家子弟，其中肯定有明大理的。我从来没有派一人去抚谕，就兴师围剿，近乎不教而杀，日后我必后悔。所以，特派人向你们说明，不要以为有险可凭，不要觉得眼前人也不少。比你们强大的都被消灭了。 然后开始运用心学理论：若骂你们是强盗，你们必然发怒，这说明你们也以为耻，那么又何必心恶其名而身蹈实？若有人抢夺你们的财物妻子，你们也必愤恨报复，但是你们为什么又强加于人呢？我也知道，你们或为官府所逼，或为大户所侵，一时错起念头，误入歧途。此等苦情，甚是可悯。但是你们悔悟不切，不能毅然改邪归正。你们当初是生人寻死路，尚且要去便去；现在改行从善，死人寻生路，反而不敢。为什么？你们久习恶毒，忍于杀人，心多猜疑，无法理解我无故杀一鸡犬尚且不忍，若轻易杀人，必有报应，殃及子孙。 第51章 但是，若是你们顽固不化，逼我兴兵去剿，便不是我杀你们，而是天杀你们。现在若说我全无杀你们的心思，那也是诳你们。若说我必欲杀你们，也决非我之本心。你们还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同生十子，二人背逆，要害那八个。父母须得除去那两个，让那八个安生。我与你们也正是如此。若这两个悔悟向善，为父母者必哀怜收之。为什么？不忍杀其子，乃父母本心也。 你们辛苦为贼，所得亦不多，你们当中也有衣食不充者。何不用为贼的勤苦精力，来用之于农耕、商贾，过正常的舒坦日子。何必像现在这样担惊受怕，出则畏官避仇，入则防诛惧剿，像鬼一样潜形遁迹，忧苦终身，最后还是身灭家破。有什么好？ 我对新抚之民，如对良民，让他们安居乐观业，既往不咎，你们已经听说。你们若是不出来，我就南调两广之狼达，西调湖、湘之土兵，亲帅大军围剿你们，一年不尽剿两年，两年不尽三年，你们财力有限，谁也不能飞出天地之外。 不是我非要杀你们不可，是你们使我良民寒无衣、饥无食、居无庐、耕无牛，想让他们躲避你们，他们就失去了田业，已无可避之地；让他们贿赂你们，家资已被你们掠夺，已无行贿之财。就是你们为我谋划，也必须杀尽你们而后可。现在我送去的东西不够你们大家分，你们都看看我这篇告示吧。我言已无不尽，心已无不尽。如果你们还不听，那就是你们辜负了我，而不是我对不起你们，我兴兵可以无憾矣。民吾同胞，你们皆是我之赤子，我不能抚恤你们，而至于杀你们，痛哉痛哉！走笔至此，不觉泪下。 这样的“告土匪书”简直像情书。至少在阳明前没有见过这么仁义、这么动情的，只有坚持人性本善的思想家才能如此。 这颗精神炮弹，很有作用。一是直接感动了住在山洞里的瑶族酋长，如金巢、卢珂，他们率本部来投诚，参加了后来的剿匪战斗，尤其是卢珂，破池大鬓时立了功，后来阳明保举他做了官。二是对暴动部队起了心理破坏作用，使他们思想动摇、精神涣散，且疑且惧，斗志瓦解。他们不知道阳明正在反对用土兵狼达来会剿。首领蓝廷凤准备投降。而这时王的部下如伍文定等已率部队突飞猛进，到达了他们的洞口，是冒雨而至，他们卒不及防，遂仓促败逃。官兵捣平几个大的洞巢，阳明也在土匪中落下“多诈”的名声。 那一带的巢穴已是漫山遍野，就是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没有协同作战的能力，几乎是等着官军各个击破。这也是农民军造反很难成功的原因之一。他们还没有达到政党政治的阶段，像自然经济一样，他们的政治形态也得等待自然发育－－假若官军不及时来围剿，他们靠互相兼并来形成统一的武装。往往不等大军来剿，他们已经互相杀得元气大伤，帮了官军的忙。他们受地域、种族等自然因素的制约，不大容易联合，而且每一粒沙都要自成皇帝，不到万不得已不肯附属于别的山头。相互之间还难免因有些小矛盾而彼此幸灾乐祸，观望不救。根本想不到这回是你，下回就是我。皆因他们都是被迫上山，不可能有什么打倒三座大山之类的社会理想。最大的愿望就是多活几天，而且是活了今天不管明天，街死街埋路死路埋。走上那条路本身就是挣命式的活法。 难得的是号称“征南王”的谢志珊，在大敌当前，能够联合陈曰能、广东乐昌的高快马，大修战具，还制造吕公「姜子牙」战车－－山地不宜车战，恐怕是主要用于防御，譬如可以登高望敌、射箭，或布置于洞口，发挥“拒马”的作用。他们一旦组织起来，便有了谋略，有了攻防计划：想承广东兵在府江时，打破南康，然后乘虚入广。 那些知府一级的官员主张先打桶冈，那里是暴动的重镇，还可以与湖南的兵一起夹击，大形势有利。阳明又站高望远，谋胜一筹。他说：诸贼为害三省，其患虽同，而事势各异。就湖南言之，桶冈是贼之咽喉，横水是腹心；就江西言之，则横水是腹心，而桶冈是羽翼。若不就腹心着刀，而去羽翼拔毛，是舍大取小。而且进兵两寇之间，腹背受敌，势必不利。现在横水之敌，见我尚未集合兵力，以为战期还远，又以为我必先去桶冈，而心存观望，乘敌不备，急速出击，必可得志。拔除横水之敌，挥师桶冈，则成破竹之势，桶冈之贼则为瓮中物矣。 他的指挥部设在南康，离横水只有三十里，先派遣四百余人潜入制高点，埋伏在暴动部队的据点前后。虽然已是十月中旬，但山上还在下雨。官军从山谷呐喊鼓噪推进，暴动部队出来迎战，山头的官军，举旗大喊：“我们已打下老巢！”暴动部队见到处都是官军，真以为山洞度被占领，各以为只剩下自己这一伙了。再无斗志，溃乱不成气候。或降或逃，所有的准备都没用上，糊里糊涂地失败了。 这一仗，破除五十多个巢穴，斩首级2168颗,擒斩首领56人，俘虏了暴动队员及其家属2324人。横水首领谢志珊，也是这一带的联动司令被活捉。 王问谢：“你何以能网罗这么多同党？” 谢说：“也不容易。” 王问：“怎么不易？” 谢答：“平生见世上好汉，断不轻易放过；多方勾致之，或纵之以酒，或帮他解救急难，等到相好后，再吐露实情，无不应矣。” 阳明感慨系之，让带走谢，就地正法。然后对跟着他的学生说：“我儒一生求朋友之益，不也是这样么？” 7．恶梦成真 徐爱，早就跟阳明说自己活不了多大岁数。阳明问他为什么这么说。他说，他曾梦游衡山，梦见一个老和尚抚着他的背，对他说：“你与颜回同德。”过了一会儿，又说：“也与颜回同寿。”阳明说：梦而已，何必当真，你也太敏感了。 徐说：这是无可奈何之事。但愿能够早日退休，希望能够专门修证先生的学说，朝有所闻，夕可死矣。 他是个心中贼尽除的大善人，是王学门徒中最为明诚的第一贤人。用他同学的话说，是跟从先生最早，闻道也最早，造诣最深的内圣型的楷模。他没有什么外在的事功，但修行的道德境界却最高，跟颜回一样沉静深遂，沉浸在无限的内心体验中，让他跟着阳明剿匪，不知道会有什么“用处”－－据说颜回本是有宰相大才的。不过，估计他们这种类型的人物，是恪守价值理性的君子－－在别人眼里充其量只是个“艺术品”－－这真是人文知识分子的宿命性的普遍悲剧。恰如《围城》中的赵辛眉说方鸿渐“虽然不讨厌，却毫无用处。”尽管方并不是儒生的典型，但他却是中国文化教育出来的产品。 在阳明眼里，徐爱是他的学说的活样板，最能体现他的教学效果好学生。在南京时，徐是兵部郎中，主要精力用于组织王学门徒的学习。他是个纯正的内圣型的思想家，不以外在的事功为意。他曾劝阳明：“道之不明，几百年矣。今幸有所见，而又终无所成，不是最痛心的事情么？愿先生早归阳明之麓，与二三子讲明心学之道，以诚己身又教后人。”阳明：这也是我的志向。 当阳明接到南、赣巡抚的任命，再三辞职，在杭州、山阴泡蘑菇时，曾打算坚卧不出。徐爱却说“不好。现在，外面物议方驰，先生还是就任走一遭。我与二三子先支撑着，等着先生了事回来。”他也确实先辞了职，并在上买好了房子和地，在那里等先生共同去修证绝学。阳明在打仗时，一想起他这一片芳草地，还美滋滋的呢。 现在，听到徐的噩耗，大放悲声：“今天，就是我回到阳明之麓，又有谁与我同志！二三子均已离群索居，我再说话，还有谁听？我在倡议，还有谁响应？还有谁来向我问道？我有疑惑，还有谁和我一起思考？呜呼，徐爱一死，我余生无乐矣。我已经无所进，而徐爱的境界正进而不可限量。天丧我！就让我死算了，又何必丧知我最深、信我最笃的学生！我现在无复有意于人世矣。” 听到徐爱的死讯，阳明哭了许久，哽噎不能吃食，持续了两天多。人们都劝他进食，但无效。当他想到我还可以完成徐爱的未竟之业时，才找到了吃饭的力量。他原先想的是万一他先死了，让徐爱实现他的“无穷之志”。现在倒过来了，我替他活着。他决心等这个冬天结束兵戈，在明年夏天之前，“拂袖而归阳明洞”。二三子若再跟从我，就再回到有徐爱主持的时代。即使举世不以我为然，我也不改其志，等百世之后有理解我的人出来，徐爱有知一定会纠正我的昏聩、改变我的懒惰，使我们的事业终有所成。 他入赣以后，他的学生分了几伙。有的在阳明之麓，即山阴老家；有的在南京，守着他的旧摊子，并教导他的小儿子，如薛尚谦，还有被他评价为“信道之笃，临死不二，眼前曾有几人”的杨仕德，等等；还有一彪学生一直跟着他转战罗霄山脉、大庾岭南北。 按一般的标准，打仗是成雄，讲学是成圣。但阳明从来不把它们作为两件事。他是在用他的学去打仗，打仗也正是进学的好机会，是他“在事上磨练”的教学实习。「不知后来毛泽东的“干中学”是否受此启发」他还真是不管多么忙，也坚持“正常教学”，用他的学生的话说，就是出入贼垒，未暇宁居，亦讲聚不散。了不起的人自有了不起的地方。 就是面对暴动，他也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他认为治本的办法昌明政教，他强调综合治理，反对不教而杀。 第52章 每平定一方，他就奏效请建立巡司或县级政权，一共建立了三个县：平和、崇义、和平。从名字一看就是儒家的作品。为加强基层的权力密度、强度，以扩展皇权的长度，以保证百姓生活在国家的怀抱里，他恢复了久废的洪武爷的“乡约”制度，用他们担负起日常的管理乡民的工作，保持基本的社会公正与礼仪生活秩序，教化子弟改恶从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条件的地方，他就建立社学。他认为“民风不善，由于教化未明。”移易风俗，建立社学是最为浅近易行的。 他这套综合治理，自然还是儒家礼乐教化的老套子，但当时的状况还低于这个老套子，就又显得他了不起了。而且还证明了儒学的构想，不是不灵，而是没人真去实行。－－是不是，由此可证，颜回、徐爱都可以当宰相呢。恐怕还是不行。还是老问题，战国时的商鞅就提出了：儒可以对人仁义，但怎么能让别人对你也仁义？ 8．真诚的欺诈 阳明先打横水、桶冈时，曾给头的池大鬓打了一招太极拳－－要应就是实的，不应就是虚的－－就是去招抚他们，他们若听招固然上好，若不听也稳住他们暂时别动。现在，阳明腾出手来了，可以调头专意对付这股最大的暴动队伍了。 池大胡子见到阳明的招降书，说：“我等为贼非一年，官府来招非一次，告谕何足凭？先看金巢等受抚后无事，再降不晚。” 金巢投降后，受到阳明的礼遇和利用－－让他带领四百“新民”一起去攻打横水。横水既破，池大胡子紧张了。让他的弟弟池仲安投降，意在缓兵，刺探虚实。他不怕阳明这几个文官领的乡勇、捕快，也知道调广东狼兵，来不能速，留不能久。调来须半年，我不用一个月就跑了。他没想到这回剿是实剿，抚是真抚，不再是虚应故事、敷衍了事。 桶冈破后，他知道这回该轮到他了。便玩假和真打的伎俩，一方面示意投降，一方面加紧战备。阳明何等人也，察觉他的战备，派人送去牛、酒，问他想干什么，。他说，龙川“新民”卢珂等要来偷袭他，是为了对付他们。 王假装相信了他的话，飞檄怒责卢珂擅兵仇杀，并让人伐木开道，表示大兵将去讨伐。暗中却调集各府的兵力，准备收拾池大胡子。池对于王这一套动作是且信且怕。又派弟弟做特使来致谢，意在刺探真假。恰好卢珂来报告池的反意。 阳明卢说：“我对着池的人将故意毁你，你再重来一回，受杖三十，关押几天。”卢受此特别信赖，无比高兴。果然招摇而来，王故意让池的特使看着，将卢拿下杖打又怒数其罪状。池听说后，稍安。他哪知道王已让卢珂的弟弟回去集兵。而打卢的衙役都经王密嘱，貌似死打其实并不着力。王心细如发。 王通知这个在地图上叫做“小溪驿”的地方要大事张灯结彩，庆祝和平丰收。池已松弛下来。王又派人给他们送去大明的历法，表示让他们像常人一样耕种生活， 并邀请他们来观灯，因为正是腊月根子了，希望他们一起来过年。但是因为卢珂在押，池还是不要撤消布防，以防珂党掩袭。池这回相信了王的诚意。为了回应恩典，他领着93个小头目，皆凶悍之徒，来到教场，但只派几个人来见王。若一旦有诈，他们就从外边跑了。王佯怒以示真诚：“你们都是我的新民，现在不入见，是不相信我。”并买通池的亲信，让他告诉池：“官意良厚，何不亲自去谢，也让卢珂无话可说。”池相信了，他说：“欲伸先屈，赣州伎俩，须自往观之。” 王派人将他们领到早已布置好的祥符宫，土匪们见物宇整洁、堂皇，喜出望外，王给他们青衣油靴，教他们演习礼乐，确实察看他们的意向。察觉到他们终是贪婪残忍的歹徒，难以教化。又听到百姓痛恨他们，且骂他这样做是“养寇贻害”“养虎贻患”。他才下定最后杀他们的决心。并派回卢珂等偷袭池寨。 池等请归。王说，从这里到头八九日的路程，怎么也回去过不成年了。而且一回去还得来拜正节，白跑什么！王是还想尽最后的努力软化他们。他们做贼心虚，不敢久留，更不肯真投降，就又请求走。王说“大年节还没赏你们呢。” 拖到正月初二，王让人在祥符宫大摆宴席，晚上潜入甲士，让他们喝到天亮，把他们送上了西天。 王大伤其心，到了近中午时，还不吃早饭，心中悲痛，为自己不能感化他们而难耐烦恼，直到头痛大眩晕，呕吐一场。他显然是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强调性体不动，还他一个心理的解释，就是首先是一种自救－－劳人苦命才向往皈依一种超验的绝对本体来超度自己。 其实，阳明早已做好了进剿三的战斗准备，并写好了发兵的告示、《进剿贼方略》、《刻期进剿牌》。这也许就叫做感情不能代替政策罢。而且这次是他亲自带兵直捣下大巢。诸路兵均按王的部署，如期而至。 池的营寨既无首领、又无防备，突然从天上掉下来这么多官军，自然惊恐，但毕竟是老练的居多，他们有一千精锐，在龙子岭据陷伏击，挫败几轮进攻，终于寡不敌众。有八百多人奔聚九连山。 九连山四面险绝，只有一面可上。他们从上面滚大石头、木头，官军不敢靠近。阳明让官军穿上暴动部队人员的衣服，黄昏时，诈称也是失败而来的同伙。果然热情地将官军招呼上来，等到发觉不对，为时已晚，大军随之阑入。他们支持不住，退走溃出。下面能走的地方都是官军的伏击点，连杀带捉，很快就只有二百来人了，他们乞降。阳明当然愿意少杀，并很快作为新民把他们安置了。 正月还没过完，他便大功告成，这一带长年暴动不已的地方，被他用最低的成本平定了。他领导着文官和地方兵、乡勇完成了以往大部队完不成的任务，而且他还长久的解决了不再发生暴动的问题，给新民们土地，让这一带的人用广东的盐，省得受徽州盐商的盘剥，建立乡约、新的县城、社学等等。 用《明史》本传上的话说：“守仁所将皆文吏及偏稗小校，平十年巨寇，远近以为神。”他自以为活儿干完了，便于三月向朝廷递了情真意切的辞呈－－他像打工妹一样总惦着回家，他奶奶病危、他父亲也有病，他还想着继承徐爱的遗志，在阳明之麓修证圣道。 等到十月，圣旨才下：所辞不允。此前，六月份朝廷提他为右都御史，赏赐让他的儿子为锦衣卫，世袭百户。他立即上疏辞免，十二月下旨不允。但真正落到他儿子正宪头上是几年以后的事情了。 更为滑稽的是，他打完桶冈，湖南的大兵才到，他还得劳师辞谢；他已平定头，广东还不知道呢。实践证明他反对三省会剿是正确的，兴大兵只能给百姓带来更沉重的负担。而且那么多的官和军都会干些什么呢。 百姓心中有杆秤。 他班师回赣州，一路上，百姓沿途顶香迎拜。所经州、县、卫所都给他立生祠。偏远的乡民，把阳明的画像列入祖堂，按节令礼拜。－－就这点来说，他真正的成功了。他希望活在人们的心中。但他真诚的说“未能千羽苗顽格，深愧壶浆父老迎。”这份愧是包含着几分欣悦的，是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的意思。 他更希望民众过上好日子，能够太平和谐的正常生活。武力不能解决根本问题：“莫倚谋攻为上策，还须内治是先声。”所以他稍事修整之后，即重建乡约制度，让德行好的“老人”教化那些性情不稳定的青少年。以贯彻“内治”在先的原则。孔子曰：不教而诛，忍也。 至于他本人，毫无居功自得之意。他说，“微功不愿封侯赏，但乞蠲输绝横征。”他知道，横征暴敛是民不聊生的原因，民不聊生是民变迭起的原因。他也的确向朝廷建议过几项减免租税的，但效果甚微。在庞大的帝国及其成法惯例面前，他这点微功，这个小官，简直是等若轻尘，太微不足道了。 第十回功成自会 1．学用一体 给皇帝上了告捷书以后，阳明居然设酒犒劳跟着他的学生。这太反常了，学生都大为不解，问老师这是为什么？王说感谢你们呀。学生们更纳闷了，我们并没有帮助您做什么啊。 王说：“刚开始时，我登堂处理问题，尤其是有所赏罚时，不敢有丝毫的大意率性，生怕对不起你们，怕与我平时给你们讲的不一样。处理完那些事情，还不安，跟你们在一起时，还想着那些事，反省赏罚分明公正否，想着如何改过。直到登堂与跟你们在一起时一样自然随心，不用加减，这才心安理得。这就是你们给我的帮助，不用事事都得用嘴说。” 阳明是真诚的一元人格，从心眼里要将学与政、思与事统一起来，才肯把学生当老师，当成他是否知行合一的监督者。这是真正醇儒的心地、大儒襟怀，真诚坦白。没有这份“诚”，便一切都无从谈起。学生们听了这番话，只有都更严格要求自己而已。王还绝对说的是真心话。 打完仗，才只是恢复到正常情况，如何安置“新民”，并把他们教化成良民，就成了新的中心工作。新民成分复杂，有的心怀反复之计，面从心异，假装惊恐，暗中准备东山再起。对这种人一味仁慈，也是既害了他们，又毁了别人。王在这方面是个成熟的政治家，软硬两手都极地道。举乡约、办社学，大行礼乐教化，以移风易俗。 第53章 这种善后工作是用儒家的老本行。但也继续战备，杀企图再作乱者。他跟孔明一样，事无巨细，都认真对待，生怕有一丝纰漏从而前功尽弃。这种活法本是好累好累的。但他还能从容讲学，诗文中的淡雅，也的确是发自本心的。不管多么忙乱，他都能一派从容。这有点像他的父亲。 王华，龙山公气质醇厚，平生无矫言饰行，仁恕坦直，不立边幅，无论人多人少，对大对小，都待之如一。谈笑言议，由衷而发，广庭之论，入对妻子，都是一样的。自然，才本色；才从容；百务纷沓，应之沛然。他的熟人没见过他有难处之事。这自然也因他才识宏达，无所不可，但更重要的还是心理素质好，操持坚的，屹不可动，再乱也乱不到他心里去。 阳明善于运用政策的法力。他让赣州多用纸张大肆印刷他的《告谕》，发给各县，查照十家牌甲，每家给予一道。乡村山落也家喻户晓。他认为乱生于风俗不美，风俗难以一下尽变，先易后难，先就其浅近易行的开导训悔：居丧不得用鼓乐、做佛事，将资财用于无用之地，等于从亲人身上敛了财物，然后把它们投入水火之中。有病求医，不要听信邪术，专事巫祷。嫁娶不得讲究财礼，不得大会宾客，酒食连朝。不得迎神赛会，百千成群。不得以送节等为名奢侈相尚。等等。谁若违反，十家牌邻互相纠察，容隐不举者十家同罪。 他还发布了许多正面的告谕，让大家孝敬亲长，守身奉法，讲信修义，息讼罢争。总之是为了作兴良善，改善民俗。 应该特别一提的是，他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心学家以一体之仁不歧视商人是个事实，但若认为这是什么相当于新教伦理的新东西又夸大了它的含义。他有一道《禁约榷商官吏》的文告，禁止官吏借故敲诈商人。当时为筹集军晌，又不愿加重贫民负担，对商人实行了三分抽一的高税办法。他知道商人终岁离家，辛苦道途，以营什一之利，相当不容易。而一些衙役们肆意敲剥客商，违反了他的本意。“求以宽民，反以困商，商独非吾民乎？”他放宽税法，对小本经营的卖柴炭鸡鸭的一概免抽，衙役不得擅登商船以盘查为名，侵犯骚扰。商人可以赴军门告发，照军法拿问衙役。不打仗了，他便让地方官重新规定应抽、免抽的例则。 在他众多的公移文告中，有一道“优奖致仕县丞龙韬牌”。他爱实地访察，问百姓对某事某官的看法，对某项政策的态度，这回是访得赣县退休县丞龙韬，平素居官清谨，不肯贪污，所以老了退休后，居然不能自保生活。人们还都笑话他。这让阳明大为愤慨：“夫贪污者乘肥马衣轻裘，扬扬自以为得志，而愚民竞相歆羡；清谨之士，至无以为生，乡党邻里，不知周恤，反而讥笑。风俗恶薄如此，有司岂能辞其责？”遂马上下令给他钱粮若干，并以此为例“广而告之”，“务洗贪鄙之俗，共敦廉让之风。” 2．大学之道 这些，都是零零碎碎的事情，可以见阳明不足以尽阳明。他做的大事是在七月刻印了古本《大学》和《朱子晚年定论》。他觉得这是比平匪勘乱要意义更大的“破心中贼”的实事，那一时的事情无法与这永久的事情相比。 与陆九渊重视《孟子》不同，阳明首重《大学》，次重《论语》。虽然不能说《传习录》的格式是在有意摹仿《论语》，但纯粹是阐发思想的“语录”，论影响，在中国古代史上可谓并世无三，内容上的一致相承之处更不用多说。《大学》经朱熹编定成为四书之首，也因其篇幅简短，是儒学的纲领和宣言，是私塾率先开讲最普及的教材。但阳明要从这部经典中“翻”出新路来，要改变朱子的阐释，以恢复古本的名义，瓦解朱子的霸权地位。一开始还是在讲学中、书信中，言及道及地按自己的思想来解释，现在，他也要运用教材的力量来普及、来在更大的范围内春风化雨了。他以《大学》为教典，起于在龙场悟道后。当时，他就怀疑朱子的《大学章句》非圣门本旨，他就依据自己的宗旨，觉得《礼记》中的原本《大学》「即他所谓的古本」，更能证明圣人之学的简易明白的特点，朱子反而把问题搞复杂了。尤其是朱子“移其文，补其传”的工作是错误的，他以郑玄古本《大学》为正，认为无所谓阙文，无须补传；无所谓错简，无须移文，原文本自平正通顺。 他在《大学古本序》中说：“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而朱子的新本弄成了以“格物”为主题，所以是支离。但是也不能单讲诚意而不格物，那是蹈虚；不追求致本体之知，那就是误妄。他去掉了朱子的分章补传，在旁边加上了自己的解释，以指引学者正道。这就是他的《大学古本旁释》，尽管这本书不如他的《大学问》影响大，但是在他的扇动下，当时一些著名学者如湛甘泉、方献夫后来都改信了古本《大学》，他还为此着实激动了一些时候。因为这就是在诚意的主导下来格物了，也等于把格物这个理学的基石性概念纳入了心学的体系。他不仅要弄出两个《大学》，还要弄出两个朱子：中年未定之朱子，晚年定论之朱子。所谓《朱子晚年定论》是把朱晚年的一些与心学题旨一致的书信言论收集起来，称为朱的最后结论，以前与此相矛盾的话都是朱子也后悔了的错误言论。这是一招很“损”的以子之矛攻子盾的“术”。是阳明在运用打仗的战术来解决学术分歧，不是一般学院派学者能想出来的做法。理应受到当时及后来人的批评。但很有效果，很多话简直就像王阳明说的－－尽管都是朱的原话－－这可以成为阐释学史上的大公案。 尽管世界哲学史上充满了早年、晚年主旨大变的哲学家，但朱子绝对没有必要“大悟旧说之非”，以致于“痛悔极艾，至以为自诳诳人之罪不可胜赎。”阳明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让朱说自己想说的话，以杜天下之口。然后把自己说成是与真朱子心理攸同的战友。而世间流传的朱子学，如《集注》、《或问》之类，乃其中年未定之说，后来“思改正而未及”，而《语类》乃是其弟子挟胜心以附己见的东西，与朱平日之说亦大相乖戾。世人学了朱子“悔”的，不学朱子“悟”的，不知已入了异端，还日日竞相喧嚣以乱正学。 朱子一生说了千百万言，王不想完整全面地理解朱子，只是想唯我所用，所以找出万把字的自我批评、悔其少作的话，当做向心学投降的忏悔录，其主题有二，一是觉得过去止是讲论文义，诚是太涉支离，后悔病目来得太迟了；二是因不能再看书，却得收拾放心，正心诚意，直下便是圣贤。阳明很得意他编辑出这样的“定论”－－声称“无意中得此一助！”其实，他早在南京时，便开始摘录，等到他在剿匪实践中证明自己悟通的大道是可以在日用中验证了，正好也有了些名头，就差来自权威的支持了，便让这部经他“逻辑重组”的《朱子晚年定论》适时出台，不惜委屈自己－－让朱子得发明权－－“予既自幸其说之不谬于朱子，又喜朱子先得我心之同然。” 事实上，他这样做并没有取得多大的好作用，因为朱子学太深入人心了，人们反感他这种断章取义，拉大旗做虎皮的做法。术，离开了势，其效能便相当有限。自然也有相当的初学者发现了两个朱子，而且有庸俗的进化论为背景，老的比少的可靠、临终遗言胜过先前任何话语、后出转精之类。最关键的是，这个“朱子晚年定论”告诉世人：在日用中做功夫胜过任何注经解经；一旦诚意、心回到腔子里便一了百了。那些后生小子无须多大的聪明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连老朱都悔读书著书，恨目盲之来迟，我辈何必再蹈舛错！ 趋易避难乃自然人性，更何况理学之变化气质、集义为善之类的要求都是非自然主义的，而王阳明把善说成是人的自然本质，只要有个向善的态度、去掉来自经验界的外加的东西，就可以实现人性的复归，明心见性就是至善了。外在的事事物物、知识道理是永无止境的，而且只能把心拉到无底洞中。象佛教界的阿难“多闻不悟”反而有损道行。还是回到只做诚意的功夫的这条道儿上来简易直接又自然得道！青年人又天然的自以为是，王阳明的事功又正好证明了他的学说是相当有用的。既有用又合道义的学说不是天下最好的学说么？不再划分两个世界，让人从此岸「事实世界」努力到彼岸「价值世界」，而是一脚踏在价值世界上、只要能“明明德”就自然无施不可了－－要讲学就讲学，要打仗就打仗。后生小子怎么能不趋之若骛呢。 3．教典问世 与此大好形势相配合，这年八月，他的学生薛侃在赣州刊行了老师的语录－－《传习录》。这个《传习录》只是今天的《传习录》上，包括徐爱记录的一卷及序二篇、和薛侃与陆澄记录的一卷。而《传习录》中，是嘉靖初南大吉刊行的阳明论学的书信。《传习录》下，则是阳明死后，钱德洪等纂集许多学生保留的记录而成，未经阳明过目，更谈不上什么审定，所以显得有些乱。 薛侃所刻的这个《传习录》的主题若要一口说尽，就是“《大学》工夫即是明明德；明明德只是个诚意；诚意的工夫只是个格物致知。……诚意之极便是至善。”它针对的是朱子“新本”《大学》先去穷格事物之理，莽莽荡荡，无着落处，还要添加个“敬”字才能牵扯到身心上来。 第54章 这是新本先格物后诚意的大弱点。而圣人的古本原定的次序就是诚意在格物前，不须添一敬字，以诚意为起点，就返本复原了。 这倒真不是什么文字游戏，而是一个基本立场问题，也是一个体系的逻辑原点的设定问题。何者为先，关系到全部努力的方向和结局。格物为先，就会追逐外物，步入支离之境，生有涯而知无涯，心劳力拙，越努力离大道越远，因为起脚就走上了旁窦邪路。－－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个科学永远解决不了道德问题的命题。而王阳明的以诚意为起点，则一上道就在道德轨道上，每活一天都是在为自己的“心”升入至善之境而做工夫，这自然简易明白了。而且是在诚意的率领下去格物致知，并不反对一般的格物，只是给格物一个明确的为善去恶的方向。而所谓的诚意也就是为善去恶。 这叫做“德有本而学有要”。不得其本不得其要，高者虚无、卑者支离，而本要都在求的其心。心外无事，心外无理，故心外无学。阳明的这些思想也不是空穴来风，只是他此前的诸如此类的倾向的一个强有力的总结。 早在英宗正统年间，理学家薛、吴与弼等就开始反对“述朱”式的思想控制，强调从“整理心下”入手，重振儒学躬行实践的传统。至成化、弘治年间，为“救治”士林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胡居仁提出“以主忠信为先，以求放心为要”的“心与理一”的学说，目的在于“正人心”，反对朱子的“即物穷理”论。他的基本观点是“心理不相离，心存则理自在，心放则理亦失。”「《明史》卷二八二」陈献章主张轻书重思，“学贵自得”，以为靠书本找心是永远也找不到的。只有找到了我心之后，再博之以典籍，那时则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则典籍自典籍，我自我。这是王阳明、湛若水的先声。而当时“天下言学，不归王守仁，则归湛若水。”「《明史》卷二八二」 阳明推倒了朱子的“知先行后”论，强调“格心”而非“格物”的的道德修养工夫，与朱子说的经学教育是“做人”的准备不同，王主张教育的目的不在学习之后，而在学习过程之中，目的和过程均在“知行合一”中有机完成。德行和知识是内在统一的。不诚无物，诚则能成己成物。 这些在今天看来一点也不石破天惊的说法，在当时却连徐爱也都吓了一跳的，更别说别人了。它的震动性与挑战性也正在这里。古代没有现代化的传播媒体，只有师徒授受这个渠道最有力。书籍的流通有地域性的限制。 《传习录》的刊刻流通，以及阳明完成的事功，都为阳明学做了“广告”，一时形成四方学者云集的局面。这些远来求道者，一开始住宿于“射圃”－－教练射箭的体育场，很快就容纳不下了，又赶紧修缮老濂溪书院，让莘莘学子“安居乐业”。阳明也暂时无战事，得以专心与同学讲论“明明德”的工夫，指导他们以诚意、自信我心为本要的修养方法，把为善去恶的思想改造变成日常的自然行为－－这也就自然而然的把道德修养准宗教化了，不需要什么外在的仪式，只要诚心诚意。 这不就是马丁．路德的工作吗？ 人们已经给阳明戴了许多顶帽子，老式的唯心主义之类就不用说了，尔后什么存在主义、非理性主义、知觉主义等等，都各成景观，未为不美。固然“说似一物即不中”，别人的帽子定义不了心学这片神奇的土地。它极形而上又极实用，既神秘又实际，能内向之极又外化之极，真诚至极又机变至极，高度恪守道德又相当心智自由，只有用现象学的眼光来描述它才庶几乎少耗损些语义。因为只有现象学能将一切有意义的陈述毫无保留的译成关于感觉的陈述。而离开感觉的表达无法再现心学的魅力。 若急着找顶帽子，自然是后起的更有辨别力的“标签”才有形容作用，那不妨说，阳明学酷像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德、法相当流行的生命哲学。但阳明既不太像柏格森，也不太像狄尔泰，倒很像鲁道夫．奥伊肯[rudolfeucken旧译倭铿]，他认为，人是自然与精神的会合点，人的义务和特权便是以积极的态度不断地追求精神生活，克服其非精神的本质。精神生活是内在的，它不是植根于外部世界，而是植根于人的心灵；但它又是独立的，它超越主观的个体，可以接触到宇宙的广袤和真理。人应该以行动追求绝对的真、善、美，追求自由自主的人格；只有当人格发展时，才能达到独立的精神生活。精神生活决不会是最终的成就，因为它始终是个随历史而发展的过程。历史的发展就是精神生活的具体化，是它由分散孤立到内在统一的发展史。精神生活的本质就是超越自身，超出自然与理智的对立，达到二者的统一，达到与大全的一致。精神生活是最真实的实在。它既是主体自我的生活，又是客体宇宙的生活。精神生活乃是真理本身，它在个体身上展现是有层次的，不同的层次便是不同的境界。人应该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如此才能拥有生活的真正意义与价值「《生活的意义与价值》1997年1月上海译文出版社,万以序」。 用这段话做《传习录》的提要，是再恰切不过了。 4．良知破大贼 用王琼卖聪明的话说，派阳明去福建勘定兵乱是虚，单为那点事没有必要劳动阳明这样的大才，让他等到宁王朱宸濠造反时一举拿下才是调他出城的原因，他若也在城中，事必被宁王软禁起来，若不从宁王，就得被他加害。更有甚者，说当初派他来南赣的真实目的就是为了除宁王。这都显得兵部尚书更棋高一着。自然也是后来这么说。 还有人说，阳明故意居江西上流，为防宁王造反而以讨山贼为名请得提督军务的专权。而王琼理解他的心意，便为他争取到了。这也是后人“往好里说”的习惯。其实，他当初请提督军务时费了老劲，而且南赣巡抚是素有“四省三司，听其节制，”可以便宜行事的特权的，如弘治七年出任此职的何乔新。 阳明的确感到宁王有异，也曾假借一般性交往而入府刺探过虚实。宁王爱附庸风雅，罗织名流以显示支持度。阳明派他的学生冀元亨到宁王府去“讲学”。结果这些后来都成了阳明通反的证据。也因为阳明后来只说在兵部尚书的领导下，没有说是在内阁的英明领导下，朝野又有一种呼吁：应该让这样的人才入阁。阁臣自然视王为掘墓人。更有一彪交接宁王的宦官，不能为宁王做别的贡献了，就替王爷报报仇罢，还有他们那种好乱乐祸的天性，不折腾阳明这样的“不长眼的”折腾谁呢？最最根本的原因是正德乃天字第一号大无赖鬼，阳明遂立功而险乎获罪。 那位王尚书跟阳明一样被当朝视为异类，都是因为有才勉强被使用。他可能提防着宁王造反，因为宁王有野心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作为兵部尚书，他有这个责任。但王室内部的矛盾，外廷臣子是不必也不宜过度关心的。阳明飞檄告宁王谋反，内阁外廷的大臣在左顺门“会议”时，居然半晌无人言语，没人敢给王爷的举动定性质。还就是这个王琼，打破冷场，鲜明的表态：这是一起重大的反叛事件。 因为宁王已经经营数年，已经在朝中发展起了可观的“私党”。在胜负未卜的时刻，率先表态弄不好是要倒霉的。万一宁王成了永乐呢。 正德荒政，怨声载道，国家政权已经相当脆弱，民变此起彼伏，王室内部也有想取而代之者。正德年间，亲王三十位，郡王二百十五位，将军、中尉2700位,文官20400,武官十万.卫所772,旗军89万6千,廪膳生员3万5千8百,吏5万5千。当时国家夏季秋税粮的总数是2668万石，几乎不够支付一半的禄俸。所以王府久缺禄米，卫所缺月粮，各边缺军饷，各省缺俸廪。文武官益冗，兵益窜名投占，名数日增，实用日减，冗费更多，天下财物几乎耗竭，百姓日益贫困。刘瑾帮助正德敛财的所谓财政改革，随着刘的灭亡而烟消云散，只是更加混乱罢了。根据历史乃是胜利者的历史“说”：宁王本是交通刘瑾的，给了刘两万金银，刘为其恢复了护卫编制。其实，刘瑾搞改革时是确实需要改革了，但刘那一套不行。宁王造反时是确实应该有人出来重整乾坤了，但宁王不行！ 因为宁王是与正德一样荒淫无耻的家伙，一点也不代表社会正义或先进的力量，只是饿狗来夺食而已。还不同于永乐，根本就没有治理国家的基本素质。他无非是觉得正德能坐，我便能坐，就像阿q说的：和尚摸的我摸不的？他像皇室的诸多成员一样出身“不清楚”，是康王与宫中侍女的合法私生子，藏在优伶家，从小跟戏子一起长大，没有受到正规的贵族教育，看来也不“性本善”，一味地放荡、荒淫，狂妄，只因为就生了他一个，还是让他继承了宁蕃的王位。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背景”－－皇家的狗也是龙，平民家的龙也是虫。 从辈份上说他是正德的叔叔，从禀性上说他们是哥儿俩。可能宁王没当上皇帝便更有些政权欲。他交结宦官和大臣，发展自己的军事实力。但这种非法的勾当不可能全面的展开，宁王死力交接的宦官没有给他弄成个万岁爷，他没有巴结到的宦官却把他送上了鬼门关。 第55章 因为他行贿的财宝是相当令人眼红的，没得到的人的怀恨程度远大于得到者的感恩程度。当然，告发者在“理”，而私交者不在理。理，还是大有作用的。 宁王有几个高参，像刘养正素有文名「与阳明有交谊」，给宁王支臭招儿，竟让人向皇帝上书称赞宁王贤孝。正德纳闷：“保官好升，保宁王贤孝，欲何为耶？” 正德再蠢，对政权问题还是相当敏感的。宁王巴结正德宠幸的优伶，行贿万金还有金丝宝壶，正德惊奇：“这么好的东西，宁叔怎么不献我？”因没得到宁王好处的小宦官说：“爷爷尚思宁王物，宁王不思爷爷物就罢了！不记得荐书了？” 正德皇帝于是抄检了那个优伶家，并想消除护蕃的卫所，并不想一下子就杀了宁王。因为宁王派的密探得不到准确消息，只知将派驸马前来宣旨，而惯例是全伙捉拿时，才派驸马来的。这种“误会”激起了宁王提前举事。本来，宁王是想在八月十五日，全国举行秋试时，大小官僚都忙那个时，举“义旗”行大事。现在，事急，提前举行“起义”。时在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 皇室的地位是高于任何地方官的。宁王要宴请江西官员没有敢不去的。一日，在宁府的宴席上，宁王谈皇上政事缺失，一脸忧国忧民相。一人说：“世岂无汤、武耶？”意思是希望一人像商汤、周武王那样来个内部革命。王阳明说：“汤、武须有伊、吕。”伊尹佐商汤，吕望「姜子牙」佐周武王。宁王说：“有汤、武就有伊、吕。”后来，宁王曾私下里说“王守仁很好。”这也构成他通反的“铁证”。 六月十三日宁王过生日，所有的官员礼应、例应往贺。事实上正经官都去了。恰巧福建有个军官叛乱，王琼让阳明去勘乱。琼对办事员说：“这点小事，不足以烦守仁。但假此便宜，敕书在他手中，以待他变可也。”这是倒是针对宁王说的。因为此时宁王的反形已彰。 幸好阳明刚离开，否则他也得去为王爷贺寿，也得像其他官员一样被宁王当场扣押。因为正在他十三日过生日时，密探飞报京城动向，遂决定提前举事的。宁王胁迫所有官员服从他，有不从的立即处死。他声称是奉太后密旨，让他起兵监国。 阳明十五走到丰城，知县告宁王反。阳明立即脱掉官服，潜入渔船中，躲开宁王派来的追捕他的太监，星夜赶到吉安府。他对当今皇上不是没有“意见”，再说他是奉命去福建的，并没有让他来对付宁王。也许是人们对正德太失望了，也有想依附新君以图腾达的，反正一时间响应宁王的官民纷纷纭纭。他对学生邹守益说：“天下尽反，我辈固当如此做。”他也不是毫不犹豫，他是在“默然良久”后说这句话的。诚如他的另一个学生钱德洪所说：平宸濠不难，难在倡义。 他就是这样，一旦定下来，就动如脱兔。他立即给皇帝上书言宁王反事，并乘机严重地教导皇上：您在位十四年，屡经变难，民心骚动，还巡游不已！当今想夺权的岂止一个宁王？“伏望皇上痛自克责，易辙改弦。罢出奸谀，以回天下豪杰之心；绝迹巡游，以杜天下奸雄之望。”这么好的话都说给狗听了。此时皇上还不知在做何乐子呢。 阳明很有心计的先后上了两道报告，并同时上了一道请假回家的恳求信。大约是为了麻痹宁王，但也有置身事外的姿态。自然从平定了九连山贼之后他就一直在请假，先是因其平三、九连山匪有功，荫子锦衣卫，世袭副千户。他上疏辞谢，并乞求退休，说疾病已缠，奶奶病危，他方寸已乱，日夜痛苦，只希望“全首领以归”。但此时不是请假的时候，他还要这样做，就连钱德洪也大惑不解。 皇帝后来倒是回答了他这个请假条：“著督兵讨贼，所奏省亲事，待贼平之日来说。”这自然也不能说是因为他家庭观念重于国家观念的缘故。他对敌人自然就又玩起了虚虚实实的诈术。他对前来响应义举的下僚说：“宸濠若出上策，直趋京师，出其不意，则宗社危矣。若出中策，趋南京，则大江南北亦被其害。但据江西省城，则出下策，勤王易为也。”所以，他必须把宁王“留”在江西。而他的军事实力与叛军相比不及十分之一。他伪造朝廷密旨，让两广、湖广都御史暗伏要害地方，以待宁蕃兵至。又伪造两广机密大牌：“率狼达官兵四十八万江西公干。”还到处张贴兵部公移：准令许泰领边军四万，从风阳陆路进；刘晖领京边官军四万，从徐淮水陆并进，王守仁领兵两王，杨旦领兵八万，陈金领兵六万，分道并进，刻期夹攻南昌。因为他手里没多少兵所以“分”在他名下的最少。其实他当时连两千真正的兵也没有。 他还伪造了宁王部下的投降书，“诬陷”宁王手下的主要谋士正在给他当内应等等。分别用戏子、给他当“内应”的家属等传给宁王。 有人问：这样管用否？阳明说：不论管用不管用，且说他怀疑不怀疑？答：难免不疑。阳明说：只要他一怀疑，就成了。 宁王果然疑惧，以为朝廷早就知道了消息，这样严阵以待，出击不利，遂留兵南昌以观变化。等到七月三日，才看出都是假的。这才开始出兵，有六万，号称十万大军，想一路打到南京去。留下一些人守南昌。这个呆王已失去了宝贵的战机。而阳明却赢得了充分的应战时间。朝廷也在王琼的主持下，下了许多诏书，先消除宁王的合法地位，后调兵勤王，王琼宣言：“有王伯安在，何患！不久当有捷报。”但仗怎么打，意见不一。有人主张在江上与宁王会战，以为宁王经营十余日始出，南昌必难攻打。阳明认为江上会战必败，应该打南昌。因为宁王攻安庆久不下，精锐已出，南昌必虚。我攻南昌，宁王必回兵来救，那时我已克南昌，敌闻之气夺，无家可归，成擒必矣。 阳明的决策是相当英明的，真得了兵法上说的“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心诀真谛。显示出其心学大师高不可攀的智度，也是心学追求“当下此即”恰到好处的 的思维方式的“用处”。当时，叛军已占据南康、九江，正在攻打安庆。他若越南康、九江直趋安庆，便是呆子用兵，貌似堂堂正正，然而只是有正无奇，自蹈死地，因为敌人必然回军死斗，他就腹背受敌，而且是与敌精锐作战，凶多吉少。而直接攻打南昌，在军事上是避实就虚，在政治上是先夺其大，对叛军的心理破坏作用极大，对稳定局面的作用却很大。 阳明还有一个漂亮的围点打援方案。宁王几乎是完全按阳明的安排行动，他得知南昌吃紧，立即抽兵两万回救。宁王不听谋士放弃南昌直攻南京的建议。他若先取南京，尽管不会推翻正德，但阳明就不会那么轻松地成功了。 5．鄱阳湖上破皇贼 阳明十九日发兵，二十日凌晨到达南昌城外围。他下令：“一鼓附城，二鼓登，三鼓不登诛，四鼓不登斩其队将。”此前，他早已派人潜入城中，告谕百姓，勿助乱，勿恐畏逃匿，无论有罪无罪只要弃恶从善，皆我良民。 攻城容易的有点让人扫兴，上面基本上是闻风而降，有的城门不闭，官军几乎是长驱直入。阳明第一的举动就是抚慰安民。但攻城的主力多是赣州“新民”，即当年的土匪，他们骁勇善战，但杀人成性，这回可以合法的过一把杀人瘾，也是抢劫的好时机。他们不遵守纪律，民被杀伤者甚重。阳明将几个嚣张的立即斩首，才将这股邪风遏止住。 阳明打开粮仓，救济城中军民。安慰宗室人员。所有协从人员只要自首，一律不问。受宁王伪官的只要投降，也一律不追究。城中安定下来。 阳明现在能用的兵都是江西的知府、知州、知县领着三百二百的前来参战的。能打的是当年的强盗，听话的是没有作战经验的衙役。还多亏前些时剿匪受了些锻练，又补充了有战斗力的兵源。否则还真难对付这么大规模的叛乱。 二十二日，宁王本来正在督兵填安庆城前的壕堑，但转而亲自领兵到了沅子巷。阳明问部下，计将安出？多数人主张贼势强盛，宜坚守不出，徐图缓进。阳明独以为不然，“贼势虽盛，但只是劫众以威，只是用事成之后封官许愿来刺激他们玩命。现在进不得逞，退无所归，众已消沮。若出奇击惰，不战自溃：所谓先人有夺人之气也。” 但具体打起来，在战术上，他又是相当谨慎的。因为手底下没有正规的京军或边军，只是些偏俾小校，他只有到处设疑，显得官军广大无数，那些知县一级的官员正好领着百儿八十人去“张疑设伏”。知府一级的领着五百便是“大军”了。 吉安知府伍文定正面迎敌，采取调虎离群之计，二十四日，敌兵鼓噪乘风进逼黄家渡，伍文定等装作败逃，敌争趋利，因为宁王的奖赏是相当诱人的。结果他们的船队前后脱节，有了可乘之机。伏兵横击，伍文定反攻。敌船溃乱，退到八字脑。宁王恐惧，厚赏勇者，又调集守九江、南康的兵过来助战。 不拘一格的阳明，又“现场发挥”，乘九江、南康空虚，分兵取之。进可以使宁王孤立，退可以与宁王相持打持久战。 二十五日，宁王并力挑战，官军败死者数百人，文定见兵稍退，立斩先却者，他立在火炮之间，胡子被炮火烧着，不动半步，士兵才转而死战。士气复振，战况转变。终于一炮打中宁王的副舟，宁王兵乱，跳水溺死者无数，官军反击，杀、拿叛军两千多。 第56章 这就是差不多是决定胜负的大胜利了。 当伍文定等人鏖战时，王坐在都察院中，开中门，令可见前后，与学生、朋友只管讲论心阿性阿的，如何既顺性又合大道之类。每有报至，当堂发落。然后再接着讲。忽有人报“伍文定的胡子打着了，队伍在退却。”众皆惊恐，阳明平静地说：“对敌小却，此兵家常事，不足介意。” 宁王退到八字脑，问停舟何地？部下对“黄石矶”。南方人的“黄”读作“王”。宁王恶恨其音为“王失机”，杀了对话的人。他在名叫“樵舍”的地方，将所有的船连成方阵，把所有的金银拿出来大事赏赐将士。当先者，千金；受伤者，百金。但有人还是逃跑了。 王阳明准备了火攻的应需之物，令队伍从两翼放火，然后火起兵合，围而歼之。 二十六日早晨，宁王接受群臣朝拜。把那些不肯尽力的拉出去斩首。臣下还争论该怎么办。阳明的大军已经四面围定，火、炮齐发，宁王的方阵七凌八落，溃不成军。又是一炮打中宁王的副舟。宁王与诸嫔妃抱头痛哭，根据中国的不成文法，女人不能被活捉，她们与宁王洒泪而别，然后头朝下，跳入水中。宁王和他的世子、宰相、元帅数百人被活活捉住。 《明史纪事本末．宸濠之叛》载：“斩擒贼党三千余级，溺水死者约三万。弃其衣甲器仗财物，与浮尸积聚，横亘若洲。” 此时，阳明还在都察院讲学，讲《大学》的主脑就是“诚意”。忽有人来报：宸濠已被擒。众皆惊喜。阳明颜色无稍变，还是那么平静地说：“此信可靠，但死伤太众。”说完，又接着讲他的《大学》。旁观者无不叹服：真是心学大师，其心不动如山。 知县王冕押着前宁王一干人回到南昌。军民聚观，欢呼之声震动天地。前宁王一说骑在马上，一说押在囚车里，后者近实。但依然不改王爷的脾气，望见远近街 道行伍整肃，笑着说：“此我家事，何劳费心如此！”这话说得让人不禁废书而叹！虽显得有些无赖，但真是对王阳明的致命的嘲弄，一句说尽了家天下的特色：你王先生真是狗拿耗子。这个人肯定有其过人之处，应当并不像胜利者的历史所形容的那么不堪。 他见到阳明后说：“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民可乎？” 王说：“有国法在。” 前宁王低下头。过了一会儿，似自言自语：“纣用妇人言而亡天下，我不用妇人言而亡国。悔恨何及。”然后抬头对阳明说：“娄妃，贤妃也，投水死，请安葬她。”阳明立即派人去找，周身用绳子捆了个密匝匝，怕乱中蒙辱，自我保全。这位大儒娄一谅－－曾告诉阳明圣人可以学而至者－－之女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阳明将查获的宁王交贿大小臣僚的各类证据都一把火烧了。这种胜利者的大度并没有给他转换出什么宽广的道路，反而让他失去了与奸党较量的优势。他这一着，傻了。 在《鄱阳战捷》一诗中，他有些踌躇满志，以平定了安史之乱的郭子仪自比，还坚信群犬不足以吠日，大明朝还是一条飞龙。 这次成功，朝廷给他提了一格，升为副都御史。 6．权奸永远有心中贼 这么多人卖命保江山，江山之主，却视江山如戏院。这回可有了南巡的大由头：这不叫巡游，这叫亲征！他在豹房之中，与受他宠爱的边将江彬、许泰，宦官张忠、张永拟定好了亲征方案。正德自命“奉天征讨威武大将军镇国公”，许多人为谏止这位大将军南巡而被打了屁股。这支比宁王合法但让百姓遭殃的皇军，浩浩荡荡出了北京城。刚到良乡，不长眼的王阳明报上奏凯的捷报。朱大将军，再三禁止发表捷报。因为已经奏凯，他师出便无名了。多么好玩的事情，半途而废了，憋气死了。真是宁叔玩的，我就玩不得！ 忠实奴才王阳明声泪俱下请正德爷爷赶快回銮：当初贼举事时就料到大驾必亲征，早已预伏亡命徒，想再来一回博浪、荆柯刺秦王。正理应该把反贼押到奉天之门前正法，哪有皇上来迎接他的道理？ 那些想立功的边将、宦官说：这不正说明余党未尽么。不除后患无穷。 八月小阳春，皇上想我也是机会难得－－于是皇军继续浩荡前进。 阳明他奶奶已经死了，没能为奶奶送别是他的“终天之痛”。现在，他父亲也快让他再抱一次“终天之痛”了。他已经前后九次乞求回家看看，贼也平了，皇上也忘了“贼平之日来说”的话头。没有自由连这天经地义的人性也保全不住，还谈何“率性之谓道”！家天下的要义就是只有一个人活得像个人，别人活得都得像条狗。但这个人因过分自由恰恰变成了狗。心学大师碰上这狗逻辑，也只是恨不得肋下生双翼，飞回古越老坟地。 宁王这种贼好平，正德以及包围着他的那些宦官和思想上的宦官－－他们的心中贼才难平呢，是用军事方式无法解决的，即使推翻了他们、消灭了他们的肉体，那种型号的心中贼照样生长在下一代皇帝和宦官心中。而皇帝和宦官是踏步可能接受任何思想改造的，阳明的心学再是灵丹妙药也无法对治他们的心中贼。－－任何理论都有他的限度，阳明诚意万能论也只是能诚予人、而不能使人诚。他每次奏疏都在“教”皇帝，然而效果为零。 现在，他上疏求免除今年的江西税收，免除给给另外两位亲王的军饷，把一些重刑的罪犯变成军人。九月十一日，他不管朱大将军的钧旨，从南昌起身向朝廷献俘。张忠、许泰想追回来，把宁王再放回鄱阳湖，等着正德亲自捉拿他，然后奏凯论功。连着派人追赶阳明，追到广信，阳明乘夜过玉山、草萍驿。他在《书草萍驿二首》中说：“一战功成未足奇，亲征消息尚堪危。边烽西北方传警，民力东南已尽疲。”新矛盾压倒了旧问题，他已感无能为力，“自嗟力尽螳螂臂”，真正能够回天的还是“庙堂”，而庙堂又在哪儿呢？他与在杭州等着他的张永接上了头。 王对张说：“江西的百姓，久遭宸濠的毒害，现在又经历这么大的祸乱，又赶上罕见的旱灾，还要供奉京军边军的军饷，困苦已极。再有大军入境，必然承受不住，必逃聚山谷为乱。过去助濠还是协从，现在若为穷迫所激，天下便成土崩之势。那时再兴兵定乱就难了。” 张深以为然，默然良久，然后对王说：“吾这次出来，是因群小在君侧，须调护左右，默默地保卫圣上，不是为掩功而来。但顺着皇上的意儿，还可以挽回一些，若逆其意，只能激发群小的过分行为，无救于天下之大计矣。 阳明看出张是忠心体国的，便把宸濠交给了他。然后，说自己病了，住到西湖旁边的净慈寺，静以观变。 此前，皇上曾以威武大将军的钧牌派锦衣卫找阳明追取宸濠，阳明不肯出迎。他的部下苦劝，他说：“人子对于父母的错乱命令，若可说话就涕泣相劝。我不能做阿谀之人。”部下问为他给锦衣卫多少酬劳，他说：“只给五两银子。”锦衣卫怒而不要。次日辞行，王拉着他的手说：“我曾下锦衣卫狱甚久，未见像您这样轻财重义的。昨天那点薄礼是我的意思，只是个礼节而已。您不要，令我惶愧。我别无长处，只会作文字。他日当表彰，让人知道锦衣卫中还有像您这样的。”弄了那个人一个无话可说。 他就是这样既刻板又灵活。只依照自己认定的“理”来有效的行事。 张永本是刘瑾、谷大用一伙的，后来消除刘瑾立了大功。在明代的太监中是近乎有学术的。他知道张忠、江彬、许泰等人都曾得过宁王的大好处，现在又想夺阳明平乱之攻，从阳明要俘虏也是为此。阳明不与他们配合，他们便反过来诬陷阳明初附宁王，见事败，才转而擒之以表功－－把他们的实情转成了阳明的实事－－这倒是阳明说的若无良心，无施不可－－没有上帝人什么不能干呢？他们大概也有替宁王报仇的的潜意识，这倒证明他们对宁王还小有良心。 张对家人说：“王都御史忠臣为国，现在他们这样害他，将来朝廷再有事，还怎么教臣子尽忠。”他赶紧回到南京，先见皇上，全面深入地讲了阳明的忠诚，并反映了张忠等人欲加害他的阴谋。给皇帝建立了个良好的第一印象，那帮人再说什么，皇帝也听不进去了。要没张永的暗中保护，前宁王的囚车队里还会多一量装王阳明的。 忌恨阳明的还有大学士杨廷和。他基本上是个好官，但恨阳明在历次上疏中，把功劳全归功于兵部王琼尚书，没把他这个宰相放在“英明领导”的位置上，生怕王琼、王阳明因功提拨，成了他的掘墓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参与了排挤阳明的大合唱。 张忠又对皇帝说：“王守仁在杭州，竟敢不来南京，陛下试召之，必不来，他眼中就根本没有皇帝。” 张忠为什么这么有把握呢？因为他屡次以皇上的名义召唤阳明，阳明就是不理睬他，所以他觉得这样能坐实王目中无君的罪名。他没想到张永在给阳明当地下党， 派人告诉实情。所以皇上一召，阳明立即奔命，走到龙江，将进见。张忠自打了嘴巴，便从中阻挠。 一个叱诧风云的英雄受这种窝囊气，是个什么滋味？他此时的《太息》诗影射群小像乱藤缠树一样，要将树的根脉彻底憋死。而自己呢，“丈夫贵刚肠，光阴勿虚掷。”言外之意是后悔自己把心力、精力都徒然掷于虚牝之中了。 第57章 他在上新河，半夜里坐在河边，见水波拍岸，汩汩有声，深愧白做了一世人，活得这么窝囊，比屈原还冤枉，他也有了死的心思，回归到大自然之中，获永久的平静，人生最难受的是蒙受诬陷，忠而见谤、信而见疑，他从正德这里是领受这种命运是花开两度了。上次，他微不足道，这次，他是刚立过滔天大功的地方大员，还是这么微不足道，像丧家的乏走狗一样摸门不着，苦情无处诉。他对自己说：“以一身蒙谤，死即死耳，只是老父怎么办？”大概，他还放不下，他刚有的小儿子。 他对学生说：“此时若有一孔可以背上老父逃跑，我就永无怨悔的一去不复返了。”假若当时可以有出国一条道的话，他会像后来的朱舜水、康有为等一样出国的。看来，事怕临头。当初，陆澄的孩子病了，忧心忡忡，他教导陆这正是做工夫的时候。那么，他现在怎么不做工夫呢？真不折不扣的执行“知行合一”是很难很难的。 《年谱》说阳明为出心中的窝囊气，用计把江彬扭到正德前，数罗他谋害贤良危害社稷的罪过，“亦稍偿天下之忿”－－大约编排此细节只是稍解自己之忿，王的《年谱》是公认的好，但也有漏、错，此处为“增”，采入了个别笔记“臆造”的细节。阳明若能办此，也就没有前面那么窝囊了。最后，刑部判决江彬时倒隐约包含了他迫害阳明的内容。 7．一度阴寒一度雨 他哪里也去不了，回到了江西，因为张忠、许泰他们以清查宁王余党的名义，领大兵进驻南昌，搜罗百出，军马屯聚，日耗巨资，跟鬼子进城差不多。他们好象是为宁王来报仇的，对真正的跑了的宁王余党，他们并没有多少兴趣，却专门跟阳明过不去。他们抓走了冀元亨。当地的官员有的望风附会，帮助他们打击阳明。 当然，阳明回来也阻挡不了什么，他们反而更加嚣张，派兵坐在衙门前肆意谩骂，公然在大街上寻衅。阳明丝毫不为之所动，务待之以礼。张忠、许泰领来的北兵是来发财的，不是来保护百姓的。阳明让城区百姓避难，只留下老年人看门。还拿出东西慰劳北军，说北军离家，不容易，要善待之。他碰见北军有丧故的，就主持厚葬，还哀悼不已。也是儒家的感动法。也终于感动了北兵。 已经到了冬至，阳明让全城百姓祭奠死者。因为刚经宸濠之难，哭亡之声朝夕盈耳，北军无不思家，流泪求归。 阳明在气势上绝不示弱，每会议，阳明必居正坐，像似不经意似的。张忠、许泰总想压下他去，便找了个强项，要与阳明比射箭，阳明不应，丢脸，比输了丢人。他们不侮辱了不认输的人就找不回尊严，而儒者阳明是视尊严高于生命的。他答应了他们，在耙场，阳明定心平气，三射三中，每一次都赢得北军的欢呼。张、许二人没捞到任何虚荣，灰溜溜的班师了。 但事情不算完，他们有权便有理。他们回到南京正德皇帝的身边，继续诋毁阳明，他们在南昌也调查出不少阳明与宁王相勾结的证据：一，宁王曾私书“王守仁亦好”，证人是湖口一知县。二，派冀元亨往见宸濠。三，王也因贺濠生日而来。四，王起兵是因伍文定等人的激励。五，破城之时纵兵焚掠，杀人太多。六，捉宸濠有一知县即可，王的功劳没那么大，他的捷报过于夸大。 这真是人而无耻不知其可，想说什么就能说出什么来，冒死效忠的劲头没有，整人的才华却一个是一个。若不是张永还能替阳明说几句公道话，皇上几乎听不到真实情况，莫说是个昏君，就是明主，也的让阳明吃不了了兜着走。奸臣当道，忠臣被害，庸人执政，精英淘汰的桩桩惨剧就是这么搬演出来的。岳飞式的怒发冲冠，只能变成代代人的浩叹。王阳明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 8．五旬三上九华山 正德十五年正月，阳明想去面君。既想为自己剖白，更想劝皇上返回大内，皇上可以不爱他，他不能不爱皇帝。他怕皇帝在外遇刺，也怕京城内发生政变。因为事情既出就有一必有二，而且根据他特有的敏感，大明朝是非要发生问题不可了。 但是，这回是在家赋闲的前大学士扬一清把他阻止在芜湖，不准他晋见。皇帝南巡在杨家住过之后，杨就随着皇帝一起活动。阳明这样的地方大员到了阁臣面前又什么也不是了。因为阁臣可以假传圣旨。 舆论自然多为阳明报不平，但舆论如果对掌权的人没有利用价值，舆论便一钱不值。尤其是当素称正直的人与本来就邪恶的人连起手来对付高超的人时，高超的人便无法招架了。杨一清的能力和品质都是官僚队伍中的上乘人物，但他怕阳明取代他的位置，也不欣赏阳明的风格，当他也参与到排挤阳明的大合唱中时，阳明取得的举世闻名的大功，便被“瓦盆”盖起来了，而且一盖就是六年。而且不仅是个盖住的问题，还要把他打成个叛党，如果可能的话。 皇帝继续在南京潇洒，阳明则悬着、吊着，品尝效忠皇上的罪过，还是怕皇上有个三长两短，终日忧心忡忡，还在想办法感动皇上早日回京。向皇上进言，皇上看不到。跟皇上谈谈，见不着。他内心里的痛苦又不能逢人说项。他真觉得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了良知，便还不如狗。那些得尽了权力便宜的人怎么个个人情似鬼？反而不如野人容易接受圣贤的道理。 他无可奈何，一气之下，上了九华山。 “五旬三过九华山，一度晴寒一度雨。”他第一次游九华山是在弘治十五年壬戌，现存诗《弘治壬戌尝游九华值时阴雾竟无所睹至是正德庚辰复往游之……》同时说明了他两次上九华的时间，第二次是正德十五年庚辰，另现有他的《赠周经偈》，此偈原刻在东崖禅寺的岩壁上，现在寺毁刻石尚存，偈文《全书》未载，不妨抄出：“不向少林面壁，却来九华看山。锡杖打翻龙虎，只履踏破羼岩。这个泼皮和尚，如何容在世间。呵呵！会得时与你一棒，会不得，且放在黑漆筒里偷闲。正德庚辰三月八日，阳明山人王守仁书。”不难看出他玩禅宗那一套是多麽娴熟，落款居然是山人。这第三次便是正德十六年辛巳。 说不得情愿不情愿，说不得是被迫还是自愿，既是率性而行又有苦说不出。说情愿，他更情愿见皇帝。说不情愿，他又是冒着违反纪律的危险，故意上来的。他是赌气，是软抗议。他不会象后来的海瑞那样抬着棺材去见皇帝的。 他性本爱山水，常说“生平山水是课程”，与山水亲融是他的内心生活。这次，不管前提怎样，他一旦重返大自然，便又恢复了早期经验中养成的“道家”调门的生命意识，他真后悔误入歧途－－当什么鸟官！尽管前不久，他听说湛甘泉等几个人在闭关修道，还说他们在浪费大好时光，是嫌他们不出来做名垂青史的功业。现在，他受了捉弄，又后悔自己步入了昏浊狭隘的仕途。－－这种变化显得这个人很单纯。而且他居然明确的说：“莫谓中丞喜忘世，前途风浪苦难行。”这个人不矫情，实话实说。 这次上九华山留诗很多，但总觉得他事实上是没找到感觉，几乎没有显示他境界的篇章。他毕竟心不静。一些拐弯抹角的牢骚，既显得无聊又显得可怜。这个报国无门的“豪杰”除了一再表示“初心终不负灵均「屈原」”外，就是大喊“平生忠赤有天知，便欲欺人肯自欺？”对着九华山说这些，过去是不好意思的，现在心头的郁结实在难平了，大自然拯救不了他了，也安慰不了他那么多念头了。 唯一能体现他一点高度的是《江上望九华不见》，情绪主线还像个心学家的样儿，因为他没望见九华，与他的此刻的生命情景吻合了，经一番“精神胜利”的鼓捣，有了“驾风骑气揽八极，视此琐屑成浮沤”的超越气派。美感从摆脱压抑中来。快感，有时就是美感。“逢山未惬意，落日更移船。”尽管“世途浊隘不可居”，但，他还是得回来，还不如挪拉走得远。 此番上山是否本身就是一种政治艺术呢？大约是，又未必全是。据《年谱》所说，他此举是为了向皇上和抢功的人证明他不是要造反的人，只是个学道之人。还说，皇帝派人来暗中监视他，见他“每日宴坐草庵中”，才对他放了心。这种说法有点过于政治化的玄。他赌气上山，气平了就下来了，要有上述效果，也是意外的收获。他固然不会造反，但脱职上山也是王法不容的，要不然，他何必九上请假条，自己跑回去不就得了？他死前，等不到圣旨，提前往家里走了几天，还要处分他呢。 但这次这样上山，他有理。他等着皇上来怪罪呢，那样就可以彻底理论一番了，即使不能彻底地解决问题，也可以将心迹向皇上剖白了。他无权，有理也白搭。九华山哪样都好，就是没有政治舞台，阳明生命中更强的指向是政治，他有隐逸气，但无隐逸心，他还得去安顿江西百姓呢。 他在九华山上住过的地方都成了“文物”，别的地方不必说了，化城寺是九华山的开山寺，其西在嘉靖初年由青原县令祝增按老师的意图建成了阳明书院，入清后改为阳明祠，祠前有“高山仰止”石牌坊。祠与牌坊均毁于文革时期。止存一阳明石刻像，高70公分，宽三十五公分，像为便服方巾，端坐太师椅上。 9．我亦爱山仍恋官 他从山上下来，就到了九江。 第58章 他要加强武备，以防再度变乱。他认定一条：中国不能乱，一乱百姓就遭殃。哪里乱哪里的百姓遭殃。他没说过，但以他的智力和个性，他深知正德不足以治天下，但任何推翻现行政权的行动都是祸害一通百姓拉倒。他在九江检阅了军队。别看在皇帝和阁臣面前，他狗都不如，但在下僚和士兵面前，他神气着呢。这也是他公开说：“尚为妻孥守俸钱，至今未得休官去”「《重游开先寺戏题》」的原因之一罢。 军歌过后是文化。他登上庐山，游东林寺。东林是我国净土宗的发源地，东晋慧远在此建寺。自比学佛却援儒的远公、嗜酒不入社的陶渊明，自己的两栖性是“我亦爱山仍恋官”，在“同是乾坤避人者”这一点上是异代相同的哥儿们「《庐山东林寺此韵》」。在远公讲经台，感叹“台上久无狮子吼”，大概是觉得文化界太沉闷了，更何况政治上更让人窒息呢。 他虽然讲究心体本乐之类，但他个人是个有悲剧敏感性的人，他说九华是奇观，庐山更耐看，但“风尘已觉再来难”。一次性的生命，使任何活动都充满了一次的悲凉。他身体一直不好，又热脸贴在冷屁股上，功成受谤，实在有点心灰意冷了。整个《江西诗》都写得找不着感觉，大凡以此。 10．人人有个原圈在 阳明曾感慨“世史掩覆多失真”「p．778」，他自己都有不愿明说的时候，更何况别人的记录了。他此时的诗歌透露了他真实的处境和心情。这个已经是教主的人物，在热脸贴到冷屁股的挫伤面前依然要悲观、并且流露出什么也不相信了的凡人心态。而此时用他自己的话说：良知二字已含在他舌下，快要迸出来了。而且过了没多少时候就迸出来。他后来自己说一直是靠着良知度过这次空前的灾难的。这次的罪名有一项成立，就得满门抄斩：“暗结宸濠”，“目无君上”，“必反”。事实上他已处在最危险的“君疑”境地。他当然知道个中利害，才莫名的空前的悲观绝望。他的心学智慧大约是被压抑住了，把他压成了一个才子文人。 “人生得休且复休”「p．779」这样的话过去是不说的。他游庐山开先寺时说：“断拟罢官来住此”，看来他已想到可能被罢官的问题，那帮人的阴谋要得逞了，罢官是最起码的。——这得感谢正德，他还只是赖，还不够坏，也是阳明还不断颂圣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他也在影射皇上了：“四十余年睡梦中，而今醒眼始蒙胧。．．．纵令日暮醒犹得，不心人间耳尽聋。”「p．781」有个人退休了，他作了首寓言诗为之送别：你没见那些鸡儿们么，它们高兴的吃完了唱，但长胖了被拔光了毛送入厨房。你不见那些笼中鹤吗，它们在笼中“敛翼垂顾困牢落”，恰是高人在官场的那个“德行”，还不如那些快乐的鸡，但是，一旦鹤冲出牢笼，便“万里翱翔从廖廓”了。这是他此时的真是心声，——得休且休的含义。但是他身在牢笼不自由，他现在想走也走不了。而且他若真辞职，便彻底失势，那帮群小说他是宁王余党，他就是余党了。这是人生最难受的一种况味：已经对它失去了兴趣，还不能放弃，放弃了祸患更大。人的一生似乎永远在两害相权中取其轻。 他多次表示“痴儿公事真难了”、“中丞不解了公事”「p774、775」，表面的说法是在为妻子守俸钱，这显然是哄鬼的话，他一生都金钱都不以意，岂能拿生命来开这种玩笑？他有一篇在艺术上不值一提的《贾胡行》，痛说了这种不得已的状态：当官就像把肚子剖开放珠子进去的商人，钻求富贵未能得，竟日惶惶忧毁誉，“一日仅得五升米，半级仍甘九族诛。”——这种话是他坐监狱时都没说过的。他现在是后悔出心来了。没了心也就什么都不相信了：“始信心非明镜台，须知明镜亦尘埃。”「p．772」他在这种心境中接受了禅宗的“解构”情绪。 但他接着说“人人有个圆圈在”，他的圆圈就是对朝廷的“忠赤”——初心终不负灵均，“屈原情结”害苦了他，使他“残雪依然恋旧枝”。这使他别无选择，还得“回来”，最后算白忙乎，他原地不动，回来巡抚江西——还算皇帝圣明，还得感谢皇上圣明。 也许还是他的哲学让他又回到了尘世之中，因为儒家超越绝望的高招是“万物一体”，干什么都一样——既然禅宗说担水劈柴无非妙道，那么回来当官也是与劈柴一样的。阳明多次表示出家当隐士也是“著相”，太拘泥形式了。他那要强的个性也使他选择这种所谓“不著相”的方式再往前走下去。这也是“无中生有”的一种形态，用无将所有问题抽象，把世界砍平，然后我行我素——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英雄行乎英雄。 他在庐山开先寺的读书台刻了一个石碑，写的庄重却滑稽：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复南昌，宸濠擒。当此时天子亲统六师临讨，遂俘宸濠以归。只有明白事情真相、仔细推敲才能感受其讽刺意味——而且刻石时皇帝还未归。他总结意义时，警告群小：“神器有归，孰敢窥窃？”结语是：“嘉靖我邦国”，他的学生说这是预言了下个皇帝的庙号。 他根本见不到皇帝，他特别想劝皇帝回京，但是他级别不够。正好江西发大水，他上书请求自贬，说自己德不称职，才有这数十年未有的水患。暗藏的机锋却是国家发生这么大的祸患，你也应该下罪己诏，应该早日悔过。但是这种小聪明对于大玩主来说，是上不了台盘的小把戏。 那些包围着皇帝的近臣，居然想愚弄天下，说是他们平定的叛乱。张永说：“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献俘北上，过玉山，渡钱塘，经人耳目，不可袭「功」也。”于是以大将军钧帖令重上阳明重上捷音——战役总结报告。阳明只得加上江彬、张忠这些人的大名，让他们也“流芳百世”，这才通过了。宸濠已就擒一年多了，才名正言顺的成了俘虏。皇上冬十月，从南京班师回朝，十二月，到了通州，赐宸濠死，焚其尸。勾结宁王的宦官钱宁、吏部尚书陆完等都被清除——也有冤枉的，也有真勾结而得保全的。过了两个多月，即正德十六年三月，这位潇洒的皇帝潇洒完了这一回。 铁打的朝廷流水的皇帝，阳明还得继续效忠下一个。 挫伤能腐蚀人，能把一个心体极其明澈坚定的人弄得七上八下。但是当他又回到耿耿忠心这个圈套时，他事实上堕落了——这也是他只研究道德，不研究大于道德的天理带给他的伤害——使他的水平也只不过如此而已，而已。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心学开不出另一片天地来。 阳明为王朝竭忠尽智，但始终被当成异类，是条丧家的乏走狗。但他在学生当中找到了家园。 有一次，他问学生们，去年，太夫人讣告至，家大人病重，我四次上书请假不见应允，我想弃职逃回时，你们为什么没一个赞成我？学生说：“先生思归一念，亦是著相。” 阳明沉思良久，说：“此相安得不著。” 第十一回致良知 1．口含天宪 正德十五年，他胡须到脐终于结了“圣胎”：前面所有的正反经验都成了说出这句话的准备。像历经风尘的中年妇女终于找到了她可以全心全意地去爱的人，深情的说：我以前每走一步都是在走向你。也像招集十里八乡的人来开大会，陆陆续续地好不容易到齐了，乡长只有一句话：交公粮。王阳明历经百转千难、一口说尽的这句话就是：致良知！ 他后来多次激动地描述他一口道尽这千古圣学之秘的心情：“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钱德洪《刻文录序说》」——也就是说，自龙场时这“良知”二字已在他胸口盘桓了，他当时悟道时，就已悟及于此，只是还差一点，就为了这一点，他先是说“心即理”，后又讲“诚意”，讲“克己省察”“收放心”，讲“知行合一”。大方向、基本路线是一致的，但都不如“致良知”一语之下洞见全体，既包含了本体又包含了方法，又简易精一。就像马克思好不容易发现了唯物主义原理一样，王阳明这唯心主义的原理也来之不易，他说：“某之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非是容易见得到此。”三字二十年得，一吟老泪流。 最早的记载他口说良知的时刻是这年[1520年]大约初夏之际，在赣州。记载在《传习录》下中「《年谱》说是在次年」：陈九川“庚辰「即今年」往虔「即赣州」再见先生，问：近来功夫虽若稍知头脑，然难寻个稳当快乐处。先生曰：尔却去心上寻个天理，此正所谓理障。此间有个诀窍。「陈」曰：请问如何？「王」曰：只是致知。曰：如何致？曰：尔那一点良知，正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不要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去做，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我亦近年体贴出来如此分明。初犹疑只依他恐有不足，精细看，无些子欠缺。” 这个良知就是“天理良心”——还是用王解王，接着上面的话是：“在虔，「陈」与于中、谦之同侍。先生曰：‘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第59章 ’因顾于中说曰：‘尔胸中原是圣人。’于中起不敢当。先生曰：‘此是尔自家的，如何要推？’于中又曰：‘不敢’。先生曰：‘众人皆有之，况在于中，却何故谦起来？谦亦不得。’于中乃笑受。「王」又论：‘良知在人，随你如何不能泯灭，虽盗贼亦自知不当为盗，唤他做贼，他还忸怩。’于中曰：‘只是物欲遮蔽，良心在内，自不会失；如云蔽日，日何尝失了！’先生曰：‘于中如此聪明，他人见不及此。’”——于中用良心解释良知获王的赞同。而这个良心是既在每个人心中又是先验的不以个体的人为转移的天理。 因此，它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阳明接着说：“这些子看得透彻，随他千言万语，是非诚伪，到前便明。合得的便是，合不得便非。如佛家说的心印相似，真是个试金石、指南针。” 再抄一则：“先生曰：‘人若知这良知诀窍，随他多少邪思枉念，这里一觉，都自消融。真是灵丹一粒，点铁成金。’”「同上」 但这“一觉”是不允许自封、口说的。单凭聪明悟到此与做功夫做到此，实际上有天壤之别。用阳明的话说：“颖悟所及，恐非实际”，用他的术语说则是，不能行的知不是真知。包含的理论问题是：本体境界必须靠实功夫才能达到，是个本体论与工夫论必须合一的问题。相当于后来我们常说世界观与方法论的统一。不实地做功便手举这个“指南针”，还是个“两张皮”，用天理良心吓别人，若有可能还会我的人欲便是良知，你的良知也是人欲。中国这种道德巨人太多了，阳明的良知学说本是要对治这个痼疾的，最终还是被这个痼疾给利用了去。阳明为防止这种演变，总是让人从灵魂深处去“炼”良知来。像他真格过竹子， 没有谁下过那种死力气一样，这“致良知”是他用大半生的性命提取出来的口诀、心法，绝不是有口无心者皆可耍弄的套话、口号。若过虑掉其生命证验的信息、遗弃掉其中的生存智慧，只是掉书袋地来比证便是在“参死句”。若是白拣过来贪便宜地说现成话便是在“玩光景”。 2．正法眼藏 他自龙场悟道之后，就在朝着自信其心的道儿走，为克服主观随意性，他专加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省察功夫，现在“致良知”则同时包括了这两方面的内容，再也不用添加一毫意思便完整准确地揭示了圣学的本体论方法论——操作简便，意义深远，毕其功于一役，其乐自然不亚于就地成仙。但他本人也不是一觉就万事大吉了， 本章展现的他那曲折的心态大多都是在他一口喷出良知之后——也就是说良知并不保主人不走弯路，但可以保主人最终前进在“它”认可的天理的轨道上。——这其中的问题其实很大，阳明本想找一个超验的从而万能的依据，赋于它不证自明、永远有效的权威性、真理性，好象一找到良知就等于和上帝在一起了、就得到了神启、就得到了来自上帝的绝对命令，就正确无误了。但事实上很难说，我们觉得他那种心态其实是一种不甘当奴才的奴才心理，固然高于那些宦官群小，也并不是一个心学大师的高度——外国人又怎么看？再过二百年人们又怎么看？固然别人怎么看也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王阳明也同样有权认为我们不着边际——这也自少证明了良知不能统一天下的思维，当然它可以统一让它统一的那些人的思维，如王门弟子、王学传人。——这又变成了一个信仰的有限性问题。 王阳明以一种你们不心反正我信的姿态来兴高采烈的总结良知的价值、意义。他给邹守益写信说：“近来信得致良知三字，真圣门正法眼藏。往年尚疑未尽，今自多事以来，只此良知无不具足。譬如操舟得舵，平澜浅濑，无不如意，虽遇颠风逆浪，舵柄在手，可免没溺之患矣。”有舵柄自然比盲人瞎马夜半临深池要好百倍，但又有多少舵手入海不得回的？正德若硬拿你下狱像拿冀元亨那样——那也只能是船翻了但还舵在手而已。 他不忧心这个“有限性”的问题，却发愁它不能光照全人类——有一天喟然长叹，陈九川问：“先生何叹也？”王说：“此理简易明白若此，乃一经沉埋数百年。” 陈说：“亦为宋儒从知解上入手，认识神为性体，故闻见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此古今人人真面目，更复奚疑？”这话也是自作多情的类推语。那些佛教徒也承认有一个人人都一样的真面目，但不是良知，而是空，却也同样觉得“更复奚疑？”奈何？ 王的论证办法很感动人：“然譬之人有冒别姓坟墓为祖坟者，何以为辨？只得开圹将子孙滴血，真伪无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实千古圣圣相传一点真骨血也”。但这个动人的“转喻”只是表达一种心情罢了——既不能证真也不能证伪——其实他说的是真的。他的良知二字的确相当成熟漂亮的表达了孔孟真精神，在习惯了以圣学为真理标准的事理论证网络中，能够认祖归宗，他的论证也算到位了。但是这种话语相当文学评论——赞同还是反对全凭接受者的感觉，信自信疑自疑，千古如斯。 王还很委屈，他是熬心煮肺地锤炼出来的，别人要么不信，要么当成现成词语来“剥削”——这也是文学评论话语带给使用者的伤害——“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思想真理对接受者来说还就是“自家吃饭自家饱”，各人识得自家那片月，大家伙儿都来用花比女人，这个比喻便一点信息也没有了，有的王门信徒后来倡导“现成良知说”，便瓦解了良知的真含义。王阳明提倡心学以来，就自觉的抵制这种来自内部的颠覆倾向，尤其从南京以后，对求教者一律要求以存天理去人欲为本。要问“之所以”，让他自己去求“是因为”。从来不一口喷出个天理——也的确如此，良心是能从外援得到的么？天理要不从自家心头养出来，那不是欺世盗名者皆天理的特使了么？“致良知”这种成仙成圣的神圣又神秘的功夫不也就变成搞文学评论了吗？但良知若只是哑巴吃苦瓜有苦说不出，它还能光芒万丈长么？——所有这些老问题都没有实质性的解决，王在一口说尽时只是把它更极端化了神秘化了——用他的话说更简易化了——简易为美是东西方人共同的“爱好”。 他也有哑巴感，或者说他是想高级哑巴化：“近欲发挥此，只觉有一言发不出，津津然如含诸口，莫能相度。”——就是说不出来。说完之后，沉默良久，这种时候，他的学生都不敢打扰他，都知道要有更重要的话在后头，可是这回却是归于无言：“近觉得此学更无有他，只是这些子，了此更无余矣。”学生中有表现出健羡的，王有说：“连这些子，亦无放处。”绝对是高僧在参玄机，他的真实意思是他已到达至高无上的“无”的境界，万物皆化，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了，与大道为一体了。其实他是达到了一种超语言的神秘的心证境界。什么境界呢，用好词儿说是天地境界——超功利、超道德的所谓绝对境界。若用日常人的平庸逻辑来推断则只是天知地知他自己知而已。 3．白鹿飞奔 伟大的正德皇帝玩够了，上天堂去继续极乐去了。天下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自然法则可以有限的修补一点皇帝终身制的毛病。许多在本朝受到不公正待遇的都潜伏着等着“换头儿”，新朝也往往要平反一些冤案以提高效忠率。阳明不会公开表示喜庆，那是不“合法”的。但也不会无动于心，兹举一个细节足见他那股兴奋劲：他写信要邹守益快快来白鹿洞帮助他，但又说：“醉翁之意盖有在，不专以此烦劳也。区区归遁有日。圣天子新政英明。如谦之「邹的字」亦宜束装北上，此会宜急图之，不当徐徐而来也。”他一改语言简捷的习惯，絮叨起来，足见其真急迫。他的醉翁真意在于，根据朝野的呼声，他极可能入阁当国家大臣了。邹作为他很放心的学生，他可能考虑要保举他出任重职，不只是来修府志、办学。这次白鹿洞大聚会是他在江西讲会的最后的高峰了。正好有个公助的机会，就是南昌知府要修府志，阳明的高足便来参与其事，也算写了些东西－－这倒是清朝文人的常规。自然这事对阳明来说并不重要。这次白鹿洞聚会，为王学在江西的传播起了层楼再上的推动作用自不待言。 白鹿洞是阳明常来的地方，他是江西的“首相”，又热衷山水和教育。白鹿洞是南唐李渤的隐居处，后扩建为书院。在宋代，与睢阳、石鼓、岳麓合称四大书院。在正德十三年，阳明手书《大学古本》《中庸古本》《修道说》，从赣州南边千里传书过来，当时就摩刻上石，至今保存完好。正德十五年二月初，他借居白鹿洞养病，讲学。现在是正德十六年，正德人死了但须等新皇帝的年号出来，才能换纪年。此时洞主蔡宗兖是阳明的学生，同门聚会，是王门师生都热衷的事情。 现在流传着当地农妇与阳明和诗的佳话，他是密切联系群众的。 对阳明重要的是，攀登理论高峰－－还是与高手讨论，首先是湛甘泉，争论的交点是想让湛将其“随处体认”的说法再前进一步，他不好意思让湛接受“致良知”的提法，只是委婉希望他再简易些、再指出点路向来。 此外就是与学生论学、写信回答求教者的各种问题。 第60章 有人问：“学无静根，感物易动，处事多悔，如何？”阳明说：“三者病亦相因。惟学而别求静根，故感物而惧其易动，是故处事而多悔也，心无动静者也，故君子之学，其静也常觉，而未尝无也，故常应常寂，动静皆有事焉，是之谓集义。”然后还是心即理、知行合一、动静一体那一套，说明他的良知学说与他前期的思想是一致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欧阳德对他说：“先生致知之旨，发尽精蕴，看来这里再去不得。”－－到头了。阳明说：“何言之易也？再用功半年，看如何？又用功一年看如何？功夫愈久，愈觉不同，此难口说。”他问陈九川：“于‘致知’之说体验如何？”九川说：“自觉不同往时，操持常不得恰好处，此乃是恰好处。”对这种滑舌利口卖弄聪明的说法，阳明很不以为然，他说：“可知是体来的与听讲不同。我初与讲时，知尔只是忽易，未有滋味。只这个要妙，再体到深处，日见不同，是无穷尽的。”他对九川就讲“此‘致知’二字，真个是千古圣传之秘；见到这里，百世以侍圣人而不惑！”与跟欧阳讲的就不一样，因材施教、因病发药。圣学就是心学。心学就是圣学。 九川问：“此功夫却于心上体验明白，只解书不通。” 阳明说：“只要解心。心明白，书自然融会。若心上不通，只要书上文义通，却自生意见。” 几个学生“侍食”－－像贾府的大小人等看着贾母吃饭一样，王现场发挥、随地指点良知：“凡饮食只是要养我身，食了要消化若徒蓄积在肚里，便成痞了，如何长的肌肤？后世学者，博闻多识，留滞胸中，皆伤食之病也。” 黄以方问：“先生格致之说，随时格物以致其知，则知是一节之知，非全体之知也。何以到得溥博如天，渊泉如渊地位？”翻译成西哲术语就是，他认为这个“知”还是得由经验积累「随时格物」的“认识”，是知识学的“知”，而非“大全之知”，根本信仰－－形而上的智能发射基地「天渊」。 这是根本性的一问。不能证明这一点良知就不能万能，致良知也就不能统一思想、取代以往的知识体系「如被王讥为支离的汉学」和思想体系「如理学」，而王是以取代它们为目标的，做不到这点他自己也会认为并没有成功。 先看阳明怎样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人心是天渊。心之本体无无所不该，原只是一个天。只为私欲障碍，则天之本体失了。心之理无穷尽，原是一个渊。只为私欲窒塞，则渊之本体失了。如今念念致良知，将此障碍窒塞一齐去尽，则本体已复，便是天渊了。．．．．一节之知，即全体之知；全体之知，即一节之知：总是一个本体。「《传习录》下」 这与当年“心即理”的论式是一样的，只是将理换成了天；“渊”则给予心一种生成的能力、派生或创造的能力，于是一通俱通，一塞俱塞。心之天渊的功能，不是一句思辨的大话，而是心学的一种全新的起点。有必要对其合理性或曰意义稍加阐发。 在心学以前的各种学说、知识，只是想让知道一些关于人的事情，而没有让人知道人本身。人，被看成一种结果，他的自身的自发性、由这种自发性决定的多种可能性－－即人自身的存在被遗忘了。王阳明一再反对、拒绝外在的“闻见之知”，提倡心是“天渊”就是为了使人从各种限定人的知识中解放出来。他利用专门知识，同时又超越专门知识，单靠专门知识改变不了人的存在状况，起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内心态度「态度，是人思考其世界并对之形成意识的方式。如王常说的：“本体要虚，工夫要实。”」－－高度抽象一下就是看你“致良知”与否。致良知的主要目的是唤醒一种澄明的意识状态。各种知识是有终点的，而这种澄明的状态则只是起点，不仅超越有限又无情的知识理性，也超越蛮横的个体自我的唯我主义。所以，它应该是最无危险的真理。 所谓心之本体是无所不该的大全、天渊，不是一个让主观去反映客观的“纯正”的认识论命题，心学认为让人那样当现象界的爬虫是白当了一世人，那种走向毁灭了人之为人的价值。他王阳明就是要把这个出发点“挪”过来，挪到能动的人本主义立场上来，只有这种“本体论差异”－－本体的挪移，才生发新的视界－－在心学这里就是新的世界了。王阳明不是靠神秘的天启来布道，他是不满那个时代的精神状况而想出来的“因病发药”的药方。尽管他最怕“因药发病”－－像以往的知识体系一样再成为良知的蔽障，但他还是不能跳出三界外，他这副灵丹妙药照样也滋生了“药源性的疾病”－－－这是由人性的根本性弱点决定的，在劫难逃。 4．良知应世：无可无不可 语言有种叫做“两不性”的苦恼。人生中有一种叫做“两难”的困境。中国智慧之要着是孔夫子标举的无可无不可，真正的无可无不可依靠自己的内部精神的自立能力。但任何精神性的东西都无法逃脱自称为某种东西而又无力成为该东西的矛盾。所以，真能从心眼里做到“两可”也就真算高人了。 良知，不管说的多么玄，它必须让人在生活中“感到”它的妙用，才能在一个实用的种族当中被使用，事实上是在使用它的下限。但总算有了作用。这个作用便是一个学说或一个思想体系的意义和价值了。呜呼…… 阳明的良知不是一个研究纲领，是一个以人为出发点和目的的构造纲领。它想根本改变人与世界的关系，通过提高人的精神能力来改变整个感官环境、改变生活中必须面对的问题－－尽管事实上只能改变面对问题的态度，这也算从所谓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世界中“捞”回了一点人性，近乎于审美法的捞回。－－中国的儒、释、道都是“感性学”，它们的思辨方式都是美学法门。它们之间的本体论差异差不多类似于那种美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论争。都想把美学变成价值学。阳明的变法是突出精神的能动性和成就感－－把生活变成一种人在提高自身的创化的过程－－没有这种提高，人生便丧失了一切意义与价值。这是高贵的精神胜利法。 这种玄学要不能变成一种生活观念，凡人们还是感觉不到它。当然等凡人能使用它时，差不多就成了阿q式的转败为胜的自欺法了。 阳明是一直主张在事儿上练的。尽管每天都必有事焉，但还是事情严峻时更见工夫。大事来了。六月十六日，嘉靖的新朝廷下了圣旨： 尔昔能剿平乱贼，安静地方，朝廷新政之初，特兹召用。敕至，尔可驰驿来京，毋或稽迟。 这正是他所期望的，天理也应该如此。阳明的良知告诉他也当如此。他立即收拾起身，二十日开拔，以他的耿耿忠心和旷世奇才，早就盼望着这一天，包括前些时受窝囊气，能忍下来，也是想到朝廷终要启用他－－他说良知就是在勃然大怒时能忍下来，在激动兴奋时能平静下来。他果然做到了这一点，而且眼下看来也算忍对了。但是，朝廷已经相当成熟了，不会让“异类”混进来的。朝廷是用中等偏上人才的，像阳明这样的奇才很难加进去－－但是一旦进去了，他也完全能够斡旋得上下相宜，他有这种素质能力，他的良知也能指引他永远追求那个“恰到好处”。 他的良知能够求全而不觉得委屈，还能在应付各种问题时动机纯正又效果良好－－在江西与宦官奸党周旋的确验证了这一点。他一点也不书生意气实足，又绝对不失书生本色。他是个高度成熟的政治家，绝对不是一个市侩政客－－他因此而加不进去，也因此而了不起，就是纯从政治角度说，他也相当了不起。假若他要当了首辅，至少会成为一代名相，明代会中兴，如果他能说服皇帝搞好国际贸易、文化交流，那日本式的“维新”就早在中国发生了－－这是近代史上志士仁人的一个感兴趣的假设，其中有自我安慰，但也不全是臆想。 真正的问题在于专制政体不会用这种“可能性”太多太大的人－－这是一个铁则，专制社会从本质上排斥可能的生活，所以必然视个性呀自由呀这类天赋人权为天敌，谁骨子里都有专横，王阳明本人就有。他的“致良知”理论上包含着超越这种可以归结为道德范畴的东西，「如他曾说“善恶只是一物”“善恶皆天理”，更主要的是良知的先验性有大于道德的内涵。」却被他自身的道德闷死了。这是比他没当成首相要可惜得多的事情。 他走到钱塘，出现了比圣旨大的命令－－阁臣杨一清等人指使言官上书制造舆论，什么国丧期间不宜行宴赏呀，新政期间国事太忙呀，纯粹是制造出来的理由－－鲁迅管这种捣鬼术叫“打浑”－－张煌了不主要之点而阴暗地达到另外的目的。这种舆论是人造的，对于更有力量的人来说，它屁用没有－－譬如戴铣、包括阳明他们攻刘瑾，反而让刘把他们收拾了；后来言官攻张居正，反而让张把他们给收拾了。现在站在舆论背后的是掌权的，舆论所指的是没权的，胜负立判。 他怎么办？考验来了，去买官、跑官？还是闭户自伤？这都是凡夫的丑态，阳明超越得让那些小丑们失望－－他们本想用此打击他，却一拳打在了大气上。就像昆德拉的《玩笑》用勾引敌人妻子的办法来报复，正帮了想甩掉妻子的敌人。阳明曾教皇帝要赏罚及时，迟到的赏赐像吃隔夜的凉菜淡乎寡味矣。 第61章 他此时的《归怀》中说“世故渐改涉，遇坎稍无馁。”不是自己哄自己，“行年忽五十”“童心独犹在”。童心，是战胜这个世界的精神力量。 还有一首《qnqn吟》因为写得更土，所以可能是其真实心境的原汁原味的记录。据孔夫子说能做到智者不惑仁者不忧、用之则行舍之则藏的只有他和颜回，现在阳明还有我老王。我有了良知了，所以“信步行来皆坦道”。也有转败为胜的话头：我这千金之弹怎么能去打麻雀，我这高级金属怎么能去掘土？这些都是不必当真的。有心学味的是：“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囚－－是人生天地间的实况。穷，则表示连自卫能力也没有了。地球另一边的卢梭也在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要打破枷锁，靠什么？只能靠大丈夫气概，靠一种任侠气派，靠磊落的良知良能。掀翻天地先得掀开“内桎刳”－－观念的枷锁，就是去掉那些经验状态的算计。他打了个有趣的比方：东家老头天天防虎患，老虎夜间入门叼了他的头；西家的小孩不识虎，拿着竹杆子像赶牛犊似的赶老虎。傻子因噎废食，蠢夫怕淹死先投了水。人生应该知天达命、磊落潇洒，镇日生活在忧谗避毁当中，跟坐监狱有什么两样呢？ 总而言之，唯有不在乎外在的得失毁誉，把价值标准还给人自身。 他一回到家里就说了一句：“却笑当年识未真”－－大约此时，他才真正的确觉得朝廷这么“闪”他没什么了。无功者受禄，有功者有罪－－是专制政体中的必然现象，要硬说是种必然性也无不可－－只是王阳明不知道歌德那句名言：必然性是最好的律师。这个必然性替谁辩护呢，只能是替那些政治流氓辩护。过去他多次请假，不见应允。现在倒好，让他一回家就是六年。 当他得知阁臣在他与内阁之间打了“坝”时，他给新皇帝写了《乞归省疏》－－过去都白写了，因为朝廷正需要狗来咬狼，现在他被视为狼了，所以一写就准。让人难受的、具有讽刺性的是，他想走的时候不让他走，现在他并不想走却让他走了。他跟皇帝说的很明白：我当初请假时是想永归山林矣，现在“天启神圣，入承大统，亲贤任旧，向之为谗嫉者，皆以诛斥，阳德兴而公道显。臣于斯时，若出陷阱而登春台也，岂不欲朝发夕至，一快其拜舞踊跃之私乎？”－－他说的是真心话，然而又一次热脸贴在了冷屁股上。 他对新皇帝表示热切的拥戴，是希望新皇帝赶快启用他，单是请假是用不着这么抒情的。然而，新皇帝有他的需求和逻辑，并不按着阳明的节拍跳舞。嘉靖忙着他的亲生父母如何也得当皇帝的问题－－就是著名的明史上的大节目－－“大礼议”。阳明再度得到启用也是因他的学生在大礼议中获宠，有了举荐他的面子，他才重返军政舞台。－－明朝不缺人，历任皇上都想压缩财政开支，搞减员，也正因为冗员太多，人才反而出不来。尤其是不是人才的把持着用人权时，他偏说人才是要不得的坏蛋，比庸才还有害－－阳明就在家安心办学呗。 那些嫉妒他的人给他来了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准他回家，给了一个南京兵部尚书的虚衔，然后下大力量调查、审核，跟着他一起平叛的只提拨了一个武文定，别的或明升暗降，或干脆不升，有的还给“挂”了起来，说说清楚…… 5．须从根本求生死 嘉靖虽立朝，这年的年号还是正德，八月，他回到山阴，不知为什么一天的路程，他走了一个月，是他在西湖玩了呢，还是在等着皇帝有新的命令下达呢，还是他病了呢？肯定当时的情景要比后人知道的复杂得多。他并未归程如箭，必有更重要的原因。而这个或这些我们不知道的原因，对他的生活、思想有多大的影响，也就不得而知了。反正，他从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了。自他出山之后，弘治十五年回来养病，筑室阳明洞，练道术，时年三十一岁。三十六岁去龙场前，回来看过他奶奶。四十二岁时，当弼马温时回来过。四十五岁时，去江西前又回来一次。朋友说他必立事功，心有定力，触之不动矣。一晃五年过去了，这五年是他激动人心的五年，也是大明朝动荡不宁的五年。但是他说什么呢？他对自己还是满意的，但现实并不理想－－“百战归来白发新，青山从此作闲人。”让千里马赋闲，又并非太平盛世，他又并不是唐伯虎、文征明、祝允明一类可以当闲人的那种人。在他神经质地念叨“归去休来归去休”时，面对着家乡的山水，他的感觉系统居然还要“尚忆冲蛮阵”“犹疑见虏云”－－职业病与良知是什么关系？也会成为“触之不动”的心体本身的一部分么？ 九月，他回到余姚，来给祖坟扫墓，就他本人的“历史发生学”而言，这里便是他的根本，大半生已过，他也快回来与祖先为伍了，落叶归根，来源于土回归于土。任何道术都不能让人不死，这是只能让圣人追求精神不死的驱动力。正如前不久，他在回答养生问题所说的：“区区往年尝毙力于此矣。后乃知养德、养生只是一事。元静「陆九渊」所云‘真我’者，果能戒谨恐惧而专心于是，则神住、气住、精住，而仙家所谓长生久视之说，亦在其中矣。”他用经验例证法，说白玉蟾、丘长春这些仙家祖师，享寿皆不过五六十，来说明长生之说，别有所指，不过是清心寡欲，一意圣贤而已。 他回到瑞云楼，指着藏胎衣的地方，老泪纵横。他那没说出来的意思，才见心学大师的真水平－－肯定是到他为止的现成词语无法表述的。《年谱》作者推测他是在思念他早逝的母亲和挚爱他却未能为之送葬的奶奶，大约不止如此。肯定还有关于生命的一些哲思。有关于自己的伤感情绪。 阳明二十五岁时，钱德洪也出生于这个瑞云楼。当时阳明正结余姚诗社，现在钱帅侄儿和一些求学者“集体”归依王门。钱早就知道王在江西讲学的宗旨，想入门为弟子奇qisuu.书，但家乡的一些老人还记着王小时候的淘气事，反对钱这么做。大儒来到身边，钱力排众议，毅然入门下。第二天，有七十四人同时投入王门。阳明在老家的日子就是，与宗族亲友宴游，随地指点良知。古越一带胜地颇多，今日游一地，明日游一地，像朱子格物一样。用他自己的话说，则是“种果移花新事业，茂林修竹旧风流。”有点林下宰相的风致了。与当年那个好任侠的毛头小子大不一样了。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嘉靖皇帝下诏封他为新建伯－－这是明朝的规定平过大的反叛的才封伯，特别卓著的封侯。还有荣誉头衔：光禄大夫柱国，貌似实职的两京兵部尚书，岁支禄米一千石，三代并妻一体追封，给予诰卷，子孙世世承希。诰命是派行人－－专门的官员送达的，那天，正是王华的生日，亲朋咸集，王华戚然不乐，告诫阳明说：“宸濠之变，皆以为汝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难平矣，而卒平。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祸之基，虽以为荣，复以为惧也。”阳明跪下，真诚庄重地说：“大人之教，儿所日夜切心者也。” 当初，王华早就预料到宁王必反，曾在上虞的龙溪买了地方，准备避难。听到乱起的消息时，说阳明已被害。有人劝王华去龙溪，华说，我当初是为老母作准备，老母已不在，我儿若不幸遇害，我何所逃乎天地间？并告诫家人镇静。等阳明倡义，有人说宁王必派人来捣乱，劝华躲避，华说我要年青，就去杀敌去了，现在，咱们只有共同守备以防奸乱。乡人见华宴然如平居，人心安定。后来，正德南巡，奸党诬陷阳明，危疑汹汹，旦夕不可测。当地的小人乘机作乱，来家里登记财产牲畜，像即将要抄家似的。姻族皆震恐，不知怎么办好。华平静如常，日休田野间，但告诫家人谨出入，慎言语。终于等来公正的评价。次年二月十二日，朝廷追封三代的正式通知下达，他让阳明弟兄赶紧到门口迎接，说不可废礼，听到全部仪式完毕，他偃然瞑目而逝，享年七十七岁。 阳明诫家人勿哭，抓紧换新衣服，将内外各种发送的东西准备齐全，才举哀。他则一恸绝。这给人一种计划性太强的感觉，并不自然，与阮籍那个一恸而绝纯本性情不同，他则初是一本礼法，而礼法是讲究节哀的，又与一恸而绝相出入。准备齐全是顾全大局，一恸而绝是一本性情。这两种方向集于一身，正是阳明的特色。 这回可帮了阁臣的大忙，阳明必须按规矩在家呆三年。这三年足够他们消除阳明成功加给他们的不利影响了。他将阳明的战役总结报告作了删削，又有人弹劾王学为伪学，建议朝廷禁止王学的传播。 阳明上书，辞去官方荣誉，原因是：“殃莫大于叨天之功，罪莫大于掩人之善，恶莫深于袭下之能，辱莫重于忘己之耻：四者备而祸全。此臣之不敢受爵者，非以辞荣也，避祸而已。”他的目的是要同时赏赐一起立了功的。但他的建议、抗议都等于零。七月十九日，吏部下文，不准辞。他又上书，要求普降龙恩，抗议他们阴行考察，或不行赏而削其绩，或赏未及而罚已先行，或虚受升职而实使退闲，或罢官或入狱。当时都是冒着杀族灭家的危险起的义兵，这样对待他们，以后国家再有危难，谁来献身？这种阻忠义之气，快谗嫉之心的做法，只能凉透人心。 阳明这种襟怀坦白的气度，叫做“尧、舜有天下而不与的气象”。 第62章 他跟学生说：圣人不是不要功业气节，只是依循着天理，该讲究功业时就得讲究。循着天理便是道，便不叫功业气节了。他的言外之意是说他现在争个公道，是符合天理的。也的确是符合天理的。若不争便是假道学了。 他常跟学生说：“人但得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便是圣人。”因为善能实实的好，是无念不善，恶能实实的恶，是无念及恶矣，只要能诚，便是圣人。 他说：“吾教人致良知，在格物上用功，却是有根本的学问。日长进一日，愈久愈觉精明。世儒教人事事物物上寻讨，却是无根本的学问。方其壮时，虽能外面修饰，不见有过，老则精神衰迈，终须放倒。譬如无根之树，移栽水边，虽暂时鲜好，终久要憔悴。”「以上均见《传习录》下」 6．人有虚灵方有良知 他则刚因一恸而绝，再加上朝廷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刺激他。他心劳力悴，大事已了，顶不住劲了，终于卧床躺倒。他诚恳地写了个“揭帖”： 某鄙劣无所知识，且在忧病奄奄中，故四方同志之辱临者，皆不敢见；或不得已而见，亦不敢哟所论说。各请归而求诸孔、孟可矣。夫孔、孟之训，昭如日月，凡支离决裂，似是而非者，皆异说也。有志于圣人之学者，外孔、孟之训而他求，是舍日月之明，而希光于荧炬之微也，不亦缪乎？ 除了他确实病着这个原因外，还因为有的御史、给事受阁臣的指使，提议禁锢王学，阳明不是怕事之人但也不是好事之徒，他能够平静地化解任何事情，但不愿意沾惹更多的事情。而且他一直认为他的“真理”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随便，“我之依良知而行”，率性之谓道，过分委屈自己即不是良知的本意。当然，他也并不总病着，心情也在改变。尤其是日益增多的学生，使他不忍辜负，而且薪尽火传全靠学生，他现在的事业也就是教学了。教学水平是出神入化的高了。尤其是他这种求根本的独创性心灵学问，更是思想水平有多高，“学术”水平便有多么高。张嘴就是，不用搬书本，更不用讲知识，只是促进学生自身的正确理解，就是让学生的体验日见“精明”，调出良好的精神状态。对心学来说，全部的问题的关键之处要认识到在人本身存在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生活，它植根于人的心灵，又是独立的能超越主观个体的、能与宇宙真理相联结的。人的义务和特权就是要以自己的全部机能，不仅以理智，更需要以意志和直觉的努力，能动地追求更高的精神水平。这就是他的既根本又简易的“致良知”法门。 有的学生太衿持，阳明则说这是毛病，因为“人只有许多精神，若专在容貌上用功，则于胸中照管不及者多矣。”有的太随便直率，阳明又说是毛病－－“如今讲此学，却外面全不检束，又分心与事为二矣。” 有的学生作文送别朋友，觉得这种做法有问题，一是作文时费心思，二是过了一两天后还想着，就请教该怎么办？王说：“文字思索益无害。但作了常记在怀，则为文所累，心中则有一物矣，此则未可也。”有的作诗送人，王看过说：“凡作文字要我分限所及，若说得太过，亦非修辞立诚矣。” 宋儒说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虽知亦问，敬谨之至。”阳明说不对，“圣人于礼乐名物不必尽知”，他精神水平高，能理解礼乐的本质，一些知识性的东西一问即知而已。 他不主张强行致良知，而是“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良知扩充到底。如此方是精一功夫。与人论学，亦须随人分限所及。如树有这些萌芽，只把这些水去灌溉。萌芽再长，便又加水。”若用一桶水一下子去浇一个小芽，便浇坏了它。 有人问：“您说读书只是调摄此心，但总有一些意思牵引出来，不知怎么克服。”王说，“关键是立志。志立得时，千事万为只是一事。读书作文安能累人？人自累于得失尔。”“只要良知真切，虽做举业，不为心累。纵有累亦易觉，克之而已。”强记之心、欲速之心、夸多斗靡之心，有良知即知其不是，即克去之：“如此，亦只是终日与圣贤印对，是个纯乎天理之心。任他读书，亦只是调摄此心而已，何累之有？”说完这一套，他浩叹一声：“此学不明，不知此处耽搁了几多英雄汉！” 所谓虚灵不昧正是指这种超越的能力。这个超越的本源在哪里？既在玄虚的形而上又在确实的心性中。用阳明的话说，则是“良知之虚便是天之太虚，良知之无，便是太虚之无形。日月风雷山川民物，凡有貌象形色，皆在太虚无形中发用流行，未尝做得天的障碍。圣人只是顺其良知之发用，天地万物，俱在我良知的发用流行中，何尝又有一物超于良知之外，能做得障碍？” 可惜他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不知道什么上帝是所有实存世界的制造者、价值发射者那一大套教义，他若知道一定说，我的良知就是那个上帝，它是世界的本源、人类伦理的根据。他只能说些小说家言的话：“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人若复得他完完全全，无少亏欠，自不觉手舞足蹈，不知天地间更有何药可代？”－－大可以与马克思描绘的到了共产主义人性复归之后的自由美感等量齐观。 他利用了深入人心的佛教、道教的关于虚、无的思想成果，建立良知的本体论。“仙家说到虚，圣人岂能虚上加得一毫实？佛家说到无，圣人岂能无上加得一毫有？……圣人只是还他良知的本色，更不着一些意思在。” 所以，可以理解他说“善恶只是一物”到底要干什么了。就是要用括号括去所有的陈见，从而干掉所有的支离、外道的学说－－无论是汉学，还是理学，都是人为配置的话语，都只能见汉儒宋儒，而不能见圣道本身。我这个心学就是为了绕开那些东西，直指大道，直指“存在”本身。海德格尔的“在”是上帝的别名，阳明的这个“在”是说上帝在我心中－－天理即是我心。在这一点上，他能与马丁．路德说到一起去。 应该承认，阳明在努力论证“无”高于有时，更多地运用了《老子》的理路，他的良知就是老子那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道”－－阳明马上就会修正－－道就是天地精神，良知就是道，一用什么“与”呀“和”呀的就是分为二了。就支离了，上邪路了。 找不到无，就找不到有。 7．简易直接起死回生 怎样才能找到虚灵的“无”呢？靠复杂的知识学是只能越找越糊涂，这叫做为学日彰，为道日损。只有简易的实践学即做功夫才能求得我心。这与西方远心的哲学却成对比。自然阳明针对的不是西学，而是儒学内部的经学和理学。《易经》并举了穷理与尽性；《书经》并举了惟精与惟一；《论语》并举了博文与约礼；《孟子》并举了详说与反约、知言与养气；《中庸》并举了尊德性与道问学。阳明坚持不懈地将这些对子融合成一个有机体。心既不能与物对立，更不能别个心对立，谁还在对立状态谁就还在圣学的门外。 良知是虚的，功夫是实的。知行合一，就是要将知识与实践、功夫与本体融为一体。良知前冠一“致”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地点出了要害。这个“一了百了”的功夫又正是活一天有一天新问题的需日新日日新的功夫。 把握住良知这个根本，然后加以所向无敌的推导，便是他教学生的简易直接的方法。如有人用“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这句圣训来怀疑知行合一的命题，阳明说，“良知自知，原是容易的。只是不能致那良知，便是‘知之匪艰，行之惟艰’。”还是看你心诚志坚否－－人是可以成圣的，就看想不想成了。要真想成就很斗私心一闪念，时时刻刻致良知，用阳明的话说叫“随物而格”。 他跟同学们说：“我与诸公纸知格物，日日是如此，讲一二十年俱是如此。诸公听我言，实去用功，见吾讲一番，自觉长进一番。否则，只作一场话说，虽听之亦何用？” 寻找虚灵本体，须于不可见的世界多下功夫，相对于不可见的世界，我们的可见之物微不足道。一个学生用佛门公案来问“见性”问题：佛伸手，问众见否？众曰见。佛缩手于袖，问还见否？众曰不见。佛说还未见性。学生不解其义。阳明说：“手指有见有不见，尔之见性常在。”－－关键是你的见性，你能发挥见性即使是盲人也能知道有手在。能见不能见不在目力而在心力。他觉得更关键的问题在于 “人之心神只在有睹有闻上驰骛，不在不睹不闻上着实用功。盖不睹不闻是良知本体。戒慎恐惧是致良知的工夫。学者时时刻刻常睹其所不睹，常闻其所不闻，工夫方有个实落处。”不能以外在的闻见为累。因为这样才能返回本心。而只有返回本心，才能切合无所不在的理。 有的学生将不睹不闻理解成本体，将戒慎恐惧理解成工夫，阳明马上加以修正，说二者是合二为一的，若“见得真”、理解得透，倒过来说戒慎是本体，不睹不闻是工夫，“亦得”。 他自然不懂现代心理学，为了说明良知的虚灵性，他就用夜气来打比方：“良知在夜气发的，方是本体，以其无物欲之杂也。”“夜来天地混沌，形色俱泯，人亦耳目无所睹闻，众窍俱翕，此即良知收敛一时。 第63章 天地既开，庶物露生，人亦耳目有所睹闻，众窍俱辟，此即良知妙用发生时。可见人心与天地一体，上下与天地同流。” 这便是熊十力的“翕辟成变”的宇宙论之来源。其实阳明只是在发挥孟子的“夜气”，意在为失其良心的指出个良心萌动处，使他从此培养将去。「参《传习录》中」 他说：天地间鸟飞鱼跃都活活泼泼的体现着天理，这便是吾良知的流行不息。鸟飞鱼跃跟人们为了各自的目的而奔波「“必有事”」是一样的，“致良知便是必有事的工夫。此理非惟不可离，实亦不得而离也：无往而非道，无往而非工夫。” 他对来自远方的求学者说：“诸公在此，务要立个必为圣人之心，时时刻刻，须是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方能听我说话句句得力。若茫茫荡荡度日，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知得痛痒，恐终不济事。回家只寻得旧时伎俩而已，岂不惜哉！” 《儒林外史》中人说八股文做得好时也就有了一掴一掌血的功力。真是一番气在千般用，就看你干什么了。阳明的思路一言以蔽之，便是当世成圣人。 象所有的宗教要求“起信”一样，心学要求必须发起成圣的信心。良知是真正的命根。他常常这样教训那些大弟子：“汝辈学问不得长进，只是未立志。”有个学生马上说我愿意立志。阳明说：“难说不立，未是必为圣人之志耳。”学生说：“愿立圣人之志。”阳明说：“你真有圣人之志，良知上更无不尽。良知上留得些子别念挂带，便非必为圣人之志。” 阳明举孔子回答一个老百姓的问题为例，说孔子未尝先有知识以应之，其心只是空空而已「《论语》」，“但扣他自知的是非两端，与之一剖决，鄙夫之心便已了然。鄙夫自知的是非，便是他本来天则，虽圣人聪明，如何可与他增减得一毫？他只不能自信，夫子与之一剖决，便已竭尽无余了。若夫子与鄙夫言时，留得些子知识在，便是不能竭他的良知，道体即有二了。” 一个学生说他在私意萌动时，分明自心知得，只是不能立即克服。阳明说，你那个知得，“便是你的命根。当下即去消磨，便是立命的工夫。” 学生问：“‘思无邪’一言，如何盖得三百篇之意？”阳明说：“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这种纯洁思想的努力，是种宗教化的独断论话语。 问：道心人心。他说：“‘率性之谓道’便是道心。但着些人的意思在，便是人心。道心本无声无臭，故曰‘微’。依着人心行去，便有许多不安稳处，故曰‘惟危’。” 但是人心又必须活泼泼的，不活泼的心便是死心了。大热天，他拿着扇子，也让学生用扇。学生说不敢。他说：“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 譬如他跟学生这样讲孟子和告子的不动心：孟子说不动心是集义，所行都合义理，此心自然无可动处。告子只要此心不动，是把捉此心，将他生生不息之根反而阻挠了。不但无益，反而有害。“孟子集义工夫，自是养得充满，并无馁欠；自是纵横自在，活泼泼地：此便是浩然之气。” 心学的思维方法就是领会感受法，譬如一个学生觉得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是说自家心性活泼泼地。这已经是发挥性的理解了，阳明还要再度发挥：“须要时时用致良知的工夫，方才活泼泼地，方才与他川水一般。若须臾间断，便与天地不相似。此是学问极至处，圣人也只如此。”不但要与天地一体，还得时时与天地一体。一旦不一体了，便又回到了凡俗世界。 所谓做功夫，或者说学问功夫，就是为了脱俗谛之桎刳，“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这个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有生死念头是“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命之学。” 过得了生死关，才算修行成了。也就算从自负其尸、虽生犹死的行列超度出来。找到了日子值得一过的支撑点，差不多等于起死回生了。这也就是成仁成圣了吧？至少可以算个一般形容词意味上的“志士仁人”了。 有个学生问他《论语》中的“志士仁人”章的义理。他说：“只为世上人都把生身命子看得来太重，不问当死不当死，定要宛转委曲保全，以此把天理却丢去了。忍心害理，何者不为？若违了天理，便与禽兽无异，便偷生在世上百千年，也不过是做了千百年的禽兽。学者要与此等处看得明白。” 一个刚到不久的学生问：“欲于静坐时将好名、好色、好货等根逐一搜革，扫除廓清，恐是挖肉做疮否？” 阳明“正色”说道：“这是我医人的方子，真是去得人病根。更有大本事人过了十数年，亦还用得着。你如不用，且放起，不要作坏我的方子。” 那个学生惭愧无地。过了片刻，阳明说：“此量非你事，必吾稍知意思者为此说以误汝。” 在坐者皆“悚然”。「引文均见《传习录》下」 —— 8．自我担当乐以忘忧 时光荏冉，到了嘉靖二年，他除了讲学就是亲近自然，陶然忘机，泰然自处，已然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化境了。 对学生，他是因势利导因材成就，狂者就从狂处成就他，狷者就从狷处成就他。需要剪裁，就反言棒喝，需要鼓励，就发起他的自信。他的基本教学原则是：“决然以圣人为人人可到，便自有担当了。” 那个狂简的王艮，出游回来，阳明问他何所见？他说：“见满街都是圣人。”阳明说：“你看满街是圣人，满街人到看你是圣人在。” 另一个出游归，跟老师说：“今日见一异事。”王问：“何异？”答：“见满街人都是圣人。”王说：“此亦常事耳，何足为异？” 问同答异，针对各个人的不同的坎儿“反其言而进之”，这才是单兵教练的素质教育。与苏格拉底的街头对话，佛陀的菩提树下谈心，大约相去不太远。他是在模仿孔子。 他的学生应试回来，沿途宣讲老师的哲学，有人相信有人不相信。阳明说：“你们拿一个圣人去与人讲学，人见圣人来，都怕走了，如何讲得行。须做得个愚夫愚妇，方可与人讲学。” 他还有个危险的论调：“与愚夫愚妇同的，是谓同德。与愚夫愚妇异的，是谓异端。”这导致了王艮的“百姓日用即是道”的大众哲学。类似的话阳明也说过，但语义不同。王艮的平民宗教瓦解了心学的天理界限，王艮的泰州学派大昌，阳明的心学遂亡。 山阴县西六十五里有一个牛头山，阳明将它改名为浮峰，邹守益从江西来问学，走时，阳明送他到这里，还写了诗：《再游浮峰次韵》《夜宿浮峰次谦之韵》。邹走后，阳明与别的学生在延寿寺秉烛夜坐。阳明大概觉得这也许是永别了，慨叹怅惘不已，说：“江涛烟柳，故人倏在百里外矣。” 这对于主张“学务无情”的他来说，有些破格，所以一个学生问他为什么这样思念邹？他说：“曾子所谓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较，若谦之者，良近之矣。” 这个邹守益「字谦之」的确很好地保持儒家及王门的传统，创新的力度不大，所以过去有人认为他是王门的嫡派亲传。这个邹，两年后贬官为广德州通判，他在广德州建立复古书院，广集生徒。嘉靖六年请可先生文集，阳明很放心的交付他，还很精心的编定了年月，嘱咐纯按时间先后排，不能以文辞分类，明道而已，不能混同世俗的繁文盛而实意衰的做法。阳明编自己的文集也要学孔子删述六经的手段。 阳明也有教育失败的时候。这个点传师碰上没有内因的顽固汉也是一筹莫展。有一次他送走两三老头，退坐中轩，若有忧色。钱德洪赶紧过来问讯，王说，方圆凿枘，格格不入，圣道本来坦易，世上的俗儒自加荒塞，终身陷荆棘场中而不悔，我不知怎么说好啊。钱德洪很感动，退下来对同学说：“先生诲人，不择衰朽，仁人悯物之心也。”从今年开始他空前的忙了起来，因为开始有大批的学生从江左江右、山南海北而来，把古越城区的寺院都住满了，如天妃、光相等地数十人挤在一屋，夜无卧处，轮换着躺一会儿。在南镇、禹穴、阳明洞一带到处都是来求学的同志。阳明每开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常数百人。每次讲完，学生无不跳跃称快。可以想象那肯定是盛大的音乐会、解渴的哲理诗朗诵会的效果。因为心学本是诗学，阳明又通达无碍，机锋犀利，还有诚挚感人的气度，都会融化成一种教堂唱诗班的气氛。陆九渊讲义利之辨，能把朱熹讲哭了。阳明的本事又远远大于陆，他能把来问学的人讲得忘乎所以是理固宜然、题中应有之事。阳明就是单作为一个教育家，也已在教育史上占了醒目的一页，现在已有许多研究教育的专书在详细阐发他的教育学。 当时，来求学者络绎不绝，他送往迎来，月无虚日。有许多到了一年多了，阳明还记不上名字的。每当临别的时候，阳明常感慨的说：“君等离别，不出天地间，苟同此志，吾亦可以忘形似矣！”「《传习录》下」 他讲学的辉煌期终于到来。他的文章事功在传播缓慢的古代也终于传播开来。他本人的水平也在日进日新，现在已臻达“感召之机申变无方”的化境。 第64章 每个来求学的人都是广告，所以雪球越滚越大。他的大弟子也有独立办学的了，对扩大王学的影响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官方的批判也是一种大力宣传。南宫试士以心学为问，阳明就相当高兴：这回穷乡深谷也知道我的学说了。我若错了，必有起而求真者。 其实官方的压抑并不多么严重，心学人士爱小题大作、自我重要。那个王门弟子说“我不能昧我的良知而媚时好”，不答而出，自然考不上。而欧阳德、魏良弼直接阐发老师的思想也居然高中。说明并非全体在位的都以王学为敌。 阳明指引的成圣之路决不是苦行之路，他有个口头语：“常快活便是功夫”。还爱说“胜得容易，便是大贤。”他对作为“六经”之一的乐，推崇备至，他决不象卢梭那样反对演戏，他甚至认为“今之戏子，尚与古乐相近。”他说：“《韶》之九成，便是舜的一本戏子。《武》之九变，便是武王的一本戏子。圣人一生实事，俱播在乐中。”对于“诗言志”这样的老话题，他解释为“志便是乐的本”。 今年，他写信给黄勉之说：“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忻合和畅，原无间隔。．．．时习者，求复此心之本体也。悦则本体渐复矣。．．．时习之要，只是谨独。谨独即是致良知「刘宗周、黄宗羲一脉正是以此为基本路线的」。良知即是乐之本体。”这样，致良知就变成找大快乐，让生命变成欣悦的灵魂课程。要想找到良知，不能假借外物，也不能把外物当目标，也不能有任何主观的成见，这些经验性的伪道理正是致良知的最大障碍。就找快乐而言，也是少一种毛病就多一分快乐。据阳明说，人最大的毛病是一“傲”。好高不能忘己是众病痛的根源。 他还是最关心道德表现，他给儿子正宪写扇面告诫他力去傲字，“为子而傲必不孝，为臣而傲必不忠，为父而傲必不慈，为友而傲必不信。”他不敢说为君而傲如何，其实这才是最大的问题，专制君主天然大傲，把天下人都变成了奴才。王比龚自珍保守多了。这无须深论。关键的是，王说只一傲字，便能结果了一生。而致良知的工夫是要求“胸中切不可有，有即傲也。”心即理的秘密盖在于，心本是清明无我的。后来习染成有，便功利机诈，不得安泰，不得快乐了。 要想快乐，就得忘我。忘我才能成我。这个辩证的通道包括两个支点。一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把小我与族类大我融为一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世界是大家的，同生共长，与别人的能量与信息的转换纯是良性循环。二是，“君子之学，为己之学也。为己故必克己，克己则无己。无己者，无我也。世之学者执其自私自利之心，而自任以为为己；漭焉入同隳堕断灭之中。”「《书王嘉秀请益卷》」也就是说，一是使我大起来，这叫扩充法；一是使我小至于无，这叫做克服法。核心的出发点是一个：立志成圣。自我担当，担当的是这个，快乐的根源也只是符合了这个人性的目的论。 阳明在给黄宗贤的信中说的很明白：近世儒者的病根在于无必为圣人之志。这又是因为他们心中有物，不得清脱。所以必须去掉心中之物，才能摆脱经验世界加给人的异化，实现人性的复归。在追求人性复归这一点上，德国的哲学家，包括马克思最容易与中国的思想家说到一块去。 阳明简易直接的心学，就是把所有问题都化约为三字真经：致良知。 嘉靖四年已酉，他给学生魏师孟写扇面，几笔就勾勒出心学的方程式： 心之良知是谓圣。圣人之学，惟是致此良知而已。自然而致之者，圣人也；勉而致之者，贤人也；自蔽自昧而不肯致之者，愚不肖者也。愚不肖者，虽其蔽昧之极，良知又未尝不存也。苟能致之，即与圣人无异矣。此良知所以为圣愚之同具，而人皆可以为尧舜者，以此也。 第十二回通脱深美 1．狂者机趣 阳明贬低傲，却赞美狂，他现在已不会有浅层次的自相矛盾了，也就是说狂和傲在他这里是不相连属的，甚至是根本相反的：傲，是什么都不信，是可怜的自以为是；狂，是大信，信仰超迈现实的更高的价值世界。大个不恰当的比方，那些嫉妒他的阁臣是傲，而他原先是狂，现在则连狂也超越了。他现在常爱标举的意象便是凤凰翔千仞之上，既是自期也是自诩。无论是什么，这个感觉都不坏。 他自知他的狂是他获谤遭忌的原因，但他反省到过去有乡愿的意思，也不能与官僚系统和谐，所以干脆来个直以良知而行，纵天下人都说我行不掩言，我也只依良知而行。但他总是不厌其地告诫学生必须“除却轻傲”。轻傲是狂的末路，是狂的堕落形态。狂，志存古道，是有理想的英雄主义。傲则是变态自尊，傻乎乎的自我感觉良好而已。 邹守益自我总结获贬谪“只缘轻傲二字”，阳明马上鼓励他：“知轻傲处，便是良知，致此良知，除却轻傲，便是格物。” 康德说，除非我愿意我行事的根据成为普遍的道德法则，否则我将不那么做。阳明的致良知就是要在行事时找到普遍的道德法则。但他知道依良知也依然不免受毁谤，用他的话说就是圣人也免不了。因为“毁誉在外的，如何避得，只要自修何如尔！” 也有轻官重道的人，绍兴知府南大吉，年岁地位都不轻了，近狂而不傲，听说了王学的宗旨，便来当门生。他性豪旷不拘小节，有悟性。一次，他反问王：“大吉临政多过，先生何无一言？”王说“何过？”大吉一一数落，王说“我言之矣”。 南问“何？”王说“我不言何以知之？”南说“良知”。王说“良知非我常言而何？”。大吉笑谢而去。 过了几天，南又来忏悔，觉得自己的错误更多了。王说：“昔镜未开，可得藏垢。今镜明矣，一尘之落，自难住脚。此正入圣之机也，勉之！” 正因为他忙于入圣，而疏漏了官场规则，考查时被人挑剔，但他给阳明的信只字不提这一套，还是请教如何自新。只以“不得为圣人为忧”。阳明大为感动，让学生传阅他的信，并在回信中相当全面的给他讲了良知的本性： 昭明灵觉，圆融洞澈，廓然与太虚同体。太虚之中，何物不有？．．．盖吾良知之体，本自聪明睿知，本自宽浴温柔，本自发强刚毅，本自斋庄中正文理密察，本自溥博源泉而时出之，本无富贵之可慕，本无贫贱之可忧，本无得丧之可欣戚，爱憎之可取舍。 总而言之，良知比上帝更万能，但王也说惟有有道之士，才能见良知本体。 这个南大吉成了王门的功臣，在本年即嘉靖三年，他开辟来稽山书院。越城旧有稽山书院，在卧龙西岗，荒废已久，南让山阴县令“拓书院而一新之”，为了让老师来讲学，也为了尊经明道，南很快就王学化了，他认为：“经正，则庶民兴；庶民兴，斯无邪匿矣。”这年十月，南又辑录了老师的论学书两卷，与薛侃在赣州刻的三卷合成五卷本的《传习录》，其中就包括大名鼎鼎的《答聂豹「文蔚」》第一书。其实在封信对于已熟识王学的人来说，并不那么重要，它只是简练地概括了王的主要想法而已。王在结尾处说：现在“良朋日集，道义日新。天地之间，宁复有乐于是者？”说明王的确很快乐，获大自在。 这个聂豹，《明史》说他是“倾狡之徒”。他是王在江西时，从远处遥望过大师一次，后来到山阴来问过学，但没有入王门。在阳明死后四年，他这个苏州知府，觉得自己的思想水平应该归功于王学，才对着王的木牌，磕头拜师傅。他后来也成为王学后劲中的一派。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王学在王身后的势力。 还有一个六十八岁的民间诗人，来游会稽山水，听了阳明的讲座，就不走了，强拜阳明为师，他问的问题，颇好玩，如帮他弟弟贩粮食，陪了老本，连累了许多人，他认为是自己不老实之过。王答，认识到不老实是致良知的结果，否则，“却恐所谓老实者，正是老实不好也。”但一个将近七十的人，因听到了一直想听而听不到的声音就真诚的当学生，诚如阳明所说，是大勇者。阳明为他写了一篇《从吾道人记》。诗集中有四首与他唱和的诗，说他头发虽白人并不老，“赤子依然浑沌心”，从吾道后已得意忘言，“不是当年只苦吟”。 2．美学天地 阳明在学生的包围中，恢复了诗人的本色，他的守丧期已过，现在是嘉靖三年八月了，中秋节，他在越城区中的天泉桥的碧霞池上设宴让学生会餐。有百十名学生“侍坐”，就象《论语．侍坐章》所描绘的气象一样，只是王这里有酒肉，规模－－学生人数也比孔子当年大多了「当然人口总数也大多了」。酒喝得半酣，歌咏声起。人们都敞开了性子，“自由”活动起来，有的投壶，有的击鼓，有的泛舟。阳明心中很舒坦，找到了天人合一的意境，欣然吟出“道”在言说、或者说言成道身的《月夜二首》，用月来喻人，月光喻人的自性－－良知，外在的闻见道理便象是遮月的云雾。云雾不碍月体的自性明亮，去掉云雾，月光又会重放光明。他告诫人们要守住自性，莫辜负只有一次的人生，千万不能象汉学家、理学家那样去做制造云雾的工作，做支离破碎的学问，说蒙胧影响的糊涂话，从而死不见道。 第65章 他想到的合适的人格类型是那位在《侍坐章》说自己的志向就是在春风中游泳唱歌的曾点：“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曾点运用的是意象表达法，用一种生活场面体现出一种生命风格、精神境界，因为当时孔子既不赞同颜回的、也不赞同子路的，却“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居然赞同这个逍遥派的志向，引起后世儒者的百般解释。有的说这是天下归仁、家帮无怨的大同境象，有的说这是天人合德的逍遥气象，等等。阳明复述这一“故事”有以孔子子况之意，孔子的风格就是淡薄宁静、“无可无不可”，既不枉道求荣、降治辱身，也不隐居放言，只是从容中道。阳明认取的只是这个。 第二天，学生来感谢老师。阳明注解性地全面地阐发了自己的意思：当年孔子在陈，想念鲁国的狂士。因为狂士不象世上的学者那样陷溺于富贵声利之场，如拘如囚。我接受孔子的教义，脱落俗缘，「所以我赞同曾点」。但是人们若止于此，“不加实践以入精微”，则会生出轻灭世故，忽略人伦物理的毛病，虽与那些庸庸琐琐者不同，但都一样是没得了道。我过去怕你们悟不到此，现在你们幸而见识到此地步，则正好精诣力造，以求于至道。千万不要以一见自足而终止于狂。 阳明已达思维的最高阶段是具体的那种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境界，在动态中达到正好、恰好「“时中”」。有个学生要到深山中静养以获得超越，阳明说：“君子养心之学，如良医治病，随其虚实寒热斟酌补泄之，是在去病而已，初无一定之方，必使人人服之也。若专欲入坐穷山，绝世故，屏思虑，则恐既已养成空寂之性，虽欲勿流于空寂，不可得矣。”他的方法论吸取了佛法的精华，但价值观力拒佛教之遗弃现世的态度。他的方法若用一个字来概括则是突出个“超”字。进取超越，是他的基本心态，超迈所有的既成体系是他的基本追求，更重要的是他的体系是超实用而实用，超道德而道德，类似康德说的那种“无目的的合目的性”纯粹美。 苛刻的说，阳明的理论几乎“无一字无来历”：心即理，吾性俱足，有孟子的性善论、陆九渊和禅宗的明心见性。致良知，有《孟子》《大学》《中庸》的同类表述。将我心与天理能合起来的道理则有儒、释、道三家共同的“万物一体”学说。他是自由地在儒释道三家通用的走廊上取我所需的酿造着心学之蜜「秘」。公开地说：“圣学，心学也。”为心学正名，也表示自己高举圣学的大旗，然后在方法上采取拿来主义。这也是他被规矩儒者认为狂的一个原因。 凡是发展了正统的没有一个不是被当时指为狂或邪的。毛泽东将这个总结为必须“反潮流”。狂者必简，化约主义是东方哲学的特色，要从东方哲学中找一个化约的典型、榜样，那便是阳明学。他一路提炼过来，最后只有“致良知”三字真经，他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有点后来泰州学派那种傻乐呵的劲头了「如他们的《乐学歌。」，倒是很好的总结了良知学的大意： 个个人心有仲尼，自将闻见苦遮迷。而今指与真面目，只是良知更莫疑。 问君何事日憧憧？烦恼场中错用功。莫道圣门无口诀，良知两字是参同。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却笑重前颠倒见，枝枝叶叶外头寻。 无声无臭独知时，此是乾坤万有基。抛却自家无尽藏，沿门持钵效贫儿。 3．家庭难题 关于他的家庭生活始终是只见天伦－－父子，而没有人伦－－夫妻的生活内容。这是不对头的，但业无可如何。正路的资料相当少，间或有些杂撰的记载也多不可信。今年，他五十四岁了，跟着他耽惊受怕的诸夫人驾鹤西游了。她是乎一直住在老家山阴，这也是常有的现象，因为有公婆，媳妇的主要责任就是侍候老人。阳明在外面没有什么合法不合法的外室，否则早有孩子了。用封建的观点说，诸氏很不合格、很不称职，到死前也没给王家生出个后代。但是王阳明对她很好，她母亲过生日，他还让人画蕃桃，自己配上诗，题序上表示平日不能尽孝的歉意。要说是诸不育吧，守仁弟兄四个在守仁四十四岁时，还都没生孩子。若说是王的问题罢，诸氏死后，续娶了张氏，就在他五十五岁时，即嘉靖五年，生了一个儿子。 他四十四时，因为没有儿子，而且诸氏也没可能生产了，遂由龙山公作主，过继了守仁堂弟守信的儿子，名正宪，字仲肃，过继时已经八岁。阳明常年在外，便委托他的学生给正宪当家教，但这个儿子没找到自己的良知，不但一直没有什么出息，也没有与他弟弟，阳明的亲生儿子处理好关系。阳明死前已有防备，他死后，他的学生在“太夫人”即阳明的继母的主持下，立即给他们分了家。 在正德十六年，因阳明平赣南土匪的功劳，赏赐了正宪一个锦衣卫副千户，实授百户。赏赐的过程极为别扭，王辞了一下，事实上也没马上落实。折腾了好几次，一会儿说已提拨了阳明，还赏银四十两，就算了。有的人说赏不酬功，再为之争取。最后才在正德十六年落实了。还让正宪去锦衣卫赴任。最后，正宪也就是靠这个过着贵族后裔的生活。尤其是在隆庆年间，重新评价、嘉奖阳明时，他子以父贵，风光了一气。 阳明对正宪一直很好，他在江西戎马倥匆之际，写给绍兴学生的信，总是让他们教导小儿如何如何。他还给正宪编过三字儿歌，让他明大道。在阳明生子前，还给正宪写了一个扇面，说你自去年冬春以来，很知道学习了，我怎么不高兴呢？但了解那些文字不是根本的，若只顾枝叶不植根本，“暂荣终必瘁。植根可如何？愿汝且立志！” 我们可以得出两点结论：心学无秘密，阳明教人教子，都是那几句话；心学似文学，无法家传，正宪没立了乃父之志，于是「象诸葛亮担心他外甥那样」冥然入乎凡庸下流。不能说才干不如乃父－－因为王学是立志一元论，才干不高，是因为志气不大，没成了圣是你不想成。－－－但是没成了雄，就并不单是你想不想的问题了。所以阳明反对功利主义的英雄，说他们的机诈将世界拖入恶魔乱舞的泥沼之中。王阳明毫不惭愧的认为他自己所奉行的是革命功利主义。 正宪这一支，因是过继而不了了之。 阳明晚年得子，大喜，给儿子起名叫正聪，是希望儿子得到天赋的睿智－－良知。他知道聪明与否是很重要的，但必须“正”，他多次说过不正的聪明更坏事。正字是这一辈的排行，不由阳明选择，聪字是阳明选的，完全体现了他的要求。他虽然不是正因为聪明才走到这一步，但是如果他不聪明却绝对走不到这地步。 王家是当地的望族，得子是王门大事，各种形式的祝贺，是正常的，让阳明分外高兴的是同乡先达有两个九十多岁的老人，前来献诗祝福，阳明写了题目很长的诗欣然作答，喜气洋洋，喜形于色，什么“携抱且堪娱老况，长成或可望书香。”他自然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绳祖武”」，他还希望接着生－－“还见吾家第几郎？” 但是，次年，他就出征广西，并死在了归途，撇下孤儿寡母。这个孤儿才刚刚三虚岁。阳明实在是放心不下这个小命根子。他也深知家族内部的矛盾，也预感到他们孤立难堪的处境。这时他便不相信人人有良知了，他需要做出制度性的料理，委托他的学生回来分了家，并让学生每年轮取两人来照看他，严正声明“诸叔侄不得参扰”「《同门轮年抚孤题单》」。他若是没有这么多学生，而且是信徒式的学生，那他的身后事可就惨不忍睹了。很可能阳明这点骨血很难活下来。当时，“家衅已萌”，不知是谁之过，反正差不多将正聪给软禁了起来，致使那些来轮班的学生也“经月不得一见”。 大学士桂萼告阳明擅离职守，处置思田事宜失当，阳明尸骨未寒，朝野攻诬之风又起，皇帝下班诏停恤典、世袭，禁伪学。当地官员、恶少、家族中人，起而寻衅，鸡飞狗叫，他哥儿两，无法在家乡再呆下去，不得不“逃窜”，家产被那些歹人瓜分。他们完全忘了阳明平时与人为善的诸多善行，而且他们也没学了姚江之学的一星半点，尽管同饮一江之水。看来学风的地域影响是必须分出层次来的。 王艮、欧阳德等商量把先生的遗骨送到南京，去找黄绾。此前，王的老学生方献夫正好在吏部掌权，派王门学生王臣来当浙江佥事，“分巡浙东”，“经纪其家，奸党稍阻”－－学生不当官也不行。钱德洪、王畿在去京殿试去了，黄弘纲找到在南京刚升为礼部侍郎的黄绾商量，黄说我有个小女，就收正聪为女婿吧。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行聘礼前，钱德洪、王畿到南京请黄给正聪起个名字。黄又有些犹豫了，说有老母在，不敢专。他们就跑到黄的老家。老太太概然应允。钱、王才得以行聘礼。后来，黄将正聪改为正亿。黄这一举动算侠肝义胆了。他对别人是否险狡，姑且不论，对阳明是相当够意思的。 王臣这个佥事，还有李逢这个推官，“保”着正亿前来南京，居然有恶少一路跟着他们，似乎有大的阴谋，他们还得撒谎说是准备分了伯爵儿子的金子就回去莱。恶少们才散去。这话虽然见诸年谱亦让人难以置信－－为夸张形势的险恶而已。但王臣为这几句“哄孩子”的话而丢了官倒是真的。 第66章 大约是被王门中人给“处分”了。他们信以为真了。 王正亿在黄家算是安身了。而且到了窿庆年间，阳明大放异彩，正亿得袭伯爵位。到了万历五年，这位爵爷死了。他的儿子承勋继承了爵位，大儿子先进该袭爵。但先进无子，想过继弟弟先达的儿子业弘。先达的夫人说，老大无子，爵自传我夫，由父及子，爵安往？先进怒，改而过继本族的业洵。承勋死后，先进没等到办理袭爵的手续也死了。业洵知道他终非正宗嫡亲，爵位必归先达，便造谣说先达是收养的。建议将爵位给承勋的弟弟的儿子先通。纯属于拆烂圬。屡次讼于争朝廷，几十不决。到了崇祯年间，先通得了封爵四年，李自成进北京，把这位爵爷杀了。争来争去，争了个遭砍头的资格。 良知不家传。爵位可以家传，一个伯爵爷在社会上那是了不起的贵族。王家因此成为浙东望族。万历六年册立了余姚人王喜姐为皇后。皇帝问皇后的亲属，皇后想夸耀自己的门廷，便说是与王正亿一家子。足见正亿的名头有名牌效应。万历年间，王阳明的侄孙辈的人在朝中当三品以上官的有六人，王家一度有中兴气象。但是在文化方面他们乏善可陈。王承勋有本《瑞云楼集》。王业洵还有点味道，因朝政黑暗，不赴科举，曾与黄宗羲等三人删《传习录》的失实处，重新刊行。阳明的九世孙王隐居乡里，以教书糊口，曾为余姚龙泉山腰的龙泉井作铭，有这样两句： 譬如良知，心体本然。 第十三回晚年化境 1．光不仅在烛上 嘉靖朝最大的事儿就是大礼议了。他想要本生父母也成为名义上的正牌皇帝皇后，因此与群臣发生激烈又旷日持久的争执。高潮是群臣－－有二百二十人集体跪伏到左顺门，请愿抗议。此前的书面抗议更是连篇累牍。明朝的文官真有点左性儿，前些时为谏正德南巡而集体请愿，能够集体行动是个了不起的特点，说明他们拥着共同的标准，这个标准来源于儒家文化被普遍奉行。当然皇帝也几乎没有屈服过。这次是先派司礼监的的太监两次劝退，不听，还叫来了辅臣一起力争。皇帝便派太监记录诸人姓名，抓走了八个为首的。杨慎等便在外面撼门大哭。一时群臣皆哭声震宫阙。年轻的皇帝大怒，一下子抓了134人，另有86人待罪。这些人分别受到发配、夺俸、杖责等报答。后来还有抗议的，轻则劝退，重则发配。史称“大礼未成，大狱已起。”最可惜的是杨廷和，在正德朝屡立奇功，而且嘉靖就是他用力从蕃王拉上龙廷的，但新天子就是要打掉他那个以皇帝为学生的鸟傲气。他比阳明还冤枉。大名鼎鼎的杨慎「升庵」因此案在边戍地过了后半生，并死在了那里。他临死前还只能说：“迁谪本非明主意，网罗巧中细人谋。”细人们是必须以迎合主意为手段，才能达到阴谋目的的。 在专制的链条上，忠孝贤愚同归于尽，差别在于有前后而已。阳明没进京当官绕过了这场风波成了幸事了。杨廷和阻挠阳明入阁算是暗中保护了他－－噫！ 当大礼议起时，在京的学生来问怎样才对时，阳明不回答。他坐在碧霞池赋诗两律，其中有“却怜扰扰周公梦，未及惺惺陋巷贫。”觉得他们那种穷折腾相当无谓。 这次新皇帝与旧大臣的较量，最后便宜了一些边缘小僚，使他们迅速走上中心舞台。他们引经据典的证明皇帝的要求是符合儒家规范的，于是获得越级提升。一朝天子一朝臣的秘密在于皇帝需要新的支持者。张璁、桂萼，相当于刘瑾时代的“超拜”，他们最后蹬了阳明一脚。阳明在贵州的老朋友席书、学生方献夫、黄绾也因支持新皇帝而获宠骤起。他们抬了阳明一把，但也等于把阳明“送”了－－推荐阳明去平思田之乱，阳明客死归途不说，还被处了个擅离职守，又翻起了旧账，还把爵位给吵丢了。他们若不得宠，阳明至少在阳明洞能多清静两年，可能晚死两年。在他们的推荐之前也有推荐的，都未见效。他们走张璁的后门，才重新给闲了六年的老师安排了工作。用当时的官本位标准看，他们是报答了老师。但从思想史长河的得失来说，他们提前送走一代大师。－－唉！ 世事难言。用他在正德十六年纪念岳父的祭文中的话说：人生“中间盛衰之感，死生之戚，险夷之变，聚散之情，可悲可愕，可扼腕而流锑者，何可胜道？．．．死者日以远，生者日以谢，而少者日以老矣。”以后可愕可可悲可扼腕而流涕者，其又何可胜道耶？ 现场情况永远是复杂的，在专制的单行道上，你不撞他他撞你。不当官，不一定一身轻。明朝的官场有特点，明朝的文人有唳气。如果说，宋朝以收敛个性为主，那明朝以扩张个性为主。有所谓谁也不怕谁那麽一股劲。无事生非以显示自己，以高尚的名义打击异己，等等，都是他们的拿手好戏。王华死后，阳明哀毁过分，有人弹劾王华生前曾收贿赂－－他主动交出来就正证明他收了；他是被迫退休的，不能按大臣的待遇追祀。阳明不得不起而抗疏。还有许多打上门来的事情，真是消极的找清净是找不到的。斗争哲学的产生往往有多方面的原因。 朝中已有推荐他的声音，他是乎不动心。几次推荐也都没有成功。好在他他现在的中心工作是推广他的学说。要想真三不朽，还得看“立言”这一路。 正印证了阳明的说法，烛光不尽在上面，到处都有光。阳明的光更应该普照民间，而不应该去挤庙堂那个窄门坎。 2．讲会传主义 嘉靖四年九月，他回了老家余姚，建立了一个制度，就是在龙泉寺之中天阁，每月以朔「初一」望「十五」初八二十三为期，聚会讲论。他写了一个“学规”《中天阁勉诸生》，亲书于中天阁墙壁上，告诫同盟勿一曝十寒，要坚持月月讲、日日讲，不得动气求胜，长傲逐非，务在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这种讲会制度，在阳明死后，蔚为大观。各地的王门学生，以这种形式光大王学，有了半宗教仪式、或宗教会社的特点。 这个中天阁后废为庵。清乾隆年间改建为龙山书院。后又不断重修。现为文献馆，收藏着阳明的家书等文物。阁的下方有余姚四先贤－－严子陵、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的古里碑亭。在阳明的碑亭石柱上是乾隆年间余姚知县的题联：“曾将大学垂名教，尚有高楼接瑞云”，亭额是：“真三不朽”。阳明当年若满足作一个龙泉诗社的诗人，他这一生也就白活了。 在阳明未死前，即嘉靖五年，刘邦采在安福首创惜阴会。阳明为之作《惜阴说》。这个惜阴会每隔一个月聚会五日。次年，阳明出山去解决广西民变，路过江西吉安，寄信安福的同志，说当时怕成虚语，现在听说远近来与会者竟有百数，可见良知之同然。他用程明道的话勉励同志们：“宁学圣人而不至，不以一善而成名。”不够一年天气，远近闻风而至者已经百数，尔后日益发展，等到嘉靖十三年，邹守益、刘邦采等等在惜阴会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复古、连山、复真书院，并订立了平时的四乡会章程，春秋两季，合五郡，出青原山，为大会。用《年谱》的话说：“于是四方同志之会，相继而起，惜阴为之倡也。”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事件，不但是后来复社之类党社活动的雏型，也是中国政党的本土原型。 这个“光”可不是烛光了。 还是嘉靖四年，阳明的学生在越城区之西郭门内、光相桥东建立了阳明书院。十二年后，加上了“阳明先生祠”的内容。因为阳明死后，依然有许多学生来居，依依不忍去，于是身为巡按御史的周汝员便给同学建立这个居住地，供人们永久瞻仰先生的无量功德。 3．左右逢源，方是良知用事 钱德洪、王畿乡试中了举，但没有进京参加会试，坐船回到了山阴，阳明非常高兴，让他俩当助教，凡初入门者，都让他俩引导，等志定有入，有了基础之后，才正式接见。每临坐，先焚香默坐，无语，找感觉，然后让学生试举，立即予以针对性极强的点拨。大凡是灌输一种哲学化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说在有限的日常生活中找到无限的意义。但是绝不酸，不作傻诗人模样，毋宁说象“老吏断狱”，一个有变必应的儒侠。现存他的语录大多是关于具体生活问题的表态。验证道行的高深与否，不在谈玄，而在具体世事面前通不通。 一个学生问：“我只是于事上不能了。”阳明说：“以不了了之良知。”学生一时难解，但也没想好，不敢再问。阳明接着说：“所谓了事，也有不同。有了家事者，有了身事者，有了心事者。汝今所谓了事，盖以前程事为念，虽云了身上事，其实有居产业之思在，此是欲了家事也。若是单单只了身事，言必信，行必果者，已是好男子。至于了心事者，果然难得。若知了心事，则身家之事一齐都了。若只在家事身事上着脚，世事何曾得有了时。” 有人说虑患不可不远，阳明说：“见在福享用不尽，只管经营未来，终身人彼而已。”为了将来而失却现在可是中国教化观的总帐，心学与那种理念论的区别盖在于此。它是现世的，但又要在刹那之间找到永恒－－这就需要找到良知了。 学生问：“举业有妨为学否？”阳明说：“梳头吃饭有妨为学否？只要去做就是学。举业是日用间一事，人生一艺而已。 第67章 若自能觉破得失外慕之毒，不徒悦人而务自谦，亦游艺适情之一端也。”关键是能把它游艺化，在这一点上与庄子的游世精神接通了。但又不弃世、避世，也不抗世，甚至可以在该“装孙子”时就装孙子。一个直接而尖锐的问题是，怎么用心学这一套去答八股的卷子？一个学生就这么他：“举业必守宋儒之说，今既得圣贤本意，文意又不可通，见解如此，文如彼，怎么办？” 阳明说：“论作圣真机，固今所见为近。然宋儒之训乃皇朝之所表彰，臣子自不敢悖。故师友讲论者，理也；应举之业，制也。德位不备，不敢作礼乐，孔子说吾从周，无意必也。”所谓无意必，就是灵活点，别执扭，随体赋形，应物不伤，左右逢源。用它的术语说，这叫“物各付物”、“物来顺应”。「以上引文见《清华汉学研究》陈来等辑录的阳明语录佚文」 因此很容易滑向无标准的流氓－－如心中无良知而左右逢源，那很难不流氓。当良知有无没有一个可以验证的标准时，仅仅靠良心来担保时，这种学说便走到了循环的圈套中。所以必须从理论上确定而不是假定人人有良知。 不知真假，现存于《阳明全集》中有这样一则故事－－也是一个思想模型： 有一个叫杨茂的聋哑人，应该是后来变得这样的，他还识字，阳明跟他打笔谈－－也因此减低了这个模型的价值，应该找个狼孩什么的。因为尽管他口不能能言，他还是运用着人的语言，因此而是个与别人无异的中国固有文化中的一分子。阳明也将这一点为我所用了： 阳明问：“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听是非，你心中还能知是非否？” 答：“知是非。” “如此，你口虽不如人，你耳虽不如人，你薪还与人一般。” 杨茂点头、拱手谢。 阳明接着说：“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个圣贤的心，口虽不能言，耳虽不能听，也是个不能言不能听的圣贤。此心若不存天理，是个禽兽的心；口虽能言，耳虽能听，也只是个能言能听的禽兽。” 杨茂扣胸指天。表示他此心可对青天。 阳明说：“你如今于父母，但尽你心的孝；于兄长，但尽你心的敬；于乡党乡里、宗族亲戚，但尽你心的谦和恭顺。见人怠慢，不要嗔怪；见人财利，不要贪图，但在里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纵使外面人说你是非，都不须听。” 杨茂首肯拜谢。 阳明说：“你口不能言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耳不能听是非，省了多少闲是非。凡说是非，便生是非，生烦恼；听是非，便添是非，添烦恼。你比别人省了多少闲是非、闲烦恼，你比别人倒快活自在了许多。” 杨茂扣胸指天划地。 阳明的结论是：“我如今教你但终日行你的心，不消口里说；但终日听你的心，不消耳里听。”这里的“但”字是只的意思。 杨茂跪下磕头，再拜。 日本的阳明学，将此则故事奉为经典。因为它完全摆脱了语言的干扰，单独进行心的交流。不知日本的“腹艺”“心印”是否受了心学的影响，但讲究腹艺的民族肯定能领悟其中的玄机。“听从内心的声音”，这句话对于杨茂式的心印者来说，不是一句废话、闲话。有了定盘心，就该左右逢源了。 对于初学者，必须讲规矩。他在《教约》中规定得明明白白：每天早晨必须来一套“三忠于”“早请示”的功课，诸生务要实说：爱亲敬长的心是否真切，一应言行心术，有无欺妄非僻？教读时要随时就事，曲加诲谕开发。然后各退位就席学习知识。对于歌诗、习礼都有一套方法。歌诗不能躁急、荡嚣、馁嗫，目的是为了精神宣畅，心气和平。每月的初一、十五，他的书院还要会歌。习礼，要澄心肃虑，目标是为了坚定德性。先难后获，不能上手就潇洒，那就成了良知现成派。 阳明本人是相当潇洒的，是比魏晋中的真名士还玄远、机趣的。 譬如，他和学生一起出游，看见田间的禾苗，说“能几何时，又如此长了。”一个学生说“此只是有根。学问能自植根，亦不患无长。”阳明说：“人孰无根？良知即是天植灵根，自生生不息，但著了私累，把此根戕贼闭塞了，不得发生耳。” 这个还流于说理了，最典型的例子，也是他那唯心主义的铁证：他跟人游南镇，一友指岩中花树问：“「你常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与我心亦何相关？” 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你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4．曲成万物 等到朝廷有了难题了，学生推荐他的后门才走通。嘉靖四年广西田州「今百色、田阳、田东」的土司岑猛屡次侵犯领部，又不听征调，领着土著与汉族政权作对。朝廷派都御使姚镆去征讨。用了一年多天气，姚镆攻杀岑猛，田州改设流官。朝廷也论功行赏完毕。但岑的余部卢苏、王受等复起。姚镆又纠集四省兵力征讨，许久不见效。巡按御使石金“论”了一本，朝廷决定派新的能员摆平此事。桂萼本来不同意用阳明，碍于张璁的面子，勉强委派阳明总督两广及江西、湖广军务，给他处置事变的全权：该剿该抚，设流官土官，随宜定夺。还要处理前任的功过。最后叮了一句，不许推辞。 阳明还是推辞，上了一封情词沉挚的谢绝书，说自己痰疾增剧，若半路死了，就坏了国家大事。而且土官仇杀，其势缓，不象土匪啸聚时刻都在涂碳生灵，容易调停。姚镆老成，一时利钝，兵家常事；石今所论，也只是激励姚善后收全功。他建议朝廷委姚全权，给他时间。若最后还是不行，他向朝廷推荐了两个人。 不能说他滑，只能说他有曲成万物的良好愿望，不愿意生事，不愿意结怨，也忠君体国。但这其中也有官场规则的狡黠，至少朝廷把这视为一种要价。很快就让姚退了休，敦促王尽快上路。 他此时的日子、如果他不出征还将继续的日子，用他自己的话说便是：“古洞闲来日日游，山中宰相胜封侯。”「《夏日游阳明小洞天．．．》」新的抉择使他有些两难。 他并未朝闻旨意连夜出发。经大礼议产生的新班子让阳明深为忧虑，前些时因他父亲被弹劾事，他也有些伤心。更重要的是，他的讲学事业规模日起，他一向所追求的为之奋斗的用心学代理学的工程刚刚有了眉目，他虽反对搞神秘的预测，但他对自己的身体心中有数，他不会说死去原知万事空之类的话，但他怕他死后学说会发生先俗后杂的变化。对于事功，他还是有兴趣，老死牖下，不是他的心志。他毕竟才五十六岁。 六月下的委任，他八月才决定出征。他隆重地写了一道学规，名为《客坐私祝》 但愿温恭直谅之友，来此讲学论道，示以孝友谦和之行，德业相劝，过失相规，以教训我子弟，使无陷于非僻；不愿狂躁惰慢之徒，来此博弈饮酒，长傲饰非，导以骄奢淫荡之事，诱以贪财黩货之谋，冥顽无耻，煽惑鼓动，以益子弟之不肖。呜呼！由前之说，是谓良士；由后之说，是谓凶人；我子弟苟远良士而近凶人，是谓逆子。戒之戒之！ 这道学规曾被许多书院刻石立碑的加以“引用”，如保定的莲池书院现在还存有阳明手写体的这道学规的碑刻。但是他所警告的现象，在王门后期的各地的书院中时有发生，被当地的正统道学家们嫉为洪水猛兽。他一生都在与玩性格进行斗争。一首编年不明的诗的结尾说：“相思不用勤礼札，别后我言在订顽。”即使不是这一年写的，也可以移赠他即将告别的学生。 九月初八，他离开山阴－－永别了山阴。他坐船从姚江面上往下飘流，他没有永别的预感，但应当并不平静。对于他即将处理的问题，自然是一点也不愁。但，他那个不满一岁的小宝贝，还有那个在他家尚未站稳脚根张夫人，肯定是他的愁肠。这些均无诗文可证。 可见的阳明依然只能是思想家的阳明－－他离开越城的最大的故事就是“天泉证道”了。 5．天泉证道 时间：1527年夏历九月初七，即阳明启程的前夕。 地点：王府前不远的天泉桥。 论辩围绕着阳明的四句教而展开。这著名的四句教是：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甲方：王畿，主四无说；乙方，钱德洪，主四有说。 阳明的最后裁决是，打并为一，有无合一。 王、钱二人都感到有统一宗旨的必要了，现实的原因是先生一走，这里的实际主持就是他俩，如果他俩不统一就无法统一别人。深层的原因是他俩都感到心学的内在理路有出现分歧的张力，必须明确个“究竟处”，才能确定而明晰地纲举目张。王畿认为老师的四句教，还不是“究竟话头”，他要再向前推进，他说：“心体既然无善无恶，意也就是无善无恶，知亦然无善无恶的知，物亦是无善无恶的物矣。若说意有善恶，毕竟心体还有善恶在。” 钱德洪说四句教是“师门教人定本，一毫不可更易。心体是天命之性，原是无善无恶的。但人有习心，意念上见有善恶在，习染日久，觉心体上有善恶在，为善去恶，格致诚正修，正是复那本体的工夫。 第68章 若原无善恶，工夫亦不消说矣。” 王畿说：“先生立教随时，四句教是所谓权法，不可执为定本。体用显微，只是一机。心意知物，只是一事。应该觉悟到心是无善无恶之心，意即无善无恶之易，知即是无善无恶之知，物即是无善无恶之物。而且只有无心之心才能藏密，无意之意才能应圆，无知之知才能体寂，无物之物才能用神。天命之性，粹然至善，神感神应，其机自不容己，无善可名。恶固本无，善亦不可得而有也。这就是所谓无善无恶。若有善有恶，则心意知物一起都有了。心亦不可谓之无矣。” 钱德洪说：“象你这样，就坏了师门教法。” 就个人的学术个性而言，王在慧解上有优势，他也被后来的学者指为禅，他的主张也的确象禅宗的祖师慧能的“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究竟话头就是“四无”，用邹守益的概括则是：“心无善无恶，意无善无恶，知无善无恶，物无善无恶。”「《青原赠处》，《邹东廓文集》卷三」钱在笃实上有优势。他的主张则是渐修法，强调时时“为善去恶”的复性工夫，类似神秀的“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他的所谓“四有”其实是别人的概括，因为他不敢动摇老师的心体无善恶的基本原则，他与畿的争论仅围绕着后三句，他强调了意有善恶，于是知与物作为意的发动流行便不得不有善恶。严格地说，他只强调了三有，在理论上就不象畿那麽彻底。他只是根据自己的生存体验，觉得必须做工夫、渐修，不能象禅宗那样把桶底子也参破了。 他俩是在张元冲的船上辨论起来的，谁也说不服谁，就来找教主裁判。其实，所谓四有四无，是四个有或四个无，而不是有四个或无四个，有无所带的宾语只是善恶。所谓四个是指心、意、知、物。 已是夜晚，为阳明送行的客人刚刚散去，阳明即将入内室休息。仆人通报说王、钱二人在前庭候立，阳明就又出来，吩咐将酒桌摆到天泉桥上。 钱汇报了两人的主张、论辩的焦点。阳明大喜，正搔着了痒处，这种前沿问题才能激发他的灵感，才是“助我者”－－他曾说闻一知十的颜回反而不能帮助孔子。他说：“正要二君有此一问，我今将行，朋友中更无有论及此者。二君之见正好相取，不可相病。汝中「畿」须用德洪的工夫，德洪须透汝中本体。二君相取为益，吾学更无遗念矣。” 德洪不太理解，请老师讲讲。阳明说：“有只是你自有，良知本体原来无有，本体只是太虚。太虚之中，日月星辰风雨露雷阴霾殪气，何物不有？而何物能为太虚之障？人心本体亦复如是－－太虚无形，一过而化，亦何费纤毫力气？德洪工夫需要如此，便是合得本体工夫。” 王畿也请老师再讲讲。其实从理论上他已获胜。他的问题在实践环节－－取法太高，无法操作。阳明说：“汝中见得此意，只好默默自修，不可执以接人。上根之人世亦难遇，一悟本体即见工夫，物我内外一齐尽透，此颜子明道不敢承当，岂可轻易望人！” 阳明然后对两个人说：“我这里接人原有此二种：利根之人直从本源上悟入，人心的本体原是明莹无滞的，原是个未发之中，利根之人悟得无善无恶心体，便从无处立根基，意与知物，皆从无生，一了百当，一悟本体便是工夫，人己内外一齐俱透了。简易直截，更物剩欠，顿悟之学也。中根以下之人，不免有习心在，本体受蔽，姑且在意念上实落为善去恶的工夫，随处对治，使之渐渐入悟，熟后渣滓去得尽时，本体亦明尽了。从有以还无，复归本体。及其成功一也。” 对于他这晚年定论，他自己也觉得有必要发挥清楚，于是便接着说： “汝中所见的四无说，是我这里接利根人的；德洪所见的四有说，是我这里接中根人、为其次立法的。二君相取为用，则中人上下皆可引入于道。若各执一边，眼前必有失人八五八书房，便于道体各有未尽。德洪须识汝中的本体，汝中须识德洪的工夫，二子打并为一，不失吾传矣。” 王畿问：“本体透后，于此四句宗旨何如？” 阳明说：“此是彻上彻下语，自初学以至圣人，只此工夫。初学用此循循有入；虽至圣人，穷究无尽。尧舜精一工夫亦只如此。” 过了一会儿，阳明接着说：“汝中所见，我久欲发，恐人信不及，徒增纷扰，故含蓄到今。此是传心秘藏。今既已说破，亦是天机该发泄时，岂容复秘？然此中不可执着，吾人凡心未了，虽已得悟，仍当随时用渐修的工夫，不如此不足以超凡入圣，所谓上乘兼修中下也。” 最后，他又再嘱咐一遍：“二君再不可更此四句宗旨，此四句中人上下无不接着。我年来立教亦更几番，今始立此四句。人心自有知识以来，已为习俗所染，今不教他在良知上实用为善去恶的工夫，只是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此个病痛不是小小，不可不早说破。汝中此意正好保任，不宜轻以示人。概而言之，反成泄漏。” 这场证道，有极可注意之点：1」阳明更衷情于“无”而非“有”，讲有是权宜之计，是为了普度众生，有，是有限的，从而不能成为究竟话头。但凡人的工夫须从有起脚，凌空蹈虚，只是逃避现实、逃避自我。无，是本体的终极处；有，是工夫的实落处。也就是说，阳明的晚年定论是以无为体，以有为用。2」阳明学的最大的特点又是体用一元的。本体只是一种设定，工夫才与我们的生存直接相关。设定为无是为了追求无限、无限的追求，究其实质是一种摆脱异化的理论要求。 据黄绾后来对阳明的批评，阳明让他们看禅宗的宗经《坛经》、看道教的《悟真篇》后序，从中寻找“心源自在”的智慧，去练就一套实战性很强的艺术，什么心若明镜，鉴而不纳，随机应物，故能胜物而不伤。「《明道编》」阳明真正想做的是这种“达人”，如果这种达人能够精神不朽的话，那就是圣贤了吧。不可泄漏的天机正在于这种虚无而实用的生存技巧，不符合正宗儒门规矩。所谓的体用一元，在他这里就是，只有确立了“无”的本体地位，才能弘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真空妙智。－－用阳明的术语说，这叫“时时知是知非，时时无是无非”。他的《答人问道诗》居然照抄大珠慧海禅师的语录，他多次表示佛徒出家、道士隐居都是著了相，有挂碍，真正的觉悟是不离世间觉，是在担水劈柴的日用工夫中体验妙道。 明白了这个内在的理路，就可以理解作为天泉证道的继续，以及阳明的学术遗嘱的“严滩问答”，居然是用佛教话语来一锤定音了。 阳明从越城出发，并不赶赴思田，他一路游玩，游吴山、月岩、钓台，在杭州一带盘桓到九月下旬，一路上随行人员都是学生，固定追随的至少有钱德洪、王畿两个“教授师”。阳明此行更象是巡视。他兴致很高，沿途有诗。 十月初，他们在严滩作了关于“究极之说”的结论。发起者还是王畿「龙溪」，他有点乘胜追击的意思，因为他自感已摸到了真谛。《传习录》、《讣告同门》都记载了这个“事件”，记录者均为钱德洪，他是较为被动的乙方，所以他的记录没有夸张： 先生起征思田，德洪与汝中追送严滩。汝中举佛家实相、幻相之说，先生曰：“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汝中说：“‘有心俱是实，无心俱是幻’，是本体上说工夫。‘无心俱是实，有心俱是幻’是工夫上说本体。”先生然其言。洪于是时尚未了达，数年用功，始信本体工夫合一。 心学必走上神秘。儒家那套术语表达不了高度机密的心理统觉。但有人据此攻击阳明为禅又是过甚其词了。阳明要表达的还是心学的方针，而不是佛教的命题。只是实和幻是佛教的原标准，实相是真际，幻相是失实、不实的假相。问题在于前后的两个有心、无心所指是大不相同的。前两句有心、无心是指在为善去恶方面不能采取虚无主义的立场－－是对无善无恶是心之体的补充规定；后两句的有心、无心则是有意消解一下，不能僵持有心的立场，还是应该保持“无”的智慧。 这个有无之辨是高度辩证的。从运思方式上说是佛教的，如神会和尚说的：“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有即真空，空而不无即妙有”「《显宗记》」。阳明的心本体虽说是无善无恶的，但必须用有心的态度来坚持这一点。这就是王畿所理解的从本体说工夫，还是工夫论。后两句虽是工夫上说本体，还是本体论。车轱辘话只表明它们是一体的。－－这就是阳明一再说的本体工夫一体论。区别只是就某个侧面而言。－－钱德洪后来数年用功才明白了这个道理。 简单的说，严滩问答的结论就是本体工夫都是有无合一的。将天泉证道的四句教简捷的一元化起来了。心学体系到达了最完美最单纯的抽象，阳明找到了最后的表达式。 第十四回迷悟由人 1．文明原有象 他走到哪里，无论刮风还是下雨，都有一邦学生出迎，远送，他现在是受无数莘莘学子拥戴的教主了。其况味比发配龙场时有天壤之别了。比当年去江西剿匪也显得德高望重多了。就他能见到的景象而言，他现在走到了顶峰。不管此次出山，他情愿与否，在社会上，他重新工作了，便与赋闲意味不同。 第69章 他心里也憋着这口气，关于平宸濠的议论还是个案子，许多跟从他的人还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有的明升暗降，有的等于被废斥。跟着他干的除了伍文定，都没得了好结果。他屡次上疏，请求公平的安排这些人，都等于对大风说话。相对于那个平庸僵化的官僚网来说，他这个特立独行的人物，因有了拥戴者也就成了一派。而他的起伏也就关乎这一派的兴衰。生活在具体内容中的人，形而下的原因要比形而上的更有力度。 他把思田之乱，比成藓疥小病，其事至微浅，根本不值得他费神－－也因为他现在又上了一层楼，自觉地运用“无”的智慧来料理世事了。当初，江西的名士就嘲笑他为了剿几个小洞匪还天天练兵；宁王的谋士也因此而低估了他的本事。他过去有举轻若重的一面，或者说还不免有举轻若重的时候。现在他已经到了举重若轻的化境。 现在他一脑门子“学”，世事于他并不重要了－－因为他已在九天之上，人间的杂事均不在话下。只要此学大明，他自己觉得可以把这纷扰的人世间带到良知的理想国去。－－他不能亲眼看见这个景象了，便把希望寄托在学生身上。“导师”这个角色可以接通价值世界和事实世界，是他最愿意搬演的形象。 在古越讲学的日子，是他最舒心的日子。现在他走到哪里都能感到心学的光辉在普照。飘泊的感觉被普法的巡视感取代，一个凡人能获得这样的成功，是该欣慰的了。但他到了时不时的想落叶归根的年龄，这位古越阳明子还是情系古越。 他在越城讲学时，就盼着在一片湖海之交的地方卜居终老，只为眼前能常见浩荡。这次出来，偶然登上杭州城南的天真山，便象找到了家似的，心与山水一起明白起来了。天真山多奇岩古洞，俯瞰八卦田，左抱西湖，前临胥海，正是对他的心中想。随同老师登临的王畿奇_-_書*-*网-qisuu.、钱德洪自然懂得老师的心意，在富阳与老师分手后，便回去准备建立书院，盛赞天真之奇，当然正合阳明的意思。他写诗给两位高足，表示赞同：“文明原有象，卜居岂无缘？”但是，王、钱二人不久就进京去了，落实此事的是薛侃，只是未能成为阳明的居住地，成了纪念他的祠堂。他的大弟子邹守益、方献夫、欧阳德等许多人都参与修建。这里成了王门的定期聚会讲论的据点。每年春秋两祭祀，每次一个月。 阳明过常山时写了一首名曰《长生》的诗，正是他们刚刚论述过的究竟话头在他生命意识上的凝结。“微躯一系念，去道日远而。”正是说的必须无心，一有心便落入俗套。“非炉亦非鼎，何坎复何离？”是说他根本既不信佛也不信道，不相信那些长生不死之术。他的解决办法就是用哲学来超越：“本无终始究，宁有死生期？”这是“无”的智慧带给他的受用。真心学是不怕死的，因为“乾坤由我在”，我是生命的主宰。他还说了一句犯忌讳的话“千圣皆过影”－－唯有“良知乃吾师”。 他路经江西－－这片使他辉煌起来的地方，也是一片王学繁荣昌盛、在阳明身后甚至比浙江还普及持久的心学基地。十月，他发舟广信「今上饶」，许多学生沿途求见，他答应回来时再见－－没想到没有“回来”。一个叫徐樾的学生，从贵溪追至余干，阳明让他上船。他在白鹿洞练习打坐，有了点禅定的意思，阳明一眼就看出来了。让他举示其心中的意境。他连举数种，阳明都说不对头，最后阳明告诉他，“此体岂有方所？譬如这个蜡烛，光无所不在，不可独以烛上为光。”阳明指着舟中说：“此亦是光，此亦是光。”然后指着舟外的水面说：“此亦是光，此亦是光。”徐樾领谢而别。 当阳明走到南浦时，父老军民顶香林立，填途塞巷，以至于不能通行。父老乡亲轮番为他抬轿推车，把他传递到都司。这里的百姓出于感激加敬佩，把他奉为神。阳明一入都司就赶紧接见父老乡亲，他坐在大厅里，百姓从东边入西边出，有的出来还进去，从前半晌开始一直到了中午才结束了这种独特的召见－－伟人接见群众只能如此，后来我们熟悉的接见方式也大凡如此。 阳明有《南浦道中》诗，说他重来南浦，还为当年的战事感到心惊。高兴的是那些百姓都可以安居乐业了，让人忧愁的是朝廷没有放宽对他们的税收。象我这样迂腐疏懒的人，居然受到百姓这样的欢迎，实在惭愧。 第二天，他去朝拜孔庙。正所谓群众拜伟人，伟人拜圣人。他在孔庙的明伦堂讲《大学》，不知道围了多少人，有许多人事实上什么也听不见，但机会难得，也为了感受这种气氛。这说明此时的王阳明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影响已是相当大了。而且说实话，他影响最大的地方都在他亲身呆过的地方，一是江西，二是浙江，三是贵州。原因无非是古代的传播太有限，除了加入权力系统靠行政力量推行，就是靠直接影响。心学又是感性学，靠书本传播，脱离了感染“场”是难以领会其妙旨的，也就没有那麽大的感召力了。这三个省份都是比较落后的地方，浙江虽富，在政治上并不引人瞩目，而且他的影响则集中在浙东山区，以绍兴、余姚为中心。越是落后的地方越容易接受乌托邦性能的革命思想。那些既得利益者集中的京畿都会，不易受此煽动。后来的情形也依然沿此逻辑展开－－接受心学武装的以社会的中下层为主，一般的士子多于士大夫，尤为难能的是还有些目不识丁的灶丁「如王艮以及他的泰州学派所影响的劳工人众」小贩等。从这个意义上说心学是平民的宗教不算夸张。 他在孔庙讲学、听众如云的情形被人称为上古三代才有的气象。这种气象也鼓舞了教主的情绪。他一向所致力的就是广度众生，让圣学大明于天下。目前的情景是可喜的、感人的。讲学虽不是他的公职，确是他的天职。这个人从心眼里信服孟子的“天爵”“人爵”说，他是要天爵的，但也不是不要人爵，只是以修天爵为主罢了。 他到了吉安，便大会士友。在简陋的螺川驿站，给三百多人立着讲，讲得相当令人信服、相当实在。大意是：尧舜是生知安行的圣人，还兢兢业业，用困勉的工夫。我们只是困勉的资质，却悠悠荡荡，坐享生知安行的成功，岂不误己误人！ 纯粹学理上的内容就没有新发明了。强调良知智慧无所不能，是周流六虚、变动不居的妙道。但用它来文过饰非，便危害大矣！ 临别再三嘱咐大家：“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这算是最后的公开讲学了，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讲演。 此时，余姚的中天阁讲会照常进行，又有新生力量鼓舞其间而日新月不同。绍兴书院的同志们在王畿、钱德洪的振作接引、熏陶切磋、尽职尽责的管理下而蒸蒸日上。这是让阳明最欣慰无任的事情了。 2．剑气晚横秋色净 过新溪驿时，又有父老乡亲壶浆相迎、相送，沿路焚香摩拜。这座驿城是他当年主持修建的，为了抵御广西的瑶族暴徒和湖南的匪寇。现在这里的人民可以安居乐业了，他下令让那些驻守在山头上的弓箭手干脆回家务农去吧。 百姓这种知会好歹的心情，以及儒家的好生之德，还有他当年在贵州与当地人接触留下的好感，以及思州知府对他的无故欺凌，还有他对少数民族个性的了解，都坚定了他要和平解决思、田问题的决心。他也沿途作了一些调查，了解到了一些瑶族的民情，还有底层人对官府失误的不满。 所谓思恩州和田州，即今南宁以北及武鸣县西北，和百色市及田阳、田东一带地区。 十一月二十日，他到达广西梧州，开府办公。梧州是汉代的苍梧州，旧属交趾郡。自失去安南「今越南」以后，田州便成了南海外屏。其地虽为无足轻重的蛮荒区，但事关国防，更麻烦的是与少数民族的关系不好处理。他先得向朝廷请示行动方针。十二月初一，他上奏皇上，将他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举措一一奏明。 广西土著，岑氏为大。正德初年，岑猛重贿刘瑾得到田州府同知的官位。此前的官府对岑猛时而利用时而压制，都御使陈金曾让他会剿江西土匪，结果他的兵比土匪更危害百姓。事后，他没得到想得到的官位，又拥有重兵，遂嚣张生事。当地官员还想得到他的重贿，他有怨气，自然不给。官员便告他要反。用阳明的划说这叫“生事事生”。新来的首长姚镆调集四省兵力会剿岑猛，岑猛要投降，不许。岑猛逃到他丈人的地面上，他丈人因女儿早就失爱于岑，正好借此机会报复，就把岑毒死了。 问题的真正症结在于如何处理民族矛盾。改土归流虽是本朝的基本国策，但在广西田州流官出现后，反而矛盾日起，无休宁之日。尤其是田州的瑶族是浔阳江流域的“造反”大户。但官府总是“过计”－－用的办法都过头。“劫之以势而威益亵，笼之以诈而术愈穷。”打，也不行；抚，也不行。把良民的膏血挥霍于无用之地。阳明想去掉流官，因为“流官之无益，断可识矣。”但他的下属提醒他这样做是犯忌讳的，要遭来物议。他在奏疏中表示，只要有利于国家、能保护人民，死都应该，还怕什么物议？他的结论是：对在这深山绝谷中盘踞的瑶族，必须存土官、借其兵力而为中土屏障－－让他们为我们抵御交趾国。 第70章 若把他们都杀了，改土为流，则边鄙之患，我自当之，这实在等于自撤藩篱，必有后悔。 这是他之“无”的境界给他的智慧，物各付物。他可能没有现代的民族自治的思想，但他知道用压制或诈术都不能很好的解决民族纠纷。他只有儒家的和平主义，还有为帝国长治久安的忠心。虽然是在实心实意的办好事，还得求朝廷，还得动用私人关系，说服当朝大老，才能行得通。帝国的秘密通道多着呢。 他分别给应该利用的和真心朋友写了信。先给杨一清写了貌似情切又亲切的信：我此次事毕，若病好了，请你让我当个散官，如南北国子监，我就感激不尽了。他是怕杨大学士顾虑他在这成功以后会入阁争权，从而否决他的方案。所以先给杨吃个定心丸。因为早就有人作这样的推荐，但越有人说阳明人才难得，应该成为台阁重臣，他们便越压制阳明，迟迟不对平宁王一案论功行赏，就是怕他这一杆子人在朝中形成一股势力。 他给黄绾写信则吐露了实心话：参与平宁王的湖、浙及南京的有功者均已升赏，唯独主要干事的江西将士，至今勘察未已，有的废业倾家，身死牢狱。就算有滥冒，也应该象赏南京的人那样赏他们吧！他们已失意八年了。但我现在要说象是要挟，奈何，奈何！他视“东南小蠢，特疮疥之疾。”“而群僚百官各怀谗嫉之心，此则腹心之祸，大可忧者。”跟三百年后的林则徐一样不怕广东之祸事，只怕朝廷内部的窝里斗。 他婉转告诫黄绾和方献夫不要再推荐他了，得慢慢来。此时主要是说服朝廷按他的思路解决问题，否则必有反复。他还告诫他俩，推荐人要慎重，一个滥蚕能坏一筐好蚕。－－呜呼，他这回在这两条上都出了问题。 朝廷有个酝酿的过程，大概是个各种意见平衡的过程。让他会议出结果来，再报朝廷。但相信他才略优异，所请必有卓见。 他给朝廷的奏疏中，一开始不好说前任已把事情弄坏，但在私人信件中，多次表示从前张皇太过，后难收拾。现在想以无事处之，已不大可能。只求省减一分，则地方少一分劳扰。他真是知行合一的去亲民、去努力追求至善。他反感帝国流行的杀人立功法。 新入阁的桂萼想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作品，便建议阳明以杀镇瑶族，再攻打交趾。这种政治上的暴发户最好大喜功，只要能染红顶子「这个词儿是清朝的，但这种事情已自古而然」又不用自己的血，便越红越好。这是阳明深恶痛绝的。他不会按照这种人的意志行事。因此而得罪了新贵。这个曾起用阳明的权臣，最后因此而同意、唆使皇帝把立了大功的阳明捺下去。他给方献夫的信中早就预知必然如此－－－我深知这个和平方略必然大逆喜事者之心，“然欲杀数千无罪之人，以求成一将之功，仁者之所不忍也。” 阳明一面会议、处理眼前的问题，一面向朝廷汇报。算是边斩边奏。他是为了保护百姓，他们已经在战火中辗转了两年了。朝廷又新任命他为两广巡抚，他有了处置当地事务的专权。时间已到了次年春的正月，他手里有当初姚镆调来的湖南兵两万多，他又有剿匪平叛的威名，当他靠近田州时，岑猛的余部卢苏、王受很害怕。阳明有诸葛亮以夷制夷的思路，便派人去劝他们投降。当时有谣言说阳明象别的官员一样在等着受贿。他们不敢来。但他们见阳明遣散官军，似乎没有进剿他们的意思，他们又放了心。阳明又派人去，说明只是为了给他们开“更生之路”，并起誓无欺。要求他们率众扫境，归命南宁城下，分屯四营。发给他们归顺牌，等候正式受降。这些土兵都有了更生的希望，“皆罗拜踊跃，欢声雷动”。 卢苏、王受都不是好对付的主儿，他们说：“王公素多诈，恐怕要骗我们。”提出要带重兵卫护，并把军门的哨兵都换成田州人。阳明都答应。他们果然重兵卫护着前来南宁军门。 阳明当众宣布：朝廷既然招抚你们，就不失信。但是你们扰害一方，牵动三省，若不惩罚，何以泄军民之愤？于是将卢苏、王受各杖一百－－让他们穿着盔甲接受了这一百杀威棒，以显示王法的威严。 众皆悦服。阳明然后跟着他们到他们的军营，抚定军心。那一万七千多人「《明史》说七万人」，欢呼雀跃，向阳明表示愿意杀贼立功赎罪。阳明说之所以招抚你们，就是为了让你们活下去，怎么忍心再把你们投入到刀兵战场？你们逃串日久，赶快回家去吧。至于其他土匪，军门自有办法，以后再调发你们。 他们感动不已，流泪欢呼。 于是，这场折腾了两年的民族纠纷，就这样春风化雨地解决了。不折一矢，不杀一人，全活了数万生灵。阳明自己也认为比大禹征苗还漂亮。一面向朝廷奏凯，一面勒石刻碑纪念。 他向朝廷建议：把田州划开，别立一州；以岑猛次子岑邦相为吏目，等有功后再提为知州。在旧田州置十九巡检司，让卢苏、王受分别负责，都归流官知府管辖。朝廷同意对岑、卢等人的安排，别的等相关各部复查研究以后再说。 3．煮沙为盐 假若阳明一直在此经营，不会出现后来的反复，也不会有阳明寄托不终的历史遗憾。在他离开广西之前，所有问题都处理得相当漂亮。 当地土目也真心服他，既慑于他的威名，也赞成他的举措。他也真心既为百姓好又给朝廷办事。他认为二者是一致的，只有民安才算国定，只有民富才算国强。他那“无”的智慧告诉他天下本来没有对立的事务，只是人们非要把它们对立起来。譬如姚镆非要硬打，“轻于讨贼，重于受降；信于请兵，疑于对垒。「岑」猛既冤死而不白，镆亦功名不终。猛负国恩而身殛，镆贪军功而官夺。”「古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诛岑猛》」结果是分则两伤。现在是合则两美。他充分承认当地少数民族的特点，再三向朝廷强调不能一味用汉法统治他们，他迷信风俗统治，强调教化的力量，若假以时日，他也许能摸索出一套优化的与少数民族共同管理的好办法来，从而深入解决异族与汉族这个大一统帝国的大矛盾。 但是，朝廷想让他在此顶住，总督军务、巡抚地方，看上去是重用，其实是排斥，还是等于用牛刀宰鸡。他并不开心，再说他的身体也真不适应这里的气候，若是现在把他发配出来，他也就悟不了什么道了。若是现在让他到朝廷里当个大学士什么的，他还有兴趣，从而有精神干下去。尽管论官节也差不多了。南京兵部尚书也是尚书呀，如果得势，入阁顺理成章，不得势则一切均无从谈起。他是得势不得分－－假得势，成绩不错，下层说好，说了不算的人说好。口碑好但没用，徒然遭嫉妒而已。 他一举平定田州之乱，号称是百年未有的盛事。但是朝中偏有一邦人什么事也不干，专挑干事人的毛病。阳明为了长治久安，推荐了一批干部，提议改建当地的体制，如将田州的府治迁到平坦的地方，还有一些本是无可争议的合理建议，都遭到京城里养尊处优的官僚的百般挑剔。他们要反复审核，以显示他们既高明又重要。 阳明能做的就是复兴儒学，在思田兴办学校。他认为用夏变夷，宜有学校。但刚刚停息战火，满目疮痍，人们纷纷逃串，还没有受廛之民，想建学校，眼下是显得不着边际的事情。这更显出阳明理想主义心性。他发文命令提学府道，但有生员「秀才」，不管莎正式的还是增补的，其他各地愿意来田州府学附籍入学的，一律欢迎。先委派教官相与讲习，打出旗帜来。等建成学校，就将各生徒分发该学肄业、照常增补廪膳生员、推荐贡生。同时倡行乡约制度，推广他在南赣建立的社区自治的经验。由公正果断的乡约主持讨论约中会员的操行要事，表扬善人善事，纠察有过错者，有彰善簿、纠过簿，随事开引，美化风俗。 当然并非一招抚便天下太平。少数民族的脾性是相当倔犟的，而且由于历来委派的官员水平低下，或贪功或贪贿，造成民族仇杀，积怨不是一两天就能化解的。也的确有些顽匪天良丧尽，既对抗官府又残害百姓。不杀不足以让百姓信赖官府。尤其是控制着黔江、府江的八寨老匪，还有凭借天险的断藤峡刁寇。他们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真正的打击。阳明决心解决这心腹之患。 当时，依据惯例又有调集狼兵的提议。民间早有谚语：“土贼犹可，士兵杀我”的怨声。阳明坚决否定了这个方案，他认为这只是支吾目前的短期行为。他的理论是“用兵之法，伐谋为先；处夷之道，攻心为上。”对当地瑶族来说，现在首要的是让他们心服，用兵威把持不是可久之计。调集远来的客兵，他们不肯为用，百般求索，极难对付，耗费资财，“欲借此以卫民，而反为民增一苦；欲借此以防贼，而反为我招一寇。”所以断断行不得。 他一方面，调武靖州的土兵，让他们分成六班，每班五百人，分别轮流驻守在浔州城外，不得与民杂处，杜绝扰民的可能。然后施行他在江西尝试成功的十家牌法，一方面互相监督，一方面联防强盗，一村有事，邻村救援。培养他们自治的能力。另一方面，天助他成功，当初姚镆调集的湖南兵，因当时低下的人跟姚镆捣乱，故意错发军令，广东等地的就因错了而不来，湖南的则在姚镆罢官后才到，使姚镆不能奏凯，却使阳明有了现成的重兵。 第71章 他沉机不漏，还是建学校，兴礼乐，让当地人在婚丧嫁娶接受教化，用儒家的行话说，这叫小人学道则易使。他在南宁兴办了学校，这里基础好，一举成了功。他起用一些降级官员，让他们主教敷文书院，循循善诱，渐次改化。他不是那种只布置不检查的官僚，他说待本院回军之时，必有奖惩。 4．兵声寒带暮江雄 八寨、断藤峡的武装力量不是当地的土司的合法军队，而是标准的土匪，而且有了百余年的历史。聚众数万，南通交趾境外诸夷，西接云、贵，东北与府江、古田的瑶族回还联接，联绵两千余里，流劫出没，危害极大，常常垄断水陆交通，无论是大明的官军，还是当地的土目都想铲除他们。但就是不能成功。也因为大明朝把精力、兵力集中用于防御西边和北边的游牧民族，曾几次派兵进剿，但大军不可久住，孤军不敢追险。大军一到，他们便敌进我退，隐居山林峡谷。官军勉强招抚，给自己一个台阶下。大军一走，他们又啸聚而出，比先前更加嚣张。 断藤峡，本叫大藤峡。是夹浔江、及其南端的府江的两岸连山最高、最险恶的地方，登藤峡顶，数百里皆历历目前。而其山是夹江峻岭，山寨临江壁立，上山路径仅一线，又须历千盘，其险不亚于蜀之鸟道、蚕丛。一夫荷戟，千夫难上。山上毒瘴恶雾，非人能堪。山上出产的植物可以供应他们最低水准的生活，靠在山下围困治不住他们。他们的武器又是长弓劲弩，还在箭头上淬毒抹药，中箭就立即死亡。明天顺年间，都御使韩雍曾领兵二十万进剿断藤峡，撤兵无何，他们便攻陷浔州，据城大乱。流官土官交错难治，教化的办法也不灵验，用食盐等东西引诱他们，借贸易通商开化他们，他们则抢了东西就跑。用阳明的话说，“他们窃发无时，凶恶成性，不可改化。”－－他们的良知彻底被尘欲遮蔽了，只有用肉体消灭的办法了。 打他们对于阳明来说，关键是下打的决心。他平了田州之乱后，两江父老遮道控诉断藤峡、八寨猾贼淫杀祸害的猖乱罪状。他觉得不剿灭他们，对不起两江父老。他一旦这个决心下定，便简易如扫尘埃一般。此次，无论是剿是抚都有一个突出的特点：简易，轻松，给人易如翻掌、囊中取物的感觉。 还是虚虚实实，能而示之不能，取而示之不取。先麻痹然后出其不意。嘉靖七年二月，他平定了思田之后，峡匪以为必来征讨，都窜入深险之地。久不见动静，便又出来。又见阳明住跸南宁，遣散军队，兴建学校，他们便真正松弛下来。 阳明让湖南兵和在武靖州待命的土兵分道而进。进剿的官军偃旗息鼓，悄悄的进山，一军突击，四面夹攻，如迅雷不及掩耳。峡匪溃败，退保仙女大山，据险顽抗。官军攀木缘崖仰攻之，连破数巢。峡贼们败奔断藤峡。官军乘胜追击，峡贼沿大藤横渡，溺死者六百，死伤累累，被俘的更多。 官军在山上大搜捕，把大小山洞搜了个遍。最后收兵回浔州。其他各山洞也被清扫，什么牛肠、六寺等山寨都被扫荡，史称：“断藤之贼略尽”。 用当时人的话说，八寨乃百六十年所不能诛之剧贼，是粤南诸贼的渊薮，八寨不平，两广无安枕之期。阳明未请示朝廷，在派兵进剿断藤峡的同时，派林富、张佑监督着卢苏、王受的五千田州土兵，他们愿意立功，表现优异。夜间偷袭，突破石门天险时，这些剧匪才发觉大军来到。看来所谓剧匪的军事水平是相当幼稚的，只是以往官军或怕死或比他们更幼稚而已。成化年间最辉煌的一次是土官集合狼兵深入巢穴，结果斩获二百，就算象样的战功了。这次，剧匪失去天险，心虚气夺，且战且走，毕竟是惯匪，将近中午时，他们纠集二千余人反击，没想到这次的官军来真格儿的，奋力冲杀，他们大败输亏，奔入重险。 官军招募敢死队，夜间乘其不备－－他们居然还是不备，再度袭击，攻破古篷寨，又乘胜连破周安、古钵、都者峒诸寨。八寨基本被拿下，前后斩获三千余人，是空前的胜利了。 阳明动用的两路军队，各不满八千。创立了大明在这一带作战成本最低、成效最大的记录。尽管，七、八年后，这里的少数民族又因官府与土司之间起了震荡性的冲突而暴动，但眼下阳明收了全功。湖南兵已不堪忍受此地的气候，开始闹病，有瘟疫的苗头，阳明的身体也支撑不住。他下令班师。 大学士霍韬在给皇帝的上疏中说，臣是广人，曾为阳明算了笔帐，这场战役，他为朝廷省了数十万的人力、银米。他的前任，调三省兵若干万，梧州军门支出军费若干万，从广东布政司支用银米若干万，杀死、瘟疫死官军、土兵若干万，仅得田州五十日的安宁，思恩就发生了反叛。而阳明不费斗米，不折一卒，就平定了思田，还拔除了八寨、断藤峡这样的积年老巢。 阳明在嘉靖七年七月十二日上了《处置八寨断藤峡以图永安疏》主要举措有：1」移筑南丹卫于八寨；2」改筑思恩府城于荒田，就是把原在高山之上的府治移到水陆交通的地方来，荒田这个地方轩豁秀丽，便于贸易；3」改凤化县于三里；为了基层政权布局合理；4」添设流官县治于思龙；5」增筑守镇城堡于五屯。他的方略是：“谋成而敌自败，城完而寇自解，险设而敌自摧，威震而奸自伏，”还有个时机问题－－现在正好。 这一系列长治久安的益民利国的安排，朝廷里根本没人想听。处置江西事变时全靠兵部尚书王琼赞助，而王尚书早已被杨廷和借故拿下大狱，差一点杀了头。王琼再三哀求，才落得发配边疆的下场。大明官僚中单有在后面搞清算的。有人居然起诉阳明，说他进剿八寨擅自行动，尽管他们知道当初朝廷给了王可以便宜行事的权力。对于阳明提议在进剿过的地方建立郡县以镇定之，赶紧教化新民，等再来土匪时，他们已成了良民，此地就不会再反复了等方案，他们说，建筑城邑，是大事；区处钱粮，是户部的职责；谁让他这么干了？总而言之，不以为功，反求其过。鸡蛋里头挑骨头，成功了反而有罪，干成的事是应该的，当然要忽略不计；没让你干的事情，不管再好也是瞎闹。好象他们的职责就是把朝廷的屁股弄得越凉越好，让任何一张热脸贴上来都觉得它凉，便完成了神圣使命。 5．秋风南滇路 阳明的身体是再也与这种体制耗不下去了。 到目前为止，他所有的成功几乎都是体制外的作品：不容讲学，偏讲学；并没让他平宁王，他偏起义师。若都按现成的道儿走，他也许能到公卿，成为一世的大老，但身死人亡，不会象现在这样死而不亡。对阳明来说是个要生前福与身后事的问题，他少年的时候就坚定了不要只管一世的功名，而要永垂不朽的圣贤境界。 他关心着老家的书院和学生们，他归心似箭，以为与学生的相见渐可期矣，担心老家讲会的地方门前的草会有一丈深了吧？ 这么漂亮的战斗，兵部的赏还在宫廷里讨论来讨论去，他的一系列建议还须户部调查研究后再说，他没有别的权力和自由－－甚至没有就此回家的权力和自由。一切都须上边定好了，你在圈子里来回走。若是奴性深重的人觉不得多么痛苦，但他受不了。尽管他有足够的效忠我皇上的奴性。 上了《处置八寨．．．》长长的奏疏，他就卧床不起了。等到九月初八日，他的生怕一物不得其所的周密设计还没得答复，皇上倒派行人专门来奖赏他，肯定他“处置得宜”，短时间内即令拚夷畏服，罢兵息民，其功可嘉，赏了他白银五十两。行人到时，他硬从床上爬起来，有人搀扶着也站不住，但还是望阙谢主龙恩。这种折腾再加上“感激惶惧”，他居然晕了过去。过了许久才苏醒过来。他在谢恩疏中说：对皇上特颁这种出格的大赏，他只有感泣、战觫惶恐，“惟誓此生鞠躬尽瘁，竭犬马之劳，以图报称而已。”他说，臣病得不能奔走廷阙。一睹天颜，不能略尽蝼蚁向日葵的赤诚了，臣不胜刻心铭骨、感激恋慕之至！ 他是二月十三日上的《奏报田州思恩平复疏》，过了七个月才来了这奖励，还如此感动。他四月初六上的《处置平复地方以图久安疏》，现在还没任何答复。他一入广西就接二连三的起奏地方急缺官员疏、举能抚治疏、边方缺官荐才赞理疏，等等。一边上疏一边请皇帝原谅他再三打扰、迹近冒犯。好象他不是在给皇帝办事，而是在给自己过生日似的。他讲此地的干部队伍差得没法提，急需配备干部，否则一切都得白干，马上会出乱子。他还教皇帝让所有的大臣各推荐十个，若一人举九人不举，不用；九人举一人不举，用；若五人举五人不举，就得详细考察。然而都是对牛弹琴，只提拨了林富等几个人。总体上说，朝廷对他的工作是不支持的。他在这里鞠躬尽瘁，那边在准备给他背后插刀子。但派人来说了声干得不错，他就差点晕过去！ 他是真心的，还是在为他请假回家埋伏笔？应该说他是真心的，他很看重这种仪式上的奖赏，更主要的是对他工作的肯定，思恩、田州数万赤子因此而得以生全，怎么能不谢主龙恩。可贵的是阳明认为他们本无可诛之罪，并不象他的前任那样非要剿灭，逼得皆汹汹思乱。奇怪的是过去都骂他是镇压农民起义的刽子手，却不这样骂他的前任那种类型的。 第72章 中国的历史学差不多在继承着那种清算派的逻辑。 等到了十月初十，他不知道皇帝已嫌他麻烦，桂萼已在中伤他，他强扶病体，给皇帝写了长长的《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从他在越绻伏六年，想进京一睹天颜，又怕谗言说起，再次重申他在两广征讨招抚两得当，都体现了皇上的恩威。现在已无烦苛搜刻的弊端，不会再生民乱，他走的无后顾之忧。 他让已升为陨阳副都御使的林富管理广西的行政事务，副总兵张佑管理军事事务。他举荐的人都没有很好的执行他的路线，尤其是张佑贪贿赂，而造成瑶族的土司仇杀并因此连锁反应出土匪的啸聚。一世英明的阳明遂留下“寄托不终”的遗憾。他一意扶持的岑猛的后代也没争了气。民族自治问题，对他的智慧提出了挑战。原因则在于这里根本就没用可用之才。朝中也没可用之才。但并不是人间没有可用之才，只是那个体制排斥了真正的人才。 阳明曾借吁请边关人才时给皇帝上过课：那些磊落自负，卓然思有所建立，而学识才能果足以有为的人才，却只因为一时爱憎毁誉，就愤然抑郁而去，尽管天下共为之不平，公论昭著，亦无济于事。有多少豪杰可用之才，为时例所拘，因而弃置不用！他提醒皇帝，所谓时例是朝廷定的，可拘就拘，不可拘就别拘了，本是无可无不可的。现在朝廷的考察法，固然能去掉一些贪恶庸陋之徒，但那些蝇营狗苟侥幸求进之徒是永远会有的。而那些磊落自负，有过人之见的人，屈抑自放于山水田野间，他们能自得其乐；却是朝廷的损失，朝廷使有用之才废弃终身，却用了些庸陋劣下之徒，除了增加百姓的困苦还能怎样？ 这是明代版本的王安石《上仁宗皇帝书》。龚自珍说这篇万言书就是两句话：朝廷不得人才用，而人不能尽其才。 其实，更准确的概括是朝廷就是铲除他们说的这种人才。 大内之中，一个收拾阳明的罗网正在越收越紧。 第十五回镜里觅头 1．皇帝驴性 远在九重宫阙的嘉靖皇帝，为思田之乱和平解决，特派专人奉加盖了玉玺的奖状及赏银五十两，南下嘉奖王阳明，至少肯定了他的招抚工作是其功可嘉的。但当又听到了尽平八寨、断藤峡的捷报后，就且喜且疑起来，遂“手诏”首辅杨一清、新任吏部尚书桂萼等，议一议王阳明的问题。嘉靖以为阳明在自夸，还想了解一下他的学术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嘉靖这个人比手下的大臣们还多疑善忌、鼠肚鸡肠，因为他有条件便充分的刚愎自用。因为他不是个人才，所以他不可能用真正的人才。与正德相比，他是个合乎帝王常规的流氓而已。 杨一清本是了解阳明的，只因阳明的学生上疏请阳明入阁时，伤害了他，他也怕阳明真入了阁。尽管阳明曾给他写信表示志愿去当散官，他还是不能放虎。他知道专以报怨为事的桂萼会说出他想说的话，便把这个风头让给桂萼来出。桂萼则根本就是个小人，杨慎就耻于与他同列朝纲而被发配到了边疆。桂萼素来对阳明就不忿－－偏你把风头出尽，这回又偏不去打交趾，你不把我放在眼里，那我就要叫你知道我的利害。他倒不晦默，旗帜鲜明的攻击起阳明来，把阳明的事功和学术来了个全盘否定。他说：“王守仁这个人为人怪诞，不懂规矩，他的什么心学，就是自以为是。这次让他征讨思田，他偏一意主抚；没让他打八寨、断藤峡，他偏劳师动众地去打，这简直是目无王法。这是典型的征抚失宜，处置不当。” 狗屁不懂的嘉靖以自己的能力推断阳明那麽短的时间做了那麽多事情肯定是在自吹自擂，他又除了相信桂萼这几个拥立他的人，把满朝文武都视为敌人，凡说阳明好的都是在替他吹牛，那自然只有相信桂萼的判断了。他几乎忘了前不久的表扬，刚愎自用与出尔反尔是相互为用的，一个打掉狂者的盘算，在他脑袋里开始发育。不予奖励，是第一步。 阳明本来就防着这一手，还专门让宦官在前线对战绩做了审计。但那没用，整你的时候才有用。杨一清则说了几句，这个人好穿古人服装、戴古人的那种帽子之类的话，在聊天中贬低了刚刚立了大功的国家的栋梁。桂萼又说了些阳明居然敢非议朱子，他的心学是在妖言惑众，等等。这场“手诏”廷对遂结束，阳明那泼天的功劳便拿风吹走了，还埋下了后面禁毁心学的伏笔。 再高级的会议也保不住密。方献夫、霍韬、黄绾纷纷上疏为阳明鸣不平。他们从广西的地理形势、历史问题讲起，想教会皇帝懂得阳明干的这个活儿为大明家省了多少钱粮人命，保境安民，多么重要，阳明根据实际便宜行事，正见出他为陛下分忧的耿耿忠心，等等。但皇帝认为他们在替老师说情，所以他们的话听不得。个中逻辑其实是他想听的都是真的，不想听的都是假的。而且他当皇帝认定一个道道：必须按照自己的旨意办，大臣越劝越要顶住。为了给他的本生父母争正统，他廷杖、发配、罢黜的官员比刘瑾并不少。他并不觉得这个国是他的，只觉得这个家，必须把这个国的便宜占完，才没浪费了皇帝的权力。国亡事小，家不舒心事大。 黄绾的上疏言词激烈：“臣以为忠如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于江西，讨平叛藩，忌者诬以初同贼谋，又诬其辇载金帛。当时大臣杨廷和等饰成其事，至今未白。若再屈于两广，恐怕劳臣灰心，将士解体。以后再有边患民变，谁还肯为国家出力，为陛下办事？” 哪怕你们说破大天，嘉靖皇帝心坚意定，淡淡地说知道了，便完事了。中国的最高决策大凡如此，指挥千军万马的王阳明在这里只是小菜一碟。阳明这只鞋，是被他们践踏的鞋。尽管他们践踏这只鞋是在败坏自家的基业，但这样做开心便就要这样做。别人徒叹奈何也是瞎操心。 嘉靖皇帝没看到阳明写的情深词切的《乞恩暂容回籍就医养病疏》，这篇感人的性情文章被毫无性情的桂萼给压下来了。阳明写给皇帝看的东西等于给狗看了。这种事情常有，但这回是致命的。 阳明详细论述了他必须回去就医的原因。说他在南赣剿匪时中了炎毒，咳嗽不止，后退伏林野，稍好，一遇炎热就大发作。这次本来带着医生来到广西，但医生早已不服水土，得病回老家了。他还得继续南下，炎毒更甚，遂遍体肿毒，咳嗽昼夜不止。出发前脚上就长疮走不了路，后来更吃不下饭，每天只喝几勺粥，稍多就呕吐。但是为了移卫设所，控制夷蛮，他亲自考察地形，才敢提奏朝廷。他就用浑身是病的身体，硬是上下岩谷、穿越林野，确定下了让廷臣认为出格的改建城堡的方案。他的方案成了一章罪状，他的身体却从此一厥不振。被抬回南宁，就移卧于船上。他实在等不见朝廷批准了，他将从梧州到广州，在韶关一带等待皇帝的命令。他再三哭诉这样做是大不得已，请皇帝怜悯他濒临垂危不得已之至情，使他幸存余息，再鞠躬尽瘁。“臣不胜恳切哀求之至！” 就是有点怨仇，看到这样感人的文字，也会焕然冰释。但那是一般人，桂萼是特殊的小人。他跟阳明并没有过什么利害冲突，只有点反感而已。但他现在大权在握，主观好恶就威力大了。他也受过不公正待遇，但他并不因此增长己所不遇勿施于人的恕道，反而增加了仇恨人的歹毒心。他与嘉靖是君臣遇合，一对“猜人”。当他看到阳明表示要离开两广军门，只身回家时，嘴角上浮现出专琢磨人不琢磨事的吏部官员特有的微笑。这个因逢迎嘉靖而骤贵的马屁精，已感觉到皇帝对阳明不感兴趣，至少嫌他那股自大气，皇帝不舒服是大事，大臣的头等大事就是让皇帝舒服。他于是把阳明的手本，放到“留中”箧中：你不等朝廷准假就径奔老家，我偏匿而不发，坐成你个擅离职守之罪。 他和杨一清等也没想到，时隔不久，传来的竟是阳明客死南安的消息。他们心头的滋味是复杂的，既有如释重负的轻快，也有随之而来的空虚。桂萼说，我要参他擅离职守、江西军功滥冒。杨一清说，即使他还活着，我也要说服圣上查禁他的新学。若不查禁，大明江山非亡在这些异端邪说上不可。他们提议开会，清洗之。 其实，他们倒王的真正动力在于与张璁的矛盾。张援阳明入阁，以分杨、桂之势；杨、桂便来个先剪除新患再去旧病，唆使锦衣卫聂能迁奏阳明用金银百万通过黄绾送给了张璁，张璁才推荐阳明去两广。张璁、黄绾也不吃素，起而抗击。结果是聂能迁在锦衣卫的监狱活活被打死。皇帝也没别的高招，便用挂起来的老办法。按说应该颁发恩荫赠谥诸典礼，现在却什么也没有。嘉靖忘了他当初为了让阳明去两广，说了那些夸奖阳明的话－－鲁迅说流氓的特征就是没标准。皇帝一没标准，大臣就更没标准了－－宫廷成了唱大戏的舞台，后来他们之间互有胜负的斗了几个回合，忽而张、桂去职；忽而一清落马。反正一天也不能闲着。 阳明的沉浮，从一开始，真正的导演就是上层的这种权力斗争。平定江西后，张、杨同具揭帖，桂个人单具揭帖一致反对阳明入阁。阳明赴广西，杨与桂谋，他势必成功回京，张璁、黄绾还得推荐他入阁。于是让他巡抚两广，把他铆死在那里。有时加官是带锁。黄绾、方献夫等王门学生的存在也是他们必打掉阳明的动力。 第73章 一查禁王学，他们就在皇帝面前成了伪学之士。否了阳明的事功，才能否了他的学说，否了他的学说，才能扫除列于宫廷的这些张狂的家伙。 嘉靖八年春二月，嘉靖郊游，桂萼密上揭帖，揭帖的内容还是那一套，什么擅离职守，事不师古，言不称师，立异为高，非议朱子，伪造朱子晚年定论，号召门徒，互相倡和。才美者乐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虚声。传习转讹，悖谬弥甚。但平叛捕盗，功有足录。宜追夺伯爵，以彰大信，禁邪说以正人心。 喜不常居而怒则到底的嘉靖大老官，大怒，将桂萼等人奏本下转各部，命廷臣会议该定何罪。此时黄绾等阳明的学生被排挤到南京或说不上话，望风承旨的众臣自然以皇帝和阁臣的意见为意见，最后的结果就是：夺伯爵，禁邪说。事实上等于想将阳明的事功、学说都一扫光。 孙中山死后有副对联，大意是：举国哀痛，举国愤恨，若分清哀痛和愤恨是些什么人，便愈见先生伟大；毕生功业，毕生学说，若分功业与学说是两件事，便非我党精神。 庶几可移赠阳明乎？ 2．悟透之后须物化 阳明走的问心无愧，他已经将各种问题都处理停当，暂时不会有任何变乱发生。他觉得自己的一系列措施夷夏交和，公私两便，都是保治安民的良方。若有能理解其含义的人好好奉行，必能长治久安。可惜朝廷不用人才，有治法而无治人，则百姓倒霉，国家生事，他们风光而已。只要有良知就能判断谁是人才谁是庸才，他们的良知哪里去了呢？怎么才能给予他们良知呢？ 阳明想除了普及我的学说别无良策。他又报病给山阴的学生写了信。对龙山中天阁的讲会能坚持下来表示欣慰。他大概预感到他死而不亡就要靠这种有组织的讲会了。一种思想不是它一产生，只要正确就能光照人间，还必须靠学生去广泛传播，必须有稳定、持久的教化方式才能大行于天下。悟透之后须物化。他能运用的方式就是讲学、办书院，改造旧书院。别看他嘴上说他的学说一人信之不为少，天下信之不为多，但他还是为拯救世道人心而不遗余力讲学、办学。《明史》卷231载：在王阳明的带动下，正德、嘉靖之际，“缙绅之士、遗佚诸老，联讲会，立书院，相望于远近。”连淡泊的湛甘泉还走到哪里都大建书院以祀他的老师陈献章呢，他当然是为了扩大江门之学的影响，以补救白沙学门孤行独诣、其传不远的遗憾。这也表明建书院已成“形势”。 客观的说，起脚于弘治年间的阳明是赶上了开发搞活的年头，弘治广开言路，正德不管，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全国的社会化程度也在提高，有了点多元共生的空间和张力。纯粹隐居求道的模式再也不会成为终南捷径，反而会湮没不闻。然而连孔子都说：“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 讲学、讲会、书院是社会行为，不在官僚体制内运转，就其本质而言是可以不依赖权力系统的栽培，可以不靠行政力量就能推行起来，是可以依自不依他地发展壮大的。尽管有权能够营造良好的外部条件，但那是量的问题，不决定事情的本质。王学的流行不靠科举考试等权力渠道，而是靠祖国各地的学生网，以及到各地去做官的学生。但能保持学魂与否不看官大小，而看其学的深浅精粗。 阳明的贴身大弟子，王艮是个不识字的灶丁，不可能参加科举走仕途，但他的泰州学派是推行阳明学最有力气的一支。钱德洪、王畿虽都当了几天小官，但他俩私语：当今之世岂是你我出仕时！遂很快退出官场，以在野的身份讲了三十年、四十年的学，而且无一日不讲学，周游着讲。一边当官一边讲学的，当了官又退出来专门讲学的更多，如刘君亮、聂文蔚、何廷仁、黄宏纲、邹守益、罗洪先、欧阳德、程文德，他们在广建书院和长期书院讲学的实践中，成为阳明学派的支派领袖，他们在政治、学术上的地位和影响，使阳明学以书院为中心向全社会推进。 有明一代的书院约有1200余所，大多兴起于正德至万历年间，其中最著名的是稽山书院、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东林书院。稽山书院是阳明创建的“母鸡工厂”，明中晚期霍霍有名的学派领袖多从此“黄埔”出身。阳明在江西时有意大力将白鹿洞改造成讲心学的基地。阳明赴龙场时，路过长沙，在岳麓书院住过，后来阳明的弟子季本将岳麓改造为阳明学为主导学术中心。那是在嘉靖十八年，作为长沙知府的季本，不顾刚刚颁布的禁毁书院令，大力修复岳麓书院，并亲自登坛开掘讲官方正在禁毁的阳明学，尔后不断有王门高足主教岳麓。东林书院以反王学末流、恢复朱子学为号召的，这证明了王学的影响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他们实际上推动了真王学的进步革新，日本学者就认为是挽救了王学。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主流这一通则的又一次显现。而且诚如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引论中所说的：“东林言是非、好恶，其实即阳明良知、立诚、知行合一之教耳。唯环境既变，意趣自别；激于事变，遂成异彩。若推究根柢，则东林气节，与王门良知，实本一途。东林所以挽王学末流之蔽，而亦颇得王学初义之精。”大哉斯言！ 嘉靖十一年，大学士方献夫为抗议桂萼学的禁毁，公然在京城联合学派同仁「多是翰林、科道官员」40余人，定期宣讲阳明学，聚会的地点为庆寿山房。十二年，欧阳德、季本等在南京大会同志，讲会地点或在城南寺院，或在国子监，使阳明学呈现继兴气象。除了前面提到的王门书院，尔后的书院、精舍、祠堂真如雨后春笋，几乎遍及全中国，较早的如十三年在衢州「今金华市附近」的讲社，分为龙游会、水南会、兰西会，是王门各种讲会的先声；贵阳的王公祠。十四年，九华山的仰止祠。十五年，天真精舍立了祀田，如寺院的田庄。山阴的新建伯祠、龙山的阳明祠、南昌的仰止祠、庐陵「今吉安」的报功祠都是纪念堂、讲会地。秀水文湖的书院、永康寿岩的书院，还有混元书院「青田」、虎溪精舍「辰州」、云兴书院「万安」、明经书院「在韶关」、嘉议书院「在溧阳，刻印了阳明的《山东甲子乡试录》」、新泉精舍「在南京大同楼」。建祠堂的还有龙场、赣州郁孤山「在郁孤台前」、南安、信丰、南康、安远、瑞金、崇义、琅铘山。尔后再传弟子建的书院，有名的是耿定向、罗汝芳在宣城建的志学书院。 各种讲会更是不可数计。泾县有水西会，宁国有同善会，江阴有君山会，贵池有光岳会，太平有九龙会，广德有复初会，还有泰州的心斋讲堂……．． 诚如顾炎武所说：“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年之久，古有之矣，王夷甫「弼」之清谈，王介甫「安石」之新说。其在于今，则王伯安「阳明」之良知矣”「《日知录》卷18」。明人王世贞说：“今天下之好守仁者十之七八”。自嘉靖、隆庆年间以后，几乎没有笃信程朱的了。上至达观贵人，下至工商市井，竞相讲学阳明学。他要取代朱子的少年心愿变成了现实，他要成圣的志向也变成了现实。他真不朽了。 明代发生过四次全国性的禁毁书院事件，前三次都是针对心学的。嘉靖十六年为打击阳明的邪学；嘉靖十七年，严嵩反对自由讲学，借口书院耗财扰民而毁天下书院；万历七年，张居正主要为打击泰州学派等王学的支派而禁毁天下书院。第四次是天启五年，魏宗贤为打击东林而禁毁天下书院。 然而每次禁毁差不多都是一次推动，明代已不同于以往，已有了“社会”，已非只有官方之国家。在野的力量已成为相当可观的自主集团。王学的流传主要在社会。以王学异端的姿态发展了王学精义的东林，则起于山林，讲于书院，坚持于牢狱。并能赢得全社会的同情，也是前所未有的现象。 东林领袖肯定阳明之学是圣人之学，但认为阳明之教不是圣人之教。肯定阳明，否定王门后学。因为王门后学既无阳明万死一生的实际体验，又无阳明的天才，故失去孔子之真精神。他们也有认为阳明起脚于道士的养生，格竹子路子就不对，尔后也没往对里走，在龙场悟得的也是他的老主意，以后就以“格物在致知”来对抗朱子的“致知在格物”；就算是格物在致知，也应该在致善，而不该滑到无善无恶上去，一旦以无善无恶为教，就势必导致天理灭绝，只变成了养神。再说王学末流的讨厌程度与东林末流的讨厌程度都出后人的意料。明代人的气质是很有共性的，有人称之为戾气，庶几近之矣。在粗枝大叶的外国人看来，什么理学、心学；东林、阉党都是东方学。 阳明获得官方的最后、最高的认可，到了万历十二年，由毫无心学气质的古板宰相申时行提议将两路心学大师陈献章、王阳明入祀孔庙。起因在于万历皇帝觉得阳明学与朱子学“将毋同”－－“王守仁学术原与宋儒朱熹互相发明，何尝因此废彼。”老申的论证很简明，先排除说他们是伪学、伯术的胡说－－“原未知守仁，不足申辩”，再说立门户，他说宋儒主敬主仁也都是立门户，阳明的致知出于《大学》，良知出于《孟子》，不能单责备阳明立门户。第三是所谓心学是禅宗的问题，他说必外伦理、遗世务才是禅，而气节如守仁，文章如守仁，功业如守仁，而谓之禅，可乎？ 第74章 再说怕崇王则废朱也是不对的，朱子学当年不因陆九渊而废，今天会因王而废了吗？他以上的论证都是相当常识而平庸的，最后他说出了崇王的必要性：“大抵近世儒臣，褒衣博带以为容，而究其实用，往往病于拘曲而无所建树；博览洽闻而以为学，而究其实得，往往狃于见闻而无所体验。习俗之沉痼，久矣！”让阳明入祀孔庙，就可以让世人明白儒学之有用，实学之自得，大大有功于圣化。还是因为推崇王学有实用价值。这也从一个侧面看出王学的确是能满足时代需要的好东西。因为老申没有为王门竖旗杆的义务。他倒有点我大明入祀孔庙的只有一个薛，不足以显示文运之盛，这样虚荣心。－－至少是在利用皇帝的虚荣心。 万历皇帝曰“可”。于是，阳明从形式上也成为他一向为之奋斗的圣人。入祀了孔庙就算正式的圣人了。 《春明梦余录》卷21讲将王、陈，还有胡居仁从祀孔庙时，回顾了当初朝野对阳明的审查、批判。当时有人觉得赏阳明个伯爵只是一时之典，但让他入孔庙是万世之典，断断使不得。重温了当年嘉靖对阳明的严厉申饬：放言自肆，号召门徒，虚声附和，用诈任情，坏人心术，近年士子传习邪说，皆其倡导……都察院榜谕天下，敢有踵袭邪说、果于非圣者，重治不饶。然后，又点明为什么当时严厉申饬，今日「即申提议时」入祀，却无一人言及，因为良知之说盛行了也。这也是申时行说王学有用的缘由。 自然入祀之后还是可以再踢出来的。这种人工的纪念碑不如心头的纪念碑长久。 3．巨星陨落 阳明不知道身后的这些时毁时荣的麻烦事了。人都只能活在现实的感觉中，活着时的小事也是大事，死后大事也成了小事。 他给皇帝上了乞骸骨的奏疏之后，就慢慢地往老家走，他还想在韶关一带等待皇帝的命令，但他在南宁就添了水泄，日夜不停，两脚因长疮而不能站立，致命的是肺病，他年轻时脸色就是绿的，思田之行，虽不费心却费力，关键是水土气候成了催命鬼。后人研究他可能是肺癌。 他坐船沿水路往回绕。还是不断地回信，解答学生的修练心学的疑难，帮他们找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微妙之处。如聂豹问怎样才算勿忘勿助？因为一着意便是助，一不着意便是忘。阳明的办法是先破后立。问，你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然后说我这里只说个必有事焉，而不说勿呜勿助。若不去必有事上用功，只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只做得个沉守空寂，学成一个痴呆汉。事来，便不知所措。这是最可怕的学术误人。 他在离开山阴之前，与周冲很深入的阐述了“致良知便是择乎中庸的工夫，倏忽之间有过不及，即是不致良知。”关键看立心有差否，必须“正感正应”。有些意思只要晓得便了，不能张皇说出来。生铜开镜，乃是用私知凿出。心法之要，就是执中。而且讲得圆活周遍，到那耳顺处，才能触处洞然，周流无滞。不然则恐固执太早，未免有滞心。“以有滞之心而欲应无穷之变，能事皆当理乎？”工夫若不精明，就难免夹杂、支离，自己把自己搅糊涂。再好的意思一旦耽着，就僵化，就有病。如邵康节、陈献章耽着于静观，卒成隐逸。向里之学，亦须资于外。「吴昌硕保留的阳明与周冲的讲学答问书，是阳明晚年化境的体现」。 几乎可以说，后学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预料到了，也想对治之。但他象任何圣人一样不是万能的。现在他的大限已到，他坐船在漓江上航行，路过孤峰独秀的伏波山时，对素有“伏波胜境”之称的美境无大感受，他只勉力进伏波庙去朝拜了一番，因为他十五岁时曾作梦梦见过这位对付少数民族而立功的西汉马援将军，他觉得这预示着他必定得来这蛮荒之地平定变乱，以了结这段宿命故事。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很信命的。此时，他觉得眼前所见与四十年梦中所见一模一样。 他还题诗两首，说自己不能社会危机非常惭愧。而且“胜算从来归廊庙”，不要谈自己的贡献；不用杀伐建立起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上古的感化原则才令人向往呢。 路过广东增城时，他硬到湛甘泉的老家去瞻仰了一番。想念了十来年了，终于了结一桩心事，“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这个人就是这么重情。 最后的活动就是到在增城他的五世祖王纲的庙里去祭祀了一场。王纲来平苗族的变乱，却死于此地，而朝廷待之甚薄，他儿子把他的尸体背回，发誓不再为皇家卖命。现在阳明没死在战场，却同样死于战事，朝廷待之更薄，成功不赏，反而一撸到底。诚如徐渭所说，就算他的心学是伪学，也不能因此而不赏他的战功呀。随时利用各种借口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狼吃羊的通用逻辑。不计大功单盯着小过，是老板们的习惯。湛甘泉说这是阳明子命该如此。其实命不命的就是有人盯着你没有！明代的流氓皇帝个个翻脸不认人，张居正还被抄了家呢。王阳明若有钱也可能被抄家的。 他一来弱体难支，二来确实是在等待圣命下来。所以不管坐船也好，坐车也好，他都日行五十里。多亏走到哪里，都有学生前来伺候。走到梅岭，他呼吸愈发困难，他对学生、广东布政使王大用说：“你知道孔明托付姜维的故事吧？” 王大用含泪点头，不敢深说细问，他立即找木匠来做棺材，早已准备好了棺材板，只是觉得不吉祥不敢做。他领着亲兵日夜护卫。棺材做好，皇命还没下来。 阳明硬撑着，坐上轿，踏上驿道。王大用他们前后护拥着、扶持着，边走边歇的到了梅关城楼。走入这座小石头城，王大用长长舒了口气，心想先生能翻过这座山，到了江西那边就好办了。阳明用当年格竹子那种眼神打量着“梅关”这两个显示着帝国气象的巨字。心想：人生是一关过后一关拦。朝廷现在也在过关。财政危机、边患民变、河南赤地千里，淮河水患又逼出大量流民，南京地震频繁．．．这都是上天在示警呀。朝纲不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 他既没有拿破仑问阿尔卑斯山高还是我高的狂傲心态，也没孔明再也不能临阵讨贼的悲怆心意。他只想过了这“南粤雄关”赶紧回到阳明洞天中去。 他们终于慢慢地沿着驿道下来了。改乘舟船，沿章水而下。到了南安地面，南安推官周积、赣州兵备道张思聪闻讯赶来迎候老师。 他们进船来给老师请安。阳明勉强坐起，已咳嗽成一团。这一趟过梅岭，他身体大亏。岭南瘴气重，岭北寒气侵。常说雪花不过梅岭关，现在偏偏降下中雪，气压降低，这师生心头的阴霾更重。 阳明见所有的学生突出一个主题：“近来进学如何？”两位门生简略回答，赶紧问老师道体如何？阳明苦笑着说：“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而已。” 阳明想起过梅岭前给钱德洪、王畿写的信中还乐观地展望：“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涌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当时还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与他们见面了。如今，如今，他闭上眼睛，悲从中来，缓缓地说：“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同志共成之，为可恨耳！” 学生们缓缓退出。王大用对张说，上好的材，就差裱糊了。张说，你放心，我一定用锡纸里外都裱糊了。周则赶紧找大夫找药。荒江野渡的地方哪里有能使阳明起死回生的医生？ 船还得慢慢地往前行。这只夜行船快走到不能再走的地步了。夜幕降临，他问停泊在了哪里？答：青龙埔。这个码头离梅关只有五十多里，属大庾县。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公历1529年1月9日8时许，阳明让家童叫周积进船舱来。周积躬身侍立，阳明闭目追思这一生：大禹陵前的少年壮志，兰亭下的文学梦想，贵州的文明书院，我的学生，我的儿子．．．我的学生会教好我的儿子。佛说一切众生皆是我子。．．．薪尽火传．．．我该走了．．． 他徐徐睁开眼睛，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老师，有何遗言？” 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张思聪等人在南野驿站的中堂装殓了阳明。 十二月三日，张思聪与官属师生设祭祀礼仪，将阳明入棺。 四日，棺材上船，奔南昌。士民远近遮道哭送，哭声振地，如丧考妣。路过南赣，官府迎祭，百姓挡着棺船、拦着路哭，是阳明给了他们安居乐业的日子。到了南昌，官府人提议等明年再走，于是来祭典的天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嘉靖八年正月初一，丧发南昌。三日到广信。德洪与王畿本来要进京参加殿试，听说先生回来了，迎至与先生送别的严滩。讣告同门。正宪也到了。六日会于弋阳．．．二月回到山阴。每日哭奠如仪，门生来吊者日日百余人。书院及寺院的学生照常聚会，就象老师在世一样。门生李珙等日夜不停地在洪溪为先生修墓。洪溪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是阳明生前选择的墓地。 十一月十一日，门生千余人，披麻带孝，扶柩而哭。不能来的，知道日子的，则在居住地为先生举哀。 这位古越阳明子出于古越又回归古越。来源于土又回归于土。 3．巨星陨落 阳明不知道身后的这些时毁时荣的麻烦事了。人都只能活在现实的感觉中，活着时的小事也是大事，死后大事也成了小事。 第75章 他给皇帝上了乞骸骨的奏疏之后，就慢慢地往老家走，他还想在韶关一带等待皇帝的命令，但他在南宁就添了水泄，日夜不停，两脚因长疮而不能站立，致命的是肺病，他年轻时脸色就是绿的，思田之行，虽不费心却费力，关键是水土气候成了催命鬼。后人研究他可能是肺癌。 他坐船沿水路往回绕。还是不断地回信，解答学生的修练心学的疑难，帮他们找那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微妙之处。如聂豹问怎样才算勿忘勿助？因为一着意便是助，一不着意便是忘。阳明的办法是先破后立。问，你忘是忘个什么，助是助个什么？然后说我这里只说个必有事焉，而不说勿呜勿助。若不去必有事上用功，只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只做得个沉守空寂，学成一个痴呆汉。事来，便不知所措。这是最可怕的学术误人。 他在离开山阴之前，与周冲很深入的阐述了“致良知便是择乎中庸的工夫，倏忽之间有过不及，即是不致良知。”关键看立心有差否，必须“正感正应”。有些意思只要晓得便了，不能张皇说出来。生铜开镜，乃是用私知凿出。心法之要，就是执中。而且讲得圆活周遍，到那耳顺处，才能触处洞然，周流无滞。不然则恐固执太早，未免有滞心。“以有滞之心而欲应无穷之变，能事皆当理乎？”工夫若不精明，就难免夹杂、支离，自己把自己搅糊涂。再好的意思一旦耽着，就僵化，就有病。如邵康节、陈献章耽着于静观，卒成隐逸。向里之学，亦须资于外。「吴昌硕保留的阳明与周冲的讲学答问书，是阳明晚年化境的体现」。 几乎可以说，后学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他都预料到了，也想对治之。但他象任何圣人一样不是万能的。现在他的大限已到，他坐船在漓江上航行，路过孤峰独秀的伏波山时，对素有“伏波胜境”之称的美境无大感受，他只勉力进伏波庙去朝拜了一番，因为他十五岁时曾作梦梦见过这位对付少数民族而立功的西汉马援将军，他觉得这预示着他必定得来这蛮荒之地平定变乱，以了结这段宿命故事。他和他的学生都是很信命的。此时，他觉得眼前所见与四十年梦中所见一模一样。 他还题诗两首，说自己不能社会危机非常惭愧。而且“胜算从来归廊庙”，不要谈自己的贡献；不用杀伐建立起的权威才是真正的权威，上古的感化原则才令人向往呢。 路过广东增城时，他硬到湛甘泉的老家去瞻仰了一番。想念了十来年了，终于了结一桩心事，“落落千百载，人生几知音！”这个人就是这么重情。 最后的活动就是到在增城他的五世祖王纲的庙里去祭祀了一场。王纲来平苗族的变乱，却死于此地，而朝廷待之甚薄，他儿子把他的尸体背回，发誓不再为皇家卖命。现在阳明没死在战场，却同样死于战事，朝廷待之更薄，成功不赏，反而一撸到底。诚如徐渭所说，就算他的心学是伪学，也不能因此而不赏他的战功呀。随时利用各种借口达到自己的目的，是狼吃羊的通用逻辑。不计大功单盯着小过，是老板们的习惯。湛甘泉说这是阳明子命该如此。其实命不命的就是有人盯着你没有！明代的流氓皇帝个个翻脸不认人，张居正还被抄了家呢。王阳明若有钱也可能被抄家的。 他一来弱体难支，二来确实是在等待圣命下来。所以不管坐船也好，坐车也好，他都日行五十里。多亏走到哪里，都有学生前来伺候。走到梅岭，他呼吸愈发困难，他对学生、广东布政使王大用说：“你知道孔明托付姜维的故事吧？” 王大用含泪点头，不敢深说细问，他立即找木匠来做棺材，早已准备好了棺材板，只是觉得不吉祥不敢做。他领着亲兵日夜护卫。棺材做好，皇命还没下来。 阳明硬撑着，坐上轿，踏上驿道。王大用他们前后护拥着、扶持着，边走边歇的到了梅关城楼。走入这座小石头城，王大用长长舒了口气，心想先生能翻过这座山，到了江西那边就好办了。阳明用当年格竹子那种眼神打量着“梅关”这两个显示着帝国气象的巨字。心想：人生是一关过后一关拦。朝廷现在也在过关。财政危机、边患民变、河南赤地千里，淮河水患又逼出大量流民，南京地震频繁．．．这都是上天在示警呀。朝纲不振，天人感应，天人感应．．． 他既没有拿破仑问阿尔卑斯山高还是我高的狂傲心态，也没孔明再也不能临阵讨贼的悲怆心意。他只想过了这“南粤雄关”赶紧回到阳明洞天中去。 他们终于慢慢地沿着驿道下来了。改乘舟船，沿章水而下。到了南安地面，南安推官周积、赣州兵备道张思聪闻讯赶来迎候老师。 他们进船来给老师请安。阳明勉强坐起，已咳嗽成一团。这一趟过梅岭，他身体大亏。岭南瘴气重，岭北寒气侵。常说雪花不过梅岭关，现在偏偏降下中雪，气压降低，这师生心头的阴霾更重。 阳明见所有的学生突出一个主题：“近来进学如何？”两位门生简略回答，赶紧问老师道体如何？阳明苦笑着说：“病势危亟，所未死者，元气而已。” 阳明想起过梅岭前给钱德洪、王畿写的信中还乐观地展望：“吾道之昌，真有火燃泉涌之机矣，喜幸当何如哉！”当时还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与他们见面了。如今，如今，他闭上眼睛，悲从中来，缓缓地说：“平生学问方才见得数分，未能与吾党同志共成之，为可恨耳！” 学生们缓缓退出。王大用对张说，上好的材，就差裱糊了。张说，你放心，我一定用锡纸里外都裱糊了。周则赶紧找大夫找药。荒江野渡的地方哪里有能使阳明起死回生的医生？ 船还得慢慢地往前行。这只夜行船快走到不能再走的地步了。夜幕降临，他问停泊在了哪里？答：青龙埔。这个码头离梅关只有五十多里，属大庾县。 嘉靖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辰时，公历1529年1月9日8时许，阳明让家童叫周积进船舱来。周积躬身侍立，阳明闭目追思这一生：大禹陵前的少年壮志，兰亭下的文学梦想，贵州的文明书院，我的学生，我的儿子．．．我的学生会教好我的儿子。佛说一切众生皆是我子。．．．薪尽火传．．．我该走了．．． 他徐徐睁开眼睛，说“吾去矣”。周积泣不成声：“老师，有何遗言？” 阳明微微一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张思聪等人在南野驿站的中堂装殓了阳明。 十二月三日，张思聪与官属师生设祭祀礼仪，将阳明入棺。 四日，棺材上船，奔南昌。士民远近遮道哭送，哭声振地，如丧考妣。路过南赣，官府迎祭，百姓挡着棺船、拦着路哭，是阳明给了他们安居乐业的日子。到了南昌，官府人提议等明年再走，于是来祭典的天天从早到晚络绎不绝。 嘉靖八年正月初一，丧发南昌。三日到广信。德洪与王畿本来要进京参加殿试，听说先生回来了，迎至与先生送别的严滩。讣告同门。正宪也到了。六日会于弋阳．．．二月回到山阴。每日哭奠如仪，门生来吊者日日百余人。书院及寺院的学生照常聚会，就象老师在世一样。门生李珙等日夜不停地在洪溪为先生修墓。洪溪离越城三十里，入兰亭五里，是阳明生前选择的墓地。 十一月十一日，门生千余人，披麻带孝，扶柩而哭。不能来的，知道日子的，则在居住地为先生举哀。 这位古越阳明子出于古越又回归古越。来源于土又回归于土。 ——完——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