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


 第1章

    《中国雄师—中国五大野战军》

    申明:本书由奇书网(isuu.)自网络收集整理制作,仅供预览交流学习使用,版权归原作者和出版社所有,如果喜欢,请支持订阅购买正版.

    《中国雄师—第一野战军》

    作者：洪兵、汪徐和编著

    引言：

    西北军魂第一野战军，是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主力部队之一，是军委麾下的一支劲旅。它是由抗日战争时期在陕甘宁解放区和晋绥解放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及地方武装改编、组建起来的。其发展沿革经历了晋绥野战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阶段、西北野战军阶段和第一野战军阶段。

    这支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第一（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的指挥下，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西北军区）政治委员习仲勋的参与决策、协助指挥下，依靠广大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友邻部队的积极配合，胜利完成了保卫党中央、保卫毛主席、保卫陕甘宁边区，解放大西北的光荣任务。这支英雄的部队为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安全，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历史功勋。

    当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公然“下山”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并以大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时，晋绥军区和晋绥野战军在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治委员的统一指挥下，立即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切断了平绥铁路，解放了大片土地。

    日本投降后，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划出，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仍保留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番号，辖五个旅和五个军分区，共2.8万余人。而当时国民党以八个军和三个骑兵师共20多万人的兵力包围封锁陕甘宁边区，不断进行军事挑衅，甚至企图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陕甘宁边区军民对国民党军袭扰和局部进攻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西北人民解放军南线出击，迎接中原突围的第三五九旅胜利回到陕北；通过榆横战役，打击了晋陕绥边区总部邓宝珊部队在北线的袭扰；粉碎了胡宗南、马鸿逵集团偷袭延安的计划；在关中分区争夺战中，给来犯之敌以重大杀伤。周士第指挥晋北野战军发起晋北战役，张宗逊指挥大同前线人民解放军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给国民党部队以沉重打击。在1945年9月至1947年2月一年多时间里，陕甘宁边区人民解放军连同民兵、游击队作战250多次，共歼敌一万余人，争取敌军5000余人起义，保卫并巩固了陕甘宁边区，为粉碎国民党军的重点进攻奠定了基础。

    当胡宗南集团1947年2月大举进攻延安时，彭德怀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司令员。面对十倍于己、装备精良的敌人，彭德怀镇定自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依靠陕甘宁边区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地形，正确运用毛泽东主席制定的“蘑菇”战术，经延安保卫战和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挫伤了胡宗南集团的进攻锐气，使蒋介石“三个月内解决陕北问题”的企图化为泡影。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为吸引胡宗南集团主力北调，配合陈谢大军南渡黄河，彭德怀指挥所部发起榆林、沙家店战役及一系列反攻作战，大量消灭了胡宗南的有生力量。1948年，西北野战军面对五倍于已的敌人，果断地转入外线作战，先后发起宜川、黄龙山麓、西府、澄合、荔北和冬季等战役，将战争从陕北转向了渭河以北的关中地区，继续钳制并削弱胡宗南集团，有力地策应和配合了其他战场的作战。

    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后，全国解放战争已进入战略追击阶段，但在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态势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此形势下，第一野战军在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前先后发起春季攻势和陕中战役，解放了陕西省会西安和陕中广大地区，击退了胡、马两军的联合反扑，为解放大西北创造了条件。

    第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第一野战军在数量上已占相对优势，在西北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为了加快解放大西北的进程，第一野战军按照“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决策发起扶眉战役，歼灭胡宗南重兵集团；以“钳胡打马”的方针发起西北战场具有决定意义的兰州战役，攻克了被青马称为“攻不破的铁城”兰州。第一野战军乘胜前进，解放西宁，彻底摧毁了马步芳家族的封建统治。

    从1949年9月起，第一野战军指战员发扬“宜将剩勇追穷寇”的精神，以势如破竹之势力解放西北全境。第一野战军分兵发起宁夏战役、河西战役，扫清陕南、陇南残敌，解放了陕、甘、宁、青四省全境。随后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进军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进军川北。第一野战军还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将五星红旗插遍祖国的天山南北。

    第一野战军与西北军区合并后，各部队开展了剿匪、生产、屯垦戍边、协助地方建党建政、土地改革等工作，为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治安，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部队供给，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野战军的官兵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宝塔山下，关中平原，黄河岸边，天山南北，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埋下了英烈们的忠骨。

    中国各族人民将永远记住这支英雄的部队，永远怀念英雄的战士。

    第一野战军不朽的功绩永垂青史！

    第一野战军

    一、威武之师第一野战军正式成立，彭大将军挂帅，战将云集，独臂将军贺炳炎、胡子将军王震、儒将许光达……他们的部队兵强马壮，跃跃欲试，解放大西北的时机终于到了。

    1949年1月，全国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

    中国人民解放军通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与国民党军进行了空前规模的战略决战，消灭了国民党军的精锐力量。我军力量已具有优势，全国的战略形势，朝着有利于我的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从1946年7月至1949年1月，国民党军损失的兵力总计达495万余人，残存的正规军仅有71个军227个师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下降到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共146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内，已无法在战略上组成有效的防御。

    敌100多万正规军中，位于南京、上海、杭州地区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部19个军64个师约41万余人；位于武汉、宜昌地区的华中“剿总”白崇禧部，和广州绥署余汉谋部共17个军57个师36万余人；位于陕西地区的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13个军33个师约20万人；位于陕、甘、宁、青、新地区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部6个军28个师17万余人；位于太原地区的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部6个军14个师7万余人。位于川、康、黔、滇等省的重庆绥靖公署张群部，以及青岛、新乡等孤立据点和绥远西部之敌共10个军31个师约24万人。这些部队，除白崇禧集团、胡宗南集团的一些军以及马步芳部未受我军严重打击，尚有一定战斗力外，其余部队多系新组成的，或者是多次被歼又多次补充起来的，战斗力很弱。

    我军经过两年半作战，已解放了东北全境、华北大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地区，各解放区已完全连成一片，总面积达261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7％；总人口约2亿，占全国总人口的42％；同时还拥有县以上城市776座，占全国县以上城市的38％。人民解放军在数量上已由长期的劣势转为优势。至1949年1月，我军的总兵力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余万人增加到358万余人，其中野战军已增加到188个师（旅）共218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了进一步改善，不仅拥有强大的炮兵，而且还扩建了工程兵、铁道兵等兵种，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

    在全国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大好形势下，西北解放战争的发展也很迅速。1943年，西北野战军以6.8万人的兵力向优于己数倍之敌进攻，共消灭敌军约16个师11.5万人，收复了延安，解放了黄龙地区，并一度解放了渭河以北及关中东府、西府等20余县。

    整个战略形势的发展，正如毛泽东主席指出的，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的胜利是毫无疑义的了。

    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统治集团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伺机反扑，决定再度打出“和平谈判”这张牌。1949年元旦，蒋介石发出了包括要求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和反动军队等在内的求和声明，接着于21日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任代总统，出面同我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在“引退”前对继续进行战争作了布置，“引退”后又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实行幕后操纵，加强对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的控制，并在闽、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组训新兵，企图把国民党军重新扩充到350万至500万人。

 第2章

    依据全国的战略形势，针对蒋介石的企图，毛泽东和党中央决定，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推翻蒋家王朝的统治，解放全中国。

    1949年1月，在西北野战军第一次党代表会议上，彭德怀指出：敌人目前总的军事方针是依托巴山，扼守长江，以保守江南及西南各省。从全局看，西北还有几个大仗要打。我们要集中力量消灭胡宗南的兵力，稳步前进，扩大解放区；要占领一连串的城市，要有一套城市政策；要进一步加强纪律性，克服胜利途中的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西北野战军从1949年2月1日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阎揆要任参谋长，甘泗淇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李夫克任副参谋长，张德生任政治部副主任，刘景范任后勤司令员，方仲如任后勤副司令员。野战军下辖第一军、第二军、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八军。每个军辖三个师，每个师辖三个团。各军编有直属炮兵团、工兵团及警卫分队。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原第三五八旅改编），师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第二师（原独立第一旅改编），师长王尚荣，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原独立第七旅改编），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该军由原第一纵队改编。

    第二军：工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郭鹏、顿星云任副军长，王恩茂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四师（原独立第四旅改编），师长顿星云兼政治委员杨秀山；第五师（原第三五九旅改编），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原独立第六旅改编），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该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编。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朱明任副政治委员，李文清任参谋长，邓家泰任副参谋长，江勇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师（原独立第二旅改编），师长唐金龙，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原独立第三旅改编），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原独立第五旅改编），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该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编。

    第四军：王世泰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刘拧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十师（原警备第一旅改编），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原警备第三旅改编），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原警备第四旅和骑兵第六师合编），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该军由原第四纵队改编。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徐方清任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陈海涵任副参谋长。下辖第十六师（原教导旅改编），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原新编第四旅改编），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该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编。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旅改编），师长何辉燕，政治委员朱绍田；第二十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二旅改编），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该军由原第七纵队改编，仍留山西作战。

    第八军：姚喆任军长。下辖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一旅改编），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第二十二师（原晋绥军区独立第十四旅改编），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该军由原第八纵队改编。

    第一野战军直辖骑兵第一师（原骑兵第一旅改编，仍留晋绥作战），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骑兵第二师（原骑兵第二旅改编，西北军区建

    制，随第一野战军作战），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第一野战军共15.5万余人。

    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彭德怀是一位身经百战、屡建奇功的指挥员。他指挥作战的艺术，毛泽东主席十分信赖和赞赏。毛泽东曾亲笔题写过一首诗，赠予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这首诗如今仍被人们广泛传诵，成为不仅是对当年的彭德怀，也是对彭德怀一生的最简洁又最鲜明生动的写照。

    彭德怀，人们亲切地称呼他为彭总。他的一生，既波澜壮阔、风雷激荡，又曲折坎坷。

    他曾说过：“我一生有许多故事，几天几夜也说不完。”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之时，他当然没有时间去讲他的故事，因为战场上需要他，中国的前途和命运需要他。

    彭德怀出生在湖南省湘潭县石潭镇乌石寨彭家围子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因母亲去世、父亲病重，不得不失学砍柴卖钱，以补助家用。他为别人放过牛，当过车水工、堤工。

    1916年，彭德怀到长沙投军，编在湘军第二师第三旅六团一营一连当兵，当过班长、代排长、排长、代连长、连长、代营长、营长、代团长、团长。1928年7月，同滕代远等率领独立五师一团发动平江起义，随后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兼十三师师长。同年底，率红五军主力到达宁冈，与红四军会师。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八路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彭德怀任副总司令。他指挥发动了著名的百团大战。在105天的战斗过程中，总计进行了大大小小的战斗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日军281人、伪军18400余人，拔除日伪军据点2993个，缴获大批战利品。抗战八年，在广阔的民族革命战场上，在交织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国共合作和国共磨擦的复杂历史环境中，彭德怀在党中央、毛泽东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展其雄才大略，从英勇善战的红军指挥员、横刀立马的大将军，成为中国人民军队的杰出帅才，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物之一。彭德怀还始终如一地和士兵同甘共苦，与人民共呼吸。在延安，辛亥革命元老、抗日英雄续范亭将军见到彭德怀，有感于彭德怀的高贵品质，题诗相赠：爽直将军贵姓彭，志如铁石气如鲸。

    三军一致称模范，粗布征衣半老兵。

    1945年8月，彭德怀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至1947年3

    月，他一直在中央军委协助毛泽东、朱德等运筹帷幄，决策军机。当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彭德怀以很大的注意力集中于保卫延安的部署上。彭德怀以后出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与他1947年临危请命出任西北野战兵团统帅有很大关系。

    1947年3月12日，彭德怀从金盆湾、茶坊、临真镇等地检查边区防务后回到延安，前往毛主席的窑洞汇报有关情况。

    彭德怀推开门，只见朱德、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和毛泽东正围坐在火盆边。毛主席见彭德怀进来，欣喜地说：“快来，快来，你真是神速啊！”

    彭德怀径直走到火盆跟前，在朱德给他让出的地方坐了下来，伸出两只冻僵的手搓了两下，放在火上烤着。

    “部队情况怎样？”毛泽东重重地吸了两口烟，边弹烟灰边问。

    “习政委他们的情绪如何？”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刘少奇也很关切地问。

    “打阻击的部队士气旺盛，指战员信心足，决心大，总的情况很好。只是部队缺乏弹药，一挺机枪还不到50发子弹，有的迫击炮也只有20发炮弹，这个问题需要尽快解决。”

    谈了些部队情况后，大家又对《解放日报》发表的一篇社论《把卖国贼的血爪斩断在延安门外》谈了各自的看法。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的神情严肃起来，他似乎鼓足了勇气，对在座的领导同志说：“我有个建议……”他好象又有些犹豫，怕说出来引起误会，所以刚开了个头就顿住了。此时，大家都注视着他，心想：这个心直口快的彭大将军今天肯定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说。

    彭德怀最终还是说出了心里活：“大敌当前，现在陕北的几个旅，加上地方部队和后勤人员，也不过两万多人，应该有一个统一指挥。”他是一个光明磊落的人，为了革命利益，他没有顾及可能引起的怀疑和猜测。

    窑洞里很静，大家都在考虑彭德怀所说的话，都在思考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一问题。

    “德怀说的有道理。晋绥正在整党、整军、土改，贺龙同志正忙那边的事，一时抽不出身，再说，作为陕北的大后方，晋西北也需要他。”毛泽东自言自语，声音比较小，不过在场的人都能听到。

    彭德怀见主席认为有“道理”，但大胆而带试探性地说：“在贺司令员未来延安之前，陕北的部队是否由我暂时指挥一下？”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将目光转向朱德，接着望望周恩来、刘少奇，算是征询大家的意见。由于共事时间很长，主席从大家的目光中已知道大家都没有什么意见，便说：“危难受命，勇挑重担，德怀同志，你可是又为我分忧哇！”

    任弼时接着说：“好，好，刚才主席还让我这个秘书准备一个腹稿，先国际后国内，再讲到中国命运，党员的责任，动员你挑起保卫延安的重担，没想到你彭大将军主动请战！”

 第3章

    就这样，彭德怀挑起了保卫延安的重担。3月16日，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边区各兵团及一切部队，自“三月十七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指挥。”

    根据军委命令，以张宗逊、廖汉生的第一纵队、王震的第二纵队和罗元发的教导旅、张贤约的新四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从此彭德怀就一直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作战。

    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张宗逊1908年2月7日出生于陕西省渭南赤水镇堰头村一个富裕农民的家庭里。他幼年受叔父张浩如反帝爱国思想的熏陶，立志拯救人民，振兴祖国。早年入黄埔军校，后因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奉命离开国民党军队，到叶挺任师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新兵训练处工作。后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十连副连长、连长。

    1927年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张宗逊率十连随团一梯队行动，担任尖兵连连长。起义部队进攻受挫后，张宗逊被迫带领全连转移到文家市，与毛泽东领导的三团会合。三湾改编后，张宗逊调到团部任参谋，后任特务连副连长。在一次行军休息时，毛委员走到张宗逊跟前，用帽子垫着坐在田埂上，让张宗逊坐到他身边。随后亲切地问张宗逊是什么地方人，怎样参加革命的。张宗逊一一作了回答。毛委员听了幽默地说：“啊，你是姜太公的老乡呀，姜太公钓鱼于渭水嘛。”接着他又说：“我在广东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时候，有不少陕西学生。中国革命离不开农民，武装斗争一定要与农民运动相结合，把农民武装起来。我国有广大的农村，众多的农民，只要把他们动员起来，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胜利。”听了毛委员的这番话，张宗逊感到心中特别豁亮，他好象看到了中国革命胜利的曙光。

    10月24日，张宗逊护卫毛委员到井冈山大井村。深秋季节的井冈山天气变冷，战士们还穿着单衣，晚上睡在门板和禾草上。张宗逊和罗荣桓、曾士峨三人挤在一起，共盖一条毯子。当时，部队的衣着是靠沿途打土豪来补充的，搞到什么穿什么，五花八门。吃的是山上生产的红米和南瓜。生活虽艰苦，但张宗逊一直保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常和战士们一起高唱脍炙人口的民歌：红米饭，南瓜汤，秋茄子，味好香，餐餐吃得精打光；干稻草，软又黄，金丝被，盖身上，不怕北风和大雪，暖暖和和入梦乡。

    1929年，张宗逊随毛泽东、朱德离开井冈山向赣南闽西进军，先后任红四军三纵队九支队副支队长、支队长，红十二军代参谋长，参加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后来，红十二军以教育队为基础，扩编为三十六师，张宗逊任师长，邓华任政委，参加了第一至四次反“围剿”作战，随中央红军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

    1937年1月3日，张宗逊率红军大学第二分校干部队到达保安（今志丹县），当天中午会见毛主席。毛泽东主席亲切地对张宗逊说：革命把你由南方送回了家。1月6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为军委第一局局长。张宗逊到职后立即组织军委纵队由保安迁往延安的工作。1月13日张宗逊随军委纵队进驻延安城。1月19日，中央军委任命张宗逊兼任富县、甘泉警备司令。他赴任新职前向毛泽东主席请示工作。毛泽东主席说：做好进城工作，要注意多交朋友，防止关门主义倾向。张宗逊上任后，经过多方努力，克服了种种

    困难和阻力，终于胜利地完成了进城工作。

    8月上旬，张宗逊调任红二方面军第四师师长，政委是李井泉。

    抗日战争时期，张宗逊出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遵照贺龙、关向应的指示，在敌后发动群众、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袭击、伏击敌人，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线，给日军以很大打击。在我军著名的“百团大战”中，张宗逊指挥三五八旅协同兄弟部队进行大小战斗19次，毙伤日军220人，俘日军10人，攻克一个据点，破坏铁路20里，公路15里，桥梁两座，完成了师部交给的作战任务。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作战，加强根据地人民武装的领导，经中央军委批准，1940年10月30日在兴县组成晋西北军区，由各旅或纵队的领导机关兼军分区的领导机关。张宗逊出任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在反对于日本侵略军对华北备抗日根据地疯狂“扫荡”的战斗中，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在晋西北地区广泛开展游击战，组织群众实行空室清野，并伺机集中优势兵力寻歼小股敌人，或转到外线断敌交通，袭敌据点，在多种形式的打击下，“扫荡”的日军整日不得安宁。

    1943年6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在陕甘宁边区周围增调部队，准备闪击延安。张宗逊率领三五八旅由晋西北开抵延安以南、富县以西的葫芦河地区，和新四旅、教导旅呈弧形布防在南边通往延安的要道隘口上。在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和八路军预有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电令胡宗南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军事行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就此结束。为预防国民党顽固派再次发动突然事变，张宗逊奉命率领三五八旅就地驻防，扼守延安的南大门。

    1945年7月，就在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处在最后胜利的前夜时，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胡宗南部奉蒋介石密令，向陕甘宁边区淳化县爷台山发起进攻，袭击旬邑、耀县等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立即成立了爷台山反击战临时指挥部，由张宗逊任司令，习仲勋任政委，抽调了新四旅、教导第一旅、教导第二旅和三五八旅共八个团参战。8月8日午夜，张宗逊指挥反击部队向爷台山发起总攻，战至10日，歼灭顽军胡宗南部一个营又五个连，收复了爷台山等全部失地。战斗结束后，临时指挥部撤销，张宗逊随三五八旅开往晋西北创建吕梁山军区，扩大晋西北抗日根据地。

    晋绥野战军成立后，张宗逊任副司令员。抗战胜利后，张兼任晋绥军区下属中的吕梁军区司令员和政治委员，下辖五个军分区。张宗逊指挥五个分区的部队收复失地，发动群众，迅速扩大了解放区，壮大了革命力量。

    1947年2月，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成立，张宗逊任司令员。随后，任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协助彭德怀在延安、安定、瓦窑堡、清涧之间与国民党军队周旋，为稳定西北战局，促进敌我力量对比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赵寿山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他是杨虎城的部下，是国民党的爱国将领。

    他1894年12月生于陕西省户县。青年时期，他很钦佩杨虎城的革命爱国精神，对帝国主义侵略和北洋军阀统治不满，因而参加了杨虎城的部队。他积极主张抗日，参加了张学良、杨虎城发动的“西安事变”，指挥孔从洲的部队负责解除西安反动武装，维护西安社会秩序。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背信弃义，扣留了张学良。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第十七路军被缩编为三十八军，赵寿山被任命为该军第十七师师长。

    杨虎城回国被逮捕后，赵寿山公开表示不满。当时军统局西北区情报站转报蒋介石说：“杨虎城旧部的中心人物不是孙蔚如而是赵寿山。他思想左倾，跟他多年的秘书是共产党员。西安事变时期，赵寿山主张扣留委员长，并坚决反对释放。西安事变后，他认为受压迫、被歧视，对杨虎城被监禁极为愤慨。”他们认为赵寿山是“杨将军在军事方面的化身”。

    蒋介石以抗战为名，命令三十八军各师分别开赴华北抗日前线。7月21日，赵部十七师从三原出发，8月2日到达河北保定，先后参加了河北保定以北新安镇一线的阻击战、漕河战役、阜河战役。10月，赵部十七师1.3万余人，奉命扼守山西娘子关正面阵地。在反复争夺关口外的雪花山主阵地的战斗中，伤亡很大。太原失守后，山西境内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向晋东南溃逃。赵部第十七师也疲惫不堪。共产党为了保存这支抗日武装，建议赵部在晋西八路军留守兵团驻地进行整训，重整旗鼓。赵接受了这一建议，并先后到绥德、延安参观，受到毛泽东、叶剑英和其他共产党领导人的接见，决心与共产党共同合作抗日。

    1938年秋，蒋介石把原十七路军编为三十八军和九十六军两个军，赵寿山任三十八军军长，进驻平陆县茅津渡一带。但蒋介石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使赵寿山感到国共合作前途渺茫，决心投向共产党，并获准入党。而蒋介石对这支“杂牌”军一直不放心。1943年冬，蒋介石调赵寿山到重庆国民党中训团受训，使他与部队脱离。1944年3月，又以明升暗降的方式，调赵寿山至甘肃武威国民党军嫡系部队任第三集团军空头司令，而派嫡系亲信张耀明接替第三十八军军长，实行“抽梁换柱”。

    赵寿山临行前向旧部揭露了蒋介石的阴谋，并率一部在河南洛宁之故县起义，投奔解放区。1948年1月，赵寿山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并参加了前敌总指挥部工作，直接与蒋介石、胡宗南国民党军队作战。

    第一军军长贺炳炎贺炳炎是位独臂将军。

 第4章

    他是湖北省松滋县人。1928年秋，贺龙率部打到松滋，对当时的贺炳炎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当1929年春贺龙率部再到松滋时，贺炳炎和父亲一起参加了革命。刚入伍时给部队喂马，后来当了勤务员，不久调到总指挥部手枪队当战士、班长。

    1930年底，贺龙部在松滋杨林市地区遭敌重兵围攻，贺炳炎和手枪队的战士护卫贺龙、邓中夏等军团首长突围，与尾追不舍的敌人奋力拼杀，但仍难以摆脱危境。贺炳炎急中生智，一刀砍破马驮上装银元的口袋，银元哗哗落地，敌人见钱果然眼红，顿时你争我抢，顾不上追赶红军。待敌人主力扑来时，贺炳炎等早已护卫军团首长突出了重围。

    1932年春，贺炳炎调到湘鄂西军校当区队长。6月初，川军乘红军主力已开赴襄北作战之机，仗着人多势众，装备优良，分兵三路向湘鄂西中央分局及苏区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陈砣子扑来。为保卫分局和军委会，军校学员奉命参战。贺炳炎见参战的学员人多枪少，主动把自己的枪让给了身边的学员，而自己到炊事班操起一把菜刀，就与学员们一起投入了战斗。

    他学着当年贺龙一把菜刀闹革命的样于突入敌阵，左砍右杀，使得靠近他的几个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毙了命。接着，他又捡起敌军的枪支，勇猛地向敌人射击。军校学员越战战勇，扛得川军丢盔弃甲，狼狈逃窜。

    战斗结束后，贺炳炎的勇敢行动轰动了军校，学校给予他嘉奖，说他胆

    大顽强，而学员们则赞许地称他“贺小龙”。

    贺炳炎听到这个称呼，感慨地说：“谢谢大家送我的这个绰号。和贺龙总指挥比，我不敢；但学总指挥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奋斗的精神，却是我的座右铭。”

    1935年12月22日，贺龙部在武冈与绥宁之间的瓦屋塘与敌陶广纵队的两个师遭遇，此时，贺炳炎已成为红军红二军五师师长。贺炳炎站在一块大石后观察着战斗态势，他发现敌人虽占据有利地形，但未筑工事，立足未稳，便果断下令：“吹冲锋号！全师向东山头攻击！”

    贺炳炎亲自带领特务连展开攻击，顿时枪声、喊声漫山遍野，刚登上山顶的国民党军满以为占了上风，没想到红军从侧翼攻了上来。

    “快，快，调转枪口，打山后的红军。”陶广急忙调整部署。

    贺炳炎见敌人被吸引过来了，指挥部队向敌人猛烈开火。

    突然，“轰”的一声，一颗手榴弹在贺师长身边爆炸，气浪把他掀倒在地。贺炳炎抹了抹脸上的尘土，发现身边的机枪手牺牲了。

    红军的机枪一停，国民党军已冲过来了。贺炳炎一纵身跃起，端起机枪，向敌人扫射。本来就怕死的国民党军见碰到这样一个强硬的对手，只得边战边退。

    贺炳炎见敌人在撤退，准备指挥部队发起冲锋时，突然一梭子弹从侧面飞来，贺炳炎右臂中弹，鲜血从厚厚的棉衣袖上的弹洞中涌出。开始，他神志还清，挣扎着想去包扎，但没走几步就一头裁倒在地，晕了过去。

    贺炳炎被送到战地临时救护所后，经紧急抢救，伤口不再流血了，人也清醒过来。他见贺龙在身边，忍着巨痛说：“没……关……系，只……是……

    挂了……点花。“

    卫生部长贺彪心情很沉重，因为作为医生，他心里十分清楚：贺炳炎的伤很严重，右臂的骨头被打碎了，必须截肢！他只得如实向贺龙做了汇报。

    贺龙仍抱着一线希望，急切地问：“你看清楚了吗？还有其他办法吗？”

    贺彪理解贺总的心情，无奈地摇了摇头。

    就这样，贺炳炎失去了右臂。他含着眼泪，担心地问贺龙：“我还能打仗吗？”

    “为什么不能！你还有左手，照样可以骑马、打枪嘛！”贺龙握着贺炳炎的手，鼓励他说。

    手术后，贺炳炎仅在担架上躺了六天，就又骑马率部驰骋沙场了！

    在长征途中，贺炳炎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适应了“一把手”的生活。

    后来在贺龙麾下的红军十八团中又出了一位名震西北的独臂将军，他失去的是左臂，他就是余秋里。美国作家哈里森。索尔兹伯采访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将军时曾这样描述他：“他长得矮胖结实，宽宽的脸上常带着热情的笑容，说话声音爽朗，举止粗犷，挥动着他那仅剩的一只胳膊做夸张手势。”

    贺炳炎任团长，与贺炳炎同在十八团的余秋里任团政委，不知是命运的巧合，还是战争的捉弄，在团长失去右臂后不到一年，团政委失去了左臂，于是两个“一把手”成了最好的搭档。正是这一对搭档，带出了一支铁打的部队，这个部队成为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的基本骨干。

    1937年8月，红二军、红六军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师，贺龙任师长，

    关向应任政委，贺炳炎、余秋里团改编为三五八旅七二六团，在冀中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第二年，一二○师组建八路军三支队，以原红二军十八团为骨干，贺炳炎任支队司令，余秋里任政委。于是，两个“一把手”的部队，首战板家窝告捷，敲了日军一闷棍；二战朱占魁，给了土匪队伍一记耳光；三战柴恩波，平息了独立二支队的叛乱……

    1940年4月，贺炳炎调往延安军事学院学习。11月，八路军三支队缩编为第八团，归三五八旅建制，余秋里任团政委。西北野战军成立时，由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组成第一纵队，贺炳炎先后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

    第一野战军成立时，第一纵队改编为第一军，原三五八旅改编为第一师。贺炳炎任第一军军长，余秋里任第一师政委。

    第二军军长兼政委王震王震，人们都称他“胡子将军”。他是一位从湖南走出来的充满传奇色彩的著名战将。

    他1908年出身在湖南浏阳，是毛泽东的同乡。由于家境贫寒，王家十个子女中，王震是老大，因此13岁时不得不只身到长沙打工。加入共产党后，王震回到家乡拉起了队伍，组织了一支游击队。1930年9月12日，对于王震来说，是很特殊的一天。由于红一方面军攻击长沙失败，决定全线撤退，王震和他率领的游击队在这一天正式转为正规红军，而且在这一天，王震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毛泽东。

    当时，毛泽东任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总前委书记和中国工农革命委员会主席等重要职务。站在毛泽东身边的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向毛泽东介绍王震说：“这是王震，湘鄂赣边区浏湘特区区委书记，赤卫军第六师政委，兼浏北游击第一支队支部书记……”

    “王震！”毛泽东高兴地说：“久闻大名哟！用你的名字散发了不少传单、布告，是不是？”

    王震点了点头。

    毛泽东接着说：“那些传单和布告设计得很不错。”

    王震说：“我原名叫王余开，也叫过王正林，我们游击队里秀才们说用‘王震’的名字响亮，用这个名字出布告，震动大，能镇住地方、老财和民团，便鼓动我改这个名字。我是个粗人，没喝过多少墨水，你看到的那些传单、布告都是我们的那些秀才们写的。”

    “我看不像完全出自纤纤秀才之手，倒像经过你所说的粗人的刀砍斧劈，有一种气势！”毛泽东赞许地说。

    接着，毛泽东简单介绍了二攻长沙的情况，并告诉王震，中央决定抽调湘东各地游击队，组建湘东独立师，以巩固和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几天后，王震带着百十号人踏上了赴萍乡大安里参加组建红军独立师的崎岖山路，也踏上了漫长的南征北战的军旅之途。

    此后，王震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红八军代政委、湘赣军区代司令员、红六军团政委、红二军团政委等职。

    在长期的征战途中，他的面庞日渐消瘦，而他满脸的络缌胡子却长得又密又长。不少人劝他抽空把胡子刮一刮，他却说：“不到陕北，不见到毛主席，我不刮胡子！”就是他的胡子，也引出不少传奇故事。

    抗战爆发后，王震被任命为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九旅副旅长，1938年出任三五九旅旅长兼政委，从此，他与三五九旅结下了不解之缘。三五九

    旅在华北前线是一支能打仗的部队，然而陕甘宁边区严峻的形势，令这支英雄之旅较早地离开了前线抗战的大舞台。人们提起“三五九旅”，更多的是与南泥湾联系在一起。南泥湾开荒，三五九旅一万多名勇士创造了奇迹！

    中原突围，王震及他率领的部队又经受了一次严峻的考验。正是三五九旅的艰难征战，吸引了敌人大量兵力，打乱了敌人的围歼部署，使中原军区主力赢得了时间。有人就这一行动写了一首打油诗：李郑大军进鄂陕，王震将军入秦川。

    南北形成磨两扇，磨死老狗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成立后，王震任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一直在彭总指挥下作战。第一野战军第二军的前身就是三五九旅。

    第三军军长许光达许光达善打硬仗。他原名许德华，是湖南长沙人。1926年1月，这位农民的儿子千里迢迢来到广州黄埔，被编进了黄埔五期炮科十一大队学习。在黄埔军校，许光达听过周恩来等人的演讲，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毕业后，被分配到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当见习排长。当听到南昌起义的消息后，他奉命率领部队，经过连续几天的爬山涉水，终于在宁都城里找到了起义军第二十五师。

 第5章

    许光达在师部见到了师长周士第，周师长把他安排在七十五团当排长。

    七十五团是一支光荣的部队，他的前身是北伐时期叶挺独立团的第一营，在攻打泗桥、贺胜桥战斗中，该营屡建奇功。许光达不久升任十一连连长，在一次阵地战中，被炮弹炸伤。他在一农家养好伤后，又跋山涉水去寻找组织和部队。1928年8月，许光达来到了贺龙领导的鄂西革命根据地。不久，许光达任红六军参谋长。1930年，红二军团成立，贺龙为总指挥，辖红二军、红六军，许光达任红六军十七师师长。

    1931年5月，红二军团整编，许光达任八师二十二团团长。在马良坪战斗中，许光达显露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以一个团的兵力与敌十几个团周旋，牵制了敌人，并安全突围，让贺龙惊喜不已。为此，三军召开了庆功大会，庆祝二十二团凯旋归来。不久，许光达任八师师长。在一次攻坚战中，许光达被敌人机枪扫中，负伤后送往上海治疗。恢复健康后到莫斯科学习。

    1937年回国后，许光达历任抗大教育长、西北军区独立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二分区司令。在八年抗战中，他的指挥素质和军事理论素养更加成熟，已成为军内外公认的一员儒将。

    1947年，西北野战军成立，许光达任第三纵队司令员。1949年，全军统一编制后，许光达纵队改编为第三军，许光达任军长。

    在一野部队中，还有许多战将，如第四军军长王世泰、第六军军长罗元发、第七军军长彭绍辉、第八军军长姚喆、师长黄新廷、王尚荣、唐金龙……

    他们和他们率领的部队都有辉煌的战绩，都有不平凡的经历。

    中央军委在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统一整编的同时，对全军的战略部署也作了明确的安排：1949年初，人民解放军应争取解放湘、鄂、赣、苏、皖、

    浙、闽、陕、甘等九省的大部，其中有些省则是全部。还指出：“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役以后，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

    1949年5月23日，中央军委就渡江后的进军问题作出了具体的部署。

    其中给予第一野战军的任务是：向西北进军，负责歼灭马步芳、马鸿逵等部及胡宗南集团一部，解放并经营陕、甘、宁、青、新五省，其中一部（10月，中央军委确定为第十八兵团）则准备入川。

    第一野战军的指战员们浴血奋战，终于等到了歼灭其生死对头——胡宗南集团和马匪集团、胜利解放大西北的这一天。

    二、生死对头第一野战军的生死对头——胡宗南部被彭德怀的部队打得狼狈不堪，损兵折将，但仍在做最后的顽抗。青、宁“马家军”气焰嚣张“扬言要与第一野战军决一死战。

    在第一野战军成立之时，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约40万人。其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部13个军约17万人，其主力猖集于陕中及渭河流域；西北军政长官公署代理长官马步芳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宁夏马鸿逵部及蒋系部队共八个军约14万人，分别防守甘、青、宁三省；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部三个整编师约7万人驻守新疆省；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部一个军约1万人驻守陕西榆林地区。

    第一野战军的生死对头——胡宗南部胡宗南曾是蒋介石的一张王牌。他在黄埔学生中保持着几个记录：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第一个当军长；第一个当战区司令官；第一个晋升上将。

    胡宗南1896年4月4日出生于浙江镇海陈家铺朱家塘楼的一所旧宅内，后随经商的父亲到孝丰县长住，占籍湖州孝丰。

    胡宗南早年读过私塾，主攻《四书》、《五经》，13岁时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学习。17岁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毕业后回到孝丰县立高小，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这期间，他到过上海、杭州、无锡、镇江、南京等地参观访问，感触颇深，很想到外面去闯一闯，但一直没有机会，也很难下决心。不久，他与一位名叫阿英的姑娘相恋，但当他向父亲提出这件事时，没想到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其父强逼他与炕口乡下一位烟酒都会的粗俗女子成亲。新婚之夜，他意外地发现该女子已不是处女，感到受到了愚弄和欺骗，从此陷入苦闷之中。1924年春天，他离家出走，在上海毛竹行行长章旭初的帮助下，到广州报考黄埔军校。

    胡宗南由于读过不少书，所以成绩考得不错。但在复试时，由于他身高不足一米六而被淘汰了。为此，他十分伤心，独自一人在校门口流泪。碰巧这情景被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发现了。廖仲恺走上前问：“小伙子，你怎么了？”

    胡宗南看到这个人的派头不小，或许正是自己人生的一个转机，便将投考军校的事一五一十说了，言语中带着恳求和期望。廖仲恺见他投军心切，便掏出笔来写了一张字条：国民革命，急需大批人才。只要成绩好，身体健康，个子矮一点是不应该不录取的。

    廖仲恺急草他对胡宗南说：“你拿着这张条子找考官吧！”

    正是这张条子，使胡宗南侥幸成了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生。

    初夏，胡宗南与徐向前、陈赓、左权、贺衷寒、杜聿明、李仙洲、郑洞国、俞济时、范汉杰诸位同学，一起踏上四面环水、景色宜人的黄埔岛，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

    在黄埔军校门外，临近码头的地方扎了一道非常漂亮的彩门，上面写了一副对联：

    升官发财请往他处贪生怕死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黄埔军校正式开学时，孙中山夫妇在校长蒋介石的陪同下，乘苏联制造的军舰来到了黄埔岛，亲切接见了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

    开学一个多月后，蒋介石在校长办公室找胡谈话。胡宗南一听，十分紧张。当他走进校长办公室时，由于心跳得厉害，敬礼时显得很生硬，手指老是贴不到帽沿。蒋介石知道胡很紧张，禁不住笑了，便说：“胡宗南，你紧张什么？本校长又不是狼，难道吃了你不成！小伙子，快坐下。”

    胡宗南的神经轻松了一下，但此时已是满头大汗了。

    蒋介石见状，忙从自己口袋中掏出一条手帕给胡宗南。胡宗南接过手帕，连声说：“谢谢！谢谢！”便埋头擦汗。

    “你是什么地方人？”只听见蒋漫不经心地问。

    “浙江湖州孝丰人。”

    “孝丰？这么说，你与本校长是同乡嘛，不过，听你的口音，好像是我们宁波方向的？！”

    “对，对，校长听力真好。我童年是在宁波镇度过的，七岁时才随家父到孝丰。”

    “我是浙江奉化人。从镇海到奉化，只要几小时的路程，我们算是真正的同乡了。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今后你有什么事尽管来找我。“

    “宗南有幸与您相识，今后全靠校长栽培。”

    从此，胡宗南成了蒋校长家的常客。

    1926年秋天，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教导师在江西南昌一带与孙传芳部队作战，经过十几天的恶战，教导师溃败，师长王柏龄受撤职处分。可身为该师第二团团长的胡宗南却在这次战斗中打得比较出色。他率领部队从正面攻打南昌城郊的牛行车站。牛行是南昌的大门，孙传芳派军长李彦春率领两万多人死守。车站四周筑有牢固的碉堡、堑壕和各种防御工事。站外是一片田野，平平坦坦无所遮拦。胡宗南第一次指挥部队硬攻，先是一个营一个营的上，接着全团集体冲锋，攻打了一天一夜，伤亡惨重，仍未攻克。

    新任师长刘峙，很认真地对胡宗南说：“你真的攻打不下来？”

    “是的。但我不服气，他们不过占着有利地势……”

    “打仗，靠天时、地利、人和，他们占地利，你难道不能占天时？……”

    “你是说采用火攻？”胡宗南一下子明白了长官的意思。

    随后，胡宗南用一个营的兵力运送柴草、汽油等，堆放在牛行车站西南方向，浇有汽油的柴草上撤了大量辣椒和生水，点燃后大火和浓烟一下子笼罩了牛行车站。守军受不了烟熏和辣椒刺激，纷纷跳出工事，四处乱窜。胡宗南乘机指挥重机枪扫射，接着指挥部队攻占了车站。一个团打败了孙传芳一个精锐师，俘虏了敌军长李彦春和他手下官兵八千多人。胡宗南因指挥此仗深受蒋介石赏识。

    南昌攻下后，教导师改为第一师，隶属东路军序列。1927年3月，东路军克复上海。5月，蒋介石为表彰胡宗南的功绩，晋升他为第一师少将副师长，成为黄埔系学生中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的人。11月，胡宗南正式任第一师中将师长。

    1932年6月，蒋介石亲自出马，纠集40万大军进攻大别山的红四方面军。胡宗南率领第一师经桐城、舒城，攻克六安、霍山两县。这时，张国焘不顾徐向前等指挥员的反对，下令红四方面军南下麻城，“进攻武汉”。胡宗南趁红军兵力分散之机，在李思塑的第十四师协同下，将红军第十师和红军第十二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蒋介石对此战十分满意，称赞第一师“能攻会战”。

    在强敌面前，红四方面军只得向西北突围。胡宗南所部同其他部队紧迫不舍，企图将红四方面军歼灭在北上途中。

 第6章

    但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等领导下，撕开突破口，突出了重围。

    1935年，中国工农红军为了北上抗日，进行万里长征。胡宗南部同王耀武部、钟松部和伍诚仁的第四十九师向松潘一带前进，妄图拦截、围歼红军。

    结果，守卫毛儿盖的李日基部被全歼，伍诚仁一个师被消灭过半。当时，胡宗南自率一个团的兵力占驻松潘，听说周恩来命令张国焘领兵包围松潘，活捉胡宗南时，吓得脸色发白，自叹道：“看来，我要当红军的俘虏了。但愿周恩来能看在黄埔校友的面子上，饶了我这一命。”但张国焘与党中央闹分裂，虽用兵包围了松潘，但一直没有攻打。三天后，还放弃了围攻，使胡宗南侥幸脱逃。

    红军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升任第一军军长。不久，他奉命率部抵豫旺、惠安堡附近，进攻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想乘红军在陕北立足未稳之机，歼灭红军或把红军赶到黄河去。彭德怀率领红军迎击胡宗南，胡部第七十八师进入山城堡后，即被红军包围，一个旅大半被歼，全师溃败。进驻甜水堡的第一师第二旅也遭到沉重打击，一个团长被打死，一个团长受重伤。胡宗南为了挽回面子，分别对师长丁德隆和旅长廖昂给予撤职处分，将第一师副师长李文升任第七十八师师长，全军以惠安堡为中心进行休整。

    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胡宗南真成了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蒋叫他“安内”，进攻陕甘宁边区，他就去打共产党的部队；蒋叫他抗日，他就领兵同日本人作战。不过，胡宗南这样听话，也有他自己的如意算盘。因为他深知，光有自己的军队还不行，还必须有自己的地盘，这样才能站得稳，立得住。

    他要依靠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达到自己的目的。1942年初，胡宗南被提升为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驻在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是朱绍良，实际上挂的是虚职，驻在兰州。李延年的第三十四集团军，陶峙岳的第三十七集团军，范汉杰的第三十八集团军，李铁军的第二十九集团军，号称三十四万之众，均归胡宗南指挥。难怪人们惊呼：“抗战，养肥了胡宗南。”

    1945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在日本投降后，胡宗南受蒋介石的指令，除自己亲自在郑州接受日军投降外，还命令李文率领第三十四集团军假道山西，向河北省的石家庄、北平和天津进军，妄图抢占华北地盘。后因阎锡山作难和形势发展，第三军罗历戎部占据了石家庄，李文开驻北平，天津无法插足。

    此时的胡宗南，已成为名符其实的“西北王”。他拥有三个集团军及甘肃一个警备总司令部的兵力，合计40多万人，其势力遍及西北诸省。他为了

    执行反共反人民的任务，效忠蒋介石，同时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他建立了一套血腥的特务制度和组织，以对付他的“各种敌人”：他设有两座公开的监狱：西安青年劳动营（又叫西安集中营）和西北特种拘留所，前者用于关押大批持不同政见的爱国者、投奔延安的爱国学生和青年，后者专门拘禁、残害共产党员、革命同志和爱国知名人士，是一座惨无人道的法西斯监狱。他还有一个内部监狱，名叫长官部侍勤队，监禁有政治问题的中高级将领和重要人物犯。

    他主持开办了四所学校，即西安的“黄埔”——中央军校第七分校、西安的战时干部训练团、兰州的西北干部训练团、萃华山的游击干部训练学校。

    他建立了自己的帮会组织——铁血团，其主要成员是其得力干将李文、罗列、袁朴、赵龙文、盛文等。其任务平时是考察军官思想言行，在战时执行监督任务，使所属官兵积极反共，为国民党四大家族的利益效忠卖命。

    他坐镇西安，却派出了大批的特使和大使，为自己服务。

    蒋介石非常信任这个“小同乡‘，同时为了利用其为自己卖命，也默认了其势力范围。到抗战后期，胡宗南的疆土东到河南，西至新疆，除共产党控制的陕甘宁边区外，都是这位”西北王“的地盘。由于他强征兵役，横征苛税，全面实行军事管制和联保联坐制度，血腥镇压人民的反抗，使得西北人民怨声载道。

    对于胡宗南，彭德怀1939年初曾与他接触过。当时彭德怀去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后路过西安，为解决国民党反共磨擦问题，与胡宗南见过面。当时，胡宗南30出头，正是春风得意。彭德怀回到前方，有人问他对胡宗南印象如何？

    彭德怀回答：此人志大才疏。

    后来的事实证实了彭德怀的评价。胡宗南信誓旦旦地要进攻延安，消灭西北人民解放军，完成“勘乱大业”，但与西北人民解放军几年交手，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损兵折将，狼狈不堪……

    在第一野战军成立之时，胡宗南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了，他在继续摆出经营西北战场的姿态的同时，已经暗暗做好逃跑的准备。对于他来说，这个结局是万万没有想到的。

    第一野战军的强劲对手——马家军马家军是中国西北地区的军阀割据力量，解放战争时期成了蒋介石进攻解放区的帮凶，因而是第一野战军面临的一个强劲对手。说起马家军的发迹，要从马占鳌的起家谈起。

    马占鳌世居河州摩尼沟何家庄。其先世念经传教，家道贫寒，马占鳌开始在本地念经传教，而后到西安大学巷清真寺学习，长了不少见识。当时，清政府腐朽透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同时，太平天国运动的战火已从西南烧到了西北。马占鳌读书所在的西安也受到很大影响，陕西回民一直被统治者严酷剥削和欺压，此时便秘密酝酿起事。

    马占鳌“穿衣”（毕业）后，回到了家乡，在本庄寺内做开学阿訇。他常把自己在西安听到和看到的一些事对教民们说，渐渐让本地教民有了反抗暴政的意识。

    马占鳌虽然家境贫寒，但他有个有钱的叔叔。他对叔叔在乡间放高利贷非常不满，常劝叔叔放弃债权。他叔叔利欲熏心，哪里肯听其侄儿的话。马占鳌便教借债的穷人抗债不还。他还大造声势，到处宣扬要替呼拉（安拉）

    行事，杀掉他叔叔。他叔叔知道自己不得人心，又害怕其侄儿真的要杀他，只得依了马占鳌。这样一来，马占鳌赢得了广大教民的信任。

    马占鳌的势力正扩大之时，在相隔几十里的河州东乡有一批回民为反抗清廷统治起事了。他们连续两天攻打河州城，但未能把由清军守卫的河州城攻下来。听到东乡那边传来的隐隐约约的喊杀声，西乡人也按捺不住，有些青年在暗暗地磨刀擦枪，想同东乡回民一起攻克河州城。

    河州位于甘肃西南一隅，北面是黄河天险，东南由洮河围绕，西南层峦叠蟑，有明代修筑的关隘暗门二十四道，直通甘南藏区和青海循化。历代官府统治者非常重视这样的险要地带，自汉以来，凡中原君王必在河州设州建郡，把河州作为西陲重镇，派精兵把守。

    在西乡的大阿訇马占鳌权衡再三，率领四乡回民攻下了河州城，举起反清旗帜。但后来他又率部投归清军，反过来镇压回民义军，马家军由此而兴。

    最早起事河州的三个马姓头领马占鳌、马海晏和马千龄自然成了马家军的第一代人物。

    第二代马家军是指马占鳌的儿子马安良、马海晏之子马麒、马麟，以及马千龄之子马福禄、马福祥。他们承接父职，结党占城，是恶贯满盈的军阀头目。民国初，马麒任西安镇总兵，号称宁海军，在青海独霸一方。马麒死后，先由其弟马麟接任，后又由马步芳取而代之。马福祥占宁夏为王，后由其子马鸿逵做了宁夏王。马步芳、马鸿逵算是马家军的第三代人物，他们最为凶残，为害最为严重。

    在马家军第三代人物中，马步芳算是最能干最出色的一个。他生于1903年，9岁随父马麒到西宁，曾在东关清真大寺当“满拉”（学习经文的小学生），经名叫“呼赛尼”。后看到兄长马步青任宁海军马队管带（营长），出入前呼后拥，声势显赫，与自己在清真寺的清苦生活成了鲜明对照，遂不安心学经，一再请求马麒为其安排军职。马麒在他的宁海巡防军第一营安置了一个帮办的小头目位子，协助其兄马步青做事。

    马步芳进了军营，可谓如鱼得水。他在军营中参加了一些重大的军事行动，也参与了血腥屠杀，在长期的征战和搏杀中学会了带兵打仗，也学会了如何镇压反抗的民众。中原大战前后，他和其父一面暗中活动，加强自身力量，一面积极搜集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双方的情报，伺机应变。交战初期，谁胜谁败难以预定，西北又尚在国民军控制之下，马麒父子仍表示拥冯倒蒋，派马步芳率骑兵一旅随冯军进军陕西。然而，背地里却派人同蒋介石联系。1930年9月，冯、阎反蒋失败，马麒父子立即拥蒋反冯。蒋介石考虑到西北鞭长莫及，一时无力顾及，决定利用“青马”，承认了他们在青海的统治地位。

    马麒死后不久，马步芳又把亲叔叔马麟赶下了台，自己当起了青海省的至高无上的土皇帝。他手段毒辣，生活奢侈，凶残无度。他多次血腥镇压藏民部落，烧杀奸淫，无恶不作。

    马鸿逵生于1892年，乳名三元。小时候，马鸿逵不爱学习，在西宁当镇宁使的父亲马福祥曾经用绳子系了一个木墩子，拴在马鸿逵的脚上，强迫他读书，可是这位大少爷还是有本事跑出去闲逛。

 第7章

    1909年，马鸿逵赴兰州考入陆军小学堂，对军训体操及军事科目十分感兴趣。1912年到其父部下任营长，继升任宁夏新军统领。1925年3月，冯玉祥正式就任西北边防督办后，开始着力经营张家口以西地区。马福祥父

    子迫于冯军势力，只得对冯表示顺从。马福祥将绥远都统交冯军大将李呜钟，自己担任没有实权的西北边防会办，其部队交马鸿逵带领。冯为安慰马氏父子，委马鸿逵为陆军第七师师长。1927年，马鸿逵任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第一方面军第四军军长。

    蒋、阎、冯中原大战结束后，马鸿逵父子又与冯部杨虎城争夺西北地盘。

    蒋介石为了酬劳马鸿逵，制止杨虎城向西北地区发展，想以马鸿逵为甘肃省主席。蒋介石在征求马福祥意见时，马福祥认为他儿子性情横暴，怕做地方官做不好，转而保举侄子马鸿宾为甘肃省主席，马鸿逵为宁夏省主席。后来，马鸿逵又活动想当河南省主席，以长期滞留中原，但没有如愿。

    他接任宁夏省主席职务后，把宁夏省当成了他个人的私家财产，独揽了党政军大权。为了维护其统治，他一直养着一支十几万的军队。

    马家军在青海、宁夏横行肆虐，作恶多端，手段残忍，多次血腥镇压边民，而且曾对红军西路军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攻打红军西路军，杀红军逾万，狂奸红军女战士……

    当时，红军长征到达川、康，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电令马步芳在青海、甘肃南部“阻击红军，不得贻误”。马步芳一方面估计红军主要借道西康东北，再经阿坝北上，不会深入青海，打算保存实力，对蒋介石的命令采取消极敷衍态度。另一方面，为防红军可能进入青海境内，以及不得不向蒋故作积极姿态的缘故，乃命令新二军参谋长马德等人，布置了青甘之间堵截红军的三道防线，自西向东，绵亘千里。为了取得蒋介石好感，马步芳宣布亲赴第一道防线上的苏乎卡要隘视察，成立前线指挥部，并电呈蒋说：“步芳亲赴川青边界之交，布置防务。……防务巩固，堪以告慰。”实际上他住在离西宁二三百里的贵德南海殿，避开干扰，正静心考虑如何扩充势力的问题。他命令各县大规模抓丁派款，进行军事训练，并打出“军事民众化，民众军事化”

    的旗号自怖。为了预防蒋介石以堵截红军名义派部队入青，他打电报给蒋：“本省兵力尚足调遣，请勿远虑。”

    1936年7月，红军二、四方面军由甘孜出发时，为掩护主力前进，另分兵数千人进军青海果洛地区的斑玛、久治一带，击溃了马步芳部队的喇平福团和马騄，以及当地头人牧主的“民团”武装，完成任务后于8月退出果洛，赶到甘南岷县一带与主力会合。

    马步芳急忙召开甘都军事会议，命令马彪、马朴等旅向甘肃临洮、岷县一带截击红军。此次在与红军接火中，喇平福、马騄禀承马步芳旨意，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一千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后在付肃南临潭等地的战斗中，马步芳的部队连战连败，退回青海同仁境内。正当马步芳惊恐之时，红军折向东北方向前进，使马步芳暂得喘息。

    10月，红四方面军的第五、九、三十军在兰州东北的靖远县西渡黄河，组成西路军，进军河西走廊。红军西路军共三个军2.5万人。陈昌浩为政委，徐向前为总指挥，李特为参谋长。五军军长是董振堂，政委黄超，政治部主任杨克明；九军军长孙玉清，政委陈松海，政治部主任曾日三；三十军军长程世才，政委李先念，政治部主任李天焕。蒋介石为了利用马步芳消灭西进红军，授其为西北第二防区司令兼第五纵队司令官。

    为了堵击红军，马家军先后投入的兵力达11.5万人，马匹6万余，还有蒋介石派出的飞机助战。

    西路军刚渡过黄河，就投入了战斗。西路军当晚占领了北湾、山子塔，

    击败了马步青的部队，然后在宋家川与骑五师马禄旅激战。在一条山、镇虏堡、土门等地激战中，马步芳主力遭痛歼，他的骑五师少将参谋长马延祥被击毙。

    为了堵截红军西进，马步芳电催马步青，急调祁明山旅、马禄旅，堵截红军，并调马彪等旅在乾柴洼堵击。红军在于柴洼与马彪等旅激战一天，给马步芳、马步青部队以重大杀伤，海南警备旅营长马进忠及连排长30多人均被红军击毙。

    红军取得胜利后，继续西进，而马步芳在西宁又作了新的部署，由马元海作前线总指挥，下面三路骑兵一路步兵，分别由马彪、马朴、马禄及韩起功指挥。马元海直接指挥的有六个旅和一些民团。红军在永昌县城及其外围各堡寨的战斗中，虽然不断取得胜利，但未能彻底粉碎马元海部的全面攻势。

    为争取主动，红军退出了永昌县城。

    马元海在占了永昌城的同时，又派马彪、马朴部往袭山丹。激战数日后，红军又放弃了该城，继续前进。1937年1月，红军西路军在永昌一带经过一个月的激战，虽给马家军沉重的打击，但自己也陷入苦战之中，难以摆脱困境。为了保存有生力量，遂往高台、临泽两县转移。1月4日，红五军2000多人在军长董振堂的率领下攻入高台县城。但几天后，马家军两个骑兵旅，一个步兵旅和一些民团，以八至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向高台县城扑来。

    马家军对高台红军进行了无数次的进攻，都被红军击退。1月19日深夜，正当红军与四路围攻的敌人进行拼死肉搏时，被我红军收编的民团少数坏分子打开了西门，把马家军放进了城里。于是马家军攻入城内，跟红军展开巷战。在城头指挥作战的董振堂用两把盒子枪向敌人射击。当大批敌人向他涌来时，他从城墙上往下一跳，把枪膛里的最后一颗子弹射向了自己的太阳穴，英勇牺牲。

    马家军进入高台县城后，大肆烧杀、抢掠、奸淫达七日之久。仅在菜市的刘家堂屋一处，就砍杀了无辜百姓20余人。新任县长王振纲亲自率人挨家挨户地搜查出红军伤病员200多人。马家军对受伤不能走动的红军伤员就地杀害，其余的就押运走。在高台，马家军一共杀死红军指战员和群众2400余人。

    红军西路军经过数月拼杀，剩下的主力三十军也伤亡过半，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被打断胳膊。九军几乎无存，政委陈海松阵亡。西路军总供给部部长郑义斋在收容女战士和伤员时，与敌人遭遇，因手枪子弹射尽，被马家军用马刀砍死。

    在临泽、高台退出的红军西路军残部，后转移到倪家营子一带。这时红军只有万余人马，且都精疲力尽，枪弹无几。马家军总指挥马元海集中了五个骑兵旅、三个步兵团及门源、循化的几个民团，向红军不停地发起进攻。

    此时，红军得悉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国共两党已开始联合抗日，即与马家军接洽停战。但马元海哪肯停手，他眼看红军因昼夜奋战，伤亡很大，认为不久即可以把红军消灭，又十分眼红红军的武器，想夺为己用。因此他不仅不与红军停战，而且对红军阵地发动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经过多次进攻后，马家军伤亡极大，循化民团旅长韩忠良、团长马忠良，还有营长马学良和马朝选等，先后被红军击毙。在河西之战中，大批没有一点打仗能力的老百姓被强迫编入民团，送上阵地冲锋，打死一批，又上一批。

    在这种人海战中，民团的伤亡尤其惨重。

    红军转移到三道流沟一带时，陷入马家军的重围之中。红军此时分为左右两支队，决定突围到新疆。马家军紧迫不舍，红军且战且走，在肃州南山一战中，右支队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马忠义部俘获。余部即与左支队会合，转赴安西，而后进入新疆。

    到达新疆的西路军残部清点人数，仅有903人！

    红军西路军的失败，换来的是马家军的狂欢庆功。马元海率部得意洋洋返回西宁时，马步芳在西宁莫家泉湾设宴，还强迫附近群众在小桥到西门一带迎候。为了抬高马家军在这次攻击红军西路军的“赫赫战果”，马步芳大肆发电发函给各处，以炫耀自己的功劳，并开了三天庆功大会。

    蒋介石为了鼓励这些反共分子，根据马步芳的呈报，给马彪、马元海等十几个马家军的干将颁发了奖章，就连马步芳还在读书的儿子马继援也得到了一枚“国花奖章”。

    而红军被俘官兵却受尽了折磨和凌辱。红军被俘人员中，一部分被凶残的马家军残杀了。还在1937年2月，马步芳就曾在西宁实施了大屠杀。被残害的红军战士有720余人之多。马步芳残害红军战士的暴行令人不胜切齿。

    红军战士在被杀害时，身上只有极单薄衣服，大多是赤着脚的，有的冻得肿烂流脓，但许多红军战士在走上屠场时依然挺胸昂首，毫不畏惧。在南郊被残害的战士，大部被砍上一两刀，然后踢进土坑里，被活埋了。其中有一个战士，气息尚存，半夜里挣扎着爬出土坑，爬到附近的马姓人家家中。可是，刽子手又跟着血迹一路寻来，把那个红军战士从草房里拖出来，拉到坑边杀害了。

    后来被俘的红军人员，马家军一般不那么公开屠杀了。他们把这些红军战俘作为战利品，得意洋洋地从河西押解到西宁。在路途上，被俘红军吃足了苦头。

 第8章

    他们中有不少人在路途中就染上疫疾或挨冻受饿而死去。

    在红军被俘人员中，最惨的莫过于那些女战士。她们原是红四方面军西路军总政文工团的团员。本来，她们以为去给红九军作慰问演出，谁知她们到了那里，红九军已经转移了，却不幸和马家军遇上了。文工团员们不肯束手就擒，据守着一个大庄院，奋勇抵抗，但这些文弱女子哪里是马家军的对手，不仅死伤惨重，而且一些幸存者被俘获。

    马家军强迫被俘的女战士编为一个跳舞队，不久又添了一些能演话剧的战俘，编成了一个新剧团。就在这个新剧团中，有一些未暴露身份的红军女干部，其中有陈昌浩的妻子张琴秋。

    马步芳让新剧团的人为他演出、跳舞。这些女战士在舞台上巧妙地做革命宣传。因为她们原都是在红军中演革命节目的，如“农民舞”、“海军舞”、“儿童舞”等，拿到舞台上一演，就是革命宣传了，虽然马步芳的手下人让她们把“红旗飘飘”改成“国旗飘飘”之类的，但是到台上一唱，就又是“红旗飘飘”了，可是马步芳在台下一时没听出来，还哈哈大笑。有一次，马步芳邀请他的军政要员和地方士绅看戏。在戏开演前，让新剧团的女演员来跳几个舞。马步芳就在前面坐着。女演员党文秀在跳军舞时，突然将自己的一双鞋摔到台下那些大人物吃喝的茶几上。这下可气坏了马家军头目。马步芳大骂一声：“你眼睛长哪去了？”可党文秀据理反驳道：“鞋那么大，底那么重，还没有鞋带，舞曲又是那么快，跳起来不由自主就掉

    出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就是这个性格活泼，爱憎分明的党文秀，因年轻漂亮，被马步芳看中了。

    马步芳让她单独去给他跳舞。党文秀深怕身受污辱而托词不去，悄悄躲了起来。马步芳气极了，派卫兵来搜查，党文秀不幸被搜出，遭到毒打后又被枪杀。禽兽不如的马步芳的随从副官马应福在杀害她之前竟强奸了她。另一个容貌较好的孙桂英因为不肯答应做马步青的妾和另一个马家军军官提出要她嫁给他的要求，竟被他们活埋在山路边。

    红军女俘们对马步芳这些恶棍的仇恨越来越深，有几个性格急躁的多次提议要设法把马步芳于掉。张琴秋就劝她们不要蛮干，她说：“干掉一个马步芳不难，演出时一颗手榴弹就行了，可是他死一个，我们就得全死。这不合算，我们要活着回到革命队伍中去。”后来由于叛徒的出卖，马步芳得知新剧团里的苟秀英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琴秋，于是把她和另两个红军女干部押到南京去，关进了南京反省院。后来她们被中共驻南京办事处的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营救出去了。

    第一野战军的官兵对马家军恨之入骨，他们不会忘记马家军对红军和人民解放军犯下的罪行。

    第一野战军成立前，彭德怀统帅的西北人民解放军曾与马家军交过手。

    那是1947年彭德怀指挥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后，就考虑下一步应采取什么行动。

    当时，胡宗南集团进占延安后，在我西北野战兵团与胡宗南部作战的时候，敌西北行辕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两部，乘隙于4月8日至5月12日先后侵占了我陇东之庆阳、合水、曲子、环县、悦乐、蒋台等城镇，企图配合胡宗南部夹击西北我军于安塞、志丹地区。

    “二马”集团在占领区进行野蛮的“清剿”，他们烧杀淫掳，甚至把抓住的解放军官兵、民兵割头破肚，残暴异常。

    那几天，彭总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考虑出兵陇东问题。在真武洞开罢祝捷大会后，彭总、习仲勋和周副主席、陆定一曾接连开会，制定下一步作战方案。彭总起草的《出击陇东作战命令》，就是这几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命令说：胡宗南集团主力集团集聚一团，我军各个歼灭胡军的战机不易寻找，决定集中全军主力西出陇东，歼击青宁“二马”有生力量，收复庆阳、合水，然后相机南下关中或北上三边，以调动胡宗南集团之主力，寻找战机继续歼灭敌人。

    作战命令传达后，各部队加紧进行出击陇东的各种准备，深入进行思想动员，研究“二马”军的特点，组织针对性的军事训练，调查陇东地形，勘察进军路线。

    1947年5月21日，彭德怀率领野战兵团各纵、旅从安塞地区西进。部队开进时，以第二纵队和教导旅为左路，以新四旅和野战军直属队为中路，以第一纵队为右路，分别从安塞、真武洞、龙安镇，向陇东挺进。

    左路军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5月28日进至合水以东20公里处，作为前卫部队的教导旅突然与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的警戒部队遭遇，双方展开激战，结果教导旅的一个侦察员被俘。

    第二纵队司令员王震知道这一消息后，考虑到万一敌人知道我主力合围合水的企图，可能弃城逃跑，这样不仅左路军歼敌的计划落空，而且会给右路军和中路军造成压力，于是决定提前向合水城发起攻击。

    按照王震的部署，由郭鹏和王恩茂指挥三五九旅和独四旅十二团包围并攻击合水城，由罗元发指挥教导旅负责抗击可能由庆阳、西华池来援的青马一○○旅。

    但是，由于战斗准备不足，敌情侦察不细，攻击失利，造成很大伤亡。

    我十二团和八团占领青马一些外围据点后反复多次向城内攻击，均未成功。5月29日清晨，青马新编骑兵第八旅旅长马步銮率旅直属部队和该旅的一个团，果然由庆阳向合水增援，他们骑着马，身背崭新的自动枪，手挥锋利的战刀，高喊着伊斯兰圣战的口号杀来。

    王震见敌人来势汹汹，命令独四旅插入敌后，断其退路，给敌以突然袭击。马步銮心惊胆颤，其部下慌作一团，有的退阵逃生，有的还做垂死挣扎。

    在短短的四个小时里，马步銮旅被大部击溃，一些残兵败将逃回庆阳。

    担任打援任务的我教导旅、独四旅打退了马步銮部后，没有预料到青马多路增援的戒备，事先没有切断青马援军的必经路口，也没有派出部队构筑抗击阵地。当他们全力以赴对付南路青马时，另一支青马援军突然出现在攻城部队侧后。

    担任攻城的三五九旅，在郭鹏旅长的指挥下，急忙从七团和九团各抽一个连占领高地，予以阻击，但无法阻止这些气势汹汹的骠骑兵。郭鹏接着又把七团的预备队三营调上去，但三营还未到指定位置，便遭骠骑兵冲击，伤亡很大。

    正在此时，合水城守军打开北门，迎接援军进城。

    郭鹏旅长听说青马入城，心中十分着急，刚走出指挥所准备下山组织反击，一颗子弹击中了仙的手臂，他当场晕了过去……

    郭鹏被抬下指挥所后，王震司令员得到了青马驻宁县一○○旅分两路向合水驰援的情报，急令城内部队杀出重围，撤出合水。

    这一仗，攻城解放军伤亡惨重，而马步芳在西宁大肆宣传所谓合水大捷。

    合水一战，使马家父子趾高气扬，不可一世，以为凭自己的实力完全可以与解放军抗衡。

    我右路军进展比较顺利，一举攻克了蒋台，全歼守敌八十一师六十旅之一七九团，活捉了敌上校团长马奠邦。

    马奠邦是马鸿宾的乘龙快婿，是马家军中一个有代表性的人物。为了做马鸿宾的工作，彭总打算放马奠邦一“马”，并与廖汉生一起去看这位“阶下囚”。

    马奠邦见有人进来，头也不抬，毕竟自己已成了共产党的俘虏，无奈一切皆由他人处置。

    “你就是马奠邦团长？”彭德怀问道。

    马奠邦抬起眼皮看一看眼前的军人，听见廖汉生在旁边介绍：“这就是我们的彭总司令。”

    马奠邦抬起头来，想看一看这位让胡宗南出尽洋相的共军指挥官，但已不敢正视彭德怀，毕竟彭德怀这个名字太不一般了。

    “我们准备放你回去。”彭德怀背着双手说。

    “彭总，这——”站在一旁的廖汉生一下子惊呆了。因为，在路上，他没有听彭总说要放马奠邦回去。而且他知道，第二纵队在合水受到很大损失，三五九旅郭鹏旅长中弹负伤，教导旅关盛志政委中弹负伤，罗小伟团长因接受假投降中弹负伤，因而对马奠邦恨得咬牙切齿。他没想到彭总会做出这样

    的决定。

    正当他在犹豫、思考时，听到彭总对他说：“给他一匹马，放他回去。”

    “彭总……”廖汉生没有把话说完，他想彭总是会理解的。毕竟放他回去，部队怕难通过。

    “他们不是宣传说，我们捉住他们后，要活剥人皮吗？放他回去，不就不攻自破吗？”彭总说。

    马奠邦一开始听彭德怀要放他回去，他根本不信，后来觉得彭德怀不是在开玩笑，实在感到有些意外。他心情很激动，慢慢地站了起来，不知道说什么好。

    “你放心去吧。不过，我劝你不要与人民为敌，国民党败局已定，全国解放为期不远了，识时务者才为俊杰。希望我们以后在战场上不要再见面，”

    彭总伸出手，边和马奠邦握手边说。

    马奠邦和彭德怀握手后，向彭德怀躬了一恭，然后用右手抚胸，按照伊斯兰礼节致谢。

    6月，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部队向环县开进。到6月13日，我军完全包围了环县城，宁夏马鸿逵部整编第八十一师，龟缩在这座孤城里。

    彭总随野司到达环县城南十五里的王庙嘴后，马上和部队的指挥员到县城周围，查看地形，现场研究攻城的部署和打法。

 第9章

    彭总在掌握敌人设防情况和该城地形条件后，对大家说：“攻打环县城，关键是要拿下东西山头阵地。

    控制了这两个阵地，就可以居高临下，控制整个城内的敌人。环县城虽然坚固，但城很小，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迫击炮的威力。“

    6月15日，野战兵团向环县城发起总攻。经过一昼夜激战，我三五八旅在独四旅的配合下，胜利地占领了敌人防守的核心阵地王家原，新四旅攻占了玉皇山。敌人失去主阵地后，纷纷向城内收缩，曾经横行陇东的宁马八十一师全线败退。

    16日午后一时，残敌见势不妙，扔下大量重型武器，从城东突围，狼狈向北逃窜。得知这一情况，彭总急忙抓起电话，命令二纵队王震司令员派兵立即追击，不得让敌人逃走！

    工震放下电话，亲率三五九旅和独四旅快速追击敌人。宁马匪军本已心慌意乱，见我军勇迫不舍，早就吓得魂不附体，一味逃命。一路上，有的敌人终因坚持不住，累得口吐白沫，面色如土，乖乖地被擒。我二纵队指战员越追越勇，长驱100多里，将敌人全部追垮。

    王震见大功告成，在洪德城给彭总发回电报：敌八十一师除部分骑兵和乘马的少数军官逃跑外，大部被我军俘获。

    彭总接到电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饶有兴致地对身边人员说：“去年夏天，三五九旅从中原胜利突围返回陕北，就享有‘飞毛腿’的盛名。这次追击敌人，二纵队发扬了这个传统，靠两条腿追垮了敌人的骑兵，真是名副其实啊！”

    我军出击陇东半个多月，打得马步芳的八十二师，马鸿逵的八十一师和蒋军骑兵二旅土崩瓦解。6月下旬，彭总命令部队由环县挥师北上，向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挺进。

    当我军向三边进军时，敌人已在准备撤退。为不失战机，我军当即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攻定边，教导旅进至定边西南，准备截击定边逃敌；以第二纵队攻安边及砖井堡。

    6月30日午，当我主力接近定边城郊时，敌整编第十八师骑兵第十旅二十团不战而逃，我步兵追赶不及，第二纵队占砖井堡。

    7月2日，第二纵队独四旅攻占安边城，敌全部被歼。7月7日，我军除以第二纵队控制安边、定边外，主力西进，攻占盐池城，歼敌骑兵二十团一个连。至此，三边战役结束，三边分区全境收复，马鸿逵部退宁夏。

    三边战役虽因马鸿逵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我未能全歼敌人，但我军的胜利行动为三边人民奠定了必胜的信心，为继续坚持斗争奠定了基础。这次作战，我军对敌军的保存实力战法及三边地形有所了解，因无稳定后方作战，无力保障所需军用物资，且犄兵极小，地区辽阔，人烟稀少，群众工作较差，影响了部队的机动敏捷性，未达到歼敌有生力量的预期目的。

    从5月21日我军自安塞西进陇东时起，至7月7日三边战役结束时止共47天，西北我军在陇东与三边南北370余公里、东西180余公里的广大地区内，进行了陇东、三边战役，共歼灭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等地，打击了青海、宁夏二马集团，更加孤立了胡宗南。

    西北野战军1947年11月进攻榆林时，又与宁夏马家军进行了一次较量。

    当我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时，绥远傅作义奉蒋命石令，派暂编十七师由扎萨旗南进援榆；宁夏马鸿逵亦按照蒋介石的命令，以整编十八师、骑兵第十旅和宁夏保安团等组成的“宁夏援榆兵团”，由其子马敦静亲自指挥，从定边出发东进。

    彭总对敌人增援情况做了一番分析后，镇定地说：“命令部队加速坑道工程，但更要保证工程质量，做到装药位置准确。”

    11月8日上午，魁星楼附近两条分别长60公尺和120公尺的坑道挖成了。彭总随即下达了当晚爆破攻城的命令，并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待着前沿阵地消息。

    敌守军听到我军坑道作业的情况时，大为不安，因为他们清楚，只要城墙被轰开一处，解放军则会象洪水一般地涌进城来。敌守城指挥官左世充一面向有关方面连发急电，催促援军赶快到来，一面采取各种防御措施，竭力破坏我军的坑道作业。他还向市民征用大量的布袋和瓷瓮，以备装沙堵塞坑道和听音侦察之用。这位指挥官平素迷信济公佛会保佑自己，且常说：“事到着急处，就有出奇处”。他期盼在此紧急关头会有奇迹出现。

    敌军加紧进行反坑道作战，虽付出了极大努力，但毫无效果。此时，城内已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仿佛城破即在眼前。

    一天，敌高凌云团特务排的一个士兵，突然神经失常，在住的窑洞（距南城不远）里打起枪来，并大喊：“八路军挖开地洞了！”该排排长听到之后，不问青红皂白，端起机枪就向洞内猛扫。这些枪声和讹传，顿时惊动了全城。敌指挥官查知此事是由士兵神经过于紧张所致，怒不可遏，将二人以“玩忽职守”罪名，就地“正法”。

    11月8日夜，月色朦胧，敌军为了给飞机作标志，在城内燃烧起炭火笼，满城星星点点。

    晚11时，突然有十多发炮弹落在魁星楼和南城楼上，接着，震天动地般地“轰隆”两声，南城墙东段被炸毁，飞尘蔽天，城上守兵多被震晕。

    敌指挥官从睡梦中惊醒，急忙命令部队以密集火力向被炸开的缺口射击，同时调集防守部队用预先准备好的沙袋堵补缺口，阻止我军突入。

    两声巨响过后，彭总急忙抓起电话，向前线部队指挥员询问道：“爆炸位置准不准？炸开多大的口子？突击部队上去了没有？是那个部队上去的？

    上去了多少人？“

    彭总仔细听着电话里的声音，双眉越皱越紧，脸色越来越阴沉。最后，他说了声：“你们要亲自到前面去，赶快把情况搞清楚！”

    他猛地放下电话，然后背操两手，不停地在窑洞里走来走去……“叮呤呤……”电话铃响了。

    彭总接到一纵队的报告说：独一旅的坑道爆破成功，在城墙上炸开了一道20公尺宽的口子。但因突击部队没有及时查清爆破效果，贻误了战机。等他们发觉城墙确实炸开，准备组织冲击时，爆破口已被敌人强大火力封锁了。

    接着，新四旅又在电话上报告，他们在坑道内放置的炸药在爆炸时偏离了城墙三、四公尺，虽然没有炸开城墙缺口，但却震昏了守城的敌军，如果突击部队乘机立即登城，仍然可以得手。可是，突击部队距离爆破点过远，失掉了战机。

    彭总压住了火，在电话里并没有批评他们，只是痛心地说：“攻城的炸药，是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从一、二千里之外，人背马驮辛辛苦苦运来的，我们辜负了友邻部队的支援。要很好地组织大家学习和总结这次经验教训。”

    这句话，对于攻城部队来说，比受到一顿批评还要难受。

    正当我军准备继续挖掘坑道再行爆破的时候，绥远傅作义的援兵和宁夏马鸿逵的援兵，已经接近榆林。

    彭总立即决定除以少数部队监视榆林外，集中主力，首先消灭宁马援军。

    11月11日，宁夏马鸿逵部共3.5万人抵达五道河子、孟家湾一带。马鸿逵刚接到蒋介石援榆的电令后，曾踌躇犹豫，既怕援榆损兵折将，减弱自己的力量，又怕违抗蒋介石命令，要受责处。马鸿逵再三思考，想了一个“两全”的办法，即只派整编第十八师暂编第九旅并配属一个骑兵团去敷衍一下，而主力不动。

    命令下达后，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却向马鸿逵建议说：“解放军善于围城打援，去的部队少了，会被吃掉；要去就得多去些，否则，不但不能完成解围的任务，对整个宁夏的影响也不好。”

    马鸿逵再次考虑后，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出动宁夏主力部队杀奔榆林。

    他还指派次子马敦静（整编第十八师师长）担任指挥官，率领的援榆部队有：暂编第九旅旅长卢忠良部三个团（附保安第二团），整编步兵第一六八旅旅长马光宗三个团（附保安第五团），整编骑兵第十旅旅长马敦厚（马鸿逵之长子）部三个团；宁夏保安部队一纵队马全良部两个团，另外还有一些炮兵、骑兵、工兵部队。除此之外，还征集骆驼约1000多只，分属各部队，随军前进，负责运输。

    马鸿逵此次决定出动主力部队解围榆林，并派出他两个儿子，还有一个目的是，企图借此机会显示一下宁夏部队的力量，并让他的儿子出头露面，以提高他们在部队中的威信，好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巩固自己土皇帝的地位。

    马鸿逵的援军出发后，开始时的行进速度缓慢，每天只走五六十华里。

    蒋介石闻知，派飞机给马敦静空投手谕，敦促加速进军。马军在巴兔湾附近休息后，加快了行军速度。

    中途，马军与我军的一队侦察骑兵发生遭遇战斗。马敦静从我军一名牺

    牲的干部身上得到一份报告。上面说：“马匪到达巴兔湾一带的只是骑兵一部，已停止前进，似再不敢东犯”。

    马敦静判断我军尚未发现援军的情况，便命令部队加速向榆林方面前进，于11月13日，抵达了榆林西北120华里的元大滩。

    马军在元大滩东20华里的野茅滩与我军一部接火。

 第10章

    激战约五个小时后，马敦静得知我军主力赶来，下令先头部队仍撤回元大滩，并连夜构筑工事，组织防御。与此同时，马军还派出两个骑兵团在两翼搜索情报，寻找有利时机，尔后全力反扑。

    马军在元大滩以该地的村落为核心，四周依托沙梁，构筑了环形防御阵地。在环形阵地上配置了八个步兵团（卢忠良四个团、马光宗四个团），核心阵地上配置了马全良部两个团，骑兵配置在两翼，担任掩护。

    11月14日下午5时，我军从三面包围了马军。

    晚7时，我军主力部队向马军阵地发动进攻。双方先使用轻重火力射击，继之用刺刀和铁锹、洋镐撕杀。

    双方正打得难分难解时，敌核心阵地内突然枪声乱发，一片混乱。马敦静以为解放军直捣核心，阵地已被突破，吓得魂飞魄散。事后查明，原来是敌第一六八旅第五○二团的营长李寿春的战马脱缰，饲养兵追马，阵地守军连问口令不答，即开枪射击，于是导致敌军内部一场混战。

    敌军激战一夜，终于抵挡不住我军攻势，于15日9时西撤。我第三纵队乘胜追击，击溃敌一个团。

    马军西逃，我军主力准备重返榆林继续攻城，可得到情报说，马匪并未逃远，只是绕道沙漠，窜到了榆林城北的庙嘴子、三道河子，与邓宝珊带领的暂编十七师会合。

    根据新的情况，彭总决定主力南撤，到响水堡、党家岔、鱼河堡地区休整待机。11月18日，野战军司令部移驻响水堡西南二十里的赵家峁。

    20日，马敦静、邓宝珊带的两路援军，开进了榆林。

    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在赵家峁住了半个月。在此期间，彭总领导大家认真总结了第二次进攻榆林的经验教训。

    在一次会议上，彭总说：“这一次榆林没有拿下来，我彭德怀是有责任的。我们把有利条件想得多了，把不利条件想得少了。我们对榆林城敌人防御的加强也估计不足，对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更是估计不足。

    主观上想拿下榆林，扫掉北线的一个障碍，保证党中央机关的安全，为尔后主力南下转到外线作战解除后顾之忧，结果却事与愿违。“

    他语意深长地接着指出：“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办任何事情，都不能从想当然出发。”

    这次攻打榆林，我军毙伤俘敌6800余人，自身伤亡4300余人。从全局来看，如当时不打榆林，部队可以多一些时间休整，对以后的作战会更加有利。彭德怀后来在《关于陕北九个月作战的基本总结》中有这样一段话：十月打了清涧后应该体整南下，但犯了一个错误，去打榆林。这时我们估计：马军不会怎样积极增援，胡军来不及；以后又没多少机会来打；打开了又可以得很多东西。这样一想，便以为大概可如意而得。但事情往往不如你所算。

    1949年，国民党的精锐力量已基本消灭，蒋介石为了保住西北作为残喘

    之地，极力拉拢青、宁两马，企图做垂死挣扎。青、宁两马一时得意忘形，野心恶性膨胀，竟以“西北支柱”自命，他们狂言：“解放军没有什么了不起！”

    看来，马家军与第一野战军之间空前激烈的较量只是时间问题了。

    三、雄师溯源第一野战军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和玩弄和谈阴谋之历史关头，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命令晋绥部队“风雨无阻”进击，连克数城。在卓资山，贺龙下令“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然而狡猾的何文鼎却向兔子一样溜掉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最早是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基础上组建发展起来的。

    1940年夏秋，日本帝国主义在德军横扫西、北欧取得暂时胜利的刺激下，决心乘美国战备尚未完成、英国无力东顾之机，积极准备实行南进政策，夺取英、美、法、荷等国在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上的殖民地。

    7月23日，日军大本营和政府的联席会议决定了《伴随世界形势进展对时局处理纲要》，声称：“为了应付变化着的世界形势，应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并抓住有利时机解决南方问题”，建立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日军大本营陆军部遂开始研究南方作战计划，海军则进行对英、美的作战准备。

    9月，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三国侵略同盟进一步得到巩固，从而加剧了日本与英、美的矛盾。由于中国抗战消耗和牵制了大量日军，在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此，英、美为了利用中国抗战遏制日本南进，遂由推行牺牲中国利益的“东方慕尼黑”政策，转为采取积极支持中国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放手南进，急谋在巩固其侵华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束对中国的战争或稳定在中国的战局，并把中国变为它南进的后方补给基地，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于是，日军一方面继续加紧对国民党的诱降、逼降活动，另一方面集中对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清乡”、“蚕食”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

    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党当权者动摇于英美与日本之间，“左右逢源”，既想借与日本谈判，以压英美等国给予更多的援助，又想借英美支持中国抗战，与日本讨价还价。同时，国民党看到日军在中国战场上重点打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因而决心继续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政策。

    他们策划了围歼新四军的阴谋，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还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但遭到八路军、新四军领导人的断然拒绝。

    在1941年至1942年，不仅日军极其频繁地“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而且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也加紧对根据地的包围封锁，有的一部分部队还以所谓“曲线救国”的名义投降日军，改编为伪军，配合日军进攻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的夹击下，八路军伤亡很大，部队大量减员，根据地日益缩小，根据地财政经济发生了极大困难。毛泽东在回顾当时困难情景时说：“我们曾经弄得几乎没有衣穿，没有饭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们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他曾把经济困难比做“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

    当时，陕甘宁边区处境更加艰难。陕甘宁边区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工农

    红军创建的一个革命根据地，全区北起长城，南至泾水，西接六盘山脉，东临黄河，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有23个县，人口约150万，面积达12.9万多平方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口头上承认边区是国民政府的一个特区，边区苏维埃政府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抗日战争敌后战场的指挥中枢，是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政治领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的总后方。正因如此，日、伪、顽加紧了对陕甘宁边区的封锁，使陕甘宁边区军民忍受着巨大的困难。

    在严重困难关头，毛泽东高瞻远瞩，指出目前困难是“黎明前的黑暗”，号召军队和政府要依靠群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渡过难关。他根据当时陕甘宁边区的实际情况，酝酿对陕甘宁边区的部队做一些调整，使军队统一，党政军关系协调。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有一二○师的，有留守兵团的，有边区保安司令部的，指挥、组织很不统一，不适应保卫边区的需要，而且这些部队在处理军队与地方，党和政府的关系上存在一些问题，毛泽东想找一个威望高的人来解决这个矛盾。他想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调部分晋西北的部队过来，与陕甘宁边区的部队统一组成，但是，谁能担此重任呢？在如此复杂的形势和严重的困难面前，这个人既要能征善战，又要会处理各种关系，在军队和地方中有很高的威信，并且还要会理财，能帮助边区渡过经济难关。

    毛泽东一连想了几天，终于确定了一位合适人选。他就是当时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晋西北军区司令员的贺龙。

    贺龙是一位“传奇式”的人物。在军阀割据的年代，这个没有一点后台的民军领袖竟当上了镇守使，后来成为中将军长；在国民党将屠刀砍向共产党员的时候，这位国民党将军却率部起义，参加了共产党；他用兵多谋，打仗真有点邪呼，令国民党军、日寇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贺龙早年两把菜刀闹革命，流传甚广。毛泽东在三湾改编时曾说：“贺龙同志两把菜刀起家，现在当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不只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还怕干不起来吗？”毛泽东所说的“两把菜刀起家”，指的是贺龙参加中华革命党以后投身民主革命的事。

    1914年，贺龙由执教于桑植高等小学的中华革命党人陈图南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卖国求荣的斗争。桑植县中华革命党组织向贺龙提出了三项任务：一是惩杀本县大劣绅朱海珊。

    贺龙爽快地答应并完成了任务。二是带队伍当团总，准备应变。

 第11章

    但贺龙说：“我恨的就是团总，我不干！”尽管陈图南一再解释，贺龙最后还是拒绝了。

    三是派人到警备队当兵，了解情况。贺龙派几个人打入了警备队。

    不久，中华革命党又命令贺龙到石门、沅陵两县的团防局和巡防军中去策反，煽动哗变，组织反袁武装。贺龙到沅陵后以交友结拜为名，秘密组织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准备夺枪举义，但后来被人泄露了机密，贺龙只得连夜逃走。当贺龙跑到与大庸县交界的地方时，十几个土匪把贺龙当成“肉票”

    捉到熊壁岩贾家大院。碰巧，沅陵警备队前来袭击土匪，将土匪和贺龙一同抓到沅陵，关进监牢。在审讯中，土匪说贺龙是抓来的“肉票”，因而贺龙没有被杀。贺龙一再声称自己是“贩羊人”，县衙里的贪官觉得有油水可捞，便反诬贺龙通匪不予释放，并放出可以出钱赎人的口风。消息传到了桑植，贺龙的父亲忙带人赶到沅陵，用钱买通官府，把贺龙保释出来。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宣布把中华民国改为“中华帝国”，31日又宣布改次年为“洪宪元年”，准备登基当皇帝。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发

    表了《讨袁宣言》，联络各地革命力量举行武装起义。贺龙奉命到石门县泥沙镇策动兵变。泥沙镇地处湖南石门县与湖北鹤峰县交界的大山中，有200多户人家，近千人口。民国初年豪绅子弟出身的唐荣阳当了湖南省督军署的警察队长，他利用权势串通石门县地方势力在泥沙镇设立了团防局，让他的胞弟唐臣之当了局长，团防局有80多支枪。此人在泥沙镇一手遮天，无恶不作。贺龙当骡子客时，多次来往于泥沙镇，熟悉当地情况，在当地帮会、客商和士兵中有些朋友。

    1916年1月，贺龙与姐夫谷绩廷等十几个人来到泥沙镇，恰巧大庸县的革命党人罗占侯也派了一个叫吴佩卿的人前来泥沙夺枪。贺龙以前也认识吴，两人遂商定了夺枪计划，具体办法是：吴佩卿设赌局诱团丁聚赌；贺龙摆宴席邀团防局中相识的人赴宴，使团防局无人防守，趁机夺枪。就这样，贺龙他们一枪未放，缴获了20多支长枪，并拉起了一支农民武装。他们乘胜冲入泥沙附近的南北镇和皂市，夺了那里团防局的40多支枪，一下子队伍发展到300多人，打出了“湘西讨袁独立军”的旗号。贺龙率领这支队伍与附近几个县的各路义军联合起来，人数达万余，浩浩荡荡地向保袁武装驻守的石门县城发起进攻。但这支民军是一哄而起的，不仅毫无训练，枪弹又少，而且缺乏组织纪律，所以攻打石门县城两次未果后一哄而散，各自回家了，声势浩大的民军迅即解体。

    1916年3月16日，贺龙约了20多个青壮年，带了一支火枪、三把马刀、三把菜刀，连夜奔往芭茅溪，会合了预先派来的侦察人员，深夜摸进盐局税卡，打死了头目，缴获了12支枪，并把仓库打开，把财物和盐巴分给群众。

    贺龙这一行动，深受群众的拥护，很多穷人参加了贺龙的队伍。接着，贺龙又率领民军打下了分水岭团防分局，打开了溪河盐局，声势大振。

    1916年春，护国军一部开进湘西，各路民军与护国军联手与拥袁军队作战。大庸县革命党人、民军首领罗占侯派人来到洪家关，协助贺龙召开桑植县讨袁军成立大会。会上，贺龙被推举为桑植讨袁护国军总指挥。后来，孙中山派程潜回到湖南，召开全省讨袁大会，并就任湖南护国军总司令，统一全省的护国军。贺龙率领的民军正式编为护国军序列，贺龙被任命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第二营营长。然而，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之中，贺龙被错综复杂的政治斗争搞得十分迷惘，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带着两名随从、三支短枪返回了洪家关。

    回家不久，贺龙收到了一封从长沙寄来的信。在湖南政法学堂读书的堂兄贺连元来信邀他去长沙商讨革命大事。贺龙到长沙后，湖南省的中华革命党组织正以“正谊社”名义进行革命活动，准备利用辛亥革命元勋黄兴迁葬长沙的机会，反对湖南省督军谭延闿.贺龙和罗占侯、贺连元走访中华革命党人林德轩，正巧正谊社主要领导人都在那里，他们对贺龙表示欢迎。林德轩是湖南石门人，早年留学日本，加入同盟会，他早就听说过贺龙的所做所为，对贺龙很为赏识。他说：“你贺云卿有云，云从龙，改名叫贺龙嘛！”

    在座的都表示赞同，从此贺文常改名贺龙。

    1917年下半年，贺龙奉命返回湘西发动武装斗争，他很快组建了一支200多人的队伍，担任了湘西护法军游击司令，并与其他护法军一起攻击侵入湖南的北洋军阀部队。12月，贺龙率部随湘西护法军总司令张溶川开进常德，准备入鄂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武装。这时，湘南护法军总司令林修梅派左翼游击司令罗福龙来找贺龙。张溶川怀疑贺龙将率部去湘南投靠林修梅，

    遂以会谈为名，将贺龙、罗福龙扣押，吞并了贺龙的部队。贺龙被关押了7天后释放了，对此他感到很难过。父亲贺士道来常德看他，见他刚刚出狱，心情不好，劝他回乡务农，图个平安。但贺龙投身革命的决心已定，反而耐心地说服了老人。考虑到他的部队被吞并后，不少人离队回家了，于是贺龙离开常德，返回桑植打算重新组织队伍。

    有一天，贺龙走到桃源县和慈利县交界的两水井时，碰见一个满头大汗的小伙子。这位小伙子向贺龙打听：“请问大哥，去洪家关怎么走？”

    贺龙一听，心里一动，忙问道：“小伙子，你去洪家关有什么事吗？”

    “我爷爷让我去找贺云卿。他说，贺云卿很仗义，跟上他，爷爷就放心了。”小伙子回答道。

    “你爷爷是那一位？”

    “我爷爷叫吴佩卿，当年曾和贺云卿一起在泥沙夺枪。我是他的侄孙儿吴玉霖。”

    贺龙微微一笑，说：“我就是你要我的人，不过，我现在不叫贺云卿，改名叫贺龙了。”

    吴玉霖没想到眼前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青年人，就是爷爷的好朋友，一下子愣住了。过了一会，吴玉霖突然双膝跪地，说：“贺叔祖，受孙儿一拜！”

    贺龙急忙上前搀起吴玉霖，说：“不要从佩卿那里排辈份，我们年纪差不多，我就叫你老弟吧！你找我来是为什么？”

    “跟你去杀富济贫。”

    “这肯定是你爷爷说的吧。这口号现在过时了，现在是要为贫苦农民打出个天下来。”贺龙拍拍吴玉霖的肩膀说。

    吴玉霖兴奋地把衣襟一撩，露出插在腰间的两把锃亮的菜刀，说：“我没得枪，磨得两把快刀，砍那些贪官恶霸的脑袋。”

    贺龙从吴玉霖身上抽出一把菜刀看了看，称赞道：“好嘛，看不出你还是个有心人。菜刀也是武器，拿菜刀也能革命。我也没得枪，朋友嘛，见面分一半，一人一把菜刀，如何？”

    吴玉霖点了点头，跟着贺龙上路了。

    走着走着，他们看见从常德方向走来一些人。走近一看，才知道是一群兵丁护着一乘四人抬的轿子。看样子，里面坐的是一个官。轿子前面有几个兵开道，轿后有两个兵背枪压阵。可能是走得太疲乏了，后面两个背枪的兵越走越慢，和轿子拉开了距离。

    贺龙早就盯上了那两支汉阳造步枪，他跟吴玉霖低声嘀咕了几句，就不紧不慢地跟上了这两个卫兵。到了一个叫连三弯的地方，这里古道路窄，林木茂密，而且连转三个弯，是动手的好地方，贺龙一使眼色，两人出其不意，向卫兵猛扑过去，抡起菜刀，砍倒了卫兵，夺了两支枪，然后飞快扎进树林离开了。回到桑植后，组织了一支小小的队伍，与湖南援鄂的护法军一起，同北洋军阀作战。后来，贺龙在参加党的七大前填写的履历表上写道：“1917年底，曾用两把菜刀，发展到百余人的队伍，任援鄂军第一路总司令所属之游击司令。”

    贺龙这位起自民军的民军领袖，当过湘西护法军第五军第五团第一营营长、团长、湘西巡防军第二支队支队长、四川讨贼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兼第九混成旅旅长、建国川军第一师中将师长、澧州镇守使、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

    六师师长、第一师（后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师长、国民革命军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然而，就在共产党处境最为艰难的时候，贺龙参加了共产党。

    1927年7月28日，贺龙在南昌第二十军军部热情地迎接了前来领导南昌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一见面，周恩来就紧紧握住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吧！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笑了：“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炮呢！”

    周恩来对贺龙说，昨天根据中央决定成立了中共前敌委员会，成员有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决定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周恩来详细讲述了前敌委员会讨论过的起义计划。讲完后，周恩来问：“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说：“我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共产党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前委任命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第12章

    贺龙一怔，这怎么行？他知道来南昌参加起义的部队，除二十军外，还有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等等，他们都是共产党员，而他……

    他有些坐不住了，呐呐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说：“党是相信你的。你看，刚刚你还讲过完全听共产党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

    “好，我服从。”贺龙马上表态。

    “这就对了。”周恩来说：“南昌守军有三千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说：“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

    就这样，贺龙和周恩来、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领导了推迟至8月1日凌晨的南昌武装起义。在起义军南下途中，贺龙加入了共产党。

    很多人对贺龙在革命低潮时期抛弃高官厚禄，冒着杀头的危险，跟共产党闹革命很不理解。其实他早就下了决定，不论起义成功还是失败，都要跟着共产党同国民党反动派干到底。在起义遭受挫折时，他说：“现在情况很严重，我只有两句话：留得青山在，哪怕没柴烧；第二，宁可站着死，不能跪着活。”因为贺龙投靠共产党，国民党悬赏十万大洋捉拿贺龙，周恩来曾风趣地说：“贺龙同志，你的头很值钱哟！”

    而贺龙则说：“我这颗头早交给党喽！不论在任何情况下，我都跟着党走。”

    贺龙曾任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长、红二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军长、红三军军长、红二军团军团长、红二方面军总指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用兵多诈”的杰出指挥员。抗日战争爆发后，作为八路军第一二○师师长，挥师抗日，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1940年1月，阎锡山制造反共的“十二月事变”，根据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指示，贺龙与关向应率一二○师主力

    紧急回师晋西北，2月任晋西北军政委员会书记。他指挥了1940年夏季反“扫荡”，指挥晋西北部队参加了“百团大战”。11月成立晋西北军区时，任司令员。

    “贺龙、林枫速来延安！”

    贺龙正在与指挥员们讨论如何做好反“扫荡”的扫尾工作时，接到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贺龙心想，此时召我和林枫去延安，一定有新的重大的任务。当时，贺龙在晋西北指挥部队在敌占区和交通线上四处出击，取得了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接到电报后，他把反“扫荡”的扫尾工作向其他同志做了交待，即同林枫赶往延安。

    出乎贺龙意料的是，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他。194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西北局、陕甘宁边区参议会、边区政府、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举行盛大欢迎会，欢迎一二○师师长贺龙、刚从苏联养病回来的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和去绥德、米脂视察归来的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谢觉哉主持了会议，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参加了会议。

    谢老先请林彪讲话，林彪忙客气地说：“该受欢迎的不是我，而是从前方归来的贺师长和我们的李副主席，还是请他们先讲吧！”

    谢老忙看了看贺龙，风趣地对大家说：“我们的贺师长是一条龙，转战华北，日本鬼子没奈何他，能降服这条龙的只有纯阳老祖，可是，纯阳老祖又在我们这边。贺师长，你就先说几句吧！”

    谢老说这番话，意思是说贺龙这位战将是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他只接受共产党的领导，服从中国人民的意志，别的什么力量都奈何他不得。

    贺龙在热烈的掌声中站起来，对大家说：“我是个普通党员，现在回家来了，是不该受到这样盛大的欢迎的。”

    接着，他简要汇报了一下晋西北春季反“扫荡”和晋西北根据地建设的情况，最后，他深情地说：“晋西北根据地能建立起来，主要是我们忠实执行了党中央的正确政策，执行了我们的领袖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调贺龙来延安，是想让他担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但他没有将这一想法马上告诉他，而是先让贺龙参加由朱德领导的军委考察团，检查八路军留守兵团的工作，熟悉陕甘宁边区部队的情况。

    八路军留守兵团是为保卫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于1937年8月25日决定建立的，由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七一八团，第一二九师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及3个师的部分直属营共9000人组成，当时称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萧劲光任主任。1937年12月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员，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所属部队除第三八五旅旅部和第七七○团外，其余部队统一编为警备第一至第八团。1938年4月，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归留守兵团指挥。1939年7月，中央军委炮兵团归留守兵团建制；8月，成立关中警备司令部；10月，第三五九旅担负绥德警备区防务；12月，成立警备第一旅。至1941年底，留守兵团辖第三八五旅、第三五九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一团、警备第五团、骑兵团、关中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等，共3.4万人。

    贺龙接受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任务后，同留守兵团的领导人萧劲光、曹里怀、莫文骅进行了多次长时间的交谈，了解留守兵团的情况，并深入群众，听取了一些旅、团干部和部分战士的反映。1942年3月下旬，贺龙在中央军

    委检查留守兵团工作的会议上对留守兵团的工作作了总结发言。他肯定了留守兵团在保卫陕甘宁边区和军队建设上的成绩，但也严肃批评了领导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特别是对留守兵团在处理与中共中央西北局关系上存在的问题，作了中肯的批评，希望留守兵团今后更好地服从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更加尊重陕甘宁边区政府。朱德同志肯定了贺龙的看法。

    1942年5月13日，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成立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决定，任命贺龙为司令员，徐向前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关向应为政委（关在休养，高岗代政委），林枫为副政委。联防司令部下辖一二○师、留守兵团、晋西北新军、三五九旅、陕甘宁边区保安部队、炮兵团。

    毛泽东主席要求贺龙解决三项任务：第一，统一晋西北与陕甘宁边区两个区的军事指挥及军事建设；第二，统一两个区的财政经济建设；第三，统一两个区的党政军民领导。

    贺龙上任后，第一件事就是按照中央统一军事指挥的要求，对边区部队进行整编。他同副司令员徐向前、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商量以后，决定把留守兵团所属的各独立团及保安司令部所属的四个团统一编成两个警备旅，同三八五旅、三五九旅一道置于联防军统一指挥之下。这一方案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1942年10月，留守兵团领导机关并入联防军机关，萧劲光为联防军副司令员。贺龙还根据保卫边区的需要，重新划分和调整了部队的防区，成立了军分区，建议由地委书记兼任军分区政治委员，以实现各地区的一元化领导。

    理顺边区部队指挥关系后，贺龙带着参谋人员深入各防区视察，了解战备情况。当时，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驻有50万大军，对边区实行封锁。

    贺龙觉得联防军四个多旅的部队要担负抵抗日寇和防范国民党军的任务，兵力实在不足。因此，他想增加边区军事力量，然而当时正是抗战最困难的年月，边区要扩兵显然行不通，于是，他想起了晋西北，可以调一部分过来。

    他把这一想法报告了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得到批准。1942年11月26日，一二○师独一旅旅部及一个团调到陕北，全旅配置在绥德地区。三五九旅全部调往延安东南作为机动部队，以便随时应付国民党顽固派可能发动的突然进攻。1943年6月，中央军委根据贺龙的建议将三五八旅调到陕甘宁边区，进驻富县以西地区，增强关中地区的纵深防御。

    部署完毕后，他又亲自到关中军分区检查了一遍。

    由于中共中央及时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企图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阴谋，以及边区军民作好了充分的准备，所以，在第三次反共高潮中，蒋介石没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然而，国民党顽固派却组织了一些土匪、特务潜入边区，进行破坏。土匪活动猖獗时，平均每天要发生一次抢案。1943年，贺龙乘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在延安召开的机会，召开了军政干部联席会议，讨论剿匪工作。会后，贺龙连续两次签发剿匪令，确定了“剿抚兼施，军民协力”的方针，制定了对土匪的处理办法和有关政策。经过三个月的努力，陕甘宁边区的8股土匪被全部肃清，进一步巩固了边区政权，安定了人民生活。

    打退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后，贺龙针对部队训练中存在的

    一些问题，决定重点解决部队训练问题，提高部队战斗力。他对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说：“现在要解决一下部队训练问题。要开一个会，把同志们的不同想法摆出来认真讨论一番，争取今年把陕甘宁和晋绥两个区的部队训练统一起来。”

 第13章

    1943年6月，联防军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和晋绥军区团以上参谋长会议，讨论部队训练问题。贺龙在会上提出了一些指导性意见，要求训练为战争服务，部队训练的要求在于能对付两倍到三倍兵力的敌人，做到“一个打三个”。

    他打破以往坐在一起讨论的老一套办法，让参谋长们穿上草鞋，去当几天兵，到操场上做做动作，学习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法，以便回去统一部队的训练。

    三个月训练以后，贺龙又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认真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应以技术为主”

    的冬季训练方针，侧重学习射击、投弹、刺杀三大技术。在这次冬季练兵中，两个区的部队普遍开展了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竞赛。

    说起这两个竞赛，还有一个故事。那是一年前，即1942年春，贺龙到陕甘宁边区不久。有一天，贺龙到三五九旅视察。旅长王震见师长来了，十分高兴，为贺龙组织了一次投弹、刺杀和射击表演。有个叫齐巨洲的战士一下子将手榴弹投了50米。贺龙看后，高兴地鼓起掌来。王震兴奋起来，脱口大喊：好一个贺龙投弹手！

    表演后，贺龙对部队说：“你们是保卫党中央的卫队，你们要保卫边区每一寸土地。你们练兵练得很好，投弹投得远。你们还要好好练习射击。每一颗子弹消灭一个仇敌。一二○师是个大学校嘛！”

    王震接着说：“师长号召我们生产、学文化、练武艺，特别是打手榴弹、射击。我们旅要创造出无数的贺龙投弹手、贺龙射击手。”

    旅政治部抓住旅长的这一讲话，很快在部队掀起了争当“贺龙投弹手”

    的竞赛。后来这一竞赛从三五九旅推广开来，变成了全边区部队的群众性活动，并且发展为争当“朱德射击手”、“贺龙投弹手”的运动。

    冬季大练兵到1944年3月结束，取得了很大成绩。贺龙在1944年9月联防军司令部召开的模范学习者代表会议上，总结了大练兵的成果。他说：“我们现在有了投掷72米的投弹手，（发射六发步枪子弹）打60环的神枪手，部队的战斗力大大提高了，但是，为了反攻，仅仅这样还是不够的，我们应当继续求进步。”

    9月25日，模范学习者代表大会在延安东关操场举行军事表演。贺龙、徐向前、萧劲光等陪同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领导人前往观看。毛主席看到个个投弹手出手不凡，非常高兴地对贺龙说：“老总，你练兵练得不错哪！这些同志了不起，真是‘贺龙投弹手’。今后每个战斗员都练成这样的投弹手，那就无敌于天下了。”

    正在这时，独一旅投弹手张兆信打了一个精彩的空中爆炸。会场上立即响起了热烈的掌声。毛主席对贺龙说：“这颗手榴弹打得很巧妙嘛！叫它在哪里炸，就在哪里炸，这很有用处，更能发挥手榴弹的威力了。”贺龙说：“是呀，本领是练出来的，只要苦练，就会越练越精。”毛主席点头说：“是这样的。”

    贺龙带了一辈子的兵，而主席还交给他一个理财的任务，一开始真没有想到。但他也深深了解当时根据地的经济困难。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困难最突出的问题是政府收支不平衡，入不敷出，边区政府穷得无法负担必要的开

    支。

    贺龙上任后，采取了一项临时性应急措施，给边区各军分区拨款五百万元，让军分区自行包干本区的经济支出。这实际上是让军队负担政府的开支，当时有部分军队干部想不通，部队中议论也不少。针对这一情况，贺龙召来军分区的领导，对他们说：“过去，水是顺流的，由上往下。四三年，要由下往上流，上面向下面要饭吃，因为你们有生产力量啊！不找你们找谁？……

    从我们延安来看，北门外住的是中央、军委，南门外住的是边区政府、西北局，他们有什么东西？而我们军队却开了许多商店，有西北商店、河口商店、恒丰商店、金隆商店、大生客栈等等。所以，靠上头是没有办法的，相反，要靠你们养活，靠你们吃饭。……包干办法就是军队吃什么，地方干部吃什么；军队穿什么，地方干部穿什么。过去上面养活你们，现在有困难，你们要挑这副担子，而且要挑好。“贺龙下令各分区成立财经委员会，统一领导军队、地方的财经工作，以集中财力，分区包干，渡过困难。

    不过，贺龙心里明白，从长远看，这只能是权宜之计。要解决经济困难，最根本的是要增加边区政府的收入，大力发展生产。

    他通过调查发现，边区政府入不敷出的原因，在于收入没有保证。陕甘宁和晋西北根据地当时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向国民党统治区输出食盐和其他土特产，但由于领导不统一，管理不善和各自为政，各做各的生意，只管小单位赢利，不管政府受损，政府得不到应有的收益。因此，贺龙向财经委员会建议，成立边区政府物资局，统一领导境外贸易，对食盐和土特产实行统销政策，这样，边区政府的收入逐渐有了保证。

    贺龙一直大力提倡发展生产。1942年底，贺龙受毛泽东的委托，向正在召开的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发展经济，保证供给”

    的方针。他在发言中指出：“毛主席把发展生产看成解决一切问题的中心环节，这个想法很正确。如果不生产，让天上往下落吗？天上也落不下来，落下来的是雨，而雨有时候也不落；靠我们的国家？国家一个饷也不发，子弹也不发，什么也不发。那靠什么呢？就靠自己。我们边区政府是穷的，只有靠自己生产。”

    为了发展生产，贺龙找到边区银行行长朱理治，对他说：“今天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你应当把银行的票子投到生产上去，你说对不对？”

    “老总啊，我们银行是抵押贷款，没有抵押，放出去的资金收不回来就麻烦了。”朱理治面露难色。

    “你不给他票子，他没有资金来扩大生产，哪来抵押？你帮他发展了生产，他就有了钱，不就可以还你？何况，生产发展了，政府收入多了，你银行的资金不也多了吗？”贺龙耐心地做朱理治的工作，最后朱同意了贺龙的意见。

    银行从1943年起向生产单位发放信贷。贺龙为了支持银行，从晋西北调集了数百万元的法币，充实了银行的实力。以后，贺龙在总结1943年财政金融问题时说：“如果没有这一笔资金投下去，没有这批马兰草的票子，那我们的生产成绩是不会这么大的。”

    在贺龙的领导下，边区部队的生产运动搞得轰轰烈烈。1943年开荒20余万亩，占了全边区开垦荒地总数的三分之一，共收细粮3万石。三五九旅做到了粮食自给；三五八旅、独一旅等其他部队基本做到粮食大部自给，蔬菜全部自给。边区部队共养猪1万余头，羊1.5万只，每人每月可吃到3斤

    肉。边区部队建立了11个纺织厂，年产布40万匹，做到了丰衣足食，兵强马壮，这在古今中外军事史上是很少见的。

    事实证明，贺龙也是一位理财的能手。

    1945年7月26日，中国、美国、英国三国政府发表《波茨坦公告》，要求“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指出：“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8月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向广岛。8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同时宣布参加《波茨坦公告》。9日，100余万苏军从北、东、西三个方向进攻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同日，美国第二颗原子弹投向长崎。

    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南京官邸同时收听四部电台的广播，这四部电台的频率分别代表四方权力机构——华盛顿、莫斯科、重庆和东京。冈村宁次非常清楚，他虽然还拥有100多万号称“常胜军”的日本精锐部队，但是日本大本营和军部谁也没有扭转乾坤的伟力。日本正面临灭顶之灾！

    此时的日本天皇已被原子弹的威力吓得惶惶不可终日。是战是降？天皇面临着无奈的决策。在内阁会议上，阁员之间为“战”和“降”的问题吵得一塌糊涂，但在残酷的事实面前，大臣们还是取得了共识：战是没有希望的，投降是唯一出路，问题的关键是以何种方式投降，是有条件投降，还是无条件投降？

    在中国抗战出现空前有利的形势下，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提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朱德以延安总部名义发布第一号命令：解放区任何抗日武装均将依据波茨坦宣言规定，向其附近各城镇交通要道之敌军及其指挥机关送出通牒，限其于一定时间，向我作战部队交出全部武装。

    此时，蒋介石却在峨嵋山时刻关注着延安方面的行动。当他听到军统头子戴笠汇报朱德已下令共军发起反攻，迫日伪军投降的情报时，嚯地站起：“中共没有受降权利！”

 第14章

    他说：“国民党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是国际国内一致公认的。日伪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和中央军投降。”

    戴笠继续汇报：“委座，华北聂荣臻部打着配合苏军大反攻的名义，向热辽方向调动，企图争夺东北；山东罗荣桓部正在围攻鲁南申从周部；吕正操部正向归绥集结……”

    “我们必须以最快的速度调动大军，争夺战略要地。”蒋介石说。

    8月11日，蒋介石一连发布了三道命令。

    一道是给朱德总司令的命令，令第十八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一道是给国民党军队的命令，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

    还有一道是给伪军的命令，要他们“负责维护治安”，“趁机赎罪”。

    蒋介石这三道命令的真实意图，就是不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人民军队攻打日寇，接受投降，收复国土；只许国民党的军队收缴日伪武装，抢占地盘，并要伪军配合行动。

    毛泽东和朱德等人接到蒋介石的电今后，决定针锋相对，随即向各解放区连续发出第二、三、四、五、六、七号命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日伪军发起反攻，消灭日伪军，迫使日伪军投降。

    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清醒地意识到，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战即将来临。

    为了揭露蒋介石的反动行径，中央在延安枣园露天会场召开了干部大会。毛主席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说：“‘委员长’现在要下山了！八年来我们和蒋介石调了一个位置：以前我们在山上，他在水边；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在敌后，他上了山。现在他要下山了，要下山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蒋介石是怎样上台了？是靠北伐战争，靠第一次国共合作，靠那时候人民还没有摸清他的底细，还拥护他。他上了台，非但不感谢人民，还把人民一个巴掌打了下去，把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

    毛泽东稍微停了一会，点燃一支烟，猛吸了一口，然后继续说：“蒋介石总是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我们就按照他的办法，也拿起刀来。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

    各解放区军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下，坚决执行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日伪军发起全面反攻。

    为适应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的需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全国各解放区我军战斗序列作了一次重大调整。其中决定，晋绥军区从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中分出，辖吕梁军区、雁门军区和绥蒙军区。吕梁军区下辖第三军分区、第四军分区、第七军分区、第八军分区、第十军分区；雁门军区下辖第二军分区、第五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绥蒙军区下辖第一军分区、绥东军分区、骑兵旅。同时，以主力四个旅组成晋绥野战军，由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原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委员关向应兼任晋绥野战军政治委员（关因病未到职）。下辖：第三五八旅（旅长张宗逊兼，政治委员余秋里；10月以后改为黄新廷任旅长）；独立第一旅（旅长高士一，政治委员朱辉照；11月后改为王尚荣任旅长）；独立第二旅（旅长许光达，政治委员孙志远兼）；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金如柏）。

    晋绥野战军和晋绥军区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由贺龙、李井泉统一指挥。

    驻陕甘宁解放区的部队，仍沿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番号，王世泰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交给贺龙的任务是：统率晋绥部队，占领太原，控制山西和绥蒙。毛主席特别向贺龙交待：现在傅作义、阎锡山都开始动作，我

    们必须尽快行动。贺龙心中十分清楚：在历史转折关头，谁先走一步，谁就赢得时间，赢得胜利。

    8月17日早上，贺龙同联防军参谋长张经武、晋绥分局代理书记、晋绥军区政委林枫和一个精干的指挥班子登车出发。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我晋绥野战军一部和绥蒙军区部队，向日伪军占据的城镇和据点发起进攻，勒令敌人限期缴械投降。到8月28日，先后解放了陶林、武川、萨拉齐、集宁、丰镇、兴和、尚义、右玉、左云、凉城、清水河等县城和广大地区。而此时，一心反共的蒋介石却命令国民党部队下山抢占人民抗战的胜利果实，甚至联合日伪军向我解放区大举进犯。8月18日，当我晋绥部队第二十七团和绥蒙军区第九团攻入归绥城（现呼和浩特市），已将日伪军包围于大十字街伪蒙军总部之际，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奉蒋介石之命，以其第三十五军三十一师一部及挺进纵队共三千余人，突然由我军的侧背攻入，与被围之伪蒙军对我夹击，我军被迫撤出城外。

    贺龙见傅作义的大军进逼，觉得在这种形势下夺取太原、控制归绥的计划一时还难以实现。贺龙说：“太原、归绥我们目前都进不去了，要想出个新的办法来。反正不能让蒋介石这么顺利地把‘桃子’摘去！”8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蒋介石利用其合法地位，接受敌军投降，敌伪正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交给蒋介石，在这种形势下，我军应迅速改变方针，以相当兵力威胁大城市及交通要道，使敌伪向大城市、交通要道集中，而我以必要兵力着重夺取小城市及广大乡村。贺龙接到这个指示后，迅速调整部署。他决定：在北线，除巩固已解放的陶林、武川等城外，要继续夺取绥东、绥南各县城，配合晋察冀部队夺取集宁、丰镇，阻止傅作义部继续东进；在南线，坚决打击阎锡山部队的进犯，夺取汾阳、文水、交城、孝义等，巩同和扩大解放区；对于太原、大同、归绥等城市则以部分兵力威胁之。他将这个部署方案报告了毛主席，得到了批准。毛主席还告知贺龙，他即将到重庆同蒋介石举行谈判。电邀毛泽东赴渝谈判是蒋介石的一个阴谋。蒋介石集团坚持内战独裁政策，但由于全国人民普遍渴望和平、反对内战，国际上也反对中国内战，而且国民党立即发动大规模内战还面临种种困难。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于8月14日电邀毛泽东赴渝“共商国事”。电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当电报传到延安的窑洞里，气氛很快热闹起来。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领导人一致认为蒋介石不可能有和谈的诚意，这不过是他的阴谋。但是，如何对付蒋介石的“和平”攻势？毛主席采取以攻为守的战略。他在领导人的议论声中，提起手笔，两份电文一挥而就。他拿起墨迹未干的电文，对大家说：“蒋委员长一封电报，让我们这么多人费心劳神，我们也给他去两封，让他也操点心。你们看看，还有什么修改补充意见没有？”第一封电报以第

    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的名义于8月16日上午发出，拒绝让第十八集团军原地驻防的命令，并要求蒋介石收回命令，承认错误，并向蒋介石提出六项要求，让蒋介石早日回答。

    第二封电报是对蒋介石“邀请”电的回答，于8月16日下午发出：蒋委员长勋鉴：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与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8月20日、30日，蒋介石又两次致电毛泽东，邀请毛泽东迅速赴渝谈判。

    中央经过几次认真研究，决定先派周恩来前往重庆，随后毛泽东再去进行谈判。

    听说毛主席将亲赴重庆，贺龙十分担心。他一直认为，蒋介石电邀毛主席赴渝，是一个阴谋，毛主席的安全难有保证。8月29日，他专电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说：“毛泽东主席赴渝安全有无保证，我们不明了情况，望告之。”

    在此之前，中央政治局曾多次讨论过毛泽东主席是否亲赴重庆的问题。8月23日，毛泽东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蒋介石最终是想消灭共产党，所谓和谈完全是骗人的，但由于他消灭我们的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暂时取和平姿态。他说，苏美需要和平，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摊子还未摆好，兵力分散，内部矛盾，还不能下决心打内战，我们要揭穿其阴谋。

    会议决定，由周恩来先去重庆，毛泽东暂缓前往。周恩来说：“中央决定我先去，是一个侦察战，最重要的是看看蒋介石开的什么盘子。”8月25日，中央政治局成员同由重庆归来的王若飞一起，再次研究了毛泽东赴渝问题，最后政治局同意毛泽东亲赴重庆。

    朱德、刘少奇、任弼时接到贺龙的电报后，非常理解他的心情，回电说：“毛泽东赴渝谈判完全必要。从国际国内情况看，安全保证也是有的。

    目前，在前线最能配合与帮助谈判的事情，就是在自卫原则下打几个胜仗。

    晋绥方面对阎锡山和傅作义的进攻，望能组织一、二次胜的战斗，以配合毛主席的谈判。“

    贺龙看了电报，说：“好哇，我相信中央。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争取打几个胜仗，用实际行动配合毛主席去重庆。”

 第15章

    当时，独三旅进攻仍由日伪军占领的汾阳城，因为计划和侦察不周，未能得手。贺龙遂命令刚由陕甘宁边区赶来的独一旅和晋绥第八军分区部队攻击文水城。

    文水，在太原西南约80公里处，是太汾公路上的重要城镇，由伪军把守。

    30日，贺龙命令部队从三面攻城，留下一面“围而不攻”，以便待适当时机，赶鱼入网，聚而歼之。

    正当部队向文水城接近时，突然阴云密布，大雨倾盆，部队运动相当困难。这时，晋绥八分区领导人十分着急，担心下雨可能影响攻城，他们派人向贺龙请求：雨太大，部队行动困难，能否等大雨过后再攻城？

    “乱弹琴！”贺龙听到报告后很生气，他对来人坚决地下令：“临阵犹豫乃用兵之大忌，既影响士气，又贻误战机。回去告诉你们首长，攻克文水

    的决心绝不能动摇，就是爬，也要爬到文水城下。“他还要求分区领导向同志们讲清楚：风大雨狂，当然增加了我们行动的困难，但敌人一般疏于戒备，正是我们击敌不意的大好时机！要下定决心，克服困难，天亮前形成包围，拂晓发起进攻网，坚决拿下文水城！

    说完，贺司令员拿起钢笔，在报告上批下了“风雨无阻”四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霎时间，贺司令员“风雨无阻”的命令传遍了全军，激励起了所有指战员的必胜斗志。他们踩着泥泞的道路，栉风沐雨地顽强向前开进。独一旅的炮兵战士硬是用人拉肩扛，把大炮运到了离文水城只有几百米远的地方。

    贺龙知道这一情况后，很高兴地对独一旅王尚荣旅长夸道：“好嘛！大炮拚刺刀，这个鬼点子出得好。这一回，城里的龟儿子们可有‘大点心’罗！”

    经过几个小时的艰苦跋涉，各路攻城部队终于按时抵达预定攻击出发地域，把文水城紧紧地包围了起来。

    31日一时，贺司令员一声令下，攻城战斗正式开始。主攻部队在夜色的掩护下，剪断铁丝网，越过布雷区，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云梯靠上了北门城墙。

    当我攻城部队登上城头后，敌人才如梦初醒，伪副司令王兴国更是大吃一惊。

    敌军一面组织火力封锁我军冲击道路，一面令督战队用大刀和钞镖强迫士兵向我北门突破口疯狂反扑。只见弹雨象狂潮般落在北城上下，这一宽仅五米、长约二百米的城墙成了一片火海。

    在战斗万分紧急时刻，贺司令员来到前沿指挥所，传令嘉奖登城的全体勇士，并指示他们：北门突破口敌我双方势在必夺，事关战斗全局，我们一定要誓死固守，坚决打退敌人反扑，掩护主力顺利登城，全歼守敌。

    遵照贺龙司令员的命令，登城部队在风雨中用砖头垒成工事，和顽敌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近战、夜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拚，刺刀拚弯了，就用砖头砸。就这样，他们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接连打退了敌人十几次反攻，一直坚守着城头阵地。

    天色大亮后，贺司令员命令炮兵分队近距离直接射击，集中火力轰击四门城楼和碉堡。只听见大炮隆隆轰鸣，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守城敌军乱作一团。我各路攻城部队乘势冲进城内，和敌人展开了沿街逐院的巷战。

    战斗到下午五时，争相逃命的敌人从西门狂奔而出，正好一头钻进了独一旅设下的“口袋”之中。伪副司令王兴国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举起白旗向我军缴械投降。这样，固守文水的日、伪、顽军全部被歼，被日本帝国主义践踏了八年之久的文水县城又获得了新生。

    收复文水的第二天清晨，风消雨停，朝阳初升。在攻城部队首长的陪同下，贺龙大步登上了城头，看着弹痕累累、血迹斑斑的城头工事，他满怀激情地连声说道：“英雄啊！真是了不起的英雄啊！你们坚守城头的全体战士个个都是英雄好汉。”

    接着，他关切地问陪同的领导：“部队的伤亡有多大？”

    “不大，我们一共伤亡才三十多人。”一个同志回答。

    “不简单！我们用伤亡三十多人的代价，换来歼敌近千的战果，这是一个大胜仗。”

    “这是司令员指挥有方，正是您‘风雨无阻”的指示和’网开一面‘的布置，才保证了胜利，减少了伤亡。“一位部队首长深有感触地说。

    “这不能归功于我的指挥，主要还是各级干部战士打得好嘛！没有他们

    的高度阶级觉悟，没有他们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气概，要打这样的胜仗是不可能的。“

    贺龙边走边说，不一会来到了城墙的东北角上。他眺望一望无际的晋中沃野，无限深情地说：“交城山，交城水，不浇交城浇文水，这大好的河山，终于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来了。”

    文水战斗后，贺龙继续指挥南北两线部队向拒降的日伪军展开攻击，先后收复了平鲁、神池、静乐、离石等城，歼灭日伪军5000余人，并成功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绥南的进攻，配合了重庆谈判，晋绥解放区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蒋介石一面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调动兵力，继续向我解放区进攻，到9月10日，我绥东解放区全部被傅作义部队占领。当时，敌军主力约五万人，主要分布在集宁、丰镇、凉城、新堂、陶林、卓资山、归绥、包头等地。

    为反击国民党的猖狂进攻，中央军委于9月中旬命令贺龙率晋绥野战军主力挥师北上，并于10月初抵达左云地区集结，以协同聂荣臻同志率领的晋察冀军区的主力，发动绥远战役，打破国民党的进攻，解放绥东广大地区，使晋绥与晋察冀热解放区联成一片，造成我党我军在华北的有利形势。

    贺龙一接到毛主席、党中央的命令，立即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挥师向北。

    这次行军，贺老总的情绪和往常有些不一样，时常沉默不语，住下来也很少说笑，而是经常踱步沉思。

    原来，贺老总一直在为毛主席的安全担心。虽然贺龙接到朱、刘、任关于毛主席赴重庆和国民党举行和平谈判的电报后，拥护中央的决策，也相信中央的判断，但还是有些为毛主席的个人安全担心。这也难怪，毛主席的安全不仅关系到他个人，更关系到共产党的命运，关系到中国人民的命运，关系到中国的前途，贺老总能不牵挂吗？现在，毛主席已经亲赴重庆了，贺老总的心情也越发不安。一向睡眠很好的贺老总，竟连续几天失眠。他在同李井泉等领导同志一起散步时，总是谈论毛主席去重庆谈判的事情。

    不过，贺老总始终牢记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各解放区打的胜仗越多，谈判成功的可能性就越大，毛主席的安全就越有保证。正是为了确保毛主席的安全及捍卫抗战胜利果实，贺老总率领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独立第三旅日夜兼程，向卓资山挺进。沿途不是高山陡岭，就是尺把宽的小径，稍不小心，就有掉下去的危险。贺老总早就患有高血压、胆结石和慢性肠炎等病症，连日来鞍马劳顿，但他从来不哼一声。路上饿了，就同随行人员一起啃上个干馒头，渴了，就饮山泉水，精神一直很好。经过半个月的长途行军，晋绥野战军除独立第二旅在商都集结外，其他部队于10月初到达左云、右玉地区，进行战役准备。

    为了打好这个战役，晋绥野战军司令部在左云城关广场召开了动员大会。当时正是秋天，雁北高原温差很大，早晨气温极低，越过长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的季节风，凉气袭人。贺老总穿着一身土布单军装，精神抖擞地来到会场。

    他衔着烟斗，乐哈哈地走到干部、战士中间，同干部、战士亲切交谈。

    他一会儿向这个干部询问一些情况，一会儿又同一位战士拉拉家常，兴致勃勃，谈笑风生。广场上也因贺总的到来气氛热烈起来。贺总非常热爱士兵，

    关心群众，无论走到哪里，他总要到群众当中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

    过了些时间，贺总健步走上主席台，挥动那有力的手臂，用宏亮的声音进行战斗动员。

    他首先讲述了抗战胜利后的形势，讲到了上党战役歼灭阎锡山三万五千人的胜利，讲到了晋绥野战军在晋西北和晋中开展工作的情况。

    接着，他谈到了绥东事态的发展情况。他说：“绥东解放区是我们绥蒙部队流血牺牲从日伪手中解放的，蒋介石这家伙勾结日伪军，抢走了我们的胜利果实，这就是我们的绥东，他们还准备进攻整个华北解放区，这是行不通的。我们共产党人是不会答应的！现在，党中央命令我们，同晋察冀老大哥部队一起，反击国民党的进攻，我们要坚决完成这个光荣任务。”

    最后，他叮嘱大家：“过去我们同日本鬼子基本上打的是游击战，现在要大兵团作战，打运动战，两大军区部队要协同作战，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新问题。但是，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我们依靠人民群众，依靠地方党，同兄弟军区团结一致，国民党绥远部队是不经打的。”

    贺总说完，台下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贺总的话，在干部、战士心中点燃了一把通红的战斗烈火。会后，部队官兵立即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斗准备之中。

    10月中旬，聂荣臻同志领导的晋察冀野战军主力在兴和、天镇一带集结完毕。此时，我晋绥、晋察冀两部队已集中主力五万余人。在绥东，国民党军队也集结了五万余人，分别驻在集宁、丰镇、卓资山、陶林、凉城、新堂以及归绥等地，企图待东线国民党军队集结完毕，一起合击我张家口。

 第16章

    根据绥东敌军的部署，贺总和聂总决定：晋察冀野战军从东向西进攻，首先歼灭隆盛庄、张辛镇的敌人，尔后各个击破丰镇、集宁间的敌人；晋绥野战军部队由南向北进攻，消灭凉城、新堂、天成村之敌后，向集宁方向发展进攻。然后，两区部队继续协力歼敌于绥远东部地区。

    10月17日，贺龙率领晋绥野战军主力北越长城。长城是伟大的古建筑，虽然经历了千百年的风沙侵蚀，有些残缺不全，但是，高高的烽火台，在夕阳的余辉中仍巍峨矗立，显得十分壮观。

    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站在长城口上，望着跨城北去的部队，看到一个个精神饱满，斗志昂扬，心中感到非常高兴。这时，他想起了贺总在出发前对他说的话：“我们的部队老战士多，很勇敢，但要注意，不要有骄做情绪。我们这次到绥东去打仗，要尊重地方党，爱护地方部队，这一点一定要向部队讲清楚。我们是人民的军队嘛！我们的战斗力是有多种因素形成的。热爱人民，拥护政府，这是非常重要的，没有这一条，部队就不能打胜仗。这次去绥东，只要是地方党说的事，你们一定要办；地方部队要枪，你们一定要给；对晋察冀的部队，要主动去团结。打仗，是一个全局性的行动，没有友邻部队的配合、支持，怎么能打好呢？你们一定要尊重友邻，爱护友邻，团结友邻，这是我们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黄旅长想：是啊，只有依靠绥东人民，依靠地方党和政府，和友邻搞好团结，我们才能胜利完成这次北上的战斗任务，贺总的教育是多么及时啊！

    10月18日，绥远战役开始了。晋察冀部队攻克张皋、隆盛庄；晋绥部队占领凉城、陶林，歼敌第三十五军及暂编骑一旅各一部。20日，晋绥部队

    攻克了新堂。

    傅作义慑于我两大野战军的锐利攻势，急忙收缩兵力，命令部队迅速向归绥集中。21日，敌第六十七军军部及所属新编第二十六师由丰镇撤到卓资山，第三十二师撤至福生庄、三道营，伪蒙骑五师由新堂撤往六苏木。

    贺龙这位戎马倥偬、久战沙场的老将密切注意着敌人的动向。他从敌人伺机西撤的动向中看出了绥东敌人妄想把他那已经分散开来的五指匆忙捏成拳头的企图。贺总想，如不灵活地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绥东敌人将很快把兵力全部集中于归绥，这样，不仅不能各个歼灭丰镇、集宁之敌，而且会给整个战役的发展造成困难。

    贺总当机立断，决定改变东向集宁、丰镇的计划，命令晋绥野战军大胆地实施战役迂回，挥戈向北，直插卓资山，将敌人拦腰斩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使敌人伸出来的手指收不回去，造成整个战役的有利形势。为圆满实现这一计划，贺总还命令远在商都，由许光达、孙志远率领的独立第二旅经陶林南下，对卓资山形成包围之势。

    卓资山地处大同和归绥之间，离归绥城东75公里，北靠大青山，地势较高。平绥铁路穿过卓资山，东向集宁、丰镇，西达归绥、包头。两条公路北至陶林，南通凉城，是绥东的交通枢纽，归绥的屏障。傅作义电令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此坚守一个月，以便他调整部署。我军若攻克了卓资山，对丰镇、集宁之敌，就造成了关门打狗之势；而对于盘踞在归绥的国民党绥远部队，则是打开了他们的大门。

    10月22日，我三五八旅先头部队进至卓资山以南的教场村，占领了村西康家湾北侧高地；独立第一旅推进至毫切、查汉不浪附近。23日，伪蒙骑兵第五师朱恩吾部由六苏木逃往卓资山方向。

    10月24日下午，贺龙刚到卓资山附近，就要奔赴第一线。警卫人员连忙上前劝阻：“老总，很危险，你不要到前面去了。”

    贺龙一听，有些不高兴，手握烟斗指着警卫员说：“你们是怎么搞的嘛？

    打仗哪能没有危险？我们总不能因为有点危险就失掉战机！让我走。“警卫人员无可奈何。

    当贺龙来到三五八旅指挥所时，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大吃一惊。他们说：“老总，你怎么到这里来了？这里危险啊！”

    贺老总并不答话，对黄新廷说：“旅、团指挥员跟我走，到前面去看一看。”

    黄旅长非常担心老总的安全，急忙说：“老总，敌人的炮打得很厉害，不要到前面去啦。”

    贺龙笑笑说：“打仗还怕炮弹？走嘛！”

    随后，贺总和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等旅、团指挥员冒着敌人炮火来到卓资山前沿，一起观察卓资山地形和敌情，研究情况，部署战斗。当贺总了解到敌人刚从集宁方向来，并看到正忙于在卓资山抢修工事时，他对在场的指挥员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为了不贻误战机，不让敌人逃掉，你们要趁敌立足未稳之机，迅速发起进攻，打它个措手不及。”

    贺总命令各部队黄昏时发起总攻：三五八旅向卓资山之敌实施主要突击；

    独一旅主力配置在卓资山东南的大、小苏计材，三苏计材东北高地附近为预备队，准备阻击集宁方向援敌，配合三五八旅战斗；独三旅进攻卓资山以西的福生庄及其以北灰腾梁地区，断敌退路，阻击可能从归绥方向来的援敌。

    就在贺总部署战斗时，三五八旅前沿部队抓住了几个俘虏，查清了盘踞在卓资山的敌人是国民党嫡系何文鼎的六十七军军部及其精锐新编二十六师，刚从集宁赶来。黄新廷旅长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贺总。

    贺总一听，精神一振，指着卓资山方向说：“何文鼎？好嘛，他是我们的老对头了（何文鼎的部队在抗战期间长驻陕甘宁边区的北面，参加对边区的包围），一定要敲掉他。”

    他告诉黄新廷：“你们一定要集中力量攻占龙山湾北侧高地和西山顶高地。那是两个制高点，又是何文鼎的侧后，拿下它，对于打垮何文鼎的防御作用很大。要抓紧时间做好战斗装备，现在情况变化了，不能按部就班，要打个出敌不意的歼灭战。要打得快，打得猛，速战速决，力争全歼。速决，我们才能够各个击破增援的敌人；全歼，就会使盘踞归绥的敌人士气沮丧，为战役发展创造条件。你们告诉部队，要英勇顽强，猛打猛冲，活捉何文鼎！”

    按照贺总的指示，三五八旅的战斗部署是：第八团从卓资山西面向龙山湾、西山顶及车站之敌实施主要突击，尔后向北侧高地发展，分割卓资山西部地区的敌人；第七一六团从卓资山以南向街内实施正面进攻，歼灭街内之敌，尔后向卓资山北侧高地发展，歼灭守敌；第七一五团以一个营从卓资山东面向头号北侧高地进攻，尔后向东北发展，从东面配合八团、七一六团歼灭敌人，其主力配置在二道沟西侧高地，准备阻击集宁方向来的援敌，随时准备加入卓资山的战斗。

    三五八旅政委余秋里把贺总“全歼守敌、活捉何文鼎”的号召传达到了部队，并进行了强有力的政治动员。听了旅长的战斗布置和余政委的动员，全旅都沸腾了，个个磨刀擦枪，斗志倍增。

    晚6时，贺总下达了发起攻击的命令。

    三五八旅第八团首先向西山顶高地发起了冲击。战士们发挥了夜战、近战的特长，发挥了刺刀、手榴弹的威力，勇猛地突入敌阵，占领了西山顶。

    其他各团也从西、南、东三面展开全面进攻。战士们以灵活机动的战术动作，以小分队、战斗小组的形式向敌人纵深楔入，互相配合，分割、歼灭敌人。战士们一上阵就向敌人扔手榴弹，压制敌人火力。一接近敌人，战士们就亮出刺刀，杀向敌人。何文鼎的部队虽然装备精良，但在无所畏惧的三五八旅战士面前，被打得乱作一团。在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中，在战士们的呐喊声中，三五八旅摧毁了一个又一个防御工事，消灭了一股又一股敌人，战斗发展异常迅速。

    这一夜，贺总情绪高涨。他想到战斗激烈，便对警卫班的战士们说：“你们呆在我身边于什么？赶快去参加战斗。我现在用不着你们，一个人也不用！战场上多一个人，胜利就来得快一分，快去！”

    这些小伙子，是从基层挑选来的共产党员，虽然总想着照顾好贺总，但在如此激烈的战斗中谁不想上战场上去和敌人拼杀呢？首长一开口，一个个都扑向了枪声激烈的地方，连饲养员也缴回了好几

    条枪！

    10月25日黎明，东方出现了一片朝霞。这时东边传来了激烈的枪声，国民党驻绥远的精锐一○一师从集宁赶来，企图增援卓资山。独一旅立即占据了有利地形，顽强进行阻击，给一○一师以迎头痛击，使它不能前进一步。在西边的独三旅顺利地攻占了福生庄之后，也英勇地阻击了西来的援敌，有力地配合了攻打卓资山的行动。

    上午8时，贺总见最后解决战斗的时机已经成熟，命令三五八旅发起最后的攻击。黄新廷集中主力，在四门山炮的支持下，猛攻卓资山高地集团工事，于10时许全歼残敌。

    这是一个漂亮的歼灭战。这一仗全歼了何文鼎的精锐新编二十六师，毙伤敌副团长以下官兵2000多人，俘虏少将副师长以下官兵1800多人。敌二十六师中将师长张士智被俘，可惜在押解途中逃跑了。

    老奸巨猾的敌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在我军一开始进攻西山顶高地时，就在特务营保护下偷偷溜出了卓资山，逃到包头去了。狼狈之中，他的日记都来不及带走，被三五八旅缴获。

 第17章

    贺总得知何文鼎逃掉后，遗憾地说：“这次便宜了这小子！”

    10月26日，晋察冀野战军在收复丰镇、集宁后到达了卓资山以东的马盖图地区，两大野战军胜利会师。贺总兴高采烈地迎接了聂荣臻司令员和由他率领的晋察冀部队。

    四、挥戈晋绥归绥、包头真是两块硬“骨头”！久攻不下，贺龙果断下令撤出战斗。周士第率晋北野战军进逼忻州，阎锡山为杀一儆百，杀了县指挥李义龙，关了师长王乾元，下令死守。

    集宁会战，“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没去攻击敌三十一师，结果让傅作义拣了一个便宜。

    在贺龙用兵卓资山的时候，中共中央军委发出指示说：“如傅作义固守归绥，则先将包头、五原、固阳占领，逼傅部绝食突围，然后歼灭之。如我能迅进，可能速占归绥。”卓资山战斗胜利后，傅作义已将其主力撤到归绥。

    在这种情况下，贺龙和聂荣臻约定在卓资山以东的隆盛庄会面商定下步行动。

    10月26日，聂荣臻到达隆盛庄，然后与贺龙一起进入卓资山。贺龙、李井泉和聂荣臻见面后，研究了下一步的作战部署。当时，傅作义为避免遭受我严重打击，采取了“一触即退”的战法，他的部队对当地地形熟悉，骑兵部队较多，跑得很快。据此，贺、聂等商定：先肃清外围，合围归绥，再行攻城，并派一部兵力西出包头，切断傅作义后路，孤立归绥之敌，以利于在其动摇恐慌时予以歼灭。

    聂、贺决定的围攻归绥的部署是：晋绥部队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二、三旅等部在平绥以南、大黑河以北地区从东向西肃清什兰代、后不塔气、范家营等各点之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晋察冀部队以冀察纵队肃清铁路以北古楼板、哈拉沁、红山口、坝口子及讨速号、鹤心营子等地区之国民党军，占领坝口子；冀晋纵队以第三旅（附第四旅第六团）配属冀察纵队执行任务，其余部队担任对大同国民党军之警戒；冀中纵队集结于陶卜齐地区为总预备队，并以一部进占归绥以东阵地，配合晋绥部队和冀察纵队完成对归绥之合围；晋绥部队的独一旅、骑兵旅与冀察纵队骑兵二团组成挺进军，由王尚荣指挥，沿铁路西进，截断归绥与包头间的联系，相机夺取包头。

    按照上述部署，晋绥、晋察冀部队分南北两路向归绥逼近。两大部队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归绥外围的许多据点，于10月底很快完成了对归绥的合围。

    归绥是绥远省省会，有新、旧两城。傅作义在决定退守归绥之初，就开始构筑防御工事，在其防御前沿挖有外壕，设置铁丝网、鹿砦等障碍物，有些地方还有电网。这时，傅作义已将其主力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共2.4万人集中归绥，原伪蒙部队扼守归绥外围据点，由傅作义亲自指挥“因新城较小，有城墙，可凭坚固守，而旧城地域较大，没有城墙，城北距山较近，傅作义判断城北可能为晋察冀、晋绥部队的主要突击方向，故以主力守旧城，并将防御重点置于城北，机动部队控制新城，以地方武装活动于外围武川、托克托等地，对晋察冀、晋绥部队进行袭扰、破坏。

    11月6日，中央军委就围攻归绥的战法问题指示聂荣臻、贺龙：（一）如我兵力、士气、技术三方面均占优势，应毫不犹豫一举攻克，今则三者有二，惟技术准备不明。据云：张垣缴有七生五野炮及十生五重炮，附以山炮，备足量炮弹（五千以上），工兵炸药集中使用，破坏要点，只要弥补这一技术缺点，最好采取这一方针，迅取归绥。

    （二）敌集五师守城，似准备积极防御，顺应敌之企图，我以一部积极佯攻（使敌认为真攻），荫蔽主力，诱敌出击歼灭之，此种战法似亦可与第

    一项战法联合运用。

    （三）围坚攻弱，即是以小部弹性的困困归绥，主力西进攻萨拉齐、包头、五原，得手后回头再攻归绥。

    （四）以上三个办法均不可能时，发动群众，武装群众，主力集结机动位置。小部队不断袭扰，久困重围，使敌粮尽弃城，然后歼灭之。此法需要较长时间，以上四项办法，以何项合乎主客观具体条件，须根据具体情况决定。

    接到军委的指示后，聂、贺对归绥的敌情进行了具体侦察，决定立即攻城。但由于归绥城防设施坚固，城周有许多大小碉堡，攻击的部队缺乏大口径火炮，也缺乏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攻击未能奏效。而守军采取“以攻为守”

    的战术，先后用两三个师的兵力，向坝口子等归绥外围我方阵地发动反扑，经过激战，双方形成对峙状态。

    按预定计划，在完成对归绥的合围后，晋绥、晋察冀部队立即以晋绥军区独一旅、骑兵旅和冀察纵队骑兵旅第二团沿铁路向包头推进。经过约一个星期的战斗，在击溃和歼灭几批小股敌人之后，西进的挺进军抵达包头城下。

    包头市是绥远省两大城市之一，人口十余万，位于平绥铁路西侧，为通向黄河后套重要门户。包头城墙高五至六米，厚二至三米，城周长十公里。

    城外东北角禹皇庙有原日军修筑的钢筋水泥碉堡，地势较高，能以火力控制城外东、北两面，并有壕沟直通城内，城南电灯公司及车站设有电网和野战工事，城周四门均筑有坚固的碉堡。日本投降后，该地囤有大量物资，是傅作义的一个重要补给基地。

    傅作义在包头集中了第六十七军等部约1.2万人防守，第六十七军军长何文鼎为防区司令，暂三军副军长王雷震为副司令，包头县长马秉仁为警备司令，统一指挥各部队组织防御。

    11月9日，晋绥野战军独一旅二个团向包头外围的禹王庙、火车站等各点发起攻击，未能奏效。因挺进军兵力不足，在包头也与敌军形成了相峙局面。

    贺龙在归绥城西接到了王尚荣旅长的报告，甚为焦虑。他在与聂总商量后，令三五八旅两个团（缺一个营）由旅长率领增援包头。该旅于11月11日赶到包头。

    11月12日，晋绥野战军调整部署，改变突击方向，以独立第一旅和第三五八旅进攻包头城。攻人城内的四个营英勇战斗，奋力拼杀，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但因兵力不足，在敌人猛烈反扑下，伤亡很大，弹药耗尽，攻城部队被迫撤出城外。在这次战斗中，晋绥野战军伤亡数百人，副团长彭济民在指挥战斗中英勇牺牲。

    当天，贺龙就接到了攻击包头失利的报告。得知这一消息后，贺龙好久没有说话，而是在房间内不停地来回走。过了十几分钟，他要通了聂总的电话。

    “聂总吗？我是贺龙。今天进攻包头失利，这块骨头不好啃，看来我们要调整一下部署。”

    “是啊！现在归绥、包头两点都相持不下，我们要好好商量下步怎么办。”

    聂总说。

    “那我们在哪里会面？”

    “我现在就到你那里去，我还有些新的想法需要同你商量呢。”聂总放下电话，给身边的人员交待了几句，就上路了。

    聂总从陶卜齐绕至归绥城西，与贺龙商定了下一步的部署：由贺龙、李井泉率晋绥部队全部西进增援包头，争取一举攻下包头，并打击向包头增援的敌人；晋察冀部队由聂总指挥，继续围困归绥，如果敌人出来救援包头，就在运动中予以歼灭；晋绥部队攻下包头后，主力即行东转，再共同围攻归绥。

    两位老总还就战局谈了各自的想法。聂总说：“我感到，我军兵力在归绥、包头两点虽然都略占优势，但不占绝对优势，攻城不下，对峙久了，则消耗过大，粮食、弹药的供应会更困难。要攻克归绥、包头，必须增加较多的兵力，但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两支部队都很难做到。再加上时值严冬，对我军作战也带来许多不利因素。所以，我军能拿下包头，再回师解放归绥，那当然最好，否则就不宜在绥远地区与敌人长久对峙，或集中兵力打归绥，或主力东调回到根据地，只留部分兵力巩固新开辟的地区。”

    “是啊，我也有同感。我们可以将我们的部署和想法一同向军委报告，看看军委的意见。”贺龙说。

    过了两三天，中央军委回电，下达了主力西进的指示，认为先取包头的意图是好的，但须集中力量。军委指示聂荣臻率晋察冀部队主力与贺龙、李井泉率领的晋绥部队一同西进，留部分兵力控制归绥，做弹性围困，进行封锁、袭扰。电报指出，如果包头不能迅速攻占，晋绥部队全力西进，消灭马鸿逵援兵，夺取五原、临河、陕坝；晋察冀部队主力控制包头至归绥的中间地区，隔断绥、包敌人的联系，并相机攻取包头；晋绥部队完成任务后，留一部分控制五原、临河、陕坝，主力回师东进，与晋察冀部队再攻归绥。

    晋察冀、晋绥两区领导人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分别进行了讨论研究。

    聂荣臻司令员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置归绥于不顾，而倾全力取包头的方案，这显然是不妥的”。

    聂司令员认为，晋绥军区主力西进后，傅作义曾派骑兵第四师由归绥乘隙出犯，以一个骑兵纵队配合，向归绥、包头之间的萨拉齐方向攻击，妄图隔断我包头地区部队的后路。虽然后来骑四师在萨拉齐地区与我军作战时仍然“一触即退”，没有对我造成威胁，但这个动向很值得警惕。他于11月17日向军委提出报告建议：第一，如果晋察冀部队主力西进，围城部队即转为劣势，而敌人必然乘机反击，全部战局有恶化的危险。

 第18章

    第二，如以全部主力西进，去夺取五原、临河、陕坝，这样，就分为归绥、包头、河套三个战场，相距八百余里，势必兵力分散，三处力量皆弱，难以相互策应。

    第三，绥远地区并非根据地，没有巩固的后方补给线，粮食、弹药无法迅速前运，伤员后送也是个大问题。

    因此，聂总提出仍按原部署进行，再打几仗，看情况发展，必要时应该考虑结束绥远战役，请中央军委重新慎重考虑。

    11月19日，贺龙司令员、李井泉副政委也致电中央军委：“我们同意军委十六日电示，首先夺取包头、五、临，使傅顽陷于孤立，估计包头攻下把握较大，干部战士均有信心，但须加强突击力量，配合打马家援军和参加攻城。包头失去，对傅顽是很大打击，五临再失，可能促使傅顽内部发生变

    化；我们完全处于主动。如攻下包头，并肃清绥包线伪顽土匪，归绥以西粮食运输是可解决的，伤员、弹药运输则较困难，坝子口若能控制则还可设法运输。我们提议晋察冀部队主力即不西移，能再抽三个团协助攻包，则我力量更优势。并且攻下包头后，我主力可继续进行夺取五临。“

    中央军委在接到聂荣臻和贺龙、李井泉的报告后，于11月22日复电，再次阐明了中央的战略意图和发动绥远战役的意义，并提出了具体办法。电报指出：（一）苏联由于条件限制，必须保证蒋介石接收满洲各大城市，我争取东北大城市暂时无望，因此，热河、察哈尔、绥远对我之全国战略意义更增加其重要性，必须求得控制绥远会省，才能使我有较巩固的后方，保障张家口翼侧，并建立将来必要时进入新疆之通道（如果东北不能建立巩固的战略基地，新疆或许还有这种可能）。因此，绥远战役实关系我在目前以及将来整个时期的全国大局。

    （二）目前绥远战局，似已成僵局，现在只能实行以下三个办法：第一、照聂意见执行，现在办法，以冀察晋部队围困归绥，贺李全力攻取包头，但据贺李电攻取包头把握不大，攻城即不能援，而围困归绥似亦无多大希望，短期内不会获得结果。如此可能成为长期僵局，天气渐冷，似非上策。第二，放弃围困归绥，聂贺两部主力集中，攻取包头，并打击可能增援队。如此，攻取包头把握较大，并有力打击援队。在打下包头后可再打五原或再打归绥，但归绥附近要点可能被傅顽控制，我之攻包部队后方可能被顽暂时截断，或受到骚扰。第三，围困归绥与攻取包头两个任务均放弃，战役暂告结束，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整理，等候机会再打。如此我虽暂脱离被动，但战略任务未能完成，冀察晋部队不能解放，不独难子执行肃清同蒲北段顽军任务，且在南口方向紧急时及在蒋军向陕北进攻时，傅顽将仍为我大患大那时我恐须以更多兵力并以更大牺牲来对付傅顽。

    （三）以上三个办法，我们意见，目前以执行第二个办法，集中力量攻取包头为好。因为能攻下包头、五原，即在基本上完成战略任务，归绥附近要点，失去一些无关大局，并可回头各个击破之，但两部主力攻包头亦可能还是攻不下，五原更无法攻取，那时实行第三个办法撤退下来，亦不会陷于被动。我们意见如此，但我们对前方情况不了解，望你们特别是聂耿根据情况及上述三个办法决心实行之。

    贺龙、李井泉率领的晋绥野战军主力和冀晋纵队第三旅（欠一个团）并第四旅第六团进到包头附近时，归绥守军新编第四师乘隙窜出，并会同骑兵挺进第四纵队进到了二十四顷地以南地区；敌宁夏骑兵第十师也经五原、临河东援。贺龙、李井泉决心先打援后攻城，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中央军委。

    11月23日，贺龙以独立第二旅、第三旅围歼敌新编骑兵第四师，刚与敌接触，敌即向托克托撤退，我军仅歼敌两个连。

    同日，中央军委鉴于攻打包头困难较大，遂致电聂、贺：“关于你们部队的行动方针，如果你们估计在短期内没有把握攻下包头、归绥，就请你们考虑是否即将部队撤退到机动位置进行整训，相机再决定今后计划。”

    接到中央军委电示后，聂总于24日致电贺龙、李井泉，征询对攻包的意见：“接中央二十二日、二十三日电后，请考虑攻包头有否绝对把握，我们意见，如经考虑有确实把握，就照原计划迅速动作，否则，照中央二十三日电执行。”

    贺龙还是想倾全力攻下包头，实现中央战略意图。他与李井泉反复研究后，决心再次攻包，并于26日将攻包计划报告聂荣臻和中央军委。

    12月2日晚，晋绥野战军在零下十几度的塞外严寒中，向包头发起了进攻。但此时，守军已加强了包头城的防御。攻击部队虽然英勇作战，连续发起猛攻，表现非凡，但由于缺乏攻坚装备，天寒地冻，病员日增，因而未能奏效。

    就在这时，贺龙因长期劳累，胆囊炎复发，又患了重感冒，无法亲临第一线指挥，但他仍强撑着身体，在床上关注着战斗发展情况，向部队不断发出命令和指示。由于攻城部队久攻不下，贺龙经反复思考，感到在这种情况下若继续攻城，将遭受更大的损失，也没有取胜的把握。因此，他毅然决定停止攻城，撤离包头。

    1945年12月4日至14日，参加绥远战役的各部队均先后撤出了对包头、归绥的包围，绥远战役遂告结束。中央军委12月8日给晋察冀、晋绥军区主要领导人的电报指出：“绥远战役虽未消灭傅顽主力，未全部完成战役任务，但由于全体指战员的英勇奋战，已给了傅顽以严重打击，消灭了最反动的二十六师主力，解放了绥东六县，孤立了大同敌顽，减轻了西面对张家口的威胁，创造了发动绥东、雁北新解放区近百万群众的有利条件，在战役中取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将成为下次战役胜利的基础，应当重视这种经验教训，好好整理作为教材。”

    贺龙司令员在攻城不下，处境被动的情况下，权衡得失，果断决策撤出战斗，体现了一位指挥员临危不乱，镇定自若的品质。曾任傅作义部第一○一师师长、第三十五军军长的董其武在全国解放后，同贺龙谈及绥远战役时说：“贺老总，你那时的指挥确实高明，很快决定撤退，不攻包头了，那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再攻，也不好攻下来。因为我们的部队工事里生着火炉，枪炮口都标定了方位，是以逸待劳，又有优势装备，弹药充足。包头城一面是山坡高地，一面是平坝子。我们部队据守在高处，给周围城墙泼了很多水，一冻成，又滑又硬，不好接近，你们是很难攻下来的。当时，你下令撤退，非常英明。”贺龙听了，笑而不答。

    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协议，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全国规模的内战开始了。进攻晋绥和晋察冀解放区的是第十战区、第十二战区、第二战区所属国民党军38个师，约26万人。蒋介石的计划是：首先占领承德和冀东地区，尔后以主力夺取张家口，控制平绥、同蒲铁路及平汉铁路北段，分割晋绥、晋察冀和东北解放区，然后集中兵力分别消灭晋绥、晋察冀的共产党军队。

    为了更有利地抗击敌人进攻，对付即将到来的大内战，中央军委电示晋绥军区：在晋北地区组织一次战役，夺取同蒲路北段的一些据点，以便下一步集中兵力对付傅作义部的进攻。根据军委的指示，贺龙司令员、李井泉政委等晋绥部队首长经过讨论认为，晋绥部队北要对付傅作义，南要打击阎锡山，兵力不足，须在傅作义部尚未进犯之前，争取时间，迅速消灭阎锡山的一至两个师，夺取晋北同蒲路沿线及其两侧的岱岳、宁武、崞县、代县、五台、定襄、忻州等地，使晋绥、晋察冀两解放区连成一片，获得人力、物力的补充，以利于尔后会攻大同。目前，应对傅作义控制区暂取守势，对阎占区取攻势。贺龙把这一方针称之为“远交近攻，睦傅打阎”。

    当时，晋绥野战军的三五八旅、独一旅、独二旅正在北线绥东地区防备

    傅军进攻，独四旅（1945年11月成立，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正在南线汾阳、文水抗击阎军侵犯，晋北只有雁门军区几个地方团分布在各县。

    为了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贺龙等向军委提议：从绥东抽一个旅，晋察冀抽一个旅，共同完成晋北战役任务。

    6月，中共中央决定，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并担任晋绥分局常委。

    并经中央军委批准，成立晋北野战军司令部，由周土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廖汉生任副政治委员，王绍南任参谋长，统一指挥晋绥野战军独二旅、雁门军区地方兵团和晋察冀野战军第十一旅等部发起晋北战役。

    周士第又名周士梯、周力行、周平，1900年9月出生于广东海南岛乐会县新昌村。青年时期他与党的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结下了不解之缘。那时，周士第刚从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毕业，适逢中共两广区委征得孙中山同意，组建一支革命武装。周恩来时任中共两广区委军事部长，负责组建工作。周恩来从黄埔军校这期毕业生中选调了周士第和赵自选两人任见习官，协助徐成章、廖乾五、曹汝谦等组建“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

    这支部队，名义上属大无帅府，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武装。

 第19章

    人员配备和部队行动等都由中共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和军事部长周恩来决定。

    1925年2月，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采取挖地道火攻等办法，迫使两个大炮楼里的敌人于2月13、14日先后缴械投降。广宁各地反动地主闻讯后，相继答应农会要求，解除武装，赔偿损失，同意减租。广宁农民运动获得一个大发展。这次行动后，周士第被提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1925年6月爆发省港大罢工，徐成章调省港罢工委员会，任纠察委员会委员兼纠察队总队长、总教练。周士第升任铁甲车队队长。他率领铁甲车队参加了解除郑润倚等反革命武装的战斗，参加了封锁香港的行动，1925年10月，英帝国主义支持陈炯明、郑润倚残部，到大鹏一带进行骚扰，并捉去驻沙鱼涌王母墟罢工工人纠察队十多人。铁甲车队闻讯，即由周士第和廖乾五带领四个班，赶往沙鱼涌救援。

    11月4日凌晨，敌人向沙鱼涌南端小高地铁甲车队阵地发起攻击。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士兵英勇抗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守住了沙鱼涌阵地。早7时半，在英帝国主义的飞机掩护下，千余敌人再次向铁甲车队阵地发起攻击。敌人越来越多，所有高地均被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落入敌手。周士第意识到处境已十分危险，遂决定突围。他亲自带队在前浴血奋战，先打垮街口的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又打垮守桥的敌人，冲过桥头，终于突出了重围。突围后，发现有些队员未能跟着突击出来，周士第等商量决定，让农民去沙鱼涌散布说：黄埔军校的学生军打来了。这时，沙鱼涌的敌人正在煮饭，一听说黄埔学生军打来了，顿时四散逃命。铁甲车队成员遂全部突围出来。

    沙鱼涌战斗，毙伤敌参谋长以下官兵200多人，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打击。中共两广区委对周士第和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给予高度赞扬。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群众团体为铁甲车队组织了盛大慰劳活动，还专门组织了报告会，请周士第报告沙鱼涌战斗的经过，号召人们学习铁甲车队的革命精神。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向学员讲话时，对铁甲车队也给予了很高的赞誉。

    北伐战争时，周士第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后来，北伐军打垮横行一时

    的直系军阀吴佩孚。由于独立团英勇善战，战功显著，被誉为“铁军”。后独立团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周士第任团长。

    红军长征期间，中共中央派周士第任红十五军团参谋长，参加了直罗镇战斗。红军到达陕北后，为挽救华北危局，周士第率十五军团东征抗日，行程1000多公里，消灭敌人7个团。1936年12月，中共中央派周士第任红二方面军参谋长，协助贺龙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工作。

    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方面军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贺龙任师长，关向应任政委，周士第任参谋长。1937年9月，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一二○师开赴晋西北，在雁门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到年底，歼日伪军千余人。

    并在十四个县组织了游击队、自卫军，控制了吕梁山北部地区，建立起抗日根据地。

    1940年11月，晋西北军区（后改为晋绥军区）成立，周士第兼任军区参谋长。12月，周士第同张剑结婚。但他还没来得及与新婚妻子度蜜月，婚后第二天就去前线指挥反“扫荡”作战。1942年1月，关向应、贺龙先后去延安，军区工作由周士第主持。不久，日军发动了春季“扫荡”，采用“铁壁合围”、“梳篦战术”、“集中合击”、“分散清剿”等办法，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周士第指挥部队，经过84天、200多次战斗，毙伤日军3000多人。5月14日，周士第集中四个团的兵力，将窜入兴县之日军村川大队1400多人，包围在田家会，激战七昼夜，歼其大部，沉重地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1942年10月，晋绥分局书记林枫从延安返回，传达了毛泽东关于“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周士第联系实际提出组织武工队。在主力部队、游击队、民兵和广大群众的配合下，武工队时而集中，时而分散，打埋伏，袭据点，摸哨兵，捉汉奸，埋地雷，割电线，破路基，断水源，并开展政治攻势瓦解敌军，使敌人草木皆兵，生活困难，如鱼之失水，鸟之无栖，一个个碉堡，一个个据点，或被挤走，或被袭占。到1943年，武工队在主力部队和群众的配合下，挤掉敌据点140多个，摧毁敌伪政权800多个，收复了3000多个村庄，还争取了100多个伪村政权为两面政权。同年8月，周士第升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

    1944年6月，周士第因病回延安治疗休养。在病重期间，毛泽东亲自去看望周士第。1945年4月到6月，周士第在延安参加了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因病继续休养。侵华日军无条件投降后，周士第看到同志们纷纷奔向前线，心里十分着急。1946年，周士第未等病痊愈，即回到晋绥军区，接受指挥晋北战役的任务。

    在晋北野战军将要作战的地区，阎锡山占据着从大同至忻州问北同蒲铁路沿线的12个城市，划分为北岳与关南两区，以第四十三军军长楚溪春为北岳区总指挥驻守大同及怀仁、应县、山阴、朔县五城，以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为关南区总指挥驻守忻州及宁武、崞县、繁峙、五台、定襄、代县七城，总兵力达五万多人。阎锡山是山西的“土皇帝”，时任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他总揽山西军政大权，实行封建割据，把山西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日本投降后，阎锡山冒天下之大不匙，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大批原侵华日军改头换面为“特务团”、“保安队”，作为骨干兵力配置在重点、支点上，饷粮特殊优待，士兵皆予尉官待遇，官佐委以高衔重权，原日军混成第二旅上校参谋今村升任关南区少将副总指挥。他还把不同建制的部队交叉配置在

    一个区域内，甚至一个点上，形成错综复杂的指挥关系，与阎保持多样化的联系，相互监督以保证忠实地执行“反共”政策。

    晋北野战军司令部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敌军部署貌似严密，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如点多线长，配置分散，山头繁杂，矛盾重重等，只要在战役过程中坚持集中兵力，逐个拔点，逐段歼敌，变总体的弱势为相对的优势，变全局的被动的防御为局部的主动的进攻，就有把握取得战役的胜利。

    晋绥军区首长决定首先攻取朔县，截断敌战争体系中的中间一环。朔县是敌北岳区南端一城，也是北岳与关南两区结合部，约1300人驻守。晋北野战军先期从绥东调回的独二旅三十六团和雁门军区第三团、第一团一部担负攻城任务，同时派出游击部队破击北至岱岳、南至宁武与忻州问的铁路并打击沿线据点，阻敌增援，使攻朔如“瓮中捉鳖”。攻城部队在当地群众支持下，预先深入朔县城周围勘察地形，侦察敌情，在野外进行爆破训练，利用山崖演练攀城，绑扎了大批云梯勾索。

    6月17日零时30分，独二旅三十六团和雁门第三团隐蔽而迅速地摸到城下，突然竖起云梯，象天兵天将似地攀上了城墙。守敌见我军已登上城，一时乱了阵脚，虽仓促抵抗，但已是回天无力了。

    我军首先夺取了城西北角，仅30分钟就冲入城内，攻击北门的部队用黄色炸药接连炸开两道城门，入城部队一面向纵深发展，一面配合其他方向内外夹攻。不到一小时，主力几乎全部入城，向街心制高点钟鼓楼和敌县公署、公安局及指挥部攻击。至17日晨，攻城部队全部占领朔县城，全歼守敌1200余名，活捉敌团长、县长。

    贺龙得知首战告捷，非常高兴。他对周士第说：“晋北野战军要乘胜夺取宁武、原平、崞县、代县，然后攻占五台、忻州，完成任务后再行北上夺取怀仁、应县，为今后会攻大同造成有利形势。”

    按照贺总的指示，周士第指挥晋北野战军南下再战宁武。宁武位于内长城以南，属敌关南区第一城，由保安第十二团和第四十师第三团一部约1400人驻守，保安第十二团团长辜仁声兼宁武总指挥。敌人为防我直接袭城，在城周200—300米处构筑了碉堡和护城墩，在北面的大河堡及东面的宁武车站驻有一二个连。

    晋北野战军以独二旅三十六团、雁门第一团攻城，由独二旅旅长唐金龙、雁门军区副司令员孙超群指挥。6月29日夜，部队冒雨接近城周据点发动外围战斗，先后攻占大河堡、车站及碉堡、护城墩，扫清外围。30日夜向城内发起进攻，城内守敌乘天黑弃城突围，沿途不断遭到袭击，最后只剩300多人跑到原平镇。

    7月1日，周士第司令员、贺炳炎副司令员率晋北野战军司令部进驻宁武城。周士第在城内召集独二旅和雁门军区团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朔、宁战斗的经验教训。部队在攻占朔县后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个别单位为了解决部队给养和群众生活，擅自没收了一些粮店、面铺、商行等工商企业，影响不太好。贺龙得知此事后，立即给晋北野司发出《对攻朔部队违犯纪律的训令》，对这一错误进行严厉批评。

 第20章

    遵照这一训令，野司在这次总结中展开了深入的检讨，责成攻朔部队组成工作团，返回朔县调查违纪现象，逐户退还擅自没收的工商企业的财产，并赔礼道歉，并在所有参战部队和全体指战员中进行了思想教育。

    7月8日，周士第、贺炳炎率晋北野司及独二旅、雁门地方部队抵达崞

    县附近。10日，晋察冀野战军派出的参战部队第十一旅于7月3日夺取繁峙城、7月5日夺取代县城后也抵达崞县附近，加入晋北野战军战斗行列。

    崞县城位于大同至太原公路上的崞阳镇，驻有敌第四○师第二团、崞县“爱乡团”和几天前窜来的代县“爱乡团”，共有2270人。晋北野司经过研究，决定由唐金龙旅长、罗志敏政委率独二旅担任攻城，由陈仿仁旅长、王再兴政委率第十一旅作预备队并派一个营担任警戒，雁门地方部队攻击崞县西南同蒲路上的重镇大牛店井破击原平至忻州段，各部队于11日夜统一行动。部署确定后，周士第颁布了严格的入城纪律，以杜绝朔县违纪现象的再次发生。

    7月11日晚，独二旅在扫除外围碉堡后，于23时集中火力攻城。各团将山炮与迫击炮、轻重机枪、掷弹筒集中使用，抵进到前沿300—70米内，在统一时间一齐开火，打得城头上的敌人根本无法抬头，爆破组、突击队踏着硝烟扑到城下。三十六团以四个连队爆破组连续爆破的方式仅用十分钟就把北门的两道城门炸开了。第十七团夺取了西门鼓楼；第二十一团在先期入城部队的协同下，也从西门南段登城，团长带五个连堵击南关逃敌。敌人在我军猛烈攻击下大部被歼，余敌弃城而逃，出城不远又被我第十一旅警戒部队和独二旅侦察队消灭。这一战斗，全歼守敌2200名，而我军只伤亡71人，以较小的代价夺取了重大的胜利。

    晋北野司把攻克崞县情况向晋绥首长报告后，贺龙极为重视，并将其经验归纳为四条：一，集中火力，突破一点；二，登城后，有准备地击退敌人的反冲击；三，预先划分各部队进城后的作战区域；四，敌人将肃清时，我军主力应迅速集中，以便打援和追击。这些经验报军委后，毛主席非常重视并批示：“攻崞经验甚好，望通报张坦、太行及陈赓，以供参考。”

    晋北野战军取得的胜利，使阎锡山甚为不安。他自己也意识到原部署的弱点，遂变“分兵把守支点”为“集中固守要点”，立即收缩兵力，急令原平、忻口、五台、定襄、河边等处守军迅速收缩到忻州。忻州的守军增加到8000余人，包括第十九军军部、第三十七、三十九和第四○师各一部及一些保安部队。

    晋北野战军主力南下，于7月16日接近忻州。贺龙告诉周士第：阎锡山怕丢了忻州，危及太原，很可能调兵增援，那时，你们可以打援，在野战中消灭敌一部，并力争将敌各个击破。

    忻州城即将有一番苦战！

    忻州是太原的“北大门”，是敌关南区总指挥部所在地，由第十九军副军长于振河、日本军官少将今村指挥。敌人把日军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增修加筑，配以重兵防守。在忻州外围，敌以三分之一兵力配置在匡村、营盘、车站等处，每处数百人至千余人。城周数百米内构筑了大批护城碉堡，每个碉堡直径有一丈多，高三丈多，能容纳约一个排的兵力，敌军称其为“望楼式碉堡”，而晋北野战军则称为“水萝卜碉堡”，在据点、碉堡川城墙外皆挖有深宽各丈余的外壕和护城壕，壕内灌注泥水，据点、碉堡与城内挖有暗道相通，便于相互联络、支援，地面开阔处铺设了大量绊雷、拉雷、触发地雷。忻州四面都是高大坚固的城墙，墙头架设双层电网，筑有掩盖工事，城角突出部挖有高高低低的火力点形成交叉火网，城西门、南门均被堵死，只留东、北两门进出。当晋北野战军向忻州靠近时，阎锡山就十分惊恐。他于7月15日派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缓从太原到忻州，为守城官兵打气。赵

    承绶到忻州后，向守军训话称：“如果忻州失守，太原将不保，守忻必守城，否则忻州尤难守。”

    他训完话，巡视了一下守城部队，第二天就跑回太原。为稳住军心，阎锡山下令枪毙了首失朔城、只身逃跑的朔县指挥李义龙，禁闭了连丢宁武、繁峙、代县、崞县的第四十师师长王乾元。与此同时，阎锡山急调第六十八师师长许鸿林率两个团北上增兵忻州。

    晋北野战军获悉许鸿林率两个团急援忻州的情报后，周士第司令员根据贺龙的意见，迅速作出“围城打援”的部署，以一个旅在忻州外围监视敌人，主力八个团南下打援。

    7月22日夜，当敌增援部队进至平社时；我打援部队向平社东南敌山头阵地猛烈攻击，相继夺取了六个阵地。敌军于23日晨向南窜逃，正好遇到预先布置在那里的我三十六团坚决堵击，被打得丢盔卸甲，四处逃散，只有敌师长许鸿林等200多人逃脱。我歼敌约2000人，缴获山炮三门、迫击炮二门和大量辎重物资。

    平社战斗的胜利，使太原之敌再也不敢派兵来援，而忻州守敌盼援无望，只得作困兽之斗，一面固守城池，一面向城外我军阵地反击以图打破包围。

    阎锡山见地面救援未能成功，改派飞机一日数次向我轰炸扫射，并向城内空投补给。

    贺龙决心乘胜攻占忻州，命令在离石的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委杨秀山率两个团即刻北上，加入晋北野战军，增加攻城力量。

    7月28日，晋北野司召开前委扩大会议，研究攻忻部署。根据敌人的部署，晋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于7月31日晚攻打忻州城，由独二旅打南关之敌并从南面攻城，第十一旅攻打匡村、营盘并从西北面攻城，独四旅为预备队并在东南、西南面佯攻，晋察冀第二军分区部队从东北面攻击并牵制敌人。

    7月31日晚，下起了倾盆的大雨，我军各部队从预定方向运动，经过激烈的战斗，独二旅将南关之敌扫清，并拔掉了城外几个碉堡，第十一旅攻入匡村、营盘敌军阵地，但因雨大路滑，部队机动相当困难，加上敌工事坚固，待部队接近城墙时天色渐亮，不便继续攻城，野司决定各部队撤出战斗，返回原出发地休整。

    天亮后，正当攻城部队有组织地返回时，传来飞机轰轰的声音。一架敌机在我攻城部队头上盘旋、骚扰。第十一旅战士见状，将机枪架起来一齐对敌机猛烈扫射，敌机被击中，迫降在城西我军驻地附近，战士们欢呼着跑过去，发现二名飞行员伤重毙命，飞机却基本完好。

    攻城虽未取得成功，却意外地缴获了一架敌机，使部队的情绪一下子起来了。这一天正好是8月1日，也算是为人民军队建军纪念日献上的一份特殊礼物。“看飞机去”成了这一天部队和驻地老百姓的主要活动。

    8月4日，野司召开旅以上干部会议，总结攻城战斗的经验教训，研究下一步作战方针。大家在讨论中认为，应当首先消灭城外车站、营盘两处敌军。会议之后，各部队进一步摸清敌情，调整部署，准备再次攻城。

    8月11日夜，我军再次攻城，由独二旅、十一旅同时向营盘、车站守敌攻击，接连摧毁了数个碉堡，突入部分阵地，与敌军展开数次冲锋与反冲锋，毙伤俘虏了一批敌人。凌晨3时许，天公不作美，忽降大雨，部队进攻速度明显慢下来，攻城部队到天亮时不得不撤出战斗。

    这次战斗后，晋察冀参战部队奉命相继调回，归还原建制。而北面的大同战役于8月14日开始，晋绥军区调独二旅北上大同。晋北野司指挥的部队仅剩独四旅和雁门地方部队，在兵力上与忻州守敌相比已不占优势。贺龙认为，我们对忻州工事了解不多，炮兵不能按时到达指定阵地充分发扬火力，再打下去，成效不大。晋北战役50多天里，已经收复了9座城池，歼灭阎军8600余人，切断了大同、太原间敌军的联系，控制了忻州以北的同蒲铁路，使大同之敌陷入孤立，战役任务基本完成，不必再为忻州多费时日。因此，经中央军委批准，贺龙于8月15日下令结束晋北战役。

    晋北战役前，晋绥和晋察冀两军区领导对攻打大同进行了反复酝酿，认为打大同的条件比较成熟。处在第一线的指挥员信心很足，有的甚至打了包票，认为打大同有把握。中央军委根据军区领导的报告与当时情况，同意攻打大同，命令晋察冀军区与晋绥军区部队配合，执行攻打大同的任务。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北接绥远，东连察哈尔，是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会点，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日本侵略军投降后，阎锡山派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四十二军军长楚春溪率骑兵第四师开进了大同。他们与日伪势力同流合污，把原来的伪军改头换面，编成了省防第五军，并将部分伪军与骑兵第四师合编成暂编第三十八师。他门还把800多名日军加上伪警察部队，编成了保安教导总队。东北挺进军马占山的骑兵第五、六师，在绥远战役中也退缩到了这里。所以，敌人的这些兵力加起来约二万人，由楚春溪统一指挥。大同守敌虽然建制不一，战斗力不强，但大同城墙厚实，既高又陡，工事坚固，城下有交通壕，从近郊到城墙脚下有3道防线，筑有许多碉堡和暗堡。

 第21章

    大同的地形是三面环山，山上山下都有敌人的工事据点，城东有御河，只有城南为平川较为开阔，总的来说易守难攻。

    晋绥、晋察冀部队发起晋北战役时，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曾经乘飞机到大同，亲自作了坚守大同的部署。他们还把大批粮食、弹药运到大同，准备在大同长期固守。

    1946年8月2日，根据中央军委指示，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在阳高召开联席会议，到会的有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罗瑞卿，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张家口卫戍司令员郑维山，晋绥方面只有张宗逊副司令员一人参加。

    会议由聂荣臻主持。多数同志认为，晋北战役后，大同已经成为一座孤城，尽管大同工事坚固，易守难攻，但守敌建制不统一，士气不高，战斗力不强，而我军经过整编和实战锻炼，战术、技术都有提高，士气旺盛。只要我军在外围作战时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再用坑道作业爆破城墙，大同是可以攻克的。

    会议重点讨论了大同战役的组织计划，分析了大同的情况，区分了任务。

    估计以十天作准备，十天扫清外围，再用十天即可拿下大同。张宗逊在会上提到我军攻大同，傅作义部队可能从归绥派兵东援。但大家认为大同属阎锡山管辖，不属于傅作义所辖的战区，估计我攻击大同进展顺利，傅作义可能不会出援。如果我攻击时间较长，傅作义即使出援，兵力也不会很大。最后会议决定：晋察冀军区以第三纵队周彪的第七旅，易耀彩的第八旅，第四纵队邱蔚、傅崇碧的第十旅，第二纵队萧应棠的第四旅，军区教导旅李湘部，第一军分区刘苏部两个小团，炮兵团进攻大同；晋绥部队以第三五八旅，第五军分区两个小团协助晋察冀部队进攻大同西北方向的任务。攻击大同的总

    兵力约1.6万人。估计到南口方向的敌人三个师可能西援，因此命杨得志纵队隐蔽开进到延庆、永宁地区阻击敌人。为防备傅作义部约四个师东犯，策应大同，所以确定以五个旅（晋绥野战军的四个旅和晋察冀第二纵队第四旅）

    的兵力开赴凉城地区准备打援。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决定由晋绥和晋察冀军区的部分负责同志组成大同战役野战指挥部，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杨成武任副司令员。1946年8月3日，聂荣臻将会议情况和攻打大同的准备情况向中央军委作了报告，中央军委批准了攻打大同的部署，要求“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坚决夺取之”，并准备歼灭傅作义可能派出的援军。

    就在阳高联席会议召开前，扫清大同外围的战斗就已经在7月31日打响。在为时五天的外围战中，虽然歼敌2000多人，但打得并不理想，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使敌人退到了近郊和城内，增加了最后攻城的困难。

    8月5日，参加大同战役的各部队按阳高会议的部署，集结兵力进行攻城准备，大同守敌也趁机增修工事，加强防御措施。

    8月14日夜晚，我军主力以13个团的兵力，同时向大同近郊和城关的敌据点发起总攻。但由于我军没有攻坚经验，火力不强，仅用手榴弹和梯子攻打敌人碉堡，效果不好。近郊作战打得十分艰苦，几乎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而且许多据点得而复失，形成拉锯局面。

    当周彪率领第七旅向城北进攻时，敌马占山部的海福龙团240多人在海福龙率领下起义，退出了北郊的白马城，第七旅顺利进占了白马城并乘势攻占了卧虎湾和板本、梅津两兵营及天主堂，后经十几天激战，终于在9月4日将北关车站和西大街、北关操场、面粉公司等地全部占领。

    第三五八旅和第五军分区王赤军部在城西与敌人的战斗也十分艰苦，至9月4日攻入西关车站，迫使守敌溃逃，我军占领西关。

    易耀彩的第八旅主力和第一军分区刘苏部向城南方向攻击，到9月6日才将南关外据点全部肃清。

    邱蔚的第十旅和李湘的教导旅苦战十几天，肃清了沙岭、曹天楼之敌，到9月1日向东关进击。

    从8月14日至9月4日，我军用了20多天时间才将敌郊区据点和北关、西关的敌人肃清，实际上不少据点是敌人主动撤出的，我军没能按预定时间向大同发起攻击。

    大同危急！

    当蒋介石得知我军围攻大同时，他焦急万分。他本来想急令傅作义派兵火速救援大同，无奈大同属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傅作义是不会将自己的兵马去援救别人的防区的。为了促使傅作义增援大同，蒋介石在8月中旬下令将原第二战区阎锡山管辖的大同，划归了傅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

    蒋介石的这一招果然灵验，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傅作义马上将第三十五军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三军二个师和四个骑兵师共三万多人于9月3日以平绥为轴，分三路向卓资山、集宁进犯。

    大同前线指挥部原来估计傅作义部队出动不会那么快，即使出动少数部队进攻卓资山，独一旅最少也可以守三天，到时派部队打援也来得及。没想到傅作义部队来得快，来得凶，来得猛。张宗逊见情况紧急，立即和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萧克一起，亲率晋绥第三五八旅和晋察冀的萧应棠旅等部驰援卓资山。

    当张宗逊司令员率领的部队还未赶到卓资山时，就得到了卓资山失守的

    消息。我独一旅虽苦战数小时，但敌我力量悬殊太大，卓资山很快失守。

    由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张宗逊组织召开了前线指挥部会议，决定先行北上消灭傅作义的增援部队，以后再打大同。

    然而，我军在撤出卓资山之后，未能继续严密监视敌人，派出的侦察不够得力，致使敌人暂编第十一师、暂编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于9月7日从铁路北面经火石坝秘密东进，到达集宁西北地区集结。

    直到9月8日晚，大同前线指挥部才得知这一情况，遂决定将部队主力转向集宁。9月10日，敌我会战在集宁城下。

    我们的战士身穿单衣，不畏艰辛，从四面八方奔向集宁前线，刚到指定地点便投入了战斗。

    在集宁城下的会战中，我军包围了傅作义的3个师，敌人一面阻止我军攻击，一面从西南两个方向攻城，企图拿下集宁，固守待援。经过一天两夜的激战，这三个师处在支离破碎的境地，我军只要乘势再一猛击，就会全歼这股敌人。当时，敌人赖以联络的电台，也被我军炮火打掉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完全陷入了绝境。

    但是，我前线指挥部离战场较远，没能及时了解前线的详细情况，没能在一天时间里组织连续进攻，使敌人有了喘息的机会。

    直到9月12日下午，我军再次向城下敌人发起攻击。而此时傅作义的主力第一○一师已赶来增援。我前线指挥部当即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西进，先歼灭赶来增援的第一○一师。

    当时，各部队接到命令后，都不愿放弃即将被歼灭的敌人，但最后还是很坚决地执行了指挥部的命令。遗憾的是，部队只知道向大脑包山方向前进，去打一○一师，至于敌人的位置、我军的行军路线、作战的具体部署等不清楚，结果打援没有实现，集宁城下的敌人也恢复了元气。

    我军部队经过几昼夜鏖战，特别是一整夜的往返调动，已相当疲劳。而敌新编第三十二师、新编骑兵第四师，尾随第一○一师前来增援，我军处于不利的境地。9月13日，我军放弃了集宁，撤出了战斗，16日又撤围大同。

    在大同、集宁战役之后，傅作义在一次讲话中曾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后来，张宗逊在回忆大同、集宁战役时，也指出：这一仗虽歼灭国民党军8870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期目的，使张家口处于东西两面夹击的不利形势，这一战役没打好。

    五、万里回师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艰难转战，终于回到了延安。毛泽东笑着迎接他：“现在你可要好好刮刮胡子了。”国民党军官胡景铎在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策应下率部起义，毛泽东形象地称之为“下大船上小船”。

    王震、王首道率领的以三五九旅主力组成的南下支队1944年11月9日离开延安后，开始了艰难的南征北返。

    当时，三五九旅分成两个梯队，第一梯队先行，待与东江纵队会师后，第二梯队继续南下。在南下支队出发前，毛泽东分析了南征前途中的两种可能，并一再嘱咐王震同志要做好充分的精神准备。他对王震说：“你们这次南征，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就是整个国际的反法西斯战争，包括中国的抗日战争还要持续二、三年。这样，你们就可以在华南利用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武装力量，巩固和发展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

    第二种可能，就是国际反法西斯战争迅速胜利，日本很快投降，整个局面就会发生重大变化。

 第22章

    蒋介石决不允许你们这把刀子插在他的咽喉，会首先集中力量吃掉你们。这样，你们孤军深入，没有根据地，斗争将十分残酷，处境将极其困难，甚至可能全军覆没，包括你本人在内。你们要准备迎接这场严重斗争，发挥不怕牺牲英勇奋斗的精神，力争光明的前途。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们还能回到鄂豫边李先念同志那里，那也是一个很大的胜利。“

    南下支队从延安出发后，行程2000公里，于1945年1月27日到达鄂豫边的大梧山根据地，与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南下支队在短暂休整后，于2月23日同第五师张体学部队一起最后一批强渡了长江。三天之后，取得痛歼日寇的大畈大捷，威震江南。南下支队随后改换番号，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

    3月1日，部队向湘赣边进军，初步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把江北和江南联接起来。7月，部队继续南下，于8月底进抵广东南雄县境。当进入五岭山区，与前来接应的东江纵队仅距百里之遥的时候，时局发生了突然变化，出现了南征前途的“第二种可能”。

    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胜利结束。这样，南下支队原可以利甲的日伪和蒋顽之间的矛盾，已不复存在。党中央派出的南下第二梯队，由于形势的变化，进到河南就奉命改道向东北去了。这时，蒋介石纠集了七个军、21个师，15万兵力，在从鄂南到粤北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不论白天黑夜，风雨阴晴，对我军进行了大规模的围追堵截，战斗频繁残酷。

    南下支队为了避敌锋芒，于1945年8月17日转入高山丛林的八面山中，不料再陷敌人的重围，全军处于危亡和饥饿之中。8月19日，王震令部队杀开一条血路，才避免了全军覆没。

    8月25日，南下支队移兵江西大庾，计划冲出敌人的包围，强越九岭南下。但敌人兵力数十倍于我，切断了我军继续南下的所有路径，部队按原定计划会合曾生领导的东江纵队，在国民党反动势力占绝对优势的湘粤赣边的五岭山区建立根据地已不可能了。在前有几路重兵围困、后有九个师追兵的危险形势下，南下支队奉中央电令，为避免内战，回师北返。

    9月2日，所有南下部队在江西上犹县黄沙坑地区会合后，同道北返。

    国民党军队沿途派重兵围追堵截，均被我军冲破击退。由于连续行军和战斗，部队减员很大，许多同志壮烈牺牲。9月15日，部队回到湘北，强渡浏阳河，进入鄂南根据地，与坚守长江南岸的接应掩护部队会合，月底从鄂城渡过长江。10月3日，在湖北黄安县库基湾与新四军第五师胜利会师。

    10月30日，由新四军第五师、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和河南军区部队等在河南桐柏地区组成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往政治委员，王树声任副司令员，王震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首道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刘型任政治部副主任。

    中原解放区位于全国心腹地带，雄踞江淮河汉之间的武汉外围，长江自西而东，平汉铁路贯穿南北。境内山地平原交错，河湖港汊纵横，气候温和，物产丰富，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北背靠大别、桐柏、大洪山脉，面临江汉平原，控武汉，窥南京，扼出川咽喉。抗战胜利后，中原解放区是国民党反动派抢占华中、华北、东北，向全国部署内战兵力，进攻解放区的战略要冲，是我保卫全国解放区的前哨阵地，掩护华中、华北、西北解放区转入反内战准备和战略展开的支撑点。因此，中原地区成了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略枢纽。

    1946年初，国民党由于进犯解放区失利，全面内战尚未准备就绪，迫不得已于1月5日与我党签订了“停战协定”，10日公布了停战命令。我中原解放军从全局出发格守停战命令，以宣化店为中心，就地停止待命。

    然而，蒋介石的“停战协定”只是用来玩弄缓兵之计的政治花招，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执行停战协定，反而加紧调兵，将我中原部队重重围困，而且步步紧逼，欲置我中原六万部队于死地。

    自1946年3月中旬起，蒋介石积极对中原部队进行军事围歼部署，妄图制造第二个“皖南事变”。4月底，蒋介石从西安飞汉口，召见国民党武汉行辕党政军要员，直接谋划中原之战，并指使白崇禧在河南新乡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谋划突然袭击宣化店，同时进攻豫皖苏解放区为策应，发动全国性的内战。

    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对中原部队十分关心，对中原部队实行战略转移作了周密详尽的部署。5月初，周副主席在得悉蒋介石围歼中原部队这一毒辣阴谋的确实情报后，立即向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美国代表马歇尔提出组成三人小组去宣化店实行监督停火的紧急要求。周副主席与徐永昌、马歇尔进行了尖锐的斗争和反复的交涉，在铁的事实面前，美蒋双方被迫接受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派出代表，组成三人小组来宣化店视察。

    宣化店是鄂北的一个小镇，只有一条街，居住着百十户人家，座落在鄂豫皖边的一个小小的盆地里。它四面环山，地形险要，是中原军区司令部所在地。中原部队以此为中心，坚持着反围困的艰苦斗争。

    三方代表到了宣化店后，看到了国民党重兵集结，碉堡林立。周副主席意识到，现在情况比预想的要严峻得多，只要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在驻马店说一声开始，宣化店便要血流成河。

    当晚，周副主席召集中原部队领导同志开会，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全体军民表示慰问，听取了中原部队领导的汇报，最后传达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从全局出发，考虑到全国战场的形势，决定中原解放军主力要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

    第二天，三人小组在宣化店街头的一个祠堂里举行会议，解决中原停战问题。美蒋代表对这次来宣化店本无诚意，因而在会上竭力掩盖企图挑起内战的真相。周副主席在会上严肃地列举了大量事实，揭穿了国民党有计划发动内战，包围我中原解放区的阴谋和罪行，警告国民党军胆敢进攻中原解放区，破坏停战协定，一切后果均须国民党当局负责。

    在会上，国民党代表王天鸣作了虚情假意的口头保证。周副主席借题发挥，用诙谐的口吻说：“诸位都听到了王天鸣将军刚才所做的保证，他说，国民党完全没有意思要消灭抗战有功的八路军、新四军，完全没有意思进攻人民子弟兵，那很好，我们欢迎。今后怎样？要看行动。我想，今天在座的人都可以作证。”

    周副主席一讲完，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只是美蒋代表呆坐在一边，脸上哭笑不得。

    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主席来到宣化店，与美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为被围困的中原部队突围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战略大转移的有利条件。

    国民党所谓的停战只是口头上的，他们不过是利用谈判来争取时间，部署反人民的战争。6月26日，国民党军在完成了向我解放区全面进攻的部署后，即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不宣而战，由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统一指挥30万的兵力，向以宣化店为中心的我中原解放区发动大举围攻，企图将中原我军一举歼灭。

    其实，刘峙想得太天真了，我军早就对刘峙的行踪和企图进行了分析。

    毛泽东、李先念等领导人对蒋介石的企图看得一清二楚。毛泽东知道，中原解放区处在国民党重兵包围之中，处境越来越危险，但是从全局看，还不能让李先念部过早突围，因为，正是中原6万多兵力，牵制了国民党军30万的军队，使国民党军队不敢贸然北上。中原解放区只要多坚持一天，华北的八路军就能多夺占一些地盘，多缴一些日伪的武装(奇*书*网*.*整*理*提*供)，共产党的实力就能更加壮大。

    到1946年5月，中原解放区在敌四面包围的情况下，只剩下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到百里的狭小的地区。四平战役结束后，蒋介石准备在关内放手大打。当国防部参谋总长陈诚将早就拟订好的围歼中原李先念部的作战计划送到蒋介石面前时，蒋得意洋洋地说：“杜聿明在东北打了林彪的板子，这回看刘峙老鹰捉小鸡的好戏！”

    “共产党人擅长打游击，但与我们打大规模的阵地战，李先念不是对手！”陈诚说。

    “那也不能轻视！当年马（步芳）家军重兵围剿，这个李先念不是突围跑了吗？”蒋介石提醒陈诚：“这次可不能让他又跑了。”

    刘峙接到蒋介石的电今后，立即调兵遣将，并亲自主持召开紧急会议。

    1946年5月23日，第四绥靖区、第五绥靖区、河南省政府、陕西省政府、国民党豫陕两省党部主要负责人和绥署所辖部队师以上军官，云集郑州绥靖公署，研究部署围歼李先念部的问题。刘峙首先发言：“日前接到委座电令，要求我绥署围剿豫南共匪李先念部。共匪被困已达八个月，我大军进剿，其必惊慌四窜。那时不仅豫鄂要兴师动众，皖、陕、晋诸省也要大动干戈。为彻底根绝我区匪患，须实行军政联剿。”

    上午是军政联席会议，下午是师以上军官商讨作战计划。

 第23章

    绥署参谋长赵子立在下午的会议上说：“我大军进剿时，共军可能分散成小股，使无法寻

    其主力决战，然后在江淮河汉间进行游击战，继续牵制郑州、徐州两绥署之国军，使不能全力北上，这是一种可能。第二种可能，李先念部在突围前，或突围中，北面的刘伯承部向南猛犯，迫使我军南北两面作战，以策应李先念突围。第三种可能性是李先念部兵分两路，一路向东突围，窜至大别山区，一路向西突围，窜至大洪山、桐柏山地区，利用根据地和复杂的地形与我周旋，达牵制我军之目的。在这几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和部署，望大家拿出高见来！“

    到晚上8时，经刘峙拍板，决定兵力部署如下：刘汝明部（整编第五十五师、六十八师和伪军张岚锋部）在曹县、民权、考城、兰封、封邱严阵以待，防止刘伯承部南进，主力在兰封、考城方面。

    胡宗南部（整编第十五师、三十二师、三十八师、四十师、八十五师、四十七旅和伪军孙殿英部）据守安阳、新乡、修武、洛阳，主力集中在新乡方面。

    孙震部（整编第三师、四十一师、四十七师）由北向南，整编六十六师等3个师由南向北，南北对进，将共产党武装合围于宣化店附近，然后缩小包围圈，步步为营，彻底消灭李先念部。

    1946年6月21日，位于宣化店的中原军区司令部里，李先念在院里不停地走动，他开始酝酿新的行动：敌大军进攻在即，必须迅速突围！

    李先念想，牵制敌人的任务至此应该结束了，如不果断定下决心，那损失可就难以挽回。随后，他从口袋里掏出笔记本和一支铅笔，起草了一份电文，请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

    当毛泽东收到李的电报时，正是晚上8时。毛泽东和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等领导人正在讨论问题。毛泽东看完电报后对大家说：“蒋介石真是咄咄逼人，现在刘峙的30万大军想一口吃掉我中原解放区，李先念来电提出立即突围。”

    毛泽东将电报交给朱德等人传阅。彭德怀看完后，嚯地站起来，大声说：“人家把刀都架到我们脖子上，如果让他们动手，我们就完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赶快下令李先念先机制敌，在敌人未完成合围之前，先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破网而出。”

    朱德和刘少奇也认为，李先念部应立即行动。

    毛泽东拿出毛笔，在电文纸上迅速写下电示：同意立即突围，越快越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

    6月24日，中原军区首长李先念、郑位三、王震、王树声、王首道等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下达了突围计划和部署。

    我中原军区的突围部署是：以宣化店为中心，从礼山（今大悟）、黄安（今红安）两县越过平汉铁路，向西突出重围。军区以下组织了3个纵队：左路纵队以第一纵队为主，由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王树声率领，经过花园西进；右路纵队以三五九旅为主，由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震率领，经鸡公山、李家寨和柳林西进；中路纵队以第二纵队为主，由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文建武和纵队副司令员周志坚率领，经过杨家寨、王家店西进。中原区和中原军区司令部同中路纵队行动。皮定均率第一纵队一个旅从黄安出发，向东突围，挺进苏皖；张体学率独一旅就地坚持游击战争。

    当天夜晚，突围计划的第一步即摸哨拔点行动悄悄开始了。中原部队为了麻痹敌人，白天就派人到敌方据点进行所谓“谈判”，并带有一些“要求

    和平、反对内战“的传单，给敌方军官一些”好处“，如烟酒之类的礼品。

    有的战士甚至提着石灰桶跑到敌方阵地，将碉堡、帐篷、营房等贴满了标语。

    国民党军以为我们还会按兵不动，便放松了警惕。所以，当中原军区部队袭击哨兵和敌据点时，敌人还没反应过来就当了俘虏。

    这天晚上行动非常成功，近在三四十里外的国民党第二线部队毫无察觉，第二天照样往前线打电话，答话的人没有变，只是声音和口气有些难以觉察的变化。不知情的辎重队照常往第一线据点送给养和弹药，自然这些都成了共产党的战利品。

    6月25日，李先念命令部队向敌第二线阵地发起突然袭击。敌人迅速土崩瓦解，死的死，伤的伤，降的降，更多的人则向几十里外的第三线阵地仓皇而逃。

    25日的战斗引起了国民党郑州绥署的注意。刘峙、赵子立由此判断李先念部的突围行动已经开始了。为了摸清共军突围的主要方向，刘峙派遣飞机到宣化店一带进行侦察。

    6月26日，中原军区主力开始突围。李先念见敌机进行侦察，遂决定声东击西，迷惑敌人。他命令皮定均率第一纵队第一旅向东猛烈进攻。当敌机飞临我军上空进行侦察时，向西运动的大部队立即向后转，摆出向东运动的假象迷惑敌人。

    刘峙和赵子立一开始估计李先念向西与陕南八路军会合的可能性大，但飞行侦察的报告几乎都称：共军大部分正在向东运动。刘峙有点摸不着头脑。

    就在刘峙将信将疑之际，孙震从前线发来电报，说共军向东猛烈攻击，共军第一纵队第一旅正在突破国军防御阵地。

    刘峙看完电报，转身问赵子立：“难道李先念真的想向东突围？”

    “这不大可能吧。”赵子立说：“在未清楚共军主力突围方向以前，我们不能贸然行动，以免中敌诡计。”

    当天晚上，中原军区部队在皮定均旅向东佯动的掩护下，分北、南两路悄然西进。两路大军分成数十路小股部队，从敌军防御区域空隙秘密穿行，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而皮定均旅当天夜里沿途旌旗招展，部队联络一律用嘹亮的军号，与敌军遭遇时，枪炮齐鸣，声势浩大。

    然而，6月27日拂晓后，皮定均旅突然不见了，其他中共部队也不知去向，刘峙派出的侦察部队冲进宣化店，但已是人去房空。

    刘峙难以接受这个事实。30万大军围困共军八个月，耗费人力物力财力建成那么多碉堡，修筑那么多战壕，为的是囊中取物，没想到煮熟的鸭子竟然神不知鬼不觉地飞走了。盛怒之下，他命令部队全部出动，即使是把宣化店踏平，也要把钻进地缝的共军逼出来！

    然而，为时已晚矣！

    1946年6月29日，中原突围右路纵队的三五九旅进到九里关附近一座大山树林中隐蔽集结。旅副政委李铨爬到一块高地上，严肃而坚定地向前卫部队指战员说：“同志们，国民党反动派调了30万大军包围我们，用人民的血汗构筑了3000多座碉堡封锁我们，企图使我们在封锁围困中粮食恐慌，与民争食，让老百姓与我们对立起来，从而不战自溃。他们真是白日做梦啊！我们是共产

    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我们在生产节约的号召下，艰难地渡过了这一难关，老百姓都舍不得离开我们，我们粉碎了敌人的阴谋。现在，反动派知道压不垮、困不死我们，就用大规模的军事围歼来消灭我们。为了生存，为了自卫，我们只有用枪杆子对付枪杆子，打破反动派的封锁！

    同志们，我们不愿打内战，但国民党将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我们就决不畏惧，决不后退！为了和平、民主、独立的新中国，我们将不借一切牺牲，奋斗到底！今晚，我们要冲过平汉铁路去，突破国民党的封锁线。同志们，前进就是生存，后退就是死亡！“

    傍晚，部队象一条汹涌的巨流向敌人的封锁线冲去。第八团趁敌人没有防备，发起了猛攻，占领了敌三个据点，其它据点的敌人惊慌混乱，躲在碉堡里不敢出来，盲目地四面放枪壮胆，三五九旅主力部队迅速冲过了铁路。

    由于敌人不知道我军的突围时间和突围地段，所以鸡公山和黄袍山上的工事，敌人大多没有占领，只派了不到一个连的兵力担任警戒，也没有配置重火器，我第七团迅速占领了这两个阵地。三五九旅主力和军区干部队于30日3时前顺利通过了平汉铁路封锁线，尾随前卫第七团开辟的道路前进。前卫七团在30日天亮前占领了平靖关，为主力向随、枣地区前进开辟了道路。

    蒋介石获悉我军突破平汉铁路封锁线，大惊失色，慌忙命刘峙全力追击。刘峙判断我部队将在平汉路西的桐柏山区立足，遂于7月1日命令各部队从现地迅速向天河口、高城追击，妄图在空军配合下，一举围歼我军于这一地区。但我军冲出重围后，长驱直入，继续西进，当敌人尚未到达指定位置时，三五九旅已进到随、枣地区。

    7月正值雨季，大雨连绵，路上泥泞不堪。但为了摆脱大军的围追，三五九旅的官兵顾不上疲劳，日夜急行军。当敌人追到唐河、白河时，我们部队早就脱离了这一危险地带，正大踏步地向秦岭山区挺进。蒋介石见围歼计划再一次落空，大发脾气，严令刘峙务必于7月20日前寻找战机全歼三五九旅。蒋还令胡宗南星夜赶到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险要山隘荆紫关，防备我军进入陕南。

    7月11日，正当部队向浙川南面的马蹬附近靠近时，王震出现在队伍中。

    指战员们又和自己的老首长在一起，一个个都很兴奋。战士们风趣地说：“只要王胡子在，我们什么也不怕！”

    王震高兴地对大家说：“我奉李司令员的命令，和同志们共同战斗，同甘共苦。

 第24章

    今天晚上我们就要打下马蹬，再给敌人一点厉害！”

    当天晚上，指战员们在王震同志的指挥下，向马蹬发起了攻击。在马蹬外围堵击的敌人慑于我军的猛烈火力，纷纷弃枪逃走。战士们越战越勇，满山遍野地追击敌人，很快拿下了马蹬。

    当中原部队主力开始围攻浙川城时，由于城内守敌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我军未能按原定计划攻下该城。此时，胡宗南部和刘峙部已向我逼近，中原部队主力处境危急，这时中原部队主力改变计划，决定抢渡丹江。当时丹江山洪暴发，江水汹涌，白浪滔滔，我渡江又没有工具，因此，如何迅速抢渡丹江便成为中原部队主力的一大难题。

    三五九旅原派徐国贤率第七团强袭浙川县，派贺盛桂率第八团抢占荆紫关。第八团进至离荆紫关五六里处时，抓住了敌五十三师的一个参谋，从这个俘虏口中了解了敌军的行动部署。三五九旅旅部得知这一情况后，旋派九团赶来，协同八团掩护中原部队主力抢渡丹江。九团占领阵地后抓紧修建工

    事，八团加强进行渡江准备工作。

    三五九旅指战员中有一部分识水性的共产党员主动提出参加渡江先遣队。他们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调查了河床情况，冒着生命危险跃进滚滚的洪水，经过几十次往返探索，终于找到了一条勉强可以徒涉的路线。先遣队把收割的敌人的电线扭成绳索，固定在河两岸的树上，然后让部队分批徒涉过去。在渡江中，有10多位同志由于浪大水急，抓不住绳索，被无情的洪水给冲走了。刘峙见我军南渡丹江，估计我将绕道进入陕南，便调动大军对我中原部队进行前堵后追，左攻右击，企图将我包围在鲍峪岭、南化塘附近，全歼我军。我军强渡丹江后，前卫部队越过荆紫关至南化塘大道，进入了陕南山区，这里一眼看去尽是连绵不断的高山峻岭。胡宗南早就调集兵力在山梁、隘口构筑了工事。我九团五连连长贾书经率领全连迅速接近敌人，向敌人发起猛烈冲锋。突然，一颗手榴弹在贾连长左侧的山岩上爆炸，连长头部负伤，脸上流满了鲜血。他顾不上伤痛，继续向敌冲去。当冲到敌人阵地前沿时，一颗子弹又打中了他。这时身边的一位战士焦急地说：“连长，你的伤势很重，我背你下去吧？”“不要理我，我能挺住！赶快向敌人冲锋！”

    连长坚定地回答。连长的话鼓舞了全连官兵，他们个个象出山猛虎，向敌人扑去。然而，由于敌人数倍于我，又有险峻的地形利用，我军虽反复冲锋，还是没有摆脱被包围的态势。王震鉴于目前的态势，决定集中力量猛攻敌防御薄弱之点，打开一条血路。战士们奋勇迎战，和敌人展开了白刃搏斗，终于冲垮了敌人。部队冲出重围后，连夜经过相树沟、上下坪地进到贺家庄、王家店一线。

    此后，三五九旅在王震率领下，单独转战在陕南，与胡宗南的大军周旋。

    当时，敌人认为我军在突围作战中损失很大，并且错误地判断中原部队主力指挥机关随三五九旅一起行动，已成为一支无援的孤军。胡宗南害怕我军在陕南立足，与陕甘宁边区对其形成夹击之势，因而不惜以主力对我军进行围迫堵截。胡宗南在三五九旅的西、北、南、东四面都布置了重兵，控制了所有山隘、道路，妄图全歼三五九旅于崇山峻岭之间。

    在狗头坪战斗中，九团副团长颜龙斌率领前卫营与敌人作战时，右臂被敌人打断了，他以惊人的毅力，忍着巨痛将伤臂锯断截肢。为了不使已经极度疲劳的战士们再增加负担，他坚决拒绝为他组织担架，顽强地忍受着伤口的剧烈疼痛，和战士们一起行军。在部队转战秦岭的一次战斗中，颜龙斌的伤口又恶化了，但当时药品很少，难以得到及时的治疗，人们都替他担心。

    颜见自己快不行了，对团长说：“团长，我已经不行了，你们一定要坚持到底，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你会好起来的，你会好起来的。”团长此时声音已有些哽咽，他实在不愿让这么好的战友、同事离去。

    “为革命而死，死而无憾。只是我为革命做的贡献太少了，为党和人民做的事太少了，我心中感到惭愧呀！”颜在生命垂危时，仍想着党和人民的事业。几分钟后，他就离开了人世。

    颜龙斌是三五九旅有名的“李逵”式的英雄，在战斗中总是冲在前头，是打仗的一把好手。王震同志曾不止一次地称赞他：“象他这样的人，天不怕，地不怕，敌人看见他就要发抖，在革命队伍中多几个就更好了。”

    三五九旅的战友们怀着悲痛的心情向颜龙斌告别，将他安葬在祖国的丛山怀抱里，伴随他的是巍峨的高山和青翠的松柏。

    陕南八百里秦岭山脉，到处是高山和沟壑，人烟稀少，加上国民党统治多年，地主和土匪为非作歹，老百姓被迫逃走。三五九旅在转战途中，除了对付敌人外，最困难的就是缺乏粮食，经常一两天找不到东西填肚。在这样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王震依然要求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树立军队的良好形象。

    他用红铅笔写了一张大布告，贴在路旁的一棵大树上，每个走过的同志都能看见那几个大字：本纵队全体同志，务必遵守群众纪律，真正做到秋毫无犯，违者枪毙！

    王震王震自己以身作则，发扬我军爱护群众的优良传统。有一天，战士们买到一些米，大家高高兴兴吃了顿米饭，而王震自己只在伙房吃了几块锅巴。

    他经常告诫身边的同志：越是在环境艰苦的地方和时候，越要严格要求自己。

    王震同志还经常鼓励同志们战胜艰险，克服各种困难。在6、7月盛夏时期，山区气候多变，忽冷忽热，同志们经常是衣衫褴褛，甚至没有鞋穿，许多战士脚底下划破一道道口子，走起来钻心似的痛。加上每天翻山越岭，涉山渡河，体力消耗很大，而当时人体必需的盐都难以保障，所以部队处于极度疲惫之中。王震对大家说：“要打漂亮仗，打胜仗，不单是在指挥上、战术上和勇气上要压倒敌人，而且要在克服困难、艰苦行军上同敌人比赛，胜过敌人。”王震自己在转战秦岭的日日夜夜里，经常拄着一根棍子，穿着一双破草鞋，迈着坚定的步子率领部队前进。战士们知道首长不仅要和战士们一样艰难跋涉，而且还要考虑作战指挥及运筹决策，肩上的担子相当重，所以一看到首长充满信心地走到队伍中，心中充满了崇敬之情，也增添了战胜敌人和困难的信心和勇气。由于忙碌，王震没有顾得上好好理个发和刮刮胡子，因而头发长得老长，脸上也生满络腮胡子。同志们看到王震，总爱开玩笑他说：“现在的首长可真是王胡子了！”

    王震也很随和，当同志们开玩笑的时候，总爱摸摸自己的胡子，点头微笑：“是啊，现在可是名符其实的王胡子了。不过，我己下了决心，等打回延安，见了毛主席，我就把胡子刮干净。”

    三五九旅8月15日在华阳地区打退了敌人的两路追兵后，连续几天翻越了几百里无人烟的荒山丛林，到达川陕公路上的五里庙。19日夜，前卫部队已通过公路，这时敌人也向五里庙开来，其先头部队发现我军后卫部队尚未通过，马上埋伏在公路两侧。当我后卫通过时，敌人突然发起攻击。狭路相逢勇者胜！我后卫部队立即猛烈向敌开火，并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敌不敢恋战，仓皇退走。我军过了川陕公路后，趁敌人来不及调兵控制渭河和布防陇海铁路时，急行军北渡渭河，越过陇海铁路，进抵赤沙镇。这样，我军终于将800里秦岭踩在脚下，来到渭水平原，粉碎了敌人企图凭借川陕公路、渭河和陇海铁路围歼三五九旅的阴谋。

    战士们一路上由于以野菜、野果充饥，大多数都闹肚子。大家开玩笑地说：“这下可好了，行军不用路标，后面的部队看着稀屎走，一准没错！”

    王震也风趣地说：“敌人是属狗的，老是追在我们屁股后面不放，这回可让他们好好闻闻我们的屎臭！”

    三五九旅越过渭河和陇海铁路封锁线后，胡宗南又急又气，他

    怎么也没有想到他的十万“国军”竟然斗不过一个小小的支队。为了挽回面子，他决心再调重兵，将一四四师、六十一师运到陇县至平凉和陇县至云山镇的公路两侧堵击我军，急令三十六军二十八师和一二三师、七十六军二十四师和新一师等沿西兰公路、泾河以南地区，层层设防，围歼三五九旅。

    而党中央也预见到敌人将大量调集兵力围堵三五九旅，因而决定派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接应三五九旅，迎接二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边区。早在1946年3、4月间，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进行了精简机构和整编复员工作，先后裁减了10个团、12个营、67个连，共复员2700人。同时调整了部队序列，合并了领导机构，将教导第一旅旅部和教导第二旅旅部合并，改称教导旅；将三五八旅并入警备第三旅。这样，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编为五个旅：警备第一旅，高锦纯任旅长兼政治委员；警备第三旅，旅长黄罗斌，政治委员李鹤邦；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治委员徐立清；新编第十一旅，旅长曹又参，政治委员高锋；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罗元发。

    经过这次整编，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共有28000多人。

 第25章

    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为迎接三五九旅进入陕甘宁解放区，以新编第四旅为左翼兵团，由长武、彬县之间突破敌人封锁线；以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及第五团一部为右翼兵团，由平凉、泾川间突破；另以警备第一旅在旬邑地区分散游击，牵制敌军。

    当三五九旅的指战员们得知党中央为迎接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派兄弟部队接应的消息时，个个增添了信心和力量，每天以150公里的速度向北急进。

    8月28日，三五九旅进到离西兰公路上的瓦云寺20里路的地方，尾追的敌一三五师和三五九旅后卫部队又展开了战斗。而前面瓦云寺和西兰公路各要点已被敌三十六军控制，三五九旅再一次陷入重围。

    王震同志见状，高声地对部队呼喊：“同志们，这是最后一关了，边区兄弟部队就在前面迎接我们，我们一定要打过去，胜利到达边区！”

    部队指战员都知道，只要英勇地冲过这一关，就能够与党中央、毛主席、朱总司令派来迎接我们的兄弟部队会师，胜利进入陕甘宁边区。王震一声令下，个个都争先向前冲去。王震亲自率领第八团集中火力，向正面之敌猛射，从中央突破敌人封锁。在我军猛烈冲击下，敌人退守村庄，我军乘势占领公路，迅速跑步通过。战士们通过公路后迅速钻人路旁的高粱地里，很快摆脱了敌人。29日，在一片欢呼声中，三五九旅主力在屯子镇和晋绥联防军警三旅部队会师了。三五九旅第七团从8月2日与主力分路行进后，经过30多天的战斗，从平凉以西突破西兰公路，最后从孟坝以北进入陕甘宁边区，于9月8日与旅主力会师于庆阳。

    三五九旅主力到达陕甘宁边区的当天，党中央给王震发来了贺电：王震：一、庆祝你们到达边区的胜利；二、你部即在陇东适当地点休整，望与陇东党政军接洽。

    中央二十九日十二时

    陕甘宁老百姓知道三五九旅回来了，纷纷冒雨赶来慰问，给部队送菜、送肉、送面。部队到达庆阳，陇东地委组织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刘景范率领地委领导在庆阳城外迎接，老百姓则把街巷挤满了，群众蜂拥上来给路过的战士戴光荣花，战士们早已忘掉了征战中的疲劳，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9月26日，王震提前一天到延安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在枣园的窑洞里听到外面王震的说话声，忙走出窑洞，在门口紧紧握住王震同志的手，深情地望着他那长长的胡子，亲切他说：“王震同志，你辛苦了。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可要好好刮刮胡子罗！”

    27日，是三五九旅指战员难忘的日子。他们经过艰难征战，终于回到了日夜思念和盼望的延安，回到了党中央和毛主席身边。许多同志由于激动，忍不住流下了一滴滴的欢欣泪。延安人民高举“威震华夏”的巨幅标语，敲锣打鼓，扭着秧歌欢迎南下支队的指战员。此起彼伏的口号在延水和宝塔山上空久久地回荡：“毛主席万岁！”

    “朱总司令万岁！”

    “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热烈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们胜利归来！”

    “南征殉难的英雄们永垂不朽！”

    29日，党中央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三五九旅南征同志大会，全体指战员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等待着见毛主席。当毛主席、朱德、任弼时、林伯渠、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走进会场时，王震带领南征指战员激动地高呼：“毛主席万岁！”

    毛主席面带微笑，频频向同志们招手。他健步走上主席台，对同志们说：“南下支队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你们不怕困难，不怕牺牲，深入敌人心脏，敢于同敌人作斗争，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数十万大军的‘围剿’，胜利地返回延安。这次征战虽然牺牲了不少同志，但你们光荣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你们是党的宝贵财富。你们勇敢顽强，不怕敌人围追堵截，经历了第二次长征。将来，你们还要把三五九旅的旗帜插到北平城头上！”

    接着，朱德总司令在会上说：“党中央把同志们欢送出去，现在又把你们欢迎回来，同志们辛苦了！中央决定要给你们安排一个好的环境，让你们好好休息，得到整训和更好地发展。”

    中央领导的讲话，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斗志，同志们的心情感到无比欣喜。

    下午，党中央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名义发出请柬，在王家坪礼堂请三五九旅南征团以上干部。在礼堂里摆了六桌，每桌有四大盆菜。毛主席举杯祝酒：“三五九旅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现在于杯！”

    大家心情特别激动，一同举起这庆功酒，一饮而尽。接着，毛主席又勉励大家再接再厉，准备接受新的任务。他说：“三五九旅休息不能大久，要重整旗鼓。你们中原突围，就是全面内战的开始。蒋介石要下山了，你们要准备新的战斗！”

    朱德总司令在举杯祝酒时说：“这次南征、北返和中原突围，共走了两万七千里路，同志们辛苦了！”

    王震当即站起来，很谦虚地说：“我们仅仅走了两万两千里。”言下之意，是不能超过举世闻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数字。

    当天晚上，毛主席和其他在延安的领导同志又陪同南征的全体同志观看了文艺节目。

    10月3日，延安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送了王震题为《人民军队是不可战胜的》的讲话：全国同胞们！

    从中原突围的三五九旅，经过了无数次英勇的血战，打破了国民党刘峙、胡宗南等部的围歼、追击、堵截，现在已经胜利地到达延安了。

    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战场，在进攻敌伪的战争中，节节胜利。但是国民党军队的正面战场——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却在敌伪进攻之下，节节溃退，广大国上沦陷在敌伪手里。全国人民把停止敌人进攻、迅速打败日本帝国主义的希望，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身上。

    于是，在南泥湾每人种有30亩土地的三五九旅，就奉令南下抗日了。

    在南下抗日征途中，我们冲破了敌伪的重重封锁，消灭了出击堵截的大量敌人。我们作战虽然艰苦，但是，我们却不断地受到华北、华中各解放区和敌占区人民的热，烈欢迎、慰问、爱戴、援助，使我们感到忠于中华民族与人民解放事业的行动，是无上的光荣。我们经历了万里的南征，终于打到湖南和广东敌后的广大地区。

    三五九旅在两年中间，南下北上，跋涉祖国山河达2.2万里，经过8个省境地，英勇地战败了日寇、汪精卫和蒋介石，艰苦地克服了严寒酷热和江河山岳的自然阻碍。这证明：在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领导下的军队，在反抗外国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中，在打败卖国贼反动派的战争中，经得起严重的考验。具有高度爱国主义与革命英雄主义的人民军队，永远是不可胜利的！

    三五九旅休整后，转归晋绥军区建制，增强了晋绥部队的力量。

    1946年9月初，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迎接中原突围的我军第三五九旅及第十三旅一部进入陕甘宁边区后，国民党胡宗南集团之大部主力尚在豫西、陕南地区，其封锁、包围与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部队抽去堵截、追击第三五九旅后，损耗甚大，疲惫不堪，急需整补。此时，盘踞在陕西北部榆林、横山和陕蒙边区的国民党邓宝珊部，奉令策应胡宗南南线休整，在北线积极袭扰我军。为打击邓宝珊部的袭扰，并策应国民党军陕北保安团队进行反内战起义，陕甘宁晋绥联防军集中新编第四旅和教导旅、警备第三旅、新编第十一旅各一部，在地方部队的配合下，决定乘隙发起榆（林）横（山）战役。

    早在1946年4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就决定在加强自卫战争准备工作的同时，全党都要做统战工作，要派出久经考验、最得力的干部，到国民党军队中去，争取一切可能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

    毛泽东主席曾亲自给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同志发出指示，要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工作，拿下榆林、横山，为陕甘宁边区在自卫战争中取得一块回旋余地。

    遵照中央决定和毛主席的指示，西北局决定派当时任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的师源同志，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口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我国民党军官胡景锋，尽力做胡的工作。

    胡景锋从小受民主思想的影响，青年时期在富平县庄里镇和我党就有密切往来，思想比较进步。1938年夏，胡景锋任国民党高桂滋部野战补充营营长，带兵途经富平时，我富平县工委书记邵武轩将40多名义勇军青年交给

    他，同时派师源、刘茂坤进入该部，以便长期做胡的工作。后来，师源到西安后，因调于学习暂时离开了胡部。

    抗日战争爆发后，胡景译深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担忧，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十分不满，他多次在前线坚持抗战，引起上司不满，结果被调离前线。

    1944年春，胡任国民党第十七军二五二团团长，率部在甘肃固原驻防。当时师长任子勋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封锁边区的政策，要求胡景锋奉命封锁边区。

    胡很气愤，拒不执行命令，并直接拜见军长高桂滋，说：“现在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大敌，我们不去打日本鬼子，为什么要封锁共产党。

 第26章

    共产党的军队对抗日是有功的。”

    高桂滋说：“这是委座的命令。从长远看，对我们威胁大的不是日本，而是共产党。你要认清形势。”

    高景铎也直言相劝：“国民党不得人心，迟早要垮台的。而共产党现在日益壮大，势不可挡，我们还是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留条后路吧！”

    “要我与共产党友好相处，那不可能。”高桂滋态度很坚决。

    胡景铎一气之下，告假还乡，并在关中一带重新组织军队，并于1945年年初到陕北任职。我地下党员刘茂坤也离开了胡部，于1945年2月进入边区，向淳耀县委统战部汇报了自己在胡景铎部队所做的工作及胡本人和部队的思想状况。

    抗日战争刚取得胜利，蒋介石就积极准备进攻解放区，对内排除异己，缩减杂牌，扩充嫡系部队。为了牢牢控制军权，蒋介石还向杂牌部队大量派遣特务，监视他们，这引起了以胡景锋为首的驻陕北国民党官兵的强烈不满。

    他们逐渐认识到，跟着蒋介石，前途只有两条：要么被蒋介石吃掉，要么充当蒋介石的炮灰，被解放军消灭。他想：为了生存，只有投靠共产党，实行起义。

    1946年4月，师源在中共西北局和绥德地委的安排下，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假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榆林探听胡景锋的下落。在榆林，他通过胡景锋的五哥胡景通得知胡景锋已任陕北保安指挥部副指挥，在横山波罗堡驻防。

    为了尽快与胡景锋取得联系，师源回到绥德后即写了一张便条：我有要事和你见面，可否？请速回信。

    他派武启政化装成小商人进入波罗堡找胡景锋。当胡看过字条后，喜出望外，急忙用毛笔在一张信纸上写了三个字：望快来！

    接到回音后，师源即以八路军参谋的身份，借谈判边界问题到波罗堡与胡面谈。胡当即表示：“我再不吃蒋介石的饭了，我要跟共产党走，率部队起义，把部队拉到解放区。”

    “我早就等你这句话了。我代表共产党欢迎你，欢迎你们的部队。”师源非常高兴地说。

    “这次起义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我希望你回去后向习仲勋汇报，并请共产党派人进来，支援我们部队枪支、弹药，协助做起义的准备工作。”胡说。

    “没问题，我们尽全力协助你们。”师源让胡放心，并与胡确定了联络人员及联络的办法。

    习仲勋在绥德听了师源的汇报后，立即组织地委的同志共同研究了协助胡景锋部起义的准备工作。根据胡景锋的要求，西北局先后给胡部派进去30

    多名同志，并提供了一些枪支、弹药和活动经费。派进去的同志，于6月底以前陆续进入胡的部队。他们根据分工，下到各个连队，有的当兵，有的当班排长，从不同角度向士兵和连排军官做工作，联络起义人员，培养起义骨干，掌握部队动态，做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胡景铎按照共产党的指示，对所属部队的人员特别是大队（营）以上军官进行了全面分析，确定了可以依靠的对象、可以争取的对象以及需要提防的顽固分子。他通过多种途径向可以依靠的对象交底，让他们再联络起义力量。而对顽固分子，则封锁消息，监视他们行动，防止他们告密。我党派进去的同志还和保安指挥部参谋姚绍文一起，把思想比较倾向革命的战士、班长集中起来，举办训练班，进行民主和反内战的教育，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训练班结束时，胡景铎还找每个人谈了一次话，使他们心中有数。

    6月26日，蒋介石发动了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中央西北局于7月1日在延安花石贬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习仲勋、马文瑞、李卓然、马明方、张德生、贾拓夫、欧阳钦以及范明等领导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讨论了当时的形势和我党对付蒋介石全面内战的方针，并研究了组织横山起义的条件。

    多数同志认为，组织横山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基本成熟。从政治上看，横山起义可以证明人民是要求和平的，就是国民党内部也不是铁饭一块，也有一些部队对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不满。从军事上看，洛川以南为胡宗南大军盘踞，随时可进攻延安；北边榆，横敌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力量薄弱，但如配合行动，也会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石湾、高镇、武镇三地，像一把利刀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而且战时部队也少回旋余地。不拔除这个钉子，终必受其影响。从起义部队来看，胡景铎部有一定的思想基础，依靠我党我军态度很坚决，加上胡景铎在陕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些特殊关系，不易引起怀疑，因而起义成功的把握较大。会议决定组织横山起义，派当时任中共西北局自区工作处处长的范明同志直接同胡景锋协商起义的具体事项。7月下旬，范明到绥德，向地委传达了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和开展北线工作的计划，并组织做好进入胡部的各项准备工作。

    8月初，国民党榆林特务机关发现胡景铎频繁与我军接触，并在部队中开办训练班，便向榆林国民党第二十二军副军长兼陕北保安指挥部总指挥胡景通密告胡景铎最近的行动可疑，要求对胡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胡景通接到告密后，并没有找他的弟弟谈话。他想：即使他弟弟有投靠共产党的企图，找他谈也未必了解真相，要了解实情，只有从部队中调查，才能抓住把柄。

    于是，他把驻横山的中层军官逐个召到榆林谈话，了解其弟胡景铎最近有些什么动向，但由于事先工作做得周密，胡景通没有抓到其弟的把柄。不过，针对国民党的注意，起义部队根据党的指示，采取了相应措施，做好了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

    9月中旬，范明化装成富平县立中学的教员进入波罗堡。他将习仲勋的亲笔信交给了胡景铎，向他传达了共产党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关于组织横山起义的决定。胡听后，完全同意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和西北局的决定，表示自己就是在要党暂时困难的时候参加革命。两人商定了起义的十条计划：（1）起义日期为1946年10月10日。

    （2）起义部队番号称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

    （3）在起义部队中建立党的组织，由胡景锋提出名单报中央批准。

    （4）提出了起义后的干部任职名单。

    （5）确定了在起义时由我方派出接应部队。

    （6）拟定了起义的行动计划。

    （7）决定了起义的口号是：打回关中去，驱逐胡宗南。

    （8）制定了起义后的三种方案。一是乘势夺取榆林；二是只解放无定河以南地区，使榆林之敌失去屏障，直接暴露在我军威胁之下；三是一旦出现不能控制的情况，胡景锋立即撤出原防，率领骨干进入边区。

    （9）起义中的其他问题，如扫除地方反对组织，监视、扣压反动军官等。

    （10）联络办法。

    第二天，范明返回边区，直接向习仲勋和张德生同志汇报了起义计划，并向毛泽东主席作了汇报。毛主席点头批准了这个计划，并决定乘势夺取榆林。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决定，我西北局与北线总指挥王世泰、政委张仲良等一起研究了配合起义的战役部署，调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新四旅、警备第三旅等部队配合。

    10月初，胡景通突然召胡景锋去榆林。但胡景通并没有抓到证据，所以胡景铎在起义前安全返回了。由于我军调动需要时间，加上一些准备工作没有做好，原定计划10月10日起义的计划推迟了。10月11日，共产党通知驻横山境内各点准备起义的部队，起义时间为10月13日。

    10月12日晚，驻石湾的部队首先行动。石湾位于横山县东南方向大理河北岸，南与子长县交界，是延安经子长到榆林的咽喉要道，也是伸入我解放区腹部的一个突出部，敌人称其为南线要塞。敌保九团团长张子亚及团部和一个大队在石湾驻防，总兵力600多人。张子亚是总指挥胡景通的亲信，在蒋介石举办的庐山特别训练班受过训，对国民党很忠诚。而保九团少校团副张亚雄和少校军需主任范止英以及机枪中队上尉中队长许秀岐等人，一直对上司不满。起义前，胡景铎曾多次到石湾，向他们了解情况，向他们交底，共同分析研究了要依靠的对象和应提防的顽固分子，对起义的准备工作作了详尽的布置和安排。

    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亚雄等人乘团长张子亚丧妻之际，极力促成他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女子。张子亚得到一个年轻美貌的妻子，整天与妻子情意绵绵，无心工作，便将军务都交给张亚雄承办。张亚雄对妨碍起义的敌对分子以各种借口能调换的调换，能派差的派走，并将石湾街道上的狗都赶到山上。起义部队在石湾城东门北边，特意挖了一条暗道，供解放军进城用。

    10月12日晚，张亚雄出城外和我接应部队的负责人、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接头。按预定时间，张当晚带两个营的解放军至石湾东门北边的暗道前，范止英、许秀岐已在洞旁等候，互相介绍后，我军即由暗道进城。

    当我军成批部队臂缠白毛巾从暗道涌向城内时，被在东门北边的敌一中队一名士兵发现，这位士兵当即返回报告，一中队中队长马上下令部队向我开火。

 第27章

    起义部队见事已暴露，一面用火力压住一中队的反抗，一面打开东门。

    城外的解放军一拥而进，很快控制了制高点，将所有抵抗分子全部缴械，并包围了张子亚的团部。

    第二天，范止英到团部规劝张子亚：“团座，解放军已经包围了团部，希望你同我们一道投靠共产党。”

    张子亚无可奈何，只好听命。

    我绥德分区副司令员高朗亭决定留下一个营，协助石湾起义部队做善后工作，亲率一个营开往高镇。高镇是石湾通往波罗堡的必经之道，是西线起义的中间环节，这里易守难攻，保九团中校副团长秦悦文率一个大队在此驻守，并负责吴家园侧面的防务。

    起义前，胡景铎曾到该部找秦悦文，秦表示愿一起行动。10月13日下午，胡景铎派人送一封密信给秦悦文：现在决定起义，具体行动方案高朗亭副司令到高镇后告诉你。

    为了使部队得到有效控制，秦悦文把通信员喊来：“立即通知各据点连以上军官晚上7点到大队部开会。”

    晚上7点，连以上军官都到了大队部，秦悦文派士兵在会场外面站了岗，并告诉警卫人员：没有他的允许，不准放任何人出去。

    “今天，把各位找来，是要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将决定我们部队的前途，也决定你们每个人的俞运。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坚持打内战，不得人心，我们不能做历史的罪人。我们决定投奔共产党，今天晚上举行起义。你们当中有没有不愿意的？”秦悦文说完，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全场，没有人吭声。

    “我赞成起义！”突然，一位连长站起来，坚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他的话音刚落，其他军官陆续站起来，表示拥护起义的决定。

    “那好，我们现在就迎接解放军进城！”秦悦文很高兴地说。这样，高镇、吴家园侧的700余国民党官兵全部起义了。

    13日晚上，在起义主要领导人胡景铎指挥部所在地波罗堡，胡景铎将事先确定的敌对分子逐个召集到指挥部，下了他们的枪，将他们软禁起来。并派兵抓获了波罗堡的反动地方头子。随后，胡景铎亲自到波罗堡城外，迎范明、师源和解放军入城，并由解放军换防。至此，横山起义宣告成功，胡景铎发表了《反对蒋胡卖国、内战、消灭异己，拥护邓宝珊将军等为和平建国奋斗》的通电，宣布退出内战。

    10月14日，党中央、西北局发来贺电，任命胡景铎为西北民主联军骑兵第六师师长，李振华为参谋长，张亚雄为第一团团氏，魏茂臣为第二团团长，杨汉三为第三团团长，姚绍文为副参谋长，范明为政治部主任，师源为副主任。

    我配合部队于13日在东线扫清了镇川及武镇外围，14日全部占领以上两镇及鱼河堡，15日攻克万佛洞，完成东线战斗。我包围横山县城的部队13日将驻横山县城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军王勇清骑兵团包围，14日攻击未克，15日胡景锋派人带信劝降王勇清，16日王勇清到波罗堡，表示愿意起义，横山县城即告解放。

    波罗堡部队起义后，胡景铎命其攻占了五龙山，海流兔庙新编十一旅杨汉三将一连人马全部拉到波罗堡。而偷袭响水堡的起义部队，因叛徒告密，未能成功，只将敌人包围。

    我北线指挥部连夜召开会议，决定用晋绥联防军新四旅、教导旅打主攻，拿下响水堡。

    响水堡守敌被包围后，即向榆林发出求救电报。胡景通接到电报，大吃一惊，他没有想到他弟弟果真率部起义，投靠共产党了，而且这件事来得如此突然。他亲率两个营的兵力增援响水堡守军。

    晋绥联防军获悉胡景通亲率军队增援的情报后，根据中央指示，决定先

    打援，活捉胡景通，对响水堡守敌暂缓攻击。

    20日晚，新四旅、教导旅以一部分兵力继续包围响水堡，大部分兵力投入打援，歼灭了胡景通两个营的援兵，但胡景通逃跑了。21日，攻克响水堡。

    本来，中央原计划继续夺取榆林，给敌以沉重打击。但考虑到邓宝珊部还有争取的可能，加上榆林守敌已作好了准备，所以中央决定放弃原方案，结束了这次战役。

    起义部队按计划，把防区移交给解放军，尔后向武镇集结。10月27日，榆横新区建立民主政权。11月4日在武镇召开了骑六师成立庆祝大会。但是，由于这支起义部队成份较复杂，约5000人的起义部队陆续跑掉一些。党中央为了保存和培养这支部队，于12月初下令南调延安。

    12月17日下午2时，起义部队2100多人到了延安，受到延安军民的热烈欢迎。12月22日上午，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接见了骑六师连以上干部并作了重要讲话。24日下午4时，全师营以上干部在枣园小礼堂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颖超、康克清、习仲勋、王世泰等领导的接见。

    24日晚8时，毛泽东主席出席了欢迎骑六师的大会，他在热烈的掌声之后说：“骑六师的起义，给西北的旧军队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美蒋那只船虽然大些，但是一只破船，一遇风浪就会沉没。我们这只革命的船现在还小些，但是崭新的，能够乘风破浪，胜利前进。欢迎你们下大船上小船，克服困难，将革命进行到底。从现在的情况看，我们有三年时间就可以打垮国民党，我们一定会取得最后的胜利！”

    说完，又是雷鸣般的掌声。

    骑六师经过一段时间整训后，加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序列，增强了我军的力量。

    1946年11月10日，中央军委决定取消晋绥军区之雁门军区，将所辖第五军分区、第十一军分区划归绥蒙军区建制，所辖第二军分区、第六军分区直属晋绥军区领导。同时还决定，取消晋绥野战军和晋北野战军番号，将两野战军部队统一组成晋绥军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其编制序列是：第一纵队，张宗逊任司令员，廖汉生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政治委员朱辉照）、第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政治委员余秋里）。

    第二纵队，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政治委员李铨）、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政治委员杨秀山）。

    第三纵队，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下辖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政治委员罗志敏）、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政治委员盂昭亮）、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克夫兼，政治委员王赤军）。

    11月中旬，鉴于国民党军即将大举进攻陕甘宁边区，中央决定将晋绥军区第一纵队调驻陕甘宁边区，以迎击敌人的进犯。

    六、让出“红都”

    胡宗南出动两个精锐旅入侵“囊形地带”，企图“引蛇出洞”，为进攻延安做准备，没想到“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当胡宗南的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

    然而为了邀功情赏，胡宗南谎报战功，没想到一场闹剧竟给新闻记者揭穿了……

    1946年，是蒋介石最疯狂的一年，也是他开始走下坡路的一年！这年秋天，他突然领着陈立夫、白崇禧等人飞抵西安，还专门到胡宗南东仓门一号官邪去转了一下。他看到，胡宗南会客厅的正面，悬挂着他与孙逸仙当年在中山舰的合影，下面是他的签字：蒋中正赠。他心中很得意，胡宗南这个自己培植起来的亲信是追随他的。

    在西安绥署总部，蒋介石一行召集胡宗南、李铁军、罗列、董钊、盛文、刘戡等人进行密谈。蒋介石说：“今春以来，我们出动数百万军队，对共匪实施勘乱，可以说全面出击，打得共匪无处藏身。将士们都很努力，当然也包括在座的诸位。为了保卫大西北这座堡垒，保卫抗战成果，完成民族革命，你们正在进行艰苦的奋战……”

    蒋介石之所以极力鼓吹所谓的大好形势，是为了稳定大家的情绪。其实，1946年，蒋介石出动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内战，十来个月的时间，就被人民解放军吃掉了35个旅，机动兵力明显不足。现在，他已决心在西北向共产党的指挥中枢——延安发起进攻。他继续说：“大西北固若金汤，三十四兵团占领北平，这是我们党国的光荣。但是，我们局部也有些失利，美国在给予军援方面最近也有些麻烦。还有人借口指责我们军事上无能，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危机四伏……这真令人愤慨！因此，我和立夫以及中常委商定，下一步准备于两件大事，一是准备召开国民大会，搞民主选举领袖，看我们是否还为全民所拥戴？二是下决心攻下共匪最顽固的保垒——延安。我们这次来，就是希望西北将土振起反共精神，负起攻克延安的艰苦卓绝的使命，使西北成为我们反共救国的一个中心。”

    蒋介石谈到这里，胡宗南插话说：“委座，我们已制订了一个引‘蛇’出恫，进占延安的详细计划。”

    蒋介石眼睛一亮，忙说：“快说说看。”

    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马上汇报：“我们总的意图是吸引陕甘宁主力于陇东，形成决战态势，而乘机袭击延安。具体来说，就是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向陇东的庆阳、合水进攻，将延安主力部队引出”洞“来，然后轻而易举地占领延安。……”

    蒋介石听完，脸上露出了笑容。他针对这一计划说：“对延安作战的关键是消灭共匪的有生力量。

 第28章

    据可靠情报，延安兵力加起来，也不过几万人，你们可以出动十倍于他们的兵力，以压倒多数消灭对方。他们是小米加步枪，你们是飞机大炮加机枪，应当充分利用这些优势，给共匪以重大杀伤。共军就那么几个旅，好打！我看，有三至六个月时间，这战场，这天下，又是另一个样啦！现在你们要着手准备，务求必胜。”

    蒋介石早就视延安为“眼中钉”，他觉得现在是拔除它的时候了、为此他寄希望于他的得意门生、嫡系同乡胡宗南。

    国民党的重点进攻政策是重点进攻陕甘宁边区。因胡宗南集团在陕甘宁

    解放区南线仅有六个旅，为完成进攻准备，胡宗南决定首先夺取位于陕甘宁边区南面的突出部，以消除进攻延安时侧背之威胁。

    这个突出部是陕甘宁边区的关中分区，从宜君向南折经同官（今铜川）、耀县，向西经淳化再向北折经旬邑至甘肃的正宁，形成一个向南的囊形。以马栏为中心，宜君、正宁为袋口，国民党军称之为“囊形地带”。

    这个“囊形地带”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它像一把尖刀直插国民党的关中地区，对关中、陇东两大地区的各个城镇和陇海铁路西段以及陕甘宁公路交通线构成严重威胁。而陕甘宁边区利用这个地带的缺口捷径进出一切物资，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边区的经济封锁。蒋介石、胡宗南对这个“囊形地带”十分头痛，早就想侵占，只是因为时机未成熟，未敢贸然动手。

    现在，蒋介石已决定向延安大举进攻，因而夺取这一地带就显得特别重要。蒋介石想，为了便于从陇东、关中和晋南向宜川、洛川一带安全集结军队，消除进攻延安大军左侧背的威胁和保证后方补给线的安全，这块“囊形地带”非夺不可。

    1946年12月31日，胡宗南以整编第十七师之第四十八旅、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整编第十五师第一三五旅及两个保安团，先后占我关中军分区西坡店、巩家斜、长舌头、武王山等地，后扩大占领区，进占我关中要地。为恢复与巩固关中分区，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以新编第四旅及警备第一旅第三团，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向进入关中分区之敌展开反击。

    1947年1月17日，警备第一旅第三团攻占旬邑城，歼敌一部。敌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驰援，我即以新四旅及警一旅第三团分三路向宁家至金池之敌碉堡线攻击，26日攻占黄甫、梁庄、白子头、金池、龙高等据点，突破敌70余里封锁线。敌又以淳化第一二三旅第三六八团及进入旬邑之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三团从南、北向我进攻，企图夺取梁庄，恢复封锁线。29日，敌三六八团抵通润，一四三团进至金池、龙高线。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歼灭敌三六八团于梁庄附近，遂以警备第七团于魏家机动防御，诱敌至梁庄附近后固守梁庄；以新编第四旅第七七一团于高家方向截敌退路，并侧击其一翼；以新四旅第十六团位于黄甫、腰里之线阻敌一四三团前进。

    1月30日，敌向我发起攻击，敌第一四三团被阻于黄甫、腰里，敌第三六八团分两路攻占魏家后，向梁庄攻击前进。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警七团将其诱至梁庄附近展开抵抗，新四旅第七七一团分三路对敌合围，将三六八团包围于宁家、梁庄之间，经激战，将其团直属队及两个营93o余人全歼。敌军攻占关中的计划破产。

    胡宗南在第一次攻击关中失败后，又抽调兵力准备再次进犯。1947年2月9日清晨，胡宗南乘专车来到三原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召集参加对“囊形地带”作战部队旅长以上的军官举行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参谋处长汪承钊、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参谋长文于一、整编第三十六师师氏钟松、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整编第十二旅旅长陈子干、整编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整编第四十八旅旅长何奇、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以及其他高级幕僚共20多人。

    胡宗南主持会议，他首先讲话：“诸位，我们要消灭共产党，就必须消灭它的武装力量。而要达到这一目的，最重要的是拿下他的心脏地区延安，消灭陕甘宁边区的主力军，摧毁它的首脑机构。委座已要求我们尽快进攻延安，彻底消灭共匪。我相信，可

    以在两个月内解决陕甘宁边区的军事问题，六个月内消灭整个共军，解决全国对共军作战的军事问题。

    “当前，我们要首先夺取‘囊形地带’，这一战关系到尔后我军向延安进军能否顺利，希望大家努力达成任务。下面请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文于一向大家报告作战计划。”

    文于一马上站起来，走到墙上挂着的一张军用地图前，比划着对大家说：“为了达到消灭‘囊形地带’内共军的目的，我们拟采取四面合围的战术。以整编第二十四和整编第四十八两个旅分别从宜君西北及正宁东南，以果断迅速的行动，插入‘囊形地带’北端，以一部兵力占领要点，封闭袋口，堵截南下救援和从囊内北撤的共军：以主力控制马栏以北通向延安的主要道路东西两侧，准备截击共军。军主力同时从东、南、西三面迅速推进，包围囊内的共军而歼灭之。军预备队部署庄宜君附近，以便进出袋口以北地区，联系封锁袋口的部队，截击共军南下救援部队，以期一举而获全胜。

    对这个方案，大家有什么意见请提出。“

    文于一刚讲完，西安绥署副参谋长薛敏泉站起来说：“我个人认为，这次作战的目的主要在于迅速夺取‘囊形地带’，从东、南、西三面向该地区发起进攻，堵塞袋口似乎没有必要。”

    文于一马上解释说：“我们的这个方案主要看眼于两个方面。一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二是夺取战略要地。只有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才是真正的胜利；否则，即使夺取了地方，也只是一种不可靠的胜利，甚至可能招致严重的后果。既然我们调集大军向‘囊形地带’进攻，要隐讳下一步必将进攻延安已不可能。同时，对延安的进攻，也不可能在这一战役结束后立即发动。所以，应以歼灭共军的有生力量为主要目的，采取四面合围的态势，而不应放开袋口，任其撤退。”

    薛敏泉还是坚持他的观点，并与文于一争执起来。这时，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长钟松起来发言：“我认为文参谋长讲的有道理，我们应以歼灭共军有生力量为主，袋口不能放开。”

    还有几个师、旅长见会上出现了争论，也私下嘀咕着，有的想站起来发言。胡宗南见气氛不对，忙用手做了一个暂停的动作，接着正言厉色道：“好了，不要再争了。我看，薛副参谋长提出的意见有道理，就照他的意见办，一切责任由我承担。军预备队部署在三原附近。所有参战的部队统归刘军长指挥，14日拂晓开始攻击。会后大家立即着手准备，现在散会。”

    到会将领都知道胡宗南的脾气，皆相视无语，旋即返回防地做准备去了。

    胡宗南之所以不同意军部的作战方案，其用意很明显：他只想在自己的部队不受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占领延安，把西北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迅速结束陕甘宁解放区的战事，以显示他的部队的力量，并向蒋介石邀功取宠，提高他个人的地位。

    2月14日拂晓，按照胡宗南决定的作战方案，刘戡命令部队从三面开始向“囊形地带”进攻。当胡宗南的部队进入这一地区时，原在该地区的陕甘宁部队新四旅早就从容主动向北撤走了。除胡宗南的第十二旅在爷台岭一度与解放军掩护撤退的部队发生战斗外，几乎没打什么仗。胡宗南的进犯部队除了占领这块地方外，什么也没有得到。

    胡宗南旋即命令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该师（欠第一四四旅）和整编第十七师所属之第四十八旅（欠一四四团）向陇东庆阳、合水进军，企图吸引我军西调，然后集中主力袭取延安。廖昂率领的这支部队均系胡宗南的精锐，共15000余人。

    廖昂接到命令后，当天下午召集团以上军官训话。他先讲了进攻陇东的战略意义和目的，接着宣布：我们决定兵分两路，第二十四旅进攻庆阳，第四十八旅进攻合水。2月10日，中央军委为了统一作战指挥和提高作战能力，决定以进驻陕甘宁边区的晋绥军区第一纵队及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辖新编第四旅、教导旅、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三旅等部组成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共2.8万人。张宗逊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除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及延属分区独立团守备黄河以西、咸榆公路以东富县、临真地区，保障延安之安全，警备第一旅收复关中地区并坚持斗争外，野战集团军指挥部决心集中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警备第三旅（缺第七、八团）打击进犯陇东之敌，相机出击关中国民党区。

    2月28日，何奇率领的第四十八旅进占赤城镇。驻守该镇的解放军主力已安全转移。3月1日，第四十八旅没有经过任何战斗到达板桥，正准备宿营时，突然又奉命向合水进发。由于天色昏暗，人疲马困，夜渡马莲河时有不少人坠河而死。渡河后又沿山沟往源上爬，一路尽是羊肠小道，沟深壁陡，所以行动缓慢，到3月2日下午4时许才进抵合水。何奇的部队到达合水时，只有东北角山头有机枪向部队扫射，但很快就撤走了。

 第29章

    何奇令部队搜索全城，结果仅发现一个老汉和一只山羊。到黄昏时，何奇的部队在合水宿营。大约薄暮时分，突然爆炸声迭起，何奇急忙命令部队抢占阵地，做好战斗准备。

    整个部队像惊弓之鸟，惶惶不已。过了约一个小时，才发现是几名士兵在搜寻食物时，不慎触发地雷，算是一场虚惊。何奇得知实情后，气得大骂：“真他妈的几个废物！”还没待何奇旅长定下神来，军座又来了新的电令：第四十八旅在攻占合水后仍由原路撤回宁县。

    何奇急忙召集旅部负责人研究退路，多数人认为，经西华池到宁县是一条捷径，昼夜兼程一日可达，最后决定经西华池南下。

    西华池位于合水县南源上，是陕甘宁边区合水县的一个城镇。镇内南北大街长达2华里多，商号居民共约1000户。该镇北通甘肃陇东各县，南通陕西关中，为陕甘两省货物集散重地，商业比较繁荣，物资丰富。从地形来看，西华池和陇东其他地区一样，具有高源沟壑地区的特点，镇东西两侧都是南北向的大沟，在军事上利于防守，而不利于进攻。

    何奇令第一四二团为前卫，先到西华池宿营，了解情况。3月3日下午，第一四二团到达西华池后，所见到的情景大大出乎团长陈定行等人的意料。

    只见街上熙攘行人，闲情自若，似乎对国民党部队无所畏惧。何奇得到陈定行的报告后，以为万事大吉，马上率主力于3月4日赶到西华池。何奇夹在人群中到处巡视，显得特别高兴。他走进一家酒楼坐下，毫无戒备之心，并邀请陈定行等几个团长一块吃饭。第一四二团团长陈定行想：国民党部队进入解放区已5天，所过村庄，几乎都是人去家空，而来到西华池情形大不相同，甚至比碉堡线南正宁县城还热闹，而且街道上群众往来川流不息，地方绅商殷勤招待，情形有些可疑。他对何奇说：“旅长，我看这里情况异乎寻常，应该提高警惕，最好马上离开，免生意外。”何奇从来骄傲自大，自夸是日本士官炮科毕业，是胡宗南手下有数的高级军事人才，向爱自我吹嘘，

    常自比孙吴，有“何大炮”之称。这时听到部下建议，毫不在意。酒过半巡，何奇说：“现在离天黑仅两个小时，即使急行军也赶不到封锁线，我决定第一四二团继续前进至七里店宿营，其余部队在此宿营。”他刚说完，一四二团情报员进来报告：今天中午此地从东北方向探亲回来的人说，在途中遇见从西华池撤走的解放军，解放军叫他告诉西华池老百姓不必逃走，解放军就要回来的，并说距此20余里的山沟里驻满了解放军。

    何奇认为此情报不可靠，并说：“陇东共军仅三五八旅和少数地方部队，如果真增加了部队，很可能是由延安方向驰援的，若果真是这样的话，那我们声东击西的目的就算达到了。”

    饭后，何奇让陈定行率前卫先离开西华池。当陈定行启行时，副旅长万又麟说：“何大炮刚愎自用，说不定你我都得陪着他送死哩！”

    陈定行说：“是啊，我们还是小心一些为好。”说完就上路了。

    我军侦悉敌第四十八旅南撤至西华他的情报后，中央军委于3月2日电令陕甘宁野战集团军：“集中全力歼灭其一部，即可推迟敌进攻延安计划”，“迅速消灭敌四十八旅，我主力转向关中，歼守备之敌”。

    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指挥部遂以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和新编第四旅进攻西华池。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除以一个团对板桥之敌防御外，其他部队随第三五八旅机动；警备第三旅第五团向赤城方向警戒。

    何奇这次取道西华他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为了抢劫粮食，搜掠物资，大发一笔横财。因此，大部队到达西华池后，部队只顾找仓库，掳掠粮、盐及其他物资，谁也没把派遣警戒当回事。

    当天黄昏时候，旅属战车防御炮连排长唐清永带士兵数人到镇东沟边场上给骡马弄草，发现沟东边路上行人来往不断。他立即向连长阎进杰报告。

    阎进杰得到这一报告后，亲自带了几个人到沟边仔细察看，并立即电话向旅长何奇做了汇报。

    很快，旅作战科长王国珩带了几个参谋前来侦察。这时，从沟底走上来一个者汉，王国珩和阎进杰等人立即将其拦住：“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老总，我是老百姓，是奉命给你们部队送草料的。”老汉有点害怕。

    王国珩又问：“沟东边有没有解放军？”

    老汉说：“解放军正在沟东八里远的九龙川做饭吃，人多得很。”

    王国珩说：“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请现在跟我们走一趟。”说完，将老汉带回了旅部。

    何奇亲自盘问了老汉后，也来到沟边察看，对阎进杰说：“你们在这里设一个排哨，把住这条路口。有什么情况及时向我汇报。”接着，又靠近阎低声说：“刚才西安绥署来电报，据飞机侦察得知，我旅由合水出发后，有大批解放军在我旅东侧10里左右跟进，送草的老汉谈的情况可能是真的，你对沟东边来人要特别注意检查。但这一情况一定要保密，不要扰乱军心。”

    当时任国民党整编第二十九军第十七师第四十八旅旅属战车防御炮连连长阎进杰后来回忆：晚上9时许，排哨所发现有四个人匍匐前进。当发觉时，已接近距哨兵约20公尺，哨兵当即开枪射击，四人投掷了二个手榴弹，即下沟去了。何奇

    听到枪声，派副官处长张奎武来询问情况。张叫我连人员武器进入阵地，做好一切战斗准备。但何奇总认为这是局部的扰乱性质的活动，因而对其他部队没有进行相应的布置。他总是过低估计解放军的力量，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在这种思想指导下，终于造成了全旅在西华池惨败的结果。

    当天夜间，阎进杰命步兵排全部进入排哨阵地，二排排长唐清永指挥两挺重机枪在连部后院门外进入阵地，准备以火力支援排哨，封锁东沟的路口。

    3月5日晨，排哨突然遭到解放军密集队形的攻击，同时战车防御炮连的后院也遭到解放军炮火轰击。激战三小时，战车防御炮连伤亡大半，排哨伤亡殆尽。阎迸杰即向何奇请求增援。但天快亮时，各部队都发现情况，第一四三团在大街北段奉何奇命令坚守阵地，第一四二团被包围在距西华池约八里的村庄，两部都不可能派部队来援。解放军夺取排哨后，直扑敌辎重营住地，并于天明时打垮辎重营，解放军主力全部突入西华池，大街中部北段街道全被解放军占领。这时敌旅部和第一四二团、一四三团的电话线已中断，完全失去联络，形成了各自为战的局面。

    战至上午10时，敌旅直属部队已伤亡过半。炮火稍息时，何奇派来通信连的一个步兵排支援战车防御炮连，并令炮连转移到街西，占领旅部北（骑兵排驻地）堡子门坚守；令辎重营和第一四三团放弃街东地区，撤到街西地区固守待援。

    当战车防御连向堡子门转移时，骑兵排已全部垮下来了，敌旅部侧背受到严重威胁。

    大约11时，解放军发起了第二次攻势，堡子门守兵几乎全部被打死。何奇手头控制不了部队，一时像热祸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圈圈。他时而登上旅部大院的门楼，想等来第一四二团，但不见影子；时而登上北房房顶观察第一四三团和辎重营等方面的情况。正当在何奇在房顶察看时，一颗机枪子弹射中了他，何奇带伤退回房间。他叫副旅长万又麟把第四十八旅在西华池被围情况立即电告胡宗南，请求速派援解围。

    胡宗南接到电报，非常气愤，当即回电：作为旅长，你不听指挥，擅自行动，造成如此被动局面，现在必须死守西华池，别无他路。何奇看完电报，长出了一口气，闭目不语，几分钟后便一命鸣呼了。

    万又麟见旅长死了，怕控制不了局面，要求旅部知情人员封锁消息，并立即召开部队军官开会，宣布：“目前战况十分紧张，现在由我负责指挥全旅作战，任何人不得弃守阵地擅自后退，违者严办！”

    同时，万致电西安绥署：西华池危急，请从速派援解围。

    当天下午，胡宗南复电：先派飞机助战，另有大军前来解围，望固守待援。

    5日中午，胡宗南派来的飞机空投粮食和弹药，由于整编第四十八旅被打得七零八落，龟缩镇内，阵地狭小，空投很难准确，部分粮弹落入解放军阵地。

    下午1时许，敌第一四二团由南边冲入西华池，第一、二营当时接替了战车防御炮连的阵地，第三营企图击退攻入大街中段和北段的解放军，以便与第一四三团会合。经过反复争夺，解放军主动放弃了几个阵地，但第一四二团伤亡惨重，大部分是被子榴弹炸死炸伤的。

    薄暮以后，胡宗南派来的援军还未到来，几位团长都向万又麟建议：夜战是解放军的拿手好戏，晚上解放军很可能偷袭我们，我们最好乘夜突围，

    保存实力。

    但万认为，第一四三团正在包围之中，其他部队突围出去，也不一定能够安全跑脱，特别是绥署命令死守待援，万一突围失败，没法向胡宗南交代。

    因此，命令各部队务必坚守阵地，等援解围。

    夜幕降临后，我第一纵队和新四旅发起全线总攻，炮声隆隆，硝烟滚滚，杀声震天。

    敌第一四二团阵地上的守军抵抗不住，很快垮了下来，向南逃跑，敌团长、营长一直在制止，但无济于事，等跑到西华池镇外，才停下来。

 第30章

    由于天黑，解放军没有跟踪追击。团长陈定行怕擅自撤离阵地要杀头，又命令各营率领部队恢复原阵地继续抵抗。

    第一四三团正面阵地在解放军的猛烈攻击下很快被突破，团长杨荫寰急电向陈定行求援，但陈定行已自身难保，哪有心思和力量去救援第一四三团呢！

    解放军愈迫愈近，“缴枪不杀”的喊话声吓得第四十八旅官兵心惊肉跳。

    第四十八旅守兵伤亡过半，而援军迟迟没有消息，旅部即将覆灭，万又麟妄图做最后的挣扎。他命令配属的重迫击炮连以两门美式重迫击炮对准西大街中段的解放军占领区，从北向南进行面扫射。他们气急败坏，不仅炮击共产党的部队，而且不管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和商民、百姓、伤员、民夫等人的性命，连续发射了100多发炮弹，其中不少是燃烧弹，一时火光四起，满天通红，人喊马嘶，很多人被炸死炸伤或烧死烧伤。

    解放军见敌人野蛮地炮击，再加上地形不熟悉，侦察不周，未能集中兵力连续攻击，暂时撤出村外，敌第四十八旅旅部才转危为安。后因敌顽抗待援，加上敌第二十四旅正赶来增援，陕甘宁野战集团军命令攻击部队撤出战斗。

    3月6日凌晨，西华池西南角突然出现联络号声，这是留守板桥的第三营已赶到西华池。又过了一会，万又麟接到军长刘戡的电报：“驰援的第二十四旅已过宁县”。万又麟顿觉有了一线生机。正在庆幸之时，枪炮声又在大作。万立即命令各部队顽强坚守，等待援军。但枪炮声响了一阵子后没有了，经侦察才知解放军的大部队已安全退却了。

    3月6日上午，当第二十四旅赶到西华池时，解放军已不见了。凶恶残暴的万又麟，在命令各部队撤出西华池之前，下令将镇上的男人一律拉走，抬运伤兵。对认为形迹可疑的老百姓立即送到旅部，经盘问，凡承认是由宁县和合水带来的民夫，并经部队认领后才算没有问题；如果说不出所服务的部队番号，且无部队认领的，就认为是化装隐蔽在镇里的解放军，令特务连把他们拉到后边大沟枪毙了。他在撤出西华池时，对被打死的官兵尸体都未掩埋，重伤兵只抬出来一部分，还遗弃了一部分。

    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协同第四十八旅残部，匆匆拖出何奇死尸，离开了西华池。胡宗南曾电问张新：“救出何奇没有？”

    张新回答：“已救出来了。”

    在路上，胡宗南的参谋又电问张新：“你不是说何奇救出来了吗？胡长官已得知何奇已死，这是怎么回事？”

    张新在报话机上说：“胡先生没有指示‘救生不救死”，既死不能复生，我总算完成任务，救出何奇来了。“

    胡宗南这次出动两个精锐旅，损失了一个，真是“偷鸡不着蚀了一把米”。

    胡宗南虽然痛心，但还是硬着头皮说：“不过是老虎头上拔了一根毛！”

    对于进攻延安，蒋介石既心急，又心虚。1947年2月底的一天，蒋介石曾在其豪华官邸紧急召见了国防部长白崇禧和参谋总长陈诚。

    白崇禧和陈城一进屋，蒋介石没待他们坐定就单刀直入地问：“你们对延安的攻势准备得怎么样？”

    “进攻延安的准备工作早已完成。”陈城很有把握地说。“我们一等共产党在各地的人员撤回巢穴，立即给他来个一网打尽。”

    “好，要限令他们尽快滚蛋，如果到期不走，格杀勿论！”蒋介石急切地说。

    2月28日，国民党首都卫戍司令部致电中共南京联络处代表：梅园新村十七号中共南京联络处及代表周公鉴：自贵党拒绝和谈关闭和谈之门，责党军队公开在各地进兵，处处攻击国军，而贵党人员又在各处散布谣言鼓动变乱，本部为维护地方治安，请贵处将留居木京人员于本年3月5日前全部撤走，并将驻京人员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职务，造名册送往司令部，以便护送离境，特此电达到系！

    首都卫戍区司令部2月28日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也向共产党联络处发出了类似的“通牒”，几乎都是一样的腔调：诬蔑共产党拒绝和谈，制造内乱，为确保治安，限期3月5日前撤离。

    迹象表明，蒋介石要大兵进犯延安了。

    2月底，胡宗南同其参谋长盛文抵南京，向委员长汇报进攻延安的情况。

    “拿下延安，你有把握吗？”蒋介石无不担心地问。

    “绝对有把握！”胡宗南很自信地回答，接着列举了双方的兵力和装备情况。

    蒋介石听了胡的汇报，很满意地点了点头。随后又问：“你还需要什么吗？”

    “我希望在作战期间，请空军全力支援。”胡宗南说。

    “那没问题，我已命令空军尽快制订计划。”

    国民党国防部在仔细研究了胡宗南攻击延安的计划方案后，认为比较妥善，并得到蒋介石的批准。胡宗南得意地回到了自己的指挥所，心里想着：只要拔掉了延安这个钉子，我胡宗南就名扬天下了。

    1947年3月10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偕同副主任裴昌会、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抵达洛川县城。洛川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前方指挥所所在地，胡宗南要在这里召开进攻延安的军事会议。

    11日上午，洛川这座平日很平静的小城显得很神秘，全城突然实行戒严，兵车不准高声按喇叭，每天上城赶集的老乡不得通过城内要道。

    在洛川城西北角的洛川中学内，停满了雪佛莱、美式吉普等小车，前敌指挥所主任裴昌会、薛敏泉，参谋处和第四处（交通通讯处）的处长，各军的军长、军参谋长，各师的师长、师参谋长，第七补给区、空军第三军区司令，特种兵部队长等参加了会议。

    会议在一中型石窑里举行。当身体短小，显得十分精悍的胡宗南走进窑洞后，在座的军事要员“唰”地站立起来，一个个身子挺得笔直。胡宗南在

    门口稍稍停顿了一下，向大家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示意大家坐下。

    胡宗南走到会议桌首席，并没有马上坐下，而是操着浓重的浙江口音宣布：“奉委员长命令——”

    刚听到这几个字，军官们忙不迭地要站起来，准备象往常一样听候委员会的命令。但胡宗南拿起双手，朝下扇扇，让大家不要起来。随后继续说：“奉委员长命令，我们要立即将久据延安的共匪消灭掉。延安，是共匪的心脏和老窠。拿下它，共匪就彻底完了。……总裁希望我们加倍努力，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听到这动员式的开场白，军官们几乎同时呼喊：“愿为总裁效劳！”

    胡宗南随后宣布，由薛副参谋长向诸位宣读此次进攻延安的军事计划。

    薛副参谋长起立，走到张挂在室内的作战地图前，介绍陕甘宁边区的共产党军队兵力和判断情况。

    这是一张陕甘宁边区要图，抬头一看，可见两根很粗的红箭头象两条凶恶的毒蛇，从洛川和宜川起步，逐渐向上爬，朝代表延安的红五星扑去！另有两根纤细的红线，从榆林和宁夏向延安扑来。

    薛敏泉手执木棍指着延安一带说：“根据绥署掌握的情况，共匪在陕甘宁的总兵力，正规兵力为警备第一、二旅和一个番号不明的旅，共2万多人，加上地方部队，最多不超过5万人。据判断，共匪的正规军主力在临真镇、金盆湾、劳山一线，部分似在延安附近。"接着，薛敏泉介绍了友军的兵力和部署情况，最后宣布了作战计划：”我们攻击共匪的总兵力分两路。以整编第一军军长董钊为右路军指挥官，指挥所属三个整编师，由宜川经临真镇、金盆湾、南泥湾向延安攻击前进；以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勘为左路军指挥官，指挥该军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延安进攻；另通报甘肃、青海、宁夏的马家军，要求派出一部兵力向庆阳、合水附近进击。左、右两路军作战的分界线为洛川东四十里铺，南泥湾，通延安道路之线，线上属左路军。整编第七十六师师长廖昂率两个旅为总预备队，于进攻开始后策应两兵团作战，整编十七师师长何文鼎率陈子干旅，由洛川沿咸榆公路向北攻击，并注意公路两侧敌情，到甘泉后，担任富县至延安的护路任务，把公路修通，以便物资运送到延安，整编一四四旅留驻洛川担任后方运输护送任务。“

    薛说完后，长长地嘘了一口气，把木棍轻轻地放到桌上，向胡宗南瞟了一眼，然后对大家说：“诸位，看看有什么不明确的，请提出来！”

    此时，室内鸦雀无声，谁也没有打算说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胡宗南做出的决定和计划是容不得别人提反对意见的。

    胡宗南见大家都不吭声，忙补充了一句：“这个计划已经委员长和国防部同意，委座认为很满意。”为了活跃一下会议气氛，他侧过身对裴昌会说：“裴主任，你谈谈。”

    裴昌会被点将似的点了名，急忙将交抱的胳臂分开，说：“本人对计划没有什么意见，完全赞同。”先算表个态，然而说：“需要通报大家的是敌军方面的情况。……”

    最后，他鼓动说：“我们的人马合起来就是34个旅，20多万人马，我们应遵照蒋委员会的命令，胡长官的意图，努力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奠定西北局面。我们胜利有望啊！”

    他的讲话很合胡宗南的心意。胡宗南带头鼓掌，大家也跟着鼓掌。

    看到气氛活跃起来，作为会议主持人的胡宗南又发话了：“都讲讲。

 第31章

    董军长，你说说。”

    此时，董钊正坐在胡宗南右侧的位置上，他皮肤粗黑，额上有层层迭迭的皱纹。这位关中汉子脸色十分阴沉，自听到作战计划后他更是紧闭着嘴。他在同解放军的较量中已深深体会到共军的厉害，对这次攻击行动他更是觉得把握不大。当胡点到他时，他无奈地应付了一句：“没有啥好说的，干就是了。”

    接着，刘戡军长站了起来，提醒大家说：“我们这么多军队行动，延安是不会不知道的。兵法上说：知彼知己，百战不殆。我认为在抵达延安前，不会发生大规模的战斗，可能会发生局部战斗，较大的、激烈的战斗将在越过延安之后发生。那样共匪会从山西调来一两个纵队，在他们有利的地形上进行伏击或抗击。对此，我们应谨防中伏奇_-_書*-*网-qisuu.，万万不可大意！”

    他的发言似乎多少说出了部分人心里的担忧，所以，很多人不住地点头，表示赞同。

    胡宗南马上说：“好！好！刘军长言之有理，切中要害，我们千万不能大意。但是我们也不能顾虑重重，畏首畏尾。目前，共匪处于颓势，我们胜利指日可待。诸位精诚团结，共御国贼。此役事关重大，只能成功，不许失败！”

    在座军官纷纷起立，表示：愿为党国效劳！

    “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从本月12日开始攻击，祝大家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胡宗南与裴昌会交换了一下眼色，想结束这次会议。

    “我想谈点意见。”整编二十七师师长王应尊站起身来。

    胡宗南没想到他还要说什么，也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一时有些发怔。旁边的裴昌会忙向王应尊颔首说：“你讲，你讲。”

    “我认为，进攻延安没有什么问题。但战争准备是胜利的先决条件，由于我部刚从晋南移师河西，给养和弹药都在补充当中，12号进攻时间有些紧张。”

    正当王应尊要继续陈述其理由时，胡宗南打断了他的话：“其他部队是否也有类似的情况？”

    有几个军、师参谋长都说有这个情况，12号进攻有些仓促。

    胡宗南见这个场面，便将头偏到裴昌会跟前，同他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宣布：“那么12日再准备一天，13日攻击，三天内占领延安，向总裁报喜，向六届三中全会献一份厚礼。”说完，起身离开座位，朝窑洞口走去。

    等胡宗南离开座位，大家也先后站起来，打算回到各自部队，赶紧进行战斗准备。此时，听到裴昌会招呼：大家不要急于走，胡长官要与大家合个影，然后会餐。

    听到合影，大家似乎感到有一种不祥的预兆。因为在严酷的战争环境条件下，往往是在重大的战斗行动前合影，但战斗后一些人就再也看不到合影了。

    蒋介石准备进攻延安时，国民党军在西北战场上的兵力共43个旅32万人，除守备新疆的9个旅外，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共34个旅25万人。其

    中，蒋介石嫡系西安绥署主任胡宗南集团的20个旅17.1万人；西北行辕主任张治中，副主任马步芳、马鸿逵集团12个旅6.9万人；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集团两个旅1.2万人。

    西北我军，共有野战部队7个旅。其中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8367人；第二纵队辖第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8650人；教导旅5236人，新编第四旅3441人，共25800余人，加炮营442人，总计26136人。陕甘宁晋绥联防军，辖警备第一旅、第二旅，新编第十一旅，骑兵第六师，共16178人。

    由此看来，敌我的兵力对比约为10：1，我军兵力处于绝对劣势，而且武器装备差，弹药奇缺。陕甘宁边区只有150多万人口，土地贫瘠，野战军的兵员补充和物资供应都极为困难。中共中央在全面分析敌我情况后，确定基本的作战方针是：诱敌深入，必要时放弃延安，与敌在延安以北的山区周旋，陷敌于十分疲惫、十分缺粮之困境，然后抓住有利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逐批加以消灭，钳制胡宗南集团主力于陕北战场，以利解放军在其他战场打击和消灭敌人，收复失地。

    就在胡宗南准备进攻延安的兵马悄悄向洛川、宜川运动时，延安枣庄的电台，就用密码向各部队发出了中央军委的命令。

    1947年3月6日，中央军委电令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谢宫治及大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副司令孙定国，指出：为了确实保卫延安，援救五师（指李先念部队），错乱胡军全部部署，必须出敌不意，袭占阌乡、陕县、渑池、新安，彻底破坏陇海路。要求陈谢率四纵队及二十四旅及王新亭纵队主力共五个旅，于9日全部出动，16日到达黄河北岸，休息两天，19日开始渡黄河，在数日内攻占阌乡、新安等县及洛河以北区域。

    3月7日，中央军委电示张宗逊、习仲勋：内线部队，以警备七团守备交道、茶坊、富县、榆林桥，教导旅守备临真、金盆湾、牛武、九龙泉、南泥湾线，同时在劳山与三十里铺间，南泥湾与三十里铺及其以东构筑第三道防御阵地。

    中央军委指示，内线纵深防御，可能迟滞十天时间，主要依靠陈谢从外线解围，估计陈谢五个旅切断潼洛必能引起变化。但是，要取得外线有效配合，内线防御须有20天坚决抗击，才能粉碎敌人，保卫延安。

    3月8日，延安各界召开了保卫陕甘宁、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战斗动员大会。到会的一万多人，除了尚未转移的机关职工、学校师生以外，绝大多数是从延安周围赶来的农民和民兵。会场上挤的人山人海，红樱枪、步枪以及千万只高高举起的臂膀，表现了延安人民和我军将士对蒋介石的愤怒及保卫延安的决心！

    大会在战斗的气氛中进行。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都讲了话，他们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建立民兵游击队，配合正规军队作战，把胡宗南打出去，粉碎卖国贼蒋介石的进攻！

    彭总在讲话中说：“1935年陕北刘志丹只不过三千人，后来来了一个徐海东也不过三千人，最后中央红军开到陕北，也只是七千人，共计不超过一万五千人。敌人有多少呢？我记得是一百零一个团，三十万人。国共兵力是二十与一之比。可是那时候我们先在南线，再过黄河到山西，后来又回渡黄河到西线，都是无往不胜。打得东北军讲了和去抗日，打得阎锡山心惊肉跳在太原坐不稳，打得马鸿逮损兵折将，打得胡宗南败山丢城，最后蒋介石在

    临潼也受到了教训。今天，胡宗南只有三十五个团，而我们比那时一万五千人就多得多了。“

    讲到这里，彭总停住了，大声问大家：“同志们说，我们能打胜吗？”

    “一定能打胜。”一万多名群众齐声回答。

    “是的，我们一定能打胜的。”彭总望着情绪激昂的群众，显得格外激动。只见他挥动双臂，说：“十一年前我们打胜仗，现在我们打胜仗，将来还要打胜仗！我们一定要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把胡宗南消灭在边区！”

    群众沸腾了，他们高呼：“坚决保卫边区！保卫毛主席！……”广大的妇女也不甘心落后，他们表示：男人到前线去，妇女就做好后方工作，做军鞋，搞土改，坚壁清野，不给敌人一粒粮食！敌人来了，把他们活活饿死！

    大会过后，在人民解放军保护下过了十年和平生活的延安人民，立刻行动起来，他们重新拿起武器，组成农民自卫军，准备打击进犯的敌人。

    延安的备战工作进行得有条有理，一点也不乱。非战斗人员沉着地进行着疏散。在著名的国际和平医院的大门口，一串串的驮载队出发了：驴子背上架了两只垫着羊皮的摇篮，里面安详地睡着婴儿；一些重病号，也舒适地躺在担架床上，由四个人抬着，一步一步地走下山坡。农民们也牵着驴，赶着马，带着零零碎碎的东西，心情沉重地向山里转移着。为了坚壁清野，他们不但把米面口袋和家用器具带走，甚至把咸菜缸都搬到深山里去了。

    胡宗南的几十万大军，利用其优势装备，气势汹汹地杀向边区。延安处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情势之中。

    3月9日下午，军委一局副局长王政柱正在同几个参谋一起，从获得的各种情报中，分析敌人的行动和敌军兵力等情况，突然彭总推门进来，说：“王科长，明天到南线去看看，你准备一下。”

    彭总称王政柱“王科长”，是在太行山时的称呼。那是抗日战争时期，王政柱从抗日军政大学派到八路军总部当参谋，后任作战科长。从1937年起，共有六年时间，王政柱一直跟着彭总，战斗在晋东南抗日前线。1943年春，正当抗日战争进入极为艰苦时期，彭总让王政柱去延安学习。后来，王政柱在中央军委一局担任副局长。内战爆发后，为了给党中央领导同志提供整理作战情况，军委一局在枣园设立了一个临时作战室，王政柱带几个参谋在枣园工作了几个月。后来，彭总搬到王家坪人民解放军总部驻地的那一天，临时作战室的几个同志也奉令迁回王家坪，所以，王政柱又在彭总的领导下工作。

    王政柱听彭总说要去南线，忙问：“得几天时间？”

    彭总说：“胡宗南快动手了，不可能多停，三两天就回来了。”

 第32章

    3月9日傍晚，教导旅参谋长陈海涵接到电话后，立即告诉旅长罗元发：“旅长，彭总明天要来金盆湾！”

    罗元发听到这个消息，兴奋他说：“好！彭总一来可是给我们部队最好的战前动员啊！彭总这次来是为视察我旅战备情况，告诉司令部作好向彭总汇报的准备工作。”

    金盆湾是教导旅所在地，当时中央军委指示教导旅和警备第七团、延属分区第三团组成防御兵团，在东西长约百余华里宽的正面，纵深七八十里的山地设防，准备抗击敌人的进攻。

    3月10日一早，彭总一行就提前吃了早饭，乘坐美军观察组送给的一辆吉普车从延安出发。

    汽车沿着咸（阳）榆（林）公路南驶，在延安的南三十里铺，向东拐上延安通宜川的大道，翻越蟠龙山，便进入名扬中外的南泥湾垦区。往前这时候，垦区是一片人欢马叫的生产场面，可现在，由于蒋介石大军进攻在即，部队不得不加紧备战，老百姓忙着坚壁清野，因而在路边很少见到劳动的人群。

    彭总望着窗外被誉为“陕北好江南”的块块田园，心情很沉重，一路上很少讲话。由于道路坑坑洼洼，车跑着很慢，直到下午两点左右，才到达教导旅旅部驻地——金盆湾。

    罗元发旅长带领旅、团干部，在大路旁迎接彭总。彭总一下车，他和王政柱就跟大家一一握手。罗旅长对彭总说：“首长一路辛苦了，请先到旅部休息一下吧！”

    “天时不早了，咱们争取时间，先到前面阵地上去看看吧！”彭总说。

    教导旅的旅、团干部，陪同彭总骑马到金盆湾的山岭上视察。路上，彭总和蔼可亲地问：“现在敌人快来进攻延安了，你们准备得怎么样？部队的情绪还高吗？”

    罗元发说：“指战员的决心很大，情绪很高，各项准备工作都进行得很顺利。”

    彭总点点头：“部队士气高昂，完成任务就有把握。”

    走着走着，山势小道越来越难走，大大小小的树木和附近的工事交错在一起，绊得战马连蹄子都抬不起来。彭总跳下马，用手拨开梢林，继续朝前察看。他对罗元发和跟随在身边的其他同志说：“这一带地形看来是很好的，山势比较复杂，作指挥员的要钻进梢林里，对每一条通道，每一处山口，都要认真察看，作周密的部署。要抓紧时间加修工事，各项工作都要做好，要检查落实。平时多流汗，战时才少流血呀！”

    彭总还特别嘱咐：“要特别注意封锁消息。敌人的飞机、大炮没有什么可怕的，怕的是自己思想麻痹。如果防范不好，走漏了消息，被敌人偷袭一下，那可要吃大亏罗！”

    在麻洞川、金盆湾、南泥湾以南的大山沟里，浓密的梢林到处都是刺，一不小心，就会挂破衣服，刺伤皮肉。在这段路上，彭总那本来就破旧的棉衣上，又添了几条新的口子。但他不顾这些，仍然朝前走，一边察看，一边作指示。

    当走到第一团第一营阵地时，战士们正在加固工事，搬运各种战备物资。

    营长连成先见彭总一行来到阵地，一声口令，战士们精神抖擞地站起来。彭总关心地问：“怎么样？准备好了吗？”他还特别问陕北籍的指战员：“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要被胡宗南打烂了，你们舍得吗？”

    有一位指战员说：“那有什么舍不得的，只要打败了胡宗南，还怕没有坛坛罐罐！”

    彭总很满意，并鼓励大家保持旺盛的斗志。

    回到旅部，天已不早了。吃过晚饭，彭总又和旅的几位领导一起研究作战准备问题。彭总对罗元发说：“你们的弹药情况怎样？”

    罗元发回答：“部队子弹太少，平均每人只有10发。”

    彭总饶有风趣他说：“子弹少没关系，蒋介石这个运输大队长会给我们送来的。”一句话说得大家哈哈大笑。

    接着，罗元发旅长向彭总汇报了教导旅侦察到的敌情和旅作

    战方案。彭总若有所思地认真听罗元发的汇报。当罗讲到要以最大的决心来完成党中央、毛主席和彭总交给的任务时，彭总突然插话：“你们教导旅能在这里坚守几天？”

    罗元发见彭总很严肃，没敢说大话，谨慎他说：“可以抗击5天。”

    这时，彭总站起身，凝神静立，象在思考重大的问题。突然，他对大家坚定而有力他说：“你们要想尽一切办法，争取抗击一星期。

    你们多防守一些时间，中央机关和延安人民就有充裕的时间转移。“过了一会儿，他又意味深长地说：”毛主席指示我们，以运动防御为主，迟滞、消耗与疲劳敌军，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我的意思不是让你们死守，而是要采取运动防御，机动灵活地达到大量杀伤敌人的目的。“

    罗元发等旅领导当即表示：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抗击敌人七天的光荣任务！

    最后，彭总和旅领导一起研究修订了作战方案。

    3月11日，彭总一行乘车离开金盆湾，折回到三十里铺，又由三十里铺转向富县。车到茶坊前，彭总说：我们到习仲勋同志那里看看。

    当时，习仲勋是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兼边区野战集团军的政治委员，张宗逊是野战集团军司令。他们刚率领部队从西华池战斗归来。西华池战斗，给胡宗南整编第四十八旅以歼灭性打击，并击毙敌少将旅长何奇。但是，由于我军初到陇东，地形不熟，加上准备不足，部署不周，使这一仗打成了僵局。习仲勋等作战部队到达茶坊，便召集营以上干部开会，总结经验教训。

    彭总到达茶坊后，听了习仲勋等人关于西华池战斗的汇报，随后说：“这是敌人大举进攻延安的侦察战。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和我们大家，一直在听着你们的消息。这一仗没能打好，部队有些伤亡，这不要紧。打仗总是胜与不胜的两种可能嘛。打了这一仗，摸了胡宗南的底子，对今后作战有好处，这就是毛主席说的‘从战争中学习战争’！”

    在茶坊，彭总向营以上干部传达了党中央的战略决策。他针对有些人不愿意放弃延安的思想，说：“不要怕打烂坛坛罐罐。打烂了坛坛罐罐，我们就可以轻装上阵，更好地消灭敌人。”他要求部队坚决贯彻中央指示，迅速抢修工事，配合其他部队准备迎击胡宗南的军队。

    3月12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等领导人报告了视察南线防务的情况，并临危请命，是否暂时由他统一指挥边区的部队。毛泽东当即决定，由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直接指挥西北人民解放军粉碎国民党对陕北发动的重点进攻。

    3月16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名义发布关于保卫延安的作战命令，命令边区部队迅速调整部署，组成三个防御兵团：由第一纵队和警备第三旅七团组成右翼兵团，由张宗逊、廖汉生指挥，在道佐铺、甘泉、大劳山、小劳山、清北沟、山神庙地区组织防御，坚持抗击；由教导旅和第二纵队组成左翼兵团，由王震、罗元发指挥（二纵队于3月15日从延水关西渡黄河正向战区迅速开进，在王震未到前，部队由罗元发指挥），教导旅在南泥湾、临真、松树岭地区组织防御；新编第四旅为中央兵团兼延安卫戍区，以不少于四个营的兵力在庙尔梁、程子沟、三十里铺地区组织防御战斗，坚决抗击由南泥湾向延安前进之

    敌。命令明确指出，上述各兵团及边区一切部队，自3月17日起，统归彭德怀、习仲勋同志指挥。

    同时，中央军委下达命令，以陕甘宁边区野战部队和地方武装组成西北野战兵团，由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习仲勋任副政委。

    3月18日，胡宗南部兵临城下，延安市内已经听到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枪声。下午，枪炮声响得更近了。前线传来消息：敌人离延安只有30里了！

    我军最后一批工作人员，都已经在掩护下向北转移了。但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仍在王家坪。

    彭德怀很着急，把毛主席的警卫参谋和警卫排长叫到自己的窑洞里，神情十分严肃，郑重地对他们说：“现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关心党中央、毛主席的安全，很多同志也希望毛主席早过黄河。可是，毛主席不同意，不愿在敌人打来的时候离开陕北人民，而要留在陕北指挥作战。你们是直接保卫党中央、毛主席安全的战士，一定要保证毛主席的绝对安全。”

    最后，他以命令的口气说：“毛主席一向不顾自己，必要时，你们抬也要把他抬走！”

    当天下午，中央和中共西北局的部分成员，在王家坪毛泽东住处的窑洞里开会，研究撤出延安后的工作和西北野战兵团的作战部署。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大家都有根深的感情，现在一下子要撤出去，心情都难以平静。

    会后，彭德怀、习仲勋等再三催请毛泽东启行。

    黄昏时分，枪炮声更近了，敌人的便衣队已经到了七里铺。这时，毛主席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同志还没有走。负责掩护他们撤退的部队，每个人都替领袖们捏一把汗，着急的不得了。好多同志请毛主席马上离开延安，但毛主席却微笑着说：“不要紧，来得及，大路朝天，各走各边，他走他的，我走我的，他在那个山头，我在这个山头。”

    过了一会儿，从黄河东岸带兵赶来保卫边区的王震将军向毛主席通报了情况后，毛泽东和其他几位领导同志，才坐上汽车离开延安，向瓦窑堡一带转移。

 第33章

    彭德怀和习仲勋送走毛主席、周恩来等人，转回到王家坪住处。第一纵队司令员张宗逊、政委廖汉生等着汇报情况，接受任务。彭德怀对心情焦急的指挥员们说：你们一定要领会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要告诉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放弃延安是中央和毛主席决定的，是暂时的。我们的指战员对党中央、对毛主席感情深，就应该听毛主席的话，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

    彭德怀派人继续了解延安群众的疏散转移情况，并亲自到杨家岭等地进行检查。随后，他要通了前方部队指挥员的电话。规定了撤退路线，告诉了撤退时间。

    这时，延安已经成了一座空城。

    夜里，枪炮声越来越紧，敌人的炮弹已经落到延安东的飞机场，从王家坪顺大路往东撤走已经很困难了。周围的人都催彭德怀赶紧撤，可彭德怀说：“你们不要催，延安不是一般的地方。这一撤退，对部队和群众的思想和情绪影响大。我们的指挥机关一定要坚持到最后，这样大家心里才稳当。”

    直到19日拂晓，在一切部署都安排妥当后，彭德怀在窑洞里来回踱了几圈，看了看他很熟悉的桌子、椅子和床板，然后招呼部下：走！

    他率领西北野战兵团的指挥机关，从王家坪后沟一条小路翻过山头，向

    东北方向撤退。一路上，彭德怀发现随行的干部情绪不好，有些悲观。有的沉默不语，有的不时回首看一看朦胧中的宝塔。于是，彭德怀不时做说服工作：“延安撤得好，把胡宗南引进来了。我们虽然苦一点，但晋南陈赓那里却减轻了负担，可以放手发展。”

    “胡宗南志大才疏！不要看他那么疯狂，赶得我们丢了老家，还得走夜路。我们总有一天是要回来的。”

    说着，说着，大家的情绪好了起来。

    3月20日，彭德怀率领指挥机关抵达青化砭西北的梁村。他主持召开了司令部全体人员会议，正式组成西北野战兵团指挥机构，张文舟和王政柱分任正副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刘景范兼野战兵团后勤司令。司令部工作人员共五十多人。

    蒋介石坐镇南京官邸，守着电台和电话机，希望随时得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因为，胡宗南曾向他作过保证：奇兵突袭，三天可拿下延安。他当时不很相信，便问总统府长官吴忠信：“三天，谈何容易？我看，胡宗南要是五天能攻下延安就很不错了！”

    果不其然，三天后接到国防部报告：胡宗南大军遇到共军的顽强抵抗，右路军才到达临真镇、金盆湾，左路军刚攻占甘泉县的劳山。

    第五天，国防部报告：胡部在金盆湾、南泥湾裹足不前。

    第七天，胡宗南亲自向总裁报告：解放区实行坚壁清野，派出的搜索部队常遭民兵游击队袭击，情况不明，地形不熟悉。七天来，我部已伤亡5000多人。好在，右路第一军的前锋，已到延安城外和宝塔下……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骂出了口头禅。他满心期待胡宗南的好消息，没想等到的却是这样的战报。他咬牙切齿地说：“七天拿不下延安，共产党的首脑机关还不统统撤走了啦？你们在搞什么名堂！”

    “共匪首脑没撤退。”胡宗南在电话中大声喊道：“毛泽东还在延安会见外国记者，彭德怀也在延安野外指挥所，我们一定尽快拿下延安。”

    3月18日，董钊命令第一师和九十师竭尽全力攻击。上午，第六十一旅旅长邓钟梅亲自到前线督战，攻至狗梢岭，遭到西北野战兵团教导旅的猛烈反击。下午，我教导旅向北撤退，敌九十师进入狗梢以西地区，敌六十一旅先头部队距离延安城只有15华里，因时已黄昏，只得停止前进。

    敌九十师师部在杨家畔宿营。六十一旅参谋长赶来报告说：“我们曾窃听到延安解放军指战员给南线守备部队下达了命令，要他们迅速撤离战场，撤离延安待命。”

    师长陈武听了，兴高采烈地说：这下，我们可以得占延安的头功了！

    陈武当下与随行参谋说：“第一师比我们落后15华里，明天若要按规定前进，他们到达九十师位置时，我们早已占领延安了！”

    正在交谈时，董钊军长打来电话，转达了胡宗南的命令：首先攻入延安的部队，赏法币一千万元。这一晚，陈武象注射了兴奋剂一样，久久难以入睡：明天，我和九十师可以名利双收了……

    正当陈武为明天的“胜利”浮想联翩时，警卫员打断了他的美梦：师长，师长，军座电话！

    他急忙爬起来，拿起电话，听到军座那坚定不可置疑的声音：根据胡长官命令，九十师明天上午九时开始攻击，攻击目标改为宝塔山至清凉山一线

    以东地区。

    陈武象被浇了一头冷水，一时气懵了。这道命令无疑打破了他的美梦，九十师不能进入延安，而让第一师赶到九十师前面，抢摘占领延安的胜利果实。他一下子被激怒了，真想对军座发脾气，但最后还是忍住了，很不情愿地说：“是，军座。”

    陈武实在气不过，让警卫员找来参谋长和有关作战的参谋，传达了军长的命令。他也看出属下的情绪，便发泄了一顿：“我们九十师从17日连续担任强攻任务，牺牲很大，而第一师只不过是‘跟屁虫’。现在眼看延安垂手可得，却让我们九十师上宝塔山，而让第一师去夺首功，实在欺人太甚，真是岂有此理！”

    这一夜，陈武再也没有睡着。

    胡宗南之所以突然下达这样一道指令，是有他的如意算盘的。因为，第一师是他当师长的部队，他本来就有些偏爱，这次要第一师攻占延安，可以再显示其“天下第一”王牌军的威风，还可以避人耳目。原来，第一师第一旅在侵犯陇东时全旅被歼，胡宗南为了掩盖事实真相，立即由其他部队抽调精锐，重新组成一旅。如果这支部队占领延安，我胡宗南不就可以捞起更多的政治资本吗！

    3月19日清晨，胡宗南的第一师争先恐后地插进九十师的攻击正面，强占了九十师在杨家畔村边的前进道路。陈武听到汇报后，十分气愤，派一名作战参谋领人前去阻挡。没想到一师部队不仅不让道，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团长竟上前揪住九十师作战参谋的衣领，骂道：“我们奉胡长官的命令攻占延安，你小子挡什么道，难道不要命了。九十师算个x，贻误了军机，不光你的脑袋落地，我看你们师长的脑袋也保不住！”

    陈武听了作战参谋的汇报后，气得全身发抖，几次摸身上的短枪，但考虑到军机关系重大，犯不着拿脑袋去赌这口气。

    下午3时，第一师的攻城部队在飞机的掩护下，用两个营的兵力向延安老城的西山顶突击。这个所谓王牌部队进入延安时，城内早已空无一人……

    本来，胡宗南第一师所占领的延安，清清楚楚是座空城。但胡宗南在洛川接到董钊关于第一旅已占领延安的电报后，忙督促洛川前线指挥所的参谋们捏造战绩，上报国防部。

    在电报中写道：“我军经七昼夜的激战，第一旅终于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毙敌俘敌五万余，缴获武器弹药无数，正在清查中。”当时，副参谋长薛敏泉提醒胡宗南：蒋先生和国防部都知道，共军在延安的总兵力不过两万人，这五万怕会引起怀疑吧！

    “共军难道不会增援？”胡宗南很快找到了答案。他说：“延安是中央所在地，是共军的心脏，他们不断增援防御，但最后还是失败了。再说，边区还有大批民兵，这五万有什么解释不清呢？”

    薛敏泉无活可说，就是说了，也无济干事。而胡宗南正在兴头上，捏造完战报，让参谋长盛文转报南京并向全世界公布。

    蒋介石接到攻占延安的消息后，非常高兴，立即来电嘉奖：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而攻占延安，功在党国，雪我二十余年积愤，殊堪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戡乱救国大业仍极艰巨，望弟勉旃。

    中正胡宗南收到此电令，兴奋不已，决定亲赴延安前线视察。3月21日，他领着绥署副主任裴昌会和副参谋长薛敏泉等人，由洛川赶往延安，在那里召开庆功会，奖赏“有功”官兵。第四天，他突发奇想，何不来个双喜临门呢！

    他告诉随行的人：“尽快飞回西安，我要结婚了。”

    他跟谁结婚？

    原来，胡宗南决定与国民党军统人员叶霞翟结婚。他与叶女士其实见面不多，这都是戴笠积极为他俩搭桥牵线的。叶其实是戴笠的情妇。

    他和叶的婚事很奇特，用叶霞翟的话说：“我和琴斋的婚恋，既是马拉松式，又是闪电式。马拉松，光恋爱就谈了十年；闪电式，我头天在南京接到电报，第二天就飞西安结婚，婚后第三天，他又送我回了南京。”

    南京的国防部根据胡宗南捏造的战报，大肆宣传。一些为美、蒋捧场的反动报刊记者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摇旗呐喊。除了国民党中央社在报纸上造谣外，国防部新闻局还专门编印了一本叫做《收复延安》的书，书中说“共军被俘及投诚者达万余名”、“共军三五八旅、三五九旅及教导二旅全部全歼”

    等，这真是一派胡言！

    这些所谓“胜利”的消息一传开，蒋管区的一些中外记者都一致要求南京政府组织他们到西安来参观战绩，采访战地新闻。当国防部将这一决定通知胡宗南后，胡宗南倒着起慌来。

 第34章

    他立即召集绥署有关处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积极进行准备，研究了叫这些记者到哪里参观的问题，与会的人一致认为，前方易于捏造情报，以在延安现地参观较为稳妥。胡宗南当即指定绥署第二处处长刘庆曾、新闻处长王超两个人负责连夜筹备，成立一个“战绩陈列室”。

    刘、王两人和一些有关人员受领了胡宗南的指令后，急得象热祸上的蚂蚁，后来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派人四处抓来两三千老百姓，成立了一个所谓“爱国青年招待所”，并把这些人编成大队、中队和班。这些被抓来的老百姓，以为胡匪要他们当兵，可是胡匪却给他们每人发了一顶毡帽。敌军队长给大家训话说：“不久外边的人要来参观，他们来了要问你们，你们就说是解放军的俘虏，说错了就枪毙！”

    队长还给这些“俘虏”分了工，有的当“三五八旅”的，有的当“教二旅”的。队长还对“教二旅”的一个“俘虏”说：“人家要问你们旅长是谁，你就说是罗亚平，在金盆湾被打死，全旅被歼灭了。如果问起连排长的名字，你们就随便编一个。”

    另外，他们还抓来一些妇女，剪短头发，冒充解放军的女同志。以后，人数实在远远不够，就让自己的士兵充数。

    对于缴获武器一项，步枪则抽调整第十七师（驻甘泉）的三八式和汉阳造两种来抵充，不足的和一些轻重机枪就由延安警备部队中分别抽调，采取白天将枪支送到“战绩陈列室”，黑夜送还部队的办法来顶充，所有武器都贴上标签，注朋缴获时间、地点。此外，还训练一些参谋人员，担任“战绩陈列室”的介绍。不消说，这些解说词，完全是彻头彻尾的欺骗。

    与此同时，他们还抽调部分人力星夜在延安东北延水两岸建造了许多假坟，并用木牌分别标明国民党军的阵亡“烈士”或共军“死者”的坟墓，用以自欺欺人。

    当中外记者到了西安后，由于所谓“战绩陈列室”一些伪装工作还未完

    成，胡宗南的参谋长盛文就借口延安方面气候不宜飞行，以迟滞新闻记者的行程。

    4月初，由邓文仪领导的“中外记者团”、西安绥署参谋长盛文领导的“陕西视察团”及“武汉参观团”、“京沪慰问团”等都来了。这下可忙坏了“招待所”的负责人。他们提心吊胆地招待这些团体，生怕这些假俘虏给他们揭了底。

    但是，假是难以乱真的，更乱不了众多记者的眼睛。当参观“战绩陈列室”时，一位美国记者问一名俘虏：“你是干什么的？”

    “俘虏”说：“我是个俘虏。”

    “过去做什么？”

    “当民兵。”

    “民兵做什么？”

    “就是开了两年荒。”

    这一句话，惹得参观的人哄堂大笑。

    有一位美国记者在“战绩陈列室”看到一些美式火炮和机枪时，就向解说员提出疑问：“你们宣传共军不是只有小米加步枪吗？这些新式的美国火炮和美制轻重机枪，这些新造的中正式步枪，共党部队是怎么弄到手的？是你们配发给他们的吗？还是共产党缴获过去的？有的枪炮还有你们部队番号和代号呢！”

    讲解员一时瞠目结舌，陪同参观的新闻处长王超凡也回答不了这许多的实际问题，只得不断地转移话题。

    有一位英国记者在给延北俘虏管理处的一些俘虏拍照时，好象觉得有一位俘虏的面孔很熟悉，与前一天在延东俘虏管理处拍的一位俘虏很像，便试探着问：“昨天我们不是见过面，而且交谈过吗？今天，你怎么又跑到这里来了？”

    这个“俘虏”知道露出了真相，怕被上司知道了挨整，便一句话也不说。

    后来有一个“俘虏”小声说：“俘虏人数不够，把我们调来调去。”一句话道破天机，记者们议论纷纷。

    记者们感到受到了愚弄，就找到刘曾庆，问这些俘虏到底怎么回事？刘支支吾吾，也没能说出所以然来。记者们又找到王超凡，王所解释的与刘所说的相差万里，所以记者们的参观不是宣扬了“收复延安”的战绩，而是暴露了真相！

    胡宗南弄巧成拙，真是骑虎难下，他把两位处长找来，痛痛快快地骂了一顿。但一切都晚了，不少记者连延安是座空城的内幕也搞到手了，他们将延安这次参观的所见所闻写成披露文章，公布于世……

    七、三战三捷彭德怀在青化砭布下“口袋阵”，“装进”敌三十一旅；羊马河虎口夺食，硬是从敌十个旅中间吃掉了敌一三五旅；蟠龙“啃骨头”，全歼敌一六七旅，难怪人们都说“胡蛮胡蛮不中用”！

    胡宗南大军进占延安后忘乎所以，到处扬言西北野战兵团“不堪一击”，已“仓皇北窜”，随即将其前进指挥所由洛川移至延安，叫嚷“三个月内消灭陕北共军”，“六个月消灭全国共军”。但是，胡宗南自己心里非常明白：西北人民解放军的主力，不但完整无损，而且战斗力还在不断提高，如果不把解放军彻底消灭，延安是呆不长的……

    于是，胡宗南便集中主力，四处乱窜，企图寻找我军主力进行决战，妄想“肃清延水以北”共军，但却侦察不到野战兵团主力的动向。

    中共中央在撤离延安时，就预计到敌占延安后必然骄横，指示西北野战兵团集中兵力打运动战，以一部兵力同敌军保持接触，诱敌深入，主力隐蔽延安东北方向待机。彭德怀和习仲勋将野战兵团主力集结在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地区，以第一纵队独一旅的二团二营在延安西北诱敌迷敌，并同敌人保持接触，佯作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上安塞。当胡宗南部发现延安西北我军时，误认为野战兵团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便以整编第一军的第一师、第九十师五个旅的兵力，由延安沿延河两岸向安塞前进，于24日占领安塞。为保障其主力的侧翼安全，整编第二十七师的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建立据点。

    早在3月21日晚，我野战兵团电台截获并破译了胡宗南发给三十一旅的电报，获悉敌军的行动计划。彭德怀接到电报，意识到战机来了，立即召集习冲勋、张文舟、徐立清到作战值班室查看地图，分析研究敌情。彭德怀见敌第三十一旅比较孤立，又是敌侧翼，警惕性不高，便决心采取伏击战术，首先歼灭该旅，打好撤离延安后的第一仗。他对大家说：“好哇！敌人终于送上门来了，一定要把这个家伙吃掉！你们要好好掌握第三十一旅的行动。”

    22日上午，彭德怀、习仲勋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21日令三十一旅经川口渡延水，进至青化砭筑工据守，限24日到达。“我军拟以伏击或乘其立足未稳彻底歼灭该旅”。与此同时，野战兵团各纵队、各旅受领任务后，均按指定地点隐蔽集结，并封锁消息。

    彭德怀把部队部署在青化砭附近蟠龙川东西两侧及以北地区。第一纵队在川之西山，第二纵队和教导旅在川之东山，北面新四旅在青化贬东北，构成了对沿咸榆公路北进的敌军张开口的口袋阵。只要敌人进入口袋，那就稳操胜券了！

    青化砭位于延安东北50余里处，在一条4o多里长东北走向的蟠龙川中。

    咸榆公路沿大川而上，穿过青化砭。这条公路两侧是连绵起伏的山地，便于疏散隐蔽部队，是打伏击战的理想战场。为了保证初战的胜利，提高部队的士气，稳定当地老百姓的情绪，打击胡宗南的嚣张气焰，彭德怀率领主要领导到青化砭实地察看了地形，在现地分配战斗任务，具体部署兵力。大家看过地形后，都很佩服彭德怀布下的口袋阵，并对打好这场伏击战充满了信心。

    离开布兵现场时，彭德怀交代各级指战员：“这次伏击战能否打赢，关键在两个方面。一是要注意隐蔽，千万不要让敌人知道我军设伏了。二是当

    敌人进了口袋后，要不顾一切地杀向敌人，要猛！要快！干净利索地将敌人歼灭在沟槽子的公路上。“

    3月24日，是敌人预定进入伏击地域的时间。这天凌晨，春寒料峭，冷气袭人。可野战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已伏在冰冷的山岭上，紧握钢枪，严密注视着河川，随时准备打击敌人。可是，从天明到下午5点，一直没有敌军的踪影，难道敌人发现了我军企图？或是敌人改变了行动计划？彭德怀估计敌人当晚不会进入伏击地域，命令部队下午6时撤出阵地，进行休息。

    静待了一天的指战员见敌人未来，开始议论纷纷。有的怀疑是不是什么人走漏了风声？有的觉得敌人的情报不可靠？有的战士还风趣地说：“敌人说来就来了，他们又不听你指挥！”

    彭总十分理解大家的情绪，向大家作了些解释。他对大家说：“这里是老革命根据地，群众基础很好，要坚信根据地的群众是不会走漏消息的。那么，敌人今天怎么没来呢？目前还没有可靠的情报。很可能是敌人补充粮食推迟了一天。敌人是一定会来的。”

    他说：“胡宗南虽是个草包，但是他的主力由延安北上安塞之后，需要派兵确保其翼侧安全，这点军事常识他还是懂的，不然怎么还能捞个陆军上将当当呢！咸榆公路是陕北唯一的一条公路，他能不走吗？今天伏击不成不要紧，就当是我们的一次预演吧！大家一定要有耐心，不要麻痹大意！”彭总的分析，入情入理，说得大家心服口服。

    当晚，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敌三十一旅24日到达拐峁，停止前进，可能是待补粮食，我们明日仍按计划部署待伏三十一旅。”

 第35章

    同时，彭德怀和习仲勋电令各纵旅指挥员：明日我军仍以伏击之势，按24日部署坚决执行伏击，必须耐心认真布置，勿因敌一二次不来而松懈战斗准备。

    原来，胡宗南第三十一旅在川口营地补给，暂时停止前进。第三十一旅进至拐峁镇时，探知青化贬附近有不少解放军。旅长李纪云当即电告胡宗南。胡不但不相信所报情况，反复电斥责说：“贪生怕死，畏缩不前，非军人气魄，绝对要按规定北进，迅速占领青化砭，否则以畏缩不前论罪。”

    3月25日上午6时，敌旅长李纪云率第九十二团战战兢兢地由拐峁镇继续向北前进。两架野马式侦察机到青化砭，它们一个山头一个山头地盘旋，发现有疑点就扫一通机枪，或者投两枚炸弹，在山头上炸起一股股冲天土雾。由于西北野战兵团知道敌人将来了，都隐蔽得很巧妙，所以侦察机在山头上没有发现什么。李纪云还不放心，飞机刚走，又派出侦察队分别沿咸榆公路左右两侧山地搜索前进。两侧搜索队走得很艰辛。偶尔看到风吹草动，就大声吆喝：干什么的？出来？不出来老子枪毙你！

    李纪云的大队人马，是在侦察队起程后才上路的。当侦察队已到达青化砭时，他得知这一带确实没有“共匪”，便分两路大模大样地向前走，机枪、小炮裹着枪衣，还捆在驮子上。

    10时左右，其先头部队进至青化砭附近，后卫过了房家桥，整个行军纵队完全进入彭德怀布下的伏击圈内。

    突然，三颗红色信号弹腾空而起，“嘀嘀达达……”一阵嘹亮的军号划破了山川的寂静，西北野战兵团按预定部署，在石绵羊沟紧

    紧封住袋口，拦头断尾，东西两侧部队以排山倒海之势猛烈夹击敌人，迅速将敌人压在不到七公里长，只有二三百米宽的川沟里。

    敌整编第三十一旅在踏上陕北土地后，还没有遇到过如此突如其来的打击，不光士兵们慌了，就是指挥官们也懵了，全乱了阵脚，被解放军打得晕头转向。彭总站在指挥所的高地上，拿起望远镜，一边观察，一边说：“敌人占了延安，给他背上一个包袱，我们却变主动了。虽然敌人的兵力多于我们十倍，但我们可以做到最大限度地集中，在一个局部，具体战场上，我们又比敌人占优势。今天让他尝尝我们的厉害！”

    战斗快接近尾声时，有位叫尹玉芳的排长带领所属七班冲到河岔，见五六十个国民党军窝在一起向他们开枪，尹玉芳一抬手便将一名正在向自己这边开枪的士兵打倒在地，并高高举起一颗手榴弹大喊：“缴枪吧，这样可以得到优待，否则你们都别想活。”

    看到他手里的手榴弹，这群国民党兵吓坏了，但却不举手投降。尹玉芳发现许多国民党兵都用胆怯而带乞求的眼光望着一个年龄较大，穿马裤的大个子军人。这个大个子虽然没穿军上衣，也没佩戴军衔，但很明显是个军官。

    尹玉芳盯住这个大个子军官，厉声喝道：“再不缴枪，我就拉弦了！”

    大个子还是没动，但他身边的士兵却把手中武器放在地上，举起双手投降了。

    尹玉芳让七班战士焦万山看管敌人放下的武器，自己招呼其他战士冲上前俘虏了这些士兵，并缴了大个子军官的枪。

    尹玉芳觉得这个军官的马裤有点溪跷，便大声问道：“你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一名伙夫。”

    尹玉芳一把抓起他的手，手掌手背都细皮嫩肉的，便问：“伙夫有这么光光滑滑的手？老实交待，到底是干什么的？”

    “我，我……是伙夫。”

    “放狗屁！”尹玉芳真想上前扇他几个耳光，手刚一扬起来，就想起了俘虏政策，不得不停住了。他只得将他押到团部，并让团部好好审讯这个人。

    经过仔细盘问，这个人正是第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

    这次战斗只用了一个多小时，敌三十一旅直属队和九十二团2900余人全部被歼灭，旅长李纪云、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等被俘。

    战场上的枪炮声停止以后，彭总看了看表，高兴地说：“打了还不到两个小时，敌人进攻延安气势汹汹，可是在眼前他们却是一副垂头丧气、魂不附体的嘴脸。在具体战斗中，就得用牛刀杀鸡啊！”这次战斗，我军仅伤亡265人。

    我军撤出延安才六天，就吃掉敌人一个旅，部队首次得到补充，指战员和当地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彭总走出指挥所，边走边说：“胡宗南说‘共军不堪一击’，实际上他才是个不堪一击的蠢家伙。我们先派那么一支小部队，就把他的主力骗到安塞去了。古语中说‘声东击西’，我们这一次是声西击东。青化砭一仗，对我们来说是歼灭战的首战胜利，为今后消灭更多的敌人揭开了序幕。”

    青化砭之战是西北野战兵团撤离延安后，彭德怀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地形，彻底干净消灭敌人的第一仗，既打击了胡宗南军，又振奋了西北野战兵团的斗志，提高了边区军民的胜利信心，当时被新华社称为“模范战

    例之一“。

    彭德怀还对张文舟和王政柱说：命令各部队，立刻撤到指定地点休息，告诉大家，这只是一个不满建制的旅，不要把成绩夸大了，不要骄傲，更大的、更激烈的战斗还在后头呢！

    彭总在看望部队指战员时，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休息两天等敌人往这边调，然后，我们就照这个样子再打他一两仗。”

    战士们听彭总一讲，纷纷说：这就叫做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不计一城一地的得失嘛！有的战士还编了顺口溜：胡宗南，可真笨，钻进了彭总的“口袋阵”！

    数千官兵当俘虏，气得胡蛮丢了魂。

    中共中央撤离延安后，经延川至清涧。1947年3月26日，党中央在清涧枣林沟——凳中央机关宿营地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党中央是继续留在陕北，还是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在这个问题上，几位领导同志各抒己见，争论相当激烈。

    任弼时说：“各大战略区的领导同志从党中央的安全考虑，纷纷打电报来，请党中央迁移到晋西北、太行等比较安全的地方，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这是有道理的。”

    刘少奇说：“也难怪，延安丢了，人心浮动啊！”

    周恩来说：“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党中央到底放在什么地方，要从战略的全局来考虑。”

    任弼时接过周副主席的话连忙说：“党中央的安全，难道不是战略的全局？我主张大家都过黄河。”

    主席见部分同志主张党中央过黄河，便说：“这个时候中央离开陕北，陕北人民、全国人民会怎么想？长征以后，我们的党象孩子生了一场大病，是延安的小米，延河的水使我们恢复了元气，使革命站稳了脚跟。前几天，离开延安的时候，一位老房东听说我们要走，便跑来问我：”延河的水甜不甜？延安的小米香不香？‘我无言以对。“

    刘少奇说：“党中央留在陕北，我赞成。不过，总司令和弼时同志提出党中央和主席的安全问题，必须认真考虑，千万不能大意。”

    主席说：“哪里人民拥护我们，哪里才有安全！陕北人民好，地势也好，回旋余地大，我看安全是有保障的。”

    任弼时忙说：“主席啊，要是蒋介石和胡宗南知道你还在陕北，那就会象疯狗一样扑过来的。”

    主席情不自禁地笑了：“看来，我是一块肉，无论走到哪里，都会有苍蝇飞过来，让他们来好了！”

    周恩来说：“从军事上讲，中央留在陕北，拖住胡宗南的主力，可以大大减轻山东和华北战场的压力。”

    此时，任弼时站起身，坚决主张将党中央放在晋西北。

    见争论一直没个结果，毛主席有些冲动，便说：“要走，他们走，恩来和我在陕北，给我们留下一个班……”

    顿时，大家都不说话了，各自的心情都很不平静。任弼时此时的心情最复杂，他既为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担心，又被主席那种胸怀大局、临危不惧

    的精神所感到，他也不好再坚持了。

    周恩来见出现这个场面，认真考虑了一下主席和大家的意见，决心打破僵局：“如果我们五个人都不过黄河，中央坚持在陕北还没等周恩来说完，少奇就表示赞同：这样比较好！

    而主席此时却反问道：万一蒋介石把我们一网打尽呢！在刚才沉默的时候，他认真考虑了任弼时等人的意见，所以设想到了最坏的情况。

    刘少奇微微一笑：“这不大可能吧！”

    正在这时，传来了彭老总在青化砭歼敌两千余人的消息，周恩来兴奋地把这一仗称为“党中央留在陕北的奠基礼”。他说：“要是我们五个人分成两半，一部分坚持陕北，一部分过黄河，怎么样？”

    主席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最后，决定中央分成两套班子，由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代表中央，坚持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

    当天，毛主席给彭德怀、习仲勋发来贺电：“此战意义甚大，望对全体指战员传令嘉奖。”第二天，毛泽东电告彭德怀：中央决定在陕北不走。

    青化砭战役的失败，给胡宗南当头一个闷棍。他不敢吭声，总结教训时认为第三十一旅被歼是由于分散兵力所致。西安绥署在其“得失检讨”中认为，三十一旅之所以被歼，一因兵力单薄，二因疏于搜索警戒，三因未走山地而专用川道，遇伏击不能立即占领高地作坚强之抵抗而使全军覆没，是为前车之鉴。

 第36章

    胡宗南指示部队采取“方形战术”，实行宽正面集团式的“滚筒”前进。

    队伍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互相策应，防止共军各个击破。他们白天走山窜岭，轻易不下山沟，夜间露宿在山头，构筑工事，稳扎稳进。胡宗南认为这样既可以避免分散孤立而被歼，又可以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进行决战。

    彭德怀识破敌人采取的新战术，也采取了相应的对策，那就是组织小部队在敌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间地疲惫消耗敌人，而将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耐心等待敌人弱点暴露和兵力分散时再行聚歼。

    彭德怀说，你大部队滚筒式一跃再跃，我就让你在滚动中推磨转圈，把你当小毛驴那样牵着走。

    胡宗南在青化砭战斗后，断定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为了尽快消灭共军主力，他于3月25日命令其整编第一军、第二十九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临真镇地区，兵分三路，经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企图在这一线寻歼野战兵团主力。

    彭德怀见敌人来势汹汹，我军不能与之硬抗，只能采取疲劳敌人，待机歼机的方针。3月26日，他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目前寻我主力决战，我们拟顺应敌人企图，诱敌向东，以新四旅之两个营，宽正面置于青化砭东及其东南，节节向延川方面抗击，以隐蔽我军主力。

    胡宗南由于受到西北野战兵团新四旅两个营的抵抗，以为遇上了共军主力，便以大部队进行大扫荡，先后占领了延川、清涧、瓦窑堡（子长）三城。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野战兵团主力，而自己却被拖得疲惫不堪，给养也十分困难。

    4月初，毛泽东根据彭德怀所部进行青化砭战斗的经验，给彭德怀、习仲勋来电提出：“我军歼击敌军必须采取正面及两翼三面埋伏之部署方能有

    效，青化砭打三十一旅即是三面埋伏之结果。“

    彭德怀接到文电，认真领会主席的意图。他认为，主席希望西北野战兵团能寻机继续歼敌。但是，由于敌人已经改变战术，重兵集团密集行动，而西北野战兵团兵力少，装备差，很难象青化砭战斗那样围歼敌军。为此，他找习仲勋等人商量，如何理解主席的意图，如何向主席复电。

    彭德怀说：“敌人自青化砭战斗后异常谨慎，不走大道平川，专走小道山梁，不在房屋内设营，多在山头露宿，不单独一路前进，而是数路并列，纵横三四十里以10个旅布成方阵，所以三面伏击是不可能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应沉着冷静，耐心长期地疲困敌人，迫其分散，寻找弱点而歼之。”

    大家认为彭总说的有道理，支持彭总如实向上汇报意见和建议。

    毛主席接到彭德怀的电报后，非常高兴，他说：“作为一个指挥员，就是要善于根据情况的变化，独立地作出决断。只有这样的指挥员，才能多打胜仗！”他当即给彭德怀、习仲勋回电：敌10个旅不好打，你们避免作战很对，数日内仍以隐蔽待机为宜。

    胡宗南的大批军队为了寻找我军主力决战，就从延安到延长、延川、清涧、子长，来了一趟四百里路的“武装大游行”。敌军一路上不但未见我军主力的踪影，而且还常常遭到我游击队的袭击。几万军队在这次“游行”中，被拖得精疲力尽，粮草断绝。于是，胡宗南除以整编第七十六师驻守清涧县城、整编第一三五旅守备瓦窑堡外，其余都退回延安附近，进行补给。

    彭德怀见敌主力南撤，觉得是个好机会，决定进行一次伏击。4月6日，敌整编二十九军军部率整编第十二旅，经永坪撤退时，被我军狠狠地揍了一顿，损失600多人，其余的向蟠龙、青化砭方向逃窜。我军歼敌后，为避免与敌大部队纠缠，迅速撤出了战斗。

    敌整编第十二旅虽在永坪挨了打，但胡宗南竟得意起来了，因为他觉得：这下可抓住共军主力了！他认为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已转移到牡丹川、李家川地区，遂决定彻底“扫荡”牡丹川以北并摧毁我游击队根据地。他命令整编第一军和第二十九军向蟠龙西北方向推进，并要一三五旅自瓦窑堡南下，企图集中10个旅的兵力将我军一举包围，然后歼灭我军于瓦窑堡以南地区。

    就在这时，我西安地下党获悉重要情报：清涧敌第二十四旅一个团于11日开往瓦窑堡接替一三五旅防务，该团到后，一三五旅可能调动。当天，中央军委便收到了西安来的情报。由于此情报十分重要，中央军委当即将情报电告彭德怀。

    彭德怀接到情报后，迅速派人侦察敌人的行踪。12日，野战兵团司令部查明董钊、刘戡两个整编军的主力，分别由蟠龙、青化砭向西北方向移动。

    彭总了解此情后，沉思了很长时间，他心中已开始酝酿重大行动。下午，他通知旅以上干部：明天到野司参加紧急会议。

    当时，野司机关驻在瓦窑堡西南的桑树坪。13日天亮不久，各纵队和各旅的首长们，就把彭总住的那孔小土窑挤满了。这是一个十分简陋的窑洞，门窗都让敌人拆去做了工事，门上只挂了一幢草帘遮挡风雨，屋角支着一张木床，铺着简单的被褥，中间摆着一张小桌，四周放着几条破旧凳子。大家坐不下，只好紧紧地挤在一起。

    会议一开始，彭总用一根树枝指着墙上的地图说：“刘戡由清涧调出一个团到瓦窑堡，目的是接替一三五旅的防务，让一三五旅由瓦窑堡南下，同正在向北推进的主力靠拢，企图围歼我军。现在，

    从敌军主力前进的态势来看，一三五旅很可能沿着瓦（窑堡）蟠（龙）大道南下。我们的决心，是要在一三五旅同主力靠拢之前，在这个地方——“彭总右手里的树枝指着地图上瓦窑堡以南的羊马河地区，左手有力地向下一挥，继续说：”把它一举歼灭。大家讨论一下，看这个仗怎么个打法。“各纵、旅首长各抒己见，讨论热烈。有的说：”这是一场速决战，时机必须把握好，要打得利落，速战速决。“

    有的说：“要注意敌人的援军，夏祝年那小子是胡宗南的干将，胡宗南会拚命增援他。”

    还有的说：“要尽量把向北推进的敌9个旅钳制住，使他们不能增援，以保证攻击部队全歼敌一三五旅。”

    在大家发言的时候，彭总坐在一旁一直没有插活，而是静静地听着。等大家的意见讲完了，彭德怀站起来说：“同志们讲得很好。这次羊马河战役必须将敌主力吸引于西，歼灭一三五旅于东。消灭一三五旅，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要坚持阻住南线敌军主力的进攻，不让它同一三五旅会合；一是要速战速决，不能拖延时间。否则敌人增援上来，不但不能歼灭一三五旅，我们自己还会陷入腹背受敌的被动境地。所以，大家要把这个战役思想，向部队干部讲清楚。各部队要好好配合，坚持打好这一仗！”

    随后，各部队受领了任务：三五八旅在夏家沟、白家坪、李家岔地带积极防御，把敌第一军吸引向西；独一旅和警七团在元子沟、云山寺一线，坚决阻击敌第二十九军；羊马河地区由第二纵队、教导旅（在东）和新四旅（在西）设埋伏，担负歼敌一三五的任务。

    纵队和旅首长们离开司令部后，彭总立即起草给毛主席的请示报告和给部队的作战命令。这位身经百战的大将军在长期的战争环境中养成了这样一个习惯，每次上报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报告，每次下达给部队的作战计划、方案、命令、总结，只要时间允许都自己亲自起草，很少让别人代劳。写好电报稿后，他交给王政柱，并交代说：“送给其他同志看看，如果没有意见，就马上发出去。”刚说完，彭总就走出窑洞，喊作战参谋带上地图，亲自同部队指挥员到羊马河察看战场地形去了。

    羊马河的地形是两边两道山梁，中间夹着一条大路，有利于我军伏击。

    估计敌人接受青化砭教训，不会再走公路，要走两旁山梁，各部的埋伏阵地都设在三至四道山梁里，使敌人看不到、打不着。等敌人进入伏击圈，迅速向敌人发起猛攻，缩小包围圈。

    4月13日，西北野战兵团的第三五八旅和新四旅与北进的敌整编第一军接触，他们按照“每天只让敌人前进五至十公里”的命令，将敌人五个旅阻于李家岔、上白家坪、宋家沟一线。而敌人受到顽强抗击，误认为阻击部队是我军主力，就死死咬住不放，全力攻击前进。第三五八旅边战边退，硬是把敌整编第一军五个旅牵向蟠龙西北的凉水湾、孙李家沟一线。

    4月14日，野司向羊马河方向移动了十五里，指挥部设在张家土沟。这天一早，司令部接到了敌一三五旅离开瓦窑堡的情报。彭总和王政柱马上跑出窑洞，飞身上马；前住独一旅旅部，一边查看阻击地区地形和作战部署。

    他询问了独一旅旅长王尚荣关于阻击准备情况后，一再向王旅长强调了打好阻击战的重要意义。他指着地图上蟠龙西北的榆树峁子、云山寺、元子沟一线说：“第三五八旅已经把敌整编第一军的牛鼻子死死牵到西北方向，你们今天就在这一线摆出一个决战的架势来，把敌人一大坨坨引过去。如果你们

    能把二十九军阻在羊马河以南，这次歼灭一三五旅的任务就完成了一半。只要你们能坚持到下午两点钟，就算完成了任务。

 第37章

    “

    “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彭总问。

    “请首长放心，再大的困难也要保证完成任务！”王尚荣表示。

    彭总满意地点了点头，离开了独一旅。

    敌一三五旅14日凌晨在瓦窑堡南郊集合完毕，即采取战备行军方式沿瓦蟠大道向南行进。第四○五团为前卫，并派一个营为左侧卫，旅部、特务连、通信连、工兵连、化学炮连、第四○四团、辎重营和卫生队为本队，由第四○四团派出两个连，一个连为右侧卫。一个连为后卫。9时许，旅部到达三郎岔以北地区，突然听到枪炮声，随即又接到搜索部队的报告：在大道以东、以西约千余米的高地上，发现了解放军的大部队，双方在对峙中。代旅长麦宗禹立即带领旅直和第四○四团登上西北半坡，此时，全旅已进入解放军的伏击圈。

    麦宗禹即刻传令：第四○五团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东山，掩护旅主力向蟠龙攻击前进，待旅主力通过后，即迅速脱离战场，作旅的后卫，随旅主力行进；第四○四团以一个营向蟠龙方向攻击前进，与旅主力保持联系；第四○四团所余两个营兵力，占领三郎岔以北的河川西山各制高点，巩固、加强现有阵地；旅指挥所即设在西山的半山坡上；通信连迅速架设电台，与延安指挥所取得联络，报告遭受伏击的情况，请求胡宗南速派援兵解围；化学炮连立即进入阵地向东山射击，阻止解放军向第四○五团猛烈冲击。

    旅部命令下达后，第四○五团在正面解放军的强大压力下，不得不将全部兵力投入战斗。由于兵力悬殊，解放军形成了以四个旅围歼敌人一个旅的绝对优势，加上解放军攻势猛烈，使得一三五旅前不能进，后不能退，阵地相继失守。

    彭总上午10时返回指挥部，不一会，就得知第二纵队已和自瓦窑堡南进的敌一三五旅开始接触了。战斗打响后，彭总一会儿用电话询问前线情况，一会儿要身边人员汇报敌刘戡、董钊两路主力的动向，随时作出判断，不断向前线主攻和阻击部队发出指示，显得格外紧张和繁忙。

    下午两点左右，彭德怀到前线的一个团指挥所，具体观察战斗进展情况。

    他看到三五九旅和独四旅打出去的炮弹不断在敌群中开花，胡军象丧家犬一样乱跑乱窜，连声赞道：打得好！打得准！

    战斗进行得很顺利。下午四时左右，敌第一三五旅旅部及所属两个团，即被我第二纵队、教导旅、新四旅紧紧包围在羊马河西北高地。在我军猛烈攻击下，敌军很快土崩瓦解，4700多人全部被歼，创西北战场歼敌一个整旅的先例。这时候，敌二十九军一部虽然已接近了羊马河，但在我独一旅的顽强抗击下，终于未能挽救一三五旅的覆灭命运。

    当身边人员将消灭一三五旅的概略情况向彭总汇报以后，彭总的表情显然比战斗时轻松了许多，但仍然一言不发。长期在彭总身边工作的人知道彭总的性子，只报告了消灭了敌人，如果抓不到敌军的主要将领，他是不会满意的。果然，隔了不大的功夫，前线传来了报告：敌一三五旅少将代旅长麦宗禹、四○四团上校团长成耀煌、四○五团上校团长陈简全部被俘。彭总听了，哈哈笑着说：“好啊！这才叫全歼！刘戡、董钊带那么多兵，连一个旅也救不了。我看胡宗南还能神气多久！现在麦宗禹再也不需要代理旅长了。”

    羊马河战役，我军在敌人的十个旅中间，挖掉了一个整旅，全军士气大

    振，指战员都称赞彭总的神奇指挥，说：“彭总指挥的羊马河战役，可真是虎口夺食呀！”

    中央军委接到彭德怀、习仲勋全歼一三五旅的报告后，向各战略区发出通报说：羊马河战役的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

    4月15日，毛主席致电彭德怀、习仲勋，根据前一段作战经验，提出西北战场“蘑菇战术”的作战方针，强调这种方法是最后战胜敌人必经之路。

    彭德怀接到电报后，深有感触地说：贯彻毛主席的方针是采取不即不离，把敌人缠住，找准机会消灭它。

    经过青化砭和羊马河两个胜仗，大大振奋了我西北军民斗志。当时。到处可以听到这样的歌声：红旗呼拉拉飘，喜鹊喳喳叫，青化砭，羊马河，两仗打得好，把敌人两个旅消灭掉，胜利的消息人人都欢笑。

    4月17日，新华社在《评蒋军一三五旅被歼》的社论中说：“一三五旅的全部被歼，说明胡军战斗力的下降与西北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上升，已经到了一个转折点。从此以后，胡宗南军队就要走下坡路了。”

    而这时国民党中央社的广播里，却还在那里不害臊地大说梦话：“国军在瓦窑堡以南，歼灭共军贺龙主力一万多人……”

    胡宗南接连吃了两个败仗，着实气的不轻。不过，气炸肺的还要算蒋介石。蒋介石原想把最后一张王牌——胡宗南的全部人马，统统投到陕北战场上，企图一下子把共产党的首脑机关打碎，把西北人民解放军消灭掉。哪知道胡宗南到了陕北被解放军拖来拖去，净吃败仗。此时，山东战场的蒋军也连吃败仗，山西、河南也纷纷告急。

    我陈赓将军率大军横扫晋南，先头部队已经挺进黄河边上的永济县城，严重威胁着胡宗南的安全。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频频急电，催促胡宗南尽快歼灭共军主力，完成“戡乱大业”。胡宗南也被逼急了眼，下狠心要找到共军主力“决一死战”，赶快结束陕北战争。

    主意一定，胡宗南便拼凑了九个半旅的兵力，于4月26日从蟠龙出发，经瓦窑堡向绥德、米脂一带急急进犯，并让榆林的邓宝珊军和二十八旅（胡宗南的一个主力旅，为了监视邓宝珊的杂牌军，而驻防在榆林）也由北向米脂、葭（佳）县窜犯，并答应与他们“会师”。胡宗南这次神气十足，他吹牛说要打通延（安）榆（林）公路，把人民解放军赶过黄河去。他还夸下海口说：五月里要在绥德接见中外记者。

    事实上，对胡宗南的处境，我党我军领导人早有研究。毛泽东曾亲自我周恩来、彭德怀交谈过。毛泽东说：“看来，胡宗南正向咸榆公路集结大军，大概想彻底吃掉我们，或者把我们赶到黄河去，然后腾出手来招架晋南。”

    周恩来幽默地说：“德怀同志应该成全他，胡宗南不识路，你应该派人给他引路。他不是要找你的主力较量吗？那得派一个旅把他们引到绥德方向去，人太少了不行。你们的主力仍留在青化砭，想办法再吃掉胡宗南一个旅，

    最好是胡宗南的心腹旅，如盘踞在蟠龙镇的一六七旅。如何？“

    “对！就选一六七旅。”彭德怀接着说：“这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是胡匪‘四大金刚’之一，曾当过胡宗南的参谋长。这小子骄横淫侈得很，蟠龙镇的老百姓都恨他。加上蟠龙是胡宗南的补给地，把它拿下来了，我们的补给不就有了吗！”

    就在董钊、刘戡率9个旅4月26日从蟠龙、永坪出发的当天，彭德怀、习仲勋即派出了侦察队了解敌人的去向。

    4月27日19时，彭德怀和习仲勋向毛主席报告：董、刘两军27日15时进抵瓦市，有犯绥德企图。我野战军本日隐蔽于瓦市东南及西南，拟待敌进逼绥德时，围歼蟠龙之敌。

    主席迅速复电：计划甚好，让敌北进绥德或东进清涧时，然后再打蟠龙等地之敌。

    蟠龙镇位于延安东北45公里处，座落在两条川汇合的三角点上，镇东边有一道由北向南延伸的山梁，最高点为集玉峁，西边有一道平行的山梁，称庙梁，上有磨盘山等山头，两道山梁拱卫着镇街，地险易守奇书-整理-提供下载，所以敌军在此搞了一个战略补给站，存有大量的军用物资。胡军在每次“武装大游行”后，都要到这里进行补给。驻守该镇的敌第一六七旅，是蒋介石嫡系第一师的主力，装备精良。该旅加上地方反动武装第三总队，兵力近7000人。为了守住这一重要基地，胡军利用蟠龙的特殊地形，修筑了许多大、小地堡，组织了交叉火力网，明碉暗堡星罗棋布。

    攻打蟠龙是西北战场第一次攻坚作战。彭德怀分析，如果西北野战兵团攻打蟠龙，敌军必然回援。因此，攻打蟠龙的关键是尽可能远地引开敌军主力，在敌军可能回援之前攻下蟠龙。

    为了调虎离山，彭德怀派三五九旅一部，并从其他各旅中各抽出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部队，扮演主力向北撤退。这支部队在蟠龙附近故意暴露了一下，就虚晃一枪，向北“败退”，沿途故意丢掉一些部队的臂章和符号，还有一些破旧鞋袜，制造假象，把蟠龙地区的敌军主力，引向绥德和米脂一带。

    彭德怀为了“投敌所好”，规定这支“调虎”的部队只许打“败”，不许打胜，并且要装得真，“败”得象，使敌军相信我主力真的败退了。

    胡宗南接到前线的情报，又开始得意起来，他深信：共军主力部队已被迫北撤，并有东渡黄河的企图。于是，他再次由西安飞往延安，召集第一军、二十九军的将领开会，并下达了第三号作战命令：第一师的一六七旅紧守蟠龙镇，负责保卫这一补给基地，并与延安、瓦窑堡保持联系，确保咸榆运输线的安全；董钊、刘戡两个兵团的七个半旅，向绥德前进，会同从榆林南下的各军，将共军主力压在咸榆公路以东、黄河以西这一狭长地带，将其歼灭。

 第38章

    围歼不成，就驱使共军东渡黄河，完成陕北戡乱大业命令下达后，胡宗南又在做着全歼共军主力的美梦，他万没有想到，这次他又被彭德怀牵着鼻子走了。

    就在董钊、刘戡的大部队向北疾进时，彭德怀率领野司机关，驻扎在敌“方阵”边的一个叫新庄的小山村里。彭德怀好象若无其事地躺在炕上，不时有手下人员急匆匆地进来汇报敌人的行踪。每次汇报完成后，他就把手一挥，示意手下人员出去。此时，他正根据不断送来的火急的报告筹划着如何打击敌人。当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已经过去了。他突然从炕上一跃而起，说：

    “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敌人向北，我们向南，各走各的路，各办各的事噢！”

    他命令部队向蟠龙进发。

    4月29日，彭德怀、习仲勋发出了围攻蟠龙的作战部署：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之独四旅及新四旅攻歼蟠龙之敌，三五九旅一部和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可能增援之敌。

    4月30日，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包围了蟠龙镇。

    5月1日，彭总冒雨在蟠龙镇周围的山头上，观察了敌人的主要阵地和工事，并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作了攻击蟠龙的部署和动员。

    随后，天天下雨，但集中在蟠龙附近的我军主攻部队，战士们整天忙着作战斗准备，干部们更是顶着雨，踩着泥，反复查看地形，研究敌人的工事，讨论战法……

    5月2日，天气转晴。这天，敌军主力已“游行”到绥德，他们要返回来还得七天，我军可以从容攻击蟠龙。当天黄昏时分，对蟠龙镇的攻击开始了。尽管野战兵团官兵英勇顽强，但由于缺乏攻坚火炮，主要靠土工作业和爆破作业来摧毁敌人的坚固阵地，所以激战一晚，只夺取了敌人的前沿据点，几次向外壕发起攻击，都未成功。

    西北野战兵团这次确实碰到硬骨头了！彭德怀见强攻不行，立即命令部队停止攻击，巩固已得阵地，主力进行休整，寻求新的战各攻击部队在受挫后召开了广泛的军事民主会，讨论如何夺取主阵地。

    指战员们纷纷献计献策，提出采用对壕作业逼近铁丝网、外壕和敌堡，攻击部队编组轮番佯攻，以消耗敌人火力等多种方法。根据这些建议，彭德怀调整了攻击部署，集中火力，改进战术，再次发起猛烈攻击。

    5月3日下午三点钟，开始对蟠龙东面集玉峁主阵地发起攻击。这是一座最高的山，山上有最强固的工事。占领了它，就可以控制整个蟠龙镇。战斗一开始，我军炮兵便进行准确、猛烈的射击，一颗颗炮弹落在敌人的工事里，整个山头漫起了烟雾。

    防守这个山头的敌四九九团二营五连连长，在我军的炮火下被“报销”

    了，敌军全连马上慌乱起来，敌人急忙调四连来换防。我军突击部队在炮火的掩护下，勇敢地冲上山去。约十分钟时间，突击部队就接近敌人的外壕工事。接着，又一鼓作气地冲过外壕和铁丝网，一阵手榴弹，解决了机枪掩体和堑壕里的敌人。

    攻下集玉峁制高点后，指挥员又下达了命令：“活捉李昆岗，收复蟠龙镇！”

    野战兵团于5月4日夺取了蟠龙之东山、北山主阵地，蟠龙之敌成为瓮中之鳖。这时，直接指挥蟠龙作战的王震将军写信给敌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劝他放下武器，不要做无谓的抵抗，但李昆岗接信后仍不听劝告，率部依然顽抗。于是，我野战兵团黄昏后从四周居高临下向蟠龙镇猛攻。镇里的敌人乱作一团，像一群没头苍蝇似的乱冲乱撞。但是，敌人挣扎了半天，还是没能逃出我军的包围。除了被打死的，其他的都乖乖的当了俘虏。这一仗除了全歼一六七旅守敌6700多人，活捉旅长李昆岗外，还缴获山炮六门，大量的武器弹药，军衣14万余套，面粉1.2万余袋，骡马千余匹，还有其他军用物资。战士们高兴地换上了崭新的单军衣。敌人用作“剿共”的补给品这下子部成了西北人民解放军的战利品了。

    再说胡宗南的九个半旅，由董钊和刘戡率领，从蟠龙出发后，按照他们

    的新战术，摆成长宽好几十里的方阵，缓缓地向绥德开进。当时，我军准备攻击蟠龙的指战员，隐蔽在山头上看到敌军官兵背着武器、干粮，走起路来笨得像狗熊。由于老天不作美，天老下雨，所以董、刘大军跌跌滚滚，历尽艰辛，好不容易来到绥德城。但此时，绥德城已和延安一样，也是一座空城，几乎连一个老百姓的影子都见不到。但董钊似乎还很欣赏上次胡宗南让第一师先“进占延安城”的“经验”，硬让第一师第一旅抢先进城，让“天下第一旅”再建奇功。接着，董钊用长途电话向延安的胡宗南汇报战绩：一旅猛攻绥德，毙敌两万，残敌向东北方面逃窜。

    胡宗南上次出了次洋相，它根本不相信董钊的鬼话。他厉声质问董钊：“是不是又占领了一座空城，让共军给溜了？”

    “空城，空城倒不是。”董钊一时不知如何回答，但他已经明白：这次想欺骗上司是不可能的了，便说：“不过，我们歼灭的好象不是共军主力。”

    “那共军主力哪里去了？”胡宗南紧紧逼问：“各种情报都说共军在向绥德撤退，现在你把共军到底弄到哪里去了？”显然，胡宗南已经在发火了。

    “或许共军已经过了黄河？”董毫无把握地说。

    “放你妈的狗屁！”胡宗南实在气不过，粗话脱口而出，随即挂断了电话。

    5月4日清晨，薛敏泉拿着一份电报急匆匆地走进胡宗南的房间。

    “不好了，胡先生！一六七旅出事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刚才李昆岗亲自来电，共军主力已包围蟠龙镇，正发动猛攻，请求火速增援解围。”

    这真是晴天霹雳！一六七可是他的精锐旅。胡宗南一下子脸色都变了，过了好一阵子，他才稳住自己，指示薛敏泉电告董钊、刘戡二部火速增援蟠龙，要求李昆岗死守蟠龙镇，并指示航空队立即起飞援助李昆岗。

    接着，他颓然倒在床上，自言自语地说：看来已经没救了！

    当董钊率领第九十师赶到蟠龙镇时，镇上早已空无一人。西北野战兵团早已转移到延安西北的真武洞一带进行休整。胡宗南的主力撤回蟠龙，可害苦了榆林出来的敌二十八旅等。他们满以为可以与董、刘二军会师，这回却高高地吊在半悬空中，上不得上，下不得下。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时，作了这样一首打油诗：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象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

    西北野战兵团主动撤出延安后不到两个月，在敌强我弱、力量对比悬殊下，接连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战三捷，粉碎了敌人企图摧毁我党首脑机关和将我西北野战兵团歼灭或赶过黄河以东的狂妄计划，狠狠打击了敌人的疯狂气焰，坚定了西北人民打败蒋介石胡宗南军的胜利信心。为了庆祝我军取得的胜利，检阅边区军民的战斗力量，彭总指示各部队认真总结作

    战经验，评选战斗英雄模范，并要求司令部派人在真武洞办一个战利品展览，准备在那里召开一个盛大的军民祝捷会。

    5月13日，周恩来副主席和陆定一同志，由安塞以北的王家湾，来到了西北野战兵团司令部的驻地——真武洞西五里的马家沟。周副主席是代表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来参加祝捷大会，并向西北野战兵团和西北人民表示祝贺的。

    周副主席一下马，就紧紧握住前来迎接的彭德怀的手，说：“你们辛苦了！这几仗打得很漂亮，我们听到胜利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啊！”

    彭总笑了笑，说：“你们也辛苦了。我们一直担心主席和你们的安全呢！

    主席的身体好吧！“

    “很好，都很好！你们放心好了。”周副主席说。

    14日那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彭总陪着周副主席，由马家沟来到了真武洞的马王庙滩。这里已经聚集着来自方圆百余里以内的5万多军民。老百姓敲着锣鼓，扭着秧歌，抬着整猪整羊，提着鸡蛋、粉条，兴高采烈地慰问解放军。

    彭总和周副主席一起检阅了野战兵团，地方军和新诞生的一支支游击队，参观了战利品陈列处，频频向边区人民致意！

    夜幕快降临时，响起了七声礼炮。随后，周副主席走上讲台，会场上立即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我代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祝贺你们，代表中国人民感谢你们！”周副主席接着说：“毛泽东同志与中共中央，自从放弃延安后一直留在陕北，与边区全体军民共同作战。”这个消息，使全体军民狂欢起来，有的在地上跳着，有的把帽子扔向空中，人们得知毛主席还没走，中央还没走，都激动得热泪盈框，他们控制不住激动的心情。

    是啊，自从撤离延安以来，边区的老百姓们，都在关心着党中央、关心着毛主席。中央虽就此事发了个文件，但那是专门通知各野战军和各解放区的首长们的，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一直还不知道党中央、毛主席在哪里。

    现在，周副主席向大家一宣布，大家知道党中央还在陕北，毛主席还在陕北，怎能不欢呼，不跳跃呢！

    周副主席讲完后，彭总走上讲台，会场上同样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第39章

    接着听到彭总那洪钟般的声音：“陕甘宁边区和平了十年，现在蒋介石的走狗胡宗南打进来了。边区军民坚决自卫，狠狠打击了蒋胡敌军。从3月19日至5月4日，我们平均每半月消灭敌人一个旅。现在入侵边区的蒋胡军尚有二十八个旅，照过去的速度推算，再有十四个月，就将其全部消灭。只要我们不犯错误，共同努力，这个目标一定能达到。”

    他在讲话中强调指出：“能够和人民团结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他号召全体指战员永远不要脱离人民。

    在会上讲话的还有习仲勋副政委和劳动英雄刘玉厚、战斗英雄王有福等。这次大会一直开到深夜，广大军民对彻底粉碎蒋介石、胡宗南的进攻充满了信心！

    八、过坳靖边小河村会议后，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野战军。沙家店大捷扭转了西北战局，毛泽东高兴地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笔架山上火光冲天，清涧城内一片漆黑，廖昂翘首待援，求卜问卦，但还是被西北野战军活捉1947年7月16日，彭德怀和习仲勋一道，从张家畔出发，急匆匆地赶往靖边小河村，出席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

    靖边小河村是个绿树掩映、依山傍水的小山村。一顶用柳枝、草席搭成的不起眼的凉棚，便是这次会议的会场。参加会议的许多将领来自陕北、晋绥和太岳地区。

    这次会议，史称“小河会议”，是我军历史上十分重要的一次会议。它总结了解放战争第一年的作战形势，并决定我军进行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部署了各解放区的协同作战问题。

    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陆定一、杨尚昆、彭德怀、习仲勋、贾拓夫、张宗逊、王震、贺龙、张经武、陈赓等。会上，周恩来总结了人民解放军在战争第一年（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分析了敌我双方军事实力的消长趋势，指出：从敌方建制人员、武器来说，敌军损失了约三分之一，若从质量上来说则更不止降低三分之一，这就为我们争取战争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基础。毛泽东根据战争第一年的作战经验和战果，在会上第一次明确提出用五年时间（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政府的目标。会议研究了第二年作战的基本任务和作战方针，研究了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及各个战场配合作战的问题。

    军委决心组织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并据此作了具体部署：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四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强渡黄河后，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边区实施战略展开。为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时协助刘邓经略中原，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新组成的第九纵队，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的六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在豫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以上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在中原地区以“品”字阵势协同作战，机动歼敌，创建新的中原解放区，调动敌军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

    中原地跨苏、皖、豫、鄂、陕五省，南临长江，北枕黄河和陇海路，东起运河，西迄伏牛山和汉水，面对南京、武汉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和江南统治区，人口4500余万，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判断，我军只要能在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氏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统治区，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以华东野战军四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南线的两翼——山东和陕北战场钳制敌人，策应

    刘邓、陈谢、陈粟三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老解放区。

    这次会议还研究决定了加强西北战场的措施。早在靖边小河村会议前，毛泽东等人分别同前来参加会议的彭德怀、贺龙、陈赓等，研究太岳纵队的使用方向。中央军委原先准备调陈赓纵队由晋入陕，和西北野战兵团一起歼灭胡宗南部集团，解放大西北。鉴于晋冀鲁豫刘邓野战军强渡黄河实施战略突破后，战局已有重大变化，所以，靖边小河村会议改变了在陕北打大仗的计划，决定陈赓纵队南渡黄河出豫西，协助刘邓经略中原，从相反的方向牵制敌人，配合陕甘宁边区军民击破胡宗南的进攻。

    毛泽东指出，现在决定边区、陈赓两部分打开，从战略上与粮食上均有利。对蒋介石的斗争，计划用五年解决。西北战场今年只能削弱胡宗南，到明年可以造成消灭他的条件。陕甘宁边区在军事上与财政上均以依靠晋绥为主。现在由贺龙以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的身份来统一指挥后方，实行精简节约，开展地方工作。处处从全面长期着想，这个口号非常重要，要在全党全军中解释。敌人寄希望于我们不能长期支持这一点上，我们的对策就是主力转入外线，内部精简节约。

    彭德怀完全赞同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战略决策，他在发言中说：“陕甘宁、晋绥两个区统一，很有必要，财政统一也很重要。精简非厉行不可，以90万人养9万人，甚至不能维持三个月，农村粮食枯竭，人力浪费太大，前后方均应有严格的编制与制度。有人寄希望于陈赓部来陕，而不认真准备艰苦奋斗，这种思想必须切实解决。”他还建议，野战部队成立党的前线委员会，以讨论重大方针政策和执行战略任务。毛泽东当即表示同意。

    7月31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同意以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王震、刘景范5同志组成中共西北野战军前委，彭德怀为书记，同时宣布西北野战部队定名为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简称“西北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习仲勋任副政委，张宗逊任副司令员（翌年2月，中央军委任命赵寿山为第二副司令员），张文舟任参谋长，徐立清任政治部主任，王政柱任副参谋长。西北野战军成立之初下辖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原晋绥军区第三纵队，8月调归西北野战军建制）及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等部队，约4.5万人。

    第一纵队由张宗逊兼任司令员（后由贺炳炎接任），廖汉生任政治委员，贺炳炎任副司令员，王绍南任参谋长（同年12月7日，陈外欧升任参谋长），冼恒汉任政治部主任，张国声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

    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是湖北省洪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过红三军第九师营长，第四师十二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过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团长。

    独立第一旅旅长王尚荣，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十二军第九十六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人旅七一五团团长，独立第一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四军区司令员，陕甘宁边区绥德警备区副司令员。

    第二纵队由王震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绍辉任副司令员（1948年3月19日，郭鹏接任副司令员），唐健伯任参谋长，王恩茂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四旅、第三五九旅。

    独立第四旅旅长顿星云原名叫顿新银，是湖北省石首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军第六师十六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副司令员，晋绥军区独立第四旅旅长。

    三五九旅旅长郭鹏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7年参加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六军团第十七师五十团团长，红二军团第六师师长，红三十二军参谋长。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参谋长、副旅长，晋西北军区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兼武装部部长，晋绥军区塞北军分区副司令员，八路军南下第一支队干部大队大队长、支队副司令员，湖南抗日救国军副司令员。

    第三纵队由许光达任司令员，孙志远任政治委员，李夫克任参谋长，杨尚高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独立第二旅、独立第三旅、独立第五旅。该纵队是于7月下旬奉军委之命由晋绥军区西渡黄河进入陕北的。

    独立第二旅旅长唐金龙是湖北省汉川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五师十五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七一五团副团长，独立第二旅四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三五八旅副旅长。

    独立第三旅旅长杨嘉瑞是陕西省兴平县人。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二方面军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特务团团长，晋绥军区第三军分区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第40章

    第三纵队参谋长兼独立第五旅旅长李夫克是江西省莲花县人。1931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保卫队大队长，陕北红三十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同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训练部军事教育科长，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晋西北军区参谋处处长兼第一军分区副司令员，教导团团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第三纵队参谋长。

    以上三个纵队是西北野战军的主力。

    除此之外，野战军还辖有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等部队。教导旅，旅长兼政委罗元发，副政委饶正锡，参谋长陈海涵，政治部主任刘绍文。新编第四旅，旅长张贤约，政委黄振堂，参谋长程悦长，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10月9日，以教导旅、新编第四旅组建成第六纵队，司令员罗元发，政委徐立清，副司令员张贤约，参谋长王政柱。教导旅，旅长陈海涵，政委关盛治，参谋长谢正浩；新编第四旅，旅长程悦长，政委黄振堂，政治部主任赵光远。

    第六纵队司令罗元发是福建省龙岩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福建龙岩列宁青年队队长，红三军团第五师十五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一师一团政治委员，一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独立团政治处主任，独立第一师政治部主任，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雁北支队政治委员兼中共雁北地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旅旅长兼政治委员。纵队副司令张贤约是安徽省金寨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四军军部通信队队长、第十二师三十四团副团长、团长、十二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教导团团长，先遣支队支队长，太行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新编第四旅副旅长、旅长。

    西北野战军成立的同时，中央军委为了加强西北地方军区和人民武装的建设及对后方工作的领导，决定将晋绥军区再度划归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建制（翌年2月，改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仍由贺龙任联防军司令员，习仲勋兼任政治委员，王维舟、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张仲良任副政治委员，张经武任参谋长。下辖晋绥军区及直属关中军分区（警备第一旅兼）、绥德军分区、延属军分区、三边军分区（新编第一旅兼）、陇东军分区、警备第三旅和骑兵第六师。

    贺龙兼任晋绥军区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周士第、续范亭任副司令员，陈漫远任参谋长，甘泅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吕梁、绥蒙两个军区。9月中旬，由警一旅、警三旅、骑六师组成第四纵队，王世泰任司令员，张仲良任政委，阎揆要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宗贵任政治部主任。警一旅，旅长高锦纯，政委左爱，副旅长刘懋功，参谋长李振华，政治部主任胡友之；警三旅，旅长黄罗斌，政委高维嵩，参谋长刘殿英，政治部主任刘昌汉；骑六师，师长胡景铎，政委李宗贵兼，副师长杨拯民，参谋长张涛，政治部主任师源。

    彭绍辉任吕梁军区代司令员，罗贵波任代政治委员，马佩勋任副司令员，解学恭任副政治委员，张希钦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兼，政治委员刘长亮）、第二军分区（司令员李文清，政治委员朱明）、第六军分区（司令员孙超群，政治委员梁仁芥）、第七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马佩勋）、第八军分区（司令员侯俊岩、政治委员甘一飞）、第九军分区（司令员黄忠学，政治委员贾长明）、第十军分区（司令员何辉燕）。1948年7月彭绍辉出任第七纵队司令员，该纵队下辖独立第十旅，独立第十二旅。纵队成立后先留山西作战，1949年6月从晋西开往西北。

    姚喆任绥蒙军区司令员，高克林任政治委员，王长江任副司令员，张达志任副政治委员，樊哲祥任参谋长，饶光任政治部主任，曹正之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五军分区，司令员左齐，政治委员李登瀛；第十一军分区，司令员黄立清，政治委员沈毅忱；骑兵旅，旅长康健民，政治委员王再兴。1948年9月成立第八纵队，姚喆任司令员，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由王长江担任，政治部主任由斐周玉担任。下辖晋绥十一旅、十四旅、骑兵旅。纵队成立后配合华北野战军进行了绥察战役。

    第八纵队司令姚喆是湖南省邵阳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红三军团特务团营长，第一师三团团长、师参谋长，瑞金保卫局总队部总队长，红三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二十六军第七十八师参谋长，北路军参谋长，陕甘宁独立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师三五八旅参谋长，大青山支队参谋长，骑兵支队副司令员、司令员，绥察行政公署主任，塞北军分区司令员。

    西北野战军成立，标志着西北战场的我军无论从编制体制上，还是作战形式上，都朝着正规化方向前进了一大步。这支部队将在中央军委的统一指挥下，积极配合全国范围的战略进攻，将国民党胡宗南集团牢牢牵制在西北地区，并且逐步地、规模一次比一次大地歼灭敌人。

    “小河会议”后，彭德怀经常在盘算：西北战场是战略牵制区，一定要把蒋介石的战略预备队牵在这里，把敌人拖住在陕北，不让他走。我们拖他，毛主席、党中央也在这里拖住他，胡宗南的部队就难以走脱了。

    因此，彭德怀决心攻打榆林，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上，以策应陈赓、

    谢富治纵队南渡黄河，挺进豫西，并取得兵员、物资补充，巩固解放军后方。

    榆林是国民党政府“北平行辕张垣绥靖公署晋陕绥边区总部”的所在地，西与宁马集团，南与胡宗南集团相呼应，北与绥远傅作义相依托，是绥远、陕西的重要门户，该地有“晋陕绥边区总部”总司令邓宝珊部第二十二军、胡宗南的一个旅及地方团队等部共1.5万多人守备。

    1947年7月30日，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大、小理河向榆林开进。8月6日，对榆林外围进行攻击。战至7日，肃清了敌军外围据点，但攻城战斗一度受阻。

    蒋介石得知西北野战军围攻榆林后，坐立不安，担心榆林不保，则宁夏孤立，而胡宗南一旦失去北面的作战配合，将会影响整个西北战局。即令榆林守军坚守待援，急调在安塞、保安地区的胡宗南主力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共八个旅，分两路开往绥德、佳县方向。又命钟松的整编第三十六师组成“快速兵团”，日夜兼程，进抵榆林。

    国民党整编第三十六师是胡宗南进犯延安的主力师之一。它共编有三个整编旅，即：整编第二十八、一二三、一六五旅。每旅各辖三个团，为半美械化装备。进犯延安时，该师只率领着整编第一二三、一六五两个旅，而每个旅亦只带着两个团。胡宗南的整个部队进入陕甘宁边区以后，被解放军牵着鼻子在陕北高原上、山坳里乱撞乱窜，尤其是第三十六师，从无定河到三边，从西兰路到古长城，每个角落都几乎窜到过，有的地方还到过三四趟。

    全师官兵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逃的逃，伤的伤，死的死，士气一天天低落。该师想同解放军决一死战，但大部队打不上，小部队被吃掉。大队人马深入山区，交通困难，给养不足，于是到处抢夺老百姓的牲畜作运输工具，挖掘群众埋藏的粮食补充给养，拆毁民房作柴烧。边区民众对其恨之入骨。

    敌整编三十六师接到援榆命令后，马不停蹄赶奔榆林。该师师长钟松十分狂妄，声言：“共军可以吃掉别的军队，就是吃不掉三十六师”，决心要“一战结束陕北问题”。

    8月9日，彭德怀获悉援敌急速赶来后，立刻向中央军委请示：榆林城坚，东、北两面沙漠，西、南两面水坑水道，不易进行攻城。现钟松增援甚急，决心以两个旅继续围城，集中六个旅先歼灭援军再攻城。当天，中央军委同意彭总作战方案。

    随后，西北野战军得悉整编第三十六师在8月9日进抵距榆林320里之龙州堡，10日继续向横山前进。于是，彭德怀决心争取先拿下榆林，而后再打援。8月10日和11日，西北野战军对榆林进行两次爆破与强攻，但攻击未能奏效。

    此时，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绕走长城外的沙漠地驰援，避过西北野战军的阻援部队，于8月11日进抵横山以北地区。敌军逼近，围城打援的战机已失，西北野战军的处境变得险恶了。为争取主动，另行寻机歼敌，彭德怀决定部队12日撤离榆林。有的指挥员要求再攻一次，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说：“说不打就不打，再有一个钟头能打下也不打了。再打下去就要被动，撤出来是主动的。撤出去，打的机会有的是，还可以打援兵，问题不在邓（宝珊），而在胡（宗南）。我们要放长线钓大鱼，把敌人来回拖，找准时机再钓他上来。”

    我军虽未能攻下榆林，但达成了吸引敌军北进的战略目的，给陈、谢渡

    河南进造成了有利形势。我军从榆林撤围后，中央军委指示西北野战军在榆林、米脂间休整待机，隔断刘戡、钟松两部，吸引该敌，以利陈赓、谢富治集团行动。

 第41章

    彭德怀为了保障后方机关安全，并进一步迷惑敌人，诱使胡宗南在指挥上再犯错误，摆了一副东渡黄河的架式。他命令中共西北局和各后方机关从佳县移至黄河以东，指示陕甘宁晋绥联防司令部带一些电台过河，同时派出一部分兵力佯动。

    敌军果然上当。胡宗南的测向电台及侦察兵报告说，西北共军正“仓皇逃窜”，共军到了佳县已经弹尽粮绝，把大炮都埋了。胡宗南断定西北野战军主力将渡河东去，严令各军“迅速追击，勿失此千载良机”。令刘戡率五个旅向佳县急速前进，于8月16日进到绥德义合镇地区；又令钟松率整编三十六师由榆林南下，与北进主力会台。胡宗南企图迫使我军于两河（黄河、无定河）之间决战，在榆林、米脂、佳县三角地区歼灭西北野战军。

    敌三十六师这次援榆，经过长途的急行军，沿途掉队人马很多，到达榆林时官兵极度疲乏，打算在榆林附近“喘口气”。但在第二天的下午又接到胡宗南的命令：迅速从榆林南下，以便南北两面部队配合行动，把解放军主力压迫到米脂、佳县地区，一举围歼。命令还说要派飞机于翌日早晨将熟食给养空投于榆林飞机场，补给三十六师。该师当时既缺粮又缺钱，临时向驻榆林的国民党中央银行分行借了一部分急需款，并把各旅的辎重营和团的运输部队留在榆林接受空投，而后追送前线。可是，三十六师眼巴巴盼到的给养却少得可怜。西安只是在14日的早晨9点钟左右，派出四架运输机，投下一些发酵酸臭的熟食大饼。这点给养，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三十六师只好饥肠辘辘地踏上南下的道路。当行至归德堡附近，遇到我军抗击。该师处在敌情不明、地形不熟、民情不了解的情况下，既不敢进，又不敢退，亦不敢留在原地，怕中了解放军的圈套。钟松只好决定当晚全师赶至鱼河堡附近露营，并严禁部队闯入堡内，以防不测。第三天，三十六师在南下的途中，与我当地武工队打了一阵后，才攻占了镇川堡。使钟松兴奋的是，堡里还有没运完的一部分存粮。然而，钟松万万没有想到，得到这一部分粮食，使他改变了原先准备在镇川堡等待补给的计划，加快了三十六师的下一步行动，从而加速了它的灭亡。

    彭德怀对这个三十六师特别“关注”，下令准确侦察其编制、兵员实数和轻装程度；部署部队严密监视它和刘戡部队的行动方向。他认为这个师虽是胡宗南三大主力之一，但经过长途行军，严重减员，已是疲惫之师，而且钟松利令智昏，孤军冒进，成为一支“骄兵”。彭德怀说：“‘骄兵必败，！

    要利用三十六师的弱点消灭它。“彭德怀把野战军主力隐蔽集于镇川堡东北地区待机，命令各部观察地形，准备战场，计划首先吃掉这个师。

    南北对进的刘戡、钟松两军加快了行军速度，相距只有百里左右了。如南北之敌会合：东向封锁黄河各渡口，并控制无定河及米脂、佳县之线，我中央机关和野战军主力便会被挤压在米脂、榆林之间南北三四十里，东西五六十里的狭小地区内。这片地区，北面是浩瀚的沙漠，东面是滚滚黄河，西、南是无定河和敌军，我军将处于侧水侧敌，回旋余地很小的困难境地。中央领导的处境则更危险。

    面对这种严峻形势，彭德怀有些担心。他在与参谋长张文舟等人研究如何保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安全时，不禁满头是汗。他把军帽摘下来放在桌子上，时而细看地图，时而来回踱步，沉思了一会对张文舟说：“必须切实

    保障党中央的安全，要给中央以安全感。“

    为确保万无一失，他命令许光达率领第三纵队，到乌龙铺、曹庄一带接应和掩护中央机关。然后，他又急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请他们向佳县西北方向转移，靠近野战军主力。

    8月14日8时，中央军委来电询问彭德怀：钟松明日进攻目标是米脂；刘戡五个旅16日上午可到绥德，我明日可集中八个旅在归德、镇川线以东、以北的山地歼灭钟松，不知部署来得及否。

    同日14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刘戡令第三十六师向米脂前进，我们准备歼击该敌，总的意图是，集中二、三两纵，教新两旅，由西北向东南歼击第三十六师于李家沟、鱼河堡、上盐湾及其以北地区。

    按此意图，我三纵14日晚集结于庙儿梁附近，二纵15日晨集结于石窑坪附近，均在镇川堡西北。教导旅15日集结于西岔东北地区，一纵在归德堡、鱼河堡之线，另派出小部兵力在三岔、归德一线节节佯败，引敌前进至上盐湾东北高地。

    8月17日，刘戡率主力北进至吉镇以南地区。同日，钟松将第三十六师分为两个梯队，以第一二三旅为第一梯队，由镇川堡向佳县西的乌龙铺突进。

    依据钟松分路前进情况，彭德怀断定其主力必将经过沙家店地区，便决心在其未与刘戡靠拢前，运动中将其歼8月18日3时30分，彭德怀发布“以伏击姿态歼灭该敌三十六师”的命令。命第三纵队（并指挥绥德军区分区两个团）以一部兵力吸引钟松的第一梯队。该纵队主力抗击刘戡所部，阻止该敌与三十六师会合。集中一、二两个纵队和教导旅、新四旅，先歼灭三十六师的第二梯队，再歼第一梯队。

    当天上午，野战军主力与敌交锋，因天降大雨，敌第二梯队仓皇撤至沙家店地区。

    当日晚，野司接电报得知，葭芦河因大雨水涨，不能徒涉，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无法向北转移，已冒雨改行西北方向，尚未脱离险境。这几天，彭德怀每天只喝几口小米粥，很少睡眠。他长时间坐在指挥所里，用手指在地图上估量着两路敌军相距的里程，板着脸一言不发。指挥所里鸦雀无声，参谋们进出窑洞，都轻手轻脚，生怕打断他的思路。

    据敌军将领回忆，整编三十六师18日进至乌龙铺以南地区，同我军约一个旅的兵力发生战斗。我军且战且退，不即不离，紧紧牵住三十六师。将近黄昏，敌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前进到乌龙铺北山，与刘戡指挥的整编第五十五旅取得了联系后，在北山露营。第五十五旅在距离第一二三旅右翼约20里的山梁上露营，此时，钟松认为万事大吉了，于是率领着他的指挥部和第一六五旅大部人马由镇川堡进至沙家店。

    当晚1点钟的时候，敌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突然接到钟松十万火急的电报，说解放军分几路逐渐向沙家店靠近，命他迅速向师部集中。第一二三旅与师部的驻地相距虽仅30余里，但中间须经过几道大山梁和深沟，沿途又没有部队掩护，况且旅的正面还处在战斗接触状态下，因此刘子奇不敢夜间行动，怕中途遭到解放军伏击。他同旅参谋长研究了一下，决定由本旅掩护，把配属的第一六五旅四九三团先行撤走，按指定的路线到师部归还原建制；第一二三旅在天明之前撤下，随四九三团跟进，相互掩护，避免意外。

    实际上，8月18日上午，敌第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及第一六五旅第四九三团进至乌龙铺以北之刘家沟，已被我第三纵队一部及绥德军分区第四、第

    六团箝制于该地。钟松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第、一六五旅（欠四九三团）由镇川堡取道沙家店向乌龙铺前进，进至常高山时，受到我第二纵队及教导旅的攻击。但因攻击时机过早，迂回部队未赶到，我未能歼敌。敌退至泥沟以北、张家坪以南地区构筑工事。我第一纵赶至沙家店附近地区隐蔽集结。

    18日战斗后，刘戡并未增援钟松而率主力五个旅继续北进。19日占领神泉堡和佳县城。彭德怀分析两部敌军态势，判断敌军并未摸到西北野战军意图，决心仍先行歼灭第三十六师。同时，适当调整了部署，以新四旅抗击回援之敌一二三旅。

    19日，彭德怀报告中央军委：“拟于明天拂晓包围沙家店附近敌之两侧而歼灭之。得手后逐次向东北各个歼击之”。20日3时，毛泽东亲拟中央军委复报：“完全同意你对三十六师的作战计划。”此时，毛泽东和中央机关已转移至镇川堡正北80里之梁家岔地区（老苏区）与主力会合，从而结束了自小河出发以来19天艰苦的长途行军。

    8月20日拂晓，西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纵队向敌整编三十六师发起攻击。

    该师第一二三旅为解其师部之围，由乌龙铺折回，被教导旅和新四旅包围于常高山附近。彭德怀命令：坚决把一二三旅消灭掉，不能让它往西靠。就这样，三十六师的两个旅被分割两地，全部被包围，敌前后两个梯队无法相顾。

    为了在刘戡赶到之前迅速消灭被围之敌，彭德怀发出指令：“彻底消灭三十六师，是我西北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的开始，收复延安解放大西北的开始”；要发扬无限英勇的精神，“立即消灭三十六师，活捉钟松，号召你们本日黄昏以前胜利完成战斗任务！”西北野战军主力如猛虎下山，挟着万钧之势，向钟松部扑过去。战斗异常激烈，下面是敌第一二三旅中将旅长刘子奇的一段回忆：19日早晨6时左右，孙团（指整编第一六五旅孙铁英团）已到达乌龙铺南面山梁，整第一二三旅的第三六八团及旅部刚通过乌龙铺，第三六七团还在后面的北山坡。这时候听到了沙家店方面的枪炮声，知道战斗发动了，而且枪声愈来愈紧，战斗形势发展得很快。

 第42章

    刘子奇认为时机急迫，即就地召来各团长研究当前情况和地形，为急求解除沙家店师部之围，决定全旅离开孙团行动，取捷径直接向进攻师部的解放军感受威胁最大的左侧翼急进，当即将部队重新部署行动，以第三六八团为先头团，并派一个营为先遣队（大约是第三六八团第一营）占领常高山北面的制高点，以掩护旅主力进出常高山。

    先遣队将进至常高山山麓时，突然遭到正前方和右侧方的解放军猛烈射击，前进受阻。这时旅主力已进到一处地形狭长而比较低洼的山梁上，亦稀疏地受到解放军的火力射击。预定夺取的制高点，已被解放军占领，这是两方的关键性地点，我旅一定要夺到手才有活动余地。在严令第三六八团迅即攻占制高点的同时，也考虑到防守的问题，当令各部队就地构筑工事，作好防卫准备。由于解放军居高临下，先遣队几次冲锋都被打垮，旅山炮营的3门山炮以齐射火力支援亦无效果。山炮营原有12门日式山炮，因在陕北山区窜扰半年，人员大减，驮马倒毙很多，9门山炮先后被送进了后方仓库，随营携带的3门炮只剩下40余发炮弹，火力不够，起不到支援步兵的作用。先遣队攻击受挫后，发现解放军逐渐向两翼延伸战线。为顾虑旅的侧背安全，由第三六七团派出一个营占领左侧方山梁担任掩护，并配合正面先遣队的攻击，另派出一个加强排占领后方的一处最高点担任掩护，并同刘戡部取联络。

    但是派到左侧的那个营将要到达目的地时，就遭到隐伏在山梁后面的解

    放军的猛烈冲击，营长当场被击毙，官兵死的死，散的散，全营瓦解。

    这时已过中午，同师部联络中断，只好直接发电与胡宗南和刘戡联系。

    当时已经看出自己在地形和战况上都处在不利的形势下，我想此尚有转圜余地的时机撤退，经同两位团长研究，第三六七团团长同意，第三六八团团长反对，意见不一致。原来他们各有打算，因为向后撤退，按当时部队部署具体情况，须要第三六八团担任掩护旅的撤退任务，该团长怕以后不能脱离接触，部队撤不下来，所以反对。

    正在这时，接到了胡宗南电报，指示固守待援，并派飞机参加战斗。随后又接着刘戡电报说，已令整编第五十五旅就近增援，他率主力随后就到。

    从此战况愈来愈紧，形势急转直下，各个阵地俱遭到解放军猛烈炮击，工事多被摧毁，守兵不断伤亡。先遣队队长被击毙，残余官兵被俘。解放军由正面和右侧同时发动反攻，以泰山压顶之势从两面高山杀下，向第一二三旅全线阵地猛冲，有的阵地被连续冲击发生白刃肉搏，死伤枕藉，炮兵营长亦遭炮火击毙，山炮一门被击毁，两门因无炮弹已成瘫痪，骡马被打得四散乱奔。派往后面任掩护并与援军联络的一个加强排也无影无踪。

    在战斗紧张时候，虽由西安派来三架飞机参战，投下几枚小炸弹，对英勇善战的解放军丝毫没起作用。

    首先第三六八团阵地全部被摧毁，团长失踪，官兵无一人撤回。由于一个团被消灭后，旅只残存三个小山头的阵地，解放军的火力更加猛烈地集中在块狭小的阵地上，更显得锐不可挡。第三六七团的大部官兵伤亡，阵地失守，电台被炮弹打得粉碎，同各方联络断绝，情况不明。各路援军均被解放军阻击未到，而解放军则不断向阵地周围涌来。这时，我们看到前途已经绝望，立即带着残部突围，多次冲击俱未成功……

    就在这个时候，绥德警备区四、六两团，在司令员吴德峰的率领下，于乌龙铺以西的石板村和沙柳滩，跟刘戡派出支援钟松的整编十二旅、五十五旅展开激战，一举击垮刘戡的警卫连，若不是刘戡跑得快，差点做了俘虏。

    直到黄昏前，刘戡的部队距离钟松的阵地还有30多里。孤军深入的整编三十六师，只能束手就擒了。

    骄横一时的钟松，盼援军无望，暴跳如雷。眼看形势急转直下，阵地相继丢失，电台亦被击毁，各方联络断绝，便和一六五旅旅长李日基等换衣化装，乘黑夜逃跑了。

    西北野战军经过激战，当天黄昏歼灭了整编三十六师师部及两个旅，共6000余人。战斗结束后，敌整编第一二三旅旅长刘子奇身着士兵服装，混在俘虏队伍里。这位国民党旅长，是典型的行伍出身，从二等兵到旅长，戎马生涯几十个春秋，来一二三旅前，曾是汤恩伯的参谋长。

    他被认出来后，在我军几名士兵看押下，步行18里路，来到一个村子里的破窑洞前。只见一个穿灰布军装的人，中等个子，黑红脸膛，腰里扎根皮带，脚下穿双布鞋，大步迎上来。

    刘子奇万万想不到，这就是使自己成为败将的大名鼎鼎的彭德怀。

    刘子奇见过彭德怀之后，得知《晋绥日报》有一条消息说，被解放军俘虏的李昆岗、李纪云、麦宗禹联名致电，向刘子奇和所属官兵表示慰问。

    电报原文如下：闻兄等在陕北沙家店战役被解放，在兄等或懊丧莫名、恐惧终日，但弟等闻讯之后，却深为兄等庆欣，因弟等来解放区之后，倍受优待，生活毫无

    痛苦，而且亲身体验到民主自由生活的愉快，既不做蒋介石反民主内战的工具，也不做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清道夫，解除了内心与精神上无限桎梏，认识了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的正确道路，甚愿等剔除烦恼，携手共进，为实现我国的独立自由民主和平而奋斗。

    电报后面的署名是：前一六七旅旅长李昆岗，三十一旅旅长李纪云，一三五旅代旅长麦宗禹，一二三旅三十六团副团长何于林，三十一旅副旅长周贵昌，参谋长熊宗继，九十二团团长谢养民，一三五旅参谋主任祖舒，政治部副主任王交云，四○四团团长陈简，四○五团团长萧伯廉，八十六师二五六团团长李含芳，团副康俊昌，陕西第二区行政督察专员严察师。

    刘子奇同这些老相识见面了，他的原部下何干林风趣地说：“我是先来给旅长打前站的，现在房子也号下了，一切都准备好了，旅长也到了。”

    此后，刘子奇参加了革命队伍，任第一野战军司令部参谋处参谋，主编《野战军》杂志。

    毛泽东十分关注沙家店一仗。他心里很清楚，这是争夺西北战场主动权的关键一仗。如果打好了，就会迫使胡宗南收缩兵力，西北野战军可以外线出击，从根本上改变西北战局。如果打不好，我军就只有北走神府，进入晋绥。这是一步死棋。

    通往西北野战军的电活铃响了，一直守在旁边的毛泽东一把抓起。

    “你是李德胜吗？”彭德怀在电话里问。

    毛泽东已经预感到胜利，他稍稍停顿了一下说：“不，我是毛泽东。”

    彭德怀开始有点诧异，可他突然意识到，毛泽东放弃自己的化名，公开了自己的身份，这说明西北战局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中央机关再也用不着躲躲藏藏了。他兴奋地说：“毛泽东同志，我向你报告，我军已全歼钟松整编三十六师。”

    第二天，8月21日，毛泽东兴冲冲地赶到西北野战军司令部。他握住彭德怀的手说：“打得好，你们打得太好了。”

    然后，他坐下来，掏出火柴点着一支烟，笑着说：“沙家店这一仗确实打得好，对西北战局有决定意义，最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了。用我们湖南话来说，打了这一仗，就过坳了。”

    他使劲吸了一口烟，挥了挥手，用一种非常坚决的口气说：“现在我们要打出去，到胡宗南的家门口去打，还要吃他的东西。”

    在西北野战军发起沙家店战役，调动胡宗南集团主力北进的时候，晋冀鲁豫野战军的陈、谢集团乘隙由晋南、豫北交界处南渡黄河，出击豫西，直逼潼关，严重地威胁着胡宗南集团的指挥中心——西安。

    胡宗南为解关中之危，遂令其整编第一军、整编第二十九军主力八个旅南下应急，仅留少部兵力在陕北战场担任防御。

    1947年9月17日至20日，敌先后将榆林之第二十旅、延安之第一六七旅以及运城的第八十三旅、第八十四旅等部空运西安。作为延安外围据点的绥德、于长、清涧至延长的100多公里交通线上，只有廖昂率整编七十六师师部、第二十四旅及一六五旅残部等不足两个旅的兵力担任守备。黄龙山区仅有6个团的兵力分散防守。

    彭德怀看出了这个破绽，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利用胡宗南在延安以北兵力薄弱的机会，用拔钉子的办法，夺取他们控守的据点。

    彭德怀把作战目标选在延川和清涧之间。他决定野战军各部内、外线配合作战，先攻延川、延长，同时准备打援，得手后再攻清涧、子长。

    9月24日，彭德怀令王震率第二纵队由甘（泉）、富（县）、洛（川）

    线节节击敌，逐渐转向关中，与王世泰第四纵队靠拢，进行外线作战。第二、第四纵队会合后组成外线兵团，统归王震指挥，开辟黄龙山区工作。这个部署既可以适时转向外线，解决粮食困难，又能迷惑敌人，使胡宗南部误认为西北野战军主力意欲南进，以牵制其兵力，有利于野战军在内线各个歼灭延安以北的孤立据点之敌。

    遵照彭德怀的命令，王世泰率领第四纵队由白水县北上黄龙山，第二纵队于9月23日巧妙绕过延安，一举攻下劳山，然后到南泥湾休整。

    第二纵队的指战员再次回到他们曾经洒下汗水的南泥湾，这块被誉为陕北“小江南”的地方，已被国民党军队糟踏得不成样子，那块镌刻着毛泽东、贺龙题词的碑石被推倒了，刷在墙上的标语被铲净了，当年“鲁艺”为他们演出《打渔杀家》和《三打祝家庄》的礼堂，到处都是粪便和尿迹。

 第43章

    在二、四纵队向黄龙山发展的时候，彭德怀在安家集部署“延清战役”。

    他命令第三纵队和教导旅于10月1日从文安驿出发，夺取延长和延川；第一纵队从金沙镇出发，夺取清涧城南的三十里铺。

    当日，第三纵队及教导旅行动神速，攻克延长、延川两城，全歼守敌。

    第一纵队攻占清涧城南之三十里铺，割断清涧、子长、绥德守敌与延安之敌的联系，创造了围攻清涧的有利条件。

    清涧城是国民党整编七十六师师部所在地。它位于延安、绥德之间九里山以南，是北上绥德、榆林，南下延安、西安的交通要冲。清涧河夹城东西，在城南汇合，向东南流去。城西的笔架山与城东北部的制高点隔河相望，构成东、西屏障，地形险要。

    敌整编七十六师师长廖昂虽是一名军人，但生性“儒雅”，很珍爱书。

    进驻清涧后，他听说一个叫黄翰林的清末秀才家中藏有许多古书，便以整理古籍为名，从中翻出一部分珍贵古籍据为已有，悄悄装上汽车，派重兵押解，将其运回西安，后转运回四川老家。此人还十分迷信，一有闲暇就占卜问卦，预测吉凶祸福。他的手气不错，每投一卦，得到的多是“大吉”。

    廖昂曾是彭德怀的手下败将。1936年11月，彭德怀在红军西征中指挥山城堡战役，全歼了他的部队。廖昂落荒而逃，只身幸免。

    他率领的整编第七十六师原为陆军第七十六军，系蒋介石、胡宗南的嫡系部队，1946年调到陕西，驻防宝鸡、虢镇。整编后，改为整编第七十六师，隶属于整编第二十九军。该师辖三个旅，即整第二十四旅（旅长张新），辖第七十和第七十二团；整第一四四旅（旅长贾贵英），辖第四三○和四三一团；新编第一旅（旅长黄永瓒），辖第一、第二团。各旅直属部队计有特务、工兵、通信兵各一连，辎重兵一营及卫生队。

    七十六师占领清涧后，全县城空街净巷，这个2万人口的县城已经是“有户无口，无民可安”。廖昂为了把居民弄回城里，张贴了绥署为他们拟定的“分得田地继续有效”、“交易不征税”、“按户慰问、计口救济”的标语。

    为此，胡宗南还给清涧分发了几万块法币做救济金。可是，回城的居民寥寥无几。

    为了长期固守，廖昂进驻清涧后，便在城周围20多平方公里的范围里修筑了57座碉堡，并为城墙修筑了横墙和掩盖，在南关和北关的民房墙壁上开

    凿了枪眼，还用交通壕加以联接。他把城东北的制高点作为核心阵地，构筑了坚固工事和炮兵阵地，还在城门口摆放了许多大石头，作为阻止我军攻城的障碍物。

    但被我军打怕了的廖昂，总是感到“底气”不足，他也深知清涧防御的弱点。

    他在7月中旬曾召来参谋长刘学超、旅长张新谈到自己的忧虑：“清涧、瓦窑堡两地虽然重要，但守备兵力均不多，只有防御兵力而无机动兵力，一旦解放军进攻，只能招架，难以还手，且两地相距60里，平时小部队不能自由往来，仅靠无线电互相联络，战时更难互相应援。同时，两地距延安均远，对延安既不能起外围支撑的作用，如果发生战斗，由延安派队增援亦不易，与其如此，不如撤出清涧、瓦窑堡两地，巩固延安近郊外围据点。”

    他将这种意见电报胡宗南，但胡宗南没有理睬。

    10月2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两延得手后，我军似宜迅即以主力打清涧，以一部打瓦市，以期同时歼灭两地之敌，使绥德之敌无法逃跑。然后两路北进，歼灭绥德之敌。”

    同日，中央军委又电示彭德怀：“清瓦两处可先打一处，再打一处，不必同时打。”

    10月3日，彭德怀根据军委精神召开西北野战军前委会，研究攻打清涧的部署。他认为收复清涧是收复瓦窑堡和绥德，巩固后方，夺取榆林，向关中进军的关键。清涧的位置特殊，我攻清涧，敌必来援。彭德怀决定以第一、第三纵队坚决夺取清涧，新四旅、教导旅分别阻击南、北来援之敌。

    10月4日，我军完成对清涧的包围。

    彭德怀根据清涧守敌纵深配备、并有相当强的工事，我军则缺乏攻坚火器和攻坚经验等情况，向部队指示：必须准备数日的连续战斗，要不怕疲劳，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在战术上，攻击每一据点事先要有充分准备，隐蔽运动，突然攻击与短促火力相结合，集中优势兵力、火力突破一点，割裂敌人阵地，各个包围歼灭。各部队必须协同动作，先打弱敌，后打强敌，争取在敌人援兵到达之前歼灭守敌。

    他还向一些参战的指挥员说：“清涧是座石头城，攻坚我们缺乏火器、缺乏经验，因此，大伙要周密侦察地形，发扬勇敢战斗的精神，打下清涧，我请大家吃肉！”开完前委会之后，彭德怀向参谋长口授一份给军委和贺龙的电报：（一）清涧敌人工事不弱于蟠龙，我大部已有相当充分准备，班排以上干部均看好了地形，讨论攻击办法均有信心，因天雨时间关系，小部准备仍不充分，不便延迟，决于6日黄昏攻击，估计三天可得手。

    （二）一、三两纵东西夹攻、教旅位置于廿里铺骆驼铺，打绥德南援之敌及清涧北退之敌，新四旅一个团主力在河家山岔，一个营在拐峁东北阻敌援军争取时间，旅直及另一个团，于清涧卅里铺。（三）清涧得手后拟以新四旅与警区四、六两团攻占瓦市（为争取时间，亦可不攻瓦市，均攻绥榆），以教导旅及一、三两纵队取绥德，得手后北取榆林，不知粮食有无办法，请贺龙考虑。这是向中共中央军委的请示报告，也是彭德怀关于清涧城的战斗方案。依照彭德怀的方案，我军攻城部队于10月6日黄昏向清涧城发起攻击。

    听到城外愈来愈激烈的枪炮声，廖昂如坐针毡，原有的喜读诗书的儒雅风度已荡然无存。他一日数电向胡宗南求救，为了保命，防解放军炮火袭击，还

    把他的指挥所一移再移。胡宗南接到廖昂的求救电报后，一时六神无主，他不相信共军的主攻目标会是清涧。因为，彭德怀派出的二、四纵队一直把胡宗南的注意力吸引在延安方向上。于是，他复电廖昂：“据侦察清涧外围仅有敌一旅之众，并非主力，着再详查具报”。这个电报充分说明胡宗南当时仍妄想实现他的“钓鱼战术”，在未确实判明我军主力时，不肯出动自己的主力。

    廖昂和参谋长刘学超看过电报，想到自延长发现情况已有一周，飞机参加战斗也有两三天，连日不断报告情况，但胡宗南迄今还是不相信，感到非常气愤。他俩商量后决定再发一份电报，除将连日情况作综合报告，说明清涧确系解放军主力外，还引用了一句古语：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宁，不能守则走，既不能战，又不能守，又不能走，唯死与降耳。

    廖昂以此作为既不准撤离清涧，又不准调绥德、瓦窑堡两地兵力增防清涧的抗议，最后再求速派援兵。

    这个电报确实起了作用。胡宗南在西安读着告急电报，见所求甚切甚哀，不能见死不救，便令刘戡率领五个旅赴清涧驰援，并派出飞机助战。

    其中一架飞机10月8日飞到清涧上空，并未投下廖昂急需的弹药补给，而是空投30亿法币。廖昂一阵苦笑，因为30亿法币在这四面楚歌，城里没有一个老百姓的清涧城，简直是一堆废纸。

    他现在最急需的是援兵、救兵！可他整整望了三天，脖子都望疼了，救兵依然无影无踪。

    10月9日，刘戡援军进至永坪，距清涧仅一日行程。此时，我野战军攻城部队尚未肃清清涧外围的据点，特别是可以瞰制全城的城西高地笔架山尚在敌手，对我攻城部队构成很大的威胁。

    笔架山耸立于城西，当地老百姓又称其为“耙子山”，它像一整块灰色的岩石，周围是数丈高的陡崖峭壁。廖昂进清涧后，不仅改造了山上原来的工事，还将山壁削直了一次，使其更为陡峭。

    担任攻击的我三五八旅由于炮火不足，加上开始时选定的目标不正确，连续数次攻击受挫。如不及时拿下这个屏障县城的山峰，必将影响整个夺取清涧的战斗。

    彭德怀十分着急，打电话给现场指挥战斗的纵队副司令员贺炳炎，命令道：“你要赶快给我拿下‘耙子山’！”

    贺炳炎回答说，攻击部队伤亡很大，非常困难。

    彭德怀压下火气，立即带了副参谋长王政柱和几名参谋、警卫人员，直奔三五八旅指挥所，尔后同旅长黄新廷、政委余秋里等，来到攻打笔架山的前沿阵地，观察地形和敌军火力布署。

    他所站立观察敌情的堑壕，常遭到敌人火力袭击，十分危险。

    余秋里劝道：“彭总，这里危险，快换个地方吧！”

    彭德怀说：“你们经常在这里观察都不怕，我怕什么！”

    黄新廷、余秋里见时间长了要出事，只得上前把他硬架了下来。他们刚离开，敌人一梭子弹就打在彭总刚才站的位置上。

    彭德怀风趣地说：“看来任务没完成，马克思不要我。”

    从前沿回来，彭德怀和三五八旅指挥员一起，重新调整部署，集中组织了攻击火力，于10日上午一举拿下了笔架山，全部肃清了清涧的外围据点。

    眼见城西笔架山的守备部队蜂涌而逃，廖昂一筹莫展，他原想组织反攻，夺回笔架山，但怕我军占领的笔架山阵地已得到巩固，难以夺回，遂放弃了反攻企图。

 第44章

    这时，面对笔架山的敌师指挥所已受到我军的火力威胁。为安全起见，廖昂赶忙指挥警卫部队，在师指挥所前面修筑一道遮蔽墙。

    10日上午10时左右，西安派飞机空投了20个降落伞，上面装带有廖昂急需的粮食和弹药。但因敌防御地区极狭窄，廖昂只收到八个，其余全为我军所得。

    援兵无望，粮弹告罄，廖昂整日躲在城内坚固的窑洞中，利用扑克过五关，摆上牌九卜吉凶。他的兵将骂道：“廖昂廖昂，吃饭拿饷，万事不管，毫无主张，惟有四库（指《四库全书》——作者），一心思想。”

    一个被我军俘虏放回的士兵，推开廖昂窑洞的门，递给廖昂一封信——这是一纵司令张宗逊的劝降信。

    廖昂看充信后，用眼光询问一圈站在周围的属下，迟疑了很长时间。

    张新接过信看了看，试探着说：“师座，现在处境危急，投降也是一条出路。”

    “那怎么可以！”廖昂马上回答，他不想让部属看出他的犹豫。

    参谋长刘学超一言下发。他的思想也很矛盾。一方面，他认为张新言行不一，另一方面，又希望廖昂能同意张的意见。但是，考虑到他不是胡宗南的嫡系而是“外牌”，他不愿也不敢有“求降”愿望的流露。他想，万一侥幸援军赶到解围，传出去说他曾赞成放下武器，不仅有损“声誉”，而且胡宗南知道了还可能“杀鸡吓猴”，赔上性命。

    当张新问：“师座，你意见如何？”刘学超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将眼光投向廖昂。

    廖昂望了刘学超一眼，还是那句话：“那怎么可以！”

    刘学超接着说：“这件事关系重大，希望师长详加考虑，权衡利弊，早下决定。”他转对张新说：“你是师长的部下，我是僚属，师长决定如何办，我们就如何办吧！”

    廖昂迟疑了一下，说：“再怎么说也不能放下武器。”

    下午，廖昂命参谋用报话机与延安指挥所联络，询问援军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援军先头部队已接近清涧西南高地。延安指挥所还告之了联络号音，并嘱咐廖昂派人前往联络。

    不多时，西南方果然有联络号音传来。廖昂高兴万分，赶忙集中司号员按联络号音接应，并派人前往联络。结果，派出的人遭到解放军猛烈射击，负伤而归。

    廖昂急盼的援军只闻其声，不见其人。一时兴奋，又成泡影。

    入夜，我军又开始猛攻。廖昂急忙命令实行灯光管制。清涧漆黑一片，成了一座死城。

    坏消息一个接着一个传到敌指挥所：“我们与城外部队失去了联系。”

    “城东已被共军突破。”

    此时，廖昂的城外部队已全部丧失，城内仅有师、旅特务连和旅工兵连较完整，第七十团和七十二团第二营仅有极少数的残余部队，其余均系非战

    斗部队。

    廖昂咬咬牙，命令部队准备突围。他脱下皮大衣，换上一套士兵服装，然后，把胡宗南空投的30亿元法币倒在地上，付之一炬。

    他的部下望着熊熊的火焰，十分痛心，心想这人真是糊涂透顶，如果将这些钱作为奖励，还可收买官兵卖命。

    拂晓前，我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战斗以东南面最为激烈。

    廖昂走到参谋长刘学超的窑洞前，问卫士：“参谋长呢？”

    “正在休息。”卫士回答。

    廖昂径直走进刘学超的窑洞，说：“参谋长，你看看这个电报。”

    这个电报稿，大意是：敌已开始攻城，战斗益加激烈，所有兵力均已投入战斗，万一城被突破，恐难恢复固守。

    电报发出后，廖昂命令参谋处第三科科长龚敬民通知译电室和无线电排焚毁密码本和呼号表，以免落入解放军手中泄露机密。

    廖昂无法控制战局，只得听其自然。

    由于实行灯火管制，一片漆黑。参谋长刘学超因久病后过于疲劳，竟一时睡着了。

    突然，一些残兵游勇闯进了敌师指挥所。廖昂心里一震，猛然意识到什么，惨叫一声：“赶快顶住，打呀！”“快，把门顶上。”

    只听见一阵拖桌椅顶门声音，尔后，室内霎时沉寂。

    室外的枪声、手榴弹爆炸声，愈来逾近。

    跟着传来“缴枪不杀”的喊声和“我们不打了，愿缴枪”的应声，接着是收缴武器的撞击声，上下楼梯声和喊“外面集合”声。

    室外逐渐静寂下来。过了很长时间，廖昂听见有人叫“开门！”

    只见一个解放军战士走进来，用枪口逼住了他。此时的国民党中将师长，穿着一身破旧的士兵衣服，脸色苍白，浑身发抖。

    廖昂先见到了他的黄埔同学许光达。他一下子变成老同学的手下俘虏，别有一番滋味，但经许光达开导，似乎对前途有了信心。

    廖昂被带到野战军司令部，见到彭德怀后，怀着敬畏的心情，特意递上一支香烟。

    彭德怀阴沉着脸，把他递来的烟拨在地上，气愤地说：“廖昂，叫你投降，为什么不投降？”

    “你看看，清涧城里城外死了多少人？”彭德怀感情外露地训斥道：“死的有一个外国人吗？嗯！”

    廖昂有些不服输地歪了歪头。他认为共军战法不正规，自己失败是因为共军人多，国军人少。

    彭德怀看出了他的想法，用手点了点他说：“你们人呢？进攻陕北不是二十来万部队嘛？刚进延安看你们神气的样子，又是授勋，又是慰劳。”他语气变得轻蔑，“刘戡就在二十公里之外，五个半旅，人不少，为什么救不了清涧城。”

    廖昂一声不吭，无言以对。

    彭德怀发完一通火后，还是以礼相待，留廖昂吃饭。

    廖昂看到警卫员端来一盆面条，惊讶地说：“共军副总司令太艰苦了。

    早就听说彭副总司令生活简朴，万万想不到你就吃这样的饭，名不虚传！名不虚传！“

    “这样的饭不好吗？中国老百姓吃不上这样的饭有的是。我彭德怀吃这样的饭已经是享受了。你们这些达官显贵看到这样的饭大惊小怪，觉得难以下咽，正说明国民党腐朽透顶，注定要被人民打倒。”

    廖昂唯唯喏喏，连声赞叹。

    在我军攻打清涧的同时，野战军在外线作战的两个纵队，在王震、王世泰指挥下，于9月下旬至10月下旬进行了黄龙战役。南北两军相互策应，内线反攻与外线作战密切配合。黄龙战役歼敌3000余人，一度解放了黄龙（石堡）、白水、韩城、宜川等县，俘宜川守敌中将指挥官许用修，打开了开辟黄龙新区的局面。随后，第四纵队撤至固临地区，第二纵队由宜川东的圪针滩东渡黄河休整待命。

    10月11日，中央军委向各军区、各野战军通报了西北战场的情况和作战经验：西北我军在彭副总司令指挥之下，包括三个地方旅在内，总共只有十个旅，每旅大者五千余人，小者三千余人，全军共计四万余人。

    边区人口一百五十万，三分之一左右沦于敌占，一切县城及大部乡村均曾被敌侵占，现仍有十一城在敌手。本年荒旱，近数月粮食极端困难。七个月作战未补解放区新兵，补的都是俘虏，即俘即补。七个月中没有作过一次超过两星期的正式整训，绝大部分时间都在行军作战中。然而我军战斗意志极其坚强，士气极其高涨，装备火力大大增强，人员因有俘虏补充，亦比三月开始作战时略有增加。利用边区地方广大，人民拥护，七个月内击破了胡宗南中央系步骑二十四个旅及杂牌十个旅的攻势，被我歼灭及受歼灭性打击者达十一个旅，加上敌人拖疲饿瘦，使我转入了反攻。人民虽受敌人摧残搜刮的灾难，却极大地提高了觉悟。我军虽在数量上少于敌人几倍，但在战斗力上优于敌人，尤其是在精神上压倒敌人。敌人极怕我们，我们不怕敌人。目前，我军主力准备再在内线一个短时期，即打到敌后去。估计再有一年左右时间，即可歼灭胡部大部，并夺取西北许多地方。

    这个通报是毛泽东亲自写的，它是对半年多来西北解放战争的评价和总结。

    国民党将须对这次作战失败的感受更为深刻。他们认为，清涧战役是胡宗南部进犯陕甘宁边区在西华池、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沙家店及岔口村等地遭失败以后的又一次失败，这次失败损失的兵力虽不如前几次战役多，但关系之大，比前更甚。首先是胡宗南军队原以为解放军缺乏重武器，只能打运动战，不能打攻坚战，妄想继续使用碉堡政策来扼杀解放军，经过蟠龙镇战役，特别是这次清涧战役，充分证明解放军不仅善于打运动战，而且善于打攻坚战。其次在防御战斗中，胡宗南的好几个师旅长被生俘，坚强的工事被摧毁，这就使胡宗南军队官兵对凭工事以固守的信心发生动摇，军心涣散，士气更加低落。更重要的是胡宗南为了实现他所臆造的“钓鱼战术”，在延长、清涧、瓦窑堡、绥德等地遍设若干守备点。经过这次战役，延长、清涧两地兵力被全歼，迫使胡宗南不得不电令刘戡派出部队将孤立守备绥德的整第一六五旅李日基部和守备瓦窑堡的整第二十四旅第七十二团（欠一营）高宪岗部仓皇接走，尔后既无力也不敢再越过延安之线，这就不仅彻底粉碎了他的“钓鱼战术”，而且完全转变了陕甘宁边区解放战争的形势。

    清涧战役结束后，敌军调整了在陕北的部署：第一军南调；榆林整编第三十六师第二十八旅空运回西安；第二十二军及保安第五团防守榆林；整编第二十九军分散守备延安、甘泉、富县等地区。

 第45章

    敌军完全处于守势。

    1947年10月12日，中央军委致电彭德怀，对西北野战军下步行动提出了三个方案：（一）现地寻找打刘戡，如能歼一、二个旅意义很大，但不知能寻得机会否，粮食有办法否；（二）以两个纵队打榆（林）、神（木）、府（谷），一个纵队南下会合二王（王震、王世泰）开辟渭北；（三）不打现地之敌，也不打榆林，全军南出洛（川）、中（黄陵）、宜（君）、同（官，即铜川）。

    以上三个方案何者为宜，请考虑电告。

    彭德怀根据敌军部署情况，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执行中央军委三个方案中的第二方案，北上消灭邓宝珊集团第二十二军，夺取榆林、神木、府谷，扫清北线障碍，巩固后方，解除南下作战的后顾之忧，并使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的安全有可靠保证。估计再攻榆林时，胡宗南集团远道增援的可能性不大，如果来援，则便于我军在运动中歼敌。为此，彭德怀于13日和14日接连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攻榆林的作战计划。

    中央军委复电：全军北上很好。同时指出，行动时间待刘戡南下到达延安附近时，我军开始北进较为有利。

    西北野战军主力于20日集结于绥德城周围。22日至24日，第一、第三、第六纵队及绥德军分区第四、第六团，先后向榆林地区开进。

    国民党驻榆林部队得到我军由绥德、米脂沿咸榆公路北进的确实消息后，对自己的力量做了估计和安排，决定：如我军来攻榆林，必须坚守城垣及南门外凌霄塔高地和北关靠城的解宅两个据点，城外其余据点一律放弃。

    25日，当发现我军大部队集结于旧寨、鱼河堡、归德堡之线后，敌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和第二十二军军部急忙采取措施，部署防务。当时，邓宝珊总司令已离开榆林，去了北平，遂由第二十二军军长左世允、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总司令部参谋长俞方皋和总部高参胡景通等组成临时指挥所，统一指挥驻在榆林的部队。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为城防总指挥。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团长王永清指挥该团和军辎重营防守西城，新第十一旅第二团团长石佩玖指挥该团和旅直属部队防守南城，以上两部统归新编第十一旅旅长于浚都指挥。陕北警备司令张之因指挥军特务营之机枪连、军补充营、师炮兵营、旅工兵连、新编第十一旅第一团第一营和陕北保安第五团之一部防守北城（包括北关解宅据点）。第八十六师副师长张云衢指挥新补充起来的第二五六团补充营防守东城。城南凌霄塔高地由第八十六师第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

    担任防守，归指挥所直接指挥。

    沙家店战役后，胡宗南将其嫡系整编第二十八旅徐保部运走，董、刘两军节节向南猬缩，使榆林成为一座孤城。此时，守城敌军的粮秣弹药和装备也极为缺乏。当我军将再次进攻榆林时，守敌急电蒋、胡，要求从速补充械弹。于是10月26日，南京军政部开始派出一架飞机，由西安向榆林紧急空运军用物资。第一天，飞机虽然安全抵榆，但运到的枪械很少。

    27日晨，我军已接近城郊，炮火可直接威胁到敌飞机场。但是，西安当天仍派飞机一架抵榆。该机在榆林上空没有绕城飞行，而是放心大胆地直接

    冲向跑道。不料想，飞机正在跑道滑行时，被城南五里墩和西沙梁的我军炮火击中，正驾驶员被击毙，副驾驶员被俘，所运械弹均被焚毁。

    说来可笑，这架飞机“遇难”的原因，竟然是敌人内部有人故意报复所致。原来，敌城内军政人员的许多家属，眼看我军攻城在即，都争着乘机逃跑。飞行员则借机向每人索要黄金一两。榆林地勤人员见钱眼红，要飞行员分赃，双方争执不下，结果飞行员驾机空返西安。榆林航空站因此怀恨在心，明知我军已临近机场，但就是隐情不报，结果，导致第二天来机“自投罗网”。

    10月27日拂晓，我军开始向榆林外围据点发起攻击。

    10月27日下午，我军将凌霄塔南方之五里墩和“九一八”高地一带有利地形完全占领，并开始挖掘坑壕，向凌霄塔节节进逼。敌守军曾不时派小部队出击，但均未获效果。因此，敌守军的士气，随着我军坑壕作业进展的速度加快而愈益低落。30日傍晚，我军不仅对凌霄塔阵地发动了步炮协同的猛攻，而且向其他方向，特别是北城，也发起猛攻。

    当日夜里12时后，我军各种炮火更猛烈地轰击凌霄塔阵地的碉堡和二义庙据点，掩护步兵进攻。激战约1小时，敌前线碉堡多被摧毁，敌守军官兵伤亡很多。这时，敌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一面调预备队投入战斗，一面向指挥所告急。敌指挥部急调两个连的兵力增援，但均被我炮火击退。夜2时左右，敌前线碉堡全被摧毁，敌团指挥所和第一线部队均失去联系。敌军为巩固内城防守，命凌霄塔的守军于拂晓前开始撤退。由于撤退的队伍十分混乱，相互拥挤，加之南城门堵塞，仅容一人进出，敌军拖延至31日午后，才撤退完毕。在这种情况下，敌军受到城西南被我军占领的碉堡内火力射击，伤亡惨重，损失兵力达一个营以上。榆林战事紧张，邓宝珊在北平坐不住了，他接到左世允告急电报的同时，也接到傅作义的电报，邀他赴张家口计议榆林战事。邓立即赶赴张家口见傅作义。他们认为胡宗南当时已自顾不暇，无力援榆。傅作义本身的察绥防线过长，亦抽不出较大的兵力援榆。想空运美式装备的交警队增援，但因榆林机场已失，无法实施。最后，他们根据这个地区的实际情况，认为只有宁夏马鸿逵部还可以出兵解救榆林之急，于是决定：一面派暂编第十七师副师长梁泮池率一个加强团，乘汽车随邓宝珊由包头进抵扎萨旗，相机援榆；一面傅作义亲飞宁夏，要求马鸿逵派兵援榆。

    榆林守军得到这些消息，接着又收到傅作义由宁夏飞返途中在榆林上空投的一封慰问信，多少受到了一丝“鼓舞”。但是，当我军攻占凌霄塔后，破城已近在眉睫，敌守军指挥官左世允不得不考虑眼前的情况，他电令驻府谷、神木的杨仲璜团强行军赶回榆增防，以救危急。

    敌杨仲璜团接令后，迅速向榆林靠拢，突破了我军榆溪河警戒线，接近了城垣。敌城内守军除以火力支援外，立即由北城派出部队出击，接应该团。经过激战，我军在西沙梁俘虏了敌后卫补训营大部，但该团主力却冲进了北门。

    11月2日晚，我军又发动了一次规模较大，时间较长，战斗最为激烈的攻城战，主要目标是东北、西北城角和解宅据点。

    战斗一开始，我军步炮密切协同，轮番攻击，战至深夜1时左右，轰塌了东北城角。敌解宅据点工事多被摧毁，碉堡也中弹多发，硝烟弥漫。敌军防线开始动摇。就在此时，敌增援部队赶到，大批敌机也前来助战。这种情况下，我军只好暂缓攻城。

    彭总分析了此次攻城受阻的原因，认为敌人在我军8月第一次进攻之后，对榆林城防御设施进行了加强和改造，增加了一大批暗火力点，而我炮兵火力太弱，不能给予有效压制。于是，他及时改变决心，下令停止进攻，改用坑道爆破攻城。

    在我军围攻榆林的日子里，敌人每天由归绥（今呼和浩特）、太原、延安、西安派出的各型飞机，不下五十架次，对我围城部队进行轰炸和扫射。

    我军指战员为了争取早日破城，冒着枪林弹雨，在城东南角的魁星楼附近，坚持坑道作业。

    后来由于榆林城守敌加强防御，宁夏马鸿逵集团倾巢出动远道援榆，榆林城没能攻下来，西北野战军停止了进攻，这一战役遂告结束。

    九、横扫千军彭德怀想在宜川钓“鱼”，而且想钓“大鱼”，果真让刘戡这条“大鱼”上钩了！西北野战军进迫宝鸡，逼得敌整编七十六师长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壶梯山下，钟松发誓要一雪前耻，没想到新“组装”的三十六师再遭歼灭性打击。西北野战军发动荔北战役重创胡宗南部三个整编师；冬季攻势，在永丰镇一口吃掉敌七十六军。

    入冬，我军战略进攻的形势十分有利。处于战略外线作战的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已在中原展开，纵横驰骋于江淮河汉之间。内线的华东、晋冀鲁豫、晋察冀及东北等战场的解放军，收复了大片失地，扩大了解放区。

    国民党军队进一步向点线收缩，实行分区防御。胡宗南先后从陕北调三个师至潼关及其以东地区，连同整编第六十五师统归裴昌会指挥，企图配合顾祝同集团打通陇海路和平汉路，与解放军争夺中原。

    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军经过数月苦战，已经收复大部分陕甘宁解放区的失地，敌我兵力对比已由约10：1变为5：1.虽然总形势仍是敌强我弱，但西北野战军已开始掌握了战场主动权。

    此时，彭德怀开始思考西北野战军转入外线的战略进攻方案。他考虑了二个进攻方向，并对每个方向的利弊得失，作了仔细分析。一是收复延安，可扩大政治影响，但是，敌人在延安盘踞近一年，修筑了坚固的工事，又有1万多兵力守备，攻打延安要付出较大的伤亡代价，得不偿失。二是向陇东出击，可狠狠教训“二马”，但是，陇东偏远，粮食难以接给，并且同“二马”骑兵打仗，不易打成歼灭战，而胡宗南的力量又没有损失，敌人两头一夹击，对我极为不利，三是南出陕中。

 第46章

    胡宗南在宜川、韩城一带的工事虽强，但比延安差，且兵力不足。黄龙山道路崎岖难走，如敌人增援，便于我们伏击，并且可以得到在山西的王震第二纵队配合。

    彭德怀分析了敌我态势，经过认真权衡后，认为咸榆公路和黄河西岸的中间地带，是实施战略进攻的最好方向。他决心率领西北野战军南出陕中，向黄龙山进军。

    当时，胡宗南军队在陕中的兵力部署是：整编七十六师一部守备韩城及禹门口，阻挡在晋南的我第二纵队西渡；第二十四旅防守宜川；整编第十七师两个旅及陕西保安十一团守备延安及延安至富县的公路线；刘戡率主力整编第二十六、第九十师集结于洛川、黄陵、宜君、临真镇地区机动，随时准备北援延安，东援宜川，阻止西北野战军南下，并保护其后方补给。

    根据敌人的兵力部署，彭德怀制定了一个“围城打援”的战役方案，把刘戡“钓”出来，在运动中加以歼灭。这个方案有两个关键之处：一是要攻敌必救，打在敌要害上；二是敌增援的路线有我可选择的伏击战场。因此，彭德怀决心打宜川。

    宜川东依黄河，西连洛川、富县，是陕东战略要地，胡宗南视之为关中屏障。宜川象是黄龙区同晋绥、太岳解放区之间联系的一个钉子。拔掉这颗钉子，解放黄龙山诸城，可进一步打通与晋西北的联系，巩固后方，造成解放大西北的有利态势。按彭德怀的话说：宜川是胡宗南棋盘上的一个重要棋子，我们打宜川，胡宗南必然派兵来增援。敌人一向对我军实力估计不足，刘戡还有股蛮劲，所以一定会来增援。这就便于我军以逸待劳，选择有利地形，在运动中各个歼敌。

    彭德怀明确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作战要求，如：在战术上，攻城部队应积极动作，但勿急克，逼敌驰援；打援部队应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作风，速战速决。

    彭德怀根据各方面获得的情报，认为敌军从黄陵、洛川等地增援宜川可能走三条路：一条是经瓦子街到宜川。这是条公路，便于大部队机动，距离近，增援快，可迅速解宜川之围。二是经石堡（黄龙）到宜川。虽然这也是一条公路，但路况差，距离远，不利速援。三是沿第一条道路以北的进士庙梁到宜川，这是条山间小路，地形复杂，翻山越岭，行动缓慢，重武器不易通过。

    彭德怀判断敌军会走第一条路，因为胡宗南要兼顾守军与援军，经瓦子街往宜川，既近又好走，可以迅速解围。另外，胡宗南这个人刚愎自用，必然会严令刘戡走第一条路线。于是，彭德怀决心把打援的重点放在第一条路线上。与此同时，彭德怀也准备“如敌不援，则夺取宜川后继续南进，夺取韩城、白水、合阳、大荔等城”。

    主意已定，彭德怀对野战军的其他指挥员说：“围城打援，钓大鱼。我们钓刘戡，钓来钓不来有两种可能。刘戡只要进来，就别想出去。”

    按照彭德怀的命令，西北野战军主力于1948年2月12日，分别由志丹（保安）、米脂、绥德、清涧地区向南开进。16日到达甘谷驿、延长待机地域集结，进行战役准备工作。同一天，第二纵队由晋南曲沃地区西进，准备由禹门口渡河，参加宜川地区作战。

    2月20日，彭德怀和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联名发出宜川战役“进字第一号”命令，令各纵队于24日到达指定位置。

    为了不暴露野战军的企图和考虑到敌军增援的多种可能，彭德怀把打援部队集结于离顶伏地区20多里之外，待确实弄清敌情后，再令各纵队急行军进入伏击地区。

    24日，担负“协同歼灭宜川守敌，夺取宜川并准备打援”的我军第三纵队和第六纵队，完成了对宜川城的包围。

    宜川城周围环山，山势险峻，多悬岩绝壁，攀登不易，十分有利于防御。

    城西的外七郎山与城内内七郎山相连，正北是老虎山，西北角上是太子山，东北是风翅山，几个山头都有100多米的高度。宜川城四周有坚固城墙，城东南有一条小溪，形成天然屏障。这样的地形，配合强固的工事，真有一夫守关，万夫莫开之势。在整个地势中，尤以内外七郎山与风翅山最为重要，成为防御的核心。

    防守宜川的敌二十四旅，在内外七郎山各部署一个营，在凤翅山部署了两个营。宜川的守敌约有2700余人。

    2月25日，也就是包围宜川的第二天。彭总一吃过早饭，就叫警卫员把副参谋长王政柱喊来。

    不一会，王政柱走进彭总的屋子里，见彭总正在聚精会神地看地图。王政柱没有打扰他，静静地在旁边站着。

    彭总抬头时，发现王副参谋长已来了，就说：“你把宜川方面的敌情再介绍一下。”

    王政柱指着地图向彭总作了汇报。彭总听完后说：“咱们一块到前边看看去吧！”

    王政柱知道前边有危险，但彭总已养成了习惯，每次重大战役战斗前都

    要亲自到前边去看看，所以，彭总一说，他只好马上通知有关人员稍加准备，就来到了彭总住的地方。

    那时，野战军司令部住在宜川城北塬上的上绛头。塬的尽头就是宜川城，中间隔着紧靠城垣、东西向的一条川，名叫银川。上绛头村子不大，因为在打仗，加上这一带又是新区，村子里的老百姓跑不了少。

    彭总、王政柱，两个作战参谋和四名警卫员从上绛头出发后，沿着一条崎岖小路往南走。尽管带了好几匹马，但由于是看地形，加上路不好走，所以没有怎么骑，基本上是步行。

    走了约一个小时的功夫，彭总一行来到一块较高的地方时，彭总停住了脚步。他拿起望远镜观察宜川城。看了好大一会，彭总说：“雾太大，看不很清，咱们再往前走走。”

    为了避免暴露目标，王政柱让饲养员留下来看马，其他人跟着彭总继续往前走。

    大约走了约一里路的样子，敌人发现了目标，并向彭总等人所在的地方开炮。这是从宜川城西南七郎山打来的野炮炮弹。开始的两发炮弹，是敌人校正目标，落在了离彭总等人较远的地方。彭总坚持还往前走，王政柱忙劝说：“敌人已经发现了我们，我们就在这附近找个隐蔽的地方看一看就行了吧！”

    彭总见王副参谋长说的在理，就同意了。

    彭总站在一个土堆上，用望远镜继续观看宜川城。在他观察宜川城的很短的时间里，敌人打来了好几发炮弹。然而彭德怀仍然全神贯注，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一名警卫人员突然听到一种低沉而带有嘶嘶的响声，经验告诉他，这颗炮弹将要落在近旁！他边喊：“彭总小心！”边猛扑上去拉了彭总一把。就在这一刹那，一发炮弹在距彭总十几米远的左后方爆炸了，几片弹皮，擦着从他们身边和头顶上疾飞而过。几个人都被炮弹卷起的尘土笼罩了。

    彭德怀拍拍身上的土，说道：“敌人的炮镜到底比我们的望远镜强些。

    我没有看见他，他倒看见我们了。你耍什么威风，你们很快就要完蛋了。“

    当彭德怀回到安全地方后，一位守候在此的随从人员不安地问：“前边一个劲地打炮，我真替你们耽心啊！”

    彭总听了，笑着说：“敌人打炮，你担心什么？我当了一辈子兵，也打过不少的仗，炮弹、子弹都同我打过好多交道，可我一次也没负过伤。”然后，他又笑着说：“我见到过有的人怕死，可敌人的子弹偏偏打中了他，不怕死的人倒没有事。”

    可能是司令部的同志，把彭总去看宜川地形和敌情的事告诉了三纵队司令员许光达。当彭总刚回到上绛头，王政柱就接到了许光达打来的电话。他询问彭总的安全情况，并且关心地说：“彭总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可要好好注意彭总的安全，不能随便让他到太靠近敌人的地方跑，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就不好交代了。”

    王政柱放下电话机，彭总就问：“怎么回事？”

    王政柱把许司令员说的话又说了一遍。话音刚落，彭总哈哈笑着说：“哎呀，他又在管闲事。我到前边去看一看，有什么好担心的嘛！”

    歇了没多久，彭总又率人来到瓦子街一带察看地形。

    瓦子街地区是个非常理想的设伏打援战场。它是洛（川）、宜（川）公

    路咽喉，由此到宜川西南的铁笼湾，长约15公里。在狭窄的公路两侧，山高坡陡，沟深谷狭，遍布梢林，便于野战军隐蔽集结，进行野战。

    彭德怀察看地形后十分满意，说：“敌军如走这条路，可打他个措手不及。这真是歼敌的天然好地形啊！”

    夜已深了，彭德怀仍放心不下，他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推敲作战方案，检查是否还有什么漏洞。

    当收到宜川前线有关我军的动向报告后，屡遭败绩的胡宗南，这次在判断我军作战意图上，又犯了错误，又一次低估了西北野战军的力量。他认为彭德怀只有五个纵队，加之部队连续作战伤亡很大，又无重炮，故不能攻坚。

    他判断我第二纵队渡河后必先夺取韩城、合阳，不可能用在宜川方面；其余四个纵队，可能以三个纵队兵力围攻宜川，只有一个纵队用于阻击援兵。因此，胡宗南命令宜川守敌借助宜川的险要地势和坚固工事，坚守待援，同时令刘戡率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约四个旅的兵力，即日前往解围。

    刘戡是蒋介石极为赏识的一位将领。他1906年10月13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朝阳乡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

 第47章

    家境虽然贫寒，但他祖父刘景范嗜好诗文，有时以卖字画贴补家用。刘戡的父亲刘运焘因受到其父的熏陶，擅写文章，并与同乡宋教仁私交很好，后随宋教仁从事民主革命宣传活动，并致力于法学等学科的研究。

    刘戡早年读过《四书》、《五经》以及其他一些“立身涉世”和讲圣贤之道的古书籍。1917年，刘戡的父亲和母亲相继去世，旁系亲属中只有孀居的姑母穆淑本，而他自己年幼不能自立，穆淑本深明礼义，挑起了抚养侄子的义务。这样，刘戡才得以继续上学。后投考黄埔军校如愿如偿，成为第一期的学生。在校期间，刘戡参加了敉平商团叛乱的战斗。1924年12月毕业时，刘戡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教导二团。1925年春，教导一、二团奉令东征，攻打陈炯明，刘参加了战斗。在攻打淡水县城时，他奋勇冲杀，初露锋芒，被提升为第二团第六连少尉排长。是年8月，又参加了平定滇系军阀杨希闵、桂系军阀刘震寰的叛乱，因功晋升为上尉连长，旋升为上尉副营长。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誓师北伐，刘戡所在的第一军攻打江西孙传芳部。

    在进攻孙传芳重兵据点乐化车站时与敌军鏖战几个小时，负伤后奉命退出前线。1927年1月，升为教导团第二营营长，并率部进入浙江，随后转向江苏，参加会攻南京之战。4月，沪、宁相继克复后，北伐军渡江继续向退至安徽北部、苏北地区和山东南部的北方军阀进攻。在上海、龙潭、和县、临沂、蚌埠、徐州战役中，刘戡率部长驱克敌，战功卓著，特别是在徐州战役中，刘戡营毙敌甚众，刘戡两次负伤，仍不下火线，继续指挥战斗。不久，第二营奉命守备徐州。此时，他就国民党改编部队等问题向国民党中央陈述了自己的意见，因其所见“颇为中肯”，且有一定远见，被晋升为教导团第二团团副。

    1928年，刘戡调任第九师第二十六旅第五十一团团副。1929年秋，刘戡部受命兵出豫西，继而转鄂北，侧击冯玉祥军于老河口，追至武胜关。不久，升任第五十一团上校团长。1930年5月，冯玉祥与阎锡山联合反蒋，挥师东进。刘戡团随师部转战确山、襄阳一线，与阎、冯军激战，继而又转移至陇海线。在野鸡岗战斗中，刘戡眼睛、肺部、喉咙等处均受重伤。1931年1月，升任第九十师第二十六旅旅长。

    1931年2月，刘戡率第二十六旅赴江西参加“围剿”红军，在赣南与红

    军对峙。8月，被调任第十师第二十八旅旅长，奉命至鄂北黄安、枣阳一带“围剿”工农红军。他将当地民众和红军战士一起诬为“共党赤色分子”，一概格杀勿论，因此枣阳、黄安一带的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同年11月，刘戡升为第八十三师中将师长。

    1936年6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和广东陈济棠等，以抗日为名，组成“抗日救国西南联军”，出兵湖南，发动反蒋战争。刘戡又奉命率部挥师南下镇压。沿途所至，刘戡一面以武力进攻，一面策动两广军阀部队倒戈，向蒋介石投诚。不久，李宗仁、白崇禧在刘戡等蒋介石嫡系部队进攻下，被迫向蒋介石妥协，陈济棠下台。

    抗日战争爆发后，刘戡率部北上冀晋抗日，与日军在紫荆关、阳泉等地血战，不久奉令调守晋南中条山，坚持抗日。1938年春，日军占领晋南长治后，守卫此地的第一战区为减少损失，不以扼守城他为目的，分散于晋南山地进行游击战，与日军周旋。刘戡率部在中条山附近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因他能以“军事推动政治，以政治发展经济”，动员所部开垦荒田，自给自足，颇受蒋介石赏识。1939年3月，刘戡升任第九十三军军长，不久荣获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国民党军队在“反共”、“限共”方针的指导下，不断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事件，千方百计地限制八路军的发展，致使日军多次乘机向中条山侵犯。

    刘戡第九十三军由于忠实地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致使其军事力量受到极大限制。虽然刘戡升任第十四集团军中将副总司令，但他的游击根据地却一步步缩小，兵力损失极大。

    1941年4月，日军分两路向孟县、济源猛攻，并以飞机滥炸。刘戡率第九十三军顽强抵抗，激战数小时，全军阵地被攻破，第十四集团军主力陷入日军重围，后被迫突围。中条山会战失败后，刘戡转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第七分校任十三总队队长，并任教官。1942年，刘戡被授陆海空甲种一等奖章。

    不久被调往中原战场。1943年底，刘戡的第九十三军被调往陕北前线，进攻陕甘宁边区。

    1944年5月4日，日军坦克部队向洛阳南方门户龙门进攻，并陆续增加兵力。5日，日军8000名步兵骑兵在战车100多辆的配合下，兵分三路，同时发动进攻：一路攻击东龙门山；一路攻西龙门山；另一路渡过伊河进攻河西岸的各阵地。此时，刘戡已接替牺牲的李家钰任第三十六集团军司令。他下令部队全力抵抗，但最终还是不敌日军的猖狂进攻，刘戡部奉命转入卢氏县境。

    日军在进攻龙门的同时，又分兵三路向西，欲彻底打乱中国军队退往豫西山地的部署。刘戡率兵利用灵宝、卢氏一带复杂的地形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使进抵灵宝一带的日军被迅速击退。

    1944年10月，日军向西南推进，蒋介石令将刘戡调任重庆卫戍副司令，策划守卫重庆事宜。刘戡加紧部署，准备全力迎击日军的再度攻击，以护卫川、黔等后方各省。日军后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供应困难，无力前进，只好退兵。

    日本投降后，刘戡晋升为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驻防陕北，归国民党西安绥署指挥。1947年2月，胡宗南按照蒋介石的指示，秘密调动其在关中和晋南的嫡系部队，至陕甘宁边区南部的洛川至宜川一线，企图在三至六个月时间内解决陕甘宁边区，把中共中央和中国人民解放总部逐出西北。

    3月中旬，进攻延安的主力董钊部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延安开进。刘戡所部占领延安空城后，始终侦察不出解放军主力的动向，而自己军队的给养却又跟不上。这时，胡宗南从主观臆断出发，想在安塞以东、蟠龙以西地区寻找解放军主力决战。刘戡奉命率整编三十六师和七十六师共四个旅向延安东北蟠龙以西地区“扫荡”，协同董钊兵团企图在蟠龙以西地区歼灭解放军主力，但屡遭失败。从占领延安到蟠龙失守为时不到两个月，刘戡的第二十九军丧失四个旅，只剩下整编三十六师之第一二三旅，第一六五旅以及第十旅。

    1947年8月，刘戡率第三十六师主力欲与解放军决一死战，但解放军不与其正面接触，而是寻机歼灭小股敌军，再以优势兵力围困国民党军主力，刘戡部在解放军“蘑菇”战术打击下，被拖得晕头转向，精疲力竭，士气一天天低落，战斗力一步步下降。1947年8月间，刘戡部主力整编三十六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全部被歼，师长钟松化装潜逃。这次战役，刘戡损兵折将，一筹莫展。

    这次增援宜川，刘戡心里十分害怕，但又想侥幸打一胜仗，挽回以往失败的面子。

    刘戡接命令后，连作战会都没有来得及召开，就下达出发命令。2月26日，他率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师、整编第九十师共四个旅八个团的兵力，由洛川、黄陵开进，沿洛（川）宜（川）公路驰援宜川，27日到达瓦子街。

    我军除以第三、第六纵队各一个旅继续攻城外，主力九个旅全部集中在瓦子街公路两侧的高地上，准备打援。

    刘戡觉察到了我军的动向，再看看前面的地形：由瓦子街到宜川西南铁笼湾之间的公路两侧，是东西走向的两道山脉，地势险要。他不敢再往前走了。刘戡的参谋长刘振世此时建议：“不要直往东走，可先向北走，绕开共军一翼。”刘戡点点头表示同意。他对这一带地形很熟悉，担心西北野战军打伏击，也想从左侧向观亭绕进。

    可是，胡宗南却丝毫不容商量，一再严令：“宜川紧急，按原计划，不顾一切，兼程向东驰援。”他还说：“平时找共军大队找不到，现在他们到了你们面前了，不打还行？！”

    2月28日晨4时，彭德怀根据敌情变化又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以三纵、六纵各一个旅继续围攻宜川，诱使援敌深入就范，全军集中九个旅的兵力，在瓦子街至铁笼湾之南北高地按预定方案进入阵地，同时命令二纵队集结于讫台街与瓦子街之间，准备由南向北侧击瓦子街及以东的援敌。

    我军严阵以待，布好了“口袋”，就等敌人往里钻了。

    就在这一天，刘戡十分“顺从”地钻进了这只“口袋”。当在任家湾、丁家湾地区遭西北野战军第三纵队与第六纵队部分兵力阻击时，刘戡还判断我军只有一个纵队的兵力，依然命令部队继续攻击前进，并限于当天到达宜川。这样，刘戡的浩浩大军进入了瓦子街以东的隘路之中。

    此时，老天似乎也要凑凑热闹，过了中午，天空阴云密布，下起了毛毛雨，尔后变成小雪，入夜，漫天飘扬着鹅毛大雪，2月29日晨，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敌整编二十七师、九十师进到宜川西南之王家湾、任家湾以南高地。

 第48章

    昨晚大雪数寸，本晨敌未动。我无粮不能等待，故决向该敌围攻。”

    经中央军委同意后，彭德怀指挥部队开始合围该敌。

    负责扎口袋的第一纵队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攻占瓦子街，断敌后路。

    当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发现第二纵队因距离远，雪路难行，不能如期完成合围任务时，便当机命令三五八旅一部向瓦子街东南高地攻击，以完全切断敌人南逃退路。三五八旅的七一四团加强有七一五团一个营，与敌五十三旅一个团的兵力相遇，经过激烈肉搏战，将敌击溃，占领了阵地，关死敌军回窜的道路。

    与此同时，第一、第四、第三、第六纵队多次粉碎敌人突围企图。第二纵队亦及时赶到投入战斗。

    黄昏，我军已将敌人压缩在乔儿沟、任家湾、丁家湾之间的东西长约10公里、南北宽约5公里的狭小地区内。

    3月1日拂晓，彭德怀下达总攻命令。刹那间，枪声、炮声、军号声、冲杀声，震天动地。

    第一纵队沿公路及其两侧高地由西向东，二纵队由南向北，四纵队由北向南，六纵队一部分由东南向西北，三纵队一部由东北向西南，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击。

    刘戡拼命抵抗，战斗异常激烈。作战的焦点是争夺位于公路南侧、居高临下的东南山。

    彭德怀在当天的一份文电中描述了战斗的激烈程度：“每攻一山峰，须反复数次，用刺刀才能取得。”

    彭德怀一直注视着战斗的进展情况，及时调整阻击部署，把能够掌握的兵力最大限度地集中起来，全部压上歼敌的攻击前线。他在前线指挥所观察到，敌人死守丁家湾的一个山头阵地，我攻击部队多次进攻受阻，而附近担任“阻敌东进”的一个旅，未能给予支援。他马上命令该旅组织出击。

    彭德怀发出命令后，又踏着泥泞直奔该旅指挥所，对在场的旅参谋长说：“把机枪布置好。你带人顺山沟下去，再往对面敌阵地冲击。”

    他回过头对该旅首长不满地说：“打仗，战机非常重要，指挥员要有战场的全局观点，善于协同配合，狠狠打击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

    激战至3月1日下午4时，我军攻占瓦子街四周的全部高地。

    敌人被驱赶到一条沟里，毫无回手之力，等待他们只有一条路一缴械投降。

    刘戡看到大势已去，慌忙从丁家湾山梁的土寨子往外跑，眼见周围全是解放军的身影，自知已无路可逃。他无可奈何地躺在一个土坡上，闭上眼睛沉思了一回，嘴角抽动了两下，伸出一只瑟瑟发抖的手，拉响了揣在怀里的手榴弹。

    西北野战军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了刘勘的尸体。彭德怀念他在抗战时有过功劳，交代说：“要把尸体包裹好，在掩埋的地方做个标志，我们还要通知胡宗南和死者的亲后来认领。”

    3月2日，西北野战军包围宜川的部队发起总攻。3日上午8时，全歼宜川守敌二十四旅。旅长张汉初跳山逃跑时，腿摔坏被俘。至此，宜川、瓦子街战役胜利结束，歼灭胡宗南集团一个整编军部、两个整编师部、五个旅共29000多人，取得了西北战场的空前大捷。

    宜川战役败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恼怒，给胡宗南以撤职留任的处分。

    蒋介石悲叹：“宜川丧师，不仅为国军剿匪最大之挫折，而其为无意义之牺

    牲，良将阵亡，全军覆没，悼痛悲哀，情何以堪！“

    国民党在其所谓的《戡乱战史》中写道：“是役，自刘勘军失利后，关中空虚，被迫抽调晋南、豫西大军进至关中，以致造成晋南开放，临汾被围，洛阳失守，伏牛山区共军坐大之局面。”

    刘勘部被歼后，西北野战军大举南进，胡宗南不得不将位于潼关以东的裴昌会兵团向西安回调。这就减轻了中原野战军的负担，有力地配合了中原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正如毛泽东在3月7日发表的《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所说：“这次胜利，改变了西北形势，并将影响中原的形势。”

    3月10日，陕甘宁边区各界召开了万余人参加的祝捷大会。

    宝鸡位于古称“西府”之地。西北野战军会攻宝鸡这一仗，在我军战史上亦称为“西府战役”。

    西安以西径河和渭河之间地区，古称西府。该地区的宝鸡市和咸阳等市县，地处陕西关中、汉中和四川的咽喉要冲，一向为兵家必争之地。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六师在清涧战役全军覆没后，胡宗南又委任第二十八旅旅长徐保为该师师长，前往宝鸡重新组编。

    徐保是胡宗南的“四大金刚”之一，极为骄横。

    他还是个有名的赌棍。在当团长时，他有一次亲自到师部领了全团的军饱，然后，一夜间将其输个精光。

    早晨回到团部，军需主任来取钱发饷，徐保说：“叫值班官把队伍集合起来，今天团长亲自发饷。”

    到了操场，他说，“这个月的饷团长我领来了。”

    士兵听了喜形于色，等着发钱，可徐保把话头一转说：“他妈的，我们全团运气不好，昨天晚上，本团长耍钱，给输光了，弟兄们，不要着急，本团长今晚再去把钱赢回来，明天全团发双饷，好不好？”

    如此荒唐之事，胡宗南只是斥责一番，补发军饷，不了了之。

    师部成立后，驻在宝鸡东十里铺。徐保把所有事务和部队整训全部交由参谋长袁致中负责处理，他则在西安市通济南坊公馆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每日非嫖即赌。

    我军围攻洛川，将敌裴昌会兵团调动于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造成敌西府一带兵力空虚：宝鸡只有敌七十六师师部率一个团2000余人防守，其他地区只是布署了一些地方民团。

    彭德怀瞅准了这次机会，马上召集作战会议研究转兵攻打宝鸡的作战计划。他说“我们要去吃肥肉。西击西府，提胡宗南的这个‘宝鸡’。这样既可消灭他的分散守敌，获取大量战争物资，吸引其主力西援，调动延安、洛川之敌，又可开辟麟游山区，建立根据地。”

    他还称这次攻打宝鸡的西府战役为调虎离山，说“我们威胁胡宗南的战略后方，搞他的补给基地，他就顾不上延安了，可以逼敌人不战自退，撤出延安。只要能把敌人调过来，就可以在运动中寻找战机消灭他。”他最后专门强调：“这次西府战役，是相机攻取宝鸡。”

    有些人对“相机”二字还有些不解。西北野战军赵寿山副司令解释说：“不可过于乐观，我们可是从胡马的夹缝中打出去的，不能陷得太深，太深了有一定危险性。”

    彭德怀点点头说：“赵副司令员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攻不攻宝鸡，要积

    极争取，根据战局发展情况而定，这里不作硬性规定，我们还是用‘相机’二字。“

    决心定下，彭德怀迅速向各纵队发出兵分三路进军宝鸡的命令：野战军主力第一、第二、第四、第六纵队4月7日由黄陵、澄县地区西移，4月12日集结于马栏、转角、照金地区。张宗逊率第二、第四纵队为左路兵团，由高王镇南渡径河，首先攻占永寿县址监军镇、乾县，之后一部夺取醴泉、兴平，向咸阳佯动，主力向武功、扶风、歧山，相机攻占宝鸡。第一纵队为中路兵团，攻占旬邑后经张洪镇渡泾河，夺取彬县，向麟游、凤翔发展进攻，协同第二纵队相机攻打宝鸡。第六纵队为右路兵团，扫清太峪镇、世店镇等地的敌地方武装后，渡泾河待机。

    4月17日拂晓，中路兵团第一纵队攻击旬邑城，全歼守敌陕西保安十九团两个营600余人。歼张洪镇敌第十九团一个连100余入。18日晚强渡泾河，攻击彬县，19日全歼守敌暂二旅第五团二营及伪第七专署部队共2000余人。

    之后，以急行军直逼麟游、凤翔及敌后方基地宝鸡。

    右路兵团第六纵队于12日攻占织田，18日肃清淳化至长武问、泾河北岸之敌据点，歼陕西保安第十九团及世店、大峪镇等帅的敌地方武装，乘胜渡过泾河，直逼长武、灵台。

    我左路兵团第二纵队及第四纵队一部，于18日攻占永寿县东之常宁镇，全歼守敌第二○三师第一旅第三团、第六旅第六团2000余人，解放永寿。之后，直逼监军镇、乾县。第二纵队于乾县以北之铁佛寺地区歼敌第二○三师搜索营一个连，击溃西进敌整三十八师第一七七旅第五三一团，进占乾县、醴泉之间的洋红店及陇海路绎帐车站，歼扶风守敌，22日进占扶风城。

    至此，我已截断了西安至宝鸡路线，控制了一段铁路。

    西府告急，徐保于24日匆忙赶回宝鸡师部，在他的休息室召集袁致中研究军情，并与宝鸡警备司令刘进商讨对策。

    当时刘进的意见是：宝鸡的兵力不足，难以防守，可以放弃宝鸡，将所有的兵力撤到宝鸡以南的宝成公路（由宝鸡到成都）的秦岭上，占领要地，抵御来攻的共军。

    徐保则决心固守，并作了部署：（1）急电胡宗南，报告共军来攻的情况，决心固守，请速派援兵；（2）以该师现有兵力，决心击退来攻的共军；（3）刘进的一个步兵团撤至宝鸡南20余华里的益门镇待援，并确保渭河桥的安全；（4）宝鸡专员公署、警备司令部、县政府及其他行政人员，一律随刘进撤到益门镇以南地区。

 第49章

    徐保又对七十六师兵力作了具体部署：（1）师部由东十里铺连夜撤到宝鸡城内的中央银行大楼；（2）工兵营的三个连即行进入宝鸡以东的东堡子，占领阵地，阻止共军前进；（3）特务营的两个连随师部作战；（4）凡非战斗人员一律由副官处长丁国光率领，连夜撤至益门镇，其中包括师辎重兵营、通信兵营的一部、副官处、军需处、军医处、军械处、军法处等人员。

    当日夜10时左右，徐保接到胡宗南电报，命他以现有的兵力，竭力坚守，

    并告之，援军立刻就到。

    接到这封电报前，徐保虽然口头上表示坚守室鸡，并大骂过刘进胆小怯敌，但他私下已经把吉普车准备好，加足汽油，捆好行李，随时准备“开溜”。

    在接到胡宗南电报后，他才鼓起勇气来，决心死守宝鸡。

    徐保命令将师部转移到金台观。这里地势较高，一眼可通观宝鸡全景，指挥比较有利。

    徐保还命令特务营赶筑工事，同时命令军需部门备足粮弹，准备决战。

    坐镇西安的胡宗南这些日子吃不香，睡不着，当他判明我军的真实意图后，不禁出了一身冷汗。他十分明白，我军一旦夺占宝鸡，切断川陕联系，再挥师东进直捣咸阳，威逼西安，他这个“西北王”将失去全部地盘。

    他急忙给裴昌会挂通电话，命他火速赴宝鸡救援。他又向南京国防部求救，请调青海马步芳整编八十二师给予增援。

    接到胡宗南的命令后，裴昌会兵团由北上增援洛川转而沿陇海线西进。

    马步芳整八十二师也向长武地区进攻。

    为保障主力攻击宝鸡，我右路第六纵队教导旅在长武、彬县地区阻击西线敌军，第四纵队及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在武功至凤翔地区阻击东进敌军。

    4月25日夜，宝鸡四周枪炮声大作。西北野战军第一、二纵队向宝鸡发起猛攻。面对我军强大攻势，徐保感到自身难保，急切地寻觅一块“保命”

    的地方。正在此时，从西安来的装甲列车队长向徐保建议：将师部迁移到装甲列车上，便于指挥。他还说：“装甲列车上装有小型炮，弹药充足，还有三天的给养，凭借装甲掩护，东冲西撞，可确保安全。”

    徐保听后即令参谋通知工兵营坚守东堡子及车站一带阵地，掩护师部向装甲列车转移。

    徐保简单收拾一下东西，带上一个连，钻进了装甲列车。他先是指挥装甲列车向西开，但开出数里，发现大批解放军已将铁轨拆毁数根，无法前进。

    遂又令往东开，刚开到车站以东的木桥附近，桥东的路轨也被拆断，又不能前进。这时，司机、司炉已被打死四人。

    徐保后悔莫及，躲在车里，进不能进，退不能退。

    桥头附近的解放军迅速冲来，爬上铁甲车的车顶及车底下，高喊：“立刻投降，优待俘虏！”

    在这种情况下，徐保惊魂落魄，不知所措。他权衡再三，决心弃车逃跑。

    他匆忙换了一身士兵服装，又给胡宗南拍了电报，言称“我决心尽忠”。

    接着，他将无线电密码烧毁，又将身上带的《党员守则》、《军人读训》等，一本一本的撕毁，边撕边说：“不想我徐保今天会落到这个地步。”

    徐保把该办的事都处理完后，站起身来，提着手枪，刚走到装甲列车的门口，只听轰的一声，一颗炮弹把他炸翻在车厢内，满身是血。

    此时，我军在铁甲车底已满积柴草，并再三警告，如不投降，就要放火烧车。

    车里的人害怕被烧熟了，急忙高喊“我们投降”，扔出武器，举着双手跳下车来。

    胡宗南知道徐保被打死的消息后，又急又气，在办公室里一直转圈，并自言自语地说：“我决不相信徐保会叫共军打死。”

    后来，蒋介石来西安曾召集胡宗南所属的将官们在翠华山祭奠刘勘、严明和徐保，他伤心落泪地说：“我们今天还能在这里祭奠他们，如果你们不

    努力作战，恐怕我们死后，就没有人来掩埋，更谈不到祭奠了。“

    当时西安的一位学生，曾作了这样一幅对联：刘戡戡内乱内乱未平身先死，徐保保宝鸡宝鸡未保一命亡。

    我军在攻击宝鸡之际，东西两线增援之敌向我猛烈攻击。

    西线马家军八十二师以步骑兵四个团袭击我冉店桥、亭口。我教导旅对敌袭击估计不足，抵抗不住，于25日被迫撤出。该敌26日袭占张家坡，又向雀木镇前进，威胁到我军侧后方。

    东线敌胡宗南主力裴昌会兵团，以整一、整三十六、整三十八、整五十六师及整二十师第二十七旅共十一个半旅，沿陇海路西进，于4月26日攻击我杏林镇第四纵队防御阵地。我阻援部队防守不力，在敌从右侧突破后，又擅将部队撤至歧山东北山地，致使敌军长驱直人。第六纵队新编第四旅虽然顽强抵抗，将敌阻于凤翔城东十里地区，但我军主力已无时间组织打援，并受到两面夹击威胁。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彭德怀忍痛下令毁坏了足够西北野战军两年用的弹药、物资，于28日拂晓仓促撤出宝鸡。

    这次驰援宝鸡的敌两路兵马，异乎寻常地积极，发疯似地攻打我阻击部队，其主要原因是接到蒋介石的严令。蒋介石看到，彭德怀率部西进后，西北野战军的正规部队远离解放区，处境不利，乃命令胡宗南“彻底以大军轻装尾匪究追，不使稍有喘息之能力，尤应不分界域越境追击，马继援部应协力向西南堵击，务将匪军完全歼灭”，各部“勿因补给与疲劳迟滞行动”。

    27日，彭德怀率野战司令部驻在凤翔南的屈家村，与胡宗南的先头部队相距只有几十里，依稀可闻前线的枪炮声。司令部的工作人员为了彭德怀的安全，极力催促他转移。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还要呆上会，同时命令电台不要关闭。他为四纵队抗击不力而震怒，为足够野战军使用两年的弹药物资未能及时运走而痛惜。更重要的是，他需要当机立断，使野战军主力迅速摆脱危险的处境。

    彭德怀让电台接通每一个纵队，亲自布置撤离的路线和集结地区，并指示：集中一个团，撤一个团，集中一个旅，撤一个旅。

    天已渐黑，从传来的枪炮声判断，敌人更为逼近了，但有的部队还未联系上。彭德怀背着手踱来踱去，坚决地说：“电报发不出去不能走！”

    警卫营开始紧急构筑工事，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彭德怀把警卫员的左轮手枪要去，带在身上，说：“只要部队撤出去，我个人没有什么。我还可以带警卫营打游击。”

    直到所有部队都联系上，发完撤出战斗紧急电报后，他才让电台撤天线，率司令部向北转移。

    蒋介石觉得抓住了歼灭西北野战军主力的有利战机，命令南京国防部制定了一个聚歼我军于屯子镇、荔镇和泾川地区的作战计划，并迅速下达给西北战区的部队。按此计划，敌各路兵马加快速度，凶狠地扑向西北野战军。

    马步芳猖狂冒进，28日进占永寿城，29日占旬邑、彬县城，并向麟游、宝鸡方向急进，企图与东线敌军夹击我军于宝鸡地区。

    彭德怀决心摆脱胡宗南军，转移陇东，歼灭马军于平凉、泾川地区，收复陇东，争取时间休整，以便尔后集中力量歼灭胡军。

    5月3日夜，我军经平凉、泾川间花锁镇、王村渡过径河，4日抵达泾河北岸之东白家、汝家庆附近，准备以第一纵队夺取萧金镇，六纵策应；二纵夺取荔镇，四纵策应；尔后以一、四纵队夺取西峰镇。

    马家军依仗骑兵优势，紧紧咬咬住我军第六纵队不放。担任阻击任务的六纵教导旅打得十分艰苦。张家坡一战后，全旅只剩下300余人。

    彭德怀为吸引敌军北渡泾河，粉碎敌人两面夹击的企图，命教导旅北上占领屯子镇。

    当六纵教导旅进抵屯子镇后，马军第八十二师的三个团从镇原东进，包围了该旅。

    彭德怀命教导旅坚守该镇，吸住敌军，然后迅速集中野战军主力，消灭该敌。按照彭德怀的命令，一、四纵队于5月6日由党原镇、玉都庙（距屯子镇30公里）向屯子镇进攻，二纵向荔镇进攻，但因各部协同不好，逐次冲击，仅杀伤敌千人，未能围歼该敌。彭德怀只好放弃原作战计划，命教导旅突围。西北野战军此时处境十分危险，随时都有被敌包围聚歼的可能。彭德怀亲临前线，率部队经荔镇向东转移。转移途中，在萧金镇以西与敌整八十二师两个团遭遇，六纵新编四旅、一纵独立一旅遭受损失。5月12日，西北野战军经过苦战，转移至老解放区的马栏、转角、高王镇地区，终于摆脱了敌军围堵，化险为夷。

    当我军西进西府、威胁西安之时，胡宗南为收缩战线，令延安守敌整十七师于4月20日晚弃城南撤。延安于4月21日上午又回到人民手中，洛川也于25日解放。第三纵队于4月26日、27日，在洛川南吴庄镇、石头镇地区追击逃敌，至白水城郊，歼敌第六十一旅第一八二团、整十七师师部及第四十八旅第一四四团各一部，共3000余人。

    这次西府战役，我军共毙伤俘敌21900余人，收复延安、旬邑、洛川，一度解放永寿、灵台、歧山、咸阳、宝鸡等14座县城。

    胡宗南自1947年3月向延安发动进攻，可以说到处碰壁，做了不少亏本的生意。

 第50章

    这一年多时间内，他的部队共被歼灭11个旅以上，约计10万人。

    我军宜川大捷之后，于4月初直下关中泾渭河谷地区。西安绥署副主任裴昌会被迫率主力应战。在20多天的运动战中，西北野战军又给胡宗南以严重打击，攻占过关中重镇宝鸡，击毙敌师师长徐保，共歼灭胡军2万人左右，然后回师黄龙山区休整。

    兵损将折的胡宗南，既要守备撞关以东地区，又要应付西北野战军的强大压力，他不但没有力量进攻西北野战军，就是严密防守住关中平原各要地，也感兵力不足，捉襟见时。

    胡宗南绞尽脑汁，想出了一个“机动防御”的战略。

    所谓“机动防御”，就是以渭河北岸的三原、蒲城、大荔这三个重镇为中心，充分利用这三个地点的地势险要、城高墙厚、交通便利等条件，在三镇之间的100公里范围内，构筑工事，集结主力，或东或西，或攻或守，相机应付。这样既避免了主力分散，又巩固了西安外围，也便于屏障关中，有机会时，也可向澄、合、同、耀之线扩张。

    胡宗南在此地区部署的兵力主要有整编第一、十七、三十六、三十八、九十师。后来，整编第六十五、七十六师也调到这一地区，其他可临时调来参加作战的，还有整编第三十、一三五旅等。在这一地区内，经常保持7—

    10万人的兵力。

    解放战争进入第三年时，西北地区敌我力量对比仍很悬殊。胡宗南集团，加上分布在陇东的青、宁二马和榆林邓宝珊部，共有正规军19个师，50个旅，31.8万人，特种兵2.3万人，非正规军5.9万人，总计40万人。而我军，仅有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野战军直属队，总共6.8万人，加地方主力两个旅，8个军分区3万人，总计不超过10万人。

    根据中央军委解放战争第三年计划，西北野战军需要再歼敌12个旅，牵制胡宗南及马步芳、马鸿逵集团，使其无法增援中原。

    为实现这一目标，西北野战军决定，从1948年8月初起，在渭河以北、洛河东西地区，连续进行攻势战役。但从5月下旬到7月中旬，胡宗南乘我军休整之际，首先发难。他命三十八师、九十师等部队向我进攻，占领了澄城、合阳、白水，在“扫荡”关中分区后，又攻旬邑、马栏等地。7月底，胡宗南令裴昌会率四个整编师10个旅，另一个骑兵团，共7.8万余人，分左右两路由白水、澄城、合阳一线向黄龙解放区进犯。其中以整编第三十八、十七师为右路，由合阳进犯韩城，占领禹门口，企图切断西北野战军与晋南的联系；以整编第三十六师为左路，由白水进犯石堡；另以整编第一师，由铜川北犯宜君，并随时准备东援。

    彭德怀即刻向中央军委报告，胡宗南分路北犯，西北野战军决心以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于石堡镇（今黄龙）、韩城等地予以抗击，四纵南进秦关镇。

    彭德怀认真分析了敌情，决心首先消灭敌三十六师。具体作战部署是：第四纵队骑兵第六师为右翼集团，于宜君南节节抗击，吸引敌整一师北进，并阻其东援；以第三纵队独立第一、第二旅各一个团，第二纵队独立第六旅一个团，黄龙军分区一个团组成左翼集团，抗击敌三十八、十七师之攻击，保障主力左翼安全；集中主力于石堡东南、西南地区，准备在石堡以南山地诱歼由冯原镇北犯之敌整三十六师及第一四二团。

    敌三十六师在沙家店战役中已被我军歼灭过一次。胡宗南为了掩饰败绩，强充硬汉，命逃出的钟松使用原有的番号，再组编一个三十六师。

    钟松率领这支已不是“原装”的三十六师，仓促开上战场，发誓要一雪前耻，挽回面子。

    7月底，三十六师前进到白水县东北之冯原附近。

    西北野战军闻讯，主动放弃韩城，向石堡移动，准备伏击即将进入黄龙山区的三十六师。

    钟松连吃败仗，变得狡猾了。他虽不战而占韩城，但不敢向黄龙山区冒进。他命第二十八旅在左，于澄城之魏桥、冯原、壶梯山之线占领阵地；第一六五旅居右，在西接壶梯山东侧，东至熊村、刘庄之线占领阵地；师直属队位置于壶梯山南约3里的东柳村；第一二三旅为师预备队。

    胡宗南和钟松心里都明白冯原地区的地形及战略价值：冯原是黄龙山的门户，介牌山是冯原的屏障，壶梯山是冯原的锁钥，如果壶梯山失守，则冯原镇以南无险可守，解放军就可以由介牌山居高临下，直扑富平、蒲城以及渭南等地，包围西安。因而冯原一战的胜败关系非常重大。

    为了加强防御，钟松命三十六师在冯原镇、壶梯山、刘家凹正面宽12公里、纵深长6公里的地域内，构筑了要点式的防御体系，而以壶梯山为主要支撑点。

    8月3日，工事构筑完毕。钟松亲率部下到壶梯山视察核心工事，并于玄武庙中召集第三十八旅连长以上军官训话，颇有声色地夸耀他往年身任团、旅长时，追击红军万里长征的经过，但对他在沙家店“走麦城”的历史，却只字不提。

    看到敌三十六师仍在积极构筑工事，没有丝毫向前移动的迹象，彭德怀马上改变作战计划，由诱引敌至山地作战变为直接向冯原镇攻击。

    8月8日，我军除以少数部队阻援外，集中5个纵队11旅的兵力，围歼冯原敌三十六师。具体部署是：主力第一、第二两纵队首先东西夹击敌主阵地壶梯山及其西北魏家桥之敌第二十八旅；第四纵队向冯原镇及其以南地区第一二三旅攻击；第三纵队向镇东第一六五旅攻击；第六纵队攻击刘家凹第一四二团。我军采取的是中央突破、两翼包围迂回的战法，中央突破的目标壶梯山地形十分险要，加上由许多明碉暗堡组成的防御工事，成为敌人整个防区重要屏障，是一块很难啃的骨头。担任攻打壶梯山的部队，是由王震指挥的第二纵队。

    8月7日拂晓，西北野战军虽然分三路由介牌山南下，但并未引起钟松的重视。他认为这只不过是解放军一些小部队进行牵制与扰乱，故稳坐师部，下令死守。

    战斗越来越激烈，钟松这才发觉是解放军主力进攻，但各部队都已遭受到西北野战军的威胁牵制，前后左右，寸步难移。

    此时的钟松黔驴技穷，束手无策，不断用电话询问各部队的战斗情况。

    他在电话中说话时非常急躁，颠三倒四，语无伦次，失去常态，只是大喊：“各处阵地要守、要死守！”

    敌防守壶梯山主阵地的是三十八旅第八十二团。

    8月8日拂晓，西北野战军向壶梯山主阵地先后发动两次攻击，战斗非常激烈。敌八十二团副团长宋清泽率两个连出击，遭到西北野战军炮火猛烈射击，伤亡惨重，落败而归。

    西北野战军的优势炮火向壶梯山主阵地集中射击。敌阵地上尘土飞扬，硝烟弥天。

    敌派出飞机助战。飞机飞到战场上空，无法识别敌我，竟滥行轰炸，使敌守备部队受到很大伤亡，电台也被击毁。

    壶梯山敌守军见我军愈攻愈猛，情势紧张，急电向钟松求援。不料钟松不但不增兵力，反用生硬的口气说：“没有部队增援，无兵也要守住阵地，如果放弃阵地，就以违犯军法论处！”

    中午12时前后，我军已分割包围敌壶梯山全部阵地，陷敌于各自为战、不能互相策应的局面。下午，敌八十二团伤亡更重，无力再守，团长董文轩只得收拾残余官兵数十人，逃下山去。

    彭德怀特别关注壶梯山方向的战斗，因为这是歼灭敌三十六师的关键。

    他沿着野战军司令部通向二纵队司令部的电话线路，到了王震的指挥所。

    这里距敌人的前沿部队相当近，只构筑了一些防弹掩蔽部之类的简单工事。战斗已经打响，指挥所外面，到处弹片横飞。正在用望远镜观察敌人阵地的王震，一见彭总到来，大吃一惊地喊道：“你来这里干什么？这里太危险，你们快到后面去。在这里出了问题，我可负责不起。”

    彭总举起望远镜，一边看，一边说：“怎么，你在这里可以，我在这里就不行？你死得，我就死不得？”

    呆了一会，王震见彭总还不走，焦急地说：“你是不是不相信我的指挥？”

    彭总笑着答道：“准不相信你的指挥？我看我的，你指挥你的。我到你的指挥所，保证不干预你的指挥。”

    事后，王震在谈到当时的情况时说：“彭总这个人，我们对他真没有办法。他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打起仗来，哪里是前方，他偏偏就往哪里钻。”

    敌前线总指挥裴昌会觉察到我军意图后，连忙命第三十师放弃韩城，向王村镇附近的第三十六师靠拢；还命驻澄城的整编第三十八师第十七旅王栋部北进至王村镇归钟松指挥，加强兵力。

    壶梯山失守后，钟松怕再遭沙家店厄运，命全师后撤，作梯次配置，对解放军的攻势，采取逐次抵抗。他将第二十八旅撤至塔虎村至露井之线，将第一六五旅速撤至王村镇，利用寨子构筑中间阵地工事；师指挥所及备直属队转移至王村镇南四里之外杨家凹；整编第一二三旅担任师的撤退掩护任务。

    后撤过程中，敌师部与第二十八旅失去联系。后来钟松得知，第二十八旅不遵命令，竟擅自撤到了澄城。

 第51章

    钟松为此气得咬牙切齿。

    原来，敌二十八旅旅长与钟松有前嫌，对钟松分派给该旅掩护、驰援任务不满，并怀疑是挟嫌报复。因此，为了保存残余势力，故关闭电台，撤向安全地方。

    钟松的三十六师被打得溃不成军，撤退中，第一二三旅、一六五旅、师直属部队都拥挤在一条道上，人马践踏，混乱不堪，无法收拾。

    西北野战军乘胜追击，歼其第一二三旅第三八六团于杨家凹地区，将第一六五旅包围于王村镇，除该旅旅部及第四九五团一部突围漏网外，均被我消灭。

    在我围歼三十六师时，距整编三十六师仅25公里之敌三十八师、十七师，因惧歼，于8月8日撤离韩城，向合阳集中。

    我军于锁子头、段庄附近击溃整编三十六师第一二三旅留守白水的第三六九团，及整编第十七师第十三旅、第四十八旅第一四二团，乘胜收复韩城、澄城、合阳。

    11日，第四纵队一部继续追击，于杨家城、玉皇庙地区击溃敌骑兵第二旅的骑四团，占领露井镇，12日在交道镇以南杨家岭击溃敌第一六五团一部，13日攻占大峪河以东马村镇。

    敌在大浴河以南的寺前镇、永丰镇地区转入防御。我停止追击，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我歼敌近万人，收复县城三座，敌三十六师再次遭到厄运，有三分之二被歼灭。

    胡宗南得知前线败绩后，大发脾气，亲自率执法队气势汹汹地来到大荔，召开所谓冯原战役的检讨会。说是“检讨”，实是问罪。胡宗南来大荔之前早在西安作出了决定，撤去第二十八旅旅长职务，并且预先把一切有关的刑具（囚车、脚镣、手铐等）同时带来。

    会上，胡宗南先大骂钟松指挥无能。钟松不服，反说胡宗南的绥署情况不明，指挥无方，气得胡宗南打茶怀，掀桌子。

    尔后，胡宗南又斥责说：“第二十八旅旅长李规，图谋不轨，既不固守壶梯山的主阵地，又不听从命令解刘家凹之围，擅自将部队撤离主阵地达20余里，在该师前线战斗紧急的情况下，不派部队增援出击，以致该师遭受重

    大损失，影响整个战局，这些事实，绝对不能容忍。着即将李规逮捕交军法会审。“

    话音未落，几名武装执法队的士兵把李规两膀架起，摘下手枪，监押起来，准备处决。幸好，李规命大，他在西安狱中，得到了中共及民革地下组织的营救，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

    澄合战役消灭了敌整编第三十六师大部，粉碎了胡宗南企图封锁西北野战军于黄龙山区的计划，又乘胜收复了澄、合、韩三城，扩大与巩固了黄龙新区。在这次战役中，毙伤俘敌9079名，敌三十六师少将副师长朱侠被击毙，少将参谋长张先觉、少将高级参议李秀、国民党国防部战地少将视察官马国荣和第四九四团少将团长陈定等被我军俘虏。

    8月22日，中共中央电贺西北野战军第二次歼灭胡宗南整编第三十六师的重大胜利，指出：这一胜利，正粉碎了胡匪在西府战役中曾获得胜利的胡说，并继续使胡匪陷于被动，便于我开展关中的胜利局面。

    澄合战役后，胡宗南为防西北野战军南下威胁撞关，于8月11日急调部队增强蒲城、大荔地区防御，并以机动兵力置于交通线上，以堵击我军南下和再出西府。

    敌第十七师奉命守备韦庄，第三十六、三十八两师调到大荔附近。

    第十七师于8月中旬到达韦庄后，以第十二旅及第四十八旅的一个团担任韦庄外围守备。第四十八旅配置于韦庄正北约5公里的一个村寨附近，并派出一个团于韦庄东北方向约8000公尺的寺前镇，占领警戒阵地。按事先作战计划，第四十八旅受到我军正面攻击时，即由指定道路退到韦庄南门外集结，担任师的预备队；第十二旅第三十六团撤回韦庄机动使用（或担任韦庄防守，或作预备队使用）。

    敌十七师利用大荔以北到永丰镇一带砖石结构的村落和土围子，布置了一个南北30公里长、东西20公里宽的纵深防御地带。在这个纵深防御地带内，敌军又构筑了很多工事，几乎把每个村庄和每一房舍，都变成了他们防御我军进攻的支撑点。

    9月中旬，胡宗南和裴昌会专程到韦庄检阅了第十七军（自9月份起，国民党军队改换番号，整编第十七师改称第十七军）。胡宗南检阅部队后，还把军官们召集起来训话。听他训话的人明显感到，他的底气不足，不像以前那样趾高气扬了。

    我西北野战军再歼敌三十六师后，在澄县、合阳地区进行一个多月整训。

    9月12日至23日，西北野战军召开前委扩大会，决定秋、冬两季继续向胡宗南集团攻击，以配合中原作战。根据大荔以北地区敌军部署相互间隔大，易于各个击破的情况，西北野战军首长决定发起荔北战役，歼灭敌十七、三十八两军。

    彭德怀预定的荔北战役作战方案，是由一纵队沿澄城大荔公路攻击敌人正面，二、三纵队在左，四纵队在右面配合。一纵队在讨论这个方案时，三五八旅旅长黄新廷认为，从敌人防御正面攻击比较困难，不易得手，如从敌人侧翼打进去，插入敌人心脏地区，出敌下意，行动突然，可以减少伤亡，又利于消灭敌人，会加速战役进程。当时：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曾率领侦察人员进入敌人心脏地区做详细侦察，摸清了敌人的兵力分布、据点工事结构和地形特点，也建议把正面攻击改为侧翼楔人，然后割裂包围，各个歼灭敌人。

    彭德怀认真听取了一纵队的汇报，然后赞许地说：“战争的目的是消灭敌人。谁提的方案好，就用谁的方案。在这个关系重大的问题上不能搞将帅尊严。黄新廷同志的意见很好，就照这个主意办。”于是，彭总改变了作战方案。

    9月底，敌人的各级司令部也明显感觉到，解放军的活动频繁起来了。

    敌第十七军得到情报和兵团部的通报都说，解放军将会有一个较大的军事行动。

    10月2日，敌十七军又得到情报说，韦庄东南20公里的朝邑以北地区，发现解放军二三千人的活动。

    该军军长康庄感到情况不妙，估计解放军可能会大举进攻，于是急忙派出三个营，向合阳、澄城方面搜索、警戒。

    10月4日晚，在这三个营的搜索方向上响起一片激烈的枪声，所派出的人马有去无回。

    接着，第十七军军部又同前沿的几个团失去联系。前往联络的部队，也被西北野战军阻住。

    敌十七军的指挥官这时完全明白了，共军的目标是要吃掉他们，一场恶战就在眼前。

    天刚破晓，敌十七军的指挥官用望远镜看到，解放军对第十七军主阵地的攻击开始了，重点在韦庄北面和第三十四团东家庄阵地。

    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的部队，对东家庄的攻击尤为猛烈。激战至12时左右，东家庄敌守军第三十四团的伤亡很大，一、三营营长负伤，其他连排长负伤的很多，指挥系统被打乱，阵地被突破，第三十四团陆续退到韦庄外围阵地，在韦庄寨墙上的火力支援下，继续顽抗。

    到下午5时以后，战斗逐渐沉寂下来，攻下东家庄的我军部队逐次向西延伸，除西南角外，对韦庄形成了包围态势。

    这时候，敌指挥官急忙把情况告诉裴昌会，要求第三十八军立即向第十七军靠拢，共同作战。

    裴昌会考虑夜间在敌前部署困难，没有应允。

    敌十七军军长康庄心里明白，第三十六团撤不回来，第三十四团垮了，韦庄直接暴露在解放军的攻击下，光靠军师直属部队守备是决然顶不住的。

    于是，他顾不上许多了，逃命要紧，决定向西南方向突围。

    同时，该军部发电报告知第三十六团，命他们自行突围，但过两个钟头以后再联络，已是音信全无了。后来得知，敌三十六团遭我第四纵队的攻击，伤亡甚大，弹药也快用完了，当接到突围的指示后，即向西北逃窜。团长率70多个散兵游勇跑到韦庄东北约20多里的一个小庙qi书-奇书-齐书，被我游击队全部俘虏。

    经过30多个小时的战斗，第十七军遭到歼灭性打击，损失了一个师部，三个整团，第三十四团损失半数以上。

    这次战役，我军的侦察工作做得非常好。第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立了大功，他化装深入敌区，在敌军戒备森严的防御地带内开展侦察活动，将敌人的工事、火力、兵力部署以及该地区的地形情况，调查得十分清楚。

    按照彭德怀的作战计划，一纵要派出一支部队，芽插到敌防御纵深，切断敌军部与四十八师的联系。这是取得整个战役胜利的关键一步棋。刘桐树按照他侦察好的路线，带领穿插部队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了敌人心脏，使第一纵队顺利地完成了对敌军分割包围的任务。

    战后，彭总亲自起草表彰刘桐树的电报稿。他写道：“一纵队侦察科副科长刘桐树，在荔北战役之前，亲自查明敌人的情况；战斗中间，又亲自为部队带路。他机智勇敢，为这次消灭敌整编十六师和三十八师作出了贡献。

    这次战役的胜利，有他一份功劳。“在消灭敌第十七军的同时，我军向大荔北郊的第三十八军和第三十六军的进攻也开始了。经过一天的战斗，第三十六军的第一二三师被击溃。

    10月7日晨，西北野战军除以四纵继续围攻永丰镇外，主力由围攻敌十六军转攻敌三十八军。

 第52章

    一纵攻击乌泥村、唐守堡第五十五师，二纵攻击东西窑头、汉村第一七七师，六纵逼近大荔，三纵攻击敌侧背。

    15时，我军歼灭第一七七师第五二九团全部及第五十五师一部。我二纵紧追残敌至老君寨以西之洛河岸。敌人纷纷向洛河对岸逃散，胡宗南在洛河东岸的主力，大有陷于全线崩溃之势。

    紧急情况下，胡宗南不得不急调驻宝鸡附近的第六十五军李振部前来增援。这时，我西北野战军主力在完成战役预定任务后，主动向北撤出战斗。

    这一次战役双方都使用了大量兵力。战役结果，胡宗南部除了第十七军受到歼灭性的打击外，其他各部都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被歼灭和溃散的兵力达2万人以上。胡宗南的兵力，再次被大大削弱了。

    在此期间，由第三纵队独立第五旅第十五团三营和黄龙分区地方兵团组成的南进支队，于10月6日争取了朝邑县国民党地方武装1100余人起义，解放朝邑城，7日解放平民城。至此，黄河以北、洛河以东广大地区除大荔城外全部获得解放。

    胡宗南不甘心这次惨败，在调来六十五军增援后，紧接着集中了13个旅9万余人，向我反扑过来。

    10月10日15时，敌一个营进至大荔北柳池营、中山地区，被我六纵击退。11日8时，敌又派出两个旅经吕村向我进攻。我第二、第三、第六纵各派出一部兵力进行阻击，并掩护主力在杏子河、窑头地区展开。

    彭德怀命令部队连续作战，乘敌精锐第六十五军立足未稳之际，集中主力歼灭该敌于东西汉村、李家坡、大壕营等地。

    西北野战军在大战过后十分疲惫的情况下，又与敌第六十五军展开一场血战。

    敌六十五军军长李振对当时激战的场面仍然记忆犹新。他回忆道：11日夜，解放军向我大壕营及东、西汉村之线进行猛攻，特别是在李家坡的第五六○团，因位置突出，而又在源上解放军直接瞰制之下，解放军对该团采取了围攻，战斗激烈。该团支持到12日，一再求救，由第一八七师派第五六一团张营前往增援。因解放军进攻猛烈，该团及张营死伤惨重。第一八七师几次派兵增援，均为解放军所阻，不能前进。尔后因东汉村正面遭受解放军强力压迫，第一八七师再难抽调兵力往援，该团及张营被迫于下午强行突围，除小部官兵逃出外，大部被歼灭，该团团长冯直夫被生俘。

    解放军对东、西汉村猛攻后，第一八七师在东汉村的主阵地，经该师所属各级预备队的增援，尚能稳住。但西汉材方面第一二三师的阵地一再被解放军突破，均由军预备队进行恢复后再交该师据守。下午2时后，情况更为严重，突破第一二三师阵地的解放军一部，已包围到军指挥所所在地东汉村以南几百公尺处；另一部在歼灭第一八七师的第五六○团占领李家坡后，乘胜由东汉村右侧插入，两路对军指挥所所在地形成合围之势。我即使用军预

    备队第四七九团及军直属部队并配以战车队进行强力反攻，始将插入的解放军击退，恢复并稳住了阵地。我并派辎重兵营营长李一太组织督战队在第一二三师阵地后，用“枪毙”来威胁第一二三师官兵进行固守。

    大壕营远在由大荔通合阳的公路右侧，由于战斗激烈，军指挥所与固守该地的第一六○师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络，早被打断，因而尺有以无线电话用广东话联络。午后3时，解放军攻到大壕营北门与该师发生争夺战，战斗异常激烈。该师师长黄植虞不断用无线电话求援。当时因军预备队已全部投入战斗，无兵可派。我只有以无线电话用“退却枪毙”的威胁办法严饬该师长自行设法，抽调兵力，恢复阵地，进行固守。因而稳住了右翼阵地。

    军指挥所与胡宗南大荔指挥所之间的有线电话联络也被打断了，甚至中断竟日，因情况危急，且弹药消耗殆尽，几次想用电话向大荔指挥所请求增援和补充亦不可能。如使用无线电报，因拟稿译发需时，又难救急。幸而与左邻友军第一军尚能用无线电话以广东话直接联络，遂将我军危急情况及缺乏弹药情形通报该军，并请该军借步机弹20万发，手榴弹1万枚救急。黄昏时第一军军长陈鞠旅派副师长一员用骡马送来步机弹10余万发，手榴弹5000—6000枚，因天已昏黑，大壕营距离较远，无法立即补充第一六○师，当晚仅补充了第一八七师和第一二三师。

    入夜后，第十七军杨师长（番号和名字忘记）到东汉村，据称该师奉命归第六十五军指挥。我即将该师控制在西汉村，并饬第一二三师尽全力加强阵地。同时将第一六○师的第四七九团抽下，仍作为军预备队。饬其他各部利用解放军进攻的间隙时间乘黑夜加强阵地，因而在大壕营和东、西汉村拆毁了许多房屋。是日夜，解放军的进攻，更为猛烈，阵地争夺反复进行，幸阵地尚能保持。

    13日，解放军仍不断向我猛攻，第一六○师师长黄植虞请求补充弹药更急。上午，派军预备队第四七九团配属战车掩护两辆卡车给他们运送弹药，途中与插入的解放军发生激战，战车被打坏一辆，第四七九团亦多伤亡。该团在完成任务后，仍返回东汉村。

    下午4时许，第七十六军军长李日基派人到东汉村联系，据称该军奉命归我指挥，请指定位置。我命该军开至东、西汉村南面1500公尺处之村庄控制，准备留待反攻时之用。

    入夜后，战斗仍继续进行，接胡宗南和大荔指挥所电报：已饬第三十六军及第三十八军向大壕营及其以东地区推进，饬我军固守阵地。午夜，解放军再度发起猛攻，据判断可能是准备撤退。尔后正面解放军果然后撤，仅在源上阵地留置少数兵力迟滞我军行动，以掩护主力远撤。我命第七十六军进行追击，军长李日基以该军在清涧及宝鸡两次遭受歼灭，虽经整补，而战斗力薄弱，不愿接受任务。而第六十五军被猛攻两日三夜，伤亡惨重，也无力进行有力的追击，因而迟到14日下午，才由第六十五军将源上解放军少数阻击部队击退，恢复原第十七师所占阵地。

    15日，奉令继续向澄城前进，16日进驻澄城，荔北战役遂告结束。

    荔北战役胡宗南动用了第十七、三十八、一、六十五、七十六、三十六军共6个军的兵力及重炮、战车等特种部队，结果各军均遭受重大损失，仅第六十五军即损失一个整团和一个营，全军伤亡达5000余人，而解放军在取得重大战果后安然后撤。胡宗南为了鼓舞士气，欺骗人民，竟将荔北战役渲染为“大捷”，强迫西安市民举行“祝捷大会”，真可谓无耻之尤。

    荔北战役，西北野战军取得了重大战果，创造了平原作战的经验。它为西北野战军今后作战创造了条件，并有力配合了中原解放军在平汉路的作战。10月15日，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北野战军荔北战役取得的巨大胜利。

    1918年11月，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向国民党军队发起强大攻势，进行战略决战。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在东起海州、西到商邱、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开始了著名的淮海战役。这是一次决定蒋家王朝命运的重大战役。

    蒋介石象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不惜血本，决心把全部的赌注都押上去。

    他急电胡宗南抽调兵力驰援中原。

    紧紧拖住胡宗南，成为西北野战军当务之急的战略任务。彭德怀在野战军前委会上斩钉截铁地说：“为了配合淮海战役，决不能让胡宗南抽调一兵一卒到中原战场！”他指出：“要达到这个目的，关键是要给胡宗南以狠狠地打击。我们对胡宗南的压力愈大，愈使他感到自身难保才行。”

    胡宗南此时还是依靠渭北地区较为便利的铁路、公路条件，集中了第九十、第一、第三军等部队，在合阳、蒲城、同官、耀县一带实施机动防御。

    其余部队，如第三十八、六十五、三十六（欠一六五师）、十七等四个军，均遭我军歼灭性打击，其残部分别在三原、富平、大荔，临潼等地补充。

    彭德怀决心向集中在渭北地区的胡宗南主力发起冬季攻势。他根据敌人兵力部署和作战地区的地形，确定冬季战役要改变以往的打法，将我军五个纵队的兵力组成两个“拳头”：第二、三、六纵队组成左兵团，位于洛河东岸；第一、四纵队组成右兵团，位于洛河以西。两个“拳头”积极调动和分散敌人，创造歼灭敌人的有利战机。

    彭德怀把他的这种战法形象地比喻为打乒乓球。他说：“打敌人要象打乒乓球一样，来回都能打他。那边打过来，这边打过去，过来也打，过去也打，不使他清醒，不让他喘息，而要他乱蹦乱跳，兵力分散，各个被歼。”

    他这次交给西北野战军的歼敌任务是：“争取歼敌二至三个军，改变渭北战局”。

    11月15日，我军的冬季进攻战役开始了。胡宗南的几个军，正象彭德怀预先设想的那样，象一只乒乓球，在我左、右两个兵团之间，来回蹦跳挨打。

    15日当天，西北野战军的左兵团，在合阳以东的临皋和以南的乳罗山两地，吃掉了敌一四四师。胡宗南闻讯后，急忙集中主力由蒲城、富平向东赶来增援。

    此时，彭总率领野战军司令部西渡洛河，长途跋涉二百余里，在铜川的上店和富平的底店一带，指挥我右兵团，先后在富平以北的草滩、康庄和铜川东南的军台岭、店子坡地区，歼灭敌十六师大部和二五四师一部，并炸毁了咸同路铁桥一座，占领了黄堡火车站。

 第53章

    敌受我右兵团之迷惑，误认为我军主力要在咸同铁路上作战，急忙将一军、六十五军西调，并令盘踞在澄城、合阳以南地区的第七十六军、九十军及三十六军之一六五师向南撤退。

    歼敌的机会来了。彭德怀迅速将西北野战军的两只拳头收拢，全力向敌第七十六军狠狠地击去。

    第七十六军的前身是整编第七十六师，曾屡败于我军手下。该师于1947年冬在清涧被歼后，第二次在宝鸡重新成立，师长为徐保。1948年4月间，

    该部在宝鸡战役中，第二次遭到歼灭性的打击，徐保被击毙，同年6月间，胡宗南又在鄂（户）县附近第三次重新将该师补充起来。9月间，整编师改为军，李日基为军长。当时该军辖新一师和第二十四师两个师。两个师除了个别团尚在四川接领新兵外，其他部队的兵额只有七八成。

    当我军突然在合阳地区发动攻势后，胡宗南急令第七十六军放弃阵地南撤到马家河（韦庄镇北不远的河流弯曲地带），然后越过大浴河向东北方向增援和家庄的第九十军。到达时，解放军已后撤。次日，第七十六军又奉命由和家庄向合阳及其东北方向进犯。当第七十六军主力部队到达贺碱上附近时，与我军相遇，其先头连当即在金水沟北岸被消灭。

    李日基判断我军主力可能就在附近，连忙命令部队在原地构筑工事，组织防御，并向北派出搜索部队。

    胡宗南接到李日基的报告后，令七十六军停止进攻，就地坚守。他随即又将部队作如下调动：第一军由尧头撤到蒲城以南地区集结；第九十军撤到大荔以北地区整补；第七十六军并指挥第一六五师在和家庄、贺碱上、王善庄地区占领阵地固守。

    当我军右兵团向铜川守敌发动攻势后，胡宗南又忙不迭地命令第七十六军放弃阵地撤退至韦庄镇（大荔北40华里）及其附近，准备向西增援。三天以后，胡又命第七十六军主力进驻永丰镇（韦庄西10余里），并以一个师在洛河西岸桥头堡占领阵地。

    永丰镇在洛河东岸，围寨相当高而坚固。大荔到蒲城有一条公路通过此地，西距蒲城约25公里，南距大荔约15公里，洛河上架有浮桥。从联系两个重要城镇说，这确是要地，从交通和距离上看，各方面策应也很方便。

    但是李日基强烈反对将他的部队跨河部署在永丰镇地区。他始终坚持认为，解放军主力一定在洛河以西、永丰镇以北地区，企图歼灭第七十六军。

    如果第七十六军西进，解放军则由洛河西岸利用与第七十六军行进路线相平行的山地作隐蔽，由其右侧袭击而将他消灭之；如果第七十六军在永丰不动，解放军则乘其立足未稳时，一举而歼灭之。

    李日基在电话里同兵团司令大吵大闹，气急败坏地喊道：“这样跨河部署我不干，请你另派人来接替军长！”

    兵团司令裴昌会在电话中对他说：“这个部署是西安绥署的意思。”

    李日基认为胡宗南既不清楚解放军的主力所在，更不了解解放军的意图，只是盲目要求控制永丰镇附近的洛河渡口，以便保持部队向西向东的机动自由。于是，他直接向胡宗南陈述自己反对的理由。胡宗南对他的意见不以为然，坚持认为解放军的主力要夺占铜川，严令李日基按照他的计划行动。

    事后，国民党内部也有这样一种说法：第七十六军之所以摆在永丰，确是西安绥署指定的。一名西安绥署的参谋把地图上永丰镇的等高线看错了，低地看成了高地，因而就把第七十六军摆在永丰镇。战争中的偶然性似乎对胡宗南开了一个玩笑。一个参谋的微小的失误，却断送了他的一个军。李日基如果能见到这位参谋的话，不把他生吞活剥了才怪呢！

    李日基为命令所迫，只得作了如下的部署：第二十四师在洛河西岸以桥头堡为核心占领阵地；新一师占领永丰镇及其附近外围要点；军部位于刘家沟（永丰镇东一华里半处）。各部队即时加紧构筑阵地，并派出小部兵力远出搜索。

    李日基把军主力部署在永丰镇寨墙内和附近几个小据点里，两边高地上

    也布署了相当多的兵力为支撑点。这种布署是考虑新兵多，容易溃散，若把多数兵力控置在围寨之内，掌握就方便些。

    11月25日下午3时许，李日基在刘家沟军部听到河西岸第二十四师方面枪声很密，同时接到该师师长于厚之报告，说解放军已向他部阵地右翼发起进攻。他让参谋长高宪岗向上报告情况，自己立即亲赴第二十四师防地。

    当他到达时，该师阵地前担任警戒的一个步兵营，已被我军消灭，其右翼团遭到攻击，守军纷纷溃退下来。

    他当即令预备队加入战斗，但无济于事，该师的情况越来越糟。

    李日基回到军部时天已很黑（此时军部已由刘家沟移到永丰镇），他马上要通了兵团司令部的电话。兵团司令裴昌会要他把第二十四师撤到永丰镇。

    李日基说：“永丰镇面积很小，全军集中在一个地方，兵力太密，一个炮弹可以杀伤很多人。”

    裴昌会却说：“我晓得。你的部队都是新兵，没有作过战，如不把他们圈在寨里，在夜间敌人一冲就要垮的。至于伤亡么，共军能有多少炮弹！只要能支持过今晚，我叫第九十军明早前来解围。”

    李日基接受了命令，指挥第二十四师撤过洛河，并令部队撤退后，即将洛河上半永久性的桥梁炸毁。

    晚10时许，敌第二十四师撤到永丰镇。但由于爆破准备的不足，敌人没有把桥梁破坏，我军迅速跟踪而至，将永丰镇铁桶般地团团围起来。

    永丰镇正北两条凹道口的阵地和正西一条凹道口的阵地，也很快被我军占领。这些阵地都建在高地上，可以瞰制前面的沟川。

    敌第七十六军由于过去两度被歼。军官中有的是被俘受训后放回来的，士兵都是被强迫抓来的，没有经过训练，因此，当遭到我军的勇猛进攻时，一打就垮。永丰镇的防御只是依靠寨墙而没有做工事，弹药粮食，特别是饮水都成了严重问题，也不能长期坚守。可是，李日基侥幸地想：固守一夜，总不会有问题吧。于是，他作了困兽之个的准备，下令把最后留下逃跑用的西门也用土袋堵死了。

    晚上12时，李日基接到友邻第九十军军长陈武派人送来的一份命令，内容是：“第九十军于夜12时开始向大荔撤退；第七十六军接到命令后即向大荔撤退；第九十军已派出一个步兵营在义井北高地掩护第七十六军撤退。”

    李日基接到这个命令后完全傻眼了。他先是愣了一会，然后大发雷霆，破口骂娘。他先骂胡宗南，说胡宗南竟指令他归陈武指挥。他接着骂裴昌会，说裴昌会先要他全部集中寨内，等明早派队来解围，致使寨门完全堵死。他又骂第九十军不该老早逃跑，在距他军20多里外的地方派掩护部队，起什么作用？

    这时李日基的思想乱成一团，他想到：其一，突围可能被打或打伤，如不死，胡宗南还要我继续于。再于的话，还不是继续这种生活？其二，胡宗南提拔我当军长时，一些资格较老的人曾一致反对过。在户县整训时，胡宗南一再替我吹嘘，逢人便说我如何努力，如何能干，如今打了败仗回去，不仅自己面子不好看，而且也给胡宗南脸上抹灰。其三，守在这里固然是死路一条，自己虽然不愿意死，但死了总比这样拖着活受罪强，何况解放军政策宽大，即使被俘不一定会杀头。

    李日基想好主意，便让参谋长把两个师长请到军部商讨，究竟是突围好

    还是固守好？结果，所有人都不主张突围。

    见此情形，李日基故意装出服从民意的样子说：“现在我们要突围，固然要有些损失，但还是能突出去的。守在这里是死路一条，一个也跑不了的。

    你们既然都不愿意突围，就下去吧，死了报答国家，报答胡先生。“他还想着说：”不死，就去吃小米吧（做俘虏的同义语）！“可是这话到了嘴边又缩了回去了。

    我军在肃清外围阵地后，即向城四周进逼，准备攻寨。

    李日基也命令各部队在寨墙上挖凿枪眼，在寨内空地挖掘掩蔽部，作巷战准备。

    26日，李日基沿着寨墙脚走了一圈，视察各处的工事和官兵的情绪，结果非常失望。这些官兵昨晚都是懒洋洋地满不在乎，并没有做工事。

    这天上午，李日基又接到胡宗南电报，要他撤退到大荔附近。

    李日基当即复电说：“撤出现阵地，中途被全歼，敌人损失小，补充多。

    守在这里，纵然被歼，敌人损失大，补充少，而且能给大荔以较充分备战的机会“。

    胡宗南考虑了一下，勉强同意了这个意见。

    当天夜里，战斗十分激烈，我军攻击时使用的“棍炮”，给予守兵十分惨重的杀伤和精神上的打击。“棍炮”是利用迫击炮筒发射出一根小于炮筒口径的木棍。这根木棍下端装上炮弹的底火药包作为抛射的动力，上端用布捆绑炸药十余斤，发射距离100—200公尺，杀伤力很大。我军夜间利用事先做好的工事，把炮推进到有效距离发射，守兵难以对付。

    此外，我军的爆破队利用黑夜，英勇地冲到寨墙，实施爆破。西门北侧被炸一个很大的缺口，双方在此地反复争夺三次。

    胡宗南出尔反尔，举棋不定，在27日又接连拍出两个电报，令李日基突围。

 第54章

    这位军座正在进退两难的时候，突然又接到兵团司令部参谋长的电话和胡宗南的电报，令他固守待援，并说马上用汽车运送援军。

    永丰镇的守军象打上一针强心剂，精神陡然振作起来，以为援军很快就可来到。谁知一盼再盼，盼到天黑，援军的消息渺茫，而当面激战又起。

    当天下午，敌机前来空投弹药，但落在寨内的少，落在寨外的多。

    天将黎明，永丰镇北面东段又被我军突破一个缺口，接着东面南段也被突破一处。这时候，李日基手中一点预备队都没有了，他只好带几个卫士跑到北面东段的突破口指挥守兵挣扎，企图挨到天明。

    我军从永丰镇东西两面缺口潮水般地涌了进来。

    李日基看到大势已去，马上回到军部，令参谋长把电报和底稿全部焚烧。

    正在焚烧中，我军冲进了敌军部所在的窑洞。李日基还想蒙混过去。不曾想，冲进来的解放军战士中，有一人曾在他的手下当过兵。他被指认出来后，只好乖乖俯下脑袋，承认自己的身份，跟着解放军“吃小米”去了。

    当我军围歼永丰镇之敌七十六军时，敌九十军和三十六军的一六五师，距永丰镇只有五公里，因惧我歼灭，除以炮火支援外，连一名步兵也不敢前派。待敌第一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一三五师和守备蒲城的十七军，奉胡宗南严令倾巢西援到达永丰地区时，我军已经结束战斗，胜利转移了。

    我军向北撤去后，敌第九十军和第十二师向北搜索了一段，但也是摆摆样子，连合阳、澄城一线都不敢去。

    就这样，在胡宗南苦心支撑半年之久的洛河以东防线上，他的第七十六军被歼灭，第三十六军和第十七军遭到歼灭性打击，其他第三十八、六十五军等也受到轻重不同的打击下，总数损失达5万人左右，力量大为削弱。

    我西北野战军这次冬季战役，有力地配合了我淮海战场的军事行动。在我军接二连三的打击下，胡宗南愈来愈感到自身难保，他不但无法抽出兵力支援中原，甚至还把豫陕边李振指挥的第十八兵团也调回西安附近，以保其老巢的安全。

    彭总对冬季战役中我军干脆利落的军事行动，非常满意。尽管十几天来他跟着部队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往返行程四百多里，常常忙得连吃饭、睡觉的时间都没有，但他仍是精神饱满。

    战役结束之后，他高兴地对部队说：“当初，胡宗南占领我们一个延安，他是那样的神气八担。他没有想到今天，不但延安又回到我们手里，连他的老窝——西安也自身难保了！”

    冬季战役期间，西北野战军司令部随着部队，曾经进到了蒲城地区。

    11月26日深夜，当野战军司令部到蒲城北面的林皋镇时，当地的老百姓早就睡下了。为了不惊动百姓，部队冒着严寒和雨雪，在房檐下、街头、树底下露宿过夜。

    第二天一清早，老百姓发现街上有军队，一开始都吃了一惊。

    他们清清楚楚地看到，在那么冷的天，战士们衣服淋得都湿透了，就是不进老百姓家的门。他们心里明白了：这不是前些天在这里烧杀抢掠的国民党中央军，而是早有所闻的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于是，老百姓纷纷从家里出来同部队打招呼，并且让部队同志进自家房子去住，想方设法把战士们淋湿的衣服给烤干。

    蒲城地区的材镇比山区的要大，农家的房子也比较宽大，富裕人家庄的多是前后两院，就是生活比较差一些的人家，住房也并不怎么紧。

    部队刚到林皋时，指战员们发现一件难以理解的事，那就是老百姓总是把部队住的房子和他们自己住的房子明显地划了一个分界线：有前后院的，就让部队住在前院，自己住在后院里，后院成了“禁区”，不让部队的人随便进去；没有后院的，房东家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住在堂房里，让出耳房来给部队住。

    部队吃饭，基本上自己动手做，但也有老百姓给做饭吃。帮部队做饭的，有些是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她们在后院把饭做好，叫家里的男人把饭送到前院来。如果家里的男人不在，她们就悄悄地把饭送到二门外，让部队的司务长或管理人员到二门去取。部队吃完饭，再把锅碗放在二门上，好让房东端回去。

    很多战士不懂得这是什么规矩和风俗，有时冒冒失失地往人家的后院找老乡借东西或搞社会调查，结果都碰了钉子。

    原来，不知从哪个朝代起，这个地区养成这么一种风俗习惯，就是年轻的媳妇和大姑娘不出来见生人。加上国民党军队经常在这一带胡作非为，年轻媳妇和大姑娘非常害怕欺压百姓的国民党官兵，所以这种“规矩”更加重了。

    这些规矩给部队官兵的生活也带来很多不便，吃饭是这样，吃水也是这样。房东老乡先把扁担和水桶放在二门上，要担水的战士们，在那里把扁担和水桶取走。用完了，再把它放回二门。

    这可苦了部队的司务长，麻烦也多一些。有一回，一位司务长把这个情况反映到彭总那里。他对彭总说：“这里的老百姓真怪，不准我们进他的后院，彭总，老百姓把我们的军队当成什么军队啦。如果让部队到后院去吃饭、做饭，那多方便呀！现在担一挑水也那么费事。”

    “小伙子，有些不耐烦吧！”彭总耐心地解释说：“你首先要了解一下，人家为什么这样？这里是新解放区，老百姓知道你共产党的军队和国民党的军队就是不一样，人家把那么多的房子让出来给部队住，这已经很不错了，为什么一定要到人家的后院去？各地有各地的风俗习惯，我们应该尊重。同志，不能怕麻烦，不要责怪人家太封建。人家不让进去，就不要进去，一定要这么办！否则就会违反群众纪律，影响军民关系，这可不是小事啊！”

    彭总对司务长的教育，很快在战士中传开了。打那以后，战士们自觉地遵守老百姓的这一风俗。随着老百姓和部队的相互熟悉，老百姓的那些“规矩”也逐渐少了。

    冬季战役后，胡宗南的机动防御已被彻底粉碎，开始向汉中、四川作战略退却的准备。西北野战军在连续作战后，为休整和补充部队，创建巩固的后方根据地，以利在新的一年里转入全面进攻，完成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前委决定集结于宜君、白水、澄城、合阳地区，进行冬季整训。

    12月4日至6日，西北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的钱儿村召开第四次扩大会议，研究部署冬季整训和开展地方工作问题。前委委员、各纵队和警备第四旅、骑兵第二旅的领导参加了会议。会议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和部队中攻坚战经验还不普及、不熟练等问题，提出了分两至三期（每期半月）整训部队的计划，强调各部队要把。在攻坚作战中创造的新经验，通过示范渲习，加以坚持和贯彻下去。

    12月6日，根据彭德怀的讲话和会议精神，前委发出了《关于冬季群众工作的指示》，责成各部队于当年冬着重做好几项工作：（1）领导群众进行反恶霸、反特务、反贪污以及反不公等斗争，改造乡村政权，建立与发展党的组织。

    （2）发动群众普遍进行减租减息反对年关逼债等斗争。在具备了平分土地条件的地区，即进行分地工作。

    （3）吸引农民群众中的积极分子组织农会小组，扩大农会组织，成立村、乡、县农民协会委员会。

    （4）重视培养当地干部，与他们一起进行各项工作，帮助他们学会工作方法。

    按照前委扩大会议决定，从12月上旬到1949年2月中旬，各部队进行了为时两个月的整训。政治方面，主要以培养干部、开办党员训练班与溶化两万名俘虏兵为主要内容。在政治教育的基础上，各部队普遍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

    整训期间，西北野战军各部按照前委会议的决定和彭德怀的讲话精神，还抽调干部和战士，在洛川、宜君、铜川、韩城、合阳等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广泛开展群众工作。解放军官兵帮助地方抓住提高阶级觉悟这个中心环节，深入发动群众，普遍组织了农会、再由农会领导贫雇农与豪绅恶霸、地方富农作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废除了一部分高利贷者压在贫苦农民头上的“子孙帐”，使一些横行霸道、仗势欺人的恶霸豪绅在农民面前低头认罪。

    贫苦农民终于扬眉吐气，他们高兴地说：“天晴了，世事成咱们的了！”“若

    不是共产党这个救命的政策，我们爬在地上一辈子也起不来。“

    西北野战军经过整训，极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密切了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为继续发展解放大西北的胜利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战晋阳、得西安1949年开春，第一野战军发起春季攻势，歼灭敌二十师和一个保安旅。彭德怀太原“带兵”，第十八、十九兵团和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胡宗南见势不妙，决定全线退却，第一野战军乘胜占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1949年2月10日，西北野战军正式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历史注定这支威武雄壮之师，将担负起解放祖国大西北的重担。

    西北五省，大部分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峰峦叠蟑，高原、平川互相交错，平均海拔2000米以上，面积达320余万平方公里，人口仅2000余万。

 第55章

    地域辽阔，土地贫脊，部分地区为戈壁沙漠。山峰终年积雪，平原雪水积聚，形成许多盐湖和沼泽。交通不便，粮食匮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

    当时，西北地区之敌总兵力仍有约40万人，而第一野战军只有15.5万人，所以单单依靠第一野战军现有的兵力，要消灭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完成中央赋予的解放大西北的任务，力量是不够的。彭德怀将自己关于这方面的考虑向中央作了汇报，请求华北部队增援。

    1949年1月中旬，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华北部队参加西北作战问题，等你们来中央时面商。

    2月8日，彭德怀在赴中央开会前致电毛泽东，报告西北敌军动态和野战军概况，提出本年春、夏的作战方案，并说明：如三、四月间在山西的第一野战军部队能归还建制，徐向前、周士第部能人陕西夺取潼（关）渭（南），并进逼西安，则一野四五月间即可攻击西府、宝鸡。如此，胡宗南必弃西安，退汉中，我军可乘敌撤离之际，在追击截击中歼灭其主力。

    毛泽东12日复电说：先拿下太原，太原解放后，华北三个兵团中，至少两个兵团17万人可以用于西北。中央的意图已十分明确，暂时让西北的胡马集团多活几天，待华北问题解决后，即调两个兵团加强第一野战军，那时，再彻底解决胡、马，占领潼关、西安、汉中、天水、兰州，解放大西北。

    此时的胡宗南已是惶惶不可终日了，在继续摆出经营西北战场的姿态的同时，已经暗暗做好逃跑的准备。

    1948年11月下旬，他将兵团部撤到蒲城，准备在蒲城地区撑持一些时候。他仔细盘算了一番，把部队作了如下部署：第一军和第三十师驻蒲城，第九十军扼守蒲城东北5—6公里一带高地，第十二师防守在蒲城东10公里的孙镇。

    12月初，由于我军活动于洛河以西地区，南下可以威胁蒲城，西向可以插入同、耀地区并直下三原，进而隔断胡宗南向西逃跑的退路。因此，他还不得不集中相当多的兵力于该方向。

    这时，胡宗南的兵力已转为劣势，再加上淮海战场的失败，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几乎全部搞光。胡宗南感到情况不妙，开始将后方的仓库物资，非战斗人员向汉中大量迁移。

    12月底，胡宗南又将兵团部撤到咸阳，再一次对前方的部署作了相应的调整。他留下第九十军等部守备蒲城地区，由第九十军统一指挥。第九十军下辖三个师：第五十三师（师长袁致中）、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第十二师（师长李继唐）、第三十师（师长王敬鑫）。胡宗南将这些部队作了具

    有掩护性质的部署：第九十军军部率第五十三师驻兴市镇及其附近村庄，第六十一师驻蒲城与兴市镇之间，第三十师守备蒲城，第十三师驻蒲城东南五六公里的村庄里，掩护主力侧背的安全，并作了向高陵互相掩护撤退的计划。

    1949年1月中旬，第九十军奉命又撤退到高陵附近，与左翼守备三原的第六十九军取得了联系。其他部队，都调到径河以南地区，大有很快就要撤走之势。

    1月下旬，胡宗南不甘心轻易丢弃自己苦心经营的西北地盘，又突然命令第六十五军进驻富平，其他部队又向北全面推进。此时，胡宗南的部队与我第一野战军经常保持接触，双方的侦察搜索部队常有小规模的战斗。

    为了在华北两兵团人陕之前，紧紧抓住胡宗南，并积极配合其他战场的战略进攻，第一野战军决定发起1949年春季攻势。由于彭德怀、王震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春季攻势由张宗逊、赵寿山、甘泗淇、阎揆要负责指挥。

    1949年2月18日，战役开始，第一野战军决心先以第四军向铜川之敌第七十六军第二十师、耀县敌第六十九军攻击，吸引敌主力西援，继以主力第一、第三、第六军围歼蒲城、兴市地区第三十六军第三十师及陕西保安第四旅。

    18日，第四军进至铜川西马鞍桥地区，19日夜开始攻击，20日扫清铜川外围据点，歼敌一部。铜川守敌，一触即溃，当天逃至耀县，又马上同耀县敌第六十九军一起逃至三原。

    我军于21日进占耀县城。

    驻守美原镇、兴市镇敌第十二师及第三十师，闻风丧胆，毫无斗志，生怕自己逃得慢。他们一枪未放就于2月18日、19日向富平、三原逃窜。蒲城只留陕西保安第四旅据守。

    20日晚，一野第一军附骑兵第二旅秘密进至高阳镇地区，第六军进至白水城，第三军进至马湖一带，第二军进至孙镇及其以东地区。

    21日，第一军准备围歼兴市、美原地区之敌三十师，截断蒲城至富平公路，然后以主力向蒲城进攻。但由于敌人先行退却，第一军顺利进至兴市集结。

    当晚，第三、六军联合向蒲城发起攻击，战斗至22日2时，将守敌陕西保安第二十六团、蒲城自卫团等全部消灭，俘第十一专署专员、保安第四旅少将旅长赵国珍以下千余人。

    这时，胡宗南主力已退守西安至宝鸡一线，企图保存实力，待机反扑。

    敌第一军退至泾阳以南，第六十九军撤至泾河以西，第六十五军及十八兵团司令部退到泾阳，第九十军主力退至永乐镇，还有一部留守三原及其附近地区。

    根据战场敌情的重大变化，第一野战军对准备撤退之敌采取大胆深入、迂回敌后、断敌退路、突然袭击的战法；对敌地方武装据守的城镇，采取速战速决的方法歼灭敌人。

    2月22日，张宗逊、甘泗淇、阎揆要致电中央军委，报告追歼胡宗南部的行动部署：拟以一、二、三、六军于明日向富平推进，首先歼富平地区之敌，得手后看情况再决定下一步行动，以四军向淳化追击，首先歼灭该地区分散之第十四师，得手后威胁西兰路，以骑兵旅活动于下邦、孝义、关山、交口、渭

    河北岸地区，消灭团匪，摧毁保甲，掩护地方工作。

    23日，军委批准了一野的这一计划，并指示张宗逊等要依当面情况酌定之，强调应告诫干部不要轻敌，防敌反击。

    第一野战军按照作战部署向富平、淳化、口头镇之敌发起了进攻。2月24日下午，第三、六军主力向富平推进，准备围歼富平之敌。第一、二军阻击三原可能来援之敌，并切断富平之敌的退路。第四军十师三十团攻占石桥，师主力向淳化攻击，守敌第十四师四十团弃城逃跑。我第十师奋勇追击，全歼逃敌，解放淳化。

    此时，敌第九十军由永乐镇南移高陵，企图在瓦窑头地区与我作战。

    野战军遂改变部署，除以第三、六军备一部继续攻歼富平守敌外，第一、二军和第三、六军各一部集结待机。

    25日晚，我第三军九师进至富平攻占县城后，继续向南关车站及连城堡攻击，26日全歼敌富平自卫团。第六军第十七师五十一团在富平以西也歼敌一部。胡宗南急调南撤之第七十六军二十师连同第十四师四十团残部，在淳化西南地区布防，企图阻止解放军南进。

    敌二十师是由陕西省三个保安团编成的部队。师长褚静亚在接受胡宗南的这一任命时，不知是嫌部队兵员素质差，还是日暮途穷的蒋家王朝的高官已无吸引力，着实勉强了一番。

    1948年底，他满腹牢骚地冒着严寒雨雪，前往耀县、白水等地接收保安团队。1949年1月15日，他将保安团接收完毕，陆续集结在三原附近地区，准备整补训练。在接收点验中，他发现陕西保安团队腐败透顶，名义上虽有三个团，实际官兵人数不满3500名，而师编制定额却为12000人。许多士兵在数九寒天，还未穿上棉服，欠饷数月未发，官兵形同一群集团乞丐，令人望之寒心。他一面将情况报告西安绥署请拨补兵额，一面领发更换武器。

    该师在工兵、通信、医疗器材及运输工具尚未领回，师直属营、连尚未组成之际，胡宗南竟命令他们星夜开往铜川，接替第六十九军，担任守备铜川的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诸只好硬着头皮，带领数千残缺不全的乌合之众开往前线。

    二十师出师不利，刚到铜川不久，就遭到我军三面围攻，危在旦夕。正在此时，胡宗南急调该师的一纸命令，算是救了褚静亚的命。命令上说：“你师应于本晚沿铜川一陈炉镇一富平大道向富平县附近撤退，尔后在三原待命。”

    这时的二十师，与开往前线时的情景大不相同，特别“服从命令”，并且“兵贵神速”。他们扔掉胡宗南刚配发的大部分装备，一律轻装，在不到两天时间内，就跑到陈炉镇。

    可他们却没料到，解放军追击部队已赶至陈炉镇，咬住师后卫团的尾部。

    诸静亚忙今后卫团派出一个营，占领有利地形，阻止我追击部队，并令师主力速向陈炉镇东南山口逃遁。

    夭已渐亮，二十师后卫团且战且走，拼命抵抗，掩护师主力继续南逃。

    该师一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行李面粉，到处抛弃，军官怨言不止，士兵携械潜逃。

    最后，该师总算逃到了三原地区。褚静亚似乎觉得脱离虎口，安全一些了，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全军覆灭的厄运已经临近。

    2月24日，褚静亚在三原将部队情况告知了第六十九军军长谢义峰，要求让部队休整几天。

 第56章

    不料，25日午后5时，第五兵团司令官裴昌会由咸阳亲自用电话命令二十师即刻开往泾阳王桥镇，担任龙首山防守，阻止解放军由淳化方向南进。

    褚静亚又将部队实际困难报告一遍，请求改变命令。

    裴昌会训斥道：“你如违抗命令，我当以军法从事。”

    褚静亚怨气冲天地带着部队连夜开往泾阳，于26日拂晓占领龙首山阵地。

    龙首山位于泾阳县以北约15公里处，右起淳原公路口头镇，左至泾河左岸，东西全长30余华里，地势南陡北平，到处可以攀登，利于攻而不利于守，因位处醴（礼）泉县唐陵上方，故名“龙首”。

    这个“龙首”之地，并没有保佑褚静亚，却给他留下一段痛苦的回忆：我们占领龙首后，感到兵力单薄，阵地辽阔，便采取了重点防御。一面令部队迅速构筑工事，一面派人侦察解放军情况，除发现解放军零星部队活动外，无其他险情。27日午夜，解放军的小部队，开始向本师阵地进攻，从阵地左方一直打到右方，便停止了攻击。以情况判断，可能是解放军的搜索部队向木师阵地作武力侦察，探明虚实，决定进攻。我即指示部队，严加防范。但是28日白天，风平浪静，据派出的侦察人员及前方守兵共同报告，均未发现解放军主力部队活动。入夜，解放军突然向本师发动全面进攻，以右翼阵地攻击最猛，战斗十分激烈，我即将情况电话告知三原谢义峰，请派兵支援。不料3月1日午前2时左右，我右翼第三团阵地，被解放军突破，守兵四处溃逃，我即派师预备队第一团团长刘奉学带领两个营赶往增援，并责成务必恢复阵地，维持原线，固守待援。不料刘团在前进中，被解放军伏兵包围歼灭。5时许，解放军已攻至师指挥所，与我警卫部队发生战斗，其一部已深入本师后方，占据了王桥镇，切断了师的退路。

    6时左右，我同师参谋长张凌汉在王桥镇以北的麦田中被解放军包围活捉。

    7时左右，师左翼守备部队第二团亦被歼。至此，国民党军第二十师，寿终正寝。

    我军揪住胡宗南不放，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揪住胡宗南不放。青海马步芳集团惧怕胡宗南集团被歼后自己孤立，同时也企图向陕西扩展，一反常态，积极请战，出兵配合。

    胡宗南得马增援后，暂时打消了撤退的念头，于3月5日集中主力第一、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六十九、第九十军等部共11个师向我军反扑过来，主要突击目标是铜川、美原镇地区。

    青马出动第八十二军第二四八师四个骑兵团向淳化发起猛攻。

    在淳化以北地区，第一野战军第四军的部队，与马家军再次相遇。真是冤家路窄，我第四军的将士们决定狠狠教训一下眼前的狂妄之敌，为牺牲在马家军枪口下的死难烈士们报仇。

    马家军第二四八师在师长马得胜的率领下，自陇东出发，约定与胡宗南部会师同、耀之间。当胡部第九十军向耀县以南地区攻击前进时，马得胜率部于3月11日经淳化以北地区向耀县前进。

    一野第四军经过当天八个小时的战斗，把胡部第九十军吸引到耀县附近后，迅速北进隐蔽起来，井以神速行动，转移兵力到耀县西北地区，伏击第

    二四八师。

    敌第二四八师进至暮坳村附近的大沟，遭到第四军的猛烈袭击，伤亡惨重，师长马得胜当场毙命。随从人员拖着马得胜的尸首，且战且走，拼命向耀县方向逃窜，然后狼狈地逃回了陇东。

    马部骑兵师撤走后，胡宗南派了第一三五师进驻耀县，归第九十军指挥，并命第九十军向铜川推进。

    3月16日，第九十军到达铜川后，以第六十一师占领铜川城西高地，构筑工事阵地；军部率第五十三师占领铜川以东约30华里的陈炉镇构筑阵地。

    这时敌第一军、第六十五军位于在富平、蒲城之间，三个军互为犄角。

    胡宗南的部队，在这一地区一直紧紧张张地摆了20天左右，可前线却非常平静，甚至连警戒部队都没发生战斗。

    原来，我军在达成预定战役目的后，于3月5日至19日，主动撤离淳化、耀县、富平、铜川、蒲城等城，尔后转至黄陵、宜君、白水、澄县及大荔以北地区休整去了。

    这次春季攻势作战，第一野战军经渭河以北、泾河以东、洛河以西的广阔地域连续作战，共歼敌（不含地方部队）约7000人，再次解放并巩固了大荔、朝邑、平民地区，并一度解放了铜川、耀县等城，狠狠打击了这些地区的反动地方武装。胡宗南集团第七十军第二十师、第十四师四十团、第八十四师二五二团第二营全部被歼，并给企图奔袭关中地区的青马第八十二骑兵部队以沉重打击，另歼陕西保安第四旅旅部、保安第二十六团、第八专署突击大队和几个县的保警队等地方武装，争取了两个县保警队投诚。

    春季攻势，打乱了胡宗南的退却部署，打击了国民党的地方武装，扩大了解放军的影响，为以后作战和更好地发动群众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春季攻势期间，第一野战军前委于2月28日召开了第五次扩大会议，由张宗逊主持。会议就部队作战、休整问题和开展地方工作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会议决定：（一）派第六军执行攻取大荔、平民和朝邑的任务，另派小部队袭扰三原地区敌人。第六军攻占大荔后留一个团驻守，主力西移。第三军位于富平附近，第二军位于关山、田市、康桥一带，第一军从庄里西移，野战军主力除第六军外，其余部队休整待命。

    （二）各军分片负责开展地方工作，主要任务是：筹集粮食，肃清反动武装，登记民间枪支，建立区乡政权，以秘密形式建立游击队。

    （三）迅速稳定物价。物价以地方市价为准，粮食交易由贸易局负责，各军不得进行。

    （四）筹备设立西北军政大学分校。地址设在蒲城，方仲如任校长。

    （五）部队整训以政治为主，继续深入城市政策纪律教育。

    根据这次会议精神，各军一面进行休整，一面抽出人员开展地方工作。

    第六军和骑兵第二旅协同东府分区部队开始攻歼大荔、朝邑、平民地区之敌。3月3日晚，第六军十六师经伍家、官池子，十七师经羌白镇，向马坊头、石槽线攻击，守敌第八十四师逃到渭河以南，留守的第二五二团二营未战即逃，被我在追击中歼灭。4日，我第十七师攻克大荔。东府分我部队第二十二团也先后占领朝邑、平县。至此，石川河以东、渭河以北地区全部解放。

    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告诉彭德怀，解放太原后，可将华北

    几个兵团调往西北作战。同时决定，彭德怀暂时到太原前线协助患病的徐向前指挥太原战役。

    1949年3月2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到达太原前线。他和太原前线司令部司令员兼政委、总前委书记徐向前司令员在峪壁村见面了。

    彭德怀和徐向前虽相互熟悉和了解，但由于紧张的战事，见面并不多。

    1948年中央召开“九月会议”，彭总没参加；1949年3月召开中央七届二中全会，徐向前又因病请假，所以算起来，两人有好长时间没见面了。两人一见面，主要的还是谈工作。

    彭德怀说：“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向中央请求让你去西北，当时没能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等拿下太原，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以后，咱们一起去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笑着说：“我很希望能在彭总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去不了哇！”

    彭德怀说，“你应好好保重，身体好些再去也可以。我这次到你们这里，也是来学习的。在西柏坡，毛主席特别给我讲了你指挥的晋中战役，他非常赞赏呢！”

    徐向前忙说：“彭总太客气了，毛主席那是过奖。我们还没有完成包打太原的任务，正需要彭总多指示呢！”

    接着，徐向前向彭德怀介绍了攻打太原的部署和准备情况。

    徐向前还说：“我的肋膜两次出水，胸背疼痛，身体虚弱得很，实在没有办法到前边去。彭总，我看您还是留下来攻城吧！等打下太原再走。”

    “我同意，你现在确实需要休息，这件事我立即报告中央军委。”彭德怀爽快地答应了。

    军委认真研究了徐向前和彭德怀的意见，同意彭德怀留在太原前线为徐向前分劳。

    4月5日，彭德怀在太原前线总前委扩大会议上说：“这次我来太原前线，任务有两项。一是学习太原攻坚战的经验，二是来带兵的。打下太原后，中央军委准备调十八兵团和十九兵团到西北战场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任务。”

    会后，彭德怀亲自深入前沿的主要阵地，检查部队作战准备，察看地形，殚精竭虑地指导总前委准备发起总攻。病中的徐向前，这时不能走动，躺在担架上，日夜关心着最后的总攻。有彭总在，他对取得总攻胜利很放心。

    太原前线党的总前委是1949年3月17日由中央军委决定成立的，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八人组成，徐向前为书记，罗瑞卿、周士第为副书记。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太原前线司令部，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以第十八兵团司令部为太原前线司令部。

 第57章

    4月5日，毛泽东主席给徐向前电示：阎锡山已离太原，李宗仁愿出面交涉和平解决太原问题。我们已告李宗仁代表（本日由平去宁）允许和平解决，重要反动分子允许其乘飞机出走，其余照北平方式解决，部队出城两星期至三星期后开始改编。你们应即派人进城接洽。

    徐向前接到这一电示后，当即与常委研究，并请示彭总后，给太原绥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官孙楚、太原防守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写

    了一封信，派赵承缓和被俘的高斌、曹近谦进太原城试谈。当他们进入敌六十一军防区时，军长赵恭派人持信回见。信上说，阎锡山临走前有命令，不许被俘人员返城，请赵承缓等仍返回等待，待电报请示后再接见。

    为了力促敌人放下武器、和平解放太原，减少人员生命财产损失，太原前线司令部连续发布了《告困守太原的蒋阎军官兵书》、《最后警告阎锡山书》。但是太原城的敌人，不但不听劝告，反而在11日早上向解放军阵地发炮，并在广播中宣称“坚强意志，奋斗到底”。

    为了再给太原守敌一次机会，太原前线司令部当天下午再给太原守敌送去《最后通牒》，同时命令部队完成攻城的各种准备。

    4月14日，徐向前和周士第、罗瑞卿致电军委提出：敌方对我们的最后通牒并无回音，而封锁更严，我们再送信入城，亦不能进去。敌近日调整部署，加强战备，广播中仍宣传要坚决抵抗。我炮兵增加，均已进入阵地，侦察及各种准备工作已完成，按目前条件，争取在外围切断、歼敌几个师，而后乘胜攻城，则太原之敌可能容易就范。如16日南京谈判无大效果，可否提前攻击太原。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企图以和谈为烟幕，拖延时间扼守长江天险，造成“南北分治”的阴谋已充分暴露，毛泽东主席于4月17日给徐向前复电：“何时发起打太原为有利，即可动手打太原，不受任何约束。”

    太原前线总前委当即决定，按照军委批准的作战方案，20日开始对太原发起总攻。

    此时的太原守敌，在我军事攻击和政治瓦解下，已成惊弓之鸟。但孙楚、王靖国仍想负隅顽抗，还印发阎锡山从南京发来的公开文告，其中说：“保卫太原之战，关系国际视听，你们能参加这个战争，真是荣幸。”阎锡山要求所有军政要员，“本成功成仁的决心，誓死保卫太原，以待第三次世界大战到来。”

    但阎锡山想得太天真了！

    4月20日凌晨，解放军开始发起了对太原的总攻。十九兵团由南、二十兵团由北、十八兵团由东（主攻方向），数十支攻击部队先后突破敌前沿，继以长驱直人，猛烈向纵深发展。至22日晚，全部扫清城墙以外的守敌。

    24日晨5时半，1300多门火炮从四面八方对太原城轰击。在3个兵团和1个炮兵师及地方部队的绝对优势兵力的突击下，太原守敌土崩瓦解。山西“阎王”反动统治宣告结束。

    在对太原发劝总攻中，彭德怀协助徐向前等人做了大量工作。

    徐向前后来回忆说：“彭老总留在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后，为避免影响军心，那时厂命令、写报告，仍用我的名义签署，实际上是彭老总在挑担子。他新来乍到，对敌我情况不熟悉，但慨然允诺，勇挑重担，实在难得。”

    4月25日，毛主席致电徐向前并告彭德怀：十八及十九兵团改隶第一野战军建制，尔后行动整训及补给等统听彭德怀同志指挥区处。

    同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同意你于五月初回陕，在回陕前请对十八、十九两兵团的部署加以确定，而后该两兵团即由你直接指挥。

    此后，第十八、十九兵团在彭总指挥下，积极准备由晋入陕，参加消灭胡宗南和马步芳、马鸿逵等国民党军队，解放大西北的作战。同时与两兵团一起入陕归建的，还有第一野战军第七军和第一军三师、第三军八师，共20余万人。

    第十八兵团，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新亭、陈漫远任副司令员，王新亭兼副政治委员，陈漫远兼参谋长，胡耀邦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军、第六十一军、第六十二军。

    第六十军，张祖谅任军长，袁子钦任政治委员，白天任副军长，桂绍彬任副政治委员，邓士俊任参谋长，周仲英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七八师（师长温先星，政治委员刘聚奎）、第一七九师（师长贾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一八○师（师长郑其贵，政治委员康烈功）。军长张祖谅是河南省商城县人。1931年加入红军，曾担任过红三十一军保卫科长、晋冀鲁豫军区第十九军分区司令、华北军区第八纵队参谋长和副司令员。

    第六十一军，韦杰在军长，徐子荣任政治委员，郭林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正平任参谋长。军辖第一八一师（师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海东，政治委员王贵德）、第一八三师（师长钟发生，政治委员杨绍曾）。军长韦杰是壮族人，原籍广西东兰县。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十五军团第七十四师师长、八路军一一五师六八八团团长、八路军一二九师新编第一旅旅长、华北军区第十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二军，刘忠任军长，鲁瑞林任政治委员，方升普任副军长，熊奎任参谋长，高德西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四师（师长林彬，政治委员梁文英）、第一八五师（师长涂则生，政治委员孔骏彪）、第一八六师（师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车敏樵）。军长刘忠是福建省上杭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侦察科长，太岳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太岳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司令员。

    第十九兵团，杨得志任司令员，李志民任政治委员，耿飚、葛宴春任副司令员，耿飚兼参谋长，潘自力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第六十五军。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是我军有名的战将。他是湖南省醴陵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团长和第二师师长。在红军长征路上，他率领部队立下赫赫战功。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冀鲁豫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冀鲁豫军区第一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

    第六十三军，郑维山任军长，王宗槐任政治委员，易耀彩任副军长兼参谋长，龙道全任副政治委员，陆平任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八七师（师长张英辉、政治委员张迈君）、第一八八师（师长宋玉林，政治委员李真）、第一八九师（师长杜瑜华，政治委员蔡长元）和骑兵第六师（师长刘春芳、政治委员刘光裕）。郑维山军长是河南新县人。1930年加入红军，曾任红三十军第八十九师、八十八师政委，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四军，曾思玉任军长，王昭任政治委员，唐子安任副军长，傅崇碧任副政治委员。军辖第一九○师（师长陈信忠，政治委员边疆）、第一九一师（师长谢正荣，政治委员陈宜贵）、第一九二师（师长马卫华，政治委员王海亭）。军长曾思玉是江西信丰县人。1930年参加红军，曾任过中央军

    委警卫团的政委，冀鲁豫军区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冀察军区司令员，华北军区第四纵队司令员。

    第六十五军，邱蔚任军长，玉道邦任政治委员，王克斌任副军长兼参谋长，蔡顺礼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军辖第一九三师（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杨银生）、第一九四师（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陈亚夫）、第一九五师（师长王志廉代）。军长邱蔚是湖南省浏阳县人。1929年参加红军。曾任过红三军团第十二团副团长、晋察冀军区第四纵队第十旅旅长、第八纵队司令员。

    第十八、十九兵团原是直属中央军委指挥，具有光荣历史的两支劲旅。

    日本入侵中国后，他们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八年，参加创建华北解放区的斗争。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以来，第十八、十九兵团所属部队分别参加了上党、邯郸、绥远、石家庄、临汾、运城、晋中、新保安以及平津、张家口等战役，取得了重大的战果。在作战中，他们开创了攻占敌人重点防守的重要城市的范例，涌现了象“临汾旅”这样的一大批先进单位和战斗英雄。

    太原战役结束后，第十八兵团在徐沟、榆次，第十九兵团和第七军在太谷及以南休整，积极做好人陕的准备。

    5月4日，第十八兵团发出《关于“向前进”的准备工作决定》，颁发了进军大西北的八项胜利条件、四项精神准备、五大要求，发动全军讨论。5月23日，第十九兵团政治部向所属部队发出进军大西北政治工作要点，提出“革命到底，光荣到底”等行动口号。各部队根据上述部署和要求，采取多种方式对部队进行了“进军大西北，解放全中国”的政治教育，各军还大批补充了兵员和武器装备。

    第一野战军前委确定，第十八、十九兵团分两路先后开进入陕。5月3日，彭德怀命令第十八兵团由陕州附近渡河，进至潼关、西安之间，先歼潼关以西地区之敌，尔后向西南发展。6月24日，第十八兵团全部集结西安附近。

    第十九兵团于6月初开始西进，至7月3日，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进富平，第六十三军至富平、三原，第六十四军至高陵、泾阳西北，第六十五军至泾阳西之王桥镇、北屯镇。

 第58章

    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后，遵照毛主席和彭总的命令，以临战姿态准备迎接新的战斗。

    第十八、十九兵团西进入陕，得到了沿途地方党政领导、各阶层人士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援和热情迎送。

    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到西北，是一次规模较大的远征。从先遣部队开始行动到全部集结关中，历时一个半月，行程约1000公里，车运、船运、徒步并行，胜利完成了进军大西北的任务。

    在第十八、十九兵团划归第一野战军的同时，中央军委于5月8日决定第十九军划归第一野战军。

    第十九军是5月1日由陕南军区部队组成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参谋长薛克忠。

    下辖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五十七师（师长张复振，政治委员张文彬），全军共1.5万人。

    第五十五师曾是抗日战争爆发时山西新军决死队一部，曾参加过著名的百团大战和上党、内晋、晋南等战役。第五十七师原是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

    城的部队，参加过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这两支邻队在陈赓、谢富治指挥下，于1947年8月强渡黄河进击豫西、陕南、鄂西北，开辟了拥有10个县200多万人口的陕南根据地，并于1948年6月组成陕南军区。

    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和向大西北进军的需要，在第十八兵团、第十九兵团及第七军全部到达西安、三原地区后，第一野战军经请示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于1949年6月中旬对本野战军和编制序列作了调整，成立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

    第一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张子意任政治委员（张未到职，由王震兼任政治委员），孙志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军、第二军和第七军。

    第一军，贺炳炎任军长，廖汉生任政治委员，王尚荣任副军长；洗恒汉、余秋里任副政治委员，陈外欧任参谋长。下辖第一师（师长罗坤山代，政治委员曾祥煌）、第二师（师长王绍南，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

    第二军，郭鹏任军长，王恩茂任政治委员，顿星云任副军长，张希钦任参谋长，左齐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四师（师长杨秀山）、第五师（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

    第七军，彭绍辉任军长，罗贵波任政治委员，何辉燕任参谋长，侯维煜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九师（师长朱绍田，政治委员孙鸿志）、第二十师（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第二十一师（师长范忠祥，政治委员李建良）。

    第二兵团，许光达任司令，王世泰任政治委员，徐立清任副政治委员，张文舟任参谋长。下辖第三军、第四军、第六军。

    第三军，黄新廷任军长，朱明任政治委员，唐金龙任副军长，朱辉照任副政治委员，朱文清任参谋长。下辖第七师（师长唐金龙兼，不久由张开基继任师长，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

    第四军，张达志任军长，张仲良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姚知一（翌年初）任参谋长。下辖第十师（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张达志军长是陕西省佳县人，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主要从事地方和军队的政治工作。解放战争时期，曾任过陕甘宁晋绥游击司令员，绥德军分区司令员，陕北军区司令员。

    第六军，罗元发任军长，张贤约任副军长（同年七月，中央军委任命张贤约为第六军政治委员），唐子奇任参谋长，黄振棠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十六师（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治）、第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治委员黄振棠兼）、第十八师（师长陈刚，政治委员萧头生）。

    在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稍前，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于1948年11月改称为西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王维舟任副司令员，张经武任参谋长，李卓然任政治部主任，朱早观任副参谋长，陈希云任后勤部部长，刘海宾任后勤部政治委员，何维忠、周子祯任后勤部副部长。

    下辖晋绥军区、晋南军区和西北军区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延属、绥德、三边、陇关、关中、黄龙、西府、榆林等八个直属军分区。

    晋绥军区由贺龙兼任司令员（不久由陈漫远接任），李井泉任政治委员（后由张子意继任），谷志标任副司令员，张子意任副政治委员，唐健伯任

    参谋长（1949年5月正式任命），王定一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绥蒙军区（司令员姚喆兼，政治委员高克林兼）及五寨中心军分区（司令员刘仲伍，政治委员郑林）、离石军分区（司令员黄永昌，政治委员秦力生）、雁北军分区（司令员李仲英，政治委员李登瀛）、雁南军分区（司令员苏鳌，政治委员景明远）。

    晋南军区（1949年1月成立）由马佩勋任司令员，马明方任政治委员，罗志敏任政治部主任，张德同任副参谋长，卫一青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隰县军分区、新绛军分区、运城军分区。

    西北军事政治大学（1948年7月，由“贺龙中学”和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步兵学校合编组成）由贺龙兼任校长，李长路、钟师统任副校长，黄荣忠任教育长，戴伯行任副教育长，胡光任政治部主任，金仲华任校务部长，郭一任供给部长，贺凤辉任卫生部长。

    西北军区直属八个军分区的领导人为：延属军分区，司令员白寿康，政治委员李景膺；绥德军分区，司令员吴代峰，政治委员张邦英；三边军分区，司令员曹又参，政治委员郭炳坤；陇东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仲良；关中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锦纯；黄龙军分区，司令员暂缺，政治委员张自修；西府军分区司令员陈国栋，政治委员吕剑人；榆林军分区，司令员王心瑀；政治委员朱侠夫。

    至此，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部队的总兵力达41万余人，其中野战部队由原来的15万余人增加到35.9万余人。从此，彻底改变了西北战场上敌强我弱的状况。

    1949年4月19日至23日，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在澄城县北的平城召开了第六次扩大会议，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当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去山西太原前线，因此，由王震同志向前委扩大会议传达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和毛主席的报告。

    第一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结束时，习仲勋做了总结讲话。他指出：南京的解放震撼着整个国民党反动派的阵营。有人认为被我们打得焦头烂额的胡宗南集团可能会老实一点，这想法太天真了！我们长期与胡宗南打交道，这个人顽固得很，不到黄河不死心。现在他把手中的几个军撤到陇东、泾阳、高陵、临潼，背靠秦岭组成保卫西安的新防线，妄图固守西安，同时在秦岭以南准备了退路。狡兔尚有三窟，何况这位上将呢！中央已决定第十八、十九兵团由华北入陕，因此我们要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筹备粮食，准备吃大苦，打大仗，解放西安，解放大西北！

    会后，一野各部队掀起了练兵的热潮，大大提高了部队的军政素质。

    胡宗南自从开春挨了第一野战军一顿狠揍以来，是走是留，举棋不定。

    如果继续苦撑下去，则主力在渭北地区被歼灭的可能性很大；想保存实力向西南逃跑，但又考虑到关中地区是西北门户，西南的屏障，若关中失守，西北大门敞开，也使西南局势更加困难。

    这时，我第二、第三野战军渡过长江，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逼近武汉，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等部解放太原，全国形势对我十分有利。

    在此情况下，胡宗南集团慑于被歼，终于定下决心实行战略退却，从铜川、蒲城、耀县等地后撤，企图与青宁“二马”相配合，以陕中、陇东为防御重点，确保西北，屏障西南，迫不得已时则退踞陕南、川北。

    4月下旬，胡宗南命令部队放弃蒲、富、同、耀地区，撤到三原一线。

    敌第十八兵团部及六十五军驻径阳（李振年初被任命第十八兵团司令，仍兼第六十五军军长）；第九十军占领高陵、三原到淳化口头镇一线；第十七军留一部分部队在渭河北岸担任警戒，其余部队陆续撤到径河以南地区。这样，胡宗南又摆成一个掩护撤退、放弃关中的态势。

    为及时查清敌情以捕捉战机，第一野战军各军以一部兵力及侦察部队组成先遣支队，于5月3日分别到达铜川、耀县、美原镇、流曲镇、到贤镇、龙阳镇、交斜镇、羌白镇等地区，进行战斗侦察。

    第一野战军侦知胡宗南集团全线撤退后，为了在关中地区歼敌一部，同时打乱胡宗南的战略撤退计划，尽量截缴其军用物资并使西安不致被破坏，决心不待第十八、第十九兵团到达，发起陕中战役。作战部署是：第一步，以歼灭三原地区之敌为目标；第二步，视情逐次夺取咸阳、西安、宝鸡。这一战役计划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5月8日，中央军委就队中战役的部署问题致电中原局并告彭德怀、张宗逊等：我第一野战军（三十五万人）六月间开始举行夺取潼关、西安、宝鸡、汉中、天水及陇南地区之战役，希望我陕南刘金轩部沿汉水向汉中方面行动，最好能直取汉中区域，切断胡宗南向川北的逃路。

 第59章

    根据军委指示精神，第一野战军首长估计青、宁二马可能配合胡宗南集团行动，便于5月17日在富平谢村召集师以上干部紧急会议，进一步研究作战部署，决定抓住胡宗南撤退的有利时机，追歼其主力，同时解放西安。拟以第四军向乾县及其以西地区追击前进，准备打击二马可能之增援；第一军向临平镇、歧山之间，第二军向咸阳、武功，第六军向西安，分路攻击前进；第三军为预备队。如敌仍据守西安、咸阳，我军即就地集结进行进攻准备。

    当胡宗南全线撤退时，第一野战军各军按原计划追击前进。

    第一军向临平、歧山，第二军向咸阳、武功方向追击。5月17日，我第二军第五师在永乐镇以南之径阳塔全歼敌九十军五十三师之一五七团，第四、六师在永乐镇歼敌第一五八团两个营大部。

    当天，第二军顺利进占泾阳，并渡过泾河，18日进占咸阳、兴平，并在咸阳东北之新庄、阎家庄地区，歼敌第九十军五十三师一五九团及骑兵第二旅四团一部，俘敌1200余人。第二军19日解放扶风。

    第四军克礼泉、武功、乾县，占领监军镇，沿途消灭敌大批地方武装。

    第一军抢渡径河后，经咸阳、武功、扶风以北攻击前进，20日到达歧山、横水镇地区。

    第三军进至武功以北之临平及其以西地区。

    而解放古都西安，是陕中战役的重要目标。西安是西北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是我国六大古都之一。自西周、秦、汉至隋唐五代，先后有11个封建王朝在此建都。中国工农红军到达陕北之后，西安成了国民党反共的重要基地。因此，解放西安不仅有广泛的政治影响，能打击国民党军的士气，而且对第一野战军尔后大兵团作战所需物资及运输保障有重大作用，并为进军甘肃、宁夏、青海歼灭二马创造条件。

    按照预定计划，担负这一任务的一野第六军已将目标指向了胡宗南的老巢——西安。

    这时的西安城，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平静和繁荣，乱糟糟的一

    片。敌西安绥署的大部分要人、后勤机构和仓库物资已经撤走，市面上一片萧条。

    胡宗南走后，留下守卫西安的部队是第十七军，军长名叫杨德亮。

    1949年2月间，杨德亮奉胡宗南命令，接替了钟松西安警备司令的职务，率领十七军进驻西安西郊。当时该军驻防如下：军部和直属部队驻西关飞机场东侧营房（现西关南火巷一带）：第四十八师担任飞机场和西安城防；第十二师驻草滩一带，负责渭河的防守。

    杨德亮接替钟松后，认为自己一跃而成为胡宗南的亲信，十分骄横，大肆进行残害百姓的罪恶活动。他兼任警备司令时，从军直属辎重兵团中挑选了50名身强力壮的士兵，带到警备司令部作爪牙。他还把原来司令部里一些坑害百姓最甚的职员，保留原职不动。

    杨德亮强制市民、商人使用金圆券。拒用者，则给戴上高帽子，上写奸商或奸民捣乱金融字样，成群成队地绑成一串，由武装部队押解到东、西、南、北大街游街示众。他们头戴高帽，反绑双手，站在钟楼上，不准坐卧，不给饭食，名曰疲劳处罚。有的人站立几天，不放回家，也不准许家人见面送饭，因而致病、致死者甚多。

    杨德亮常带护兵在街上闲游，遇有打架吵嘴之事，即以破坏城市秩序罪名令护兵就地枪决。一次，他走到南大街见有人打架，不问青红皂白，叫护兵用手枪枪毙。人们称他是活阎王！

    1949年5月，胡宗南逃往汉中，交给了杨德亮更大的权力。杨德亮愈发杀气腾腾，有一次竟派城防部队一个营，在玉祥门外集体枪决了11名进步人士。

    西安解放前两天，杨德亮命令宪兵队和警察队大肆进行破坏活动，并将全城戒严，禁止通行，挨门挨户搜查，稍有可疑即行逮捕。他的爪牙们趁机敲诈勒索，大发横财，搞得人人提心吊胆，鸡犬不宁。

    杨德亮为了准备逃跑，将部队做了新的部署：第四十八师集结于三桥一带待命，把西安城防任务交西安自卫总队。但他对自卫总队并不完全信任，又调第四十八师的第一四四团集结在飞机场，作为机动部队，以防不测。

    当咸阳传来解放军进攻的隆隆炮声时，杨德亮命令军部非战斗人员和直属辎重兵团先撤到凤县一带，同时令所有战斗部队一律整装待命，做好逃窜的准备。

    第一野战军第六军为胜利完成解放西安的任务，于5月18日下午从三原县大程镇出发渡过径河，急速向西安挺进，第十六师攻击咸阳以东林场，第十七师攻击咸阳以西五陵。

    当晚，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和五十团急行军50余公里到达咸阳近郊。各部队决定迅速抢渡渭河。

    渭河是西安西北部的天然屏障，抢渡渭河是解放西安的关键一环。第六军为越过这一障碍，组织干部战士进行现场勘察后，决定19日夜间以第十七师四十九团在咸阳以南，第十六师四十六团在咸阳以北强渡渭河，然后迂回到守桥敌人两侧，配合第五十团全歼据守桥头的敌人，掩护全军渡河。

    5月20日凌晨，我第六军在密集的炮火掩护下，击破河防守敌暂编第二旅第六团渭河南岸之防线，歼敌第四十八师一个营及暂编第二旅第六团，全军泅渡过河，逼近了西安。

    杨德亮坐不住了，急忙下令撤退。他命令第一四四团在飞机场北面的马路上集合，先掩护军部撤走。可他赶到那里一看，哪还有一四四团的踪影。

    杨德亮气得面色苍白，破口大骂：“第一四四团团长张芝安该杀！”

    杨德亮调转头进城到警备司令部打电话找自卫总队闵队长。

    总机说电话接不通。

    杨大喊道：“接不通我枪毙你！”

    总机却说：“枪毙也接不通，不过此时你枪毙不了我。”

    杨德亮此刻才明白，自卫总队哗变了。他把电话机一扔，急忙乘车赶到南门，强迫守城门的连长开了城门，命司机开足马力，一口气逃到城郊的子午镇。

    就在这一天，我第六军乘胜占领西安，这座古城回到人民的手中。这一仗，第六军歼敌暂编第二旅大部和第十七军四十八师、十二师各一部，共计2000余人。

    彭德怀司令员获悉西安解放后，来电予以嘉勉。随后，中共中央致电祝贺西安解放。

    5月22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式，受到老百姓的热烈欢迎。

    杨德亮虽然丢掉了西安城，但却庆幸自己逃了出来，保住了性命。他哪里知道，他这条命是他的另一支兄弟部队“救”的。

    原来，我军之所以放过十六军，是因为要集中兵力追歼经麟游向凤翔逃窜的敌人。

    此时，厄运正落在逃命的敌第三十师和敌五十七军头上。

    第三十师的前身是由山西临汾空运回来的整编第三十旅的残部，当时只有六七百人。经过一番整补后，胡宗南便任命王敬鑫为第三十师师长，立即开赴蒲城守备。

    第三十师开到蒲城后的任务是一面训练，一面构筑工事，防守城垣。为了修筑城防工事，这个师的士兵先扒了蒲城县的城隍庙，后在西门外拆除了几十间民房，使这一地区居民流离失所，人心不安。

    经过我军数次打击后，这个师的军心已不堪收拾了。凡是参加过战斗的士兵，提到与解放军作战，无不“谈虎色变”，而多数军官则更如“惊弓之鸟”。因此，士兵逃亡日众，军官也各有各的打算。

    1949年2月至3月间，胡宗南见解放军已深入泾、渭两河沿岸，感到蒲城突出前方，难于久守，乃命第三十师撤离蒲城县城，扼守城西十里铺至兴镇之线，把城防任务交给地方团队。

    此时，我军运用“敌驻我扰”的战术，扰得第三十六师官兵昼夜不安。

    一会儿步哨不见了，一会儿一个班被拖走了，弄得上下猜疑，互不信任。

    4月间，第三十师又奉命由蒲城向富平撤退，扼守阎良镇一带。这次调动主要原因是：胡宗南想施展他的黔驴未技，企图“诱敌深入”，把第一野战军的主力诱至渭河与泾河之间的三角地带，全力歼灭之。

    可我第一野战军对他的企图了如指掌，只以少数部队拉住他的尾巴，而将主力控制于富平到贤镇一带，伺机歼敌。这就使得胡宗南的主力处于既不能逃脱，又不敢进攻的境地，甚至连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了。

    1949年5月，胡宗南决定撤出西安，命令第三十师担任右侧的掩护任务。

    第三十师于5月上旬在三原南关集结，星夜经泾阳、醴（礼）泉到乾县，在乾县与青年军第五十七军会合，一同向宝鸡进发。

    敌第五十七军实际兵力约有三个团，五六千人，士兵都是20岁左右的新兵，多操四川口音，配备的是美式卡宾枪、冲锋枪，重武器很少，战斗力很差。军长徐汝城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被胡宗南礼为上宾。他与第三十师校级军官见面时，趾高气扬，盛气凌人。胡宗南为保存这支嫡系，曾电令第三十师负责掩护该军转进。

    5月16日，这两支部队从乾县出发，经永寿过麟游向凤翔行进，第五十七军在前，第三十师殿后。

    行军中的第五十七军，犹如老百姓大搬家一样。徐汝城乘坐的小吉普车上携妻带女。上行下效，军官也多半带着家属和行李，辎重累累。

 第60章

    车辆不够，便强拉民车运送。该军的士兵军纪败坏，沿途拉夫抓鸡，穿门入户，翻箱倒柜，百姓稍示不满，便任意鸣枪射击，完全是一支土匪式的乌合之众。

    这支军心涣散的部队，行动十分迟缓，每日行程不过40—50里。

    这时，第一野战军的主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歧山地区向西疾进，于5月20日下午4时以前，在敌人行进的前方布下了死亡的陷讲。

    敌第五十六军的先头部队行进到距凤翔东北约20华里的亢家河一带，在路经一座山隘口时，迎头遭到我军主力的截击。第五十七军和三十师被堵在一条山沟里，如同一条待死的长蛇，拖散在麟凤公路的两侧，既无法展开，又无力进攻。

    徐汝城的吉普车被打坏了，他的妻子受了伤，女儿滚到公路的一旁。这时的徐汝城既顾不得指挥军队，也顾不得照看娇妻爱女，慌慌忙忙地跑到第三十师师部，找到了王敬鑫求救。

    王敬鑫挺了挺腰板，硬充好汉，自负地说：“军长放心，让本师即行攻击，即使打到一兵一卒，誓与解放军周旋到底。”

    王敬鑫急忙召集各团指挥官部署作战，企图以中央突破的战术，两小时内从正面打开一个缺口，使主力进入凤翔县城。但是，派出的部队受到了我军的强烈的回击，进攻受挫，不得不撤回原处。

    王敬鑫气急败坏地命令师属炮兵营（六门美式山炮）向我军阵地轰击，结果不但无济于事，反把炮兵阵地暴露了。没过多久，我军的炮火便向他倾泻而来，直打得王敬鑫神色陡变，急忙躲进公路右侧的一个窑洞里。

    在洞里，他打开一瓶酒，咕嘟嘟地喝了两口，壮了壮胆。尔后，他又一次召集团、营长到他面前，展开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指手画脚地乱谈一阵，也没找出一个万全之策。

    徐汝城不知从哪个安全地方睡了一觉之后，来到第三十师的阵地，开口就说：“本军训练时间短，战斗力差，全靠贵师英勇奋战，如能安全突出，我担保面请胡主任重赏你师官兵。”

    王敬鑫在他的“激将法”愚弄下，又把单独脱逃战场的念头丢到九霄云外，当场下了决心，再次突围攻击。

    这时，天刚拂晓，我军不容敌人组织突围，即发起猛烈攻势。只听得阵地上杀声四起，我攻击部队如同猛虎下山，将敌人冲得乱成一团。

    敌人纷纷举手投降。

    我军战士冲入敌群，大抓俘虏。

    这一仗共歼敌8000余人，击毙敌三十师师长王敬鑫。

    第一野战军发起的陕中战役，给胡宗南集团以重大打击，歼敌第五十七军（第二一四师、第二一五师）、第三十师、第五十三师、二十二军补给团等全部，歼敌十七军、三十六军、九十军六十一师各一部及非正规部队，歼敌兵力总计27000多人，并争取了部分敌军起义或投诚。

    此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部队逃到了宝鸡及秦岭以西地区。

    十一、钳马打胡胡、马两军联合反朴，惊闻一野新的部从集结，纷纷后撤。榆林守敌“孤掌难鸣”，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决心起义。“先胡后马，钳马打胡”，扶眉战役一举歼灭胡宗南主力四个军，彭德怀兴奋地说：“很好，这才叫全胜！”

    自从太原解放后，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知道，解放军华北兵团西渡黄河与西北野战军会师，已是近在眼前的事情。他害怕被歼，急忙于5月中旬撤离了盘踞十多年的老巢——西安，仓皇缩进了秦岭。

    这时国民党的总统已经“换马”，李宗仁当了代总统。胡宗南既是蒋介石的亲信，又靠蒋介石起家，对李宗仁自然不买帐。另外，令胡宗南恨之入骨的一件事是：蒋介石临下台时，给了胡宗南两个军的番号和全副美械装备，叫他扩大实力，而李宗仁一上台，却把这两个军的美械装备，完全给了他的亲信——白崇禧。胡宗南本来就不愿意受李宗仁的约束，这件事更使他胆大妄为，更不听李的调遣，甚至连招呼也不打一声，便带着指挥部撤进了秦岭。

    胡宗南曾在4月下旬的一天，找来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密谈了他的下一步打算。他说：“目前西北局势，同过去有些不同，过去我们占着绝对优势，如果进攻太原的共军过河来与西北的共军会合，那我们就不一定占绝对的优势了。今后我们的战略，是要大踏步的撤退，大踏步的前进，来歼灭共军的主力。也许我们一下进到陕北，或者一下退到四川。因此我想把你们几个战斗力强的第三十八军、第六十五军、第一军编成一个兵团，叫第十八兵团，由李振带上，将来使用于绝对需要的方面……”

    5月中旬，西安绥署由西安撤退时，胡宗南即按照他的意图，把第一军、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编成所谓“王牌兵团”，即第十八兵团，以李振为兵团司令，向川北集结待命。按当时胡宗南的企图，以掩护背后国际补给线为理由，把第十八兵团开进云南；另把陕西保安队编成几个新军，交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带上，与陕西省政府主席董钊两人共同维持陕西的残局；其他正规部队均集结四川，必要时在第十八兵团的掩护下，撤进云南，负隅顽抗，不得已时，在滇缅边境建立反共根据地，等待国际局势的演变。

    正当敌第十八兵团按照胡宗南的意图准备南撤时，突然接到命令，原地停止待命。

    原来，胡宗南一要走，把马步芳急坏了。他担心甘、青、宁孤立，由自己单独抗击解放军的打击。于是，他急忙求救于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拍胸保证：如果胡宗南部不撤走，他保险把西安拿下来交给胡宗南，共同守备西安，确保大西北。

    蒋介石自然喜出望外，因而严令胡宗南与马家军协力收复西安。

    胡宗南对蒋介石的命令，当然不敢公然违抗。同时他也认为，只要把马家军拉出付肃，将渭北交给马家军，他只需要几个军就可维持住渭河以南地区，这样便可与马家军一道保持住西北的局面。

    所以，胡宗南接到蒋介石命令后，命第十八兵团停止南撤，北出秦岭，与马家军一起浩浩荡荡地杀奔西安而来。

    这次胡马联合反扑所派出的兵力有：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辖第八十二、第一二九军及一个骑兵旅）、王治岐指挥的陇南兵团（辖第一一九军及一个师）和卢忠良指挥的宁夏援陕兵团（辖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及九个保安

    团），胡宗南部五个军，胡、马两军共计30多个师（旅），约20余万人。

    6月9日，胡、马两军分别从灵台、凤翔、宝鸡地区向我凶狠扑来。

    针对胡、马两军集中主力企图反扑的形势，第一野战军决定采取积极防御、诱敌深入、阻胡歼马的方针，待二马疲劳攻击受阻、粮食发生困难时，全力举行反攻，包围歼灭之。

    6月8日，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提出作战部署，并说“如此役成功，对我很有利”。

    6月9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指出：（一）就现有兵力与马胡全力作战，似觉无全胜把握，不如诱敌深入，俟兵力集中再打较为适宜。

    （二）如你们认为有各个歼灭敌人的良好机会，我们亦同意先打一仗。

    （三）请将诱敌深入，待本月底或下月初兵力集中时再打有何困难及不利之点，分析电告。

    10日，彭德怀致电毛泽东，认为如放弃在径渭间作战，等6月底或7月兵力集中时再打胡、马，对我有诸多不利；如在泾渭间作战，虽我现有兵力不占优势，但胡军士气很低，胡、马互相猜疑，麟游山天然分割胡、马联系，有利我钳胡打马。我十八、十九兵团正向西安前进，数日后我即稍占优势。

    11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你的作战方针。并提醒：“作战时请注意先歼灭宁马一个军，然后再歼其一个军，各个击破，一次不要打多了。”

    6月10日，马继援集团第十一、第一二八军向我第三、第四军五峰山、阳峪镇、铁佛寺、关头地区阵地作试探性进攻，主力进至常宁、永寿、崔木镇地区。敌第一一九军进至凤翔。

    胡宗南主力向岐山、蔡家坡进攻。

    为诱敌深入，我第六、第三、第四军转至云阳、石桥、泾阳；第一、第二军转至眉县、户县；华北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坚守咸阳。

    敌军发现我军东移后，即以九个军15万人，联合向我咸阳、西安进攻。

    马继援以主力第八十二军经礼泉向咸阳攻击；王治岐陇南兵团一个军沿咸阳至宝鸡公路向杏林镇前进；胡宗南第十八兵团三个军向武功前进。

    胡宗南第三、第十七、第六十九军由陇海路南兰田、子午镇两路北上进攻西安。

    敌第三十六军由眉县沿陇海路南侧向东，逼近西安。

    鉴于胡、马两军配合紧密，第十八、十九兵团未全部到达指定地区，我与敌决战显然兵力不足，彭德怀决定改变原定的阻胡歼马计划，决定于11日晚放弃径渭间三角地区，撤至云岩镇、泾阳、咸阳、户县、周至地区，争取时间使4个野战兵团集中后再与敌决战。

    6月15日，中央军委复电彭、张、赵，指出：你们放弃三角地带，引敌深入准备反攻的部署是适当的，但请充分注意马匪有利用我军分置注渭两路，中间薄弱，采取中间突破进取西安，使我两路不能联系之可能。

    当天，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电告中央军委：我兵分两路，处泾北渭南，中间薄弱，马匪乘弱中间突破，在14日前此

    顾虑甚大。

 第61章

    现十八兵团已有5个师到西安，余在续运中，故不准备再放弃西安。

    第一野战军东移，胡、马两军误认为是败退，便分头向咸阳、兴平、监军镇、杏林、武功方向跟进。孤军前进的敌第三十六军沿秦岭北麓进至眉县东南宁堡、金渠镇地区时，第一兵团司令王震当机立断，指挥第二军将敌第三十六军包围于金渠镇，歼其第一六五师大部，俘2200余人。敌三十六军的残部幸亏敌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及时赶到，才得以死里逃生。

    “我六十一军在咸阳地区顽强抗击马继援集团的第八十二军第一九○、第一四八师等部的猛攻，用猛烈的炮火杀伤敌2000余人，迫使敌人调头转攻临泾，又使其遭挫败。马家军攻城无获，伤亡惨重，只得向乾县、礼泉地区集结，北撤而归。

    我第二军于渭河南岸节节抗击胡宗南集团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五、第三十八、第九十军，及第三十六军残部的多路进攻。至16日，将敌阻至兴平、焦家镇、终南镇地区。

    我华北十八兵团击退南线进攻西安之敌第三、第十七、第六十九军。

    胡宗南进攻受挫，见马继援集团已北撤，同时又考虑到我第十八、十九兵团已抵达和正在抵达陕西，于19日逐步向扶风、眉县地区后撤。

    胡、马这次联合反扑，不欢而散。但二马遭我严重打击后，仍分两路犯我临泾、修石渡，企图突过泾河。胡、马联合反扑决心仍未放弃。

    6月19日晚，中共西北局、第一野战军前委在西安建国公园召开紧急会议，针对胡马联合向我进行反扑的严峻形势，集中讨论了西安要不要守和击南击北（即打胡打马）的问题。经过讨论认为：（一）第一线敌我兵力大致相等。敌3个兵团、11个军、32个师共21.3万。我3个兵团、9个军、27个师共24.8万人，且我士气占优势。

    （二）守住西安，并利用西安、咸阳坚城消耗敌人，集中机动部队寻机打击敌人一路，歼敌一方面或另一方面的几个军是完全可能的。

    （三）敌人寻机决战是我求之不得的，关键在等第十九兵团到齐，以便集结主力歼敌于西安附近。

    彭德怀在会议结束时说：“现在不是放弃西安的问题，而是如何利用敌人攻我之机会吸住敌人，歼敌于西安附近。放弃西安，对政治、军事和士气均不利。应利用西安、咸阳坚固据点诱敌深入，要向每个军民作战斗动员和解释工作。关于击南击北问题，我看打马是理想的，但在胡、马两军乘我十九兵团来到前即联合实施反扑使我被迫过早决战的情况下，可能先击胡，特别是敌威胁到我不能守西安，须集中力量歼敌一两个单位，迟滞敌人进攻是需要的。……在任何情况下，要不怕困难，不为零碎动摇整体。”

    这时，我第十八兵团3个军及第七军、第一军的第三师、第三军的第八师全部到达三原、西安地区，第十九兵团3个军前卫师亦渡过黄河到达韩城、芝川地区，向三原、富平地区开进。

    敌军闻讯我新的部队集结，纷纷后撤。至26日，二马退至永寿、崔木镇一线，胡宗南部退到武功以西。

    鉴于我第十八、十九兵团经长途行军需要休整，第一野战军各兵团遵照军委指示进行休整，为与胡、马进行决战做准备。

    此时，孤悬于陕北榆林的国民党军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第二十军军部及所属部队深感孤城难守。为了争取驻守榆林的国民党军第二十二军放下武

    器，和平解放榆林，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采取了政治上争取、军事上围困，争取其起义的方针。一方面，以榆林军分区第三十九团、四十团为骨干的武装力量频繁活跃在榆林城附近，三边、绥德军分区部队和武工队积极配合，围困榆林。另一方面，中共西北局书记、西北军区政委习仲勋，西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赵寿山，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杨明轩等领导，多次写信给邓宝珊和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劝其起义。

    国民党第二十二军是国民党非嫡系部队，驻守榆林长达32年之久。抗日战争时期，该军受民族大义之感召，拥护共产党的抗战路线，坚持与共产党合作，与八路军驻陕甘宁边区的军队有较好的关系。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曾在延安多次接见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邓宝珊将军。王震、高岗等曾走榆林做统战工作，或与其军官有书函往来，加上我地下党员的积极工作，该军部有一定的进步力量。

    在解放战争初期，该军受蒋、胡之令，参与内战，1947年8月上旬和11月上旬，该军两次与我军在榆林激战，遭到严重打击，实力大减。1948年夏，该军的八师奉命调守包头。马鸿逵也因形势所迫，将宁夏协防榆林的保安第二纵队马宝琳部两个团，调回宁夏保护其老巢了。因此，到1948年底，驻守在榆林的国民党部队仅剩下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部及总部特务营，二十二军部及军直特务营、通信营、辎重营以及八十六师徐之佳部，总兵力不过4000人。所以，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沉郁不安，深为自己和部队的前途忧虑。

    正当人们议论较多，悲观情绪很重的时候，军长左协中收到了习仲勋、赵寿山等人的来信，说明大势所趋，诚恳劝告榆林守军起义。

    共产党的来信给榆林守军的主要指挥官带来了新的希望，他们反省这几年的状况，酝酿着投靠共产党。于是，晋陕绥边总部参谋长俞方皋、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背着第八十六师师长徐之佳秘密商议起义事宜。

    之所以要背着徐之佳，主要是因为徐之佳是蒋介石的嫡系，是军统特务在榆林的负责人。徐之佳是浙江人，日本士官学校炮科毕业，还是军统特务头子毛人风的亲戚。汤恩伯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时，徐之佳是汤的参谋处长。1936年，第十三军驻绥德时，汤将徐塞给高双成（当时任第八十六师师长）任师参谋长，后任副师长、师长，实际上是给八十六师安下的一个钉子。

    所以，左协中等人与共产党接触、联络，一般极其谨慎，防止被徐之佳抓住把柄。

    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等在商议时，张之因说：“现在是起义的时候了，不能再错过时机。”

    左协中也说：“现在要谨慎从事，最好先与邓总司令汇报一下，看他的意见怎样。”

    随后，派张之因以汇报防务为名，把共产党的信送到五原邓宝珊处，请他决定如何办理。由于榆林机场飞机直归西安指挥，只得请徐之佳进行交涉。

    机场承允飞送一次，但因汽油不足往返，没能成行。

    1949年1月，傅作义、邓宝珊在北平起义。消息传到榆林，除少数人惊异外，多数人认为上级起义了，下级哪有不起义之理。几天后，邓宝珊给左协中发来电报说：二十二军起义一事与党中央谈过，要加强保卫，听候安排。

    榆林指挥部接到邓电报后，左协中、俞方皋、张之因心里平静了许多，只有徐之佳表示反对起义。但在开会时，左、俞都没有表态，

    所以其他人无法表达自己的意见，结果没有做出任何决定。

    在二十二军军部，对起义还是不起义，意见分歧，莫衷一是。徐之佳出于其反动立场，坚决反对起义，自不待言。就是左、俞之间，也各有所怀，不露真意。左协中坚持不离开榆林，俞方皋想把部队拉到包头，再转往甘肃。而一些顽固派则乘机散布“起义、投降没有什么好下场”等，一时不愿起义者占了上风。

    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却在催促榆林守军迅速做出决定。下面是第二十二军参谋长张之因的一段回忆，叙述了第二十二军榆林起义的曲折过程。

    此时，徐之佳主张向南京中央要求把第二十二军开到关中；左协中则说再请示邓宝珊总司令。很明显，左的这一招：一则是为了搪塞徐之佳；二则是可迎合俞方皋开包头的想法；三则借此拖延时日，更符合他的骑墙主义。向邓请示的结果是开赴包。但是，徐之佳不同意，事实上也开不动，因为左协中的内心根本不想离开榆林。紧接而来的是南京中央和兰州西北长官公署都电令第二十二军开赴宁夏。马鸿逵还特意来电表示热烈欢迎，并说到时一切均愿大力帮助。这个命令既符合徐的愿望，也符合俞原来的打算。俞曾讲过，他与马家有关系。真的开到宁夏，他会把左协中一脚踢开的。左协中有自己的老主意：决不离开榆林。因此，徐、俞的打算都落空了。徐之佳并不甘心，一再向左鼓吹，说到宁夏后保证可以转开头中，直归中央，部队的扩编、补充都不成问题。左一时为徐的甘言所动，以为开关中后前途大有可为，有点心花怒放。至此，我不得不向左说明不能开走的实际情况：一是千里沙漠没有运输工具；二是官兵眷属沿途粮秣如何筹办：三是即使部队开到目的地，那时部队能否为自己掌握？你这个军长，蒋介石要不要？蒋介石任人唯亲，二十多年来消灭了多少杂牌军，本军两次整编，你和全军还没有吃够苦头吗？同时，全国形势的发展，人心的向背，我们要面对现实，作认真的考虑。左鉴于形势，踌躇地说：不开，这个命令如何应付，他们马上停发军饷怎么办？我说：照总司令电令办理，就地起义，一切问题都可迎刃而解。左说：徐早就反对，现在更不用说了，我们想办法应付一时再看。

 第62章

    当即决定：应付南京和兰州及军内的日常事务，由我去办理，他专对付外界。

    这时，南京和兰州连电催行。我们即电告开拔中的实际困难：请求拨运输汽车100辆，骆驼300头，以便先运走弹药和眷属；要求在沿途设临时补给站；并以纸币买不到东西，请求全军薪饷改发硬币等情。南京复电说，为了解决实际困难问题，改令第二十二军先开到绥西三圣宫待命，并告已电宁夏马鸿逵主席沿途协助，到达后一切所需即予解决。从此南京三令五申催开，马鸿逵敦促更紧，往来电令反复多次。后来，南京国民党中央以榆林机场降落不安全，无法送饷为辞，严电催开。我们只好把一部分不能用的弹药分作两次运去宁夏石嘴山，作出要开的样子，以取得信任。当时形势对第二十二军的处境越来越坏，开不动的实际困难，徐之佳也不能闭目塞听，于是他想先脱离部队，只身逃命南京。他问我：老左到底是什么想法，开不开？

    我说，有他的想法，也有实际困难。中央不拨运输工具，不说别的，仅弹药一项怎么办？他说，毁掉。我说，恐怕还不到那个时候，最好你打电报直接催要运输工具。

    1949年春节后不久，徐想出了脱身之计，他对左说，要亲自到南京去支

    涉汽车。左听后，坚不放走，并拍着胸脯说，不管到任何时候，我左协中决不出卖朋友。听起来好像两人情投意合，实则是同床异梦，各有自己的打算。

    徐千方百计想把部队开出去，左则想方设法拖延时间不开出去。左在榆林附骤起家30多年，位至第三代榆林王，非至绝境他是不肯轻易离开榆林的。不放徐走，不是有爱于徐，而是怕一旦徐走了，南京中央这个关系就不好搞了。

    当时在场的人无不洞悉此情。

    我听到左不放徐走，就去问左，是不是你还准备打第三次围城战呀？若不起义，仗就在眼前。有徐之佳在，就不能起义。那么这个仗就得打了。左再三考虑，总算让徐之佳走了。于是，有些好心肠的人就以为徐已走，障碍没有了，该起义了。但事情并不如人们所想的那么简单，左协中五花八门的把戏，还在后边呢。

    徐之佳走后不久，李含芳回来了。他原是第二十二军第八十六师第二五六团团长，1947年在解放军攻打高家堡战役中被俘虏，此后久无消息。此次回来，他对人说是给左叔，李父与左同事，故尊左为父辈）拜年来了，顺便给自己办点私事。大约在3月间的一天，左协中与我谈到起义的问题，说他打算把现有的第八十六师和军部直属各营（除特务营外），编为两个师，叫李含芳和张博学去当师长，问我怎么样。我说，起义很好，但要编成两个师，恐怕不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一）本来第八十六师和各直属营的人数就不满员，为什么还要编为两个师呢？这是什么意思，是谁叫我们编的？又是谁给的番号？真起义，一切都得听从命令，没有自编的余地。（二）延安派何人来与我们接触，我们又派谁去与延安商谈，商谈的情况如何？我和大家为什么一点不知道。（三）你以张博学和李含芳为师长，张腐化堕落，由团长调为八十六师代参谋长还在待查中；李合芳品质恶劣，不务本业，你都知道，这样两个人能当师长吗？（四）张、李搞政治投机，想捞一把资本，而你要编两个师为的什么？这样动机不纯的起义，会使人嗤之以鼻。这种作法，我不能同意。

    事后，我就把以上情况告诉了高凌云，高与我有同样的看法。我还请他转告第二五六团团长黄镇威，要他们切实掌握部队，作好准备。我又找了第二五八团团长董正谊，他是左的内侄，问他知道不知道以上情况。他说，不知为啥要编两个师。我也请他注意掌握部队。这一场暗斗，总算把政治投机的打算熄灭了。

    当宗永福（左的外甥）连先后把两批弹药运到石嘴山后，似乎起到了一点作用，飞机又继续送来了军饷，日子还可以过得去。为了不触怒南京和兰州，我们采取先发制人的应付办法，不管他们催开不催开，我们每天都要拍发一通催要工具的电文，并危言耸听他说些待命苦衷的话，目的是使他们相信我们是真的要开。当然，这样做也不能完全瞒过南京和兰州的耳目，实际上他们也是希望在不发生意外（指起义而言）的情况下，虚与委蛇，暂施羁縻。国民党充其量不过多印些票子罢了。然而，这只对少数人倒卖黄金有利，苦死的是官兵，受害的是地方。

    此后不久，延安代表罗明、田子亭两位同志来到榆林。他们因抗战期间所建立的种种关系，出于关心才来敦促第二十二军起义的。但不知左协中是何用意，不让公开商谈，只由他一个接触。说还不到时候，免得走漏风声，影响粮饷，使官兵不安。从他讲话的意思看，好像官兵还不同意起义似的。

    以前借口徐之佳反对，现在借口官兵不同意，左协中的态度令人莫测。

    正当左协中举棋不定的时候，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事为左协中所谓“官兵不同意起义”帮了忙。第一件事，在延安代表未来之前，离城南301的地方，是双方巡逻游击之处，完全处于敌对状态。因此，榆林部队生活用炭，要采取武装的形式，派兵到距城东南20余里的炭窑去驮。延安代表到榆林后，双方认为这种事不利于促进起义。遂商量决定：双方在驮炭时都不带武器，在驮炭这问题上，互不干扰。可是在3月间，第二十二军的部队去驮炭时，竟被带武装的解放军拉去驮骡，还打伤了士兵，辱骂了带队的军官，使全军为之愤然。第二件事，4月间，国民党中央继续派飞机运送军饷粮款到榆。我们事前和罗明代表研究商定，仍照常派出机场南端高地警戒部队，并告诉其派出部队的番号、人数，以及哨所地点。请罗明代表通知附近解放军。

    为了不发生意外，我们将此项商定，也告诉了自己所派出的部队，责令他们严加注意，不要发生误会。派出的部队认为既是商定好的事情，故不作戒备，连机枪衣都未卸去，及至发现解放军前进，也不敢鸣枪射阻，即被解放军缴了械。飞机临近机场上空，又遭解放军的火力猛烈射击，不敢降落，飞返西安，以致影响军饷粮款的接济，大大引起官兵的一阵喧嚣和不满，更为反对起义的人造成了煽风，点火的机会。骂我们是阿斗，是出卖团体，使我们没有说服官兵的余地。当时我想，在此关键时候，为何会因此小事而引起轩然大波，令人百思莫解。所以，当总部俞方皋参谋长请罗明、田子享两代表吃饭，邀我作陪时，我在饭后闲谈中，提出了这两件事。这固然是下边的一时过失，但对起义的确起了不良影响，更为左协中的骑墙主义开了方便大门。

    事物的发展，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飞机没有降落，当月经费还可以挣扎维持（高双成军长在世时给军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储备金），可是以后经费就会恐慌。此时，罗明代表向左协中表示，延安叫他们回去，第二十二军究竟起义不起义，请速作决定，起义则派代表随同去延安，否则他们就动身了。

    左见不作出一定的表示，无法再拖延下去，找我商量，说拟派军部参谋处二科科长张旨晟和他的秘书孔芳亭等当秘密代表去延安应付。我听了以后，很是生气，激动地说：“且不论这两个代表能代表谁？还要秘密行动，是什么意思？起义是关系全军的大事，不能作儿戏。起义就起义，不起义何必骗人？

    骗人到时候要负道义上的责任。这种作法我不赞成。“说到这里，左也激动起来，忙说：”你把事情看得太死，黄河不是一条线！“说实话，我当时无力强迫左协中起义，但坚决反对他骗人。看他势在必行，劝说无益，当晚我即将这件事间接地转告了罗明，同时也告诉了高凌云。高和我一样坚决反对这种骗人的作法。后来，罗明代表郑重地对左说，起义事关重大，必须派个能负责任的人当代表，那两个代表我们不欢迎。这时，左又找我商量，并把罗明代表的话如实地告诉我，还说军部负责人现在只剩下你我两个人，那只好你去了。我说，我是军人，服从命令。但是，我不仅知他变化多端，而且得悉张云衢快要回到榆林，张为人难测，我不能不要求左对派我当代表赴延安谈判，作出必要的保证。于是，我向左提出，要求连长以上签名保证，至少也得团长们保证，他竟不答应，说：你这样一去情况可就大了。言外之意就是不能秘密了。罗明代表不肯再等下去，第二天就要回延安。当晚仓猝间左和我把要谈的事情大略说了一下，记得有五项，但现在只能记起四项：（一）

    起义后暂住榆林，以安军心，持短期施训后再调动；（二）政工人员随派，其余人事（个别不宜除外）希望维持现状，待以后有必要时再作调整；（三）

    请延安立即补给粮秣；（四）原榆林专署旧人员，除特工人员外，希望尽量

    量才留用，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因为左于1948年兼任榆林专员，故有此项要求。他着我拂晓出城，以免军民惊慌。这说明他要我当的是“秘密代表”。

    实际上我一出城，秘密就难保了。因为有名的公开特务虽然早跑了，但暗藏的仍然不少，他们会一刻不停地报告出去。果然，我一到延安，兰州和西安的报纸上就登载出来了。

    我去延安，决定仓猝，加上安排起程工作，我未能将赴延的一切当面告诉总部俞方皋参谋长，只在电话上和他作了详细的交谈。

 第63章

    他说，二十二军既然在榆林起义，我决定带总部人员和特务营于后天（即我起程的第二天）一早出发，开赴包头，请转告罗明代表，通知沿途解放军，予以照料。我把俞的要求转告了罗明，由于解放军的照顾，他得以顺利开到包头。但在总部开包头的影响下，所有第二十二军驻城外各处、扎萨旗、东胜县之骑兵团、炮兵营、保安团、工兵营、骆驼队等部队都拉去了包头，新编成了一个二十二军，俞方皋当了军长。（注：俞方皋所拉去的部队与原在包头的第二十二军第二二八师，又编成一个新二十二军，于1949年9月9日随董其武将军在绥远起义。）

    我和罗明代表等一行是1949年5月2日天未明出榆林城的，出城未及5里汽车抛了锚，等到换来汽车时，天已大明。行至归德堡南，适遇胡景铎持习仲勋给左协中的信去榆林。他要我回城一同和左协中商谈起义问题。我想，回去就会中左协中拖延起义之计。因为动身前，我已听说邓宝珊由北平派张云衢前来榆林传达指示，张快到包头了。张为人难测，未必能把邓的真实意图传达给左，若左一旦变化，不仅胡景锋没办法，我也无能为力。如果不回榆林，我是军参谋长，又是他派出的谈判代表，只要谈判达成协议，消息传出去，即使他想再敷衍国民党中央也不可能了。一旦势成骑虎，届时他不起义也得起义。这种情况，胡景铎自然不得而知，就是如实对他说了，他也未必肯听，他以为水到就会渠成。因此，我考虑再三，不同他圆榆林。此后的事实发展，已证明了这一点。

    当天下午8时，我们到了陕甘宁边区所在地鱼河峁，专员朱侠夫、军分区司令员吴岱峰接待了我们，他们提出要我们就地会谈。我坚持要到延安会谈。

    5月4日我们一行到达延安，住在交际处，受到热情的接待。次日，习仲勋书记接见了我们，谈话之间，他态度明朗，语言直爽，使人毫无生疏之感。

    5月6日，双方代表正式开始会谈，延安方面的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李启明、田子亭，榆林第二十二军方面的代表是张之因、鱼渤然、张旨最、雷无尘四人。会谈开始，曹力如同志首先讲话，接着我发了言。我说，我们是响应号召而来，是来投降的，没有别的意见，只恳求把我们能收留下，我们感激不尽了。曹力如同志说：我们共产党人不欺压人，你们来了很好，我们是欢迎的，你们应该拿出你们的要求条件，咱们坐下好好商谈，为了起义，为了人民的事业，不要客气。我说，我们没有什么条件。

    他说，不行。我只得把我们来时仓碎的情况说了一遍，确实没有拿什么成文的东西。曹力如同志说，你们再想想吧，看应该提些什么问题，提出问题咱们好谈，好商量，今天体会作准备，明天再谈。

    当时我觉得共产党人对人真诚，在我近半生中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真诚的人。虽然我没有拿成文的东西，但脑子里带来的那几个框框，就是条件嘛。

    相形之下，感到自己不诚实了。我和同来者商量了一下，把左协中军长说的几点写成条文，准备会谈。5月7日开始会谈连续进行了三天，延安方面对我们的要求，差不多都同意了。只是在9日会上讨论到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因原师长徐之佳离职），曹力如同志提出要我当师长时，我说，我既来这里，让我当不相宜，按目前第二十二军的实际情况分析，以高凌云为宜。

    这时有人发言说：我们有根据指出，高很反动，不能叫他当师长。我说：事物，总在变化中，人也是这样，以前或许反动，现在可能不反动了，我是根据他的变化提名的。他做了相当有力的起义准备工作，他为起义联系了官兵，牢固地掌握了部队，使得起义工作得以从容进行。为使起义顺利完成，还请大家研究。由于师长人选问题悬而未决，会议一时不能结束。会后我见了习书记又提出这个问题，习书记答应予以研究。

    5月10日体会，11日继续开会，主要还是第八十六师师长人选问题，双方都谈了各自的意见，结果仍未取得一致意见，即行体会。

    12日早，接到习书记转来左协中的一封电报，我打开一看，刹时间一阵痛苦涌向心头。电文原话现在已记不清了，大意是：邓总司令命令我部开赴包头，停止会谈，即日返榆。这不啻给我当头一棒，我真想不到左这样反复无常，不讲信义。当时我想到自己为人所出卖非常痛苦。接着习书记又转来了高凌云的来电，说：“不管左协中怎样，我坚决不走。”这不光使我个人得到一点安慰，从而还证明我提议高凌云当师长的人选也是对的。这二天先后得到习书记和曹力如等同志的探望和安慰，他们都极为诚恳地对我说：尽管安心，叫他们拉去吧。还关心地表示，天气热了，边区政府要给我们做单衣。对共产党的伟大和共产党人的豪迈气魄，实在使人敬佩和信服，相形之下，不由得使你热泪盈眶。

    正当我左右为难之际，想不到左协中又来电令我继续会谈，他把起义大事当成儿戏，真使人啼笑皆非。于是，我要求见习书记面陈一切。习书记接见时，我大胆地提出，在这里不要谈了，请习书记派曹力如同志和我一同去榆林，只要我们一到榆林，问题就会解决，不然夜长梦多，麻烦还会层出。

    习书记答应研究一下。

    5月17日得到了习书记的答复，如我所请派曹力如等同志和我们一同去榆林。20日我们从延安出发，22日行至距离榆林城南40里之归德堡，吴岱峰司令迎接了我们。他说城内混乱，曹力如同志不宜进城。我说不要把左协中估计太高，只要我们进城，混乱即可消失。就这样议论了两个小时多，不能决定。最后还是有胆有识的曹力如同志作了全面分析，他认为当晚进城是对的，于是双方代表当晚同车进了城。我们在军部见了左协中，他表示热烈欢迎，谈笑风生，气氛亲切，一团疑虑冰释。

    5月29日上午10时举行了正式会谈，延安方面代表是曹力如、朱侠夫、罗明和工作人员张汉武、田子亭同志，第二十二军方面是左协中、张之因、高凌云、鱼渤然、张博学五人。由于会前双方事前作了商量，曹力如同志在会上宣布中共西北局的命令：任命左协中为第二十二军军长，张之因为副军长，高凌云为八十六师师长，张博学为榆林军管会副主任。大家一致同意，并决定1949年6月1日发文，宣布为正式起义日。

    6月1日上午10时，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开进榆林城，受到榆林人民和起义官兵的热烈欢迎。

    6月14日，起义部队第二十二军军长左协中、参谋长张之因、第八十六

    师参谋长张博学及各团团长联名通电，表示：与国民党反动派完全断绝关系，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各项主张，服从中共中央、毛泽东、朱总司令及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之领导，依照民主原则，在指定地点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脱离黑暗，走向光明，永远为人民服务。

    7月11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左协中，对他们率部起义表示慰勉。西北军区派张达志等前往榆林，与起义部队组成整编委员会，张达志为主任，高凌云为副主任，依照协议将第二十二军直属队及第八十六师三个团共4695人，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独立第二师，由原国民党军第八十六师二五七团团长高凌云任师长，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师长黄罗斌兼政治委员，原警备第二旅六团副团长李新国任参谋长。

    独立第二帅经过短期训练后，于7月20日开赴三边作战，后转战宁夏。

    胡宗南和青宁“二马”在联合反扑受挫后，共同确定了下一步的作战意图和具体部署，企图各自借助对方力量，互为犄角，联合抗击我之进攻，阻止我军西进甘、宁、青或南下汉中。但是，他们又各图自保，准备在形势不利时迅速后撤，以摆脱被歼的命运。

    他们的作战意图是：第一，马鸿逵、马步芳两部担任西兰公路两侧永寿、麟游地区的守备、胡宗南部担任武功以西，渭河两岸袋形地带的守备，如果共军的主力使用于西兰公路方面时，马家军退到旬邑、彬县、麟游地区固守。胡宗南的部队，由扶风方面出击，策应马家军作战。如果共军主力指向扶风、武功方面时，胡宗南部撤退到千河西岸固守，马家军由麟游方面南下，攻击共军的侧背，将深入的共军包围于袋形地带而歼灭之。如果共军华北兵团与西北野战军会合，同时指向胡、马两军当面时，即节节撤退到彬县、麟游、千阳、宝鸡之线既设阵地，进行大规模的决战防御。

    第二，马敦静军的两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位于乾县以西西兰公路以北地区；马继援军的三个步兵师，一个骑兵旅，位于西兰公路及其以南永寿、麟游地区；马敦静、马继援两军归西北军政长官部指挥。黄祖壎军的第一九一师归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指挥，该军开往扶风、武功地区，归西安绥靖公署指挥，加强袋形地带的守备。西安绥署以三个军的兵力，守备于扶风、眉县地区；以三个军的兵力，位于眉县、宝鸡南秦岭北麓各山口，封锁秦岭，相机出击，策应袋形地带的作战。

    第三，胡、马两部作战地境为麟游南山分水岭之线，线上属马家军。

 第64章

    1949年6月下旬，敌西安绥靖公署根据上述作战意图所确定的军队部署是：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沿武功漆水河西岸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二四七师在扶、武之间建立第二线阵地，并以一部在武功西北构筑前进据点，掩护第二四四师左翼；第一九一师于扶风县及其以西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作战重点，指向西凤公路及其两侧。

    第三十八军第一七七师（欠一团）沿武功漆水河西岸，左翼接连第二四四师，在西北农学院附近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五十五师（欠一团）在扶风高王寺、上下安张、东方材建立第二线阵地；第一七七师、第五十五师备一团归军部直接指挥，在小寨、南窑、罗局镇以东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扶、武南源。第一一九军与第三十八军作战地境为后河之线，线上属第三十八军。

    第六十五军第一八七师（欠一团）在武功车站附近加强守备，左接第一

    七七师构筑坚固阵地；第一六○师（欠一个团）在扶风蜂帐附近建立第二线阵地；第一八七师、第一六○师各一团，归军部直接指挥，在眉县车站及其以东祁家村地区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陇少铁路左右。第三十八军与第六十五军的作战地境为扶、武塬南沿之线，线上属第三十八军。

    第九十军第六十一师在青化镇地区建立第一线阵地；第二十四师在眉县城郊建立预备阵地。军的重点指向西益公路及其南侧。第六十五军、第九十军作战地境为渭河之线，线上属第六十五军。

    第三十八、六十五、九十军归第十八兵团指挥；第一一九军、第十八兵团，统归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指挥。

    配属第一九一师骑兵团、第二四七师骑兵团归第一一九军直接指挥，以一个团担任兴平、武功间的搜索警戒，一个团位于武功担任侧翼的联络警戒。

    骑兵第二旅第四团归第十八兵团指挥，位于马嵬车站附近地区，担任对东警戒。

    机械化重炮营、战车营、装甲车队均归第十八兵团指挥，位于眉县车站附近。

    敌第十八兵团部还指示各军：在构筑阵地时，师、团、营各自形成三线。

    这样，敌人设立了一个形同“羊拉屎”的防御阵地，漫漫散散地分布在漆水河一带。

    漆水河发源于麟游西北，向东南流，经乾县西南，至武功东门外南流而入渭河。除雨季外，水并不大，河谷虽不太深，但两岸除道路外，多系悬崖绝壁，尤其武功西北天度、店头一带，地形复杂，大部队的运动，极端困难，只有武功县城及车站附近比较平坦。大兵团在这里作战，不容易迂回，不利于攻击，若用小部队过来，则不起作用。因此，国民党军的将领们大都认为这是一个“理想”的阵地。

    1949年6月20日，毛泽东就对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作战的部署问题，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我们判断，胡匪不外两途：一是以全力担任钳制我渭南各军，保证马匪右侧之安全；二是马、胡同时向我泾北、渭南举行攻势。不论胡匪采取何种计划，均给我军以首先歼灭胡匪的机会。希望你们针对先打胡匪的方针，迅速集中王周两兵团（王震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一兵团和周士第任司令员兼政委的第十八兵团）主力，于马匪向泾阳攻击之际，突然发起对胡军的攻击，以歼灭三十八军、六十五军、九十军为目标。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第一野战军经过研究，于6月22日向中央军委请示：（一）马匪确有渡泾河攻我泾、原企图。胡匪刻正以一军、三十六军、六十五军、三十八军、九十军，沿渭河南岸，陇东兵团沿咸宝公路，十七军及八十四师、二五四师依南山，沿子午镇东西，有乘马匪在泾、原与我激战时，向西安、咸阳攻击之极大可能。

    （二）以上情况，我拟以一至三个军（视十九兵团集结程度），位置于三原附近，组织顽强防御，给顽敌青马以重大打击与消耗，以利今后作战。

    集结三个兵团（若敌很快进攻时，二兵团须留一部于三原地区）于西安附近，歼灭胡匪进攻的七个军。

    （三）户县以西地区，南靠秦岭，北依渭水，正面仅四十至三十里，且多稻田藕塘，利防御不利出击，因此拟诱敌至西安附近，我集一兵团全部，二兵团大部，以至全部（视敌进攻时间与十九兵团集结程度决定）于西安东

    南，十八兵团以一个军守咸阳、西安城防与维护工事外，可抽两个军集结于西安、三桥间，待敌进到西安西南地区时，我以七至八个军，由东向西出击歼灭之。

    当日晚，毛泽东复电第一野战军首长：假如胡马各敌照你们来电所述，分向渭南、泾北进攻，则你们的作战计划是正确的，但请注意：（一）以许兵团（许光达为司令员的第二兵团）由泾北转至渭南，难于保持秘密，似不如今杨兵团（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改开西安集中，留许兵团就地钳制马匪，或退至三原诱马深入较为适宜；又一个军不足钳制马匪，至少要有两个军。（二）须估计到胡马各匪可能不战而退的情况，假如这样，则部署须准备及时改变。

    6月26日，第一野战军首长就当前作战问题向军委建议两个方案：其一，如二马集结乾县、永寿、彬县、常宁镇等地区，则以第十八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二马主力；其二，如二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二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同日，中央军委针对西北敌军态势，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彬（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鸡）、凤（翔）

    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第一兵团王震部，第十八兵团周士第部）主力及许兵团（即第二兵团许光达部）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切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第十九兵团杨得志部）赶到接替。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吃亏。“

    6月27日，中央军委就一野作战计划复电指出：如青宁两敌只作小撤退，位于乾、永、彬、常宁等地区，而不是向彬、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二马后打胡、王的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二马比较打胡王较为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二马向彬、长、泾、凉作大的撤退，距离胡、王较远，则只须以第十九兵团担负钳制“二马”任务，集中主力围歼扶眉地区的胡、王所部。军委还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时似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似较有利。”

    至此，我军“钳马打胡”的作战思想业已形成。这一作战思想，充分体现了中央军委统揽全国战略全局的高超指挥艺术。

    6月中旬至7月初，我华北第十九、十八兵团先后取道禹门口、风陵渡进到西安、咸阳、三原地区。西北、华北兄弟部队胜利会师关中。这时，西北战场上第一野战军的兵力已由15万人增加到34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40万人。而西北地区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仍有30多万人。敌我双方相比，我野战军乓力仅占相对优势，而不是绝对优势，还不能同时歼灭胡、马两个集团。

    彭德怀依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意图，具体考虑了第一野战军的作战方案，仔细分析了敌我情况，认为：胡宗南把五个军部署在扶风、眉县地区渭河两岸，其意图是作战中可以南北呼应，无论是进攻、坚守或退却，兵力都相当集中。但是，敌人的这种部署存在严重弱点，即没有战役预备队，摆在秦岭的少数兵力只能起钳制作用，并且，渭河两岸并无大军渡河设备，当第一野

    战军进攻时，南北之敌不能渡河相互支援。这样，我野战军如在扶风、眉县地区将其主力分割包围，敌在纵深无预备队可援的情况下，必招致全军覆没。

    7月6日，彭德怀在咸阳主持召开了前委扩大会议，讨论如何执行“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彭德怀说，消灭胡宗南和二马这两股敌人，不是一个战役能解决的。我们的方针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力争于漆河、千河之间歼灭胡宗南的主力。会议确定以第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结第一、第二兵团全部及第十八兵团主力，实行大迂回大包围，歼灭胡宗南部主力，尔后再集中全力歼灭青马。

    彭德怀特意提醒第二兵团司令员许光达说：“最关键的是二兵团。你们要隐蔽开进，路上如遇小股敌人不要纠缠，突然插入敌后，直逼渭河。在占领青化镇、益店镇后即向罗局镇、眉县车站进攻，抢占蔡家坡，切断陇海路，阻击敌人向宝鸡撤退。”

    正当我军摩拳擦掌，准备聚歼胡宗南主力时，敌人的总指挥部对他们在漆河一带的防御也很关注。

    6月底，西安绥署宝鸡指挥所主任兼第五兵团司令裴昌会，偕同他的参谋长李竹亭，到漆水河沿线视察阵地。也不知是为了给部下打气，还是对自己防御部署“胸有成竹”，裴昌会对下一步战局的发展特别乐观。

 第65章

    他来到第三十八军阵地。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兼第一七七师师长刘孟廉向裴询问：“我们能否维持到水果成熟的时候？”

    裴昌会说：“这倒没问题，打太原的共军，还没有过河，光西北的共军，是不容易把我们撵走的，别说等到水果成熟，我们还要在这里过年哩。不过话得说回来，还要看你们这些‘王牌’军的杀法如何？”

    刘孟廉迎合地说：“我们阵地前边那个漆水河，好多地方都是悬崖，别说我们在西岸做下工事，就是不做工事，只要这边有少数人防守，共军越过沟来是不容易的。”

    裴昌会说：“三十八军同六十五军这方面，我们没有什么顾虑，就怕一一九军是新成立的部队，沉不住气就糟了！我准备同你们军长一会儿到那里，给他们打打气。”

    裴昌会一行人马又赶到了武功西郊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蒋云台的师部，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和第一九一一师师长廖凤运都在那里等着。裴照例同他们交换了一下意见后说：“为了战地军政一元化，决定武功、扶风、岐山、凤翔等县县长由你们几个军长指派，今后凡是战区内的壮丁、粮食，都要控制住，能补多少算多少，我们如不补，还是叫共军夺去了。不过征兵也得讲究方式，不要像第三十八军在西安撤退时，闹了一身的腥，却只补充了几个壮丁。”

    第一一九军虽是新成立的部队，但在如何讨上司欢心方面，却十分老道。

    在裴昌会例行公事地发了一番“指示”后，免不了有一顿非常丰盛的宴请。

    在吃饭的时候，王治岐除把第一一九军人员、武器、阵地配备的情况向裴报告外，还小心翼翼地转入他最关心的话题。他问：“共军最近有没有向我们进攻的迹象？”

    裴昌会不以为然地回答说：“太原虽然被共军占领，但是山西是阎锡山统治多年的地方，共军还不容易在短期稳定山西局势，所以大部兵力，也不是短期内能运转过来的，就是过来几个军，只要我们同马家军联络好，以逸待劳，仍然可以打个好仗。如果兵力过于悬殊，你们几个军就并排摆着，节

    节抵抗，节节撤退，到千河西岸既设阵地固守。第一军、三十六军、十七军由秦岭北山口大散关、斜峪关、崂峪一带出击，马家军由麟游南下，南北夹击就可一举而歼灭深入的共军。“

    裴昌会草草视察一番，当天就赶回宝鸡。他在火车上倒是吐出了自己担心的问题。他并不象视察阵地时那样乐观地对随行的人员说：“一一九军的战斗力，可以同马家军媲美，将来渭河北岸没问题，就怕渭河南岸的第九十军方面出漏洞，第九十军军长陈子干太软弱，第二十四师（属七十六军，暂归九十军指挥）师长张汝弼，没有实战经验，只有第六十一师师长陈华比较硬帮一点。”

    裴昌会的乐观情绪，确实起到了作用。他的防御部队的指挥官们兴奋起来，认为部队这样纵深配置，东起武功漆水河，西至扶风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100华里长的地带，四个军并排摆着，各军、师、团、营都各自成三线，重重叠叠，纵横都互成犄角，共军无法包围，而自己却进退自由。

    于是，各级指挥官解除了怕被歼的顾虑，把全副精神都放在吃喝玩乐上。上自兵团司令，下至团营长，成天不是喝酒，就是赌博，下级官兵也借搜索粮食为名，欺压群众，至于解放军在西安、咸阳地区究竟有多少人，华北兵团过河了没有，如果过来究竟过来多少，什么番号，最近有没有进攻的准备，等等，谁也弄不清楚，也很少有人关心这些事。

    胡宗南的部队就这样昏昏噩噩地等来了灭顶之灾。

    7月10日，扶眉战役打响了。我第十九兵团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运动，于当日进入西安西北的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以一部逼近“二马”

    所部，形成将对“二马”部队开展进攻之势，使其不敢轻举妄动。守备西安的第六十一军向西安南的子午镇地区之敌发起进攻，使胡宗南无法判明第一野战军总的作战意图。

    野战军主力部队于11日拂晓开始，象一把巨大的铁钳，沿渭河两岸夹向扶眉地区。

    第二兵团由集结地区越漆水河绕道西进，向敌侧后迂回。担任穿插作战任务的第四军，隐蔽急进，一昼夜前进140多里，于12日拂晓占领罗局镇与眉县车站，截断敌军西逃退路。

    解放军的突然来临，完全出乎国民党军的意料之外。敌指挥部接二连三地得到军情报告：10日下午3时左右，第一一九军第二四四师师长蒋云台报告：武功东北漆水河对岸的一个小高地上发现几十个人在那里活动，好像是共军侦察我们的阵地。

    骑兵第四团报告：兴平车站附近堆积的粮食很多，大约是共军征集的军粮。

    夜间12时左右，驻小寨第一七七师第五三○团团长报告：“扶风益店镇东北狗咬得很凶，还发现有手电闪光，恐怕那里有部队活动。”

    11日晨4点多钟，敌五三○团长又报告：“益店镇附近的确有不少的共军，我们的搜索部队，被迫退回到河北岸监视。”

    敌指挥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急令第五三○团第一营全部投入战斗，接着，该团也全部投入了战斗。战斗中，不时传出迫击炮声。敌指挥部此时才明白：不是同共军地方部队发生战斗，不是少数共军或武工队的袭扰。

    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急忙打电话给裴昌会。但遭到对方电话兵拒绝，

    理由是裴司令正在睡觉，不能打扰。

    好不容易等到裴昌会睡醒了，将电话接通了，可是裴昌会不相信会有整师整团的共军，神不知鬼不觉的跑到第三十八军军部的后边，专打第三十八军军部。

    他命令道：“把归三十八军指挥的第五十五师第一六五团开上去，夺回罗局镇，捉几个俘虏问明情况后，再决定处理，不要为少数人的扰乱而影响全盘计划。”

    裴昌会又提醒他的前线司令们冷静地想想，“西兰公路和渭河南北都没有发生战事，凭什么说至少有一师左右的兵力在我的军部后边进攻。”

    是啊，李振他们也不明白，解放军究竟由哪里来，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战事？过后他们才知道，出现在第三十八军后方的解放军，不是一个师，而是一个军。这个军在人民群众引导和严密封锁消息的情况下，由马继援和王治岐两军的作战地境上，越过了他们认为不能通过的大沟悬崖，一夜间走了100多里，横插到他们的后方，占领了益店镇、罗局镇、眉县车站，切断了他们的退路。

    敌人明白过来之后，急忙调集兵力，由兵团司令李振和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亲自率领，向罗局镇我第四军阵地猛扑而来。经过两个多钟头的激烈战斗，敌人反复突击几次，结果伤亡过半，始终没有突破我军的阻击阵地。

    敌人只好暂时停止攻势，等待第一八七师的到达，再继续攻击。李振发狠地说：“第一六○师比较差一点，等第一八七师到来后，加上一七七师，我不信打不过去！”

    我第四军继续遭到敌十余次轮番冲击。但是，敌人的每次反扑，均被我第四军英勇击退。有几次，凶恶的敌人已经冲到了我四军的前沿阵地，展开了白刃战。第四军战士在“寸土不失，与阵地共存亡”的口号鼓舞下，直杀得敌人狼嚎鬼叫，横尸遍野。我二十九团第五连，最后只剩下五个人，但他们死守住阵地，没有后退一步。我第三十团的三连和七连，在反击敌人突围的时候首当其冲。敌人向三连的阵地，连续组织了九次冲锋，血战达十一个小时。该连始终坚守阵地，没有后退半步。

    彭总此时的心情既紧张又兴奋。从早到晚，他一直在沉着地指挥着前线的战斗，尤其关注第四军的情况。他在电话中边了解第四军的情况，边说：“好，好！这一下子敌人可就跑不了啦。”

    彭德怀对第四军的穿插、阻击战斗十分满意。战役胜利后，彭总讲：“四军这次打得好，这次立了功。一年以前在西府战役中，四纵队（即后来的四军）打得不好。那时部队组建不久，缺乏大兵团的作战经验。这回有很大的进步，这就是从战争学习战争嘛。部队虽然伤亡大一些，但打出来了一个好的战斗作风。”在以后的会议上，彭总还多次表扬过第四军。说来很有意思，当年打不好仗，让彭德怀很生气的是第四军，而今打了个漂亮仗，让彭德怀特别高兴的也是第四军。第四军用自己的战果证明了自己的进步和成熟。

    此时，彭总紧紧抓住四军这个重要战役环节，同时命令其他部队迅速向敌人合围，减轻第四军的压力，迅速全歼敌人。

    在彭德怀的指挥下，第一野战军以雷霆万钧之势向敌发动攻击，从东、北、西三面将敌第十八兵团部及第六十五、第三十八军，以及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的第一一九军等包围干扶风、眉县地区。

    在我第四军顽强坚守罗局镇的同时，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的第三、第六

    军向罗局地区之敌右侧背进攻，第十八兵团和第七军由东向西进攻，逐渐紧缩包围圈。

    到12日中午，在第二兵团和十八兵团前后夹击下，敌3个军大部被压缩于午井以西、高王寺以南、罗局镇以东之渭河河滩上。

    下午3时，我野战军发起总攻。敌第十八兵团部、第三十八军被压挤在一块，溃不成军。

 第66章

    下面是敌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的一段回忆：解放军的攻势愈来愈猛烈，包围圈愈来愈缩小。……“尸横遍野”一语，在这里已不是形容词，而是真实的情况了。李振问我“怎么办？”我说：“由塬上突围已不可能，等第一线师到来支持到黄昏后再看的计划也已绝望，只有渡渭河。”“上游大雨，河水暴涨，无法徒涉。”“闯吧，再没有别的出路。”“部队怎能撤下来？”“现在怎能谈到有计划的撤退，就叫他们各自突围到宝鸡集合吧。”李振又换了话题说：“眉县车站的共军已经向河南移动。”我说：“那总是少数。”“好吧，就这么办。”李振同意了我的看法，随即叫他的副参谋长王杰分别通知部队。然后，他就带几个卫士下塬走了。

    我同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刚通知各部正要出门，解放军已到了我住的窑洞上面。

    曹维汉说：“你先稍停，等我带上卫士打开一条路，你再出来。”

    我说：“还能等到那时，冲吧！”

    我们冲出院后，我的卫士排50多人，只剩下几个人，其余都伤亡了。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副师长石涤非都负了伤。

    我们顺着包谷地隐蔽地跑到祁家坡，发现解放军已先到那里，封锁了下塬的道路。恰好，第五三○团团长王立志带一营赶到，在他们的掩护下，我下塬走脱了，但这个营被歼灭，团长王立志被击毙。

    此时，各军的溃兵都被赶到河滩。我们当时还以为第九十军在渭河以南抵抗，便纷纷向渭河南岸逃跑。我和第五十五师师长曹维汉，挤在溃兵伙里游到南岸，这时才知第九十军已被击溃，解放军已封锁了渭河。

    我同曹维汉又在几个士兵的扶持下，潜流到下游，偷偷上岸，伏在稻田里，直到午夜，才溜出来，沿河滩向宝鸡跑。

    12日晚到宝鸡时，才知李振腿部负伤，王治岐同我一样在水里藏了半夜，才跑出来。

    西兰路上的马家军在我们被击溃的同时，也被解放军压迫到彬县。青马、宁马两部挤在一起，仓皇逃到甘肃泾川一带。

    当晚我在第五兵团部吃罢晚饭后，满以为能好好地睡一夜，谁知刚睡到半夜，解放军又追到宝鸡。于是我们又急忙逃跑，除第一一九军军长王治岐带几个人沿渭河逃向天水外，其余兵团司令、军、师、团长，都挤在散兵群里，拥进了大散关，直到双石铺才停住了脚。

    战至12日夜，我第一兵团在全歼敌九十军第二十四师等部后，攻占眉县以西地区，将泅渡渭河的8000多敌人全部俘获。我第二和第十八兵团在罗局镇、午并地区胜利会师。接着各兵团乘胜西进，至14日先后占领蔡家坡、岐山、凤翔、宝鸡和益门镇等地。

    在这次战役中，彭德怀针对胡宗南兵力部署的弱点，采取以一个兵团的兵力迂回敌侧后，两翼牵制，大胆插入敌纵深，断敌后路，然后包围分割歼灭敌人的战术，使敌无兵可援，无路可逃，更无法形成有组织的抵抗。当他

    听到逃往渭河南岸的残敌也被消灭时，高兴地把拳头往桌上一击，说：“很好，这才叫全胜！”

    这一仗，从7月10日开始到14日结束，歼敌1个兵团部、4个军部、8个整师另3个整团，共4.4万人。我军伤亡失踪4600余人，与敌损失兵力之比为1∶10.扶眉战役胜利后，毛泽东致电祝贺：歼胡四个军甚慰。

    扶眉战役后，甘、青、宁的马家军，陇南的王治岐军，西安绥署胡宗南的各军，相互抱怨，吵成一片。

    马步芳抱怨胡宗南部闻风逃窜，事先没有通知他们，几乎使他们全部被歼灭。

    王治岐怨西安绥署战前一点情况都不向他们通报，结果他们三个师糊里糊涂开上，糊里糊涂地被歼。

    胡宗南则怨马家军撤退的时候不通知西安绥署，结果解放军由马家军的防区内插进来，把他的几个精锐军弄光了。

    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抱怨裴昌会不及时接电话，贻误了战机：责备第九十军军长，没有得到他的命令，就擅自西撤。

    第三十八军则怨李振在该军战斗紧急的时候，不适时增援，反说第三十八军两个团叛变。

    敌人的军与军、师与师，甚至团与团之间也都吵得不可开交。

    扶眉战役经四天战斗，所歼灭敌人的四个军在当时胡宗南的部队中，还算是比较完整的部队，现在胡宗南集团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已无与我军正面对抗的能力。

    我军解放了扶风、眉县、凤翔、宝鸡等八座县城，控制了秦岭以北广大地区。“胡”已打掉，下一个目标就要打“马”了。

    十二、陇东喋血第一野战军调头钳胡打马，实施陇东追击战。在固关，王震率第一兵团与马家军的精锐部队展开了一场恶战，血水染红了固关河。青海马家军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要与第一野战军拼个死活，两军在兰州杀得天昏地暗。杨得志率军突破守敌三道防线，宁夏守军惶惶不可终日，不得不接受通电投降。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的主力被歼灭，已无力与我军对抗，其残部退守秦岭，集结于凤县、佛坪、东江口一线，控制着四川及陕南、陇南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我军南取汉中。这时西北战场的角逐，将要在第一野战军与青、宁二马之间进行了。

    当时拥兵各10余万的青、宁二马，特别是马步芳父子，在解放军尚未越过六盘山以前，夜郎自大，气焰嚣张，不可一世。马继援口口声声要与彭德怀较量一下，自以为西北的天下，如铁打江山，并且还想乘机抢夺地盘，扩张势力。

    为了给青、宁二马打气，蒋介石于7月间派贺衷寒、顾希平到兰州“慰劳”。贺、顾二人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召集的师、团长会上强调：“苏联和美国已经到了势不两立的时候，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当前要务，在于团结，在于坚守。拖延时间，就是出路，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蒋介石的阴谋，贺、顾的鬼话，在西北军政长官公署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甚至成了他们此后战略上的主导思想。

    7月24日，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在马继援的驻地静宁召开了军事会议。会上，青、宁二马认为：首先从战略上看：自淮海失败，西安相继不守，解放军声势大振，敌我力量对比越来越悬殊。目前局势，只宜本照中央指示，固守原防，保存力量，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相机转守为攻。其次，就西北地理条件而论，甘、宁、青偏处西北一隅，地瘠民贫，兰州以东，山峦重叠，到处可以择险扼守；河西走廊，非军事必争之地；嘉峪关外，戈壁千里，实不利客军深入，有利我军固守。综上所述，有足够条件赢得时间上的胜利。再次，以当前敌情分析：四川本天府之国，出产丰饶，曾作抗战基地，现在中央部队，正在相继转进中，共军是不会容许中央军立足的，所以共军“二野”不分日夜，跟踪穷追。“一野”也必定迅速南下合围，以图消灭我之主力。这是战略上的至当行动，解放军决不致违背这个原则。

    他们的结论是：解放军在甘、青地区暂时只会派少数部队，于陇东南地区择险扼守，同二马保持接触，而主力将在消灭胡宗南残部之后，大举入川。

    据此，静宁会议制订了三套作战方案。

    第一案：集中优势兵力，以陇南兵团在天水、秦安占领阵地，马继援指挥的陇东兵团扼守六盘山，马敦靖指挥的宁夏兵团凭借固原一带有利地形，阻止解放军西犯。各部为了保持主动，避免决战，应采取逐次抵抗手段，诱解放军深入，把握战机，相机转守为攻，夹击取胜。

    第二案：为了保持主力，避免胶着，必要时向临夏、定西、同心一带转进。以华家岭为轴，在该线占领阵地，以逸待劳，轮番夹击，歼击解放军。

    第三案：如果解放军西进，对己不利时，则继续向兰州转进，占领皋兰山一带既设阵地，控制强大预备队，围攻解放军，确保兰州。

    在这三套方案的基础上，青、宁二马还制定了与我军在平凉决战的具体计划，即：以宁马第一二八军和第十一军置于平凉以南的四十里铺、安口窑、华亭一线，第八十一军位于固原至西峰镇一带，进行正面抗击；青马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与第九十一军位于平凉以西六盘山地区策应，企图依托有利地形，在平凉地区挫败我军的进攻。

    7月中旬，彭德怀针对敌人的战略企图，在虢镇北文广村召开军以上指挥员作战会议，总结扶眉战役经验，讨论确定下一个战役目标。彭德怀说：“胡宗南虽然还有10多万兵力，但已无进攻关中的能力。未受我军歼灭性打击的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估计凭借平凉六盘山一带天险进行抵抗。西北地区雨季逼近，陇县南北山高路险，人烟稀少，我军战役行动应尽量提早。”

    这次会议决定，以第十八兵团主力位于宝鸡、西安一线钳制胡宗南部，集中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和第六十二军共10个军的优势兵力，进行陇东追击战役，歼灭二马主力于平凉、泾川地区。

    会后，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了扶眉战役情况和平凉战役部署。

    19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以三个兵团追歼两马是否足够。我们觉得似应从十八兵团抽四至五个师西进，作为预备队。如这样做，便须该兵团集中主力攻占凤县、留坝，威胁褒城（但不可占褒城），迫使南山敌军后撤，然后该兵团可以抽出四至五个师西进助战。

 第67章

    是否应当如此，请酌办。

    20日，彭德怀就准备打平凉问题向毛泽东报告：在扶眉战役中，胡宗南部损失共4万余人。现马步芳、马鸿逵部各3个军退守平凉、泾川、陇县地区，配备相当分散，有各个歼击可能。我以10个军，准备26日开始攻击。进而解放甘、宁、青三省全部，准备今冬入四川，明春夏入新疆。

    23日毛泽东复电说：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热天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对的。打完这一仗应休整一短期，然后再进，惟休整时间亦不宜太长，以恢复疲劳，整顿队势，补充缺额为原则。如能于八月上半月完成打马战役，休整半月至一月，九月西进，十月占领兰州、西宁及甘、凉、肃三州，则有可能于冬季占领迪化，不必等到明春。……

    照我想，只要平凉战役能歼两马主力，则西北战局即可基本上解决。往后占领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问题，没有严重的作战问题。

    7月下旬至8月上旬，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进行了气势宏大的陇东追击战。我军先后由乾县、礼泉、凤翔、宝鸡地区出动，向青、宁二马的部队迅猛地压了过去。

    马步芳、马鸿逵虽事先有“平凉会战”计划，但实际上他们都想让对方在第一线作战，以保存自己实力，因而在我军主力尚未迫近时即各奔东西。

    马鸿逵为保其老巢宁夏，遂命令他的一二八军军长兼前线总指挥卢忠良，率部向宁夏撤退。马步芳见马鸿逵溜了，也急忙下令马继援率领陇东兵团向兰州后撤。

    根据这一情况，我军断定敌已放弃平凉决战计划，分向老巢回窜，便及时修正作战计划，将追击聚歼改为各个击破。第十九兵团继续追击宁马，占平凉后，向固原、海原方向追击。第二兵团由安口窑、华亭向西，经莲花镇向通渭进攻。第一兵团由陇县经固关向天水、陇西发展进攻。

    一野第十九兵团与陇东地方部队紧追宁马不放。7月28日，地方部队解放庆阳、西峰镇。30日，第十九兵团解放镇原，进入平凉。随后，又于8月2日解放固原，3日解放隆德，6日攻克静宁，11日进至黑城镇、海原、豫旺堡地区，控制了六盘山。

    追击青马的我第二兵团，于7月29日解放安口窑、华亭、化平，8月3日进至莲花镇，6日解放通渭。

    我第一兵团由陇县出发，28日晨在固关与青马的精锐部队——骑兵第十四旅相遇，使欠下我军无数血债的马家军饱尝了一顿铁拳。

    固关地势呈凹形，东西狭长，南北是大山丛林，地形复杂，公路由陇州穿过固关镇西至马鹿镇。此地并不适应马家军的骑兵作战。

    但是，青马骑兵第十四旅旅长马成贤决心坚守固关。他认为，在后方有骑兵第八旅支援；南北两面大山丛林没有通道，可以恃为天险；东峡口已被共军先遣部队占领，必须在固关镇东南小山岭上部署兵力固守。

    他想在固关与我军较量一下，好向他的主子邀功请赏。

    敌骑兵第十四旅在固关的防御部署为：在固关东南小山岭上部署两个团为第一防线，分为两个防御区，第一团为右翼区，第二团为左翼区，指挥官由两个团的团长分别担任，以右翼区阵地为主。以旅直属重兵器营、战防炮连和地方保安团为第二防线，部署在固关镇右方小山岭高地，分别修筑工事，指挥官由保安团团长马良臣担任。旅直属特务连、辎重连、通信连等为作战预备队，由副旅长马福旺为指挥官，在固关镇后方掩蔽，听候临时调遣。旅司令部设在固关镇右后边高地，无线电台、报话机和有线通讯设备，均随旅司令部进行工作。各作战单位的马匹，自选适当地区，负责控制。

    28日晨5时，我第一兵团向固关之敌发起猛攻。

    由于我军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情报准确，第一炮就命中敌旅指挥部。敌主要指挥官侥幸不在指挥部，逃得一命，但大部分通讯设备被摧毁。

    下午1时，敌左翼部分阵地已被我军突破，右翼阵地亦出现白刃战，战斗越来越激烈。

    此时，敌骑兵第十四旅旅长曾三次发出紧急信号，向骑兵第八旅马英紧急求援。最后一次，马成贤急得都要骂娘了。

    可是马英不急不慢地说：“我已出动，你们坚持最后五分钟。”

    马英将他的部队集结在战场外围，按兵不动，想等待十四旅人员损失大半，才出兵应援，好借以向马继援表功。

    随着战斗情况的恶化，马成贤束手无策，张皇失措，急赴前线。

    他在右翼阵地后面一个高地上，刚要举起望远镜观察，突然感到左臂一阵剧痛，低头一看，只见这条臂膀被枪弹打断，流血甚多，伤势严重。

    敌旅参谋长马尚武惟恐被各团发现，影响士气，立即派出30名骑兵，护送马成贤去后方就医，并提醒他要面见马继援，控告马英。

    马成贤临行时时参谋长交待说：“不要泄漏我去的消息。如果右翼阵地稳住时，继续坚持，等我到马鹿镇要求军长救援；如果右翼阵地一旦失守，即可迅速撤退，伤亡人员和一切笨重的装备，全部抛弃，仅以单枪独马冲出固关峡。能火烧固关时，用火烧毁，不要给共产党留下。”

    敌人前线防御更加吃紧了。防守左翼阵地的第二团团长马福魁头破血流地前来寻找马成贤。

    他见到马尚武说：“左翼线上除两处据点坚持外，其余全部失守，可否

    放弃固关镇，将兵力撤到镇后小屏山上？“

    马尚武心慌意乱，不知如何应答，只是叮嘱马福魁仍要坚守固关镇，要对全线防御负责。

    这时，敌一名参谋向马尚武报告：“刚接到骑兵第八旅参谋处电话，要我们继续坚持最后五分钟，援队已出发。可是对方打电话人的口音生疏，也答不出代号。”

    马尚武判断后方情况有变，这可能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利用电话牵制十四旅，以便聚歼。

    于是，他急忙派出一个排，去侦察骑兵第八旅的行动和峡内情况，以便部署退却。

    这个排行至峡中的一片森林里，遭到我军截击，全部被消灭。

    这时，敌后方马群遭我密集炮火轰击，敌各阵地也相继瓦解。

    马尚武事后回忆了当时激烈战斗的场面：右翼山岭的主力防守据点，经过双方惨重的牺牲，亦被解放军突破，霎时红旗招展，我军混乱，官兵四处逃命。但炮弹如急雨，倾泻于马群。峡内石块乱飞，硝烟弥漫，全部处于火海包围之中。不到半小时，峡内人马死尸堆积，血水染红了固关河。当时天气炎热，臭气冲天，几乎令人不能呼吸。残余人马，突围两次，都被击溃。我的乘马中弹倒毙，随即逃南山丛林，又被解放军截住去路。随行的营、连长数人，亦被解放军还击打死。我们听到解放军的喊话：“不要怕，放下武器，投降！”

    马步芳的精锐之师就这样完了。

    8月10日，我军陇东追击战役胜利结束，这次千里大追击，虽因敌提前撤退，未能形成决战而歼其主力，但各部队先后解放县城20余座，在任山河和固关两地歼二马主力一部，挫败了二马的锐气。

    这一战役毙伤敌2500余人，俘敌骑兵第十四旅副旅长马继奎、伪国防部少将部员杨殿克以下近6000人，起义2000多人，投诚1300多名，共歼敌1.2万人。这一仗，造成进军兰州、银川各个歼敌的有利态势。

    在追击“二马”的途中，彭德怀目睹当地农民极端贫困状况。那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悲惨景象，深深地震动了他。一次，在一个破旧的窑洞里，他看到一家老小五口，包括一个十几岁的姑娘，都是赤身裸体。全家只有一条供出门穿的裤子，一旦有外人来，只好钻到破被里或蜷缩一团。

    彭德怀说：“我知道饿饭是什么味道，我从小就饿怕了。这一次，我看到了一种比我童年经历过的更为可怕的贫穷。青宁二马的黑暗统治，给西北人民带来的是多么深重的灾难！”

    为解放饱受痛苦煎熬、处于饥寒交迫之中的大西北各族同胞，彭德怀决心率领一野大军，加快进军步伐，使西北同胞早日脱离苦海。

    在我军实施陇东追击战役时，敌人内部的矛盾加剧了，突出表现在以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刘任为首的“中央派”的陇南集团与马步芳为首的陇东集团之间的斗争。

    “中央派”鉴于胡宗南、马步芳和马鸿逵内部的矛盾越演越烈，密议断定：宁马对青马入主兰州，心怀不满。宁马虽分得甘肃省主席一职，但受青马束缚，不能为所欲为。他们认为兰州是青马势力范围，所以对兰州的得失，

    不甚关心，以为只要保得住宁夏老巢就够了。二马倾轧至此已表面化，不可能临难相顾。胡宗南龟缩汉中，自顾不暇，乘解放军西去正好扼守秦岭，苟安整补，冀图坐收渔人之利。况且胡宗南自关中失败后，对青马有“见死不救”的切齿之恨，按兵不动，乃意中事。陇南兵团虚有“中央军”之表，其实毫无战斗力；马继援的陇东兵团，战斗力虽较强，毕竟众寡悬殊，难以应付。

    “中央派”虽然明于知己，却昧于知彼。他们预料解放军打下兰州后，必将转锋南下，进取四川，决不会深入草枯水冷的河西走廊，更不致于向戈壁千里的新疆挺进。仗打到兰州就会告一段落。

 第68章

    于是，他们幻想在河西走廊养精蓄锐，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反守为攻。

    为了不让马继援窜据河西，“中央派”承袭了蒋介石借刀杀人、排除异己、消灭杂牌、保存自己的一贯做法，主张以陇东兵团独立担当兰州保卫任务，而陇南兵团作为总预备队。他们认为如按这个计划作战，战胜了，还可望合作；战败了，消灭的是马家军，“中央系统”的陇南兵团仍可保存无损。

    此时，马步芳早已溜回青海，马继援成了马家军的首领，凡军政事宜，均须马继援点头。“中央派”的打算诱使这匹“小马”就范入套。为此，派出一位名叫彭铭鼎的人去做马继援的工作，此人平日善于逢迎这匹“小马”，深知“马性”。

    彭铭鼎向马继援“献策”道：“共产党虽是一时得逞，即将逼近兰州，可是犯了孤军深入的兵家大忌。胡宗南部队蹑其后，宁夏兵团拊其背，我军固守兰州，相机反攻，共军会遭到四路围攻的毁灭性打击。为了便于指挥，必须划分兵团战斗地区，控制强大预备队。最好陇东兵团以一部守河口，主力在兰州占领阵地，严阵以待。陇南兵团系新编部队，不但战斗力不强，而且将领骄横难制，不要把这个部队放在兰州守城，以免与陇东兵团混杂，不便指挥。可以把该兵团作为总预备队，令在河北一条山一带占领阵地，掩护我的侧背。”

    这些正中心怀的悦耳之言，使马继援闻之喜形开色。他与在西宁的马步芳商量后，一一同意照办，决心跟解放军在兰州作孤注一掷的死拼。

    马步芳一向以凶残狡诈著称，并不是那么容易听话的，这次为什么会那么容易受“中央派”的愚弄呢？关键是彭铭鼎确实深知“马性”，掌握住了马步芳父子所需所想。

    敌第九十一军军长黄祖壎与他的师长们在谈论马步芳时，比较准确地解释了马氏父子的这种所需所想。他说：“马步芳自接长官后狂妄已极，他自己认为‘西北是我的’，一切应以我为主，以我军守我土，心安理得。马步芳歧视我们‘中央军’，怕我们不为他卖死力，轻易放弃兰州，拆他的后台。

    要想保存兰州这块地盘，他认为只有他自己的部队可靠。其次，青海是他的老巢，军用物资大量向青海运，如果兰州保不住，他向青海一缩，又可以去当他的西宁王。再次，马继援这小子，骄傲得很，他一向看不起共军，常常吹嘘共军是他手下的败兵，正大作‘诱敌深入’围歼他们的好梦。又把我们看成‘豆腐队伍’，怕作战不利，影响他的士气。“

    事后，马继援在兰州遭到惨败，意识到上了“中央派”的当了，恨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把长官公署（“中央派”）的那伙人宰光泄愤。

    马继援死守兰州，与我军决战，既中国民党“中央派”的下怀，也符合

    我军心愿，这对我军迅速解决西北战事非常有利。

    正当我军越过平凉，奋勇向西追击时，彭德怀得知马步芳决心“死守兰州”的计划。

    有人担心地向彭总问道：“兰州有黄河障碍，敌人如果真要死守，该怎么办？”

    也有人建议：“是不是掉回头去，先消灭胡宗南的残部。”

    彭总胸有成竹地回答说：“马步芳要死守兰州，这太好啦！我们不怕他守，而是怕他跑掉。如果他真的不跑，就到了我们把他消灭在兰州的时候了。

    至于胡宗南嘛，暂时还是把他放一放。因为胡宗南背靠四川，过早地把他压到四川，对二野入川不利。“

    彭总分析了马步芳的狂妄意图之后，坚定而又充满信心地说：“这个马步芳真是夜郎自大。他想在兰州消灭我们，好吧，咱们走着瞧，看谁把谁消灭在兰州！按照马步芳的计划，我们就来它一个将计就计，因势利导。”

    于是，彭德怀形成了一个在兰州歼灭马步芳主力的作战方案。

    8月4日，彭德怀向第一、二、十八、十九兵团，发布了进军兰州歼击青马的命令。彭德怀心里明白，敌既然要死守兰州，那么，在兰州同青马决战，将是一场艰巨的攻坚战。

    8月6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据一般了解，青马残暴，在其主力未被歼前，对我敌意甚深，故对深入青马老巢寻其主力作战，必须谨慎行事，大意不得。

    第一野战军首长遵照军委指示，决心以一部兵力钳制马鸿逵、胡宗南部，集中优势兵力歼灭马步芳部主力于兰州，尔后再聚歼马鸿逵部。

    具体部署是：以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第六十一军以及第一兵团的第七军留驻宝鸡、天水地区，继续钳制胡宗南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左侧与后方的安全；以第十九兵团第六十四军进至固原、海原地区，钳制马鸿逵部，保障野战军主力右侧安全；以第一兵团部率第一、第二军附第十八兵团的第六十二军为左路，由秦安、武山经陇西、渭源、临洮、临夏，尔后北渡黄河攻取西宁，截断兰州之敌退路，并随时准备参加兰州作战；以第二兵团部率第三、第四、第六军为中路，经通渭、马营镇、内官镇和洮沙县向兰州城南、城西攻击，如敌先退西宁，即尾敌追击，协同第一兵团歼灭之；以第十九兵团部率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为右路，沿西兰公路及其以北向兰州城东攻击，协同第二兵团歼灭兰州之敌。

    8月19至20日，第二兵团和十九兵团顺利进抵兰州城郊，从东、西、南三面包围了兰州。

    兰州是甘肃、宁夏、青海、新疆四省的交通枢纽，是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所在地，国民党在西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兰州三面环山，北有天险黄河、白塔山可依托，南有南山作屏障。国民党军在抗战期间就修筑了坚固的工事，青马又不断将其构筑加固。主阵地修有钢筋水泥碉堡，形成碉堡群，通向城里的环山公路与各主要阵地相连接。阵地外斜面有环形人工削壁一至二道，高六至十米，削壁腰部有暗藏的侧射机枪火力点，削壁外有一两层三至六米深的外壕，各壕间又有暗堡和野战工事。阵地前埋设大量地雷及铁丝网。马步芳部凭借坚固工事，既便于使用火力，又便于组织反扑。

    兰州战役打响前，马步芳在对部属的命令中宣称：“本署以诱敌于有利地形与之决战，凭天然屏障筑工严密部署，如敌来犯，决举全力一鼓而歼灭

    之。“

    敌兰州总指挥马继援则扬言兰州是“攻不破的铁城”。

    青海军阀马步芳部是以家族世袭统治和宗教控制为特点的封建军事集团。是一支凶悍的、有战斗力的部队。士兵长期受反共教育，异常残暴野蛮。

    作战时往往前有敢死队，后有督战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军西路军吃过它的亏，在西府战役中它又占了点便宜，因而这支部队气焰仍很嚣张。

    8月中旬，逃到广东的国民党政府为阻止第一野战军主力南越秦岭、巴山，向四川进军，极力策动“二马”与野战军决战，把野战军拖在西北。他们为此召集“二马”和胡宗南到广州举行“西北联防会议”，策划“兰州决战计划”，企图以青马据守兰州，吸引和消耗第一野战军主力，尔后以宁马和胡宗南部进行侧击，合歼我野战军。

    青马把兰州决战看成是自己生死存亡的关键，周密地研究对策，布置兵力，拟定了详尽的作战方案。依据敌人真实的作战纪要记载，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守备兰州的部署如下：（1）以陇东兵团主力（第八十二军、第一二九军附榴弹炮一营）在狗娃山、皋兰山、东岗坡一带既设工事占领阵地，部署强有力的机动部队于四墩坪迄七里河间地区。该兵团的骑兵部队，配置在兰州、河口间黄河北岸，担任沿河守备。

    （2）陇南兵团的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配置在兰州、靖远间黄河北岸，以巩固兰州左翼。

    （3）韩起功骑兵军（系兰州战役前不久，由地方团队编凑而成）守备洮河，巩固兰州右翼，并看守青海大门。

    以上部署的作战意图是：（1）部署有力骑兵部队于榆中、甘草店一带，迟滞敌军前进，以赢得防御准备时间。

    （2）敌军主力直扑兰州时，兰州守军藉工事以炽盛火力，予以杀伤，当敌我兵力接近平衡时，断然转移攻势，此时北岸骑乓部队支援骑兵军，努力击破当面之敌，向内官营、定西挺进，兰州左翼部队向巉口附近挺进，包围敌人于榆中地区歼灭之。

    （3）倘敌军主力向洮河方面进攻，兰州及其东北地区守军应断然出击，向敌军主力侧背攻击之。

    （4）万一敌军主攻指向靖远方面，该方面宁军应极力阻其渡河，同时兰州及同心城部队应构成钳形攻势，乘敌军半渡歼灭之。

    （5）宁夏及兰州两方面部队，应积极准备，互相策应作战。

    在青马各部周密准备的同时，第一野战军部分官兵却由于陇东追击战发展顺利，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另外，他们也认为敌有可能放弃兰州，担心失去歼灭马家军的有利战机。于是，一野部队抵兰州外围的第二天，在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就向古城岭、营盘岭、狗娃山等几个兰州外围阵地发起试攻。

    敌军充分发挥了兵力火力，第一野战军攻城部队在外围攻击受挫，并有不小的伤亡。

    鉴于这种情况，彭德怀果断下令停止攻击，要求各兵团总结经验教训，仔细侦察敌情，查看地形，充分做好战前准备。

 第69章

    根据彭德怀的命令，各攻城部队用三天时间普遍进行阵地总结，深入政治动员，克服轻敌思想；发扬军事民主，研究进攻战术；认真侦察地形，反

    复夜摸道路，并挖壕沟接近敌人阵地；大力组织骡马和勤杂人员，动员一切人力、物力，运输物资器材。

    第一野战军虽然试攻受挫，但摸清了敌人的部署、战术特点和地形情况。

    8月21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给各兵团发出指示，对战斗中火力组织、战斗队形和战术应用等提出了明确要求，还特别强调：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急性。进攻时，须仔细侦察，精密计划，充分准备，作正规的进攻。任何疏忽大意与侥幸心理，都是错误的。

    彭德怀还指示王震：青马匪军现决心固守兰州，工事又相当坚固，夹河而阵，地形亦有利于守，在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亦可能促进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凉、甘、肃州退路。在我攻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可能车运增援兰州（青宁两马汽车据云二千辆以上），似此我将集中三个兵团于兰州会战。你们占领临夏、永靖两城后，须休息两天补充粮食，弄清情况，再定行动。

    根据这一部署，在第二、十九兵团进行强攻兰州准备的同时，担任截击兰州战役中可能西逃之敌的左路军第一兵团正急速行军。第一兵团的迅速挺进，使兰州守敌右侧安全和马步芳老巢西宁受到严重威胁，马步芳不得不抽调骑兵第八旅和骑兵第十四旅回西宁担任守备任务。

    第一野战军三路大军包围兰州并且击破敌一翼后，胡宗南并未出兵解兰州之急，援兰州的宁马被我第六十四军钳制在海原不得前进，实际上形成了青马孤军困守兰州的局面。

    8月23日，中央军委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似须集中三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

    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动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灭马敌和攻占兰州。“

    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精心准备再次攻击兰州。

    23日，他急匆匆地来到猎嘴岭第十九兵团指挥部。

    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向他报告：“十九兵团部队的历史上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攻敌几个阵地，一天多没拿下一个。军、师、团的干部都很憋气，觉得非出这口气不可。”

    彭德怀说：“部队试攻受阻，主要原因是轻敌，次要原因是敌工事坚固，敌人顽强。这次试攻是我决定的，时间仓促，部队准备不够。不过通过这次试攻也达到了了解敌人的目的。你们要告诉部队沉住气，总结经验，仔细研究敌人，扎扎实实地做好准备工作，待命向敌人发动总攻。”

    当时，第一野战军有的干部仍认为，当前形势已是“秋风扫落叶”，马步芳未必会固守兰州。彭德怀再三提醒说：马步芳、马继援都是反动透顶的家伙，他们就象输红了眼的赌棍，把最后一点赌注全押在兰州。我们部队大部分还没同他交过手，不是有个“困兽犹斗”的成语吗？对敌人切勿疏忽大意。马军惯打反扑，在占领敌阵地后，改造工事未完成时，最须注意。

    他还意味深长地说：“兰州这一仗打好了，西北可以早一点解放。打不好，让敌人跑掉，我们就是对人民犯罪。”

    我军经严密侦察，判断敌人主力集中在南山，而东西两翼薄弱，北面的黄河铁桥是敌人唯一退路。这样，占领南山就成为攻打兰州的重点，而能否夺取黄河铁桥是能不能全歼敌人的关键。

    围绕这一重点和关键，彭德怀适当调整了作战部署。

    8月24日21时，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二兵团、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军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的准备工作看，攻占兰州有六七成把握，故决定在25日晨开始攻击。”

    毛泽东在26日复电：如25日攻城得手，则局势起了变化。如不得手，则作为侦察性质之作战，按来电确定先打援，后攻城。

    第一野战军作了充分准备后，于25日拂晓发起总攻。

    敌军坚固工事一个个被突破。经过异常激烈的战斗，沈家岭主阵地上的上、下狗娃山，首先被第四军攻占。下午，第六军攻克了南山最高峰营盘岭的主阵地三营子；六十三军攻占敌另一主阵地豆家山。六十五军于黄昏占领古城岭、马架山。至此，兰州的“锁钥”已全部掌握在我野战军手中。

    在战斗中，敌军指挥官用机枪和大刀督战，连续向野战军发起反冲击。

    进攻部队每攻占一条壕沟，攀登每一道削壁，夺取每一个阵地，都需经过艰苦的战斗和反复的争夺，并用刺刀同敌人肉搏。

    敌人在皋兰山主峰营盘岭的工事最强。第六军十七师五十团冲到该阵地第一道削壁时，未及时炸开突破口，并遭敌钢筋水泥暗堡火力猛烈射击，几次爆破和攻击均未成功。

    只见七连指导员曹德荣挺身而上，抱起炸药包，趁着手榴弹升起浓烟雾之际爬到削壁下，身贴崖壁，手托炸药包炸开了缺口。这位舍身炸削壁的英雄，用自己的身体开辟了前进的通道。

    随后，攻击部队又突破第二、三道削壁，在友邻第十六师的密切配合下，胜利地攻占了三营子阵地和皋兰山主峰营盘岭。

    沈家岭是沈家坪上一个馒头形状高地，东侧坡度不大，一直延伸到兰阿公路边，生长着一些杂草灌木；西侧是红色岩石的绝壁；北面是一片白土开阔地；南面有一个高地，与沈家岭高地形成了一个马鞍形。敌人把沈家岭高地筑成一个大圆形堡垒，设有三道防线。在扼守交通要道的阵地前，除布雷外，还设置了鹿砦、铁丝网等障碍，并在阵地上堆放了许多在汽油筒内装有炸弹的“飞雷”。守敌在两高地间的马鞍部，挖成一条长100多米，宽20多米，深10多米的战壕。

    为了争夺沈家岭，我军与敌军展开了一场血战。

    下面是守卫该阵地的敌第一九○师参谋长李少白回忆沈家岭战斗的一个场面：25日凌晨2时，解放军攻击开始了，来势很猛。原来这几天，正面的解放军，利用夜晚，接近我前沿阵地战壕下，埋好了炸药，我方守军没有发觉。

    所以攻击一开始，我方阵地就被炸开一个大缺口，解放军从这缺口冲进来。

    这种出其不意的攻击，使守军措手不及，一度陷于混乱。经过一阵冲杀后，才稳定下来，双方形成尖锐的对峙。这个缺口，在解放军强大火力下无法修补，成为第一九○师阵地的致命伤。解放军打开正面缺口后，同时又向东西

    两翼迂回包围我阵地。天拂晓时，整个阵地被包围，战斗十分激烈。

    25日是战斗最激烈的一天，但这一天并不是“日月无光”的战争天气，而是一个万里无云的秋天。大自然彼我无私，晴朗的天气，能见度高，对双方射击都有利，命中率高。这样双方的伤亡，也就更大了。在这紧张的关头，我们很希望来几架飞机，在解放军的阵地上轰炸一下，也能助助我们的威，使我们换一口气。

    飞机终于盼来了，但只有一架，令人失望的是它在高空，嗡嗡地盘旋了几转，没有投一枚炸弹，便溜走了。

    解放军攻势，越来越猛，沈家岭上，炮声隆隆，烟尘滚滚，官兵伤亡重大。这时，除我们右翼的狗娃山暂时无战斗外，左翼的东岗坡，三台阁，都和我们一样处在硝烟弥漫中。我们的预备队，早已用完，需要援兵。但这时马继援已决定要逃跑，不再向山上增援了。

    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解放军的攻势，更加猛烈，我们已渐渐失去还击能力，阵地已被解放军分割包围，各阵地间的电话线路早已中断，阵地内短兵相接，一片混战。

    这时，突然约有一班解放军士兵，前面一个战士扛着一面红旗，从我们右前方冲过来，接着各阵地的解放军，也都发起了冲锋，我方士兵们纷纷向后逃跑。

    这时我与师长杨修戎等在最后一道阵地上督战。我们想用手枪制止阵地上的士兵后退，但没有一个人听指挥了。我们也趁机跟着他们逃出阵地。我看看四周和我们一块逃跑的人已是寥寥无几。

    这约一班兵力的解放军，跟在红旗后，并没有对我们射击。我们沿着公路向坪下跑，他们向着坪的前沿前进，红旗在晚风中飘荡，胜利属于解放军了。

    在兰州鏖战之际，我野战军左路第一兵团于8月22日解放了临夏。马步芳深感后方空虚，老巢危急，不得不由兰州抽调骑兵第八、第十四师回援西宁。

    马步芳急派亲信赴宁夏求援，但马鸿逵为保存实力，虚与委蛇。

    马步芳又于24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请火速分催陕署、宁夏友军行动，也是没有回音。

    求援无望，保命要紧，保住老巢要紧，马步芳决定当天自兰州飞回西宁。

 第70章

    他行前叮嘱其子马继援说：“如马鸿逵、胡宗南及空军再不来援，则迅速撤守青海。”

    可他不知，在兰州作战的同时，担任钳制任务的我第十八兵团，乘胡宗南集团的第三十六、第三十八、第六十五、第一军向西和、宝鸡、虢镇进攻之机，命第六十、第六十一军向敌展开猛烈反击，先后歼敌3700余人，迫敌南撤。

    我第六十四军在海原地区钳制住了宁马集团的增援，使其先头部队到达海原以北后不敢前进。

    25日下午，那个发誓“与兰州共存亡”，嚣张一时的“马家军”总指挥马继援，秘密从阵地上撤走部队，趁夜幕降临之际，想通过黄河铁桥退至北岸。

    敌人的企图被我第二兵团三军七师首先发觉，他们一面报告上级，一面发起追击。

    26日凌晨，我军攻占西关，抢占铁桥，堵死了敌军的唯一退路。经过巷战，我野战军于当日中午肃清了城内残敌，并越过铁桥占领白塔山。

    马继援仓皇逃出兰州城。他以及他的马家军在当时逃出的狼狈样，被一位国民党官员如实记载下来：25日，我在永登见到马继援仅带少数随从，自红城子方面蹒跚而来，光头鹄面，状极狼狈。

    见面时他哽咽落泪，语不成声，半晌才说出：“我以为第一○○师还完整，不料也完全损失了。”

    他随即赴永登西北地区陆续收集残兵败将，约得五六千之众。其中，仅有原在兰州至河口北岸担任守备的三个骑兵团尚称完整，由韩有禄率领，在秦王川担任收容掩护任务。剩下的多系老残勤杂，其中有一部分是不久前由甘肃保安团队拼凑来的甘籍官兵。马继援对这些部队极不信任。

    马继援原想收集残余，逃奔京州（武威），与新疆骑兵第五军马呈祥部会合，作最后挣扎。后闻西宁紧急，其父已逃离西宁，并连续接到西宁方面电，催彼从速返青，乃遣散已收容的全部官兵，自率少数亲信，仓皇从小道向青海逃去。

    当我们由永登向古浪撤退时，只见马部官兵，不成队伍，数十成群，络绎不绝地沿公路朝东向河口走去。我们感到诧异，问彼何往？

    他们回答说：“马家不要我们了，我们回家去。”

    就这样，被国民党倚为金城汤池的兰州宣告解放。这是西北解放战争史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也是西北战场上最后一次大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马步芳主力2.7万余人。

    在回忆兰州战役时，彭德怀多次谈到：打兰州是一场恶仗，是艰巨的攻坚战，有的团一千五六百人的建制，战斗结束时只剩下几百人。这些战斗英雄们为了人民事业，粉身碎骨，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兰州解放后，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及防守景泰、靖远之敌第九十一、第一二○军等部，沿河西走廊向张掖、玉门逃窜；宁夏援兰兵团由兰州以东迅速撤回宁夏。

    8月6日，中央军委给彭德怀来电说：“在马步芳解决后，必须使用杨得志兵团深入宁夏，给马鸿逵部以歼灭性打击”。

    第一野战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以第一、第七、第六十二军及第四军一部分别留置西宁、天水、临夏、兰州等地，担负警备、剿匪及维护后方治安任务；以第二兵团及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分别由兰州、西宁地区追歼河西走廊之敌；以第十九兵团部率所属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进军宁夏，求歼马鸿逵部。

    毛泽东对宁夏马匪深恶痛绝，专门致电彭德怀：马鸿逵残杀陕北人民甚多，从来没有做过好事。对宁马军“力争全部缴械，其次则争取大部缴械，一部改编。总之，改编的部队愈少愈好”。

    1949年9月2日，杨得志率第十九兵团将士，浩浩荡荡杀向宁夏。

    宁夏是马鸿逵经营多年的地盘。说到历史，西北地区的国民党封建军阀势力，主要有马鸿逵、马步芳、马鸿宾三家。马鸿逵拥有宁夏，马步芳拥有青海，双方都不断地扩充势力，企图控制更大的地盘，以遂其霸占西北的野心。马鸿宾栖居宁夏一角，率领第八十一军万余人，分驻中卫、中宁、同心一带，势单力薄，政治上只求荫及其子。按照三马的情况，马步芳为最强，

    马鸿逵次之，马鸿宾为最弱。西北各马，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但遇有共同利害，则通力合作，一致对付。

    马鸿逵继其父马福祥、堂兄马鸿宾之后，统治宁夏17年，集党政军权于一身，在施政步骤上采取以军治政，以政治党，军是基本，政是工具，党是招牌。他的军队来源，一部分是过去从冀、鲁、豫各省招募来的，大部分是在宁夏就地征选的。解放前夕，马鸿逵共有步兵三个军，每军辖三个师，另有一个骑兵师，连同直属部队和地方团队，共计8万余人。宁马军队的主要军官几乎全是甘肃临夏地区（河州）各县的人，下级军官中宁夏回族人约占一半。所谓“甘（甘肃）、马（他的家族亲属）、回（回族）、河（临夏）”，即指的是马鸿逵用人的标准和军队成份。他的行政官员一部分是从自己军队中培养出来的，另一部分是他父亲马福祥旧部。马鸿逵的兵是他亲眼挑选训练的，军官是他亲自教导提拔的，所以他在宁夏的统治根深蒂固，得心应手，随处逢源。

    1948年，马鸿逵一方面见国民党大势已去，感到自己在西北的统治面临危机，另一方面为了称霸西北，扩充势力，因而多次向蒋介石写报告，要求扩军20万，以“保卫大西北”。

    可蒋的答复只是“所见甚是，交国防部核办”，再无下文。

    尽管马鸿逵血债累累，但我党从早日争取革命胜利的大局出发，考虑到宁夏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并未放弃和平解放宁夏的打算。我党通过各种渠道，向马鸿逵做了大量的说服诱导工作。1949年淮海战役时，我党通过一位名叫杨子垣的人从香港给马鸿逵写信，说明全国革命形势和解放军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建议他和平起义，出兵陇东，攻向青海。北平和平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派邓宝珊由包头来宁，策动马鸿逵趁青海兵团东向扑陕之际，出兵陇东，截断青军归路，消灭马步芳，为人民立不世之功。但马鸿逵顾虑重重，没有答应。兰州临解放前，我党派人持函劝告马鸿逵父子接受和平，并指明出路：“交出军权，保持政权”，但马鸿逵认为军队是政治资本，没军权就没有政权，故而再次表示拒绝。

    1949年8月下旬，正当我军即将拿下兰州城的时候，马鸿逵接到蒋介石的电令，让他携带作战地图去重庆开会。这时，马鸿逵正在准备逃出银川，但他同时又担心落个弃城逃跑、怯敌怕战的罪名，既不好向部下交待，又可能被蒋介石开刀问斩。恰好，这个电令来得正是时候。他马上召集手下的三个军长吩咐道：“蒋先生来电，令我去重庆开会。我这一去，少则三五日，多则十来天，待会议一完，立即就回来！我走后，望各位多多操心，加强防守，死战到底！”

    然后，他又把马敦静独自留下，暗暗叮嘱道：“蒋介石这老狐狸现在叫我去，一则想拉咱们的队伍，二则也是怕我投降共产党，把我骗到重庆去当人质，逼你们与共军作战。不过，你知道就行了，千万不要声张，弄不好就会军心大乱。刚才我把三个军长叫来，都跟他们交代过了，让他们听你的。

    你要稳住，有事跟我通话。看来宁夏是保不住了。我也不一定回来了，要是解放军打过来，你就见机行事吧。“

    马鸿逵把事情都一一交代完毕后，留恋地望了望自己公馆的36根红漆大柱子，尔后匆匆赶往机场。

    马鸿逵走后，所有宁夏兵团司令官、省政府主席、省党部主任委员等职，均由马敦静代理。他每日吞云吐雾，逍遥自在，好像一切部署就绪，成竹在

    胸。

    部下问他：“解放军快要到吴忠堡，怎么办？”

    他说：“准备把船拉到河西，使敌军无法过河。”部下说：“那是古代防守办法，现在打仗，大江、大海阻挡不住，榴弹炮射程60里，一条隔岸相望的黄河，恐难阻挡！”

    他无话可说，只好不耐烦地挥了下手。

    马鸿逵交给马敦静的7万人马，在这位公子哥的摆弄下，形成以银川为中心并依踞黄河天险的三道防线：以骑兵第二十团守同心，第八十一军一部守靖远，新编骑兵第一旅守景泰，构成第一道防线；以贺兰军守中宁，第八十一军主力守中卫，构成第二道防线；以第一二八军守金积，第十一军守灵武（后退守银川），构成第三道防线。

    我第十九兵团针对宁夏敌军防御部署，决心首先突破敌第一道防线，截击中宁之贺兰军，争取中卫的第八十一军起义，得手后，再集中力量歼灭敌之主力于金积、灵武、银川地区。具体部署是：以第六十四军并指挥独立第一、第二师为右翼，待主力解放靖远后，截断中宁与金积联系，一部配合主力向中宁进攻；主力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由定西、兰州北上，先取靖远，后在第六十四军配合下进攻中宁之敌；以第六十三军第一八八师为左翼，沿黄河而上，攻克景泰后向中卫进攻。

    9月2日，第一野战军主力及左翼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开始北进，7日攻占靖远。

    9月10日，敌采取以攻为守的方针，出动第一二八军第三五七师、骑十旅、宁夏保安第七团，共7个团兵力，袭击我驻下马关的独立第二师，使该师受到严重掼失。

 第71章

    我第六十四军第一九一师一个团闻讯后，立刻前往增援，击败偷袭之敌。

    当日，我军中路主力占领打拉池，右翼于12日攻克同心，左翼迫近景泰。

    敌第一道防线被突破。

    马敦静在其第一道防线被突破后，慌忙撤出中宁，并调整了作战部署，急调贺兰军北渡黄河加强其右翼，第十一军退守银川。于是，宁夏守敌第二、三线的兵力空虚：第二线仅有第八十一军，第三线仅留第一二八军。

    15日，我第六十三军攻击中卫黄河南岸常乐堡，歼敌两个团，直接威胁第八十一军。在我争取下，该军19日接受我方改编条件，宣布起义，编为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军。这样，敌第二防线也被我突破。

    我十九兵团右翼部队14日攻占中宁后，迅速向纵深推进。我第六十四军于18日占领牛首山，19日占青铜峡。

    马敦静召集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贺兰军军长马全良，商量对策，最后决定放弃银川，并同时命令决黄河堤水，阻止我军进攻。马敦静还安排高级军官飞往重庆，部队解散回家，企图将部队分散隐蔽，待机再起。

    由于我进展迅速，马敦静19日飞逃，宁夏守军未敢也未来得及决堤放水。这时的宁夏守军已惶惶不可终日，只得选择通电投降这一唯一的生路。

    经过一番咬文嚼字的推敲，宁夏守敌于9月20日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等发出求和通电，原文如下：国民党秉国以来，领导无方，纪纲不振，民生凋敝，致战祸弥漫全国，强者死于炮灰，弱者流子沟壑，刻又战事迫近西北，面临宁夏。全良等不忍地方70万军民，遭受涂炭。爰于本月20日停战，服从毛泽东领导，实行民

    主，停人民登于衽席，国其安于磐石。至于军事如何改编，政治如何革新，听候协商，一致服从。

    通电署名的有：宁夏贺兰军军长马全良、第一二八军军长卢忠良、第十一军军长马光宗，副军长兼第三五六师师长马宝琳、副军长兼第二五七师师长马英才、第一八九师师长马世俊、第二五六师师长马福元、第一六八师师长马清、保安第一师师长王有禄、保安第二师师长马义忠、保安第三师师长周福财、保安第四师师长马全忠、贺兰军副军长王伯祥、第一二八军副军长何晓霆、骑兵第一旅旅长马得英、骑兵第二旅旅长马万荣，保安副司令马如龙、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马光天、处长马希贤、柴桂勋、马友梅等人。

    发出通电的当天傍晚，马鸿逵从重庆打来电话。他先问了解放军进攻情况。接电话的宁夏守敌长官用阿拉伯语报告说：“‘满拉’（学生）不念经了。如再强迫，就要把‘囊噶’（念经的木板）放在阿訇的‘尕洛’（头）

    上哩！“

    马鸿逵不甘心地说：“就无别意？现在仍叫尕老二回来和你们一同干，好不好？”

    宁夏这边答道：“我们已通电求和了，不要再来。”

    只听得马鸿逵在电话里大哭起来，无可奈何地掐断了电话。

    21日下午，一野彭德怀总司令向马全良等人发出复电，对宁夏守敌弃暗投明的行动，表示欢迎。电文如下：廿日电悉，诸将军既愿宁夏问题和平解决，殊堪欣慰，望督率贵部即速见诸实行，此间即告杨得志司令。告各方望即派代表至中宁与杨司令接洽。

    22日上午，杨得志司令、耿飙副司令员、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潘自力、联络部部长甄华等十九兵团首长，在中宁接见了贺兰军参谋长郑毅民。杨得志奉命将我军和平解放宁夏问题之协议提交宁夏兵团，限于24日12时前，派正式代表来中宁签字，否则将宁夏敌人全部歼灭。

    郑毅民表示完全接受协议，并携协议书速返银川面告马全良。

    与此同时，马鸿宾遵照彭德怀司令员的“马西”复电指示，于22日上午在银川私宅号“五亩宅”内召集贺兰军、第十一军及逃至银川的一二八军指挥官紧急议事。

    马鸿宾在会上说：“卢军长过去同共产党打过多年仗，卢军长去，一方面表示认错，一方面表示诚意，就让卢军长作全权代表。马光天是卢军长的助手，也是代表，马廷秀代表政界。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不妥。”

    9月23日，宁夏守敌投降谈判代表团，到达第十九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富宁公司驻中宁办事处，向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政治部主任潘自力递交了证明书，表示代表军政各方承认错误，接受和平。

    我军在言谈中严厉谴责马鸿逵一贯反动，阻击红军，进取陕北，抗拒解放西北等罪恶。杨得志司令员指出：“所谓战犯是战了就犯，不战不犯。今天你们是为接受和平而来，我们欢迎。这是党的政策，党中央对解放宁夏，采取和平协议和方式，你们看如何？”杨得志说完，递给他们一份由我军提出的五项协议草案，原文如下：和平解决宁夏问题之协议为了宁夏人民的利益及新民主主义国家之建设，双方同意和平解放宁夏问题，协议如下：一、所有宁夏部队迅速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指定地点集中听

    候处理，在此期间内不得擅自移动，否则发生任何冲突事件，人民解放军概不负责。

    二、宁夏一切党政军机构、市政机关、公营企业、牧场、公共财产和建筑及所有武器、弹药、仓库、物资、公文、档案等，立即造具清册，听候点交，不得破坏、隐藏、转移、盗卖。所有监狱犯人，听候接收处理。曾经俘去之我方人员不得杀害，应全部释放交出。蒋系特务机关人员，一律不得放走。

    三、凡人民解放军尚未到之地区，原宁夏当地军政机关部队，应负责看管物资、维持治安之责，不得发生任何破坏损失事件。

    四、在宁夏部队方面执行以上三项条款时，人民解放军方面保证宁夏参加和谈部队全体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

    五、为了切实执行以上四项协议，决定双方在银川组织联合办事处，处理以上事项，该办事处由九人组成，解放军方面五人，并指定一人任主任，宁夏方面四人，并指定一人任副主任。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签字盖章）

    政治委员李志民（签字盖章）

    宁夏方面军政代表卢忠良（签字盖章）

    马光天（签字盖章）

    马廷秀（签字盖章）

    中华民国38年（1949年）9月23日宁夏代表团无条件地接受了这一协议。

    但是，在该协议签字后一时许，我第十九兵团首长即得知国民党宁夏兵团三个军均已溃散，尤其是第十一军溃散官兵还在银川公开鸣枪抢劫。

    敌十一军突然溃散始于所属第一六八师。9月22日上午“五亩宅”会议后，第十一军指挥官下午赶往新城处理军部剧团演员何万义等逃跑一事。他在一六八师官兵大会上，毫无根据地说：“大家要安心等待解放军改编，改编后可以随解放军打到四川去！”

    这句话，使早就厌战恋乡的国民党宁夏士兵大失所望，因而一哄而散。

    23日上午，在新城一六八师杂乱四逃的影响下，驻老城的一八九师亦弃甲出城，仅一个小时时间，近万人之军不击自溃。

    马全良军长听到这一消息，并听到传闻有人暗杀他，故假冒收容散兵之名，与副军长王伯祥于22日夜到达吴忠堡，向曾思玉军长面告银川情况：“贺兰军已散了，第十一军正在散，局面已无法控制，请解放军迅速进驻银川。”

    23日，马鸿宾也向解放军告急，称：“宁夏部队已形成崩溃之势，官不能管兵，到处发生抢劫现象，请即令杨司令员派兵进驻宁夏，以安定人心。”

    考虑到贺兰军与第十一军在双方签订协议前，已先后自行溃散，第一二八军残部也四处逃散。因此，我第十九兵团首长认为：国民党宁夏方面已无力执行协议条款，我军也不能按协议条款处理国民党宁夏兵团，故立即撤消了原准备在24日由新华社发表协议全文的决定，同时命令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一部连夜进驻银川。

    9月23日夜，风雨交加。

    第一野战军第一九一师五七二团在副团长苟耀德的率领下，由仁存渡口过黄河，然后乘马鸿宾等人闻讯调集而来的40辆卡车急驶银川古城。

    我五七二团抵达银川时，城内枪声不断，军库被抢。五七二团指战员即

    占领4个城门楼及钟鼓楼、王皇阁等制高点，并进占了马鸿逵公馆等指挥要地，以部分兵力解除了国民党第十一军一六八师残部武装。

    24日中午，我第一九一师主力进入银川城，敌一加强连向贺兰山方向逃窜，被我追歼消灭，银川得以安宁。

    9月26日，杨得志第十九兵团举行隆重入城式，下面记载的是入城式的热闹场面：当人民解放军进入银川市时，宁夏耆老马鸿宾先生率领前省府人员与城年中小学校学生及回汉人民各界代表约700余人，齐集南门外欢迎。城内大街小巷到处都贴满了欢迎的标语，当解放军雄壮的步兵行列和载重卡车通过欢迎人群时，人们高呼：“欢迎人民解放军！”

    “毛主席万岁！”

    老百姓还燃放鞭炮，欢呼声和鞭炮声连成一片。

    在马鸿逵18年反动统治下，饱受苦难的银川市民，热情兴奋地向解放军同志述说自己的渴望和控诉马家军的暴行。被马鸿逵部队抓走独子，弄得鳏苦无以为生的70多岁的王富元，紧紧握住解放军同志的手说：“救命的恩人盼来了，你们要是再不来，俺们穷老百姓就没活了，都得被马鸿逵逼死！”

 第72章

    宁夏中学学生裴贤等说：“过去马家抓兵，连我们学生都不能幸免。同志们成天担心受怕，现在你们来了就好啦，我们可以自由地学习，自由地说话了。”

    大街上，人们到处拥挤着争阅约法八章和银川市军管会布告及人民解放军的各种宣传品，倾听着解放军宣传员的街头宣传，每一个脸上都呈现出从未有过的笑脸。

    至此，马鸿逵在宁夏的封建统治，彻底结束。

    十三、进疆第一兵团河西走廊千里追敌，迸逼新疆，陶峙岳排除阻力毅然率部起义。数万新疆父老百姓为了迎接解放军，在迪化城外数十公里处，焦急地等待了三天。进疆部队一手拿枪，一手拿镐，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在全国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新形势下，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到新疆的实际情况，为使新疆免受战争创伤和损失，作出了争取和平解放新疆的决策。

    早在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解决国民党军队的三种方式，并对解放全中国作了周密的部署。当时，王震主动请缨率部到最边远最艰苦的地方去。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和彭德怀、贺龙等领导同志，就解决新疆问题同王震进行了亲切的交谈。

    毛泽东说：“你到新疆去就是演‘红娘’，在那里唱主角，去给新疆的各族人民做好事”，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革命精神，英勇奋战，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解放新疆，完成统一祖国的大业。”

    5月23日，毛泽东在《对各野战军的进军部署》中要求第一野战军年底前占领兰州、宁夏、青海，然后分兵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

    7月23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进一步阐明了中央军委关于争取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图。8月4日，毛泽东在转发彭德怀关于进军新疆时间安排的电报中说：“八月底或九月初可能占领兰州，那时即可准备进取新疆。”8月6日，毛泽东又指示：“现在我军占优势，兼用政治方式利多害少。”“陶峙岳现在动摇，有和平解决新疆的意向。”

    在兰州战役前，毛泽东曾致电第一野战军首长并告贺龙、习仲勋，部署集中3个兵团全力攻取兰州时，要求“王震兵团从（黄河）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

    8月26日，兰州解放，第一兵团挥戈西进，9月5日解放西宁。这时，军委和第一野战军前委已最后决定第一兵团率第二军和第二兵团的第六军进军新疆。

    9月4日，向河西走廊追歼逃敌的我第二兵团，开始沿兰（州）新（疆）

    公路西进。所到之处，敌军望风披靡，纷纷投诚或起义。我军相继占领武威、永昌和山丹等地。17天推进700公里。

    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于9月10日由西宁地区北进，迂回河西走廊，14日，进入风雪交加、荒无人烟的祁连山区。由于防寒装备不足，冻死冻伤200余人。广大指战员以坚强的毅力，克服狂风、大雪、奇寒带来的种种困难，仍然以饱满的士气，奋勇前进。

    17日，我第一兵团将士越过海拔5000公尺的祁连山，攻占民乐，歼敌骑兵第十五旅等部，19日至20日，在张掖地区歼敌5个团，21日，与第二兵团会师于张掖。

    逃窜到河西走廊的敌西北军政氏官公署、后方联合勤务第八补给区司令

    部、甘肃河西警备总部及第一二○军、第九十一军残部，在我政治争取下，于9月24日在酒泉起义。

    起义的敌军根据王震司令员指示，迅速派出汽车200辆，由骆驼兵团派兵押送高台、张掖一带，接运第一兵团的一部分部队轻装进驻酒泉。

    9月23日，我军进入酒泉，和平解放了这座城市。随后我第二军一部乘汽车进驻玉门、安西等地。与此同时，偏踞岷县地区的敌甘肃省保安副司令周祥初率5个团起义（后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一军）。至此，河西地区追击作战胜利结束，起义、投诚和被歼的敌军共4万余人。除陇南一隅外，甘肃全省均获解放。马步芳、马鸿逵在甘、青、宁三省的反动统治终被摧毁。

    第一野战军的下一个目标，也是解放大西北的最后一个目标，就是我国的新疆省了。

    新疆地处我国西北边睡，是以维吾尔族为主体的多民族聚居地区，人口约410余万。省内多戈壁沙漠，面积约160余万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省份。早在抗日战争末期，该省伊犁（今伊宁）、塔城、阿山（现阿勒泰）三区人民，为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组织了民族军。这支军队，在党的领导下，与国民党反动当局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斗争，并建立了以伊犁为中心的解放区。1949年9月，民族军已发展到1.4万余人。

    驻守新疆的国民党军，为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所属的整编第四十二师、整编第七十八师、整编骑兵第一师及骑兵第九旅等，共7万余人。

    陕、甘、宁、青四省基本解放后，该省守军处境更为孤立。

    国民党内部曾有人形象过新疆守军的困境：“新疆的国民党部队在196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土地上，这些有限的兵力和有限的绿洲一样，瀚海相隔，首尾脱节。在这些部队中，有受蒋介石、胡宗南遥控的‘嫡系’，有听命于马步芳的‘亲兵’，有盛世才留下的旧部，还有一支由美蒋装备训练的乌斯满武装。真正是各忠其主，各行其是。陶峙岳确实是内无善战之兵，外无可援之军。”

    1949年6月，中共中央派出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代表团去莫斯科进行中苏关系谈判。斯大林告诉刘少奇，美国企图将马步芳、马鸿逵撤到新疆，组织大伊斯兰共和国，如得逞，对中、苏均不利，建议加速向新疆进军。中共中央得悉后，遂将原定明春开始经营新疆的计划，提前到当年冬季。

    9月上旬，彭德怀向中央军委报告了进军新疆的计划。拟在占领玉门以后，由王震率二军和六军向新疆进发，争取在12月底以前赶到南疆和北疆。

    毛泽东于10日复电指出：陶峙岳、赵锡光等已准备与我们和平解决。新疆主席包尔汉已派人至伊犁附近接洽和平谈判，我们已令邓力群率电台日内进驻迪化（乌鲁木齐），故新疆已不是战争问题，而是和平解决的问题。

    新疆的和平解放，也经历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国民党内部的几个关键人物，发挥了重大作用。

    张治中开始作为国民党政府派出的中央代表，到迪化与伊宁代表会谈，解决新疆问题。1946年4月，他被任命为国民政府主席西北行辕主任兼新疆省政府主席。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多次参与卧共合作谈判，其政治思想开明。

    抗战前夕，他在国民党中央军校向学生讲《中国革命的前途问题》时，就曾经说过：“无论是国民党当权，或共产党当权，但革命总是要继续前进的。”

    又如，他曾在延安大礼堂向共产党干部讲话时说：“你们将来写历史的时候，

    不要忘记张治中三到延安。“他在新疆九分校的一次对上校以上军官的讲话时说：”我们历代汉族祖先对不起新疆各族人民，负债于各族人民，我们是来还债的。“

    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疆警备总部总司令的陶峙岳，在推动新疆和平解放工作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陶峙岳于1948年来新疆就任警备总司令以前，在兰州跟张治中曾经有过恳切的交谈，对张治中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内问题，有比较正确的认识，内心是愿意走张治中的路子的，但他顾虑驻新部队成分复杂，非到绝对成熟时，决不能表示和平起义的态度，以防万一有失。

    自从张治中来新疆着手和平解决新疆内部问题时起，在新疆军政首脑人物中就存在着主张和平解决与反对和平解决两种力量的斗争。随着国内形势的发展。新疆问题如何解决，走什么路子，已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斗争也更尖锐复杂了。主张和平解决的人，自然主张和平起义；反对和平解决的人就坚决反对和平起义。

    从局部来看，起义的决定力量在于驻新的国民党部队。可是这些部队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教育和欺骗宣传，流毒甚深，而部队的实权，实际还掌握在少数顽固的部队长官手中。在这些部队的高级军官中，当时已经有两个师长（整编七十八师师长叶成、整编骑一师师长马呈祥），一个旅长（整编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公开表示反对和平解决，是起义的最大阻力。其他师、旅长能否毅然摆脱旧的关系，接受和平解决，还是一个未知数，还有待形势的发展和做大量说服争取的工作。因此，在酝酿起义的初期，部队内部主张起义的力量处于暂时的劣势，反对起义的力量则处于暂时的优势。

    随着解放大军日益接近新疆，以及在国民党部队内部进行起义的宣传联络工作的日益深入，使得越来越多的中下级军官和广大士兵转向同情起义、拥护和赞成起义；少数反对起义的头目越来越失去市场，在部队内部也越来越孤立。原来在部队内部处于劣势的起义力量，逐渐取得了优势。

 第73章

    在这种转化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几次紧张情况，反映出了双方斗争的激烈性。

    1949年8月初，解放军进攻兰州，兰州形势危急。马呈祥、罗恕人一而再、再而三地向陶峙岳表示，要求将他们的部队调到关内去。而叶成也有这样的请求。他们一起向陶峙岳施加压力。

    当时的迪化，危机暗伏，谣言四起。社会上不断有消息传来：“罗恕人的一个团将袭击陶峙岳住宅！”

    “叶成、马呈祥将要裹胁陶峙岳，命令东疆北疆两地区部队退守铁门关。”

    “穆罕默德。伊敏已去和阗（今和田）重建大头棒基地。”

    8月间，莎车洪亚东率部和唐井然火拼的消息接踵传来。

    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大批特务及大小军政头目由兰州撤退新疆。他们沿途煽动，使军心涣散，人心浮动。

    到晚上，到处呜枪，抢劫四起，社会上已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有一天，陶峙岳公署办公厅为安全起见，决定每天晚上由警卫营派出一部分部队，在东大楼和东花园外围及附近各街道、巷口增设岗哨，加强那里的警戒。

    谁知这个措施刚实行了一夜，便遭到罗恕人的反对。他说在东花园设防是不相信他，扬言要与警卫营比比力量。

    不得已，警卫营被迫撤了岗哨。

    新疆和平解放的道路是十分艰巨的，后来陶峙岳回忆了这一段历吏：约在1949年7、8月，开始酝酿起义事项。首先让刘孟纯（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府秘书长）、陶晋初（总司令部参谋长）、屈武（省府委员兼迪化——现乌鲁木齐市长）、刘泽荣（驻新疆外交特派员）、梁客浔（总部政工处长）等，同有关方面联系、交谈，听取反映。认为总司令部领导人的意见必须一致，南北疆部队的行动必须一致，这也是为防止万一有失。为此，我在8月15日左右，偕物资供应局长赫家骏、政工处长梁客浔以检查部队后勤工作为名，约了驻在南疆喀什的副司令兼整编四十二师师长赵锡光在焉耆见面。那次密谈没有第三者参加。赵锡光是极不愿意部队内调的，对于起义的部署深表赞同，南疆就由他负责。东疆毗连甘肃，酒泉是其门户，而河西走廊正是兰州的退路。还有彭铭鼎（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参谋长）、曾震五（第八补给区司令）两人在兰州暗通声气，不仅曾与新疆相互呼应，而且促使酒泉和平解放确保玉门油矿安全，彭、曾尽最大努力。

    1949年8月酒泉解放的前后，出现了和平有利的情况，我在心理上得到了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首先邓力群于解放前不辞艰险，假道苏联来新，是一件非常及时、令人高兴的事。他带来了张将军的指示和中共中央的决策，带来了力量和希望。

    新疆的和平解放之所以取得胜利，是与这件事分不开的。邓到新后，为我们打通了与北京的渠道，使我们的行动都能有所秉承，因此能信心百倍，勇往直前了。

    酒泉方面的情况当时也是十分个人关切的，它是新疆的咽喉，国民党部队在兰州、西宁相继溃败后，第九一、一二○两个军位于高台、酒泉之间，有直叩星星峡大门之势。当时最篇指挥官是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刘任，其人却是一个死硬分子，适他由高台赴酒泉途中因撞车受伤，指挥权则由副参谋长彭铭鼎取代。彭与我早有联系，有他运筹决策，把宁新疆大门，确保玉门油矿我是十分放心的。当时补给区司令曾震五、河西警备总部参谋长汤祖坛，均支持彭的行动。还应提到刘振世，他是我多年同事，彼此相知甚深，情感至厚。他于瓦子街战役被俘，经过教育进步很快，曾随彭总进军西北，任联络员。他和彭铭鼎在高台会晤，畅谈形势，增添了对和平起义的力量。

    后来他个人先于解放军进乌鲁木齐，沟通解放军与起义部队之间联系，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我常说，新疆和平解放之所以能取得成功，除了应归于党中央、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英明领导外，还有不少因素构成的。

    当兰州战事日益紧迫之际，驻新部队内调问题又形势紧张。以整编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为中心，一七九旅旅长罗恕人实为主谋，每次以内调为借口，实际上是不愿率领部队起义。我考虑到部队将领情况如此复杂，如果处理不妥，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就以不能内调为理由，经过与叶成（整编七十八师师长）、马呈祥、罗恕人等进行诚恳交谈，首先从新疆本身的特点，根据当时全国形势，新疆怎么办诙起，天天谈、夜夜谈，诙的方面很多，目的是希望他们放弃内调打算，从而不致阻挠准备起义的各项安排，到必要时可以设法满足其个人行动的愿望。对这些人来说，要他们一旦在政治上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是极不容易的。所以只有从许多利害方面逐渐说服他们。

    不久兰州的解放就在眼前，时机已经面临到了最后阶段，我不能不表示态度和决心，只有打升窗户说真话了：“各人有各人的看法，不应干涉他人自由。但必须洞察利害深明是非，不能感情用事。如有人不赞同起义，也就

    是不需要和平，那么，和平的反面，就是战争。谈到战争，必须在作战上能操胜券，后勤上有把握，才能应战。我们新疆的军队虽号称十万，但只能应用到点上，彼此不能支持。何况从军事上看，兰州、西宁相继不守，外援断绝，退路不通，运输困难，在这种情势之下，我们能不能作战呢？再从基本上说，新疆的问题，由于地理环境的关系，由于多民族的关系，决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所以在我们的基本政策上，一切都需要运用和平方式，也就是要用政治方式来解决的。否则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自己都有百害而无一利。如果我们不争取主动，求得和平解放，将使10万官兵盲目牺牲，地方秩序混乱，人民流离失所，引起民族仇杀，这是必然的结果。如果坚持战争，放弃和平，一定会弄得欲战不能，又无法谈和的地步，进退两难，又何苦乃尔呢？至于我个人的生死荣辱，早已置之度外。请大家选择吧！“

    这一席话，叶成、马呈祥、罗恕人等亦未表示反对。从罗恕人淌下眼泪来看，似乎有所动摇。但他们的思想感情，还是处于摇摆、混乱、矛盾的状态。

    事态的发展，总是有起伏的。就在经过多次恳谈之后，一日深夜，我已就寝，叶成急来扣门，说：“罗恕人、马呈祥认为你近来态度变了，一定是受了包围，为了‘清除君侧’，决定今夜把主张起义的刘孟纯、陶晋初、屈武拘捕起来，部队已准备出动。我提议应先告诉你，他们同意，故来相告。

    他们限我半个钟头以内回去。“

    我想叶成来告诉我这件事，其中还有几分感情作用。因此留下叶成，用电话约了罗恕人、马呈祥来谈，话语十分恳切，他们一来，我就一言直入：“你们要捕人，第二步怎么办？新疆情形特殊，如果一声枪响，能保地方不致糜烂？这样子你们有甚么便宜？”

    当时，他们相顾无言，只见罗恕人淌下泪来。久之，罗恕人嗫嚅而言：“我们内心有痛苦，你似无动于衷。讲道理又每为你所屈……”听罗之言，可以想见他们的矛盾痛苦，大都是基于个人打算，应即因势而利导之。

    我说：“大家知道，一个人基于个人感情用事，而忘却了利害与是非，那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你们还承认我是总司令的话，就应让我以冷静头脑为你们考虑问题，而不应该遇到困难长吁短叹，甚至和你们相对而泣。目前整个局势，你们知道很清楚。应不再设想部队内调那样无济于事的烦恼问题了。

    你们带部队走也好，个人离开也好，望再细想之。我要把一颗赤裸裸的心摆在你们面前，我决不离开新疆，要与全省老百姓和全军将士及其家属共生存。

    我有这样责任，尽到责任，虽死不辞。“

    话头很长，尽情倾吐，因而他们也就平静下来了。一场风波总算平安过去。东方快发白了，始各散去。在此险恶关头，脸皮幸未撕破；留有余地，大事就好办了。

    第二天，我单枪匹马闯进老满城一师师部，他们正在开会，见我突然而来，神情颇为不安。但看不到我一个随从，表示我对他们是相信的，他们也就释然。我乘此机会作了进一步解说，比昨晚说得更深些。经过这次长谈，终于使他们露出笑容。对我的意见似以首肯。后来通过各方面对许多具体问题的接触解决，尽可能满足其物质愿望，又由刘汉东（迪化警察局长，和罗恕人等结交深）加以功说，时机已见好转。最紧要者，在解放军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下，西宁继兰州之后急速获得解放，马家巢穴，破灭无遗，马呈祥已无留恋余地。且得到消息他在青海家属已安全逃到广州，另一方面，马

    步芳最后逃往香港时，还携走骑一师应得军倘银元五万元（由青海拨付），也使马呈祥极为不满，认为临难不相顾，情谊何在？

    在此内外影响下，于是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明确表示，愿支出部队，办清手续，许其循南疆去印度。满天烟雾，至此稍露曙光，大局从此可以暂告稳定，容许另作安排。但事后有人提出指责，谓不应让反革命逃走的。不错，从某种意义来说，应有此议。但是事实也应顾到反革命是不会甘心自己灭亡的，总想来作最后挣扎。蒋介石、胡宗南知道新疆情形，一面来电骂我“投降共匪”，一面暗中分别勾结部队将领，以遂私图。

 第74章

    蒋胡之流惯耍这种流氓手段，对驻新部队经费从6月份起分文不发，而以开拨费名义汇来百万元（通过兰州长官公署，马步芳又扣去20万元，所余恰够维护生活三个月），其险毒无耻个人愤恨。直到叶成、罗恕人、马呈祥整装待发的前夕（9月23日），胡宗南还有电分致叶成、罗恕人、马呈祥三人，要他们把队伍带到南疆许以空投救济。他们最后建议，卒以“大势已去，不能有为”而未反前议，这是叶成当面告诉我的。依据以上事实来看部队动向，是极为微妙的，要罗恕人等赞同起义，势不可能。如果坚持不让他们循着适当的途径离开，一旦横生枝节，事情也很不好办。马呈祥、罗恕人、叶成等偕其家属于9月24日离迪南行，新疆部队的起义通电就在25日发出了。

    当时起义的部队，是新疆警备总司令部序列的整编四十二师所辖一二八、六十五、二三一、骑四、骑九等五个整编旅，整编七十八师所辖二二七、一七八、一七九等三个整编旅，整编骑兵一师所辖六、七两个整编旅，驻新疆联勤总部的物质供应局和空军地勤人员。

    起义通电发出后，陶峙岳又以新疆全省警备司令名义，公开发表了一个《告全疆国民党部队全体官兵书》，主要说明新疆国民党部队和平起义的意义和继续维持社会秩序的责任。

    当天，彭德怀接到新疆的和平起义通电后，立即复电陶峙岳：“将军等率部起义，脱离反动阵营，甚为欣慰。希望坚持进步，彻底改造部队，为共同建设各族人民的新疆而奋斗。”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9月28日给起义将士复电：“你们在9月25日的通电收到了。我们认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你们声明脱离广州反动残余政府、归向人民民主阵营、接受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领导，听候中央人民政府及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处置，此种态度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极为欣慰。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持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现在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实行新制度，为建设新新疆而奋斗。”

    10月5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甘泗淇在酒泉同陶峙岳举行会谈。

    彭德怀同陶峙岳一见面，就紧握他的手说：“你们起义，对中国革命有功”。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今后我们在一块共事，不要有什么顾虑，你可以放手大胆工作。”

    10月7日，彭德怀、王震、许光达与陶峙岳、郝家骏等举行了具有重要意义的“酒泉会谈”。陶峙岳汇报新疆的政治、军事、经济情况，与第一野战军首长共同商讨了人民解放军进疆、起义部队改编、新疆军政委员会、省委、省政府、军区等机构组建等问题。鉴于当时新疆的动荡局势，陶峙岳请求人民解放军尽快入疆。

    为迅速接管新疆，中央军委决定第一兵团部率第二军、第六军（欠第十

    八师）进驻新疆。

    在当时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要实现这个规模巨大的进军计划，确实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新疆的气候恶劣多变，时已下雪，而部队的御寒装备很差，指战员们仍穿着单薄的征衣，有的甚至连一双鞋子都没有。新疆地域辽阔，人烟稀少，而当地交通工具极为缺乏，解放酒泉时接收的国民党第八补给区的几百辆汽车大都破旧不堪，连辎重也无法全部装下，为人代步根本不可能，主要得依靠两条腿来完成几干公里的行程。新疆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400万人口中包含13个民族，语言不通，风俗习惯差异，这就给部队行动来了新问题。

    为了胜利完成进军任务，第一兵团在进军前的短短时间内，紧张地进行了各项准备工作。彭老总和王震司令员，常常彻夜不眠地亲自调查研究，掌握部队情况，解决纷繁的问题，制定了周密的进军计划和部署。彭老总、野战军政治部甘泗淇主任，都对进军中如何执行政策、纪律作了具体的指示。

    据此，第一兵团党委及各级党委都对部队进行了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

    10月6日，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在团以上干部大会上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详细地介绍了当时的形势和进军部署。他十分严肃地说：“这次进军具有重大的意义，直接关系着新疆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和祖国的统一，我们一定要顺利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说罢，他又走到墙跟前，指着图大声说：“新疆是祖国大好河山的一部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想把这块地方割走，你们答应不答应？”

    大家斩钉截铁地回答：“不答应！”

    王震同志接着说：“对！要不让帝国主义割走，我们就要按毛主席的指示迅速进军新疆。要准备吃苦，准备走路，无论多么大的困难，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快些开进去。”

    从10月10日起，进疆部队在四个汽车团和苏联派出的40架运输机的支援下，以空运、车运和徒步行军方式，由酒泉、玉门、安西地区西进。

    在开进途中，一野的部队战胜了戈壁沙漠、气候严寒、地广人稀、供应不足等重重困难，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正确处理了极少数反革命分子在都善和七角井制造的两起暴乱事件，团结教育了广大起义官兵。军行所至，受到当地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

    时任第一兵团参谋长的张希钦后来描述了进军新疆途中的情景：我军踏上征途不久，新疆就进入严寒的冬天，狂风卷着鹅毛大雪，天山南北到处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气温也常在零下二、三十度。尤其是阿勒泰山区和伊犁河谷等地，积雪竟达一米以上，给我们进军带来极大的困难。但是，光荣的使命，激励着指战员们奋勇前进。他们背着沉重的武器、干粮、饮水和烧柴，在深雪里顶风冒雪赶路，往往日行百里以上。记得战士们写了这样一首诗：大雪纷飞边塞天，革命战士意志坚，精神抖擞不怕冷，定要战胜大自然。进军路上，冷风吹在脸上，象刀割一样疼痛，虽然穿着棉衣，却象赤身掉进冰窖一样，有的同志手脚都麻木了。为了抵御风寒，战士们在行军中，总是将腿高抬，大甩胳膊，以运动全身，增加热量。刚一停下，就在雪地里掏个雪洞，把脚放在里面。每当行进在高山峡谷中，积雪

    更深，有时要从没颈的雪坑中把战友救出来。连续的行军，指战员们虽没有得到很好的补给和休息，但是，都不顾疲劳，朝气勃勃。一路上，他们饮冰雪，吃干粮，翻过了无数山岭，涉过了不少的冰河，越过了千里戈壁渤海，鞋子磨破了，就用破布包起来，或者打着赤脚走。没有住的地方，就露宿荒野上。虽然当时环境十分艰苦，但没有谁发过一声怨言，没有谁讲过一句怪话。相反，越是在艰难的时刻，指战员们越是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边迈着大步，一边高唱着“挺进！挺进！”的战歌，边走边唱，把疲劳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们的战士，在困难的时刻，困结一致，同甘共苦，全军上下，到处是一片互助声。同志们都抢先承担困难，争扛最重的东西。身体强壮的战士，争相替年小体弱的战士背武器、干粮。出现病号时，大家关怀备至，体贴入微，轮流搀扶，不使一人掉队。记得在翻越天山时，有个营长跌伤了腿，行走困难。团首长为了照顾他，专门给了他一匹马，当他发现一位战士的腿也被跌伤以后，便立即将马让给了这个战士。这种阶级友爱的精神，汇成了巨大的战斗力。

    在这次进军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集体，二军五师十五团就是突出的一个。

    这个团进抵阿克苏后，突然得悉和田有一小撮敌人在蠢蠢欲动，而逃往边境的那些民族败类，又刮起了一股什么“泛土耳其主义”的妖风。于是，他们奉命继续向和田进军。当时，从阿克苏到和田有三条路可走：两条大路，水草较多，人烟较稠，是人们常走的，但是路途较远，需要的时间长。另一条可以少走三分之一的路，但要横穿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千百年来，这个“进去出不来”的“死亡之海”，一直被人们视为畏途，许多外国探险家曾经去冒过险，有的进去了没有出来，有的在大沙漠的边缘徘徊了一阵，望“海”

    兴叹而返。可见，这条近捷的道路，是多么的危险啊！但是，为了及早粉碎敌人的阴谋，解放受苦受难的和田人民，他们决定选取这条险遁。大沙漠里，滴水难寻，飓风狂沙，缺粮缺柴。我们英勇的指战员们，满怀着对党和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以坚韧不拔的革命意志，同流沙、风暴、干渴、严寒搏斗。

    部队进入沙漠腹地后，遇到了从未见过的大风暴，狂风卷着飞沙，遮天蔽日，使人睁不开眼，站不稳脚，部队十几个小时没见到一滴水，没吃一顿饭，战士们个个嘴唇干裂出血。在这艰难时刻，同志们发扬一往无前、团结友爱精神，手挽手地抗击着风暴继续前进。当部队行进到距和田400里时，传来了以伪副专员为首的一小撮反革命分子密谋暴乱的消息，我军立即组织了一支轻骑队，以一昼夜直奔和田，部队主力则以两天时间进抵和田郊区。正当阶级敌人做着垂死挣扎美梦时，我军已如神兵天降，西隆重镇和田终于解放了。

    由于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军仅用了三个月时间，行程6000多里，胜利进驻全疆各地，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个奇迹，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才能创造出来。

 第75章

    这一胜利，象我军无数个胜利战斗一样，在我军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0月20日，第一兵团二、六两军，在陶峙岳派来的“欢迎解放军入疆代表团”的前导下，胜利进驻迪化。

    当天，彭德怀致电毛泽东，描述了新疆民众欢迎解放军热烈场面：新疆陶峙岳、包尔汉来电说，“希望迅速进军全疆维持秩序”。“迪化各界约两三万人至数十里外欢迎解放军已第三天了”。

    人民解放军进军新疆，新疆各族人民和以陶峙岳将军、包尔汉先生为代表的广大爱国起义官兵及政府官员是热烈拥护的。但也有一小撮反动分子和民族败类进行阻挠和破坏。

    进军一开始，在酒泉指挥部里，我第一兵团司令部就接收到了特务分子和反动分子煽动起义部队骚乱的电报：在鄯善，敌一九四团一部，于10月16日举行叛乱，抢杀准备迎接我军进城的县长和欢迎群众，把我第二军先头部队二十团堵于城外；在焉耆，敌一二八旅大肆劫掠群众，烧毁民房百余间，打死打伤群众数十人；在轮台，群众被打死打伤200余人；在库车，全城被劫……

    10月20日，进军部队又突然收到了迪化（今乌鲁木齐）急电，说驻哈密的敌一七八旅五三三团的反动军官，指使其驻七角井的部队，扣留了我五师运载军用物资的汽车，扣押了我随车的全部人员，并乘这些汽车窜回哈密，公然劫走了哈密银行库存的两万多两黄金和大批物资，纵火烧毁民房数百间，打骂群众，无恶不作，还准备挟持全团叛变。哈密是新疆的东部门户。

    哈密一卡住，我进军行动将受到很大的影响。根据王震司令员的指示，进军部队决定立即将其包围，解除他们的武装。第一兵团参谋长张希钦还给敌一七八旅旅长写一封信，提出严正警告：为了确保新疆和平解放的胜利成果，叛敌分子必须立即放下武器，否则，解放军有权对他们实行制裁……同时，责令其在半小时以内给予答复。当进疆部队步、炮兵把叛乱部队包围后奇_-_書*-*网-qisuu.，敌人派出一名副旅长与进疆部队谈判。此人十分油滑，口头上讲一些“表示惭愧”的话，实际上拐弯抹角、支支吾吾，总是推卸责任。张希钦参谋长指出：你们的叛乱行为是公开破坏新疆和平解放的协议，直接危害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利益。同时，责成其尽快查明祸首，给予严励惩处；立即退回赃物，赔偿群众的损失。几天之后，他们把首恶分子逮捕法办，送到了迪化，把一部分抢去的东西归还给了群众。第一兵团进疆以后，坚决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发扬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生产队的光荣传统，团结和依靠新疆各族人民，担负起了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各项任务。根据毛泽东主席关于“你们的进军任务包括出兵西藏，解放藏北”的指示，第一兵团于1950年3月派出一支先遣分队，向西藏地区侦察前进。这支先遣分队翻越了海拔6000多米的昆仑天险，穿过冰雪覆盖的无人区，克服了饥饿、严寒、迷路、高山反应等重重困难，几临绝境，终于胜利到达藏北改则地区。我军这一英勇的行动，完全出乎西藏反动上层的意料。当先遣分队到达藏北的日土宗（县）时，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目瞪口呆。进军藏北，好比给西藏上层反动分子背后猛刺一刀，有力地配合了西南主力部队解放西藏的行动，促进了西藏问题的和平解决、先遣分队抵达藏北后，大雪封山，供应断绝，但他们无所畏惧，猎取野驴充饥，把麻袋缝成衣服御寒，宁可自己挨饿受冻，也不加重藏族人民的负担，从而粉碎了反动上层挑拨我军与藏族群众关系、把我军逼走逼死的阴谋。

    第一兵团还陆续抽调了2万余名干部战士，组成各级工作团（队），深入农村、牧区，参加了地方民主建政、建党、减租反霸、土改、牧区改革、镇反、三反五反等各项工作，斗倒了恶霸地主、反动伯克（牧主），摧毁了封建统治的根基，建立了人民民主制度，使各族人民从政治上得了翻身解放，并在斗争中培养了大批少数民族干部。后来这些干部战士中的许多人，转业到地方工作，他们象革命的种于，撒遍天山南北，深深扎根于各族人民群众

    之中，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边疆人民的解放和建设事业。

    我进疆大军始终把为各族人民办好事，建设社会主义新新疆当作中心任务。入疆后，进疆部队，征尘未洗，立即继承和发扬延安精神和南泥湾屯垦的光荣传统，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广大指战员一手拿枪，一手拿坎土馒，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渺无人烟、荆棘丛生的荒野碱滩上，挖开冰雪，安营扎寨，用他们战斗过的双手，向塔里木、准噶尔盆地的千里荒野展开了新的进军。没有房子挖地窖，没有工具自己造，没有牲口人拉犁，不熟悉当地作物栽培规律，虚心向随军人疆的农业专家学习。他们开发荒原，兴修水利，植树造林，架桥铺路，兴办牧场、渔场及各类作坊。当时部队流行一首歌曲，其中有一句称：“劳动能够翻天地，戈壁滩上盖花园。”

    第一兵团进军新疆、解放新疆的胜利，结束了历代剥削阶级的反动统治，粉碎了国内外敌对势力妄图把新疆从祖国大家庭中分裂出去的阴谋，揭开了新疆历史新的一页。

    进疆后，第一兵团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艰苦创业，为恢复和发展新疆经济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11月下旬，彭德怀由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财经委员会主任贾拓夫陪同，自兰州飞往迪化。他同中共新疆分局书记王震等人一起，同陶峙岳、包尔汉、赛福鼎等座谈协商整军、整财、整政三大问题。随后，彭德怀又主持召集有关人士研究讨论，并在省政府委员会上通过了《新疆目前施政方针》。

    12月20日，中央军委命令新疆起义部队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陶峙岳任司令员，王震兼政治委员，副司令员赵锡光，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陶晋初，政治部主任李铨。下辖：第九十军，军长赵锡光，政治委员张仲翰，第一副军长王根僧，第二副军长陈德法，参谋长李祖唐（后叛变）。该军辖第二十五师，师长刘振世，政治委员贺振新；第二十六师，师长罗汝正，政治委员王季龙；第二十七师，师长陈俊，政治委员龙炳初。

    兵团直辖骑兵第七师，师长韩有文，政治委员于春山；骑兵第八师，师长马平林，政治委员张献奎。

    十四、分兵人川藏贺龙率领第十八兵团入川，取得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第一野战军配合西南军区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第一野战军展开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为建设大西北再立新功！

    在彭德怀指挥大军向新疆进军的同时，贺龙率领另一路大军经营川北，向四川进军。

    1949年5月23日，毛泽东在部署各野战军向全国进军的电报中，明确指出：“一野（4个兵团35万人）年底以前可能占领兰州、宁夏、青海，年底或年初准备兵分两路：一路由彭德怀率领位于西北，并于明春开始经营新疆；一路由贺龙率领经营川北，以便与二野协作解决贵州、四川、西康三省。”

    当时，任西安军管会主任的贺龙接到这一指示后，立即与彭德怀、习仲勋商量，决定从西北地区抽出地方干部4528人、军队干部1512人，集中在山西临汾，进行南下的准备工作。

    7月16日，毛泽东在指挥解放军向华南进军的电报中又指出：“刘邓共50万人，除陈赓现率的四个军外，其主力决于9月取道湘西、鄂西、黔北入川，11月可到，12月可占重庆一带。另由贺龙率十万人左右入成都，由刘伯承、邓小平、贺龙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这封电报明确地将解放和治理西南四省的重任交给了刘、邓、贺。

    10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委，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14日，贺龙参加了由毛泽东主持的中共中央军委会议，讨论和决定进军西南的若干问题。

    “你带哪支部队入川呢？”毛泽东征求贺龙的意见。带哪支部队跟他进军四川事关重大。贺龙当然希望率领那些自己熟悉的老部队。但是，他考虑到，这些部队都是第一野战军的主力，目前正在彭德怀指挥下解放西北广大地区。而且，从1947年3月以来，这些部队一直在西北战场作战，对西北地区情况比较了解，彭德怀对他们已比较熟悉。而部署在秦川和天水一带的第十八兵团，处在进川比较方便的位置；十八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与自己共事多年。因此，贺龙向毛泽东提出：“我还是带十八兵团人川吧！”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同意了他的意见，决定由贺龙率十八兵团、七军和十九军共14个师担负解放川北、陕南的任务。

    有些长期跟随过贺龙的人对此颇不理解，他们问贺龙：“老总，你为什么不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进川呢？”贺龙十分严肃地回答说：“为什么一定要带我从前带过的那些部队入川呢？军队是党领导的，不是我贺龙个人的。

    如果我不带十八兵团，非要带自己带出来的部队，那我贺龙就不像个共产党员了。

 第76章

    “

    贺龙在这方面对自己要求很严。他认为，军队要听党指挥，共产党员不能争个人的兵权。

    早在1947年3月陕北大战在即的时候，谁来统率这个地区的部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考虑很久的问题。若按一般的惯例，陕北部队隶属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应由联防军司令员贺龙指挥。但当时，贺龙受命兼任晋绥野战军司令员，正在晋绥前线指挥作战。当中央军委决定组成西北野战兵团并由

    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时，党性很强的贺龙，坚决拥护这一决定。他认为：“军队是党的军队，不是个人的。我带的军队，别人也能带。”

    为了保卫延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贺龙从不把自己带领的部队看成个人的，而且要求所属部队听党指挥。1946年11月上旬，贺龙刚刚把晋绥的全部野战部队编成三个纵队，中央军委即来命令，调其一纵队西渡黄河，保卫边区。贺龙二话没说，亲自到一纵队驻地，动员部队愉快地服从命令，执行保卫边区的光荣任务。

    1947年3月，中共中央军委又下令调晋绥二纵赴陕北。贺龙仍不折不扣地执行命令，送王震部队过了黄河。

    后来，贺龙还让人捎话给一纵队司令员贺炳炎、政委廖汉生说：“你们的任务是很光荣，毛主席在陕北，要保证毛主席和党中央的安全。要多打胜仗，多消灭敌人，听彭老总的指挥。”

    1947年3月解放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晋绥解放区成了西北战场的后方，此时贺龙统率的部队仅有一个野战纵队、一个骑兵旅以及十余个地方团队，既要保卫和巩固晋绥解放区，又要为陕北战场输送人员、物资，保证中央和陕甘宁边区在晋西北机关的工作与安全，还要配合友邻解放区作战，保障中共中央与各解放区的交通通畅，任务确实不轻。但是，贺龙毫无怨言，愉快地挑起了这一重担。

    当彭德怀指挥西北野战兵团在延安伺机歼敌，急需补充大量弹药时，贺龙下令部队急送炮弹2000发到陕北，以后又让后勤部门送去了三批武器弹药。

    贺龙想，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西北战场的仗将越打越大，西北野战部队对武器弹药的需要量也是相当大。他觉得晋绥作为陕甘宁的后方，理应作出自己的贡献。但是，晋绥地区的军事工业，规模不大，条件也差，尤其缺乏技术人员和各种仪器、机械。要有效地支援陕北战争，必须发展军事工业，扩大军火生产。他想到陕甘宁边区也有军工企业，那是抗日战争时期搞起来的，其中有不少人才。贺龙想，如果把这两个地区的军事工业合起来，既能使陕甘宁边区那点家业不致在战火中被破坏，又可以集中人力、物力扩大生产，岂不是两全其美的事！为此，贺龙找联防军军工局长李强征求意见。

    李强很高兴，认为贺龙的想法很有道理，极力支持。于是，贺龙专电习仲勋，提议将河西的军工厂全部迁到河东，集中两区军工力量发展军火生产，以支援西北地区长期作战。习仲勋将此事告诉了彭德怀。彭德怀觉得贺龙的想法很有战略眼光，也大力支持。彭、习联名致电贺龙，表示完全同意，并请贺龙全权负责。

    不久，联防军军工局副局长李颌伯奉命率延安军工人员携带设备来河东。贺龙任命蒋崇璟晋绥军区工业部部长，李颉伯为第一副部长，具体负责扩大军工生产。此后，晋绥军事工业得到了相当发展，到1948年已有14座工厂，1所工业学校，3500多名职工，年产山炮弹4000余发，两种型号的迫击炮弹7.5万发，手榴弹100万余枚，各种炸药20多万斤，子弹15万发，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战争。

    1947年7月小河会议上，中央军委决定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陕甘宁和晋绥两区工作，以集中一切人力、物力、财力，支援西北解放战争，这样，中央就把全面支持西北解放战争的担子交给了贺龙。

    对于一个一辈子带兵打仗的贺老总来说，他也希望统率野战部队驰骋疆

    场，然而从战争全局出发，他个人从不计较什么。

    7月底，贺龙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又将晋绥野战军第三纵队主力调给西北野战军，仅留下该纵队的独三旅在晋西北。

    8月中旬，中央军委为迷惑敌人，掩护西北野战军主力在榆林以东集结待机，指示贺龙，立即部署在陕北的机关迅速移往黄河以东，制造主力东渡的假象。于是，贺龙、习仲勋率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和联防军机关，冒着狂风暴雨于8月18日渡过黄河。他们刚刚登上东岸，胡宗南的部队已追到西岸，隔河打炮。炮弹在河中激起阵阵浪花。贺龙笑着对部队说：“胡儿子放炮为我们送行呢！别理他，走呀！”彭德怀抓住这一机会，在沙家店地区指挥西北野战军歼灭了胡宗南集团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彭德怀在前线指挥打仗，贺龙在后方送粮、送钱、送兵。在榆林战斗中，第一、二、六、九、十分区都动员群众背粮。仅临县三个乡就动员了69万人次，其中妇女占32万人次。绥德有部分粮食还是从河南运来的。在晋南也有数万人运粮，运粮的牛车络绎不绝。西北野战军副参谋长王政柱后来著文说：“西北野战军所用的粮食，主要是贺老总组织晋绥解放区的人民群众，从千里之外运到陕北来的。”贺龙在补充兵员上也有一套办法，那就是：在部队，紧缩机关、充实连队；在老区，主要是动员失散兵员归队；在新区，动员群众参军，组织游击队，千方百计扩大地方兵团。这种办法很见效，仅1947年就动员了3万人参加野战军，5万人参加地方军。在兵员动员、扩大地方兵团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发展，到1948年底，在陕甘宁和晋绥地区的野战部队扩大到了七个纵队零二个旅。到了1949年6月，西北野战军指挥下的部队，已从小河会议时人员不充实的三个纵队两个旅，发展成按二三制编制的18个师，6个军，2个兵团，22万人的大军了。建国后彭德怀在接见电影《沙家店》剧组创作人员时说：“光在粮食问题上表现贺龙是不够的。他不顾一切地支援西北战争，非常热情地动员新兵、搞医院、搞粮食，还亲自到部队中去进行鼓动。你们要加强描写贺龙同志。”1949年10月18日，毛泽东正式发布由陕人川作战的命令。毛泽东告诉贺龙说：“歼胡作战时间，不应太早，应待刘、邓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然后发起攻击，时间大致在12月中旬。”入川部队接受任务后，情绪饱满，斗志旺盛，但也有一部分北方人，不想入川。他们有的怕到了康川不服水土；有的怕吃不到面食、吃不惯大米；有的怕与少数民族处不来，总之，有不少思想问题，贺龙觉得，这是人川前思想上的一只“拦路虎”，必须予以解决。他指示十八兵团赶快组织几次报告会，打开干部们的思路。

    10月25日，贺龙召开了南下干部动员大会。他在大会上作了深入动员。

    他说：“毛主席交给我们的任务，是歼灭胡宗南部队，配合二野解放祖国的大西南。这个任务是非常艰巨的。

    不错，西南和华北等地相比，许多地方还是很落后，条件也是艰苦的。

    大家不要怕艰苦。我们有些同志一听说西南是‘天无三晴，地无三平’，还天天吃大米，就想留在家乡不走了。我们在座的都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战士，我们不是天天说要解放全人类吗？现在西南还有几千万同胞在受苦，蒋介石还有几十万军队盘踞在那里，要把西南当成卷土重来的反攻基地。

    你们留在家乡能安居乐业吗？

    我也不是北方人，家乡在湖南桑植。我就是吃大米长大的。为了革命，为了抗日，我们许多南方人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到了晋绥，吃了整整8

    年的小米和黑豆。难道在座的同志就不能为了革命，到西南去吃几年大米饭吗？

    同二野会师以后，要虚心向他们学习，主动搞好团结。不要一开口就是‘我们吃了好几年黑豆’。难道只有我们才艰苦？兄弟部队就不艰苦吗？其实我们晋绥背靠陕甘宁边区，比他们在大行山的条件好多了。

    解放西南是大陆上的最后一仗。我希望每个同志都不要错过这个立功的机会。“

    贺龙的话打动了许多人的心。担任过中共四川省委副秘书长、从晋绥南下的干部贾丕基回忆说：“我当时就是不大愿意到西南来的，怕不适应环境。

    听了贺老总这一席发自肺腑的话，我为之感动。事过30多年，其他的话我都记不准了，唯独难道你们‘就不能为革命到西南吃几年大米吗’这句话，我铭记至今。我就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下决心参加南下队伍的，至今也不后悔。“

    11月6日贺龙向中共中央建议：“在未与西南局会合前，得有统一的党委组织及指挥机构实施领导较为适宜。”7日，中共中央回电，确定成立川西北军政委员会，以贺龙为主任，统一领导军事、政治、党务、民运等项工作。11月6日，周士第和第十八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委王新亭到达西安。

    贺龙、李井泉和他们在这里组织了西南军区司令部前线指挥所，作为人川作战的指挥机构。

    中央确定的解放西南的方针是：以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而再打。

 第77章

    具体部署是：第二野战军主力待第四野战军发起广西战役之时，以大迂回动作从东南直出贵州，进至叙府、沪州、重庆之线，切断朗宗南集团及川境诸敌退往云南的道路；十八兵团积极吸引、抑留胡宗南集团于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川敌退往康、滇的道路切断后，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协同二野聚歼胡宗南集团。

    按照这一部署，贺龙、李井泉、周士第指挥十八兵团佯攻扼守秦岭一带的胡宗南部队，但却“攻而不破”，不使他过早南撤。

    贺龙指挥第十八兵团既象真打，又攻而不破，到适当时机结束秦岭战役，转入休整。这一下，胡宗南高兴了。他向在重庆的蒋介石报告说：“共军多次猛攻秦岭，无一处突破”，并吹牛说，他的两个兵团固守秦岭防线万无一失。蒋介石甚为满意，任命胡宗南为川陕甘边绥靖公署主任，裴昌会为副主任。胡宗南又派其第五兵团李文部、第十八兵团李振部、裴昌会的第七兵团七个军构筑第二道防线，要坚守秦岭。贺龙见胡宗南已上当，乘我第十八兵团体整时进行深入动员和山地战训练，待机而发。

    11月1日，刘、邓指挥的第二野战军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的500公里的地段上向国民党实施多路攻击，势如破竹。胡宗南这时才知道上当，急令所属各兵团从11月13日起陆续向川北撤退。

    12月3日，刘伯承、邓小平电告贺龙：二野和四野一部已经渡江，十军已到合江，十六军即到沪州南岸，十八兵团可加速前进，形成南北钳形攻势。

    贺龙知道了二野将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滇康的退路，乃于5日下令十八兵团和七军分三路猛追逃敌，十九军从东进入汉中盆地。11日，大雪飘飘，寒风凛冽，贺龙率前线指挥所由宝鸡出发，沿川陕公路，直奔秦岭山区。

    12月9日，云南的卢汉，川、康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部分别宣布起义。云南、西康和平解放。14日，十八兵团解放广元，17日占领著名古

    关隘剑门关，打开了越过巴山通向成都的门户。20日，二野部队进到简阳、仁寿、新津、双流，十八兵团进抵巴中、绵阳、江油一线，将胡宗南集团及其他国民党军数十万人包围在成都及其附近。胡宗南见突围无望，求援无门，23日，乘飞机逃往海南岛。

    这一天，贺龙和周士第、王维舟、张经武登上七曲山山岗，望着成都方向兴奋地说：“离1950年元旦还有最后一个星期，无论是武力解决，还是和平解决，我们都可以到成都过年了！”八五八书房

    敌第七兵团司令裴昌会见大势所趋，决定起义，在德阳，贺龙接见了裴昌会。裴昌会后来回忆说：贺司令派人来把我们引到县署东北面一家别墅里。在距离四五十米处，已见到贺司令员仁立在门外等候我。他一见到我，就走下台阶来和我亲切握手说：“老朋友，有幸又在这里重逢了。”（抗战时期我在洛阳会见过他）

    接着，他又向我介绍了和他在一起的李井泉、王维舟同志。入座后，贺龙同志爽朗地说：“先把话说清楚，在战场上打死人不算血债。”接着，便问胡宗南逃跑的情况和部队西撤的意图。我说，胡宗南仅带几个亲信乘机逃走，去向不明。他的企图是把部队撤到西昌，再转移到云南边境，然后退到缅甸，从海上转去台湾。但他仓皇出走前，对部队没有下达过下一步如何行动的命令。贺龙同志听后哈哈大笑，问我：“你在川陕公路两侧还有这么多部队，你对他们有把握没有？”我说：“绝对把握也很难说，不过目前士无斗志，官气不扬，想不致有什么异动。”他说：“我的主力部队明天才能到达德阳，我还要回去处理一些事情，等后续部队来了，我再来”。28日，贺司令回到德阳，先到了我这里，说：“准备好，元旦前我们到成都去，还要举行入城式。你就跟我一块儿去吧。”那种宽宏大度的胸怀和坦率诚挚的语言，很令人佩服。默念我以戴罪之身，和他素昧生平，他对我是那样诚恳热情，一见如故，谈笑风生，令人铭感无既，永志不忘。

    在解放军的政治争取下，从21日至25日，国民党川陕鄂边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宋珩、第十六兵团副司令曾甦元、第十五兵团司令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也分别宣布起义；第五兵团司令李文率残部在邓崃地区被围后，向人民解放军投诚；27日，敌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在成都以东宣布起义。当天，成都解放。

    1950年3月中旬，人民解放军解放西昌地区，歼灭残敌万余人。至此，川、云、贵、康四省回到了人民的怀抱，中国大陆（除西藏外）的解放战争基本结束。

    12月28日，贺龙到达新都，30日举行了隆重的进入成都的入城式。贺龙、李井泉、周士第率十八兵团一部经北门入城，受到了30余万人的夹道欢迎。1950年1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致各战略区的感谢支援电中，正确评价了贺龙在解放大西南战役中的贡献。他们说：“西南战役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地完成，尤其是西南敌人主力胡宗南之能如此迅速地被歼灭，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一野十八兵团在贺龙同志率领下前进的神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仍在西北，他和他率领的部队仍面临着艰巨的任务。

    解放后的西北，匪患十分猖撅，严重危害着新生政权的巩固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老百姓的生活极其贫困，上百万人挣扎在死亡线上；城乡反动势力、封建制度依然存在，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医治战争创伤和收给国民党反动统治所留下的“烂摊子”，已经责无旁贷地落在了西北党政军民的身上。

    作为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的彭德怀，正以极大的精力思考着如何迅速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等问题。

    1949年11月17日至22日，中共西北局在兰州召开扩大会议，研究成立西北军政委员会、部队冬训、地方工作、民族政策等问题，作出了《关于若干问题的决议》，对加强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1月3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和西北军区合并，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西北的军事工作。彭德怀兼司令员，习仲勋任政委，张宗逊、赵寿山任副司令员，甘泗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阎接要任参谋长。下辖四个兵团（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第二十二兵团）；三个二级军区（陕西军区由第十九兵团兼，甘肃军区由第二兵团兼，新疆军区由第一兵团兼）；七个三级军区（陕北军区、陕南军区由第十九军兼，青海军区由第一军兼，宁夏军区由第六十五军兼，喀什军区由第二军兼，伊宁军区由第五军兼，迪化军区由第六军兼）；32个军分区和一所军事政治大学。

    12月31日，毛泽东主席在祝贺新年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中，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提出了新的战斗任务：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不让美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在我们领土上有任何立足点。

    随着战争的胜利结束，中国人民已经可能并必须把主力精力逐步转入和平建设工作。中国人民在一九五○年需要弓治战争创伤，克服战后的财政经济困难，恢复工农业生产和交通事业。

    1950年1月7日，彭德怀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作了《关于西北工作情况的报告》，提出西北地区党政军民的任务，“应是消灭土匪，肃清特务，实行民主改革，动员一切力量，节衣缩食，克服困难，恢复和发展生产，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1月19日，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

    它是中央人民政府在西北地区实行军事管制的代表机关，并代行西北人民政府职权，统一领导西北五省的军政工作。彭德怀任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副主席为习仲勋、张治中，秘书长为常黎夫，副秘书长为谈维煦。委员有王子宜、工世泰、王震、甘泗淇等40多人。

    同日，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西安举行，会议通过了彭德怀所作的题为《关于目前西北地区工作任务》的报告，提出了七项工作任务。

    彭德怀最后说：“我们一定能团结，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能办好西北人民的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从全局考虑，把解放西藏、经营西藏当作中国共产党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独立完整的一个重要目标，作出了“进军西藏宜早不宜迟”的决策。

    在1949年10月，毛主席明确经营西藏的任务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野战军担任。11月，鉴于西北地区解放战争结束较早等原因，毛主席曾考虑

    过由西北局主要担任经营西藏的任务，西南局担任第二位的责任。1950年初，毛主席又将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确定由西南局担任，西北局配合，决定于4月中旬开始组织向西藏进军，10月以前占领全藏。

    西藏历来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地处中国西南边疆，面积120多万平方公里，平均海拔4000米，素有“世界屋脊”之称，山高缺氧，气候寒冷，地广人稀，交通不便，解放前境内没有一条公路。

 第78章

    解放前，西藏社会长期以来保持着封建农奴制度，广大劳动人民，即占藏族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在官家（封建政府）、寺院、贵族三大领主的残酷统治下，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

    在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以大扎摄政为首的西藏反动势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积极策划“西藏独立”，加紧扩军备战，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西藏。

    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关于解放西藏的决策，中共西南局和西南军区于1950年1月6日，决定派第十八军及云南军区第一二六团，由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率领，从西康、云南方向执行进军西藏任务；中共西北局和西北军区派出青海骑兵支队、新疆独立骑兵师，从青海、新疆方向向西藏进军，以配合第十八军的行动。由于西藏地区土匪猖撅，严重影响到进藏的准备工作，西南军区经请求中央军委批准，将进藏时间由原定的1950年4月推迟至当年冬季。

    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接到进军西藏的指示后，加紧筹划解放西藏的工作。他派人到成都华西大学等儿所院校，借来有关西藏的图书资料，认真阅读与研究；又请专门研究康藏问题的专家李安宅、于式玉、法尊和尚、任乃强等详细介绍康藏的历史和现状，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贺龙于1月10日向毛泽东、彭德怀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西南军区政委邓小平写了《康藏情况的报告》，汇报初步了解到的有关西藏的情况，对进藏路线提出了意见。

    贺龙指出，经康进藏，通常走的路线有三条：一是由打箭炉经甘孜、德格、昌都、嘉黎至拉萨。此为满清时赵尔丰进藏旧路，有驿站。但山多且陡险，昌都至嘉黎间有东西两大雪山，均在海拔五六千公尺以上，终年积雪，最难走。

    二是由昌都至恩达西北行，经类乌齐、德庆、萨尔松多、索克宗至黑河，再折向拉萨。

    三是由甘孜至玉树西行，经布母拉，沿格尔吉河上行，至唐古拉、黑河，这一条路是高原的脊背。

    贺龙指出，最终选择走哪条路，还需进一步研究。但无论走哪条路，均需以甘孜为补给站。甘孜至打箭炉有旧公路基，可以修复通车。西南军区已着手编3个工兵团，稍加训练准备后，即可开去修路。贺龙还就西藏气候、教派情况作了详细报告。

    与此同时，贺龙派测绘人员协助西藏地理学家任乃强教授迅速绘出了中国第一套二十万分之一的西藏地图，印发给部队。

    西藏距内地路途遥远，交通不便，经济落后，人烟稀少，加之语言不通，居民与汉民族的隔阂比较深，所以，向西藏进军是一场特殊的战斗。进藏部队的给养，几乎全部要由内地筹措，随军前送。补给，成了重于作战的首要问题。中共中央西南局和西南军区确定了“政治重于军事，补给重于战斗”

    的斗争方针。贺龙和刘伯承、邓小平等用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去研究解决进军西藏在政治上和物资上的准备，特别是如何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的问题。他们决定成立进军西藏支援司令部，统一领导进藏部队的后勤保障工作。司令部统辖七个工兵团，十个辎重团和一个空军运输机大队，担任筑路和运输补给任务。

    2月初，被任命为支援司令部政治委员的胥光义抵达成都报到。贺龙对他说：“我们这次进军西藏，不是在军事上能不能打胜仗的问题”我们在军事上打胜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解放军是经过考验的。现在对于我们来说，是在政治上怎样争夺民心的问题。你们后勤支援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研究如何使装备轻便，减轻战士的负重。因为进藏以后，汽车用不上，只有靠牲口、靠牛车运输。有些山道，牲口、牛也过不去，就只能靠人背了。进藏部队的武器装备要质量好、重量轻、适应高原作战的特点。部队装备好，进藏以后就可以振奋人心。“

    贺龙对进藏的准备工作抓得很紧，对进藏部队的被服、装具、饮食卫生等都考虑得很仔细、很具体。

    3月14日，西南军区第十八军成立了前进指挥所和先遣支队，25日，在乐山召开了进军西藏动员誓师大会，4月28日到达甘孜。由于修路进展迟缓和空投试飞一个多月未成功，先遣部队有耗无补，发生粮荒。据有关记载，从5月1日起，每人每天只能吃一斤粮。直到6日和7日，空军向康定、甘孜试投成功，先遣部队的粮荒才得以缓和。

    由于只有两架飞机可以到甘孜空投，无法保证到甘孜部队的全部粮食供应。因此，贺龙和邓小平向毛泽东主席、中央军委报告：为了保证9月份在甘孜屯积150万公斤粮食，准备昌都作战，必须加强空运。毛泽东对此极为关注，立即批准购买一批运输机，用来空运进藏物资。然而空运能力毕竟有限，仍无法保证大部队的全部供给。4月1日，毛泽东指示：要“一面进军，一面修路。”部队走到那里，路修到那里，物资亦运到那里。为此，西南军区调集六个工兵团、三个步兵团组成筑路大军，不惜一切代价，克服一切困难，抢修雅安到甘孜段公路；云南军区滇西援藏委员会公路局，也组织部队和民工1.7万余人，抢修大理到中甸的公路。

    在支援司令部和康藏公路修筑司令部的领导下，到10月份，公路已修筑750公里，用飞机、汽车和马车向前方运输了上万吨物资。随着准备工作的进展，进藏部队陆续向前开进。至10月初，十八军的部队由四川进至金沙江东岸的邓柯、德格、巴塘一线；云南军区的部队进至贡山；青海军区骑兵支队进至玉树，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接近了昌都地区，完成了战役展开。

    为了筹划解放西藏，中共中央和毛主席曾于1949年8月上旬电示彭德怀、习仲勋、张宗逊：“班禅现到兰州，你们攻兰时，请十分注意保护并尊重班禅、青境内的西藏人，以为解放西藏问题的准备。”遵照这一指示，第一野战军首长把争取和团结班禅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

    1950年5月，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军区奉命组成以当才活佛、夏日仓活佛、显灵呼图克图、格勒嘉措和迟玉锐参加的“青海省各寺院劝告和平解放西藏代表团”，彭德怀在西安接见了他们，传达了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的指示精神，勉励他们为争取和平解放西藏做贡献。

    5月中旬，班禅行辕驻南京办事处处长计晋美等人奉命来西安、兰州，向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领导转达班禅关于西藏政教组织方案的意见及

    “速发义兵，解放西藏”的请求。

    5月17日，中央就进军西藏问题向西南局和西北局发出指示：在军事进攻的同时，利用一切可能，进行政治争取是十分必要的。这里基本问题是西藏方面，必须驱逐英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准许人民解放军进入西藏。我们方面则可承认西藏的政治制度，连同达赖的地位在内，以及现有的武装力量、风俗习惯概不变更，并一律加以保护。

    就在我人民解放军向西藏进军期间，西藏地方当局中的反动势力，在帝国主义分子的策划下，拒绝同中央人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继续进行所谓“西藏独立”的活动。他们将西藏总兵力的三分之二、计七个代本（相当于团）

    的全部和3个代本的一部共7500人部署在昌都周围及金沙江西岸的广泛地区，统归昌都边使总署指挥，企图利用金沙江，固守要道，阻止人民解放军进藏。

    为了打击西藏地方当局中的顽固势力，并警告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不要插手西藏，经中央军委批准，西南军区于10月发起昌都战役，歼藏军六个代本全部，三个代本一部，争取了一个代本起义，一共歼敌5700余人，一举解放了昌都，打开了我军进藏的门户，并为和平解放西藏创造了条件。在昌都战役中，青海骑兵支队南下配合作战，截断了昌都藏军西撤拉萨的退路，抢占了昌都西南的宗泽山，控制了山坯口，完全切断了藏军南逃的退路，对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随着中共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方针政策的深入宣传，广大藏族人民群众和爱国僧侣受到极大的鼓舞，也促使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分化。特别是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中的爱国力量日益壮大，形势朝着有利于和平解放的方向发展。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出代表团前往北京。4月29日，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团同以李维汉为酋的中央人民政府代表团开始谈判。5月23日，双方签署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5月25日，中央军委按照协议精神，电令中共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以战备姿态分路进驻西藏，防止随时和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

    西南军区第十八军分两个梯队，于8、9月陆续出发，于10、11月先后进驻拉萨及其他预定地区。

    8月，在总指挥兼政治委员范明率领下，西北入藏部队第十八军独立支队与班禅行辕及其原驻西康、康定办事处、军乐队等共1300人，从西安出发，克服洪水暴涨和地震等困难，于12月1日进入拉萨。当天，拉萨市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并召开群众大会，庆贺进藏部队胜利全师。

 第79章

    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的和平解放，给西藏人民带来了光明的前途，实现了中国大陆领土和主权的统一。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还坚决贯彻执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剿匪的方针、政策，从西北少数民族众多的实际出发，制定了适合西北地区情况的特殊政策和策略，开展大规模的剿匪斗争，以保卫新生政权，安定社会秩序。

    在西北，历来匪患严重，由于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历史上造成的矛盾和仇杀等，加上国民党特务煽风点火，与惯匪勾结，使社会秩序受到严重破坏。据估计，当时较大的股匪有470余股，约13万

    人；被裹胁的群众约9万人，主要分布于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地区，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等地，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新和青、甘、川交界地区。

    早在西北开展大规模剿匪斗争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就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部署。

    毛泽东1949年3月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新解放区的工作重点是：“必须恢复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肃清残余的反动力量，巩固整个北方，支援人民解放军。”

    10月1日，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命令时，要求全体指战员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方针、政策，又在大西北的历史舞台上演奏了一曲惊天地，憾人心的卫国壮歌。

    全歼“豫陕边区挺进军”总指挥王凌云等残部，是第一野战军之第十九军兼陕南军区进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豫陕边区挺进军”是由国民党军队溃退到陕、鄂、豫、甘、川五省交界的秦岭、大巴山地区的残余部队及散兵游勇、地方土顽拼凑而成的。由原国民党南阳绥靖区司令工凌云任总指挥，下辖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第五军（军长徐经济）、第八军（军长季凌云），共有9个师，1.3万余人。

    虽说国民党军队已兵败如山倒，但这支反动武装仍自不量力地沿秦岭巴山布防，妄图牵制解放军南下，掩护国民党胡宗南残部“从容入川”，并相机建立“敌后游击根据地”重建昔日的“天堂”。

    然而等待他们的不是“天堂”！

    1949年12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命令，第十八兵团乘胜南下入川；第十九军以凌云驾虹之势解放了陕南绝大部分地区，统一领导清剿秦巴山区的国民党残军败将及地方游杂武装。

    第十九军是1949年5月划归第一野战军指挥的，它是以陕南军区为基础组建的，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下辖第五十五师和五十七师。根据任务区分，第五十五师和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负责陕南东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第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独立三团负责陕南西部及川陕甘边界剿匪任务。

    12月28日，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从西乡峡口、贯子山、钟家沟出发，翻山越岭，疾速南进。400里的山路，他们三天抛在身后，入川到达两河口。

    师长符先辉、政治委员张明率师直机关经堰口、杨家河、镇巴、三元、黎坝，直插简阳。一六三团出镇巴，经官渡湾、滚龙坡，两天半翻过大巴山，30日进抵川北重镇万源城郊后，1950年1月3日解放通江县城。

    1950年1月2日夜，第一六四团向王凌云的新编第八军进击。敌军三六九团团长周辅臣率部800多名官兵在阵前起义。接着一六四团二营与起义官兵在二营教导员杜近明指挥下，在牟家坪、大井坝地区消灭了敌新编第八军二十二师千余人，敌军参谋长吴美仁投降。1月7日，一六四团经烟溪场、龙门溪，直捣苦草坝，将敌聚歼，俘敌新编第八军军长季凌云以下1300余人。

    我第一六三团一营在通江东北的长坪、泥溪坝与敌新编第五军发生激战，战斗30分钟，敌军长徐经济、副军长崔振山等1500余人乖乖缴械投降。

    随后，一六三团和一六四团南北夹击将敌新编第四军压迫在方圆不到50里的

    大山之中。

    王凌云此时急了，召集军官开会，要求所部“分散活动，注意隐蔽潜伏。”

    新编第四军军长李学正在王凌云授意下带残兵向云雾山中转移。

    我第一六三、一六四团哪里肯放，一路追击李学正部。

    1月10日上午，我追击部队向溃退之敌发起进攻，李学正要求部队“顶住”，无奈士兵斗志丧失殆尽，个个只顾逃命。

    中午时分，解放军冲入敌阵，敌新编第四军彻底崩溃。李学正见大势所趋，只得率军部和下辖的第十师、第十二师共2000多人，举手投降。

    而此时的王凌云，败军之将仍不忘风流，正想与青峪口一位杨老汉的女儿成亲。

    杨老汉哪里肯把自己的千金嫁给这位土匪头子，但想到硬抗只会使自己吃亏，不仅救不了女儿，且可能危及全家老小的性命，所以当面应承下来，而偷偷地向第一野战军第一六三团二营报告了这一情况。

    二营教导员问明情况后，派兵很快把王凌云抓住了。

    这位曾经威风一时的敌军中将总指挥，在第一野战军第五十五师指挥员面前，完全是另一副样子。

    我第五十五师师长符先辉问：“你就是王凌云呀！”

    “贱名凌云，罪该万死。”

    “你跟蒋介石反共反人民，打了十几年的仗，双手沾满了烈士和人民的鲜血，现在该是总清算的时候了。但是，我们的政策你是清楚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是……是！”王凌云害怕被解放军杀头，忙说：“感谢贵军不杀之恩。

    愿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坐在一旁的第五十五师政治委员张明看到昔日战场的对手现在只有说“是”的份儿，心生厌恶，便讥讽道：“王司令，你我都是军人，但志向各异，使命不同。你替蒋介石卖命，我们为老百姓谋幸福，现在不知有何感想！”

    王凌云向张明深深鞠躬，说：“贵军真乃神兵，如虎缚兔，打得我们根本无法抵抗。敝人很是佩服。本人罪该万死，但望怜家有80岁的老母，留我一条活路，感激不尽。”

    王凌云对在南阳未能投诚深表遗憾，并表示愿率残部起义。

    “太晚了。你的部队正在被我军包围歼灭中，覆灭的命运已成定局。你谈判天平上的法码没了重量，起义根本不可能。”符先辉斩钉截铁。

    王凌云垂头丧气，站在一旁。

    张明看看王凌云脸上的表情，趁机做工作：“起义不成，工作多的是。

    你可以写信叫你的部队立即投降嘛！“

    “是！”

    于是按照符先辉、张明的意图，王凌云给他的部下写了几封信，派人送出。

    我第五十五师一六四团兵分两路，昼夜兼程急进120公里，于1月21日到达南江东宦路口，与沿南江北逃的国民党第一二七军三一○师激战1个小时，创造了我军无一伤亡，全歼敌1700余人的战绩。

    在疲惫惶惑的俘虏行列中，有位高个头大麻脸披件呢料大衣的将军便是敌第一二七军代军长兼三一○师师长丁树恒。我第一六四团团长张新胜、副团长李更生在俘虏群中认出了丁树恒。丁树恒这时面色泛青，喃喃自语：“简

    直不可思议，我们刚住下还没喘过气来，你们一口气就赶了240里，是飞毛腿！是神军！“

    在陕南战场上，我第十九军五十七师和汉中军分区1949年12月8日在孙家坪、黄官岭等地俘获西安绥靖公署第三纵队司令员姬守礼、“川陕救国军”副司令罗友三等以下3400余人，迫使敌保安第九旅旅长谭华初率1000多人投降。

    1950年1月17日下午，云开雾散，红日高照，安康军分区独立七团的战士们连日行军作战，难得有个休整的机会。他们擦枪洗衣谈笑，抖落了一身征尘。突然，一位农民跑到解放军的营地向独立七团政委秦金铎报告说，他家来了十多个匪兵，这些匪兵挎着手枪，衣服破烂，硬逼着他的婆娘给他们做饭。

    一连指导员王万昌带领一个连随老乡出发。一个小时过去，战士们押着敌人的副师长夏修义和他的残兵而归。

    原来逃到老百姓家的一伙人，是潜逃中的“川陕边区人民自卫军”少将指挥官柯玉珊和他的卫队。王万昌带着战士刚接近农家庭院就被敌人哨兵发觉，王万昌即鸣枪示警。惶恐中，柯玉珊带兵突围，怎奈他们唯一能逃跑的大门已被战士用火力封锁，双方展开枪战。蓦地，一颗子弹射中了柯玉珊的腿。

    柯玉珊中弹后，爬起跄踉跑了几步就倒地不起。王万昌和战士们冲进院内，看见柯玉珊脸如白灰，目光散乱。绝望中他把手枪对准太阳穴，扣动枪机。

    “砰！”枪响了。

    柯玉珊给自己的罪恶人生画上了句号！

    陕南解放军至1950年元月底，共消灭匪特50余股17700余人。

    甘肃宁夏是以回、汉为主的多民族地区，经济文化落后，历史上多次发生回汉仇杀事件。

    1949年8月，临夏来了解放军，王震将军率领的第一、二军打垮了马家军。

 第80章

    但是，建国前后，临夏匪特活动猖獗，危害严重，人数达5000人。东乡、宁定的阿里马兔、马金山（外号“孙少爷”）、马保（外号“大炮营长”）、马占林等股匪势力最大，战斗力也强，人数约3000之众。其次是西乡韩家集的铁秀戈、马积福、马虎山、朱老大等四股近千人；虬藏的马八娃、马拾岗二股近千人。

    这些匪特杀人放火，制造混乱。10月18日，匪首马步彪（“反共团”

    总指挥）裹胁群众3000多人围攻宁定县城。马八娃、马英贵、马保等匪首在吹马滩、羊山洞、尕新集等地，煽动回汉民族仇杀，逃到临夏城中避祸躲难的百姓有3900多人，11月初，第一野战军第一军第一师两辆满载军用物资的汽车经宁定驶向临夏。当车辆在宁定驻军十一师三十五团团部歇息时，我第三十五团团长刘冠生考虑途中驾驶员和军用物资的安全，命令一营二连一排排长唐方达带领两个班的战士跟车押运。

    唐方达受领押车任务后，他提醒战友们百倍警惕，作好战斗准备，防止土匪偷袭。唐排长和战士们押运的汽车刚驶出宁定县城十里开外，就有星散的土匪打冷枪，企图阻止汽车减速。驾驶员聚精会神，目视前方，加大油门，全速奔驰。

    当汽车行驶到王家庄时，土匪把砍倒的大树和抬来的大块石竖七横八地堆在公路上，战士们只好下车排除路障。这时，早已隐蔽在山头、矮墙、地埂的土匪和被裹胁的群众，在火力的掩护下向公路冲来。唐排长大声命令车厢留下的战士：“开枪只准打土匪，不要误伤群众。”

    唐排长亲率四五个战士跳下汽车，费了很长时间才把土匪设置的路障——大树、巨石滚到路旁。他们刚要登车，有的土匪端枪射击，有的挥舞马刀，有的手持利斧，嗥叫着冲了过来。

    唐方达指挥战士们英勇地打退了敌人的三次冲击，见危险尚未解除，便当机立断，让几名战士跟车护送物资，留下12名战士继续抗击顽敌，掩护汽车安全前行。

    “排长，咱们把汽车开回去，等团首长调动大部队把土匪消灭了，再押送物资去临夏。”一位战士考虑到排长和留下人员的安全，建议道。

    “不行。临夏剿匪部队急需这批战备物资，我们一定要让汽车开过去！”

    唐方达回答很干脆。

    “留下的同志危险性大，咱们都上车，边打边走，硬冲过去。”一位战士提出请求。

    唐方达沉思片刻，但决心很坚决：“不行！土匪拦车主要是抢军用物资，他们看见汽车开走，必定拼命围攻上来。到那时，汽车陷入敌围，我们也走不脱了。只有留下部分兵力打掩护，牵制敌人，让汽车开走，这才是可行的作战方案。”

    “排长，你跟车走，让我带着战士抗击敌人。”班长刘居义对排长让他押车先行有意见，硬坚持自己留下来。

    唐方达非常感动，他动情地说：“同志们，大敌当前，时间紧迫，咱们不要再争了。押车的同志赶快上车，留下的战友跟我来。”话音刚落，他侧身往路旁一闪，带领12名战士用手榴弹、子弹先把冲上公路的匪徒打了回去。

    汽车轰鸣着向前驶去。车上的战士哭声喊道：“排长，你们保重。”

    汽车开走了，土匪阴谋落空了，便把一切仇恨集中到打狙击的解放军战士的身上。他们从四面八方冲上来，将战士们团团围住。

    枪战中，敌人一粒子弹射进唐方达的肩膀，鲜血流出，他急忙用毛巾把伤口扎住，继续指挥战斗。

    然而，唐方达等13人面对的是几百号土匪！战斗残酷而悲壮。战士们从下午4时许战到满天星辰，伤亡过半。唐方达看到平常相亲相爱的战友倒在血泊中，心在滴血！他把仅有的七名战士喊到身边，悲壮地说：“同志们，我们已经出色地完成了押送军用物资的任务。现在土匪把咱们围困得严严实实，退无路，进难前，更何况咱们援兵很难赶到解围。我们是毛泽东的战士，在革命队伍受教育多年，咱们要誓死忠于党！忠于人民！”

    “排长，你放心，自参军那天起，咱就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敢与敌人血战到底。今天豁出去了，多杀几个敌人，替‘光荣’的战友报仇！”战士表明心愿，安慰排长。

    “几个尕不叽叽的解放军，逞什么能！快冲，逮住一个赏五块光洋！”

    匪首狂叫着。

    唐方达端起冲锋枪一个点射把冲在前面的几个土匪打倒在地。突然，一

    颗子弹又击中了他的大腿，他站立不稳，倒在地上。战士们看见唐排长倒在血泊中，脸上痛苦地抽搐着，大口喘气，一股无名怒火从胸膛升起，“为牺牲的战友报仇！”

    “哒哒哒！”“砰砰砰！”“轰轰轰！”

    战士们打完了最后一颗子弹，投出最后一颗手榴弹，就用刺刀捅，枪托砸，拳头擂，牙齿咬……机枪手黄习斌与一个匪徒扭打着，他用铁钳般的大手死死卡住了匪兵的脖子，把敌人送上了西天。

    年龄最小的蔡保荣跟一个匪兵在地上滚打起来，他用拳击，用脚踢，耗尽力气，终被土匪压在身下。当土匪拔出腰刀正猛向小蔡胸部刺去的刹那，身负重伤的唐排长顺手操起身边的冲锋枪，拼尽全力，猛扑过去，用枪托把土匪的脑袋砸开了花。唐方达却因流血过多，永远地倒下了。

    战士们与土匪激战4个多小时，11名战士壮烈为国捐躯。

    当几个回族群众来到刚刚战斗过的战场，看到解放军战士的衣服全叫土匪扒光了，赤条条地躺在冰冻的田野里，他们感叹地说：“真是作孽呀！”

    在背运尸体的过程中，他俩发现有两位重伤员一息尚存，便不顾个人安危，背回家中，擦去伤员身上的血迹，换上了自己的棉衣，精心照料。不久，他们又赶着牛车把伤员送到第三十五团团部。经过抢救治疗，一名伤员身体很快得到康复，重返剿匪前线。另一位伤员没有抢救过来，阖目长眠。

    1949年11月1日，由青海进驻临夏的第一军第一师协同先期到达这里的第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进剿罗家集、买家集的马积福、马占标股匪。

    一八六师由东向东南、一师三团由东向东北向股匪实施合围。

    11时，第一师三团在罗家集以北的骆驼脖子与股匪发生激战，该团一营分兵两路攻击前进，土匪招架不住撤离村外，400多名匪徒随即占领村北刘家山梁，另一股300多名土匪抢占西山，还有一股百余名土匪从南山向三团逼近。

    我三团首长命令一营抢占北山，迂回向西山包抄，三营一部向南山攻击。

    骑兵连夺取西山，坚守阵地，连续击退敌人四次反扑。步兵一营及时赶到与骑兵连协同作战，打退敌人三次冲锋，占领了阵地，冒烟的阵地上躺倒50多具敌尸，脱缰的敌马把本来零乱的土匪队形冲得越发不可收拾。这时三营攻占南山得手，团首长下令：“全线出击！”步兵用机枪扫，手榴弹炸，骑兵催马挥刀勇猛神速冲向敌群，众匪吓得魂飞魄散，拼命向西南逃跑。

    11月9日，一师集中三团、一团（欠一营）和二团三营合围虬藏马八娃股匪。拂晓时分，二团二营前进到四十里铺时，发现王家庄的土匪骚扰群众，就用炮火袭击匪群，匪兵满山遍野窜逃，东躲西藏。三营进至塔崖后，向代家山，二营向杨洼李家、陈家嘴攻击前进。途中，二营击溃尕堡子的土匪。

    三营在追击中俘敌80多人。一团进至南山全歼杨洼李家逃匪70多人。战后，一团、二团在虬藏地区开展群众工作，捕捉零星匪兵。

    此时，临夏土匪气焰已被打了下去，只有黄泥湾的马积福、东乡的马保股匪活动还很猖狂。11月23日，一师奉命出动一团、二团共四个营的步兵和师直骑兵营前往进剿。战斗中，一团未能及时到达战区，合围未果，仅俘匪30多人，匪兵大都逃回向买家集。

    连续遭到解放军痛击的马积福，自知不是解放军的对手，再顽抗下去绝对没有好下场，29日便带着60多名匪徒投降。但惯匪马保、铁秀戈股匪，坚决与人民为敌，拒不投降。12月12日，一师一团、二团再战槐树关，俘

    匪首铁秀戈等20多人，余匪脱逃。

    第一军一师在临夏剿匪两个多月，俘匪752人、降匪63人。12月中旬，第一师奉令撤回青海，接替第一师在临夏地区遂行剿匪任务的第四军第十一、十二师和骑兵团相继抵达该地。当人民解放军换防之际，土匪又猖獗起来。剿匪部队遂集中优势兵力，分片包剿，全歼阿里马兔股匪。

    12月31日，解放军剿匪主力部队第四军十一师、十二师集中优势兵力，分三路向土匪进击。三十三团、三十五团负责清剿东乡马保股匪；三十一团负责清剿西乡马八娃股匪；三十二团负责清剿马英贵股匪及铁秀戈残部。

    当天深夜，解放军战士披夜露，翻山岗，跨峡谷，淌溪流，像几支利剑直插匪窝。我三十三团、三十五团在土墩、牛头墩首歼马八娃、马英贵股匪百余人。溃逃中的马英贵看到了他的对手中国人民解放军力量强大，一股从未有过的酸楚涌上喉头，心在打颤：“与解放军作对，刚一交火，人家猛打猛冲赛虎豹，自己手下的兄弟像耗子似的逃窜，根本招架不住。”他前思后想，越发感到当土匪艰难，几次差点丢了命，想来想去，最后向当地人民政府投降。

 第81章

    这期间，一野第十一师、十二师向土匪频频进击，战斗10多次，消灭了大股土匪。此后剿匪部队派出200多名由班、排、连干部组成的五个武工队，开展群众工作，发动政治攻势，灵活采取“先拉后打”、“先打后拉”、“边打边拉”的策略，不到20天，马八娃、马二礼等10股匪首率部970多人，先后在虬藏、韩家集、锁南坝、庄巢集、那勒寺、三甲集等地向解放军投降。

    1950年夏，临夏匪特重新蠢动，第四军决定驻该地区的独立团、独立营、回民支队，第十二师二个团和军骑兵团，统由第十一师指挥，围剿股匪。至1953年12月，共歼匪特4900余人。

    在陕北、关中、平凉、青海、新疆等地，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的部队也与匪特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从1949年9月至1953年10月，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先后投入兵力10万人，共歼匪特12.9万人，缴获各种枪3.6万支和大量子弹、炮、炮弹、电台等，取得了剿匪的重大胜利。同时，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参战部队在这场极其复杂、艰苦的战斗中，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4360多人，为共和国的巩固与安宁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树起了一座不朽的丰碑。

    第一野战军暨西北军区在作战、剿匪的同时，还积极参加了西北新解放区的各项民主改革和西北五省的经济建设工作。

    他们打到哪里，就把干部派到哪里，积极开展地方工作，从省到乡建立人民民主政权，使各族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他们深入农牧区，与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宣传党的政策，斗倒了地方牧主，夺回了土地和牲畜，并派出文工团为人民群众演出，配合各项民主改革的深入发展；他们帮助政府动员群众，进行生产自救，度过了严重的春荒；他们修建铁路公路，兴修厂矿和水利工程，为发展西北经济，保卫祖国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十五、再展军威刚卸战马的彭大将军，又一次临危受命，踏上了硝烟弥漫的战场。第十九兵团和第一军先后入朝，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较量。

    彭德怀建设大西北的宏愿刚刚起步，就被发生在朝鲜半岛的激烈战火打断了。随着这场战争的发展和演变，彭德怀这位刚卸战马的大将军，又统率大军跨入一场惊心动魄的国际战争风云之中。

    1950年10月1日夜，南朝鲜陆军第3师开始越过“三八线”向朝鲜北部进犯。

    10月2日清晨，麦克阿瑟根据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决定下达了“联合国军”第2号作战命令，命令正在“三八线”南侧集结待命的“联合国军”

    部队立即从陆地和海上同时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

    由于朝鲜人民军在火力、兵力等方面大大逊于“联合国军”，因而被迫撤退，顷刻之间，装备有大量飞机大炮和坦克的“联合国军”猖狂北犯，将战火烧到中朝边境。

    面对这样严重的局势，毛泽东主席彻夜未眠，他在左思右想之后，于10月2日凌晨2时给领导东北边防军所属部队的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邓华发出紧急电报：（1）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2）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3）请邓华将准备情况及是否是可以立即出动即行电告。

    10月2日午后，高岗匆匆飞抵北京，他已预测到，毛泽东此次紧急召他进京，无疑是出兵援朝问题。

    下午3时左右，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高岗及代总长聂荣臻等在颐年堂开会。毛泽东一开始拿出一份电报对高岗说：“这是金日成来的急电，我们都看了，给你看看。”

    高岗一看电报，是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稍后，毛泽东说：“朝鲜的形势已如此严重，现在不是出兵不出兵的问题，而是马上就要出兵，早一天和晚一天出兵对整个战局极为重要。今天先讨论两个迫切问题，一是出兵时间，二是谁来挂帅。”

    高岗首先插问：“挂帅人选不是已决定林总吗？”

    毛泽东略显急躁地答复说：“挂帅人选原先考虑派粟裕同志，但粟裕同志确实有病，正在青岛休养，前些日子他托罗瑞卿给我带来的信中谈到病情仍很重，我回答就劝他安心休养吧。后来由于美军和其他帮凶国家的军队大批进入朝鲜，飞机、坦克大量增加，形势越来越严重，我们认为出兵援朝已不是几个军就能够解决问题的，可能各个野战军将来都要参加援朝作战。根据这一变化，常委几个同志又考虑派林彪同志来挂帅，林彪认为我们国内战争刚刚结束，各方面都未就绪，他强调美国是最大的工业强国，军队装备高度现代化，一个军就有各种火炮1500门，而我们一个军只有36门。美军有强大的空军和海军舰艇，而我们海、空军才刚刚开始组建。我军入朝作战既无空军掩护，又无海军支援，他认为在敌我装备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如若贸然出兵，必然是‘引火烧身’。其严重后果不堪设想。”

    毛泽东吸了几口烟后，接着说：“前些日子我找林彪谈了一次话，说明

    我们为什么冒险出兵，不出兵将来会有什么结果，出兵有哪些有利条件，对美帝国主义应该采取什么对策，可是林彪表示说他每晚失眠，身体虚弱多病，怕风、怕光、怕声音，哎呀呀，他有这‘三怕’怎么率兵打仗呢！“

    其实，鉴于朝鲜战争发展变化的实际形势，使中国派兵援朝的必要性和紧迫性越来越突出，毛泽东一直在考虑中国援朝志愿军的挂帅人选问题。经过两昼夜的反复思考，他考虑到了彭德怀。

    毛泽东从和彭德怀在20多年南征北战的共同交往中，深知彭德怀是大家公认的一位临危不惧、敢于在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横枪立马的帅才。所以当10月2日的中央常委会讨论到援朝志愿军的司令人选时，毛泽东这样说：“出兵援朝已是万分火急。既然林彪说他有病不能去，我的意见还是彭老总最适合了。”他的话音刚落，朱总司令早已憋不住了，他脱口而出：“对！还是老彭靠得住噢！”于是常委一致同意彭德怀出任志愿军司令员。

    这次会议还根据朝鲜战争的形势，初步把我国出兵入朝的时间定在10月15日。会后，毛泽东又指示周恩来说：“你明天想办法派一架专机，到西安接彭德怀来北京，我们常委明天做些准备工作，4月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但是不巧得很，10月3日华北地区乌云密布，细雨蒙蒙，云层很低，当时我国只有苏制的小型伊尔—14螺旋浆飞机，这种飞机的性能当时不宜起飞。所以，直到10月4日周总理安排去接彭德怀的飞机才飞往西安。

    10月4日上午10时左右，一架从北京飞来的专机徐徐降落在古都西安机场。中央办公厅警卫处派来的两个人一下飞机，立即乘车直奔“西北军政委员会”办公大楼。当他们急匆匆赶到彭德怀的办公室，见彭总正在埋头审阅有关西北地区三年经济恢复建设的各种报告、计划和图表，以备在国庆节后向中央汇报。来人开门见山，对彭德怀说：“毛主席请你立即乘飞机到北京开会。”

    到了北京中南海后，周总理首先迎出来与彭德怀握手，并解释说：“彭总，会议在下午三点就已经开始了，来不及等你，因为政治局会议定得很仓促，昨天就准备派飞机去接你，可是天气不好，只好推迟到今天。所以搞得你好紧张吧！”

    彭总一边说：“没关系，没关系。”一边与总理步入会议厅。

    毛主席和政治局委员们见彭德怀赶来了，都起来和他握手。

    毛主席说：“老彭，辛苦了，你来得正好！美帝国主义已越过三八线了，现在政治局正在讨论我国准备出兵援朝的有关问题，谈谈你的观点。”

    最后，中央决策出兵朝鲜。10月18日，彭德怀奉毛泽东指示，以毛泽东的名义，给邓、洪、韩、解及东北军区副司令员贺晋年发出了特急绝密电报。电文如下：邓、洪、韩、解并告贺副司令：四个军及三个炮兵师决定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19日）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4时即停止，5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为取得经验，第一晚（19）

    准备渡两个至三个师，第二晚再增加或减少，再行斟酌情形。余由高岗、德怀面告。

    毛泽东10月18日21时。

    同一天，为加强和统一志愿军司令部的指挥机构，中央军委发布命令，

    决定：“彭德怀的临时指挥所与团部（即原东北边防军司令部）合并，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一个统一的精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正式成立了。

    10月19日清晨，彭德怀、高岗由北京乘飞机火速赶回安东。当天黄昏时分彭德怀仅带了一名参谋，两名警卫员和一部电台乘一辆吉普车，随在渡江先头部队跨过鸭绿江大桥。在迷蒙的充满寒意的秋雨中，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三十九、四十二、三十八军和三个炮兵师，分别同时开始在安乐、长甸河口和辑安三个渡口，雄赳赳、气昂昂、浩浩荡荡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

 第82章

    10月25日，作为志愿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军首战南朝鲜军，抗美援朝战争从此正式开始。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后，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给“联合国军”很大打击。第三次战役后，我军按照计划转入休整。此时，志愿军虽已取得一定的对现代化装备之敌的作战经验，士气高涨，但是减员甚大，兵员没有得到补充，而且第九兵团尚在元山、咸兴一带休整。第一线兵力只有志愿军六个军21万余人，人民军三个军团7万余人，而敌人有23万余人，我仅在兵力数量上略占优势。从战争实践看，“联合国军”依靠其优势的装备，在遭到我军攻击时组织撤退快，在我军停止攻击后，组织反扑也快，不容许我军进行较长时间的战场休整。因此，如何解决我军的休整补充问题，便成了能否坚持长期作战的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确定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

    1951年2月7日，毛泽东主席根据我军的供应能力和战场上作战的需要，设想志愿军编组为三番作战部队，每番部队作战两个月左右，并为此计划了兵力。轮番作战的具体计划是：以正在朝鲜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和正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之第二十、第二十六（已休整完毕）、第二十七军共九个军为第一番作战部队；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和第三兵团之第十二、第十五、第六十军及在朝鲜休整的第九兵团三个军共九个军为第二番作战部队，4月上旬到达三八线地区，接替第一线部队作战；以准备从国内调赴朝鲜的第四十七军，第二十兵团之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西南军区第十、第十一、第十六军和第一番作战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四十二军（该四个军在第二番部队接替作战后转入休整）共十个军为第三番作战部队，准备6月中旬调用。第五十、第六十六军在第二番部队接替作战后，调回国内担任守备。（后来，因战争形势变化，这一计划在执行中也有变化）中央军委指出：“如此轮番作战，我既有生力军，又能得到切实整补；既不致陷于被动，又能保持旺盛的机动性与持久性，又使更多的部队学会和美国侵略军作战。”

    2月中旬至4月初，我第三、第十九兵团、第四十七军以及新组建的大批特种兵相继入朝，朝鲜人民军也进行了整顿扩编。4月问，我方在朝兵力已达到130万人，其中志愿军的作战部队和支援部队达95万人（作战部队77万人，后勤支援部队18万人）。

    为争取主动，粉碎敌人登陆计划，中国人民志愿军党委于4月6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分析了敌情，确定了进行第五次战役的方针和基本部署。

    会议经过研究确定，我军第五次战役作战的主要地域为汶山到春川间。

    该地域有“联合国军”五个师又二个旅，即美第一军指挥的南朝鲜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和第二十五师、土耳其旅，美第九军指挥的美第二十四师、南朝鲜第六师。“联合国军”在全线的布势上，基本上只有战术的纵深，其援兵主要来自横的方向。据此，会议决定，志愿军在战役指导上实行战役分割与战术分割相结合、战役包围迂回同战术包围迂回相结合的方针。在部署上，以第四十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东西割裂，并以第三十九军牵制华川和春川间之美军不使其西援；与此同时，集中第三兵团从正面突击，第九、第十九兵团分由两翼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首先歼灭南朝鲜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美第三师（欠一个团）、土耳其旅、南朝鲜第六师，尔后再会歼美第二十四、第二十五两师。为防止“联合国军”

    登陆和空降，以第四十二军位于元山、阳德地区，第三十八军位于肃川地区，第四十七军（4月11日入朝）位于平壤地区；另建议人民军以两个军团分别位于淮阳、华川地区和沙里院、载宁地区，待“联合国军”登陆和空降后，将其消灭之。

    4月10日，彭德怀司令员将这一基本部署报告了毛泽东主席。4月13日，毛泽东主席复电表示“完全同意你的预定部署，望依情况坚决执行之。”

    第十九兵团指挥第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军和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属炮兵第八师之第三十一团、四十四团，从右翼突击。在扫除临津以西之敌后，在德岘洞、无等里地段上突过临津口，首先歼灭绀岳山地区之英第二十九旅，尔后向东豆川里、旺方山、抱川方向突击，协同第三、第九兵团会歼美第二十四、二十五师。突过临津江后，以一个军迅速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敌增援，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相机占领之。

    4月22日夜，我第六十三、六十四军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切断了临津江西岸之敌。第一梯队师于23日凌晨突过位于“三八线”附近的临津江。第六十三军攻占了江南要点绀岳山和瓮店洞以南398.1高地，歼敌一部，以后继续向磨叉山、神岩里英第二十九旅阵地进攻。

    担任战役迂回任务的第六十四军攻占长坡里、高士洞一线后，在江南岸弥陀寺以北地区受阻，未能迅速突破伪第一师主阵地。

    24日，第六十三军攻占磨叉山、雪马里，歼英第二十九旅一部。第六十四军为迅速击破当面之敌，向议政府方向实施战役迂回，但由于缺乏连续攻击的准备，未组织有效的炮火支援，在攻击东文里时再次受阻。

    而此时兵团第二梯队第六十五军两个师已渡过临津江，致使我军五个师的兵力大部拥挤在长坡里、高士洞、马智里以北、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内，遭敌炮兵、航空兵、火力突击，伤亡较大，影响了向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和歼灭英军第二十九旅的任务按时达成。

    为了发展胜利，第十九兵团调整部署后于25日18时继续向当面之伪第一师、英第二十九旅进攻，突破了敌人之阵地，于24时前后先后占领了汶山、法院里、葛谷里、中牌里、七峰山一线。先后歼灭伪第一师一部和英第二十九旅格特斯特郡团第一营及坦克团大部，共计4000多人。该兵团第六十四军先遣支队以坚决勇猛的动作突入敌纵深二十五里，前出到议政府西南之道峰山，对敌侧后造成了威胁。第六十三军第一八九师在土桥杨包围敌2000余人，与敌激战一小时后，由于断敌退路的兵力仅一个营，敌在20余架飞机支援下以80辆坦克为先导，突围南逃。

    至28日，第十九兵团攻占国祀锋、梧琴里、白云台地区。这一天，敌军主力撤至汉城及北汉江、昭阳江以南继续组织防御，美骑兵第一师西调汉城之后，在汉城周围组成了绵密的火制地带，妄图诱我攻城，给我以大量杀伤。

    我军鉴于在汉城以北歼敌战机已失，主力遂于29日停止了进攻，而以一部兵力逼近汉城，前出至汉城近郊之北岳山；一部逼近汉江，占领退溪院里、九陵山、金谷里、磨石隅里一线地区；一部渡过昭阳江，占领春川以东之九峰山、坪村里地区，与敌保持接触，掩护主力在高阳、议政府、抱川、华川及春川以北地区整补，准备新的作战。至此，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遂告结束。

    5月6日，联司首长下达战役第二阶段预备作战命令，其中命令第十九兵团在西线积极配合第九兵团和东线人民军前线指挥部所属部队的行动，要求第十九兵团在钳制方向上要认真地积极地实施佯动，将美军主力吸引于西线。

    5月初，西线第十九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开始在汉城方向和汉江下游实施佯动，展开了积极的战斗活动，不断地袭击敌人，同时还在清平川、磨石隅里及汉城以西，公开调查汉江以南兵要地志，摆出我军迂回汉城及渡江南进的姿态。

    第十九兵团的行动果真引起了敌军的警觉。侵略军总司令李奇微惊呼：“汉城面临第二次危机”。

    5月16日，我各突击兵力按预定计划先后向敌发起猛烈突击。第十九兵团以四个师的兵力分别向高阳、道峰里、退溪院里、金谷里、麾石隅里、清平川、上泉里之敌进攻，17日攻占上述各地，并歼敌一部。18日4时，第六十三军南渡北汉江，占领通方山、罗山、凤尾山、508.7高地。在抗击敌人反击中，歼美军一个营和伪军三个连的大部。后由于敌军增强了防御，我军若继续前进，不仅不易消灭敌人，反而会增添困难，所以联司首长决定停止进攻，于21日结束第二阶段作战。

    战役第二阶段结束后，联司首长为了争取主力集结休整，总结作战经验，于5月21日下达指示，决定各兵团留一个师至一个军的兵力，从现在位置起，采取机动防御，节节阻击，杀伤消耗敌人，掩护各兵团主力转移至渭川里、朔宁、文惠里之线及其以北地区进行休整。其中规定第十九兵团主力转移到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休整，留一个军（或四个师）从议政府、清平川之线布防，利用东豆川里、抱川、机山里南北有利地形，采取纵深配备，阻击敌人。

    然而，就在我军主力尚未转移时，敌军利用我军补给困难的弱点，于23日晨开始有计划地猛力反扑。很快，第六十五军右翼暴露，我第三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接合部加平方面出现缺口。

 第83章

    24日，各路敌军继续北犯，我第六十五军自议政府、清平川一线后撤20至30里，收缩至龙岩里、旺方山一线，使第三与第十九兵团接合部间本已出现的缺口又进一步扩大。这样，我军最初所确定的机动防御开始线未及形成，即被敌突入，并且还在两个方向即西线的加平和东线的麟蹄被敌分割，形势十分不利。

    根据新的情况，志愿军首长于24日22时发出指示，要求各军克服困难，有计划地布置掩护，并选择有利地形采取伏击、反击的手段，求得消灭敌人一部，停止敌人的进攻。25日，在西线，我第六十五军在节节阻击之后，除一部于七峰山、海龙山阻敌外，主力于当晚撤至汉滩川以北地区，未能按计

    划完成议政府至清平川地区阻敌半月至二十天的任务。

    26日，伪第一师已占汶山并越过临津江，美第一军已沿京义铁路线两侧推进至钳岳山、逍遥洞、梁文里及机山里线，继续向我第六十五军前沿铜幕里、哨城里、钟悬山、艮子里进攻。

    27日，进攻之敌进占汶山、永平、华川、富坪里、麟蹄线，仍企图向铁原、金化、杨口进攻。联司首长为稳定局势，决定部分军停止休整计划，立即转入防御，迅速将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及人民军第五、第二、第三军团主力展开于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杆城地区进行防御。28日至30日，我第六十五军对进占涟川以南地区之敌实施反击，歼敌一部。随着我军反击作战的胜利和全线防御布势的完成，敌之追击行动已被我阻止，整个战局趋于稳定。至6月10日，我军主动撤出铁原、金化，将敌阻止在“三八线”附近，敌我双方均转入防御，第五次战役遂告结束。

    敌人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于1951年9月29日开始发动秋季攻势。10月2日，联司发出指示，令第十九兵团坚决抗击敌之进攻，大量杀伤敌人，并在有利条件下实施反击，以粉碎敌人攻势。

    在第六十四军防御正面，进攻之敌为英联邦第一师和美骑兵第一师第五团一部。其进攻重点为高旺山、马良山。每天，敌均以一至两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激战至10月4日16时，我主动撤离高旺山及其以西227.0高地。

    10月5日以后，敌将进攻重点指向马良山及其西南216.8高地，并改取集中兵力、火力逐点进行攻击的战术，每天均以一个多团的兵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进行多梯队的轮番攻击。我马良山阵地曾五次失而复得。我防守216.8高地的一个连，依托坑道式掩蔽部曾在一天之内连续击退敌21次冲击，毙伤敌700余人，而我仅伤亡26人。激战至8日，我军在给敌大量杀伤后主动撤出黄鸡山、基谷里、白石洞、伍炭里一线继续防御。第六十四军经过五昼夜激战，共毙伤敌2600余人，敌仅前进三公里，取得了秋季防御作战的重大胜利。

    10月25日，在双方商定的新会址板门店恢复了停战谈判，但敌人在谈判中仍企图使我退出1500平方公里土地，并把开城划归敌方。在这种情况下，志司为了增加对敌压力，决定乘敌疲惫之际，以每军歼灭敌人一个连至一个营为目标举行小的局部反击。10月29日，志司电令第六十五军加强开城地区及临津江以西防御兵力，如敌进攻，坚决防守，不得轻易放弃一寸土地，并应尽可能向前推进。11月中旬，第六十三军奉令进至开城东北长和洞、华藏洞地区，准备协同第六十五军打击向开城进攻之敌，同时第四十军之第一一九师准备随时参加保卫开城的作战。

    处在第一线的我志愿军第六十四、第四十七、第四十二、第二十六、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共六个军，遵照志司的指示，自10月30日起至11月底止，分别在各自正面选择敌人突出、暴露或守备薄弱的营以下阵地进行了连续不断的攻击，大量杀伤了敌人。

    11月4日，我第六十四军以三个营的兵力，在60门火炮支援下，出敌不意地在白天向马良山之敌进攻，经四小时激战，全歼英联邦第二十八旅一个营。5至7日，以连续击退敌多次反扑，共毙伤敌1740余人，巩固了这一要点。

    此外，为了驱逐盘踞在开城以南、砂川河以西、汉江以北地区经常对谈判中立区进行破坏袭扰的李承晚伪军，于11月中旬抽出第六十五军部分兵

    力，对该地区进行了两次扫荡作战，将阵地前推到汉江北岸和砂川河西岸，进一步稳定了开城地区的防御。

    在我志愿军的沉重打击下，敌人被迫于11月27日同我达成了以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协议。按照这一协议，以实际接触线为准，敌我双方各后退两公里作为非军事区。

    1952年6月6日至9日，志愿军党委召开了兵团干部会议，对我军作战指导方针、部署调整和纵深防御工事构筑等问题进行了研究。会议认为，我军以坑道为骨干、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形成以后，已有完全可能节约我之防守兵力。因此，为增加机动力量，加强东西海岸防御，决定从西线第十九兵团防御正面抽出一个军，置于礼成江西岸，作为该兵力第二梯队，并防止敌人从海州登陆。

    在指挥关系上，经与人民军商定作一些调整：第十九兵团指挥第三十九、第四十、第六十三、第六十五军（第六十三军为二梯队）；第三兵团指挥第三十八、第十五、第六十军（第六十军为二梯队）；第二十兵团指挥第十二、第六十七、第六十八军（第六十七军为二梯队）；人民军前指指挥第一、第二、第三军团；东海指部队为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和人民军第七、第五军团（第二十、第二十七军为二梯队，第二十六军奉命回国，遗防由第十五军接替）；西海指部队为第四十二、第六十四、第五十军和人民军第四军团及游击支队（第四十二、第六十四军为二梯队）；第四十七军为志司预备队。这样，各兵团及东、西海指均掌握有一至两个军的机动兵力，可自如地应付各种情况。

    会后，第十九兵团将第六十三军从第一线调出，置于礼成江以西漏川、白川、温井地区。

    在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行动中，第十九兵团第六十五军先后向西场里北山、67高地、86.9高地、29.5高地、45.4高地、50高地、七井洞南山等发起十余次反击，大量杀伤了敌人。

    1952年10月25日，由原第一野战军第一军和第三军合并的陆军第一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所属第一、七师在临津两岸的马良山、老般山一线担负坚守阵地任务，第二师配属第六十四军执行西海岸抗登陆任务。

    1953年6月，参加夏季反击作战。

    6月25日至7月3日，第一军第二十团向防守198.6高地（朔宁东南7公里）的伪第一师第十五团一个连另两个排发起进攻，多次打退伪第一师第十一、十二团的反扑，全歼守敌一个连另二个排，击退敌两个团的反扑，毙伤俘敌3400余名。

    6月28日至7月1日，第一军第十九团发起笛音里西北无名高地进攻战斗，全歼守敌伪第一师第十五团第七连另两个排，击退敌第十一、第十二团反扑30余次，巩固占领阵地，毙伤俘敌1560余名。

    停战后，入朝的原第一野战军部队相继回国。他们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十六、尾声

    第一野战军番号撤销。部队改编，但军威永存！

    1952年6月，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决定，第一野战军及兵团番号撤销，西北人民解放军进行精简整编。

    第一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

    第二兵团改编为军委装甲兵司令部。

    第十九兵团已入朝作战。

    第二十二兵团改编为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

    第一军与第三军合并编为陆军第一军，下辖第一师（第一军第一、三师合编）、第二师（第三军第八师与第一军第二师合编）、第七师（第三军第七、九师合编）。

    第一军军部改编为重装军军部。

    第三军司令部、干部部和后勤部改编为空军第十一航校；政治部改编为西北军区军政干校。第七师师部改编为重装师师部，第九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五师师部。第八师师部改编为空军歼击航空兵第二十七师师部。

    第二军军部改编为南疆军区，第四师改编为步兵第四师，第五师改为农建第一师，第六师改为农建第二师。

    第四军军部改编为军委城防高射炮兵学校，第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十师师部，第十、十一师合编为第十一师，第十二师改编为公安第二十师。

    第五军军部改编为伊犁军区，第十三师改编为喀什军分区，第十四师改编为农建第三师，第十五师改为农建第四师。

    第六军军部改编为西北空军机关，第十六师改为农建第五师，第十七师改为农建第六师，第十八师改编为公安第四师。

    第七军军直一部充实第一高级步兵学校，其余与西北军区航空处合并，组成西北军区空军司令部。第十九师改编为铁道兵第五师，第二十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七训练基地司令部，第二十一师师部改编为炮兵第四训练基地司令部。

    第八军于1949年5月与绥蒙军区合并为绥远军区，归华北军区建制。

 第84章

    第九军军部与第二十二兵团合并，第二十五师改为农建第七师，第二十六师改为农建第八师，第二十七师改为农建第九师，骑兵第七师改为农建第十师，骑兵第八师改为工建第一师。

    第十九军军部并入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石油工业第一师。

    独立第一军于1949年11月下旬整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一师，后归第六十二军领导，随第十八兵团南进，西北独立第一军番号撤销。

    独立第二军改为农建第一师。独立第二军是由宁夏中卫起义的国民党第八十一军改编而成的。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时，第八十一军军长马惇靖同第十九兵团达成和平协定，其所部第三十五师、第二九四师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二军，马惇靖任军长，甄华任政治委员，杨遇春任参谋长，程襄文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二师，共约1万人，隶属西北军区。1950年12月，改编为宁夏军区独立第一师。

    独立第三军缩编为西北军区独立第七师。独立第三军是由在甘肃武都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改编而成的。1949年12月9日，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在甘肃南部武装起义，所属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独立第三军，蒋汉诚任军长，黄忠学任政治委员，孙超群任副军长，康维铣任参谋长，张汉民任政治部主任。

    第一野战军整编后，其所属部队后来有的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等保卫祖国、抵御侵略的正义战争，为捍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和尊严，打击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浴血奋战，再立新功。

    有的至今还保留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编制序列中，担负着捍卫国家安全的神圣使命。

    第一野战军全体官兵所建立的不朽功绩，将永远载入史册！

    第一野战军的军威永存！

    附录：第一野战军序例中共第一野战军前委书记彭德怀委员张宗逊王震甘泗淇刘景范张德生赵寿山阎揆要廖汉生许光达王世泰徐立清第一野战军机关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彭德怀（兼）

    第一副司令员张宗逊第二副司令员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副主任张德生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景范（兼）

    政治委员刘景范（兼）

    副司令员方仲如司令部参谋处处长黄罗斌第二局局长冯维精政治委员萧荣昌通信联络处处长龙振彪政治委员曾庆良审计处处长黄伊基副官处处长何金虎政治部组织部部长谭生彬宣传部部长张后垢胡光（后）

    保卫部部长李握如0联络部部长金城军法处处长刘峰生总务处处长高述德后勤部（1949年3月26日由后勤司令部改称）

    部长黎化南政治委员方仲如黄静波（后，1949年7月21日）

    副部长黄静波副政治委员杨林

    政治部主任章夷白供给部部长黄静波刘华春（后）

    政治委员杨林（兼）

    卫生部部长贺彪第二部长曾育生政治委员刘仁保军需部部长赵立德政治委员周树槐运输部部长高登榜政治委员周待旦军械部部长何维忠兵工部部长蒋崇璟政治委员谷佑箴第一兵团（1949年6月14日正式编成）

    司令员王震政治委员张子意（未到职）

    王震（兼）

    参谋长张希钦（后）

    政治部主任孙志远后勤部部长夏耀堂政治委员杨宗胜第一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一纵队改称）

    军长贺炳炎政治委员廖汉生（土家族）

    副军长王尚荣副政治委员洗恒汉（壮族）余秋里参谋长陈外欧政治部主任冼恒汉（壮旅，兼）

    后勤部部长夏耀堂第一师（由原第三五八旅改称）

    师长黄新廷傅传作（后，1949年7月）

    政治委员余秋里曾祥煌（后）

    第二师（由原独立第一旅改称）

    师长王尚荣王绍南（后）

    政治委员颜金生第三师（由原独立第七旅改称）

    师长傅传作政治委员曹光琳第二军（1949年2月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王震（兼）郭鹏（后）

    政治委员王震（兼）王恩茂（后）

    副军长郭鹏顿星云副政治委员王恩茂

    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左齐后勤部部长甘祖昌第四师（由原独立第四旅改称）

    师长杨秀山政治委员杨秀山（兼）

    第五师（由原第三五九旅改称）

    师长徐国贤政治委员李铨第六师（由原独立第六旅改称）

    师长张仲瀚政治委员曾涤第七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七纵队改称）

    军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冼恒汉（壮族，后）

    参谋长何辉燕政治部主任侯维煌黄忠学（后）

    供给部部长盛克金卫生部部长章振炎第十九师（由原第十旅改称）

    师长何辉燕朱绍田（后）

    政治委员朱绍田孙鸿志第二十师（由原第十二旅改称）

    师长张新华政治委员龙福才第二十一师（1949年6月由原华北军区独立第五旅改称）

    师长范忠祥政治委员李健良第二兵团（1949年6月14日正式编成）

    司令员许光达政治委员王世泰副政治委员徐立清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徐立清（兼）

    朱明（后，1949年9月）

    后勤部部长范子瑜第三军（1949年2月由原第三纵队改称）

    军长许光达黄新廷（后，1949年6月）

    政治委员孙志远朱明（后，1949年6月）

    朱辉照（后，1949年7月）

    副军长唐金龙

    副政治委员朱明朱辉照参谋长李文清政治部主任江勇为后勤部部长宋庆生第七师（由原独立第二旅改称）

    师长唐金龙张开基（后）

    政治委员梁仁芥第八师（由原独立第三旅改称）

    师长杨嘉瑞政治委员孟昭亮第九师（由原独立第五旅改称）

    师长朱声达政治委员王赤军第四军（1949年2月由原第四纵队改称）

    军长王世泰张达志（后，1949年6月）

    政治委员张仲良副军长孙超群高锦纯副政治委员朱辉照参谋长张文舟政治部主任朱辉照（兼）

    后勤部部长王国瑞第十师（由原警备第一旅为主组成）

    师长高锦纯政治委员左爱第十一师（由原警备第三旅改称）

    师长郭炳坤政治委员高维嵩第十二师（由原警备第四旅与骑兵第六师合编成立）

    师长郭宝珊政治委员李宗贵（李赤然）

    第六军（1949年2月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罗元发政治委员徐立清张贤约（后，1949年7月）

    副军长张贤约副政治委员饶正锡参谋长唐子奇政治部主任黄振棠后勤部部长郑云彪第十六师（由原教导旅改称）

    师长吴宗先政治委员关盛志第十七师（由原新编第四旅改称）

    师长程悦长

    政治委员黄振棠（兼）

    第十八师（1949年5月由晋南军区部队组成）

    师长张树芝政治委员景明远第八军（1949年2月由原第八纵队改称，5月29日与绥蒙军区合并成立绥远军区，划归华北军区建制。）

    军长姚喆政治委员高克林副军长王长江杨叶澎参谋长王长江（兼）

    政治部主任裴周玉后勤部部长陈仕南第二十二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

    师长樊哲祥政治委员黄立清第二十三师（由原第十四旅改称）

    师长罗斌政治委员姜文华直属各师骑兵第一师师长康健民政治委员李佐玉骑兵第二师师长王智政治委员王再兴西北独立第一师师长张达志政治委员张达志（兼）

    第十八兵团（1949年4月由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参加解放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作战。）

    第十九兵团（1949年4月由中共中央军委直属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参加解放大西北的作战。）

    《中国雄师—第二野战军》

    作者：张军赋晋夫编著

    人民军队历史上的重大转折：五大野战军诞生。刘伯承、邓小平执掌第二野战军帅印。

    1949年2月11日，中原大地，千里冰封，雪花纷飞。此时，一辆美式吉普正穿破晨雪，急驰在通往河南商丘附近的张菜园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的途中。

    车中坐的，是刚被中央军委任命的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他正衔中央军委之命，火速从石家庄赶回第二野战军司令部，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解放南方诸省。

    刘伯承是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参加（列席）完中央政治局会议后，在返回部队的途中接到中央军委新的任命的。

    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关于夺取革命战争彻底胜利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也是中国革命战争进程出现重大转折的标志。

    人熟一秋，稻熟一晌。革命形势的发展也是如此。中国现代历史发展中的两大政治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经过近30年的错综复杂的激烈斗争和变幻莫测的风云变化，到了1948年底和1949年初，各自的力量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都在发生着从未有过的急剧变化，原来的大小强弱迅速交换着位置，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着各自的相反方向急剧转化。

 第85章

    还在辽沈战役刚刚开始、中央九月政治局会议刚刚结束之时，毛泽东就预测：根据过去两年作战的成绩和整个敌我形势，认为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歼敌正规军共五百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是有充分可能性的。

    仅仅在毛泽东说了上番话的两个月之后——1948年11月，形势的发展使他又十分愉快地否定了两个月前自己对革命胜利时间作出的估计，他说：我全军9、10两月的胜利，特别是东北及济南的胜利，业已根本上改变了敌我形势，7月至现在四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军近百万人。国民党全军（连近月补充者在内）现已不足300万人，我军则已增至300余万人。9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500万，歼敌500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9、10两月的伟大胜利，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了。

    前后估计上虽然仅差两个月，但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时间，却整整提前了两年的时间。这个两年，使得当时世界上的许多军事家都大惑不解，也让后来众多的历史学家难以研究明白。

    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形势迅猛发展的需要，更有力地推动全国解放的尽早到来，中央军委在我军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整编全国军队，统一全国解放军组织和番号的要求。1948年11月1日，中央军委颁布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根据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关于战略任务更进一步地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的要求，中央军委关于全军组织和部队番号，特作统一规定，通令全军一体遵行。”

    该规定把野战军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

    1949年1月底，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举世著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国民党在长江以北的军队损失殆尽，借大的北中国成为共产党的天下，蒋介石的100多万残存部队退守长江以南。扫平南中国，彻底打倒蒋家王朝已指日可待。这样，以地名命名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番号已不合时宜。因此，中央军委遂又明令全军，取消野战军用地区化分的办法，把原西北野战军改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副司令员张宗逊、赵寿山，参谋长阎揆要，副参谋长王政柱、李夫克，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副主任张德生，下辖第一、第二兵团共6个军。把原中原野战军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段君毅任后勤部司令员兼政委。下辖第三、第四、第五兵团共9个军。把原华东野战军改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力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钟期光为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七、第八、第九、第十兵团共15个军。把原东北野战军改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为司令员，罗荣桓为政治委员，副政治委员为邓子恢，谭政任政治部主任，陶铸为政治部副主任，萧克为第一参谋长，赵尔陆为第二参谋长，聂鹤亭、陈光为副参谋长。

    在此次整编中，中央军委把原华北军区的部队改编为华北野战军，直属中央军委指挥，未设野战军一级领导班子，下辖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共11个军。1949年3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组织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的太原前线司令部和以徐向前为书记的党的总前委，统一指挥第十八、第十九、第二十兵团。

    此次整编，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

    第二野战军，是在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二九师部队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一二九师从原来的万余人发展到30多万人，建立了广大的晋冀鲁豫根据地，使地方的武装力量也得到很大发展。又经过三年解放战争的战火锻炼，这支部队更是被铸造得能征善战，成为一支无敌雄师。

    抗日战争转入大反攻时，为了最后消灭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并制止内战危机，1945年8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各战略区编组“超地方性的正规兵团”。8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各战略区就现有兵力的二分之一或五分之三，编为野战兵团，以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和实现游击战向运动战的转变。

    刘伯承、邓小平按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令所属太行、太岳、冀南和冀鲁豫的八路军部队，分别编组成一至三万人的野战兵团。

    同时，中央决定成立晋冀鲁豫军区，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治委员，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王新亭为政治部副主任。军区辖冀鲁豫、冀南、太行和太岳四个二级军区，以及刚起义的三十八军第十七师，共29万余人。

    1945年9月初，晋冀鲁豫军区，以冀南军区主力编为冀南纵队，太行军区主力编为太行纵队，太岳军区主力编为太岳纵队。10月7日，冀鲁豫军区主力编为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三旅），杨得志为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冀南纵队改称第二纵队（辖第四、第五、第六旅），陈再道任司令员，宋任穷任政治委员；太行纵队改称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太岳纵队改称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同时，晋冀鲁豫军区另组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

    1945年11月10日，原定以第一纵队为基础另组25个团的架子调往东北。但后来因形势发生变化，第一纵队在开往东北途中到晋察冀军区时，即留在该军区担负作战任务。

    11月11日，在邯郸战役中起义的国民党新编第八军改名为民主建国军，高树勋为总司令，加入晋冀鲁豫军区序列。

    11月中旬，以太行军区主力组成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王宏坤兼司令员（后由王近山代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以冀鲁豫军区主力组成第七纵队（辖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杨勇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同期，因中央军委拟调第四纵队（不含第十一旅）

    去东北，组成第八纵队（辖由第十一旅改称的第二十二旅、新组建的第二十三旅、军区独立旅改称的第二十四旅），谢富治任司令员、王鹤峰任政治委员。12月初，中央军委决定第四纵队不去东北，仍留大岳军区。随后，第四纵队与第八纵队（不含第二十四旅）合并，称为第口纵队（仍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三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四旅改为太岳军区独立旅。

    这时，各二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是：冀鲁豫军区司令员王秉璋，政治委员张玺；冀南军区司令员杜义德，政治委员李菁玉；太行军区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李寻峰；太岳军区司令员王新亭，政治委员聂真。

    1946年5月15日，国民党第三十八军副军长孔从洲率第五十五师于河南巩县起义，后与第十七师汇合，被命名为西北民主联军第三十八军，孔从洲为军长、汪峰为政治委员。

    至1946年6月中旬，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精简整编和调往其它地区的以外，尚有野战军五个纵队，连同地方部队共27万余人。

    从1945年秋季开始，晋冀鲁豫军区正规兵团和地方部队对日寇进行大反攻，同时对国民党军的进犯给予了坚决的回击，曾先后在上党地区歼灭国民党军队十三个师，在邯郸地区歼灭沿平汉路北犯的国民党军两个军，并争取一个军起义。这两次作战，打击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嚣张气焰，保卫了抗战的胜利果实，对争取和平民主和支援我军在东北的展开起了重要作用。

    在国民党与我党签订和平停战协定后，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除坚决执行和维护停战协定，击退敌人对我解放军的蚕食和偷袭外，各部队展开了大练兵运动，并积极参加地方减租减息和生产运动；为对付国民党发动全国内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晋冀鲁豫军区处于解放区南线的中央，除要粉碎敌人对本区的进攻外，还担负着前与中原、左与华东、右与陕甘宁我军进行战略配合和策应的重要任务。据此，军区于6月、27日，以第三、第六、第七纵队（后增加第二纵队）和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组成野战军，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担负豫东方向的作战任务。接着，于7月14日，组成野战军指挥部，由邯郸开赴冀鲁豫前线指挥作战。军区的工作由膝代远、薄一波等负责。

    1946年7月至10月，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的指挥下，连续取得东陇海、定陶、巨野和鄄城等战役的胜利，予敌以沉重打击。

 第86章

    与此同时，陈赓率领的第四纵队在晋南辗转机动作战，接连取得闻（喜）夏（县）、同蒲、临（汾）浮（山）等战役的胜利。军区各地方武装，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有力地配合了野战军作战。1946年11月至1947年2月，第四纵队在晋绥部队的协同下，取得吕梁、汾（阳）孝（义）战役的胜利；

    野战军主力取得了巨（野）金（乡）鱼（台）等战役的胜利。1947年3月至5月，为粉碎敌人对山东和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野战军又分别在晋南和豫北进行战略性反攻，歼敌6万余人，克城30多座，并为转入战略进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此期间，为建立战略机动的枢纽，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与华中军区第八军分区扩建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20日，第一纵队由晋察冀军区归建。1947年3月16日，第一纵队与第七纵队合并为第一纵队，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

    到1947年6月，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已发展到42万人，其中野战军为五个纵队，炮兵和工兵的建设也有了进一步发展，各二级军区所辖独立旅已达10个。

    遵照党中央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的战略方针，1947年6月10日，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六纵队，组成晋冀鲁豫南征野战军（亦称刘邓大军），执行挺进中原创建大别山根据地的战略任务。6月23日，野战军指挥部率南征大军由安阳地区向濮阳、寿张地区出动。6月30日晚，刘邓野战军四个纵队12万余人，从临濮集至张秋镇300余里地段上强渡黄河，在冀鲁豫军区的配合下，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四个师部，九个半旅6万余人，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1947年7月2日，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和军区决定：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主力与原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原第五师），依次组成第八纵队（辖新组成的第二十二、第二十三旅和第二十四旅），由王新亭任司令员；

    第九纵队（辖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由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旅），由王宏坤兼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由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第十二纵队（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由赵基梅任司令员、文建武任政治委员。

    1947年7月27日，中央军委决定：以陈赓、谢富治纵队与秦基伟、黄镇纵队及孔从洲、汪锋之第三十八军组成一个集团，统受陈赓、谢富治指挥，挺进豫西创建鄂豫陕根据地，以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的进攻，并配合刘邓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

    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后，在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和第十一纵队的掩护下，胜利挺进大别山区，迅速完成战略展开。同时，陈谢集团（含第八纵队之第二十二旅）从晋南强渡黄河，挺进豫西。随后，与挺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所部协同作战，创建中原解放区，有力地配合了我军其他战场转入战略进攻。

    到1947年11月底，第十纵队、第十二纵队先后进入大别山，与刘邓主力会合。经过半年作战，刘邓、陈谢两军歼敌15万人，创建了鄂豫、皖西、江汉、桐柏和鄂豫陕五个军区，以及31个军分区和各级民主政权。这时，第十、第十二纵队和第五、第十二、第十九、第二十五、第二十八旅以及第三十八军之第十七、第五十五师等野战部队，均分别作为新建军区和军分区的基干部队。

    为适应解放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进一步扩大作战规模，党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48年5月9日指示重建中原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陈毅任第一副司令员（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和政委），李先念任副司令员，邓子恢任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任参谋长。

    中原军区的鄂豫军区（有五个军分区），王树声任司令员，段君毅任政治委员；皖西军区（有三个军分区），曾绍山任司令员，彭涛兼政治委员；

    豫皖苏军区（有八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豫西军区（由第三十八军军直和第四纵队后方司令部合并组成，有六个军分区），李成芳代司令员，张玺兼政治委员；桐柏军区（有三个军分区及第二十八旅），王宏坤任司令员，刘志坚任政治委员；江汉军区（有三个军分区、一个独立旅），张才千任司令员，刘建勋任政治委员；陕南军区（有两个军分区及第十二旅、第十七师），刘金轩任司令员，汪锋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共有七个纵队：第一纵队（辖第一、第二、第二十旅），杨勇任司令员，苏振华任政治委员；第二纵队（辖第四、第六旅），陈再道任司令员，王维纲任政治委员；第三纵队（辖第七、第八、第九旅），陈锡联任司令员，彭涛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三、第二十二旅），陈赓任司令员，谢富治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旅），王近山任司令员，杜义德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辖第二十六、第二十七旅），秦基伟任司令员，黄镇任政治委员；第十一纵队（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第三十三旅），王秉璋任司令员，张霖芝任政治委员。

    中原野战军组成后，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协同作战，先后进行了洛阳、宛西、宛东、豫东、襄樊等战役，削弱了中原敌人的有生力量，为我军而后进一步开展中原和华东战局，求歼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条件。

    1948年10月下旬，中原野战军主力解放郑州和开封后，于11月至翌年1月，在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领导下，与华东野战军一起进行了举世闻名的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队刘峙集团55.5万余人，使长江中下游广大地区全部获得解放。

    战争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不同的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矛盾冲突不可调和的结果。战争的胜负，不仅取决于战争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等物质力量方面的强弱，而且取决于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战争双方指导者的主观因素。

    在1948年底、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击溃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这与人民解放军拥有一大批卓越的军事指挥将才是分不开的。刘伯承就是他们之中最为突出者之一。

    日本人阿布秀山就曾说过：“谁拥有刘伯承..这样卓越的将帅，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美国人杰米·卡洛奇认为：“二十世纪全世界出现了六个伟大的军事家，中国的刘伯承是其中最徐奇的一个。”古今中外的历史学者，不论是在研究历史事件或是研究历史人物时，为了对某个历史事件或某个历史人物作出恰当、具体的评价，往往喜欢采取比较的方法。

    不论是中国的军事吏学者或是西方的军事史学者，在研究中国共产党内的军事人物时，最喜欢把刘伯承、林彪这两个人放在一块儿进行比较。

    林彪晚年有野心，阴谋不成乘机外逃，摔死在异国他乡，让世人唾弃，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一个军事家在中国现代战争史上所应具有的突出地位。

    林彪与刘伯承一样，历经百战，战绩不菲，曾获有“常胜将军”之称。在红军时期，24岁成为红军的军团长。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一二九师，他则率一一五师。平型关一战，使林彪声名传扬中外。解放战争中，他主掌东北野战军帅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他指挥打了一个半多。血战四千街，举世瞩目，全歼廖耀湘，战史称绝。杜聿明、陈诚、卫立煌等，这些当年他在黄埔的学兄，国民党内有名的战将，被他打得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成为他的手下败将。林彪打仗，大处如掌风云，起伏跌宕，气势磅■；

    小处如刺锦绣，穿针引线，丝丝人扣。林彪指挥的许多战斗，成为了我军军史上的作战范例。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林彪都是一个罕见的奇才。

    刘伯承与林彪，谁更胜一筹呢？

    刘伯承，出身于贫寒之家，崛起于乱世之中。少年时投笔从戎，立志报国。早在讨袁战争中，就以勇谋双备、用兵神奇声名隆于川军诸将。北伐时，以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之重任，雄视一方。南昌起义，他与周恩来、朱德等共谋义举。红军时期，他执掌红军军校校长之职，为共产党军队培养了一大批杰出的将官，并任红军总参谋长。长征途中，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渡大渡河，为红军杀出一条血路。抗战中，率一二九师，兵新孙武，七亘村重叠设伏，神头岩歼敌，奇招叠出，屡战屡胜，声震敌胆。解放战争中，上党、邯郸、陇海、定陶之战，令国民党军队胆寒。率20万之众，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山，以孤军深入敌人腹地、重围之中，游刃有余，更显出大将风范。淮海大决战，千军万马，风云变幻，刘伯承置全局于掌心，察萍风于独目，大开大合，阵地战、伏击战、攻坚战、运动战，运兵如指，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论战术之奇，刘伯承数中国军界一绝。”

 第87章

    纵观中国近现代战争史的全过程来看，刘伯承更有自己的许多不同之处。

    一位日本军事史的研究专家因此写道：刘伯承、林彪无疑都是战争奇才，两人都有将帅的大气与雄才，然而，无论是从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的地位看，还是从战术史上的价值看，刘伯承都胜过林彪。林彪的杰出，主要集中在1946年到1949年短短几年中，而刘伯承却一直占据着中国近、现代军事史上引人注目的位置。研究1946年以前的中国战争，除偶尔需涉及林彪外，大多可以不提这位刚刚崭露头角的年轻将领，却不可以忽略刘伯承。更重要的是，林彪的胜利，常常有优厚的外部条件，起码，他的部队所拥有的条件比刘伯承部队的条件好一些。林彪指挥的平型关之战，也是在国民党军队的配合下取胜的。他在东北一展宏才，也有三个刘伯承孤军挺进中原时没有优势。一是装备，日本人和苏联人都留给他不少先进的现代武器，使他的部队装备上明显优于同时的其他野战军。二是地利，他一进东北，便有现成的地盘和久战于东北的东北抗日联军的支持，而且始终有北满作为后方。三是东北偏于边关，蒋介石军队装备的补充，兵力的支援都比较困难。而刘伯承一生之战中，一直处于劣势逆境，打苦战、打险战，常靠智谋和细致才能取胜。他率兵深入中原，外是国民党重兵重围，内无粮草弹药的补给，无后方，无后援、无友军配合，而且北方士兵不惯于南方山地，军队数量装备明显劣于敌军，他却进退不乱方寸，攻守均有条理，很快打开中原局面，改变了全国战场的格局。刘伯承指挥的很多战役，都是战术史上价值非凡的典范战例。因此说，作为杰出的军事家，刘伯承比林彪才能更全面、而且更富于创造性。

    刘伯承回到第二野战军司令部之后，立即着手进行部队的整编工作。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刘伯承主持召开了前委会议，接着又主持召开了军以上领导干部会议，任命了军以上领导班子的成员。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下辖三个兵团共九个军。第三兵团，以陈锡联为司令员，谢富治为政治委员，王近山、杜义德为副司令员，阎红彦为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为参谋长。下辖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军。第十军军长由兵团副司令员杜义德兼，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范朝利任副军长，高厚良任参谋长，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一军军长由曾绍山担任，鲍先志任政治委员，郑国仲任副军长，钟汉华任副政治委员，杨国宇任参谋长，刘华清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二军军长和政治委员由兵团副司令员王近山兼任，萧永银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李震任副政委，李开湘任政治部主任。

    第四兵团，陈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郭天民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刘志坚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胡荣贵为政治部副主任，赵炳润为后勤部部长，杨世荣为后勤部政委。下辖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军。第十三军军长由周希汉担任，刘有光任政治委员，陈唐任副军长，廖冠贤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十四军军长由李成芳担任，政治委员雷荣天，王启明任副军长兼参谋长，朱佩■任政治部副主任。第十五军军长由秦基伟担任，谷景生任政治委员，余洪远任政治部主任。

    第五兵团，以杨勇为司令员，苏振华为政治委员，张霖芝为副政治委员，甘渭汉为政治部主任，潘焱为参谋长，石新安为政治部副主任，吴机章为后勤部长。下辖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军。第十六军军长由尹先炳担任，王辉球任政治委员，戴润生任副政治委员，杨俊生任参谋长，吴实任政治部主任。第十七军军长由王秉璋担任，赵健民任政治委员，萧元礼任副政治委员，刘星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第十八军军长由张国华担任，谭冠三任政治委员，昌炳桂任副军长，王幼平任副政治委员，陈明义任参谋长，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

    第二野战军还成立了直属特种兵纵队，下辖一个榴弹炮团，一个战车队，一个工兵团，由野战军参谋长李达兼任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孔从洲任副司令员，徐立行任参谋长。

    整编后的第二野战军，兵力共28万余人，装备大大加强，拥有各种火炮1500门，开始由单一步兵向合成军队和现代化的建设方面迈进了一大步，为胜利执行渡江作战任务和解放南中国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大战前夜，六朝古都南京异常宁静。蒋介石泪洒金陵。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蒋经国临危受命敢摸老虎屁股。宋美龄急电蒋介石：上海出了一件特大乱子！李宗仁会见一个美国人后兴奋不已。蒋介石又耍起流氓性子。“小诸葛”首倡言和一石二鸟。毛人风心狠手辣筹划出杀人万全妙计。

    正当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大军陈兵江北，一声令下即可万船齐发直取江南的时候，仅一江之隔的六朝古都——金陵，这个蒋记政权统治中国几十年的老巢，此时却异常的寂静。此种状况似乎让人费解，其实在你稍作思考之后，你就会认为，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这是一个死囚行刑前极端恐慌之后的绝望，是赌徒在赌桌上输得已没什么东西可输时的麻木，是溺水者抓住水中稻草后的侥幸求生心态。

    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的精锐兵力，已经消耗将尽。平津战役以傅作义和人民解放军签订《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协议》而告结束，北半个中国已为共产党所得，国民党政权已是摇摇欲坠。

    打得过就必欲置对方死地而后快，打不过就跪地告饶，苟延残喘，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卷土重来，这也是中外反动派惯用的一个伎俩。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退为进，在南京发表了“引退”文告，称：“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亲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的规定，于本月21日起，由李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当日，蒋介石避开南京明故宫机场上众多的中外记者，由大较机场起飞经杭州回到浙江奉化溪口他的故乡。

    本来在蒋介石回溪口的那天下午，原计划从明故宫机场乘机前往，“美龄号”专机作好一切准备在明故宫机场待命，但正当蒋介石准备驱车前往明故宫机场登机时，忽闻有人向蒋报告：“总统现在去明故宫上机，恐有不便，如何是好？”蒋介石闻而大惊，“有什么消息？”“可能有人对总统不敬，而幕后是谁，不便猜测。”为以防万一，蒋介石立即命令将“美龄号”专机调往大较机场，从大较机场登机回溪口。

    在此之前，陈诚、陈仪、汤恩伯被召回南京给蒋介石送行，此时都在“美龄号”专机里。

    当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等人驱车赶到明故宫时，立即有人告诉蒋总统坐机已改在大较机场起飞。李宗仁等人又急忙赶到大较机场，却见“美龄号”专机掠过上空，一闪即逝..

    无论蒋介石多么不情愿下野，无论他把下野说得多么冠冕堂皇，但他离开南京总统府的行动却无可置疑地向世人说明，他失败了。尽管蒋介石也希望这次下野也能象前两次假惺惺地下野一样，最后都又荣归了南京，当然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南京的。但历史无情的记载，此次蒋介石离开南京后，再也没有回过他曾发号施令二十几年的地方。

    蒋介石离开南京的当天，他也可能有这种预感，南京不久就会成为共产党的天下，他也再看不到明故宫机场上给他的盛大的欢迎仪式了。因此，他伤心极了。他痛苦地坐在飞机上，指使俞济时让驾驶员在中山陵的上空以飞机的最低速度飞绕了好几圈，企图以此来冲谈心中的苦闷。

    蒋介石是痛苦的，虽然在几个月前他还在竭力挽救着他认为不应该到来，起码说不应该这么快到来的失败。

    1948年8月19日，蒋介石为了挽救濒临全面崩溃的财政经济，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进行所谓经济改革运动。

    政治制度的腐败必然导致经济的混乱和大量犯罪现象的发生，进而导致国家的权力变质、失效、以至败亡。

    国民党统治的垮台，主要由于内部的腐败。

    有权就有钱，这是中国几千年封建政治的传统。争权为了夺利，成了中国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内，国民党反动派的当权者们，又深刻地感受了一下有权的好处。

    日本强盗败走东洋，“刮民党”下了峨眉山，“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蒋介石手中有权力，说了的话也是能做得到的，抗战胜利后的大桃子也确实摘了不少。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趁机发了大财。“皇亲国戚”，文臣武将们打着接收的旗号，大行“劫收”之实。所有日伪的金融机关及其一切附庸的企业机关，都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接收，转化成了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私有财产。接收大员们则上行下效，“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肆意鲸吞掠夺。

    抗战胜利的桃子应该由谁来摘？这是很明白的。“解放区的人民天天浇水，最有权利摘”。但遗憾的是，天天浇水也罢，冲锋陷阵光着脚丫子踏敌人的地雷也罢，但胜利的桃子与这些人是无缘的。

 第88章

    因此，深受其害的沦陷区人民送给“刮民党”中有权人物们三句话：第一句话是“五子登科”。接收大员们每到一地，房子、金子、女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抢封人家住宅仓库的条子满天飞，“五子”都登了“科”，个个私囊中饱，只有国库仍是空虚。

    第二句话是“有条有理”。“条”就是金条，有了金条就有了道理。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汉奸，只要向接收大员献上金条，都“好说好说”，有理可讲。本该千刀万剐的大汉奸，因为送了大大的金条，居然摇身一变成了打入敌伪的“志士”。

    第三句话是“无法无天”。“法”就是法币，有了法币送给接收大员，就通了“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或可“立功受奖”。如果没有法币，那就对不起了，要“秉公办事”，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永无翻身之日。

    “五子登科”、“有条有理”、“无法无天”，饱了国民党当权者的私囊，毁了国民党统治的国家。许多后来的史学家认为，抗战胜利是国民党走向彻底失败的开始，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胜利了却遭殃的老百姓，编了一首顺口溜诅咒国民党统治者：“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下为私，欲壑难填。国民党虽然“劫收”了敌伪和人民无以数计的大量钱财，但国民党的国库却仍然空空荡荡。因此，又残酷地用伪币兑换法币的办法想给“国家”弄点钱，以准备用作和共产党军队作战之用。日本投降时，伪币和法币的购买力，大约是25伪币等于一法币。蒋介石政府的兑换比率，却是200元伪币兑换一元法币，对于敌占区人民的资产“几乎近于没收”。

    坑了人民，肥了赃官。据当时的报纸透露，仅这一桩买卖，蒋介石等人就可净赚黄金百余万两。

    打仗不仅需要人，而且还需要钱，人和金钱是使战争机器运转的两个最基本的因素。蒋介石为了支付内战的庞大军费，除了对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增派捐税、田赋外，只好开动印刷机，日夜赶印钞票。通过通货膨胀，把内战经费转嫁到劳动人民身上。1945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钞票10.3万亿元，为抗战前的7000多倍。到1945年8月，财政部统计，法币发行量实际已达到1200万亿元之多。钞票满天飞，物价就旋风似地跟着上涨。到1947年，物价涨到了抗战前的6万多倍。到1948年8月，部分物价已涨到了抗战前的2500万倍。一位经济学家在上海《观察周刊》撰文评论说，物价上涨，法币灵符失灵，如今都市大宗买卖早用黄金美钞计算，农村社会普遍以粮食作价格标准，偏僻地区又已恢复银元往来，物物交换风行各处。法币在人民心目中，“失去价值尺度的机能，失去流通手段的机能，失去支付手段的机能，失去贮藏手段的机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发行的钞票几乎变成了一堆废纸。

    蒋介石进行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自1948年8月19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经发行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之外汇资产，违者将予以制裁；同时，宣布金圆券总发行额为20亿元。并规定各地物价一律冻结于8月19日水准。

    这是国民党在一个非常时期的一个非常举措，此举的胜败将会对国民党的命运产生重大的影响。因此，必须有一个可信的铁腕人物来领导进行。蒋介石此刻想到了他的儿子蒋经国。蒋介石觉得儿子自赣南步入政坛，十几年的摔打磨练，确已成材，现在儿子那年轻坚实的肩膀能够承担此重任了。

    1948年8月的一个夜晚，蒋经国应召来到了南京黄埔路总统府官邸。

    “经儿，”蒋介石待蒋经国坐定后缓缓说道：“你也知道，现在的形势令人担忧，党国危机，未有今日之甚。军事上接连失利，桂系又趁机捣乱，经济形势日益恶化，眼见不可收拾。”蒋介石说到这里、长叹了一口气继续说道：“打仗没有钱不行，现在美国人不给钱了，得我们自己想办法。我已决定进行经济改革，以发行金圆券，收兑金银增加财政收入，或许这是挽救当前经济崩溃的一个没办法的办法。

    手中有了钱，我们和共产党的仗才能打下去。”“今天让你来，我打算命你为特派员，立即赴上海，全权推行这件事。

    黄金、白银要冻结，一两也不许外流，物价不能再涨。经儿，你此次去上海，如赴龙潭虎穴，一定要好自为之。”蒋经国一边听着父亲说，一边心里暗自思忖：“上海是父亲的发迹之地，也是父亲的经济后台——江浙财团长期盘踞的场所，现在父亲要向上海的财阀们开刀了，看来，不是万不得已，父亲是不会走这步险棋的。”蒋经国见蒋介石说完，急忙向老子表决心：“请父亲放心，兴利除弊是为儿早有的心愿。我明天就去上海，破釜沉舟干它一场，立志实现父亲的心愿！”蒋介石听了儿子的一番话，颇感安慰。似乎觉得在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明，拍拍布满皱纹的额头不无满怀希望地说道：“经儿，此事拜托你了。”大上海，旧中国最大的都会，一向被世人视作冒险家的乐园。100年来，它富甲九州，驰名中外。十里洋场，人欲横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的文明发展，也藏匿着中外几千年人类的种种丑恶。不管蒋经国有多大的能量和多大的抱负，上海历来都不是那么容易受人摆布的场所。一场龙争虎斗势所难免。

    蒋经国抵达上海的当天，《中央日报》发表社论给太子助威：“改革币制譬如割去发炎的盲肠，割得好，则身体从此康强，割得不好，则同归于尽。”报纸的言外之意向世人昭明：此次改币制决非戏台上红娘的花拳绣腿，而是包文正大人手中的杀人铡刀，没有见个鱼死网破，蒋氏父子决不会鸣锣收兵。

    蒋经国也雄心勃勃地向世人宣称：“经国此次衔命上海，志在扑灭奸商污吏，肃清腐恶势力，把新经济政策贯彻到底，不达目的，经国将不返南京。”蒋经国的到来，立刻引起上海不小的震动。有人为他祈祷，有人冷眼旁观，有人报以嘲笑。上海七百万人的眼睛都盯着这位以青天自命的太子，看他将如何在上海十里洋场里施展拳脚。

    蒋经国带着从国防部调来的原来由他一手建立起来的“勘建大队”，坐镇在外滩中央银行大楼内，喊出的口号是：“只打老虎，不扫苍蝇”。

    蒋经国按照其父的改革蓝图，从“限制物价”开始，打响了上海“打老虎”的第一炮。限定物价，是为了保护金圆券，只有金圆券稳定了，才好从老百姓手中兑换黄金白银美钞。规定，所有货物的价格必须保持在8月19日以前的市价水平上。蒋经国为了维护这个称之为的“八·一九”防线，派出了上海市的全部军警，检查市场，搜查库房，坚决打击投机分子，下令：“凡违背法令及触犯财经紧急措施条文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送刑庭法办，货物没收。”蒋经国在上海组织起由12339个青年组成的“打虎队”。“打虎队”分为20个大队，上街头示威游行，带着武器拥入工厂、商店、仓库乃至私人住宅，翻箱倒柜，掘地挖墙，搜查金银，逼迫市民兑换金圆券，告密、揭发不法事件，一时间大有顷刻之间将大上海贪官、污吏、奸商一网打尽的势头。

    发动群众这个好办法，是蒋经国早年在苏联留学时从共产党那里学来的，如今大派用场。“为了人民的生活”，世界上再也找不到比这更让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了。蒋经国为了发动群众，一到上海，到处发表演讲，说了不少让上海老百姓愿意听的话。他在一次上海青年军人联谊会发表的《上海何处去》的演讲，使人听后无不为之感动万分、热血沸腾。他讲道：在工作的推进中，有不少的敌人在那里恐吓我们，放容继续检查仓库办奸商，将会造成有市无货，工厂停工的现象。不错，假使站在保持表面繁荣的立场来看，那是将要会使人民失望的。但是，如果站在革命的立场来看，这并不足为惧，没有香烟、绒线、毛衣、绸缎，甚至猪肉，是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相信，为了要压倒奸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的生活，上海的市面，是不畏缺华丽衣着，而致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敢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他认为：“上海许多商人，其所以发财的道理，是由于他们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地惩办，戚再玉已经枪毙了，听说不久将来，还有类似的人，也要得训同样的命运；这就是对身为官吏的人的警告。”无疑，蒋经国的这些演讲是得人心的，一时受到了老百姓尤其是青年们的拥护，造成了强大的“打虎”声势。

    蒋经国并不满足于仅仅制造声势，他和他父亲的一个最大不同，就是办事情更注重实效。既然有尚方宝剑在手，此时不显示他的铁面无私还待何时？

    蒋经国在把上海青年鼓动起来，把偌大的上海滩闹得烟云翻滚之后，开始动了杀戒。

    他首先杀了财政部的秘书陶启明。陶利用职务之便，泄露机密，串通商人抛售永纱股票大发投机财，被蒋经国一枪毙命。

    紧接着，上海滩枪声不断，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尼、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玉因勒索罪被杀，奸商王春哲因囤积居奇而掉了脑袋。

 第89章

    还有64名投进监狱正待判罪开斩。

    蒋经国到了上海，又打又杀，一时间名声大震，一夜之间成了传奇人物。

    有人把他和雍正皇帝相比，敬畏之心，溢于言表。

    蒋经国“打虎”，初战告捷。一个月之内，上海中央银行收兑黄金、白银、外币，共值3.73亿美元之巨，其中黄金125652两，美钞3280多万元。

    那些天，蒋介石几乎天天与儿子通话，询问经儿在上海“打虎”的情况，一个月下来，蒋介石额头上的皱纹舒展了许多，在电话里连连为儿子叫好：“好，好，你干的不错！”财政部长王云五也兴奋地向报界发表谈话，说道：“今后币制稳定，通货流通速度减低，物价自可稳定，预算即可平衡。”正当蒋氏父子为上海的“打虎”活动沾沾自喜的时候，一股人数不多但来头不小的抵抗势力，也正在向蒋经国扑来。

    上海是藏污纳垢的场所，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不买太子帐的大有人在，“打虎”队的工作越来越难开展。

    9月30日，象往常一样，蒋经国早早地驾车去中央银行大楼上班。

    当蒋经国驾车经过繁华的南京路时，却发现街道两旁的店铺里一大早就挤得人仰马翻，大包小包随着人流潮水般往外流。很明显，这是人们在抢购商品。

    蒋经国虽然气恼万分，但也无计可施。他很清楚，这分明是有人暗中和他作对。

    蒋经国来到中央银行大楼，他的得力助手王升早在大门口等候他。王升是蒋经国在赣南时召致麾下的干将，在上海打虎，依靠的正是这批人。

    蒋经国的车一停，王升赶紧跑着前去为蒋经国打开车门，并神色不安地告诉蒋经国：“今天清晨，全市发生抢购。”“我看到了”，蒋经国下车后，一边朝楼里走着，一边没好气地说：“这决非普通老百姓所为，分明是一帮奸商向我们不宣而战，他们用这种手段造成市民心理上的恐慌，好迫使政府放弃限价政策。”王升也马上附和说：“上海商人的势力很大，一旦他们联合起来和我们对抗，会使我们处于很困难的境地。”“看来，我们不正经打几只大老虎，就不足以慑服人心！”蒋经国踏上一级台阶，回头盯着王升说道。

    “昨晚我刚接到一个密报，”王升赶紧趋前一步，用声音不大但听得很清楚的口气说，“有人发现，昨天上午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在交易所外面抛售了永安纱厂的股票二千八百股。”蒋经国听后猛地一震，半天没说话。

    王升见蒋经国不说话，心里也有所明白，欲进又退地又说：“搞了杜月笙，上海滩就会风平浪静。问题是，杜月笙势头很大，搞不好会弄出好多麻烦..”“怕个屌，总统授我以全权，一切服从经济改革需要，就是天王老子也决不宽恕！”

    蒋经国敢在虎嘴上拔毛，杜维屏立即被投进了监狱。

    杜维屏入狱，使大上海发生震动。消息传出，全国各大报刊竞相转载，一时间，舆论哗然。蒋经国摸了老虎屁股，老百姓一片欢腾，杜月笙气得死去活来。

    抓了杜维屏本人不是目的，目的是震慑大上海。蒋经国吩咐王升：“立即通知上海各巨商，明日在浦东召开大会，无故不到会者，将受到严厉处置。”蒋经国又特意派保密局上海站站长王新衡到杜月笙家“邀请”杜月笙到会。

    杜月笙早有精神准备，把胸脯一拍，对王说道：“请小蒋先生放心，明日我一定按时到会。”次日，大会准时在上海浦东大楼举行。大楼四周布满了军警，大楼内会场两侧站着清一色的“打虎队”成员。会场的气氛低沉得让人连气都喘不过来。

    开会时间到了，杜月笙没有按时赴会。蒋经国派人再三催促后，杜月笙才慢腾腾的来到了会场。

    杜月笙一露面，噪杂的会场立刻安静下来，整个会场的人的目光一齐投向了上海滩这位大名鼎鼎的人物。只见他神色自若，迈着沉稳的步子，径直向台前的蒋经国走去。

    他走到蒋经国跟前，一言没发，先是深深地鞠了一躬。蒋经国不防杜月笙来这一招，忙不迭地起身还礼，但当蒋经国抬起头时，杜月笙已走到自己的座位坐了下来。蒋经国气恼至极但又不便发作，杜月笙则淡淡地一笑摇起了手中的羽毛扇，尽管天气并不热。

    蒋经国镇定了一下精神，环视了一下会场，开始了他的致辞，他说：“诸位，现在前方军事紧张，我们在后方的各界人士，应该戮力同心地支援前线，以便早日勘定叛乱，建设国家。上海各界热心赞助的很多，但也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使近来物价猛涨，影响国计民生，尤其影响戡乱大计。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承蒙各位父老鼎力相助，已经取得很大成果。不过，有一句话，经国不得不向各位父老禀告，各位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登记，如有违犯者，本特派员令出法随，是绝不会姑息的。”蒋经国话音刚落，杜月笙带头鼓掌，继而即席发言，他说：“我完全拥护特派员刚才的讲话。当今国家处于危难之秋，吾等之辈理应急国家所急。

    我的小儿子维屏，违犯了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应该交给蒋先生依法查办，老朽绝无怨言。”“不过，”杜月笙说到这里，提高了嗓门，话锋一转继续说道，“众所周知，囤积居奇者，扬子公司莫不认为是上海首屈一指，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如此才能服大家之心。这既是老朽的一个要求，也是今天到会者的共同心愿，望特派员明察。”杜月笙的话象在平静地湖水里投进一个石子，立即引起一阵波浪。静寂的会场立时又噪杂起来，巨商们无不为杜月笙将了蒋经国一军感到快意。

    “这条老狗！”蒋经国心里暗暗地骂了一句，不甘示弱地朝会场挥挥手，声情激昂地大声说道：“杜老伯为国不徇私情，精神可嘉，经国钦佩之至。

    在这里，经国再次告诉杜老伯和到会的各位父老。本特派员衔命来沪的当天就曾告示上海世人，只打老虎不打苍蝇，只要是祸国殃民的败类，不管是何等人士，我照打不误！”

    会场又是一阵噪动，这是对蒋经国的赞扬之声。

    扬子公司是孔祥熙长子孔令侃名下的一家公司，宋美龄也参与了经营。

    由于有这种特殊的背景，该公司搞不法黑生意无法无天，公司办得红红火火，在上海享有盛名。宋美龄利用扬子公司发了多大的财，扬子公司利臣宋美龄的权势做了多少不法的黑生意，恐怕连蒋介石也全然不知。蒋经国到上海虽然“打虎”之声不绝于耳，但孔令侃置若罔闻，根本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仍然我行我素。陶启明本来是孔祥熙安插在财政部的亲信，枪毙了陶启明，也并没有吓唬住孔家父子，黑市生意照做不误，对于扬子公司的所作所为，蒋经国看在眼里，气在心上，碍于牵涉到来美龄，苦于下不了决心打这只“虎中之王”。

    抓了杜维屏，虽然激动了一下人心，然而却让杜月笙这只老狐狸将了一军，使得蒋经国骑虎难下，进退为难。最后只得把杜维屏交给法院处理。法院左审右审，找不出杜维屏更大的罪行，只判了他八个月徒刑。就这杜维屏也高喊不服，雇佣了多个律师进行上诉，后又改判为六个月徒刑，并准以罚款了事。处理杜维屏，本想震住其他奸商巨贾，结果成了众人的笑柄，太子的风头大锉。

    市场更加动荡，抢购风潮不落，有人开始传言太子打虎已经失败。

    曾经在赣南颇有政声的蒋经国，陷入苦恼，也被逼进了死角。现在放在他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鸣金收兵，回师南京；二是务必打住“大老虎”，以再显决心。作为胸怀抱负、年轻好胜的蒋经国，选择后者才是他的性格。

    因此，蒋经国前后思量，还是把他的尚方宝剑，最终指向了扬子公司。

    蒋经国主意一定，一声令下，亲率打虎队浩浩荡荡直扑薄石路扬子公司的仓库而来。

    打虎队员撞开仓库的铁门，一拥而入。

    库房里的物资堆积如山，有棉花、纱布、日用百货，还有粮食、汽油、无缝钢管等等，都是市场紧缺的物资。据报，扬子公司的仓库还不只一处。

    此时，孔令侃也乘坐崭新的雪铁龙轿车赶到了仓库，是蒋经国打电话通知他来的。

    蒋经国看看这堆积如山的物资，又看看若无其事的小白脸孔令侃，脸色气得铁青，指着孔令侃向打虎队员大声吼道：“把他给我抓起来！”打虎队员一拥而上，把孔令侃从汽车里拖了出来，一副亮铮铮的手铐扣在了他的手上。

    到这时，孔令侃的脸色才白得不正常起来，一边挣扎，一边叫喊：“表哥，表哥！”蒋经国好象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把手一挥说：“带走！”孔令侃被抓，首先急坏了宋美龄。宋美龄深知这位大太子的秉性，手里此时又握着尚方宝剑，为了蒋家的天下，不惜牺牲至亲的头颅，这种事小蒋是做得出来的。

    宋美龄得到消息，匆匆打点行装，又给蒋介石发了封急电，说上海发生了一桩特大乱子，非她亲自去处理不可，然后，就飞往了上海。

    宋美龄飞抵上海，蒋经国自知为何而来，但在宋美龄开口之前，却故作不知，满脸堆笑，一直热情招待。

    “经国，”宋美龄实在忍不住了，来到蒋经国办公室不足10分钟，开口说道：“我是为令侃的事而来，这孩子从小娇惯坏了，办事没个尺寸，你做的是对的，但念他年纪尚轻，就给他一个改正的机会吧！”

 第90章

    “夫人！”蒋经国从第一次见到这位后母就一直称“夫人”，虽遭父亲多次规劝、批评，但就是不改口，他显得很不着急的样子，缓缓说道，“您的心情我完全理解，我也是迫不得已，表弟案子重大，经国只能以法论处，否则，将对国家产生重大不良影响！”“经国，”宋美龄听了蒋经国这些丝毫不给情面的话，气得不行，但还是强忍住说道，“你知道我是很少求人的，这次就算我求你了好不好？大家都是一家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希望你能给母亲这个面子。”蒋经国一语九鼎，绝不松口：“夫人，国事重大，经国不敢徇私枉法，望夫人理解我的苦衷，收回成命。”宋美龄见蒋经国毫不松口，只得拂袖而去。

    蒋介石接到宋美龄的电报时，国军已在东北遭到惨败，华北吃紧，他正在北平布置军事防务。看到夫人火烧火燎的电报，不敢怠慢，立即飞抵上海。

    泪水和柔情是女人征服男人最有力的两件武器。宋美龄也不例外，为了说服蒋介石迫使蒋经国放掉孔令侃，她把这两件武器都用上了。蒋介石答应宋美龄放掉孔令侃，把蒋经国调回南京。上海“打虎”运动遂告结束。

    “扬子案”传出，上海市民群情激扬，这一特大丑闻，立刻暄嚣中外，蒋太子一病三月不起，翁文灏内阁倒台，起草经改方案的财政部长王云五退位。物价的涨势犹如决堤的狂潮，“市民人山人海，抢购物资”，金圆券直线暴跌，上海中央银行前，挤满哭天号地的人群，自杀者每日不绝，一副未日的惨景。

    蒋介石发动的经济改革以失败告终，国民党政权的垮台已不能免。

    借外国人的钱，买外国人的枪，然后用来屠杀自己的同胞，这是近百年来，中国反动统治者乐此不疲的事情。在这方面，蒋介石干得更是出类拔萃，为其他反动派所不能比。解放战争进行了三年，死人数百万，大多是被外国人造的枪弹打死的，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悲哀。

    在蒋介石发动内战之初，扬言“要三个月内消灭中共”，他胆子这么壮，嗓门这么高，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有外国主子——美国主子的鼎力支持。

    蒋介石发动的经济改革虽然失败了，但前方的仗还得继续打下去这大笔的军费从哪里来？他只好乞求于美国的支持。问题是，此时美国的态度决非内战之初可比了。美国给了蒋介石大量的军事装备，但共产党的军队不但不见被消灭，而且日见壮大，蒋介石只是充当了“运输大队长”的角色，美国的杜鲁门政府逐渐感觉到，靠蒋介石是不能实现美国人在中国的意图的。1948年10月，以“中国最仁慈诚挚之友人”自居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看着蒋介石处境之全面恶化，曾向美国国务院致函试探对华政策是否改变的问题。

    美国国务院作了认真的研究之后，去函对司徒雷登提出的问题作了答复，其中有这样的几节：“执事（指司徒雷登，下同——作者注）5月26日报告，谓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之传播，除非有一受爱戴之领袖（此似无可能），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之作战意志，现政府将仍无力阻止共产主义。执事又谓，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因蒋氏似不能改变，且各方面证明彼必将继续个人统治，此项个人统治之结果，乃造成现阶段之悲惨局面。”“执事于6月14日的报告中，当陈述蒋委员长保证同意执事之建议，令何应钦将军与巴大维将军密切合作，共同指挥作战，与其后蒋委员长食言，仍由其本人用命令经由无能之参谋总长（即顾祝同——作者注），而亲自指挥作战。”“在执事8月20日报告陈述中，执事称，巴大维将军曾就当时军事行动所引起之若干特殊问题，向委员长有所建议，但此项建议每不为其所重视，巴大维将军执行其使命所遭遇之最严重困难，全国中国统帅部不能达成其任务所致。”“执事10月16日报告谓：仅少数人继续拥护委员长，迄今仍拥护彼者，不过其最接近之同志及若干军官而已。中国政府，尤其委员长，现在最不为人民所爱戴，指责彼辈之人，日见加多。执事又谓，此时已嫌过时，除非大规模之武装干涉，不信任我方任何力量，足以避免再度军事惨败，并因而可能造成联合政府之结果。”“执事10月22日报告中，谓我方军事顾问认为，国府军事组织，在人力、物力及士气上，似已遭受过大之损失，以致在此方面，任何努力均难成功，国军己完全丧失战斗意志，致美国政府现已难寻得有效方法，以改变现时局势。执事又称，重振中国反抗共产党侵略之意志，实属必要，唯所需之领导者，则至今尚付阙如。”就在这种背景之下，蒋介石又向美国伸出了乞援之手。11月9日，蒋介石亲自给杜鲁门写信，要求他迅速给以增加军事援助，表示愿意以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职务与权力，并切实执行顾问团对作战的意见，作为增加军事援助的条件。并要求杜鲁门发表一个关于美国支持国民党政府的坚定声明，他在信中说：“当此在华北华中正展开重要战斗之际，此一声明足以鼓舞军民士气，并巩固政府之地位。”杜鲁门对蒋介石不再有以前的热情了。他在给蒋介石的复信中仅表示可依已签定的援助计划执行，而没有增加军援的表示，并委婉地拒绝了重新发表对蒋介石政府支持的声明。

    美国国务院更通过司徒雷登，明确向蒋介石公布了他最后能够接到的以前尚未兑现的军事援华数目：关于加速军火之运输，美国国家军需部正在尽力将自1.25亿美元赠款项下购买之军用物资，加速输运。据陆军部非正式报道，包括中国请购之3780万美元的枪械与军火内之全部军火，可望于11月中旬在西岸装完，在12月初抵达中国。在此项计划下，并尽力使其它物资可以输运。国家军需部同时致力设法运输盟总可先垫借之枪械军火，此项物资可于11月间运达。循中国政府之请，由1.25亿美元赠款内，支付1.03亿美元之援权函，已由国务院送达财政部。依照中国之指示，该部已付予中国政府，或予美国陆海空军部以该项，总数中之7700万美元。其余之600万元，将于12月25日付清。除却美国在1.25亿美元赠款项下援助中国政府外，更无其它军事援华办法。

    蒋介石接到杜鲁门的复信和美国国务院的信函之后，寒心透了，半天没有出声。

    杜鲁门的信，是宋美龄边读边翻译的。她看到蒋介石极端痛苦的样子，心中甚是怜惜。她轻轻走到蒋介石的跟前，不无爱怜地说：“大令，国家虽重要，但不是你个人的，但急坏了身体可是个大事。想一想，是否还有其它补救的办法。”

    “有什么办法？”蒋介石面无表情他说，“美国人变卦，其中有别的文章，我不能让李宗仁美梦成真！”蒋介石停了一下，两眼直盯盯地望着宋美龄，歉疚地接着说：“我看只好劳驾夫人去美国一趟了，你到美国去，亲自找马歇尔，找杜鲁门，向华盛顿陈情，切切不能停止对华的援助，切切不能只听司徒雷登的一面之辞。”夫人外交在许多时候都是成功的，以前蒋介石曾深受其惠。和美国人打交道，和夫人相比，蒋介石自感弗如。宋美龄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在此紧要关头，自然不会推脱。

    11月28日，宋美龄以蒋介石代表的名义赴美“吁请加强援助，俾迅速完成勘乱任务。”她带去了中国的内河航行权、扩大美国军事顾问团的权力方案，以及让美国人来管理美援和让美国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的允诺，希望美国发表支持中国反共目标的正式宣言，派一美国高级军官来中国主持中国反共战争之战略的与供应的计划，并核准一个给中国的军援与经援的三年计划。但宋美龄在美国的频频活动却收效不大，她得到的是未有过的难堪和冷淡，满怀希望而去，充满失望而归。后来宋美龄曾说，她和蒋介石今年过了个“最不快乐的圣诞”。

    杜鲁门对蒋介石冷淡，并不表示美国已打算放弃对中国的干涉政策，并不意味着美国人不再打算挑动中国人打中国人了。不干涉中国，就显示不出美国强权者的霸道；不挑动中国人打内战，就不能从中国获得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中国是块肥肉，世界上所有咬过中国的殖民主义者都深有体会。

    能咬住中国这块肥肉，就决不松口，这是美国霸权主义者的既定政策，只不过认为再继续依靠蒋介石以军事抵抗共产党，已经不是聪明的办法，而必须另换药汤了。

    “兄弟不和邻里欺，将相不和邻国欺。”这就是蒋介石此时的处境。

    1948年12月31日下午，蒋介石在官邸邀请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聚餐，宣读第二天将要发表的引退文告。宣读以后，他神情激动地大声说道：“我并无意离开，但是，你们党员要我辞职，我之愿意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某一派系。”蒋介石不愿意离开宝座，这是他的心里话，但他又不得不离开47他的宝座，这却是不容否认的事实。

    人生都有转捩点。淮海战役是蒋介石政治生命的转折点。随着淮海战役的结束，蒋介石在中国大陆的政治生涯也将会随之结束。聪明的美国人清清楚楚地看透了这一点。因此，还没等淮海战役结束，美国的《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一篇直言不讳的社论：“蒋介石失败了！

 第91章

    ..

    当前最有效的步骤是蒋介石辞职，让位于副总统李宗仁..”蒋介石已不能代表美国实现在中国的利益了，它要改换新的代理人。

    李宗仁是1948年4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一位副总统的。他名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副总统，但手中却毫无权力。在南京总统府内，子超楼上总统办公室的对面一一八号房间是副总统办公的地方，因为无公可办，“门虽设而常关”。他为表示对蒋介石不给他公事可办的抗议，干脆就不去办公室。在哪里闲着不都是一样？还不如戴着副总统的桂冠携夫人到处游山玩水qi書網-奇书，有人曾美名称他叫“旅游副总统”。他经常在紫金山上望江兴叹：“诸葛孔明曾形容‘石头城’是‘钟阜龙蟠，石城虎踞’，但我看似龙成不了龙，看似虎而成不了虎，只能作这石头城的一块石头，高可谓高，却上不着天，下不沾地，高高撂在山顶，形成摆设，供人赏玩，悲哉悲哉！”李宗仁大有怀才不遇之感。但机会终于等来了。

    就在美国《纽约先驱论坛报》就中国当前的局势发表了那篇直言不讳的社论的当天夜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拜访了李宗仁会见了司徒雷登，李宗仁兴奋至极，连夜与武汉身任“华中剿匪总司令”的白崇禧通话..

    第二天李宗仁夜访何应钦..

    第三天李宗仁与“国舅”宋子文共进午餐..

    第四天，以既反共又反蒋自称的立法委员刘不同在南京一家杂志上公开发表《祝总统赴美休养一路平安》的奇文..

    李宗仁顿觉福星已高照头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蒋介石闻之则大惊失色，如大难临头一般。在《祝蒋赴美休养一路平安》文章发表的当天夜里，他把国防部保密局局长毛人凤召到了官邸。

    当日夜，毛人风用秘密电台给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沈醉发去急电，内容是：令沈醉即将省站职务交给副站长皮绍晋代理，立刻赴京另有重任。

    第二天深夜，一辆不为人注目的小轿车从警备森严的国防部高级招待所飞驰而出，直奔蒋介石的官邸。车内坐的，即是刚千里迢迢从云南赶来的杀人不眨眼的军统特务头子沈醉。

    他下车后，即由早候在门前的一位侍卫副官引路，匆匆走过角道，迈上台阶，屏住呼吸，进入蒋介石的书斋。蒋介石正坐在沙发上，叉着双手，闭目养神。沈醉两脚一靠向蒋介石报告：“报告，沈醉奉命来到，请总统训示！”蒋介石连连点头，站起身一副和蔼的样子跟沈醉握手，然后，关怀备至地问寒问暖。沈醉一一作答。这之后，蒋介石才笑吟吟的问：“毛局长告诉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沈醉立刻心领神会的回答：“毛局长一切都吩咐好了，请总统放心！”蒋介石本是流氓出身，在他的危难之秋，又耍起了流氓性子。美国人不顾和我老蒋多年的交情，落井下石，除掉李宗仁，让美国人死了这条心吧！

    蒋介石惟恐沈醉还不理解自己的苦衷，不无沉重地说道：“早年我曾说过，攘外必先安内。这句话在今天还是对的。当前党国形势严重，但本党内部却有人趁机捣乱，我既要对付共产党，又要对付内部那些居心叵测的小人捣乱。俗话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不首先把内部整顿好，就会给共产党可乘之机。所以，我不得不采取这个措施了。这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只许做好，不许出半点差错，更不能把事情泄露出去！听说你是神枪手，过去曾为党国出生人死，这很值得赞赏！这一回，更应不惜一切代价，赴汤蹈火，去完成任务！”沈醉唯唯诺诺地一个劲儿点头称是，并表示：“请总统放心，为了党国的事业，任何牺牲在所不惜！”临走时，蒋握着沈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党最忠实勇敢的同志，他在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解决。”暗杀李宗仁的工作就这样决定下来。

    第二天，沈醉又到保密局，与毛人凤、办公室主任潘其武、行动处处长叶翔之四个人商量具体步骤。当即决定，成立一个“特别行动”小组，工作分两部分进行，一是担任暗杀，一是防止李宗仁离开南京。同时还决定，对于桂系的其他几个主要人物，也采取对付李宗仁同样的办法。

    当时，李宗仁的住所在傅厚岗后面，经过沈醉等人几天的实地观察，知道李的坐车在进出转弯时速度必须慢行，所以认为，如果此时从马路两边同时发枪，可以十拿九稳。为了保证“绝对能完成使命”，毛人凤还特别挑选了两个人协助沈醉，一个是秦景川，此人是在军统看守所担任杀人工作的；

    一个是王汉民，原为东北惯匪，后被军统收罗。两人在军统中都以”枪法准确”深受“重视”。再加沈醉，也是军统中有名的“神枪手”。由他们担此“重任”，定会“万无一失”。

    沈等为了便于随时侦察，在李宗仁住宅的转角处，开设了一个旧书摊。

    他们认为，这样的布置，一面便于掩护侦察；一面可以在决定行动时，在这里多站几个人，而不易被发觉。这个据点，由军统骨干分子吴德厚去负责。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又分别派人在光华门外飞机场附近一条小街上，开了一家杂货店，作为工作据点，并下了命令，如发现李宗仁到机场，要立刻向毛人凤报告，以便让毛人凤通知空军，用战斗机将其击落。又因当时桂系有一部分部队在安徽境内，为了防止李宗仁以视察部队为名乘火车出走，又在江南火车站附近买了一间小木房，派人摆设香烟摊，进行监视。

    在汤山附近通往杭州的公路上，也派人开设了一家小饭馆，担任监视工作。

    此外，“特别行动组”在白崇禧、甘介候等人的住宅附近，也作了类似的布置。毛人凤特意为“特别行动组”配备了两辆速度最快的小汽车供其使用，以备李宗仁乘火车或汽车离开南京时，可以随时进行追杀。

    正当蒋介石密谋杀掉李宗仁的时刻，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人物，也没闲着。他们虽然没有胆量直言杀计，但其实质都一样，必欲置对手于死地而后快。

    李宗仁天性软弱，往往是思有余而行不决，所以龙争虎斗多由他的亲密伙伴、广西同乡，时任国民党国防部长的白崇禧具体实施。

    此时，白崇禧正在汉口华中剿总司令部里日夜绞尽脑汁思虑着倒蒋的计划。

    白崇禧曾想过在此紧要关头再次举起公开反蒋的大旗，用武力对抗蒋介石。但他又很快否定这种想法。因为老蒋现在手里还有相当实力，如采用军事手段讨蒋，势必造成双方分裂，自相残杀，使力量削弱，与共产党对抗的本钱就更小了，蒋桂如公开分裂，则桂系也难以代表整个国民党与共产党分庭抗礼。目前表面上还需要维持蒋、桂间的团结，用另一种力量促成蒋介石下野，使李德公能取而代之。这样既可把老蒋的残余军事力量抓到手，又可得到美援，与共产党或谈或打，本钱大了腰就硬。

    到底用什么办法能不用兵使老蒋乖乖下野呢？这些天白崇禧为此真费了一番心思。他把《孙子》、《吴子》、《司马法》到《六韬》、51《三略》等兵书又翻了个遍，也没找到不流血倒蒋的妙计。有一天夜里，他突然想起，前几天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等几位名人从上海、南京乘轮船经汉口入川时，白崇禧曾在汉口华中剿总司令部设宴招待过他们。据梅贻琦等人说，宁沪一带要求和谈的呼声很高，盼望武汉方面有所行动，促成国共和谈，以息刀兵。当时他听了不置可否，现在想来，却是一着妙棋。“我把中南几省民意机关首脑邀来汉口，共同发起一项呼吁和平的运动，把老蒋打个措手不及。对！就用这个办法逼他下台。”

    这样一来，由桂系发起和平攻势，在政治上便可先得一“人和”，目下沪宁一带既有求和之望，他在汉口通电主和，必得广大民众及各阶层的响应。

    老蒋再要打，就会失人心；如共产党拒绝和谈，也会负人望，主动权便会操在李、白手中了。老蒋的仗已打到这般田地，他必不肯罢战求和，作城下之盟，打又不能打，和又不能和，到时只得被迫下野，到时德公就可以上台。

    以长江为界，江北由共产党搞，江南由李、白来搞，弄个南北朝的局面倒也不错。这个办法肯定会受到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欢迎，因为这总比老蒋把本钱输光，把疆土丢尽，到最后死无葬身之地要好一万倍。

    就是从军事上来说，这样做也是有利的。不但对老蒋起到缓兵之计的作用，就是对共产党也是个缓兵之计。和平的通电一发，便可堵死老蒋向华中抽兵的借口，华中的兵力便可以保存下来；共产党方面，也不得不停止军事行动，如此，江南、西南便可编练二线兵团，即使和共产党一定要打下去，桂系也可在西南站稳脚跟。白崇禧越想越得意，“小诸葛”如今要胜过“大诸葛”，孔明都不曾有过如此妙计！

    他很快就给蒋介石拟成了电稿：..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主力兵团损失殆尽。倘无喘息整补之机会，则无论如何牺牲，亦无救于各个之崩溃。言念及此，忧心如焚！崇禧辱承知遇，垂二十余年，当兹危急存亡之秋，不能再有片刻犹豫之时。倘知而不言，或言而不尽，对国家为不忠，对民族为不孝。故敢不避斧锁，披肝沥胆，上渎钧听：（一）

    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英、美、苏出面调处，共同斡旋和平。

 第92章

    （二）

    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三）双方军队应在原地停止军事行动，听候和平谈判解决。并望乘京沪平津尚在吾人掌握之中，迅作对内对外和谈部署，争取时间..

    白崇禧这份倡和电报发出后，蒋介石未予理睬。白崇禧迫不急待地又给蒋介石发了一份电报，对蒋进一步施加压力，电报说：“..当今局势，战既不易，和亦困难。顾念时间迫促，稍纵即逝，鄙意似应迅速将谋和诚意，转告友邻，公之国人，使外力支援和平，民众拥护和平。对方如果接受，借此摆脱困境，创造新机，诚一举而两利也。总之，无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定，时不我与，恳请趁早英断..”白将第二封电报发出后，便立即授意河南、湖南两省议会，同时以民意机关代表名义，公开呼吁要求和平，其中尤以河南省议会议长刘积学致蒋介石总统的电文最为直言不讳，明确要求蒋介石下野，其中“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候国人自决”几句话，不胫而走，迅速在社会上广泛传播。

    接着，湖南省长、长沙绥靖主任程潜也致电蒋介石，呼吁和平，他的电文，措词比白崇禧更为激烈。在华北地区战云密布，徐蚌一带炮火连天，国共两党军队正进行殊死决战的时候，蒋介石的后院起火，在华中地区却出现一片和平之声，实在让人难以捉摸。京沪一带，关心国事的人奔走相吉，以为局势将有某种转机。一时间，文人学者，商绅市民，无不跷足远望南京，看看蒋总统将如何采取应变动作。

    国际、国内、党内、军内的形势，都在朝着蒋介石不愿意看到的方面迅速恶化，他暗杀李宗仁的计划也在加紧实施。

    在河南省议会议长刘积学发出和平通电的当日夜里，蒋介石对毛人凤进行了紧急召见。

    当日晚，毛人凤接到蒋的电话后，一面命令秘书通知沈醉做好一切准备，一面匆匆忙忙赶到蒋介石的宫邸。

    毛人凤一进门，已在此等候的蒋介石劈头就问：“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报告总统，按照您的吩咐，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就等您下命令了。”毛人凤喘着粗气立即答道。

    “好，很好！坐，坐下谈。”蒋介石听毛人凤说一切准备好了，脸上露出了笑容，示意毛人凤坐下谈。

    毛人凤坐下后，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刺杀李宗仁的准备工作，蒋介石不住地点头肯定。当毛人凤说到“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他的座机击落，然后以飞机失事为由对外公布”的刺杀方法时，很符合蒋介石的心意，便打住毛人凤的话说道：“晤，嗯，好，这个好。”要杀死李宗仁，对于蒋介石来说，简直和处死笼中的一只鸟雀般容易。

    他只要一个点头，一个暗示，李宗仁便会立刻死于非命。但是，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真相一旦泄露出去，不仅桂系首领白崇禧、黄绍竑等人会通电举兵讨伐他，而且国人也将不容，更何况现在美国人对李宗仁颇有好感，他们也一定会激烈反对，弄得不好，将会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难以收场。

    如果在空中干掉李宗仁，以飞机失事为由，向外界公布李宗仁的死因，那就谁也抓不到把柄了。

    问题是，连蒋介石也知道，前一阶段李宗仁游山玩水了一番，但近些日子却深居简出，副总统办公室里连他的影子都看不到，更不用说他会坐飞机到外地去了。如果李宗仁一年半载不乘飞机，这空中暗杀的计划不就泡了汤。

    蒋介石想到这里，象是对自己，又象是对毛人凤，说道：“不妥，不妥。”“总统，”毛人凤见蒋介石一连说了两个“不妥”，又狠狠地说道，“到李的住宅进行狙击最有把握，而且随时可以动手。我己作过认真观察，李宗仁寝室的外面安装的有变压器，因此，我已布置安排在首都电灯公司里两个成员，等需要行动时，则以借检修变压器为名，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向李的寝室、餐厅等处扫射，而且可以进到院子里面进行狙击。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剧烈的毒药，不管子弹射中人的任何部位，哪怕是擦破一点儿皮，都会立即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看来，有毛人凤这帮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绞尽脑汁地精心布置，李宗仁是难免一死了。

    毛人凤讲完，蒋介石没有再说话。不再说话就说明已是无话可说了。再往下面，就要靠毛人凤的心领神会了。作为一国之君，是不会亲口说出“杀”字的。毛人凤不知在蒋介石面前接受过多少杀人的密令，但从未听到他说过一个“杀”字。等一切暗杀工作准备就绪以后，蒋介石开杀的命令不是通过嘴里说出的，而是通过他的眼神，通过他的手势下达的。根据毛人凤多年的经验，只要蒋介石那双深邃的锭虑重重而又森冷的目光中，透出一种异样的冷酷，闪过快捷的寒光，两张薄薄的眼皮往上一抬，两只眼珠迅速定住不动，几秒钟后，两张限皮往下一眨，右手抬起来，再往下果断地一摁，这时，开杀的命令即已下达，毛人凤即可进行他的杀人勾当了。

    正当毛人凤全神贯注地准备接受蒋介石的命令时，而蒋介石迟迟没有表示。他的右手并没有抬起来，而是背在身后，在室内慢慢地步履沉重地来回踱着步。毛人凤今晚感到异常纳闷，蒋总统可从来没有象今晚这样优柔寡断过。以往，毛人凤一应召到办公室，往往还没开口，蒋介石那服皮已经一抬一眨，右手接着拾到半空，这死神之手只要往下一摁，毛人凤就会双腿一并，说一声“是”，便辞了出来，几分钟或几小时之后，便就会有人命归黄泉。

    “去吧！”蒋介石忽然停住步，向毛人凤轻轻一摆手，慢吞吞的说道。

    毛人凤以为是自己的耳朵听错了话，仍直愣愣地站在那儿不动。

    “回去吧，回去吧！”蒋介石又不耐烦地连连摆了两下手说道。

    毛人凤的耳朵没听错，是让他回去。于是他啪地打了个立正：“是！”敬了个礼，抬眼迷惑地望了一下蒋介石，转身离开了办公室。

    毛人凤刚抵家中，侍从室的电话又急召他赴总统官邸。但他到客厅后，蒋又命侍从副官叫毛人凤回去。如此这般，又折腾了两次。毛人凤一夜没睡，蒋介石一夜也没有睡成，但刺杀李宗仁的行动始终未能付诸实施。

    蒋介石那天晚上迟迟下不了杀李宗仁的决心，并非他优柔寡断，并非他为情所困，而主要是投鼠忌器。白崇禧发出倡和通电之后，更是一不做二不休，请黄绍竑到武汉，以八万港元的重金包租陈纳德一架飞机，飞到广州，转赴香港，请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来武汉主持与中共和谈，李济深本是桂系的老大哥，又与中共有密切联系，若李济深到了武汉，和谈大门一开，他蒋介石将处于何种地位呢？紧接着白崇禧又强迫汉口中央银行将由粤汉路运往广州的银元中途截回，扣留重庆兵工厂停泊在汉口江岸码头准备东运徐州战场的械弹。在这种情况下，杀掉李宗仁，不但干事无补，反而会火上浇油，这种局面使蒋难以收拾。再者，美国人换马的决心已定，连司徒雷登也明言相告“蒋总统下野为进行和谈所必须”。和美国人彻底闹翻了，以后连西北风也无处喝了。

    多年的政治斗争经验提醒他，在这种四面楚歌，身临万丈深壑之时，只有忍耐才可能会出现转机。而现在有可能实现这种转机的，恰恰只有李宗仁。

    一个活着的李宗仁比一个死了的李宗仁对他更有利。所以，蒋介石最终还是让李宗仁活着当了中华民国的代总统，主持了国民党和中共的和谈。至于李宗仁能否实现蒋介石让其继续活着的目的，这大概是李宗仁、蒋介石本人都无法左右的事情了。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共产党人准备接管天刘伯承，谁就必定是战场上的胜利者。”瑶岗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但曾创下让斯大林不可思议的奇迹。毛泽东发出进军令，邓小平受命再度领衔。百万大军挥师南下，铁流滚滚，势不可挡！

    渡江作战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是更加残酷的激烈战斗。刘伯承认为，在部队渡江之前，必须作好三个方面的准备工作。

    其一，尽快完成部队的组织调整。他说：“要把部队按照新的编制和三三制的原则改编为兵团、军、师的建制，这里的关键，不仅仅只是原有部队组织名称的改编，而且是组织的变动或扩大，尤其是特种兵的组织，在正规化建设急需之中，应成为我们必须抓紧的一二，做好兵员的补充工作。他详细分析了补俘、补新兵、地方部队升级与归建等不同形式。认为原来野战军“兵源补充的来源是复杂的，按地区有冀鲁豫、豫西、豫皖苏、鄂豫、皖西五个地区。俘虏也是各地各兵种来的，而且有许多老弱及警察、机关、差役等非战斗兵；按时间说则是参差不齐的，整个整训期间都在陆续零星的补充中，原来在中原野战军正规军建设中曾提出反对游击主义，现在又添加了这样一些因素，就必须在一个时期内加强政治教育，提高组织性、纪律性，巩固部队等指导责任。同时，在正规化建设的口号下，对那些指导部队不深入干部队实际活动中的官僚主义还是要反对的。”其三，必须大力加强部队的后勤建设。他认为，时至大兵团作战的今日，尤其是在不久即将举行的渡江作战中，部队的后勤工作显得更加重要。

 第93章

    从现在起，部队必须建立起军械、军需补给与输送勤务等一整套的机构及制度，方能适应部队大纵深行动的需要。鉴于淮海战役前后数十万大军云集于狭小地域，道路不通，部队物资拥挤和造成人民负担过重的教训，他指出：“正规军军械军需的补给，..火车、汽车及其道路的整理，汽油线的设备，军械修理场的建立，应有计划的进行。但我们最主要的应照顾所处的环境条件，照顾政策，实事求是，尽量就各地已有的物资与输送工具善于组织起来，供军队急需，不可能者才仰给于后方，这应成为今后后勤工作的方针。”此后不久，刘伯承将第二野战军的整编情况和准备渡江作战的工作，向中央军委作了详细汇报，受到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充分肯定。毛泽东在看了刘伯承的报告之后，压抑不住内心的喜悦之情，说道：“我有刘伯承，蒋介石不可能不完蛋！”在刘伯承主持第二野战军整编和精心准备渡江作战的同时，为了配合渡江作战的军事行动，以及准备接管南中国华东地区蒋家政权，按照中央的部署，他的最佳搭档邓小平也日以继夜紧张地工作着。

    为了彻底打败蒋介石，迎接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5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了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二中全会到中央委员34人（原中央委员缺4人，由候补中央委员递补出席会议3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的重要工作人员11人，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因交通条件等原因缺席者为20人。全会主席团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

    这次中央全会，历史意义重大，影响极其深远。其主要内容，一是研究怎样彻底消灭蒋介石国民党军队，二是研究准备接管天下和建设一个新的国家。

    全会指出，党着重在农村聚集力量、用农村包围城市的时期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当然城乡必须兼顾，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但是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在领导城市工作时，党必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共产党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的斗争。同时，党要立即开始着手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把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作为中心任务，城市中的其它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

    打仗靠良将，治国靠能臣。刘伯承是统帅于军、所向披靡的杰出将才，邓小平则是治军治国的奇才。

    随着革命战争胜利的接近和新中国曙光的到来，后来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的核心、共和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日益重要，肩上的担子也越来越重，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也日益显露出来。

    在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成员中，刘伯承、邓小平都是七大的中央委员。刘伯承因组织部队准备渡江作战，向中央请假，没有参加七届二中全会。

    按照中央的指示，在华东区方面，邓小平、陈毅、谭震林、饶漱石、曾山等于2月28日联袂赶往西柏坡赴会。

    中央七届二中全会，还解决了一个重大问题，就是对各中央局的人事作了重新安排。

    在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责成邓小平代表中央对华东局人事提出安排意见，毛泽东亲自找邓小平谈话。在谈话时，邓小平谦虚地对毛泽东说：“主席，漱石同志是华东局书记，我看还是他来做这件事更好！”毛泽东没有正面回答邓小平的话，而是微微一笑说道：“就让你来搞。”邓小平当时是中原局第一书记，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第二野战军政治委员，由他挂帅准备接管中国最富饶的东南半壁河山，无疑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即3月14日，中央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议题是讨论各大区人事安排的方案并最后作出决定。

    邓小平在会上第一个发言，他代表中央提出了华东区人事安排的意见，主要是：中共中央华东局：以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丞、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赓、刘晓、刘长胜、曾镜冰、舒同等17人为委员。

    以邓、饶、陈、伯承、鼎丞、曾山、粟裕为常委。

    以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宣读了华东局领导成员名单后，邓小平解释说，华东局实际只留邓、张、粟、舒四人。而粟要管军事，舒又要管上海的宣传，因而实际上只有邓、张二人具体管华东局的工作。在分工上，拟由张鼎丞兼组织部长，社会部长请中央派，统战部长潘汉年，城工部（管10万人以上的城市）部长王尧山。财经委员会由邓（兼书记）、曾山、方毅、骆耕漠、刘岱峰任委员。

    他还说，华东区管辖范围，上海之外，还有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均是20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

    邓小平讲到这里，毛泽东立即打断邓小平的话说道：“还要加上台湾省。

    这地方要注意。”邓小平紧接着毛泽东的话继续讲道，省份有山东、浙江、福建、台湾4省和苏南、苏北、皖南、皖北、赣东北五个区。赣东北区与华中江西的分界线，由鄱阳、湖口沿抚河上溯，以东属赣东北，以西及抚河线上各城市属华中。

    紧接着，邓小平又提出了上海市委、市府和华东军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即：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人为委员，饶、陈、刘晓、刘长胜、曾山5人为常委，饶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及一位非党人士。刘长胜任总工会主席，不任副市长，以便开展工作。秘书长刘少文，公安局长陈赓（兼，兵团职务不解除），副局长李士英，警备司令宋时轮，政委郭化若。上海市的宣传工作，在一定意义上讲，较华东局的尤为重要。现在只有舒同一人，他负责上海市委的宣传工作，则华东局宣传部无人，请中央调人。

    华东军区，司令员刘伯承、陈毅、粟裕，政委邓小平、饶漱石、谭震林，政治邻主任张际春、唐亮、钟期光，参谋长李达、张震、周骏鸣。其中实际上担任军区工作的只是粟、唐、钟、张、周五人。

    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统率机构合并，第二野战军的统率机构仍保持。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军管会主任、市长、市委书记，宋任穷兼副主任、副书记，段君毅任市委副书记。

    张际春、李达担任第二野战军的经常性工作，并参加南京市政府的工作。

    驻南京的兵团司令任南京警备司令，政委任警备政委，并均参加市委。

    最后，邓小平还提出各省、区人事安排的意见。在谈到浙江省的人事安排时，毛泽东插话说：“江浙是我国的书香之地，要派一个有学问的人去浙江。”邓小平报告完华东区的人事安排意见之后，请毛泽东作指示。

    对于邓小平关于华东区细致而周全的人事安排意见，毛泽东深表满意，说：“华东区人事配备，现在就这样定，将来需变动再说。”此次会后，毛泽东再次召集邓小平、陈毅等商讨渡江作战问题。毛泽东谈了部队过江后新区筹粮办法，谈了城市筹款办法，谈了货币使用办法，还着重谈了上海的接管工作。

    在谈话时，陈毅提出渡江作战的补给问题，说尤其是感到兵员补充比较困难。并向毛泽东建议，听说薄一波讲华北有3万新兵和3万俘虏，请求全部拨给第二野战军，毛泽东欣然同意，说：“交给你们指挥了。”随后，邓小平、陈毅等立即返回前线。3月下旬，回到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

    渡江战役总前委，实际是淮海战役总前委的原班人马。

    说到淮海战役总前委，还有着一段有趣的故事。

    在淮海战役发动和开始之初，中央军委并没有决定成立总前委，当时设想的淮海战役也不是后来的样子。

    淮海战役发动之初，辽沈战役刚刚结束，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和其它战场均遭到惨败。蒋介石为了不使其在江北的军队被解放军各个击破，正想将江北的主力撤至江南，企图凭借长江天险与解放军对峙。但把部队撤退到江南，又怕影响军心，所以犹豫不定。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错误地估计我军在解放济南以后，需要一个长时间的休整，不会立即南下，最早也要到11月15日以后才能开始行动；也没有估计到我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两大野战军会会师淮海与其作战略决战；在攻击方向上，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部估计我军可能经鲁西南地区南下，而根本没有估计到我军会集中主要兵力首先歼灭黄伯韬兵团。鉴于这种错误的估计，国民党国防部原来拟定的放弃徐州退守淮河的计划迟迟没有实施。就在此时，我军发起了闪电般的全面攻击。

    敌军在我军的强大攻势下，惊慌失措，待后来判明了我军的战役意图和主攻方向，为时已晚。敌60多万军队，被我分割包围，动弹不得。

 第94章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及其国防部知道要按照原计划撤兵淮河以南已不可能，只好硬着头皮被迫与我军在徐州地区进行决战。因此，蒋介石临时改变计划，调动部队向徐州集结。11月8日，即我军发起淮海战役的第三天，国民党集结在河南确山、驻马店地区的华中“剿总”指挥的黄维兵团，开始东进，增援淮海战场，同时命令已开始南撤的孙元良兵团回返徐州，并组织刚从东北等地撤回的部队组成新的兵团，进行增援。这样，在徐州至蚌埠地区，国民党集中了80多万的兵力，准备与我军进行主力决战。

    在淮海战役发动之初，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只是设想以华野和中野相配合，分别进行淮海和徐蚌两个战役。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规模和范围也只限于鲁南和苏北地区，战役目的是歼敌徐州一部。中野进行徐蚌作战的直接目的，主要是为了在徐州西南牵制徐州敌人的兵力，配合华野的作战。但是，战役发起后，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敌人的兵力逐步增加，徐州周围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撤离原来驻地，向徐州集结，两淮和海州、连云港等地区已为我军解放，我军原来设想的淮海战役的范围就自然地向西扩展。而这时，中野部队由徐州以西东进至津浦线以西，并攻占了宿县等城镇，截断了津浦铁路，两大野战军逐步靠拢而联结起来。这样，原来中野为配合华野的战役而准备发动的徐蚌作战，自然地成为发展了的淮海战役的一个组成部分。到这时，我军发动的淮海战役在地域范围、兵力使用、指挥关系上，都已扩大到华野、中野两大野战军统一指挥、协同作战的范围。

    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军委和华野、中野根据战场战局的发展，及时调整原来的作战部署，改变原来分别举行两个战役的设想，准备两大野战军协同作战，一举将敌人主力歼灭在长江以北的徐州地区。根据这一作战要求，中央军委遂作出了攻占宿县、截断津浦线，防敌南撤等一系列部署。此时，我军在徐州地区兵力也达60多万。由于战役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作战兵力的逐步增加，这就使得我军迫切需要有一个统一指挥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的机构，来统筹解决战役的指挥和后勤保障等各项卫作。

    本来，早在战役发起前的10月31日，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就曾向中央军委提出：请陈军长、邓政委统一指挥此次战役的要求。次日，即11月1日，中央军委同意了粟裕的要求，决定：整个战役统一受陈、邓指挥。

    陈毅、邓小平当即向中央军委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唯因通讯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裕、谭震林方面多直接指挥。这是淮海战役开始时的指挥系统。

    当时，中野司令部随中野二纵行动，使用二纵的电台，与华野的电台没有沟通，所以两大野战军的行动都各自报中央军委，而中央军委的指示、电文，同时发给两大野战军。

    战役发起后不久，陈毅、邓小平率中野一纵、三纵、四纵、九纵等四个纵队进入淮海战场，接着中野二纵、六纵也尾击黄维兵团来到淮海战场，这时中野司令员刘伯承已经和陈毅、邓小平等会合在一起，统一指挥两大野战军作战。

    11月16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领导中野和华野，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央军委在给中野、华野、中原局、华东局等单位的电文中说：中原、华东野战军，必须准备在现地区作战三个月到五个月（包括休整时间在内），吃饭的人数连同俘虏在内，将达80万人左右，必须由中野、华野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解决。望从这个观点出发，统筹一切。统筹的领导，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5同志组成一个总前委，可能时，开五人会议讨论重要问题，经常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三人为常委，临机处理一切。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

    总前委的成立，是淮海战役取得完全胜利的重要保证。

    淮海战役结束后，中央军委即命中野、华野两大野战军向南开进，组成百万大军，准备打过长江去，推翻蒋介石统治的老巢——南京，进而解放南中国。

    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淮海战役总前委原班人马不变，组成渡江战役总前委。邓小平仍为前委书记。

    邓小平从西柏坡返回总前委时，总前委的驻地仍在安徽合肥东南的撮镇瑶岗。

    瑶岗是一个不大的村子，曾使斯大林不可思议的淮海战役，就是在这个小村子，由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指挥取胜的。

    一条小河从村子中间穿过，将它隔成两半。据曾为总前委选择驻地的第三野战军作战参谋李伏仇说，当初选择瑶岗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的原因是：2月，这个村子曾驻过第二十七军侦察营的官兵，因此周围社会情况相对清楚；瑶岗距离合肥不远，却又不在合肥，可以避免敌人的空袭的危险；

    瑶岗的地理位置比较重要，以瑶岗为中轴，划出175公里至200公里的线，它的东北方紧靠津浦铁路南京终点的前站滁县，东南紧接芜湖至九江的防线，因此，总前委的指挥位置恰恰就在联结沿江东、西线渡江大军的中点上。

    瑶岗的环境十分安静，村子里到处是浓荫遮掩的大树。总前委书记邓小平和陈毅的住处是一幢砖瓦结构的四合院，房主姓王，叫王世鑫，是个地主。

    他的大哥王世炎是汤恩伯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情报科科长。

    邓小平、陈毅住下的第二天，房主王世鑫的妻子到前院舀沟水浇菜，一位正在值班的士兵走过来，轻轻说：“大嫂，以后请你们不要过来。”当时陈毅正在院中理发，听见警卫说话，忙问原因。有人汇报，说这个房主的大哥在汤恩伯的司令部做官。陈毅听后哈哈大笑起来，说：“怕啥子哟！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陈毅住在这幢四合院头进屋的东厢房，屋里陈设比较简单，一张铁床，一张条桌，一张茶几，几把椅子和方凳。西厢房住着华东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华东局宣传部部长舒同，这个人民解放军中的大才子，这段时间的重要任务就是起草部队进入城市后的布告等文件。

    头进屋正中是值班室，常在这里值班的是邓小平的秘书谷奇、陈毅的秘书陶旭斌、张鼎丞的秘书沈曾华、舒同的秘书林路、曾山的秘书张华。

    邓小平住在二进屋的东厢房，他在屋里支了一张帆布行军床。二进屋正中敞开的三间屋是办公的地方，三张方桌并放，铺上白布，既作饭桌，又作开会的会议桌。桌上，放着一台缴获的收音机。负责收听广播记录的是两个不过20岁的姑娘——“胖子”梁艮华和“面条”田佳禾。墙上，挂有大幅的军用地图。

    在这所四合院里装有三盏电灯，自己发电。在二进屋通往房东王世鑫住的三进屋之间，挂有一张白布帘子。

    在邓小平、陈毅所住四合院的东边，有几间宽敞的草房，住着10多个人，那里是总前委机要处，处长萧光是延安时期的老机要，他精心保存着和毛泽东的合影照片。

    渡江战役的作战部署在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里正紧张、秘密地进行着。

    此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正随第十军、第十二军一起行动，还没有来到这个小村中。

    1949年3月，我强大的第二、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在渡江战役总前委的具体指挥下，经过短期休整之后，便以排山倒海之势，向长江沿岸开进。当时任第二野战军第十一军军长的鲍先志，对部队向长江沿岸进军和准备作战的情况，曾有过生动的回忆：江北的条条道路上，滚动着川流不息的炮车、辎重车；战马嘶鸣，风一般疾驰在辽阔的原野上；战士们排列成几路纵队，掮着枪，扛着炮，迈开矫健的步伐，唱起雄壮的战歌；

    “..血战两年来，胜利在眼前，长江南的父老姐妹们，你们解放的日子已不远！”成千上万的民工们，推着小车，抬着担架，赶着牛车，浩浩荡荡的跟随着大军向南前进！

    我所在的部队，同各路大军一样，满怀着淮海战役光辉胜利的喜悦，和在一年左右根本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雄心壮志，于3月间接受了刘、邓首长的进军命令，从安徽阜阳出发，转经六安，到达长江中游的重镇安庆外围，对盘踞在安庆的蒋匪一七四师展开了攻击。4月8日，我部接兵团首长命令，接受了光荣伟大的渡江任务。部队立即开往安庆以东的马家窝、棕阳镇一带沿江地区，积极进行准备，待命渡江。

    我们部队进入了江防。三十一师部队进驻鸭儿沟、代池沟、大王庙一线阵地；三十三师部队进驻玉板洲、铁板洲一线阵地。布防就绪，部队立即投入紧张的渡江准备工作。任务非常紧迫，兵团首长要求我们在两个星期内做好一切渡江准备。摆在我们指战员面前的是十分复杂的组织工作。横渡长江，这不比夺取一个山头、攻克一座城池，它将是一场激烈的水上战斗。在炮火纷飞中，几万人的部队从江北渡到江南，需要有大量的船只，和许多熟悉长江风浪、善于掌帆把舵的水手；同时要摸清对岸的敌情地形，火力位置，以便摧毁敌人的江防工事，掩护我军登陆。但是，当我们到达江边的时候，这一切都没有：没有船只，没有水手，也没有各种必需的造船工具和器材，真正是‘两袖清风’。

 第95章

    船只，有的给蒋匪军拖走了，有的被敌人破坏后沉入江底；沿江的群众和渔民，遭受蒋匪军的迫害，纷纷逃难去了。这时，我们除了缺少物质和水手的巨大困难，部队在思想上也产生了一些顾虑。我们部队的战士，大都是生长在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子弟兵，习惯于山地和平原地区作战。在太行山、大别山，我们的战士们曾经创造过惊人的战斗功绩；渡长江，这却是出娘胎来的头一回。长江，人们都说是一道天堑，它究竟有多么宽、多么长、多么深，浪涛有多大，脾性怎样？对我们的战士来说，这些都是猜不透的哑谜。部队里于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论调：“喂，你知道长江风浪有多大？”“无风三尺浪，有风一丈高呗！”“听人说，黄河是‘面恶心善’，表面上翻滚着大浪，卷着漩涡。可是，叫咱们一下子就渡过来了。长江可不一样，是“面善心恶”，表面上没有大浪，肚子里可有江猪暗礁哩！”“江猪比老虎都凶呢！”“还听说，长江内有九里十三矶，碰上就翻船..”面对着这些情况，军党委召开会议进行研究，一致认为渡江准备工作做得好坏，是保证部队胜利渡江的关键。准备工作必须依靠发动群众，自力更生，就地解决困难，不能依赖向上级伸手；必须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解决部队中存在的各种顾虑，帮助大家进一步认清当前的胜利形势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拯救江南三亿人民的光荣任务，使每一个同志都树立为人民立功、争取当突击英雄的革命志气。军党委同时决定，组织全体指战员轮番到长江边上去实地观察，以通过实例解决同志思想上的各种疑虑。

    为了迅速地收集船只，全军各级参谋长、主任集中组成船舶管理委员会，四出访问，向群众宣传我党我军的政策，号召大家支援人民解放军过江，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当人民知道面前的人民解放军就是当年的八路军、新四军时，立即欢欣鼓舞，情绪振奋。许多船主自动地把隐藏起来的船，从内河的芦苇丛中摇驶出来，献给了自己的军队。与此同时，战士们正在翻江倒海地从江底打捞沉船的残骸。在玉板洲的夹江里，就捞出了三十余只大船。这些船被敌人破坏得破烂不堪，战士们马上自己动手修补。船主们闻讯，急忙从几十里路以外，扛了桅杆、绳索、篷帆、桨舵、锚具赶回来。当他们看到自己的船已经搁在江滩上，有的船已被战士们修好，纷纷拉着战士的胳膊，激动得流着眼泪说：“大军同志，你们真是好队伍！船是我们渔民的命根子，都叫‘刮民党’给毁了。亏你们帮我们捞起来，修理好，真是感恩不尽哪！好，同志，把桅杆装上，把桨舵安好，我们要帮助大军过江。把我们编进船队吧！”在上级首长的关怀和人民的大力支援下，经过全体指战员的共同努力，我们的船只一天比一天增多了。在远离长江的隐蔽的内湖中，桅杆林立，船只成行，真是一幅雄伟景象。

    这时，上级首长和地方党委的同志，又为我们动员了大批船工、水手，犹如猛虎插翅。有了船，有了水手，部队胜利渡长江的信心更加充沛了。

    为了在渡江战役中争取当突击队员和水手，战士们只穿着一条短裤，成天在冰冷的水里当“混江龙”。“人人学泅水，个个当水手。艺高胆大，啥也不怕。”在这些战斗口号的鼓舞下，战士们奋不顾身地进行着水上练兵，有的抱着一块门板，在水里扑腾；有的抱一根粗毛竹，在水里扎猛子。战士们风趣地说：“人民战士不怕困难，‘旱鸭子’定要变成水鸭子。”办法靠人想，本领靠勤练；说不定过了长江“黑旋风”就变成“浪里白条”啦！不管阴雨绵绵，还是阳光普照；无论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还是年岁较大的老战士，日日夜夜都钻在水里练兵。在很短的时间内，部队就涌现出许多水手，他们能够初步驾驭船只了。

    历史已经证明，人民解放军有广大的人民群众作坚强后盾，有为人民而战、为人民而牺牲的精神，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

    当然，人民解放军即将进行的渡江作战，决不会只是平平稳稳地把百万人马用船运过江去。国民党江南沿岸修筑了几道防线来阻挡人民解放军过江，一当我军万船齐发，敌人势必要做垂死挣扎。波涛汹涌的长江，那将是弹雨纷飞、水柱冲天的激烈战场。部队将是冒着炮火，淋着弹雨打过长江去。

    为了减少伤亡，避免渡江部队在渡江时过多地减员，并保证登陆战的成功，各部队尽可能多地组织了火力队，以用强大的火力压制住敌人的炮火。中央军委从其它部队特意抽调一些大炮支援渡江部队。毕竟时代不同了，如今已不是红军强渡大渡河的时代了。当时，一门迫击炮只有可怜巴巴三、五发炮弹。而在今天，总前委要求渡江突击部队每门炮最少要把一百发炮弹打到敌人的阵地上。在第十一军所担负的攻击的突破口，第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曾对该军军长曾绍山说：“到时候给我狠狠地打，一定要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我们有的是炮弹！”部队在准备渡江的训练中，感到还有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部队前进的速度太慢，将来真正渡江时，势必会增加部队的伤亡。因为当时我军收集的船只都是渔民的帆船，一张帆、两支橹，顺风驶得快，逆风行得慢。怎么能使帆船加快速度？全军掀起了轰轰烈烈的献计献策、创造发明的群众运动。许多指战员整天黑夜蹲在船上，摸索着怎样改进桨舵的装置。在十一军中，铁路工人出身的战士樊瑞来，研究出一种能加快航速的土轮船的装置：用四块长约三尺、宽约三尺八寸的木板做水叶子，整成十字架，在船面上装设一个前卡子和后卡子，把十字架的轴钳在里面，端头再装一个木柄，人坐在舱里摇，既可以隐蔽身体，又可以加快航速。樊瑞来在三个木匠师傅的技术协助下，只用了两昼的时间，就将一只装有新式推进机的土轮船安装成功了。下水试验，效果很好，又经过几度改进，吸收了群众的意见，使结构更趋合理，使航速达到了每小时14里，横渡长江最多用不了20分钟，大大缩短了渡江的时间，这对渡江是一个很大的贡献，得到上级领导的肯定。全军立刻掀起了改造船只的热潮。当时在船舶停靠场，一片斧头削木声；人来人往，川流不息，抬木板、竖桅杆，势如一座规模宏大的造船工厂。

    当渡江部队将船只准备的差不多时，又碰到了新的问题：在渡江战役打响之前，这么多的船只先藏在哪里既能便于隐蔽，又能便于作战使用？当时，部队收集的船只，开始都集中在内湖。内湖离长江还有较长一段距离，近的儿里地，远的有十几里、二十几里。内湖与长江之间，还有两道高大宽阔的江堤相隔。战役打响后，怎样使船较快地翻过长堤，引入长江，一时成为渡江部队的难题。各级党委专门召开会议进行研究，有人提议，作战时将大船先运到堤下，然后抬过大坝，送到江里去。问题是，上万只船，小的也有几百斤，在陆地上抬运几十里路，再翻跃两道几丈高的大堤，不单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时间不允许，而且还会损坏船只；更何况，这会极容易暴露我军目标。有人还引证，说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军曾经使用这个办法。但事过境迁，这个办法很不利于渡江作战。为了集思广益，党委号召召开各级民主会，让每个指战员出主意、想办法。俗话说，劲儿是使出来的，办法是想出来的。一发动群众，办法就想出来了。在数千条建议中，“劈开江堤修引河”的办法，最优越、实用，受到上级党委的肯定。

    很快，渡江部队开展起挖引河工程的比赛。为了隐蔽我军的行动，引河工程都在夜间进行。一到夜幕降临，指战员们就扛着铁锹、洋镐、铁扒，抬着筐子、竹箩，从四面八方赶到工地。个个精神百倍，千百只铁锹、洋镐在挥动，一筐筐的泥土被飞快地运走。当工程进行到一定程度后，引河里泥水糊烂，深度齐腰，而且污泥臭气冲鼻，天空一直下着麻杆子雨，官兵们在泥水里一泡就是一个晚上。连续苦干了半个多月，终于修好了引河工程。

    近现代中国波诡云橘，国共两党有过四次“握手”。日暮途穷，国民党发出乞和声明。

    邓小平斩钉截铁：长江不是分界线！毛泽东胜券在握：中国决不允许再有南北朝！蒋介石阴阳怪气：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巨哟！张治中满脸愁云答记者问：此次和谈如履薄冰，前途凶多吉少！

    瑶岗，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

    3月31日，邓小平最后审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4月1日以总前委的名义发出。4月3日，军委批复：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

    在作战部署上，总前委决定：将已在安庆至张黄港地段沿江北岸展开的第二、三野战军部队，以适应南京为中心的突出部地形，分别组成东、中、西突击集团。首先以中集团从芜湖、南京段突破，击敌左侧背，切断敌南撤道路；再以东集团从镇江、江阴段突破，切断南京、上海间交通，割裂敌人防御体系，尔后视情况留必要兵力控制京沪线，以主力协同中集团挺进合击可能南撤的敌主力于太湖西侧朗溪、广德地区。鉴于镇江、江阴段敌防御部署兵力较强，为保证东集团的渡江突击，除加配炮兵支援作战外，还决定东集团比中、西集团晚一天发起渡江作战，以减轻敌人对东集团的压力。为保证第三野战军中、东集团的渡江突击，第二野战军由安庆东、西地段渡江，进击浙赣线。

 第96章

    为便于组织指挥，邓小平、陈毅率轻便指挥所进至合肥附近，统一协调组织各集团的行动。

    总前委对西、中、东各集团的具体作战方案也作了明确规定：西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野战军参谋长李达指挥，第三、四、五兵团组成，约35万人，分布于湖口与枞阳镇之间实行渡江作战。其中第三兵团在枞阳镇至安庆以东地区渡江，第五兵团在安庆以西至望江地段渡江，第四兵团在望江至湖口段渡江。得手后，第三兵团以最快速度向歙县挺进，截断徽杭公路，并沿徽杭公路东进杭州。第五兵团快速沿景德镇、婺源前进，占领衢县、江山段铁路，以保证截断敌人之退路。第四兵团迅速沿江东进，接替第九兵团任务，监视芜湖的敌人，并准备进攻和占领南京。

    中集团，由第二野战军副政委谭震林指挥，第七、第九兵团及榴弹炮兵第二、四团、第一团的一个营和骑兵团组成，约30余万人，分布在长江裕溪口至枞阳间实行渡江作战。

    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在芜湖和县地段进行佯攻，牵制和迷惑芜湖的敌人。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配合西集团消灭当面之敌，主力则迅速东进截断宁杭公路，会同东集团完成对敌人主力的包围。

    东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和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第八、十兵团及榴弹炮第五、六团，苏北军区三个警各旅、海防纵队、坦克团、炮兵预备队等组成，约35万人。东集团的渡江地段为黄港至三江营之间。在发起渡江作战的同时，一部兵力积极佯攻两浦敌人吸引南京之敌，以保证渡江作战成功。渡江后，留一部分兵力歼灭沿江之敌，力求站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和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大战果；主力则对敌人做有后方的迅速推进，截断宁沪铁路，会同中集团合围南京、芜湖和镇江的敌人。

    为了保证西集团渡江后右翼的安全，第四野战军的第十二兵团和江汉、桐柏、鄂豫军区部队的20万人一部进占浠水、蕲春、黄59梅等

    白崇禧集团的防区，钳制九江方面的敌人，一部进占武汉外围的孝感、黄陂，造成进攻和夺取武汉的态势并准备在武汉至九江的地段渡江南进。

    关于渡江的时间，总前委在2月份给中央军委打电报指出：我们一致认为，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因为，在政治上，以乘敌内部尚未求得一致，对军事部署尚在守沿江南岸和京沪杭诸点或将主力撤至浙赣路沿线两侧之间徘徊的时候，实行渡江，较为有利；渡江作战，天气是个重要因素，4月初以前，长江沿岸雨少水小，风浪较小，利于我军水上作战。

    这一年的天气好象也在催促人民解放军早日打过长江去。往年，5月份才出现的淫雨天气，这一年在4月份已降临长江沿岸。

    春雨绵绵，瑶岗终日被淹没在茫茫的雨雾之中。在等待渡江的日子里，每一天都显得格外的长。时间已是4月上旬，长江的水一夭天在上涨，中央的电报一个接着一个，但就是看不到中央下达渡江作战的命令。

    作为渡江战役指挥部第一号指挥员的邓小平，比任何人的心里都更焦急。此时，他正站在指挥部偌大的军事地图前，看着一条蜿蜒曲折的绿带把中国的疆土劈为两半，心中愤慨不已，自言自语道：“长江决不能成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分界线！”北平，香山。

    夜色陵肮，此时的北平城，灯火阑珊，在四十里外的香山南麓，一座叠石环抱的庭院，亦灯火通明。这是毛泽东居住的双清别墅。

    毛泽东、党中央搬到北平香山还只是几天前的事情。

    中国共产党本来是在像上海、北京等这样的大城市里发端的，但由于自己力量的弱小，敌人的力量强大，在城市待不下去，被迫钻山沟、下湖泊，到中国最落后、最难以生存的偏僻地区求发展、求生存。从1933年党中央机关撤出上海，到1949年3月25日进入北平，整整16年时间。16年光阴，在历史的长河中，可谓是短暂的一瞬，但对于一代人来说，这时间可就不能说短了。16年前，不少党员刚参加革命队伍时还是个不怎么懂事的农村娃，但16年之后，经过党的培养和革命战争的洗礼，他们中许多人已成为党的高级干部，新中国还要依靠他们领导建设呢！在这16年中，党的队伍变化确实大大了。党中央的核心领导换了好几茬，党的队伍成员牺牲了百多万，扩大了几百万。到进北平城时，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一批党员，由于各种原因，已经所剩无几。此时党的领袖毛泽东两鬓已见银丝。

    还在西柏坡时，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激动地宣布：从一九二七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现在已经完结。

    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了城市。

    毛泽东深知革命胜利来得不易，在巨大的胜利面前，他保持着高度清醒的头脑，谆谆告诫全党：“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

    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敌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们的，这点已经得到证明了。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毛泽东鉴于历史上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打进北京，推翻了明王朝，但由于领导人的骄傲和队伍的腐败，很快又失败了的严重教训，当中央机关从西柏坡临出发前，特别意味深长地说：“我们61不能做李自成！”并且给周围的同志认真他讲了李自成的故事。

    “李自成打进了北京，住进了皇帝的宫殿，忙着做皇帝了。他的丞相牛金星张罗着登基大典，将军刘宗敏忙着刮地皮，严刑杀人，不讲政策了。当官的只知道享受，当兵的也吃喝玩乐。他们骄傲了，完全不顾北边还有清兵入关。明朝的将军吴三桂投降了清朝，领着清兵打进关来，他们还不赶紧抵抗。牛金星还在那里讲排场摆阔气，玉带蓝袍圆领，往来拜客，遍请同乡。

    刘宗敏也是一味蛮干，弄得北京城鸡飞狗跳。那还不失败？！进北京没多久，就被吴三桂赶出来了，一路被追得屁滚尿流，连李自成也受了伤，最后被清兵追杀死了。李自成是农民领袖，好不容易取得了胜利，一骄傲就失败了。”在进城之初，毛泽东和党中央对于防止党内骄傲和腐败现象发生的问题，是重视的，头脑也是清醒的。

    鉴于北平的国民党特务尚未肃清，社会秩序还比较混乱，党中央迁往北平后没有立即住进城里，而是住在香山。

    香山是北平西郊群峰之一，重峦叠嶂，花木茂盛，清泉潺潺，幽雅别致。

    从元朝以来，历代帝王都在这里建筑离宫别院，清朝建的更多。乾隆年间在这里大兴土木，一气建了亭台楼阁28景。后来，香山诸景遭八国联军的破坏，残存的景观寥寥无几。

    2月初，彭真、叶剑英布置中央社会部对西山进行清理，重点将双清别墅进行了整修。当时双清别墅破败不堪，很不象个样子。水池子早已干涸，满院子乱枝败叶。房子只剩下个空壳子，墙皮斑驳，地面坑洼不平。中央警备团派人修缮了一番。修好后，又发现准备安排毛泽东居住的房子墙角藏着一颗手榴弹，可把工作人员吓坏了。

    夜虽然很深了，但这正好是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办公的时候。

    此时，在双清别墅毛泽东的会客厅里，党中央的五大书记正在笑声朗朗，纵谈大局，研究最后消灭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战略方针。

    毛泽东站在偌大的军用地图前，右手指夹着点燃的香烟，左手叉在腰间，脸上洋溢着无法掩饰的喜悦。他从南向北，又从东向西，审视着整个中华大地。现在，地图上蓝色的圈圈已经不多了，主要集中在西北和长江以南。对西北地区，毛泽东并不太挂心，那里的胡宗南已经维持不了多久。而对于江南之敌，情况比较复杂，还得需要认真对付，但那至多也不过是秋后的蚂蚱了。

    毛泽东忽然转身向周恩来问道：“恩来，南京的代表几时到？”“后天，听说张治中正在溪口请示蒋介石，然后才能来。”坐在一旁大沙发上的周恩来，双手捧着一只茶杯，不紧不慢的说道。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出面和我们进行和谈，背后还是蒋介石谈了算。”接过周恩来的话，毛泽东用浓重湖南口音说道：“当然喽！不管是蒋介石，还是李宗仁，我们都是要谈的。和平的旗帜不能放下，我们不能给国民党以任何口实。再说，我们也需要这段时间，我们的部队刚打完大仗，休整一段再渡江对我们更有利。”

    朱德抬头望望毛泽东，微笑着说：“主席，小平多次来电催问，说我们啥子时候让他渡过江去，部队都着急喽！”任弼时因为重病在身，半躺半靠在沙发上，但精神很好，说：“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能让蒋介石利用谈判拖延时间，我们渡江的时间最晚不能超过4月底。4月底以后，江水暴涨，江面将大大的增宽，会给我们过江的部队增加伤亡。

 第97章

    如果躲开洪水，就是秋后了，蒋介石就有了喘息的时间。”“这就是敌人谈判的目的。”朱德接过任弼时的话说道：“蒋介石正抓紧编练新的兵团，他的目标是三个月内再武装二百万军队。那样一来，将增加我们解放全中国的困难，战争不知要延长多久了。”挨着任弼时坐的刘少奇，又从另一方面提出了问题：“现在蒋63介石正加紧做美国人的工作，希望美国人直接派兵干涉。现在许多人也担心，如果我们渡江，美国就会派兵，如果美国出兵，就要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劝我们不要打过长江去，以长江为界，搞个南北朝。”毛泽东听到这里把烟蒂往地上一掷，愤愤地说道：“中国不会再有南北朝，你美国就出兵好了。美国不就是仗着它有原子弹嘛，我们偏不怕！美国人出钱出枪，蒋介石出人，杀害了我们多少同胞！这笔帐迟早是要算的！”周恩来接着说：“我们过江，不能排除美国干涉的可能性，但综合起来看，美国统治者内部，现在对在中国的问题上争吵不已，自己的日子也不太好过，干涉也难。1月26日，美国已正式停止训练国民党的军队，并召回巴大维将军，次日宣布撤回美国军事顾问团。从这种迹象看，美国已经开始从中国‘脱身’。但是，《1948年援华法》于1949年4月才到期，并且艾奇逊向美国国会提出延长这项拨款的使用期限，国会已经通过了。另外，当我渡江部队向长江沿岸集结时，美国原来暂停的船只又开始为蒋军运军火。这些情况表明，我们必须做好两手准备。”朱德从容不迫地说：“基本的估计，美国出兵直接干涉我们过江的可能性小，不是它不想，而是它不敢。但是，在我们作战准备过程中，必须做好应付万一的准备，做到有备无患。我们现在渡江部队的兵力部署，就是考虑了这个因素制定的。二野、三野一齐渡江。二野紧靠三野渡江。渡江后，二野沿浙赣路摆开，防备美军从杭州湾登陆，保障三野的侧翼安全，二野全力进攻宁沪。与此同时，在平津休整的四野迅速南下，进逼武汉，钳制白崇禧集团。总之，我们准备拿出二百万以上的兵力过江，这样，不管发生什么样的情况，都保证我军处于优势的地位。”毛泽东最后总结似地说道：“不管是蒋介石也好，还是美国人也好，谁都阻挡不了我们统一中国。我看这几个问题是不是可以这样定下来。和南京的谈判，结束的时间最晚不能拖过4月下旬，至于打嘴皮子仗”，说到这里，毛泽东笑着看了看周恩来，继续道，“还是恩来担当，再加上中央其他几位同志。渡江作战部署不变，具体工作，朱老总再督促一下。少奇同志抓紧筹备政治协商会议。弼时同志嘛！”毛泽东谈到这里停下来，深情地望着任弼时缓慢地说道：“以逸待劳，静心养病，如有大事，我们会向粥时同志请教的。”会议在轻松愉快的笑声中结束。

    南京，国民党总统府。

    经过一番明争暗斗，蒋介石“引退”而去，李宗仁“统”而“代”之。

    当李宗仁第一次走进总统办公室时，心里真有一种以前不曾有过的滋味，不管怎么说，那个人总算离开了，这使他感觉就象从心里掀掉一块大石头一般轻松。他小心翼翼地坐上那张蒋介石经常坐的巨大办公桌后的坐椅上，这是九五之尊啊，这是泱泱中央之国庞大冗繁的权力金字塔的顶峰。坐上去实在让人心潮难平！

    他本是来自西南边陲偏远省份广西临桂县的农家子弟，祖上世代务农，兄弟姐妹八个，在本房男性中排行第九，村里人都叫他“老九”。老九六岁读私塾，后来进新创立的临桂县立两等小学。初到城里，衣着不甚入时，举止言谈不免有几分土气，加上一些新式学科如数学、英语跟不上，被人讥笑为“乡下傻瓜”。他只读了两个学期便辍学。以后“老九”弃文习武，考入广西陆军小学，却如鱼得水，步步升迁。想当初，当他走出农家，投身行伍的时候，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今日，总统前面虽有个“代”字，但毕竟可以号令天下，“总”而“统”之了。一种巨大的满足使他飘飘然有些陶醉。

    白崇禧在逼蒋下野之前曾对人说：“李德公不知天高地厚，一心只想做官。要他莫搞他要搞，告诉他老蒋是耍你的，他没办法干下去了，让你当替死鬼，干不得。但他（指李宗仁——作者注）说：我有办法，他耍我，我也耍他，你们只帮我的忙好了。”当时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话不以为然，而当他坐在总统办公室椅子上的屁股还没坐稳的时候，已体会出白崇禧话的味道了。

    李宗仁官迷心窍地认为，只要取得合乎“宪法”规定的地位，只要蒋介石走开，他自己便有办法。

    在官场上混了大半辈子的李“代总统”，未免也有点儿幼稚。要知道，在中国这个社会里，任何“法”都是因人而异的。同样是一种“法””对于有些人来说，至高无上，丝毫冒犯不得；而对于另一些人来说，则形同虚设，无法无天。

    国民党的“宪法”没有帮李宗仁多少忙。

    玩权术，李宗仁根本不是蒋介石的对手。蒋介石本是流氓出身，阴狠狡诈，搞人这一套，是蒋介石的专长。蒋在“引退”前，早把一切算计周全，岂能让李宗仁真能“代”而“统”之不成？

    蒋在“引退”前三天，把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并下命汤恩伯为专任司令（撤消衢州绥靖公署）。蒋的意思很明显，要让汤全盘掌握苏、浙、皖三省以及赣东地区的军事指挥权，把江南军力紧紧掌握在自己的亲信手里。

    蒋又任命朱绍良为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余汉谋为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陈诚兼台湾警备司令，并改组广东省政府，派薛岳接宋子文任广东省主席。这些人，全都是一色蒋的亲信。通过这些任命，蒋把人事棋局全摆好了，只留下一个孤零零的空位子，让李宗仁坐上去。

    春节前夕，李宗仁为树立代总统关心部下的形象，命令中央银行南京分行，给首都卫戍部队每名士兵准备一元现洋，初一这天，他将亲率政府阁员前往慰问。

    那天，李宗仁起得特别早，身穿西服，外披一件黄呢军大衣，有集军政首脑于一身的寓意。夫人郭德洁，穿件银灰色裘皮大衣，显得雍容华贵，这将是她第一次以总统夫人露面的机会，无论从穿着打扮上，还是言谈举止上，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总统府官员刘士毅一大早便奉命到中央银行南京分行取钱去了。

    按照李宗仁的吩咐，这天劳军由他亲自率领，到雨花台、狮子台一带看望官兵、发放赏银。规定10点钟以前，内阁部长和五院院长乘车到总统府门前会齐出发，但赏银必须在9点钟之前领出运到傅厚岗官邸。

    但一直等到10点半钟，刘士毅才满头大汗地跑回来。

    “报告总统，没..没钱啊！”刘士毅一见到李宗仁便气呼呼地报告道。

    “怎么回事？你慢慢讲。”李宗仁不免大吃一惊，强压着激动的情绪平和的问道。

    “银行说没钱可支，拿不出这么多现大洋。”刘士毅又说。

    “他们把钱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作为总统要几万元慰劳首都卫戍官兵，他们都开支不了，真是岂有此理！你再去责问他们，叫他们无论如何把钱给我弄来，否则前线官兵岂不说我言而无信！”李宗仁火气还是没能压住，没有钱怎么去劳军呢？而且每个官兵发一元大洋的消息，他已向卫戍司令张耀明和副司令覃异之讲过了，这话怎么能再收回呢？

    “我都快把嘴皮磨破了，他们开始说没有钱，后来会计科长说，蒋总裁有令，银元全部运往台湾存放，自他下野后，任何人不得擅自动用，除非取得总裁的手令，方能支领。”刘士毅唉声叹气地说道。

    “岂有此理！”李宗仁大声斥喝道。果然如此，老蒋真要让他当傀儡，连开支几万元的权力都不肯交给他，这代总统还算什么。

    这还不算，还有一件事差点没让李宗仁晕过去。

    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是孙科。蒋介石下野以后，孙科秉承蒋介石的旨意，偷偷地把行政院搬到了广州，春节前阁员们也都悄悄地去了上海，节后行政院便在广州办公。孙科把行政院一搬走，南京便剩下李宗仁这空头总统了，这代表政府也就成为一句空话。蒋介石不可谓不毒。

    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郭德洁也认为自己也成了中国第一夫人。本来，满心欢喜，把傅厚岗69号李宗仁代总统的官邸装饰得一派节日气氛，准备在中国的这个传统节日里尽情地庆贺一番，岂料想，过了一个他们有生以来气氛最为暗淡晦色的春节。

    节日一过，李宗仁便火急火燎地直飞广州，要孙科把行政院搬回南京办公。

    李宗仁到了广州，对孙科苦口婆心，劝说加哀求，请他回南京，可孙科就是不为之所动，最后干脆以身体不适，需在广州治病为名拒绝重返南京视事。后来在李宗仁、张发奎等人的多方压力下，孙科被迫辞掉了行政院院长职务。

    让准来接替孙科任行政院长呢？权衡再三，白崇禧提议让何应钦出任行政院长。因为何与李、白曾经合作过，多年来彼此关系较好，且何应钦也是蒋介石系统的重要人物，以何组阁，既可维持总统府和行政院一致的行动，又可争取蒋派系其他人的合作。李宗仁便派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带着他的亲笔信函到上海邀请何应钦来南京组阁。

 第98章

    可是不论白崇禧和吴忠信怎么说，何就是不答应到南京接任此职。最后，只得李宗仁亲自出马，到上海进行劝驾。

    此时，何应钦正在上海闲居。终日在他的公馆里养鸟种花，不闻时事。

    其实他的内心却并不平静，那颗埋在胸膛城府极深的野心，并没有丝毫消沉。

    何应钦正密切注意着时局的发展。他料想李宗仁一定会请他出山帮忙的，这不仅是因为他们之间在民国十六年在南京曾有过一段“蜜月”的历史，而主要是因为，老蒋虽然下野，但仍在幕后操纵，那些手握重兵的“天子门生”，李、白是难能调遣的，非得请他发号施令才行。想当年，保卫南京，血战龙潭，第一军就靠他指挥，才与第七军击溃了孙传芳的几万大军。当然，这些年来，他在蒋介石的手下也算混到了位极人臣的地步，但总觉得不顺心，因为在老蒋面前，他永远像一只老鼠似的提心吊胆过日子，老蒋的那双眼睛，像鹰一般犀利，直盯得他心里发怵。“西安事变”，他心怀“大志”，力主出兵讨伐张、杨，但被宋美龄等识破诡计严加制止。从那以后，他总觉得蒋介石的那两只眼睛无时不盯在他的身上，似乎不在他脑后找出两块魏延似的“反骨”来永不罢休。陈诚青云直上，慢慢取代了他的地位。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干脆把他推到联合国去当有名无实的军事代表团团长。

    回国后，蒋介石虽然委任他为国防部长，但却没给什么兵权，徐蚌两地区100多万国军交由白崇禧指挥。但谁知白崇禧不领情，拒绝指挥，结果徐蚌会战一败涂地，紧接着白崇禧又心怀叵测，举起倡和之旗，此时，何应钦才看出桂系野心之大，令人震惊，他们要逼蒋下野，取而代之。何深怕受到牵连，便以徐蚌战败引咎辞职，躲到上海，以观时局。不久，桂系名义取得胜利，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了代总统，他怕老蒋怀疑他与李、白勾结，便跑到蒋的心腹汤恩伯的别墅里隐居起来，每日只带一名副官，到山上游玩打猎，以示淡泊。听说孙科辞了行政院长，他立即回到了上海，估计李宗仁必然会来找他出面组阁。从内心来讲，他对行政院长一职仰慕已久，老蒋硬是不让他如愿。现在李宗仁当了代总统，对他来说是个天赐良机，但老蒋会让他再和李、白搞在一起吗？老蒋是绝不会忘记民国十七年那快伤疤的。想到这里，何的心里像猫爪挠心，很不69是滋味。

    李宗仁来上海后，何应钦还是不敢应允。李宗仁明知道是因为害怕蒋介石不同意，但只有气愤，而无可奈何。此时，李宗仁深感他这个代总统的无能为力，脸上火辣辣像被谁打了耳光似的。但是，为了他的政府的生存，他不得不放下代总统的架子，低声下气地直接给蒋介石打电话，央求让何应钦出来当行政院长。

    3月12日，何应钦正式就任行政院院长。

    李宗仁既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当上了个代总统，他就想给世人有个好印象，也想显示一下这个“新”总统与蒋介石的不同风范。1月14日，他命令行政院采取下列措施：（一）把各地“剿总”改为军政长官公署；（二）取消全国戒严令（接近前线者，俟双方下令停止军事行动后再取消）；（三）

    裁撤戡乱建国总队；（四）释放政治犯；（五）启封一切在勘乱期间因抵触戡乱法令而被封闭的报馆杂志；（六）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废止刑事条例：（七）通令停止特务活动，对人民非依法不得逮捕。

    这些法令，行政院表面上都接受了，但不同意取消戒严令。行政院的发言人说：“开释政治犯与戒严法系属二事，触犯戒严令不能称为政治犯。戒严法所规定之事项，无一为政治犯性质。在戒严地区当局，为维持治安与秩序起见，自仍应按照戒严法办理。”这很显然，只要将政治性事件引用戒严法来处理，把政治犯换上触犯戒严法的罪名，同样可以为所欲为。汤恩伯就是这样办理的，他在2月11日发表谈话时称：（一）南京、上海等地区接近前线，在全面和平未实现前，仍继续执行戒严令。（二）本人业已手令京沪各地，以后不准有罢工、怠工聚众威胁情势。为安定各地秩序，如果有暴动事情发生，为首暴徒，由地方军法机关处理，就地枪决。（三）希望南京、上海新闻界根据正确事实报道。以安定民心。如果破坏政府全面和平主张，破坏军事区安全，扰乱社会秩序者，将予以严处。（四）奉令停刊之报纸杂志，在未正式接到复刊许可时，不得复刊。汤恩伯这番做法，把代总统歙允，一笔勾销。

    李宗仁上台后，下令参谋总长顾祝同，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也被顾祝同、陈诚等人给硬硬实实地顶着不办。

    李宗仁以上这些措施，对于他来说都不是最重要的，或者说是做个样子给国人看的，或者说是为了打击一下退避幕后而实际操纵的蒋介石。

    李宗仁争个代总统当，一不是为了国人，二不是为了和平。其根本目的，是准备和共产党讨价还价，不让共产党的军队打过长江，划江而治，弄个李氏家族的半壁江山。

    当然，李宗仁毕竟不是庸碌之辈，他看得清楚，局势错综复杂，危在旦夕，当前最紧迫的，莫过于阻止解放军的进攻。如果解放军一过江，一切将无从谈起。他现在已经到了在谈判的条件上没有讨价还价的地步了。

    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虽是屈膝言和之电，但此时李宗仁却有胜者的感觉。李宗仁以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首脑的名义，和中共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直接对话，这本身就抬高了李宗仁在党内、国内以及历史上的地位。因为这是蒋介石所做不到的，这是李宗仁经过几十年的斗争占了蒋介百上风的一个结果。人的感情如此之复杂，有时候屈辱和自豪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愫却能同时由一件事情维系在一起，实在让71人不可思议！

    3月26日，中共正式发表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聂荣臻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以元月14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所列八条和平条件为基础，自4月1日起在北平与南京政府举行和谈，并通过广播电台通知南京政府，依照上述时间、地点，派遣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准备的必要材料，前往北平。

    紧接着，南京国民党政府亦宣布，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刘斐、李蒸为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将于4月1日由南京乘坐“空中行宫”号专机，飞往北平。

    在中国现代史上，张治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人物，郭沫若曾对他有过一针见血的评价：“这个人对那独夫异常忠诚，但是对中共的友谊还是比较持久，比较有信义！这个人爱国，却又实际参加了独夫卖国的一些勾当。这个人，是个大官僚，却也常常讲点民主。”奇特的中国政治和文化，造就了奇特的历史人物。由于他这种特殊性，在国民党战败求和之际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自然会产生一些特殊的作用，与共产党和谈周旋的责任，实在是非他莫属。因为，他在共产党面前有面子，他可以为国民党力争到最有利的条件而能为共产党最大限度地容忍；因为他对蒋介石一贯忠诚，国民党内反对和谈的势力必有所顾及。

    本来，李宗仁一上台时，就想改组内阁，用所谓“刷新内政、促成和谈”的招牌收揽人心。他曾想让张治中任行政院长。张治中不愿接受，回兰州去，仍作他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张回兰州前，李宗仁对他说：“你不做行政院长可以，但是，你一贯主张和谈，我现在和谈，你回去之后，要快快地回来。”张治中心里明白蒋介石仍在幕后操纵，李宗仁空有虚名，而且虽然蒋、李各怀鬼胎，但都是以和谈为幌子，以备战为自保的目的去进行和谈的，这样的和谈是很少成功的。所以张治中一回到西北，便决心不再离开，并给南京发电辞去和谈代表。怎奈李宗仁左一个电报右一个电报催他回京，担起和谈重任。许多朋友也大义相劝，说不管和谈成与不成，既然你一贯主和，现在双方都愿意和谈，你是不能规避责任的。张治中见大家盛情难却，乃于2月20日乘李宗仁的座机从兰州飞返南京。

    张治中返京的那天，何应钦，白崇禧等南京军政要人都去机场迎接。

    那一天，南京的天气异常恶劣，云层极低，又有蒙蒙细雨，能见度只有200米。其情其景，倒似南京的政治气候。飞机盘旋了很久才得以降落。张治中一下飞机便一语双关的说：“南京的气候如此恶劣，每走一步，都会冒很大风险。”张治中一住下来，李宗仁左右的人就向张大发牢骚，都说蒋介石表面是“引退”了，事实上则在溪口指挥一切，处处掣时，李宗仁的一切想法根本行不通。张治中觉得，南京的情形表明，看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劝蒋出国。但此事非同小可。蒋介石这次下野可不象前两次下野那么潇洒，不但几百万精兵被共军打得丢盔卸甲，而且又是让桂系逼迫下台的，一句话说不好，必招致蒋龙颜大怒，自己与蒋20年的关系就成泡影。

 第99章

    张治中是个秉性耿直敢说敢作的人，他发自内心地认为，蒋介石此时出国，有利于国内问题的解决，实际对蒋也无害处。张乃下决心要去冒下这个风险，以斗胆去劝蒋介石出国。

    他又把这个意见告诉了蒋介石的两个亲信张群和吴忠信，征求他们的意见。张群和吴忠信此时也认为，这时候蒋出国实为上策，于党国和他本人都有利，支持张治中的想法。

    蒋介石是李宗仁的眼中钉，如蒋能远走高飞，当然是求之不得73的事情，所以，李极力支持张治中早日成行。刚好那时候吴忠信也要去溪口看蒋，张便与吴一同前往。

    张此次在蒋介石居住处共逗留了八天，前五天住在雪窦寺妙高台，后三天和蒋一起转住溪口。张治中和蒋介石此次谈话范围很广，主要有：一、关于劝蒋出国问题。本来，这是张治中见蒋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被蒋先发制人骂了个狗血喷头。

    张治中和吴忠信在3月3日见到蒋介石的当天，双方略事寒暄之后，还没等张治中说明来意，蒋介石就脸色一沉愤怒地说：“我知道了，你们是来劝我出国的，报纸上已经登出来了！他们迫我下野是可以的，要迫我亡命就不可以！下野后我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我的家乡！”

    此后，张治中连再提一提让蒋出国的勇气都没有了。

    不过，当时张治中很感纳闷，这劝蒋出国之事，只有李宗仁、张群、吴忠信极少数几个人知道，是极端秘密的，怎么一下子竟捅到了报纸上呢？

    原来，这事是“小诸葛”白崇禧干的。他指示李宗仁的政治顾问甘介侯向报界透露了这一消息。白的用意，是想利用舆论的压力，配合张治中的游说，迫使蒋介石出洋。张治中离京当日，南京各大报纸上纷纷登出“据可靠消息，国民党中劝蒋下野的几个重要人物现正前往溪口，劝蒋出洋”云云，搞得南京沸沸扬扬。

    但“小诸葛”这次并不聪明，岂不知蒋介石向来我行我素，别人怎么说怎么看的影响对他的作用几乎等于零，反而给蒋一个发泄的口实。

    二、关于和谈限度及代表人选问题。张、吴请蒋表示意见。蒋则反问他们的意见。张治中说：“南京方面的意见：中共所提八项的第一项，是不能接受的。关于军队改编一项，认为应先决定全国军队数额。然后研究双方军队所保持的比例，各自编成，并且在三年内分期逐步进行，把全国的军队缩减到适应国防上需要的最低限陵数额，并且确实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在政治上，希望能够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必要时，国民党可让步到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四省和汉口、南京、上海三市联合管理。联合政府问题，过去中共曾搞过“三三制”，可以考虑，最近还有人提出了“六六制”的建议，但不外乎是使双方在未来的政府里，保持平等的发言地位。双方管辖及共同管理的地区，将来也要分期实现政治民主化，使国家真正趋于统一。至于其它各项，都可以考虑。”蒋听了之后，表示首肯。不过认为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汉口、南京、上海七省市共管一事，不必由南京主动提出，他说中共方面，恐怕还不是这样看法。

    至于和谈代表团成员问题，报上有增请张群、吴忠信两人参加的传闻。

    吴忠信在蒋面前，表示坚决不干。

    蒋说：“不干也好。”张治中也表示不愿参加。

    蒋说：“这是值得考虑的。”但转而又说：“你恐怕是摆脱不了的。系的彭昭贤和“太子系”的钟天心，原在南京和谈代表的名单之列。

    但中共广播，说决不会接受像彭昭贤这样的代表。对此，蒋介石又说：“在东北籍的立、监委中遴选最好。”三、关于党务问题。他们也谈得很多。蒋介石对张治中及吴忠信承认，国民党党务确实不振，以后当邀集有关同志，对如健全国民党组织，要作详细的研究。

    四、关于外交政策问题。因国民党内有人认为：必须做到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并设法要打开中苏僵局，国内才能够团结安定，蒋对这种意见说：“这也可以。”又一再说，对于中日问题不能忽视，必须与日本亲善合作。不过认为怕还很难做得到。

    五、关于特殊建制的问题。他们对蒋说，有人建议，蒋今后对国民党领导的方针，该重新考虑考虑。认为他应该放弃和中共做军事斗争的企图，而移作政治方面的努力。在保有的若干省份中，彻底实行三民主义，争取人民对国民党的同情及对国民党政府的信任。至于今后国家的体制，当然是实行多党体制，所以国民党可能是一时执政，一时在野，不能再存有由国民党一党专政、或由国民党作主体来执政的观念。持这种意见的人还认为：“实行政治民主化，实行多党的民主政治，才是今后中国政治的正确走向。”蒋听了这些意见后说：“恐怕共产党不愿意，我们也不容易做得到。”为了叫李宗仁安心，蒋介石还表示：他必极力支持李宗仁。李宗仁所负的责任，也就是他的成败。说得冠冕堂皇，大有披肝沥胆之态。又说他不会再度出山，一生都不会。虽是此地无银三百两，但却表演得维妙维肖。

    张治中在溪口盘桓数日返回南京。蒋介石相当满意，自他下野后，逼他出国的最强劲的冲击彼，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所击碎。

    李宗仁南京政府经过一阵紧锣密鼓地准备，前后举行四次正式会议，关于对国共和谈，作出了如下决定：一、为会商和谈的便利，建议请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联席会议，改在南京开会（因为其时该会已迁往广州——作者注）。

    二、为指导和淡事宜，请李代总统，何院长，并由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中央政治联席会议公推委员3人，共同组成指导委员会。

    三、和谈不另订方案，只就中共所谈八项条件为基础，加以研究，酌定原则性限度，由和谈代表负责进行。

    南京政府又把这几次会议所研究的“原则性限度”，写成了一个腹案，作为南京和谈代表团到北平和中共和谈的依据，其全文如下：预拟与中共商谈之腹案一、双方既确认和平商谈解决国事为全国人民之要求，则双方所应商谈者，端在国家元气之如何保存，人民痛苦之如何解除，国家政策之如何拟订，及政治制度之如何建立，以谋长治久安，是以关于战争责任问题，不应再提。

    二、同意征订新宪法，此新宪法之起草，我方应有相当比例之人数参加。

    三、关于法统问题，与前项有连带关系，可合并商讨。

    四、双方军队应分期分年、各就驻在区域自行整编，并应树立健全之军事制度，俾达成军队国家化之目的；至分期整编时双方应保留之军队数字，另作商讨。

    五、“没收官僚资本”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六、“改革土地制度”一节，原则同意；但须另行商订施行条例办理。

    七、关于“废除卖国条约”一事，将来由政府根据国家独立自主的精神，平等互惠之原则，就过去签订之条约加以审查，如有损害国家领土主权者，应予修改或废止。

    八、同意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由该会产生联合政府；唯在该会议与联合政府中，我方与共方应以同等名额参加；其属于第三方面之名额，亦于双方区域中各占其半。

    九、代表团抵平后，既向中共提出：双方应于正式开始商谈之前，就地停战，参酌国防部所拟停战意见（附后），进行商谈。

    以上九项仅系商谈之腹案，并不书面提出。又其内容亦仅为我方让步之原则性限度，商谈时仍应逐条力争，不得已时方逐次让步。如共方要求超过各项限度，应由代表团随时电报中央请求核夺。

    南京国防部对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之要求是：

    一、青岛及长江流域连接鄂西、陕西、绥远地区双方第一线部队，应即停止一切战斗行动，各守原防，停止前进，并不得向空隙发展。

    二、共军立即解除对新乡、安阳、太原、大同、榆林之包围封锁，准许国军采购粮食及生活必需品。

    三、国军海空军立即停止海上与空中之攻击行动，但空军之侦察及空中之输送补给，海军之江海巡逻及对各海港之输送补给，不受限制。又国军为防卫长江及海上之袭击，如发现共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得采取自卫行动。

    四、双方立即停止一切敌意宣传。

    五、双方对于间谍之防范及维护后方秩序之一切行动，不受限制。

    六、为免除误会与冲突，除另有协议者外，双方第一线交通之恢复，应俟另行协议，在停战期间暂不开放。

    七、关于双方俘虏之交换，另行协议。

    虽然国共双方的代表还没见面，谈判还没有开始，但它已是要注定失败的一次谈判。

    司徒雷登后来曾悻悻地说：从4月1日开始的和平谈判，事后证明，不过是一场“愚人节”的笑话。但是，只要谁看过上面那些南京方面为谈判所准备的材料，亦即连这位美国大使当时也明白的材料，也就知道：这场笑话，是美、蒋、李所共同炮制的。但并不是中共把他们当作愚人，而是他们把中共看作愚人了。

    张治中在率南京政府代表团赴北平之前，和屈武怀揣南京政府的“腹案”，又赶去溪口，征求了蒋介石这位“普通国民”的意见。

 第100章

    在张治中这次“溪口之行”中，蒋介石对“腹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只是阴阳怪气地说：“文白，你这次的任务很艰苦，要当心哪！”言毕，再不谈“腹案”的事。

    这一日蒋介石仍是优礼有加。临别前，他陪着张治中顺着蒋母道，从山径上走下来，沿着公路一路走去，一直把张治中、屈武送到溪口。临别之际，又表白似地说道：“文白，你知道，我是愿意和平的，愿意终老家乡的。”张治中见蒋介石精神比较愉快，为了不虚此行，紧接着蒋介石的话说道：“总裁这句话对和谈很有帮助，也可以消除党内的分裂。不知愿意在报端发表否？”蒋介石想了想，又是阴阳怪气地说道：“你斟酌吧。”这话说得虽然模棱两可，但并没有反对，张治中深深地出了一口气，深感此行目的已经达到。

    张治中回到南京，立即发表了蒋介石的讲话。和谈仿佛得到了保证和鼓励，倡和气氛迅速热烈起来。次日，张治中应邀到立法院讲演，他的和平演说博得全场不断的掌声，这是自国民党行宪以来，在立法院中从未有过的热情场面。面对观众的热烈情绪，却使张治中心中更加苦闷，他不得不在此时极力去主和，去劝说更多的人赞成和谈。但同时，他的心里也异常清楚，此次和谈实在是凶多吉少。

    下面一段话，是张治中的秘书余湛邦记录下的他与上海《新闻报》记者俞树立的谈话。表明了他当时的真实心境：俞问：“看来，当前确是‘山雨欲来风满楼’，您的看法怎样？”

    “..是的，当前形势十分险恶。”“您看，现在才谈和，是否迟了些？”“太迟了，从抗战胜利后，我就无数次地口头和书面向蒋总统进言，极力主张和谈，未蒙采纳。去年6月在西安，11月在南京，两次向他痛切陈词，还是没能说服他。他一再说：‘我现在不能和，要和，我就得下野。但是现在不是我下野的时候。’”“您看和的可能性怎样？”“您知道，我是一生主和的人，对国内和平有着痴心梦想，但是当前形势太险恶了，我只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您对中共怎样估计？”“形势太险恶了，我们很少有回旋的余地。中共的态度，从八项基础条件可以窥见一斑。我们只能知其不可而为之了！”张治中已断定，国民党已到风烛残年。战也罢，和也罢，要想挽回颓势已是不可能的了。

    极端苦闷的张治中看到这种险恶的形势，他呼喊：“既然一定失败，便快些失败吧！”4月1日，张治中怀着极端矛盾而痛苦的心情，率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前赴北平，临行前在机场发表谈话，说：我们此次奉政府之命到北平和中共进行和平商谈，深感责任重大，实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心情。我们也知道在和谈进程中，当不免遭遇若干困难，但是我们双方商谈，似无不可克服的难题。我们当谨慎地秉承政府旨意，以最大诚意和中共方面进行商谈。希望能够获得协议，使真正的永久的和平得以早日实现，以慰全国同胞殷切的期望。甚望爱好和平的各界人士们，随时给我们指导、督促和支持。

    尽管历史注定，这将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谈判，然而由于各方的需要，还是如期举行了。思前想后，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颇滑稽也颇耐人玩味的一幕。

    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于下午3时飞抵北平。中共派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在机场迎接。

    据后来南京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回忆说，当他们走下飞机时，中共没有一个要人在机场迎接，机场上冷冷清清，正好与4月的北京天气相吻合，让人感到阵阵寒意扑面而来，真正体会到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滋味。想当初，当年张治中往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中共各要人均在机场欢迎。大有彼一时，此一时的没落之感。

    其实南京政府和谈代表的埋怨是毫无道理的，他们忘记了他们的政府，在重庆欢迎毛泽东的情景了。

    在南京政府和谈比表团飞抵北平的当晚，中共中央副主席、和谈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盛宴招待了南京一行人员。

    中共最初打算把南京代表团安排到风景优美的颐和园去住，后来考虑到交通上的不便，而把他们安排在六国饭店，南京代表团在整个谈判期间，一直住在这里。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四天，即4月4日，双方和谈还未正式开始，中共为了给南京政府的美梦泼点儿冷水，给代表团的成员指明一条正确的谈判道路，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由毛泽东亲自撰写的《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说：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效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订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效军总是要前进的。..选择的时间没有很多了，人民解放军就要进军了，一点游移的余地也没有了。

    当时在南京对“划江而治”充满幻想的李宗仁，也看到了这篇文章，到此时，才彻底绝了他一心一意再做“南朝”君王的梦。

    4月7日，李宗仁抱着再试一试的侥幸心态，通过南京代表团致电毛泽东，称：“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忧，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遵邀莅平，协议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件为基础。宗仁剽于战祸之残酷，苍生之惟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己溺之恢，更作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衣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它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唯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于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捆，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从李宗仁的这封电报看，“悱恻”之情，溢于言表，但其实仍心怀叵测。

    电文中称，“如所谓战犯者”，“一身”受之而不辞。真意是不愿接受此项条件。毛泽东在4月4日《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一文中，在第一段文字中连续三次使用“战犯集团”词语，发动内战，使数百万中华男儿死于战祸，决非“一身”所能为的，它是一个阶级的集团，对此是不能迁就姑息的。李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实为本阶级开脱发动内战之罪责。

    电文中还称，“世界风云，日益诡谲”，这分明是在恫吓。把美国人当作救命稻草，蒋、李如出一辙。他们都把挽救他们最后失败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最好是美国能以军事力量直接干涉解放军渡江，他们幻想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来挽救他们，他们也极力宣扬一种论调：说如中共实行渡江，即可能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战，借此来企图吓唬住解放军过江。可惜毛泽东是个“专拣硬柿子吃”性格的人，决不会染上“恐美病”。

    但在此时，毛泽东对待李宗仁是不会采取象对待蒋介石一样的方法的，没有诸条反驳，不打嘴上官司，或许因为李不是对手，或许对李是一种争取，或许现在已无必要了，或许这几种因素兼而有之。

    总之，中共的态度，是谈要真谈，和要真和。任何想利用和谈得到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的阴谋，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在南京代表团到达北平的第一星期，南京代表团成员一方面与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谭平山、傅作义、邓宝珊接触，一方面与林彪、林伯渠、聂荣臻、叶剑英、李维汉等进行该谈，主要是想就战犯问题及渡江问题达成共识，中共早就宣布，无论如何，江是一定要渡的，而蒋、李最主要的梦想，就是解放军不过江。一个说只要过了江其它问题都好谈；一个说只要不过江，一切问题都好谈，很难取得一致，因此，原拟于4月5日开始的正式谈判未能如期举行。

    4月21日，百万大军开始实施渡江战役。一千多里江岸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数万条船铺天盖地向江南岸冲杀而去！

    南岸凶狠抵抗。四班18个突击队员17人伤亡。一○九团“渡江杀敌第一功！”“追云号”飞机慢慢升上天空。飞机上一位长着国字脸型的中年男人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

    “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毛泽东的进军命令，通过收音机，通过扩音器，通过油印的报纸和传单，迅速传遍长江前线的阵地，传遍长江北岸的村镇，在全体指战员间引起一片热烈的欢呼声。

    4月21日晨，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的命令，指挥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120万大军，在西起九江、东至江阴的一千余里的战线上，发起渡江战役。

    第二野战军渡江突破地段，处于汤恩伯集团的左侧背。沿江守敌为第八兵团刘汝明部三个军八个师约四万人，敌纵深地区仅有十七兵团侯镜如部两个军配置在歙县至宁国地区。

 第101章

    整个渡江地段敌兵力较弱，机动部队极少，且皖南地区有我游击队活动，成为我有利突击方向。但白崇禧置主力于我渡江地段的右侧背，严重威胁我侧背安全，又以九江、安庆为据点，向望江、太猢、潜山伸出警戒部队，企图迟阻我军接近江岸，并破坏船只或将船只劫至江南岸，防我渡江。我第四兵团当面的守敌是刘汝明的六十八军，战斗力较弱，防御正面宽达百余公里。其一一九师防守湖口至彭泽段，一四三师防守马垱至毛林洲段，八十一师防守毛林洲至东流段。由于防线太长，兵力不足，企图利用有利地形构成交叉火力网式的防御体系，并以舰船巡逻江面。

    第四兵团根据野司命令，作了渡江作战的具体部署：十五军为四兵团第一梯队，任务是：突破香口、茅林洲段之敌人江防，占领香山、黄山滩头阵地，尔后向至德方向发展。左邻为五兵团十六军，向东流方向突击，右邻为本兵团十四军，在彭泽、马垱间突破；十四军为四兵团第二梯队，随十五军之后跟渡。

    敌判断我们从华阳渡口入江，人的划力加水的流速，船只只能在灯塔以东靠岸，遂把江防重点摆在灯塔以东，火器配备密集，沿江布设鹿砦，灯塔附近，特别是灯塔以西礁石参差，岸崖陡峭，不便上陆，敌未作防范。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为攻敌出其不意，决定把主突出点选在不便登陆的灯塔、香山、香隅附近。一来这里是敌一四三师的右侧翼，也是该师四二九团两个营的结合部，利于部队撕开口子；二来从此处突击，可避免长时间在敌炮火下作横向运动；三是部队上岸后可径取香山，断敌退路，打乱敌部署，保障向纵深发展进攻。灯塔东南虽有一个敌防御支撑点，但面积不大，部队可集中炮火予以摧毁。为贯彻上述决心，四十四师一三○团二营的出发位置选在目标上游两公里之江字号，以保证顺流取灯塔。后来的事实证明，刚好打了敌人一个空当。敌四二九团副团长被俘后供称，对部队出此奇兵，他们始料未及，侧背一告急，全线不敢恋战，遂即瓦解。

    东路军在华阳、香口之线的强渡战斗，是陈赓兵团的主攻方向。

    在长江北岸华阳镇及周围的江边上，排列着密密麻麻的大炮。

    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部，设在华阳镇“江字号”滩头东北江堤上一个简单的工事里，前面是奔流的江水，右边紧靠水沟。水沟连接湖。此时，从江边到湖心，在长达六公里的水面上，密排着伪装成银灰色的船只，等待着战斗号令。

    接受了渡江突击任务的一三○团，20日夜里准备了一个通宵。

    在北岸的江堤上，稻田旁，到处都是三五成群的战士，愉快紧张地检查着各种武器，包扎着炸药包。隔江望去，南岸阵地上矗立着高高的灯塔，两侧两个大地堡，左面大红土堆是敌人的集团工事。灯塔后面是刘汝明部的营指挥所，向左右伸出了弯弯曲曲的交通沟，沟前突出无数的机枪掩体和暗堡群，指挥所背靠两个山包——香山和黄山，山腰一条红土线，是敌人的第二道防线。敌人狂妄地认为：天险长江加上重重工事，定会阻止我军前进。

    4月21日中午，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把突击部队和炮兵营以上干部，召集到指挥所，又作紧急动员，亲自把军党委会“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两面红旗，授给两个突击团，并要求指战员：不顾疲劳，奋勇前进，再接再厉，功上加功，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进军命令，完成突破长江的光荣任务。

    十五军的一三○团第三连，被指定为渡江突击连，听到进军命令，指导员拿着上级授予的红旗，严肃地向全连战士和船工们宣布：“这红旗是毛主席的号召，也是一个坚决的命令，要我们今晚插到江南去！这个任务是我连多次请求才争来的，上级相信我们，关心我们，这是我们全连的光荣！”4月21日下午15时整，这个伟大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果断地命令：开炮！

    试射开始了，全线几十门重炮都瞄准一个目标，炮弹全都落在长江对岸香山脚下的灯塔附近。炮手何明远因手势过重，炮弹在超越目标五米的黄土堆附近爆炸了，另一位炮手马德云，立即修正了五个米位。但第二发弹又没打中灯塔，落在了敌人灯塔旁边的工事上。马德云又向左修正了一下。第三发炮弹发出，对岸敌人的灯塔立即冒起一团白烟，灯塔应声倒地。灯塔被打中了，象一支火把一样燃烧起来。站在北岸堤上的指战员，立刻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打得好，打得好，把敌人的一只眼睛给打瞎了。”上级给炮连记功的命令，跟着就传遍了整个阵地。

    16时45分，炮兵进行效力射。经过试射，摸请了敌人的炮兵位置。炮兵营周文渊副营长根据敌炮的速度和方向判断，判定敌人的炮兵位置一定在敌观察所后面200米处的公路旁。于是把炮都集中2400上，一道命令齐发射，一排炮弹同时飞向对岸黄土山后面，紧接着第二个排射又飞向原来的弹着点，两排齐射，把敌人黄山后面的炮阵地一举摧毁。秦军长亲自打电话给炮兵营长赵军：给该营全体同志记功，并再三叮嘱：“你们打得好啊！整个部队都很兴奋，大家战斗信心更足了。希望你们继续发扬火力，消灭一切渡江障碍。”天逐渐黑下来，突击部队的勇士们扛着军、师、团授给他们的大红旗，迎着微风登上泊在湖边船上，随后，大小船只全部冲出水沟，沿着长江北岸堤一字排开。江风紧吹，江水滔滔，船桅如林，群帆如画，十分壮观。

    19时30分，突击部队全都到达华阳镇进攻出发地位，炮兵开始压制射击。

    23时，天上的雨下得越来越大，四十四师的突击部队利用有利的天气变化，第一梯队数百只大小船只，象一只只离弦的箭，一齐向江南岸出发。

    一三○团第二营，由“江字号”进攻出发地直指灯塔以西，第二营由长沙口直出灯塔以东；第一三一团第一营向土矶摊前进。此时，数百条战船，漫天盖地的向江心疾驶。各级指挥员的灯，红红绿绿，在船尾闪闪发光，好象夜空的群星闪耀。

    当突击队驶到江心时，敌人阵地上接连飞起几颗照明弹，照得江面通明。

    敌人发现了突击队，接着就射来猛烈的炮火，掀起冲天的水柱。有的战船中弹引起大火，有的船被打沉了，落水的同志不等救护船赶来，就拿着武器奋力向南岸游去。这时，突击船对敌展开猛烈的还击，我们的强大炮火也开始了摧毁性的压制射击。此时整个江面硝烟弥漫，不计其数的大小战船喷吐着火舌，在此起彼伏的水柱中飞速疾进。在激烈的炮火声中，江面上响起一片壮烈的口号声。大家高喊着：“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到达对岸就是胜利！”“真英雄真好汉，就在长江南岸见！”喊声震天，相互鼓舞彼此声援。

    一营三连指导员高声喊道：“咱们是模范连，从来没有落过后，大家要争取更大的荣誉，真英雄好汉快把船开快！”指导员的喊声未落，突然这条船的老船工王彦先腿部中弹，倒在舵旁，战船陡然调转方向。指导员连忙伸手抓住船舵。卫生员急忙挤过来给王老汉包扎。战士张国正把挂在胸前的冲锋枪往背后一推，从指导员手中抓过船舵，大声向全船的同志们喊道：“我保证咱们这只船掉不了队，走不错方向。保证第一个靠到南岸，就是负了伤，也要保证完成任务！光说不算，江南检查！”这时，受伤的王彦先老大爷却颤巍巍地挣扎着站了起来，要张国正把舵交给他。敌人的枪弹打得江水飞溅，大家都劝王大爷赶快坐下。他却又抄起一只桨，插到右舷划起来。右翼侧射的火力很猛，船帮上不断飞起碎木片。

    指导员抓起一条湿棉被披在老大爷的身上。这时没有任何人下命令，船头上的战士唰地一下子都站了起来，为老船工遮挡密集的子弹，突然一道闪光，船身猛烈一颤，船上的桅杆被拦腰打断了。桅杆连同风帆，一下子倒进浪滔汹涌的江水里。而另一头的绳索却还系在船上，江水从左舷涌进来。张国正机警地把住舵，船身才算平稳下来，但船舱里已进了半槽水，船头用沙袋垒的机枪工事也滑进江里去了。老船工王彦先，叫拿斧子赶快砍断绳子，船身才算又平稳下来。

    船已失掉帆，便不能控制方向。指导员和战士们都万分着急。纷纷拿起木棍、铁锹、洋镐、木板以及所有可以划水的东西，用来划水拨船，船继续向前疾驶着。

    对岸突然出现一股火舌，火油随着碰撞翻滚的波浪，燃起一尺多高的黑红色的火焰。两三分钟工夫，方圆四五十米的江面上，变成一片通红，堵住了战船的水路。指导员焦急地注视着对岸，观察到敌人的火焰喷射器，是在靠滩头的那个地堡里，左右都有机枪阵地，后边还有一挺机关炮在不停地射击。指导反命令船上的轻重机枪、特等射手一齐向火焰喷射器手还击。恰好，这时我们的大炮也朝这个方向打来，友邻各船的火力也向这里压来。但是残留的火焰仍在燃烧，船身一接近，就烤得人们脸上发痛。

    船上的战士一个个英勇无比。机枪班的战士们端着枪站在船头扫射，所有的伤员都在坚持战斗。

    张国正此时也负了重伤，他一面用负了伤的左臂把舵柄紧紧夹在腋下，吃力地支撑着；一面用右手拿着挂在脖子上的汤姆枪射击。

    对岸的敌人已经注意到了这只突出在前面的船。

 第102章

    附近四个地堡和红土堆两个地堡的八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密集的子弹一齐向这条船”盖”来，船被打漏了。战士们赶紧拿麻袋堵，用油泥塞。战士们全力摇橹，眼看滩头在望。

    这时，指导员大声命令：“四班，准备登陆！六班，准备好手榴弹！配合火力队掩护！”老船工王彦先把长褂往腰里一塞，站立起来，和张国正一起调整船头。

    突然，一个沉甸甸的东西落到了船板上，指导员一看，是个美式手榴弹，伸手抓住又把它仍回了岸上。

    距离岸上只有三十几米了，船身忽然一震，搁浅了。二排长见状大声喊道：“水手下水拉船！”随后纵身先跳进了江水里。他露出半截身子，一面端着卡宾枪射击，一面大声喊道：“指导员，红旗！”指导员听见喊声，立即把红旗交给四班长高玉声说：“快下！江南、江北的人民都在看着我们呢！”四班长接过红旗，大声向指导员保证：“请指导员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说完，右手抓着一束手榴弹，左手举着红旗，转身跃进江中。四班的战士也一个个跟着跳入江中。指导员指挥着六班和轻重机枪掩护，战士们在齐腰深的水里艰难地前进着。

    忽然有人一头栽倒在指导员的身上。原来是张国正，鲜血从他的右臂上缠着的绑带里渗出来，军衣的前胸全烂了。

    张国正望着指导员说：“我完成任务了吗？”渡江前夕，张国正向党支部交出了入党申请书，决心在战斗中接受考验。

    并且在突击队员的提名录上，写下英雄的壮语：“我要完成党交给我的一切任务，打过长江去！我只有一个要求，完成任务牺牲后，在支部大会上批准我入党，在全连军人大会上宣布我为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党员！”指导员说：“你完成任务了，放心吧！”张国正听罢，拼力喊了一声，“同志们！上啊..”便闭上了眼睛。

    江边的枪声和喊杀声交织着，指导员领着六班和机枪班，跟着四班，涉过一片稀烂的泥浆，迅速登上南岸，冒着枪林弹雨，直向敌军的心脏冲杀过去。

    第六连的任务是攻占灯塔。这个连的突击队是38名勇士，分成三个突击班。第二班爆破占领滩头阵地，第三班迂回灯塔小路，第一班插入敌人纵深。

    六连的船刚到江心，敌人的炮弹打了过来，许多战土被打伤，站在船尾的舵手也负了伤。

    连长这时一边亲自掌着舵，一边向战士们喊道：“胜利就在今晚，只有前进，没有后退！”正在摇橹的战士史国荣应声喊道：“渡江立功，参加中国共产党！”“我要第一个登陆，第一个爆破地堡，第一个上灯塔！”这时，又有一颗炮弹在船尾爆炸了，通讯员和司号员负了伤，连长罗金印的头部，被弹片划开了二指长的口子，血从头上流到面颊、颈上，袄领上被血浸湿了一片，但他仍然高高地站着，紧握着舵，指挥着航向。

    二班副高玉生也挂了彩，他顾不得伤痛，高喊着，和战士史国荣等六七个人一起，紧紧抓住两只橹，拼着全身的力气使劲摇。战士们拿着木板，划水，有的用钢盔划水以增加船的速度。

    敌人又向空中发射了四五颗照明弹，空中一片通红，战船完全暴露在敌人的面前。敌人的枪炮一齐向他们射来，子弹打在船头的铁锚上直冒火星。

    一颗炮弹落进中舱，第三班七个人伤亡了六个，船在水中直打转。敌人的猛烈扫射，穿透了船板；紧接着又一颗炮弹落进后舱，第二班的班长和三个组长都挂了彩，只有三个新战士没有负伤。

    敌人的弹流如雨，江水不住地从洞穿的船板舱里往里灌，情况十分危急。

    连长罗金印血流满面，仍然镇定地站在船尾掌舵，坚决命令：“发扬硬骨头精神，加快速度靠岸。”全船25个伤员，轻伤的自己包扎住伤口，再替重伤的包扎起来，没有一个喊痛，没有一个人惊慌。

    第一班长李长泰见二班伤亡大，请求代替二班担负爆破任务。忍着伤痛，正在摇橹的二班副高玉生抢先说道：“不，那怕只剩下我一个人，一颗炸弹，也要完成任务，死也要死在灯塔上！”双腿受了重伤的二班班长王顺咬着牙，一个字一个字从嘴唇里迸出一句话：“一步..一步爬，也要..爬到灯塔。”船从灯塔右面靠岸，正对着敌人的火力点。雨更大，天更黑，敌人集中人力封锁渡口，六、七处地堡里冒着红火，子弹在指战员的身边乱窜。

    船终于靠岸了，二班副高玉生第一个跳上岸，打了一颗手榴弹，直扑到敌人的哨棚里。二班战士潘福兴、苏臣、宋天学跟上去，顺着敌人的枪眼塞进去两个炸药包，大地堡被炸得飞向了空中，敌人吓得顺着交通沟逃跑。跟着又扫过去一阵机枪，在集团工事里的敌人，死的死，逃的逃。一班长李长泰，右胳膊被打断了，左手拿着手榴弹，大背枪，身影在火光中一闪，也冲了上去。当他向灯塔冲去时，连长罗金印率领史国荣等战士，已经把胜利的红旗插到了灯塔上。

    在六连突击船上的勇士们争先恐后登陆的时候，五连三排的突击船正开到离岸30米处。对面是两个敌人的大地堡，机枪的弹雨迎头泻过来。七班副邢松山奋不顾身地扑进江中，战士周庆兴紧跟着也跳下了船。两人迅速涉水到江岸，岸边滑溜站不住脚，邢松山连爬三次都跌了下来。周庆兴着了急。

    拿不下当面两个大地堡，后续部队就很难靠岸。他连忙攀着荒草爬到敌人交通壕跟前，雨大泥滑，他一下子跌进了敌人的工事里。他还没来得及爬起来，四个敌人冲出地堡扑上来，头一个敌人按住他，在地上扭成一团。周庆兴抱着同敌人“同归于尽的决心”，毫不犹豫地拉断了手雷和的导火线，朝着旁边的三个敌人甩过去。“轰”的一声，三个敌人被炸飞了，剩下的这个敌人从地上爬起来就跑，周庆兴又扔了一个手榴弹，立即跟着追了出去。

    七班副已经带着突击战士赶了上来，他们冒着大雨冲击，与第二排突击队拿下灯塔右面敌人的一串碉堡，和山顶上的大碉堡。

    五连一排长崔元德，带领部队与主力失去联系，单独由香口东500米处登陆，穿过敌人的火力网，插入敌人纵深，坚决勇敢地攻上香山，威胁敌人的侧背，积极协助第十连抢占了香山与黄山鞍部敌炮兵阵地，打乱了敌人的防御体系。

    第七连一排长王世英，渡江前己病了好久，半边脸肿着，又患重感冒，腿上还长着疮，虽已三天多没吃饭，仍然坚决要求率领突击队渡江。

    战船离开江岸后，船头摆有两挺机关枪，王世英站在中间，一面指挥船只前进，一面高呼口号鼓励大家。当船到达距离南岸10多米时，船碰上石头被搁浅。对岸三个地堡里的机枪构成交叉火力，一齐对着船猛烈扫射，几个同志接连负了伤。情况十分危急。船在这里稍一停顿，就会造成很大伤亡。

    王世英虽然带着病，又不会游泳，但他拿起绳子往腰里一捆，勇敢跃入水中。

    大家关切地喊着他，他却头也不回，猛扑向前，把船猛拖到江边。王世英又急忙爬上岸，双手紧抱住一块大石头，高声喊道：“大家赶快冲上岸！”突击第一组迅速下了船，把正面大地堡的敌人消灭了。他又架起跳板，其他突击组相继冲上了岸，消灭了左右两面的大地堡。

    四十四师另一个模范连一三一团的第三连，临出动前，连长周九景仍然不放心，又把班长以上干部召集在一起，一个一个地问道：“准备好了没有？

    任务弄清了没有？”“负伤也要上到江南岸，坚决完成任务！”三连分乘三条战船，一、二排的船，并排走在前头，三排在后面成梯形。

    周九景连长坐在船头，凝视着江中的一条黑线，黑线正中有一个最高点，就是南岸的黄山头。战士们奋力划着。

    船刚到江心，就被敌人发觉了，炮弹打过来，空中亮起照明弹，紧跟而来的是敌人的重炮轰鸣。我军的数十门大炮立即回击，炮弹怒吼着从头顶飞到对岸，敌人的滩头阵地霎时就被硝烟吞没了。船工倒下了，战士们接过来；

    头一个负伤了，第二个又跑到船头上。机枪连二班三只桨都被打折了，战士们用铁锹拨水。船被打漏了，战士们就把屁股坐到漏洞上，船开到离岸不到50米的地方，一颗炮弹正落在船头上，江水翻起一阵浪花，船被冲回江中。

    敌人地堡里的火力也喷射过来，炸弹和枪弹不停地在船前船后爆炸。

    四班的船共有突击队员18个和两个船工，有17个负了伤。江水不断向船里流，机枪也出了故障。班长杨德道沉着地鼓舞着大家：“只有前进，没有后退！”他用汤姆式枪掩护着负伤的张玉富掏水，其余负伤的同志一齐摇着桨。一发炮弹又把船尾炸碎了，杨德道也负了伤，船里灌满了水，眼看着就要沉没。岸上的敌人看见了，喊叫着要他们缴枪。杨德道愤怒地端起枪射击，跳下水去，手也扒，脚也蹬，奋力泅上岸，还救出赵成章、赵连芝两个重伤员。五班、二班的突击队也飞快地登上了岸。二班机枪手王天才端着机枪扫射着冲锋。五班长王玉魁的重机枪封锁住右翼的大地堡。连长周九景一连扔了三颗手榴弹，都在地堡跟前爆炸了。敌人四处逃命，战士们迅速控制了滩头阵地。

    经过30分钟紧张激烈的战斗，突击部队的大部船只于21日23时50分前靠了岸。炮兵部队适时地支援部队冲击，并拦阻敌第二梯队反冲击，保证了步兵顺利登陆。

 第103章

    象潮水般登上南岸的突击队，宛如无数支锋利的尖刀，四面八方一齐楔入敌人的纵深。敌人被割裂了，没命的溃逃。在交通壕里，在山岗上，敌人遗弃的尸体、步枪、军服、大米，还有穿不及的棉裤，带不走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各个突击队从不同的方向同心合击，迅速占领了香山、黄山滩头阵地。把“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红旗，插到了山顶上。

    按照兵团首长的预定作战方案，第十二军为右纵队，在八保洲强渡，其突击师首先攻占彭泽、马垱间沿江登陆场，控制彭泽东北高地；四十一师（归十二军指挥）附山炮、战防炮一部，控制三号洲，阻击九江敌舰东援。

    八保洲、小孤山守敌系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一四三师各一部。敌一四三师一个营及望江县保安团据守江心八保洲，以一一九师一个加强排防守小孤山。在八保洲及沿江南岸山麓，敌人筑有交通壕及地碉防御体系，马垱是敌舰停泊点。敌在兵力不足情况下，以浅近纵深的一线配置，企图依托长江天堑，以南岸低层阵地与各制高点和机动舰艇构成拦阻线，封锁江面，阻我渡江。

    战役开始前，十三军突击队的100多条船，大部分掩蔽在龙湖和内河里，距起渡点600多米，中间隔着高大宽阔的江堤。一○九团三营挖开了一条长达600多米、宽五米、深四米的引河。为防止敌人发觉，暂未将江堤劈开，只是在下面挖了一个拱形大洞。直到20日夜间，才劈开江堤，挖通引河，将100多只木船拖进江水，在突击营的起渡点杨家墩一字儿排开。

    副军长陈康、三十七师副师长赵华青，最后视察了炮兵阵地、渡江船只、起渡地区和突击营的准备工作，赵华青给突击队员作了临战动员。21日凌晨1时，月色朦胧，江水汹涌，突击队员们个个英姿焕发地蹲在战船上。每只船上都有一个指挥员、一挺机关枪、两个机枪手、三个水手和船工，十几个战士。突击营长刘泽先、教导员陈占楼、副营长黎云龙、副教导员王吉友，各自站在自己的指挥船上。与此同时，在一○九团的炮兵阵地上，由20门山炮、八二迫击炮和12挺重机枪组成火力队，分别瞄准了敌人滩头阵地上的五个土木结构的地堡等射击目标。顾永武把指挥全团的重担交给赵华青，自己带着几个随行人员乘一只木船，参加到一营的突击船队中。

    1时40分，一声令下，突击船队齐向八宝洲敌滩头阵地冲去。

    船队在距敌滩头300米时，被敌发觉，立时炮弹和机枪子弹向突击船队射来。同时，北岸的我军山炮、迫击迫和重机枪，也一股脑儿洒向敌人阵地，第一排齐射的炮弹，准确地摧毁了突出在敌滩头阵地前沿的一个大地堡。紧接着又一个齐射，打塌了两个土木结构的敌碉堡，将守敌埋在了地碉里。齐头并进的二、三连的船头上，数十挺机枪也同时向敌阵地猛烈扫射。顿时，敌人滩头阵地上的主要火力点，几乎全部被我军的火力消灭或被封锁。只剩下两个隐蔽的地堡、几个单人掩体和一段不到60公尺长的战壕仍在进行抵抗。

    顾永武坐的指挥船，紧跟在二、三连的船队之后。风帆下，只见滔滔江水之中，船桅如林，飞弹似雨。八号船的舵手负了伤，水手张志有，立即把舵柄握年，一只手掌舵，另一只手拼命地摇桨。

    敌我火力交织，在敌人滩头阵地的江面上、一片火海，火光把江水、人面、江岸都映得通红。

    冲过1200米宽的江面，突击队仅用了15分钟。两颗红色信号弹在八宝洲上空升起。

    第一批登上敌人八宝洲阵地的突击队员，是二连连长张宝珍、指导员赵小祥带领的二、三排。二连登岸后，遭到敌人隐蔽火力的扫射，几个战士牺牲了，两名班长负了伤。但他们不顾一切的猛打猛冲，迅速消灭了顽抗之敌，抓了20多个俘虏。三连三排的突击队员进展比较顺利，由于前面的敌人火力已被我炮火消灭，所以他们一上岸后，仅在登陆点留下几个战士掩护后续部队登陆，其他大部则越过己被摧毁的敌人地堡，越过沙滩，涉过一段杂草丛生的沼泽地，直向敌人的纵深扑去。

    凌晨2时，一连连长张合芝率领的突击队员也登上了岸。九班长曹福琴扑到一个敌人的重机枪地堡前，把手榴弹塞进去，地堡里的敌射手和弹药手立即上了西天。六班长王有顺，冲进右侧敌人的另一个重机枪地堡，抓住了滚烫的机枪筒，同敌人扭打起来，最后把敌人消灭。

    在第一突击营攻占八宝洲敌人主阵地的同时，突击二营和突击三营，从左、右两侧迅速前进，消灭残敌。第二营向复往洲右前方的张升洲方向发展。

    七连连长秦三须、指导员王庆和率领战士们搜索前进，先后捕获了30多个溃散的敌兵，敌人的望江保安团早已逃之夭夭。第三突击营在营长郭学文、教导员张云成率领下，很快地推进到鳞字号洲上去。五连副连长李安锁带领二排的突击队，率先登上这个小洲，在一道弯弯曲曲的堑壕前，遇到一群抵抗的顽敌。战斗英雄王引生带头冲上去，连扔了三个手榴弹，后面的几个战士扑进敌堑壕，活捉了一个副连长和40多敌兵。至此，八宝洲敌阵地全部被一○九团占领。

    八宝洲之战，一○九团出色完成了上级赋予的任务，第四兵团党委授予了“渡江杀敌第一功”的锦旗。

    西自香山，东至矛林洲，婉蜒20里的江岸上，杀声震天，硝烟弥漫。到处是炸药包突破的废墟，到处飞起各色的信号弹，到处吹响胜利的号角，到处传出胜利的欢笑。几百只战船，数千名勇士，战胜了困难，越过天险，打破了神话，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第二野战军渡江那天，刘司令员一夜未眠。在作战室里，他不停地命令参谋们了解部队的进展情况，计算航次、航速和过渡兵力。当第一航次报告成功时，他立即要求部队按预定方案行动，下令“一达南岸，首先是以足够的兵力横扫敌人，扩大突破地段，支援友邻登陆，贯穿敌人纵深，截敌退路兜击之。”部队根据刘司令员的命令，一面分兵横扫沿江之敌，一面以主力向敌纵深挺进。后续部队则源源过江登岸，加入了对敌人的连续攻击。

    到4月21日晚20时，第二野战军已渡过了16个团，控制了宽200余里、纵深10至20里的登陆场。到23日，二野主力全部渡过长江。

    二野和三野在千里江面上同时平行横渡，使敌人防不胜防。数处突破，全线震撼。汤恩伯眼看江防军一触即溃，有在沿江被分割围歼的危险，乃于22日下午下令总退却。芜湖以西部队向浙赣撤退，芜湖以东部队分别向上海、杭州两个方向撤退。

    从22日晚起，二野当面之敌刘汝明部的三个军，纷纷从殷家汇、东流和彭泽向祁门、石埭（今石台）溃逃。安庆守敌一七四师也弃城渡江南逃，随即被歼于吴田铺地区。解放军乘胜进占青阳、高垤、至德（今东至）一线马垱要塞，迅速肃清了据守江沿的残敌。与此同时，三野连克江阴、无锡、常州、芜湖等城市，23日，解放了国民党盘踞22年之久的南京。至此，敌人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百万大军顺利地完成了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的任务。

    李宗仁从少年习武开始，戎马数十载，转战多半个中国，护法立战功，统一广西，北代显神威，尤其是台儿庄大捷，更使他扬名中外。但他和共产党打仗，却显得力不从心。千里长江防线，号称天堑隔阻，但一夜之间全线崩溃。当然，这也实在难以怪他。

    蒋介石被迫“下野”，关于江防的计划也带回了溪口。

    1月25日，蒋介石把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等心腹军事将领秘召溪口，召开“轻型”军事会议，根据蒋介石“下野”、李代总统上任的新的形势变化，制定具体的江防部署。

    经过儿个人研究，最后决定：长江防线分为两大战区，以湖口为界线，湖口以东归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其兵力有75个师，45万人。湖口以西归白崇禧指挥，其兵力有40个师，约25万人。这25万人当中，部分是蒋系，大部是桂系。会后，蒋介石专门派人把湖口以西的决定，送交白崇禧执行。但把湖口以东的作战部署，秘不示人，尤其对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保密。

    蒋介石的京沪作战方针意图很明显，就是以长江防线为外围，以沪杭三角地带为重点，以淞沪为核心，采取持久防御方针，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待机进行反攻。

    蒋介石把李宗仁当猴耍，让共军消灭白崇禧，使代总统作丧失京城的罪人。李宗仁一上台，一方面积极准备和共军和谈，以求不动刀枪而保住南中国半壁江山；一方面积极进行长江布防。岂知，这边李宗仁让国防部拨款修建南京的防御工事，那边汤恩伯却正在秘密地拆运江宁要塞的大炮，运往上海。

    汤恩伯按照蒋的指示，制定了如下长江防御指导要领：一、敌如由镇江南京段正面渡江时，应以机动部队突击歼灭之；如不奏效，第一绥靖区部队，由镇江沿江公路逐次抵抗，退至上海。以海空军全力协助地面部队，确保淞沪。

    二、敌如由皖南渡江时，第七绥靖区、第八兵团（原第四绥靖区）部队应独立作战，以机动部队反击之；如不奏效，应适时退出皖南，确保浙赣线。

 第104章

    首都以东部队，应确保长江、钱塘江三角地带，不得已时退守淞沪。

    三、敌如只从正面渡江时，各部队应根据上述两项布置，指导作战。

    四、淞沪地带，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浦淞、梅童、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庙、电力造币厂、周家桥、漕河源、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滨、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核心防线。

    五、加强三江营、瓜州、十二墟、棕阳等地之阻塞。

    对于蒋介石的长江布防方案，国民党中，凡不足装糊涂的都会明白的。

    国防部作战厅厅长蔡文治，在一次国防作战会议上，因对此计划不满，和汤恩伯吵得不可开交。最后还是汤恩伯一语重千钧，使蔡文治听了连大气都没敢再出。当时，汤恩伯满脸怒气，嘶吼道：“我只知道服从总裁的命令，你再敢多言，我枪毙了你！”整个长江防线，共115个师70万人，在湖口以东，兵力稍强，平均每华里300人。在湖口以西，每华里不足100人。国民党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竟如此空虚，就是诸葛亮再世，恐怕也无计可施。

    在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前，江南敌军人心涣散，厌战情绪严重，对和谈抱有希望，从将军到士兵，备战废弛，昼夜寻欢作乐，解放军还没有开始打，都已作好了逃的准备，这样的军队焉有不败之理？

    当渡江战役开始后，李宗仁赶紧给白崇禧打电话，商量对策。白崇禧向李宗仁献策道：“眼下，南京是守不住了，上海方向我们不能去。我的意见，为了保全两广和大西南，必须放弃京、沪两地，把汤恩伯的主力迅速移至浙赣线和南浔线，与华中部队成为犄角之势，固守湘、赣、闽，防止共军侵入两广及西南。以宋希濂部布防于宜昌、沙市一带，以固川东北线。国民政府即于近日内迁往广州，争取美援，征兵征粮，实施总体战，只要有两广和大西南，我们反共复国就大有希望。”李宗仁对白崇禧的意见深表赞赏，但又担心蒋介石从中作梗，使计划难以实现。

    白崇禧又对李宗仁说：“和他摊牌！一国三公，什么事都办不成，李秀成写了‘天朝十误’，我们有二十误、三十误！今后局势，老蒋再不放手让我们干，则断无挽回的余地。你应乘此机会，向老蒋明白提出，他或你，只能择一人负责领导政府，以期统一事权。总之，这个家，只能由一个人来当，不是他就是你，不是你就是他！”李宗仁觉得，白崇禧的话虽难听，但也指到了他的疼处。即使是个代总统，当时也够窝囊，自己确实太软弱了，既然老蒋下了野，就应当逼他把人事权、指挥权和财权全部交出来，不然，自己不但当傀儡，而且还要替老蒋担当误国的罪名。

    经白崇禧这么一鼓捣，李宗仁长了精神，以少有的口气对白说道：“我不能做林子超，要干就干，不干就不干。明天，我们一起去找蒋摊牌！”4月22日清晨，在隆隆炮声中，李宗仁、白崇禧一同飞抵杭州，和蒋介石摊牌。

    此时，蒋介石住在杭州宽桥航校。

    这是蒋介石自1月21日下野以来和李宗仁的第一次会面。

    李宗仁还没到蒋介石的住处，蒋已在住处门口欢迎客人了。

    两人虽仅隔三个月没见面，但都觉得对方在三个月里变化很大。老蒋脸上颧骨，比任何时候都显得突出；李宗仁那平素饱满的国字脸，现在瘦得棱角分明。

    从南京和李宗仁一同来杭州的，除了白崇禧之外，还有何应钦、张群、吴忠信等人。

    当李宗仁一行来到会客厅以后，蒋介石与大家稍事寒暄，就领着李宗仁来到会客厅旁边的一间小房间里，闭门秘谈。

    李宗仁牢记他是和蒋介石摊牌的，因此，来到小屋，一坐下来就说道：“当初要我出来，为的是和谈，现在和谈已经破裂，共军大举渡江，南京马上就要失守，你有何见教？”“德邻兄，”蒋介石诚挚地笑着说，“南京失守，我以为没关系的，我们还有几百万军队，你要继续领导下去，不必灰心，我支持你的。”蒋介石很清楚，现在局势一片混乱，上海命运难卜，台湾尚未部置好，上海的金银财宝还正在抢运，现在他还得在幕后观风向，等机会，李宗仁的这块招牌还不能丢。

    “你如果要我继续领导，我是万死不辞的。但是现在这种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得了呢？我看，我还是辞职的好，以谢国人！”“德邻兄，你千万不能这样想。现在谁也代替不了你。时局已到了这种地步，你继续领导下去才有希望，我支持你到底！支持你到底！”蒋介石说话时，态度是极恳切的，看不出有半点的虚情假意。

    “在军事上，目前应以确保两广和大西南为主，汤恩伯部应放弃上海，向浙西和赣东转移，与白健生的华中部队成犄角之势，防守浙、赣、闽一带，阻止共军西犯。”“关于军事指挥权，皆在敬之的国防部，你完全可以要敬之下命令，按照你的意图部署，我绝不会过问。”开空头支票比谁都慷慨，说归说，做归做，蒋介石深谙此种游戏的玩法。

    “顾墨三的总参谋部与何敬之的国防部今后是什么关系呢？”李宗仁对蒋的慷慨许诺，并不放心，因为老蒋一向都是通过总参谋部直接指挥军队的。

    “这个吗！”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此时的李宗仁想要什么，不论你要什么我都答应给，至于能否拿到手里，那只有鬼才知晓。蒋介石想了想说道：“何敬之是国防部长，我看由他统一陆海空的指挥权，今后，参谋总长直接向国防部负责。”只要你老蒋不插手军事，我李宗仁就指挥得了何应钦，也就指挥得了军队。李宗仁忽然觉得老蒋并不是那么难讲话，问题是以前自己太软弱，想到这里，李宗仁又想到了钱，说道：“现在军费开支很大，金圆券暴跌，能否从台湾运出部分银元供军政开支用？”“好的，好的，需要多少，尽管派人到台湾去取就是，这是国家的钱，代总统有权支配。”蒋介石的态度诚挚万分，李宗仁说什么他都答应。到了这个份上，李宗仁还能再说些什么呢？即使有些早就想好了的话，此时也开不了口啦，这就是李宗仁。

    白崇禧一直坐在会客厅里，与何应钦、吴忠信等人漫无边际的闲聊。李宗仁摊牌的结果如何，他不得而知。

    那间小门终于开了，蒋介石和李宗仁一前一后走了出来，白崇禧从他俩的脸上望去，顿时感到一惊：他俩脸上似乎都有一种满意的微笑，这是妥协的结果，而决不是摊牌所能有的表情。如果这样，两广和大西南就没有指望喽！白崇禧不由得轻轻地叹了一声。

    白崇禧先于李宗仁辞别蒋介石飞离杭州，赶往汉口指挥军事。李宗仁飞回南京时，已是傍晚时分。飞机在明故宫机场着陆后，便听到一阵密集的机枪扫射声和炮击声，激烈的战斗正在首都郊外进行。街上行人绝迹，店铺关门闭户，满目凄凉。本来，在宽桥航校返航时，何应钦曾劝李宗仁同他一道飞往上海，明日转飞广州。因政府阁员已用10架巨型运输机全部运送到了上海，南京除卫戍部队外，政府机构已全部撤离。按理李代总统也无再返回南京的必要了。但是，李宗仁对何应钦道：“我应该回南京去看看，我担心在撤退中会发生抢劫的事件，我如不在场坐镇，那就更对不起人民了。”李宗仁回到南京，赶紧给设在孝陵卫的汤恩伯司令部挂了个电话，询问部队的情况。汤恩伯这时正集中200辆卡车，准备逃往上海，想不到在南京即将城破之时，李宗仁突然又飞了回来。汤恩伯向李宗仁报告：“报告李代总统，恩伯已于今日下午4时发出全线撤退的命令。江阴要塞以东的第二十一军，第一二三军，沿铁路及公路径向上海撤退。江阴以西的第五十一军、第五十四军，经常州、溧阳、宜兴、吴兴、嘉兴，绕过太湖亦退住上海，第二十八军掩护南京部队撤退后，沿京杭国道向杭州撤退。”随后，汤恩伯劝李宗仁赶快离开南京。

    当日晚，李宗仁在南京坐镇。天黑以后，南京城外，大炮轰鸣，枪声不绝。李宗仁一夜辗转不眠。

    用过早餐，李宗仁带随员驱车直奔明故宫机场，汤恩伯已在飞机场等候他。

    “请问代总统，飞上海还是广州？”汤恩伯问道。

    “广州。”李宗仁说完便登上座机。

    “追云”号飞机升空后，在南京上空盘旋了两圈，李宗仁从飞机舷窗俯视，只见下关和浦口之间的茫茫江面上，浪花飞溅，炮火如织，舟楫如林，共军正蜂拥过江，..这时，不禁使李宗仁想起“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悲凄地轻声喃喃：“南京，永别了！”飞机飞行一个小时后，李宗仁突然命令机师：“改变航向，飞桂林！”“追云”号改变飞往广州的航程，直往桂林飞去。

    4月24日上午，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五军从浦口渡江，在夹道人群的欢呼声中开进南京城。

    码头的里里外外拥满了欢迎的人群，夹道欢呼着：“欢迎解放军解放南京！”“解放军同志辛苦了！”“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庄严整齐的解放军队伍，沿着中山马路阔步行进。南京换了人间，昔日“总统府”的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被扯下，换上了鲜艳的红旗。这儿曾是蒋介石卖国求荣、祸国殃民的罪恶策源地。接收的解放军踏进这个大门，满目是朱红油漆的柱子和华丽的长廊，俨然是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宫。

 第105章

    地上、走廊上，碎纸乱飞，一片狼藉。走进最里头一座房子，便看见蒋介石“宝座”。

    写字台的日历，翻开到4月23日”。这就是蒋家王朝的末日！

    陈毅于27日早饭后乘车离开了瑶岗，晚间到达浦口，三野侦察参谋己从下关带着发电厂的小火轮前来迎接。他们在中山码头登上了岸，登上包租的一辆公共汽车，直至长江路的“总统府”。

    本来预定，刘伯承率二野机关在4月26日到达南京，但因风雨所阻，到29日才到达南京。由于临行仓促，事先来不及与警备部队取得联系，过江后，只好包租了一辆公共汽车乘坐。等到刘伯承上了车子，警卫员才突然想起：偌大一个南京城，车子该往那里开呢？于是前来请示刘伯承。刘伯承一听呵呵大笑，说：“到了家门口，反倒找不着家了！”略一沉思，果断地说：“叫司机直开‘总统府’，到了那里就好办了。”果然一到伪总统府，很快就和警备队联系上了。陈毅闻讯，立即坐车赶来。

    1949年4月26日，南京军管会成立。4月29日，刘伯承、宋任穷就任南京军管会正副主任，刘伯承兼任南京市市长，到职视事。

    邓小平是4月27日进入南京的。这天，从中山码头走来两名军人，其中一个中年军人个子不高，步履轻捷，腰板挺直，走起路来透出八面威仪，这就是邓小平。身后的小战士是他的警卫员。他们叫了一辆黄包车，却谁也没坐。邓小平显得轻松愉快，和车夫亲切地边走边谈。没有人想到，渡江战役的指挥者邓小平，与一个黄包车车夫几乎并着肩进了南京城。

    共产党为什么能把中国人的心磁石般的吸引过来？与黄包车夫一起徒步走进南京的邓小平用行动作了最好的回答。

    4月28日，香山，双清别墅。

    绿荫环抱的庭院清幽静谧，双清泉水瀑瀑流动，泛出朝阳的金辉。

    这几天，毛泽东一反渡江战役前那种紧张焦的的心情，吃得好，睡得好，习字吟诗，精神欢悦。

    用完早餐之后，毛泽东来到凉亭小憩。

    这时秘书兴冲冲地走来，递给他一张号外，说：“主席，南京解放的捷报出来了！”

    “噢，这样快！”毛泽东左手拿着报角，有手轻抚膝部，嘴里念着喃喃出声。报纸在晨风中垂下一角，“南京解放”的大字标题赫然在目，恰好被摄影记者萧冰看见，“咔嚓”一声摄入镜头，留下了珍贵的历史瞬间。

    “南京解放”的捷报犹如诗情的催比剂，看完号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在毛泽东脑海里也定稿了：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江南追敌，刘伯承下达六字令：猛打、猛冲、猛追！胖子俘虏承认：我就是一一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哪！我的马没有跑过你们的两条腿！蒋介石要亲眼看看解放军是怎样攻下奉化的。5月16日，溪口白岩山深处哭声震天。

    白崇禧带着大胆计划回到桂林。阎锡山写完纪要，觉得已被蒋介石打得鼻青脸肿。

    蒋军长江防线一击即破，这完全在刘伯承的意料之中，但蒋军演逃之快，似乎超出了原来的预想。他判断：战局急转直下，但敌人仍有继续组织顽抗的可能。敌军成建制地向南狂奔，很可能想利用钱塘江、沪杭公路和浙赣路，以皖浙山区为依托，构成新的防线。目前京沪铁路、京杭公路已被三野切断，浙赣铁路和徽杭公路就成了敌人退却的唯一通道。想到这里，刘司令员叫作战参谋给总前委发报。他边沉思边说：“根据敌人在江防被突破演变为混乱的趋势，黄山、鄱阳间的交通、粮食状况和我军渡江后的态势，可决定不以主力与三野成交叉运动去南京地区，而以全力直出贵溪、上饶、歙县，以指向浙赣路进贤至义乌之线，这样，既可以割断蒋桂两敌之联系，放松桂敌而以全力迂回蒋敌之侧背。”总前委的邓小平、陈毅立即复电表示同意。于是，刘伯承命令陈赓取消四兵团接管南京的任务，改沿五兵团右侧出上饶东西地区，协同三、五兵团歼灭浙赣线上的敌人，并视情况向东发展，扩大预定的京沪杭战役的范围。

    第三、第五兵团仍向原定目标歙县、衢县追击，协同三野钳击京沪杭地区之敌。他一再督促各兵团“排除困难，不怕疲劳，兼程前进，勿使敌逃脱。”4月25日，十五军遵照野司的指示，从香隅板地区出发，作为四兵团的左纵队，向江西乐平、上饶方向进击。

    暮春时节的江南大地，风景如画，但战士们顾不得欣赏沿途的风光，昼夜兼程。不管气候多变，不管道路崎岖，滚滚铁流直向敌人纵深冲击。所过之处，只见遍地狼藉，十室九空，蒋军奸淫掳掠的暴行更加激起了指战员的无比仇恨。

    29日黄昏，十五军先头部队四十四师攻占乐平。30日，军主力部队进至乐平以北地区。

    渡江战役的顺利发展和江南蒋军的狼狈溃逃，使指战员十分鼓舞，但由于形势急转直下，部队中产生一种大功告成的情绪，加上连续作战的极度疲劳，影响到预定战术思想的正确运用。刘伯承在部署渡江作战准备工作时，就预见到后一阶段的大纵深追击是一个新课题，曾明确规定部队在过江后的作战指导上，“主力应放胆向指定地点透入挺进，贯穿敌人纵深。截断退路而兜击之。”不可为途中残敌（或掩护队）所抑留。这些残敌，只能由后梯队派出一部兵力肃清或封锁之。”他还就火力部署和侦察指挥等问题作了如下指示：“应有伴随炮兵与大量发扬飞雷与爆炸的威力”，“应向主要方向派出先遣支队。察明敌人纵深部署与我军前进道路之状况，最好以工兵带器材附与该支队，扫除地雷与修复道路。”正如刘伯承所料，在追击初期，恰恰在这方面发生了问题。有的部队追上逃跑蒋军后，为敌少数掩护队所迷惑，拘泥于查情况，调火器以及摆开架子再打等老一套办法，结果贻误了战机，使其主力逃掉。

    针对这些情况，刘伯承向各级指挥员重申了猛打、猛冲、猛追的方针，并强调指出：“敌人已成崩溃之势，在布成新防线之前，不可能进行有效之抵抗，追击越深入，敌人越惊慌，胜利也越有保障。这是我军作战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最根本的特点。为此，各部队应不顾一切疲劳，不为地形及天候所限制，不为辎重及小俘获所累，不为小股敌人所钳制，勇往直前，大胆迂回包围，务求抓住其主力而歼灭之。”在战术上，刘伯承又具体提出了不应轻敌，加强机动，实行平行追击、跟踪追击和超越追击相结合，求得分遣与合围能运用自如，加强情报、通信工作和充分利用缴获的运输工具等一系列的要求，使各级指挥员及时改变了战术，大大加快了进军速度，扩大了追击战果。

    5月2日，四十五师在漆工镇追上了敌一四三师。激战两小时，歼敌一部。为保持追击势头，军令该师以小股部队监视截留该部敌军，主力部队直奔上饶。

    5月4日，敌一四三师余部窜至德兴县龙坑岭，双龙亭崇山峻岭当中，企图凭险苟延。十五军第二梯队四十三师奉命攻歼，一二七团八连连长刘子林率领突击队，经过激烈战斗，攻陷敌双龙亭要点，为部队打开了通道。然后部队将该处敌军包围，首先通过喊活，劝告他们投降。敌军欲战不能，欲退无路，遂大部缴械，一四三师被全歼，俘敌师长阎尚元以下2400人。

    5月3日，兵团首长根据新的形势，令十五军不再进击上饶，径取横峰地区，相机占领铅山。此时四十五师已临近上饶。为大量兜击歼敌，改以四十四师执行此任务。四十四师于5月4日疾行140里，奔袭铅山，歼敌交警第七、八总队1500余人。同时，四十五师攻占了横峰、上饶、葛源、广丰，并于上饶车站截击敌兵车一列，俘敌千余，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

    至此，浙赣路为我截断。

    千里追击。

    第四兵团指定十三军为右纵队，从长江南岸彭泽马填、马路口地区出动，沿石门街、陈营街追歼逃敌，向太阳进击。

    4月24日，十二军开始向南追击。25日拂晓，先头部队三十七帅，在石门街咬住逃敌六十八军的尾巴，斩歼一部。26日，又在童子渡追上逃敌尾部，再歼一部。

    此时，军部获得消息：敌六十八军在景德镇稍事休息后，企图于28日经石镇街、万年向东乡逃窜，欲与白崇禧集团靠拢。军部令十二师加速前进，先敌出石镇截击该敌，遂歼敌六十八军直属队一部及联勤七分院等400余人。敌见此路不通，改循乐平、贵溪路线南逃。

    29日晚，十三军追至关王庙、朱山桥一线，在朱山桥地区扭住逃敌六十八军一一九师，部队当夜冒雨出击。

    30日，十三军某团三连进抵南江庄时，发现一股敌人，正由玉门山沿着公路逃跑。该连立即把三个排分成三路，勇猛冲上1000多米高的陡山，攀着树枝，爬下悬崖，直插敌群中间。第二排跑步前进，渡涉了深过胸部的水沟，敌人猝不及防，被压缩到了山凹里边，一齐举起手来，大喊“饶命”。部队从泥坑里拉出第一群俘虏时，其中一个胖子竞吓得哭了起来。在进行俘虏登记时，那个胖子开始说他是师部书记，负责登记的同志看他不像，就给他解释我军的俘虏政策，解除了他的顾虑。

 第106章

    这个胖子才承认说：“我就是一一九师师长张勋亭。苦得很呀！由小孤山撤退下来，一直连夜奔跑。那天坐船过河，我把骑的马也扔了，最后还是给你们抓住了。”桂系匪军一七四师师长吴中坚和他的残部，溃散在万年的万克园中。4月30日，被十三军二十七师咬住，大部被歼。战斗结束后，战士牛三保发现有三个敌人蹲在一个水潭子里发抖，一看见牛三保，就都举着双手爬了出来。

    第八连连长李德瑞走来时，其中一人看到李的胸章和短枪，晓得他是“长官”，马上苦笑着说：“我叫李德彪，和你的姓名差一个字，咱俩是兄弟哩！”李德瑞问他们是什么官，他结结巴巴地说：“排..长。”在押送他去俘虏营的路上，他叹息着说：“从安庆到现在，突了十几次围，还是被你们捉住了。”当从一个俘虏群走过时，有两个穿便衣的俘虏，一看见他就惊讶地跳起来，马上向我方领队的指导员说：“报告长官，他就是师长！我们在安庆做生意时，被一七四师抓来挑行李，肩膀都压肿了。我们向这个师长要求释放，这家伙反而痛打了我们一顿。现在我们要揍他，请长官允许我们报仇！”说着他们俩卷起袖子，向这家伙跟前跑过来。

    指导员进行劝阻，他们还都愤恨的说：“不行，非揍他不行！”随后，从那个俘虏的口袋搜出了一枚黑色角质图章，上面刻着四个隶书体字“吴中坚印”。这样一来，吴中坚便不敢再抵赖了。

    十三军三十七师在5月3日解放贵溪。三十八师、三十九师主力穷追逃敌八十一师，合围弋阳。

    5月3日拂晓，三十八师先头部队一一二团一举突入弋阳。此时，敌八十一师大部已退过信江南岸、并纵火焚烧江上浮桥，企图阻我追击。一一二团以疾风般的速度尾追敌后，冲过正在燃烧的浮桥。同时，我三十九师的先头部队也已抵达弋阳城南，对敌形成合围。敌六十八军副军长王振声、军参谋长社大中见逃窜无路，即率敌军一部向我投降，弋阳即告解放。随后，王振声等协助我军，乘坐汽车追回己越河逃窜的敌八十一师大部。此役敌投降官兵，有王振声、杜大中、八十一师师长葛开祥、副师长刘青浦等以下4000余人。此后，我三十九师一一五团又出浙赣进入福建，歼敌500余人。

    十四军担任第四兵团后卫，循十二军路线日夜兼程前进，直出东乡、鹰潭。

    十四军先头部队四十师，于4月27日从至德下隅坡出发，向乐平、余江、鹰潭方向疾进。5月5日解放鹰潭重镇和东乡县城，敌人闻风逃走。

    此时，敌十八军所属七十五师、十八师，正在金溪、南城、临门地区设防抵抗。我四十师即于8日越过浙赣线，沿着鹰（潭）南（城）公路南下，部队排除万难，猛进穷追，三天两夜跃进了320余里，解放金溪、南城；沿途我军且战且走，歼灭敌七十五师一部。该敌的头子是胡琏，十八军已在淮海战役中被全歼，敌第十二兵团司令官兼十八军军长胡琏只身逃走。现在的敌军部队是刚刚重新征补起来的。因为他是头一年我军的手下败将，一路上闻风而逃，我军坐汽车都追不上。我军互相鼓励：“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5月9日，在金溪以北青原桥地区发现敌情，先头部队兴奋得忘了疲劳和饥饿，一口气追了三个小时，行进了55里，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扭住敌七十五师二二三团，在茅家岭地区歼灭敌人一个营。残敌南逃。我军解放金溪、南城后，敌向南丰逃去。

    久受敌人残酷压迫的江南人民，怀着重见天日心情，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我军开到哪里，鞭炮放到哪里，哪里的人民就纵情地狂欢起来。

    我军到达铅山河口镇以东10多里的江村时，截歼从上铙逃向铅山残匪的战斗正在附近村庄进行着。在枪炮声中，江村人民举起挺高的竹杆，杆头绑着大块的红布，下面悬着九串鞭炮，村里男女老幼簇拥着战士欢呼。他们指着杆上的红布说：“红布就是欢迎红军回家。”我军开进河口镇大街时，人们从四面八方涌来，聚成人的海洋。成百成千的群众纵情欢呼，鞭炮不停地响了20多分钟。五里长的河口镇，完全沉浸在鞭炮硝烟浓雾的笼罩之中。

    许多革命根据地的人民，在地方党的领导下，事先就准备好了粮食、柴草、鞋子等，迎接解放军渡江作战。部队追击敌军的道路上，群众不但热情地送茶烧饭欢迎我军，还积极帮助部队解决困难，修竣敌人破坏的桥梁，送情报，作向导，大大鼓舞了我军的战斗热情。

    在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攻占浙赣线的上饶、贵溪、横峰的同时，第三兵团分别占领金华、衢县；由粟裕领导的渡江战役东路军和由谭震林率领的中路军于4月27日会师吴兴，将从浙赣线上撤下来的国民党五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经两天战斗，8万余入悉数被歼。5月3日，第三野战军的七兵团，占领杭州。自此，浙赣线800余里完全控制在解放军手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被分割开来，彼此不能相顾。

    5月16日，三野七兵团二十一军兵分几路，向浙江南部挺进。一路势如破竹，锐不可当。蒋介石的老家——浙江奉化溪口指日可下。

    不知是何种心态所使，解放军的炮声隆隆可闻了，蒋介石却还在溪口没走。

    是一种不服输的劲头？是硬撑脸面给部下看？还是自知一去永远难返而对故土恋恋不舍的情愫使然？可能是兼而有之吧！

    几日来，尽管他用劲儿攥起那几月来越来越瘦弱的拳头说：“我要指挥反攻，我要看看他们怎佯攻下奉化？”但此时也只是一腔激愤。

    他的大公子蒋经国，则要比他现实。败了就是败了，该走还是要走的，难道不走要当共军的俘虏不成？

    共军的炮声越来越近，蒋经国耐不注了性子：“父亲，太康号前几天开到定海去了，俞局长和王世和的家眷都随军舰走了！”蒋经国最知道父亲的脾气，语气虽急，但仍没敢直言“走”的字眼，但含意很明显：这里除了我们家之外，再没有其他家眷了。

    “共军过了嵊县了吗？”看来蒋介石心里一点也不糊涂，共军如还没过嵊县，那害什么怕，来得及的。

    俞济时赶紧趋前一步说：“看情况共军已过嵊县，目标象是正向象山港挺进。”有了俞济时的这句话，蒋介石就知道该做什么了。因为他现在离开溪口，空中和陆路都不安全，也不太可能。只有象山港水路一条道了。于是，蒋介石长叹一声，对蒋经国说道：“到你祖母坟前告别罢，你去把方良和孩子们也叫来。”儿媳、孙子都来以后，蒋介石领着一同来到苍松环绕的蒋母墓前。

    蒋介石刚一站在母亲墓前，就已经止不住老泪纵横。他撩起衣襟，颤巍巍长跪不起，倏地，大哭起来。

    要是蒋母在天有灵，也必为之感动万分。

    失败是痛苦的。而且败得这样惨！这一走怕是再不能为母亲尽孝了。

    蒋介石身后，哭声一片。

    对母亲的墓庐叩拜之后，蒋介石在蒋经国的搀抉下，向山下走去。

    下了凤凰山，几辆轿车早已等候。

    蒋介石再回首望望这座美丽山峰，慢慢地钻到了汽车里。

    别了，慈庵，别了，丰镐房，此一别。今生再难相见。剡溪水淙淙长流，武岭山烟雾迷朦。蒋介石潸然泪下。

    蒋介石这次回溪口，给人讲是为了主持祭祖进谱大典。

    蒋氏的修谱之事早在1947年秋便开始了，由吴稚晖和陈布雷率领一批饱读经书的大儒主笔。这一修谱不得了，蒋氏和北京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攀上了亲。还引经据典，说蒋氏祖先原为周公旦的后裔。周公第三子封于蒋国（今河南固始县），后世子孙则以国号为姓，改姬性蒋。此后，蒋氏子孙绵延不绝，称得上是中国最古老的姓氏之一。蒋介石对修出了这么让人荣耀的祖谱，非常满意，因而开祠堂门进宗谱的大典异常隆重，从上海请来了京戏班子，搭台鸣锣，一连唱了三天大戏。大开宴席，遍请宗中父老。

    在此期间，蒋介石遍游溪口名胜古迹，他对家乡的一山一水都是那样的多情。每次都是恋恋不舍，流连忘返。他最常去的地方，除了蒋母墓，也就是雪窦山了。

    雪窦山，可谓溪口名胜之首，位于溪口镇的北方，是四明山支脉最高峰，海拔600米。山中有一块百顷平地，古刹雪窦寺便建在此。此寺是佛教禅宗十刹之一。蒋介石为此寺题额“四明第一山”。寺前是一道深谷，崇崖壁立，如同斧削，这便是千丈岩。两条清澈见底的小涧从寺底左右环绕而过，在寺前汇合，由岩顶直泻而下，水石相击，喷薄如雪崩，此为有名的“千丈岩瀑布”。王安石曾咏诗赞美道：“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瀑布对面建有“飞雪亭”，也是山中一景。

    由西北上行，山岩壁立，陡峭险峻，攀上岩顶，便是一块平地，形同一巨大石台，称之为妙高台。台上古柏森森，台下鹰翔幽谷。举目四望，群山偃伏，山下田畦庐舍历历在目。1927年，蒋介石看中这块地方，就在山崖上建造了一幢二层楼的别墅，蒋介石和宋美龄夏天常来此避暑。

    此外，雪窦山还有“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名景胜地。

    雪窦山真是处处是胜景。1920年，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回乡，曾咏诗鸣志，曰：“雪山名山东南最，不到三潭不见奇；我与林泉盟在夙，功成隐成莫退之。”

 第107章

    如今，蒋介石功未成，也无法隐退在此了。

    蒋介石的车队，从溪口沿剡溪而下，40公里即到达宁波镇海港，这是从溪口出海的传统路线，但这次蒋介石没有走这条线路。他估计到，解放军一旦进军宁波，必然抢占镇海港，堵住宁波守军的出海口。那样，他即使有三头六臂也难以逃出了。因此决定不走宁海而走象山港。从嵊县到象山港全是山路，这样靠两条腿走路的共军就跑不过他的汽车轮。他就可以从容地退出溪口，往象山港，乘军舰出海。

    蒋介石此次出走，就再也没有回返故里。

    5月25日，解放军第三兵团二十一军六十一师一八三团解放了溪口，或者说是进军路过了溪口。因为这里早已无国民党军队的一兵一卒了。

    溪口镇是一个特殊的地方，部队进镇前，专门进行了纪律教育，防止战士们出于对蒋介石的愤恨作出影响纪律的事情。

    一八三团军容整齐，雄赳赳地开进溪口镇。该镇镇长——据说才上任两天，是蒋介石离开溪口前特意挑选的一位出身贫寒的人——带着一些人举着彩旗欢迎解放军人镇。街上的行人不多，店铺照常开门营业。

    一八三团穿镇而过，继续向前推进。随后开进的六十一师师部和一八二团，驻在了溪口及其附近的村庄。六十一师的司令部就设在丰镐房。第二天，师长胡炜、政委王静敏等相约，到镇上各处转转。经镇上人指点，出镇登上白岩山，来到蒋母墓，看了孙中山的手迹，也看了一天前蒋介石挥泪洒别的坟冢。墓侧不远有几间平房，上有蒋介石亲笔题名“慈庵”，大家知道这里才是蒋介石真正的住所。

    进了慈庵，不禁暗暗吃惊。原来表面看平平常常的几间平房，里面却十分豪华，家俱设备全是最新式的洋货，住在这里要远比住丰镐房舒适得多。

    师政委王静敏很有感慨，评论道：“这倒很符合蒋介石的性格。”在宋美龄的卧室，大家发现了一件奇事，一进门就闻到一股奇香，却搞不清这清香发自何处。还是师政治部主任李清泉眼尖，他发现一面墙上，悬挂着一块雅致的挂屏，上面薄薄地敷着一层土，一株不知名的兰花，就凭着这点绿叶青葱，傲然吐芳，满屋幽香盖源于此。这个发现使大家赞叹不已：“这个女人还挺有一套！”六十一师在溪口驻扎了两天，27日奉命攻取定海，全师向宁波集结。溪口是沿海到浙东山区的必经之地，再加政治的原因，这个小镇虽是个只有900人口的弹丸小镇，却留下一个营的部队驻守。

    桂林，文明路130号，李宗仁私宅。

    窗外淫雨淅淅，烟波弥漫，给人一种沉郁惆怅之感。

    李宗仁到桂林已经三天了，三天都是在这样的天气中度过的，他的心情和这天气一样，抑郁沉闷。他很少出门，除了到楼下会客外，便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踱步，或者坐到阳台上默默地看着院子后边雨中朦胧的杉湖。

    几天来，他还在回想着4月22日和蒋介石摊牌的情景。

    那天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小屋秘谈时，口口声声要把人事权、军事指挥权和财政支配权统统交出来，但实际上老蒋的鬼主意早就打好了。

    仅隔一个多小时，吃罢饭大家都坐在会客厅里，蒋介石郑重其事地宣布：“现在是党国危亡之秋，党政联系需要加强，党内一切隔膜、成见是非应该消除，因此，中正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作为国民党的最高决策机构，由中正当主席，德邻兄当副主席，今后凡是党的重大决策，先提到‘非常委员会’审定，然后交由政府执行。这也是孙总理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的具体体现。”蒋介石言毕，吴忠倍、王世杰等极力附和，而李宗仁却两眼直冒金星，差点儿没气得晕了过去。摊牌的结果，仍是要做一个傀儡角色。但蒋介石玩的把戏又让李宗仁有嘴咬人，而无处下口。蒋介石虽然下野了，但他是国民党的总裁并未辞去，蒋介石说同意把政府的权力都交给李宗仁，但并没有说把党的权力也交给李宗仁。现在党的总裁主张建立一个“非常委员会”，做为国民党党员的李宗仁，又有什么理由拒绝同意呢？

    白崇禧后来得知了详情，骂李宗仁：“一堆烂泥，怎么也扶不起来。”李宗仁回到桂林后，广西立法委员李任仁力劝他“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方是唯一出路。”

    黄绍竑也从香港给李宗仁捎来信，说：“共产党诚意和平，绝无假说可言。健生主张穿草鞋上山，实属荒诞之举。德公既已跳出火坑，再无去广州之理。请德公早下决心，在桂林签署和平协定。”并告诉李宗仁，他正在香港准备组织立法委员起义。

    李宗仁心中一团乱麻，百般思量，最后还是只身乘车去了李任仁家。

    他对李任仁说：“近几日想来思去，深感重毅（李任仁的字——作者注）

    先生所言极是，德邻欲和中共再开和议，能否烦你和北平取得联系！”李任仁为李宗仁的真情所动，慷慨应允：“只要为和平奔走，我愿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正当李宗仁准备让李任仁赴北平和中共再取得联系时，白崇禧偕居正、阎锡山等人突然飞到桂休。李宗仁只好告诉李任仁：“看看情况再说。”原来，李宗仁一回到桂林，就给白崇禧发报，让白速回桂林，相商大事。

    因桂林天天大雨，白崇禧座机无法降落，遂去了广州。

    在广州时，张发奎鼓动白崇禧，劝说李宗仁和老蒋公开决裂，在西南另立政府，和中共进行谈判，只要中共能保留两广地方独立政权与军队建制，其它八条二十四款的内容，都可以接受。

    张发奎的意见，白崇禧深表赞成，并和张发奎商定：李宗仁抵穗时，国民党党政要员，必去机场迎接。张发奎要预先在机场作好布置，到时发动突然政变，将老蒋的嫡系头目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朱家骅、郑介民等悉数扣留。对有反蒋倾向的何应钦、阎锡山等人，则要求他们在李宗仁领衔下，共同签署反蒋成立西南政府通电，如何、阎不同意，也一同扣留。宣布通电后，即成立以李宗仁为首的独立政府，宣布与中共恢复和谈，并把这些被扣留的蒋介石嫡系作为送给中共的贽见礼。

    白崇禧正是带着这个大胆计划从广州回到桂林的。

    居正和阎锡山，则是另负使命，劝驾李宗仁回广州继续做他的傀儡代总统。

    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返回桂林不去广州，便派居正、阎锡山到桂林进行劝驾。并带来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正处在危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要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我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一切军、政、财权都可归李掌握，一定要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决不背后掣肘云云。

    因为蒋介石清楚得很，如果李宗仁硬留在桂林，真与中共重开和谈的话，蒋介石不但失去对李宗仁的控制，而且也将失去对西南残局的最后控制，这对蒋介石来说，将是一个无可弥补的巨大损失。如果真的这样，上海一失，大陆再无立足之地，便是孤岛也来不及固守，更无法得到美援。

    李宗仁心里此时也不糊涂，老蒋是对人有利的事，只说不做；害人之事，防不胜防，只做不说。在最初阎锡山、居正和李宗仁谈时，李是一口咬定，无论如何不回广州。白崇禧也把他的大胆计划向李略抖些底，邀他去广州组织西南独立政府，他也说不去广州。

    李宗仁经不住阎锡山的苦口婆心、软磨硬泡，于是向老蒋提出了六条条件，并让阎锡山整理成文件，叫《李代总统与居正、阎锡山等谈话纪要》，让蒋介石签字画押后；即可赴穗到任。这六条是：一、关于指挥权：力求扭转军事颓势，国防部应有完整指挥权，蒋先生不得在幕后指挥。

    二、关于人事权：全国官吏之任命，由总统及行政院长依宪法行之，蒋先生不得从幕后干预。

    三、关于财政权：中央金融、中央银行运台存贮之银元、金钞，须一律交出，支付军政费用。

    四、关于行政范围者：各级政府须依宪法规定，由总统及行政院长分工负责，不得听受任何人指导，在穗之政府机关，应率先奉行。

    五、关于党政者：国民党只能以普通政党规定，协助指导从政党员，不得干涉政务，控制政府。

    六、关于蒋先生今后出处：蒋先生必须出国，免碍军政改革。

    阎锡山记完这六条纪要，虽然还没向蒋介石汇报，就己浑身冒汗。阎锡山问：“李代总统，有些字眼是不是再斟酌一下？”“不能再动！”李宗仁斩钉截铁，字字千钧。

    当天下午，居正和阎锡山带着李宗仁的六个条件，飞回广州。准备与何应钦商量后，再去找蒋介石汇报。白崇禧也因武汉形势紧迫，不敢在桂林久待，当天也飞到汉口坐镇去了。

    两天以后，阎锡山先从上海飞广州，又从广州飞到桂林。向李宗仁汇报蒋介石对六条的答复意见。

    阎锡山在客厅还设落座，就双手递给李宗仁一分函件，说：“德邻兄，蒋先生已同意交出一切权力，他五年之内，绝不过问政治，希望你尽快赴广州主持军国大计。”

 第108章

    李宗仁接过蒋介石的复函，认真地阅读：一、总统职权既由李氏行使，则关于军政人事，代总统依据宪法有自由调整之权，任何人不能违反：二、前在职时，为使国家财富免于共产党之劫持，曾下令将国库所存金银转移安全地点；引退之后，未尝再行与闻。一切出纳收支皆依常规进行，财政部及中央银行薄册俱在，尽可稽考。任何人亦不能无埋干涉，妄支分文；

    三、美援军械之存储及分配，为国防部之职责。引退之后，无权过问，簿册罗列，亦可查考。至于枪械由台运回，此乃政府之权限，应由政府自行处理；

    四、国家军队由国防部指挥调遣，凡违反命令者应受国法之惩处，皆为当然之事；

    五、非常委员会之成立，为4月22日杭州会谈所决定，当时李代总统曾经参与，且共同商讨其大纲，迄未表示反对之意。今李既欲打消原议，彼自可请中常委复议。惟民主政治为政党政治，党员对党有遵守决议之责任；党对党员之政治主张有约束之权利，此乃政党政治之常规；与训政时期以党御政者，自不可混为一谈。

    李宗仁向蒋介石提了六个条件，蒋介石答复了五条，而后是冠冕堂皇的官样文章。李宗仁把函件往桌上一放，未置一词。

    阎锡山见李宗仁心有不满，说：“关于蒋先生出国之事，他恳求德邻兄允许他居留台湾，现在国家败亡，他深感无颜出国见友邦人士..”李宗仁打断阎锡山的话，冷冷说道：“是呀，他居留台湾，我居留桂林，各得其所岂不正好？”两人的谈话陷入僵局。

    正在此时，白崇禧突飞桂林。原来白是接行政院长何应钦的电报，匆匆返桂的。何告诉白，蒋介石答应给白崇禧3万两黄金作军费开支之用，并又从台湾调拨一批银元供政府财政费用。因为阎锡山这次来桂林时，陈济棠也一同前往，白是回桂林让陈用黄金换港币的。当然，白拿到这批黄金，抗蒋的劲头自然也有所减弱，也顺便劝劝李宗仁回广州执政，看看事情的发展再说。但对李宗仁主张与中共重开和谈的意见，这时白明确表示反对。

    李宗仁此时虽为代总统，实际上是光杆司令。钱在蒋介石手里，军队在白崇禧手里。孤身一人，不论是与中共重开和谈也好，还是在桂林另组政府也好，都万难成事。而且，历史上从来都是李、白不分，分开就一事无成，如果得不到白崇禧的支持，他这个总统不啻一块废铜烂铁。

    痛苦归痛苦，无奈归无奈，5月8日上午，李宗仁又登上去广州的“追云”号飞机。

    李宗仁自4月23日返回桂林，前后盘桓半个月，结果一事无成，在蒋的软硬诱骗、阎锡山的劝哄、白崇禧的逼迫下，重新到广州做了蒋介石的傀儡。

    正当蒋介石等在上海、广州、桂林勾心斗角的时候，第二野战军的千里大追击也正迅猛地继续向纵深推进。

    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在5月初斩断浙赣铁路，迂回汤恩伯集团侧背，解放了赣东军事重镇上饶、横峰、弋阳、贵溪、东乡和鹰潭一线，控制了长达几百公里的浙赣线，完全割断了汤恩伯、白崇禧的联系，粉碎了敌人企图沿浙赣线再设防线的计划。此时，从长江岸边一直被解放军追击下来的刘汝明兵团残部及从南京败退下来的李延年残部，因在浙赣线难以立足，都拼命地向福建境内逃窜。

    同时，第三野战军正准备围歼隅守上海的敌人。为了扩大战果，配合第三野战军主力作战，第二野战军首长，遂命令部队，以一部分兵力轻装前进，向福建境内追击逃敌。

    5月8日，第四兵团根据野司首长的指示，电示十五军以两个师轻装昼夜兼程，务于10日前进至福建建阳，截断逃敌退路，配合友邻全歼该敌。当时，十五军各部正在上饶、铅山一带分散清剿，远者达百里，无法集结。遂决定一面前进，一面收拢。军首长严饬各师“每日行程百里以上”。并要求四十四、四十五师成两路平行追击，以便在夺取建阳的同时，形成兜歼敌人的态势。

    从5月8日起，四十四师兼程疾进，两天两夜强行270里，于10日强行包围了建阳城，突袭刚从水占（建阳东北）方向逃来的敌五十五军残部。稍后，与五兵团一部在此会师。

    四十五师部队，于5月9日上午横跨大松岭，越过闵赣交界处的分水关进入福建，即以每天90余里的强行军速度，晚上到达崇安县城，解放了这座产武夷茶的名城。各部进军神速，各连提出进军的口号是：“抬起两条飞毛腿，奋勇追歼捉战犯！”“胜利全凭两条腿，脚板底下立功劳！”“创造铁腿班，追歼作战作模范！”这时我军虽然从敌军手里缴获了一些交通工具，但大部队追击，主要靠的还是指战员的两条腿。

    十五军解放崇安、建阳两城之后，继续分两路前进。一路是四十四师部队，于12日5时，自建阳公路向南疾进，13日晨6时，进占闽北最大城市及敌空军基地建瓯。刚从建阳逃来喘息未定的敌第六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儿小时前已经闻风逃走。在建瓯我军生俘其后卫五十五军八十六团及交警大队300余人，汽车10余辆，汽车修理厂一座。

    敌五十五军残部向山地遁逃，我军留下小部分清剿残敌，主力继续追击。

    我军利用刚刚缴获的汽车也加速了我军的追击速度，14日抵达福建北部重要军事供给地南平。此时，各路汇集来的残敌，自以为已经侥幸脱险，遂在南平停留喘息。直到四十四师的先头部队抵到南平附近，敌军才发觉。我军勇猛直入，残敌张皇夫措，溃不成军，又被我生俘600余人，缴获汽车30辆。

    敌五十五军自皖南逃跑以来，被我穷追1600多里，至此终于全部被歼灭。

    十五军的另一路四十五师部队，于12日自崇安轻装取捷径前进，一三三团一昼夜急行150余里，猛扑建阳东北的水吉县城及其东北20里的回龙镇，全部歼灭正在回龙企图渡南溪南窜的敌京沪杭国道护路队、京沪杭编练团、京沪区军官教导团等部共1000余人，缴获汽车30余辆。这时由于建阳、水吉的迅速解放，由江山、浦城向闽南逃跑的残敌退路已被切断，残敌陷入包围，进退两难，经我一击，全部被迫向水吉以东山地溃散。我军跟踪追击，歼敌第九十六、九十八、五十五军等残部2000余人。

    5月18日，十五军奉令结束福建境内的追击作战。经过各兄弟部队的协同作战，福建全境宣告解放。

    十五军渡江后，日夜兼程追击26天，前进追敌1500余里，进行主要战斗12次，歼敌120000余。部队整日处于阴雨泥泞之中，头上无伞，足下无履，吃不上饭，睡不好觉，不分昼夜的穷追猛打，经受住了艰苦卓绝的考验。

    千里追击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战斗。我军指战员都表现了奋不顾身，坚决执行命令的顽强拼搏精神。当时，南方闷热多雨，又终日行进在崇山峻岭之中，部队的每天增加着里程：120里、130里，后来增至一天急行军15o里。大多数人的鞋子都跑烂了，指战员的脚上原来的血泡还没好，而新的血泡又磨出来了。在丛山深林里行进时，常常要“逢山开道、遇水架桥”之后才能通过。

    著名的战斗模范连队一三○团第三连，在向水吉追击的途中，沿着崇溪河的西岸，走过树木丛密的崎岖山路，黄昏到达目的地山边镇，刚要准备做饭，团长李钟玄在望远镜里发现河南岸有敌人在做饭，便向一营长蒋连义说：“部队不能休息，赶快想办法渡过河去，再追！”担任前卫的三连立即行动起来，指导员马上就集合了渡江立了特等功的十几位英雄水手，进行动员和组织，连长张小堆去观察地形，副连长刘贵明领着去找竹杆、门板作筏子。这时侦察连缴获了三只小船，三连立即乘船渡过河去，未发一弹便在上游俘获了七只船和120多个敌人。岸上的敌人象受惊的兔子，立即拼命向山地逃跑。

    和第一营一起行动的副团长，看着地图马上命令：“我们爬过这座20多里的大山，迂回拦住敌人！”当时三连有20多人没鞋穿，打赤脚，一排有五个人脚上磨破了泡，二排有九个人的脚上流着血，三排排长董虎法、六班班长陈克清的脚痛得都成了拐子，一拐一拐仍跟着部队前进。

    副团长和营长商量，把任务交给二连或一连。三连连长、指导员听说后，立即代表全连向副团长请战：“我们是前卫连，任务应该交给我们！没鞋子，打赤脚没关系，只要看到了敌人，我们决不会让跑掉！”

    副团长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又对他们说：“那就把脚破了的和没鞋子的留下来。”这一来，有20多个没鞋子和脚破的人都慌了。机枪手袁守生马上请求道：“我是机枪手，我不能留下！”六班长陈克清站了起来：“我是班长，我不能留下！”光着脚的段孝芳说：“我是淮海战役解放的，我应该为人民出力，我不能留下..”20多个人没有一个愿意留下，指导员非常感动，就答应他们的要求，一齐出发了。

    他们轻装急进，迅速迫近残敌逃奔的大庙村和叶当村。匪军正围着大火烤衣服，有的在煮饭，有的在抢老百姓的东西，乱成一片。

    三连立即行动。副连长带二排沿河沟直取大庙，连长带三排通过稻田、水沟，拿下了叶当村，截断了敌人的退路。有的同志过河沟时也掉了鞋子，脚踏在稻茬子都刺出了血。

 第109章

    枪声一响，敌人大乱，刚进村子的敌五十五军残部340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弄清是怎么回事，便都成了俘虏。

    这时候，村中敌人尚未杀死的猪还在惨叫，大米在锅里浸着，菜在锅里烧着。敌军俘虏惊奇地看着打赤脚的解放军指战员，感叹说：“你们真行：追的我们两天一夜没有吃上饭，厉害！厉害！”

    毛泽东致函周恩来：4月178必须解决问题。周恩来：国共两党绝不是兄弟之争！刘伯承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士兵向军长发起挑战。刘伯承：气可鼓而不可泄！秦基伟：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我们保证第一个打过长江去！

    4月13日，香山双清别墅。

    一夜没睡的毛泽东，顺手关上桌上的台灯，起身走到窗前，伸开双臂舒展了一下疲乏的筋骨，双目久久凝视着窗外蒙蒙亮的天空。

    他的思绪仍停留在遥远的南方..

    这几天，和平谈判已获得实质性进展，但从南方发来的电报也明显增多，对因谈判而推迟渡江时间的问题甚感忧虑。

    4月10日，渡江战役总前委，给中央军委发电，表露了这种忧虑，该电报中说：“每年阳历5月初开始大水，而且5月的水比7、8月还大，两岸湖区均被淹，长江水面极宽，届时，渡江作战将发生极大困难。同时现我百万大军拥挤江边，粮食、柴草均极困难，如过久推迟，则必须部队后撤就粮、就柴草。所以我们意见，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时间，否则亦应设想敌人翻脸，大江不易克服时，准备推延至秋后过江。果如此，则从5月到出动大军，供应或由老解放区重新准备，此点亦甚重要。按目前部队情况，立即渡江，准备渡江把握颇大，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究应如何，请核夺。”二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报告说：据实地勘察：长江水势自清明节即逐次上涨（据十五军测量，3月26日至4月4日十天内，上涨51公分）。

    预计：4月末5月初加速上涨，6月上中旬，即达最高涨期。且夏季南风大起，雨多、流急、浪大，对我阻碍甚多。目前我军粮食已感困难，久则师老志衰。

    还是以4月15日渡江为宜。

    三野的粟裕、张震也报告说：长江下游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5月即属雨季，如延长一月，将发生以下困难：一是现有船只三分之一是内河船只，尔后江中行困难。二是雨季稻田放水，部队展开不易，江面过宽浪大，江阴下游无法渡江，甚至十兵团方向只能作为钳制佯攻方向。三是粮草困难，烧草尤其困难。四是部队已进行各种动员，如延期过久，在心理上会增加某些疑虑。

    一封封来自南方的电报，充满了焦的与忧虑。一举打过长江去，这是最痛快不过的事情，毛泽东非常理解南方将士们的心情。但从更高、更远的角度看，“签一个协走而后前进，对几方面都有利——对人民有利，对人民解放军有利，对国民党政府系统中一切愿意立功赎罪的人们有利，对国民党军队中的广大官兵有利，只对蒋介石死党，对帝国主义者不利。”“也许签订一个全面性协定对于南京方面和我们方面，都比较不签订这个协定，来得稍微有利一些，所以我们还是争取签订这个协定。但是签订这个全面协定，我们须得准备应付许多拖泥带水的事情。不签订这个协定而去签订许多局部协定，对于我们要爽快得多。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准备签订这个协定。”南京代表团已来北平十多天了，经过广泛、具体地交换意见。基本摸清了对方的底。同时，中共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也已准备就绪，南方的军情紧迫，谈判必须加快步伐。

    想到这里，毛泽东回到桌旁，飞龙走蛇，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信：恩来同志：今日下午双方代表团应举行一次正式会议。在此会议上，宣布从今日起，结束非正式谈判阶段，进入正式谈判阶段，其时间为13日至17日，共五天。在此会议上，大略解释协定草案要点，并征求他们的意见。

    另向张治中表示，4月17日必须解决问题。18日以后，不论谈判成败，人民解放军必须渡江。他们派回南京的人，14日上午回去，15日下午必须回来。南京四要员（李宗仁、于右任、居正、童冠贤，不要张群）如愿来平，15日至迟16日必须到达，17日必须举行签字仪式。

    应争取南京代表团六人都同意签字。如果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不愿签字，只要他们自己愿意签字，亦可签字。签字后他们不能回去，设法将他们全体留平。

    如他们因南京不同意签字而不敢签字，并有些人要回去，则必须争取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三代表及四个顾问留北平。

    毛泽东4月13日毛泽东写完给周恩来的信，天已大亮，他立即叫来机要秘书，吩咐立即送交周恩来。

    此时，卫士已把早餐端到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4月13日，中共代表团，将连日来双方在商谈中都同意的要点印出，送与南京代表。南京代表于当日上午开会研讨后，提出了拟加修改的意见。当晚，双方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正式会议，讨论中共方面起草的“和平协定”草案。此种工作连续进行了两天。15日，双方再次举行正式会议，讨论通过“国内和平协定”细则草案。当晚通过。

    这次国共和谈，方式比较灵活。既有会下个人之间的互相商谈，又有会上双方代表团的一起讨论。目的是务求谈得具体充分，明白透彻。

    双方举行正式会议讨论“和平协定”草案时，南京代表对协定草案在四十多处提出了不同意见，最后定稿时，其中半数以上被采纳。此次会谈，中共作了一定的让步，例如关于惩办战争罪犯的第一条，修改后被分成了两款。

    其第一条第一款，即接纳了南京代表团的意见，改成为：“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犯罪名，给以宽大待遇。”这要比1月14日的声明中的提法要宽大多了。

    当然，原则问题上，中共是决不让步的。例如划江而治问题，中共表示，这个问题绝无谈判的余地，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再如，军队整编问题。南京方面提出：要等待联合政府后，再命令行之。中共没同意他们的意见，坚持：和平协定签字后，便要立即付诸实施。

    4月15日晚，国共和谈双方的代表，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举行正式会议。

    当晚，勤政殿，灯火明亮，朱门洞开。胜利者掩饰不住胜利的喜悦，失败者此时倒显得异常的平静。

    7时整，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健步走进谈判大厅，双方代表立即起立点头示意，周恩来今晚显得异常严峻，向谈判桌对面的国民党首席代表张治中点头示意，不失优雅地礼貌请大家就坐。

    周恩来坐下后，从公文包里取出《国内和平协定》的修正稿也即最后定稿递到了张治中的手里。

    “这是最后形成的文件。”周恩来平静地说道。

    张治中接过文件，上面原来有的“草案”两字已没有了，心里顿觉沉甸甸的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周恩来说完，他缓慢地说道：“所谓最后的文件，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只能说一个对或者不对？”“可以这样理解，这是我们的最后态度。”周恩来神色严峻地点点头说道。

    张治中如释重负地长吁一口气，说：“这也好，这也好。”周恩来要求双方代表在九时整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以表明双方对这个协定的最后态度。

    在第二次会议上，发言的主要是国共双方的首席代表，这已表明，谈判已接近尾声。

    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首先发言，主要是对协定修正案作了详尽的说明。

    周恩来最后正式宣布说，这个协定是定稿，是不能改的，无论南京政府同意签订或不同意签订，本月的20日都是一个最后期限，届时，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立即渡江。

    周恩来的话，使南京代表团成员惊骇不已，尽管已是料定之事，但从周恩来的嘴中说出，仍似雷霆万钧，令人心神震荡。

    南京代表团成员面面相觑，遂之又不约而同地把目光都集中在他们的首席代表身上。

    张治中此时却显得异常平静，他缓缓站起身，目光显得悠远深沉，说道：“刚才恩来先生说这是最后的文件，那就意味着，我们代表团的同人现在就没有再发表意见的必要了，我们将把这个文件迅速报告我们的政府，请示它作最后的决定，然后再答复中共代表团。”说到这里，他略为停顿一下，继续说道：“在我们代表团的使命就要结束之际，我想略为提出一点个人的意见或感想。我要再说明，这是我个人的意见和感想，而不是代表团的意见和感想。

    “国共两党的斗争，到今天可以说是告一个结束了。谁胜谁败，谁得谁失，准是谁非，当然有事实作证明，将来也自有历史作评判。不过要打个比方来说，我想国共两党之争，好比是兄弟之争，我们同是中国人，同是一个民族，俗话说，‘便宜不出外’，今天谁吃了亏，谁讨了便宜，那是不必太认真的。国共两党等于兄弟一样，大哥管家管不好，让给弟弟管，没有关系，‘便宜不出外’。

 第110章

    做大哥的人，不但对于弟弟的能干，有这个能耐来担当重责大任，表示敬重、表示高兴，而且要格外的帮助他，使他做得好，做得比哥哥好。表示我当不好，你来当，希望你当得好，一定当得好。这不仅是站在兄弟立场应该如此，就光是基于人类之爱，同胞之爱，民族之爱，也应该如此。

    “今天的中国，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孙中山先生去世二十四年了，我们还没有把中国弄成自由、平等、独立的国家，我们的同胞，在国外受到人家的鄙视轻视，我们实在感到惭愧和羞辱！

    “近几年来，国民党以国内第一大党的地位，对待中共实在大狭隘一点，胸襟和态度都狭隘。老实地说，是有很多对不起人家的地方，应该首先作一个自我反省，认识错误，感到惭愧，转变过来。我们国民党虽然失败了，但是今后还有它的新生和改造的机会；我们还是愿意重新团结合作，来共同担负复兴中华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把眼光放大些，胸襟开阔些，重新合作，这才是国家民族之福！在国民党方面，今后应该有这个眼光，有这个胸襟，有这个态度。这是我个人在自我反省之余的一点感想，愿意提出来请大家指教。

    “最后，我们没有别的，只有祝愿两党过去的一切芥蒂，一切误会，一切恩怨，永远结束；过去的让它过去。在我们方面，当然首先做一个自我反省，同时希望中共方面也保持着这种远大的眼光，开阔的胸襟，明朗的态度，来领导未来历史性的新的政权。中国共产党基于过去的努力奋斗，到今天已经接近——最少可以说接近——到它当政的理想。也有了成功的把握，用不着我们恭维。

    “对于其它方面，没有任何意见。以上只是我个人的意见与感想，假使有不对的地方，希望恩来先生和诸位代表先生们加以原谅。”在国民党内，张治中应该说是较有远见的人之一。他认识到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所在，并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国民党面临灭亡，共产党即将走向执政的时候，他的这番话是耐人寻味，也是难能可贵的。但是，他把国共两党之争比作兄弟之争，既模糊了两党争战的实质，也淡化了两党斗争结果的严肃性。所以，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马上起身予以纠正，周恩来说。

    “刚才文白先生说的儿句话，我不能不辨白一下。就是对于兄弟的比喻。

    假使文白先生说双方的关系等于兄弟一样，是指两个代表团的立场，那么我们都是为和平而努力的，我们很愿意接受。过去大家虽有不对，今后大家仍可以一道合作。但是如果拿过去国民党二十多年来，尤其最后两年又九个半月的蒋介石的朝廷来说，这就不是兄弟之争，而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孙中山当年革命的时候，对清那拉氏进行的斗争，就不是兄弟之争；对袁世凯的讨伐，就不是兄弟之争；对曹吴的声讨，就不是兄弟之争；而都是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如果说是兄弟之争，孙中山先生是不会同意的。对于这一点，中国共产党不能不表示它的严肃性。说是兄弟之争，如果把蒋介石朝廷和一切死硬派也包括进去，就失掉了它的严肃性。”这次会谈只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便告结束。

    南京代表团回到住所以后，又进行了讨论，基本倾向同意接受这个协定。

    但事关重大，他们作不了主，必须向南京请示后才能答复中共代表团。他们决定，派黄绍竑、屈武于16日带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黄绍竑是桂系的巨头之一，对李宗仁、白崇禧有影响力。屈武是国民党元老于右任的女婿，便于在南京政府上层做工作。

    4月13日晨，第二野战军司令部。

    刘伯承司令员戎马生涯几十年，有一个从不更改的习惯，那就是不论前一天晚上睡得早或晚，第二天早上都要按时起来。他对身边的同志说，这样有利于养成紧张的战斗作风。

    “报告司令员，总前委来电。”机要参谋一边报告，一边把电报呈上。

    “好，先放在桌子上吧！”刘伯承正在洗漱，一下子还腾不出手来。

    刘伯承匆匆洗完脸，把脸巾一拧，挂到脸盆架上，走到桌前，拿起电报，译电员熟悉的字迹立即跃入眼帘：

    二野、三野前委，各兵团党委并报军委：此次我推迟一星期渡江，完全是政治上和军事上所必须采取的步骤，但因此也容易产生松懈战斗意志和迷失方向的危险，因此你们必须在师以上干部中说明下列诸点。

    （一）和平谈判颇有进展，有可能在最近签订协定，此种协定实际上就是国民党的投降，故于全局和人民有利。

    （二）我们渡江，应站在政治上最有利的地位的基础上进行渡江，就是说如果谈判破裂，责在对方。我们在谈判结束（破裂或成立协定）之后渡江，则是理直气壮的，而且当我们在政治上做到这一步时，敌人内部将更加瓦解，好战分子内部更加孤立混乱，不仅争取了主和派，还可能分化一部分主战派。全国人民必更拥护我们。届时无论和平渡江，或者战斗渡江都更有利。

    （三）要估计到现在国民党军队大部分还掌握在蒋介石死党手里，即使签订了协定，他们都还有继续抵抗的可能，所以我们一切应从战斗渡江出发，而且因为敌人必然利用此时间加强其沿江军事准备，故我们亦应利用此时间更充分地进行军事准备，如果放松了自己的战斗准备，那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危险的。

    （四）如果政治需要时，还可能再一次推迟几天，所以在部队中要一面防止急性病，一面防止战斗意志的松懈。

    （五）大家最担心的季节和江水问题，中央对此亦极重视，计算时间，本（4）月底以前江水尚不致有大变化。

    （六）时间推迟的另一大问题是粮食、柴草、油盐，各兵团必须具体计算，拟出办法，望告我们，以便解决。

    （七）在延长渡江的时间内，中心工作仍应放在加强战斗准备，亦可利用此时间传达二中全会决议，此点请党委自行斟酌决定。

    总前委“好，好哇！”刘伯承看完电报，自言自语地一连说了几个好字。

    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民党的主力已基本丧失，残存的100多万作战部队，退守到长江以南及边远省份。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了几十年，在它还有100多万军队的条件下让它举手投降不大可能。打，看来是不可避免的。

    渡江作战，是夺取全国胜利的大进军，是人民解放军空前规模的大兵团行动，但也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确实不少。我们没有现代化的渡江登陆装备，使用的还是木船。但时代不同了，我们的军队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有人民的拥护。旺盛的革命斗志是我们能够战胜敌人的主要因素之一。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要稳定住部队的情绪，不要有任何松劲儿和埋怨情绪，继续做好战斗准备，只要毛主席一声令下，就要直插长江南岸敌人的心脏。

    刘伯承想到这里，随口喊道：“李达！”话刚一出口，刘伯承似乎感觉有点什么。在共产党的军队里，没有那种森严的等级之别，部队长期处于艰苦的斗争环境之中，领导和普通一兵，待遇、服装没有差别，在平时，相处皆亲如兄弟，直呼大名。

    李达是在l937年红军改编时，到一二九师开始和刘伯承共度军旅生涯的。当时他只是一个机要处长，但勤学好问，办事认真细致，遇事沉着冷静，深得刘伯承的喜爱。在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领导下和帮助下，进步很快，几年后被任命为一二九师的参谋长，随着部队的扩大，又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在第二野战军成立前，任中原军区参谋长。

    李达一直把刘伯承、邓小平尊为自己的师长，但刘伯承、邓小平并没把李达当作小学生看待，而是平等相处，尊重有加。直呼其名，已是刘伯承多年养成的习惯，尽管李达已成为人民解放军的高级指挥员了，仍不惯改口。

    “司令员起得早哇！”李达闻声后立即来到刘伯承的住处，向刘伯承道了声早安。

    “你先把这封电报看一下，”刘伯承见李达进屋后，把总前委的电报稿递给他，说，“你给陈展司令员打个电话，吃罢早饭以后，让他在兵团司令部等我们，让他陪我们到十五军那里去看一下。”李达说：“好，我马上去布置！”李达拿着电报向机要处走去。

    第十五军属于第四兵团建制。这次渡江战役被第二野战军指定为先遣部队。

    第十五军的前身，是中原野战军的第九纵队，由抗日战争时期太行军区的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6年至1947年初，太行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先后在河南林县组成。独立第一旅由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四团和第二军分区的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团组成，独立第二旅由太行军分区第四十三、第四十五团和第五军分区第四十八团组成，两旅组建后，即在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指挥下，参加了豫北反攻作战、清道战役等战斗。

    1947年8月15日，以太行军区前方指挥所及两独立旅为基础，在河南博爱县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员秦基伟，政治委员黄镇，副司令员黄新友，参谋长何正文，政治部主任谷景生。独立第一旅编为第二十五旅，独立第二旅编为第二十六旅。此外，以太行第一军分区第三十六团，第四军分区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团，第五军分区第五十、第五十三团合编为第二十七旅。

 第111章

    纵队成立后，主力部队随即参加战略进攻，南渡黄河，转战伏牛山，第二十五旅留在豫西，开辟了豫西根据地。

    1948年5月，第九纵队又改称为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10月，参加郑州战役，在兄弟部队协同下，全歼北逃之蒋军1.1万余人。11月，参加淮海战役，在参加攻打宿县、任桥阻击战和围歼黄维兵团中，歼敌8500余人。

    1949年2月，第九纵队于河南周口地区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由原留豫西之第二十五旅归建改称第四十二师，张显扬任师长，薛涛任师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四师，向守志任师长兼政治委员；第二十六旅改称第四十五师，崔建功任师长（政治委员暂缺）。

    作为渡江先遣军，第十五军于3月5日先于其它兄弟部队，从整训地周口地区开始向长江沿岸挺进。

    在部队向长江沿岸开进之前，军首长要求各师和军直分别召开誓师大会。砥砺士气，使请缨热潮一浪高过一浪。各级党委、支部、党员、模范、功臣竟相表态：“要做全革命，不做半革命！”“一百里不到，九十里不停，保持光荣，再立大功！”陈慎言等九名战士向军首长送去了用指血写成的挑战书，提出以“打通思想”和“任何情况下不动摇，不逃跑”，“保证完成任务”为挑战的条件，军长秦基伟看到战士们火一样的杀敌热情，深受感动，愉快地接受挑战。他在应战书中写到：“你们热情的来信我已经看到了，在‘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进军中，我很高兴和你们作革命的竞赛。”除战士们提出的两项条件外，秦军长建议再增加三条：（一）执行党的新区政策、城市政策；

    （二）坚决服从命令，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努力学习，不断进步。士兵和军长进行革命竞赛，在部队中引起强烈反响，收到了很好的鼓动部队士气的效果。

    淮海战役使部队得到锻炼和提高，战后补充了大量出身于劳动阶级的解放战士。在胜利形势鼓舞下，全体指战员情绪极高。

    在向江南进军的道路上，全军充满着高昂的士气和胜利的信心。部队出发时，正赶上连续大雨，指战员冒着暴雨和泥泞，日夜不停地前进，战士们的衣服、背包、面袋全湿透了，冷冷地雨水顺着颈项冲到背脊，水湿的衣服紧裹住全身。连续的大雨，使平坦的大道变成了一条泥水沟，有些地方滑得站不脚，有些地把脚陷进去拔不出来，许多人接二连三地摔倒在泥水里，有的成了泥人。

    行动异常艰难，情绪格外高昂，这就是真正的革命战士。在充满困难的行军途中，部队的宣传员用快板给大家鼓劲儿，有一首《胜利》快板这样唱道：长江天险不可怕，毛主席早已有计划。蒋匪主力被消灭，剩些零星不顶打。长江水有几千里，他守住这里守不住那。咱们翻江倒海过江去，蒋匪统治一齐垮。解放江南老百姓，革命功臣人人夸。

    还有一首《爱脚》的快板，恢谐生动，深受指战员们的欢迎：两只脚，有功劳，一举一动离不了。听说行军我高兴，立功机会来到了。

    第一走路要把我放平，不要西歪又东倒。第二万一起了泡，穿破、挤水、煤油调，千万莫把皮撕掉，宿营让我洗个澡，将来总结行军时，给我记一大功劳。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共产党军队的领导不是当官做老爷，而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艰难的行军途中，军长秦基伟亲自下伙房做饭，并指导炊事员怎样才能把饭菜做得更好，使广大指战员深受感动。

    渡过了淮河，人民的风俗、生活习惯和城乡的景色，都与北方大不相同。

    村镇上的街道漫长而狭窄，小摊上摆着竹器和鱼虾，人们说的话也使北方来的战士听不懂，到处给人一种新奇的感觉。沿途尽是水田，到处流着清澈的溪水，气候也与淮河以北有显著的差别。

    一过淮河，部队就进入了大别山地区。这里大部分是过去的红色区域，工农红军曾长期活动在这里，以后又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及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富有革命传统的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弟兵表现出无比的热情。这里也曾被白崇禧的部队长期盘踞，给人种下了极端仇恨的种子，尤其是匪首张涂和他带领的匪徒，人民提起来无不咬牙切齿。

    淮河南岸的潢川，本是一座秀丽的城市，也是大别山的门户。这里也是军事上的重镇，是几条公路干线的联接点。经过国民党军队的长期蹂躏，城市冷落，商业萧条，墙壁上还残留着敌人暴政的遗迹：伪镇公所绘制的“独子要应征”、“和尚道士要当兵”等标语。当地流行的一首歌谣说：“生下孩子给老蒋，打下粮食给保长，黎民百姓饿肚肠。”敌人强迫抓壮丁造成了许多悲剧。潢川第二区小流店村的青年农民胡胖子、吴庄材，不愿给蒋介石当炮灰，都叫自己的母亲用菜刀砍断了右手。青年农民李成海为了逃避当兵，让妻子用针刺破了他的眼珠，变成了瞎子。

    大别山是这个部队的诞生地。当年兵团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在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第十二师师长，带领部队长期战斗在这个地方。

    在部队到达新城时，他回忆说：内战时他曾来过这里四次，并在附近的山头上负过伤。当晚他住的房子，就是当年鄂豫皖工农民主政府所在地。

    部队经过湖北和安徽交界地区时，必须越过高大险峻的唐家山。这给炮兵部队增加了巨大困难，指战员谨慎地在峻峭的山崖上行进，遇到牲口不易通过的道路时，便把大炮卸下来扛着走。为了不影响进军，副连长成祥瑞扛着173斤重的炮身走了一里多路，驮手于润流独自扛着197斤重的炮腰爬过了三里高的大山。有一次牲口摔伤不能走路，营长贾文先扛上50多斤重的炮前架，爬过了五里高的山峰。当炮兵部队愉快地唱着歌到达宿营地时，驻地群众非常惊奇，以无限钦敬的语气说：“你们怎么能过得了这座山呀？从前‘中央军，炮队死了好多牲口，几次都没有过得来呢！”大别山对革命有巨大的贡献，他们的子弟成千上万地涌进革命部队。许多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许多人经过千锤百炼，已成长为人民解放军优秀指挥员。第十五军军长秦基伟就是大别山的儿子。他的家乡在湖北省黄安县，当他还没长到枪高，只有13岁时，就参加了黄麻起义。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四方面军经理处监护连排长，总部手枪营连长，少共国际团连长，警卫团团长，红四方面军总参谋部补充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一二九师秦赖支队司令员。晋冀豫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一二九师新编第十一旅副旅长，太行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象第四兵团的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郭天民，十三军军长周希汉，十四军军长李成芳，都出生在大别山地区。

    3月25日，部队经过麻城北面一个叫大河铺的集镇，这里是第三十八师师长徐其孝的家乡。他怀着激动地心情回到了离别了20年的家乡，一进村，发现一切都变得不认识了：原来相当热闹的一座市镇，现在只剩下了六户人家。他家里的房子已经变成废墟，父亲、哥哥、弟弟都被敌人杀害，只有70多岁的母亲侥幸活下来，以行乞为生。周希汉军长是湖北麻城人，他回到故乡后，竟找不出哪一堆长满荒草的败墙是自己的家门。李成芳军长是16岁离家出走当红军的，这次他率领部队恰巧经过他的家乡麻城李家河。部队走进村庄时，村里的人都挤在村口欢迎他。但他几乎一个人也认不得了，好半天才看见他的叔叔李清义。李老先生悲愤地对他说：“你走后，白党把大别山压死了。1932年3月饿死了你爹，7月间又饿死了你娘，全村16家被遭害死了54个人呀！第二年你妹妹又失落了，饿得谁也顾不上谁了，你家的房子也给白军拆了。..李成芳军长又跑去看望一个同志的母亲，她的儿子和李军长一起参军，但早已牺牲了。屋里冷落得凄惨可怕，破烂不堪的四壁被烟熏得漆黑，挂着一条条雨水冲成的印痕，满地灰尘，满屋蛛网。应着他呼唤的声音，从草堆里站起一位瞎了眼的白发老婆，抱着李军长痛哭，半天才迸出一句话：“都叫白党杀光了。成芳，快带队伍打过去，给我们报仇呀！”大别山地区经历了种种变化。唯一不变的，是人民对革命的坚贞不移的忠心。大别山人民以全力支援大军渡江南征。到处建立了支援前线司令部、供应站，日夜抢修公路，抢修桥梁，调集渡船。他们象当年爱护红军战士一样，准备了大批雨帽雨伞，到处搭起彩楼，设上茶水站，沿路欢迎大军的红旗，一直摆到江边。

    第十五军取捷径，以战备姿态隐蔽出动，直出望江、宿松。历经20天，行程1500里，连克湖北省英山、罗田及安徽省太湖、望江四城，按预定计划在3月27日占领望江、华阳镇和宿松以东的老洲头一线江岸。在华阳镇及江字号滩头阵地，歼敌刘汝明部一个营；在老洲头，宿松保安团五百余人向我投降。军主力于29日进至太湖、望江地区，控制江北岸以华阳镇为中心的滩头阵地（包括长江及附近大小湖泊），掩护兵团主力展开于沿江北岸一线阵地，做好渡江准备工作。

    第四兵团以第十三军为左纵队，第十四军为右纵队，则于3月18日到达光山、潢川地区待命。

 第112章

    3月20日，刘伯承命令第四兵团歼灭麻城、浠水、广济之敌，伪装南出团风渡江、抄袭武汉的态势，牵制敌人，以掩护第二野战军右侧背之安全，让野战军主力在安庆、望江段渡江。3月24日，第十三军在麻城地区与敌一七六师之一部接触，经两天战斗，迫敌退至麻城西南之中馆驿，我军占领麻城。麻城战斗与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直逼信阳南下的行动配合，迫使白崇禧将安庆夏威兵团的主力调于九江、武穴、一八八师从潜山、太湖西调黄梅。四野先遣兵团于4月1日占领信阳后，一部向麻城、宋埠、中馆驿推进。第四兵团4月5日由麻城推进，穿过湖北与安徽的边境，于4月11日到达宿松附近。兵团主力在宿松、黄梅地区集结。这一带全是丘陵地带。宿松城西南40多里有黄海湖。我军先头部队陆续进驻到黄梅湖沿岸，利用湖泊进行渡江训练。

    4月13日上午10时半，刘伯承一行到达第十五军司令部驻地华阳镇。

    事前接到通知，军长秦基伟、政委谷景生、政治部主任余洪远早已在村口等待首长们的到来。

    “部队的情绪怎么样？”刘伯承来到军司令部，刚一坐下，便笑呵呵地问道。

    “指战员的情绪饱满，斗志旺盛，只要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先遣军保证一举突破江南敌人防线。”秦基伟满怀信心地对刘伯承说道。

    刘伯承满意地点点头，说道：“现在国共两党正在和谈，但我们部队要做好一切立足打的准备，在这点上一定要给指战员讲清楚，名义上是蒋介石下野了，实际上还是他在幕后操纵，李宗仁当不了蒋介石的家，也当不了国民党的家，桂系的白崇禧也是顽固好战分子。李宗仁想划江而治，想搞南北朝，这也是痴心梦想。毛主席早已讲得情清楚楚，解放军无论如何都要过江，一定要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刘伯承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你们军是第二野战军的先遣军，担当首先突破江南敌人防线的艰巨任务，困难很多。第二野战军的大部队能不能按照预定计划顺利上岸，与你们军能否完成战斗任务密切相关。现在关键中的关键，是利用当前和谈的时机，认真做好准备，把渡江作战中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要想到，只要我们准备充分，就没有打不败的敌人。”“现在部队有什么大的思想反映？”李达接着刘伯承的话问道。

    “现在我们是胜利之师，”秦基伟一边给首长们的杯里斟着茶水，一边说道，“虽然20天走了1500余里，但部队的斗志仍很旺盛。因此，有的战士流露有轻敌思想，认为敌人是败兵之师，已不禁打了，为什么还和他们和谈，干脆打过去算了。”这时，刘伯承停住记录的笔，温和而严肃地说：“现在这个问题要注意，总前委来电，让我们对推迟过江的问题，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我们要向各级指战员讲明白，和国民党和谈是党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通过和谈，不管谈成谈不成，从处理国际或处理国内问题的角度看，对我们党都是有利的。所以毛主席说，国共和谈是个政治问题。现在因为和谈，推迟了解放军渡江的时间，这也是政治的需要。但这样可能使部队产生松劲儿情绪，气可鼓而不可泄，我们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野司近几天准备把师以上干部集中起来，专门讲讲这个问题。”接着，秦基伟等十五军的领导，把他们的作战准备工作，向野司首长作了详细汇报。

    随后，刘伯承又请秦基伟等陪他到江边，视察和看望了正在练兵的部分部队。

    野司的首长走后，第十五军的主要领导又专门开会，进一步研究了野司首长的指示，讨论了下一步要做的工作。

    应该说，第十五军的渡江准备工作做得是比较充分的。

    水上作战，对于十五军来说还是头一次。由于江河作战更加困难复杂，战前的准备工作要求更高。在部队出发前，刘邓首长就已告诉十五军的领导，渡江器材和渡江技术是准备工作的核心，要尽早准备，并指示要在4月11日前做好一切渡江准备工作，准备15日开始渡江。

    在十五军抵达江边的第二天，秦军长跟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到江边勘察地形。

    华阳镇渡口一带，江面宽2000至3000米。我方纵深地势平坦，多沟渠，湖域宽阔，便于部队屯集渡江器材和水上练兵。江湖之间有长河连贯，是良好的出击通道。南岸多沙滩，便于登陆。敌人有两个控制滩头的制高点，左为黄山，右为香山。守敌是汤恩伯集团刘汝明部六十八军一四三师，位彭泽（不含）至茅林洲地段。牛矶、香口、灯塔东南无名高地及黄山，香山上有集团工事。近岸有堑壕，水际有鹿砦等防御设施。两山鞍部为炮兵阵地，纵深未设防。据此看来，望江、华阳镇地区是比较理想的进攻出发地，香口至茅林洲段可预定为突击登陆地段。

    为做好准备工作，十五军领导责成各师，建立了三种专门委员会。由侦察、保卫、敌工部门组成情报委员会，以动态观察、捕捉敌探、过江侦察或佯动侦察等手段，查明敌兵火力配置、活动规律、警戒程度；由作战、训练、通信部门组成战术研究委员会，搜集水文、气象资料，研究渡江战术，拟定作战方案，组织水上练兵和战术演习；由政治部、军械、后勤和民运部门组成后勤委员会，保障粮草军需，征集购置各种渡江器材，组织船工，收容伤员。另外，全军抽调300名干部，协同分区开辟建设地方政权，发动群众。

    各级首长直接参与某一组织的领导。

    江河作战，船是最基本的条件。敌人由江北南逃时，沿江北岸船只大都破坏或劫走，给我军造成极大困难。十五军到达江岸后，派出部队协同地方政府向群众宣传动员船只。沿江本有许多靠船为生的船家，因为国民党军队害怕解放军渡江，强迫把北岸的船只拉到南岸或毁掉，那时候，有的船家便悄悄地把船划出长江，在湖泊里装上沙土沉下去，以躲避蒋匪兵的迫害。如今一听到我军渡江，便兴奋地自动把船捞起来加以修补；有些地方日夜不停地为部队建造新船。首先到达江边的十五军，在八天内，就筹集大小船只443只，渡江前共筹集大小船748只，组织训练水手1400人，一次可以载渡一万人。群众还同部队指战员一起，把民用船改造为战斗船。用土袋、湿棉被等加强了船只的防护能力，增桨加橹以提高船行速度，利用竹、木、稻草制成救生圈，准备棉花、桐油、石灰等以备堵补弹孔。为了便利伪装，用砖粉、白灰、污泥混合涂抹船身、帆篷，使水船一色。

    4月初，部队开始集中水上练兵。按兵种，作战任务分别进行。突击人员着重进行上下船的队形动作、水上射击和攻占滩头阵地的战术技术训练。

    江中队形，一般以指挥船为中心，保持一定队形。基本要求是：按指定的登陆点，各船用最快速度，直奔敌岸，所有船只应向最前面的船看齐，自然形成不规则的队形。各渡船靠岸后，主动互相配合消灭当面之敌，尔后向中心合击，夺取预定目标。渡江的后续梯队和预备队，则着重山地、河川、水田战斗的战术技术训练。

    部队水上练兵，历尽艰辛。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来自北方。尽管在找船时，各师就通过组织干部战士“谈水”、“看水”、“试水”，初步打消了大家的畏水情绪，但要从“陆上虎”变成“水上蚊”并非易事。战士们乘船在大浪滔天的湖上兜一圈，五脏六腑都得翻过来，呕得昏天黑地。经过一段紧张的水上练习，大部分人学会了摇橹划桨，一部分入学会了掌舵和撑帆。

    许多原来不识水性的战士，都变成了水手。部队的各种人员也都结合自己的任务进行训练。卫生员演习水上抢救，3分钟可以把伤员从离船100米处运到船上；电话员演习水上架线；通讯员也演习水上送信。..

    在部队准备渡江的过程中，还发生了这样一个有趣而感人的故事。

    有一天夜里，薄雾弥漫着江面，东风飞卷着浪潮。正在江北岸放警戒哨的一个侦察员，忽然发现江面上有一个黑色的东西，顺着急流漂近岸来。侦察员定睛一看，原来是一捆芦苇，上面还紧紧地趴着一个人。侦察员用力把这人从水里拉上岸来。只见他光着身子，穿条短裤，冻得直发抖。只听他断断续续地问道：“你是解放军同志吗？”当侦察员回答他正是解放军时，这人“哎呀”一声，抓住侦察员的手，深深地吐了一口气说：“可找到你们啦！”这人连忙从嘴里取出一只手指粗的瓶子，交给了侦察员。只见瓶口用蜡密密实实地封着，里面卷放着一封江南人民请求解放军赶快打过长江去的信，和一幅标着南岸国民党匪军布防情况的地图。地图上和信上的字特别小，必须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送信人是借着夜色的掩护，巧妙躲过敌人的岗哨，来到江边的。面对白茫茫的江水，送信人把小瓶放在嘴里，顺手拖起一捆芦苇，跳进江，朝北岸慢慢地游了过来。他刚游到江心，风紧浪大，芦苇直在江心里打转转，一阵阵浪花把他卷下去一次又一次，他挣扎着。

    从天黑6点钟开始下水，一直漂到早晨3点多钟，整整和狂风恶浪搏斗了九个多钟头。凭借着“要死死在江北，信和地图一定要送到解放军手里”的信念，终于到达了北岸。

    这位勇敢的江南人民使者的英雄事迹，感动了所有见到和听到的人。

 第113章

    战士们面对着滔滔的江水，立下誓言：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4月16日下午，南京傅厚岗李宗仁官邸。

    当李宗仁接到黄绍竑将带《国内和平协定》回南京的消息时，便急电召白崇禧等人来商量对策。

    黄绍竑一飞到京；李宗仁便命人将他接到傅厚岗六十九号官邸，立即召开秘密会议。

    黄绍竑从皮包里取出文件交给李宗仁，并加以说明道：“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再三说明，这个《国内和平协定》是不可更改的定案，签字日期定在20日，如果政府同意就签字，但是，无论政府签字与否，他们都要渡江。中共方面希望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于右任先生、居觉先生、童冠贤先生五位同来北平参加签字仪式。文白先生和诸位代表希望协定早日签订。”李宗仁把文件草草地看了看就交给了白崇禧，白崇禧拿过文件，在文件上急速地搜寻着什么。文件本来就不长，他很快也读完“真难为你啦，像这样的条件居然也带得回来！”白崇禧看完，把《国内和平协定》往茶几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道。黄绍竑忍着气，看了看李宗仁说道：“像这样的条件已经很不错了，我们承认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的，在这方面，中共是作了让步的，我方提出修改意见四十多处，共方接受了半数以上。”“接受什么了，”白崇禧拍案而起，冲着黄绍竑吼道，“我的条件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共军不能过江！”黄绍竑鼻子哼了一下，冷冷地说道：“这办不到！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把话讲死了：不管南京当局在这个协定上签不签字、共军都要过江。”“那仗就非打不可，还谈什么？”说罢，白崇禧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

    李宗仁一声不响地只顾大口大口地抽烟。会议不欢而散。

    白崇禧的态度，黄绍竑回南京之前是有心理准备的。如果说李宗仁倡和还有点和平的真心的话，而白崇禧倡和则主要是为了争取时间准备抵抗到底，他心目中答应共产党的和谈条件的核心是不准共军过江。并且随着国共和谈的正式交涉，共军一定要过江的消息不断从北平传到南京，他的思想和蒋介石越来越靠拢。前几天，他曾给第三兵团司令官张金发过一封密电，说：“吾人今日为爱护五千年文化，为保证人民自由的生活方式，应在三民主义共同信仰基础下，不分畛域，不问党派，团结一致，作殊死斗争。尤当支持中枢作有效之决策。否则人自为谋，分散力量，古今多少失败惨痛的历史教训，转瞬落到吾人头上矣！”说服白崇禧接受《国内和平协定》可能性不大，黄绍竑寄希望于李宗仁。

    虽然白崇禧在桂系里也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但从以往的历史看，在有些问题上，只要是李宗仁一定要坚持的，白崇禧尽管不情愿也是会听的。例如1930年，桂系联合冯、阎欲取中原而进攻武汉，但因黄绍竑所部动作迟缓，贻误战机，使桂系遭到惨败。回桂后，白崇禧、张发奎坚决要清算黄绍竑而李宗仁坚持不让，白也从了李宗仁。后来黄绍竑投蒋，白崇禧对之恨得咬牙切齿，而李宗仁挡住白崇禧对黄的发难，送给黄一大笔路费，并和白崇禧一道盛宴为黄饯行。所以黄绍竑认为，说服李宗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还是有可能的，只有李宗仁在协定上签了字，白崇禧岂能和李宗仁闹翻不成！

    白崇禧走后，黄绍竑向李宗仁问道：“德公，你觉得这个协定如何？”李宗仁长吁一声，说：“我们是斗败的凤凰，还有什么好说的。共产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彻底底消灭我们，得势不让人哪！”李宗仁从茶几上捡起《国内和平协定》，一边翻着，一边继续说：“这个协定够苛刻的，国民党是中国的第一大党，虽然现在失败了，但还有一百多万军队，还有南半个中国十几个省份，不好让人接受。”黄绍竑看着李宗仁痛苦的样子，涌出一股哀情，但还是说道：“毛泽东已说过，和平协定签订后，将来成立联合政府，德公可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宗仁没等黄绍竑说完，不屑一听地摆着手，打断了黄绍竑的话，说道：“季宽兄，你太幼稚了，连这个党都不让存在，给你个副主席会怎么样？

    连党都没有了，我这个副主席能起什么作用。再说，在这个时候，我岂能图一人之安逸而一签了之！我这个代总统，是为和平而上台的，如果求和不成，那就应该去职，以谢国人！”在逼蒋之际，李宗仁似乎是胸有大志，但现在已是心灰意冷，最后无可奈何地说：“这事还是让老蒋定夺吧。”第二天，李宗仁派张群，乘专机去溪口，向蒋介石请示汇报。

    蒋介石看了协定，气得暴跳如雷，破口大骂：“文白无能，丧权辱国！

    我要处置他们，一定要处置他们！”说完，竟把协定狠狠地摔在了地上。

    4月17日、18日，桂系的头头频频聚会，商讨对策。会上仍然是黄绍竑和白崇禧两人唱主角，一个人劝和，一个人主张打，闹得不可开交，几乎动用了拳头。最后，打的意见逐渐成为会议的主调。

    为了拖延时间，南京在18日广播说：对和谈条款，可予忍让。但对渡江问题尚在考虑。又谓黄绍竑因血压高，不及于4月20日前返北平云云。

    桂系范围内讨论不出名堂，而蒋介石也从来没有把他们的意见当意见，在张群到溪口以后，他立即让蒋经国给南京的何应钦和广州的吴铁城去电，让他们组织国民党中常委进行讨论，尽快拿出应付的措施。于是，国民党中常委在南京连续召开了两天会议，对和平协定作最后的决定。

    会议一直由何应钦主持，代总统李宗仁列席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在南京的中常委、有中央党部的秘书长吴铁城、参谋总长顾祝同、行政院秘书长黄少谷及几位部长，另外，刚从太原逃出来的阎锡山也应邀出席了会议，白崇禧令不知者纳闷：他没有参加这个他应该参加的会议。

    在会上，吴铁城嗓门最大，坚决反对签订和平协定，他说：“这个协定是绝对不能接受的。中常委从未承认过中共1月14日提出的和平条件。要和谈不能离开中常委讨论的那个和谈五项原则。代表团离开五项原则，擅作主张，这是非常错误的。我们既然这样被共军吃掉，还不如一打到底，即使那样彻底败了倒也痛快。”中常委们不管是主张打也好，或是主张和也好，但有一点他们的感觉是共同的，这就是国民党已近灭亡。不知是出于他们对党国的感情，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绝望，不知谁在会上首先哭泣出声，引得会上多人放声大哭起来，如丧考妣，好不悲伤凄凉。

    作为会议主持，是得拿出意见的，何应钦在会议的第二天下午总结性地说道：“两日来，各位已经发表了很好的意见，最后的意见也是比较一致的：中共的八条二十四款，实在叫人难以接受。我是赞成原来中常委和谈声明的。

    但从北平拿回的协定，与中常委和谈声明的原则相差甚远。共方协定的前言，皆属对政府和本党的诋毁之词，等于对罪犯的判决，难道我等全是罪犯？就以改编军队一项而论，双方军队既罢战言和，自应同时改编，以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原则。而该协定把属于政府的一切武装力量均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这不是实现军队国家化的做法。在历史上国共两党共有四次大的和谈，当然这一次我们是失败者，不管怎么说，我们从这个协定中看不出共产党的宽阔胸襟来，当然，我们做得也不好，否则何至于此？签不签这个协定，我们都是一个死。我的意见，不能签这个协定。”话说完了，何应钦才觉得还有个代总统存在，又补充了一句：“看李代总统有何高见？”这时李宗仁听到“总统”的称呼，一点儿也没有刚上任时荣耀了，像立时受了极大屈辱而又不能反抗似的沙哑着嗓子有气无力他说道：“事到如今，是战是和，我也没有什么好办法。如果广州和溪口的意思，是要和共产党一战到底，怎么办都行。”4月18日，南京当局根据蒋介石的意见，发表了《对当前和谈的声明》。

    声明重申了蒋介石《元旦文告》的基调，并表示：倘不能实现原定的五项原则，“则牺牲奋斗，万死而无辞。”4月19日，南京广播发布了宣传部长程天放的答记者问：“和平的希望暗淡，如果共产党过江，国民党不会投降，而是抵抗。是成功是失败，要靠我们的努力，反对渡江是国民党决策者一个月前就决定了的，这一立场今天宣布，盖因在此以前发表恐危害和谈。”此时的蒋介石，则一反几个月来的仰郁情态，又像松缓了一段时的弹簧一样，倏地跳了起来。他命令蒋经国传达他一系列手谕，让前方各将领迅速进入战斗状态，和共产党最后一拼：“令汤恩伯、白崇禧、胡宗南、宋希濂..守住长江，保住西南..坚决抵挡住共军的进攻！”“令孙立人，加速编练新兵..”和谈彻底破裂，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反动派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一场新的恶战已在眼前！

    五羊城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胜利形势下的部队整训。

    中央军委把四兵团暂归四野指挥，没有考虑陈赓和林彪之间曾发生过一个戏剧性的故事。

 第114章

    郭天民：这个计划将会使部队有大量非战斗减员。林彪：按既定作战方案执行！陈赓：知我者，毛主席也！

    1949年重阳节，中央军委下达“向广东进军”令。十五军攻占曲江，“海珠桥血案”。陈赓再次“违抗”林彪的命令。

    第二野战军陈赓兵团在解放南昌以后，遂在南昌、丰城、临川地区进行短期整训。一是当时部队正在调整作战部署，二是渡江战役之后，部队也出现了一些新的思想动态。

    渡江作战以来，在胜利形势的鼓舞下，整个部队士气高涨，信心百倍，决心在这次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进军中再立新功。但是在少数人员中，不同程度地滋长了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受的情绪，成为部队继续前进的障碍。

    这次整训，部队集中学习了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和继续进军的准备工作。在学习中，批判了“打过长江就万事大吉”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等不良倾向。通过学习，进一步加深了将革命进行到底、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思想。

    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人民解放军永远是一个战斗队，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在国内没有消灭阶级和世界上存在着帝国主义制度的历史时期内，我们军队还是一个战斗队”的指示，使大家明确了方向，提高了斗志，在全军中进一步提高了夺取全国胜利、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和信心。

    关于第四兵团下一步的作战任务和部署，中央军委根据渡江战役胜利结束后的新形势，作了重新调整。

    在四兵团十三军三十七师进占南昌城后的第三天，即5月26日，中央军委命令：四兵团归四野指挥，参加对白崇禧作战；五兵团三十八军归四兵团指挥。

    兄弟友邻部队互相配合作战，是军旅中军事行动之常事。但把一建制部队划归或者是暂时划归为另一建制的部队指挥，是任何军队的主帅都非常谨慎从事的一件事情。为什么会如此，这不是三两句话就能说明白的问题。在国民党军队的军事作战中，除了台儿庄大捷之外，这种性质的配合作战，胜例极少。李宗仁台儿庄一役，声名大振。除了他率领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取得重大战果，为日寇所惊恐，为国人所欢欣之外，还在于他在此战役中，指挥的并非自己的桂系，也非蒋军的王牌，而是一支诸多部队凑起来的杂牌军，靠这些部队打出如此辉煌的战果，不能不让国人和军事行家对李宗仁的指挥才能钦佩之至。但这样的战例在国民党军队的战史中是罕见的。

    共产党的军队决然不同于国民党的军队，没有门户之见，不会互相拆台，所以才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种配合，在解放军的战史中，可以说很多。

    陈赓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林彪是黄埔第四期毕业生，当林彪作为新生进校时，陈赓已经是黄埔第四期步兵科一团七连的连长，既是林彪的学长，又是林彪的上级。

    陈赓和林彪都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当时，陈赓任国民革命第三师六团二营营长，林彪任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三营七连连长。南昌起义部队撤出南昌后，遭到敌人堵击，余部向潮州、汕头方向抵进，又遭敌人围攻，起义部队遭到惨重失败。也就是潮汕地区，发生了陈赓和林彪都终生难以忘怀的富有戏剧性的故事：..指挥部在向潮汕撤退，陈赓奉命带领全营掩护。钱大钧的部队已近在跟前了。他们在掩体后面匍匐前进，突然一跃而起，呐喊着冲锋。陈赓瞄准一个军官，屏住呼吸，放了一枪，可是那家伙却继续前进，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同时他听到了手榴弹的爆炸声，急促的步枪声和短促的仿佛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机枪扫射声..陈赓迅速地向两边扫了一眼：他的同志，那些亲密的、同生共死的同志，已经跃出了掩体，准备决一死战。他纵身一跳就跃出了掩体，端起一支步枪，呐喊着向前冲。他盯住了最近的一个敌军，觉得整支枪的份量都集中到刺刀尖上了..他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瘦小的背影朝旁边一闪，陈赓挥动着枪朝他招呼：“林连长，你往哪儿走？”林彪惊魂未定，忐忑不安地走过来。他刚喊了一声：“陈营长！”一颗手榴弹就在附近爆炸，距离是那么近，脚下的土地都在震动。林彪的喊声走了调：“我们连没剩几个人啦，撤吧！”陈赓厉声命令道：“没有总部的命令不许撤退，我叫你带领你们连往上冲！”“陈营长，不行！我们人大少！”林彪一面揉着搓着跌疼的膝盖，一面为自己辩解。

    “你再说我枪毙你！”林彪吓得跳了起来，身体差点儿栽倒。他手扶着墙，看了看周围的人，尖声喊着：“冲啊！..”后来的情况逐渐发生了变化，陈赓和林彪都是共产党军队中的名将，但在职务上林彪要比陈赓高，在红军到陕北时，陈赓曾在林彪作军团长的红一军团任师长。后来，陈赓曾向毛泽东和周恩来公开表示，不愿在林彪手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陈赓旅成了刘伯承一二九师中的铁旅。

    由于革命工作的需要，陈赓兵团要划归林彪指挥，接到军委的命令后，陈赓马上给四兵团的其他领导讲：“我们协同四野主力作战，一定要顾全大局，积极配合，不挑选任务，拣重担子挑。”在中央军委下令四兵团划归四野指挥的时候，桂系军阀白崇禧部正在湘赣边境组织防御，企图阻止我军向长沙、衡阳方向前进，迟滞我军向华南诸省进军。从南昌地区赣江西岸撤退的桂系残部，继续在湘赣沿线残害人民。

    赣西地区的人民群众，不断派遣代表请求我军渡过赣江西进，追歼残匪。

    当时，四野的司令部在郑州，而陈赓四兵团的司令部则在南昌附近，相距2000余里。

    追剿白崇禧在华南地区的军队，林彪认为：“为切断白崇禧的退路并将其主力部队一举歼灭在湖南，拟在长沙衡阳地区发起新的百团大战。电令四兵团于7月中旬渡赣江经宜春进入湖南醴陵、衡阳、株洲一线，与白崇禧主力决战！命四兵团的三个军为第一梯队，十八军作为兵团的第二梯队。邓华的十五兵团作为四兵团右翼往下插，沿浙赣线，与四兵团南北齐头并进。”林彪的作战命令下达时，陈赓正在南京开会。由郭天民副司令员召集各军长开作战会议研究。经过研究认为：实施林彪的计划，往西北方向运动，只能侧击白崇禧的尾巴。时值盛夏，部队因酷暑大量减员，如果再打疲劳战，对下一步围歼白崇禧部队则力不从心。

    陈赓队南京返回后，也认为林彪的作战计划不很妥当，让郭天民副司令员向林彪提出意见，建议林彪更改此作战计划。

    林彪回电坚持既定作战方案。

    陈赓由南昌回到兵团前指驻地樟树镇，正式向军委陈述了个人的意见：据长江北同白崇禧部队作战所知，白狡诈凶险，正面作战不易歼其主力。必须取大迂回、大包围的方式，而此次侧击行动根本不是迂回，构不成对敌之包围。我部人马逾万，稍有动作，极易被敌发现。而一旦发觉，敌即火速退缩两广，于下仗极为不利。又，时值盛暑，北方兵多，水土不服，非战斗减员甚多。故建议：充分利用我兵团之有利态势，继续向南推进，搞大迂问，占广州，堵截敌向广东之逃路。同时也表示，部队正在待命，准备随时执行四野的作战计划..

    电报同时上报林和刘、邓。

    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肯定了陈赓的意见。

    7月16日，中央军委给二、四野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茶陵，在衡阳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办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方能掌握主动。”7月17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军委名义拟电就“追击白匪之部署再致林彪”，指出：陈赓三个军。十五兵团两个军统由陈赓率领经赣州、南雄、始兴南进，准备以三个月时间占领广州，十五兵团两个军协同华南分局所属武装力量及曾生纵队负责经营广东全省。陈赓率四兵团三个军担任深入广西寻歼桂系之南路军，由广州经肇庆向广西南部前进，协同由郴州、永州入桂之北路军，寻歼桂系于广西境内。

    从7月中旬开始，按照大迂回、大包围的作战部署，四兵团向湘赣沿线挺进。

    陈赓命令十三军、十四军渡赣江作战，十五军由福建向江西临川开进集结。

    很快，十三军、十四军配合四野兄弟兵团，冒着江南盛暑，在樟树至吉安的200里前线上渡过赣江，连续解放了峡江、吉水、吉安、安福、新喻、清江等六座县城。

    在吉安附近的战斗中，歼灭白崇禧部二十三军的两个营。另部我军则于同时解放奉新、高安两县城，守敌第四十八军第一七六师向南逃窜，被我在高安以西的扬公圩、泗溪一带截击，其第五二六团大部被歼。我军继续向西挺进，又解放了萍乡以东湘赣铁路上的分宜县城，及其西南安福和莲花间的洋溪，另部解放分宜西北的万载县城。

    这次进军，部队各历艰辛。如第十五军各部冒着酷暑兼程西进时，一直沿着崎岖的小路进军。通过隘路的时候，牲口不能驮载，战士们抬着炮身行进，用被单撑伞遮阳，用竹筒自制水壶储水。沿途村庄稀少，经常冒着大雨露宿野外，蚊虫成灾，战士用夹被撑起当蚊帐。由于酷暑炎热，加上过分疲劳，行进途中不少体弱同志中暑晕倒或患各种疾病，各个部队都有数量较多的病员，骡马也有许多生病。

 第115章

    部队发扬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战胜了一切困难。

    在部队进军途中，也受到了赣西人民的热烈支援，留下许多动人的故事。

    在我军强渡赣江那天，有40多只船集结在埠头渡口上，有些女船工也赶来支援部队渡江。在敌人猛烈炮火下开始渡江的时候，船工们争相让突击队员上自己的船。他们一个个戴着红色的布条，努力争取渡江第一船。那天撑得最快的，是刘景山父子的一条船。解放南昌之战中，我军一部渡江迂回敌人，刘景山曾在三湖一带摆渡三天三夜。这次又带着老婆、儿子和儿媳，摆渡我军追歼白匪。他说：“我受了几十年的苦，没有过一天好日子。自己的队伍来了，可该翻身啦！”55岁的刘志汉，和他16岁的孩子及17岁的儿媳妇，也来摆渡我军，还和刘景山父子展开了竞赛。

    刘志汉见刘景山父子的船赶过去了，便对儿子儿媳说：“墨云，宝珍，快！赶过他们去！”他把手中的橹紧摇几下，水花直向船打来，船就象箭一样从斜面里赶上去。炮弹不停地在西岸爆炸，战士们在船头鼓劲，刘志汉更增加了无穷的力量。他说：“就是和以前不一样了，红军从这里走时，没有大炮，现在什么炮也都有了！队伍也大了！”他看着黑烟连续在对岸升起，兴奋得不知如何才好，只是拼命地摇橹，赶过了刘景山的船，当了开路先锋。

    某团五连在鹤巢地区追上了白崇禧部一八八师。担任全连搜索哨的四班，先和敌人开了火，全连立即展开火力，投入战斗。

    敌人先绕到右翼一排的阵地上，企图占领一排阵地后，从四面包围二排。

    接连四次进攻，都被一排击退。

    敌人看进攻一排不成，又集中一个营的兵力进攻二排阵地。猛烈的炮火，几乎把二排阵地上的土翻了过来。待敌进到距离我方阵地只有200米处，刘全声的机枪在左，老战斗英雄蒋心元的机枪在右，交叉着向敌人猛烈射击。

    蒋心元站起来端着机枪打，负伤后站不起来了，就趴在地上打，再次负伤时才把机枪交给刘振成。

    战士们打得急了眼，全都站起来打。10多个敌人倒下来，剩下的拉着死尸往回跑。排长马小毛右肩被打穿了，头上也被炮弹片擦了一块，脸上流满了血，仍在阵地上检查大家的工事。同时叮咛大家：“一定要守住阵地，这是为人民立功的时候啊！”不久，敌人密集的火力，又向第二排阵地猛射；随后，敌人出动四个排的兵力，分两路迂回过来。四班副耿福成在阵地上来回跑着监视敌人。他看见一个戴大沿帽的敌人，用冲锋枪逼着几个士兵柱上冲。他瞄准就是一枪，大沿帽立刻和脑袋分了家，其他几个敌人趴在地上就不敢动了。在冲锋枪的逼迫下，敌兵象蜗牛一样慢慢向前爬，接近到我们阵地30来米处，刘金声、刘振成的两挺机枪，一齐端起来向敌人扫射，耿福成首先站起来甩出一颗手榴弹，战士王建华一个炸弹正投在敌人中间。接着便一阵手榴弹的轰鸣，敌人又留下儿十具尸体退了下去。

    敌人退下去后，战士们拾起敌人丢过来没有爆炸的手榴弹，一看，原来敌人过于惊慌，都没有拉弦。

    二排长马小毛又负了伤，四个班长全负了伤，全排只剩下了10多个人，子弹已经快完了，手榴弹每人只剩一个。四班副耿福成自动担负起艰巨的指挥任务。他向大家说：“同志们，都上好刺刀，子弹打完了用刺刀拼。”同志们齐声响应。敌人又派出两个连的兵力，向二排阵地发动了第三次进攻。

    敌人进到60多米的地方，再也不敢前进了。爬在地上瞎嚷嚷。

    耿福成命令机枪手，远了单发，近了连发。敌人在远处嚷了半个钟头，才接近到20多米处。我军的机枪刚一响，才投出几颗手榴弹，敌人就吓退了。

    随后敌人发动的第四次进攻，也被顶了回去。

    待后续的六连赶来，敌人遂即乱了阵脚，丢盔弃甲。

    7月19日早晨，我军某团派出的侦察小组，在宣春新田乡上龙源西山岭地区，发现一股敌人。这伙失魂落魄的敌人，一发现我军战士，就赶紧逃窜。

    侦察组报告团部后，团里决定追歼该敌。

    八连一排飞快地抢占了敌人逃进的山左边高地，封锁了东面的逃路；七连和八连的两个排，即从右侧迂回到山后；九连由正面进攻敌人。

    由于我军的灵活指挥，一下子就把敌人一个营紧紧包围在一个山头的狭小地带，只有南面留下一个空子：悬崖绝壁。

    冲锋号一响我军从四面向敌人发起冲锋。敌人凭着装备优良，据守山头作垂死的抵抗。勇士们奋勇向前，营长贾德法带通信班冲在最前边，敌人见状，赶紧打出白旗高喊：“不要打，不要打，我们投降。”冲在最前头的通讯员王文生大声说道：“投降就快点放下武器。”敌人马上将枪枝挂在前面的树枝上，并且吹哨收拢尚在顽抗的敌军。

    当一排冲到另一个山头时，一群敌人把武器放在地上，高举双手说：“我们投降了，你们救了我们的命了。”其它山头的敌人，也都相继放下武器。这样，我军无一伤亡，以一个营的兵力全歼敌江西省保安第二团第三营，生俘代理营长戴及松以下官兵230人，缴获大批武器和弹药。

    赣江西岸追击战中，状如惊弓之鸟的敌正规军，也同样稀松不经打。

    7月24日，某师侦察连的一个小组，在泰和城西南10余里大塘下村公路两侧的高山上。发现敌情，双方立即打起来。年轻的侦察连长丁永泰，得到侦察小组的报告，即刻率领20名侦察员，冒着烈日自大塘下正北山地，向西越过险峻的黄坑岭，再直扑正南插入敌后，绕到大塘下村的西南，钻入敌人的腹地。

    等到天一黑，丁永泰带领侦察员冲进泰和、马家洲间的武溪街，此时一股敌军正沿公路逃窜。汤姆枪组赶紧追赶上去，咬住了敌人的尾巴。枪一响，敌军拼命逃跑；武溪街西南池头村的敌军正在吃饭，一听枪响，连忙丢掉饭碗南逃。我军一直追了七八里，抓到两个掉队的敌人，问清敌情后，丁连长决定停止追击。

    这时，马家洲的敌二十三军二一一师师部，和分布在左右侧翼的敌军，慌忙向公路上集中火力，盲目乱射，乱打照明弹。当丁永泰带着这20名侦察员往回走，刚到大塘下村西南时，突然发现一股敌军迎面而来。

    走在前面的六班长王美善，机警地大声问：“哪一部分？”敌人回答：“六三三团。”王美善高声喊道：“来一个！”随即跑过来敌人一个步兵班长。王美善立即低声命令他缴了枪，逼令他伏在地上高喊：“八连过来！”经过敌人预定的竹哨子联络后，敌八连乖乖地进入侦察员临时布置的伏击圈内。开火只三分钟，敌二十三军一个连就全部缴了械。

    敌人还有一个连，原来警戒在大塘下两边的山地上，他们听到背后枪声大作，撒丫子便跑，恰好碰上我们的侦察员，这个连除极少数逃走外，也大部被俘。

    丁连长和他的20个侦察员胜利归来了，马家洲敌军的炮火和照明弹，却彻夜不息，一直到第二天早晨还时断时续。

    这股敌军是从长江北岸大别山地区，一直被我军追赶逃到这里来的，士气低落，逃亡很多。在我军俘获的敌一一八帅一个逃兵的日记上记述：5月14日在九江全连有77人，6月28日在新喻只剩61人。敌一七六师五二八团，在广水防守平汉铁路时，每连尚有110到120多人。在南逃的两个月中，第五连就逃亡了36人。由于士兵逃亡，这时全团人数最多的连只有70人，少的只有58人。

    投奔我军的一个副班长傅根年说：“从湖北广水县南撤的一个多月，我就没有好好吃过一顿饱饭，鞋子也不发，十之八九是光着脚逃跑。许多人脚坏了，走不动路，当官的就用枪乱揍。第四十人师的五个逃兵中，就有四个挨过打，这样的日子，准能忍受得了。”第四兵团在西渡赣江、南下湘边这段日子中，除了日夜进军进行军事作战外，还必须同炎热和疾病作斗争，所以，在7月下旬，部队进行以“人马健康”为主要内容的短暂休整，医治病员，恢复战士体力。8月上旬，部队配合四野兄弟部队，沿江西通往广东的公路，并肩向赣南前进。部队抵达赣州南北公路两侧地区，获得沿着粤赣边界五岭山脉一线的前进基地，准备时机成熟，即向南扩展，解放敌人盘踞的广东省。

    盘踞在广东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是余汉谋部。当时余汉谋是广州绥署主任兼广东省主席。该集团在国民党军队中属势力较小的一个集团。其正规军有十二、十三、二十一共三个兵团，下辖10个军、28个师共约12万人。另有五个保安团、四个保安纵队及其他地方武装共约两万余人。此时，余汉谋集团和白崇禧集团组成了所谓“湘粤联防体系”，以湘南衡阳、粤北韶关（曲江）为布防重点，以保障两广。关于广东省境的具体军事部署，余汉谋又根据伪国防部的命令“巩固粤北，确保广州”，在广东省内组织防御。其兵力部署是：在以曲江为中心的粤北地区，以其主力第三十九、六十三两个军布防，先头伸至南雄、乐昌，为第一道防线。由方天（十三兵团）指挥二十三、七十军，以英德为中心，沿粤汉路及其以东的翁源地区布置其第二道防线。

    以第二十一兵团刘安滇指挥第三十二、五十军集结于广州以北的粤汉铁路线上，和以东的从化地区，布置第三道防线。

 第116章

    胡琏（第十二兵团）指挥的第十、十八军集结在潮安、汕头地区，准备策应方天兵团作战。以第一○九军、绥署警五团、宪兵第十七团、第二十六团维护广州。敌第六十二军则驻湛江市，维护雷州半岛和海南岛的联系。

    自李宗仁从桂林来到广州后，广州已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核心所在。

    李宗仁到达广州当日，在飞机场发表了书面谈话，把和谈失败的责任统统推给了共产党，谓中共“如欲始终以兵戎相见”，并表示他“决将领导政府”，作”坚强之抵抗”。

    李宗仁的书面讲话，深受蒋介石的欢迎。蒋立即表示支持，并给在广州的军政人员“民众团体”颁发命令，谓“在此期间，广州即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在地。”李宗仁到广州后，中华北路的迎宾馆，成为“代总统”的官邪。李宗仁另有打算，他曾和张发奎等人商议，实行两广联盟，自立门户，和蒋介石分庭抗礼。在军事方面，主张固守湘南、赣南，稳定住华南局面，以此争取美援。同时扩编新军，在粤桂两省迅速编组二线兵团，必要时退守海南岛与蒋介石控制的台湾并立。政治方面，以撤换忠于蒋介石的广州市长和警察局长为开端，逐步消除蒋在广州军政方面的党羽，以两广人代之，彻底从蒋手中夺回广州的军警权和财政权。

    李宗仁的这些活动，自然瞒不过耳目灵便的蒋介石。况且，两广职员反蒋在历史上屡有发生，蒋介石不能不防。李宗仁到广州以后，蒋介石密切注意着两广将领的活动。

    李宗仁认为，实现他的宏伟计划，争取美援为首要，而要争取美援，则要让自己人当外交部长。抓军队，自然应把国防部长槁到手。李宗仁计划，让白崇禧当国防部长，甘介侯当外交部长，张发奎当总参谋长。

    从何处下手呢？改组行政院首当其冲。

    何应钦难得清闲，不久之后，何提出辞职，李代总统立刻照准。

    准来入阁，李宗仁选了国民党元老居正，想利用居正实现自己的计划。

    但居正被提到立法院时系和黄埔系的人马来了个大发动，“发扬民主”，把居正给投票否决了。

    阎锡山劝驾李宗仁归穗，给蒋介石效了犬马之劳，不久即被委任为国防部长。选行政院长，蒋又想到了阎老西。阎又当了行政院长。

    外交部长，蒋说胡适最合适。胡适精通英语，曾获美国博士学位。阎锡山是推荐不出这样的人，桂系想沾手外交，也一样落了空。

    在和谈时，蒋介石还觉得李宗仁有利用价值，此时蒋介石也就不再借重李。

    而李宗仁在广州的一番动作，连桂系中的亲近在内，都认为再跟着李已经没有什么指望，纷纷作鸟兽散。去台的去台，赴渝的赴渝，李宗仁的门庭，愈加冷落。

    7月初，蒋介石准备再到台前执掌帅印，因此，加紧了各方面的活动。

    对外，蒋飞赴菲律宾，与季里诺举行“中菲会谈”，会后发表文告，鼓吹建立“太平洋反共联盟”，而且准备邀请南朝鲜的李承晚入盟。蒋又另派吴铁城赴日，与麦克阿瑟及日本军政界加强联系。

    对内，蒋进一步加强对桂系的打击，分化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关系。对白，利用其现实利害观念，一方面不伤害其现有军权，且若隐若现，以更大的军权作为诱饵，加以羁縻；另一方面也巧妙地暗示白：如不听招呼，他手中的军饷立刻就无处发落。

    7月初起，广州方面不断传来蒋介石要来广州的消息，李宗仁也深感这傀儡当着不是滋味，自觉利用代总统这个名目再难有任何作为，故也一再表示，欢迎蒋到广州主持一切。

    在这一段时期内，蒋系人物在各方面，也都已为蒋复出做好了准备，只待蒋的到临，使之公开化、合法化而已。7月14日，蒋带领一批人马，飞抵广州。蒋故意把行动弄得神神秘秘，事前不通知李宗仁，在飞机场迎接的，只有陈立夫、蒋经国、余汉谋等几个人。等李宗仁知道后，满头大汗地赶到机场，蒋介石早已进了广州城。

    蒋介石到广州后，汽车直驶行政院，当时国民党中政会和中常会正在开会，忽报总裁光临，举座震惊自不待言。蒋随后即到代总统办公厅进行看望。

    来之前，不通知，说是“怕惊动大驾”，到之后，先拜访，表示礼数甚周，把李宗仁弄得很尴尬。当时，李宗仁向蒋请示，当天举行仪式时，大家穿什么衣服？蒋说穿大礼服。李宗仁立即派人往香港赶制大礼服。后蒋说要穿军服，李宗仁又穿了军服，胸前佩齐勋绶前往。岂料蒋介石出现时，穿的竟是长袍马褂。行完仪式，蒋一人先走，对李睬也不睬。李宗仁跟在后边，活象个随从，个中滋味实在难受。

    蒋介石住进梅花村32号陈济棠的公馆内，召开了一个又一个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的议案，选举蒋为主席，李为副主席。副主席原拟设二人，除给李一席外，另一席给孙科，但为了照顾一下李的面子，最后让孙科作了委员。其他作委员的，有阎锡山、张群、何应钦、于右任、朱家骅、陈立夫。几乎一色蒋的亲信。秘书长为洪友兰，只是给了桂系一个副秘书长的职位，叫程思远当，程一个月后也辞职不千了。

    “非常委员会”照规定，总统及行政院的一切措施，须先经该会核定，始可施行，可实际上，蒋总揽一切大权。这不但气恼了李宗仁，更使张发奎怒不可遏。在“非常委员会“通过的当天晚上张发奎来到李宗仁的住处，向李宗仁建议：“德公，我们一不做，二不休，趁蒋介石在广州，我们把他扣起来！”李宗仁喟然长叹：“白华兄，把他扣起来。最多使你能出一口气，除此之外，又有什么用呢？他的兵，我们调不动，他的钱，我们从台湾又弄不出来，扣他只能使我们徒招恶名！”“德公，你只要把老蒋扣起来，便一切都会有办法的。我们两个团结起来干，实在不行，我们还可以退保海南争取美援嘛！”张发奎颇不以为然他说道。

    李宗仁苦笑，说道：“白华兄，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这个位置上，你也不会干啊！”“德公，你胆子太小，斗不过老蒋，只有任人欺辱，两广算是没救了。”张发奎说完，愤然辞出。

    在这天的同一晚上，蒋介石在黄埔秘密召见了白崇禧。蒋在讲了一大段蒋、白一贯合作密切的“光辉”历史之后，对白崇禧说道：“健生，有件事我想跟你商量。中央已决定将国府迁往重庆，本党绝大多数的同志要我复任总统，以利勘乱救国，你的意见如何？”蒋介石表面上是想征求白的意见，实际上只不过是拉拢白的一种手段。蒋的下野，白出了大力，但现在可不是半年多以前的形势喽！白崇禧不同意蒋复出，怕也阻挡不了。所以，蒋介石问过白崇禧，根本就没有白答话的间隙，又接着说道：“如我复出总统，拟请你来组阁，由你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把胡宗南、宋希濂的部队全部交给你指挥，我们可以胡宗南的部队防卫陕南川北，凭险固守；宋希濂部防卫鄂西川东，屏藩重庆；你的华中部队则撤向桂西北，扼守黔东湘西。这样，我们便能以四川为根据地，以云南、贵州为大后方和国际通路，争取美国援助。”蒋介石的一番话，使白崇禧听得热血沸腾。他终于明白了蒋介石召他来此谈话的全部目的。蒋介石已成功地折散了李宗仁倡导的两广反蒋联盟、反共反蒋争取美援的计划。现在，又要下手折散李宗仁和白崇禧之间几十年来所建立的特殊关系了。折散两广联盟，再折散李、白合作，李宗仁便无以存身，国民党内的反蒋势力将彻底被摧毁。

    李宗仁倒了，白崇禧能单独存在吗？这在以前是不能的，现在呢？这大半年来，他对李宗仁是越来越不满。他全力以赴把李宗仁拥上代总统的宝座，但他从中未得任何好处，要钱没钱，要权没权。为了统一指挥两广的防务，他曾向李宗仁要求兼任国防部长。但李宗仁毫无办法，硬是被一个光杆司令的阎老西争了去，而且是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李宗仁当代总统，徒有虚名，一点权也没有。现在，蒋介石有意让他组阁，由他指挥全军，这不正是他梦寐以求的吗？但是，他毕竟和李宗仁合作了几十年！他不能做对不起李宗仁的事。

    白崇禧陷入沉默..

    蒋介石见白崇禧沉默不语，知道他是下不了和李宗仁决裂的决心，一边来回踱着步，一边加紧进攻：“国家已到了这般地步，难道你还不明白？现在对于我们来说，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一生中的最后一次。你不干，我也不干！现在还剩下滇、桂、川、黔四省完整的地盘和100余万军队，干脆都给共产党吞了吧！我蒋中正是党国历史上的罪人，你白健生也是罪人，因为在这挽救党国的最后一次机会中，你不愿意跟我合作！”“介公！介公！请不要再说了，我白崇禧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介公，一个是德公啊！”白崇禧最后选择了蒋介石。

    白崇禧毕竟和李宗仁是几十年的老交情了，他认为蒋介石找他密谈这样的事不能瞒住李宗仁，因此，他从黄埔一回来，尽管夜已很深，还是来到了李宗仁的住所，把蒋召见他的谈话内容全都说了。李宗仁先是大吃一惊，继而不动声色地问道：“老蒋的这些话可信吗？”“蒋先生这次倒很诚恳！”白崇禧很认真地回答。

    听了白崇禧这句话，李宗仁心里已明白了白崇禧现在正想什么。

 第117章

    也是关心也是气愤地说道：“现在形势难卜，你以后怎么办？”看来，白崇禧退路是已经有了考虑，但又不愿让这位几十年的老大哥太生气，就试探着说：“德公，将来如有必要，去台湾怎样？”“王八蛋才去台湾！”不知道白崇禧这句话刺激了李宗仁哪根神经，李宗仁竟勃然大怒，挥舞着拳头在屋里大吼起来。

    几十年来，李宗仁一直以宽厚忍让的面目出现，对白崇禧等既爱护又尊重，从无粗话，而李宗仁今晚一反常态，使白崇禧惶惑不第二野战军四兵团，经过8月份的“人马健康”运动的休整，战斗力恢复很快，指战员们精神旺盛，整装待发，准备中央军委的命令一下，将立刻向广东地区进发，解放中国的南大门——广州。

    9月9日，中央军委给二野和四野四兵团致电，命令：无论湘南之敌被歼与否，白崇禧将其主力退至广西、背靠云、贵，面向广西北部和东部，与我对峙。如广东问题不能早日解决，迅速歼灭白崇禧部，解放广西则不可能。为此，陈赓、邓华两兵团应于湘南战役开始后，即向广东进军。

    9月11日，林彪下达作战命令：以陈质兵团三个军，邓华十五兵团二个军、两广纵队、林平纵队等共22万人，由陈赓统一指挥，组成左路军，担负左翼战略迂回任务，于湘南作战同时，开始向广东进军，切断白崇禧部向广东的退路，尔后配合四野中路、右路军歼敌于广西境内。

    左路军接到进军广东的命令之后，立即召开了作战会议。会议由中央华南局书记叶剑英和陈赓主持。陈赓强调：二野四兵团要在林总的指挥下，在叶参座为首的华南局领导下，进军两广。要注意兄弟部队的团结，主动配合，向四野老大哥学习。他指出：“道路拥挤时，我们走小路；住房紧张时，我们住小村；艰巨的任务，我们要抢着承担。”左路军的作战部署是：全线部队争取9月下旬赶到粤赣边境集结，然后兵分三路进军广东。以四兵团为右路，先取曲江（韶关），尔后以一部兵力直插三水，截断广州之敌的西逃之路，主力沿粤汉路南下，从西和西北方向围歼广州之敌；以十五兵团为中路，先奔袭翁源之敌，尔后主力沿粤汉路东侧南下，以一部兵力攻增城，断敌沿广九路东逃之路，主力从东及东北方向包围广州；以两广纵队及林平纵队为左路，负责切断广州与潮州地区的联系，协同右路、中路军攻占广州。

    会后，我军即按计划开始行动。为使部队逐渐适应南方炎热、多雨的行军作战特点，陈赓专门制定了一个科学的行军计划：开始时，每天行军四五十里，叫适应性行军，主要利用夜间天气凉爽时上路，尔后逐渐加快行军的速度，侍距曲江百余里时，再采取急行军速度，奔袭曲江。由于部队按此计划行军，高高兴兴，轻松愉快，减少了非战斗减员，保持了充沛的体力和旺盛的士气。

    曲江又称韶关，地居北江上源，南制广州，北控湖南衡阳，为粤北门户，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白崇禧集团向广东南逃的必经之地。解放军占领曲江，就切断了粤汉路，也割断了白崇禧与余汉谋的联系。余汉谋深知曲江得失对于“湘粤联合防线”的利害关系，不断增派援军到曲江，妄图与衡阳之敌相互呼应，使曲江成为白崇禧集团和余汉谋集团这条防线东翼的重点。9月下旬，余汉谋相继调来第三十九、六十三、九十七军及白崇禧集团的主力第四十六军等部，同时增调第二十一兵团一个军进至英德地区，以策应曲江。

    妄想凭借“对外封蔽，对内完整”的广东地理形势，负隅顽抗。

    9月下旬，我军开始全面向广东进军。

    10月2日，我各路大军进抵粤北。

    余汉谋一看解放军大兵压境，来势凶猛，生怕自己的嫡系被吃掉，急令三十九军调往英德，仅留非嫡系的六十三军留在曲江。

    10月6日，我军开始进击曲江。

    为了避免惊动曲江外围的敌人，我军一支轻装部队，头一天由始兴出发，经由始兴西南人烟稀少的老龙坑岭悬崖绝壁的山地迂回前进。正面部队则以惊人的速度，沿始兴至曲江公路前进，追歼闻风而逃的敌人，经130里急行军进逼曲江。

    曲江城内之敌惧怕被歼，其六十二军沿北江西岸弃城向南逃窜。当我军7日晨进抵曲江城东河坝时，敌六十三军最后撤逃部队用汽油点燃韶关公路大桥后，已向西南逃走。我一三四团二营见桥头大火熊熊，便命部队立即救火。幸好木桥尚未被烧断，经过一阵奋力抢救，使韶关桥保留下来，后续部队得以顺利通过，迅速地开进曲江城。

    10月7日1时，十五军解放了粤北重镇曲江。此时，粤北的大门洞开，敌人沿着铁路拼命南逃。陈赓立即命令先头部队：“敌人弃守曲江而逃，我们必须立即改攻坚为追击，敌人逃到哪里，我们就追到哪里，扭住一股消灭一股，兼程向广州前进！”十五军四十五师日夜兼程，每天行程130里以上，两昼夜行进300多里，于9日16时，开始向英德城及英德车站守敌发起攻击。

    敌守军遭到袭击，顿时混乱。我一三三团七连一班班副郭贵喜，和三班班长葛风荣带领的战斗小组，仅五分钟就冲上了山顶。后续部队紧接着就涌了上来，迅速占领了车站以东高地，将敌人一个团部和两个营打垮。敌人东逃西窜，缴枪的缴枪，逃命的逃命。

    经过四小时的激战，把车站的敌人完全解决并控制了车站阵地。但在英德车站南边的遥步墟大铁桥周围，还有敌三十九军的一个团在负隅顽抗。这座铁架桥架在翁源江上，长达280米，是粤汉铁路南段最大的一座铁桥。敌人企图在守不住铁桥时，将它炸毁，以使翁源江南之敌凭险顽抗。

    当天夜里，我九连奉命抢夺桥头阵地。临近桥头时，我军掩护冲锋的机枪一齐响，守桥之敌逃向山上、竹林和村庄。

    九连战士，三分钟即冲过300米宽的铁桥，将敌人已经安装好的炸药导火索切断，大部守敌被歼。

    敌人一个团被我歼灭了，遥步墟大铁桥被完整地保留了下来。

    当日我军即解放英德县城，歼灭敌九十一师二七二团的一个营。

    10日上午，我四十五师进至英德南50里的万公桥，遇敌九十一师的两个团进行抵抗，我军向敌发起攻击，占领了两个高地，当晚完成对敌人的包围。

    11日晨我军向该守敌发起攻击，该敌在空军和装甲车的配合下，与我激战了五个小时，敌人被歼千余人，向南溃退，下午，我军攻占万公桥的黎洞圩车站。

    13日中午，我军尾追敌人，渡过滔江，14日在源潭击溃敌一○三师、一四七师四个团，俘敌千余人。残敌一部乘火车南逃，一部向西逃窜。我不顾敌机轰炸扫射继续追击。当日20时直出银盏坳车站，逼近广州城郊。

    十四军四十师的先头部队。于13日逼近被称为“广州五星城”的清远县城。在我大军越过五岭南下的时候，敌军为了抵抗我军的猛烈攻击，沿着北江，北起连江口，南迄清远城一线，慌忙布置了一道自嘘为“敌人不能染指”的防线。但是实际上这道防线，同样经不起人民解放军的勇猛攻击。

    我四十师一一九团，在12日傍晚，由英德以南60里的下步墟，开始前进，当夜水陆并进，八个钟头疾进120里。13日拂晓，在清远以东40里的塘口展开攻击，击退敌二十二军二一一师、二一三师的阻击，到入城为止，只用了九个小时。敌人的这一道防守广州的防线尚未完成，即已为我军击破。

    在我军强大攻势下，敌守军部署全部瓦解。曲江、英德、翁源、花县、增城等地相继解放后，广州震动，守敌分经广九铁路、珠江、西江诸方向溃逃。至13日，我右两路大军均已进至广州城郊。

    虽然在表面上敌人故作镇定，盘踞广州的薛岳、余汉谋等，10日那天还在扬言要“决心死守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了一个“各界反共宣传大会”，而与此同时，却在加紧争向香港、重庆、台湾逃命。美国陈纳德“民航大队”，日夜不停运送这批“高级难民”。那几日渝穗班机，只飞到柳州即回返，目的是多运出一些国民党的头面人物。12日起，国民政府首脑作鸟兽散，李宗仁逃向桂林，阎锡山逃向台北，余汉谋和薛岳乘军舰溜向海南岛。

    10月14日下午6时30分，四野十五兵团先头部队一二八师，自北郊进入广州市中心，并与沿广九铁路自郊区进入市区的一三二师会师，解放了我国南部这一座最大的城市，提前完成了毛主席争取10月下旬占领广州的计划。至此，我各路大军共歼敌22000余人，解放了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

    在我军解放广州的过程中，留守广州的敌人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海珠桥血案”。

    10月14日下午6时，正当我军从广州以北、以东方向挺进广州市区的途中，从市区突然传来震天的巨响，霎时间浓烟滚滚，直冲云霄。我军迅速进入市区，很快查明，这里敌人从广州撤退逃跑以前，丧心病狂地炸毁了连接珠江南北两岸的海珠大桥。

    在广州解放的前几天，从敌人内部即传出消息说，要破坏海珠大桥、天河机场、水电厂、电话局等。市民得悉，即由工商业界先后多次派出代表，向市长李扬敬、市警察局长吉章简请愿，反对破坏，但毫无结果。

 第118章

    10月14日下午，正当拥挤的行人车辆通过海珠大桥时，一部敌军来这里宣布对大桥实行“紧急戒严”，所有行人车辆均被赶散，敌军控制了该桥附近的大街小巷。不久敌军又解除了戒严，使车马照常行驶。当时谁都没注意这是怎么回事，因为敌军实施“戒严”，早已是家常便饭。谁料就在这个时候，敌人已在四座桥墩上绑好了400多箱黄色炸药。

    当日下午6时，桥上像平常一样走着行人和车辆，桥下突然响起轰天巨响，一时浓烟冲天，钢铁碎屑和断砖残瓦四散纷飞。桥下坍时，使桥下20米的水面漩成深涡，浪涛和被炸破的船板飞腾冲天，高达几十米，一时南北两岸三里内的房屋墙壁，纷纷折裂倒坍，水泥钢骨碎块飞啸穿空而过，殃及附近十数里区域内的居民安全，群众被炸死炸伤500余人。大桥左右死尸狼藉，血肉模糊。珠江北岸东起德政路，西至仁济路口，每家都受了损失，无一幸免。珠江南岸人民受的损害更加惨重。南华中路一带的房屋完全倒坍，西侧排列着的150米长的鱼市场，房舍全部震毁，仅在这一带，就有近百名市民葬身瓦砾之中。

    从10月7日我军解放曲江，到14日晚解放广州，仅仅不过八天时间，充分显示了我军奋勇前进、雄伟无比的力量！

    还在广州解放之前，我军估计敌人的逃跑方向可能有两个：一个是沿西江向西，进入广西；一是沿广东海岸，逃向雷州半岛，逃向海南岛。

    10月12日，毛泽东电令陈赓：如果查明广州一带敌人向广西地区逃窜，陈赓兵团即不停留地跟踪追击。

    10月14日，四兵团十五军先头部队和十五兵团部队，在同一时刻抵达广州市郊，后续部队也经陆路、水路不断赶来。

    陈赓当即命令十五军军长秦基伟：部队不进广州，继续向佛山追击。秦基伟在电话中当即表示：“我们坚决执行！”接着，陈赓又命十四军军长李成芳，迅速占领三水，堵敌西逃。

    14日晚，十五军攻占佛山后，继续追歼逃敌。

    15日拂晓，十四军攻占三水。

    正当陈赓兵团疾速追歼逃敌的时候，林彪电令陈赓并直接下达命令给各军，主要内容是：如广州之敌逃窜，我不要追击。..

    陈赓认为此命令难以执行，立即让通信科长戴其萼接通三个军长的电话。

    陈赓给三个军长说：“追击敌人总不会犯错误，仍按我们原部署执行，继续追歼逃敌！”三个军长和陈赓的意见一改，都表示继续追歼逃敌。

    16日，十四军四十一、四十二师和十二军三十八师占领高要。

    十四军追歼敌三十九军一部，迫使敌一○三师4000余人起义，并查明了敌人主力向阳江方向逃窜。

    陈康立即决定，由李成芳指挥十五军四十四、四十五师，十四军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师和十三军三十八师，昼夜兼程向阳江追击，合围逃敌。并命十三军主力向茂名前进。

    李成芳为争取时间，将六个师编成三个纵队，大胆打破了各师的原建制。这种编组方式，大大加快了向恩平、阳江进军的速度。

    李成芳此举深受陈赓赞扬：“成芳干得漂亮，当机立断，有条不紊，办事就是要多动脑子，发挥主动性。”为避免林彪干涉，陈赓兵团的追歼行动，一直没向他报告真情。

    17日深夜，陈赓收到毛泽东电示，否定了林彪不许四兵团追击的命令。

    接着，叶剑英报中央军委并发四野司及陈赓的电报也来了，建议陈赓兵团向南追歼逃敌。

    24日，四十二师攻占阳春，至此，陈赓兵团经10昼夜的追击，终于将从广州逃跑的敌第十二、二十一兵团，三十九、五十、七十、二十三军残部抓住，对敌形成了东西北三面包围的态势。

    25日黄昏，四兵团对阳江之敌发起总攻。战至26日中午，全歼被围之敌近5万人。

    10月27日，陈赓到达广州。在广州，阳江、粤桂几次战役的间隙，陈赓曾在广州作短暂的停留。11月11日，广州市人民欢庆解放，迎接人民解放军，举行20万人参加的大游行。这次大游行是在阅兵式后开始的，陈赓陪同中共中央华南分局书记叶剑英等一起检阅部队。

    羊城的10月，鲜花盛开，空气中弥漫着沁人的花香。陈赓感慨万端。25年前陈赓在这里从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是他戎马生涯和投身革命的起点；

    陈赓想起了许多，想起了国共合作联合北伐的壮举，想起了广州曾有过的血雨腥风，想起了蒋先云介绍他入党的动人情景..想到这些，陈质的视线有些模糊了，望着远处的黄埔岛不由得感叹道：“江山如故，昔人何在哉！”

    “八一”魂归，22年后再相见。在赣江江心有几叶荒凉的小洲。南昌外围战，江南追敌中的最激烈之战。四进南昌，陈赓感慨万端。复兴岛上的复兴梦。蒋氏父子俩有了共同语言。蒋介石嘱咐毛人凤：再杀掉几个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太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载着破灭的梦想和无尽的忧伤，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第四兵团经过千里追击，挺进浙赣线，控制上饶至东乡段200公里铁路以后，密切注视着南昌、九江的敌人，准备配合第四野战军兄弟兵团，相机解放南昌。

    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继二、三野战军突破长江下游江防之后，又于5月14日由蕲春、黄岗间胜利渡江。此时，陈赓四兵团十四军解放临川、进贤两城，形成对白崇禧集团侧背严重威胁的态势。

    5月16日，四兵团遵照野司首长的指示，以两个军西出丰城和樟树镇，并争取在赣江西岸截歼南逃之敌，配合四野先遣兵团作战。十四军于当日立即出动，向丰城、樟树一线出击，侧击白崇禧集团。并准备西渡赣江，向高安及其以南地区机动歼敌。十三军并附十五军一个师（第四十三师），尾随十四军右侧前进，矛头直指南南昌是一座革命名城，中国革命的发祥地之一，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诞生在这里。

    在1927年春夏之交，以蒋介石和汪精卫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军阀勾结起来，对革命者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屠杀。

    在党和革命危急存亡的紧急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内正确力量，领导全国人民，对蒋介石的反革命大屠杀进行了英勇的抵抗。1927年8月1日，在周恩来等人的领导下举行了南昌起义；9月9日，毛泽东在湘赣边领导了秋收起义，随后，率领部队向井冈山进军，亲自建立了第一支工农红军，创立了第一个农村根据地；12月11日，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在广州举行了另一次武装起义。正象毛泽东在高度概括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时指出的，革命失败，党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于是有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进入了创建红军的新时期。

    八一南昌起义，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它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从此开始，真正有了共产党自己的军队。

    南昌还作为国民党反动派长期统治的反动堡垒，给这座光荣的城市带来了极端黑暗的日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蒋介石曾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过五次大规模的“围剿”，而其中有三次——1931年7月到9月的第三次“围剿”，1932年6月到1933年2月的第四次“围剿”、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的第五次“围剿”——都是蒋介石坐镇南昌亲自指挥进行的。

    每年都有成百上千的人被拖到南昌被杀害，敌人在这里杀害了江西人民最优秀的儿子方志敏。在南昌的各个监狱里和赣江江心那些荒凉的小洲上，曾经囚禁过成千上万的革命者。在那严峻的岁月里，南昌几十万人民长期生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统治下，经受过数不尽的灾难。

    如今，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即将彻底垮台，南昌也将要回到人民的怀抱之中。参加解放南昌的第二野战军指战员无不为承担这样的光荣任务而感到自豪。

    5月16日，四野先遣兵团一部在武汉附近渡江，盘踞长江中游的白崇禧集团，当天便慌忙弃阵南逃。17日，武汉三镇完全解放。四野即沿粤汉铁路南下，19日解放咸宁。在武汉以东渡江的四野先头部队，相继解放阳新、瑞昌，飞兵南进。铁路沿线的白崇禧部第四十六军，放弃九江，仓皇南逃。这时进抵樟树以东地区的四兵团十四军四十二师，与四野南下部队遥相呼应，形成对南昌敌人夹击态势。驻守南昌的敌军，表面上故作姿态，大肆吹嘘“坚守”南昌，实则惊恐万状，开始向赣江西岸和沿赣江东岸撤退，伪江西省主席方天，在我大军刚刚突破江防，就已逃之夭夭，奔向赣州。敌人在逃跑时，横征暴敛，大肆抢劫，对南昌进行了疯狂的破坏。

    三十七师是十三军的前卫师，在16日接到兵团进军命令后，轻装疾进，尽管天下大雨，两昼夜便跃进了300余里，5月19日进逼抚河。

    同日，十三军三十八、三十九师在李家渡渡过抚河，向丰城以北挺进。

    十四军四十二师向樟树敌人发起攻击，四十一师进至拖船埠东约五里的龚村，击溃南逃之敌一七五师与四十六军的先头部队两个营。该敌见南逃道路堵塞，当晚又向南昌回窜。20日我军进占樟树，并在樟树南北线准备西渡赣江。

 第119章

    回窜南昌的敌第四十六军一八八、一七五两个师，企图抢占南昌东南、抚河岸边的谢埠市。阻止我进攻南昌之路。可是，敌人迟了一步，5月21日拂晓，我三十七师前卫一一○团，冒着倾盆大雨己从南昌东南30里处渡过抚河，进占谢埠市，迫使南昌伪县政府及伪保安团一部向我投降。

    我军继续向南昌挺进，当三十七师一一○团第三营前进了五里多路，于晨7时刚刚抵进南安冲、北安冲的时候，退集在南昌的敌一八八师和一七五师共约一万余人，在崎岖不平的丘陵地上，分三路从王村、喻村、陈村方向，对该营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企图乘我立足未稳，压我退回抚河东岸，掩护南昌敌军主力集团撤退。

    面对突然出现的严重情况，我三营的指战员毫无惧色，英勇地投入战斗。

    敌我双方部在争夺坚固建筑物。数群敌兵已爬上屋顶，用十多挺重机关枪向三营扫射。同时，敌人的山炮、迫击炮也疯狂地轰击着谢埠市和抚河渡口。

    三十七师后续部队因被敌猛烈炮火封锁，无法渡河，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用望远镜隔河相望，万分焦急。只见成群结队的敌人，在督战队的驱赶下，从西、南、北三个方向向三营围攻。三营扼守的南北安冲淹没在一片火海中。

    战斗不到二小时，敌我双方伤亡均在300人以上。随三营一起行动的一一○团长吴效闵、政委张谦顽强地指挥着部队向敌人猛烈还击。在敌众我寡的战斗中，各连的主要干部几乎全部负伤，有的连队伤亡超过一半，有的连队伤亡甚至高达百分之九十以上。南、北安冲村子里水塘的鱼虾漂起了一层，到处血水横流。当敌人突入三营阵地时，勇士们就和敌人白刃格斗，用刺刀捅，用手榴弹砸，用拳头打。就这样，敌人连续发动的七次进攻都被打退了。

    敌人的第八次进攻又开始了。炮火更猛烈，兵力比前七次更多。最前沿的八连指战员，伏在道旁的水沟和稻田里，沉着应战，待敌离阵地四五十公尺时，营长安玉峰一声喊打，战士们一齐开火，敌人成批地倒下去。敌人在八连阵地碰了壁，又转向七连阵地进攻。七连的勇士们也同样给了敌人以歼灭性的打击。七班副班长祁州平负了重伤，鲜血染红衣服，但他仍端着枪射击。战士许德明腿负重伤，当三班长发现时叫他下去，他说什么也不离开前沿阵地。

    敌人使用两个营的兵力，向三排的阵地反复冲击，三次进犯都被打退，当敌人第四次进攻时，又增调了一个营的兵力，从三排的右翼迂回过来。这时别的班都接受了其它任务，坚守三排阵地阻击当面敌人进攻的，只有高小堆这一个班，而且除三个人外，其余的都负了伤，子弹也快打完了。班长高小堆马上机智地布设疑阵欺骗敌人：他把负伤同志的军帽拿过来，放在工事前沿上，忽而在这里对敌人打一梭子机枪，忽儿跑到那里打步枪，再跑到另一个地方甩出手榴弹。数倍于我的敌人始终未敢前进一步。一直坚持到我后续部队到达。

    东湖贾村、王庄、王段冈一线阵地上，战斗同样激烈。第四连战士朱林，被炮弹炸伤了两腿，但仍紧握着手中的机关枪，在阵地最前面射击敌人。在王庄阵地上，两个连的敌人猛攻五连第一排的阵地。敌人集中整营的火器对准他们，排长王福居和敌人拼了10分钟手榴弹，又和连长许建举各自抱着一挺机枪猛烈扫射，击毙敌人50余名，率领全排坚守住了阵地。

    10时许，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和一一一团团长陈兴建率领该团渡过抚河。这时，敌人正在组织新的进攻。约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敌一八八师师长指挥下，向我军冲过来。只见二营副营长李明一马当先，率领一个加强连，占领了一片坟地。在敌人密集的枪林弹雨中，连、排长先后倒了下去，机枪手也都牺牲了。此刻，李明从血泊里拿起一挺轻机枪，架在一个坟包上，由四个战士轮流压子弹，一口气打了三箱子弹，枪口都打红了，打死了100多个敌人。接着一一一团其他连队相继投入战斗，奋勇冲杀，前仆后继，以80多人伤亡的代价，强占了板溪李村、大陇湖村、牌楼秦村一线，及时阻止了敌一八八师的进攻。

    而在此时，十华观和大塘李村己先为敌一七五师占领，敌处优势，战斗仍在激烈地进行着。14时，敌人在猛烈炮火支援下，由十华观至大塘李村之弧形线上全线向我再次反扑。我一一○团三营遂又陷入优势敌军的包围之中。战斗更加激烈了，在肉搏中敌我双方伤亡惨重。副营长李东海带的两个连只剩下了六个人，他的右腿负了重伤，鲜血不停地流着；而跟随三营氏安玉峰的两个连，能参加战斗的也所剩无几。在此严重的情况下，他们被迫汇集在南北安冲之间蔓草丛生的坟地里，和吴效闵、张谦带领的参谋、警卫人员一道，每个人坚守一个坟包，继续与敌人进行苦战，毙敌数以百计。

    为了解除一一○团前卫部队被围的困境，14时30分，后续部队一○九团，在师政委雷起云和该团团长顾永武、政委何云峰率领下，继续冒着敌人炮火渡过抚河，向十华观进行迁回侧击，将敌一七五师拦腰切断，杀敌数百人，俘敌290余人，全面制止了敌人的进攻。敌遭我猛烈打击后，丢下上于具尸体、伤员和枪炮，退回南昌城内。南昌外围的战斗，三十七师共伤500余人，这是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千里追击战斗过程中，所进行的较大战斗之一。

    南昌战役前夕，陈康率兵团司令部随十四军部队前进。5月17日，进驻鹰潭镇，司令部就设在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的公馆里。5月20日，兵团司令部进驻进贤县城。

    5月22日拂晓，我军向南昌城挺进，守敌弃城逃跑，在追击道路上，我军在南昌人民的积极协助下，对溃退之敌进行了惩罚性的打击，把敌人的后尾部队全部歼灭，5月22日，南昌城宣告解放。这是四兵团渡江战役之后解放的第一座中等城市。

    5月23日上午，十三军三十六师在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的率领下，举行了庄严的入城仪式。

    整个南昌都沸腾了，30万南昌人民沉浸在欢腾的海洋里。

    上午8时，十三军三十七师的雄伟行列，从南昌南面的顺化门进入市区。

    在我军的军号声与口号声中，工人、学生及市民们都拥挤在街头。千万面五色缤纷的小旗在空中飞舞，我军各兵种组成的行列，迈着威武整齐的步伐，走进这座革命的名城。

    南昌解放以后，陈康及兵团司令部仍驻在进贤县城。

    6月5日，以陈正人为首的南昌军事管制委员会宣告成立。

    6月6日，陈赓进驻南昌，兵团司令部移驻南昌郊区的莲塘，陈赓住在交通大楼。

    这天夜里，陈赓心情异常兴奋，写道：“今日冒雨到南昌，这是我历史上四次到此。第一次，1927年，蒋介石在南昌叛变，我险遭不测，逃往武汉；

    同年8月，南昌起义，从起义至退出南昌，我担任肃反工作，是为第二次；

    1932年，作战中负伤，返沪医治，被捕，押解南昌，蒋介石亲自见我劝降，我始终不屈，这是第三次。今日为第四次，则以胜利者姿态来此。回忆我前三次入南昌，真乃是或为亡命客，或为阶下囚，或者站不住，但均表现了我党之艰苦奋斗。无有前三次，则无今日人民之光荣也。”陈赓在南昌共停留了五天。6月8日，陈赓由陈正人、邵式平陪同，观看南昌市容。陈赓抚今思昔，感慨万端，他曾在这一天的日记里记述：“今日应陈、邵之邀，巡游市街。街市较十数年前，确为繁华。国民党统治以来，乡村破产，田地荒芜，人口大减；但城市繁华，人口亦增，乃是国民党抢粮、抓丁、盗匪遍地，又加以大肆屠杀，人多弃乡来城，造成畸形发展状态。过万花洲，入南昌图书馆。此处1933年为科学仪器馆，蒋介石曾在此亲自指挥对我中央苏区之四次‘围剿’。我在沪被捕解南昌后，蒋匪曾在此对我亲自审讯，迫我投降，我曾以严词厉色拒之，几至使蒋无法下台。回忆昔年此事中，我曾为阶下囚，受人审讯，今日则己为此室主人矣！盖我三十七师师部即驻节于此。”兵团司令部的同志们，都知道南昌对陈司令员有着特殊的感情，因为他在南昌有着特殊的经历，所以一些同志围在一起，一定要他讲讲前三次进南昌的故事，有一天晚上，陈赓和大家坐在一起，讲了他那段不同寻常的经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赓在北伐军第二方面军唐生智部特务营任营长。“马日事变”后，陈独秀为迁就汪精卫，让陈赓把特务营交给了唐生智的弟弟唐生明。

    汪精卫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陈赓随周恩来秘密到了江西，参加了8月1日的南昌起义。

    8月5日，起义军撤离南昌。部队撤到会昌时，遭敌优势兵力堵击，部队严重受损。

    撤退时，陈康走在队伍的最后，左腿两处中弹，膝盖处的筋被打断，脚腕的骨头被打折，不能动弹，陈赓为躲过敌人的搜捕，把身上的制服脱掉，把腿上流出的鲜血抹了一身一脸，躺在地上装死。结果，搜查时，敌人在陈赓身上踢了一脚便走了。

    陈赓一直在地上躺了三个小时，不能走动。下午，叶挺率领部队进行反攻，方把陈赓救了回来。起义军占领了会昌城，陈赓被抬到城里，见到了来这里的周恩来、聂荣臻、叶挺等人。

 第120章

    异地重逢，分外亲切。

    会昌战斗后，起义军折向福建的汀州。汀州有家医院，是傅连■办的，陈赓被送去治疗，受到傅的精心照料。后来，傅连■对此曾有过一段回忆：“起义军营长陈赓同志在会昌战斗中腿骨被敌军子弹打断了，住在附近医院的新安楼。我们去替他医治时，他因流血过多，脸色焦黄，身体非常虚弱，伤腿肿得很粗，红而发亮，每次揭开他的被单，我的心也止不住颤动。可是，替他治疗伤口时，他不但不叫一声痛，还满有兴致地和护理他的谭惠英说话，病房里充满着他的朗朗的笑声。那时候，我看着他的年轻的面孔，神采奕奕的眼睛，我就想道：象这样一位年轻、勇敢、有才干的革命军官，他一生可以为劳苦大众做多少事啊！我，一个医生，有责任挽救他这一条腿。于是，便采取了‘保守疗法’的方针，每天替他消毒，用夹板固定，同时把新鲜牛奶让给他喝，增强他的抵抗力，总之是想尽种种办法，避免截肢。在这样谨慎而持久的护理之下，陈赓同志的伤腿终于保存下来了。”陈赓在傅连■的医院住了些日子后，带伤随部队进军东江，因其伤重，不能跟部队行动，在1927年的10月中旬，经过千辛万苦，经由汕头、香港到达上海，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医治。经过几个月的治疗，才把左腿上的伤口治好，将折断的腿骨接了起来。

    陈赓出院后，化名王先生，留在上海做了四年秘密工作，保卫党中央机关的安全。按照党中央的指示，惩治了一些对党的事业危害极大的叛徒分子。

    1931年，陈赓被党又派到鄂豫皖红色区域，任红四方面军第十三师三十八团团长，不久调任第十二师任师长。

    在1932年红军粉碎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中，陈赓指挥胡山寨战斗，不幸右腿又被敌人打中，膝盖处负重伤。遂离开部队前往上海医治。

    陈赓化装成商人模样，右腿一拐一拐地离开部队，在走到河南南阳、新野之间时，由于口音不对，答话也有差错，被民团盘查住。幸好，给了一些钱，民团把他放了。

    在晚上，他刚在一家饭铺住下，又碰见民团来查店，因为口音不对，又被民团查住。民团问他：“从哪里来的？”陈赓回答：“从樊城来买桐油的。”民团又问：“住在樊城什么地方？”这一下子难住了陈赓，因为他从没去过樊城，对樊城不熟悉。但陈赓知道樊城滨临汉水，就顺口答道：“住河街上。”这一蒙还真蒙对了，樊城确有一条街叫河街，而且是桐油商贩聚集的地方。

    虽然陈赓对答无误，但民团看他这个打扮不象本地人，准备第二天带他到南阳城里去。

    当晚，那四个民团也在饭铺里住了下来，而且让陈赓睡在他们的中间。

    陈赓看见势头不对，便找到店铺老板，掏出20块银元，说：“我有8块钱，在柜上存起来。”暗示这钱是给老板的，请他帮忙。同时，陈赓和那几个团丁神侃，说他除了做桐油生意之外，方便的话，也捣腾点儿大烟什么的。说得几个团丁烟瘾大发。受了贿的老板也在旁边敲边鼓，说：“今天这里，抽的、喝的都有..”那个老板随即买了鸦片烟、酒肉等东西，把四个团丁灌得酪配大醉，昏昏入睡，陈赓趁机跑了出来。

    自古英雄多惊险。陈赓从南阳逃出，一瘸一拐，历尽千辛万苦，走了好几天，到了郑州。还没时间歇脚，在街上又被一个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叫住，问他：“你不是陈赓吗？”陈赓立刻一惊，回头一看，原来是在黄埔军校一期学习时的同学，现在胡宗南手下做官。

    陈赓很快镇定情绪，见那个同学对认他有些迟疑，仗着会说多种方言，从容地摇摇头，用上海话说道：“阿拉弗性陈。阿拉是从上海来格搭做生意，侬格位长官认错人了哦！”因陈赓十分沉着，那个同学信以为真，说：“真有意思，我那个朋友是湖南人，跟你长得一个样子。”说完扬长而去。

    事不宜迟，此处不是久留之地，陈赓赶紧乘车离开了郑州。

    不久，陈赓辗转到了上海。仍住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伤。在牛惠霖、骨科专家牛惠生（牛惠霖之弟），胡兰生大夫共同的精心治疗下，很快伤就好了。

    1933年3月，党决定派陈赓去江西中央红色区域工作。

    陈赓性格豪爽，爱讲笑话，善逗乐，深受指战员的爱戴和拥护。

    在上海治伤期间，因他以前在上海工作时间较长，认识的人多，当时白色恐怖又很厉害，党内时有叛徒。党组织怕陈赓出事，一直将他隐藏在秘密的地方，但陈赓好动，确也把他憋得够呛。

    在准备离开上海的前一天，3月24日，陈赓到贵州路“北京大戏院”想解放一下，去看电影。恰巧跟一个党内的叛徒坐在了一起。那个叛徒故做姿态，陈赓虽不知情，但也觉无拉扯的必要，遂把那个叛徒骗出戏院。一出戏院，陈赓就跑，但因双腿两次重伤，留下后遗症，稍瘸，跑不快，被那个叛徒拖住，两个人扭成一团，相互厮打，那个叛徒忙吹口哨，招来巡捕，将陈赓逮捕。

    陈赓被捕之初，曾遭鞭打、电刑等酷刑审讯。后来，宋庆龄带着许多记者前来探视，和巡捕房交涉，才停止酷刑。

    1933年3月31日.上海第二特区法院，举行审判会。当日和他先后被审判的还有罗登贤、廖承志等四同志。叛徒王云程等人在法庭上作证。

    在法庭上，陈赓毫无惧色，慷慨讲演，高声唱国际歌，闹得法庭措手不及。

    “审判”结束，陈赓等被引渡给上海公安局，进人国民党当局的魔掌。

    敌人怕他逃跑，在他的牢房里，特安装铁柱子，把陈赓和铁柱子铐在一起。

    在上海期间，中共党内“大名鼎鼎”的大叛徒顾顺章曾来劝降，送来的礼物被陈赓扔得遍地都是。

    不久，陈赓又被押解南京。陈赓善于逃走，这在国民党内小有名气。队上海起身始，敌人就把他和另一个同志用铁锁链锁在了一起。

    因为在北伐时期，陈赓在蒋介石最危难的时候替他出过大力，救过蒋介石的命。在押解陈赓的列车到南京时，国民党宪兵司令谷正伦，拿着蒋介石的电报，亲自到火车站来“接”他。并转达了蒋电报的内容，意思是说，陈赓在北伐时有特殊的历史，要劝他“悔过”，加入国民党，自会有锦绣前程。

    陈赓在南京，以顾顺章为首的中共叛徒分子轮番劝降，陈不为所动。“黄埔同学”则故意穿着镶金边的将军制服和闪光的皮靴，来炫耀他们今日的“辉煌”。他们给陈赓说：蒋介石对黄埔军官有特殊的感情，何况陈赓对蒋有恩，如果“回心转意”，以后自会比他们兴旺发达。

    由于陈赓坚贞不屈，国民党给了这个“囚犯”绝无仅有的“殊荣”。蒋介石要亲自接见他，审讯他，劝他“回心转意”。

    当时蒋介石正在南昌指挥第四次对红军的“围剿”，敌人就把陈康押解到了南昌，列车在去往南昌途中转车，蒋介石派亲信吴忠信专程到南浔迎接。

    这就是陈赓所说的第三次南昌之行。是以阶下囚的身份被押解到南昌的。

    到南昌之后，敌人把他安排在南昌市区中心，洗马池的江西大旅杜（这里正是当年南昌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所在地）。蒋介石先派了他的秘书邓文仪，前去“看望”，并带去很多礼物。

    邓文仪对蒋介石大肆吹捧，说：“北洋军阀用保定军校3000毕业生，就统治中国30年；黄埔有1万多名毕业生，至少能统治中国80年，蒋的愿望，就是争取让每一个黄埔毕业生，都回到他的身边..”陈赓在黄埔时就是有名的好口才，蒋介石的秘书他是不难对付的。

    第二天下午，陈赓被押去见蒋。陈赓本是有名的大胡子，在监牢里关了几个月，胡子长得老长，经多次受刑，衣服污秽破烂。在见蒋介石前，邓文仪给陈赓抱去了一大堆新衣服，有绸子衬衣，哗叽长衫，还有礼帽、鞋子等。

    邓要他把新衣服换上，胡子刮掉，收拾干净，并说：“你去见先生，穿你的衣服多没礼貌！”陈赓愤怒地驳斥邓文仪说：“你们把我关起来，整成这个样，这是讲的什么礼貌？”陈赓被带到科学仪器馆，安排在一个宽敞的客厅里，周围满是卫兵。

    陈赓坐下不久，就听到皮鞋声。

    “陈赓哪里？陈赓哪里？”陈赓一听就知道是蒋介石在门外说话。

    蒋介石为了保持他的尊严，故意在楼梯上用他那一口浙江口音，意思是表示他来了，好让陈赓出来恭迎他。

    此时陈赓却拿着一张报纸看起来。

    蒋介石从楼梯上走下来，一看见陈赓，表现出久别重逢的神态，亲切他说：“你是陈赓，你是陈赓，还是当年的样子。你是校长的好学生仔，虽然在政治上犯了错误，我可以原谅你。”陈赓放下手里的报纸，把脸转到另一个方向，板着面孔冷冷地回答：“我根本不需要你原谅。”蒋介石不知所措地在屋里走来走去，好久才又说出一句话来：“你不要那样想不开的，只要你过来，愿意带兵，马上给你一个师长。”陈赓仍冷冷地说：“今天落在你们手里，要打就打，要杀就杀，对我不要有任何幻想！”蒋介石继续装模做样地说：“现在国家弄得这样糟，剿匪当中死亡30多万，中国不能这样牺牲，..”陈赓说：“国家弄得这样糟，都应当由你自己来负责。是谁发动的内战？

 第121章

    我们共产党人根本不负这个责任。”陈赓声音激昂，声色俱厉，蒋气得脸色铁青：“你这个陈赓，你这个陈赓，你应该悔过，你应该悔过。..”陈赓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他的态度使蒋介石几乎无法下台。沉默好久，正好于学忠来了，蒋才找了个台阶下，对邓文仪说：“你好好说说他，这个不行，这个不行。”这样，蒋介石劝降不成，敌人又把陈赓押回了南京，关进一间很小的牢房，受了一个多月的折磨。

    后来经过宋庆龄等人多次向蒋介石据理力争，大概也因为蒋介石有笼络黄埔系之意，才没有把陈赓杀掉。

    ..

    陈赓四进南昌，富有传奇色彩，充分反映了革命斗争的艰难曲折和胜利成果的来之不易。

    事有凑巧，正当陈赓率领部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在南昌欢庆胜利的时候，儿乎是同一时刻，16年前曾把陈赓打下监牢作阶下囚的蒋介石，此时也在痛苦地回忆着过去，当然，他不是在回忆检讨当时没有杀掉陈赓所带来的后果，而是在回忆思索，他辛辛苦苦几十年，为什么没有把共产党消灭，反而彻底败在共产党人手里的原因。

    5月27日，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

    在上海被解放军攻占的前一天，蒋介石坐“太康”号军舰，从复兴岛驶到吴淞口，与其说是助战倒不如说是观战，来观看人民解放军是怎样从他手中夺去上海的。

    上海黄埔江边有个像片树叶似的小岛，名叫复兴岛。岛的右面是黄浦江，左面是一条笔直的运河，像把快刀似的，把它从杨树浦切割开来。这里离黄浦江的出海口很近。复兴岛东北面的码头上，停泊着装备精良的“太康”号军舰，码头四角，军警如林，江中巡逻的小炮艇，来往如穿梭一般。岛中有一座花木掩映的别墅。蒋介石从溪口退出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

    蒋介石心里很清楚，溪口是守不住的，尽管他想守；南京也守下住，上海他想守，至少要守上一段时间，那么多金银财宝、机械，往台湾运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能守多久？他心里一点儿底都没有，并且这只能自己知道。

    蒋来到上海后，连日来，在上海市区的金神父路励志社分批召见国军团以上干部训话，命令他们必须死守上海一年，等待国际局势的变化，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再行反攻，他到汤恩伯设在虹口公园附近的总部，听取汤恩伯关于防守上海的作战计划和部署，并作具体指示；他多次接见毛人风，指示他临走前再杀掉几个和共产党一个鼻孔出气的民主人士。

    他三番五次催促上海市代市长陈良，要尽量加快抢运黄金白银及贵重物资的速度。除此之外，他还需留出相当的时间，对付李宗仁。

    早不忙，晚慌张。此时蒋介石纵使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他想忙的事情了。10天前泪别故乡，刚过10天，又要诀别上海，再过10天，还不知道这把老骨头漂向何方？

    5月26日晨，蒋介石望着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上海半边天，暗自神伤。

    夜海茫茫，“太康”号像一只黑色的幽灵，在波谷浪峰间跃跃前行，蒋介石不顾海上风大浪急，在甲板上踱来踱去。

    解放军渡江以后，本来就瘦弱的蒋介石脸上更加棱角分明。蒋经国不离寸步，生怕父亲经不住这亡国的刺激而杀身成仁“父亲，还是回舱去吧，晚上风大，当心着凉。”蒋经国轻声地劝说道。

    沉默，很长一段时间的沉默。

    “经国，”在死寂的沉默中，蒋介石突然象发现新大陆似的，劈头问道，“你说说看，我们为什么失败了？”蒋经国心里清楚，这个答案父亲最有发言权。从1927年在南京建国，到22年后国将败亡，中国四亿五千万人，父亲一直是一手遮天。当然，蒋经国也是可以说出一二的，就比如几个月前的上海打虎，比如上个月的长江布防..但这经国能说吗？这问题不是经国敢回答的。

    顿时，又一阵沉默。

    “主要原因，”沉默一会后，蒋介石字字有力，如数家珍似的说道，“我以为：第一，党心不一。我党有史50余载，从来没有统一。党心不一，政令不行，互相拆台，拿大家以私小家。第二，干部腐化，共产党骂我们党腐败，不能说他们骂的都是错的。第三，对老百性笼络不力。凡此三，岂有不败之理？”蒋介石说到这里，看了一下蒋经国，继续说道：“我们只有另辟溪径，重新训练党的干部，统一党心，让党员能自觉的为党的事业工作。他们能够严格执行纪纲，而且还能深入社会各阶层，组织基层群众。干部腐化，是因为没有监督的力量。今后，我们要以群众的力量来维护党纪，使每一个党员都服从革命的领导，执行革命的政纲。铲除空洞不实、因循敷衍、因循任私、麻木不仁的官僚作风，而代之以实事求是、急公尚义、严正不苟、是非分明、赏罚公允的新作风。”蒋介石好象忘掉了眼前的痛苦，象个正在参加总统竞选的政治家似的，一口气讲了他新的施政纲领。

    蒋经国倒是听得很兴奋，父亲这一大堆新思想，和他以前在苏联学的有许多相似之处。他在今日，才找到了父子二人的共同语言，于是说道：“父亲，我十分赞成您刚才的意见，我相信我们是有希望的。”这么直言恭维蒋介石，作为蒋经国还是第一次。

    蒋介石也来了兴致，小心翼翼地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一个小本子，递给了蒋经国。

    蒋经国知道，这是父亲的日记本。他把折叠着那页打开，上面写着这样一段话：以定海、普陀、厦门和台湾为训练干部之地区；建设则以台湾为起点。实行训练干部、编组民众、计口授田、积极开垦、在社会上不许有一个无业游民。实行二、五减租，保障佃户；施行利得税、遗产税、筹办社会保险、推动劳动福利、推广合作事业；实行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以民生主义社会建设及其政策实施为要务。更拟推动土地债券、土兵与工人的保险制度。

    蒋经国明白，父亲刚才对他说的都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在国家败亡之际，父亲不为失败而气馁，他真为父亲的刚毅和顽强所感动。同时，他也明白父亲对他讲这番话的用意。他颤声他说道：“父亲，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重振党国。”蒋经国在夜光下看看丢表，离天亮还有一个多小时，遂命令：“启航！”“太康”号启动，徐徐离开黄浦江，消失在茫茫的夜海之中。

    蒋氏父子永运地离开了大上海。

    第三野战军攻占上海，标志着历时36大的伟大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陈毅提出：二野太苦了，不如二野、三野对调。刘伯承：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毛泽东：我可没有偏心啊！

    阳江围歼战充满动人的故事：战斗英雄张玉生一人抓住200多个俘虏。解放军一个班俘敌一个师。两个脚上负伤的战士，爬行着俘虏了30多个敌人。

    白崇禧声东击西发动“南线攻势”，林彪判断失误和陈赓发生分歧。郭天民把给军委的电报写成了批判稿。毛译东致电林彪：照陈赓前提部署。

    广州解放以后，第四兵团诸军继续南下粤桂追歼逃敌。与此同时，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也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压向祖国西南边陲，欲彻底消灭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这也是解放战争时期人民解放军的最后一次大迂回、大包围、大歼灭作战。

    经过渡江战役，国民党军队的主力丧失殆尽。残存的连同非正规部队和后方机关学校在内的总兵力仅剩150万。这些部队纷纷退到华南、西南和台湾等地。蒋介石以白崇禧、胡宗南两个集团为骨干，进行在大陆的最后挣扎。

    秦岭、大巴山和武陵山山脉，象一道天然屏障，隔断了川黔与内地的联系；

    盘根错节的封建势力和遍地林立的军阀土匪，是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地处边陲便于取得帝国主义的直接援助。蒋介石的部署是：第一步，以白崇禧集团及粤军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两广进军，作为他部署西南的掩护；同时以嫡系胡宗南集团等扼守天险秦岭、大巴山、武陵山，阻止解放军入川。第二步，白崇禧部退入广西，与四川的胡宗南互为呼应，联络云桂军阀，负隅顽抗。

    为了在整个中国大地上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国民党军队，中央军委部署：第一野战军出陕甘，解放西北五省（区）；

    第二野战军，直进黔川，解放大西南；

    第三野战军，南下福建，解放东南沿海；

    第四野战军，解放中南各省；

    华北军区，攻克太原，解放华北全境。

    在中央军委作上面战略部署时，曾征求各野战军主管的意见。陈毅提出：“二野太苦了，挺进大别山苦；淮海战役又把老本拼得厉害，不如二野、三野对调，三野去经营西南，二野经营富庶的东南沿海地区。”刘伯承首先表示反对：“不行，不行，你陈老总为啥子抢我的任务哟？”“我可没有偏心啊！”毛泽东见状呵呵一笑，对中央军委提出这个方案的理由作了解释：“三野的老底于是新四军，过去长期在江南水乡，有江湖作战经验，相比较而言，二野在这方面就差点，三野不仅要解放华东、华南沿海地区，还要跨海作战，解放舟山、金门、台湾等岛，轻车熟路，就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1949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发出向华南、西南进军的指示，明确指出对白崇禧和西南各敌，均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

 第122章

    强调“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

    第二野战军四兵团出击华南、解放广州的战役行动，就是中央军委进军华南、西南整个战略部署的一部分。

    当时，中央军委部署，第二野战军三兵团、五兵团部队，隐蔽前进，先不直接和敌人交锋，待广州解放，迫使国民党政府迁至重庆后，再以大迂回的动作直出贵州，并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及其与白崇禧的联系。中央军委还决定，当时位于陕川边的一野部队及华北十八兵团等部，积极吸引胡宗南集团，将其暂时留在秦岭地区。待二野将其退往康滇的后路切断时，即由贺龙、李井泉率领，迅速占领川北及成都地区。尔后两军协同聚歼该敌，并迅速占领全川，布置春耕，开展地方工作。

    随着二野向大西南的挺进，解放大西南，已是指日可待。党中央为了适时加强对大西南党政军的领导，适时地开展地方工作，在二野出击大西南之前，成立了中共中央西南局，任命邓小平为西南局第一书记，刘怕承为第二书记，贺龙为第三书记。西南局共有委员24人。

    在中央军委下达向大西南进军的次日，即7月18日，刘伯承、邓小平召集了二野前委扩大会议，研究讨论进军西南的部署和加强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及后勤工作等问题。

    根据前委会议研究的意见，二野颁发了《关于进军西南的指示》，指出：我第二野战军与兄弟野战军以无比的奋勇前进、艰苦奋斗的精神，手携手的共同横渡长江进军江南，追歼了大量残敌，解放了江南广大地区。并接管和掩护接管了广大地区城乡工作，取得了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是由全军在坚决执行党中央军委及华东局正确方针之下，在各解放区协同互助之中获得的。为了迅速消灭敌人残余力量，解放全中国，我野战军即将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执行渡江后继续进军的光荣任务，望我各级党委在部队党及指战员中立即开始进行如下工作：一、明确的向党内外指明敌人国民党的残余力量还存在，还在勾结帝国主义，并继续得到帝国主义的支援，向我解放区进行封锁破坏，企图垂死反抗，苟延残喘，死灰复燃，中国的南部、西南部、西北部、东南部尚未完全解放，广大待解放的人民正热望人民解放军前去协助解放。我全国各野战军的进军任务尚未结束，不继续进军，残敌就不能最后消灭，革命就不能彻底胜利。望发扬以前将革命进行到底教育的成绩，提高全军政治认识，鼓舞全军战斗意志，与全国各野战军共同为完成继续进军，争取迅速消灭残敌，解放全中国的胜利，保障和平统一建设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光荣任务而奋斗。指明任何对这一继续进军之重要意义，不认识和意志松懈与消极，都将损害党与人民的事业；损害革命的彻底胜利。耐心的和深入的克服存在着的骄隋、怕苦、保守、松懈、厌倦等有害的倾向和思想，全军全党团结象一个人一样的坚决前进。

    二、中央军委已命令我第二野战军继续进军的目标为西南，应按党内党外干部与战士的次序，适时公开说明继续进军的目的地区。指明解放西南广大地区，解放七千万人民和西南在国防地位上、军事、政治、经济、社会情况。并批判某些离开党与人民的政治观点，而说的那里“好”那里“坏”的庸俗的错误的观点，使全党全军正确认识解放西南的重要意义，而积极向着西南进军。

    三、除了在全党全军，尤其是干部中充分完成上述的政治动员思想教育外，还应从军事、政治、后勤运输各方面，加强继续进军的实际组织工作。进军西南是一光荣任务，同时也是一艰巨任务；大军在蒋灾、兵灾、水灾之时，横贯赣湘两省，组织全军胜利的进入目的地，这是极繁重的任务。这是包括走路、吃饭、穿衣、宿营、运输、保持部队健康、巩固部队情绪、争取沿途居民、团结兄弟野战军及山地河川作战、习惯西南生活等工作。

    因此，各部队除了在全党全军普遍进行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教育外，必须以极负责认真的态度，重新检讨过去进军江南的经验，实行科学分工和各级干部应随时了解部队情形，严格督促检查工作，上级军政干部深入下层进行教育：与士卒同甘苦更为要紧。今后进军中的军事、政治、后勤等组织工作，必须加强，克服存在着的粗心大意，官僚主义不负责任的态度，这样就可以避免某些可能避免的困难，全军胜利地实现新的进军任务，这样才是继续进军胜利的具体保证。

    7月26日，为了解决好部队可能出现的思想问题，刘伯承司令员亲临三兵团，对该兵团的团以上干部，作了关于进军西南的动员报告。接着，他又在二野直属队党代表会上发表讲话，他说：“党代表会议，是代表共产党员的会议，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必须知道我们的路是长的。经过新民主主义还要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我们要时刻检查我们自己是否合乎毛泽东思想。揭发和纠正现存的各种错误思想和行动，对于进军西南是一个关键。”针对某些干部开始滋长起来的骄傲自满、功臣自居、停顿不前和贪图享乐的情绪，刘伯承尖锐地指出：“我们二野现在最重要的错误倾向是骄傲，不是我们的战士和下级同志骄傲，而是大干部骄傲，所以危险性也更大。毛主席再三指示我们要不骄不躁，我们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应该把骄傲的包袱放下，免得使我们犯错误。二野有些同志背着一个大功臣的大包袱，自以为有功劳，该得大赏。..如不把这个思想弄清楚，无法接受工作与进军西南的任务。”他告诫说：“我们的胜利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以及党的群众工作和农村的土改工作，国民党的统治区的地下斗争的配合而得来的，更不可以为枪杆子打出来的了不起，个人了不起，这是军人非常可怕的现象，要经常警惕。否则，小则犯错误，大则不可设想，更甚可看到张国焘之流的榜样。”在二野部队进军大西南之前，经过在部队认真开展的思想教育工作，对一些错误倾向和思想进行了认真严肃的批评和批判，使部队的艰苦奋斗正气上升，居功骄傲，违法乱纪的歪风受到压制和打击，进一步加强了党的基层组织的战斗作用，提高了广大党员把革命进行到底的积极性，也使广大指战员的阶级觉悟和政策水平得到很大提高，这就保证了部队进军西南，建设西南的伟大使命的完成。

    8月19日，刘、邓发布了第二野战军向川黔进军作战基本命令：甲、敌情如野司关于西南敌人的综合通报。

    乙、本野战军主力（除四兵团）之任务在于攻略贵阳及川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县、江津地带之敌，并控制上述地带以北地区，以使宋希濂、孙震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即聚歼这些敌人，或运用政治方法解决之。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次解会川问题。

    丙、各部队之行动部署：1.五兵团及附特纵之炮四团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武岗、邻阳、湘潭之线，争取10天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日攻占贵阳、黔西，尔后以一个军留置贵阳地区，捕剿散匪，维护交通，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经毕节进击宜宾至纳溪地带之敌，协同三兵团作战。

    2.三兵团附特纵之炮九团及一个工兵营，应于10月10日以前到达常德、江陵一线，争取于10天到半个月时间补齐棉衣，于11月20目前攻占遵义、彭水、黔江，尔后除一个军控制咸丰、黔江、彭水监视与牵制涪陵至万县等地之敌，待机作战，兵团主力则应于12月10日以前进击泸县至江津地带之地，协同五兵团作战。

    3.完成渡江攻占宜宾至江津地带后，应顺势攻占富顺至壁山之战，并调整队势，切实侦察掌握各方情况，准备下一步之行动。

    4.以沅陵、思南、遵义、沪县、荣昌为两兵团之分界线，线上属三兵团。

    5.三、五兵团应按上述方针，根据实际情况，作更具体的布置，并报告本部备查。

    6.特纵配属各兵团之三个重炮团和一个工兵团外，其余于8月23日以前集结花园地区待命。

    丁、本部拟于10月底移至武汉附近，尔后位置临时确定。

    此为基本命令，尔后之变化，视情况另以命令行之。

    9月初，第二野战军开始向湘西、鄂西开进。三、五兵团按预定方案，分别乘车乘船或徒步，向集结地疾驰。

    9月7日，刘伯承从郑州动身去北平，参加开国大典、政治协商会议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重要活动。

    9月23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刘伯承代表第二野战军全体指战员，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衷心祝贺新中国即将诞生，并向世人宣布：第二野战军正在与兄弟部队协同作战，执行解放西南华南的任务。

    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刘伯承作为开国功臣，并排与毛主席站立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10月21日，刘伯承和邓小平刚刚开完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便带着会议作出的继续进军的决定，匆匆乘车南下。次日，赶到徐州，登上第二野战军司令部西进列车。

 第123章

    10月23日，刘、邓发出进军川黔的作战命令，要求三、五兵团加快准备，提前实现基本命令规定的作战目标。

    当刘伯承司令员踏上西进的列车时，陈赓率领四兵团正在向广州逃敌进行勇猛追击。

    10月14日，广州解放的当晚，四兵团各路大军未进广州城，即向广州西南方向前进。

    15日晨，十四军部队进占三水县城；十五军部队占领佛山。

    十四军占领三水县城之后，继而又占领高要，卡住这个水江、西江的汇合点，就控制了由广州到广西的要道。

    被我紧紧追击的国民党军中，有许多是自江西中部一直被赶到南海来的；另外一些，则是从粤北被击退下来的。这些逃敌，长期处于恐惧、疲困、悲观的逃亡中，面对解放军的大军压境，他们只得绝望地哀叹：“只有投降才是活路！”我军占领三水、西南镇时，逃至三水东南西冈头的一○三师，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自知逃跑无路，15日下午，我军正要围歼这股逃敌，敌师长曾元三派出洽商投降的代表，由西江对岸乘一只小船过来。敌方代表表示：“愿意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站到人民方面来，完全接受解放军和平条款处理。”次日，敌师长曾元三过江来作进一步商谈。18日中午，敌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长牟龙光，即率领一○三师师部及第三○八、三○九两个团，共计4000余人，遵照我军司令部的命令，渡过西江到达指定地区，集中投降缴械。

    16日下午，我一一八团于三水战斗结束后，迅速渡过西江，尾追向高明方向逃窜的敌第三十九军军部及一四七师残敌。17日晨，一一八团率四个连的兵力，在松柏坑与从金利圩向高明逃跑的敌十七师遭遇。我二营六连从左翼迂回堵击敌人退路。

    我六连迅速抢占了松柏坑及其西南高地，将敌人压到沟内，发起攻击不久，首先歼灭敌人一个营。

    我三营八连、九连直插新庄，残敌在我猛烈打击下，已无路可走，敌四四一团团长姚涤民即率部1200余人，举着白旗向我投降。

    在我军猛烈追击下，向高明逃跑的敌九十一师1700余人，被迫打得七零八落，溃不成军。17日晚，被我粤中纵队在鹤山西北的宅梧圩挡住逃路。

    纵队一面对敌阻击劝降，一面与野战军联系，一一八团即派团政治处副主任率领三个连的兵力，协同纵队代表前往，对该敌施加压力，劝其投降。该敌已经知道一○三师向我投降的消息，在我军重围之下，由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率部向我投降。

    我一二○团经腰古圩向阳春方向追歼逃敌的时候，与敌军1500余人遭遇。20日9时许，我一营迅速袭入敌人驻地，勇猛向纵深发展，协同一一九团三营一部，俘敌600余人；我顺公路追击残敌，在小河口地区，又俘敌200余人。

    此时敌人战斗力已经很弱，兵无斗志。解放三水县城那天，某团宣传队员，赤手空拳就捉了敌军39个持枪荷弹的俘虏。某团二营七连进入芦包镇搜索，我战士只甩出了一颗手榴弹，便迫使120多名敌人向我投降。更有趣的是，战斗英雄张玉棋单人冲入敌军阵地，一下子领回来200多个俘虏兵。

    残敌经我军昼夜穷追，蜂拥混乱，据俘虏称：敌军主官在和我军接触前，大多已先行溜走，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残敌之间，亦有争相夺路、吵骂殴打以致相互开枪者。成群结队的散兵四处乱窜。19日，我军由高要渡过西江，20日晨在高要以南的小河圩，截获敌第六十三军满载弹药的大船六只。同日中午，我军又在新兴以北截获该敌两个师的辎重。

    据十四军报告：广州逃出的敌人，除第六十三、一○九军等向西流窜粤桂边境外，敌第二十一兵团经佛山向阳江方向撤退，第十三兵团残部经高要向阳春方向撤退，第三十九军经高明向阳江方向撤退。余汉谋已逃往雷州半岛的湛江市。情况表明：广东敌军主力是企图逃往雷州半岛和海南岛。这时，敌军已远离我200华里以外。

    在陈赓授权十四军军长李成芳的指挥下，十四军全部、十五军一部，兵分三路，对逃敌实施平行追击。

    23日晚，部队经过多天的强行军，已实现对该敌的战略包围。此时，以四十二师和四十四师一部组成的右路军，已进到阳江以北30里处的双捷圩，其先头部队已前出江电（阳江至电白）公路北侧的瓦窑头（双捷圩西南）、大寨（双捷东南），占领阵地构筑工事。敌军西逃雷州半岛的公路己为我军切断；以四十一师及四十师一部组成的中路军，已追敌进至阳江东北40里处的合山圩地区，并继续向阳江迫进，以十五军四十三师、四十四师组成的左路军，进抵恩平，继以150里的强行军向阳江疾进；作为此次大追击第二梯队的三十八师，已进至阳春以北地区。总之，至此，我军己对阳江地区敌二十一兵团4万多人，形成西、东、北三面包围。

    经过连续两天多外围作战，26日拂晓，我各路部队开始向阳江之敌发起总攻。

    总攻开始后，我十多支突击部队直插被压缩包围在阳江平冈圩的敌人心脏，将其割裂。敌混乱不堪，成千成百地被我军活捉。

    晨8时，被围的敌军全部被打乱，敌我相互拥挤交错。而侥幸漏网从平冈圩以南海路逃走的少数敌军，因其仓皇抢海船，纷纷被挤落海中，4只大船被我军击沉，船上2000多名敌军亦沉落大海。战斗在12时胜利结束，被围之敌约4万余人全部被歼，其中溺毙万余人，俘3万余人。

    阳江围歼战的胜利，完全粉碎了敌军逃往海外的企图。

    阳江大围歼战中，我军指战员表现了无比的机智、顽强和勇敢，出现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故事。

    广州解放以后，十五军的著名战斗英雄刘子林，已经升任四十三师一二七团三营副营长。在往阳江的追歼过程中，当他带领前卫连快要到达台山西南方向的那扶圩时，碰到了粤中纵队的一个分队，从中得知敌保安第四师驻扎在那扶圩。

    在那扶圩外有一片高地，敌人在此设立一个排哨。刘子林带领部队经急行军，抢占了敌人排哨两边的高地，遂向排哨冲击。这里的30多个敌人，当发现刘子林等冲到跟前时，来不及打枪，就一个个当了俘虏。

    通过对俘虏的审讯，得到了敌师长关中岳的住址、夜晚的口令等情况。

    这时，主力还在后面，我一个营面对敌人一个师。刘子林根据了解的敌情，大胆地向团参谋长建议，由他带领一个班摸到敌人师部去，逼迫敌师长投降。团参谋长根据敌人慑于我军声威，批准了刘子林的建议，并派团组织股长李向明、参谋赵忠信跟他一起前往。

    刘子林带了12名战士，每人一支冲锋枪，由俘虏作响导，向那扶圩的寨门挺进。

    刘子林等一路通行无阻，到敌人营房后，直奔敌师长关中岳的住房。当关中岳和他的参谋长从梦中惊醒的时候，一排冲锋枪的枪口已经顶住了他们的胸膛。

    刘子林威武地逼视着敌人，大声说道：“我们是人民解放军，你们是个保安师，是打还是缴枪？”敌师长关中岳言不达意语无伦次地说道：“事实就是这样，事实就是这样。”关中岳在刘子林的枪口下，通过电话召来了两个团长。经过刘子林等的教育，敌人自知固守已告绝望，关中岳和两个团长答应全部投降。

    黎明时分，刘子林的第三营进驻那扶圩，成排的俘虏徒手走出那扶圩。

    我军未费一枪一弹，便把敌广东保安四师2700多人全部缴了械。

    10月25日，我十三军三十八师进至白沙圩地区，奉命沿岗头、廉村直插九江埠，堵歼被围敌军。

    26日3时，一一二团九连一举击退廉村凉亭高地敌五十军残部。当三营进至良村西南467高地附近的时候，遭到敌人火力拦阻。我即以一个排向467高地发起冲锋，又遭敌机枪扫射，前进受阻。

    此时，七连“洛阳英雄班”战士张聚富奋不顾身，即经侧翼断岩扑向敌火力点，身负重伤。他在腹部中弹、肠子脱出一尺多长的情况下，仍忍住剧痛，用尽全身力气，抓住敌人的机枪往下压。我冲击分队乘机而上，一举歼敌一个班，攻占了高地。战斗英雄张聚富，为拔除敌人的火力点光荣牺牲。

    与此同时，我七、八连攻占了463高地及其以西无名高地。

    4时，敌人从我营右翼拼命突围，其先头敌人遭我一、二连顽强堵截，突围未成，后续一个团的敌人处于进退维谷中。我二连及警卫排趁机由右翼侧出击，活捉敌800余人。

    5时，敌先头一个营，又向我一一二团指挥所翼侧迂回，企图抢占有利地形，掩护突围，并切断了我团指挥所与二营凉亭高地的联系。三十八师侦察连奋勇迎敌，第二营也及时发起冲击，激战至7时，敌伤亡惨重，向海边仓皇撤退。我军追至平岗圩，与敌激战，至当晚12时，阳江被围之敌全部被歼。此役中，仅一一二团一个团的战果：俘敌副团长以下1873人，缴获山炮3门、迫击炮20门，轻重机枪77挺，长短枪419支，枪榴弹100余个，电台1部，报话机3部，电话总机3部，单机15部。

    10月25日，逃敌第一○七团在阳江鸭掌寨村后起伏的山岗上，摆成一个椅子形的阵地，妄图依靠飞鹅岭和猪头山两个制高点和当中的一个平山包为屏障，掩护整个刘安琪兵团残部向海边逃跑。

 第124章

    我某团六连接到命令：“钻进去！挖断敌人的心腹阵地平山包，而后拦腰斩断！”六连从鸭掌村左侧扑进椅子圈，必须经过一处泥坑地，而泥坑地的前沿密密地长着荆棘。

    战士们奋不顾身地扑了进去。坑中的稀泥深过膝盖，泥坑处又没有丝毫隐蔽物，敌子弹呼啸而来。机枪第二班战士王有光光着血淋淋的两脚，从第一排跑到第三排的前头。战士林文金被打伤了一条腿，指导员让他下去，他说：“我爬着也要爬到山头上完成任务！”第七班只剩下了郭云法一个人，他向第八班班长说：“八班长，我听你指挥，让我给七班争光报仇。”..

    这样的气势敌岂能不心胆俱裂。

    在阳江大围歼战中，指战员们创造的奇迹是很多的：某团二营，仅以一人轻伤的代价，生俘敌军2600人。有两个脚上负伤的战士，在艰难的爬行中。

    也俘虏了30多敌人。26日，某团一营机枪射手张英奇，挟着一挺轻机枪和一颗手榴弹，一个人就捉来了83个俘虏和五匹牲口，而且一个人还把这一批胜利品带回了20里以外的司令部。另外，第一连六班战士李中科一口气捉了110个俘虏，22匹牲口，他同八班的李河清一共捉到240人。第一连这天俘敌总数是705人。

    阳江地区追击作战，歼敌第五十军、三十九军（欠一个团）、广东保安第二师全部，以及敌第十三兵团团部、二十一兵团团部、六十二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一○九军、三十二军、二十三军、七○军、广东保安第四师、第五师、西江指挥第三纵队、广东保安第六团等各一部，共4万余人。其中生俘敌第五十军政工处长金意之、三十六师副师长李成中、参谋长徐正法、一○七师参谋长白国杰等以下官兵30300余人，毙伤及溺毙敌1万余人。另有敌第一○三师师长曾元三、副师长陈一匡、参谋条牟龙光、三十九军九十一师师长刘体仁、副师长裘建之、参谋长龙骧等以下6000余人向我投诚。我军解放了三水、四会、高明、高要、新会、南海、台山、开平、新兴、恩平、阳江、阳春等13座县城。在我军声威下，国民党海军第四巡逻联合舰队的官兵500余人，率舰艇11艘向我军投降。

    经过广东战役，到11月初旬，除了海南岛、雷州半岛南部及其它一些滨海地区以外，全省大部解放。白崇德集团则退居广西老巢作最后的挣扎。

    白崇禧逃回广西老巢后，忙着搜罗残部，扩充兵员，企图背靠云南、四川支撑，依托十万大山，与我军周旋。

    白崇禧此时的兵力有：第一兵团司令黄杰指挥的第十四、七十一、九十七三个军；第三兵团司令张淦指挥的第四十六、五十六两个军；第十一兵团司令鲁道源指挥的第五十八、一二五两个军；第十七兵团司令刘嘉树指挥的第一○○、一○三两个军。此外，还收编了余汉谋部流入广西的第七十，二十三、六十三、一○九四个军残部。这样，他共有正规军20万人，地方部队10余万人。

    广东余汉谋垮掉后，在中南这块版图上，只剩下白崇禧这支孤零零的队伍了。

    10月的一天，白崇禧把他的亲信张文鸿找来说：“你在龙州住过很久，又在那里读过书，同学、朋友一定不少。我准备派你率四十八军开任龙州部署，防备共军的左翼威胁，以巩固后路安全。必要时，我准备退向越南，如果法军敢阻拦，就解决他们。”白崇禧在广西东北地区，构成了以桂林为中心，沿湘桂路和桂江南岸布防的防御体系，以黄杰与刘嘉树两个兵团集结于桂林及以北地区，负责节节抗击，破坏交通线，阻止解放军入桂；以鲁道源兵团集结于龙虎关、荔浦；

    以张淦、徐启明两兵团集结于恭城、阳朔地区。并准备视情向柳州、南宁撤退。

    针对白崇禧这种摇摆不完的防御态势，中央军委决定以九个军、30个师共40万人及人民武装一部，发起广西战役。此役在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统一指挥下实施。

    11月5日，林彪下令发起广西战役。

    与此同时，决定陈赓率四兵团指挥所从广州迁至茂名指挥作战。参谋们向他建议：“反正有线电话架不通，在哪里还不是一样指挥，何必非移动指挥所。”陈赓说道：“你们不要进了城就不想走了，叶参座可以在广州坐镇指挥，我却不能，我身份不同，再说靠近部队，指挥也方便。”在发起广西战役的当日，陈赓兵团向廉江和信宜以北开进。与此同时，二野五兵团解放了贵阳。

    白崇禧见向云贵逃跑己不可能，而右侧背又受到四野西路军的极大威胁，误认为我军南路兵力薄弱。准备乘我北路未动，西路距其尚远之时，集中主力，吃掉陈赓兵团向廉江方向突出的第十三军，控制粤西南滨海地区，打开逃向海南岛和越南的退路。

    11月11日清晨，白崇禧向副官吩咐：“电令黄杰，除留一部警戒外，速率第四十六、七十一、九十七、十四军主力，向柳州、南宁一线秘密集结。

    电令徐启明，率部火速沿湘桂路节节抗退，要破坏交通线，强行把沿途五公里范围变成无人区。”他又道：“电令刘嘉树南撤，抢占百色，以策应南线作战。”白崇禧又亲自拟定了一份电文，命令张淦，速率部向博白、陆川一线秘密集结，准备歼灭南线的解放军，夺取雷州半岛，掩护主力向海南岛转进，为了迷惑林彪，他又电令鲁道源兵团，准备在岑溪以东佯攻，掩护“南线攻势”行动。白崇禧还电示张淦：“此次南路攻击，乃我生死存亡之关键，胜者大量美援立即可获，败者涂地..”林彪发现白崇禧调整部署后，决定诱敌至桂南集结后再行围歼。11月16日，林彪向各兵团下达了在粤桂边界地区歼灭白军主力的命令。

    18日，四野北路兵团展开全线攻击，于22日解放了桂林。

    此时，白崇禧看到北方共军进展迅速，再不开始向“南线攻势”行动，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于是，他在南宁急令张淦率第三兵团向玉林、北流线赶进，令鲁道源第十一兵团主力向榕县附近集结，进行佯攻，以配合张淦的行动。

    11月23日，鲁道源率先向我东路兵团四十三军发起佯攻。

    林彪听说东线四十三军遭敌攻击的消息，误以为白军主力改变了主攻方向，急忙电令陈赓第四兵团，留十三军三十九师在廉江阻敌向雷州半岛方向进攻，调第十三、十四、十五三个军北上，围歼鲁道源兵团。

    陈赓和四兵团副司令员郭天民都不同意林彪这个部署。他们认为，白崇禧的目标肯定是雷州半岛。如果此时把四兵团主力北调，白崇禧趁机大兵冲压下来，在此处仅留一个师是堵不住敌人的。即使全歼了鲁道源兵团，也会使白崇禧军队的大部溜掉。不如留下兵团的主力堵住白崇禧部的逃路，待四野的主力赶上后，使鲁道源兵团和白军的主力都变成瓮中之鳖。当即，陈赓致电林彪，建议更改原计划。但林彪固执得很，回电陈赓：“我决心己下，不能更改，命令各军按计划立即出动，歼灭鲁道源兵团。”郭天民是个急性子，一看到林彪的回电，立即给中央军委发电，陈述四兵团的意见，他在电报中写道：“留下我们一个师守廉江，势必将白军放到雷州半岛去，敌会据比向海南岛逃走，这无疑于放走敌人..”陈赓看了郭天民起草的电文，笑着直摇头：“老郭，你这个稿子完全是批评性的，感情太盛了，我们还是用建议的语气，我来写吧！”陈赓在电文中说：我军必须牢牢控制住雷州半岛，如被敌所占据，势必从海上逃跑更加容易。建议我兵团占据廉江，控制沿海出海口，完全截断敌人的海上逃路，如原计划不能改变，可否“用四十三军及十一军合歼敌一二五军及五十八军，而以十四军、十三军两个军钳制敌三兵团及粤敌，以确保廉江”。

    24日，毛泽东复电，指示四兵团“仍照陈赓前提部署，..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

    “毛主席英明，真理在我们手里！“郭天民看了毛泽东的电报之后特别激动。

    “老兄，不要那么激动，这里有参谋们，要照顾点影响。”陈赓友好地提醒他。

    24日，毛泽东又致电林彪、陈赓：

    “白崇禧于23日令其所部十六个师向廉江、茂名之线攻击，这是歼灭敌人的好机会。

    为此，陈赓所率十三、十四、十五、四十三四个军，除一个军由罗定、容县之线迂回敌之侧背外，主力不要深入广西境内，即在廉江、化县、茂名、信宜之线布防，置重点于左翼，即廉江、化县地区，待敌来攻，而歼灭之。桂林方面之我军迅速分散数路南下，攻敌侧背，置重点于左翼，即贵州、贵县、玉林之线。白军主力既确定向雷州半岛逃窜，程子华兵团即应分路南下，第一步向百色、南宁之线；第二步向龙州、南宁之线攻进，以期尽歼逃敌于龙州海防国境线上。”林彪见电后，只好修改了原定计划，调整了作战部署。

    李宗仁看上去确是格尽职守的代总统。在南京被解放军攻占时，李宗仁是国民政府党政要员中最后一个离开南京的；在广州也是如此，在解放军攻占广州的前一天，他才踏上飞往重庆的座机。

    广州被解放军攻占，重庆又成为国民党政权苛延残喘之地。

    李宗仁到重庆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进一步败亡，他这个“当家人”的日子也随之更加难过，蒋介石复职之说纷纷纭纭。

 第125章

    以吴忠信、张群、朱家骅为首的各方面说客，经常奔走于李宗仁的门下，为蒋复出游说，要李宗仁“知难而退”，并亲自充当劝进的角色。

    李宗仁指着吴忠信大骂：“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是谁死乞百赖地劝我勉为其难？不是你是谁？我出来主政，蒋先生却在幕后处处掣时，现在把局面弄得不可收拾，你们又要我来劝进。告诉你！我没有这个脸！”吴忠信、张群、朱家骅被李宗仁一顿训斥，再不敢当着李宗仁说劝进的事。而在此时，掌握川康地盘实权的张群，策划了一出“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民意代表”200余人的劝进闹剧。李宗仁视而不见，硬顶着不辞位。

    自从白崇禧开始向蒋介石倾斜之时，也巴不得蒋介石出来主政。但碍于和李宗仁几十年的关系，他不忍再火上加油。

    但时局日蹇，广州陷落，陈赓兵团和四野数十万大军紧追着不放，二野的刘伯承亦称不日将率军进剿西南。在李宗仁来到重庆不几天，白崇禧也飞到了重庆。见了李宗仁。白倒也直来直去，对李宗仁说：“德公，时局危极，你我不言而喻。从这十多个月来看，老蒋不愿撤手，而我们也搞不通。如果再长此下去，情况势必更糟。以兄弟之见，建议德公去昆明休息一个时候，看看局面发展再定行止。”李宗仁对白崇禧的转变很震惊，问道：“健生，你想干什么就直说吧！不必这样含含糊糊！”“德公，您太疲乏了，又患胃疾，我想请德公此时休息一下。”白崇禧硬着头皮说道。

    李宗仁怒气冲冲地说：“你想让老蒋出来复位，就请吧。但我定要维护国家名器而坚持到底，绝不让步。”“德公，您误解了兄弟的意思。你我相处几十年，弟从无恶意。”白崇禧撂下这几句话，起身经自离去。

    李宗仁事后得知，白崇禧为了调和他和蒋介石的矛盾，已向吴忠信提出了初步妥协方案，即蒋介石复职，李宗仁仍任副总统；但因车患胃溃疡病，亟需赴美就医，并借以在美国进行外交活动；白崇禧为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

    李宗仁知道，以他和白崇禧交情，只要白能混得下去，则无论到什么时候，白也会请他回来坐第一把交椅。现在川康危急，大西南己到了朝不保夕的时候，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李宗仁左思右想，把总统府参军长刘士毅和秘书长邱昌渭找来，交代一番后，便飞往昆明去了。

    李宗仁在昆明盘桓的那几日，心境恶劣，胃溃疡日甚，常常出血不止。

    不久，程思远由重庆飞抵昆明，向李宗仁报告，白崇禧所提的妥协方案没有被蒋介石采纳，吴忠信转告程思远：“白健生任行政院长的事，不能作为蒋、李合作的条件。”并声言：“蒋总裁即将到重庆视事”。

    紧接着，云南省主席卢汉来探望李宗仁。李宗仁过去和卢汉曾有过两次军事冲突，且都被李宗仁打败成了俘虏，后又被李放了，虽未结下旧怨，但也无深交。但李宗仁知道，卢汉一直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处心积虑在寻找发泄的机会。

    卢汉见李宗仁此时已走投无路，便悄悄地献了一计：“总统，看样子，蒋介石马上要复职了。可否由我二人发电报给他，建议把国民政府迁到昆明来。等他一到昆明，我便把他扣起来，一块一块地割掉他，以泄心头之愤！”李宗仁听了大吃一惊，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蒋介石如何被宰割的问题，而是自身的安全问题，因为看来卢汉已经不稳了，很可能这位云南王要投共。

    作为向共产党的进献礼，卢汉逮不住蒋介石，会不会将他这位代总统抓住交给共产党呢？李宗仁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看来昆明已经不是久留之地了。

    但他此时到哪里呢？看来还得回桂林，尽管人民解放军即将三路入桂，但也只有去逗留几日，再作筹划。

    卢汉探望李宗仁的第二天，李又回到了桂林。

    李宗仁回到桂林，白崇禧、李品仙、黄旭初、徐启明和程思远等，立即前来谒见。

    待李宗仁坐定，白崇禧说道：“目下共军四野陈兵湘西，陈赓兵团则由广州向南路进军，企图围歼我华中部队于桂柳之间，形势紧迫。老蒋要复位看来己成定局，我们何去何从，亟需从速定夺。”李宗仁心里清楚，他们找他来，是要他作最后抉择的。他无力地靠在沙发上，扫视了一下在座诸人，说道：“诸位有话只管说吧！”“鉴于目下之形势，我看似有两途可供选择。”李品仙接着说道：“其一，桂、黔、滇和海南岛自成一个局面，德公将总统府迁于海口，不与蒋合作，自力更生，独立领导反共救国事业。其二，德公暂时出洋，西南残局由健公妥筹善后，以待时机。”在座的看得清楚，让德公再举大旗，反蒋抗共，另图一方天地已不可能，于是，大家都沉默不语。

    沉默一阵之后，李宗仁缓缓说道：“值此国家危亡的关头，我本应与诸公和乡土共存亡，但不幸身患重庆，心有余而力不足，我决于近日赴美就医，如留得一命，则将来尚有为国效死之机会。我赴美之后，善后事宜一切由健生处理，望诸公好自为之！”李宗仁的话，倒是让白崇禧听后松了一口气。因为他知道，眼下如果既反共又反蒋，只有加速灭亡。广东与广西本是唇齿相依，现在广东已失，广西亦很难支持下去，要想保住桂系这十几万人马，不靠老蒋怕是断难行事。

    因此他同意李宗仁赴美就医，由老蒋出来领导，以缓和内部矛盾，多得几日喘息的时间。于是他说道：“德公赴美就医，看似消极之举，实则不然。当年西南反蒋，德公驻节广州，我则经营广西，形成一个有力的格局。抗战一起，老蒋不得不把我们请到南京。现在，形势虽然险恶，但我们尚有十几万能战之大军，德公赴美期间，可就近察美国之形势，广结朝野人士，争取美援，如此我们这步棋就可以走活。”白崇禧又说道：“我们北代的时候，不是穿草鞋出广西的么，今日还可以穿草鞋上山啊，广西到处是山，到那时完全可以和共军打游击，我们人熟地熟，占地利人和，德公在美争取到美援，时局一变，我们又可东山再起。”黄旭初说道：“打游击怕不是出路，共军是打游击的老祖宗，我们哪里能比得他们，还是另图筹划吧！”“十几万装备精良的正规军全部上山恐怕也不易于机动，此事可否让保安团队和民团担任，正规军需有一暂时去处为好。”有人不赞成地说道。

    “当然，”白崇禧挥了挥手，似早已成竹在胸，说道，“我们就近可退入海南岛，以海南岛为基地，再其次亦可退入滇、黔固守大西南。”李宗仁听着白崇禧喋喋不休的言词，倒觉得白不再是以前那位精明强干、料事如神的“小诸葛”了..

    “德公在赴美就医之前，可否飞一次海口，与陈伯南和薛伯陵具体谈一谈华中部队退往海南岛的计划。”白崇禧对长时间沉默的李宗仁请求道。

    李宗仁长叹一声：“我尽力而为吧！”1949年11月20日，晨，南宁机场。

    跑道上，李宗仁的专机“天雄号”已经发动。地勤人员已将舷梯架好，几名警卫和侍从人员肃立在舷梯两侧，等候代总统李宗仁登机。

    在机场候机室里，李宗仁和白崇禧相对而坐，默默无语。两人相处几十年，今天要分别，而这一别，不象其它任何一次的分别，可能彼此再不能相见，两人都万分伤感。

    “德公，按预定的时间，专机要起飞了。”白崇禧抹一抹泪痕，慢慢地站起来，看看手表，已是上午8点钟。

    “天雄号”专机预定今晨8时由南宁直飞香港启德机场，李宗仁在香港稍作停留，然后将飞往美国纽约就医。昨天晚上，程思远已先抵香港，为李宗仁赴美预作安排。李宗仁神色黯然地站了起来，泪眼扑簌地望着白崇禧，没有说话。

    “德公，你还有何吩咐？”白崇禧似乎觉得李宗仁还有什么话要说。

    李宗仁一下子扑过去，紧紧地抱着白崇禧的肩膀，恸哭起来在候机室的高级客厅里，一阵悲伤的唏嘘之声。

    “健公，“李宗仁止住泪水，用他那发抖的手，使劲摇着白的肩膀，说道，“有句话我已说过好多遍了，但还是要再次提醒你：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唯独台湾不可去，不可与老蒋为伍！”这是李宗仁积几十年政治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他认为对白崇禧最真诚的忠告。

    白崇禧凄然一笑：“德公，我记住了。您多保重吧！”李宗仁使劲地握了握白崇禧的双手，然后头也不回地朝座机奔去。

    “天雄号”专机奔离跑道飞向蓝天。

    李宗仁走后，白崇禧还在做着“南线攻势”的美梦，殊不知，毛泽东早已在他前面布好了圈套，等着他去钻呢。

    白崇禧令其主力第七、四十八军同时动作，准备先占茂名，再占化县。

    令第五十八、一二六军从右翼向廉江、化县攻击。11月25日，白各部主力进至信宜地区，没想到在这里碰上的不是共军的一个军，而是整个陈赓兵团的主力，“反攻”受挫，敌我形成对峙局面。

    陈赓根据敌我态势，决定集中兵力首歼敌第七军主力。以第十四、十五军主力向敌第七军侧后攻击，以第十三军钳制敌四十八、一二六军。

    27日，四兵团向敌军发起全线反击，张涂见势不妙，唯恐被陈赓吃掉，遂率部向博白方向溃逃，企图由钦州、北海向海南逃跑。

 第126章

    我四兵团乘胜追击，揭开了粤桂大追击战的序幕。

    正当我四兵团追击之时，白崇禧见我后方空虚，有机可乘，派喻英奇率一万多人，于28日夜攻占了廉江城。

    十三军副军长陈康，率军主力离开廉江西进已有一天多路程了，闻听廉江被占，怒不可遏，当即回师廉江。陈赓原打算只派个小部队在廉江钳制偷袭廉江的喻英奇部，大部仍继续西进。但陈赓从报话机里听到陈康正给三十八师下达回返的作战命令。

    “唉！送到口里的肉，就让他们去吃吧！”郭天民说。

    “这不行！这样的后果是吃了一块猪肉却丢了一头猪！”陈赓说。

    由于陈赓的报话机距十三军较远，十三军的报话机距各师近，所以陈赓虽听见陈康和各师通话，但就是呼叫不通。

    “不要呼叫了，陈康办事干脆，这次先斩了连奏也不奏，他们走了，还是赶快叫李成芳吧。”陈赓对机要参谋说道。

    继而陈赓给十四军军长李成芳下命令道：“你们必须每天走160里路以上。公路少，你们就人休息路不休息，不要考虑前队、本队、后卫，部队饿了就闪开路吃饭，让后面的部队前进，总之，要交互前进，充分利用道路。”任务布置以后，陈赓有些担心，每天走160里路究竟行不行？他让参谋们注意收听报话机，了解一下各师长接受命令后的态度。当得知李成芳军各师接受任务都很坚决，他才放下了心。

    十三军返回廉江的部队，不顾连续行军400多里的疲劳，夜里立即向敌军发起攻击。敌人从梦中惊醒的时候，发现已陷重围。仓皇应战。12月1日晨我军向敌发起攻击，15时战斗全部结束。敌第三二一师及伪粤桂挺进纵队在城南40里外地区，被全部歼灭。敌“粤桂边剿匪总指挥部”中将司令兼三二一师师长喻英奇、伪“粤桂边挺进纵队”司令曹英被话捉。廉江县城为我收复，敌军全部被歼灭，共俘敌6000余人。

    向钦州前进之十四军，第一天行军就超过了150华里，第二天路程又超过了160华里，部队一个劲地向前赶，结果比白崇禧部早半天到达钦州附近，并立即形成对白军之包围。

    12月6日上午6时，渡过钦江的陈赓所部包围了钦州之敌，17时发起总攻，23时结束战斗，歼灭国民党华中长官公署及其直属部队12000余人，缴获汽车400余辆，野炮42门。

    陈赓部十四军之四十六师于6日拂晓直出小黄圩、大寺圩地区，截击大量敌军，俘敌近4万人，并与四野部队胜利会师。

    陈赓部十五军，按计划向博白前进。开始，先头部队对敌军布置的阻击部队，总是歼灭了再前进，这就大大减慢了前进的速度。

    “你们应该用小部队处置敌之阻击，主力部队绕过去继续前进。再不快前进，敌人就溜掉了！”陈赓对秦基伟说。

    “你们再不快进，敌人就溜掉了！”秦基伟立即转达各师部队。

    各师接令，尽速前进，遂解放博白、陆川诸地。

    博白解放之后，陈赓要求秦基伟部集结，继续西进占领上思一带，截住黄杰兵团逃向越南的退路。

    但恰在此时，林彪却电令秦基伟部就地剿匪。

    “这又搞什么鬼呀！我们是路过部队，没有兼管军区的任务，怎么叫我们部队剿匪呢？四野的部队可以剿嘛！现在应是抢时间让十五军西进才是。”秦基伟一看电报，气就来了。

    但秦基伟还是服从命令，率十五军就地留下剿匪。

    白匪主力被歼后，在钦州地区侥幸漏网的敌黄杰第一兵团及十兵团残部，拼命地向越桂边的上思、宁明地区窜逃，准备逃往越南境内。

    白崇禧部在败亡之际，曾打算，纠集残部到十万大山里打游击；后又打算率其残部进入越南境内，与法国军队相呼应，保住残部，待机再举。

    在钦州、南宁大围歼中，白崇禧主力几被消灭殆尽，仅剩黄杰等少数残部。

    此时，白崇禧的计划是：第一兵团所属的十四军、九十七军和七十一军残部约万人，先由广西进入越南北部的谅山，配合法国殖民军，在谅山、道河口、海防一带，予越南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以出其不意地袭击。为了掩护自己面目起见，进入越境的白敌残部，将归法国的傀儡保大政府的国防部长阮文春和越南国民党人武鸿卿指挥。如果最后仍然无法在越南立足，则准备经越南海防渡海到海南岛海口。

    在我军稍后缴获的白崇禧于28日发给他的华中长官公署的一份密电中，就是这样计划的，该电称：“为将来发展生存计，组织越南志愿军，以武鸿卿为总司令，徐启明为副司令，谭何易为第三军副军长，姚槐为第二军副军长，军师人选尽量由越方推荐，原任军师长可暂任副职，以资号召。政治上拥护保大，军事上与法军合作，求胡志明主力而攻略之。若敌军（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尾随攻犯，则成国际复杂问题，美国不能坐视，于我有利。”早在11月9日，毛泽东就已电示林彪、陈赓：广西作战“除十三兵团着重切断白匪经柳州退贵州，由百色退越南的道路外，四兵团着重切断白匪退往越南的道路，应尽一切可能不使白匪逃往越南。”为把敌军全部歼灭在大陆上，不给敌人喘息余地，陈赓即令十三军副军长陈康，以三十七师沿海岸经防城向东急进，以三十九师向上思急进，以三十八师则经上思东北、明江以南前进，追歼黄杰残部及堵截该部逃往越南的道路。

    12月8日晨7时，三十七师进占防城，遂以一部东出，黄昏进占龙门港，歼敌2000余人。9日下午15时，三十七师主力进抵东兴以东地区，歼敌保安队百余人；18时占领东兴县城。10日由防城向西北山地搜剿前进。

    三十九师8日解放上思县城，歼敌县保安团全部及七十一军一部，俘敌七十一军军长熊新民以下3100余人。9日进达上思以东地区，沿途俘敌800余人。10日拂晓进袭上思以南的那当圩，歼敌第六十四军军部和一个团大部。11日进至平富圩清剿。

    三十八师亦于9日晚间进至上思附近，沿途俘敌千余人。12日进至上思西南20里的那桃，13日进至明江东南的蓬口地区，歼敌四十六军残部数百人及广西保安团一个整营。14日继进至明江以南，歼敌第五十八军一个连。

    按照原来林彪的部署，四野同时派出部队一起和四兵团追击企图向越南逃窜的黄杰兵团。但当陈赓部十三军追至边境时，发现四野设有派出部队。

    陈赓部虽紧追慢赶，也只抓住了逃敌的尾巴，歼敌6000余人。后来，林彪派出的部队，也未追上逃敌的主力。结果黄杰兵团1万余人逃入越南。而如果让十五军西进，就可以提早两天堵住逃敌退路，黄杰兵团就会被歼于国境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

    12月14日，历时34天的广西战役结束。此役全歼“华中军政长官公署”总部及直属部队三个兵团部，12个军部，25个师另15个团，歼敌两个兵团和10个师的大部，共172900余人。

    当时《长江日报》对广西战役的意义曾有如下评论：“广西战役胜利结束，桂系匪军以及华南蒋匪残余的歼灭，加速了全国解放的进程。因为我国大陆上，再也没有一支像桂系匪军这样骠悍的反动武装了。对于华中南来说，今天，解放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了。..这是我华中南地区一个划时代的转变。”李宗仁赴美一个月以后的白崇禧，并没有记住李宗仁对他的忠告，去了他原先曾答应不去的地方——台湾。

    李宗仁走后不久，解放军几十万大军，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白崇禧的十几万桂系精锐，在强大的解放军进攻面前，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被解放军打得稀里哗啦。白崇禧只好实施他退往海南岛、退往越南的计划，因为滇黔他退不了了，卢汉率部起义，昆明已成为共产党的天下。

    尽管李宗仁走前，受白崇禧之托，曾专程奔走海南一趟，与陈济棠协商，要求华中部队退往海南岛，但陈济棠一直不松口。最后白崇禧只好请蒋介石出来说话，经过讨价还价，陈济棠才勉强答应。条件是：帮助陈济棠守护雷州半岛。

    但由于解放军进军神速，彻底打破了白崇禧的梦想。逃到海南岛的部队不多，逃到越南的也只有黄杰兵团一部万余人。桂林失守以后，白崇禧飞到了海南岛，还险些为陈赓兵团活捉。

    桂林不守，南宁易主，海南岛也不可能是久留之地。李宗仁去了美国，他白崇禧以后将安身何处！

    正在他难择退路之时，他的广西老乡，陆军副总司令罗奇从台湾来到了海南岛。

    罗奇见了白崇禧说道：“健公啊！总裁到台湾后，对健公思念倍至，真可谓是食不甘味，夜不安榻。因此，特命我来海南拜见。临行前总裁特地说道：‘请转告健生兄，我请他到台湾来组阁，由他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军事指挥权我全部交给他。’健公，这可是总裁对健公的信任呀！”白崇禧再一次对蒋介石产生感激之情，说道：“感谢总裁的厚爱！”罗奇说完，打开他挟在腋下的一只小黑包，取出一张单据，交给白崇禧，说道：“健公，这是总裁命我携带来的400万银元和500块金砖，给华中部队发放军饷。”现在白崇禧仍然需要钱，退入越南的部队和留在广西山上打游击的部队，都急需钱！

 第127章

    他非常感激蒋介石，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蒋介石还想着他，他愉快地在单据上签了字。很明显，他的心已飞向了台湾。

    恰在这天，程思远送走李宗仁，从香港飞往海口，秘密在天主教堂会见了白崇禧。程思远从贴身的衣服里取出一封信给白崇禧，说道：“这是德公临飞美前留下的一封信，嘱我到海口一定面呈健公。”白崇禧接到这信，心中涌起波澜，德公在去美国之前还不忘关照我！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打开，信纸上只有寥寥一语：“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可以去，唯独不可去台湾！”看完李宗仁的信，白崇禧的心一下子凉了半截，他简直有点恼恨李宗仁：你走了就走了，何必留一封这样的信给我！

    白崇禧的心里像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拿不定主意。去台湾，他确也担心蒋介石找他算帐，不去台湾，他又不甘心到海外过寂寞的生活，因此想来想去，皆无良策。

    以后几日，蒋介石又连连来了几封电报，催他赴台组阁，电文亲切，充满感人之意，罗奇又整天来向他游说纠缠。陈济棠、薛岳、余汉谋等人，闻知老蒋要白赴台组阁，对他的态度也大大改变了。原来他们不过把他看成是一位落魄的桂系头目来借地盘栖身的。从前，桂系势力煊赫之时，他们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李、白不得不怀敬畏之情，而今桂系己败落，前来求他们收容，陈济棠等可就再也不买李、白的帐了。因此，白崇禧逃到海口，对陈等的态度也不难察觉，大有寄人篱下，乞人收留之感。现在李、白的势力虽已败落，如果老蒋要重新启用白崇禧的话，则桂系仍有复起之可能。陈济棠等为着将来的利益着想，此后便对白一反冷落为热情，甚至薛岳还特地邀请白驱车同去巡视他在海南经营的“伯陵防线”。

    “鬼不迷心窍的人不会走错路。”当时李宗仁在美国就这样讥讽白崇禧。

    白崇禧一心想着权，想有势，最后上了蒋介石的大当。

    1949年12月30日，白崇禧怀着侥幸、不安、反共复国、振兴桂系的心理，在已犹豫数日之后，应邀从海口赴台组阁。

    白崇禧经常念叨的一句话，是“我白崇禧一生只有两个长官，一个是德公，一个是介公。但白自到台北以后，经常念叨的长官变成了一个。蒋介石给他的并不是组阁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的允诺，而是把他幽禁于台北，作了张学良第二。从此，在中国军阀混战史中名声赫赫的小诸葛，湮没无闻；

    桂系势力，在国民党的派系大辞典中，彻彻底底的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

    白崇禧被“软禁”在台湾，蒋介石还不甘心，还要以“谋叛”的罪名惩治这个“历史罪人”。白到台湾不久，蒋介石便密召保密局长毛人凤，授意查办。毛人凤对手下的人安排任务时说：“领袖认为老妹子（当时台湾保密局奉命跟踪监视十余名敏感的政治人物，白崇禧是其中之一，代号叫“老妹子”。）可能谋叛，你们去进行调查。”当年的“小诸葛”一直受到蒋介石的监视，虽然多次设计谋害未成，但最终仍未逃脱蒋介石的魔掌。1966年12月1日夜晚，白崇禧暴死在自己的住所。有人发现他赤身裸体死在卧室的地板上，尸体周身发绿，睡衣和床单统统被撕得稀烂，表明他死前曾有过一段极痛苦的折磨。后来，台湾军统特务头目谷正文在新加坡《联合晚报》上披露，这是他受蒋介石之命，关照药店在药剂上做了手脚，下了猛药，要了多年郁郁不得志的白崇禧的老命。

    割据西南，蒋介石的最后梦想。关起门来打狗，毛泽东的基本战略方针。兵不厌诈，刘伯承明修栈道，暗渡陈仓。

    稳定军心，蒋介石硬着头皮住重庆。垂死挣扎，胡宗南、宋希濂彻夜不眠筹良策。迂回作战，杨勇兵团突破黔东防线。打开通道，一三八团勇士斩断“鹅翅膀”。

    为了逃命，敌士兵只好拉在裤子里。抢时间，刘伯承规定了部队行军的里程表。战争奇观：铁脚板和汽车轮开展拉力赛。

    中南地区白崇禧的军队被歼之后，国民党军队的残余，主要麇集西南一隅。

    西南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西康、西藏五省区，地形十分复杂。

    北有大巴山脉横亘川陕边界，东有巫山山脉、武陵山脉纵贯川、鄂、湘、黔边境，形成西起奉节、东至宜昌，长达200余公里的峡谷地带，是川鄂交通的咽喉，地形极为险要。云南省地处我国西南边陲，与越南、老挝、缅甸接壤。国境线蜿蜒于该省的西部和南部，长达3000余公里，是我国西南的门户。

    西藏地区，地处青藏高原，平均海拔在4000公尺以上，系藏族聚居区。整个西南五省区，除四川盆地外，其余多为山地和起伏连绵的丘陵，山陡路窄，崎岖弯曲，交通极其不便。云、贵、川三省，雨量充足，土地肥沃，物产丰富，人烟稠密，历来为我国兵、粮的主要来源地之一。

    由于西南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形势特点和政治、经济条件，蒋介石企图把西南建成“反共基地”，盘踞川蜀，开拓滇康，支撑一隅，等待时机。

    于是，在他引退后，认为国民党大势已去，遂提出了以四川为中心，建都重庆，背靠云贵两省，“割据西南”的计划。

    白崇禧的部队被歼之后，在西南地区，逃集在此的国民党军队，主要有：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胡宗南部第五、第七、第十八兵团；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张群部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九、第二十共六个兵团，连同新组建的部队在内，共计37个军约90万人。

    蒋对割据西南早已盘算好了。秦岭、大巴山、巫山和武陵山诸山脉是一道共军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便于封锁，可以割断川黔两省与内地的联系；

    西南地区盘根错节的地方封建势力和各据一方的军阀土匪，可以作为实行反动统治的政治基础；西南地区人口众多，物产丰富，兵员和军粮都有保障；

    地处边陲，接壤数国边境，便于取得外援。因此，蒋决定大力“建设西南”。

    为了实现这个目的，他决定把退集在西北、西南的残部，统统组织起来，沿川陕、川湘鄂边区，层层设防，构成一道坚固的防线，以“固守西南”。蒋介石计划：以胡宗南集团在川陕边区的部队扼守秦岭、大巴山，防止解放军由陕入川；以宋希濂集团布防川湘鄂边区，扼守川东门户。如果上述计划落空，退往云贵，再不能存身时，则逃往国外。

    为了保住西南这最后一个反共堡垒。1949年4月，他派心腹王陵基接替了邓锡侯的省主席，要他看好成都这个据点；重庆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则由亲信张群坐镇。王陵基顽固骄矜，张群老谋深算，圆滑善变，且二人均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然而，蒋介石还是放心不下，8月24日，携长子蒋经国由广州飞往重庆，亲白布置反共大计。一下飞机，蒋介石就发表讲话，说：“今日重庆将成为反侵略、反共产主义之中心，重新负起支持作战艰苦之使命。”蒋来到重庆，住进了抗战时期曾住过的山洞陵园，以示与共产党抗战到底的决心。负责守卫大西南的主要将领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刘伯龙等人，联名上书，请求蒋介石这次来就不要走了，长期住在重庆，“使之成为反共复兴基地”。将领们的心意，蒋介石完全理解，但此时蒋介石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才能知晓。蒋介石看完将领们的上书后说：“我在台湾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要由我亲自主持。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蒋介石这次到重庆，为了稳定军心，硬着头皮住了28天，开军事会议，部署西南防务，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但好些人已经感到蒋介石不再具有以前的威望了。事后来希濂说：“蒋介石又重复了他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就在蒋介石来重庆之前，“保卫西南的主将“胡宗南和宋希濂，曾在汉中与蒋做过彻夜交谈。胡、宋认为：为了保存实力，必须设法避免部队被共军包围消灭。在共军尚未向西南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前应设法将主力转移到滇缅边区。第一步，应先控制西康和川南，作为逐步向滇缅边区转移的基地。第二步，等共军开始向西南进军时，立即将主力转移至滇缅西之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一部转至滇南。如将来再受共军压迫时，则以主力退入缅甸，以一部通至滇、缅、泰边境。为考虑到缅甸政府可能采取拒绝入境及敌对行为，必须具有击破缅甸政府可能采取的敌对行动的思想准备和力量，因此在转移时，要尽最大努力保存现有的重武器如战车及重炮、山炮等。

    但蒋介石拒绝接受胡、宋二人提出的方案，蒋认为：两广势难保持，在华南丢掉之后，在大陆上必须保有西南地区，将来才能够与台湾及沿海岛屿相配合，进行反攻。如果把大陆完全放弃，则国民政府将完全丧失其国际地位。西南地区，形势险要，物资丰富，尤其是四川，人力物力很充足，必须保持这一地区。刘文辉等人虽不可靠，但由于利害关系，只要他们不在后方捣乱，应设法加以笼络。

    蒋介石决意经营西南，想保持一个偏安之局，但在解放军方面，已决定向西南进攻了。

 第128章

    解放军进军西南的部署是：杨勇兵团，由湖南直趋贵州，然后插入川南；陈锡联兵团，则向湘西进击，然后插入川东；周士第兵团，由北向川西压迫；陈赓兵团解放两广后，迂回云南。可见，解放军总的目标，都是指向四川，以粉碎蒋介石负隅顽抗之企图。

    关起门来打狗，这是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彻底消灭国民党残部的战略指导思想。解放军采取大迂回、大包围的策略，置内陆之敌于不顾，直插沿海、沿边地区，首先把国门封住，堵住残敌退向国外的路，然后逐个歼灭之。这是非常英明的战略决策。

    只不过不同的是，打白崇禧是公开的大迂回、大包围，而打胡宗南，在最初阶段，则是暗中大迂回、大包围，这主要因为作战对象不同。

    当时蒋介石为了阻止解放军入川，把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的14个军约16万人，布防于秦岭、汉中、川北一带，以北面作重点防守。

    以国民党西南军政长官张群所辖23个军约30万人，控制于巴东一带，其中川湘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部八个军约20万人，控制于巴东、恩施、威丰之线，作为西南防守的前进阵地。

    另外以孙震部三个军约4万人，控制于巫山、万县之线，屏障川东北，其余兵力则散布于川滇黔各地。

    显然，蒋介石把重点布防在川北。

    要想堵住敌人逃向国外的退路，就必须直插川滇黔之西南部，并有足够的兵力，才能把国境的大门关住。

    既然敌人兵力的重点布防在川北，而且解放军第十八兵团多次对秦岭之敌发起佯攻，不但吸引了胡宗南的兵力，而且也吸引了蒋介石的注意力，误认为共产党的主攻方向是在川北奇书-整理-提供下载，因而在川南、滇、黔方向，敌人的兵力相对空虚。

    于是，刘伯承以假对真，避实就虚，绕开敌人的主力部队，直插敌人后部退路，首先关住大门，然后再关起门来打狗。

    刘伯承为了让蒋介石进一步相信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川北，而不是在川南或其它地方，故意做了些手脚。

    刘伯承在10月23日从徐州西下，当他乘坐的火车路过郑州时，还特意下火车，参加了一个群众大集会，又是讲演，又是喊口号，并若有其事地宣布，他率二野大军正在入川途中。

    次日，中共新华社向国内外发布了刘伯承在郑州活动的消息。

    与此同时，以作进军川北行动的二野领导机关和第三兵团，正经津浦、陇海铁路，公开乘火车西进，而且故意制造声势。

    这就更给蒋介石造成错觉，认为解放军进攻的主要方向是川北无疑。

    岂不知刘伯承是明修栈道，暗渡陈仓。在此之前，他早已派杨勇第五兵团，乘四野进行衡（阳）宝（庆）战役及广东战役的机会，在湘西隐蔽集结，随时准备向川西南迂回包围敌人。

    在刘伯承坐的火车到达武汉时，看到自己的策略收到预期的效果，高兴地对部下说：“毛主席就是要这种气氛，这很好。”当蒋介石、胡宗南专心防守川北的时候，解放军第二野战军五兵团，在兵团司令杨勇的率领下，已于9月4日，从江西上饶出发，开始秘密由湖南向贵州进军。

    当时在贵州境内作战的，除了五兵团之外，还有三兵团的十军，十一军三十一师，四兵团的十五军四十五师，华北野战军的十八兵团六十二军一八六师，以及滇桂黔边纵队等武装力量。

    第二野战军刘、邓首长给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下达的作战任务是：攻占贵阳及黔东南，以大迂回之动作，先进击宜宾、泸州、江津地带，并控制上述地带及其川南地区，使宋希濂集团及重庆等地之敌完全孤立于川东地区，尔后聚歼或利用政治方法解决这些敌人，以便协同川北我军逐步解决全川问题。同时，又命令五兵团和三兵团十军，由湘西入黔，于11月15日前攻占贵阳，兵团主力11月25日攻占毕节，12月10日攻占宜宾至纳溪地区，完成战役迂回，配合三兵团主力在川东的作战，在进行战役迂回中解放贵州，以堵住敌人的退路。

    五兵团进军川黔的作战部署是：十七军沿湘黔公路西进至晃县、玉屏，歼敌四十九军，夺取贵阳市，然后再进而解放贵州的南部和西部地区；十六军向三穗、镇远、黄平进攻，尔后迅速沿湘黔公路前进，协同十七军解放贵阳等地；十八军为兵团的第二梯队，尔后与十六军一起参加解放成都战役。

    根据刘、邓的指示，五兵团在6月份开始，在上饶地区进行备战整训。

    在整训期间，兵团党委进行了多方的准备工作。在思想上，教育全体指战员充分认识我军进军西南的重要意义，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思想观念。物资方面，本着既要保证必须的补充和供应，又要注意节约的精神，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人员方面，除补充了大量新兵，充实部队外，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提出的接收城市，管理城市，在新区城乡建立人民政权的需要，为加强领导力量，选调了一批贵州籍的老干部，和从冀鲁豫老区抽调了大批干部组成南下工作班子，为解决于部不足，还从京、沪、杭、闽、浙、赣等地动员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经过短期训练，随我军进贵州开辟地方工作。

    五兵团十六军是解放军西进贵州的一支主力部队，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副政治委员戴润生，参谋长杨俊生，政治部主任王实。

    10月上旬，十六军在四野组织的衡宝战役的掩护下，由萍乡、醴陵，经株洲渡过湘江，进至衡阳、邵阳地区，继又利用友邻部队经湘西南调为掩护，隐蔽地西进，于10月底进到湘西之黔阳、洪江、会同、洞口地区，准备向贵州进军。

    当时，防守贵州的敌十九兵团何绍周部，判断我军向贵州进军时，主要沿湘黔公路西进。即以其四十九军的两个师，分别部署在湘黔边的新店坪、晃县、玉屏和黔境内的三穗、镇远、施秉地区。另外一个师驻黄平、旧州为预备队。又以其八十九军驻贵阳作为机动。敌人的作战部署，是企图利用黔东的险要地形，成梯次大纵深的防御态势，重点卡住湘黔公路晃具、三穗、黄平一段，与锦屏西南之敌一起组成黔东防线，阻止解放军前进。

    五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根据野战军首长的作战意图，决定首先突破黔东防线，打开大迂回的通路后，再向敌纵深挺进。

    十六军遵照兵团的作战意图，制定军的作战计划：四十六师沿托口镇、瓮洞、瓦寨、三穗方向，直插敌三二七师侧后，协同十七军歼灭该敌，尔后沿湘黔公路西进；四十八师由洞口向天柱、剑河方向进击，并负责对南面之敌警戒；四十七师为二梯队，随四十六师跟进。

    11月3日，部队开始向贵州进军。

    四十六师部队前卫一三八团，于4日渡过湘黔边之清水江，占领瓮洞、邦洞、天柱后，继续向西急进。正当敌军把其注意力放在对付我沿湘黔公路西进的友邻部队时，四十六师突然前出到敌军重点设防的晃县、玉屏右侧。

    敌慌忙以一个团进至瓦寨，欲阻止我前进。但我前卫团主力已迅速绕到该敌侧后，该敌惧怕包围被歼，被迫仓皇由山路向西南逃窜。四十六师将其掩护部队歼灭，继续向三穗疾进。敌四十九军恐三穗被我占领后，其在三穗东北地区部队的后路被我切断，即赶忙令其向西撤退。敌第一线防御即行瓦解。

    我乘机攻占三穗、镇远。7月，我军先头部队抵达敌人在黔东的第二道防线要点镇雄关。

    镇雄关是黔东的门户，也是我军西进贵阳的必经要道，因此，敌人设重兵把守，企图利用险要，阻挡我军西进。

    镇雄关要隘的西侧，有一处更加险要的地势，名叫鹅翅膀。鹅翅膀由两个800米左右的高山组成，山势陡险，难以攀登，两山犹如天鹅飞起时展开的双翅，紧紧护卫着镇雄关隘口，故得名鹅翅膀。在鹅翅膀的前面，有一条岸陡谷深南北横向的相见河，又象护城河一样拱卫着鹅翅膀要地。湘黔公路东西走向穿过镇雄关。穿过镇雄关的公路在不到2000米长的路段之内，有16个急转弯，三次通过险桥过河。地势之险要，真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

    在敌人的第一道防线被我军粉碎以后，敌人立即加强了镇雄关的防守。

    敌四十九军、二四九师七四五团，在鹅翅膀、刘家庄、黄土坡等地均构筑阵地，进行坚守。敌人在鹅翅膀阵地派了一个加强营。敌人的企图是：首先利用天险隘路，重兵把守，阻我西进，并掩护敌之主力向后撤退；如果关口坚守不住，即炸毁相见河上的险桥，迟滞我西进。因此能否迅速夺取鹅翅膀阵地和保住隘口通路，已成为十六军及五兵团主力部队能否适时西进贵阳，以至完成关闭国门战略性任务的一个关键性问题。

    尹先炳军长和王辉球政委考虑，若从正面强攻，不但会增加伤亡，而且容易导致敌人在难以防守时炸毁隘口，这样就会使我军的车、炮和辎重分队难以通过。因此，指示四十六师，一定要采取奇袭的手段，迅速拿下鹅翅膀要地，保证我军大部队顺利西进。

    攻取鹅翅膀要地的任务，由四十六师一三八团来完成。一三八团根据军、师首长的指示，先是以三营从公路南面，绕经鹅翅膀南侧，插入到敌守鹅翅膀加强营的营部驻地刘家庄，从鹅翅膀要地后面进行偷袭。

 第129章

    但在途中被深谷陡壁所阻，无法前进，只好返回。

    南面偷袭不成，一三八团决定在鹅翅膀阵地北侧寻找突破口。令五连从公路北侧向鹅翅膀右面山头的侧后穿插。如果穿插成功，到时和正面向敌人进攻的部队，一同向敌人发起攻击。

    当夜，五连在连长伍富同带领下，照当地一位老乡指示的道路，冒雨前进，先从镇雄关村子西北侧向北，沿着一条崎岖的羊肠小道，经过三个多小时的艰难行军，抵进到鹅翅膀东北约四里处的唯一山寨——梅子山。而后折向西行，翻过一座高山后，再沿险峻的陡坡，下滑进相见河谷。涉过冰冷的相见河，秘密地绕到控制鹅翅膀隘口的敌人一个连的侧后，突然发起猛烈攻击，因敌人做梦也没想到我军会从这个地方攻击，所以猝不及防，一下子被赶出了阵地，我五连一举攻占了隘口及其附近的制高点。

    我正面部队见五连偷袭成功，也立即从正面发起攻击。此时，双方交战的枪声，手榴弹、炮弹的爆炸声，响成一片，声震山谷。正面阵地上的敌人，前后受攻，误以为我主力部队已到其侧后，顿时陷入一片混乱，全线崩溃。

    我军一鼓作气，攻下了鹅翅膀隘口阵地。

    敌鹅翅膀关隘被我军攻占，使整个黔东的敌人防线溃散，我军向贵阳进军的大门被彻底打开。

    在鹅翅膀西面黄土坡地区之敌团主力，听说鹅翅膀被我军攻占，即慌忙扔下大批弹药、给养向西逃窜。同时，施秉、黄平、旧州等处守敌，也闻风向贵阳方向撤退。敌人只顾逃命，也顾不上破坏相见河的险桥。

    敌人关隘已破，十六军即令四十六师，对逃敌进行穷追猛打，迅速攻占了台江、凯里等地。并与四十八师的先头部队汇合。被我军抓住的敌俘虏说：“你们追得太狠，我们有了大小便都不敢停下来，只好拉在裤子里。”在连续急行军九天的情况下，为了截住逃敌，迅速攻占贵阳，十六军首长命令四十六师，不怕疲劳，发扬连续作战的作风，用我军的双腿和敌人的汽车轮子展开赛跑。经过三天三夜的急行军，四十六师一三八团的先头部队，于14日晚抵达贵阳近郊。贵阳守敌在我军迫近贵阳之前，已弃城逃跑。15日，四十六师解放了贵阳城。

    贵阳守敌何绍周部，13日撤离贵阳后，向盘县、毕节方向逃跑，并企图在毕节、织金、贞丰构设新的防线，阻击我军继续西进，掩护其主力向滇境退却。同时，退入四川的宋希濂、罗广文部，在三兵团的攻击下，也有向滇境退却的可能。

    早在四十六师攻占贵阳之前，刘、邓首长就电示杨勇、苏振华：1.贵州敌人已决定放弃贵阳，何绍同已令四十九军退至盘江、贞丰地区待援。八十九军退至织金、黔西、毕节地区，何本人亦退到盘江。该两军之任务为由毕节、黔西、织金到贞丰构成一条南北防线，阻我继续西进。李弥第八军仍为毕节一个师，咸宁一个师。罗广文率一一○军正向遵义前进，其一一一师9日在江南岸集结，该军其余两个师位置不明，计时可能于16、17日达遵义。罗兵团之一○八军、四十四军仍在彭水、綦江线上掩护宋希濂撤退。判断罗兵团在我进入贵阳，十军迫近遵义的情况下，可能不到遵义而折向西退。

    2.你们可能不经战斗即可迅速占领贵阳，何绍周两个军及李弥一个军似亦不可能打到。在川黔敌军主力向黔滇边退却的情况下，我们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的四个军、罗广文的三个军向云南的退路，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因此，五兵团于占领贵阳后，休息时间不起过三天，即继续前进。在处置上应注意下列各点：（甲）留贵州的十七军千万不要分散兵力，应以一个师位贵阳，两个师进至安顺地区，一面掩护主力向毕节前进，一面迫使何绍周继续向西撤退，以巩固贵阳。该军在主力入川的情况下，还要准备对付敌人两三个月的可能进扰，你们对地方工作的布置，亦应注意到此种情况。

    （乙）你们主力在隔断敌人向云南的退路时，除应迅速占领毕节外，还应注意到如果敌军沿沪县、宜宾，沿筠连、盐津、大关、昭通之川滇公路南撤时，你们应以一个军迅速由毕节直出筠连、大关公路线上。如果实现了这一步，则整个川东、川南及黔东、黔西及黔北敌人的退路就完全截断。

    （丙）杜义德第十军，计时应干17、18日左右占遵义，尔后取捷径出泸县，加上五乒团毕节一路，筠连一路，就有三个箭头向西北挺进，截击敌人，不但可以互相策应，而且符合于下一步渡江作战之展开。

    （丁）因此你们要特别注意上述各可能前进的道路调查。3.近半月来，我各部队雨天行军、作战，必感疲劳，望注意鼓励士气，使用现洋，保证战士的给养和健康。千万不可因小失大，每人每天的五钱油盐和一斤蔬菜绝不可少。至要！至要！

    根据野司首长的指示，杨勇于14日电令十六军军长尹先炳，占领贵阳后，立即移师向清镇及其以西地区，准备继续西进，令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部队加快赶至贵阳，协同十六军入川作战；令十七军军长王秉璋，率十七军留驻贵阳。

    十六军抵达清镇后，接兵团命令，继续向黔西、毕节进击。

    21日，刘、邓首长再次电示五兵团，指出：“从战役全局着眼，我军左翼迂回部队极为重要。判断敌人于南川、綦江掩护收容后，就退守重庆，或向西退至泸州、宜宾、毕节、昭通迄昆明地区，以后者可能最大。因此，我十六、十八、十军三个军，如能先敌到达叙永、筠连、盐津地区，即可完成断敌退滇后路，而各个歼灭之。”在电报中，刘、邓首长对各军行动规定了时间表：十六军于28日可到毕节，12月2日左右可到叙永或盐津，十八军比十六军迟三天。

    十军28日可达茅台，12月2日左右可达赤水。而敌人由綦江到泸县约四天行程，由綦江到叙永约七天行程，由綦江到盐津约十一、二天行程。如敌人于11月25日开始西撤，则12月1日可达叙永，12月6日左右可达盐津。因此，除五兵团及十军应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盐津之线争取主动外，三兵团以从正面多拉敌几天为有利，请你们考虑。十一、十二军在进至南川有粮地区后，如敌仍集守綦江地区，你们可以停止休息一下，以便后梯队和炮兵赶上，特别是我五兵团、十军迂回到预定位置，而后前进。

    根据野司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十六军于21日开始向黔西、毕节进击。

    十六军四十七师以一四一团为先遣支队，在师参谋长薛宗华率领下，于当日黄昏进至鸭池河。

    鸭池河是我军进军黔西的必经之路。河面虽然宽不到100米，但落差大，水流急，河中有不少乱石，急流撞在上面，掀起层层白浪。河两岸多为悬崖绝壁，一般高达1300米，难以攀登。据当地人讲，历史上除贺龙指挥的红军在这里强渡过一次外，军阀混战多次强渡均遭失败。在我军到达之前，西逃之敌已有一个团的兵力在河西岸设防。敌人依托有利地形，在各要点已构筑堑壕、地堡等工事，重点控制河西渡口和后面山上的公路，企图阻止我军西进。

    部队到达鸭池河之前，军参谋长杨俊生曾率领参谋人员到岸边做实地侦察。经过侦察得知，在渡口往南走二、三十里，到河的上游白猫河，河开始发叉，形成三、四条支流，水较浅，岸坡较低平，且可以从此绕向黔西。因此，军首长决定，先派一支部队在此渡河。从左翼实施迂回，这样不但可以切断黔西之敌的退路，迅速占领毕节，而且可以避免从正面强攻，增大伤亡。

    一四一团进至白猫河东岸以后，首先组织火力压制对岸之敌，同时利用携带的渡河器材开始渡河。敌人在此处防守薄弱，部队迅速渡过河去，抢占桥头堡，掩护部队架设浮桥，对岸之敌随即逃跑。

    四十七师渡过鸭池河后，迅速向西急进，以两天半时间，连续跨过四条河流，前进270余里，于24日占领了黔西通往毕节公路上的羊场坝，切断了黔西之敌西逃之路。25日拂晓，当四十七师先遣支队抵达定东北山垭口时，守城之敌毫无察觉，该团一直摸到敌人宿营地，向敌人发起突然袭击，敌人在睡梦之中即上了西天，敌四十九军参谋长饶启尧被俘获。28日占领毕节，切断了敌人经毕节逃往云南的退路。

    十六军占领毕节的当天，得兵团军情通报，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已于南川山以北地，被我军歼灭3万余人，其残部正由綦江向宜宾方向撤退。要我军迅速渡赤水向纳溪进击，堵往宋部之退路。

    尹先炳、王辉球迅即将部队分为两路，向赤水河急进。

    左路四十七师，由毕节出发，连翻几座大山，穿过天险燕子口，连续行军170余里，前卫一四○团于次日12时，顺利占领赤水河大桥。四十六师随四十七师前进。右路四十八师，由羊场坝出发，翻大山，走小路，次日中午在瓢儿井场突与敌四十九军残部遭遇，迅速将敌全歼后，继续北进。全军于29日通过赤水河，开始向四川境内进军。

    30日午夜，四十七师前卫一四○团进抵叙永。当时敌人正在叙永宿营，判断我军尚在百里之外，最快也要在次日中午才能赶到。

    一四○团于12月1日1时，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敌人从睡梦中惊醒，还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和拿武器，我们战士的刺刀已经逼到胸前，只好乖乖地当了俘虏。

 第130章

    我仅以伤五人的代价，歼敌2500余人，活捉敌中将司令萧以觉。

    十六军比野司首长规定的时间提前一天占领叙永。

    占领叙永之后，部队继续向西进击。5日，左右两路部队分别抵达长江南岸之江安、纳溪，比野司首长规定的时间提前五天到达该地。

    12月6日，刘、邓首长电示十六军：“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切断敌人退往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线。..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地区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最多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指向乐山、井研、荣县地区继续前进。”“由于乐山、井研、荣县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充分的战斗准备。”根据野司和兵团首长意图，军首长认为当前的关键是攻占乐山。为尽快实现此目的，作了如下作战部署：四十七师沿白花场、观音场、乐山方向，首先强渡岷江，攻歼乐山地区之敌，尔后进占峨眉。四十八师沿邓井关、贡井、荣县、竹园铺，在板桥溪偷渡岷江，插乐山侧后，协同四十七师歼灭乐山之敌，占夹江，再向雅安前进。军指挥所率四十六师，沿王宝镇、乐山方向跟进。

    四十七师前卫一三九团，9日在板桥坝、中和场歼敌2000余人。14日夜该团抵达乐山附近的瓦厂坝。迅速查明乐山、岷江东岸之敌为三三五师两个多团在此地设防坚守，该敌已在此构筑了两天工事，大佛寺山及其东侧部署一个团；在北面的伍家坝附近布置一个团。

    四十七师当即决定，以一三九团担任主攻，首先歼灭大佛寺山之敌，而后再向北发展；一四一团从右侧向伍家坝之敌迂回，协同一三九团歼敌。

    15日6时30分，一三九团首先集中全团炮火，猛烈轰击大佛寺山之敌，三营九连郑法成英雄排，在排长王克力的带领下，跳入三丈多宽、一丈多深的岷江支流，不顾敌人猛烈炮火射击，直扑对岸，用抵近射击和手榴弹消灭敌人，迅速占领了大佛寺山制高点。此时二营也东面攻上来，对该处守敌进行夹击，敌两个多团被迫向我投降。到16日中午，乐山之岷江东岸及渡口，完全为我军所控制，全军于当日夜渡过岷江。

    占领乐山后，为了迅速切断敌逃向康、滇之退路，四十七师连夜渡过青衣江，向退守峨眉之敌奔袭，于17日将其包围歼灭，占领峨眉。四十八师16日占夹江，17日上午占洪雅。四十六师进至夹江。19日，十六军主力进占名山、舟先选稜、夹江地区，至此，我军完全切断了敌人逃往康滇的道路。

    请君入瓮，共产党把国民党的战犯关进了“白公馆”。

    往事如烟。宋希濂曾是中共一个不够坚定的党员，和阵赓同乡、同学，私交深笃，对日军作战颇为英勇，屠杀共产党也不手软！内战爆发，蒋介石给他的官越来越大。宋希濂有感而发：30年一轮回，这是定数。郭汝槐深夜派兵，其中必有蹊跷。车到山前没有路，宋希濂掏出小手枪对准了自己的太阳穴..

    “请君入瓮”这个典故，说的是唐朝武则天执政时期，有两个酷吏，一个叫来俊臣，一个叫周兴。他们设计了种种惨无人道的刑法，枉杀了许多好人。周兴外号叫“牛头阿婆”。常常自夸逼供的办法如何如何巧妙，说“凡被告之人，只要送到他的手里，不招供者极少。审讯时没有一个不自称是冤枉的，处死之后，也就没事了”。

    后来有人密告，说周兴与人共同谋反。武则天命来俊臣逮捕并审讯周兴。

    来俊臣以为：周兴对于办案是个内行，要他老实招供，怕非易事，必须有新招方能使周兴招供。于是，来俊臣想了个主意，请周兴到他府上喝酒。酒过三巡之后，来俊臣说道：“今日请周兄来府上小饮，因小弟有一事相求..”来俊臣还没有把话说完，因周兴还不知道自己被人告发之事，便兴冲冲地打断来俊臣的话，说道：“有事尽管讲，你我不必客气！”来俊臣接着说道：“今有区区一件小事需向周兄请教。近日在下捉到一个犯罪之人，因该犯狡猾顽固，种种刑具都已用过，但还是不肯招供。不知老兄有什么新办法没有？”来俊臣说罢，周兴手捋着山羊胡子，想了一会儿，得意地说：“这个容易，我告诉你一个最好的办法，用一只大瓮，四面架起，用烈火烧烤，烧到内外甚热时，将囚犯放进瓮去。..嘿嘿，看他招不招供！”来俊臣听罢好笑道：“哦，这办法的确不错！”立即叫人抬来一只大瓮，四周烧起炽烈炭火。不一时，大瓮已烧得炙热烤人。来俊臣于是把脸一翻，指着瓮对周兴道：“你图谋不轨，已被揭发，我奉密诏办你，现在，请君入瓮吧！”周兴吓得立时跪地求饶，当场认罪。

    后来人们经常使用这个成语，借以说明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道理。

    事有凑巧，在刘、邓大军大西南征战中，就发生过这样一件类似有趣的事情。

    在重庆市郊有一座骇世听闻的“白公馆”，是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专门关押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内的“不轨分子”的。象张学良旧部副军长黄显生就是长年被关押在此的一个。在这里，国民党特务残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

    1949年11月30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重庆。重庆解放前夕，蒋介石残忍地屠杀了白公馆、渣滓洞等监狱中被关押的全部人士，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重庆大屠杀。

    人民解放军进军大西南，国民党军队垂死挣扎，但抵不住解放军的穷追猛打，被打得落花流水，生俘国民党将军数百名。这些“高级俘虏”就被关在了本来是他们关押共产党人的地方。这主要也是因为暂时找不到更合适的地方。况且，即使有意让这些双手沾满人民鲜血的刽子手们，体尝一下他们给共产党人建造的牢房的“舒适生活”，对他们也并不算过分。

    刚刚被十六军四十七师一三九团生俘的国民党“剿总”副总司令兼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宋希濂中将，被俘之后，就被关押在这里。在此和他作伴的还有刚被俘不久的国民党四川省主席王陵基上将、后来接任第十四兵团司令官的钟彬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曾扩情等一批国民党战犯。

    宋希濂被送往白公馆之前，曾受到二野五兵团司令杨勇的接见。

    当时五兵团司令部设在刚刚解放的乐山县城的一所中学里。

    在宋希濂被俘的第二天，即12月20日早上，宋希濂刚吃罢早饭，在他的关押处所，来了一辆小车，说是兵团司令员要找他去谈话。宋希濂看见实枪荷弹的战士要请他出去谈话，顿时心里紧张起来，他从自己在国民党中几十年的经历，判断这“谈话”凶多吉少，感到已经死到临头了。象他这样一个与共产党为敌几十年，数不清的共产党人死在他的手里的战争罪犯，一旦被共产党捉住，还会不杀掉？特别是由他亲手杀害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杰出的共产主义理论家翟秋白，更是罪不容赦！

    宋希濂想到死，心里反而平静下来，跟关押在一起的部下们一一握手道别，昂首上了派来接他的小汽车。

    小车不是把他拉到荒沟野外，而是到了乐山县城的一所中学里。宋希濂想，大概是先审后决，共党还想让我留给他们一些活材料，拿定主意一个字也不说，反正就是一个死。

    下车后，一个小战士把他押到一间还算明亮的屋子，里边有一个年轻的军人，身穿普通战士的服装，正在阅读文件。

    小战士把宋希濂带到这个年轻军人面前，对宋希濂介绍说：“这就是我们兵团司令杨勇。”宋希濂一听小战士的介绍，心里大吃一惊，发呆地注视着杨勇司令员：这就是自己战场上的直接对手，解放军第五兵团司令员杨勇？

    杨勇看见宋希濂进屋，放下手里的文件，客气地站起来，微笑着说道：“坐下谈，坐下谈。”宋希濂虽说也是个见过大世面的国民党军队的要员，但看到杨勇温文有礼的姿态，使他越发觉得不安，一下子失去了大将军的傲气，规规矩矩地坐在了小板凳上。

    “宋将军，”杨勇仍然微笑着说道：“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我们在长沙时就曾研究过，估计并非没有争取你起义的可能，一个是你的大哥，还有几个是你的朋友，其中有个姓段的，还有一个姓刘的，他们当时准备到湖北恩施去找你。但还没等他们到你那里去，你们已向西退，解放军已经前进了。

    此后，大家彼此赛跑，联系不上，也只好听任事情的自然发展了。”停了一下，杨勇又接着说道：“话说回来，现在事情既然已经这样，对过去的事，你也就不必太计较啦。现在安下心来，考虑一下怎样渡过自己的后半生，好好改造一个时期，将来到北京去，看一看我们共产党掌权以后，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杨勇的话使宋希濂深受感动，但他仍久久一言不发，直到临走前才答道：“宋某连日奔命，心力交瘁。杨司令宽宏大量，谆谆施教，我己聆听，容日后再行领教。”两日以后，宋希濂就被送到了白公馆。

    杨勇的会见，使宋希濂紧张的心情稍有放松。他从杨勇司令员的谈话里感觉到，共产党对他不会以血还血，会给他一条活命。但他一想到国民党监牢里囚犯们的生活，仍不寒而栗。

    杨勇司令员对他说把心安下来，可他怎么也安不下来，过去的事情，象电影的画面一样，在脑海里闪来闪去，赶都赶不走，特别是他经手屠杀瞿秋白的那一幕，在此时更使他浮想联翩..

    那是1935年初，蒋介石对红军发动第五次“围剿”取得“胜利”。

 第131章

    宋希濂率领他的三十六师，对“围剿”红军出了大力。同年5月，他率三十六师驻扎在福建长汀。

    红军在反第五次“围剿”失败以后，主力北上，闽浙赣地区留下六七千人坚持战斗。4月间瞿秋白等人在向福建上杭的转移途中。被福建保安十四团包围，瞿秋白被俘，何叔衡牺牲。

    有叛徒密告，被俘人员中，有共产党巨首瞿秋白。保安团如获至宝，对俘虏个个严刑拷打，让供出翟秋白。瞿秋白自称“林琪祥”，说自己是红军里的一名文书，已经是一身病，要求取保开释。但由于他的气度不像普通士兵，江苏口音又重，保安团的人根本不相信他的话。但叛徒并不认识瞿秋白。

    瞿秋白死不改供，一口咬定自己是“林琪祥”。保安团无计可施，只好把他投进大牢。后来，被俘人员中，认识瞿秋白的郑大鹏也叛变自首，向敌人当面指认了瞿秋白，瞿秋白没有再行否认。

    瞿秋白身份确认后，敌人立刻上报驻长汀的三十六师。1935年5月，瞿秋白被押解到长汀宋希濂处。

    瞿秋白被押解到福建长汀以后，宋希濂进行了一次“军法审讯”。

    对瞿秋白审讯之后，宋希濂认为，对这样著名的共产党要犯，不能象对待一般“犯人”那样残酷，要以柔克刚，用理来说服他。如果瞿秋白能够悔过，那就会为蒋校长立一大功。

    于是，宋希濂给瞿秋白去了手铐脚镣，还派医生给他检查了身体，生活待遇上，享受师部人员的待遇。并吩咐看守人员，对瞿秋白要给予特别照顾，尽量满足瞿秋白提出的要求。

    这样过了几天，宋希濂把负责看管瞿秋白的吴松涛叫去，问道：“瞿秋白这些天有什么情况？我吩咐你们的事做得怎么样？”吴松涛哭丧着脸说：“还能怎么样？这些天他要这要那，我们这些人成了他的佣人啦！他要的书一本本都给他找来了，笔墨纸张也都给他了。还给他弄来了印石刻刀，还得防他自杀，这几天他简直成我们伺候的大爷了！”宋希濂笑笑说：“他平时都干些什么？”“还不是干些酸文人的事！刻个图章，要不就读什么诗，或是写写划划，也不知涂抹个啥！”宋希濂点点头：“这就对了。你想办法让人把他写的东西给我搞点来。”宋希濂此时也难以忘记，在十多年前，他还是一个中学生，而瞿秋白已经是一个中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曾读过瞿秋白的文章，那建立理想社会的激扬文字，曾在自己的心灵里引起过震撼与共鸣，也学到了一些革命道理。到广州进了黄埔，又听过他多次的精彩演讲，当时知道他是国共两党的重要领导人，也是才华横溢的理论家。如今，以前这位自己尊敬的理论家，居然成了自己的阶下囚。这世界上的事情真是太不可思议了，这十多年，自己则是飞黄腾达，从一个充满理想的中学生，一步一个台阶，才27岁就当上了堂堂国军的三十六师师长。尤其是民国二十六年，断然与共产党分道扬镳，投身“蒋校长”以来，更可谓平步青云，第二年就被派到日本去学习军事。回国后，从一个普通的参谋，晋升为团长、旅长、副师长、师长，参加过中原大战，“一·二八”淞沪抗战，又参加了平息福建事变，在第五次“围剿”中又为党国立下汗马功劳，逼迫红军进行二万五千里长征。这一切，都使自己成了“校长”的心腹爱将，可谓前途无量。如果自己不是八年前当机立断背离共产党，今天的下场也许不会比瞿秋白好多少，想到这里，宋希濂不仅为自己的聪明抉择而感到洋洋得意，又为瞿秋白沦为阶下囚感到惋惜。

    晚上，宋希濂端坐在书案前沉恩。案头上，一边放着南京东路总指挥蒋鼎文催问瞿秋白招供情况的电报，一边放着瞿秋白写的一些东西。他反复吟读着瞿秋白写的一首词，这是一首咏梅词《卜算子》，其中写道：“花落知春残，一任风和雨，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宋希濂似乎要从瞿秋白的词里读出一点儿回心转意的意思来，但他左看右看，看不出瞿秋白有丝毫被软化的意思。怎么办？上边又催得紧，看来只好亲自与瞿秋白进行正面交锋了。

    第二天，瞿秋白被卫兵带到了宋希濂的办公室。宋希濂很热情，一见瞿秋白进来，立即起身，笑着说：“请坐，瞿先生。我是宋希濂，三十六师师长，前些天刚从外边回来。这几天过得好吗？”瞿秋白轻蔑地说道，“蒙宋师长关照，生活还能有差！”“那就好，那就好！”宋希濂装出没听出瞿秋白讥讽的话，说：“对任何人均一律实行人道主义，这是我们的政策，我们不搞残酷的阶级斗争！”瞿秋白冷冷看了宋希濂一眼，说直“宋先生说奉行‘人道主义’是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我倒很愿意将此话转达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死在你们屠刀下的无数同志和千千万万的国人冤魂！不过呢，宋师长，他们怕不会相信你的话吧！你们在近几年的时间里，出动军队几百万人次，对红军发动了五次大规模的军事‘围剿’，这也是实行的‘人道主义’？现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正在逐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你们拿着枪不去对着侵占我土地、屠杀我人民的日本强盗，反倒来打工农红军，请问宋师长，这是实行的什么主义！”宋希濂听罢，面红耳赤，强作镇定，引开话题，继续说道：“关于国家的对外政策，这是由上边制定的。我是一个军人，只管服从命令。如果上边叫打日本，我也会不遗余力。可是你们共产党在国内到处煽动叛乱，分田地抢财产，搞得人心惶惶，不利于抗日。我是农村里长大的，当兵以后又走了不少地方，有500亩以上土地的地主，我看每个县都是少数。

    更多的是只有几十亩的地主，可是他们都是祖上辛辛苦苦，节衣缩食，攒了几个钱，购置了一点产业。跟城里的资本家比起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是很低的。可是你们却向他们进行斗争，弄得他们家破人亡，未免太残酷了！我觉得孙中山先生所说，中国社会只有大贫小贫之分，阶级斗争不适合我国国情，是很有道理的。你们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正是因为你们背叛了‘三民主义’，不顾中国国情搞阶级斗争的结果。我以前读过瞿先生的书，听过瞿先生的讲话，对先生很敬重。希望瞿先生能认清国情，复归‘三民主义’。以瞿先生的才干，是必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宋希濂说完，瞿秋白大笑，然后陈说共产党的见解。

    宋希濂理屈词穷，只好又把瞿秋白送回牢房。

    1935年6月17日，宋希濂先后接到蒋介石和蒋鼎文的“特急”电，令宋希濂“着将瞿秋白就地处决呈报。”6月18日，宋希濂下令，将这位曾引导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共产主义理论家，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瞿秋白，枪杀于福建长汀。

    在宋希濂被俘之时，陈赓正率四兵团在云南境内作战，在作战间歇之间，陈赓特意从云南到重庆白公馆看望了宋希濂这位同乡和昔日的同学。

    宋希濂听到陈赓要来看他的消息，又是高兴，又是惭愧。高兴的是陈赓不忘旧情，身居高位还不忘来看他这个落魄之人。惭愧的是自己和陈赓走了不同的道路，陈赓为人民打江山，成了胜利者，当了共产党的云南军区司令员，而自己甘为“校长”鹰犬。如今成了阶下囚。

    这一天，重庆的雾特别大。宋希濂被带到一间宽敞明亮的屋子。正好陈赓有事出去，宋希濂面壁而立，等候陈赓的接见。

    不一会儿，屋外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脚步声。宋希濂把脸扭向门口，是陈赓，那剃得发青的胡茬和脸上的微笑，他一下就认出来了。但他呆呆地站在那儿一动未动。

    陈赓走进屋来，立刻同宋希濂热情地握手，说道：“你好啊！我们又好久没见面了，看见你身体这样好，我很高兴！”“惭愧得很，没想到您会来看我。”“还记得我们上一次见面吗？”陈赓若有所思地问道。

    宋希濂稍思索了一下答道：“那是1936年‘西安事变’之后，你到西安警备司令部看我。”“对，那次是我奉周恩来副主席之命特地去看你的。记得当时我曾说过，你是国军师长，我是红军师长，十年内战，干戈相见，现在又走到一块来了！

    一晃就是十多年，我们见一次面，好不容易啊。”宋希濂忐忑不安，浑身觉得不自在。这一次见面哪能同上一次相比！

    陈赓从上午9点一直和他谈到下午4点，中午，陈赓让厨房做了酒菜，边吃边谈。

    “酒味道怎样？”陈赓给宋希濂斟酒。

    “不错！”宋希濂点头。

    陈赓不善酒，只是用嘴唇沾沾表示下意思。他一边给宋希濂的杯里斟酒，一边说：“我没福气，你敞开喝。不管怎么说，我们毕竟可以坐在一起了。

    对过去的事，不要有太大思想负担，利用这个机会多看看书也是好的。”宋希濂有些微醉，竟抽抽搭搭哭了起来：“惭愧呵，当年未能追随陈将军去为穷人打天下，终至成了一名历史罪人。”“宋老弟抗战是有功的，八·一三淞沪抗战，围攻土肥原师团，远征滇西。我看你是有功有罪。不过，你自己也可以总结总结，争取以后做点有利于人民的事。”陈赓临走前，还特意嘱咐陪他来的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部长周兴：“在生活上要适当照顾，我看可以和所长的待遇一样，吃小灶。”陈赓的接见，使宋希濂心情有所好转，使他对共产党的战犯政策，和共产党人的宽怀大度，有了初步的认识和感受。

 第132章

    也更使他怀念起昔日和陈赓同窗共读的那段美好岁月..

    宋希濂和陈赓都是湖南籍，且同是湘乡人。1907年，宋希濂出生于湘乡溪口镇一个富裕中农的家庭。1921年，宋希濂14岁，在省城长沙考入了长郡中学。1923年，孙中山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之后，在共产党人的积极帮助下，决定筹建军官学校。中国共产党动员和组织各地的进步青年，到广州参加报考。1923年冬的一天，长郡中学宋希濂的国文老师熊享翰（湖南益阳入，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在湖北汉阳被捕牺牲）把宋希濂叫到他的办公室，悄悄对他说：“我平时看你的作文和言论，富有爱国热忱，现在广州派人来湖南招收一批青年，去参加军官学校，你想去吗？”宋希濂立即回答：“我想去。”于是宋希濂手持熊老师的介绍信报了名。过了几天，在长沙育才中学进行了初试，获通过。

    也就是在育才中学，宋认识了同来参加报考军官学校，进行初试的陈赓。

    随后，两人结伴同行，到广州进行正式考试。1924年1月，他们经过旅途多次波折后，来到了广州。

    到广州后，没有人接待，也没有人告诉他们考试的有关事项，他们只好租了间客栈，住了下来。

    他们在广州一住就是一个来月，仍没有考试的音讯。所带盘缠有限，不免着起急来。当时在宋希濂和陈赓住的客栈里，还有一些也是来广州的青年，在此情况下，大伙儿就推荐陈赓等为代表，找到大元帅府军政部部长湘军将领程潜，请求帮助解决困难。程潜当时正在主持操办另一个陆军讲武学校，便要求让陈赓、宋希濂等。到该校入读。他们就都到了陆军讲武学校。

    陆军讲武学校尚未开课，有一天，陈赓、宋希濂一同上街闲逛，忽然看见了陆军军官学校招生的布告，两人看完后商量了一下，决定报考。

    招生规定考生年龄要18岁以上，宋希濂当年实际只有17岁，但按虚岁计刚好18岁。3月29日考试，4月28日张榜公布，宋希濂、陈赓榜上有名。

    1924年5月5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学生入学，宋希濂编入第一队，陈赓被编人第三队。

    在学校里，宋希濂和陈赓是同乡，也是好友。陈赓年长宋希濂四岁，有什么事情，宋希濂总找陈赓商量。陈赓那时是军校中公开的共产党员，在同学中出类拔萃，宋希濂非常佩服，从心里为有这样的挚友和同乡感到自豪。

    同当时的许多学员一样，除了孙中山之外，宋希濂的心里最崇敬的就是廖仲恺和蒋介石，认为他们一文一武，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有一天，他把他的想法给陈赓说了，陈赓沉思了一会儿才说，一个革命党和一个革命武装，才是革命胜利的保证。年纪尚小的宋希濂没太懂陈赓的话，但也没有争论，因为他信任陈赓。

    1924年10月，周恩来到黄埔任政治部主任，首次到黄埔讲演，会场上挤得满满的。宋希濂有事去晚了，就慢慢往前挤，想听清楚、看清楚些，正好挤到陈赓旁边，陈赓有意问宋希濂：“怎么样，周主任也是个栋梁之材吧？”宋希濂脱口而出：“当然了，而且他是年轻的栋梁之材，漂亮的后起之秀。”1924年11月，黄埔第一期学生毕业，宋希濂被分配到军校教导团第二团第四连第一排当副排长，半个月后升为排长。陈赓毕业后被分配到黄埔第二期入伍生队任副连长，不久升任连长。

    1926年初，宋希濂参加第二次东征，部队驻潮州。有一天，陈赓突然来到了宋希濂的面前。两人一年未见，宋希濂是又惊又喜，急忙抱住陈赓的肩膀，大声说道：“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吧！”

    陈赓笑嘻嘻地说：“老弟，想我了吧！只要不死，走遍全国都能见面，更何况小小的广东！”两人叙谈了一阵，陈赓突然问他：“老弟，你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宋希濂在军校时，集体登记加入了国民党，但那时允许跨党，不少同学既是国民党员，又是共产党员。宋希濂以前不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见现在陈赓问他，也就不加思索他说道：“共产党中有陈独秀、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有周恩来这样的栋梁之材，有你和蒋先云这样的佼佼者，我宋希濂为何不愿意！”这时，只见陈赓以严肃的表情说道：“共产党是革命组织，要本着这个宗旨和目标加入。而不单看组织里有没有自己所佩服的人。”这样，宋希濂由陈赓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部队上谣言纷传，搞得人心惶惶。此时，宋希濂的部队仍驻潮州，并已提升为营副。宋希濂入党不久，开的会不多，对共产党的知识知之不多，部队上谣传共产党的坏话，宋希濂心中有些紧张。他想去找身居领导职务的党员问问情况，但却发现所有原来公开身份而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均已不知去向，宋希濂这才感到情况的严重。

    宋希濂的跨党身份并未公开，也没什么人找他的麻烦，他什么话也不说，静观时局的发展。同时，他给已调回黄埔的陈赓悄悄地去了一封信，信中说：“弟已提升副营，军务繁忙，但身体健康。只因近日风云突变，气候异常，弟不甚适应，常常云雾重叠，风向不辨..望兄能及时告知，弟应如何适应这种天气。”还没有接到陈赓的回信，宋希濂被调回了广州，升任新编二十一师六十三团第一营营长。这支部队是蒋介石在“整理党务案”之后组建的，军官是清一色的国民党员。这时宋希濂心里揣摸，国民党已成气候，这么多军队实际上都被国民党掌握，特别象蒋校长兵权在握，对自己颇为赏识，如此这般，又何必自找“中山舰事件”之类的麻烦呢？

    正在他对共产党的观念动摇之际，家里给他来了一封信，信显然是家人口授，由不知是哪个文人代的笔。信中说：“..近来湖南乡间刮起一股狂风恶浪，泥腿子舞刀弄枪，抢钱分地，甚至于抓人游街、砍脑壳，简直无法无天！父虽不是收千百亩粮钱的大豪绅，亦心惊胆颤，已于日前奔赴长沙，与你兄同往。据云湖南乡间痞子造反，均为共产党背后驱使所为。汝父念及儿在革命军中做官，可曾参加什么党，信奉什么主义？昨日家中来人，云我家中钱物亦被痞子洗劫一空。望儿深知，鸡鸣狗盗，打家劫舍，古来有之。

    要治国平天下，盗贼历来属格杀之列。若共产真的鼓动痞子造反，则如同盗贼耳。儿不只是不要误入歧途，还要为治国平天下效力..”宋希濂本来对共产党就无很深的认识，其父来信把共产党骂得一钱不值，更使宋产生了对共产党的怀疑、失望，决心脱离共产党。

    在这不久的一天，宋收到了陈赓的一封信，约他到越秀山茶楼见面，他心里发虚，但又不好推辞，只好硬着头皮赴约。

    两人见面谈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事之后，陈赓突然表情严肃地问他：“你为什么几个月没有同组织上联系？你在部队作了跨党登记没有？”宋希濂开始支支晤晤，含糊搪塞，但看见陈赓不满的表情，还是把心一横，说道：“我不打算跨党，也没有登记。但我无论是作为一个同志，还是一个朋友，我都可以保证，决不会做有损于国共合作的事！”

    宋希濂把话挑明后，两人陷入沉默。在此之前，陈赓虽稍有察觉，但想不到这个同乡好友，几个月之内，思想转变如此迅速，态度如此坚决。谈话无法进行下去了。陈赓起身而去。

    不久，陈赓调离广州，离穗前，他又给宋希濂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参加或退出任何组织，都是自愿的，别人勉强不得..如果死神找不到我们身上，我们都还将亲身经历中国现阶段革命历史的巨变..”他们两人可能当时谁都不曾想到，越秀山茶楼一别，竟是二人分道扬镳的起点。从此，二人为着迥异的目标，努力发挥着各自的智慧和胆略，为各自的理想奋斗，最后一个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功臣，一个成了新中国的一名囚犯。人生实在是一部充满离奇故事的书..

    宋希濂经过多日的沉思，心境逐渐平静下来，抑郁沉闷的情绪有所调整，开始对他的前半生进行反思，也开始认真考虑如何渡过自己的后半生。他陆续交代了自己的战争罪行，特别注重交代了近日与解放军作战的罪行，交代了他被一三九团生俘的过程..

    抗战八年，小日本被赶出了中国，百年来中国人首次战胜了外国侵略者，举国欢庆。但人们的笑声还没有落地，蒋介石又把中国拖入了全面内战的火海。国共双方，始则小打，终则大打。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战争规模的不断扩大，宋希濂作为蒋介石的一员爱将和国军中的中坚，其头上的官衔也在不断升迁。1946月10月，宋希濂被任命为新疆警备总司令，代表委员长坐镇新疆。

    宋希濂虽然心在万里之遥的边疆，但两眼却盯着内地的国共之战。不久他即发现，随着国军战报上的一个个“辉煌”胜利，国军却越打越被动，“共匪”却越“剿”越多。眼见得东北失利、华北失利、西北失利、中原失利，“校长”在战场上的“爱将”也越来越少。于是、蒋介石想到了还在新疆“闲置”的宋希濂，一纸调令，独镇新疆的宋希濂立刻调任华中“剿共副总司令”（总司令白崇禧），并兼任十四兵团司令官，手中有四个军的兵力，驻扎湖北宜昌，进可支援中原、华东，退可为“校长”保全西南半壁江山。

 第133章

    国共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国军大败，眼看江南不保。为了保住江南半壁江山，蒋介石又给宋希濂加官晋爵，任湘鄂赣绥靖司令官，指挥两个兵团六个军共14.5万人马。蒋介石虽不断给爱将宋希濂加官晋爵，以鼓励士气，但宋希濂在解放军面前怎么也发挥不出当年打日本的智慧和胆略，被解放军追着打。多亏宋希濂的腿脚还算麻利，短短几个月，十几万人马，被解放军吃掉了个整数，1949年8月，宋率残部几万人逃往川东。此时，宋又被任命为“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名义上他手里仍有两个兵团共六个军另四个师。

    退到四川以后，宋希濂精疲力尽，锐气全无，因而完全放弃了和解放军作正面交手的思想。在8月下旬，经过征求胡宗南的意见，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个“兵撤滇缅，伺机再起”的全面撤退的作战方针。但蒋介石坚持主张“坚守四川，保住西南”的战略，让宋希濂和胡宗南与共军一战到底。

    蒋介石否决了来希濂的意见，也决定了宋希濂的彻底失败。

    11月1日，二野三兵团开始向川东南的宋希濂部发起进攻。

    与此同时，四野部队也从鄂西和湘西，向宋希濂部进行钳击。

    宋部残兵败将，本无意和解放军再战，结果一触即溃。

    到11月15日，解放军就差不多吃掉宋希濂集团的四个军。宋希濂指挥第二十兵团主力第二军、第十四兵团第十五军，以及绥靖公署直属部队第一一八军残部，退至川东的黔江、彭水一带。

    彭水县位于乌江的东岸，四面皆山，是川东货物的集散地，曾经很繁华。

    因而，轮渡和木船以前很多。

    但是，当宋希濂抵达彭水时，才发现江面已经没有了一条船。

    这倒不是共产党把船弄走了，而是他自己的绥署后勤机构，将几十条民船征用，载着行李、物资开往下游去了。

    直到16日上午，宋希濂部才弄到一些船。但溃退下来的部队又不断涌至，整个彭水县城全是溃兵，老百姓已经逃避一空。

    宋希濂把指挥所设在彭水县东面的一个古庙里，每天看着乱哄哄的部队渡河，心里懊丧透了。

    17日上午，宋希濂和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一起渡过了乌江。

    渡过江之后，宋、陈二人坐在岸边，象看热闹似的看着部队继续渡江。

    宋希濂似有感而发，说：“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系统，30年完蛋了，我看以我们校长为首的黄埔系统，也快30年了，看来也该完蛋了。30年一轮回，这是天命，也是气数。”陈克非是黄埔五期的，也叹了口气说：“这也是改朝换代的一劫啊！”在部队渡河接近完毕的时候，宋希濂对陈克非说：“上午接到电报，说蒋经国在今天晚上要到江口来，可能老头子对我们什么重要指示，你也去见一下，就在我那儿吃晚饭。”陈克非虽然从没见过蒋经国，但此时也无雅兴看“太子”的尊容，不以为然地说道：“总统有什么要事，何至于派他的儿子来！”宋、陈回到江口绥靖公署临时司令部时，蒋经国早已来了。

    蒋经国此次来，给宋希濂和陈克非两人各捎来一封蒋介石的亲笔信。

    蒋介石给陈克非的信上，开头来了个“克非吾弟”，然后写道：“勘乱以来，匪顽未止，皆因我军将士未能以雷霆万钩之力为锤击。更未以金汤百仞之固施堵歼。”最后给陈克非鼓气：“凡我总理三民主义之信徒，均应本黄埔革命之精神，同心同德，再接再厉，矢勤矢勇，必信必忠，励行总理遗教，服膺黄埔校训，上下同心，彼此协力，就在川东战线上，抱有匪无我，有我无匪之决心，挽狂澜于既倒，定可计日以待。要为已死之官兵复仇雪耻，要为被难之黎民救命申冤，不消灭奸匪，誓不甘心。不完成建国统一，决不罢休。临书匆促，不尺一一，特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达余意，并祝军祺。

    中正手启。”国民党气数已尽，军心早散，这不是蒋介石挥几下“御笔”就能够挽救得了的问题。正当陈克非向蒋经国表示“一定克尽厥职，做一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时，二野几路大军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宋希濂残部急追而来。

    宋部钟彬十四兵团在二野三兵团部队的猛烈打击下，迅即溃败。陈克非的主力第二军，稍加抵抗，也被隔断失去掌握。宋希濂率残部赶紧向西逃跑。

    宋希濂上车后，司机开不动车，原来吉普车的一个轮胎破了，宋赶紧派人到前面截住陈克非的车，换上了陈克非吉普车的备用胎，才得以逃脱。十五军军长刘症为了快些逃跑，等不及自己的车外出回来，坐上陈克非的车，急忙西逃。

    23日上午9时，宋希濂率残部连滚带爬逃到了白马场地区。早饭还没有来得及吃，正准备停下来喘口气，弄点饭吃，但立即接到报告，说后面追的解放军相距只有六七里地了。宋希濂一听，哪还敢吃饭，命令部队立即开拔。

    这一口气，跑了十多个小时，天黑时到达南川。趁天黑，宋希濂让残部停下来喘口气。

    宋清查了一下剩余的人数，老弱病残加在一起，还有七八千。趁部队休息，宋希濂立即把带在身边的几员文武大将召集一起，研究下一步的逃路。

    宋身边还剩下的几员大将是：第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刚接替军长职务时间不长的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宋的参谋长罗克甲、绥靖公署办公室主任陈定和“川湘鄂边区军政干部学校”代理教育长孔方等。

    这些败军之将，坐在一起，议论了半天，也找不出上好之策。

    有的说：“退到重庆去，蒋介石还在重庆，有他吃的，就应该有我们吃的。”但马上就有人反对：“听刚从那边退过来的人说，蒋介石己有命令：凡前方退下来的部队，一律不准经过重庆，凡不听今者，杀无赦！过都不让过，怎么还能退到重庆。”立刻有人又接着附和：“就是你退到重庆，国防部还能放过你，这不是自己找上门送死吗？”宋希濂也不赞成逃往重庆，但他主要是担心无颜见他的“校长”，让别的将领揶揄。

    接着又有人提出：“我们现在已经彻底战败了，光跑也不是出路。到了这个时候，顾命要紧，什么脸面不脸面，共军不是说优待俘虏吗？主动投降，还能弄个宽大处理。”这种意见也没有获得通过，特别是刚当上一二二军军长的丁树中，更是极力反对：“我们不能上共军的当，现在说不杀头，那谁知道以后杀不杀。

    就是不杀头，让你去做苦力，那日子也不好过。听说连张治中在北平都是软禁着的，更何况我们？”丁树中，原名丁昌，原来是国民党宪兵第三团副团长及宪兵司令部的警务处长，杀害过许多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所以他极力反对投诚。

    此时，宋希濂的心情是矛盾的。他与张治中有交往20多年，关系颇好。

    在张治中赴北平前，曾答应以后会写信给他，但宋一直未收到张的来信，情况不明，他也不主张向共军投诚。

    最后还是继续逃跑的意见占了上风：“走，不管一切地走，实在走不了再说。只要能脱离共军的追赶不被歼灭，一切都好说。”于是又讨论往哪里走，最后选定了两个目标：第一步，先到西昌；第二步，到了西昌以后，休整一两天，再继续往西走，逃到滇缅边境的腾冲一带。

    当然，这些人当时的心里很清楚，只要能实现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视情况逃往国外就容易多了。只不过在他们讨论时，没有直接说出这第三个目标。

    这个逃跑的思路，实际就是在3月下旬宋希濂向蒋介石献策的国军生存之路。

    他们认为七八千人抱在一团，行动不便，目标太大，要先分散，逃掉了，再集中。最后商定：队伍分成三个纵队行动，由宋希濂、顾葆裕、丁树中三人分头率领。并规定：其它两个纵队，要每晚用无线电向宋报告部队到达的位置；为了保密起见，自行动之日起，各纵队的无线电台，即与国防部及其它电台切掉一切联系。

    计划已定，各路人马即开始自主行动。

    24日晨，宋希濂即派参谋长罗开甲前往聂江，对已于前天到达那里的司令部人员训话，说明今后前途未卜，凡不愿继续西行者，可发薪三个月，自由遣散。结果，当场遣散了200多人。同一天早晨，宋又派办公室主任陈定前往重庆，去找办事处长冷培元，将存放在重庆的三千多两黄金，如数运往綦江。

    宋希濂的司令部，此时只剩下两部吉普车，参谋长罗克甲、办公室主任陈定各乘一辆，宋希濂只好随部队徒步向綦江西逃。

    当他走到南川附近的时候，和已逃到这里的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二十兵团第十五军军长刘平相遇。

    “宋总，您率部队这是走向何处？”陈克非首先问道。

    “哦，这..”宋希濂不愿告诉陈克非实底，竟一时找不到恰当的话说。

    稍停顿了一下，宋搪塞陈克非道：“我先到涪陵找钟司令，看看情况后再说。”陈克非是宋希濂手下的主要将领，他为何不愿以实相告呢？

    原来在8月间程潜、陈明仁在长沙举行起义时，陈明仁曾给宋希濂发一电报，要求宋希濂一同起义，但遭到宋的拒绝。事情过后，宋没有将此事向蒋介石秉报。但不知从什么地方，蒋介石得知了这件事，对宋产生怀疑，立即派他的内侄毛景彪（时任国防部第一厅厅长），到重庆进行调查。

 第134章

    毛景彪一到重庆，首先和蒋介石的同乡、宋希濂的部下、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通话，询问宋希濂近日的作战情况以及生活诸方面的问题，陈一一作答。毛并且让陈“今后随时上报宋的有关情况”，陈表示“一定要不遗余力”。毛、陈的这次通话，恰巧被司令部情报人员监听，并如实作了记录，上呈给宋，宋希濂得知蒋介石在后面搞小动作，大为不满。宋认为蒋介石不信任他，在黄埔系里还要搞“同乡会”，不但从此对陈克非时有提防，就是对蒋介石也开始不满。这次西逃，他宁愿逃到国外去，也不愿到重庆找蒋介石，这恐怕与8月间发生的事也大有关系。所以，宋希濂没有向陈克非如实告诉他们昨日晚商定的西逃计划。

    陈克非、刘平听说宋要去涪陵找十四兵团司令钟彬，都劝他不要去。宋则问陈、刘：“你们打算如何行动呢？”陈克非说：“我们想先去看罗广文，看他有没有什么高见，然后再作决定！”“那好吧，现在这个局面，我也不好和你们一起去看他了，咱们以后再联系！”宋希濂说完，也就各走各的路。当日黄昏，宋希濂徒步逃到綦江附近的三溪镇。

    25日，宋希濂司令部驻重庆办事处处长冷培元，把3000两黄金从重庆带到了三溪，宋即拨给冷100多两，让他作遣散重庆办事处人员之用，剩下的作为冷的生活费。同时，宋给妹妹写了一封极伤感的信，让冷到重庆后即刻转交。因为当时宋的妹妹、妹夫均住在重庆。

    26日一大早，宋希濂率部离开公路向西急逃。宋率领的这个纵队，主要是司令部直属队人员和军政干部的学生，有几千人。宋给这个纵队制定的逃跑路线是：綦江—李市—白沙—朱家沱一万定场—石洞镇—怀德镇—赵化镇—高家场。每日行程约70华里，一路尚称顺利。

    12月6日中午，宋希濂一行逃到宜宾以东40华里的牛喜场对岸，正欲前行，突然先头部队派人向宋希濂报告：“报告总司令，前面江岸有人阻拦我们过江。”宋希濂一听大吃一惊，前面难道有了共军不成？于是停住脚步，急忙问道：“什么人阻挡我们过江？”“他们自称是红帮的大刀队！”宋希濂一听是红帮的大刀队，松了一口气，对来人说道：“赶快派人与他们交涉，最好不要发生冲突！”“是！”前方来人跑步而去。

    约莫过了半个时辰，宋希濂走到离岸边还有几里地的地方，前方又有人跑步报告：“报告总司令，经过交涉，红帮大刀队还是不让我们通过，而且把我们派去交涉的人也给杀了！”宋希濂听后勃然大怒，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小小的大刀队竟也敢欺负我们，便大声喝道：“给我消灭他们！”大刀队本是一帮乌合之众，虽有干多人，但枪械不多，经不住宋希濂残部一阵猛打，纷纷逃去。

    宋部在上下游分两路渡过江，黄昏时分到达牛喜场。

    宋在这里决定休息一天，因为连日来急于逃命，整日提心吊胆，饭也吃不饱，个个都累得疲惫不堪，再说，宋残部带的现金很少，只有一些黄金，买东西极不方便，预定第二天派人到宜宾去用黄金兑换些现金，以供急用，然后再走。

    宋认为共军不会很快追来，一吃罢晚饭，便倒头睡去了。

    宋正在熟睡，忽然被人用力椎醒。宋赶紧坐起来，原来是警五团副团长堂侄宋展翔，正神色不安地站在跟前，忙问：“半夜三更，有什么事？”宋展翔精神紧张地说道：“我有一个同学，也是同乡，一直和我关系很好，现在郭汝槐部当副团长。刚才他送来急信，说郭汝槐命他这个团前来牛喜场监视我们.部队半夜已经出发。我那个同学认为，此次行动郭汝槐不怀好意。”“那个副团长在哪里？”宋希濂急问。

    “他为了给我们送信，特意随尖刀排策马同行，送完信就立即回去了！”宋展翔答道。

    宋希濂心里思忖：“郭汝槐深夜派兵，其中必有蹊跷，很可能是受蒋之命，来解决我们的。不管是真是假，这时只能当作真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宋看看毛表，现在是凌晨3点多钟，估计郭汝槐的部队要到6、7点钟才能达到。他一边急忙穿衣服，一边吩咐宋展翔：“通知部队赶快起床，抓紧时间弄点饭吃，赶紧上路。”天色微明时分，宋希濂残部离开了牛喜场。此时，天空大雨滂沱，道路泥泞，天色昏暗，宋部人马，跌跌撞撞，艰难前行，形象十分狼狈。

    宋希濂哪里得知，郭汝槐此时不仅正在积极策划率部起义，而且他早已是共产党的人了。

    郭汝槐，四川人，黄埔军校第五期、陆军大学第一期毕业。抗战之前，在国军中是一位并无多大影响的人物。抗战以后，他逐渐引起国军同僚们的注意和妒嫉。

    抗战开始，在松沪前线，他时任旅长，在对日作战中，表现出过人的才华和胆识，引起爱招揽人才的陈诚重视。此后，节节高升，一发而不可收。

    1946年9月，他升任国防部第五厅副厅长，主管国军的部队编制。同年又升任总参办公厅主任、国防部第五厅厅长。次年，任国防部要害部门作战厅少将厅长。

    他既是陈诚爱将，又颇得委员长欢心，他还担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馆武官，赴美三人军事考察团团员；被美国军方誉为“少年将军”。渡江战役之后，为确保四川，蒋介石特摧升郭汝槐为第二十二兵团中将司令，兼七十二军军长和川南叙沪警备司令；辖泸州、宜宾、乐山、自贡、资中计四个专区一市43个县。

    就是这朵“黄埔之花”，这个在陈诚、顾祝同、何应钦、白崇禧、李宗仁等大员们的派系中游刃有余，一致都称好的郭汝槐，早在1945年抗战胜利，国民党准备打内战之际，就走向共产党，加入了人民阵营。

    原来郭汝槐在1929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0年，蒋介石迫使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郭汝槐堂兄郭汝栋，清除该军中的共产党员，当时郭汝槐在该军中任营长，于是郭汝栋就把郭汝槐送到日本留学。此后，郭汝槐便与组织脱离了联系。1945年5月，通过伍廉儒介绍，在重庆和董必武取得联系，并向组织提出了恢复党籍的要求。

    在重庆，他同中共秘密建立了联系，随时递送重大绝密情报。当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军展开进攻时，他将国民党军队的参战人数、部队番号、开进路线等情报及时传送出去，使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之一的七十四师，在孟良崮一举被歼；当“常胜军”杜聿明率蒋军50余万，在徐州与共军展开殊死的淮海大战时，蒋介石指示郭汝槐将”作战计划书”，找人写成工整的楷体。

    当郭汝槐将楷体写成的“淮海大战作战计划爷”送给蒋介石时，复件同时送到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办公桌上。

    在淮海大战犹酣，国军败局已定时，杜聿明冒着枪林弹雨，乘飞机回到南京，要求总裁批准他的紧急撤退方案。

    蒋介石立刻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杜聿明的撤退方案。参加会议的，有陈诚、白崇禧、顾祝同、何应钦等军事作战决策人物。杜聿明也在座。当然时任国防部作战厅厅长的郭汝槐，也是此种会议不可或缺的人物。

    在会上，敏感的杜聿明前思后想一联系，捕捉到一些郭通共的蛛丝马迹。

    杜聿明当即站起，请总裁给他一个单独谈话的机会。

    杜聿明话一出口，先惹恼了其他几位作战决策大员，立即给杜聿明一顿抨击，认为杜聿明的撤退方针，确如郭汝槐所说，是一个“只顾自己逃命”的错误方针，应坚决予以否定。

    蒋介石见此，便令杜聿明：“不准突围，等待援军，违令者，以军法从事！”杜聿明立即奔赴前线，明令即将突出重围的15万部队：“停止突围，就地待命，违令者，斩！”“就地待命”，是坐以待毙也！

    解放军如潮水般往上涌，把杜部铁桶般围起来。

    不几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发战报，称：邱清泉被当场击毙，社聿明被生俘，国民党几十万大军悉数被歼！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在宋希濂率残部于12月5日，逃到宜宾以东40华里的牛喜场之前，宋希濂曾派人到宜宾，和驻在该城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槐联系，要求过江后进宜宾，再向西行。宋希濂为了讨好郭汝槐，并派人送去了宋视为宝物的绥靖公署唯一的一部电影放映机。

    郭汝槐收下了放映机，派参谋给宋希濂送去通知：奉顾总长电话指示，宋可带少数警卫人员进城，其余部队人员概不准入，伺宋进城协商后，再行决定，云云。

    宋认为郭汝槐不给他面子，遂堵气率残部，绕过宜宾北岸高地，整整比直接通过宜宾多走了1天半的路程，于12月6日中午，到达牛喜场。

    如果宋希濂进得城来，能不能出去大概就由不得他了。

    就在郭汝槐拒绝宋残部入城的次日，二野杨勇五兵团十八军军长张国华，率部追击宋希濂部到此，郭汝槐悄悄打开绿灯，让解放军畅通无阻，穿宜宾而过，解放军以较快的速度最后歼灭了宋希濂部，这是后话。

    郭汝槐在宜宾以东的高家场诱捕宋希濂未成，即于6日晚，又派了一个团的精兵，前去偷袭，又因内部泄露消息，使计划落空。因为当时郭汝槐尚处隐蔽之中，还不能“明目张胆”行事，故使宋希濂又多跑了几天的路。

    宋希濂率残部逃离牛喜场后，于18日下午到达高家场镇附近，正在行进途中，宋的副参谋长罗开甲，从前边跑来，对宋希濂说：“总座，宜宾方面刚才有入送来消息，说郭汝槐已经叛变投共，现正在准备迎接共军入城。”

 第135章

    宋希濂听到这个消息，深感处境更加不妙。慌忙让罗开甲通知部队停止前进，他要给部队讲话。

    罗开甲把部队集合在一个古庙里，总共还有2000多人。

    天色阴暗，冷雨靠霏。宋希濂手柱着用树枝做成的拐杖，有气无力的走上一块门板，在昏暗的烛光下，看了看会场，声音嘶哑着说道：“诸位将军、诸位弟兄：现在的处境，即使我不说，大家也都很清楚。

    我们必须承认，在军事上，我们是彻底失败了，所剩力量，甚是有限。我不得不坦率地告诉大家，前面的处境，会更加艰难。但我们不愿做共军的俘虏，不愿在共党统治下过可怕的生活。我们是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是忠党爱国的军人，只要有一分钟的生命，就要与共军战斗到底！现在，我们计划越过大雪山，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找个根据地，等待时机。今后的日子，会更加艰苦，走的可能是羊肠小道，吃的可能很粗糙，甚至饿肚子。即使这样，还要赶路，如果情况紧张，有时一天可能要走一百多里路..”说到这里，宋希濂有些说不下去了。古庙之内一片抽泣之声。

    宋希濂继续悲凄地说：“我宋某的为人，平日大家是清楚的。现在大难当头，我更愿与大家同生共死。但现在处境恶劣，前途未卜，你们如果自信有勇气、有决心，愿随我一齐去干的，便同甘共苦，勇往直前。如有不愿意干下去的，就由此分手，并分发银两，作旅途费用，自谋活路。”就这样，宋希濂给其残部讲了一个多钟头。然后愿意走的，分发些遣散费；不愿走的，又分成两拨人马，继续向西前进。

    12月14日下午2时左右，又经过五天五夜不间断的行走，宋希濂部逃到川东的犍为县清水溪镇。

    这是岷江上游一个相当繁盛的市镇。宋即命残部在镇外就地休息，生火做饭，同时派人进镇再用黄金换些银洋。

    宋部有的把饭刚做好，有的还正在做，派到镇里换银洋的人员慌慌张张跑了回来，一直奔到宋希濂面前，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总..总司令，不..不好了，共军离这里只有四、五里了，镇里的人正在四处奔逃！”这消息对宋希濂犹如晴天霹雳。他说了声“来得好快！”丢掉饭碗，向部队打了个招呼，便一溜小跑向北逃去。

    向前跑出五、六里路，已听到从清水溪方向传来的枪声，宋希濂估计是解放军在清扫清溪的地方团队。

    从12月14日到12月6日中午，宋希濂残部背后的枪声未曾断过。解放军在后边追得紧，宋希濂残部也就跑得紧，这股解放军甩掉了，接着又被其他解放军部队咬上。就这样，若即若离，两军远时相距七八里，近时则有三四里，一连几天几夜，不敢睡大觉，不能吃饱饭，部队的人数越来越少，跑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司令部机动车辆早就丢完了，原有的几十匹马，大部分被饿死，有的坠下山崖，行李辎重更是所剩无几，一味逃命，其狼狈之状，惨不忍睹。

    12月18日深夜，宋希濂率残部逃抵川康边界峨边县的沙坪。

    沙坪原是宋事先约定的三个西逃纵队的汇合点。在宋率领的这一路到达此地时，由一二四军军长顾葆裕率领的另一路，已先于宋六小时抵达此地。

    由一二二军军长丁树中率领的另一路，已永远不能和他们汇合了，该部已于15日深夜在铁炉场附近，被解放军包围歼灭，丁本人去向不明。

    宋抵达沙坪不多时，原属“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补给司令罗文山，也率领1000多人，到沙坪和宋希濂汇合，而且还带来几十辆卡车、辎重、服装及食品。

    罗文山的到来，对宋希濂来说真可是雪中送炭，宋仰天长叹：“天不灭我也！”但宋希濂实在是高兴的早了点，岂不知此时，第二野战军杨勇五兵团十八军四十八师一三九团，由徐仲禹团长率领，已紧紧地在背后咬住了他们。

    如前所述，五兵团十八军四十八师的任务，本来是西进川康边界，防止宋希濂部逃往滇缅边境的。当四十八师一三九团西进到峨边县附近时，并不知道前面发现的敌人是宋希濂残部，反正是见敌人就打，还管他是哪一部分！

    宋希濂与顾葆裕、罗文山汇合后，不敢怠慢，立即向原来预定的下一站——高场镇方向急逃。

    徐仲禹率领一三九团，也马不停蹄地在后面紧追不舍。19日拂晓，一三九团追到新场附近，与担任后尾掩护的罗文山等1000多人相遇，罗文山迫于形势，乃率部投降。

    一三九团解决罗文山残部后，继续向前急追。19日上午10时左右，在金河口追上了宋希濂此时.宋残部1000多人正在从大渡河的甫岸向北岸渡河，正当宋希濂刚渡到北岸边时，北岸山间东西两侧，突然枪炮声大作，一三九团己把宋希濂残部团团围住，并发起攻击！

    宋部遭到突然袭击，立刻大乱，已渡到北岸的，狼奔豕突。没有渡到北岸的南岸宋部，也四处奔逃。

    但不管是北岸的敌人，还是南岸的敌人，都在解放军机枪的射程之内，要想逃跑已实不可能。这些敌人到此时已几乎失去了战斗力，经不住解放军的一阵猛烈扫射和冲杀，没有被打死的，便纷纷举手投降。沿着岸边东逃西奔的敌人，也很快被解放军打死或俘获。不到半个时辰，宋部200o多人，即被悉数解决。

    解放军开始向宋残部敌人突然发起攻击之后，宋希濂带着几个警卫人员，急忙顺着河北岸向东逃奔，但没跑出半里远，即被解放军堵住，然后掉转向西跑，西边的解放军也压了过来。北边是高山，南边是大河，宋希濂已走投无路。

    这时，他一屁股坐在地上，仰天又是一声长叹：“天灭我也！”说完，顺手从腰间拔出美国造小手枪，对准太阳穴..

    说时迟，那时快，正在宋希濂要扣动板机之时，他的一个警卫，一下子扑了过来，夺下了宋希濂手中的手枪。

    宋希濂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宋希濂刚被俘时，解放军一三九团并不知道他是大名鼎鼎的宋希濂，他的部下也没有暴露他的身份。审问他时，他说：“我叫周伯瑞，司令部军需。”在第二天被押往解放区的途中，宋希濂和几个来信策划逃跑未遂。路上碰到了一位解放军干部。这位解放军干部，原是宋司令部的工作人员，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曾差点被宋希濂枪毙。真是冤家路窄。宋希濂再不好掩藏自己的真实姓名，向押他的解放军承认：“我就是宋希濂。”后来，这位国民党的著名战将，经过共产党的改造，改恶从善，转变立场，拥护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他在回忆那段凄风苦雨的日子时，深有感慨地说：“1949年对于我来说是最不幸的一年。..不，应该说1949年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年..我跟随蒋介石叛变革命，干了20多年反革命反人民的罪恶活动，而自己并无认识。..经过党对我的宽容和教育，使我认清了是非和真理，使我懂得了蒋集团失败的真正原因。这样，才使我没有带着花岗岩的头脑走向坟墓里去。”1959年12月，宋希濂被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释放。1961年2月，任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专员。1964年12月，被特邀为全国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委员。1978年2月和1983年6月，被选为政协第五届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1980年赴美国探亲，后旅居美国。1982年8月，“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在美国纽约成立，宋希濂被选为首席顾问。1984年，参加发起成立黄埔同学会，并被推选为副会长。1988年4月，继续当选为全国政协第七届委员会常务委员和全国政协祖国统一联谊委员会委员。

    宋希濂在美国多年，广交朋友，为祖国和平统一事业做了大量事情。台湾控制的报纸大骂宋希濂为“黄埔败类”、“甘为中共鹰犬”。台湾作家李敖著文说，宋希濂在青壮之年，实则为国民党做鹰犬，也为做鹰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而今国民党不借旧情，竟指他为中共鹰犬，于理不合。宋希濂十分感谢这位素昧平生的作家的公正评语，在后来出版自传时，便给该书起名叫《鹰犬将军》。

    卢汉春城起义，数十名国民党军政大员成为阶下囚。

    刘伯承急电陈赓：昆明军情紧急，令火速弛援！李弥的老婆掀开她的旗袍。毛泽东给敌人布置了一个更大的口袋。

    “红军团”血战无名山于曹天戈插翅难过元江桥。敌军一个老军官垂头丧气他说：不中了，交枪吧！

    1949年12月中旬，陈赓四兵团刚刚完成广西作战，还没有来得及停下来喘口气，即接到刘、邓发来的急电：昆明情况紧急，着即派部队火速驰援卢汉部！

    情况是这样：卢汉本是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在解放军胜利进军形势的影响下，经过秘密准备，于12月9日，突然逮捕国民党在云南的大批高级官员，宣布起义。被逮捕的国民党官员中包括蒋介石的心腹张群、国民党中央保密局云南情报站站长沈醉、蒋军第八军军长兼云南训练司令李弥、第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师长石补天、宪兵副司令兼西南区指挥李楚藩、宪兵西南区指挥部参谋长童鹤莲、空军第五军区副司令沈延世、保密局云南情报站副站长徐远举、周浩等数十人，还有一大批从成都经昆明准备乘飞机逃往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的家眷。

 第136章

    12月11日，《云南日报》在头版头条，刊登了卢汉率部起义的通电。

    而且在当日同一版上，还刊登了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起义的通电。云南广播电台并反复播送李弥、余程万等人的讲话，他们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平解放。

    但事情并不简单。

    卢汉是利用一个会议拘禁这批国民党高级官员的，这个会议是卢汉强迫张群召集的。

    张群被拘禁后，卢汉也想让他在拥护起义的通电上签名。这个狡猾的老狐狸说：“你们的起义行动，我从心里表示支持。我也知道这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国民党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蒋先生过去的所作所为，连我也甚不满意。但我一生都是一个国民党员，我和蒋先生的关系，你们也是知道的，我不便与你们一起行动，望请卢将军原谅！如果你们要把我当作俘虏，交给共产党，我想他们也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要是你们放我走，我将会感激余生。我出去以后，今后也决不再问政事，要到海外做寓公去。”由于张群的花言巧语，11日下午，被卢汉释放。

    而李弥、余程万等人，则在暗中积极策划阴谋行动。

    12日上午，由李弥发起，在被拘禁的人中，余程万、李树藩、李弥、沈延世、石补天、童鹤莲、沈醉七人，结拜为“患难兄弟”，欲与卢汉对抗到底。

    13日下午，余程万的二十六军，在副军长彭佐熙率领下，开始从昆明市东南方向，向卢汉守城部队发起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团，也与卢汉的部队发生战斗。

    就在同一天的上午，李弥的老婆要求看望李弥，得到卢汉批准，并请她做李弥的工作，希望李弥通知部下停止进攻，听候改编。李弥在其老婆离开拘禁地之前，给其部下写了一封信，要求部下放下武器，让老婆带到大板桥正向卢汉部队进攻的李部补充团。

    当日下午，李弥老婆又转回李弥的拘禁地五华山，给李弥带来李部的一封信，信上表示接受李的命令，停止军事进攻。但信上也表示，希望李弥早日返回部队，以统领全军，改编问题方能顺利进行。李弥看完，当即将此信托人转交给卢汉。

    与此同时，李弥的老婆掀开旗袍的下摆取出一封密信，悄悄地交给李弥。

    信上的内容和上封信完全相反，说李部正在进一步准备，将以全力向昆明发动进攻。

    14日，余程万向卢汉“建议”，让允许其师长石补天出去传达命令，表面上说是要部队停止进攻，实则是让他们加紧进攻。

    卢汉同意了余的“建议”，放走了石补天。石补天下午又返回五华山，向卢汉说，只要释放军长余程万，第二十六军即可停止进攻。

    在第二十六军、八军向卢汉部队进攻的同时，潜伏在昆明的国民党特务，大肆进行破坏活动。

    蒋介石得知卢汉宣布起义，即命令空军对昆明的重要军事设施进行轰炸，每次三至五架，经常不断。

    原国民党陆军副参谋长谋汤尧，也被蒋介石晋升为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乘飞机从台湾飞来昆明，指挥第八军、第二十六军向卢汉部队发起进攻。

    15、16两日，余程万、李弥，先后被卢汉释放。他们临走时，嘱咐其他仍被拘禁的拜把兄弟，说让他们“再坚持一下”，等他们打进昆明，再行“搭救”。

    余、石、李被释放之后，立刻指挥部队向卢汉守军发动了更具规模的进攻。

    卢汉在昆明的只是一些地方部队，全部加在一起，总共有一个军左右，装备较差。第八军、二十六军几万人多路进攻，昆明危在旦夕。卢汉火速派人送信，向解放军紧急求援。

    陈赓接到刘、邓首长火速驰援昆明的命令后，立即派出第四十九师作为先遣部队，立即向昆明急进。因为当时解放军缴获了敌人大量的运输工具，陈赓命令，尽量集中车辆，以最快的速度将四十九师从贵阳向昆明运送。

    当时四兵团的整个部署是：以百色地区的三十八军主力，经剥隘、富宁、砚山，直插金平、马关、河口地区，断敌退路；以桂滇黔边纵主力，配合卢汉所部坚守昆明，并配合我军主力围歼作战，同时由贵州境的四兵团一部，由平彝向敌八军、二十六军侧后进击；以十三军主力经南宁、百色、富宁、文山，向开远、蒙自地区兼程急进，首先控制蒙自机场，断敌退路，配合四野部队全歼残匪；兵团主力十四、十五军分别进驻昆明、滇西及滇北地区，接收及解放云南。此外，组织云南边纵各支队，积极袭扰敌人，破坏道路，迟滞疲备敌军，配合主力作战。陈赓要求部队：继续贯彻毛主席先兜后歼，大胆迂回的作战方针，发扬我军艰苦顽强、勇敢机智的优良作风，取得全歼残敌的胜利。

    我军五兵团四十九师接到驰援昆明命令后，分别由毕节、安顺两地出发，昼夜疾进，连续解放昆明东北和以东的霑益、曲靖、陆良三座县城。

    12月22日，将敌何绍周的第十九兵团残部，李弥的第八军第三师及陆军总部宪兵团歼灭在曲靖、霑益地区。

    此时，毛泽东为了使我军能够歼灭该敌于滇南地区和截断敌军逃入越南的退路，命令驰援昆明的四十九师，暂时停止前进，不再向南急追，以麻痹、滞留敌人；又令驻百色的四野三十八军主力，就近向滇越边境前进，占领金平、河口一线，断敌逃人越南的退路；又令四兵团十三军，以一部迅速向蒙自前进，协同滇桂黔边区纵队歼灭该敌。这样，毛泽东又布置了一个迂回、包围、歼灭敌人于国内的作战计划。

    在我军各路大军紧急驰援昆明的同时，卢汉将军率领所部与敌人开展了激烈的战斗。

    从当时昆明内外的敌我力量对比来看，敌人处于明显的优势。因此，李弥、余程万等异常猖狂，认为在他们的陆、空进攻下，昆明即可被攻破。

    12月18日，敌人向昆明发动总攻。

    在敌人力量较强的情况下，卢汉将防守云南的部队缩短战线，加强纵深配备，以昆明为中心，英勇抗击敌人，始终未让敌人攻占昆明。

    在保卫昆明的战斗中，卢汉调动了昆明所有的战斗力量，除了部队参加作战外，所有的警察也参加了战斗。

    在敌人向昆明猛烈进攻时，昆明的地下党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组织各界群众建立“义勇自卫大队”，积极参加保卫昆明的战斗。他们除担任护厂、护校工作之外，尚有数万人直接参加到城防保卫战之中。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广大人民群众更是夜以继日，不眠不休，堆沙包，挖战壕，筑碉堡，修造枪支，清查匪特，保护国家财产。城外农民还冒险通过火线，报告敌军情况；还有人将敌机空投下来的文件袋送进城来。

    19日，敌军对城防核心阵地发动猛攻，在猛烈炮火的掩护下，成百上千的敌人进行波浪式冲锋；到晚9时，敌军组织了敢死队，企图打开几个缺口，攻入城内。装备很差的起义部队，在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和精神鼓舞下，也增强了斗志，坚定了胜利的信心，对敌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20日，敌军攻势更加猛烈，第八军攻击重点为昙华寺、大树营地区，二十六军攻击重点为五里多、吴井桥一带，企图攻入塘子巷小火车站，但都遭到了昆明守军的坚决抵抗。

    蒋军围攻昆明城久攻不下，害怕这样相持太久，会遭到解放军的夹击，在20日夜被迫向滇南蒙自、开远方向撤退。

    云南蒙自县，地处云南南部，因蒋军在此建有蒙自飞机场，不论是从空中或是陆路，敌军都有外逃的方便条件。在歼灭云南敌军的过程中，控制蒙自地区，截断敌人逃往越南的道路，就成为我军的一个重要战略任务。

    这个艰巨的任务，陈赓司令员交给了能征善战的十三军指战员。

    三十七师被指定为十三军进军云南的第一梯队。1950年元旦，三十七师不顾粤桂大围歼征战的极度疲劳，自南宁附近开拔。

    三十七师以惊人的速度向西挺进，每日的行程不断增加，120里，150里，180里，220里；休息的时间不断减少，六小时，四小时，二小时，最后就干脆日夜不停地前进。疲劳和瞌睡如同恶魔一样纠缠着每一个人，只要前面传来“就地休息”的命令，那怕只有三五分钟的时间，大家都会倒地睡着。

    桂西人烟稀少，滇南多高山峻岭，征途非常艰难。战士们身上背着四、五十斤重的枪支、弹药、粮袋、背包，每向前走一步都感到十分艰难。

    经过14天的昼夜进军，三十七师急进200里，在1950年1月14日，完成了从桂西到滇南的远程大奔袭。与此同时，四野的两个师也从百色地区沿边境隐蔽跃进千余里，进占了中越边界上的重镇河口，并抢占敌军在红河中游刚刚架好的一座浮桥，切断了敌军逃往越南的道路。

    此时，因李弥破坏和平“有功”，反共坚决，已被蒋介石任命为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靖公署主任，除指挥他的第八军五个师外，第二十六军的三个师也归他率领，共有兵力约6万人左右，盘踞在蒙自、个旧、开远、建水一带。尽管只剩下小小的一块地盘，孤零零的两个军，已是穷途末路，可李弥仍决心与解放军“最后决战”，以实现蒋介石“确保滇南、控制昆明，左右川康，建立西南反攻复国的陆上基地”的梦想。

    在此之前，蒋介石特电邀李弥赴台湾，参加了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军事会议。

 第137章

    关于八军的出路问题，蒋介石提出：一是留在云南，二是撤往海南岛，三是撤到台湾，这三个方案，由李弥自行选择。李弥为了表示自己对蒋家王朝的忠心，立即表示：“滇南战略地位重要，我熟悉云南的情况，愿意留在云南，为将来国军反攻复国建立游击基地。”会议根据李弥的要求，经当时国民党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批准，在破坏云南和平中李弥的好搭档，陆军副总司令汤尧，继续坐镇蒙自和李弥共图大计。

    会议还决定，把现在云南的第二十六军。用飞机分批撤往台湾。

    李弥从台湾回来后，当天夜里通宵召开军事会议。开会期间，与会的高级军官，缺乏李弥的勇气和信心，感到前途暗淡。特别是当谈到二十六军即将撤往台湾，第八军将孤军留下来时，大家更是伤心至极。

    会议正开到紧张之时，忽然传来情报，报告解放军先头部队已逼近蒙自，会场当时大乱，要求撤军之声，立时占了上风。李弥和汤尧面面相觑，神情恍惑，不知如何是好。但很快有人又报告，说并不是解放军的先头部队，而是当地的“土共”扰乱。大家这才安定下来。继续开会。根据李弥的意图，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一、第二十六军撤走后，八军接防蒙自，固守飞机场，主力东移，以逸待劳，转守为攻，在芒村、文山、马关一线，与共军进行决战。打胜之后，在滇南安定一个时期，补充训练，壮大反攻力量，然后夺取昆明，向川康发展，逐步扩大基地，直至收复大陆全部失地。

    二、如果在文山、蒙自失败，八军主力迅速向元江以南撤离，严守元江，控制滇南边疆。

    李弥认为，元江两岸，全是高插云霄的悬崖绝壁，水面狭窄，水流湍急，一挺机枪便可控制相当长的江面，使共军的突击部队连头都抬不起来；加之，共军从中原转战云南，连年苦战，未及休整，是强弩之末，李弥认为他们是可以打胜的。

    三、如果被共军突破元江防线，八军就撤到中缅边界的南峤、车里、沸海三角地区，退可守，进可攻，昆明、百色，甚至重庆都在其威胁之下。

    总之，李弥认为，不论是哪一种方案，他们在滇南都将大有作为。

    当李弥正在召集他的高级幕僚开军事会议之时，其部下先是报告陈赓兵团的先头部队己到蒙自附近地区，后又予以否认，说是“土共”（指我“边纵”）扰乱，其实这就是陈赓兵团第三十七师，此时已经抵近蒙自。

    在三十七师抵达蒙自地区的前两天，敌二十六军己开始撤往台湾。余程万躲到台湾不敢回来，由逃到海南岛的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进行摇控指挥。

    在运走了第二十六军直属队一部之后，军心动摇，部队陷入一片混乱。

    汤尧、彭佐熙等人也发现，就靠这几架飞机，要把全军都空运到台湾时间不允许，于是，汤、李为了“稳定”军心，则强制把官佐的家眷，一并先运往海南岛作抵押品。这一措施，立即遭到各级军官、尤其是下级军官的强烈反对，因为高级军官的家眷早已安置在安全的地方了，于是纷纷抵抗、阻拦家眷运往海南岛。彭又下令，要军官们“深领上峰厚爱”，速速交出家眷，如有故意玩忽匿藏不交者，务必以违抗命令论处。但“紧急命令”仍无济于事，敌第九十三师二十七团，在两天中携带家眷逃跑了五个正副连长。彭佐熙见此状危急，又下令：“如有再事违抗者，就地枪杀。眷属不走者，同律。”第二七九团第一连副连长，逃跑未遂被捕，和他的老婆双双被处死。接着又连续处死一个排长，二个连长和一个营长。第九十三师带家眷的下级军官，全部被关在屋子里，门口由团级干部轮流站岗看管。全军尉官以上的老婆孩子，统统被送往蒙自机场，这时哭声震野，有的女人觉活路无望，便投水自尽，..弄得敌军兵营里惶惶不安，叫骂声不绝。

    三十六师抵达蒙自之后，师长周学义、政委雷起云研究决定：趁敌人尚未发现我军行动，迅速绕过敌人外围警戒部队，把进攻矛头直指蒙自机场，首先封闭敌人的空中逃路，打乱敌人的部署，尔后协同兄弟部队，把敌人全歼于蒙自、个旧、建水地区。

    周学义、雷起云和已由一一○团团长提升为副师长吴效闵，分别向部队作了战前动员后，即命令一一○团绕道石洞，主攻蒙自飞机场；一○九团绕道东山，直插黑龙潭，配合一一○团行动，并向北警戒开远方向可能来援的敌八军。

    各部队按照命令，立即行动，迅速绕过了敌军的警戒部队。

    战士们看到三五成群的飞机从头顶上飞过，轰鸣着落向蒙自机场，知道这是从台湾飞来运送敌军逃跑的。大家都急得猛跑，不休息，不吃饭，一口气跑了七、八十里。当晚8时，一一○团进占机场周围附近的一家寨、黑龙潭等村。

    这天晚上，是敌第八军和第二十六军交接防地的前夕，防务空虚，毫无战备可言。第二十六军的官兵都在捆绑行李，准备第二天坐飞机到台湾去。

    刚刚进入蒙自的敌第八军四十二师官兵，正在找房子、寻铺草、支床铺、架电线，准备第二天接防。据后来被活捉的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供称，当天夜晚，他和八军、二十六军的一些军官、家属，还在蒙自县城的戏院里看京戏。

    正在汤尧等看京戏时，一一○团在副师长吴效闵的率领下，从东、南、北三个方向悄悄向敌人的飞机场逼近。

    月亮冉冉升上树梢，时间到了。一一○团团长傅一宗发出低沉而有力的命令：“开始行动！”三营营长安玉峰，立即率领300多名突击队员，趁着月光，越过沟渠，涉过稻田，穿过坟地，分成几路，神不知，鬼不觉，摸进了敌人的飞机场。

    当八连六班长常华堂，带着尖刀班向敌人的机场纵深摸进的时候，迎面碰吧了敌军的巡逻分队。敌人的巡逻兵，约莫有二三十人，正顺着飞机场跑道向这边走来。

    带队的一个军官，手提左轮手枪，左顾右盼，前后张望。走着走着，他忽然发现机场边沿的草地上有人影隐约逼近，立即停止前进，猝然向晃动的人影大声喝问：“什么人？”“自己人。”常华堂机敏而熟练地应声答道。

    “口令！”“我们白天上山巡逻，刚刚回来，怎么会知道口令..”“他妈的，连口令都不知道，你们巡逻个鬼！”那个军官一边骂，一边挥起手枪说，“不准动，不然我们就开枪了！”“打伤了，你们要负责！”常华堂尖刀班的勇士们，一面吱晤着、应付着，一面趁势扔过去几个手榴弹。敌人巡逻兵还了一阵子枪。拔脚便逃。

    突然的枪炮声，打破了深夜的寂静，惊醒了沉睡的敌军官兵。顿时，机场上的敌人乱撞乱碰，哇哇乱叫，停在机场上的飞机，有的仓皇起飞，有的慌忙起飞后在高山上撞毁；有的还没来得及起飞，驾驶员就被我军战士从驾驶舱中拉了下来。

    常华堂尖刀班，飞快地朝一架正要起飞的飞机冲去。端起冲锋枪，对准机头就是一梭子弹，机头上的灯一下子就被打灭了，发动机也不响了。常华堂不禁兴奋地喊起来：“打中了！打中了！大家伙——飞机让咱们俘虏啦！”在英雄营长安玉峰的指挥下，常华堂尖刀班接着冲进了敌人的空军指挥所，相继占领了四幢房子，活捉了200多个敌人。同时，在他们班两侧的突击队，也勇猛地冲进了敌人的炮兵阵地和一排干房。摆在机场上的一排排山炮、战防炮、迫击炮还没有来得及装上炮弹，就成了勇士们的战利品。钻在平房里睡觉的敌空军地勤人员，有的穿着小裤衩乱放枪，有的在被窝里就当了俘虏。

    经过半夜时间的战斗，一一○团占领了蒙自飞机场，并乘胜攻进了蒙自县城。同时，一○九团也进行了协助进攻，消灭了蒙自城南新安所之敌二十六军九十三师两个营。蒙自城周围的敌人，排找不到连，连找不到营，营找不到团，都先后自动放下了武器。鸣鹫地区的敌警戒团，在蒙自解放之后，犹如丧家之犬，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开远之南的大庄。他们只不过比机场的敌人多呆了一夜的时间，次日即被三十八师部队歼灭。

    汤尧和他的警卫员，在我军进攻开始后，从剧场里拼命窜出来，坐着吉普车逃到城南机场旁边，想坐飞机溜回台湾，但只见机场里战火纷飞，人马喊叫，已经进不去了，只好扭头向西逃去，暂时逃脱了被俘的命运。

    李弥在西昌发现蒙自县城方面的电讯中断，立即乘机赶回，可是蒙自机场已经被解放军占领，他在上空盘旋了一阵，只好飞向台湾，向蒋介石报丧去了。

    我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夺取了蒙自机场，歼灭了敌二十六军大部后，驻在开远的敌人军犹如漏网之鱼，急忙朝石屏、元江方向逃窜。

    陈赓命令十三军跟踪追击，穷追猛打，不给敌人一分钟喘息机会。他具体规定：逃过红河一线的敌二十六军残部，由四野的几个兄弟师负责追歼；

    四兵团三十七师、三十八师协同在石屏、元江、墨江一带截击的云南边纵部队追歼敌八军于元江东岸。

    猛烈的追击战又展开了。我军分别沿着铁路、公路和小路，且战且追，昼夜不停，紧紧抓住敌人的主力不放。

    指战员们心里都很清楚，现在正在和敌人赛跑，看谁能早一分钟得到先机之利，出奇制胜，同时也和友邻部队赛跑，看谁先和敌人交锋接火，立新功。

 第138章

    1月21日上午，三十七师追出团山口，便是当地有名的元江大坡，一上一下就是140里。上到山顶时，天已经完全黑了。师长周学义向左边的山沟里一看，只见忽明忽暗的火把绵延好几十里，隐隐约约地还可以听到人喊马嘶的声音。

    周学义正想弄清楚这是什么队伍时，三个头裹黑手中，身穿蓝布衣的游击队员，气喘吁吁地跑来了。他们就是多年坚持敌后斗争的滇桂黔边区纵队的战士，是专门来配合十三军作战的。他们报告说：“左边山沟里的队伍是敌八军军长曹天戈带领的左路纵队四十二师和八军直属队，右路纵队教导师和一七○师正在前面逃跑！”他们正说着，有两个青年民兵也汗流侠背跑过来说：“曹天戈带领的左路纵队，被带路的向导引到了一条被山河阻隔的绝路。现在向导跑了。他们走投无路，想到附近的村子里抓向导，可是老乡都跑光了，连水井和粮食都埋了起来。他们今晚喝水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在左边的山沟里露宿，忍饥挨饿，等天亮后再逃。”“师长，打不打？”站在师长旁边的红军团团长顾永武问。

    “不打！”周学义说，“我们不仅要超过敌人左路纵队，还要抓住敌人跑在前面的右路纵队，力争在元江东北岸全歼敌人。”“是啊！打蛇要打头，”师政委雷起云接着说，“我们应该把尾追同拦击结合起来，使敌首尾不能相顾，最后被我们的铁拳砸得粉碎！”于是，顾永武团又带着部队向前猛插。

    四更时分，部队赶到了营盘山，顾永武和先头营——“夜老虎营”副营长秦三顺上山一看，嘿！黑压压一片都是敌人，躺的躺，坐的坐，互相拥挤，连路也被堵住了。

    顾永武团长当机立断，马上命令秦三顺，带一个连，全部摘下帽徽和胸章，伪装成敌人摸上去。秦三顺叫战士们上好刺刀，揭开手榴弹盖，只要敌人不发觉，就一直往前猛插。

    秦三顺走在队伍的最前面，他骑了敌人遗弃的大红马，戴了顶敌军官的大沿帽，装腔作势边走边咋呼。

    被我军追赶得狼狈不堪的敌军官兵，这会儿只想喘口气，让秦三顺带的一连人过去了。

    秦三顺带领部队，迅速占领了营盘山制高点，利用黎明前的黑暗，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同时，先头营的另外两个连，和三营营长牛玉堂带领的队伍，也从营盘山的两侧发起了攻击。

    营盘山突袭，我军抓了很多俘虏，缴获了大批枪炮弹药，其中有一门美造五七炮。

    为了摆脱我军的追击，敌八军右路前卫一七○师和教导师领导机关，竟不顾他们后边的大部队，在逃到元江西岸后，炸毁了元江铁索桥。接着，被我军追赶到江边的敌右路纵队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眼看滔滔江水，无处可逃，急得在沙滩上东奔西跑。一部分溃兵妄图从江边的一条深沟逃跑，被守在沟口的一○九团三营战士们一个一个捉住，接连活捉了七、八百人。

    敌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正被我歼灭的时候，昨晚被我军远远地抛在后边的敌左路纵队四十二师及敌八军军部，从三十七师师指挥所的右边奔了上来。他们先占领了路通铺，企图跟他们前面的右路纵队会合。

    此时，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立即命令一一○团团长傅一宗，率领部队进行截击，以保证一○九团团长顾永武集中全团力量，大胆使用穿插分割和各个击破的战术，在天黑前全部肃清敌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

    当天下午，一○九团就组织了几支小部队，勇猛地向敌人发起攻击。有的一个连就消灭了七、八百个敌人，有的两个班就战败敌人一个营的兵力，有的一个人抓了50多个俘虏。天黑前，敌教导师主力及三师残部被全部歼灭。

    就在同一天下午，一一○团也顽强地把敌人左路纵队全部人马阻击在路通铺一线。加之，我们被敌人隔在后面的师直属队和一一○团部，在吴效闵副师长和战斗英雄卫小堂（当时他刚从北京开政协会议回来，在师政治部等待分配工作）的带领下，适时地从敌人背后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敌人弄不清我们的兵力有多大，就沿着路通铺东北一条杂草丛生的山沟，向元江东北岸的红土坡、二塘山一带奔逃而去。

    敌八军军长曹天戈，带着残兵败将没命地向元江逃跑，企图越过元江。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下令炸毁元江铁索桥，断绝他们逃路的不是解放军，而是他的前卫一七○师师长何进贤少将。

    曹天戈得知实情后，暴跳如雷，大骂一七○师。他宣布：过江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捉拿一七○师师长何进贤，“以正国法军纪”。

    可是，眼前怎么办？总不能坐以待毙！曹天戈带着工兵、卫士前去修铁索桥，企图过江逃跑。但已经来不及了。我神速的“夜老虎营”已连夜赶到铁索桥头。共产党员，六连连长张海水率领全连的健儿们猛扑过去，把曹天戈打得落荒而逃，剩下的一些工兵做了俘虏。

    曹天戈逃走后，还不死心，又派七八百名士兵抢占铁索桥东边不远的一座无名高山。这座山，平地突起，象用刀削过似的陡峭，山上不长树，全是南方的癞刺金刚、仙人掌和刺藤。它是扼守铁索桥头的天然屏障。

    不抢占这座高山，就守不住铁索桥头，敌人就可能会修好桥逃过江去。

    因此，红军团团长顾永武命令“夜老虎营”，想尽一切办法攻下这座无名高山。“夜老虎营”营长和教导员，把这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六连。

    六连连长张海水随即带了两个排绕道向这座高山冲击。他们抓住刺藤、癞刺金刚，脚登石崖缝，向山上艰难地攀登。他们到了半山腰，被敌人发觉，机枪子弹、手榴弹倾泻下来。两个班长牺牲，十几个战士负伤，其余的人全被敌人的火力压得抬不起来。

    天快黑了，张海水看了看左右，全连能坚持战斗的已经不过50来人了。

    他想，夜战不在人多，而在快、猛、智、勇，就向战士们问道：“同志们，怎么办？我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敌人还占领着这座高山。”“冲！决不能给我们‘夜老虎营’丢脸！”一个战士大声说道。

    一个战斗小组长也坚决他说道：“对，我们一定要攻上去！”张海水把手一挥，咬紧牙根喊了一声：“跟我上！”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分三路冲上去，用手榴弹猛炸山上的敌人，占领了敌人的阵地。

    但六连还没有来得及修筑工事，曹天戈又派了一个团的兵力对我进行反扑。敌人在督战队的威逼下，成群结队地向山上拥上来。

    张海水立刻组织反击，敌人的两挺重机枪疯狂地进行扫射。我们又有两个班长牺牲，七个战士负伤。

    “一定要消灭敌人这两个人力点！”张海水一面喊着，一面冒着密集的弹雨向山头上爬去。

    他爬到山顶，举起望远镜看了看，看不到敌人的暗火力点。他又带着部队继续反击。敌人的重机枪又“哒哒”地响起来。

    张海水又向山顶爬去。他再次爬到山顶，刚举起望远镜一望，就被敌人的重机枪一梭子打倒。

    “敌人的火力点，..就在我们左侧的山头上！”鲜血从他的胸前涌了出来，他仰起头来断断续续他说完这句话。

    “连长牺牲了！”“上去——！为连长报仇——！”六连的健儿们向前冲击。副排长潘正刚带领两个战斗小组摸上了山头，用手榴弹和冲锋枪消灭了敌人那两个火力点，打死了那两个机枪射手，活捉了四个弹药手。

    这一天，敌人连续向这座高山和铁索桥头疯狂地发动了十几次进攻。“夜老虎营”六连最后打得只剩下了24个人，但仍牢牢地坚守着这座高山和铁索桥头，没让曹天戈带领的近万人马前进一步。

    经过两昼夜的激战，未能逃过元江的敌八军军部和四十二师，被我军分割在荒无人烟的红土坡、二塘山一带。曹天戈及其所属官兵陷入了绝境。因粮食断绝，敌军为了活命，争先恐后地杀马充饥。

    此时，我军的后续部队还没有赶到，三十七师在元江东岸红土坡、二塘山一带，可以作战的部队已经不到四个营的兵力了。到处都在战斗，到处都是硝烟弥漫。炊事员、饲养员、公务员、文书、挑夫，几乎都投入了战斗。

    师、团机关人员也拿起武器抗击敌人的反击。

    为了粉碎敌八军军部和四十二师继续逃过元江的企图，彻底消灭这股敌人，师长命令顾永武和傅一宗，带领部队歼灭已被分割，孤立无援的敌八军军部。

    顾永武、傅一宗受领任务后，师长严肃地问他们：“部队能克服当前的困难吗？”“能——！没有问题。”两位团长回答。

    “现在只有战胜饥饿、疲劳，才能战胜敌人！”雷政委接着说，“我们绝不能让敌人得到喘息的机会。”“请首长放心，我们一定完成任务！”顾永武斩钉截铁地回答后，立即率领部队向敌八军军部盘踞的一个山头冲去。指战员们苦战半天，将敌第八军军部的1000多人，全部压缩到红土坡下的一条深沟中。傅一宗率领的两个连乘势扑入沟中，一举全歼了八军军部。敌第八军军长曹天戈被我活捉，押送到师指挥所。在对曹天戈的间话中，周学义、雷起云得知汤尧也在此处，二人都很兴奋。

    在解放战争初期，三十七师在黄河北抓住过胡宗南自封的所谓“天下第一旅”中将旅长黄正诚；在解放战争中期，三十七师活捉过横行中原、镇守古部洛阳的蒋介石青年军二六师中将师长邱行湘；在渡江南下的作战中，三十七师又俘虏了白崇禧的包括粤桂边区“剿匪”总指挥喻英奇中将在内的数百名将校军官，可是，象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这样的“大人物”，他们还是第一次遇到。

 第139章

    周学义立即追问道：“汤尧在哪里？！”“你的陆军副总司令现在哪里？！”“你们看，（曹天戈用手指着北面不远的一座高山说，）正在前面逃跑的那拨人里就有他！”为了尽快抓住汤尧，周学义结束了对曹天戈的审问。紧接着，三十七师立即又投人追捕汤尧的战斗。

    此时，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正带领四十二师由红土坡向二塘山方向逃窜。

    原来，在1月16日凌晨，汤尧坐吉普车从蒙自逃出来后，到石屏找到了第八军军长曹天戈。他把吉普车丢在石屏城，就跟随曹天戈部队骑马沿山问小路向元江方向逃奔。

    我三十七师的指战员，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抓住汤尧。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师长周学义、师政委雷起云率领师政治机关的干部，到阵地前沿的部队进行动员。

    此时，负责游击阻击、迟滞敌人逃跑的边纵部队数百人也投入了战斗。

    同时，我一一四团和一一○团走在后面的部队也赶了上来，同三十七师师部等会合，一场围歼战，在元江东岸的红土坡、二塘山地区迅速展开。

    激战约五小时，粉碎了汤尧亲自指挥的四十二师的八次反扑，攻占了他们在二塘山临时构筑的全部阵地。被蒋介石称为“骁将”的四十二师师长石健中被当场击毙。五、六千敌人乖乖地当了俘虏。

    枪声渐稀，部队开始集合俘虏，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汤尧。他逃到哪里去了呢？

    这时，我一一○团一连的战士们看见一股残敌，约七、八百人，都是带着一长一短——一支卡宾枪、一支手枪，正拚命地越过前面的山包，边打边跑。

    战斗英雄郝珍富，立即率领一批战士追了上去，迅速地消灭了这股敌人。

    在第三批俘虏里，有一个面容憔悴、披头散发的妇女，手里提着一个缎面包袱，一看就知道是位官太太。郝珍富提着卡宾枪，走到她的面前。她战兢兢地哭着说：“官长，我们不能分开呀！”“你跟谁不能分开？”郝珍富问。

    “我丈夫..他是个连长..师长被打死了，只要官长高抬贵手，我立刻把他喊过来..”“好，只要你把丈夫喊过来，我们会宽大他的。”那个妇女去了不大一会儿，即领过来一个佩带手枪的上尉连长和一个十五、六岁的传令兵。郝连长说：“不要怕，只要你放下武器，我们保证宽大你，还可以放你和你的老婆一起回家。”“我已经是第二次当俘虏了。我了解贵军的政策，我要争取立功赎罪！”“好，你真要立功赎罪，我们欢迎。”郝珍富说罢，就命令这个敌连长，派他的传令兵，去通知他的副连长把全连都带过来。

    不一会儿，敌副连长带着一批官兵举着枪过来了。但是，还有一股敌人仍龟缩在山梁那边顽抗。

    郝珍富命令一个班看守俘虏，一个班坚守阵地进行掩护，自己带着第三班迅速地冲到敌人的面前，出其不意举起手榴弹，厉声喝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这时，只听敌军一个老军官无可奈何他说：“交枪吧，不中了！

    ..不中了..”随着他的话音一落，敌人纷纷放下了手中的武器。

    郝珍富把这最后一批俘虏带在一起编队，指定刚才投降的那个连长出来带队，但喊了好儿声，他都不敢出来，只是摇头摆手。郝珍富正怀疑他搞什么鬼，忽听站在前边的一个俘虏悄悄对郝珍富说：“不是他不愿带，而是他不敢带，因为这里头有比他大得多的高级将领！”“什么高级将领？”郝珍富立即追问。

    “陆军副总司令！”这个俘虏仍低着头说道。

    “在什么地方？穿什么服装？”“就在人群里，你找吧，他穿的比我们穿的要好得多，岁数最大。”这个俘虏又悄悄他说了一句。

    郝珍富可高兴了。立即带着战士在俘虏群中查找。他发现在最后押来的那批俘虏中，有一个老军官蹲在草地上。这个人穿着深绿色呢大衣，约莫五、六十岁。

    郝珍富立刻快步走到俘虏群中间，向那个老军官问道：“你叫什么？”没有回答。

    “你是汤尧吗？”郝珍富追问。

    还是没吭声。

    “你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吗？”郝珍富又大声问了一句。

    “是，我就是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他的声音低沉、沙哑、苍老。

    郝珍富一看，他就是刚才那位说：“交枪吧！不中了”的老军官。

    郝珍富把汤尧带到连部，连长决定把他押送到师部。汤尧说：“我身体不好，走不动。”连长说：“有马给你骑。”战士们把汤尧押送到了师指挥所，他没说别的，先踉我们的战士要吃的。

    这时，元江东岸的战斗已经结束，元江县的人民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大批饭菜。师长叫警卫员给汤尧端来两碗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一盘牛肉炒花菜。

    雷政委说：“这些饭菜都是人民慰劳我们的，现在你们放下了武器，也可分一点了。”汤尧把两碗饭和一盘菜吃得于干净净，连声说：“贵军宽大..宽大，兄弟我太感谢了！”饭后，师长叫警卫员把他和他的参谋长杨也可、八军军长曹天戈一起送进了俘虏营。

    在元江大战中，只有敌一七○师及教导师一部，在一七○师师长何进贤的率领下，提前过江逃脱。

    陈赓司令员和十三军前进指挥所，命令部队立即组织精干分队，穷追逃敌一七○师，不给祖国人民留下一点后患。

    三十七师党委决定由周学义师长和吴效闵副师长，各带领两个营急进追击。

    此时，敌八军前卫一七○师师长何进贤逃过元江后，正向西逃窜，企图逃出国境。

    在边纵和沿途群众的有力配合支援下，部队追击进行得比较顺利。翻过艰险的哀牢山，涉过水流湍急的阿墨江，越过疟蚊肆虐的瘴瘟地区，整整追击了八夭八夜。2月4日，终于在镇远县南京街，追上并包围了敌人。经过一天战斗，歼灭了敌一七○师1个后卫营。

    何进贤见逃路己被断切，下令组织“敢死队”，向我“洛阳英雄连”攻击。

    “洛阳英雄连”扼守着一个险峻突起的山峰。这座山象一支巨臂，挡住了何进贤的逃路。何进贤给每个“敢死队员”发放了大量的金银，向我阵地发起了冲锋。

    机枪手周继武、刘吉友端着机枪向敌人猛扫。

    敌“敢死队员”仍然拼命往上冲，阵地上硝烟弥漫。

    “洛阳英雄连”政治指导员王引生，率领勇士们顽强地坚守阵地。连长带着一个排冲到阵地前沿，向敌人反击。机枪射手周继武和刘吉友，再次端着机枪猛扫敌人。

    “洛阳英雄连”阵地上的战士越来越少了，连长也负了伤，全连人员伤亡过半，子弹已消耗光了。战斗英雄政治指导员王引生从阵地上跃起，高喊道：“同志们！为了牺牲的同志，为了苦难的滇南人民，我们一定要守住阵地！”何进贤的“敢死队”向我阵地发起了第九次冲锋网，象前八次一样，还是分三路进攻。

    “放石头！”周继武喊。

    无数大石头顺着斜坡向下飞去，有的直飞而下，有的互相撞击。

    何进贤以不足二个团的兵力拖住我们的部队，带着两个团则乘机从南京街的一条山道向西逃跑。我军决定以小部队尾追敌人，以主力部队绕到敌人的前面进行拦击。经过一夜..急行军，在2月5日，我军赶在了敌人的前面，占领了镇远县以西80里的荒草岭和松山一带险要山地。同时，边纵第四团也赶到了，再次包围了敌人。

    天慢慢地黑了下来。

    三十七师师长周学义估计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可能会继续发动攻势。但敌人摸不清我军的底细，未敢发动进攻。敌一七○师师长派其情报科长，来我军驻处接洽谈判，实则是探听虚实。

    周学义将计就计，他对敌情报科长一面说，我们的部队和当地人民武装已经把你们包围住了，一面同意派遣一○九团副团长周峰深入敌一七○师师部进行谈判。

    周峰带了一名叫郑小保的警卫员，随敌情报科长来到敌方。

    当时，我部只有400多人，是由一一○、一○九团凑起来的。代号是一○二师、一○一师。敌人误认为我军是两个师的部队。

    同时，周峰从了路的敌情报科长那里，了解到敌人当前最大的困难是：带的家属多，逃出我军的包围圈不容易。另外，敌师长、情报科长等不少骨干分子的妻子儿女均失落在昆明，没有跟上来，所以牵挂很大。周峰在谈判中掌握到敌人的这些弱点，对搞好谈判起了很大作用。

    到了敌一七○师司令部，敌师长、副师长和团长们正在开会研究对策。

    开始，敌情报科长将周峰留在屋外。敌司令部的勤务员、警卫员、火夫、马夫..围住周峰，问这问那。周峰乘机向他们宣传我军的政策，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士兵前来询问。敌军官只好把周峰引进一间小屋里。

    下午4点钟，谈判开始了。敌一七○师参加谈判的有师长何进贤，副师长姚良知、李德元，还有师参谋长刘启凡。师长何进贤首先开场：“对不起，兄弟来晚了。不过我们同几个团长经过磋商，大家对这次谈判寄予很大的希望，不知贵军意下如何？”“你讲条件吧！”周峰庄重地说。

    “条件嘛——”何进贤拉长了声音说：“我们的意见有三条。第一条，弟兄们的意见是到建水去缴枪..”“这不行！我们首长的命令是就地缴枪。”

 第140章

    周峰没待何进贤把第一条意见说完，就坚决而干脆地打断他的话。

    “兄弟们对这里的老百姓顾虑很大..”敌师长说：“我们来时拿着武器，他们还一路打我们，我们回去若是不带武器，他们是会给我们难堪的..”“这个由我们负责。”周峰笑了笑，说，“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地放下武器，不再给反动派卖命，人民是会宽恕你们的。”“是，是，是——”敌师长连连点头。“只要贵军提出保证，这一条是可以放弃的。现在我们来谈第二条：不能把我们和家眷分开；要给我们牲口骑；要保障我们的全体官兵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些是完全可以保障的。”周峰向他们说，“对于放下武器的敌军官兵，不虐待，不杀害，不侮辱，不搜腰包，从宽处理，保障安全。这一切，你们军队里的不少官兵，恐怕早在数年前就有深刻的体会了。你们的陆军副总司令汤尧，军长曹天戈，现在也享受到这种优待了。这一点你们尽管放心好了。”敌师长何进贤接着提出了第三个条件：“这回缴枪要算起义，不能叫投降。”“不！”周峰严肃起来。“不能算起义，也可以不叫投降。按照过去的惯例，可以称为投诚。”“这一条，我们一定要坚持！”一直沉默的两个敌副师长，突然站起来，瞪着眼睛说。“否则，我们宁愿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

    敌师参谋长也插话说：“我们知道，你们来的人不多，连大炮、重机枪都没带。但是我们还有3000人，有大量的重武器。如果继续打下去，对贵军未必有利吧！”“是的，你们现在是还有3000人。”周峰笑着说，“可是，诸位都是聪明人，最好还是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在战役之初，你们有6万多人。解放战争开始时，你们的人更多，有五、六百万，还有无数美式装备。最后的结果，我想诸位都清楚！”“我们只讲今朝——今朝我们有力量突围！”其中一个敌副师长说。

    “夸大自己的力量是没有好处的。”周峰威严地扫视了他们一眼。“现在，我们部队和人民武装已云集在松山周围，你们想跑掉是不可能的，再退一步说，即使你们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侥幸突围出去几个人，你们在这儿的家眷也带不走，失落在昆明的亲人更无法赶上来。那么，你们就会陷入妻离子散，甚至家破人亡的困境，到那时候，你们后悔也就来不及了..”听到这几句话，敌师长、副师长、参谋长都面面相觑。会场上一时格外寂静。

    最后，还是敌师长先开口：“哦！好说，好说。请老兄先回去，容兄弟我们再考虑一下，明天..明天..明天答复贵军。”“好吧！你们认真考虑一下，怎么做才能对你们的妻子儿女，对你们的3000名官兵，对你们自己今后的命运更有好处。”周峰意味深长他讲了最后几句话，离开了敌一七○师司令部。

    周峰向周学义和雷起云等人汇报了谈判经过，估计敌人可能还要耍花招，于是就把部队调整好，布置在松山阵地上，敌人不缴枪就发动进攻。

    早饭后时间不久，情报科长来到我军阵地，恭恭敬敬地向周学义师长行了个军礼，说：“我们师座同意就地缴械——投诚。”副师长吴效闵带领的两营部队，在追击中和师主力失去了联系。但他们在追赶敌人时发现，敌二十六军军部和八军流窜人员七、八百人，窜过墨江、澜沧江，正向中缅边界逃窜。

    为了全部、干净、彻底地消灭残敌，干部战士们日夜兼程，继续向滇缅边界地区前进，连续九天共走了1400多里路。2月8日凌晨1时来到了南桥。

    这里是敌八军和二十六军溃散官兵的汇合点。

    3时整，部队赶到南桥城下。吴效闵副师长和一一四团政委赵培宪等研究后，决定先派一个侦察小组摸进城里，捕捉“舌头”，了解敌情；其余部队埋伏在城四围，随时准备进城，歼灭这一股溃散的敌军。

    侦察小组很快就带着几十个俘虏回来了。原来侦察小组一枪未放就活捉了敌人的哨兵，让这个哨兵前面引路，悄悄地摸进了敌人的住房。就这样，敌人一个连当了我们的俘虏。

    据俘虏们说，他们的一个将军带着七、八百名溃散官兵，聚集在城南龟山的几个院子里，准备坐飞机逃到台湾去。吴副师长和一一四团首长立即决定：二营主攻龟山，配合当地游击队歼灭残敌；一营集中力量，火速占领南桥飞机场。

    我军摸到了一所长方形院子的门前，院门紧闭，院里西侧平房有鼾声。

    副连长袁耀山低声命令周振忠，先带一个班跳到院子里去。但是，院墙上扎着不少的玻璃碎片，不好跳过去。不知是准扔进一枚手榴弹。

    “赶快炸大门！”袁耀山大声喊。

    轰的一声，院门被炸开了。勇士们乘着烟雾冲了进去。

    100多个惊慌失措的敌人急忙投降，而另有一群敌人从后门逃跑了。

    “追！决不能让一个敌人跑掉！”吴副师长和一一四团政委都来了，他们命令留一个排看管俘虏，搜查院子，其余的人都去搜山。

    天亮时，搜山的战士和游击队员陆续回来，带回了一群俘虏同时，在院里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

    那天中午，还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敌二十六军二七八团流窜的一个营来了个“送货上门”。这股敌人从城东过来时，巧遇我一一四团团部在河边挑水的炊事员老刘。

    “你们的长官呢！”一个敌军官大模大洋地问老刘，“我们是二七八团的，来这里会合，过了春节就坐飞机去台湾，你们怎么也不派人来接洽一下？”老刘一看是敌人，就随机应变地对敌人说：“长官，饭菜都准备好了，你们来了多少人？”

    “500多。”“好，长官，请弟兄们先在这里休息片刻，我回去报告长官来迎接。”老刘挑起水桶就走，一直走到山洼里，把水桶往地上一丢，三步并作两步就跑上了楼。这时，一一四团政委赵培宪正审问俘虏。赵培宪听完老刘的报告，急忙走到窗口一望，只见敌人有的躺在小河边，有的正往城里走，有几个已经朝山上走来。时间紧迫，赵培宪只好命令哨兵鸣枪通报，他自己也顺手抄起一挺轻机枪打了一梭子。

    正在休息的战士们一听到枪声都立即行动起来。吴效闵命令一个连从右边压过去，另一个连从左边压过去，其余的部队在山头上抢占有利地形，向这股敌人猛烈开火，迫使这股残敌放下了武器。

    这天正是旧历年的大年初一，我军连续征战48昼夜的滇南追歼战，以国民党第八军、第二十六军的覆灭而告结束。

    张群的心中很不平衡：我们竟让刘伯承、邓小平的雕虫小技蒙在了鼓里。蒋介石大骂李德邻。重庆市郊炮声隆隆，蒋介石在“中美号”专机里渡过了一个难眠之夜。

    三声枪响刺破军校夜空。刺杀蒋介石的战斗小组由三人组成。蒋介石批示：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韩司令在无尽的悲哀中死去！

    胡宗南心冷如冰。刘、邓下达“成都围汗战”命令，我各路大军迅速收紧“布袋口子”。

    1949年11月29日，夜，重庆林园。

    解放军的炮声在重庆市郊隆隆轰响。

    “爹爹，快走吧，局势万分危急！”蒋经国从外面急急地走进来，再次催促蒋介石。

    “不，不！我要亲自听到炸毁山城的炮声！”蒋介石的话音刚一落，只听窗外“轰！轰！”两声巨响。随着巨大的爆炸声起，电灯熄灭，整个山城顿时一片黑暗。

    当蒋介石全神贯注听着这爆炸轰鸣继续下去的时候，爆炸声突然停止了。

    “怎么回事？娘希匹的，”蒋介石在黑暗中大骂，“毛人凤搞的啥名堂？

    经国！..”“嘀铃铃——”一阵电话铃声。他一把抓过活筒，里面立时传出毛人凤胆怯的声音：“总裁..总裁..由于中共地下组织的活动，炸毁重庆的方案受阻。原定炸毁的17个单位、520多处目标，只炸毁了四个兵工厂和刘家台炸药库..”“饭桶！..”蒋介石正大骂，忽然电话筒里送过来一句话，“总裁！

    共军精锐小部队正向总裁方向穿插过来！”蒋介石丢掉话筒，喝令侍卫长陈希曾：“快，去白市驿机场！”蒋介石一行驱车向白市驿方向而去，但情况已经不好了！

    整个重庆市已经秩序大乱。路上，人挤车，车挤人，到处都是四处逃奔的人群。

    车子行得象蜗牛爬，蒋介石一行被迫下了汽车，跌跌撞撞向机场奔去。

    好不容易来到机场，蒋介石钻进了“中美号”专机。尽管白市驿机场戒备森严，蒋介石一整夜未敢下飞机一步。通过飞机上的无线电装置，同成都方面取得了联系。

    天色微明，“中美号”专机升空而起。从机舱中望下去，长江、嘉陵江如带。解放军的大炮已开始向白市驿机场轰击..

    9个月之前告别了六朝古都南京，不久又告别了溪口、广州，现在又将告别重庆，此时坐在飞机上的蒋介石百感交集。

    在半个月之前，蒋介石还对重庆充满“希望”，把重庆作为割据西南的“堡垒”和国民党军队“西南防线”的护卫中心。

    11月14日，蒋介石“御驾亲征”，偕顾祝同、蒋经国，来重庆进行督战。

    蒋介石下榻林园，还没沐浴，便请张群汇报情况。

    张群扼要介绍了当前情况，最后检讨说：“刘伯承、邓小平耍滑头，我们竟被蒙在鼓里。

 第141章

    现在，他们不仅攻破了西南防线，而且川陕几十万国军南退的道路也被切断，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见蒋介石面有温色，张群马上改口道：“当然，总裁把西南大局的责任重托于我，造成这样的后果，我有愧于总裁的信任。请求总裁处分我，哪怕是砍脑壳，我也毫无怨言。”“算了，算了，”蒋个石摆摆手，“岳军兄，你对党国忠心耿耿，我是知道的。要说这个责任嘛！”蒋介石的声音变了调，“当初，他以为总统是好当的，结果呢？终于晓得锅是铁打的。更可恶的是，他招呼也不打一声，不辞而别，把这个摊子随便扔下不管，置党国存亡于不顾。此纯系为个人利益打算！”由于重庆地理位置优越，蒋介石事先没有在这里以固定兵力设防。当解放军渐渐逼近重庆时，蒋介石手忙脚乱，赶紧急令胡宗南集团，放弃秦岭一线防线，部队南撤，保存实力。抽调第一军到重庆、江津一线布防，加强重庆防御；命令第十五兵团速抵綦江、南川一线布防，迟滞解放军西进；并令十五兵团之一部抵黔北隘口娄山关布防，阻止解放军北上；令第十六兵团等部沿大竹、广安西移，加强川中防务。蒋介石的企图是：将川境之国民党军向川内及滇、康退却，尽量保存实力，等待国际事变，伺机反攻。

    正当蒋介石布防重庆的同时，我第二野战军各部队及兄弟野战军部分部队，正按照预定方针，从四面八方向重庆包围而来。

    二野第五兵团主力和第十军，由贵阳、遵义分两路向川南快速迂回，迅速控制了宜宾、泸州、自贡等川南广大地域，截断了川境国民党军南逃的道路。

    与此同时，第三兵团第十一、十二军和四野第四十七军，迅速从川东向南川和重庆方向进击。

    到11月24日，按照刘、邓部署的作战方针，我军已将宋希濂集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主力，分割包围于南川以北地区，经数日激战，将其主力大部歼灭，并乘胜解放了重庆外围的綦江、涪陵、江津等地。蒋介石在川东南的防御被彻底粉碎，重庆已处于我军的包围之下。

    宋希濂十兵团主力和罗广文兵团的主力被歼后，重庆外围只有胡宗南集团之第一军和罗广文兵团残部在重庆外围抵抗。

    11月26日，刘、邓首长给已进抵重庆附近的三兵团发去指示，要求速歼长江南岸之敌，乘势夺取重庆。命十二军速向綦江地区进击，而后直趋顺江场，准备渡江，夺取重庆。令十一军和四野四十七军速协同捕歼由冷水场、龙潭场向重庆、木洞撤退之罗广文兵团残部，尔后十一军以一部守老厂，监视重庆之敌，主力出渔洞溪，准备渡江，协同十二军解放重庆。

    重庆，位于长江、嘉陵江的会合处。是我国西南地区最大的工业城市和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政府退到这里建都。广州解放以后，蒋介石又把他的政府搬到了重庆。

    为了保护重庆城市的工业、交通、市政设施不受重大破坏，刘、邓首长要求部队必须争取时间，给敌人以措手不及的打击和歼灭。

    敌军罗广文兵团残部从我军渡过乌江以来，一直在我追歼之下，已是惊弓之鸟。新调来的胡宗南之第一军，此时尚未遭受我军重大打击，建制完整，有一些战斗力，但敌人已进入最后灭亡的边缘，因此也是士无斗志，不堪一击。

    到29日，第三兵团各军已控制了重庆以南100多里的长江南岸地区，并做好了北渡长江的准备。

    解放军兵临重庆城下，蒋介石知道守重庆无望，只得乘机而去。

    蒋介石逃离重庆后，胡宗南的第一军也纷纷撤退，逃渝的国民党军政大员兑竞相逃命。

    我军于当日夜和次日相继渡江。几乎没有经过什么战斗，驻守重庆之敌即全面瓦解。

    11月30日，重庆解放。

    在一个月以后的1950元旦献词中，刘伯承司令员说：“从11月30日起，重庆永远成为人民的重庆，而我们人民大众就成了主人翁了。1949年11月30日这一天，就重庆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日子。”12月1日，解放军举行了入城仪式。

    3日，重庆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成立。二野副政治委员张际春为主任，三兵团司令员陈锡联为副主任。

    在这值得欢庆的时刻，第三兵团的广大指战员还清楚地记得，早在1948年4月28日中原某地举行的庆祝延安光复的大会上，刘伯承司令员豪情满怀地演讲说：“在中原战场上，我们打下了蒋介石的行都洛阳，将来我们还要打下他陪都重庆、首都南京..”这预言与重庆解放只不过相距了一年零七个月，蒋介石的“三都”已全被解放军打下。

    11月30日上午，蒋介石乘坐的“中美号”专机，降落在成都新津机场。

    这是远东规模最大的军用飞几场，离成都约70华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打击日军，打破陆路封锁，蒋介石动用几十万民工，费时经年，与美国人合建而成。机场南从流县，北至新津五津镇，沿牧马山下一字展开，设备相当齐全，可容各式重型轰炸机起落。成都还有一个军用飞机场——凤凰山机场，虽然距成都远比新津机场要近，但设备等其它条件差于新津机场。

    所以，蒋介石的“中美号”专机，来成都一直均在这里降落。

    此日，“中美号”专机一降落，先于蒋到达成都的阎锡山、张群、顾祝同及胡宗南、王陵基、刘文辉等要员，立马向尚未停稳的飞机小跑而去。

    但蒋介石并没有径直走向欢迎他的大员们，而是向机翼下面走去。蒋介石看见，“飞机左翼靠近机身处，前后相距约30厘米处有两个子弹击中的窟窿。

    蒋介石扭过身，不打招呼，钻进小车，疾速往成都城内驰去。

    “既丽且崇，实号成都。”（晋·左思）

    成都，地处天府之国最富庶的川西平原腹地，是四川的省会，也是四川仅次于重庆的大城市，自古以来都是军事重镇，历史悠久、风光旖旎，在汉代，是全国五大都会之一。

    《成都记》载：后蜀国君主孟昶，令人在成都城墙上遍种木芙蓉。每到深秋，芙蓉盛开，色彩艳丽、高下相照、四十里如锦绣，成都故有“蓉城”称谓；唐代，更有“扬一益二”的美誉。这里，商贾云集、富甲天下，特别是蜀绣最为有名，因而又有“锦城”之美称。

    岁月沧桑。

    公元一千九百四十九年冬天，成都成为国共两党在大西南争夺最激烈的地区。

    半个小时后，蒋介石一行驱车进入成都市区。今日成都，一去昔日繁华热闹。大街上行人寥寥，路边小店大多是将军把门，甚至有的小店将贬了值的大额金圆券用线串起来，吊在竹竿上斜挑店门之外，风吹过沙沙作响，象上坟的招魂幡。街上不时有警车呼啸而过；还有一串十轮大卡车，卷起漫天的尘土，车上站满头戴钢盔，手持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士兵。

    大街上处处是一种行将未日的凄凉景象。

    蒋介石闭上眼睛，想起了四年前在重庆的一次巡街之行。

    那时，抗战刚刚胜利，他作为中国抗战胜利的代表，作为一个大国的领袖，第一次坐在敞篷吉普车上，接受重庆近百万人的欢迎。事前，侍卫官们出于安全考虑，无论如何要他坐上防弹车出行，但他听了陶希圣等人的话：“陪都百万市民莫不渴望瞻仰领袖丰采”，便毫无顾忌地坐上敞篷车与广大民众见面。

    巡行的路线是：从军事委员会出发，经南区公园，两路口，中二路、中一路、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和林森路，沿陪都最热闹的街道巡行一周。

    侍卫官们坐在三辆小车上开道。蒋介石身着特级上将军服，手上戴着雪白的手套，站在车上威风凛凛。他一手扶着挡风玻璃，一手不停地向夹道欢迎的人群致意。虽然车子经过的路上，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而且他的前后左右都有卫队护卫，但欢迎的人太多，车队只能慢慢地向前开。老百姓们不停地向他欢呼：“拥护蒋委员长！”“蒋委员长万岁！”而今天，重庆怕是此生难回，这次到成都(奇*书*网*.*整*理*提*供)，也只能偷偷摸摸进城。

    “委座，到了，请下车！”侍卫官说完，赶紧下车，拉开车门。

    蒋介石下榻在成都北较场中央军校。这是蒋介石每次来成都都必住的地方。住在这里，容易使他想起在黄埔的那些峥嵘岁月。

    成都中央军校，也简称成都军校。坐北朝南，占地300亩，学生最多时曾达万人。校内规模宏大，有可容一师部队进行分列式的大操场。校内有武担山，平地兀起，是全校的制高点。在山脚幽篁翠柏簇拥中，有幢别致的三层法式小楼，取名“黄埔楼”，这是蒋介石的下榻处。

    蒋介石来到成都的当日下午，即在黄埔楼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成都的防守问题。

    黄埔楼，装饰得豪华气派。会客室里，有富丽堂皇的沙发、地毯，并配备有供暖设备。

    蒋介石身穿玄色长袍，望着仅剩的几员大将：张群、顾祝同、阎锡山、胡宗南以及王陵基、刘文辉等，他多希望他们在这个时候，能拿出令人高兴的打算来。

    这些大员，尽管心里都在想，但不管想什么，就是没人有勇气先打破沉默。会场沉默良久，作为现在主持西南军事的最高长官，在这种场合，继续沉默下去对他是很不利的。

 第142章

    “我以为，”胡宗南面露难色，不敢直视蒋介石，说道，“成都地处盆地腹心，无险可守。面临共军南北夹击之毒招，窃以为，应保存最后之有生力量，放弃成都，将主力退往西康省境内，依据那里险峻的山地、湍急的河流，对赶进的共军作叠次打击。以西昌为据点，同共军周旋，实在不得已时，全军经云南退到缅甸境内。”这是胡宗南早有的腹案，在重庆被攻破前，就和宋希濂一起，向蒋介石面陈过，被蒋介石否决，今天在会议上又提了出来。

    其他人并不知个中奥妙，认为是胡深思熟虑之所见，人们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墨三！”蒋介石转而向顾祝同问道，“你的意见呢？”脸窄窄的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此时已失去当年发动“皖南事变”时傲慢之气，当然，他知道蒋介石为什么此时点他的卯，也清楚蒋介石不希望他说些什么。他看了看脑袋低垂的胡宗南，又仰望了一下满脸怒气的蒋介石，不紧不慢地说道：“宗南兄的见解当然有道理。但是，忽略了兵家对阵的最重要的一个条件：实力！就西南说来，虽然重庆已破，但我们比共军还占有军事实力的优势。胡（宗南）长官的30万精锐之师；郭汝槐的二十二兵团那三个军，可是全部美式装备的；加上王（陵基）主席的地方部队。就有50万大军。这还没有算上我们的空军、海军和刘文辉将军的二十四、邓锡侯将军的九十五军。

    在这“川西决战”的最关键时刻，士气不可泄！不能后退！而应精诚团结，服从委员长指挥，组织好川西决战，给来犯之共军以迎头痛击！”顾祝同把蒋介石想说的话，表述得淋漓尽致。蒋介石的脸渐渐开朗，一面听，一面不住地点头。末了，他接着顾祝同的话，以不容置辩的口气说道：“成都必须坚守！从此以后，可不必再言撤退西康，以免动摇军心。”蒋介石开始点将：“顾祝同将军，命你兼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胡宗南将军，命你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参谋长，全面主持西南军事。”“刘文辉将军，命你在十天之内，在西康组织十万民军，与二四军一同开赴成都，参加决战，不得有误！”“是！”刘文辉口不应心地答道。

    “杨森将军，命你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在十天之内组织20万民军参加决战。”“成立川西决战指挥部，由胡宗南将军任总指挥，杨森、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将军为副总指挥。五位总指挥合署在北较场指挥部办公，统一指挥川西决战！”“是！是！是..”在蒋介石逃到成都的第二天，即通知刘文辉，要到他府上拜访。

    半个小时后，大批警卫人员，从军校到刘文辉公馆的客厅门口，全部封锁，戒备森严。

    12月2日，张群奉蒋介石之命再登刘公馆，进一步征求“川西决战”的意见。

    蒋介石到成都的三天内，接二连三召开军事会议，频频召见军政大员，而且在刘文辉等川军诸将的身上更用了不少心思。

    当日夜，晚饭以后，疲惫至极的蒋介石拒绝一切来访，闭门入睡。

    “啪、啪、啪！”三声清脆的枪响刺破寂静的夜空，子弹从黄埔楼顶飞越而过。蒋介石被枪声惊醒。

    楼上、楼下随即响起嘈杂的脚步声。

    “爹爹，你没事吧？”门外传来儿子的声音，蒋扭亮了电灯。

    “怎么回事？”蒋介石问道。

    “已派人去查。”蒋经国安慰道，“爹爹放心，没事，可能是有人枪走了火。”蒋介石松了口气：“怪事情！怪事情！军校连连发生怪事情，要追查到底，咹！”正说间，成都中央军校校长张耀明、蒋介石侍卫室主任陈希曾进来报告，说是一位叫张大明的执勤士兵，在武担山上执勤，抱着枪睡着了，糊里糊涂地使枪走了火..

    “没有那么简单。”蒋介石摆摆手，“军校里一定有可疑分子。我第一次在军校阅兵，炮车轮胎瘪了气。我第二次阅兵，旗绳断了。我前天刚回来，又有人走了火！”蒋介石越说越气，盯着张耀明：“要彻底追查，据实禀报，咹？”张耀明岂敢怠漫，立即对张大明进行夜间审讯。张大明虽被打得皮开肉绽，仍高喊冤枉。

    张耀明如果这次从张大明身上问不出个把死罪来，他这个校长不当事小，恐怕气急了的蒋介石会拿他开刀试问。张大明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终于供出了一个“共党分子”。

    这个人叫王北池，原是北大学生，后来投笔从戎，考入成都中央军校第27期。张大明说，此人经常私下偷看进步书籍；还爱作诗，诗中有反战情绪。

    说着，张大明还背了几首作证。

    “还有别的人没有？”“没有了。”当日夜，张大明、王北池被蒋介石下令枪毙，埋在成都南郊乱坟岗里。

    军校内突发的枪声，让蒋氏父子虚惊一场。而军校外待发的炮弹，可是有意者的精心安排。这几炮打出去，蒋氏父子上西天无疑。

    成都中央军校院墙外，有一大片菜地。菜地上，散布着几个低矮的窝棚。

    窝棚距校内的黄埔楼仅有200多米，从窝棚里看黄埔楼，连楼里的人走动都一清二楚。

    蒋介石到成都后，中共成都地下党组织选择了这处暗杀场所。

    最先来到窝棚进行观察的是年方20岁的姜永胜，来自大巴山，烈士遗孤。他原是华莹山游击队的一个小队长，有作战技能和经验，受党组织的委派，来到这里执行这项特殊的任务。

    炮打蒋介石战斗小组由三人组成，一位叫唐明昌，30多岁，是三人小组的组长。

    小组的另一位成员，叫姜期定，原是刘湘部的一个炮兵排长，后来投向解放军，打迫击炮有百发百中的本领。

    蒋介石此次来成都不象以前只住中央军校的黄埔楼，而是行踪不定，住在励志社的时间更多。而且，住黄埔楼对，三层楼房的灯，亮时一起亮，灭时一起灭。

    三人战斗小组作了仔细的观察和认真的准备。他们把迫击炮事前已偷偷运到了窝棚先行掩埋起来。计划在等唐文昌向组织上汇报请示之后，让中央军校里的内线，查清蒋介石居住的房间，即进行行动。

    但就在三人战斗小组进行观察、计划的当天晚上，蒋介石在窗前伫立观望，无意中发现窗外菜地的窝棚里有人影晃动，引起怀疑，立刻命毛人凤派出一支精干队伍，对窝棚进行搜捕。

    当晚蒋介石又住到励志社。毛人凤则率领由数辆摩托车、警车、囚车组成的突袭队伍，包围了菜地和窝棚。

    姜永胜守在窝棚，当场被抓，迫击炮从地里挖出。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之后，留下暗哨，在四周设下埋伏。结果第二天晚上，姜期定、唐明昌又按约先后来到窝棚。姜期定被围捕，机警的唐明昌未落入敌人圈套脱险。

    毛人凤抓到姜永胜、姜期定后，对他们进行秘密审讯，要他们供出在成都的地下党组织和这次谋杀的组织者。

    敌人对姜永胜百般拷打，用尽酷刑，姜宁死不屈，壮烈牺牲。

    姜期定招供。在毛人凤的审讯亲笔记录有了这样的字样：“..指挥谋杀委员长的人名叫韩子重，他是中共川康军事小组组长..是四川省军管区中将副司令韩伍民的大儿子。早在1939年，韩子重就加入了匪党，潜往匪区受训。年前潜回四川，利用父亲作庇护，暗中进行活动..

    1939年，韩子重17岁，是一个有救国救民抱负的有为青年。他是家中长子，投奔延安之前，给他的父亲写了一封诀别信，信中说出了他去延安的原因：父亲大人：..首先我向你赤裸裸地说明我走的原因..事实就是这样，中国社会有的是盗、匪、兵、贼、贪污、横暴..统治者对千千万万人的压榨、剥削、奴役和屠杀。

    西北，是一块开垦中的新地，我们该去那里努力..这是与世界上六分之一地面的苏联是没有区别的。那里虽然物质条件不够，但已消灭了人剥削人，人欺侮人的现象。父亲，请把你的孩子愉快地献给国家、民族、社会吧！父亲，你知道的，这样地对你的孩子的爱护，才是真的爱护，这是给了我一个灵魂的解放..

    时任国民党旅长的韩伍民，从邮局接到儿子的信，不禁热泪盈眶。

    韩伍民本是一介书生。1923年，他在杭州纺织专科学校毕业，抱着实业救国的思想，在杭州办了个染织厂，梦想实现自己的理想。但希望很快破灭。

    他决心弃商习武，走军事救国的道路，赴日本陆军大学骑兵科学习。

    他毕业后回到四川，虽然当上了旅长，但对国家日衰倍感忧虑，对共产党深表同情。因此，儿子韩子重回成都从事地下斗争，他虽然未公开表示支持，但内心是不反对的。

    韩子重离家以后，先到了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没有去到延安。因为缺乏干部，他被分配到敌后抗大一分校学习。毕业后，先在晋东北一带与日军作战，后调到八路军总部、在《太南日报》作前线记者。成都解放前夕，他又接受党组织派遣，辗转潜回成都，住在家里，并说服时任四川省军管区副司令兼川康绥靖主任公署中将处长的父亲，将共产党员曾鸣飞、王侠夫、黄子万等安插在他的部队里。

    那天晚上唐明昌和姜期定从窝棚观察回来后，唐在平安桥茶馆向韩子重汇报了情况。唐认为蒋介石可能有所察觉，建议将迫击炮撤走。

 第143章

    韩子重认为情况还不至于如此严重。因为他得到了内线的情报，这几日蒋介石确实住在黄埔楼。至于晚上所有的灯开着，这是蒋介石布下的疑阵。只要弄清蒋介石住哪间屋里，取他的性命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因此，他命令唐明昌当晚去姜永胜住的窝棚传达：按计划进行。先稍安勿动，作好准备，一旦内线传出蒋介石住房的确切情报后，立刻炮击。

    当日晚，他与唐分手后，去中共成都临时地下工作委员会汇报。但“临工委”要他立刻将迫击炮从窝棚内撤出。

    从“临工委”出来，他又到成都南大桥边的“饮涛楼”会见事先约好的另一位地下工作者——钱毓军。钱家住新津县，离新津机场不远。韩子重向他指示：据内线通报，最近蒋介石要把守卫机场的郭汝槐的一个师调走，让胡宗南的二十七军接替。趁两军换防之际，组织决定把大邑县游击纵队善打夜袭的“猛虎队”拉出来，突袭新津机场。并命钱毓军火速回到大邑县大飞水原始森林内去找游击纵队司令周耀文，再进行具体筹划。

    约见完钱毓军，韩子重又用秘密联络手段，约姜期定第二天上午12时在春熙路“可园”茶馆见面。

    结果，第二天中午，毛人风派一帮特务，跟在叛徒姜期定身后，在韩、姜二人会面时将韩子重逮捕，关进成都娘娘庙监狱。

    韩子重被捕后，其父韩伍民立即将韩子重安插在他部队里的共产党员曾鸣飞、王侠夫、黄子万，接到他的家里隐藏起来，后被韩伍民的司机李山出卖，趁韩伍民不在家时，李将三人骗出交给了毛人凤。

    韩伍民受蒋逼迫，曾到娘娘庙监狱对儿子劝降，遭到韩子重的拒绝。此后，蒋派人给韩伍民送去飞机票，要他立即携家眷飞往台湾，韩伍民迟迟不动身。蒋顿起杀心，但在最后核定死亡执行书时，又将韩伍民用红笔勾出，批曰：“不枪毙。让白发人送黑发人，让韩司令在无尽的悲哀中死去！”1949年10月9日凌晨，韩子重被杀害于凤凰山，时年27岁。

    重庆解放之前，刘伯承的眼光已盯住了残敌猬集的成都。

    根据蒋介石、胡宗南的企图和西南地区的自然地理条件，刘、邓认为胡部在成都不守时退往云南的道路有两条：一是由成都经新津、乐山、宜宾；

    一是由成都经邛崃、雅安、西昌。此时，经宜宾退往云南的道路已被解放军切断，只有以西昌退云南一条道路。为不使其敌军逃往云南和国外，将其聚歼于四川境内，刘伯承决心以各路大军的现态势迅速前出，以一部迅速抢占乐山、大邑、邛崃等要地，切断胡宗南及四川境内其他国民党军的退路。据此，12月6日，以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李达的名义，对二野所属三、五兵团部队及五十军，发布了《成都平原围歼战》的指示：我军渡江后，必须控制垫江、邻水、内江、荣昌、井研、乐山之线，才算完成第一个战役。这个战役的关键，在于占领乐山，完全截断敌人退住西昌、会理、云南的公路..

    充分准备歼灭胡宗南主力的作战。因此：1.十军、十六军在富顺、南溪休息时间不宜过长，以三天至五天为度，尔后该两军主力即应协力指乐山、井研、荣昌地区继续前进，望杜（义德）王（近山）即与尹（先炳）

    吴（实）共同拟定前进计划（时间、道路、区分及作战协同事宜），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前进中遇有战斗，由杜王统一指挥。由于乐山、井、荣地区为敌退路，可能引起胡匪与我争夺，此点必须注意，作充分的战斗准备。

    2.十八军为十六军的的第二梯队，渡江后休息三至五天即向犍为前进。

    3.陈谢（三兵团）准此将十一、十二两军向西延伸，包括铜梁、大足、内江，求与十军靠近，以利策应，并令四十七军控制邻水、广安。

    4.各部队当前最大困难是鞋子问题，望自行设法就地购买，勿靠后方运送。落伍人员好好设收容站。

    5.已令五十军于12月10日集结垫江待命。

    第三、第五兵团部队，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日夜兼程西进。

    在我解放重庆的同时，第五兵团主力和第三兵团第十军，经贵州迂回四川，12月3日，进抵川南之纳溪、沪州等地，在截断了胡宗南及川境线敌人退往贵州的道路后就地待命。

    三兵团主力十一军，按照野司和兵团首长的指示，在潼南进行了短暂的集中，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了刘、邓首长的指示，总结了进军以来行军作战的经验教训，特别注意分析和研究了胡宗南集团的情况，认为：解放战争以来，胡宗南虽在和解放军作战中连连吃败仗。但此刻，蒋介石把卷土重来的希望完全寄托于胡宗南。胡手中还有几十万军队，装备也比较精良，又是蒋介石的心腹，极端顽固，是一个靠和共产党打内战起家的反共专家，在国民党行将灭亡之时，他必同我军作“困兽之斗”，广大指战员必须作好和胡宗南军队在成都进行决战的思想准备。

    十三军党委制定了作战方案：三十二师以两个团留重庆守备，以副师长徐学忠带九十四团沿嘉陵江北上，直取南充后继续西进，保障我主力西进侧翼；以三十一师经乐至、简阳，三十三师沿成渝公路，向成都以南、江津西南地区进击。第一步先切断敌人的退路，而后，协同友邻部队会歼胡宗南集团。

    为了加速进军速度，十三军党委还决定，除强调部队仍轻装前进外，还将在重庆外围缴获的汽车和国民党在重庆的“西南”和“西北”两大汽车公司的汽车，征调分配到各师、团，乘车前进。

    12月9日，三十二师九十四团，在副师长徐学忠率领下，以二营为前卫，进至南充市附近。然后，我军伪装成敌人，先解决了南充市外围的小股敌人。

    晚上，以同样的计谋，乘夜突入南充市，迫使敌1000余人投降，解放了川北重镇南充。

    10日，三十三师九十九团、九十七团在青岗坝将向成都西逃的敌杨森部一三四师全部歼灭。15日，按照计划挥师西进，两日后到达简阳。

    此时，敌十八兵团李振部在张液以东山区布防，阻我西进。我即决定留九十四团伪装成主力，迷惑敌人，牵制该敌；主力从简阳经老君场、藉田铺向成都以南新津以西地区前进。19日，渡过岷江，一部占领成都通向彭山、西昌公路，并以一部向新津、邛崃公路之太平场进击。

    同时，三兵团十二军也向崇庆、大邑前进。21日，占领邛崃、大邑两县城。十一军进入新津、双流以西地区，完全切断了胡宗南集团退往云南的道路。

    隆冬的蓉城，已没有了馥郁的花香。

    作为多年的对手，胡宗南对解放军的利害，已是屡有体会。以目前之处境，大军只有赶紧退至西康，方有一线生机；若是“打肿脸充胖子”进行“川西决战”，同乘胜而来的百万解放军精锐之师硬打，这无异于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为此，他曾几次公开和不公开地在蒋介石面前死谏，请他迅速兵退西康。对胡宗南的意见，老蒋不仅听不下去，反而拍桌子骂他“娘希匹！”实在无奈时，胡宗南又请蒋经国去说服“老头子”，可回答是：等个三、五天再说。三、五天并不长，可它对共产党来说，可以于的事情太多了。说不定三、五天后，他、胡宗南，还有在做着“美梦”的老头子，已让人家共产党瓮中捉鳖了。想到向西康撤退，就想起了曾和他一起，在“老头子”面前死谏此筹的宋希濂，他已被共军活捉，如果“老头子”听了他们的，何以会至于此？

    这时，他想到了他可爱的“小猫咪”机要秘书林娜小姐。

    林娜，大学毕业，长得很美，精通英语，24岁。追求她的人很多，可她一概拒绝了。因为她爱着她的长官胡宗南。虽然胡宗南比她大20岁，黑黑胖胖。她知道，长官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要娶她为夫人是不可能的。但长官需要她，这就够了。

    胡宗南赶忙给林娜的卧室打了个电话。

    顷刻，高跟皮鞋声即在走廊里响起，胡宗南卧室的门开了。

    胡宗南看着林娜，心中顿时感到好受了许多。

    他吁出一口闷气，非常伤感地说：“..仗是没法打了。我这一生，无愧于校长，无愧于党国。也许，我将战死在这里..”

    “不战而屈人之兵”。刘伯承、邓小平发出四项忠告。

    “多宝道人”决心已定。“水晶猴”直言不讳：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王陵基打了个呵欠，突然命令司机：车往回开！

    周恩来回电：不宜过早行动。放下电话，刘文辉一身冷汗乍起。陈希曾一挥手，毛人凤满脸杀气一闪而出。蒋介石连说：“误会，误会！”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宣布起义。

    “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就在第二野战军各路大军于炮火连天的战场上同胡宗南兵刃相见时，另一战略的运用，也同时在秘密进行着。

    早在11月21日，我军南线部队关闭了胡宗南逃跑的大小门户之后，遵照毛泽东日前电示，刘伯承、邓小平向川、康、云、贵四省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了四项忠告，召告他们停止抵抗，弃暗投明，悔过自新，立功赎罪。

    四项忠告说：国民党残余力量经我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华中、华南、西北各地给以接连不断的歼灭打击后，现已接近最后歼灭之期。

 第144章

    贵阳已经为我军占领，国民党的所谓最后战略体系，又已被我拦腰打断。四川东南门户亦已洞开，重庆、成都、康定、昆明等地短期内亦将获解放。蒋、李、白、阎等残余匪帮企图收招残余力量，退集康、滇、桂边之计划已为实际所不允许，其退路即将为我军截断。蒋、李、白、阎等匪首倡言所谓“美援”和“反攻”，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到来，一切有待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均为诸匪首之梦想，其目的纯系为帝国主义张目，为了欺骗尚在供其驱使部属，使其与该匪首等一同进入坟墓。

    你们应该明了这种形势，迅速选择自己应走的道路。本军此次奉命进军西南，负有坚决推翻国民党在西南的反动统治及解放西南七千万人民之使命，但对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一本人民政协共同纲领及毛主席、朱总司令约法八章之旨，给以改过自新、立功赎罪机会，并愿以下列四事相忠告：一、国民党军队应立即停止抵抗，停止破坏，听候改编。凡停止抵抗、听候改编者，无论其属于中央系或地方系，均一视同仁，指定驻地，暂维持原状，尔后即依照人民解放军的方式实行改编，所有军官按级录用。凡愿意放下武器者，一本自愿原则，或分别录用，或资遣回籍。凡迅速脱离反革命阵营并协同人民解放军作战者，论功行赏。如果你们愿意这样做，你们可以随时派代表到附近的人民解放军接洽。

    二、国民党政府机关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工作等人员，应即保护原有机关学校财务、用具、档案，听候接收，无论属高级、中级或下级职员，本军均一本宽大政策，分别录用或适当安置，其在接收中有功者，并给予适当奖励，破坏者受罚。

    三、国民党特务人员，应即痛改前非，停止作恶。凡愿改过自新，不再作恶者，均可不咎既往，从宽处理。其过去作恶虽多，但愿改悔者，亦给以立功自赎之机会。其执迷不误，继续作恶者，终将难逃人民之法网。

    四、乡保人员，应即在解放军指示下，维持地方秩序，为人民解放军办差事。有功者奖，有罪者罚。

    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们，早日进入和平建设，恢复多年战争创伤，这是全国人民一致的热望。你们不应再作无所谓的抵抗，徒然增加自己的罪孽。如能立即觉悟，投向光明，为时还不算晚，还有向人民悔过的机会。若再延误，将永远不能为人民所谅解，其应得后果，必身受之。继续反动与立即回头，黑暗与光明，死与生，两条道路摆在面前，不容徘徊，望早抉择。

    这一忠告的发出，极大地震撼和推动了西南国民党军政人员的从速抉择，同时，我党在西南的地下工作者，积极策动、协助愿意弃暗投明的国民党军政人员，使在解放战争后期波诡云谲的天府之国，上演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精彩纷呈的活剧。

    成都玉沙街，刘公馆。

    天近黄昏，刘公馆也已掌灯。

    西康省主席兼国民党二十四军军长，三星上将刘文辉，正躺在他公馆里宽大舒适的牙床上抽大烟。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暖房。幽微的灯光下，可见壁上挂有名人字画。特别宝贵的是一幅张大千画的长轴《川康风情图》；那是大千先生深入康定采访写生后画的一幅精品，为感激刘文辉的照顾和帮助，大千先生离开康定时送给他的。

    刘文辉50来岁，瘦高，两颊松弛。看他的像貌，很难使人相信，在三十年代曾是四川政坛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擅长纵横捭阖之术，因此获“多宝道人”之称。在同蒋介石长期的周旋中，他呼风唤雨，使蒋介石也奈何他不得，不得不常常让他三分，不得不正视他的存在。

    三十年代，四川诸多派系被他玩于股掌之间。他的队伍人数不断增多，地盘不断扩大，终于凭实力当上了四川省主席。为统一四川，问鼎中原，他不顾保定军校同学之谊，打垮了田颂尧，收拾了邓锡侯。之后他不惜亲情，同亲侄刘湘开战。但谁知不是侄儿的对手，被打得一败涂地，只得逃到了地瘠人贫的西康。他在川康广袤的土地上，广种鸦片，发了大财。川康地区年产鸦片六七万吨，大半产于他的防地。黄炎培曾去西康一游。归途中愤然赋诗道：“我行郊甸，我过村店，车有载，载鸦片，仓有储，储鸦片，”“红红白白四望平，万花捧出越西城；此花何名不忍名，我家既倾国亦倾”。因鸦片大发其财的刘文辉，养了一支很有实力的军队，蒋介石不得不让他任西康省主席之职。

    西康太远，蒋介石鞭长莫及，虽然刘文辉长有反骨，但对蒋政权并无威胁。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找到了收拾刘文辉的机会。但刘文辉心里明镜一般，让他打日本，是蒋借刀杀人之计。他不象还有民族正义感的侄子刘湘，不管蒋介石千方万法，他也不挪窝出西康。结果是：刘湘惨死，他还盘踞在西康。

    知情人都清楚，刘湘是蒋害死的。刘文辉是知情人..

    刘湘和蒋介石结怨，始于三十年代初那场“叔侄斗”。

    那次“叔侄斗”，是四川军阀史上最残烈，最惊心动魄的军阀大战。蒋介石是刘湘的支持者，帮助刘湘打败了“么爹”，登上了“四川王”的宝座。

    但此后刘湘不买蒋介石的帐，不卖命帮“中央”打共产党，不让蒋介石染指四川。不仅如此，为了抵制“中央”的压迫，1936年，刘湘搞了个“川、桂、红”计划，联络广西李宗仁和延安的红军公开反蒋，并托中共地下党员王于清给延安送去30万大洋..

    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不到40岁的“四川王”刘湘，主动请缨出川抗日。蒋欣然应允，立即授予刘湘“抗日救国第七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命刘湘率十万川军驻苏、皖两省。同年秋，日军占上海攻南京。蒋介石命刘湘率部与日军血战于雨花台。刘湘杀敌心切，川军骁勇，但这支穿着稻草鞋，拿着“老土造”的队伍，终究敌不过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的日军。此一役，十万川军伤亡殆尽，刘湘看着弟兄们的尸体，心里明白这是蒋介石借刀杀人！

    刘湘知道上了当，便领着几个高参、谋土愤然离开南京。到武汉后，刘湘潜入英租界协和医院，欲回川重整旗鼓。刘湘出走南京后，蒋介石到处派人侦探，得知刘湘消息后，蒋通过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刘湘传话，要任刘为中央军事参议院上将院长，条件只有一个，刘不回四川。刘湘回绝。

    刘湘为达到回川之目的，放风蒙骗蒋介石，说已身患重病，将不久于人世。暗中叫谋士张斯用五万美金买通协和医院英国人医生毕拉克，让其注入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但此秘计被当时刘湘手下二十九集团军司令王缵绪得知，向蒋介石作了密报。蒋派人给毕拉克送去十万英磅。五万元美金买的是可休眠五天的安眠药，十万英磅买的是一种叫做金粉砒酸的无色无味无反应的毒药。毕拉克把这两种药同时注入刘湘的胳膊里，刘湘便长睡不醒了。

    刘湘死后，蒋介石亲自为这位抗日将领签署命令，追任刘湘为一级上将，任刘湘之子刘济英陆军中将；并命国家各重要机关隆重祭奠，又从国库中拨款一亿元，在成都武侯祠内举行隆重国葬。

    淮海战役之后，“中央军”惨败，蒋介石开始崩溃，也更加看重西南这块退避之地。

    1949年1月8日，蒋介石电促刘文辉飞赴南京“共商国是”。

    刘文辉到了南京，蒋介石在总统府直接了当的对他说：“四川是抗日战争胜利的发祥地，也是中央赖以反共的基地。中央准备最近迁都四川，在那里同中共决战。中央要借重自乾先生未雨绸缨，蒋介石先撤了邓锡侯的四川省主席给了王陵基，接着任命张群为西南军政长官。刘文辉从西康来成都后，蒋又在刘公馆的对门住了一连宪兵，四周布满便衣，甚至还想给刘家派佣人。

    这表明，蒋不信任刘文辉。

    “主席！”恃卫官在门外一声轻叫；打断了刘文辉的思绪。

    “啥子事？”他躺在牙床上大声喝问。

    “王陵基求见。”“啥子——？”他一骨碌翻身坐了起来，他一听王陵基的名子就气，对王陵基是恨透了。

    在三十年代初，刘家叔侄大动干戈，双方厉兵秣马。刘文辉花了20万块大洋从德国购进了20架新式飞机，在上海将机件拆散装箱，准备用船运入四川，组建一支空军。可是途经万县时，硬是被奉了刘湘密令的第二十一军第三师师长王陵基给扣了。

    前仇未报，又添新恨。王陵基从江西跑到四川，抢走了四川省主席的职位不说，还一个劲儿地在蒋介石跟前陷害川派。

    刘文辉愤愤地说：“不见！”但听着侍卫官的脚步声渐远时，又大声唤道：“慢！请王主席在客厅看茶，我马上来。”王陵基是蒋介石当年的红人。

    “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可不能意气用事。

    王陵基是衔蒋介石之命而来。

    王陵基善于投机钻营，虽非“黄埔”毕业，又非“浙江同”，但深得蒋的信任。在“川西决战”，建立反共复国基地大业之时，蒋介石把时任江西省主席的王陵基调来四川，委以省主席职务重任。

    王陵基果然不辱“使命”，上任伊始，立刻派民工上万名组成“铁肩队”，昼夜穿行金牛道上，为胡宗南部赶运粮食、武器；1949年，四川大旱，王陵基却不顾川人死活，强征军粮900万石，借粮900万石，创四川省有史以来征粮最高数额..为维持蒋家残局，他残酷镇压学生运动。

 第145章

    1948年4月9日，他下令让军警开枪镇压“要民主，要自由，争温饱”的游行学生队伍，造成了震惊全国的“四·九惨案”..

    蒋介石自来川之后，便有人密告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有反心，但又找不到真凭实据。王陵基此来是传达蒋旨意，通知刘文辉去“川西指挥部”与顾祝同、胡宗南“联合办公”。

    刘文辉推托道：“我只是在成都养病，若委座有什么不放心的话，我病好些后，立马回雅安。”说到这里，刘文辉起身送客。

    王陵基从刘公馆出来，又去见邓锡侯。

    此时，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九十五军军长邓锡侯，正在等待王陵基的到来，因为他刚才接到王陵基打来的电话。

    邓锡侯同刘文辉都是保定军官学校的同学，比刘文辉年长七岁，曾任黄埔军校教官、第一军团总指挥、河南省主席等职。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第一战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鄂湘川黔边区主任、重庆卫戍总司令、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抗战胜利后，任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因在定陶战役中被解放军击败，被撤职。1948年任徐州“剿共”总司令。蒋介石决定退守西南，又委任以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之职。

    邓的公馆“康庄”同古色古香的刘公馆大相径庭，西味颇浓。公馆门口虽也是老格式：红漆大门，双狮把守；但一进门，茵茵草地上矗立的主楼却是一幢很考究的两层楼的洋房。邓中等身材，面皮白皙，爱穿西服打领带。

    这会儿，他着一套考究的西式便装，坐在中西合壁客厅的沙发上，品着盖碗茶，眯着眼听京戏。

    刘湘被蒋介石害死后，蒋找不到更合适的人坐镇四川，就让邓继任川康绥靖主任。抗战期间，他率子弟兵出川在山西抗击日军时，数次邀请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去他的部队讲授游击战术，并送过枪支弹药给八路军，被蒋介石打入了“另册”。

    1948年3月20日，蒋介石派粮食部长俞飞鹏到四川，向邓提出急调十万石粮食出川，被邓问绝：“四川的粮食四川人要吃。现在，有这么多中央军驻在四川，也要吃！还有啥子粮食可以调出去嘛？”同年3月，蒋介石让王陵基接替了他的“四川省主席”之职。

    此案一出，立即在天府之国引起轩然大波。邓的副手，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首先拍案而起：不管哪个，要夺权，枪杆子上来取！”话一放出，四川省参议会立即响应，先后致电国民党总裁蒋介石、行政院长张群，要求饬邓回任四川省政府主席。曰：“西南政务重要，情势险恶，苟变更人事，难免不引起后果..”蒋介石指示张群回电云：“晋康主席年来心力交瘁，而措施多艰，深同情其处境之艰屯。主席将另有借重，川事继续委之川人。”张澜当时不仅是刘文辉的坐上常客，而且也深受邓锡侯的敬重。邓在绝望之余，两次向张澜问计。

    张澜诚恳地说：“要看清形势。丢了省主席不要紧，重要的是抓牢枪杆子。现在作好准备，解放大军压境时，你待机起义..”在国民党政府退到重庆后，10月29日，邓同刘文辉、熊克武向在重庆的代总统李宗仁再提要求撤换王陵基的四川省主席，李宗仁苦笑道：“莫说撤换一个省主席，就是撤换一个专员，我都没有权力，都得由蒋先生定。”李宗仁离开重庆回桂林时，绰号“水晶猴”的邓锡侯前往送行，临上飞机前，直言对李道：“代总统，王陵基不撤，到时候我们可要倒拐啊！”“倒拐”在四川话里就是”转弯”的意思，李宗仁听得明白，先是一震，继而只好相劝：“以大局为重，忍辱求全吧！”“主任，”副官的突然一声报告，打断了邓的思绪。“王主席的车到了门外。”“让他进来！”邓锡侯“咔嚓！”一声关掉了收音机。

    王陵基见邓锡侯，带着和找刘文辉相同的使命，也受到同样的待遇。

    三言两语一过，邓就站起来，把手一挥，说道：“今天就这个样子。送客！”从“康庄”出来，王陵基丝毫不感气恼，甚至有几分幸灾乐祸的样子。他终于不辱使命，摸到了“多宝道人”和“水晶猴”的底。他相信委员长不会放过他们，而这一点他和委员长是相通的。

    “主席，开哪里？”王陵基上车坐定，司机小声问道。

    “去潘文华宫邸。”王陵基从鼻子里哼出一声。

    潘文华，原是“四川王”刘湘的亲信，刘湘死后，潘掌握了刘部基干队伍二十一军。蒋介石为了拉拢他，先后封他为川康绥靖副主任、川陕鄂边区绥靖主任、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1939年，潘文华为了夺取四川省主席宝座，策动七师长进行倒王缵绪活动，王即倒台，但“主席”位置，蒋介石兼了会。潘费力没得便宜，当然对蒋心怀不满。

    蒋知潘文华心中有气，为蒙骗潘，让孔祥熙、贺国光牵线，与潘结为“金兰”兄弟。与此同时，蒋将亲信戴高祥、傅秉勋硬插在潘文华身边，委以参谋长等职。另一方面，蒋又任命潘昌猷——潘文华之弟，担任了四川省银行总经理。1940年，蒋介石再指令财政部四川省银行投资200万元，潘昌猷升任董事长。这几招，着实让潘文华服服贴贴。

    蒋为了营造西南，让潘文华带着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的空壳，移驻湖北宜昌布，潘手中的军权丧失殆尽，甚至连自己儿子潘清洲指挥的二三五师也被“蒋系”孙震吞并。1948年7月16日，驻守襄樊的康泽兵败被俘，蒋介石指罪潘文华援助不力，又抹去了他川湘鄂边区绥靖主任之职。

    但蒋介石清楚，潘文华在四川军界是个人物，这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职务，还得让他所有。

    小车快到潘公馆时，王陵基大烟瘾发作，他一看表，已经11点了！于是命令司机：“不去潘公馆了，车往回开！”可能是最让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恼火的一件事，王陵基夜访他们时未敢提及。即要张群从速将刘、邓、潘的家眷送往台湾，名义上是关怀，实际上要扣押他们作人质。

    在张群于12月2日找他们面谈时，三人均婉言拒绝。

    刘文辉说：“我的老婆是地地道道四川本地人，足不出户，更不用说曾去外地生活过。台湾和四川相距万里，水土气候甚有差异，她到台湾难以适应生存，若硬要让她去，还不如赐她一死。”话里软中带硬，可谓说到家了。

    邓锡侯和刘文辉的理由差不多：“我不像党国的其他大官显贵，有三妻六妾，我只有一个小老婆，身体虚弱多病，连牛市口都没去过，把她送去台湾，等于开玩笑。至于我，到了台湾，又增加你们的麻烦。西南实在待不下去时，麻烦张公给我打一张飞机票，避到香港我女儿家里，较为省事。”潘文华说：“我的大老婆家有老爹老母，她是孝女，决不会离家去台湾。

    我的小老婆此时正患病，尚在医院医治，如何也是去不了的。”总之，各人有各人的理由和困难，反正是不去。张也无可奈何。

    王陵基夜访刘、邓之后，刘文辉、邓锡侯敏感地觉察到蒋介石在对他们采取行动。为了讨论应付的办法，次日一早，刘文辉、邓锡侯、播文华立即开了个“碰头会”，估计了形势，协同了动作。准备近日见机施行他们原先的计划。

    就他们三人而言，抗战期间和共产党建立的关系，没有因为国共内战而完全中断。刘文辉在抗战期间，不仅和当时的八路军领导有些来往，而且同当时在重庆的周恩来颇多接触。应刘文辉的要求，1942年3月，周恩来派共产党干部王少春等人携电台，去刘文辉的官府所在地雅安，让他随时保持着同中共中央的联系。此后的联系时紧时松，但从未中断。

    1949年9月，刘文辉又给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去电称：“年来受蒋压迫日甚，积怨难言，处境困难。今已与邓锡侯、潘文华约好，决定站在人民立场。今后如何行动，请予指示。”周恩来立即回电：“大军行将西征，希积极准备，相机配合，不宜过早行动，招致不必要的损失..”刘、邓、潘开完“碰头会”，刘文辉刚回公馆不久，突然公馆来了一位年轻人。此人叫胡克林，其父为大名鼎鼎的胡子昂，他是受中共成都“临工委”委派，去刘公馆向刘文辉传达中共方面指示的。

    由香港辗转来到成都的中共特派员，带来了中共中央关于刘、邓、潘起义的三条意见：现起义时间已到，宜选择适当地点宣布起义；起义时及时通知；起义后的刘、邓、潘部队，撤去国民党军徽，驻地升起五星红旗。

    接此指示，刘文辉立即找来邓锡侯、潘文华和胡克林研究具体起义步骤，决定：先稳住蒋介石。然后三人分别潜离成都，去彭县隆兴寺集中宣布起义。

    他们认为在那里举行起义比较合适。那里位于成都侧背，又是九十五军驻地，向东南进攻可威胁成都；向东可截断川陕公路；若胡宗南部向起义部队发动进攻，则可由海窝子地区退入西部大山，是个很理想的起义地。

    事后，胡克林通过刘文辉的秘密电台，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即予以批准。邓锡侯又即命九十五军副军长黄隐坐镇隆兴寺指挥，并尽其可能地集中了五个团的兵力，占领制高点和要地，作好随时起义的准备。

    刘文辉送走邓锡侯、潘文华，又和胡克林进一步研究了起义的具体细节，向胡克林了解一些关于北京的情况。

 第146章

    突然听见侍卫官在卧室门外报告：“主席！”“啥子事？喊个啥子！”刘文辉道。

    “报告主席，事关重大，不能不惊动你。刚才委员长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打电话来，说委员长请你今晚赴宴。”

    “说啥子？赴宴？”刘文辉生怕听错了，又问道，“啥时候？啥地点？”“晚上7点钟。中央军校小宴会厅。”“晓得了。”刘文辉哼了一声。

    刘文辉一种不祥之兆顿生心头。他立刻拨通了邓锡侯的电话，刚到家的邓也得到同样的通知。

    放下电话，刘文辉一身冷汗乍起。

    蒋介石此时设宴，怕凶多吉少。

    刘文辉思来想去，去也不是，不去也不是。如果不去，则更会让蒋抓住口实，公馆对面的宪兵连会即时冲进公馆解决他的性命。

    最后他给邓锡侯去了个电话，认为眼前只有去的一路，巧与周旋，躲过此关再说，至于祸福生死，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下午7时左右，刘文辉按约而行。他一进军校，立即感到一股杀气。身穿黄军呢的中央警卫团代替了往日军校学生警卫队。个个执美式卡宾枪、冲锋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从大门口一直排到小宴会厅周围，如临大敌一般。

    刘文辉的车刚停稳，邓锡侯的车也到了。二人下了车，便朝张挂着鲜红宫灯的宴会厅走去。

    听到门外传令兵报告，西装革履的蒋经国笑容可掬地出门外迎接。他引着刘文辉和邓锡侯穿过门口的黑漆屏风，走进一间布置相当考究的宴会厅里边的小餐厅。

    在小餐厅里一张式样考究的椭圆形餐桌旁边，蒋介石和张群二人已经落座。看见刘文辉和邓锡侯二人进来，张群急忙站起打招呼：“啊！自乾兄、晋康兄，请入座，委员长已经等你们一会儿了。”蒋介石穿一身蓝缎长袍马褂，矜持地抬抬身，挥着手说：“入席吧。咱们边吃边谈。”蒋介石特意嘱咐刘文辉、邓锡侯坐在他的左右两边。蒋经国、张群坐定，蒋介石首先拿起筷子夹了一块“邹鲢鱼”。

    刘文辉诚惶诚恐，以惶惑的眼光望了望张群。张群立刻会意，笑着说道：“请举筷！今天委员长是专请二位先生的。”“是啊！自入川以来，因忙于国事无暇招待二位。”蒋介石接过张群的话，微露笑容，说道，“今天特意请岳军、经国作陪，请你们吃顿便饭，表示个意思。都是自己人，随便吃随便谈。”大家刚伸了几下筷子，张群便漫不经心的样子问道：“自乾兄，给西康的电报发了没有？”“岳军兄，啥子电报？”刘文辉明知故问。

    “吔，咋搞忘了？调兵的电报嘛，委员长上午安排的。”“啊！那份电报哇，发了，早发了！”刘文辉随口说道。

    此时，蒋介石坐在一旁一声不吭。一听刘文辉问“啥子电报？”他的脸皮立刻拉紧了。待听刘文辉说“早发了。”神色才安然下来。

    刘文辉说完，又从他的衣兜里掏出两张纸样的东西，说：“这是回电，请岳军兄过目。”说完递给了张群。

    回电两份，一份是二十四军代军长刘元瑄来的：“全军按令行动，力争五日内结集雅安。”另一份是西康省代席张为炯来的：“已转令各部落首领民族武装、民军首批于近期开拔。”张群把两份电报审视了好一阵，然后双手恭敬的捧给了蒋介石。

    当蒋介石盯着电报看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急匆匆地进了小餐厅，走到蒋介石跟前，向蒋介石耳语了几句。蒋介石闻罢，霍地抬起头，盯着刘文辉，说道：“要他进来。”陈希曾转身朝门外一挥手，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急步而入。

    刘文辉的头“嗡”的一声，似感大难临头。

    “完了！起义行动一定被察觉了。发往北京和部队准备起义的电报一定是被保密局破译了。”此时，忽听蒋介石问：“电文你真的发了？”“上午发的。”刘文辉微微颤抖着，“咋的，出了啥问题？”“刘主席”，毛人凤一声冷笑，“中央监控台早就在成都。密译处怎会译不出你们的电文？”听毛人凤这样一说，刘文辉悬起的心落了地，镇定了一下情绪，说道：“我们上下午的发收电报，你该监听到了吧？”毛人凤点点头。

    “你是不懂我们的密码嗦？这又有啥子！”刘文辉一边说，一边从衣袋掏出做成派克笔似的密电码，放在桌上说：“因为事关重大，而今成都又险象丛生，为安全计，我们收发电报都是用自己编排的密电码。”毛人风仍不依不饶：“中央监视台有的是电讯专家，全世界的密码都能破译，可是就你们二十四军的译不出来！不知刘主席可否将你们发收的密码原件交出来，让鄙人也开开眼界？”蒋介石一声不吭，倾听着二人的一问一答，但脸色缓和了许多。

    张群的心情也随之释然，因为他曾向蒋介石担保，说刘文辉绝不会叛变。

    蒋介石一直下不了处置刘的决心，与张群的担保有关。张群平常对毛人凤极受蒋之宠就看不惯，便讥讽道：“毛局长神经过敏了。来者都是客，毛局长，你坐下说，站客不好打整。”刘文辉得理不饶人，乘势说道：“毛局长，你不要疑神疑鬼，欺人太甚！”然后委屈地看着蒋介石，“委员长在这里。如果看我刘自乾不放心、不顺眼，干脆抓起来算了。等你们弄清楚后再把我从牢中放出来。免得我在战场上是共产党打杀的对象，在党内又是保密局防患的对象，成了‘风箱里的耗子——两头受气’！”蒋介石遂向和事佬张群递眼色。

    “毛局长不必胡乱猜疑，刚才刘主席已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清楚了。”张群大不以为然地说。“现在正是精诚团结之际，西康少数民族地区的事又复杂，伤了自己人的心就不好了！你说是不是，毛局长？”毛人凤无言以对。

    蒋介石清楚，在毛人凤未抓到铁证以前，争下去没结果。于是微笑道：“误会，误会。都是自家人，彼此不必介意！自乾、晋康勿多心。来，吃菜、吃菜！”一边说着，一边给刘、邓两人挟菜。

    在刘文辉、邓锡侯赴宴的当天夜里，按照预先的约定，当晚，潘文华先从成都去彭县九十五军防地。

    但正在他等待夜深后行动时，蒋介石侍从室主任陈希曾登门造访。

    蒋介石派陈希曾，给潘文华送来了要他明日去台湾的飞机票。

    陈对潘文华说道：“明天早晨8点整，我来送你去凤凰飞机场，然后直飞台湾。”“这、这..”潘文华又气又急，结结巴巴地问，“咋个这么突然？”“我是奉命行事，别的我概不知道。”陈希曾说完径直朝门外走，在走到门口时，又回过头撂下一句：“我明早准时来接你。今晚哪里也不要去，呆在屋里安全！”“这可咋办？”陈希曾的话也证明了他的卫士长伍丁下午的报告，说潘公馆在的巷子里，前后都有一些可疑的人。

    潘文华毕竟是身经百战，很快便镇定下来。他思虑很久，想出一条“调虎离山”之计，并立刻把卫士长伍丁叫到了卧室。

    伍丁原是岳池县一个农民的儿子，被抓壮丁抓到了潘文华的部队。一个偶然的机会，潘发现了这个勇敢机警服从命令的小伙子。潘先调伍丁作卫兵，然后慢慢栽培，现在伍丁已是他的贴身少校副官兼卫队长，也是一个得力助手。伍丁双枪极准，还有一身硬功夫。抗战时，伍丁救过潘的命。潘非常器重这位结实、身手矫健、眼睛明亮的青年军官。前年潘特意将颇有几分姿色的丫环翠秀收为干女，再由太太作媒，让伍丁与翠秀成了亲。出身贫苦的伍丁对潘是感激涕零，经常说，“潘主任，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为了报你的恩，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辈子报不了你的恩，下辈子变牛作马也是要报的。”潘文华把伍丁叫过来后，一五一十讲了实情。伍丁愿以性命换取潘对他的知遇之恩，欣然从命。

    伍丁迅速换上潘文华的衣服，驾驶着潘文华的“福特”牌小轿车，在潘公馆的两扇黑漆大门打开以后，冲出小巷，加大油门，向着成都西南，风驰电掣而去。

    潘文华的轿车开出来之后，门外巷子里的特务拦阻无效，立即向毛人凤报告。

    毛人凤命令：“总裁命令，追到郊外，鸣枪告警。若潘文华再不停车，可以开枪射击。务必生获其人、死见其尸。”监视潘公馆的特务们立即架起摩托，向西追击潘文华的专车。

    在特务们向成都西面急追潘文华专车的时候，潘文华在卫士们的簇拥下，从潘公馆悄悄潜出，出了小巷，转身向东，扬长而去。

    次日晨，在成都至灌县的公路一侧，停有一辆被枪弹打成蜂窝似地“福特”牌轿车。车内有个被打死的国民党少校军官。

    同一时刻，潘文华安全抵达由邓锡侯九十五军控制的灌县城。

    潘文华出走后，蒋介石加紧了对刘文辉、邓锡侯的控制。二人虽未被囚禁，但行动已失去自由，在他们的公馆前后，大街小巷，布满了特务。

    12月6日，即潘文华出走的次日，白天还算安静，到了晚上，张群突然闯进刘文辉的公馆，直奔内室。

    张群告诉刘文辉，他衔蒋之命，明天要去昆明，察看云南卢汉方面的动静。他也向刘透露了心中的些许不安，生怕一去难返。张群是有名的孝子，特意来嘱托刘替他照顾居住在成都的80岁的老母。刘文辉慷慨应允。

    张群离开刘公馆前，刘文辉突然心生一计，向张提出是否可以借用张的轿车一用。张问用车去往何处，刘笑而未答。

 第147章

    因张对刘有所求，也不好拒绝。

    送走了张群之后，刘文辉又给邓锡侯打了电话，让邓赴刘公馆一叙。邓锡侯即赴刘公馆，当晚宿在刘的会客房。

    次日晨6时许，张群的副官和司机驾着张的专用汽车开到刘公馆。

    刘文辉用自己的司机换下了张群的司机，并给了副官和司机每人一个红包。

    不多时，刘文辉、邓锡侯、张群的副官以及刘文辉的副官杨德华和司机等人，钻入了张群的豪华车。

    在快开出小巷时，被两个挎着盒子炮的特务拦住。刚才来刘公馆时就被阻拦一次，此时，张群的副官很是恼火，他把挡风玻璃向下摇了几下，伸出脑袋喝道：“张长官你们都不放心是不是？查过来查过去的。”小特务被吓唬住了。张群是何等人！毛人凤都怕他三分，他们还敢滋事。

    后面的特务头子见是张群的副官，坐的又确实是张院长的车，便连连赔不是：“对不起，例行公事。”说着扬了扬手，示意放行。

    汽车加大油门，风驰电掣，扬长而去。

    当日，即12月7日上午7时，刘文辉一行安全到达彭县隆兴寺。

    12月9日，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在彭县隆兴寺发表通电，宣布起义，电文是：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蒋贼介石盗窃国柄20载于兹，罪恶昭彰，国人共见。自抗战胜利而还，措施益形乖谬，如破坏政协决议各案，发动空前国内战争，紊乱金融财政，促国民经济破产，嗾使贪污金王横行，贻笑邻邦，降低国际地位，种种罪行，变本加厉，徒见国计民生枯萎，国家元气渐绝。而蒋贼估恶不俊，唯利是图。在士无斗志、人尽离心的今天，尚欲以一隅抗天下，把川康两省八年抗战所残留生命财产，作孤注之一掷。我两省民众，岂能忍与终古。

    文辉、锡侯、文华等于过去数年间，虽未能及时团结军民，配合人民解放战争，然亡羊补牢，古有明训，昨非今是，贤者所谅。兹为适应人民要求，决自即日起率领所属宣布与蒋、李、阎、白反动集团断绝关系，竭诚服从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朱总司令，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刘司令员、邓政治委员之领导。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一律尽忠职守，保护社会秩序与公共财产，听候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之接收，并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日解放。坦白陈词，敬请维垂。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叩刘、邓、潘很快收到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朱总司令的复电：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诸将军勋鉴：接读12月9日通电。欣悉将军等脱离国民党反动集团，参加人民阵营，甚为佩慰。

    尚望通令所属，遵守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本年4月25日约法八章。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木年11月21日四项号召，改善军民关系与官兵关系，为协助人民解放军与人民政府，肃清反动残余，建立革命秩序而奋斗。

    朱德刘、邓、潘宣布起义后，紧接着又有20几起四川军队来电响应；刘、邓、潘所辖政府也纷纷来电拥护，并宣布脱离国民党政府。甚至跟蒋介石很紧的杨森和董长安，也派代表去隆兴寺，进行过试探性接触。

    在刘、邓、潘宣布起义的当日，曾经力劝李宗仁、刘文辉活捉蒋介石的国民党云南省主席卢汉，率部在昆明通电起义。

    11日，早与共产党有关系的国民党第二十二兵团司令官郭汝槐，率第七十二军在宜宾宣布起义。21日，国民党第十九兵团副司令官王伯勋率第四十九军残部在黔西普安地区宣布起义。与此前后，国民党第十五兵团司令宫罗广文和陈克非也率残部宣布起义。

    刘文辉出走的当天晚上，刚被任命为成都卫戍总司令的盛文（胡宗南的亲信），奉蒋介石之命袭击刘公馆。用15辆大卡车载了两个连的兵力，在盛文部二五四师师长陈岗陵指挥下，将刘公馆秘密包围。

    当盛部向公馆内冲时，遭到院内猛烈火力的抵抗，原来是刘公馆内警卫排的人员，在省警察局侦缉大队长汤国华的带领下，自觉保护刘公馆的。

    但终因寡不敌众，汤国华率部进行一阵抵抗后，率部越墙撤离。

    刘公馆失去抵抗后，盛部蜂拥冲进刘公馆。刘文辉广有钱财，富可敌国，时人皆知。盛部官兵大肆抢劫，他们翻箱倒柜，逐屋搜寻，终于发现金库。

    那是院中花草坪边上一座很不起眼的平房。被炸塌的一侧墙壁上现出钢板。

    钢板上铸有“成都银箱厂监制”字样。这些人一哄而上，先用枪托、石头砸，未果；再用利斧劈，也不行。陈岗陵立刻派卫兵驱车到华兴街协成银箱厂找来一名技工开了钢门。

    金库打开了。金条、银元、珠宝、翡翠、鸦片、名画、宝墨、古董..

    令人眼花瞭乱。

    盛部的官兵看到如此多的金银财宝，立刻进行抢夺。有的往口袋塞满了金条，再抱上一箱银元。有的还弄到了大口袋，把珠宝玉器往大袋装。手脚慢的弱者也捞到了珍玩古董和珍贵药材..在一阵你争我夺中，还有大量未铸成金条的沙金黄澄澄洒满了一地；撕烂的珍贵字画，一片狼藉。此晚，有不少发了大财的官兵，弃枪趁夜脱离军营，远走他乡去了。

    盛文得知后，即令陈岗陵将两连官兵严加看管，又成立了以他为首的“清查委员会”，带领警卫连奔赴现场，对刘公馆进行“挖地三尺”的大搜查。

    竟又得保险柜七个，内装黄金400条，玉器古玩多件；皮箱20个，里面装满上等衣料；外国听装香烟一卡车..

    盛文不敢独吞，向胡宗南作了挂一漏万的汇报。胡在盛上报的财物清单上批示：“金银财物奖励官兵，鸦片派人监督焚毁。”并要盛文督办具报。

    盛文办理的结果是：士兵每人银元三元，他得黄金70条。明知不实，胡宗南睁只眼闭只眼，因为他的桌上也已堆满了金牛、金马、金狗之类，都是观赏价值极高和价值连城的黄金铸品。

    焚烧鸦片，则更是象征性的，多被官兵私藏暗分。大兵们对文物最不感兴趣。熊熊烈火烧掉了若干名人字画，有据可查的有：文徵明的山水一幅，唐伯虎的仕女一幅，王原祈的山水二幅；董其昌的行书横幅一件，郑板桥的竹子画屏一件，刘石庵的单条、对联各一幅。还有丈二大横推一幅，上面描有松林中的白鹤999只，它们或飞翔或揍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此外，还有张船山、张大千、齐白石、徐悲鸿等现代著名书画家的珍品多件，皆葬身火海。

    蒋介石在大陆举行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中共成都“临工委”深夜派出“敢死队”。1949年12月10日，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刘伯承、邓小平下达成都作战的最后一道命令。胡宗南从腹腔里挤出一丝硬气：“不打到西昌去，我们将死无葬身之地！”李文：“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都给我冲！”邓小平电告杨勇：在贺总进城之前，我们哪个都不难进成都！

    共和国未来的卫星城，此时正经受血与火的洗礼！西昌战役结束，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和卢汉等人的起义，使蒋介石陷入极度的不安之中。他在大陆、在成都，哪怕是多呆一分钟，就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大陆如此广袤的疆土，已找不到蒋介石安身的一寸土地。

    12月8日上午，向来深居简出、讨厌记者的蒋介石，在励志社会议大厅，搞了个“中华民国总统”的盛大记者招待会。

    蒋介石一上台，就向大家宣布了从来不可能事前宣布的重大新闻：“诸位，我在此郑重宣布，并借诸报端昭告全国人民，中正将于今晚离蓉飞台，去草山主持革命实践学院..”在大陆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的蒋介石，此时依然侃侃而谈：“我早说过，共产党打不垮我们，打垮我们的是我们自己。1936年，是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让共产党起死回生。八年抗战，是日本人帮了共产党的大忙。政府领导全国人民浴血抗战，而共产党游而不击，抢占地盘，扩充武力，养精蓄锐。抗战胜利，共产党又发动全面武装叛乱。政府迫不得已，忍痛勘乱。在四年的时间里，党国阵营里出了多少见利忘义、背叛党国的不屑之徒。远的不说，眼前就有云南的卢汉、四川的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还有郭汝槐..”说到这里，他表情十分痛苦。“是他们出卖了党国。毫不讳言，是他们的叛变，使我们精心策划的‘川西决战’流产了！”“要战胜共产党，就要建设起一支不为做官，而愿毕生从事三民主义的干部队伍。我们的党已失去了灵魂。必须重振国民党！为此，我们在台北草山创办了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以后党国干部需轮流送去学习、训练。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到党国能否新生，最终实现勘乱救国的大计。

    中正去台后，西南反共之重担，军事上借重胡宗南长官，行政上仰仗于王陵基主席。诸位！”蒋介石说到这里，话锋一转，“现在虽然形势维艰，但政府还不是毫无办法。请诸君记着我在抗战时就说过的话‘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失败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失败。’成都万一不保，我们还有西昌反共基地。几十万国军精锐之师可以在凉山与共军周旋。

 第148章

    我们已作了妥善安排。只要我们在大陆上再坚持三个月，就会出现转机。而坚持三个月对于我们是决无问题的。诸位，历史上不乏虽经百厥九死一生而最终挽狂澜于既倒之事实。中正深信，时间和事实终将证明，一个浸润、继承了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文化传统的国民党，在与苏俄支使的中共的斗争中必将取得彻底胜利！”得知蒋介石要溜的消息，中共成都“临工委”，立即派出了早已精心准备刺杀蒋介石的“敢死队”。这个“敢死队”，就是王陵基非常欣赏的，成都自卫总队队长乔曾希精心训练出来的那支“敢死队”。用这支部队刺杀蒋介石，这恐怕是王陵基连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成都有凤凰和新津两个军用飞机场，“临工委”不知道蒋介石的车队去往哪个飞机场，只好将这支200人的“敢死队”分为两路行动，埋伏在去凤凰山机场和新津机场的险要处，准备在蒋介石的车队来时，实施突袭。

    在去往飞机场的路上，还有一支部队也在等着蒋介石车队的到来。这支部队就是刘文辉部二十四军的董旭坤团，在得到中共成都“临工委”提供的紧急消息后，董即率2000人的队伍，趁夜埋伏在诸葛武侯词，占领所有制高点，把机枪对准了公路。

    上半夜，整个成都死一般的寂静。子夜刚过，成都中央军校的两扇大铁门突然洞开。随即鱼贯而出一队钢铁长列：15辆坦克车昂起炮筒在前面开路；坦克之后，紧跟着足足有几里长的百多辆十轮大卡车队，车上坐满了头戴钢盔、荷枪实弹的胡宗南部队；在钢铁长列中间，是几辆豪华型轿车，其中一辆是流线型防弹高级轿车——委员长的专车；钢铁长列的最后，是15辆装甲车压阵。

    整整六个团的主力部队保护着蒋介石向城南方向疾驰而去！

    车队卷过东城根街，卷过了南大街，来到了武侯祠。但还没等董旭坤团发动进攻，好象预先计划好了似的，车队立即从四面把武侯祠团团围住，在前面的15辆坦克猛烈开炮，强大的火力一股脑儿向武侯祠泼去。

    董团英勇还击，但很快被敌人的火力所淹没。不到半个时辰，武侯祠枪炮声渐止。车队重整队形，开上川藏公路，向新津机场方向呼啸而去。

    正当新津机场可望，胡宗南庆幸护送任务完成时，突然，猛烈的子弹从右边河滩上暴风雨般狂扫而来。这是中共成都“临工委”率领的“敢死队”。

    车队赶紧组织还击。瞬时，坦克车、装甲车、机枪、冲锋枪、卡宾枪..

    六个团的的火力一齐向河滩、芦苇丛猛烈射击。但此时，“敢死队”早已无影无踪。护送委员长的军队开进了重兵把守的新津机场。

    机场灯光忽然暗淡下来。影影绰绰中，只见委员长的座车门打开，委员长下了车。他着一身戎装，披着黑斗篷，军帽的帽檐压得很低。蒋快步登上舷梯，身后似乎还跟着蒋经国、曹圣芳，鱼贯进入早已发动了的“中美”号专机。关上舱门，搬上舷梯，飞机起飞，很快消失在夜空..

    与此同时，在机场深处突然“轰轰”两声巨响。这是特务们奉蒋介石之命，将500q吨无法带走的飞行器材全部炸毁。

    “号外，号外，看蒋委员长离蓉赴台！”“号外，号外，看中共地下武装突袭委员长车队！”整个成都，人声鼎沸，600多条大街小巷的人们，都在抢购“号外！”其实蒋介石并没有走，昨晚的离蓉赴台以及上午的盛大记者招待会，都是蒋介石放的烟幕！

    此时，蒋介石正在成都猛追湾的公馆里。

    现在，更证明，一切尽在他意料之中，昨夜的行动起到了一石二鸟的作用：借机拔掉了刘文辉安在武侯祠内的“董团”，算是出了口恶气；更重要的是将中共的注意力引开了去——他确信，他在成都期间，中共地下武装力量一直没有停止过“谋杀”他的准备和努力。这下他可以放心地走了。

    12月10日黎明，三辆一模一样的豪华型“克拉克”流线型轿车，从北较场后大门悄悄溜出，转弯，上街，然后开足马力，向凤凰山机场飞驰而去。

    在三辆车中，中间的是辆防弹车，里面坐着蒋介石。在三辆“克拉克”的后边，有一个不很大的轿车队，远远地追随着。

    蒋介石到达凤凰机场时，“中美号”专机已经发动。稍事休息，蒋的高级幕僚陶希圣、谷正纲、沈昌焕、曹圣芬先后登机。

    蒋介石最后一个登上飞机，站在机舱门口，向飞机下的胡宗南、王陵基摇了摇手，忧伤地进了机舱。

    “起飞！”蒋经国下令。

    “中美”号专机在跑道上滑动加速，然后呼啸着腾空而起。朝着东南方向飞去。

    四个小时以后，“中美”号专机飞出了茫茫的中国大陆。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终于被“赶到了一群小岛上去。”历史在这里打上了一个庄严的句号。

    正当蒋介石企图在成都及其地区作困兽斗时，人民解放军各路大军迅速向成都逼近。

    至12月20日，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第五兵团，解放了乐山、彭山、邛崃、大邑等城，切断了国民党军队向西的退路。至此，对胡宗南集团构成了东、南、西三面包围，拉开了成都战役的序幕。

    在二野三、五兵团向成都挺进的同时，北面的解放军十八兵团和第七军，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的任务后，于12月7日，兵分三路，对胡宗南部队追击南下，形成对该军之南北钳攻形势。右路：第六十二军（军长刘忠、政委鲁瑞林），攻占武都，国民党军第一一九军于11日宣布起义。随即六十二军沿着三国魏将邓艾入川灭蜀的路线，进占入川要冲碧口，渡过白龙江，翻越摩天岭，18日解放青川，直逼江油，进入川西平原。左路：第六十一军（军长韦杰、政委徐子荣），翻越大巴山主峰天池子，以日行50公里的速度前进，边战边追，解放巴中。中路：第六十军（军长张祖谅、政委袁子钦）

    及第七军（军长彭绍辉、政委罗贵波）一部，沿川陕公路追击，过关斩将，直逼绵阳。

    到21日，第十八兵团三路大军，在川北地区歼灭胡宗南部第十七军、第七十六军、新五军、新七军等部，迫使孙元良部之第一二七军投诚。至此，胡宗南集团余部及川境其它各路敌军数十万人，全部被南北解放军大军包围于成都地区，成了瓮中之鳖。

    在我各路大军完成对胡宗南残匪的包围以后，21日，刘、邓首长又给第三、第五乒团发出重要指示：1.我十二军已占邛崃，至此，胡匪向康、滇逃窜之路业已截断，势必依托成都周围作困兽之斗。我军追击阶段业已结束，对当前之敌绝非一两个冲锋所能消灭，严防轻敌乱碰。

    须知敌尚有反击的力量和局部进攻的可能，我们必须十分慎重。尔后各军应就现地调整态势，掌握部队，恢复体力，调集火力，鼓励士气，瓦解敌军。要特别加强对敌作精密的技术侦察，提出你们的作战意见。今后的作战方式，仍用先打弱点，和集中力量割开敌人，一点一点吃的办法。千万不可进行无准备、无把握的战斗。十一军攻新津（敌人有一、二十七、三十六、六十五等四个军番号），既无十分把握，即应停止攻击，免伤部队元气，至要。

    2.为使各军密切协同，决定由杨勇、杜义德两同志统一指挥三、五兵团共五个军，并望杨（勇）潘（焱）即率兵团指挥机构，赶赴杜义德处会合，并召集各军首长开会，提出作战方案，报告我们批准施行。

    在刘、邓发布准备围歼成都地区残敌的命令的同一天，胡宗南在新津召集第五、第十八两兵团的军长以上人员，举行紧急会议。与会者有20余人，个个愁眉苦脸，精神沮丧，或则相对苦笑，不作一言，或则埋头抽烟，会场气氛异常沉重。

    在这个会议上，胡宗南除了鼓励部属在成都进行负隅顽抗外，着重研究了向西撤退的问题。面对解放军大军压境，胡部残匪已是瓮中之鳖的险恶形势，胡宗南的傲气也不见了，垂头丧气地坐在桌旁说道：“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的处境十分险恶，但战也是死，不战也是死，我们不能作领袖的逆臣，而是要作顶天立地的男子汉。现在只有一条生路，就是打出去，打到西昌去。到了西昌就有办法。在那里，以云南、缅甸为靠背，进可攻，退可守，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了。”关于西退的办法，胡宗南让他的参谋长罗列向大家交待，罗列说：“胡长官的意见，我们应先向东打，在适当时机再向西进。第五兵团在简阳以西攻击前进，十八兵团在简阳以东攻击前进，把共军的兵力吸引之后，立即向西撤退。”声东击西，本是兵家致胜的妙计，但对此时成都的国民党残兵败将来说，这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妙着。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的看法很有代表性，他认为现在四面都是解放军重兵，逃向西昌要走十多天的路程，解放军岂能让我们一走了之？沿途尽是荒山野岭，没有后勤，最后必被解放军生擒。

    虽然李振在胡宗南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并没有提出反对意见。会议一结束，便找他的参谋长商量后路。李振说：“共产党虽然很难打交道，但眼前是唯一的生路了。为国家保存点元气，为百姓减少些损失，为双方减少伤亡，还是照北平的办法，部队集中在成都，一方面构筑工事，一方面派人与刘伯承和谈，不成功，就与成都共存亡。”

 第149章

    十八兵团参谋长何沧浪，对李振的意见基本倾向是支持的，但该兵团有的军长反对。

    胡宗南在蒋介石走后，在成都也就多呆了十几天。

    早在各路大军把成都包围的12月19日，曾多次向蒋介石拍着胸脯要“死守成都”的胡宗南，并不愿死在成都，向蒋介石急电要求撤退：（一）将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高级人员以及主要职员，带同重要文卷档案及电台等，乘飞机往西昌；（二）集中兵力往雅安、蓑衣岭和雷（波）马（边）屏（山）

    峨（边）地区三个方向突围，目标是雅安、西昌、泸定及雷波。

    胡宗南要弃成都而逃的电报，蒋介石一直拖到第三天，才回电：要胡宗南率部突围，并准派20架运输机运送逃往西昌的人员。

    蒋介石给胡宗南的电令是“率部突围”，胡宗南对这四个字的含义是清楚的。但他更清楚这“率部突围”对于他来说会意味着什么。他开完紧急会议的次日，即12月23日，对部属连个招呼也没打，便高飞远走。

    在胡宗南不辞而别的当日，第二十兵团司令陈克非，还给胡宗南打电话汇报向东佯攻的准备情况。得知胡已逃走，陈克非大为恼火，立即给第十五兵团参谋长张荣宪打电话：“张参谋长，现在情况已很清楚，胡宗南要我们向敌后挺进的牺牲代价，是为换得他们向西康挺进的安全。我不愿为他作替死鬼，现在我们应该自作主张了。”张原是陈的部下，两人关系极好。陈克非的意见也正是张荣宪这几日思考的问题。张说：“现在已无别的路可走！陈可令官的意见和决定，我全同意。我再做做罗广文司令的工作，一起采取行动。”胡宗南一走，其集团很快崩溃。归胡指挥的敌第七、第十五、第十六、第十八、第二十兵团接踵起义。

    到此时，成都地区的蒋军只剩下由李文率领的第五兵团，准备顽抗到底。

    李文是胡宗南的亲信，临行前胡曾来找过他。胡对李说：“我这一走，尚有反攻大计急需筹划，成都这里，是无暇顾及了，宗南恳请李兄看在党国的分上，再于此地周旋一阵，争取突围出击，远逸西康。到时，兄弟将再赴国难，与你并肩作战。”作为胡宗南最亲近的部下，李文凑集起七个军的兵力，准备和解放军作最后的较量。

    李文的部署是：左路沿新津河南岸，经蒲江、邛崃之间突围；右路由自己亲率主力，沿新津至邛崃公路，经邛崃南侧突围；另以一个军在新津担任掩护，一个军向邛崃佯攻，牵制该地解放军。

    24日夜，李文部刚开始行动，即遭我军的猛烈阻击。

    25日，刘、邓首长命令三、五兵团坚决围歼逃敌的命令：“胡匪部现向西南突逃，其由温江经崇庆逃退者，今（25）日到大邑（我在大邑之十二军撤集邛崃）附近，其它原新津地区之敌，亦已弃城逃跑（我十军一部，今午占新津）。另敌先头一部（俘供系五兵团），今午突至蒲江以北。现我第一线之十二军、十六军、十军及十八军主力正在邛崃、蒲江、新津弧形线上围歼该敌。十一军即刻位新津以东至简阳堵击可能南逃之敌。”同时，致贺龙、李井泉：“请令十八兵团以现态势向成都及其以东地区前进，围歼可能向东北逃窜之敌。”同日，李文率部向邛崃、大邑一线展开猛攻。

    我五兵团遵照刘、邓首长的命令，即令十六军之四十六师向郭厚场、朝阳寺、君田坝方向出击；四十八师向清水铺、卧龙汤地区出击；四十七师由丹陵向蒲江县以东之寿安场进击。

    当敌军先头部队第一军第一师窜到我四十六师阵地吴山铺时，该师主力随即向逃敌展开猛烈攻击，实施穿插分割。战至当日15时，歼敌第一、第三军等残部2000余人。四十八师在高河坎截歼敌第一军一部。

    与此同时，三兵团主力由东、北、西三面向逃敌展开追击。我四十六师除以少数部队押送俘虏外，全部展开。至黄昏，将敌压缩于西来场东北狭小地区内。

    为迅速聚歼敌人，我十六军除以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地区扫荡散敌外，十六军军长尹先炳，令四十七师急进至寿安汤，协同四十六师作战。同时，我十八军五十二师由眉山地区向龙场、将军库、寿安场地区兼程急进阻歼逃敌。

    我五十三师则由龙驹砀向简阳西南之三卫坝、五龙场、武庙沟地区昼夜急进，阻击李文残部。

    此时，李文向溃逃的部队叫喊：“拼光亦光，不拼光亦光。”并掏出手枪，当场击毙了两个弃阵而逃的团长，驱赶着残部向我军阵地发起一轮又轮一冲锋。

    我军战士扼守阵地，顽强奋战。激烈的战斗，整整进行了一天，杀退了企图夺路而逃的敌人。

    敌人的先头部队沿着川康公路向西溃逃，遭到我军坚决地阻击。我军某部的机枪连发挥了最大的威力，每挺机枪平均打出了3000发以上子弹。该连连长握着两挺重机枪，一下子就打出了子弹4000余发。敌一野炮营，把20多门野炮和300多匹牲口都丢在了公路上。

    在同一天的上午，新津城内的敌人，接连向西逃窜，还没有出城就乱成一团，人、马、车、炮，乱七八糟地挤满了新津城内两丈多宽的大街，沿路丢下大量伤兵、死尸、文件、弹药、牲口、汽车和各种军用物资。这些遗物变成了我军的向导，我军指战员讥讽说：“胡宗南真会办事，到处给咱们摆下路标。”26日，我解放军各路大军，向被包围在新津、大邑、邛崃、蒲江菱形地带间的高山铺、西菜场、蚂蚁山周围40华里的地区内的敌人发起全线攻击。

    杨勇五兵团十六军一部向猬集于西菜场东北地区之敌第一、二、三、二十七军等残部发起攻击，俘敌5000余人。我十六军另一部在松镇地区歼敌一部，俘敌第三军副军长沈开越以下1000余人。

    我十八军的勇士们也分别在寿安场、盘龙场、固驿镇和龙驹场、仁寿、三叉坝、高家场一线歼敌千余人。

    我五兵团主力乘胜搜歼残敌，四十七师在童桥协同三兵团部队歼敌三十五师，俘敌1800余人。四十八师于清水铺、复兴场地区歼敌第一、三军残部2700多人。四十六师协同兄弟部队追歼敌第五兵团司令部，敌第五兵团司令李文，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残部万余人向我军投降。至此，李文匪部的七个军，在我军坚决打击下，全部被歼。

    27日，成都战役遂告结束。

    成都战役作为解放中国的最后一次战役，共歼敌胡宗南集团30余万（其中大部起义，小部被歼），只有少数敌人逃住西昌地区。

    12月30日，成都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贺龙将军坐在敞篷吉普车里，率部进入成都，四川全省宣告解放。

    胡宗南从成都逃跑时，为了逃命，没有按照蒋介石的旨意“率部突围”，而是携几个亲信乘飞机奔逃。原拟直飞西昌，后因气候不佳，飞到下午7时，乃在海南岛的三亚机场降落，故与蒋介石断了联系。

    蒋介石在台湾接不到胡宗南的消息，下令派人四处查找，后来有人告知胡飞到了二亚，蒋大为恼火。他认为胡宗南不经请示，擅自脱离部队，立即派顾祝同到三亚，对胡进行“查办”。

    顾祝同到了海南，看到败军之将胡宗南，动了恻隐之心，便给蒋回电从中说和，建议让胡宗南即飞西昌，戴罪立功。

    胡宗南派他的参谋长罗列回台给蒋介石诉说他的“冤屈”。

    蒋介石打消了“严办”胡宗南的念头，提笔给胡宗南写道：“王副司令、罗参谋长来台面报军情，日来忧患，为之尽息，此时大陆局势于西昌一点，而此仅存一点，其得失安危，全在吾弟一人之身，能否不顾一切，单刀前往，坐镇其问，挽回颓势，速行必成，徘徊则革命为之绝望矣。务望发扬革命精神，完成最大任务，不愧为吾党之信徒，是所切盼！”胡宗南不敢怠慢，12月28日飞赴西昌。

    云南解放以后，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能够盘踞和溃逃的地方，在大陆西南地区，就只剩下西昌地区了。

    西昌地区，位于西康省边陲，南临金沙江，北濒大渡河，东有凉山作屏障，西有雅碧江环绕，地处川、滇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胡宗南于成都之战前在西昌地区作了一些准备。

    1949年10月中旬，胡宗南派其办公厅主任李昆岗率其第一师朱光祖团空运西昌经营该区。

    胡宗南到西昌以后，住在离西昌城有十多里远的邛海新村。

    邛海，是一个风景绝幽的地区，有方圆五百多亩宽的水面。邛海新村就建在邛海的正北面，村的西北面是西昌技术学校；村东南是庐山，有古庙七、八间，古柏参天，道路曲折，是西昌的风景区。村南不到半里就是邛海。这个新村是蒋介石在西昌的行辕，是张笃伦作“行辕主任”时期，在1938年至1940年间建筑的，都是平房，约有一二百间，散筑在半山坡上。胡宗南到后即住在蒋介石的官邸，其他随行人员及卫士等，即散住村子里。村外由第一师朱光祖团负责保护工作。

    蒋介石在胡到达西昌的第二天，即12月29日，在台湾发给胡一个“十万火急”的电令，给他两个任务：一是固守西昌三个月，等待国际变化；二是收拾川西突围的部队，加以整编，保卫西南大陆。

    胡接电后，即在邛海新村召集与他一同逃来的胡的副参谋长沈策、“西安绥署”成都训导处副处长李犹龙、“西安绥署”政治特派员周士冕、负责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联络活动的王炳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高参室主任蔡綮等，进行紧急磋商。

 第150章

    他们琢磨了好一阵子后认为，（一）看不出美国有打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迹象，第七舰队虽然到了台湾，但这只是“防卫”台湾，三个月内世界大战决不会打起来，国际上亦不会有大变化。（二）现在“中央部队”不是被解放军吃了，就是逃到台湾和海南岛；仍在大陆上的，除了胡手下的非常有限的残部，就只有云南境内李弥、余程万两个军。（三）解放军占领川西之后，绝不会让胡部作长久的喘息，甚至在短期内就会进攻西昌。（四）能不能固守西昌三个月，首先要看守西昌的力量。照计算：（甲）在西昌归胡宗南掌握的，只有第一师一个团和一个卫士连，不到2000人；（乙）蒋介石的亲信西昌警备区司令贺国光有两个警备团，2000多人，据说只有一个团能够使用，另一个团没有战斗力，而且胡宗南不能直接指挥；（丙）“西昌靖边司令部”有两个团，一个团在司令邓德亮手里，一个团在副司令孙方手里，胡宗南不但不能指挥，可能还有问题；（丁）由川南逃往西昌的刘孟濂二十七军残部有1000多人，但还没有到达西昌。凭这么一点儿兵力，怎能面守西昌三个月？（五）要在大陆上保持一个据点，应在云南以西的地区想办法，而把西昌、泸定和雷（波）马（边）屏（山）峨（边）地区作为游击区，才能进可攻退可守。（六）西昌是个彝族区，汉人很少，一旦失败，即将全部覆灭，石达开即是先例。

    胡宗南来到西昌的第四天是1950年的元旦。本是穷途末路的胡宗南，让李犹龙为他赶拟稿子，要在元旦这天，在西昌和台湾的报纸上发表讲话。他给李犹龙交代，讲话内容要包含有引咎自责的意思，并要在国际上产生“重要影响”。据说胡的这番用意，并不是心甘情愿，而是受蒋介石逼迫所致。

    胡不仅要发表元旦讲话，而且还要进行阅兵典礼。

    1950年元旦上午九时，阅兵典礼正式开始，胡宗南站在邛海新村门口的阅兵台上，看着千多人马，不觉悲从心中来：这哪象阅兵典礼，本来肚里有一大堆话要给“弟兄”们鼓鼓劲，看到这个样子训话取消了。

    西昌寥寥残兵败将，怎禁得解放军一击，此处的国民党军政大小头脑，没有一个不盼着早些离开这个地方。但胡宗南有蒋介石“固守西昌三个月”的军令压身，想逃也没那个胆，蒋介石再不会给他为党国“戴罪立功”的第二个机会了。胡宗南先让他的副参谋长沈策，赶紧弄出个“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的作战计划来。

    沈策无策，万般无奈，和胡的那帮军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搞出来个东西，名称是“固守西昌、保卫大西南大陆方案”。分上、中、下三策，其主要内容是：甲、上策：放弃西昌，撤退台湾。

    （一）目的：保存在大陆上权有的反共力量，散播反共种子，再图反攻。

    （二）理由：（1）西昌是彝区，是死地，毫无力量，又无后方，不能固守，否则必遭覆灭；（2）凡撤到西昌党、政、军及其他人员，都是反共最坚决的干部，应抢救去台湾，不应听其毁灭在西昌；（3）一切事，人最重要，物资次之，应把西昌地区有用的人力、物力抢运台湾，以增加反攻大陆的力量；（4）以西昌为据点，在未撤台湾前，完成在大陆上散播反共种子的任务，虽撤退台湾，实际并未撤退，而是战略上的进攻。

    （三）办法：（1）积极设法收容从成都突围到西昌的部队，予以妥善安置和安慰，陆续输运台湾；（2）普遍收容从各方面撤到西昌的党政人员和其他人员，陆续转送台湾；

    （3）西昌地区的青年及地方绅士，愿意去台湾的，一律护送到台湾；（4）愿留大陆继续工作的人员，一律委以适当名义，给以经费、武器、电台，并指导其活动，使其在大陆生根，以便将来配合反攻大陆。

    乙、中策：在西南大陆建立根据地。

    （一）目的：保卫西南大陆。

    （二）理由：（1）滇西地接西藏，并通缅甸、印度，能得国际援助；（2）土地肥沃，物资丰富，人口稀少，作为根据地能自给自足；（3）滇西民族虽较复杂，但性淳朴，易于驱使和对其灌输反共思想；（4）滇西地形险阻，敌人仅有一面进攻之路，易于防卫；

    （5）配合云南现有之国军两个军兵力，足有建立根据地之力量；（6）组织川、康、云、贵四个省政府，指挥其活动甚便；（7）将来配合国军反攻大陆，可以出兵昆明，直捣湘、桂，出兵四川，直捣西北。

    （三）办法：（1）令现在云南境内活动之李弥、余程万两个军。先进驻澜沧江、怒江以西地区，打好基础；（2）积极收客整编从川西突围到西昌之部队，集中力量保卫西南，军政长官公暑移驻滇西，作为在大陆上之指挥中心；（3）恢复川、康、云、贵四省政府原专员区组织，进行各种活动；（4）恢复川、康、云、贵四省党务工作，配合军政进行各种活动；（5）利用帮会及各种团体，联络川、康、云、贵四省地方武力，展开游击活动；（6）设法联络西南边疆民族，作反共力量；（7）派人与西藏、缅甸、印度方面联系；（8）利用各种关系、各种力量，搜集共军情报；（9）积极训练党政干部；（10）

    在根据地及游击区建立飞机场，以便支援武器物资；（11）将西康省政府移驻泸定，作为前进桥头堡，以西昌、雅安为西康的游击区；（12）以川南的番、马、屏、峨地区，作为川南、川东及贵州的游击根据地；（13）以川西的松潘、理番、茂功地区作为川西、川北的根据地；（14）云南省政府设在滇西，而在滇北、滇东、滇南地区展开游击战；（15）

    从台湾运来大批武器实用物资，以巩固各根据地；（16）战时经济、文教、宣传计划另拟。

    丙、下策：固守西昌，等待覆灭。

    （一）目的：以正国内国际视听。

    （下略）

    当沈策一伙把这个“三策”方案拟好后，送交胡宗南审阅。胡见方案把“放弃西昌，撤退台湾”为上策，便勃然大怒，指着沈策大骂：“你是内奸！你是共产党！你今天胆敢提出放弃西昌、撤退台湾的坏主意，我今天如不是看到你是我的副参谋长，我立刻就会枪毙你！以后再也不准提撤退台湾的话！”胡宗南让沈策制订的作战方案也就一扔了之。与此同时，胡宗南还进行了一系列活动：一是整顿残部，将其嫡部李昆岗带来的一个团及刘孟濂残部整编为第一师，朱光祖任师长，整编顾葆裕、胡长青残部，发给粮饷，令其分别防守会理及汉源大渡河沿线；二是组织地方反共武装，重金收买少数民族上层反动头人，封官晋职，先后任命了“反共救国军”七个纵队的司令；

    三是重举“西康省政府”的旗号，先后由贺国光及只身逃到西昌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四川第一路游击指挥唐式遵兼任主席，并指派了政府委员及各县县长。但不久，李弥、余程万部被歼，建立“滇西根据地”的过划破产，唯一希望是把西昌建成“大陆游击根据地”，妄图指挥西南区的特务土匪武装，借助外国支援，实现其反攻复辟的梦想。

    为了拔除国民党军在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刘伯承、邓小平命令第十四、十五、六十二军各一部，配属桂滇黔边纵队一部兵力，以南北合击进行西昌战役。北线以第六十二军一部由川西经富林、石棉、冕宁南下，进逼西昌；

    南线由滇东北、滇北分路进军，以右路第十五军一部由曲靖经会理、巧家北上，左路以第十四军和桂滇黔边区纵队各一部由禄丰、宾川经盐源、盐边北上。同时，以第六十二军另一部由雅安经天全西进，进军康定、泸定等地区。

    遵照刘伯承、邓小平的命令，第十五军四十四师部队于3月12日由云南曲靖地区开进，19日进抵金沙江南岸的战役集结地隆街、巧家地区。21日，分由隆街、巧家渡过金沙江，歼敌江岸守敌二十七军一部。23日，我一三○团向会理迂回前进，翻越马越山、马头山，钻进茂密的森林，突然抢占会理西郊的西来寺高地，乘势突入会理城内，解放会理，歼苏少章师部两个团，俘敌团长以下千余人。同日，我一三一团翻越60里的黄土岭。山陡路滑，战士们互相拉着皮带向下滑，大风将行军锅及背包吹跑，并有两个战士被吹到崖下。部队仍然奋勇前进，在“一分艰苦，一分光荣”的口号下，战胜了一切困难，抢占了宁南县城。28日上午，我又在会理城郊伏击，歼灭了从巧家撤退下来的敌军一个团。同时，我一三二团等部由正面前进，通过火焰山，在风山歼敌第七十六师一个团的大部。29日我一三一团由宁南前进，抵达西昌以东的七里坝。

    六十二军一部于3月12日由温江地区分路开进，经夹江、峨眉，23日克富林、汉源，歼王伯华残部一部，继而渡大渡河，抢占大树堡，跟踪追击南窜之王伯华残部，直指越西、冕宁地区。此时，西昌之国民党残部惊恐万状，各自逃命。当我主力抵进距西昌30里的时候，胡宗南、贺国光等乘两架飞机向海南岛的海口逃窜，西昌城内一片混乱。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率逃到西昌的国民党军政官员及眷属等约千余人，于当日夜逃走，企图经木里逃到西藏，再逃向国外。

    27日晨，十五军一三二团抢占西昌飞机场，歼灭机场守军，缴获飞机三架，进占西昌城。

 第151章

    六十二军一部亦接连解放越西、冕宁，向南疾进。罗列见逃木里道路截断，乃改变主意，向越西、昭觉之间的小相岭、甘相营一带逃跑，企图窜向川南山区开展游活动。30日至4月5日，南北两路解放军在小相岭、甘相营一带相继截住罗列残部和先期逃跑的唐式遵一伙及由汉源南逃的胡长春残部等数千人，在彝族同胞的协助下，敌大部被歼，只有少数逃散。

    我十四军和桂滇黔边纵队各一部于3月20日分两路自禄丰、宾川出动。

    北渡金沙江，至4月1日，相继解放盐边、盐源。此时，顾葆裕、张桐森乘隙率残部南渡金沙江，企图向滇西逃窜。解放军遣轻装分队跟踪追击，穷追八昼夜，终于在盐丰（今属大姚）西北将其包围全歼，俘顾葆裕等。

    胡宗南、贺国光逃跑后，割据各地的地方势力邓德亮、孙方、诸葛绍武等，因失去支柱，相继投降。我六十二军另一部于3月17日由雅安西进，至24日，相继解放泸定、康定，田中玉残部大部被歼，少数逃散。

    西昌战役从3月12日至4月7日，历时25天，胜利结束。解放县城19座。毙伤敌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游击第二路司令唐式遵、第五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九军军长胡长青、胡宗南的参谋长罗列等以下26oo余名；俘敌汉源行署主任兼十一军军长单仁安、一二四军军长顾介侯、参谋长陈光文、师长高惠民、独一师师长朱光祖、三三五师师长王伯华、胡匪长官公署少将特派员、少将政治部主任等以下5100余人；投诚2500余人；共歼敌1029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0门，各种枪3840余支，战马340匹，汽车11辆，飞机3架。

    至此，西康金沙江以东全部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一支部队被消灭。

    第二野战军结束西昌战役后，进军西南的作战任务基本完成。至此，川、滇、黔、康四省基本解放。但此时的西藏当局顽固势力，在帝国主义的策划下，拒绝我党提出的和平解放西藏的十项政策，竭力阻止我军进入西藏。第二野战军在完成准备工作后，1950年10月6日，第十八军在西北军区一部的配合下，在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军长昌炳桂、参谋长陈明义统率下，率领所辖第五十二师（师长吴忠、政治委员刘振国）、第五十三师（师长金绍山、政治委员王其梅）、第五十四师（师长魏洪亮、政治委员罗野岗）三个师，受领解放西藏巩固祖国西陲国防的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开始向西藏进军。

    昌都战役后，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内部进一步分化，顽固派开始动摇。1951年春，西藏地方当局响应中央人民政府和平解放西藏的号召，派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赴北京谈判。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签订了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我军根据协议规定，以第十八军和西北军区骑兵部队于8、9月间分路自西康、云南、青海、新疆等地向西藏进军。

    指战员们攀登过十余座雪山，穿过漫长的原始森林和一望无际的草原沼泽地带，克服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同时，严格执行民族政策，每到一地，不住民房，不借用具，不进佛堂，尊重藏族人民风俗习惯，受到了藏族人民的热烈欢迎。至11月，先后到达噶大克、察隅、拉萨、日喀则等地，胜利完成了进驻西藏的任务。西藏和平解放。

    至此，第二野战军基本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在中国大陆的作战任务。

    从实际的野战军建制情况来看，在第十八军进军西藏之前，第二野战军的机构就撤销了。1950年2月22日，中央军委指示，以第二野战军的领导机构为基础，成立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下辖西康、川西、川北、川东、川南、云南、贵州、西藏等八个军区。5月，根据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二野战军并入西南军区，兵团和野战军两级机构随之撤销。

    第二野战军和兵团机构撤销之后，随着新中国政权的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各军的情况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第十军。1950年2月，第十军全部到达川南，以该军机构为基础，组建川南军区，下辖内江、宜宾、乐山、泸县等四个军分区及自贡警备司令部。

    杜义德任川南军区司令员，李大章、彭涛、王维纲任政治委员、许梦侠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八师兼宜宾军分区，第二十九师兼内江军分区，第三十师兼乐山军分区。川南军区组建后，即进行剿匪和政权建设。1951年2月，第十军与川南军区分开建制，同时第二十九师调归第十五军建制，第六十二军第一八四师调归第十军建制。1952年4月25日，第十军军部和第三十师调归海军，第二十八师调归第二十三兵团，第一八四师调归装甲兵和华北军区，该军番号撤销。

    第十一军。1950年1月，第十一军归川东军区领导，军部进驻万具。

    川东军区司令员王近山，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曾绍山，副政治委员阎红彦，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主任钟汉华。第三十一师为军区机动部队，进驻梁山（今梁平县），执行剿匪、筑路、改造起义部队任务。第三十二师兼大竹军分区。司令员何正文，政治委员高治国，政治部主任田维新。第三十三师兼万县军分区。第十一军补训师兼西阳军分区。司令员伍国仲，政治委员梁歧山，副政治委员唐兴盛，参谋长赵梁才。在此期间，第十一军奉命调3000名战士和各种武器万余支、骡马800匹，支援第十八军进军西藏。7月，奉中央军委命令，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调山东青岛组建海军青岛基地（现北海舰队）。

    1951年1月，第三十一师编入第十二军建制，参加抗美援朝战争。3月，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分由大竹、万县地区开赴河北廊坊地区集结，奉命重新组建第十一军。曾绍山任军长，鲍先志任政治委员，张廷发任副军长，王汝昭任参谋长，裴志耕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三十二、第三十三、第一八二（原属第十八兵团第六十一军），全军共3.88万人。1952年10月，新第十一军军部及直属队奉命调浙江杭州组建空五军。除第一八二师改铁道兵外，第三十二、第三十三师均于抗美援朝战争前后，分别调归第十六军、第二十六军建制。

    第十二军。第二野战军番号撤销后，第十二军主要担负大西南的剿匪任务，至1950年11月，基本肃清大西南匪患。1951年1月，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编入第十二军建制。第十二军原辖第三十师（欠第一○六团）及第三师第一○二团脱离本军建制，留在西南。3月，第十二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4月17日，参加第五次战役。11月，参加金城防御作战。1952年11月底，作为作战预备队，参加了上甘岭战役，经艰苦奋战，恢复和巩固了阵地，彻底粉碎了敌人吹嘘的“金化攻势”，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最后胜利。

    入朝作战期间，涌现了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其中杨春增、伍先华、胡修道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954年4月，第十二军从朝鲜回国。

    第十三军。1950年1月前后，第十三军抽调干部、战士1700余人、骡马1000余匹，组成辎重团，调归第十八军，支援进军西藏。尔后，第十三军在云南进行剿匪作战。1950年3月，第十三军兼滇南卫戍区，归云南军区领导。1950年6月，第十三军警卫团调第十五军，并另抽调干部、战士1万余人组成补训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4年5月随第十五军回国。

    第十四军。1950年3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第十四军兼云南军区所属滇西卫戍区，归云南军区领导。

    第十五军。第二野战军番号撤销后，第十五军继续在川、滇、黔、康边境地区进行剿匪作战。1950年12月，该军第四十三师奉命留驻云南建设昭通军分区，第十军第二十九师编入第十五军序列。1951年3月，第十五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副军长周发田，参谋长张蕴钰，政治部主任车敏瞧。在入朝作战期间，第十五军战功显赫，先后有1.3万多人立战功。特等功臣黄继光、邱少云就出现在这支英雄的部队。第仁五军为朝鲜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该军于1954年5月奉命回国。

    第十六军。1950年1月前后，该军除第四十八师调归川南军区留守泸州外，其余部队回师贵州，参加剿匪和新区政权建设。军部兼遵义军分区，第四十六师兼铜仁军分区，第四十七师兼毕节军分区。1951年2月，第十六军离黔北上，准备入朝作战。7月7日，抽调90个建制排共3646人，组成两个团，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9月，第六十二军一八六师归第十六军建制。第四十七师入朝作战，于1952年3月归建。11月，第一八六师改为国土防空部队。同时，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改为第四十八师调归第十六军建制。1953年1月，第十六军入朝作战，至1958年4月撤军回国。

    第十七军。1950年3月，该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为了加强地方工作，军部奉命兼贵州军区安顺军分区，第四十九师兼兴仁军分区，第五十师兼镇远军分区，第五十一师兼独山军分区。

 第152章

    1952年3月17日，第十七军番号取销。

    第十八军。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央军委决定成立西藏军区，以第十八军进藏领导机构组成军区机关，归西南军区领导，驻拉萨。司令员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司令员昌炳桂，副政治委员王其梅，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刘振国。下辖第五十二、第五十三、第五十四师、昌都警备区、日喀则警备区、黑河警备区、第十八军后方部队司令部及骑兵第一团、工兵第五、第八团、西藏军区干部学校、独立支队、班禅警卫营、第九代本等。1952年2月10日，西藏军区在拉萨正式成立。3月17日，第十八军改为西藏军区，原番号即行撤销。

    第十九军。军长刘金轩，第一政治委员张邦英，政治委员汪锋，副军长陈先瑞，副政治委员李耀任，参谋长薛克忠。下辖第五十五师（傅光辉任师长，张明任师政治委员）、第五十七师（张复振任师长，张文彬任师政治委员）。该军建制归第二野战军前曾归第一野战军指挥。1950年初，该军转入执行剿匪反霸、建设地方武装等项任务，至1950年6月底，基本肃清所辖陕南地区的匪患。1950年底，陕南军区撤销，第十九军移防西安兼陕西军区。

    刘金轩兼任军区司令员，马明方兼任政治委员。1952年7月，第十九军军部改编为陕西军区，第五十五师调归西北军区领导，第五十七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工程第一师。第十九军及其所属番号撤销。

    第二野战军序例1949年2月5日，由中原野战军正式改称；2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成立前委。

    中共第二野战军前委：委员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陈赓李达书记邓小平第二野战军机关：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兼）

    司令部作战处处长姚继明军政处处长余非情报处处长柴军武新闻处处长李永悌通信处处长张有年机要处处长林桂森军械处处长黄以仁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宣传部部长陈斐琴保卫部部长卜盛光民运部部长李庭桂联络部部长杨松青俘管处处长袁血卒编辑出版处处长胡痴新华社分社社长王敏昭直属政治处主任唐济盘后勤司令部（1949年2月成立）

    司令员段君毅政治委员段君毅（兼）

    副司令员刘岱峰姚继鸣副政治委员穰明德参谋长姚继鸣（兼）

    政治部主任邓存伦卢南樵（后）

    供给部部长刘岱峰（兼）李泛山（后）

    政治委员谭映月卫生部部长齐仲桓钱信忠（后）

    政治委员马琮璜兵站部部长李静宜

    政治委员萧鹏运输部部长郝炬政治委员杨杰后方总留守处主任卜盛光第三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陈锡联政治委员谢富治副司令员王近山杜义德政治部主任阎红彦副参谋长王蕴瑞政治部副主任钟汉华后勤部部长刘清胥光义（后）

    第十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杜义德（兼）

    政治委员王维纲副军长范朝利参谋长高厚良政治部主任许梦侠供给部部长陈三纪卫生部部长孙毅华第二十八师（由原第四旅改称）

    师长陈中民张奇（后）

    政治委员姚克佑第二十九师（由原第六旅改称）

    师长周发田政治委员于笑虹第三十师（由皖北独立师改称）

    师长马忠全政治委员鲁大东第十一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称）军长曾绍山政治委员鲍先志副军长郑国仲参谋长杨国宇政治部主任刘华清胥治中后勤部部长王子清第三十一师（由原第七旅改称）

    师长赵兰田政治委员周维第三十二师（由原第八旅改称）

    师长何正文政治委员卢南樵第三十三师（由原第九旅改称）

    师长童国贵政治委员高治国第十二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王近山政治委员王近山（兼）

    副军长萧永银副政治委员李震参谋长萧永银（兼）

    政治部主任李开湘后勤部部长王耀显第三十四师（由原第十六旅改称）

    师长尤太忠政治委员邵子言唐平铸（后）

    第三十五师（由原第十七旅改称）师长李德生政治委员李如海第三十六师（由原第十八旅改称）

    师长邢荣杰政治委员刘昌第四兵团（1949年2月由陈质兵团改称）

    司令员陈赓政治委员陈赓（兼）

    副司令员郭天民副政治委员刘志坚参谋长郭天民（兼）

    政治部主任刘志坚（兼）

    副主任胡荣贵后勤部部长赵炳润政治委员杨世荣第十三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第十三旅与豫西军区部队组成）

    军长周希汉政治委员刘有光副军长陈康副政治委员廖冠贤政治部主任廖冠贤（兼）

    后勤部部长任学恭第三十七师（由原第十旅改称）

    师长周学义政治委员雷起云第三十八师（由原第十三旅改称）

    师长徐其孝政治委员南静之张丕绪（后）

    第三十九师（由豫西军区部队组建）

    师长黎锡福政治委员侯德才第十四军（由原第四纵队的第十一旅、第八纵队的第二十二旅与起义的廖运周师组成）

    军长李成芳

    政治委员雷荣天副军长王启明参谋长王启明（兼）

    政治部主任朱佩瑄供给部部长党元成卫生部部长刘辉儒第四十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

    师长刘丰政治委员侯良辅第四十一师（由原第二十二旅改称）

    师长查玉升政治委员丁荣昌陈明（后）

    第四二十师（由淮海战役起义的廖运周师和第十一旅一部改编成立）

    师长廖运周政治委员张子明第十五军（由原第九纵队改称）

    军长秦基伟政治委员谷景生副军长刘昌毅参谋长张蕴钰（后）

    政治部主任余洪远副参谋长张蕴钰后勤部剖长胡孝武第四十三师（由原第二十五旅改称）

    师长张显扬政治委员薛祷第四十四师（由原第二十六旅改称）

    师长向守志政治委员向守志（兼）

    第四十五师（由原第二十七旅改称）

    师长崔建功第五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苏振华副政治委员张霖之参谋长潘焱政治部主任甘渭汉代理主任王幼平副主任石新安后勤部部长吴机章第十六军（由原第一纵队与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军长尹先炳政治委员王辉球副政治委员戴润生参谋长杨俊生政治部主任吴买后勤部部长尹痴生第四十六师（由原第一旅改称）

    师长齐钉根政治委员范阳春第四十七师（由原第二旅改称）

    师长李觉郑统一（后）

    政治委员郭强第四十八师（由豫皖苏军区独立旅改称）

    师长郑统一代理师长王晓（1949年8月）

    政治委员李一非姜思毅（后，1949年8月）

    第十七军（由原第十一纵队与冀鲁豫部队组成）

    军长王秉璋赵健民（后，兼）政治委员赵健民副政治委员萧元礼参谋长刘星政治部主任裴志耕后勤部部长王耀华第四十九师（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

    师长汪家道政治委员况玉纯第五十师（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

    师长胡华居政治委员卿正兴第五十一师（由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第三旅、独立支队组成）

    师长闵学胜政治委员崔子明第十八军（由原第一纵队第二十旅与豫皖苏军区队队组成）

    军长张国华政治委员谭冠三副军长昌炳桂副政治委员王幼平王其梅参谋长陈明义政治部主任郭影秋后勤部部长夏仲远第五十二师（由原第二十旅改称）

    师长吴忠政治委员刘振国第五十三师（由原豫皖苏军区独立旅组成）

    师长金绍山政治委员王其梅

    第五十四师（由原豫皖苏军区各军分区主力团组成）

    师长魏洪亮政治委员罗野岗特种兵纵队（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李达政治委员李达（兼）

    副司令员孔从洲副政治委员谭善和参谋长赵章成巫金峰（后）

    政治部主任张力雄军事政治大学（1949年1月15日，由中原军政大学改称第二野战军军政大学）

    校长刘伯承（兼）

    政治委员刘伯承（兼）

    副校长潘梓年教育长徐立行政治部副主任刘华清校务部部长武承先第五十八军（1949年2月由原桐柏军区部队组成，5月军部及第一七三师、第一七四师划归河南军区；第一七二师改为湖北军区独立师）

    军长高树勋孔庆德（后）

    政治委员方正平副军长杨秀昆副政治委员张力之参谋长张西三政治部主任张力之（兼）

    第一七二师师长杨树根政治委员李福尧第一七三师师长李定的政治委员吴罡第一七四师师长何济林

    《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

    作者：张斌等编著

    引言：

    战前较量日本兵败走东洋，蒋介石跑下峨眉山。毛泽东说，抢吃“桃子”，要问问人民答不答应。接受日军投降，汤恩伯抱怨没有预先演习一下。蒋介石上了政学系的当，给毛泽东连发三封“万急”电报。毛泽东应邀赴渝，蒋介石只好假戏假演。

    抗日战争胜利，日本强盗必须从中国滚出去。这样，它们原来在中国抢到的大片土地、巨大财富就要归还给中国人。虽然中国贫穷落后，又经过无数个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疯狂掠夺和残酷蹂躏，但由于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残留下来的财富仍不是一个小数目。

 第153章

    “中国人只要有官做他可以舔美国人或英国人的屁股。”这虽然是一个叫李顿的英国人在1932年对中国人的侮辱秽语，但话的本身，却是真实地反映了自1840年以来中国当权者和腐朽官僚的心态。在洋人强盗面前是狗，在“父母”面前称爷，“门后耍扁担一窝里横”是旧中国反动官吏的真实嘴脸。

    有人说，如果蒋介石能拿出用于对付共产党和老百姓的三分之一的精力，来对付东洋人，那“九一八”事变就会被平息，“七七”事变就不至于爆发，不能不说是有道理的。

    在八年抗战中，一直对抗日表现出三心二意、无可奈何状的蒋委员长，一俟抗战胜利，甚至日本军队尚未宣布投降，就立刻像毒鬼注射了一针吗啡一样，忽然精神亢奋起来，由原来一只胆小的兔子，即刻变成了一只凶猛的狮子，率领他的走狗，杀气腾腾地从峨眉山上下来了。

    下来干什么？要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毛泽东把抗战胜利的果实比喻成“桃子”。

    1945年8月11日，即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的第三天，美国向日本投掷第二颗原子弹的当天，日本即将宣布投降，蒋介石立即给他的军队下令：“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以抢夺地盘。

    同时，重庆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萧毅任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随后，又经行政院长宋子文签署、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资产业处理局。除设立各种各样的接收机构外，还把全国划分为七个接收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

    蒋介石以抗日“第一功”的民族大英雄自居，以他领导的政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自居，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所以能抢多少就抢多少，而且不择手段。

    因为苏联对日作战和美国向日本投原子弹，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条件下准备的。苏美首脑当然不会把如此重大的军事行动告诉蒋介石。抗战胜利来得这么快，实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致使他对抢吃“桃子”准备不足。

    按照盟国规定，中国战区受降的范围是：中国本土（除东北归苏军受降外）、台湾（包括澎湖列岛），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

    日本向中国投降的兵力分布为：华北方面军326244人，华中第六方面军290067人，京沪地区第六、第十三军330397人，越南北纬16°以北地区第三十八军29815人，共计1283240人。伪军总投降的兵力达50余个单位，60余万人。

    面对如此广大的地区和数量庞大的投降军队及其武器装备，如何才能把这巨大的财富装入蒋家王朝的私囊，以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也确实让蒋介石犯难了好一阵子。但一个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话，办法总会有的。更何况蒋介石在多年的政治权术和谋算中已历练得“绝顶聪明”。

    8月10日，蒋介石向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警告辖区敌军，除按政府规定之军事长官的命令之外，不得向任何人投降。”并命令日军在接受政府受降之前，有“维护地方治安”

    之责。

    几日之后，即8月14日，蒋介石以极端“善良”的菩萨心肠，以《以德报怨》为题，发表了对日政府的广播，要求中国人民不要“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并熬有介事他说，《圣经》上所说的“待人如己”和“要爱敌人”两句话，使他“发生无限的感想”。

    此日，他又极少有地自己执笔撰文，向中国人民和世界发表宣言，称：“中国同胞须知，‘不念旧恶’和‘与人为善’，是我们民族传统至高至贵的德性。我们至今一贯地只以黩武的日本军阀为敌，而不以日本的人民为敌……

    “我们更不可以对敌国的无辜人民加以污辱，我们只有对他们的纳粹军阀所愚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于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的骨头里渗透着的中国道德传统是什么，这是每一个了解他的历史的中国人都十分清楚的。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过一个”。

    强盗来了，他要先“安内”而后“攘外”。这就是他的道德本质所在。而在此时，他对侵略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日本强盗讲起善心来了，发起慈悲来了。

    他的违背世界公理，对敌人罪恶的袒护，极其轻率和荒谬地回答了仅在抗日战争中就惨死了几千万的中国人民。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的财产损失，以1937年7月的美元币值换算，仅直接损失（如掠夺金银、设备等），可掌握的数字就达14亿美元之巨，这当然还不包括数以百亿、千亿计的间接损失在内。而该年度的日本政府财政支出才7.7亿美元。要让日本帝国主义赔偿的话，即使拿出每年日本政府财政的全部支出部分，也要半个世纪才能还清中国人民。但由于蒋介石的“以德报怨”

    和后来的某些原因，没有使日本对中国进行战争赔偿。

    蒋介石的做法，使日本侵略者都觉得不可思议的“宽仁”，当然要感激涕零了。

    日本侵略军甲级战犯冈村宁次在他的回忆录里，对当时蒋政府的“宽仁”

    做法和当时他的感受作了回忆：“8月15日这一天，我彻夜不眠，感到无限忧烦。特别当我听到14日夜陆相阿南剖腹自杀后，更使我惊魂不定。但在16日，当我收到蒋总统要我‘忠于职守’的电报后，我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据冈村供称：停战后，“中国官民”对他的态度“出乎意料的友好”。

    蒋介石对日本人最集中的北平、上海等地，分别派其嫡系胡宗南、汤恩伯等接收。工作进行得非常“圆满”。汉口的国民党军司令部在重阳节时，特向驻汉口的日军司令部赠送了满满一卡车月饼。

    9月9日，国民党陆军司令何应钦，率领参谋部一些高级将领，与冈村进行了“亲切会见”。何应钦向冈村表示：“日军并非战败，中国也非胜利。

    尽管如此，我等应停止一切争议，让既往之事付诸东流，而致力于中日之合作。“

    日军侵略头子冈村对蒋政府的“友好态度”真是感激不尽。他说：“当时如此言论在国民党军政官员中到处可闻。可见蒋委员长对日友好合作方针，向部下贯彻得如何彻底。”

    接受日军投降，蒋介石的嫡系汤恩伯还闹了大笑话。

    像狗一样经常爬着走路的人，让他起来像人一样直立行走，还真有点儿不太适应。蒋介石让汤负责接受上海日军投降。当日军十三军团司令官松井大将到华懋公寓时，汤恩伯毕恭毕敬地起立说：“对不起，松井将军，今天请你来这里谈谈……”

    坐在旁边的美国顾问对汤恩伯用如此低下的语气和神情与日战犯说话，非常恼火，立即打断汤的话说道：“汤将军，要注意你的身份！你是战胜者，对于投降的人没有什么对不起，你应该说：我命令你！”

    汤恩伯一时显得非常尴尬，不得不改变语气重新用命令的口吻发言，但腔调十分滑稽。事后汤恩伯单独同松井会见时，居然歉意他说：“早知道是这样，我们应该预先演习一下才是。”

    山西的土皇帝阎锡山，秉命效法中央而又有其独到之处。日本国一宣布投降，阎即招揽了原太原市日军司令澄田味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师团长山浦三郎等为第二战区的“总顾问”、“副总顾问”，旅团长板井为“太原市警备司令”。在日本无条件投降后的太原街头，居然出现了由日本军司令官发布的布告，声称：“凡向日军挑战者或者企图破坏铁路、道路、通讯线者便作敌人断然膺惩。”

    此外，阎锡山还以“官升三级，兵发双饷”为诱饵，将6667名日军官兵，编为6个铁路护路大队，由原驻上党日军步兵第十四混成旅团旅团长元泉馨任副司令，原日军参谋田岩清一为参谋长，分别驻太原、榆次、晋源、阳泉等地；还将1000多名日军官兵，编成“大同保安总队”，由日人林大佐担任总队长。后来，阎锡山又用这些日军同人民解放军作战，在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被解放军击毙约400名，被俘约700名。

    蒋介石为了抢夺更多的胜利果实，大量收编伪军，并加官晋爵，委以重用，以和人民的力量对抗。

    同是在8月11日，蒋介石命令伪军就现驻地点维持地方治安，不得受非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当局明确以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二战区、郑州绥署和徐州绥署5个单位，负责执行收编伪军的工作。不少汉奸摇身一变，成了重庆国民政府的要员。汪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兼保安司令周佛海和司法行政部部长罗君强，被委任为上海行动总队正副司令；汪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海军部部长、苏浙皖绥靖主任任援道被委任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汪伪第二、第三、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张岗峰、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郝鹏举、孙殿英分别被委任为第三、第二、第五、第一、第六、第四路军总司令，等等。

 第154章

    到1946年初，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共收编伪军238996人，编为7个纵队，27个总队和73个团；不久，这些部队又被正式收编为“国军”。

    抗战胜利，不但蒋介石想发财，而且国民党的每一个大大小小的官僚，都想趁机捞一把。蒋介石派到各地的接收大员成了“劫收”大员。沦陷区的老百姓给这些国民党的官员们送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五子登科”；第二句叫做“有条有理”；第三句叫做“无法无天”。

    所谓“五子登科”，就是说国民党接收大员到达以后，房子、婊子、金子、车子、票子样样都要。

    所谓“有条有理”，就是说，不管你是日本强盗还是狗汉奸，以及混帐王八蛋：只要有金条送给接收大员及其爪牙，无论在抗战期间犯有多大罪行，都“有理可讲”。宁沪地区竟公然为汉奸定下公价，小汉奸每名自法币30万元起，大汉奸则为黄金万两以上。只要缴了“条子”，自可逍遥法外，有的还被委以重任。

    所谓“无法无天”，就是接收大员每到之处，要的只是法币。只要手中有“法币”，则什么事都好说。如果一个人没有“法币”、金条，那就“无法无天”，难以生存。

    被“劫收”后的劳动人民怨声载道：“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

    当时国民党政府中负责经济接收的重要人物邵敏麟，曾向蒋介石说道：“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这无异于在国民党政权里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蒋介石在后来一次检讨军事失败的会议上也说道：“……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

    蒋介石不可能真实全面地总结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但抗战胜利，国民党不择手段地拼命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使其本来就存在的相当严重的腐败现象，更充分地得到表现和发展，确实让人们进一步深刻认识了国民党统治的腐朽本质，加速了它的彻底失败。就此而论，蒋介石亦言之有理。但江山既丢，后悔已为时晚矣！

    在反动的国民党之外，还有一个共产党的存在。而且此时的共产党力量比任何时候都强大，已是一个在政治、军事诸多方面都有相当的实力，和国民党进行抗衡的大党。

    “桃子”是好吃的，但桃子不是空中掉下来的，它长在树上，需要有人栽树、施肥、浇水，才可能有机子。“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这自然是不行的。抗战胜利是人民流血牺牲换来的，抗战胜利应当是人民的胜利，抗战的果实也应当归属于人民。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什么要拉开架式，疯狂地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就是怕抗战的胜利果实落到人民的手里，怕被共产党拿去甚至拿去一部分。因为几千年的中国政治土壤，只能培育吃独食的人，蒋介石更不例外。卧榻之侧，连他人安睡都不可容忍，岂能容他人去分享盘中的美味佳肴呢？

    1945年8月11日，在蒋介石命令他的部队“勿稍松懈”抢夺地盘的同时，也给八路军发去了一道命令，称：

    “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其它各作战区之部队，并应接受各该战区司令长官之管辖。政府对于敌军之缴械，敌俘之收容，伪军之处理，没收地区秩序之恢复，政权之行使等事项，均已统筹决定，分令实施。为维护国家之尊严，恪守盟邦共同协议之规定，各部队勿擅自行动为要。”

    蒋介石实在是欲盖弥彰，多此一举。他太小看了共产党的胆量和自立、自主的能力了。共产党从最初的几十人，发展到抗战胜利时的百多万人，什么时候是经过你蒋介石的允许后才发展起来的呢？

    对于蒋介石及其国民党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吃独食”的行径，共产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8月13日，八路军给蒋介石发去了反驳他的命令的电报，电报中说：“我们认为这个命令你是下错了，并且错得很厉害，使我们不得不向你表示：坚决地拒绝这个命令。因为你给我们的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当然，这个电报出自毛泽东之手。

    蒋介石不可能不知道，早在8月9日，也就是苏联宣布对日作战的当日，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首脑毛泽东已经给部队下达了紧急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正像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方针早已确定了的一样，共产党对付蒋介石国民党的方针，应该说也是早已确定了的，那就是：“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

    抗日战争在8月份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也是缺乏精神准备的。

    为了贯彻党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党提前结束了正在延安召开的“七大”会议。8月25日，冒着极大危险，用一架美国军用小飞机，一下子运载党的20多个高级将领，从延安送往山西东南黎城县的长凝机场，为使我军指挥员尽快进入指挥位置。

    在此之前，党中央即指示冀热辽军区的李运昌所部，以三路兵力挺进热河和东北，解放了山海关，控制了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6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区，迫使日伪军投降，清剿政治土匪，初步打开了局面。接着，中央又决定加紧派大批部队和干部前往东北。9月14日，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确定党和军队在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党为贯彻这一方针，先后派出11万人的部队和2万名干部开往东北。其中有中央委员10人（4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10人。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行径“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保卫了人民的胜利果实，进一步壮大了自己的力量，为后来和蒋介石国民党作更坚决的斗争增加了胜利的因素。

    “一山没有二虎”，这是中国几千年反动的政治传统的核心所在，是腐朽的封建制度推行家长式统治的思想基础，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沉重的灾

    难，也是中国人民的一个极其顽固、沉重的政治思想包袱。蒋介石把反动的封建专制思想和法西斯主义相结合，长期把中国人民带人残酷的战争深渊。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没有民主，是她的历史的一部分。没有民主，解决问题的途径只有一个：看谁的拳头硬。所以在中国社会内部，人民的起义特别的多，战争特别的多。当然，受害的主要是老百姓。中国人口的非正常死亡，战死和因战争残害而死的排在饥饿、病亡之首。毛泽东对旧中国缺乏民主的情况，分析得非常深刻，他说：“在中国，主要的斗争形式是战争，而主要的组织形式是军队。”“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共产党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的任务。”

    他还说，“有军则有权，战争解决一切”，“在这点上，孙中山和蒋介石都是我们的先生”。

    八年抗战，实在不是一个短时间。胜利了，是中国胜利了。并且和外国人打仗，是中国近百年来的第一次。消息传来，重庆山城沸腾了，延安沸腾了，整个中国大地，乃至整个世界上凡是有华人的地方，都沸腾了。大都认为，小日本滚蛋了，战事不再属于中国，老百姓应该松松神经，过和平安祥的生活。但这实在是对中国历史缺乏了解，对蒋介石缺乏深刻认识的盲目乐观。善良的中国人民，却没有一种有效的政治制度来保护他们。

    抗战胜利了，蒋介石把手伸得老长抢摘本不属于他的“桃子”，要和人民“寸权必夺，寸利心得”。中国共产党为了保护人民的利益，“针锋相对，寸土必争”。内战的爆发是必然的。

    毛泽东对蒋介石的认识，甚至超出蒋介石本人。这是从个人而言，蒋介石最后败在毛泽东手里的原因之一。当然，根本的问题是二者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一个是反动、腐朽的阶级，是注定要失败的；一个是如日东升的先进的无产阶级，一定获得最终的胜利，直至最后解放全人类。

    毛泽东说，从蒋介石的昨天，就可以看出他的今天，从他的今天，就可以推断出他的明天。还在抗日战争即将胜利的前夕，毛泽东就指出：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独裁、内战和卖国三位一体，这一贯是蒋介石方针的基本点。蒋介石总是要强迫人民接受战争，他左手拿着刀，右手也拿着刀。刀有什么用处？可以杀人。他要拿刀杀谁？要杀人民。

    蒋介石既然如此，那么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人民将何以对待呢？

 第155章

    毛泽东说：“我们是按照蒋介石的办法办事。也拿起刀来。”也要杀人，杀尽中国的反动派。

    事实也是如此，自打抗日战争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的进攻，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只不过是没有全面进攻而已。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确定了的。但立时发动全面内战，其“狼子野心”也未免过于露骨，同时也面临诸多实际的困难。

    抗战八年，国土大半沦于敌手，国民党的军队被撵到了西南一隅。要把几百万军队运到指定的位置并能即刻开战，根本不可能。

    八年抗战中，共产党的军队得到巨大的发展，其实力已今非昔比。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拥有120多万党员的大党，有正规军120余万人，民兵200余万人，解放区的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人。与如此庞大数量的共产党军队作战，不是儿戏就可以对付的，需要认真的准备。

    中国人被战争折磨得太惨了，这八年受尽了日寇的残酷蹂躏，想起“战争”二字，让人不寒而栗。甚至当时的许多中国人，祖宗几代以来，都是在连年战乱的社会中度过的，没有过一天让神经松弛的和平生活。抗战胜利了，人们最渴求的是和平、再和平！不论蒋介石以何种理由发动内战，都是与人心相背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的世界各国，也希望和平。这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也是个限制。

    曾经严重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阻碍社会进步的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摧毁，英法等国在战争中受到削弱，元气大伤。在东欧和亚洲出现了一批人民民主国家。长期受战火熏燃的世界各国人民，都不愿再看到血淋淋的战争。

    由于苏美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特殊作用，战后逐渐形成了由苏美等少数国家规定世界政治格局的状况。苏美的对华政策也直接对中国国内的政治局势产生影响。

    对于中国问题，苏联政府首脑斯大林，历来看重国民党，远远超过共产党，一直把蒋介石政府看作代表中国的合法的政府。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前一天，即8月14日，苏联政府同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口之协定》、《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并就关于外蒙古问题等进行换文，这些条约，实际上恢复了沙皇俄国时期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特权。苏联领导人一方面企图藉此防止美国势力向东北伸入，以屏障其远东国防的安全；另一方面则是纯粹为苏联从中国想获取一些不义之利益。很显然，条约及有关协定的内容是危害中国的主权和利益的。条约签订的同时，苏联领导人还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品及其它物资之援助，此项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在《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对美国人赫尔利说，理解苏联方面“有意帮助促成中国军队的统一”，“有意支持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也认为，这些“协议之存在，一如国民政府所承认的，已经给国民政府以精神上和法律上的利益。”

    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严重的破坏，它担心如中国再发生内战而会被卷入其中，并且对其获取中国的利益也不利。因此，它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

    作为美国，在竭力维护蒋介石在中国的统治的前提下，也不赞成中国内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发展，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的统治，进而把中国作为反苏的一个重要阵地。但是，美国对蒋介石政府的腐败和无能并不满意，希望它推行一定的民主改革，使它成为可以容纳共产党及其它民主力量代表的、类似欧美国家“代议制式”的“联合政府”。

    同时，也借此机会，诱使中国共产党交出人民军队和解放区，限制以及扼杀中共的发展，并加紧拉拢苏联，使之支持国民党政府。

    如果通过改革，能使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人民中获得威信，能不战而屈共产党之兵，美国不赞成中国打内战。

    然而，不论从中国国内国民党或者共产党的实际来看，美国对中国问题开出的药方，都是无效的东西。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政府，已是一个腐朽透顶、不可救药

    的政权。只要蒋介石及其一伙在台上执政，就断然没有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也就没有中国的正常发展。况且，蒋介石也断然不会允许有人对他开刀割去毒疮。

    从共产党方面来讲，她已是一个成熟的、拥有100多万党员的大党，又掌握有100多万的军队，也不会上这个当。因为，美国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美国人一方面积极帮助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压迫共产党；一方面又希望共产党主动交出自己手中的军队，屈服于蒋氏的一统天下之下，这是断然不可能实现的。

    不可否认，蒋介石是中国历史上有点“聪明”的人物之一。他阴险狡诈，诡计多端，嗜杀成痛。因有“小聪明”而发家，也因此而最终败党亡国。

    抗战胜利以后，蒋介石立刻发动全面内战有困难，又因为发动内战受诸多因素的制约。在这种局势之下，他又耍了一次小聪明。这就是“主动、热情”地邀请毛泽东进行重庆和谈。

    从1945年8月14日至8月23日，蒋介石连续给中共发了三次“万急”

    电报，特邀毛泽东亲临陪都，共商国事。三封电报全文如下：万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能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8月14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报破坏我对同盟军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重大，对内妨碍统一，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于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军，只有严守纪律，恪守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8月20日延安毛泽东先生勋鉴：来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辽，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8月23日蒋介石在10日之内，给毛泽东连发了三封电报，而且电报内容“情真意

    切“。单从表面现象来看，蒋介石要和共产党”和谈“的态度不可谓不诚，要和毛泽东”共商国家大计“的心情不可谓不迫切。

    蒋介石追求的就是这种表面效果，也正是他自认为此番表演的过人之处。因为他和他的幕僚都百分之二百的认为毛泽东不会来重庆进行谈判。如果按预料的毛泽东真的不来重庆，就可以把不愿和平的屎盆子扣在共产党的头上，蒋介石发动内战就有了理由，就可以争得国内国际上舆论的同情和支持。退一步讲，如果毛泽东来了重庆，也正好利用谈判的时间，做好发动内战的准备。蒋介石主动对中共首脑“诚挚”相邀，先声夺人，把球首先踢给中共，不管结果怎样，对国民党都是有百利而无一害。当然，这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罢了。

    日本尚未正式宣布投降，重庆就给延安发去“和谈”的邀请电。这一阴谋的突然性，也着实出乎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意料。蒋介石的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毛泽东一清二楚，犹如洞中观火。但共产党怎么审时度势，从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把来球再踢回去，达到后发制人，这是需要智慧、胆略和气魄的。

    如前所述，蒋介石发动内战的方针，是早已定了的。即使如此，如果毛泽东不去重庆谈判，蒋介石就会把不愿和平的责任推给共产党，对共产党是不利的。

    国民党需要时间，共产党进行自卫战争的准备，也同样需要时间。

    斯大林把战后处理中国问题的重心放在国民党身上，不赞成打内战，希望在中国维护蒋介石统一领导下的中央政府，这对中共也是有一定压力的。

    在重庆的邀请电初到延安之时，中共党内出于对蒋介石本质的认识和对毛泽东安全的考虑，不赞成毛泽东去重庆，反对去重庆赴蒋介石的“鸿门宴”。

    所以，蒋介石来电几天以后，党中央初议，准备派周恩来应邀去重庆，电报上也说，毛泽东后去。

    蒋介石收到中共的电报，果真认为毛泽东不敢赴渝，故急急忙忙又于8月23日给延安一电，再次“迫切”邀请毛泽东。

    延安收到蒋介石8月23日的电报后，中共中央再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为了尽一切可能争取和平，为了揭露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阴谋，以团结和教育广大人民，我们应该去。

 第156章

    如果我们不去，就中了蒋介石的诡计，他正是希望我们不去，以便借此说我们拒绝和平，发动内战。

    蒋介石没有料到，在他发给毛泽东第三次邀请电的第二天，即8月24日，就收到了毛泽东答应赴渝的电报，毛泽东在电报中说：“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蒋介石的主观愿望是要坚持独裁和消灭共产党，但是要实现他的愿望，客观上有许多困难。这样，使他不能不讲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我们也讲现实主义。人家讲现实主义来邀请，我们讲现实主义去谈判。”毛泽东最后决定去重庆谈判，又把球踢给了蒋介石。不论谈判有无结果，共产党已在政治上处于十分主动的地位。

    1945年8月27日，一架美国飞机降落在简陋的延安机场上，专程来接毛泽东的代表人物赫尔利、张治中，先后走出机舱。

    次日下午3时45分，一架标名“漂亮姑娘”的美国运输机飞临重庆机场上空，在空中盘旋了两周后，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

    舱门打开，稍顷，毛泽东的巨大身躯在赫尔利、张治中、周恩来、王若飞之后，出现在机舱门前。记者们不失时机地拍下了这一珍贵的历史镜头。

    毛泽东来到重庆，整个山城乃至全国都沸腾了。

    重庆出版的《大公报》8月29日社评写道：“毛泽东先生到了重庆。毛泽东先生来了！中国人听了高兴，世界人听了高兴，无疑问的，大家都认为这是中国的一件大喜事。”

    成都《华西晚报》29日的社评说：毛泽东来到重庆，“对于中国人民，这是一个比之日本突然投降更使人欣喜的消息。”

    西安《秦风时报》《工商日报》联合版的社论说：“中国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先生及周恩来等……飞抵重庆，这好像是在阴暗的天空中忽然放出来一道光明，不禁使人手舞足蹈，为国家的前途祝福！自日本投降以后，这真是最令人兴奋的消息。”

    舆论界一扫数日前的毛泽东未复电允诺时的评论态度，充满了兴奋喜悦。

    8月22日，当蒋介石的第二封邀请电（又称哿电）发出后，《大公报》发表社论说：“抗战胜利了，但在胜利的欢欣中，人人都在悬注延安的态度。

    国家必须统一，不统一则胜利不完全，而建国更困难，全国必须团结，不团结则有内乱的危险，更无从使国家走上民主建设的大路。这一星期来，人人为胜利欢欣，也人人为团结悬念。目前得见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寒电（第一封邀请电），大家为之兴奋，希望能由此启开政治解决之门。现在又读到蒋主席致毛先生的哿电，更感到一片祥和之气，真使人既感慨，又兴奋。“社论最后写道：”我们相信全国同胞的心情，都与蒋主席相同，殷切盼望毛先生不吝此一行，以定国家之大计。“

    美国《纽约时报》8月17日发表一篇评论，它说：“蒋主席邀请中国共产党领袖赴渝共商国事，……自中国共产党过去情形视之，此次或将拒绝主席之邀请，彼等并不愿参加合作”。此文被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译成中文，曾在国内好几家报纸上转载，用意很明显，即大造中国共产党人不要和平，不肯合作的舆论。

    关于蒋介石和国民党当局这一意图，陶希圣说得最为明白透彻。他说：“谈判的办法是政学系想出来的，政学系想用软的一套办法把共产党吃掉，谈何容易！可是现在动大手术也不是时候，国内有厌战情绪，国际形势也不允许中国打内战，一打起来我们更被动，利用谈判拖一拖也好。共产党拒绝谈判，我们更有文章可做。”

    然而，共产党没有拒绝谈判，毛泽东来到了重庆。蒋介石的假戏还非得演下去不可。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国内和平能起决定作用的是国民党而不是共产党。但国民党假和平，真内战，演了一场假戏，这就使得重庆谈判，对中国的和平问题几乎没有起什么实际的作用。

    毛泽东于1945年8月28日下午到达重庆九龙坡机场，于10月11日上午离开重庆回返延安，在重庆一共呆了43天。作为谈判的结果，是国共双方代表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团会谈纪要》。但这正像毛泽东指出的：“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后来事实证明，这纸上的东西基本是停留在纸上，没有变成现实的东西。

    尽管如此，重庆谈判对中国革命胜利的作用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它挫败

    了蒋介石妄图把内战的罪名强加在共产党身上的政治阴谋。毛泽东、周恩来一行在重庆40多天，广泛接触各届人士，宣传我党要和平不要内战的主张，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也让许多原来因受反动宣传的影响不了解共产党，或是对共产党抱有很深偏见的人，通过对共产党领袖及其言行耳听目睹，开始觉悟，开始对共产党有了正确的认识，开始向共产党方面靠拢。这都对以后彻底打败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产生了巨大的作用。

    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

    一、初战苏中陈毅和饶漱石不和，谁是谁非，毛泽东心中有数。异想天开，蒋介石制订“灭共”进度表。党的利益高于一切，粟裕让贤当副职。夜深人静，粟裕致电中央，建议让华中主力暂留苏中。华东地区战史，没有粟裕便不能成章。

    旗开得胜，泰兴之战歼敌3000.如南之战再告捷，创解放战争以来歼敌的最高纪录。敌情突变，粟裕没有按自己的兴趣行事。七战七捷，解放军战史上的光辉一页。

    战争造就将帅，将帅是军队的灵魂。后来成为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和十大将之一的粟裕，就是在人民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起来的人民军队中的杰出将帅人物。

    在前面我们说到，抗日战争一结束，党中央冒险用一架美国小型飞机，把20多名高级将领，从延安运往内地。其中就有陈毅。他是奉中央之命，赴华中地区领导工作的。

    在延安时，中共中央对于陈毅的工作，曾作了慎重的研究。因为当时收复和占领东北地区，是全党一项十分迫切和重要的任务。到东北主持军事工作，中央当时认为林彪和陈毅都是合适人选。最后中央考虑，在此之前，陈毅曾是新四军军长，有在江南和华中工作的经验，乃决定让陈毅到华中去主持军事工作，让林彪去了东北。

    起初，陈毅对到华中进行工作是有顾虑的。他坦诚地对中央说：回华中去恐怕没有事做，不起作用。毛泽东说，怎么不起作用？只要你坐在那里就起作用。于是陈毅答应下来，并请中央放心，尽力调整好和饶漱石的矛盾，做好党的事业。

    陈毅飞离延安的第二天，中共中央给华中分局发了个电报，说：“陈毅同志昨日飞抵太行，转赴华中。陈毅态度很好，一切问题均谈通。分工：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其余不变。”

    陈毅和饶漱石有矛盾，中央是知道的。1942年3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奉命调回延安，中央派较为年轻的饶漱石接替了政委之职。习惯搞点动作的饶漱石，到任不久，便以一些历史问题为借口对陈毅进行排挤，以致使新四军军长和政委之间搞得很不团结，并被反映到中央那里。

    1943年10月底，饶漱石给毛泽东发报，造谣诬告陈毅。同时暗中拉拢其他一些人也给中央发了一份电报，以求把陈毅挤出新四军。

    然而，毛泽东是了解陈毅的。陈毅既有长期的革命斗争经历，又有卓越的领导才干，毛泽东对陈毅是信任的，并没有因饶漱石的小报告而对陈毅的使用产生影响。所以，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力主陈毅回华中主持军事工作。

    飞机把陈毅等人送到了晋东南黎城县长凝机场后，便飞返延安了。陈毅要从太行赴华中，还有数千里路程，恰好一起从延安飞来的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也要回军区，便由他组织护送。9月下旬，到达濮阳。

    9月19日，中共中央根据国民党的整个军事部署，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从山东调几万兵力，迅速开赴东北，新四军江南主力北撤，一部进入山东。

    9月26日，陈毅收到中央9月23日的电报，要他不要去华中，“取捷径直到山东”接替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的工作，因为罗荣桓要率兵

    去东北。因此，陈毅赴山东临沂，接替了罗荣桓的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的职务。

    抗战胜利前夕，粟裕正在浙西地区开辟敌后根据地。

    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苏浙军区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对该地区侵华日军发出最后通牒，并先后解放了长兴、溧阳、金坛、溧水、安吉、郎溪、广德、高淳等县城。至9月中旬，苏浙解放区北起京（宁）——沪铁路，南至安吉、孝丰，东起太湖，西至宣（城）芜（湖）公路的广大地区联成一片。

    9月20日，党中央指示华中局：“浙东、苏南，皖南部队北撤，越快越好”，为此，苏浙军区于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开始有计划地渡江北上。

    正在这时，粟裕接到了中共中央和新四军军部任命他和张鼎丞为华中军区正副司令员的电报。

 第157章

    他一面要业务部门暂缓下发委任命令，一面电请中央：“阅悉中央以职及张鼎丞同志分任正副司令之指示，不胜惶恐。以职之能力，实不能负其重任。鼎丞同志不论在才德资各方面，均远较职为高超。

    抗战以前，均为长辈；抗战初期，则为职之上级；近数年来，又复在中央直接领导下，成绩卓著；且对执行与掌握党的政策，均远非职所能及。为此，曾再三请求华中局，以鼎丞同志为司令，职副之，未蒙允许。为慎重并更有利工作起见，特再请求中央以鼎丞为司令，职当尽力协助，以完成中央给予之光荣任务。“

    10月29日，即粟裕的电报到达中央的第二天，中央进一步研究了粟裕的意见，给华中局并新四军军部发了回电。电中说，中央认为粟裕的意见“是有理由的”，“同意以张鼎丞为华中军区司令，粟裕为副司令并兼华中野战军司令”。

    粟裕以大局为重，党的利益高于一切，不计个人得失的生动事迹，在华中广泛流传，成为佳话。

    新成立的华中军区的领导成员，除正副司令员张鼎丞、粟裕之外，还有政治委员邓子恢，副司令员张爱萍，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谭震林，政治部副主任钟期光。军区下辖苏中、淮南两个军区及4个军分区，全部兵力约13.5万余人。

    10月10日，华中野战军正式组成。粟裕任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刘先胜任参谋长。野战军下辖第六纵队，司令员王必成，政治委员江渭清；第七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吉洛；第八纵队，司令员陶勇；第九纵队，司令员张震。全部兵力约4.7万余人。华中野战军在建制上属华中军区，在战略行动上受陈毅指挥。

    罗荣桓离开山东后，陈毅率领接替山东军区的部队，主要有新四军军部及第七师，第二师第四、五旅，第四师第九旅，苏浙军区第二、第四纵队及苏中军区教导第一旅等部。

    1946年1月7日，遵照党中央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领导机关，新四军军长陈毅兼山东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饶漱石兼山东军区政治委员，副军长张云逸兼山东军区副司令员，黎玉任新四军副政治委员兼山东军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任新四军参谋长兼山东军区参谋长，舒同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兼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山东军区辖滨海、鲁中、鲁南、胶东、渤海等5个二级军区qi书-奇书-齐书，全部兵力约20万人。

    同时，组成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宋时轮任参

    谋长，唐亮任政治部主任。野战军下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旅），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赖传珠；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旅），司令员罗炳辉，政治委员赵启民；第七师（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旅），师长谭希林，政治委员曾希圣；第八师（含3个团），师长何以祥，政治委员丁秋生。总兵力约7.4万余人。

    山东、华中野战军在统一编制的同时，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向日伪军进行了大反攻，并坚决回击国民党正规军的进犯。经过5个多月的作战，歼敌近4万人，解放县城及重要市镇约90处，巩固和发展了华中与山东解放区。

    从1946年3月起，山东和华中野战军进行了“百日大练兵”运动。此后，进一步调整了部队的战斗序列。5月间，中央军委任命罗炳辉为新四军第二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二副司令员，韦国清为第二纵队司令员。同时，华中野战军第三纵队改为第一师，粟裕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六纵队改为第六师，谭震林兼师长和政治委员；第七、第九纵队番号不变；华中第五军分区基干武装及向我投诚的赵云祥部改编为第十纵队，谢祥军任司令员，刘培善任政治委员。6月2日，华中分局和华中军区决定：以第七纵队兼苏中军区，第九纵队兼淮北军区，第十纵队兼苏北军区。7月，东江纵队等部和中原军区第十三旅，先后到达胶东和苏皖解放区，分别编入山东和华中我军。至此，山东与华中野战军兵力有13万人，军区部队26.6万余人。

    1946年6月26日，蒋介石在完成了各项战争准备之后，彻底撕下和平面具，命令国民党军队约25个师的兵力，向我中原部队发起进攻，全国大规模内战就此展开。

    蒋介石自恃国民党在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上的暂时优势，曾设计了一个被后人耻笑的“一年消灭共产党”的进度表：6月底48小时内消灭中原李先念部；7月中两个星期夷平苏北解放区；8月份3个星期打通津浦路和胶济路；9月份消灭冀热辽和冀鲁豫解放区；华东解放区包括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和山东全省，南临长江，北近平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组成强大的重兵集团，直接威胁着国民党的心脏地区——南京和上海。内战一开始，蒋介石就把进攻的矛头直接指向华东地区。于是，上百万美式装备的精锐国军，犹如滚滚恶浪，一波又一波地扑向华东解放区。

    蒋介石对华东地区的如意算盘，是实行由南向北的逐步压缩，先将解放军华中主力赶过陇海路北，再会同胶济线南下的国民党军将其聚歼于鲁中地区，以解除其宁沪杭中心地带的“心腹之患”。

    战云滚滚，敌大军压境。中共中央军委6月22日来电指示作战方针：“山东以徐州为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着重调动徐州之敌于野战之中歼灭之。”这一计划的核心，是着重向南，首先给予向华中解放区进攻的敌人以有力的打击。然后会合山东主力由淮河南、北进击津浦线，配合晋冀鲁豫野战军造成对徐州的合围形势，以调动敌方，在运动中将敌歼灭。这样，就可以甩开向北的蒋军而插到国民党区域取得人力物力，取得战局上的主动。陈毅次日即复电中央，完全同意这一南下作战方针，并对山东野战军作了部署。

    这是关系到未来华中地区整个战局的筹划。粟裕接到中央军委的指示后，根据他对华东地区国共两党军队态势的了解，内心非常矛盾。夜阑人静，

    蛙声阵阵，但粟裕难以入睡。在接到中央电报的当日晚，即给中央和新四军军部起草电文，力陈利弊，建议华中主力暂留苏中作战。他在电报中陈述外线、内线作战的利弊，他分析道：第一，在苏中地区，环境比较安定，部队转入战争状态需有一个过程。

    战争初期，我华中野战军主力，如在淮南作战，不仅粮草需保障供给，就连支前民工也需要苏中补给。主力部队开到，加上民工、干部，每天至少需要粮食10万斤，两三个月所需的粮食，则可达千万斤，其它军需供应的任务也相当繁重，这将会给我军在苏中地区的作战带来很大困难。

    第二，苏中当前有敌军9个旅，如我华中主力西迁，留守部队难以担当牵制任务，该区有被敌迅速占领之极大可能。苏中地区地富人稀，人口900万，占华中总人口的五分之二，粮食亦占华中总产量的五分之二，沿江商业繁荣，税收占华中的一半，这些都是支援战争的巨大力量，一旦沦入敌手，就会为敌所用。而且苏中地近京沪，如不战而弃，政治影响也不利。

    第三，淮南有敌军第五军，整编第七十四师一个旅也在淮南。另两个旅在南京，一打起来势必北渡淮南。这两支部队均属蒋军五大主力，加上淮南其他敌军，兵力较强。相对说来，苏中之敌较弱。

    对上级的指示有不同的意见，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这是一个指挥实际作战的将领，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的表现。但给中央的电报发走以后，粟裕的心中仍是难以平静。他想，自己的建议会不会影响中央的决策？自己的考虑会不会是局部性地看问题？总之，他担心自己的想法会不会对革命事业产生不利的影响。

    电报到达延安以后，毛泽东与中央军委非常重视粟裕的分析，经研究决定，改变了原来的战略部署。并向粟裕复电。

    翌日，粟裕接到中央军委复示：“部队继续隐蔽于待机位置，听候安排。”

    接到中央军委的电报之后，粟裕的心情才平静下来。然后，他和军区其他几位领导人反复磋商，即以张鼎丞、邓子恢、粟裕、谭震林4人的名义联名上报中央并陈毅：建议第一、第六师先在苏中打几仗，到第二阶段再西进淮南。

    7月初，中央从各方侦悉：胶济、徐州、豫北、豫东、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可能同时向我苏豫皖根据地发起进攻。中央军委对原定作战计划作了重要调整，指示张、邓、粟、谭：“先在内线打几个胜仗，再转至外线，在政治上更为有利。”

    中央军委作战计划的调整，对于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这也和粟裕的作用是分不开的。后来粟裕领导的“苏中战役”就是在中央新的作战部署的指导下取得的。

    7月上旬，苏中地区的战争形势越来越紧急。

    在华中野战军司令部里，从布满蓝色圆圈、曲线和箭头的长江两岸地图上，人们清楚地看到当前的军事态势。苏中地区的国民党军整编四十九师自南伸向北，整编八十三师自泰州伸向东，二十五师自扬州伸向北；津浦线的国民党第七军共15个旅伸向睢宁、泗县、盱眙、来安；麋集江南的国民党军整六十师、二十一师等7旅之众，作为第二梯队，北渡后跟进，形成“多路向心突击”的态势，箭头齐指我苏皖边区首府“两淮”（淮安、淮阴）。

 第158章

    作为华中地区军事指挥的首脑，粟裕深深觉得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但他对胜利充满了信心。他从来未被强大的敌人吓倒过，可以说，他一生的军事斗争中，都是与强大的对手作较量的，但只有胜利是属于他的。

    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在人民军队的革命战争史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

    可以说，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便不能成章。然而，在第三次国内战争开始的1946年之前，粟裕这个名字还远没有达到让国民党军队闻之色变的地步。但是，随着解放战争的发展，粟裕这个小个子军人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

    粟裕1907年8月出生于湖南省会同县枫木树脚村一个封建地主家庭。17岁便摆脱了旧家庭的束缚，逃跑到百里以外的地方求学。由于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马日事变”后，受反动当局通缉。他毅然投笔从戎，参加了叶挺领导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四师，开始了他的军旅生涯。他身经百战，6次负伤。一份资料说，从1938年至1943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坚持大江南北抗战，战斗50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10万以上。“这种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道路。是共产党军事指挥员成长的最基本的道路，当过新四军政治委员的刘少奇说，粟裕领导的新四军第一师”在抗战中建立最大的功劳，在我全军中以第一师部队作战最多，战果最大。“陈毅对粟裕的军事指挥艺术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其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好。“他还说：”粟裕同志可算为理论与实践兼优的人，战役指挥很高明，他长期在实际战争中锻炼，华东军事指挥主要靠他。“

    解放战争初期苏中战役中的“七战七捷”，就是可以说明粟裕高超的战役指挥艺术的例子之一。

    苏中战役开始之前，在苏中各部队高级指挥员参加的作战会议上，粟裕讲了进行自卫战的巨大政治意义，特别讲了敌人骄兵必败的道理，讲了不久前他亲自看到的蒋军军官盛气凌人，骄横狂妄的例子。

    那是在前不久的3月份，他在徐州向检查停战协定执行情况的3人小组，控告蒋军违反停战命令，侵占我解放区的罪行之后，从徐州乘飞机返回淮安。

    那天，机场上有一批批美制p51型蒋机不断地起飞、降落，发出刺耳的呼啸声。当时站在粟裕身边的国民党徐州绥靖公署副参谋长，趾高气扬地指着天空得意地说：“现代的空军，威力真是伟大啊！”这显然是耍弄威风，欺负我军没有空军。粟裕看出了敌人的不良用心，立即冷冷地回敬道：“可惜它有个缺点，目前还不能到地面来捉俘虏！”

    骄兵必败。粟裕根本不相信拥有美国飞机、大炮的国民党军队，会是未来战争的胜利者。

    根据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粟裕把苏中战役的初战选择在江都至如皋一线，也就是苏中解放区的前部地区。这是个异乎寻常的决策。战争初期，迎击进犯之敌，传统的战法是“诱敌深入”。但粟裕经过周密研究，从“时机、地点、部队”这三个关节考虑，认为在苏中前部地区作战，要比纵深地区更为有利。因为，在战争初期，我军以大块解放区为依托，可以充分发挥地利、人和的优势，乘敌正在实行战略展开之际，在前部地区予以打击，可以打乱敌之部署，暴露敌之弱点。何况战争初期，敌人恃强，以大军向我进攻，以为我军不敢撄其锋，我军恰恰在此时此地主动向其反击，必可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苏中战役正是在这样的作战指导思想下进行的。

    7月中旬，盘踞在南通的国民党第一绥靖区的汤恩伯（后由李默庵接替）

    指挥5个整编师，共15个旅约12万人，开始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攻。

    在此之前，我军已侦悉蒋军向如皋、海安大举进攻的确实部署：敌整编第四十九师从南通向北犯如皋；整编第八十三师从泰兴、宣家堡，整编第九十九旅从靖江，两路合击黄桥，然后配合四十九师会攻如皋；整编第二十五

    师的一四八旅从泰州东犯姜埝，得手后，这几路将会攻海安。

    敌人3路而来，显然是拉开架势和我军拼消耗。我军将以什么样的战法应敌呢？粟裕审时度势，决定先机制敌，主动进攻其出发地，打乱敌之部署，并选择了集中兵力先打宣家堡、泰兴这一路的方案。

    从“慎重初战”和“首战必胜”的要求出发，作战会议经过认真讨论，确定了作战方向以后，又很快作出具体部署：一师、六师各6个团，担任歼灭中路敌八十三师的两个团。七纵队3个团，在北侧监视西部之敌，十纵队3个团在邵伯牵制敌二十五师。

    最后，粟裕对于这样的作战部署又明确说明了一个基本考虑：“敌人12万人进攻我3万多人，是四打一，我军这么一来，还了它个：六打一！”

    7月13日，粟裕亲临一线作战。

    粟裕率一师，谭震林率六师，管文蔚、吉洛率第七纵队在宣泰地区作战，第一军分区监视和阻击可能由白浦北犯之敌和泰州东犯之敌。

    战斗打响后，宣泰之敌碎不及防，惊慌失措。刚上任的第一绥靖区司令李默庵感觉战局难测。这时，已抵白浦的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停止前进并电询李默庵，李因情况不明，不敢贸然前进，遂令王撤回平湖。

    15日，当李默庵确实判明我主力部队在宣泰之间时，复令其四十九师继续北进。我军严阵以待，一师和敌人发生激战。经过一夜的战斗，歼灭了敌八十三师的第十九旅两个团和旅属山炮营及第六十二旅一个营共计3000余人，缴获山炮10余门，轻重机枪200多挺。达到战前预期的目的。

    因为是初战，中央军委对此战极为关心。战斗一结束，毛泽东即打电报询问战况如何？问打的是不是整编第八十三师？该师被消灭了多少？尚存多少？……粟裕清查战果后，一一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见战报后十分高兴，又立即电示粟裕：“泰兴战斗结束后，立即整理部队，准备再打四五个大仗”。

    蒋军在宣泰之战中失败，消息传到南京，蒋介石极为恼火，大骂李默庵无能，并给李发去命令：“令整编六十五师火速北渡长江，会同靖江第九十九旅增援泰兴，再进黄桥，拖住共军主力。令第四十九师日夜疾进，夺如皋城。然后，第四十九师从如皋城，第六十五师从黄桥，第八十三师从泰州，三面夹击共军。全歼粟裕之一师、六师。”

    根据敌人新的作战部署，粟裕拟定了两个作战方案：第一个方案，是打前来增援宣、泰的第六十五师和第九十九旅。这个方案的优点，是就近运用兵力，部队不会太疲劳，时间也比较充裕。缺点是这批敌人是来增援的，警觉性必高，很可能一打就退，不易合围，或者打得相持不下，使敌第四十九师得以乘机占领如皋，使我军的侧后和后方受到很大的威胁。

    第二个方案，是迅速转移兵力，以主力作远距离机动，直插进犯如皋的第四十九师侧后攻击之。此案的优点比较明显，主要是这一行动必然大出敌人之意料。但此案也有缺点，这就是我军要强行军一百几十华里（第六师的距离更远些），两夜激战之后继以疾走，我方战斗力势必会被减弱。

    粟裕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采取第二种作战方案。因为据侦知，敌军认为我军主力在敌之西边，而敌之四十九师则放心大胆地向我如皋挺进。如果我军来一个远距离奔袭，就会陷敌于被动，打他个措手不及。当然，要实现这

    一作战目的，我军必须打得、饿得和跑得，能够连续地打仗、行军、打仗。

    粟裕深知，这也正是我军的长处所在。

    所以，苏中战役中的第二战，粟裕就选中了敌四十九师作为歼灭的目标。

    7月15日晚，粟裕令第一师全部和第六师大部转兵东进；并用汽艇急运第七纵队一个团，先期赶往如皋，协同第一军分区部队扼守该城。同时设置疑兵，继续围歼泰兴城内之残敌，给敌人造成我之主力确实仍在西边的错觉，使敌四十九师放胆向如皋进犯。

    第一军分区对东进之敌进行了英勇的阻击。

    17日上午，进犯如皋的敌右路到达如皋以东的鬼头街、田肚里地区，左路到达如皋以南之宋家桥、杨花桥，准备次日会攻如皋。

    与此同时，我东移之主力也已抵达黄桥、如皋之间的分界、加力地区。

    粟裕作了歼敌的具体部署：以第一师主力抢占鬼头街东南公路上之林樟，断敌退路，尔后从右路之敌第二十六旅的侧后向北攻击；以第六师主力抢占杨花桥西南的贺家坝，尔后从左路之敌第七十九旅的侧后向东北攻击；第七纵队主力则由如皋城及其东北地区向东南出击；3路协力，歼敌于如皋东南地区。另以第一师、第七纵队各一个团伏击向姜堰进犯之敌，以第六师之两个团打击向黄桥进犯之敌。

    7月18日晚，我军突然向敌人发起攻击。敌惊慌失措。敌第四十九师师长王铁汉电告李默庵求救。李因为刚吃过败仗，也极为恐慌，就在电话中对王铁汉说：“铁汉兄，你先坚持一天一夜，后天援军就到，你一定要顶住共军的袭击。”

    王铁汉接了李默庵的电话后骂道：“他妈的，一天一夜不都得见阎王去！

    李默庵你见死不救，只要这一仗老子不被共军吃掉，就有你好瞧的。

 第159章

    “

    王铁汉亲自督战至19日，援军仍未到。晚上，他把部队交给参谋长，言称亲自上第一线作战。实际上，他领着几个亲信逃之夭夭，其部被我军全歼。

    如皋东南地区的第二仗，我军共歼敌一个师部，一个半旅，计10000余人。一次歼敌这么多，解放战争以来还是第一次。战斗结束的当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就发来了贺电：“庆祝你们打了大胜仗！”

    蒋军两战两败，恼怒之余是不甘心。国民党参谋总长陈诚，汤恩伯及白崇禧等国民党高级将领，纷纷到华中地区，给国民党士兵打气，并策划下次战役。

    敌军决定再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路向苏中重镇淮安进行攻击。

    经过宣泰、如南两战，王铁汉丢了两个半旅。在如南战役中，王打扮成伙伕才得以逃命。等他逃回宋家桥时，心里自是窝火。受上司责骂，受同事白眼，一直抬不起头。他听说蒋军准备打淮安时，主动向汤恩伯请战，企图雪前战之耻。

    汤恩伯要集中6个旅攻打淮安，粟裕得知后，心情十分兴奋，这无疑是敌人又送到嘴边的一块肥肉。

    敌人把淮安作为进攻的目标是有道理的。因为淮安是苏中战略要地和交通枢纽，敌军进攻，我军势必争夺，这样敌人依仗其优势的兵力和装备，就可重创或者消灭粟裕的主力部队。

    面对这种状况，粟裕没有按自己的作战兴趣行事。

    从粟裕内心讲，想先以小部队实施运动防御，先给敌人以一定的杀伤和消耗，使主力部队赢得休整的时间，然后撤出淮安，给人造成我被迫放弃战

    略要地的感觉，让敌人在“胜利”中遭受我军的沉重打击。

    但这种思想不是轻易的能够为人所接受。为了慎重起见，粟裕决定赴华中分局请示汇报。粟裕此时是在海安。海安离华中分局本部所在地的淮安，相距约150多公里，而且还要经过东台的水网地区。粟裕骑摩托车，乘黄包车，蹬自行车，把当时能利用的交通工具都用上了，还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赶到淮安。

    华中分同立即召开常委会，认真讨论了粟裕的方案，最后把粟裕的设想作为正式方案确定下来。这就是：先在海安实施运动防御，尔后主动撤离，寻找新的战机打击敌人。华中分局并将此决定上报中央、华东局及新四军军部。

    然后，粟裕立即又赶回海安，大刀阔斧地将主力部队后撤休整，仅以第七纵队之一部在海安地区进行运动防御战。

    在7月30日至8月3日的4天中，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为主力部队不久的第七纵队，可真是打出了威风。他们只用了3000多的兵力，英勇抗击了5万多敌军的轮番进攻。尽管敌人兵力集中，炮火浓密，但我军灵活作战，伤亡仅200余人，杀伤敌军3000余人。7月31日，他们还巧妙地对敌人进行了一次夜袭，消耗了敌人万余发炮弹。

    8月3日，七纵队主动撤离海安。

    我一撤出海安，敌第六十五师，第十五旅，新七旅纷纷侵进海安，竞相向南京报捷。敌人宣布我华中主力大势已去。

    敌人随即分兵占姜埝、占西场、占李堡、占角斜，企图完成海安至黄淮边的东西封锁线。这样一来，在西起扬州，东到海边的300里地段上，摆开了便于我军各个击破的一字长蛇阵。

    华野总部和中央军委一致认为歼敌良机已至！经过休整的我军一师、六师主力，迅即分路出击。

    8月10日夜，我一师部队向刚换防到李堡镇的敌新七旅十九团发起攻击。敌人不及防备，一夜之间被全歼。率十九团前来接防的新七旅副旅长田从云，成为我一师俘虏的第一个国民党将军。

    8月11日，由海安东进的敌新七旅旅长黄伯光不知李堡镇已被我军拿下，仍率二十一团部队向李堡镇进发。结果在洋蛮河地区被我军预先埋伏的大口袋围了个结实。

    中午，当敌以3路纵队行进至我埋伏圈后，我十八旅十四团立即迎头发起攻击，七纵第五十七团迅速断其退路。许多敌人还没有来得及拉开枪栓就做了俘虏，有的慌乱地滚下深河之中被活活地淹死。下午5时，我军发起冲锋，不到30分钟，就把分割成数块的敌军全部歼灭。

    李堡一战，使苏中战局发生新变化。蒋军连遭我4次打击，损失了3万多人，使其在苏中的机动兵力已经不多，不得不调整部署，把重点放在扼守南通、丁埝、如皋、海安这条公路干线，加强海安泰州之线以南之间的防御，以确保其占领区。同时，积极准备以其整编第二十五师由扬州、仙女庙地区乘虚北攻邵伯、高邮、威胁两淮。

    针对这一情况，我军决定从敌侧翼南通、如皋一线打开缺口，钻到敌人的肚子里去打，威胁敌人后方基地，打乱敌人部署，造成歼敌良机。

    8月20日晚，我军16个团，3万多人，在粟裕、谭震林的率领下向南开进。

    21日晚，一师向丁埝守敌，六师向林梓守敌，第五旅向东陈守敌，分别发起突然攻击。

    在此地受我攻击的敌军，是敌交通中队，号称国民党的一支“袖珍王牌军”。这支部队是由美国特务梅乐斯和国民党军统特务戴笠合作训练出来的特务武装，连以上军官都是军校生，多属军统特务，比其他国民党军队在政治上更加反动。他们以恢复交通为名，专门对公路沿线的解放区进行“围剿”，配合地主还乡团血腥镇压人民。为了捕捉地方干部和民兵，他们竟在丁埝储存了几屋子刻有u.s.a字样的脚镣手铐。

    我军向该敌发起攻击后，进展很快，不到20个小时就解决了战斗，该地的敌军除一小部分逃走外，其余大部被歼。

    如果说，苏中战役是整个华东战场的序幕，那么，“攻黄救邵”的“如黄”之战，则是“七战七捷”全剧的高潮。

    粟裕率我军主力攻占丁、林后，扬州蒋军第二十五师，于25日牙始沿运河北上，把进攻的矛头指向苏中解放区的江都县邵伯镇。

    粟裕深知敌人的战法，决心走险棋，出奇兵以胜敌。决定除以第十纵队3个团和地方武装两个团在邵伯防御，其余的3万余主力部队，插进东西南北皆没有众多据点的敌包围圈内，以“攻黄（桥）救邵（伯）”的战法，来调动敌人，歼敌于运动中，并解邵伯之围。为此，令除以七纵队在姜堰、海安之间发动钳制性进攻外，主力于23日夜间由丁埝、林梓向黄桥挺进。

    此时，蒋军判断粟裕将要攻打如皋，于是急令九十九旅由如皋向黄桥增援。

    粟裕得知此一情况后，仍令部队继续西进，并通知部队准备在如黄路和敌军打一遭遇战。

    25日，在黄桥东北，我军果然与敌军遭遇。粟裕立即令我军将遭遇的敌第九十九旅包围起来。

    此日，蒋军急忙从如皋调来一个旅又一个团增援第九十九旅。粟裕来者不拒，也就势把该敌也划入了包围圈。

    是日夜，我军对敌各部队发起勇猛的进攻，敌人拼死固守，激战一夜，未见分晓。

    原来，敌人的实力，要比我们预先侦知的要强。为了保证全歼，速战速决，粟裕决定集中4倍、5倍、6倍于敌的绝对优势兵力。当时，手头兵力不多，更没有预备队，就从战场上及时转用兵力。

    敌人经我军一夜攻击，伤亡惨重，士气低落，建制混乱，正盼着飞机和援兵来救命时，天突然下起滂沱大雨，致使敌人失去了空中优势。下午1时，我参战部队再次向被围之敌发起攻击。我一举突破敌人的防御阵地，直插敌人心脏。敌人立即乱作一团，失去指挥，分头突围。我军大胆楔入敌群，猛打猛冲，敌军大部被歼。

    残敌1000多人仓皇南逃，正好闯进我一旅的埋伏圈内。一旅一阵痛打，敌人完全给打懵了。结果，该敌被全歼在芦家庄地区。

    歼灭了该敌之后，我一旅立即挥兵东向，会同第三旅、第五旅，以15个团的兵力，向被围的加力、谢家甸之敌发起攻击。

    27日，敌人一面从如皋拼凑了一个团的兵力西出接应，一面从加力、谢家甸以营为单位分路突围。我军首先向被围之敌发起猛烈的进攻，被围之敌很快悉数被歼。由如皋出来接应的敌人亦被歼一半。与此同时，我五旅乘胜

    攻克黄桥。

    如黄路作战，是解放战争以来缴获俘虏最多的一次，歼灭九十九旅全部，一八七旅全部，七十九旅1个半团，一六○旅5个连，六十二旅1个营，总计1.7万余人，缴各种炮50余门，轻重机枪600挺，长短枪3500余支。

    在如黄战役激烈进行的同时，粟裕还同时指挥发起了邵伯之战。

    邵伯位于扬州以北，形势险要，是通往两淮的门户。为了集中主力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迅速拿下如黄战斗，留守邵伯的我军只剩下第十纵队和地方武装的两个团。

    从8月23日到26日，坚守邵伯的部队，经过4天4夜的保卫战，终以胜利而结束。敌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向我守军发起轮番的猛烈攻击，但我十纵队和第二分区的部队，依靠工事和水面，英勇抗击敌人，我主阵地始终屹立未动。当敌第九十九旅在如黄路上被歼时，消息传来，敌全线震惊，原来叫嚷“不出3天攻下邵伯”的敌第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不得不把部队撤回扬州。

 第160章

    苏中战役，七战七胜，震撼全国。党中央毛泽东给予了高度评价，说苏中战役“每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敌一部（例如8月26日集中10个团打敌2个团，8月27日集中15个团打敌3个团），故战无不胜，士气甚高；缴获甚多，故装备优良；凭借解放区作战，故补充便利；加上指挥正确，既灵活又勇敢，故能取得伟大胜利。这一经验是很好的经验，希望各区依照办理，并希望转知所属一体注意。”

    苏中战役之后，延安总部发言人称这次胜利，加上中原突围、定陶战役，“这三个胜利，对于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局面的重要作用。蒋军必败，我军必胜的局面是定下来了”。并说：“粟裕将军的历史，就是一部为民族与人民解放艰苦奋斗的历史。今天，粟裕将军成了苏皖军民胜利的旗帜。”

    后来的军史家也给苏中战役以高度的评价。认为苏中战役，不仅是粟裕灵活用兵，不拘一格的充分体现，也标志着解放战争初期我军高级指挥员高超的战术指挥水平。认为在敌我兵力为四比一的情况下，歼敌数字是敌军总数的二分之一，相当于我军总兵力的两倍，这在中外战争史上都是罕见的。

    二、宿北大周旋泗城失利，淮阴失守，陈毅心急如焚。粟裕见到陈毅时的第一句话：“军长，我来迟了！”中央指示：两军会合后第一仗必须打胜！敌师长戴之奇叫嚷：谁第一个冲上山顶，官升三级，赏金5万！陈毅赋诗云：“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匪应垂泪。”陈毅对前线记者说：粟裕将军“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苏中战役，我军大胜，蒋军损兵惨重。但就整个解放战争的全局而言，这些胜利还并没有改变人民解放军所处的劣势，也没有遏止敌人向解放区进攻的势头。

    9月10日，蒋介石令第七军、整编七十四师和第二十八军向我华中解放区首府淮阴发起全面进攻，淮阴告急。

    在此之前，陈毅指挥了泗县之战。当时，在泗县城坚守的敌军有两个团。

    在泗城战役之前，我军刚打完朝阳集的战斗，歼敌5000多人，部队比较疲劳。

    故山东野战军参谋处和华中分局的邓子恢、张鼎丞都不同意陈毅攻打泗城的决定。但陈毅偏听于少数人的意见，终于酿成攻城失利，我八师损失严重，士气受挫。

    泗城失利之后，中央考虑陈毅身为山东军区司令员，要统筹指挥山野和华中野战军，兼顾鲁南、苏中和胶济3个战场，拟打算派徐向前赴山东指挥军事。陈毅作为一名战区指挥员，当然明白中央这一考虑的全部含义，故连电中央表示欢迎徐向前来鲁主持军事。但是等了20多天，徐向前因病没有前往。

    泗城失利，淮阴失守。面对险恶的战争形势，陈毅心急如焚。

    9月11日，中央命令刚取得苏中战役大胜的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率主力火速从苏中开赴淮阴增援。从苏中淮安到淮阴约250公里，一路水网，既少陆路，又少船只，且雨水不停，阻敌不断，一时难以到达。

    陈毅率山野部队抵抗敌人，激战至19日拂晓，敌张灵甫之七十四师突破淮阴城门。陈毅遂下令部队撤出淮阴。

    9月下旬，陈毅与粟裕在涟水县西北陈师庵会合。

    陈毅身着半旧军装，腰带上挂着一支手枪，打着绑腿，脚穿白粗布袜子和土布鞋，浑身透出虎虎生气。粟裕的装束和陈毅的差不多，只是身材不高，性格沉静，是一位典型的儒将。

    粟裕一见到陈毅就大步迎了上去，敬了一个军礼，歉疚地说：“军长，我来迟了。”

    陈毅紧紧握住粟裕的手，激动地说：“毛主席来电报，要我等你来后一起商定下一个战役。我们一如既往，军事上主要由你考虑，我给你出出题目。”

    粟裕连忙说：“我还像过去那样，尽力当好你的助手。”

    参谋处的同志看到陈、粟两人倾心相谈，情真意切，兴奋地议论说：“下一仗，一定旗开得胜！”

    陈毅、粟裕原都是主张放弃两淮、不与敌人拼消耗的。

    陈毅说：“两淮丢了，并非坏事。我在马背上凑成了几句诗：”诱敌何妨让两淮，蒋军到此好堆埋。运河不是鸿沟界，会见狂潮卷地来。“陈毅又解释说：”我们把包袱丢给敌人背，敌人占了城市，必须分兵把守。占领的城市越多，敌兵力就越分散。“

    粟裕很赞成陈毅的意见，说：“对，这样敌人用于前线作战的部队就逐

    渐减少，正有利于我们一口一口地把他们吃掉！“

    9月25日，新华社华中前线电讯稿，有粟裕在新四军主动撤离淮阴、淮安后的一次谈话。粟裕指出：“我军的撤出两淮，绝不是我们军事上的失败，而是对蒋军大规模歼灭战的开始……侵入淮阴、淮安的蒋军，终必被歼灭在这些土地上的。”

    当然，敌人至死也不会这样考虑问题。攻占两淮后，张灵甫得意忘形，大张旗鼓地庆贺“大捷”。蒋介石和他的参谋总长陈诚等也大造舆论，通电对张灵甫“备极嘉奖”，吹嘘“苏北战事已近尾声”等等。

    同时，粟裕又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华野、山野合并”的建议。分析：为了改变华中局势，以集中华中、山东两个野战军攻下宿迁，进行宿北战役，得手后再向西扩张战果。这样，使两大野战军合并，更有利于指挥作战。

    毛泽东收到粟裕的电报，非常高兴，对朱德说：“粟裕这个同志主意多嘛，你看他又给我们出点子了。”

    10月15日，中央军委给陈毅等发去电报，同意山东野战军和华中野战军合并，并对两大野战军合并后的人事安排作了明确指示：“山野、华野两军集中行动，两个指挥部也应合一，提议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谭震林为副政委。”

    陈毅和粟裕长期共事，关系融洽，这是人所共知的。当时部队中流传着一句话，叫做：“陈不离粟，粟不离陈。”充分说明了两人的密切关系。

    当陈毅听说了这句话后，笑着说：“好嘛，当年在中央苏区，朱不离毛，毛不离朱，红军无往而不胜。今天我们也可以学学毛主席和朱老总的样子嘛！”

    在陈粟多年的合作中，陈毅高瞻远瞩，掌握全局：粟裕多谋善断，敢打必胜。陈毅对粟裕十分倚重，决心下定后，战役指挥就放手交给粟裕。粟裕对陈毅也十分尊敬，遇到重大问题，总是先向陈毅请示。在后来华东野战军成立后，粟裕还称陈毅为“军长”。纵队报告战况和请示问题，粟裕答复后，问“军长有什么指示？”陈毅总是接过电话说：“粟裕司令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你们坚决照办。”

    在两大野战军集中行动后不久，毛泽东又来电指示：“两军会合第一仗必须打胜。”

    那么，这一仗在哪里打呢？

    陈毅主张山东野战军回鲁南，华中野战军留淮海作战，或者全军入鲁作战。因鲁南之敌已进占峄县、枣庄，威逼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

    对于陈毅的建议，粟裕有不同意见，上报军委后，军委也对此提出了疑问。

    粟裕认为，“全军入鲁作战的设想是好的，但似应在入鲁之前争取在淮海打一个好仗。”

    最后经过陈毅、粟裕等进一步的慎重研究，统一了思想，决定暂缓去鲁南，先在淮海打一个较大规模的歼灭战，并将此意见立即报告了军委。

    毛泽东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指出：“决心在淮北打仗甚慰。”“陈（毅）

    张（鼎丞）邓（子恢）曾（山）粟（裕）谭（震林）团结协和极为必要。在陈领导下，大政方针共同决定，（你们6人经常在一起，以免往夏电商贻误战机），战役指挥交粟裕负责。“

    实际上，当山东、华中两路野战军靠拢后，陈毅就向军委提出：“华野、

    山野统一指挥“，”在军事上多由粟下决心“。

    收到毛泽东的电报后，粟裕即向中央表示：“我长期在陈毅同志领导下工作，对他十分尊敬和敬佩，在他领导下心情很舒畅。现在中央、陈毅同志要我担负这个重责，我决心竭尽全力地挑起这副担子，当好陈毅同志的助手，使陈毅同志用更多的精力抓全局。”

    江苏宿迁以北的五华顶，本是一片普通的山林野地，1946年12月中旬，却成了华东我军统帅们的司令部。正是在这里，陈毅、粟裕指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宿北战役。

    想打敌人，敌人偏偏就找上门来。

    10月底，蒋介石拟定了一个以12个整编师分4路大规模进攻苏北、鲁南的作战计划，其部署是：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十一师协同整编第六十九师共6个半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吴奇伟指挥，从宿迁向新安镇、沭阳进攻。

    以“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七十四师协同整编第二十八师、第七军共7个旅，由徐州绥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从淮阴、淮安向涟水进攻。

    以第一绥区司令官李默庵指挥整编第六十五师、八十三师、二十五师等6个旅，由东台向盐城、阜宁进攻。

    以第三绥区司令官兼整编第三十三军军长冯治安和整编第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指挥整编第五十九、七十七、二十六、五十一师及第一快速纵队共9个旅，由台儿庄、枣庄、峄具向临沂、郯城进攻。

    12月上旬，陈毅提出集中兵力歼灭由宿迁进攻沭阳之敌，正在盐城指挥作战的粟裕表示同意。

 第161章

    并于12日赶到五华顶山指挥所，协助陈毅指挥作战。

    12月13日，敌十一师十八旅沿宿沭公路进占来龙庵；整编六十九师进占人和圩、安仁集、邵店子、嶂集、峰山、晓店子地区；十一师十八旅依仗着坦克和大炮，很快得手。得手后，十一师师长胡琏迅速向陈诚和蒋介石报功，但陈诚却在电话中说：“祝贺你，胡师长，但现在暂时不要报告委座，到整个战役打完了再报不迟，你现在守住你的阵地，配合六十九师作战，明白吗？胡师长。”

    “明白，我会把握的。”胡琏放下电话后，立即转脸对他的副官说：“命令部队坚守阵地，不得随意进攻。”

    敌整编六十九师在下午进占人和圩、安仁集、邵店之后，部队继续向峰山镇、峰山进攻。该师师长戴之奇即刻给吴奇伟打电话，说他的部队正向峰山进攻。

    吴奇伟说道：“戴师长，祝贺你，你是第一个在宿北战役上为党国立功的，等仗打完了，我一定在委座面前为你靖功。”

    “是，吴主任。兄弟绝不负栽培。”

    粟裕针对敌人的态势，将我方部队重新作了部署，但在我军尚来到达指定位置时，敌人已抢先一步，占领了阵地。

    已得到蒋介石嘉许的戴之奇，坐在吉普车内随部队行进，并不时地从车里探出头来喊道：“弟兄们，加快速度，谁第一个踏上峰山，官升三级，奖赏5万元。”

    根据粟裕的部署，我第一纵队叶飞部、第八师何以祥部按计划于12月15日拂晓前，进至新安镇西南新套子以北地区集结，第七师谭希林、曾希圣部在拂晓前进至西鲍圩（宿迁以北），为西渡沭河、控制宿新公路峒岭镇地

    区作准备；第二纵队韦国清部于15日拂晓前到韩集、泰山集地区集结；张震率领第九纵队坚守五华顶、叶海子、来龙庵等既设阵地，迟滞敌人前进；第一师在副师长的带领下，昼夜兼程北上，准备参战。

    15日早上8点，敌整编六十九师预备第三旅进犯至我五华顶阵地前沿，九纵司令张震说：“先不要打，让敌人往里进。让戴之奇这条疯狗扑进来倒地之后，我们再卡住他的脖子，狠狠地打。”

    戴之奇所部前进无阻，戴为之兴奋异常，给从另一路进犯我军的胡琏打电话：“胡师长，你那里怎么样？我的三旅已经占领五华顶了！”

    胡琏也得意地说：“戴师长，我师弟兄现正呈扇面形状，向共军出击，共军溃不成军，已被我各个击破。戴师长，你再不抓紧，这军功我可一人包了。”

    戴之奇急忙答道：“胡兄，别呀，给兄弟留个机会，不然，让我如何向委座交待啊！”

    戴之奇挂上电话后，立刻命令部队发起更凶猛的进攻。

    张震仍没有让部队还击敌人，因为他认为敌人还未发现我军主力的行踪，而且敌人的这种冒进恰恰有利于我军割裂其战斗队形，各个予以歼灭。

    戴之奇求功心切，想不到我军设好的陷饼正等着他往里面跳。

    16日晨，冬雾弥漫大地。敌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再次向我军阵地发起进攻。

    此时，陈毅果断地向我军指战员发出命令：“同志们！全歼敌军整编六十九师的时机到了！我命令：第八师围歼晓店子的守敌预备第三旅；第一纵全力反攻，割断敌六十九师和敌十一师的联系，第二纵向高圩、李圩出击！”

    当晚，第一纵在叶飞、何克希带领下，果断勇猛地插入敌之纵深，占领了高家洼、傅家湖一线；一部插入晓店子以南，占领三台山，切断了敌整编六十九师的退路，并形成了与敌十一师正面交锋的态势。第七师在谭希林、曾希圣的带领下，与第九纵张震部密切配合，趁邵店之敌四十一旅西窜之机，切断了该旅与其师部的联系。

    此刻，蒋介石的嫡系六十九师陷入我军重重包围之中。

    此时的戴之奇已失去昨日的骄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连连向吴奇伟和胡琏呼救。

    戴之奇从16日晚一直呼救到次日晨，吴奇伟、胡琏也没有给他派来一兵一卒。他感到了生命的绝望。

    经过激战，敌峰山阵地终于被我军攻克。

    戴之奇不甘心要点的失守，很快命令部队约两团的兵力，由东北、东南两个方向，朝峰山发起箝攻，企图夺回失去的阵地。

    我军守山部队打得勇猛顽强。敌人大炮轰，飞机炸，把山顶笼罩在一片烟火之中。敌人轮番向山上猛扑，都被我军击退。

    我军奇取峰山之后，即使驻守在晓店子的敌预三旅阵地裸露在我军的前沿。我八师当即命二十二团向晓店子发起攻击。守敌挡不住我军的强大攻势，不足半天，该处守敌被全歼。

    敌预三旅在晓店子被歼，使戴之奇的六十九师又失去一翼，只好死守待援。奉命援救的敌十一师，则被我阻于六塘河岸而寸步难行。最后，胡琏见增援无望，又担心被我军吃掉，只好缩回宿迁去

    18日晨，蒋介石又亲自给胡琏打电话，令其再次出兵救援。8时15分，敌整编十一师再次全力北援，又被我一纵和八师各一部击溃。此时，戴之奇见增援无望，命副师长饶少伟率六十旅突围，结果被全歼。

    戴之奇在最后无望之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成仁书”，自毙其命。

    19日上午，困守苗庄的敌第四十一旅分两股向南北突围，除300余人逃跑外，全被我军歼灭。至此，敌整编六十九师全军覆没。宿北一役共歼敌2.1万余人。

    远在千里之外的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密切注视着华东战局的发展。在宿北大捷的前一天，即1946年12月18日，毛泽东就致电陈毅、粟裕：“庆祝宿沭前线大胜利，望对一切有功将士传令嘉奖。”“第二步作战，似以集中主力歼灭鲁南之敌，并相机收复枣（庄）峄（县）台（儿庄），使鲁南获得巩固，然后无顾虑地向南发展，逐步收复苏北、苏中等一切失地。

    究应如何，望按实情处理。“

    陈毅、粟裕从战场实际出发，对于第二步作战，提出了三个方案：一是出击淮北，逼近徐州，以调动敌人并寻机歼灭之；二是继续留在苏北与敌周旋，求歼有可能孤军冒进的张灵甫之整编第七十四师；三是按军委意图回师鲁南，歼灭鲁南较弱的敌五十九师。

    最后决定实行第三个方案，并上报中央军委。

    24日，毛泽东接到陈粟的电报后，认为打五十九师不妥，回电要求：“似应集中25个团左右的兵力与鲁南地区歼灭二十六师。”25日，毛泽东再次来电，指示：“鲁南战役关系全局，此战胜利即使苏北各城全失亦有办法恢复。”“第一仗似应打二十六师3个旅为宜，因该师系鲁南主力，该师被歼，全局好转。”若先打五十九师，恐一时不能解决鲁南问题。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陈毅、粟裕决定集中27个主力团打敌整编二十六师和快速纵队共6个团，兵力对比为4.5比1，战役发起时间定为1947年1月2日24时，要求各部于1月1日拂晓前进至指定地域。

    作战方案制订以后，部队开始行动。陈毅、张鼎丞、邓子恢率司令部人员星夜北返临沂。粟裕与华野战将叶飞、陶勇、王建安、郭化若等人一起，组织部队夜行晓宿，秘密兼程北上。

    12月底，气候已是非常寒冷。此时敌整编二十六师正一字长蛇阵配置在沿峰县到卞庄的公路两侧长达30公里的狭长地区内。峰县东南有个村庄，叫马家庄，二十六师师部就驻扎在这里。因为部署分散，用坦克巡逻来完善防御体系。

    1947年元旦，陈毅对粟裕说，“蒋介石派军队侵占我解放区，奸淫烧杀，无恶不作，搞得人民流离夫所，苦不堪言。现在倒好，二十六师师长马励武回到峄县过快活年去了。老子偏不让你过。”

    粟裕接着说：“各部队已按作战部署到达指定位置，可以准时向敌人发起攻击。”

    1月2日22时，粟裕一声令下，左、右两路纵队向敌二十六师发起攻击（比原定发起进攻时间提前了两小时）。

    由于过年，敌人疏于戒备，受到我军攻击，立刻陷入猝不及防的混战状态。敌师长在城里看戏未归，部队无人指挥，一经接战，便溃不成军。

    激战到3日晨，右路纵队主力以勇猛动作攻占了平山、石城崮、北大窑、凤凰山、白岩、石龙山等要点，歼敌第四十四旅一部，并击退了由马家庄向

    尚岩增援的坦克；第十师一部攻占了四马寨，占领了付山口及其南北的高地，切断了敌人向峄县、枣庄的退路；第八师一部攻占了曹家庄，分割了敌第四十四旅和第一六九旅的联系。左路纵队之第一纵队肃清了卞庄外围之敌，攻占了塔山一九二高地，将敌五○五团压缩于卞庄地区；第一师进到鲁防、桥梁一线，歼灭敌人一部，割断了敌整编二十六师和第三十二军的联系。至此，我左、右纵队达到了对敌整编第二十六师及第一快速纵队的战役合围，并部分地实现了战术分割，为各个歼敌创造了条件。

    3日下午3时，华野司令部里的电话铃急促地响起来。朱参谋接罢电话向正在下围棋的陈毅司令员报告：“敌人有收缩的态势还没有等朱参谋把话说完，陈毅就说道：”料定有这么一着。我们就利用它收缩的机会，下命令展开全面进攻。还有，叫通八师王吉文副师长的电话，要他动作快一点攻占马家庄，把敌人的师部打掉。

 第162章

    “

    下棋的对手在听陈司令员发话，手拿着棋子没有放下，陈毅瞅了对手一眼：“举棋不定，必失一着。”说着，将黑子“啪”一放，把对方的口给封住了。

    3日夜，天空乌云密布，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乘夜偷偷收缩部署。

    我军不失时机地展开全面进攻：右路纵队第八师以闪击态势攻占了马家庄，歼灭敌二十六师师部大部，使敌人失去了指挥；第九师主力和第四师十团攻克太子堂，全歼敌第四十四旅；滨海警备旅攻占杨家桥，歼敌一部；同时，鲁南特务团也占领了寨山、鹅山，我左路纵队之第一纵队攻克卞庄，并继续向向城、张家桥、常家渔沟地区攻击前进；第一师一部两次攻击吴庄。至此，敌整编二十六师已被大部歼灭，第一快速纵队完全陷于孤立，被我紧紧包围于陈家桥、贾头、作字沟狭小地区之内。

    蒋军第一快速纵队，是一支彻头彻尾的美式装备武装的摩托化部队，是蒋家公子蒋纬国经营多年的“国军精华”，也是蒋介石的两张王牌之一。他的全部武器装备，包括坦克车、装甲车、榴弹炮以及其它各种轻重武器和弹药，都是来自美国。部队是由美国教官训练的，编制也是美国式的。部队人员的服装，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统统是美国货。这支部队的核心——战车第一团，开始干脆由美国的一个上校担任团长，后来由蒋纬国继任。这样的王牌，一张放在东北，一张就放在这里。

    起初，快速纵队也确实快速了一阵子。它随二十六师从峄县向东进攻后，一路上相当顺利。这鲁南平原正是坦克、装甲车等机械化部队的用武之地。

    他们曾开足了马力，得意地在平原上驰骋着，一个个的村庄，一道道的河流，一簇簇的树林……迅速地被抛在后边。几天以后，就先后拿下了白城、卞庄等许多村镇，到年底，则开进到马家庄一线。

    但好景不长，在敌第二十六师被我军歼灭大部以后，这支快速部队的末日也快来临了。

    至4日上午，敌二十六师基本被歼，第一快速纵队企图逃回峄县，但天公有意作难，由阴转雨，雨雪交加，道路泥泞，飞机不能来支援，坦克深陷泥潭。我军激战至下午3时，除7辆坦克逃回峄县外，其余悉数被歼。

    马励武把逃回峄县的残兵败将召集在一起，发疯般地喊道：“都和我一块守城，城在人在，城破人亡，看谁敢后退半步！”言毕，啪啪啪对空连发3枪，第一个冲上城楼，欲与我军决一死战。1月11日，粟裕率3个师的兵力，向峄县发起攻击。敌第二十六师中将师长马励武被生擒。20日，我军

    又克枣庄，敌第五十一师中将师长周毓英也被活捉。

    整个鲁南战役，我军歼敌整编二十六师、五十一师和第一快速纵队5.3万余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

    对于鲁南惨败，马励武在日记中记述道：“此诚余带兵以来对外对内作战损失最惨最痛之一战也！不仅是个人之不幸，实国家之大不幸也！悔之莫及！”在成为俘虏后，马励武懊恼地说：“当本师配属快速纵队东进时，可谓声势浩大，未料四日一战，即四面楚歌。”一些被俘的坦克兵也说：“我们在印缅战场与日军作战3年，一直是向前冲，美国人对我们也很看得起，想不到今天败得这样惨。”

    陈毅诗情满怀，每每大战胜利后，都要吟诗作赋，这次也不例外，他写道：“快速纵队走如飞，印缅归来自鼓吹。鲁南泥泞行不得，坦克都成废铁堆。快速部队今已矣，二十六师汝何为？徐州薛岳掩面哭，南京蒋匪应垂泪。”

    1947年1月，根据中央军委统一整编全国军队决定的方针，撤销山东军区、山东野战军和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由这些地区和部队组成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

    华东军区以陈毅为司令员，饶漱石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司令员，黎玉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舒同为政治部主任，辖鲁南、鲁中、胶东、渤海、苏北、苏中等6个军区及滨海分区和东江纵队，共约36.6万余人。

    华东野战军以陈毅为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治委员，陈士榘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纵队（含第一、第二、第三师和独立师），叶飞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二纵队（含第四、第五、第六师），韦国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第三纵队《含第七、第八、第九师），何以祥任司令员，丁秋生任政治委员；第四纵队（含第十、第十一、第十二师），陶勇任司令员，王集成任政治委员；第六纵队（含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师），王必成任司令员，江渭清任政治委员；第七纵队（含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成钧任司令员，赵启民任政治委员；第八纵队（含第二十二、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师），王建安任司令员，向明任政治委员；第九纵队（含第二十五、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师），许世友任司令员，林浩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含第二十八、第二十九师），宋时轮任司令员，景晓村任政治委员；特种兵纵队，陈锐霆任司令员，张藩任政治委员。

    另外，原华中野战军第七纵队改为第十一纵队，兼苏北军区（辖第三十一、第三十二旅和3个军分区），管文蔚任司令员，吉洛任政治委员；第十纵队与苏北军区一部合编为第十二纵队，兼苏中军区（辖第三十四、第三十五旅和3个军分区），陈庆先任司令员，曹获秋任政治委员。

    整编后，华东野战军约有27.5万余人（不包括第十一、第十二纵队）。

    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南战役后拟在临沂地区休整两周。但1月31日，国民党军队发动了新的进攻。

    苏北、鲁南连遭惨败，蒋介石认为薛岳指挥不力，遂派参谋总长陈诚前往徐州指挥。陈诚煞费苦心地制定了一个“南北两大兵团对进夹击临沂，歼灭陈毅主力于沂蒙山区”的作战方案。

    南线以8个整编师组成主力突击兵团，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从徐州地区向北推进，直取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北线以7个师组成辅助突击兵团，由第二绥区副司令李仙洲指挥，从济南以东地区向南推进，直扑菜

    芜、新泰、蒙阴。

    陈诚严令各部：“党国成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并要求各部严格遵守他亲自制定的16字方针：“集中兵力，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从而“使共军无隙可乘，将共军挤死在夹缝里”。

    面对来势凶猛的敌人，华东野战军计划集中50个团的兵力，寻机歼灭南线之敌一部。但敌军齐头并进，步步紧逼，我难于分割敌人，创造战机。

    粟裕十分焦急，整天待在地图前沉思。

    2月4日，中央来电强调：敌愈深入愈好打，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急效，并准备于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我必能打胜。

    中央关于心要时放弃临沂的指示，使陈毅深受启发。他对粟裕说：“我有一个设想，既然南线敌人密集，战机难寻，而北线敌人孤军深入，何不改变原定作战方针，置南线敌人重兵团于不顾，而以主力北上，以绝对优势兵力，歼灭北线之敌。你好好考虑一下是否可行。”

    粟裕对陈毅的设想进行了认真的考虑，然后高兴地对陈毅说：“军长，我觉得你的设想十分高明。敌人认定我必固守临沂。我军突然北上，定可出敌不意。这样，我既可置南线之敌强大兵团于无用武之地，避免不利决战，又可歼灭北线之敌一部，粉碎敌军南北夹击的企图。”

    陈毅满意地说：“完全对头。”

    粟裕又接着说：“打北线之敌的最大顾虑，是恐敌发现我军主力北上，向回收缩，使我军扑空。因此，最重要的是准确掌握敌情和战机，隐蔽我军意图，制造敌人错觉，迅速抓住李仙洲集团。我计划将韦国清二纵与何以祥三纵留在临沂，伪装主力，迷惑敌人。”

    陈毅又连连点头：“对头，对头，我完全同意。”

    为迷惑敌人，粟裕在给韦国清、何以祥布置任务时说：“你们要协同地方，大量征集门板、木料，在临沂及其以南采取宽大正面防御，构筑三线阵地，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式，节节阻击，与敌纠缠，造成我主力就在临沂附近的假相。”

    粟裕还令充州附近的地方武装，积极进逼兖州，并在运河上架设浮桥，在黄河边筹集船只，声言要与刘邓中原部队会合，造成我军主力西渡运河、黄河模样，使敌人难以判断我北上意图。

    为了造成我军向南突击的假相，2月6日，韦国请率领二纵发起讨伐郝鹏举的战斗，全歼郝鹏举总部及其2个师，郝鹏举被活捉。

    郝鹏举原是被国民党收编的伪军，郝本人是一个国民党反动军官，反复无常，看风使舵，善搞政治投机。

    1946年1月9日，在我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他率部在台儿庄起义，表示反对蒋介石打内战，受到我山东军民的宽待。时隔一年，1947年1月27日，当蒋介石南北夹击我山东解放区时，他又投靠蒋介石，得了个第四十二集团军的番号，配置在南线敌军左路，担任侧翼掩护。

    郝鹏举为了表忠于蒋家王朝，竟枪杀了我军派到郝部的联络员朱克清。

 第163章

    陈毅闻讯，十分愤恨，严令韦国清，坚决拔掉这颗钉子。

    经过一昼夜战斗，2月7日黄昏，郝鹏举全军覆没。

    郝鹏举被俘后，于2月13日被押到临沂附近的某村。郝提出要面见陈毅将军，陈毅表示可以接谈。

    垂头丧气的郝鹏举被押了上来，他脸上曾有的凶顽之气已荡然无存。

    郝鹏举一见陈毅，便说：“万分对不起人民，对不起陈军长，今天能见军长一面，虽死无憾，不知军长能原谅我吗？”

    陈毅说：“请坐下慢慢谈。”

    郝此时手足无措，竟流出了眼泪。

    陈毅问：“你到过徐州，见着陈诚吗？”

    郝：“到过徐州，见过陈诚，只谈了两小时。”

    陈：“你见着蒋介石吗？”

    郝：“没有。”

    陈：“你与陈诚谈什么？”

    郝：“谈战局，薛岳也在座。”

    陈：“陈、薛（指陈诚、薛岳）对战局的意见怎样？”

    郝：“陈诚说山东会战是国军成败关键，要我率部参加。”

    陈：“你们有信心吗？”

    郝：“我看他们信心是不够的，因为他们采取稳打稳进的办法，各路部队均怕侧翼暴露和后路被切断，且半年来失败太多，故均无信心，而且都知道即使进了临沂，仍不能解决问题。”

    陈：“难道要你出任鲁南绥靖司令，你反有信心？”

    郝叹气，说：“唉！陈诚对我说，四十二集团军番号仅系一个号召，因为国军战区及集团军番号已取消，要我以后只用鲁南绥靖区分区司令的名义指挥，我便知道上当了，不过是要我这个部队死在鲁南。我要求后调整训，他们不答应，我不便多提。”

    陈：“陈、薛对你们部队的补充如何？”

    郝又长声叹气，回答：“我29日当天（按：系1月29日，郝鹏举叛变后的第3天），由徐州经海州返部后，一、部队不准进驻海州城；二、立即奉命接防日塔埠，并担任‘进剿’任务；三、部队未领到经费，仅由段霖茂（按：系蒋军第五十七师师长，时率四旅驻海州地区）暂借一部分，不够用，且取款手续太繁，领不到款改领军米，又论包不论斤，实际每包130—140斤，但仍按200斤算，所以部队吃不饱，抽烟、穿鞋更谈不到。想到一年来在解放区衣食毫无顾虑，样样满足，领款手续简便，且待遇较新四军、八路军部队为更好，比之国民党待我真有天壤之别。所以部队将士均不满意我投蒋行为。到2月6日晚发生情况时（按：即人民解放军讨伐郝逆时），部队便迅速放下武器，诸葛亮所说‘攻心为上’的战略，我这一回算是亲身领受。”

    陈：“那你为什么要投蒋呢？”

    郝：“由于我立场不稳，上了蒋介石政治诱惑的当。”

    陈：“你说是被骗投蒋，为何又枪杀我派去的几名联络人员，为什么不完全送回？”

    郝：“这完全是我受部下坏分子劫持，企图以此向陈诚报功，这是我的罪过，我不能约束部下。当投蒋前后数日内，我受良心责备，十分痛苦，真如古人所说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总之，一切由我负责，政治上已到了无法拯救的地步，军长给我任何处分，我都接受。”

    陈毅不紧不慢地说：“你讲完了你的意见，我在这里可又告诉你事实：第一、去年6月以前，我们是想以民主自愿的原则说服你们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建军经验，把你们这一支旧式部队改造成为一支真正的为人民服务的武装，无奈百般说服劝导，你们都不能接受。到了去年6月以后，蒋介石大举

    进攻解放区阴谋已露，自卫战争不可避免，我知道你们部队改造无望。中共中央来电要我们对你们的部队采取一贯的宽大政策，即不用武力强迫改造。

    我为了忠实执行中共中央对起义部队‘来则欢迎，去则欢送’的民主自愿原则，故把你们部队由解放区中心调到东海边境，这你很明白是让你们自己选择自己的前途，假如要用武力解决你们或者要留你们，是毫不困难的，让你们开到边境，且开到边境之后待遇不变，无非希望你们觉悟，向服务人民方面转变。这个意思很清楚、很明白，而且非常大度、宽容、公正无私。到今天我看你们部队任何人都不能否认这一点。“

    郝频频点头说：“无论是解放区党政军民，无论是中共中央和军长个人，一贯对我们是爱护的，这是事实。”

    陈：“那么为什么你投蒋后却说中共监视你们很严格？又说我方无控制能力，故你们完全投蒋，这是什么意思？”

    郝：“那是中央社广播的造谣。”

    陈：“到了去年9月两淮撤退前后，蒋、薛与你们勾结，我屡有所闻，且知道得很清楚。我又派人，又写信，又发电报，屡次劝告你们不要丧失人格、背叛人民，我对于你们更是万分宽容，不咎既往。到了今年1月中，你们擅自将部队南调，开至海州城下，我知道你们与蒋薛的密谋又起，立即劝告你们应站在人民方面才有出路，投蒋不过替蒋介石增加一个独裁的殉葬品，你们仍毫无觉悟。我知道己无希望，但仍然中言只要你们不公开投蒋，我们绝不以一兵一卒相加，不意你们最后竟自寻死路，公开背叛人民，公开投降人民公敌蒋介石，这于解放区无甚损失，故我们并不重视你投蒋的事。

    但是即使到这个时候，我仍在最后一分钟下了一道警告给你，要你们部队迅速远离内战战场，不要向解放区进攻，但你们硬不听话，敢于在2月初即参加前线进攻，我这时才派部队进行迎击，一昼夜即捉你过来。我在这里明白告诉你，对于你们拖走部队是料定了的；我可又告诉你，你们拖走部队时，竟捕杀我派去的联络人员，则出乎我之意料，因为我不料人之无良知竟到了这种地步！“

    郝狡赖：“对于临走枪杀军长派来之联络员一事，完全是禽兽行为，本人不知道，是部下干的，我不能控制部下，罪该万死。”

    陈：“从你叛变到被俘，前后仅一个月，这证明了干民主事业需要有为人民服务的自我牺牲精神，凡投机取巧必致身败名裂，最后难逃人民的惩罚，你就是一个投机取巧的示范，这是第一；又证明了一支旧式军阀部队不经过彻底改造，绝不能担负伟大的民主斗争任务，这是第二；又从事实上证明从美帝国主义到蒋介石到陈诚、薛岳等人惨败之余，转而求之于你郝鹏举去参加，你们之间的关系太丑恶了，因而力量是更朽败了，故不堪一击，又证明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基于正义和自卫，故名正言顺，力量伟大，一出手你们就纷纷落马，这是第三。以上这些教训，对于任何人都有用处，恐怕对美蒋更有用处。”

    “目前你既然到了此地，一切应由人民处理。你做的事太坏，太对不起人民，太违反人情。再次背叛国家民族，罪恶实在太大，要看人民是否能宽恕你。我立刻送你到后方去，听候发落好了。”

    后来，郝鹏举被押到解放区，经人民公审予以处决。

    郝鹏举被判处死刑，成为解放战争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被俘后被枪毙的国民党将领。

    郝鹏举伏法，陈毅提笔写下了《示郝鹏举》一诗：教尔作人不作人，教尔不苟竟狗苟。

    而今俯首尔就擒，仍自教尔分人狗。

    2月10日，粟裕与陈毅、谭震林一起，率叶飞、陶勇、王必成、成钧4个纵队隐蔽北上。北线王建安、许世友、宋时轮3个纵队也按照粟裕的计划，秘密向指定地域集结。

    留在临沂的韦国清、何以祥两个纵队，打着全军各纵队的番号，在临沂外围节节阻击敌人，颇有一番“决战”的精彩表演。与敌人在临沂整整相持了5昼夜后，主动撤离临沂。

    敌人占领临沂后，大肆鼓吹“胜利”，宣称：“在临沂外围歼灭共军16个旅”，“共军伤亡惨重，不堪再战”，“陈毅开始总退却，企图西渡黄河，与中原刘邓会合”。

    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说：“在关内的5部共军中，以陈毅一部最为顽强，训练最精，诡计最多，肃清最为困难。现在陈毅已失其老巢，难以发挥作用了。”

    但蒋介石高兴得太不实际了，岂不知又有一场灾难快要降临到蒋军的头上。

    敌人认为陈毅部已走投无路，陈诚立即电斥王耀武：“由于李仙洲迟疑不前，未能先期占领新泰、蒙阴孔道，致使陈毅西逃。目前当务之急是加速南进，截住陈毅，不让他走出沂蒙山区，更不能让他越过津浦路。”

    就在这天晚上，王耀武看出欧震轻取临沂，必是陈毅主动放弃之故，而北线的李仙洲，兵力较弱，很可能是陈毅将要打击的目标。于是，王耀武电令李仙洲全线后缩。

    敌情发生变化，陈毅、粟裕马上召集纵队司令员研究对策。有的纵队司令员建议，在李仙洲部没有后退很远之时，我军立即将其咬住，即使打不掉他的全部，也可以把他的尾巴吃掉。

    但粟裕认为：我军主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位置，仓促发起战役，无取胜把握。原决心应坚持不变，督促各部队加速隐蔽前进，尽快完成对敌人的合围。

    王耀武让李仙洲部后缩，引起陈诚的极大不满，就在蒋介石面前告了王耀武一状。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亲笔信，说：“务希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1军之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的希望。”

 第164章

    蒋在信中还责令王耀武“勿失良机”！

    接到蒋介石的信，王耀武十分懊恼。他不赞成陈诚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蒋介石的命令。于是，17日，他转令李仙洲重新南进。

    敌情又发生变化，这说明敌人并未发现我军之真正意图，我们坚持原决心的意见是正确的。

    19日，王耀武确信我军主力要围歼李仙洲集团，乃要求薛岳令南线主力加速北上莱芜，以解李仙洲之围。薛岳认为说陈毅围歼李仙洲根据不足；李仙洲发誓说：“要不是如此，你把我的脑袋割了去。

    王耀武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的命令，急令四十六军从新泰撤回颜庄，一九三师撤回莱芜，并令七十三军之七十七师迅速从张店南下莱芜。

    当日，王建安和许世友见敌军七十七师即将撤出我设伏地域，不得不于下午13时提前两小时向敌人发起攻击。

    21日晨，七十七师被我军全歼。我一、六、八、九、十各纵队已全部展开，基本形成了对莱芜之敌两个军的合围和兵力上的绝对优势。

    王耀武部后撤不及，有两个军被我团团围住。王耀武焦急不堪，进退两难。固守待援还是冒险突围？他举棋不定。他越想越觉得固守莱芜城极为不利。据过去的经验，增援部队总是被共军阻击，无法解围。固守是难以死守的、被共军包围、到时部队弹尽粮绝，也只有死路一条。

    王耀武思前想后，只有突围才有一线生的希望。莱芜城离口镇相距只有13公里，以现有城中两个军的强大兵力，又有空军掩护，突围出去是有可能的。于是，他一边命令李仙洲“全军经吐丝口向明水突围”，一边派人乘专机到南京向蒋介石告急。

    接到王耀武的亲笔信，蒋介石阅后叹息道：“敌前撤退不利，既已下令北撤，应特别注意后尾及两翼的安全。”蒋介石也给王耀武回了一封亲笔信，信上写着：“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

    然而，上帝谁也保佑不了，更保佑不了李仙洲的噩运不到来。当李仙洲派出的突围先头部队刚走出莱芜城门时，就遭到我军迎头堵击，一场突围与反突围的血战在小清村展开。

    2月21日晚，李仙洲在莱芜城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军队如何突出共军包围的问题。在城里的高级将领都在此。有七十三军军长韩浚、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前方指挥所少将高级参谋王为霖，第二绥区司令部第二处少将处长陶富业等。

    会上发生激烈争执，李仙洲虽然突围的命令已发，但仍然认为突围怕是凶多吉少。他主张一边突围，一边等待临沂方面前来增援。而其余的人都主张撤退，特别是那个高参王为霖，竭力主张立刻撤退，他说这是执行命令的问题，如果不撤，胜利了没有功，失败了责任担不起，而且粮弹补充根本无法解决。韩浚提出在22日大部队开始撤退，韩练成则主张23日大部队开始撤退，他说必须有一天的准备时间。大家同意了韩练成的意见。最后研究确定了撤退的部署。

    23日清晨6点，天还不亮，李仙洲正要下令开始行动，但发现四十六军军长韩练成没在。刚才他和韩练成一块走到东门外，韩练成说要到城东找一个团长。李仙洲说各团都已集合，不必去找了。韩说他已令那个团长在那里等他。李说叫传令兵去就行了。韩说传令兵找不到，必须亲自去一趟，他随即转身进城。李仙洲纳闷，不是说到城东高地去吗？怎么又进了城？这是怎么回事？李仙洲到了集合场，见到四十六军参谋长杨赞谟，李仙洲问部队到齐了没有？杨说都到齐了。李又问韩练成要我的那个团长到了没有？杨说已到了。李仙洲更加疑虑，他想不等了，赶紧行动，但又想总不能丢下一个军长就走。他问各师师长，都说不知道，又派人四处寻找，始终不见韩练成的影子。

    七十三军军长韩浚急了，跑来询问怎么还不行动？李仙洲才发出全体突围的信号。这时己是8点钟了，耽误了整整两小时。原来，此时，韩练成已在我工作人员李一明、刘质彬引导下，到达安全场所。按照陈毅的指示精神，让李一明、刘质彬做韩练成的工作，最后韩练成接受了党的意见。他的这一行动，迟滞了敌人突围的时间，增加了敌人内部的混乱。战后，陈毅、粟裕

    等首长接见了他，给予了嘉勉。解放后，他先后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副参谋长、军事科学院战史研究部部长、兰州军区第一副司令员等职。

    1950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他还担任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84年2月27日因病逝世。在他的逝世讣告中写着：“他积极配合解放战争，特别是在莱芜战役中，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再回过头来说李仙洲率部突围的情况。莱芜城的敌军开始突围后，其队形混乱，争前恐后逃命。我军边打边“放”，敌人且战且走。至中午12时，敌人已全部进入东西只有六七里，南北不过10来里的狭长地区内，完全钻进粟裕预先设置好的大口袋里。此时，在南京的蒋介石，坐卧不宁。他不断向王耀武询问莱芜战况，命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尽全力掩护李仙洲部北撤。”王极铭立即派出几十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到莱芜城上空助战，他亲自驾驶飞机到战区空域直接指挥。

    下午1时，我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

    包围圈越来越小，五六万敌军拥挤在一起，指挥失灵，建制混乱，溃不成军。

    李仙洲一面强令部属拼死抵抗，一面向空中盘旋的王叔铭求救。王叔铭是李仙洲黄埔一期的同学，又是山东同乡，平时交往甚密，无话不谈，他要求王叔铭为自己打开一条血路，扼制两侧高地上共军的强大攻势。

    王叔铭说：“共军甚多，突围难以成功，不如退回莱芜城，固守待援，我保证粮弹补给。”

    “叔铭兄，是出莱芜我有数计，事到如今我一筹莫展。想回莱芜城是比登天还难，务请……”一言未尽，突然中弹倒地，醛来已成俘虏。

    战役结束当天，蒋介石飞到济南，怒气冲冲地大骂王耀武失职，李仙洲无能。

    王耀武“有理”也不知向谁说，只好悲叹：“莱芜战役，损失惨重，百年教训，刻骨铭心。”

    战后，陈毅对前线记者畅谈莱芜大捷：“这说明了我军副司令员粟裕将军的战役指挥一贯保持常胜纪录，愈出愈奇，愈打愈妙。”而对自己“舍南取北”的关键性建议和在组织协同方面的重大贡献，却只字未提。

    1947年3月8日，粟裕副司令员在华东野战军高级干部会议上就莱芜战役作了总结报告，他说：“在一次战役中，仅以63个小时就俘虏了4万多敌人，加上被我毙伤的共歼敌6万人左右，我军仅伤亡6000多人，这在中国战史上是空前的。”

    三、鏖战孟良崮蒋军发动重点进攻，毛泽东电令粟裕：慎重侍机，绝不急躁！汤恩伯口吐狂言：本人专制共军山大王战术。“党国”悍将张灵甫，骄横狂妄，不可一世！粟裕向陈毅汇报，歼灭七十四师的时机已到！七十四师被围，张灵甫不忧反喜：我就是活捉陈毅的诱饵。王必成发誓要报一箭之仇。在战役的最后关头，六纵使出“杀手锏”。皮定均指示部下，战死疆场的军人，理应有这份殊荣。

    在粟裕的军事生涯中，历经了大小战斗成百上千，但哪一次也没有像孟良崮战役那样牵动他的感情。直到垂暮之年，他仍萦怀着那里的一切，时常想再去看看那高高的山岗上的险峰和青松，看看当年在战场上牺牲的战友。

    孟良崮战役，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歼灭了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之精锐、王牌之王牌——整编七十四师，击毙敌中将师长张灵甫，令蒋介石泫然泪下，国民党军队闻之胆寒，而当时的粟裕年刚40.解放之后，以孟良崮战役为原本，写成了小说《红日》，又被拍成电影，曾一时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1947年春，国民党对我解放区的全面进攻惨遭失败后，复又调集13个整编师，计有25.5万余人，分5路并进北犯，对我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

    在鲁南战役和莱芜战役中遭到惨败的蒋军，这次采取密集靠拢，稳扎稳打的所谓“集团滚进”战术，从临沂、泗水、大汶口一线，向我鲁中山区发动进攻。根据敌人的军事战略方针，我华东野战军则采取后退一步，诱敌深入的战略，寻机破敌。

    在这一段时间内，我本着在运动中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方针，暂时放弃一些解放区，凭着一双铁脚板与敌4个轮子周旋，寻找和制造歼敌的机会，部队一直在艰苦的行军中前进，在离开鲁南老根据地后，我军又由沂蒙山区中心地带转到了徂徕山一线，准备伺机歼敌。

    3月初，毛泽东指示华野：“我军作战应依旧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歼，并选择适当机会再与敌决战几次，消灭敌有生力量。但鉴于敌军兵力过分密集，准备充分，行动谨慎，估计有利战机比过去少得多。我们决定在敌军重点进攻之始，采取慎重待机的方针，即以积极主动的作战行动吸引、调动、疲惫、迷惑敌人，审慎地观察战场形势细微的变化，分析掌握敌人的行动规律，能动地创造和捕捉有利的战机，条件具备了就坚决歼灭之，条件不具备，就改变和放弃原计划，绝不能急躁作战。”

 第165章

    3月底，蒋介石命东线国民党军队第一集团汤恩伯部、第二集团王敬久部，第三集团欧震部，势成三路，向华野进攻。到4月中旬，敌军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兖州至临沂的公路，占领了鲁西南大部地区。

    粟裕多次设计调动敌人，未成。

    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中之三大主力，即整编第七十四师、整编第十一师和第五军，均在山东战场。其三路集团就是分别以三大主力为骨干组成的。

    4月28日，顾祝同命汤恩伯进占河阳、青驼寺、蒙阴等地。29日，粟裕又以4个纵队向桃墟、青驼寺地段之敌出击，拟分割汤恩伯兵团。但一经接触，汤恩伯便命兵团主力后缩，退据蒙阴至临沂公路

    的山区。

    5月3日，进占新泰的整编十一师给粟裕提供了一次战机，粟裕速令4个纵队包围新泰，包围之势还未定型，王敬久兵团主力又增援赶到，并对我进行反包围。

    粟裕对陈毅道：“这样的情况，对我们是极为不利的，不能速战而胜，反而有被王敬久包围的危险。我看还是主动撤吧。”

    陈毅点点头：“只好如此了。不过，还是要和他们捉捉迷藏。”

    毛泽东在此时也来电告诫：“不要轻敌，不要分散兵力，对于密集之敌，要有极大的耐心，要掌握最大兵力，不过早惊动敌人后方，让敌人大胆前进，总有歼敌机会。当然，希望华野能再打两三个战役后转入外线。”

    陈毅、粟裕等进一步研究后，立即发布命令：主力再后退一步，各纵集结于莱芜、新泰以东待机，一纵和七纵停止南下。

    粟裕说：“我军的这一行动，能给敌人一个错觉，顾祝同会以为沂蒙公路一带我主力已转移至泰安地区或淄川、博山地区。”

    陈毅道：“这样汤恩泊会狂起来，抢头功。”

    谭震林说：“因为他进攻山东以来还未败过，该败了。”

    汤恩伯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与蒋介石攀了同窗和同乡，当过黄埔军校的教官，又受到其“义父”浙江省主席陈仪的提携，官运亨通，平步青云。

    这次蒋介石让他担任主攻，他更觉得春风得意，跃跃欲试。

    3月底，他在临沂誓师，口吐狂言：“本人同共产党打了20多年的交道了，专制其山大王战术。何谓山大王战术？你不打，他就跑出捣乱觅食，一打就钻山沟。不久前他们在莱芜拣了便宜，并不说明他们有什么了不起，了不起的队伍是不会躲到山沟里去的。本人没有李仙洲的雅量，既不会手软，更没有便宜好送，要奉送的是一记铁拳。从而打掉陈毅的主力，把陈毅这个山大王捉拿归案。”

    在“送”便宜方面，后来事实证明，汤恩伯比李仙洲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拱手将国民党军中王牌之王牌七十四师“送”给了我军。

    七十四师为“五大主力”之首，是蒋介石苦心经营多年的“精锐”之师。

    七十四师原由七十四军整编而来。

    七十四军本是打日本的产物。“七七”事变爆发后，国民党为对付日寇的肆虐，在汉口组建了一支新军——七十四军。蒋介石派他的贴身侍卫出身的俞济时任第一任军长。

    七十四军刚刚组建，战阵未历，就遇到一场恶战——“八一三”淞沪抗战。在战斗中，该军官兵表现英勇，作战顽强，立了战功，不仅受到蒋介石嘉许，亦为舆论所赞扬。

    1939年7月，七十四军军长俞济时另有重用，被任命为国民党独一无二的机械化军——新五军军长，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成为该军第二任军长。

    也许是俞济时、王耀武深得蒋介石器重的缘故，反正蒋对七十四军恩宠有加，另眼相看。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把七十四军调往南京，驻扎孝陵卫，卫戍首都，“御林军”名声鹊起。

    国民党整军会议后，第七十四军改编为七十四师，辖五十一旅、五十七旅、五十八旅共3万多人。当时，蒋介石遂选这个王牌师的师长时，有好几个人艳羡不己。其中李天霞依仗钱大钩作后台，争夺这个位置。在老长官俞

    济时、王耀武的力保下，悍将张灵甫才得以出任师长。

    此时的七十四师，已是清一色的美械装备，长期受美国顾问训练，时称国民党部队五大主力中之主力。在蒋介石眼里份量尤重，宋美龄经常代表蒋介石到该部视察，抚慰官兵，俨如蒋家卫队。

    国民党编纂的人物传记，是这样评价少年张灵甫的：灵甫幼时嬉游，多习战阵，自任指挥，援以坐卧进退之方，辄能中矩，入学就读，成绩冠同曹。

    民国初年，肄业长安中学，感于军阀割据列强环伺，每值校中集会，辄慷慨陈词，忧时奋之心，溢于言表，闻者动容，为长安学生爱国运动之中坚。

    1934年，胡宗南任国民党军队陆军第一师师长，奉蒋介石之命令，率部从湖北黄陂追击红四方面军。张灵甫时任该师五团三营营长，后被提升为独立旅一团中校团长。

    红军到达陕北后，胡宗南奉命“围剿”陕北革命根据地。这时，张灵甫率部追击红一方面军至甘肃岷县，从马上摔下，跌伤了腿，将部队交给副团长指挥，自己到西安养伤。

    张灵甫怀疑他的妻子有外遇，枪杀妻子。女方娘家愤而向法院上告，但被官官相护的法院压着状子不办。后来，在各界群众的强烈呼吁下，由西安妇女协会出面，女方娘家再次写出状子，经张学良夫人于凤至转给南京的宋美龄，强烈要求严惩杀人凶手，为妇女伸张正义，维护女权。这一事件惊动了蒋介石，蒋看信后很生气，骂道：“娘希匹，不争气！”立即电令胡宗南，将张灵甫解往南京监禁法办。

    胡宗南视张灵甫为心腹爱将。现在，既然老蒋发话，他也只好抓人。但他既没绑，也没派人送，而是由张灵甫独自到南京去。张一路经过洛阳、郑州等地，因带的路费少，走了不到一半路程就囊空如洗。这时，张灵甫不甘为乞，想起来还有一个特长可以谋生，便以卖字来摆脱困境。他自幼就模仿于右任的字体练习写字，从军以后也一直没有歇笔，因而写得一手好字。当时，南京有好多商号的招牌都是出自他的手笔。这次，他每走一段路程就从集镇上找来宣纸写几幅，走一路，卖一路字。到南京后，他请求见蒋介石，但蒋拒绝接见，将他关进了“模范监狱”。当然这个为蒋立过功的团长并没有被当作牢犯看待，他还享有一定待遇。实际上关他入狱，不过是掩人耳目罢了。他在狱中仍可自由地活动，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就练习写字，倒也轻松，甚至还将所写的字送给监管人员作纪念。这样关了一年多，蒋介石一直没有让有关部门审理。

    “七七”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所有服刑官兵，除“政治犯”外，一律服军役，戴罪立功，并保留原来军衔。王耀武写信向蒋介石求情：“现在抗战需要干部，莫不如让他出来戴罪立功。”此信正中老蒋下怀。随即。

    张灵甫被秘密释放了，返回七十四军五十一师的王耀武手下任上校候差员，并将原名“张钟灵”改为“张灵甫”。

    “八一三”淞沪会战伊始，张灵甫就被委任为七十四军五十一师一五三旅三○五团团长，随王耀武开赴前线。在战斗中，虽左臂负重伤，仍裹伤指挥，左右劝其渡江就医，犹言：“昔项王兵败势蹙，犹不愿渡乌江，余宁忍辱遽渡长江乎？当与敌决生死以践誓言。”后经长官部再三劝谕，始怏怏离队就医。

    张灵甫后来又多次参加会战，斩获甚多，职务升到七十四军少将副军长。

    1944年下半年，张被选送到陆大将官班受训。毕业后不久，即被升任七十四

    军军长。1946年4月，张灵甫以七十四军军长之身兼首都警备司令之职，成为戍守京都之重将，“深得中枢倚重”，一时炙手可热，权倾一时。

    蒋介石挑起全面内战后，张灵甫由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指挥，率整编七十四师向苏北新四军进攻，连克宿迁、泗阳、淮阴、淮安等城。李延年曾吹嘘说：“有10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中国。”王耀武也得意忘形：“中国军队只有七十四师能战，是我亲手培养起来的。”10月19日，张灵甫又率部进犯涟水，受到华东新四军迎头痛击。但他很不甘心，于12月16日再犯涟水城。由于新四军兵力太少，死战后终于放弃了涟水。这时，张灵甫更加不可一世，以为新四军不堪一击。他向蒋介石夸下海口：“委座，把新四军交给我张灵甫吧，有我七十四师，就无新四军的葬身之地。”

    汤恩伯在临沂誓师之后，便指挥一兵团小心翼翼地进入沂蒙山区，这里山势险峻，怪石嶙峋。特别是那种叫做“崮”的石头山，峥嵘突兀，山顶上寸草不生。这种“崮”较著名的就有72个之多，其路之险，有如蜀道，机械化部队行动极为困难。汤恩伯辗转有日，别说“打掉陈毅主力”了，就连解放军的一个连队都没有碰上。

    汤恩伯无计可施，心烦意乱。

    但此时陈毅的心情却比汤恩伯要好得多，有词为证：“临沂蒙阴新泰，路转峰回石怪。一片好风景，七十二崮堪爱。堪爱，堪爱，蒋军进攻必败。”

    不知汤恩伯的部下从何处得到了陈毅的这首词。汤恩伯读后，暴跳如雷，大叫：“我不消灭你陈毅，我就不是汤恩伯。”

 第166章

    正在此时，邀功心切的张灵甫，前来给汤伯恩献上一计。

    张灵甫说：“陈毅把9个纵队分成两个集团，5个纵队在沂水以西，4个纵队在沂水以东。我们应沿临沂蒙阴公路向南向北推进，将敌5个纵队封堵于临蒙公路和沂水之间，各军师占据临蒙公路要点，我七十四师从中段出击，直指坦埠之陈毅指挥部，并将敌5个纵队分成两块或压向一隅，然后再会师聚歼。”

    汤恩伯同意了张灵甫的建议。令各部队加速向北推进，力歼陈毅主力于沂水以西。

    5月11日晚，粟裕得到情报：汤恩伯以张灵甫之七十四师为骨干，即将发动一场新的进攻，矛头直指华野指挥部所在地坦埠。粟裕以敏锐的眼光发现，歼灭敌人一部的战机即将来临。

    司令部的其他同志都吃过晚饭了，但谁也不敢来劝粟裕副司令去吃。因陈老总有一个明确规定：“粟总在地图前构思歼敌方案时，任何人不准打扰！”

    粟裕深思熟虑后，顾不上吃饭，马上向陈毅汇报。他胸有成竹他说：“军长，敌整编七十四帅已经形成孤军深入之势，我想以猛虎掏心的办法，从敌战斗队形中央楔入，切断七十四师与其友邻的联系，并将其干净、全部消灭掉！”

    “要得，说说看。”陈毅显得很兴奋。

    粟裕接着说：“对于这个设想，我主要有以下考虑：第一，七十四师是蒋介石的王牌，也是我军的死敌，打掉它，既给敌当头一棒，又使我军受到极大鼓舞；第二，我军现在态势极为有利，局部兵力可形成我敌五比一的绝对优势，只要缜密部署，完全能够歼灭该敌；第三，七十四师狂妄骄横，傲视一切，与其他蒋军矛盾甚多，其他敌军不会奋力援救；第四，孟良崮山区

    交通和地形不利于重装备行动，敌人由强变弱；第五，我军历来先打弱敌，这次先打位于中间的王牌，必出其不意，攻其不备，大奏奇效。“

    陈毅听后十分高兴，大声说：“好！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概！”

    又经过进一步研究，就把这个作战方案决定下来：以5个纵队围歼敌整编七十四师，以4个纵队阻击援敌。具体布置是：陶勇四纵和许世友九纵正面出击；叶飞一纵和王建安八纵分别从整编七十四师左右两翼迂回穿插；王必成六纵从鲁南飞兵北上，断敌退路。

    宋时轮十纵阻击莱芜南援之敌；何以祥三纵阻击新泰南援之敌；成钧七纵阻击河阳北援之敌；韦国清二纵配合七纵和八纵作战。

    当作战方案已经定下，还未及向中央军委报告之时，华野收到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联名电报：敌人已进犯，可选择好打的，歼灭其一两个军。究竟打何路好，由你们当机决策立付实施，我们不遥控。

    5月12日上午，陈毅、粟裕、谭震林、陈士榘复电毛泽东许中央军委，报告了华野围歼七十四师的决心和计划。“（一）七十四师11月开始向坦埠进攻……（二）我们今晚集结一、四和八、九纵向七十四师出击，于明晨完成包围。战斗约需两三天，待歼灭七十四师后再视机扩张战果。”

    骄兵必败，这是张灵甫自取灭亡的原因。

    本来，5月11日，汤恩伯对张灵甫曾有过劝阻，但张灵甫狂妄自大，求功心切，结果被解放军团团围住。

    5月11日那天，汤恩伯随第一兵团北进，见七十四师突出大部队较远，有20里左右，赶忙驱车追上七十四师尾部，问跑在后面的士兵：“谁让你们跑这么快的？”

    士兵邱万才说：“我们师长张灵甫说了，谁跑在最前面，谁活捉了陈毅、粟裕，第一个把我们的军旗插上孟良崮的，士兵升排长，排长升营长，连长升团长。”

    汤恩伯大声训斥：“胡来，当心你们的命丢了。传我的命令，部队立即减速前进。”

    邱万才睁着很看不起人的眼睛，说：“你是谁？你是我们师长的副官吗？”

    汤恩伯气得直发抖：“我，我是你们的司令。”

    邱万才也回敬道：“好大的官呢！是我们的司令，你怎么不说我们是你的祖宗呢？没有师长的命令，你说的等于零。”

    汤恩伯气得简直要晕了过去。他跳上车，对司机说：“好的，回去，让张灵甫给共产党当炮灰吧！”

    5月12日晨，白色的雾像一缕缕飘带，笼罩着鲁中大地，给战前的阵地蒙上一层厚重的神秘面纱。

    早晨5点，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率部由重山、艾山间渡过汶河，占领了黄鹿寨、佛山、三角山、马牧池等地。

    13日晚，我军在夜幕的掩护下，向七十四师发起攻击。

    七十四师遭到攻击，部队发生动荡。张灵甫训斥部下：“不要大惊小怪，共军想一口吃掉我七十四师，他们不但不敢作，恐怕连想也未必敢想！”

    我军战至14日晚，按预定计划，大体形成了对七十四师的包围态势。

    当得知七十四师被重重围住之后，张灵甫不但不惊慌，反而有几分得意：

    “以我张灵甫为诱饵，把共军吸引在我周围，有利于四面夹击。”

    大战一开，有一个小村庄吸引了敌我双方将领的注意，这就是垛庄，这是沂蒙公路上敌人赖以进退的唯一通路，也是影响到全局的关节点。

    粟裕令王必成率六纵从鲁南飞兵北上，直捣垛庄。

    汤恩伯也令张灵甫派运输团火速增援垛庄，以防不测。

    王必成是华野有名的虎将，以敢打硬仗著称。早在抗日战争时期，王必成就在长江两岸打出了“老虎团”的英名，曾受到刘少奇的高度赞誉。这次接到陈毅、粟裕、谭震林签发的“星夜飞兵，兼程北上”的十万火急电报之后，率部在崎岖的山路上急行军两昼夜，在敌占区隐蔽行动，长途奔袭240公里，提前拿下了垛庄。

    七十四师是王必成的死对头。宿北战役中，王必成率部在涟水阻击七十四师。由于敌众我寡，加之我方指挥上的失误，被迫撤出涟水城。当时王必成就发誓：一定要消灭敌人这个“王牌”，为死难的战友报仇。

    当粟裕令王必成率六纵到敌人后方隐蔽待机时，他二话没讲，只提出了一个要求：“歼敌七十四师，绝不要忘了我们六纵队！”

    粟裕非常熟悉他手下这员虎将的脾气，当即答复：“你放心，打七十四师，一定少不了你们！”

    王必成果然不负众望，敌后出奇兵，截断了张灵甫的后路。

    “五大主力”之首被围，立刻惊动了蒋介石。他急忙飞抵徐州，令顾祝同急调重兵，要求不仅要解七十四师之围，而且要趁机吃掉华野的主力。

    七十四师之外是我军华野的5个纵队，而蒋介石又以10个整编帅把我5个纵队反包围起来。一场恶战在华中战场已经展开。

    我军被围后，陈毅立即打电话给负责指挥一、四、六纵队的叶飞司令员：“蒋介石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敌人已经派重兵把我们反包围了，情况十分严重。现在关键的问题，是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孟良崮。哪怕一、四、六纵打光了，只要把敌人消灭，也在所不惜。我给你们补充，恢复你们的番号！”

    陈毅又要通了从东北方向主攻孟良崮的九纵司令员许世友的电话：“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现在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孟良崮拿下来！你们打掉1000，我给你们补充1000；打掉2000，补充2000！谁攻上孟良崮谁就是英雄！”

    14日上午，我一纵独立师、第二师不顾牺牲，猛攻孟良崮。

    叶飞命方升普、刘飞两个师，以一个团的兵力在山下阻击敌整编二十五师，其它5个团的兵力全力攻击。

    在强大攻势下，张灵甫带着部队向后撤退。

    见敌人后撤，粟裕立即给叶飞打电话：“敌七十四师开始后撤，第八、九两纵不可能到达，六纵也不可能，你们一定要攻占孟良崮才能阻击敌人。”

    叶飞随即令一师三团留守黄斗顶山一线阵地，其余两个团和三师攻击前进。

    孟良崮阵地上尸陈遍地，纵横交错。

    此时，敌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站在堑壕内，望望天上的烈日，又望望山峰陡峭、怪石耸立、草木稀疏、方圆不过5里的孟良崮，脸上布满愁云。

    七十四师数万入马云集在山上，饥无食，渴无水，工事也无法构筑，人马无处隐蔽。所有的汽车、大炮、坦克在上山时丢给了共军，让共军不花一文钱，捡了个大便宜。更让蔡仁杰担心的是他的上司张灵甫，一向孤高自傲，从不

    把任何人放在心里，万一拼到最后，谁也不来救，到那时可就哭都来不及哟！

    5月14日下午，战斗重新进入白热状态。塔山、青山被七十四师重新占领。稍后又被一纵夺回。凤凰山、曹庄、天马山、蛤蟆崮阵地反复陷入七十四师的重火力攻击之下，伤亡严重。

    蒋介石亲自指挥作战，严令七十四师拖住叶飞部。又令实行反包围的敌军二十五、六十五、八十三师和第五军从东、南、西三面猛烈攻击。

    一纵阵地天崩地裂。七十四师迭次进攻。双方血战竟日，阵地被血与烟所淹没。

    与此同时，我九纵、四纵全线发起对孟良崮的攻击。

    战斗没有随太阳落山而结束，时断时续，一直在激烈地进行。

    15日拂晓，一纵独立师方升普部第一团，重新夺回330高地，二师刘飞部第六团夺回25.18高地，重新占领围攻孟良崮的有利地形。

 第167章

    第九纵二十六师攻占了敌主力扼守的要点雕窝峰。

    张灵甫令其五十一旅疯狂反扑。我二十六师师长亲率指战员勇猛突击，与敌人在山头展开激烈的争夺战，几经反复，最终将敌打退。

    孟良崮的激烈战斗，牵动着延安的党中央领导。中央军委致电华野：“孟良崮一役，应速解决，不要贪多。首先歼灭七十四师，然后再寻战机……”

    粟裕看了中央军委的电报，心情是沉重的。当前的严重形势令中央担心，如果双方再这样继续胶着下去，对我军将会产生不利的后果。于是粟裕立刻向各纵队发布命令：“华野各纵：从阻击部队中抽兵，每纵都要尽最大力量，具体不限量，集中力量向孟良崮攻击，总之，一面要挡住外围的几十万大军，一面要尽快取‘中将首级’，我们务必做到。”

    晚上10点钟，粟裕又要通了叶飞的电话，说：“叶飞啊，无论如何要在16日拂晓前攻上孟良崮，消灭七十四师，这样我们全盘皆活了。现在我授权你统一指挥第一、四、六、八、九纵总攻孟良崮，不论付出多大代价，哪怕拼掉两个纵队，也要完成任务。”

    叶飞：“是。”

    粟裕向：“什么时候可组织好总攻？”

    叶飞：“需要两个钟头以后，下半夜1点可以实施总攻。我已规定了总攻信号，并同四、六、八纵通了电话，但第九纵还没同我联系上，请总部通知他们作好总攻准备。”

    5月16日凌晨1时，我军向孟良崮发起总攻！

    此刻，一声令下，我军阵地无数门山炮、野炮、迫击炮，铺天盖地向敌人泼去。无数炮弹从四面八方向孟良崮飞去，发出震慑敌胆的巨响，山谷的回音，更形成轰隆不绝的雷阵。

    10时许，敌人突围队伍被我炮兵轰击得乱七八糟。当西边炮兵阵地发射的炮火猛烈时，敌人便慌忙挤成一堆，争先恐后地向东边山头逃命；一发现我军东边炮火轰击猛烈时，又赶忙折回。

    孟良崮山上、山下，全是血肉模糊的尸体和缺胳膊断腿的伤员。

    张灵甫赶忙向蒋介石、顾祝同、汤恩伯以及八十三师李天霞、二十五师黄伯韬打电话、发电报求救。他对李天霞说：“李师长，看在你我兄弟一场，在兄弟危难之机，拉兄弟一把吧！”

    李天霞附和道：“张师长，这话你就见外了。我李天霞怎么能见老兄受难而不救呢？请你务必再坚持3小时，我的部队会给你解围的。”

    李天霞的部队是在救援途中，但速度缓慢。

    蒋介石收到张灵甫的电报后，觉得问题异常严重，立即命令二十五师黄伯韬、八十二师李天霞速救张灵甫，不得有误。

    蒋介石的命令岂敢违抗，李天霞、黄伯韬随即命令所部拼死相救，但为时晚矣！

    上午10时，蒋介石又命令各路增援部队：“山东共军主力今已向我倾巢出动，此为我军歼灭共军完成革命唯一之良机，如有萎靡犹豫逡巡不前或赴援不力，中途停顿……必以误国纵匪贻误战机论罪，决不宽容。”

    同日中午13时，汤恩伯又命所属各部：张灵甫孤军备战，处境艰危，各部务须击破共军突围，救袍泽于危困，不得见死不救……

    敌增援部队接到命令开始动作。我阻援部队奋力战斗，阻住了敌援。第十纵队宋时轮利用既设野战工事进行阻击，钳制住了第五军的增援。第三纵队何以祥部，在蒙阴北阻住了第十一师前进。韦国清、张震、成钧、江渭清部阻敌第七军第四十八师于留田以东。鲁南军区地方武装牵制住了第二十师、第六十四师，使敌人未能赶到青舵寺。

    唯有敌第二十五、第八十三师逼近我军包围圈，并与七十四师相距5公里。此时，敌我已构成交叉火力。

    蒋介石、汤恩伯命令其增援部队突破我军包围固，救援七十四师的过程，也是陈毅、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加速向孟良崮高峰挺进，彻底消灭七十四师的过程。

    粟裕给一、四、六、八、九纵指挥员打电话说：“……聚歼七十四师，成败在此一举，望各纵同心协力，浴血参战，拿下孟良崮。”

    各纵指挥员向首长表示坚决完成任务，号召战士争当战斗英雄。

    许世友对二十五师师长萧镜海说：“你们师长当团长，团长当营长，营长当连长，带头冲。”

    华野部队再次发起攻击。粟裕首先集中强大炮火，向蒋军密集的地区猛烈轰击，敌军死伤惨重，陷入混乱。

    在战役的最后关头，王必成使出了“杀手锏”。

    他大吼一声：“特务团，给我像刺刀一样刺进去，像猛虎一样扑上去！”

    原来，王必成把特务团作为了六纵的预备队。特务团光看着别人打仗，自己没捞到冲锋，早就憋了一股子劲。特务团战斗力较强，个个是身强力壮的棒小伙，经验丰富的战士。

    一接到命令，特务团在副团长何凤山的率领下，像一条条出海的蛟龙猛扑向孟良崮山顶。

    立刻遭到山顶1000多敌人的拼死反扑。原来这股敌人是由七十四师参谋长率领，妄图把我军赶下去。

    何凤山指挥部队集中所有的轻重机枪向敌人猛烈扫射，冲入敌阵与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很快把敌人消灭了。在俘虏群中的魏振铖，主动向我军战士表白他的身份说：“我是七十四师少将参谋长！”

    特务团继续前进，在七十四师指挥部——大崮顶北侧山洞，遇到了张灵甫的最后一次拼死挣扎。张灵甫眼看我军逼近山洞，逼使所有龟缩到崮顶的残兵败将，还有他的配有崭新快慢机的卫队，向我进行绝望的反扑。我特务

    团三连在轻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冲杀到洞口，张灵甫的卫队长带着人刚从洞内探出头来，就被我军杀伤20多人。在向洞中冲杀的一瞬间，我特务团三连指导员邵志汉英勇牺牲。

    指导员邵志汉的牺牲，更加激怒了三连的战士。复仇的机枪子弹，手榴弹，立即从抢占的洞口向洞里猛烈扫射。就在这时，张灵甫被我军战士的汤姆枪子弹击中后脑壳，肥硕、高大的身躯像木桩似地倒在了地上。

    与张灵甫同时被击毙的还有：敌七十四师副师长蔡仁杰，五十八旅旅长卢醒、副旅长明灿，五十七旅旅长周安义。

    此时，王必成走上山去，看着张灵甫的尸体，淡淡地一笑。

    孟良崮之战，共歼灭七十四师3.2万余人。国民党军队“主力中的主力”

    遭到了彻底的覆灭。

    6月9日，陈毅召集在盂良崮战役中放下武器的七十四师将校军官座谈。

    陈毅说：“贵军在抗战中的战功表现很好，战斗力亦堪为国民党军队之冠。可是这样一支部队到了内战战场，仍然逃不脱被歼的命运。各位应深深研究其中的原因。”

    为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陈毅说：“对于各位此来，我应负责照料大家，爱护大家。我们能帮助你们的地方，一定会尽量帮助你们，绝不为难。”

    会后，陈毅与昔日的对手们共进晚餐。

    在此之前，在华野还发生了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这就是在张灵甫被击毙之后，特务团的战士把张灵甫的尸体抬下了山。

    战士们一直抬着张灵甫的尸体走了两天，到了沂水县一个叫野猪旺的小村庄。尸体已经发出臭味，经向上级请示，决定把张灵甫埋葬在这个小村庄的边上。

    遵照上级指示，六纵政治部主任皮定均，派人给张灵甫买了一口上好的棺材，给张穿上了新军装，但找不到国民党的将军服，就穿上了解放军的服装，并且把他的脸也洗得干干净净的。战死沙场的将军，应该得到一个军人的荣誉。政治部照办了。

    掩埋张灵甫之前，六纵俘虏中1个少将旅长和8个上校要求最后看一眼他们的师长。六纵政治部副主任谢胜坤向皮定均请示。皮定均同意了。

    这个场面，是谢胜坤主持的，皮定均也到了现场。

    一棵古老的松树下，没有挖坑，放着一口半人高的大棺材。棺材是从一个地主家里买来的，花了400银元的高价，十分华贵。棺材旁边放着张灵甫的尸体，已经为他穿好崭新的解放军的服装，洗过脸，伤口也进行了整饰。

    张灵甫身材高大，四方脸，眉毛很重，相形之下，担架显得小了。七十四师的9个将校，走到担架旁边，围成半月形，跪下，全部哭了。风从树梢头刮过去，发出呜呜的响声，伴着压着嗓子的哭泣。他们哭了一会，收住泪，站了起来。

    谢胜坤、皮定均默默地看着这一切。他们站起来后，皮定均说：“这就是你们师长的下场……他执行蒋介石的命令，积极打内战，说要3个月内消灭共党。他一路追着我们，从淮阴到涟水，从涟水到山东。结果，被消灭的不是我们，是七十四师，是张灵甫本人。”说到这里，皮定均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你们师长如此下场，是什么原因？你们认真考虑一下吧。”

    张灵甫被击毙，七十四师被全歼。消息传到南京，犹如晴天的霹雳，震

    撼了南京城，震撼了整个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心。蒋介石气急败坏，暴跳如雷，惊呼：“以我绝对优势之革命武力，竟为劣势乌合之匪众所陷害。”

    为嘉奖张灵甫的“崇高武德”和对党国的“忠贞”，蒋介石决定：在南京风景区玄武湖建立纪念七十四师的石碑；把美国送给国民党打内战的一艘炮舰改为“灵甫号”。

 第168章

    同时，蒋介石将第一兵团司令汤恩伯撤职，整编二十五师师长黄伯韬受到处分，整编八十三师师长李天霞战后即被押解徐州“剿总”军事法庭审判，他花了几十根金条才得以解脱。

    1947年5月22日，新华社就盂良岗发表评述，这也代表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的看法：“华东人民解放军和华东解放区的人民，在全国人民的爱国自卫战争中，担负的任务最严重，得到的成就也最荣耀。”

    四、浴血豫东是否分兵南下，粟裕再次和中央意见发生分歧。在中原地区打大仗，粟裕敢立军令状。作战方案已定：先打开封，后歼援敌！为抢运战利品，陈士榘向军委要特批。作战劳累晕倒，粟裕坐马车指挥战役。邱清泉抢头功急进开封，区寿年判断错误被活捉。好戏无低潮，黄伯韬慌忙烧文件。豫东战役胜利，敌我战略态势发生改变。

    国民党整编第七十四师的覆灭，蒋介石在惊愤之余，并未停止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

    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上遭到惨败，而在西北战场，胡宗南于1947年3月19日占领我军主动撤离的延安城，宣布“大胜”。

    中共中央军委审时度势，认为反攻的时机已到，果断决定：命刘邓大军挺进中原，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为策应刘邓大军，中央同时命令陈毅、粟裕在打破敌人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后，出兵西南，然后向南挺进豫皖苏，建立根据地。

    1947年7月，华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下，跨过津浦路，挺进到鲁西南平原上。

    鲁西南是一个有着悠久革命传统的地区。1000多年前，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风行大半个中国，就是从这里的菏泽县出发的。历史上著名的农民起义军根据地梁山泊也在这里。就在前几天，刘邓大军在这里一举歼灭了敌军9个半旅，创造了大量歼敌的战绩。华东野战军打到这里，说明它已从内线打到外线，参加到大反攻的行列中来了。

    我军开始大反攻后，蒋介石慌了手脚，到处调兵遣将。在鲁西南地区，随着我华东野战军的鲁西南出击，敌人更加惊魂不定，先后调来了八十五师、八十四师、五十七师和“五大主力”之一的第五军，进入鲁西南战场。

    在此期间，华东野战车在陈毅、粟裕的领导之下，巧与敌人周旋，牵制了敌人的大量兵力，有效地配合了中原野战军的战略行动。

    9月上旬，陈毅、粟裕分别率领的两支部队在郓城、红船口地区会师。

    于9月7日晚向沙士集守敌整编五十七师发起攻击，至9日晨将敌全歼，活捉中将师长毁霖茂，少将旅长罗觉元、王理直等这是华东野战军外线出击以来打的第一个歼灭仗，也是变被动为主动的转折点。

    嗣后，华东野战军越过陇海路，挺进豫皖苏，一个月内歼灭敌人万余，并在这一带广泛发动群众，开展了党建、政建和建立地方武装工作。11月，又同陈赓兵团一起，破击陇汉路，攻克了许昌。特别是12月25日在金刚寺、祝王寨地区全歼敌第五兵团及整编第三师，打破了国民党反动派中原战场的全面防御体系，迫使其改为“分区防御”。但就整个中原敌军兵力的部署来看，国民党军队仍占有相当的优势。

    沙士集战斗之后，陈毅离开华东战场去河北平山县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11月，在西柏坡接到通知，要他到陕北米脂参加12月的中央会议。可是，当他辗转到杨家沟时，会议已闭幕3天了。毛泽东要他留下来，先看看会议记录，然后参加讨论一些全局性的重大问题。

    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的12月中央会议上，党中央认为，解放战争已经打了18个月，再作战3年半就是5年，5年建设500万解放军，歼敌750万，就能基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为了把战争进一步引向敌人的深远后

    方，以配合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党中央、毛泽东考虑再来一个“大别山”，派粟裕率华野一兵团3个纵队渡江南下，前出福建、浙江、江西交界地区，在国民党的心腹地带实施新的战略展开，直逼国民党老巢南京和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迫使中原之敌军主力南下回援，从而动摇敌人的战略体系，为歼敌创造条件。

    1948年1月27日，毛泽东电告粟裕：为迫使敌改变战略部署，吸引敌20至30个旅回防江南，确定华东野战军一、四、六纵组成东南野战军，由粟裕率领渡长江南进，在南方数省执行宽大机动作战任务。……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沿途兜圈子。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浙赣边，使敌人防不胜防，完全处于被动应付的地位。渡江时间，可在2月或5月，或秋季。要粟裕“熟筹见复”。

    此时，粟裕正在河南临颖县的指挥所里。他披着军大衣，双手抱于胸前，在连续的咳嗽声中研究挂在墙上的大军用地图。

    此时，他一边看地图，一边紧锁双眉在认真地思索。他不时用右手在因伤致残、常常横于腰际的左手指上掐算着。

    当时，战争形势发展很快，我军在各个战场的战略攻势不断取得胜利，特别是挺进中原的三路大军犹如三把钢刀插入到敌人的心脏，并乘胜完成了战略展开，建立了大片的根据地。而敌人的中原防御体系已出现裂痕，我在黄淮地区大量歼敌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在这样的形势下，是分兵渡江作战，争取将敌主力一部牵到江南去有利呢？还是先集中兵力，尽量歼敌于长江以北，然后再渡江更为有利？

    和敌人兜圈子，开辟根据地，情形对战争的发展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这都让粟裕颇费思量。

    这时，粟裕想到了1934年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长途跋涉，向敌统治区挺进的情景。这次向江南挺进虽然和上次有很大的不同，但是转战数省，行程却比当时抗日先遣队的行程更远，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的困难是可想而知的。即使挺进了江南，但是否能达到调动敌人中原战场力量，实现预定战略意图，仍没有什么大的把握，并且我军在万里转战中，损失也会不小。既然如此，倒不如把一兵团3个纵队留在中原，协同中原野战军，两大野战军背靠解放区的有力支援，在黄淮之间打几个大的歼灭战。中原黄淮地区虽然集结重兵，但防守任务也多，相对机动兵力并不多，且地形有利于我实施广泛机动作战，尤其是在铁路、公路被我军破坏的情况下，敌人重装备将受到很大限制，我则可以充分发挥徒步行军能力强的长处，迅速集中兵力，分进合击，实现战役上的速战速决。

    粟裕经过一个月的反复思考和周密策划，于4月18日把自己的看法和建议报告了中央军委。他认为华野一兵团留在中原歼敌对全局更有利，建议毛泽东和党中央再作斟酌。

    党中央看到粟裕的电报，极为重视，立即回电要粟裕到中央当面汇报，同时还请正在冀中视察的朱总司令和南下途中的陈毅也去。

    1948年5月，党中央机关在一个多月前已从陕北迁到河北阜平县的城南庄。这里本是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所在地。毛泽东就住在聂荣臻原来居住的房间里。

    5月初的一天，陈毅、粟裕一行策马到达中央所在地。

    毛泽东走出房间，迎接粟裕的到来。粟裕见到毛泽东，紧紧握住毛泽东的大手，眼睛有些湿润，这是他和毛泽东分别14年后的第一次见面。

    14年过去，中国革命的形势变化太大了。14年前，毛泽东正受着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路线的排挤和打击，当然也不在党的主要领导地位上。而当时的粟裕，是闽浙赣军区的参谋长。粟裕在井冈山时，是毛泽东的警卫员。

    如今久别重逢，而且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刻，他们感到无限欢欣。

    毛泽东一见粟裕就笑呵呵他说：“点子多的粟裕呵，快进屋来，快进屋来！”

    粟裕激动他说：“部队的指战员让我向主席问好！”

    几日后，毛泽东召集中央领导开会，以极其认真的态度听了3个纵队暂不过江，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的汇报。

    粟裕说：“为了改变中原战局，进而协同全国其它战场彻底打败蒋介石，中原与华东部队势必还要同蒋军进行几次大的较量，打几个大歼灭战，尽可能多地把蒋军主力消灭在长江以北。从现时情况看，要打大歼灭战，3个纵队渡江南进是做不到的。在山东战场，由于蒋军设防坚固，解放军作战的地区比较狭窄，暂时难以打大的歼灭战。而中原黄淮地区，打大歼灭战的条件却正在成熟。这是因为：”一、中原地区开阔，有3条铁路干线和许多大中城市，蒋军都需要设防，兵力分散，机动兵力少。我军在这一地区活动，必能调动敌人，发现和创造战机。“

    “二、中原地区交通发达，固然便于蒋军增援，但也利于我军实施广泛的机动作战。尤其是蒋军的交通线可以被我军破坏，我军的行进蒋军却无法左右。”

    “三、中原地区虽属外线，但背靠山东和晋冀鲁豫老解放区，可以及时得到大批人力物力支援，保障伤病员的安置治疗。同时，我军在中原作战已数月，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外线作战的规律正在逐渐适应和掌握。”

    “四、中原解放区的工作已有了初步基础，具备了一定的支援战争的力量。”

 第169章

    “如果3个纵队渡江南进，这无疑会给敌人以相当的震惊、威胁和牵制，但也存在一些难以克服的不利因素。主要是：”一、3个纵队加上地方干部、约近10万人，渡江后要在敌占区转战数省，行程几千里甚至几万里，敌人必然会利用其大后方的有利条件，对我军实施围追堵截。而我军则远离解放区，在无后方依托的条件下连续作战，兵员的补充、粮弹和其它物资的供应，伤病员的安置和治疗，都将碰到很大的困难，而且还不得不在沿途留下一些部队，建立小游击区，以收容伤病员和处理多余的武器。不仅无力攻占大中城市，碰到有利的战机，有时也不敢下决心打。估计转战数省后，减员不会少于二分之一。剩下的部队就难以对敌形成大的威胁。“

    “二、3个纵队渡江南进唇，估计调动不了中原战场蒋军的4个主力军与整编师。特别是整编第五军和整编第十一师，都是蒋介石的嫡系主力、半机械化部队，蒋军是不会把它调到江南跟我军打游击的。另外中原战场上战斗力强的桂系第七军、整编第四十八师，由于担心放虎归山，蒋介石也不会把它调往江南。这样，实际上就达不到吸引调动中原敌军的目的。”

    “三、渡江南进的部队将面临一次大的思想转变，这需要一定的过程。”

    “鉴于存在这些不利因素，3个纵队渡江南进，难以实现预定的战略意图。”

    “从战略的角度考虑兵力的分派运用问题，要在广阔的中原战场打大规模的歼灭战，必须要有足够的兵力分别执行突击、牵制和打援的任务。中原战场上，华东野战军6个、中原野战军4个，共10个主力纵队，如抽走3个，而又调不走蒋军的4个主力军（整编师），则实际上是分散了兵力，增加了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

    “而3个纵队在渡江后的转战中，估计要有5万人的伤亡。

    “以同样的代价，在中原作战可以歼敌3到5个整编师，而且部队还可发展。”

    “考虑以后，对要不要向中央报告，仍然犹豫了一段时间。主要是担心自己看问题有局限性，对中央如此重大的战略决策提出不同的看法，会不会干扰统帅部的决心。”

    “总之，我有三点意见：”

    “一、3个纵队暂不过江，集中兵力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

    “二、向淮河以南和长江以北派出几个以旅或团为单位的游击部队，配合正面战场作战。”

    “三、向长江以南敌深远后方派出多路游击队，每路五六百人，消灭敌人地方武装，摧其基层反动政权，破坏敌人兵源、粮源和其它战争资源，宣传发动群众。”

    粟裕用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详细讲述了自己思考的结果和根据，并补充了许多原先电报上没有的内容。对敌我双方的各种数字、特点、态势如数家珍般地娓娓道来，中央领导同志听得津津有味。朱德不时把茶杯推到他面前：“粟裕呀，喝点茶再说。”

    粟裕讲完后，毛泽东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又提出了一些问题，粟裕都一一作了回答。

    党中央经过讨论和研究，最终同意了粟裕的意见。

    华野3个纵队不挺进江南，要在中原打大仗，这无疑像粟裕给中央军委立下了军令状，既使他兴奋，也使他感到责任重大，只有以更大的胜利才能报答党中央的信任和殷切期望。

    在粟裕快离开城南庄时，毛泽东又把粟裕叫到了办公室，以勉励的口气说：“中央研究了，这次陈毅不回华野去了，今后华野就由你来搞，由你任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的话使粟裕大吃一惊，便吐口说道：“华野不能没有陈毅同志。”

    他反复请求让陈毅继续担任华野的司令员兼政委。

    但毛泽东仍是说：“陈毅去中原军区工作的决定，已经通知下去了，怎么能朝令夕改？”

    粟裕想了想，向毛泽东建议道：“他去中原军区工作是可以的，但仍然是我们的司令员兼政委。”

    毛泽东一听，笑着说：“你这个点子多的粟裕呀，那从现在起，你就是华野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喽！”

    5月5日，中央军委给华东野战军下达近期作战的计划，要求华野第一、第三、第四、第六、第八纵队及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共计6个纵队，全

    部集结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大仗，在陇海路开封至徐州段及其南北地区，以寻歼敌整编第五军为作战的主要目标，力争在4至8个月内歼敌五六个至十一二个旅，同时指示华野第二兵团向津浦路一线行动，相机歼灭并牵制敌整编第十二师、第七十二师等部；第四兵团在苏北发起进攻战役，以策应中原战场我军作战。

    歼灭整编第五军，正符合当时华野全体指战员的强烈愿望。自蒋介石发动内战以来，该军常在进攻华东解放区和在中原战场中打头阵，既骄横，又狡猾，与华野多次交手，未赚到便宜，也未受到沉重打击，气焰十分嚣张。

    华野指战员对它恨得咬牙切齿。因此，当提出打敌整编第五军时，部队群情振奋，摩拳擦掌，大有“灭此朝食”之慨。的确，在当时情况下，如果把敌人这个“王牌”消灭了，就等于砍掉蒋介石伸向中原和华东战场的一只臂膀，形势将会发生较大变化。

    此时，敌我双方的兵力分布状况是：敌人在中原战场上除保安部队外，有正规军25个整编师（57个旅）。

    其中13个整编师（30个旅），担任重要点线的守备；另外12个整编师（27个旅）和4个快速纵队编成4个兵团，执行机动作战任务。其意图是控制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和平汉中南段的交通线，以郑州、信阳、蚌埠、开封、商丘和徐州等城市为据点，乘我华野部队整训分离之际，集中一切可能使用的机动兵力，寻我主力兵团决战，同时监视和堵击我在濮阳地区进行整训的华野第一兵团渡河南下。

    我军方面，中原野战军主力及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在取得宛（即南阳）

    西战役胜利后，正向南阳、确山之间转移；华东野战军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完成宛西阻击战之后，于5月10日由象河关、春水地区北上，14日袭占许昌，全歼敌独立第二十一旅，尔后即在许昌、襄城地区转人休整；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以及另外两个纵队和特种兵纵队，在濮阳地区进行新式整军运动后，根据打整编第五军的作战要求开展军事训练。中原野战军第九纵队位于郑州西南地区；中原野战军第十一纵队位于豫皖苏地区。

    5月23日，粟裕作出了在鲁西南歼敌整编第五军的作战部署。由于战场情况复杂，粟裕的战役计划也十分详细。他命令两个纵队南下濮阳，吸引邱清泉南下，然后以5个纵队越过黄河，首先歼灭鲁西南地区的守敌，开辟出一块战场。如果这样，他认为邱清泉必然会回援鲁西南。这时，再令南下濮阳的两个纵队即尾随邱清泉部往北跟进，与鲁西南的5个纵队夹击第五军。

    与此同时，粟裕还设想了另一个方案，即当第五军不好歼灭时，“先打开封，后歼援敌”。

    5月24日，南下两个纵队向淮阴前进，邱清泉果然尾追而去。粟裕立即指挥当时在黄河边的5个纵队南渡黄河。不料，这一行动使南京的蒋介石大为惊恐，立即电令邱清泉停止尾追并回师鲁西南。同时，蒋介石又急调5个帅增援鲁西南之敌，企图夹击我刚渡过黄河去的5个纵队。这样一来，敌军在鲁西南的兵力已有9—11个整编师，不但兵力远远超过我军，而且敌军队形密集，不宜分割，难以对第五军头施歼灭的计划。

    但在这个时候，我南下的两个纵队已到达开封附近，相距只有1天左右的行程，如果就势突然攻取开封，会使敌车措手不及。

    粟裕想：既然一时捞不到大鱼，就先逮个中鱼、小鱼吃，于是决定把开封攻下来。

    6月15日，粟裕一边向中央军委和中原军区上报决心，一边向部队下达命令，准备向开封实施攻击。其具体作战部署是：以第三和第八纵队组成攻城集团，由陈士榘和唐亮指挥，先采取奔袭手段攻占城关。尔后依托城关阵地继续攻城。由粟裕指挥其余部队阻击增援开封之敌，保障攻城成功。其中，以中野第九纵插入郑州、开封之间，阻击郑州可能来援之敌；以中野第十一纵队并指挥冀鲁豫军区独立第一旅位于巨野地区，由北向南从侧后牵制邱兵团；以第一、第四和第六纵队迅速楔入定陶、曹县、民权、考城地区，用运动防御方式坚决阻击邱兵团回援开封；以冀鲁豫军区和豫皖苏军区一部兵力相机攻占东明，兰封（今兰考），并破袭陇海路兰封至野鸡岗段铁路。

    6月17日晨，中央军妥复电完全同意粟裕的部署，并指出：“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急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

    粟裕攻打开封，完全出乎敌军的意料之外。当我军即将发起战役时，敌人还蒙在鼓里。开封守敌认为我军是吸引国民党军队主力至鲁西南决战，“在开封无真正战斗”。国防部和徐州“剿总”，虽曾觉察到我第三和第八纵队有围攻开封的征候，但见我军两大集团南北对进，即认定我军企图夹击邱兵团，因而十万火急地向鲁西南调集兵力，要与我军进行决战，尤其可笑的是敌华中“剿总”，还坚持说我第三纵和第八纵队尚在方城以东地区。

 第170章

    然而，我军却在敌重兵紧紧跟踪和严密监视的情况下，创造了歼敌的条件，捕捉到有利的战机，乘敌把注意力集中在鲁西南时，突然对开封守敌发起了攻击。

    6月17日晚，我三纵、八纵在陈士柒和唐亮的指挥下，向开封守敌发起攻击，三纵一部配合八纵，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的农林试验场、东闸口、16营房范围以东及曹门关的敌人、准备由东面、北面实施攻城；八纵另一部首先肃清了南关车站之飞机场、17营房、7营房以西区域及西门外之敌，准备由南面、西面实施攻城。总攻前，大部守敌被肃清。

    18日夜晚11时，总攻开始。

    夜幕笼罩下的古老的开封城，突然弹雨横飞，炮火轰鸣。我军用强大的炮火，支援突袭的攻城部队，仅用五六分钟的时间，我攻城部队就抢占了小南门城楼。

    小南门丢失以后，敌人疯狂进行反扑，用密集的炮火封锁了小南门我后续部队的前进道路，使我入城的5个排和后续大部队分割开来，情况十分危急。

    陈士榘、唐亮命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打退敌人的反扑。让后续部队跟上去，以解救城中腹背受敌的部队。

    同时，陈、唐又命令部队加紧对宋门的攻击。宋门工事坚固，易守难攻，我攻城部队久攻不下。

    宋门距宋门关约有七八十米的开阔地，再向外是一条壕沟（无水），深5米，宽约20米，宋门的右侧约20米外，有一个三角地堡，低矮坚固，可容纳一个排的兵力，堡外挖有壕沟（无水）和铁丝网等附防设备；城门是用麻袋装土堵塞的；城门楼顶部筑有一个较大的89碉堡，周围有四五个小堡，与大堡互相沟通，是坚守城门的制高点，宋门两侧约100米至200米的城墙上皆筑有明、暗堡，组成交叉火力网，严密控制着宋门。

    根据上级统一战斗部署，6月19日晨1时左右，我各种炮火向宋门猛烈

    轰击，顿时宋门前沿烟雾弥漫，成了一片火海。在烟雾的掩护下，我部队的爆破突击队对宋门实施爆破。经过我爆破突击队的反复冲锋爆破，终于炸开了宋门，攻城部队开始向城内突击。

    当宋门被我突破后，城内守敌在装甲车和炮火的掩护下，对我进行反击。

    陈、唐令部队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住城门突破口，以保证后续攻城部队进城。

    我八纵乘三纵突破宋问敌火力转向宋门之际，组织力量迅速扫清小南门外侧敌地堡群，再度控制突破口，主力部队随即打入城内与城楼坚守部队会合，随后又相继突破大南门和西门。这样，三纵、八纵主力部队全部突进城内。纵队指挥部也进城亲临指挥，各部队多路向敌人纵深穿插进行激烈巷战。

    到6月21日，开封守敌被全歼。

    此役，共消灭敌人3万余人，开封守备司令、整编第六十六师师长李仲辛被击毙，参谋长游凌云被活捉，缴获了大量粮款弹药。美联社6月26日上海电称：“共军在开封所获物资、武器与军火，使其能把华中作战支持到夏季结束。”尽管这有些夸大，但华野确实缴获了6000多支库存步枪，3000多桶汽油，32门大炮，以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为了能将这些战利品运走，陈士榘、唐亮请示华野首长专门向军委、中原局、华东局报告，命令四纵、特纵在兰封以西构筑阻击阵地，以求多控制一天，组织大批民工抢运战利品。

    我军攻克开封，如同在敌人营垒里爆炸了一颗重磅炸弹，南京政府大为恐慌，蒋介石恼羞成怒。河南的监委、主委们又哭又闹，乱哄哄的不可收拾。

    素与蒋介石有隙的国防部长何应钦，幸灾乐祸，称此次失败与国防部无关，开封整个战役都系蒋介石亲自指挥。

    蒋介石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开封之战结束不久，蒋介石又筹划了一个大会战计划，即把6个兵团25万的兵力汇集河南杞县、睢县地区，力求聚歼粟裕主力。其具体部署是：邱清泉兵团5个师由开封向杞县攻击，区寿年兵团2个师由民权向睢县出击，黄伯韬兵团3个师从商邱向睢县攻击，吴绍周兵团、杨干才兵团以及胡琏兵团从驻马店向杞县、睢县攻击。

    中原风云突变。而此时，华野已连续行军作战一个多月，第三和第八纵队在开封战役及在此之前的宛东战役中，已伤亡近万人。其他各纵队虽然伤亡不大，但也相当疲劳。尤其是粟裕本人，因长时间紧张工作、指挥战役而病倒了，高烧不退。一天骑马行进中，因发烧昏迷，从马背上摔了下来，十分危险。于是，粟裕不再骑马，叫参谋找来一辆马车，他坐在马车上奔赴战场，进行指挥其后的恶战。

    从驻马店增援的胡琏兵团在行进中被刘伯承、邓小平、陈毅阻于漯河、周口之间。粟裕当时见黄伯韬兵团离战场尚远，区寿年兵团又最弱，决心吃掉区寿年，但区与邱清泉距离太近，不便割歼。为了将邱、区两兵团隔开，以创造歼灭区兵团的战机，粟裕便命一部诱使邱清泉向西南追击。这样一来，粟裕即巧妙地利用了邱清泉急于西进开封捞取资本的心理，又造成了区寿年的判断错误和行动上的犹豫。果然，敌两个兵团，一个向西南疾进，一个却在原地踌躇不前，一天之内即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

    战机来了。粟裕命我军迅速楔入敌两个兵团之间，也来不及查明区寿年兵团的具体部署，即向区寿年兵团发起攻击。

    至6月29日晨，华野部队己将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新二十一旅包围于龙王店及附近地区，并完成了对敌七十五师各旅团的分割。同时，将

    敌整编七十二师包围于铁佛寺周围地区。我阻援兵团控制了被包围之敌以西20公里之杞具至王店集一线，隔绝了邱、区两兵团。29日晚，华野突击集团以一部兵力继续包围敌整编七十二师，以主力对区兵团部和整编第七十五师、第二十一旅发起攻击，经两昼夜的激战，至7月1日中午，将敌整编七十五师的第六旅及新二十一旅全部歼灭。

    7月1日下午，西边的邱兵团在我节节阻击下，进至距区兵团约10公里的官庄、张阁一线。东线黄伯韬兵团，由东向西增援区兵团，已抵达被包围的敌整编七十二师以东约10公里的帝丘店地区。东、西敌两个兵团一齐压来，形势异常紧张，是坚持还是改变原定战役的计划，必须当机立断，刻不容缓。

    粟裕表现出巨大的决心和气魄，他一边加速攻歼区寿年兵团，一边又以4个纵队东移，准备围歼黄伯韬兵团。

    区寿年兵团被围，蒋介石极为惊慌。6月30日，蒋介石偕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到杞县上空督战，以杀头相威胁逼迫邱清泉迅速攻击前进，与区兵团会合。邱清泉即倾其全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对我阻击部队疯狂进攻。但我东西两线的阻援部队顶住了敌人的进攻，始终未使敌人的阴谋得逞。

    7月1日下午4时，粟裕在他的马车上下达了总攻区寿年兵团部的命令。

    当日黄昏，残敌肃清，区寿年被俘，其参谋长林曦祥及七十五师师长沈登年也被活捉。

    区寿年兵团被歼，已经达到预期的作战目的，按理说应该及时撤出战斗。

    并且因为我军经连续作战，伤亡较大。加之战区久旱无雨，井河干涸，炎热夏季里，烈日暴晒，部队饮水奇缺，吃不下饭，体力渐弱。但是，当华野刚解决区寿年兵团之时，东面的黄伯韬兵团进展很快，已抵达帝丘店附近，对我军从东部撤出战场威胁很大。粟裕认为，若不对该敌以有力的打击，我军携带大批伤员，将难以顺利撤出战斗；即便撤出，各路敌人也会很快对我实行尾追，使我陷入被动，粟裕决心给黄伯韬一点颜色看看，打瘫他，打怕他，然后迅速撤离。

    7月2日晚，粟裕下达围攻黄伯韬的命令。到4日拂晓，歼敌两个团。5日，黄伯韬坦克反扑，被我军击退；黄昏后，我再度攻击，至6日晨，又歼敌一个多团。黄伯韬乓团一共有两个旅，一个快速纵队，一个高警总队，忽然间被歼灭一个多旅，十分恐慌，害怕像区寿年的下场，于是急令部队收缩于以帝丘为中心的狭小地带，连夜清理焚烧文件、地图，以备不测。但7日一旱醒来，发现我军全部参战部队早已撤得无影无踪。气得敌众将官瞠目结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豫东战役胜利结束。

    7月11日，党中央给华东和中原全体指战员发来贺电：“庆祝你们继开封胜利之后，在豫东歼灭蒋军区寿年、黄伯韬等部队，5万人的伟大胜利。”

    “这一辉煌胜利，正给蒋介石‘肃清中原’的呓语以迎头痛击；同时，也便于我军更有利进入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第三年度。当此盛暑，特向同志们致慰问之意。”

    豫东之战，是我军在外线战场上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攻城打援之战。在这次战役中，我军大大发展了攻防作战能力，歼敌数量由过去一次战役歼灭一个整编师增加到两个整编师以上的集团，对被围的敌集团已可形成火力攻势，协同作战的范围和规模，持续作战的时间和能力，战斗剧烈的程度，都

    超过华野以往进行的各次战役，充分体现出强大野战兵团的威力。豫东战役又是一场硬仗、恶攻，这次战役的胜利来之不易。

    豫东战役的胜利，改变了中原和华东战场的战略态势。

 第171章

    从此，在中原战场，敌人已完全失去了对我发起战役性进攻的能力。

    豫东战役的胜利，以及当时全国其它战场上取得的胜利，大大发展了我军的战略进攻。这次战役结束后不久，即1948年8月，毛泽东在西柏坡接见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同志和普察冀军区炮兵旅长高存信同志时说：“解放战争好像爬山，现在我们已经过了山的坳子，最吃力的爬坡阶段已经过去了。”毛泽东预言：“这样，就使我们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大为缩短。原来预计，从1946年7月起，大约需要5年左右的时间，便能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政府。现在看来，只需从现时起，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将国民党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五、决战淮海济南攻克，粟裕提议进行淮海战役。毛泽东神机妙算，黄伯韬欲哭无泪：“将帅无才，累死三军。”增援部队反求援，黄维被围双堆集。淮海战役正酣，白崇禧忙上加忙。一个被传统礼教与战争洪流雕塑出来的人，杜聿明长叹：“末日到了。”夹生饭“吃得正香，毛泽东西柏坡紧急叫停。”

    1948年9月24日，经过8天血战，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攻克了国民党坚固设防的济南城，全歼守敌14.4万余人，生擒国民贪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兼山东保安司令王耀武及副司令牟中珩、国民党山东省党部主任委员庞镜塘等，同时攻克长清、齐河、历城三座县城。

    大胜之后，粟裕的脸上却看不出多少胜利后的喜悦。仗越打，他的胃口越大。这时，他又把一份求战的电报发给了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我们下一步行动，拟作以下建议：立即进行淮海战役。这战役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苏北兵团加强一个纵队攻占两淮。战至第二个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淮海战役后，全军再转入休整。”

    谁也设想到，这封电报竟成了后来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的第一份建议书和请战表。

    围绕这个建议，粟裕提出了三个方案供中央军委参考。第一个方案是，举行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乘两淮敌人兵力空虚，由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副政治委员吉洛（姬鹏飞）指挥所部，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线，准备歼击由徐州方面来援之敌。第二阶段，用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结束战役。尔后华车野战军全军转入休整。

    第二个方案是，只进行海州作战，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标，并以主力控制于新安镇、运河车站南北及峰县、枣庄线，以备战姿态进行休整。此案对部队休整有利，但亦增加今后攻占两淮的困难（敌人可能增兵）。

    第三个方案是，全力向南求歼由徐州增援济南之敌一部，但济南攻克，敌人加强警惕，可能退缩，恐不易求战。

    在粟裕给毛泽东发去电报的第二天，即9月25日，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副司令员陈毅（仍兼华东野战军司令员、政治委员）、参谋长李达，致电中央军委并粟裕：“济南攻克后，我们同意乘胜进行淮海战役，以第一个方案攻两淮，并吸打援敌为最好。”

    毛泽东立即与朱德、周恩来等人在几乎占了一面墙的军用地图上，研究敌人的兵力情况。

    蒋介石此时为确保对津浦路、陇海路、平汉路的控制，阻止华野与中原两军会合，将部队沿陇海路、平汉路、津浦路部署：孙元良十六兵团的两个军驻郑州。

    邱清泉二兵团5个军驻商丘。

    刘汝明八兵团两个军驻开封。

    黄维十二兵团4个军驻确山。

    冯治安第二绥靖区4个军驻徐州。

    李弥十三兵团3个军驻碾庄。

    黄伯韬七兵团5个军驻新安镇。

    李延年六兵团4个军驻海州。

    蒋介石以徐州为中心，沿津浦、陇海线部署了两条长蛇阵。

    对敌人的部署，毛泽东敏锐地意识到，这是极利于各个击破的阵形。尤其是东段，兵力薄弱，又均非蒋介石嫡系，粟裕建议从这里开刀，眼光不凡，确是大将风度。

    毛泽东收到刘伯承等人电报的当日，立即致电饶漱石（华东军区政委）、粟裕并告刘伯承、陈毅、李达：字我们认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目前不需要大休整，待淮海战役后再进行一次大休整。“并提出这个战役，应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估计不久邱清泉兵团将退回商丘、砀山地区，黄伯韬兵团回到新安镇、运河车站地区，因此，应以歼灭黄伯韬兵团为目标。

    第二个作战，歼灭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之敌。

    第三个作战，歼灭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

    毛泽东认为，“进行这三个作战是一个大战役。打得好，你们可以歼灭敌人十几个旅，可以打通山东与苏北的联系，可以迫使敌人分散一部兵力去保卫长江，而利于你们下一步进行徐州、浦口线上之作战。”

    果然不出毛泽东之所料，黄伯韬于9月27日命令所辖各整编师返回新安镇附近地区，李弥兵团由徐州以西退往徐州以东碾庄、曹八集地区，邱清泉兵团由成武、单县回到商丘、砀山地区。因此，华东野战军要南进打两淮，必须首先打掉黄伯韬兵团这只拦路虎，而要歼灭黄伯韬兵团，又必须能够拦住徐州东援之敌。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又于9月28日电中明确指出：“淮海战役第一个作战，并且最主要的作战，是箝制邱（清泉）、李（弥）两兵团，歼灭黄（伯韬）兵团。”

    11月11日，毛泽东又代表中央军委给华东、中原野战军和华东局、中原局发出了“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就淮海战役的具体部署，提出了极为重要的意见：“本战役第一阶段的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伯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

    为达到这一目的，应以6至7个纵队分割歼灭黄伯韬所属3个整编师，以8至10个纵队，阻击由徐州东援的邱清泉、李弥兵团。“

    “第二阶段以大约5个纵队，攻歼海州、新浦、连云港、灌云地区之敌，并占领各城”，“而以其余兵力（主力）”担任箝制邱李兵团。“

    “第三阶段，可设想两淮方面，……亦须准备以5个纵队左右的兵力去担任攻击，而以其余主力担任打援及箝制。”

    同时，毛泽东命令中原野战军采取有力行动，箝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同日（10月11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指出，蒋介石已命令郑州孙元良兵团3个师东进，“你们应速部署以攻击郑（州）、徐（州）线歼敌一部之方法，牵制孙无良，否则孙兵团加到徐州方面将极大妨碍华野的新的作战。”

    华野部队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经过一个多月的准备，制定了周密的作战计划，明确了战役方针，各部队从战术、技术到后勤军需等都做了充分的准备，广大指战员牢固树立了南下打大仗、与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思想，只等一声令下，便开赴前线。

    11月4日上午8时，华野司令部在曲阜发布了《淮海战役攻击命令》。

    攻击命令分析了徐州敌军的态势和企图，指出中野各部为了配合华野作战，

    己由陈毅、邓小平率主力东进，并指挥华野三纵队和两个纵队从西面和南面威迫徐州，以箝制和吸引徐州以西的敌人。攻击命令明确规定了各部队的战斗任务和目标、路线、战斗分界线以及注意事项等。攻击命令规定全军11月8日发起战斗。于11月5日隐蔽进入到鲁甫邹县、膝县、临沂地区一线的开进出发位置。

    这时，国民党徐州“剿总”刚开过军事会议，所属各兵团正准备按照军事会议的规定向徐州收缩靠拢，但尚未正式行动。黄伯韬兵团此时仍集结在新安镇、阿湖、高湮沟一线。

    11月6日，华野各路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挺进淮海地区，拉开了淮海战役的序幕。

    黄伯韬兵团按照原定计划，开始西撤。

    我军的神速行动，一下子打乱了黄伯韬的如意算盘。在窑海急渡运河的敌六十三军，一部刚渡过河去，就遭到我军从苏北北上部队的痛歼。未及渡河的一五二师，又被我尾追部队全歼于堰头镇地区。敌六十三军军长陈章，渡河时被打伤，挣扎到西安后，见走投无路，自杀身死。敌四十四军由海州、连云港西逃时，拖带行政人员、逃亡地主等10万之众。11月8日，当敌二十五军淮备渡河时，运河铁桥被堵得水泄不通。整个铁桥完全处在我堵截、追击部队的大炮射程之内。炮弹在运河铁桥周围爆炸，二十五军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待敌人拼死挤过桥时，被炸死，踩死和挤落水中淹死的已过一半。

    敌一○○军在我锐不可挡的攻势下，害怕担任掩护任务被我歼灭，8日便派其四十四师先行渡河。该师渡何后，又未执行到碾庄集中的命令，径直逃向八义集，正碰上我北上部队，又被包围歼灭。当黄伯韬兵团逃到碾庄时，只剩下六十四军和四十四军两个完整的军。此时，我各路大军纷纷追到，将他们团团包围。黄伯韬西逃的计划彻底被产，只得在碾庄地区负隅顽抗，寄希望于增援部队前来解救。

    10日，我军以绝对优势兵力，向黄伯韬守敌发起全面攻击。

 第172章

    至14日，我军先后占领了敌四十四军和一○○军的一些阵地，并予二十五军和六十四军以重大杀伤。

    11月15日，我前线指挥部提出：“先打弱敌，后打强敌；攻其首脑，乱其部署。”并决定会攻碾庄。九纵队是会攻碾庄的主攻部队之一，纵队首长决定，二十五师担任主攻，由碾庄正南、西南攻击，得手后直捣黄伯韬司令部。

    随着总攻信号升起，我军的炮弹，如疾风暴雨一般，从碾庄外的各种防御工事，一直轰到村里。

    我军包围碾庄以后，刘峙令李弥、邱清泉兵团，火速解救黄伯韬兵团。

    但在我强大火力的顽强阻击下，李、邱两个兵团，始终不能越雷池一部。17日，我阻击部队为了更有效地打击敌人，同时准备下一步围歼黄维兵团，主动调整了阻击阵地和兵力部署，以便给敌军致命的一击。14日，碾庄外围之敌被歼。18日，敌四十四军一五○师师长赵壁光率部投降。19日，四十四军阵地被我军突破，军长王泽睿与一六二师师长杨自立都在碾庄车站的交通沟里做了俘虏。

    19日，我军再次向碾庄守敌发起攻击。战车滚滚，炮声隆隆，眨眼的工夫，碾庄及其周围，火光闪闪，浓烟弥漫，大地在抖动。

    11月22日，碾庄被攻破，敲响了黄伯韬兵团彻底覆灭的丧钟。至此，

    除了大院上、小院上的敌人还在顽抗之外，其它村庄的敌人，被歼的被歼，投降的投降，很快便上崩瓦解了。

    此日晨，黄伯韬赖以保驾的六十四军，在我军锐不可挡的攻势面前，也开始动摇。我二十六师七十七团五连正准备向困守在小院上的敌一五九师发起攻击之时，忽然发现一个人，手举白旗，摇摇晃晃向五连阵地走来，此人光着脑袋，边走边喊：“请不要打枪，我是来接洽投诚的。”手里的白旗还不停地晃动着。

    来到五连阵地，他向五连连长先敬了个礼，然后又深深地鞠了一躬，自我介绍道：“我叫冯柏成，是一五九师的副营长，奉师长钟世谦、副师长李振忠之命，前来接洽投诚事宜。”说着，把“求降书”双手递给五连连长，又补充了一句：“这是李副师长亲笔所写，望贵军笑纳。”

    五连连长接过来看了一遍，立刻掏出钢笔，在“求降书”上批示道：“准予投降。一、立刻命令该师所属四七五团、四七七团全部放下武器；二、解放军保证放下武器的官兵的安全，私人财物一律不加侵犯。”写完，又把“求降书”还给冯柏成。

    冯柏成接过来看了看，连连说道：“这就好，这就好，只要你们不再打炮，其它方面我们一定照办不误！”接着，又为难他说：“能否劳动贵军官长亲自走一趟，免得师长不相信我。”

    能否到敌人那里去，连长立刻报告了团里。团首长决定：“王连长留下掌握部队，并做好受降和攻击两手准备；由张副连长随冯柏成到敌师部去，进一步说明我军的政策。”

    张副连长随同冯柏成到了一五九师师部，经过进一步交谈，一五九师余部同意投降。

    我炮击停止。一五九师师长钟世谦走出隐蔽部，把武器放在广场上，他的后面，紧跟着敌一五九师的官兵。

    一五九师的投降，把黄伯韬的最后一根支柱也抽掉了。天近黄昏时分，大院上的敌人开始逃跑。

    敌人像决了堤的洪水，呼啦一下子涌出了大院上。我军马上扑了上去，冲锋号声，喊杀声，似海啸雷鸣。我军指战员高喊着：“活捉黄伯韬！”“不要叫黄伯韬跑了！”从四面八方，一齐涌向大院上。大院上四周，人山人海，分不清哪是敌人，哪是我围歼部队。约摸半小时以后，冲锋号声停止了，喊杀声停止了，枪声也停止了，各种颜色的信号弹腾空而起。

    陷入绝望的黄伯韬在其总部被攻破的一刻开枪自杀了。他的遗书上写着：“将帅无才，累死三军。”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

    第一阶段作战，华野和中野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华野按照预定的作战计划，完成了中间突破，全歼黄伯韬兵团的任务。

    第一阶段，经过17个昼夜的奋战，我军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8个师（内有3个半师起义）和3个师的非正规部队，共21个整师，计17.8万余人，约占敌人在淮海战场上总兵力的四分之一。其中俘虏敌军9.66万余人，毙伤敌军5.05万余人，敌军投诚7800余人，起义2.3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枪支、弹药、战车、汽车、马匹和其它军用物资器材甚多。

    经过第一阶段的战斗，把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兵力分割在徐州、蚌埠、双堆集三处，为尔后逐个歼灭敌人，夺取第二阶段及战役全胜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为歼灭敌军主力于长江以北，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我军全歼了黄伯

    韬兵团，使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臂，战斗力大为下降，士气更加低落，各兵团提起解放军便谈虎色变，军官大都失去信心。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惊慌失措，很多官员纷纷搬家南逃，有的逃往香港或国外。

    由于淮海战役规模广大，根据粟裕的提议，中央统一成立“总前委”，由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整个战役。

    11月2日，陈毅、邓小平向中央表示：“本作战我们当负责指挥，惟因通信工具太弱，故请军委对粟谭方面多直接指挥。”

    陈毅、邓小平统一指挥中原、华东两个野战军，使原来由中原野战军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的格局，逐步演变成两支野战军联军作战，共同执行淮海决战的新格局。这是南线战局的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态的发展，是中央军委、毛泽东和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战场总兵力还少于敌军的条件下，敢于进行战略决战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为救援陷入重围的黄伯韬兵团，蒋介石迫于形势，急令黄维兵团由确山和驻马店出发，投入淮海作战。

    中央军委决定，在第二阶段作战中，主要作战以歼灭黄维兵团为主。

    黄维兵团是蒋介石嫡系中的精锐部队，辖十军、十四军、十八军、八十五军和第四快速纵队，共约12万人。该兵团，装备完好，有较强的战斗力。

    其中十八军，是陈诚一手扶植起来的，全为美械装备，各级军官是清一色的军校毕业生，受法西斯教育甚深，号称蒋军“五大主力”之一。该军恃装备好，运输车辆多，机械化程度高，骄横跋扈，不可一世。

    当时战场上的态势是，从徐州到蚌埠，由海州至商丘，蒋军南北对进、东西呼应的4个兵团，都被我重兵阻滞，唯独这个黄维兵团，在战场得以左右闯荡，似乎无人敢樱其锋，沿正（阳）新（蔡）公路浩浩荡荡北进。其实，黄维兵团已经陷入总前委设计的陷阱之中。总前委首长对黄维兵团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对敌人主官的性格颇为熟悉，知道他们色厉内荏，志大而智少，威加而寡恩。在黄维兵团自觉天马横空，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军的大网正向他们盖来。我中野四、九、十一纵队在东平集、邵围子一线由东、北向西、南压缩；六纵和陕南二十旅由南向北压缩；一、二、三纵由西向东压缩，8个纵队构成巨大的包围圈，加上华野的第七、三和十三纵队协同作战，黄维兵团的十二万人马被困在以双堆集为中心，东西20里，南北15里的包围圈里。

    黄维兵团本是增援部队，反而被围，大为恐慌，向蒋介石呼救求援。

    11月28日，蒋介石令杜聿明兵团和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实施南北对攻，以求解黄维兵团之围。

    敌军为解救黄维兵团，战斗力较强的李延年兵团3个军于12月2日开始试探性进攻。3日起，开始全线进攻。

    我军坚决抗击敌军前进，虽然敌众我寡，但由于我军拼死阻击，一周之内，敌军进展缓慢，伤亡惨重。

    黄维兵团究竟是蒋军中具有较强战斗力的部队，被我军四面包围后，很快调整了部署，稳住了阵脚。包围圈里的敌人，一面利用其空中优势和强大的炮火对我军实施袭扰，一面不断强化防御工事，构筑大量的土木工事和永备工事，在短短的时间内形成了比较强固的防御体系。

    11月26日起，我军进一步压缩对黄维兵团的包围圈，把敌人压缩到了在以宿县西南的双堆集为中心的横宽不足15华里的狭小地区以内。

    27日，敌人集中4个主力师，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掩护下，倾全力企图从双堆集东南方向突围。敌人可以抽出的机动兵力全都用上了。我军坚决痛击，粉碎了他们的突围计划。

    敌人突围不成，再次调整部署、进一步加强工事，准备死守待援。

    12月6日下午4时30分，我军东、南、西3个集团，同时向被围之敌发起总攻。我军依靠紧密的侦察，利用纵横交错的交通壕、散兵坑，充分发挥步炮协同的威力，对敌人展开进攻。虽然敌人依赖大量的地堡群、坚固工事和各种兵器组成的严密火网阻挡我军向前发展，并不断在坦克、火炮支援下反扑，仍挡不住我军猛烈的进攻。敌人的阵地一块接一块地被瓦解。敌人控制的地盘正在缩小。

    一周以后，黄维兵团已被压缩在甚小的包围圈里。12月12日，刘伯承、陈毅两司令员发出了《促黄维立刻投降书》。设在邯郸的人民广播电台，进行反复广播，极大地瓦解了敌人军心。

 第173章

    黄维拒绝投降。

    12月15日17时整，我备集团部队发起最后攻击。信号弹划破天空，炮声震撼大地。我南集团中野六纵队锐不可挡，连克敌阵，迅速突破敌人双堆集核心工事。我东西集团穿过敌人的火网，越过敌人的堑壕、地堡群组成的阵地和用汽车筑成的防线，向南集团会合。3股铁流很快会合在一起。敌人的指挥中枢被摧毁。无数蓬头垢面、衣衫褴楼的敌人从冒浓烟的地堡里爬出来，向我军举手投降。有一股敌人企图向西面突围，被堵住全歼。我军战至15日夜11时左右，围歼战基本结束。敌兵团司令黄维、副司令兼八十五军军长吴绍周被活捉。敌兵团副司令胡琏只身逃脱。至此，国民党军队主力兵团之一的黄维兵团12万人，除少数漏网外，全被我军歼灭。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自11月23日至12月15日结束。在这一阶段中，中野和华野紧密配合，协同作战，完成了全歼黄维兵团的任务，并将杜聿明集团的3个兵团包围在永城东北青龙集、陈官庄地区，歼灭了突围的孙元良兵团。

    12月18日，党中央向参加战役的全体指战员发出贺电，指出：“你们继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之后，又取得了第二阶段的伟大胜利。自11月23日至12月17日止，你们解放了战略要地徐州，全部歼灭了国民党最精锐兵团之一的黄维第十二兵团4个军10个师及1个快速纵队，生俘该兵团司令黄维、吴绍周，争取了黄维兵团一一○师廖运周部起义，包围了由徐州向永城方向逃窜的杜聿明部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并歼灭该敌三分之一以上，给予从蚌埠向北增援的李延年、刘汝明请兵团以严重打击，迫使其向淮河以南回窜，从而使杜聿明完全孤立于永城东北地区，粮尽援绝，坐以待毙；同时，又解放了淮阴、淮安，攻克灵壁，使淮河以北全境除杜聿明部所据永城东北地区之小块据点以外，均获解放，对于今后的作战极为有利。凡此伟大成绩，皆我英勇将士努力奋战，前后方党政军民一致协作的结果，特向你们致以热烈的庆贺与慰问之忱。尚望团结全体军民，继续努力，为全部歼灭当面敌军而战。”

    黄维兵团的被歼灭，在南京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失败主义情绪笼罩整个国民党统治集团。李宗仁后来说：“民国37年（1943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己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

    人心惶惶，阴沉气氛弥漫全国。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能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

    黄维兵团被歼不久，12月25日，国民党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利用对蒋介石当时的不利形势，向蒋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目的是逼蒋下台，提高桂系地位。在白崇禧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北省参议会通过致蒋介石电，警告蒋介石“如战祸继续蔓延，不立谋改弦更张之道，则国将不国，民将不民”，要蒋介石“循政治解决之常轨，寻取途径，恢复和谈”。蒋介石在军事上遭到致命打击，又受到美国和桂系势力的内外催逼的情况下，遂不得不于1949年元旦发表求和的声明。这是后话。

    黄维兵团被歼前后，中国的军事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东北，我军取得了辽沈战役的胜利，全歼了国民党卫立煜集团。在中原和华东地区，淮海战役的第二阶段已经结束。徐州“剿总”的5个兵团，已被我军歼灭了3个，剩下的两个也已被我军紧紧包围，歼灭了一半，其余一半即将被歼。在华北，傅作义的60万兵力，有的已被我军包围，有的正处在被包围之中。在西北，胡宗南的部队被牢牢粘在了西安地区。在华中，白崇禧的手中还有一些部队，但有的被我军牵制，有的蒋介石是使唤不得的。

    情况危急，蒋介石只好改变其军事部署。12月16日，即黄维兵团被歼的第二天，蒋介石令李延年兵团后撤，不敢再逞强去救援被共军包围的杜幸明兵团。徐州“剿总”司令刘峙，则由蚌埠移至滁县。杜聿明兵团的命运危在旦夕。

    杜聿明是在淮海战役开始前，被蒋介石硬逼到徐州，辅弼刘峙与共军作战的。

    杜聿明这年40岁，但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大些，这大概与他多年受着胃溃疡、肺结核等疾病的折磨有关。他身材消瘦而仪表威严，体质赢弱而气字轩昂。他出身于书香门第，但于的是行伍事务，所以，他是一个被传统礼教和战争洪流雕塑出来的具有多重性的人。

    国民党的气数不长，精明的杜聿明看出了端倪。但因为他是一个军人，并且忠实于蒋家王朝，蒋介石交重任于他，也只好知其不好而尽力为之了。

    在人民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使得国民党的“群星”实在是暗淡无光。

    黄伯韬自杀，黄维被活捉，杜聿明的命运也凶多吉少。他的30万人马早已被共军围得水泄不通。

    水泄不通，主要指地面，因为当时共产党的军队还没有能力控制天空。

    在黄维兵团即将覆灭之际，杜聿明坐飞机飞回南京，参加由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和蒋介石在小会议室进行密谈，力陈徐州不保，三十六计走为上。蒋介石终为杜聿明的陈述所动，同意放弃徐州，向南逃跑。

    杜聿明要逃，粟裕早有预料，而且两人考虑的路线极其一致。

    开完会议，杜聿明于当日又飞回徐州，向徐州“剿总”刘峙报告了蒋介石的指示。随后，即用飞机将总部人员运到了蚌埠。徐州机场拥挤不堪，连刘峙本人也是到第二天才飞到了蚌埠。

    徐州“剿总”存有大批军用地图和档案材料，补给司令部还有大批武器弹药、库存被服用具和粮食。杜聿明下达命令；地图档案由参谋人员负责于12月1日午前烧毁，武器弹药由火车站运至黄口车站，另候处理；其它物资

    发给各部队尽量携带。随后，杜聿明率指挥部小部分人员急急忙忙撤离徐州。

    一路上部队、车辆、人马乱糟糟地拥塞了道路，绕道凤凰山便道，好不容易才在黄昏时到达王白楼。

    发现杜聿明要逃，粟裕立刻下达命令追赶。他命华野主力一部沿陇海路向徐州急进，除留一个师控制徐州市外，大部分兵力仍向萧县跟踪追击；一部由阳城地区直插老祖楼，堵截逃敌；一部从徐州以南地区围向西北，尾敌侧击而追；另一部沿宿县、永城公路急进。此外，又布置了第二线截击和第三线迂回部队。各路大军全部轻装，兼程急进，一个劲直追，追上就打，两三天内歼灭逃敌2万余人。

    杜聿明的汽车开开停停，越往前走，道路越堵塞。他不得不丢弃汽车，跛着一条被日本鬼子炸伤的腿，在卫士的搀扶下，步履艰难地向永城方向急逃。第三天到达孟集。而就在此时，忽然接到一封空投的蒋介石的亲笔手谕，命他迅速令各兵团停止向永城前进，转向濉溪口方向，协同由蚌埠北进之李延年兵团，南北夹攻共军。

    蒋介石让杜聿明停止逃跑的目的，是为了解救当时处于绝望之中的黄维兵团。

    杜聿明见蒋介石决心有变，十分气恼，明眼人都知道，黄维兵团救也是亡，不救也是亡。现在杜聿明手中的30万大军，逃跑才是求生的唯一出路，如救黄维兵团，则会一起走向灭亡。

    但杜聿明哪敢自作主张。如果按原计划继续撤退，将会被蒋“军法制裁”。

    杜聿明接到蒋的手谕后，心烦意乱，但又一时下不了决心。于是，只好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就地待命。通知各司令官到司令部商量决策。

    到了此时，各路诸侯各说各的理，会议一开，司令们吵得一塌糊涂。

    这样，由于讨论对蒋介石手谕的态度，一下子就在此耽搁了10几个小时。到翌日拂晓，杜聿明就是敢违抗蒋介石军令再继续逃跑，也没有机会了，因为紧追快赶的华野各路大军已杀将上来，将其全部合围于陈官庄地区。

    逃跑的可能没有了，只有向蒋介石求救。杜聿明频频向蒋介石呼救，要求“请空军积极助战并空投粮弹”。

    蒋介石回电说：“无粮弹可抽，着迅速督率各兵团向滩溪口攻击前进。”

    杜聿明的各路部队走投无路，军心动摇。邱清泉大骂：“国防部混蛋，老头子也湖涂，没有粮弹，几十万大军怎么打仗？”

    杜部被围，华野代司令粟裕甚为满意，下令部队向杜部发起攻击。粟采取的是攻击东北，守备西南，先打弱敌，再歼强敌，逐步前进的方针。

    杜聿明此时只好听天由命，硬着头皮顶着了。他采取的是三面掩护，一面突击，逐次前进的战法。

    战至6日，敌阵地到处被突破，邱清泉打得最卖力，但也毫无办法突破铁桶般的包围。见此状况，杜的各路大将似乎都泄了气，邱清泉、孙元良哀求杜聿明快拿出别的解救高招。杜聿明哭丧着脸说：“三天以前还有，今天我也是江郎才尽了。”

    他们左思右想，决定分散火力，多头突围。邱清泉兵团开始向南猛攻，孙元良兵团开始从西北方向冲杀，李弥兵团向西突击。但不管敌人怎样拼命攻打，华野的包围圈不但不见破，反而越收越小。孙元良在受到解放军攻击时，从吉普上滚到地下，从人缝中溜走，只身逃了个活命。

 第174章

    孙元良兵团被歼。

    7日，粟裕今东、西、北三面部队加强攻击，重点放在邱、李两兵团的

    结合部。我部队连续发动猛烈进攻，占领了敌掩护阵地的大部分外围据点。

    李弥惊恐万状，枪毙了一个带头后退的团长，仍无济于事，敌兵照样溃退不止。

    8、9两日，敌人分头突围失败，转而又实施集中兵力，重点突破。蒋介石派来轰炸机在空中进行支援，并在我军阵地投下毒气催泪弹，但突围仍不见希望。

    10日，粟裕再次令部队发起全线攻击。杜聿明再三向蒋呼救。蒋复电云：“现无兵增援，望弟不要再幻想援兵。应迅速督率各兵团攻击前进。”杜聿明此时只好长叹一声：“末日到了。”

    而就在杜聿明部行将被全歼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忽叫暂停。

    12月11日，毛泽东电令总前委：“于歼灭黄维之后，留下杜聿明指挥之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诸兵团之余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新部署。”

    耐人寻味的电报。一个月前，毛泽东、中央军委还下不了吃掉徐州刘峙集团这锅“夹生饭”的决心。现在，这锅“夹生饭”已经煮熟，并吃下了一半，毛泽东忽然又叫暂停。毛泽东是在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感到一下吃完还不够味，要慢慢嚼出个味道来？还是有什么更大一步的棋要走？总前委的领导们没有一下子体会出这一步棋的好处来。

    是的，毛泽东就是毛泽东，果然有一步更大的棋要走。

    因为此时，平津战役已经开始，蒋介石对那里的部队是战是撤正举棋不定。而此时，我对平津的敌人尚未完成包围。如果此时蒋介石撤走平津的几十万大军到江南，就可能会对解放战争的进程产生不良影响。最好是把敌人的主力部队统统消灭在长江以北。为了在我军完成对敌人的包围之前，稳住蒋介石，不急于下达部队南撤的命令，故才有12月11日毛泽东给淮海战役总前委的电报。

    12月14日，毛泽东又指示粟裕：对围攻杜幸明集团的部队，就地休息若干天，只作防御，不作攻击。

    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杜聿明手下的官兵们。如果早一点当解放军的俘虏，起码还有碗饭吃。而现在数十万大军被围在北风呼呼的冰天雪地里，蒋介石又不送粮草，岂能不苦？

    杜聿明部饥寒交迫。先是抢劫当地群众的粮食、牛马、鸡犬以果腹。但这么一小块地方，老百姓的东西马上被抢光了。怎么办？继而只有吃野草、树皮、麦苗，再后就是杀骡马，连骡马的皮都抢吃光了。

    此时，正是解放军开展政治攻势的好时机。在解放军这边，不只是有广播稿和快板书，而且还有热气腾腾的大米饭和白面馒头。“蒋军官兵弟兄们，放下武器吧！人民给饭吃。”这时候，馒头比炮弹的威力还大，敌人挡不住冒着热气的馒头的诱惑。整排、整连、整营地陆续向解放军投诚。但是，杜、邱、李等高级将领仍不投降。

    不投降就消灭它！1949年1月6日，总前委令各纵队对包围之敌发起猛烈的攻击。炮火连天，杀声震地。各纵队从不同方向勇猛插向敌阵。

    9日，我军插入敌中心阵地，敌土崩瓦解。10日，战斗胜利结束。邱清泉被击毙，李弥率少数残部逃跑，杜聿明下落不明。

    杜聿明没有为蒋介石成仁，也没有逃掉，他就在解放军的俘虏群里。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粟裕正为杜聿明不见下落纳闷呢，忽然接到陶勇打来的电话：“司令员，我们这里发现一个自称为军需官高文明的战俘，很可

    能是杜聿明。“

    粟裕一笑，说：“好，你派人严加监视，明天上午送到你的指挥部，千万不能给跑了！”

    次日晨，陈毅、粟裕兴致勃勃地驱车赶到陈官庄东北地区陶勇的指挥所。

    不久，那位“高军需官”被送到。陈、粟、陶无不以礼相待，这位“军需官”

    终于承认：“我是杜聿明。”

    淮海战役以它的伟大胜利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六、挥师过大江人民军队统一整编，第三野战军诞生。穷途末路，国民党乞求“和淡”。

    蒋介石“下野”，李宗仁当上傀儡代总统。中央军委指示：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执行领导渡江作，战职能。粟裕对渡江作了三种估计。1949年4月20日晚8时。千里长江夹岸火红。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日历掀开到4月23日。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之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大部被歼，其残余兵力有220万人，但正规军只有146万人。由于国民党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的全面失败，这时已丧失向解放军进行进攻的能力，而且实际上也不能作战略上的有效防卫。而人民解放军已在战争中发展400余万人，解放了长江以北的绝大部分国土。随着解放战争的深入发展，解放全中国的任务已摆在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面前。为此，1949年2月，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对人民军队进行统一整编，将野战军部队统一整编为五大野战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统一命令，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陈毅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粟裕为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谭震林为第一副政治委员，张震为参谋长，唐亮为政治部主任。辖4个兵团和1个特种兵纵队。

    第七兵团，王建安任司令员，谭启龙任政治委员，姬鹏飞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迎希任参谋长。辖第二十一军（含第六十一、第六十二、第六十二师），滕海清汪军长，康志强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二军（含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第六十六师），孙继先任军长，丁秋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军（含第六十七、第六十八、第六十九师），陶勇任军长，卢胜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军（含第一○三、第一○四、一○五师），吴化文任军长，何克希任政治委员。

    第八兵团，陈士榘任司令员，袁仲贤任政治委员，江渭清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以祥任参谋长。辖第二十四军（含第七十、第七十一、第七十二师），王必成任军长，廖海光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五军（含第七十三、第七十四、第七十五师），成钧任军长，黄火星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军（含第七十六、第七十七、第七十八师），张仁初任军长，王一平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四军（含第一○○、第一○一、第一○二师）。何基沣任军长，赵谷民任政治委员。

    第九兵团，宋时轮任司令员，郭化若任政治委员，覃健任参谋长，谢有法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军（含第五十八、第五十九、第六十师），刘飞任军长，陈时夫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军（含第七十九、第八十、第八十一师），聂风智任军长，刘浩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军（含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谢振华任军长，李干辉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军（含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师），张克侠任军长，韩念龙任政治委员。

    第十兵团，叶飞任司令员，韦国清任政治委员，陈庆先任参谋长，刘培善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二十八军（含第八十二、第八十三、第八十四师），朱绍清任军长，陈美藻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九军（含第八十五、第八十六、第八十七师），胡炳云任军长，张藩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一军（含第九十一、第九十二、第九十三师），周志坚任军长，陈华堂任政治委员。

    特种兵纵队番号不变，陈锐霆任司令员，张凯任政治委员。

    以胶东军区武装编为第三十二军（辖第九十四、第九十五师），谭希林

    任军长，彭林任政治委员，暂归华东军区指挥。两广纵队拨归第四野战军建制，曾生任司令员，雷经天任政治委员。这时华东军区约42万人，第三野战军约58万余人。

    五大野战军的成立，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对后来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起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在三大战役进行期间和结束以后，国民党统治集团在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和筹划下，企图利用“和平谈判”的手段，达到“划江而治”的目的，以便争取喘息时间，保存残余的反革命势力，然后伺机卷土重来。

    由于蒋介石政府在政治、经济特别是军事上的一系列失败，蒋介石政府出现动荡。在此情况下，美国的决策者不得不重新审查自己的对华政策。美国政府中的许多人，此时己清楚地认识到。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己成定局，这不是美国的力量所能扭转的事情，即使此时派兵直接进行武装干涉，恐怕仍无法挽救国民党政权的败亡。但美国政府极不愿意看到这样一种局面的到来，仍幻想有一天国民党会出现什么“新局面”，从而出现“扭转潮流”的奇迹。

    1948年10月，即辽沈战役开始不久，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向美国国务院报告说：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已较过去更加不孚众望，并且愈来愈众叛亲离。”他向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可否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以便组成一个有共产党参加的共和政府。马歇尔因为害怕美国政府要对由此产生的新局面负责，不同意这样做。

    11月中旬，司徒雷登曾夜访李宗仁，闭门进行长谈，表示愿意支持李宗仁取蒋而代之。

 第175章

    对于李宗仁来说，这是他多年求之而不得的事情。他兴奋地表示，只要美国政府能劝告蒋介石“在目前军事上尚未完全失败前离职，并能获得美国政府对他”毫不含糊“的支持，他李宗仁就能”取得中国西南地区的有力支持，以便把共产党阻遏在长江以北地区。“

    李宗仁官瘾大，但比蒋介石实在是小巫见大巫。不但蒋介石不愿下台，而且以蒋介石嫡系力主的国民党死硬派也千方百计反对。他们抱着侥幸心理，希望币制改革能取得成功，淮海决战能扭转战局，更期望能获得美国更多的军事援助。

    11月9日，蒋介石致函美国总统杜鲁门，要求美国增加援助，公开发表一个支持国民政府的声明，并要美国派一高级军官直接参加指挥“和共军的作战”。社鲁门作出了使蒋介石大夫所望的表示。当月底，蒋介石又派夫人宋美龄赴美国进行游说乞援，但效果也十分不如人意。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但还想做个好人，在12月中旬，“主动”地找李宗仁商谈，准备以“下野”

    的方式来促成“和谈”。而在此时，桂系首领白崇禧首先抢过“和平”的旗子，于12月24日和30日，连电蒋介石要求和共军进行“和谈”，对蒋施加压力。

    同时，在白的授意下，湖北的国民党参议会、河南省政府等机关及其头面人物，则直截了当地提出，要蒋介石“毅然”下野，“以谢国人”。

    国民党又在玩“假和平”，必须揭穿它。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题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真

    诚合作，采取一致的步骤，粉碎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阴谋，将革命进行到底！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又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指出：蒋介石的和平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声明表示，虽然人民解放军有足够的力量在不很久的时间内，全部消灭国民党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反动政府及其它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下列条件的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

    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

    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1月8日，国民党政府乞求美、英、法、苏4国政府调停中国内战，遭到拒绝。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于1月21日以“因故不能视事”

    为由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总统职务。

    1月22日，李宗仁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意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李宗仁上台后，采取了一些“培养国内和平空气”的措施。但由于南京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的手里。蒋介石虽“隐”而下退，仍暗地里一心一意用和谈争取时间，准备继续和共产党战争到底。李宗仁成了一个实足的傀儡代总统，难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

    但另一方面，李宗仁虽然承认中共所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的基础，但他进行和谈的真正目的，仍在于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确保长江以南各省，实现“划江而治”的局面，并以此巩固自己的地位，取蒋介石而代之，同共产党分庭抗礼。在李宗仁看来，虽然平、津、徐州不守，但国民党还有相当数量的兵力，而且西北地区特别是长江以南省份仍然完整奇_-_書*-*网-qisuu.，如能重新赢得民众的支持，同时依靠长江天险，有可能成功地保卫江南。在此指导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国共和谈的指导原则是：“和谈心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其核心是“守江谋和”。而且，他在谈论和平的同时，仍秉承蒋介石“以整伤军事为重”

    的旨意，积极备战，力求阻止共产党渡过长江。

    李宗仁得到蒋的同意，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谈判团赴北平，和共产党进行了14天的谈判。

    这次解放战争后期的国共和谈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国共和谈相比，虽然两党及其军队的强弱倒换了位置，两次谈判都达成了书面的意见，但对国内的和平都未产生实际的作用。这两次谈判，都是蒋介石以及李宗仁玩弄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导致和谈最终未谈和。两次和谈，两次失败，责任完全在国民党身上。这种历史事实，实在是令人深思的。

    敌人不缴枪，我们就叫他灭亡。我们党在大战后，在力争和平，和国民党进行和谈的基础上，一直没有放弃解放全中国的准备。

    中央军委指示：原淮海战役总前委继续行使统一领导渡江作战的职能。

    刘怕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率领二野、三野百万大军，纷纷南

    下长江北岸，开始整训和渡江准备。

    2月9日，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在徐州召开了会议，对各部队的南下路线、集结地段、作战地点都进行了详细的部署。浩浩荡荡的大部队汇成向南挺进的洪流，千军万马渡过黄河、淮河、汉水，越过大别山、霍山等崇山峻岭……

    已告别游击时代的人民解放军，此时已初步形成一支有一定机械化作战能力的大兵团。如令，在山谷和羊肠小道上南进的行军行列，除了精神振奋的士兵，大批的骡马、炮群，还有了一定数量的坦克，这些庞大的怪物给艰苦行军的解放军官兵带来了无比的新奇和自豪。

    在行军路上，啦啦队宣传队员手中的“呱嗒板儿”，仍发挥着它传统的作用——同志哥哎，你真棒，两天一百八，整天山上爬。

    山高你不怕，路滑也不怕，行军当英雄，打仗顶呱呱。

    喂，快快行，前边就是英雄岭，英雄岭上有棵松，松下站着咱司令。

    司令说：“谁英雄谁好汉，英雄岭上比比看！”

    百万大军的行进队伍绵延在长江以北的土地上，仿佛给江北水道纵横的黑土地又增添了无数道流动着的阡陌和河道。

    江南的荠莱花在一阵阵春雨的催促下烂漫地开了，开得清新、雅致，像无数粒白色的小星星。

    3月上旬，百万大军陆续到达长江北岸，开始进行渡江作战的准备、训练工作。

    3月下旬，人民解放军渡江战役总前委移驻蚌埠南郊孙家圩子。

    3月26日，总前委会议在这大半是土墙茅屋的村庄里召开，一些兵团司令员也列席了这次会议。

    总前委书记邓小平首先发言：“从今天起，我们用几天的时间来研究一下渡江作战的一些具体问题。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谭震林说：“据前线指挥员报告，由于天然的水流冲击和人为的增加土地面积等影响，长江的江岸情况变化很大，江岸时常迁移。所以我们现在使用的五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不可靠了，不应当全靠图上实施作战作业，而应依实地侦察修正地图来指挥布置。”

    邓小平对谭震林提出的问题很重视，紧接着说道：“这一点希望引起在座的重视。特别是各兵团的司令员，要尽可能地亲自去前线看一看，渡江之前一定要派出侦察，详细地了解江岸的情况。最好要将侦察员派到江南岸去。”

    邓小平讲完，粟裕接着说：“过去我们渡过黄河，黄河是‘面恶心善’。

    特别是南京以东，水的流速很大，又因长江水受月亮吸引地关系，每天涨落两次。农历初一、十五为高潮，初八、二十三为低潮。潮涨潮落，直接影响

    船只入江和登岸靠岸。再说，长江上还设有敌人的许多要塞据点。“

    邓小平说：“渡江作战的重点，就在能不能迅速地登上对岸。历史上的渡江作战，对南京的进攻一般都将渡江点选在南京西南或以东地区，而且侧面渡江者多，正面渡江者少，通常南京西南以采石矶至当涂之间为宜。”

    陈毅说：“蒋介石在长江上摆了一个‘一字长蛇阵’号称‘立体防御’。

    可是他的兵力根本就不够，70万人要守1400公里的正面，他是守不住的。

    为了渡江的成功，我们可以避开国民党的要塞，哪里能渡江，我们就在哪里渡。只要我登上南岸，事情就好办了。“

    邓小平又分析道：“我们渡江成功后，敌人可能采取的行动有4种可能：一是收缩兵力于芜湖、南京、上海、杭州、镇江、无锡诸要点，阻绝我东、西会合，尔后利用浙赣铁路机动兵力，或在南京、上海间，或在京沪杭三角地区，或在浙赣沿线与我决战；二是放弃沿江一线阵地，退守浙赣线和上海、杭州沿海地带进行顽抗，或作有秩序的撤退；三是在退路被我切断，无法撤退时，分别固守南京、上海、杭州等要点。

 第176章

    只要我军渡江成功，无论敌人采取什么处置手段，战局的发展均将发生于我有利的变化，并有可能形成敌人全部混乱的局面。”

    总前委对渡江作战进行了几天的研究，最后在邓小平主持下，拟制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其中关于对渡江作战的布置是：“由粟裕、张震两同志率三野统率机构，直接指挥三野八、十两兵团主力，共6个军，3个独立旅，由张黄港至龙稍港段及由口岸三江营、京口段实行渡江，另以八兵团之三十四、三十五两个军，于战役发起同时，以积极佯攻的手段，吸引和箝制两浦之敌。渡江成功后，除留部队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应以主力迅速向京沪线上挺进，控制铁路一段，力求首先立稳脚跟，调整态势，巩固阵地，巩固后方联络线，然后扩张战果，对敌人作有后方的、有秩序的进攻。如条件许可，则应派部队向西发展，截断京杭公路，如敌进攻，则求得在野战中逐步地予以歼灭，如力量不足，则继续巩固阵地，以待七、九兵团赶到时协同歼灭之。

    “由谭震林同志指挥三野七、九两兵团，由裕溪口至姚沟段，及姚沟至棕阳镇（不含）段实行渡江，渡江成功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并监视黄湖之外，主力应迅速东进，与八、十两兵团会合截断京沪杭公路，完成对京沪杭地区敌人之割裂包围，并协同八、十两兵团各个歼灭之。以上两路（4个兵团），归粟、张统一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七、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二野由棕阳镇（含）至望江段实行渡江，渡江后除歼灭当面之敌外，应以一个兵团，以最快速度挺进至浙赣线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确实控制赣铁路一段及屯溪南北公路，断敌退路。二野主力则应迅速东进，接管三野留置部队的任务，担任歼灭芜湖地区之敌，并准备攻取南京。二野各兵团之具体作战布置由二野首长另以详细命令规定之。

    “各部队渡江成功后，应派队接引左右邻兵团渡江，各部应与友邻部队切取联络，互通情报，密切配合，并积极主动地支援友邻作战。”

    总前委会议结束的次日，即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精干指挥部离开蚌埠，移至合肥东南的瑶岗村。

    粟裕作为总前委的成员，担负着参与领导和指挥渡江战役的重任。

    这次渡江，对于粟裕来说已经是第四次了。从前三次渡江的情况来看，

    似乎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如果部队从江南向江北渡，往往是处于劣势，是为了保存势力；如果部队由江北往江南渡，则必定是处于主动，部队有一个大发展。

    第一次渡江发生在1940年6月，那时，粟裕与陈毅一起，在苏南率领新四军正同日寇浴血奋战，国民党反动派却“煮豆燃萁”，掀起反共的高潮，想把新四军赶到敌后，好借日本人的手，消灭皖南、苏南的新四军。

    当时，江南的新四军分为两支；一支由叶挺、项英率领的新四军军部，另一支由陈毅、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蒋介石对顾祝同说：“叶项在皖南，如瓮中之鳖，手到擒来，陈粟在苏南，如海滨之鱼，稍纵即逝。”

    毛泽东看穿了蒋介石的“借刀杀人”之计，决定将计就计，要求新四军各部队迅速深入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一边抗日，一边不断发展壮大力量。

    但是项英并没看出来蒋介石的阴谋，他不执行中央军委“皖南军部应速移苏南为宜”的指示。陈、粟眼见皖南部队无法集中，而江北的部队由于力量单薄，发展又不顺利，所以于6月15日急电中央，决心将苏南的部队移往苏北。

    中央同意了陈、粟的意见。

    陈、粟率江南指挥部和2个团的兵力立即向江边北移，没想到顾祝同、冷欣却不顾抗日大业，向新四军发起了突然袭击。好在陈、粟早有防备，率部奋起还击，歼灭了蒋军2个团，越过了公路、运河、铁路、长江等四道日寇封锁线，于7月8日渡过长江，同新四军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会合。

    留在皖南的新四军，最后没有摆脱蒋军的攻击，在皖南的山区全军覆没。

    项英牺牲，叶挺被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此渡江由南向北。

    粟裕的第二次渡江，是在1944年12月底。当时，日寇面临盟军的强大反攻，准备放弃三岛，与英美决战于大陆，在中国进行长期战争。中央根据形势，估计对日战争可能延长，所以令粟裕首先率3个团渡江南进，继尔由谭震林、叶飞再率第二、第三批主力南下，对今后的发展作长期的打算。

    日寇对长江虽没有防御，但封锁却很严。舰艇在江中游弋，沿江据点林立，警戒严密。粟裕主力部队、地方干部及机关人员近万人，保证在同一时间内一举偷渡成功，难度很大。如果失误，不仅会造成很大的损失，而且也会暴露我军的战略意图，后果不堪设想。

    粟裕将人马分成东西两路，自己亲率西路冒雪前进。

    12月26日，连下几天的大雪仍然没有停，天寒地冻，部队行动很困难。

    这一天，他们赶到了离江边只有15公里处的地方宿营。

    粟裕将偷渡地点选在龙潭北的一个小码头。龙潭位于南京与镇江之间，铁路与江岸平行，铁路上林立着日军的据点。铁路与江岸之间的地带很狭窄，地形不利。但是，正因为在意想不到的地点，加上气候的关系，所以敌人根本没有想到，新四军会从他们的眼皮底下通过。这次渡江是由北向南。

    第三次渡江是1945年9月。此时，日本已经宣布投降，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接受防区内的日伪军投降，但蒋介石要与人民争夺抗战胜利的果实。

    9月19日，党中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指示粟裕率苏浙军区的部队有计划地渡江北撤。

    这一次渡江非常顺利。因为日伪军已经投降，不敢阻拦；而国民党军队

    正忙于接管京沪杭各大城市，难于抽出兵力。而且，毛泽东正在重庆和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所以粟裕率6.5万多人安然返回江北。此次是由南往北渡。

    粟裕从前三次渡江的经验来看，长江并不是敌人的一条不可逾越的防线。千里江面，防不胜防，顾东顾不了西。更何况这第四次渡江是在敌人走向全面失败，人民军队走向全面胜利的时刻，这更有利于人民军队的顺利渡江。

    尽管据守江岸的国民党军队多为屡败之师，我军的渡江能力大大地得到提高。但浩荡奔腾的长江毕竟是名副其实的天堑。所谓“投鞭断流”云云，也只是志大才疏的秦王符坚用以吓人的狂言。归根到底，过江还是得靠舟船摆渡。那时的解放军，不但没有现代化的渡河登岸器材，甚至在部队刚到江边时，连木船也被国民党破坏或抢劫到南岸。而且在这百万大军里，“旱鸭子”居多，有许多甚至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宽阔的水面，这都给我军的渡江作战带来极大的不便。

    为了征集木船，部队抽调了大批干部和战士，协助地方党委和人民政府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在深入的动员下，许多渔民船工驾船报名参加运送大军渡江的船队。我军付给参战船工一定的报酬，每个船工不但有自己一份工米，还可以领到家属的救济粮。管理船队的干部与船工平等相处，关心生活，亲如家人。这和国民党军队抢船抓夫、烧船、抢掠、残害百姓的种种暴行，形成鲜明的对照。影响所及，各地群众纷纷向渡江部队提供船只，有些渔民船工甚至全家驾船从百里之外赶来参战支前。“保送大军，子孙万代光荣”，成为船工们发自内心的口号。在拥有现代化的国民党军陆海空立体防御面前，人民解放军赖以强渡长江天堑的，竟是这些渔民船工驾驶的原始木船，这不仅是一个奇迹，而且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对此，历史真应该大书一笔。

    长江北岸各船队，开始时还在远离江岸的河道、湖泊进行检修、演习，在渡江日期迫近时，必须将船全部运抵江边，这就需要挖凿和疏通河道，劈坝修渠引水运船，有的地方为了防止河水内港不能挖开堤坝，就只好将船只从堤坝上拉过去。那些较小的舢板还好拉，而重量数十担以至于上百担的大船，要拉过高坝就十分困难。担任突击的部队，每个军约需80条到100条船，中突击集团自芜湖到贵池一段，将有4个军参加突击作战，再加作为二梯队的两个军以及指挥机关、后勤部队、炮兵部队等，也都需要掌握相当数量的船只，合计起来是一个庞大的数字。整个运船工程的浩繁是可想而知的。数以万计的军民，冒着绵绵春雨，日夜奋战，终于在指定时间内完成了这一艰巨任务。

    到4月中旬，渡江工作准备基本就绪，只待命令一下，百万大军将万船齐发。

    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在蒋介石幕后操纵下，拒绝在和平协定上签字。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全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指战员“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1949年4月20日，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

    晚8时前，在北平香山的双清别墅，党中央、中央军委的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个个目光中闪着兴奋的火花，两眼紧紧地盯着各自手中的怀表，在期盼着一个伟大时刻的到来。

 第177章

    与此同时，在合肥东南瑶岗村总前委的作战室里，在中集团指挥官谭震林的司令部里，一双双眼睛都紧紧盯住闪闪发亮的秒针，大家屏住呼吸，也在等着同样一个伟大的时刻的降临！

    当时针准时指向8点整时，谭震林憋足一口气，对着无线电话筒，雷霆万钧地下达命令：向江南进军！

    伟大的渡江作战开始！

    接到发起渡江作战的命令，长江北岸机阳至溪口第三野战军担任中集团突击段，霎时间万炮齐发，天地震颤，火光映红了天空。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有过三种估计：一是敌阻我西路军前进，切断我东线部队，夹击我军于沪宁之间；二是宁沪之敌全部东撤，破坏上海，挑起第三次世界战；三是我军猛进，切断宁沪铁路，将敌东西截断，敌无退路，被我围歼于京、沪、杭地区。

    渡江战役发起后，我军对这三种情况都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渡江作战的第一步正在节节取得胜利。

    千里江面上，不断传来振奋人心的捷报：“我部突破安庆芜湖线，占领繁昌、铜陵、青阳！”“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我部顺利登陆：正向敌人之纵深楔入！”“我军进入无锡、苏州、常州、镇江！”“两浦守敌仓促渡江南逃，我各师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正向南京攻击前进！”“国民党海防第二部队林遵部已和我军取得联系，林率其部军舰9艘、炮船16艘，于南京附近笆斗山江面起义！”敌人夹击我军可能性已不复存在。

    我军全力猛攻，势如破竹。敌人闻风丧胆，已经全线崩溃。

    东集团在粟裕、张震的指挥下，于长江下游渡江，直接攻取南京，攻击汤恩伯的重点防御地带。

    在渡江战役前，中央军委和总前委指示：渡江作战要实行靠前指挥，战斗部队过江1个营，师长就要过江，过江1个团，军长就要过江。

    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在先头团大部刚一登陆，就急忙上船南进。一小时后，他让通信员送回北岸一张纸条：“我已胜利地踏上了江南的大地。聂凤智。”

    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在部队渡江的第二天凌晨，决定立即过江进行指挥。他对韦国清说：“政委，你留下同兵团部一起走，我先过江。陈老总和粟裕副司令员要求我随第一梯队登陆，担任先头军军长的角色。”

    韦国清说：“我同你一起走，让参谋长带着兵团行动。”

    两人一同上了准备好的木船，朝南岸驶去。

    一路顺风，叶、韦二人5点多钟在江南岸登陆，接着率部向预定二十八军渡江后占领的村子走去。到村子前，天还未亮，叶飞让一个参谋去联络，免得发生误会。

    这个绰号“小广东”的参谋进村后，找到了一个哨兵，三言两语一问，发觉情况不对。哨兵原来还是国民党兵，这里是国民党军的一个团部。

    “小广东”很机灵，急中生智地说：“师长到。请你去给他带路。”

    叶飞见“小广东”回来，就问：“联络上没有？二十八军军长怎么还没来？”

    “小广东”说：“来了。”

    叶飞一看是国民党兵，十分诧异，问道：“你怎么在这个村庄？”

    国民党兵回答：“报告长官，我们在这里已经住了两个月了。”

    “解放军打过来了吗？”

    “打了一晚上的炮，长官说解放军就要到跟前了，让我们多小心。”

    “我们就是解放军！”

    “好险！”叶飞在心里暗叫一声，“如果我们糊里糊涂进村，岂不要当俘虏了？不当俘虏也会被打得稀里哗啦！”于是，叶飞带着大家朝另一个方向走去，走了一里路，才找到二十八军的先头登陆部队。

    二十三军军长陶勇渡江后，亲率部队追击敌人。听着耳边嗖嗖飞的子弹，眼见硝烟弥漫的战场，陶勇深深为胜利的前景所鼓舞，为战斗的气氛所感染，不禁独自率领警卫营的一个排，乘上缴获的汽艇，由金坛河南下溧阳，在董家舍、古渎附近用冲锋枪、手榴弹同西岸敌人进行战斗。等到师长谭知耕亲率部队赶到接应时，陶勇早一路打一路走地乘着汽艇沿河而下了。

    解放军将领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官与兵生死在一起，这是人民军队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将领只顾个人利益，在作战时你等我看，不能协调一致地配合作战，这是它们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粟裕、张震指挥东集团于4月21日零点，对“三浦”发起了攻击，最先夺取的是江浦，然后冒着密集的炮火向浦镇前进。

    占领浦镇是一场艰苦的战斗。敌人在遭到包围后，进行疯狂的反扑，坦克、装甲车轮番向解放军冲去，双方在浦镇以北的山地上，展开了逐点、逐线、逐个碉堡的争夺战。激烈的战斗进行了一夜，22日清晨，敌人才向江边逃跑。

    23日上午，解放军各部队先后抵达浦口江边，扫清了江北守敌，积极找船，准备越过长江，追歼逃敌，从北面向南京发起进攻。

    就是在此时，南京下游的国民党江阴要塞于4月22日起义，叶飞率十兵团已渡过长江，切断了南京与上海之间的联系。南京在长江防线上已经成为一座孤城。

    此时南京政府的国民党军队大员，大多已逃之夭夭。

    4月23日晚，解放军首先从南京东面的和平门进入南京。第三十五军一○四师进占狮子山、清凉山制高点；第一○五师沿中山北路前进，经过新街口到中山门，占领中山门、城外高地，光华门外机场和市中心区。24日凌晨3点：国民党总统府的红漆大门被打开，解放军战士冲了进去，降下国民党总统府门楼上的青天白日旗。人民解放军的八一军旗在总统府的上空猎猎飘扬。

    陈毅随后赶到了总统府，他坐在蒋介石坐过的总统办公桌后边的巨大椅子上，使劲颠了颠，不禁诗兴大发，当即吟诗一首：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

    直下金陵澄六合。

    万方争颂换人间。

    吟毕，陈毅要通了北平的长途电话，在总统府向毛泽东报捷。就在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的前一天，新华社长江前线22日向全国、全世界发出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电讯：人民解放军百万大军，在1000余里的战线上，冲破敌阵，横渡长江。西起九江，东至江阴，均是人民解放军的渡江区域。20日夜起，长江北岸人民解放军中路军首先突破安庆、芜湖线，渡至繁昌、铜陵、青阳、荻港、鲁港

    地区，24小时内已渡过30万人。21日下午5时起，我西路军开始渡江，地点在九江、安庆段。至发电时止，该路35万人民解放军已渡过三分之二，余部23日可渡完……战犯汤恩伯21日督战不起丝毫作用，汤恩伯认为南京江阴防线是很巩固的，弱点只存在南京九江一线。不料，正是汤恩伯到芜湖的那一天，东面防线又被我突破了。我东路35万大军与西路同时发起渡江作战，所有预定计划都已实现，至发电为止，我东路大军已大部渡过南岸……

    我军前锋，业已切断镇江无锡段铁路……

    这篇电讯稿是毛泽东亲手所写。当毛泽东接完陈毅的电话后，十分兴奋，情不自禁，也吟诗一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

    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

    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4月29日，即将赴任的南京市长刘伯承也来到了“总统府”。刘伯承、陈毅、邓小平会合以后，从原蒋介石的办公室给粟裕打去电话，要粟裕从速率部赴上海方向组织指挥淞沪战役。第三野战军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指示，不顾鞍马劳顿，马不停蹄地奔向淞沪地区，准备解放中国的最大城市——上海。

    七、蒋氏“复兴”梦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一是“三大战役”国军惨败精锐尽失，二是被“内部人”赶下总统宝座，三是号称“铜墙铁壁”的国都一夜易主……这复兴岛上的“复兴”梦不知还能做多久？重返大上海，蒋经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上海物资大搬运。汤恩伯耐不了性子。蒋介石认为：共军正在犯当年日本人犯过的错误。

    1949年，对于蒋介石来说可谓流年不利。新年钟声刚响，内外交困中的他就不得不违心地宣布下野，这是他个人历史上的第三次下野。放弃权力对于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不啻是要他的命。不久，人民解放军第三、第二、第四野战军以百万大军分三路强渡长江。共军要过长江，是蒋介石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自始至终从未想过要去与自己的死对头共产党搞什么“和谈”。

    但是共军一夜突破被他视为天险又严密把守的千里长江，则是蒋介石始料不及的。尤其当他听到江阴要塞顷刻瓦解的消息时，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提起江阴要塞，蒋介石曾经寄寓了多大的希望！他在这里布置了一个自诩为“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他也曾一再叮嘱部下：“江阴要塞，是长江的门户，是拱卫首都的重要屏障，万万不能丢失，发现情况，及时报告。”

    可就是这个江阴要塞临到战事发生时，不但未起到抵抗共军进攻的堡垒作用，反而将枪口转向了自己这边，这不能不让蒋介石感到气愤和痛苦。

    4月23日南京解放，“国都”的失陷对蒋介石来说又是一沉重的打击！

 第178章

    4月24日中午，“闲居”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呆不下去了。他对儿子蒋经国说：“把船只准备好，明天我们要走了。”他的确该走了，百万解放军过江以后，正在江南大地上摧枯拉朽般地追击他那已溃不成军的军队，他如果再不走，极有可能在乱军之中丧失掉他的那条老命。

    4月24日中午，蒋经国将妻子蒋方良及儿女送到台湾，以免后顾之虑。

    4月25日清晨，蒋氏父子就到慈庵墓庐与蒋母告别。然后双双走上凤凰山顶，对故乡作了最后一次眺望。蒋介石此时只觉“往事不堪回首”，深感“大好河山，几无立锥之地”，“沉痛心情，更非笔墨所能形容于万一”。

    但此时的蒋氏父子仍立志“誓必重回故土”。当然他父子两代均未能实现誓言。

    下午3时，蒋介石最后一次拜别祖堂以后，便背着乡亲们，悄然乘车离开了家乡。这个家乡观念极重，年年都要回溪口老家住几天，看望家乡或祭祖上坟的蒋介石从此再也未能回到故乡看它一眼。

    车到象山港时，“太康”号兵船早已停泊在那里。蒋介石登上军舰后，下令坐舰驶往上海。同行的人这才明白蒋介石此行的目的——他要亲自指挥淞沪战役，保卫大上海。

    在途中，蒋经国给其父读了关于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等人致李宗仁的通电（1949年5月21日）。当念到他们因中共坚留，决暂停北平，以待再行和谈时，蒋又哼了一声：“是他们自己愿意留下来的吧？什么中共坚决挽留”。蒋经国又继续念下去，其中有“上海孤悬，岂可久守”之句，蒋又自言自语说：“上海只要再守半个月，能把所有物资抢运出来就行了。”其中有对中共的赞语：“同人等默察年来国共战败得失之原因，其主因在政治上而非在军事。

    盖中共积其二十余年之丰富经验，深得为民服务之道，而其严格之批评与自

    我批评作风，又保证其上下一致，贯彻其政策与主张，因而获得人民之合作与拥护。同人等与各方面接触，目击耳闻，知中共对于维护国家独立，尊重人民生活自由，贯彻其城市政策，扶植民族工商业，确为有目共睹之事实，且亦符合国父革命之理想，决非吾党过去政策与作风所可企及。“

    听到这儿，蒋介石怒不可遏：“宣传！宣传！纯是替中共宣传。”蒋经国吓得不知如何是好，过了一会，低声问：“是否还读下去？”蒋介石点了点头，于是蒋经国又继续念道：“自和平协定公布，党内多诋为条件太苛，类似迫降，致有‘宁可战死，不可败降’之愤语。然平心而论，则八条固为德公所承诺之商谈基础，二十四款只系实施八条之详细规定。如第一条战犯名单，完全不提，即为重大让步之例。并经口头约定，正式签署协定时，尚可酌加文字上之修正。同仁之愚，以为革命大业，天下为公，己既不能，当让能者！今日之事，倘政府昧于人心与大势，仍继续作绝无前途之战争，则惟有仅存之残局至于毁灭，增益其对民族历史所犯之罪愆，倘能平心静气，发挥高度理智，不以少数人意气权位之私，置大多数人民生死祸福于不顾，则一转念间，祥和立现。例如：近日上海之战，外围据点尽失，尚期凭四困之地，死守到底，则将毁灭六百万人之城市，此岂仁者之所为，亦岂大势所许可。”

    蒋介石再也听不下去了，霍地站起来，大叫：“战报！战报！”

    途经宁波时，蒋介石命令稍作停留，他惦念着宁波城里一座自己的住宅。

    提起宁波城里的这所住宅，有太多的东西值得蒋介石回忆。这是一座带有花园的住宅，位于甬江北岸新马路与草马路衔接的拐角处。早在1905年，蒋介石在宁波箭全学堂读书时，蒋母王氏曾命他带着原配妻子毛福梅到宁波伴读，当时的蒋母既盼孙心切，又希望年长的儿媳能拴住倔强年幼的儿子的心，蒋介石与毛氏租赁这所房间住了约半年时间。后来蒋介石发迹了，便买了这所住宅，并将住宅修葺一新，还扩建了花园。1921年至1923年，蒋介石又经常与陈洁如在此居住。随着蒋介石地位的不断上升，花园修建也日益完美。蒋每到宁波，必到这花园住住或玩赏。

    但这次蒋介石却没有上岸光顾自己的住宅，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已抵达宁波。不得已蒋介石特意派人去把为他看管花园的表妹夫钱玉麟夫妇请到“太康”号军舰见面，详细询问了花园情况后，他说：“你们没有替公家做过事，想来没有什么关系，好好看管花园，将来我还要来看看的，你们替我看管花园多年，也没有特别好处，现在给你们100块银元，以防万一。”

    4月26日上午，蒋介石的座舰驶进了上海吴淞口，宽阔的水面逐渐变窄，远处隐约可见上海一幢幢林立的高楼大厦。

    下午1时，船泊上海复兴岛。

    复兴岛位于上海东南角，是个三面环水、一面联结上海市区的半岛。蒋介石的“行宫”是岛上唯一的一幢西式洋楼，原先是海关为外籍海员度假休闲所修建。蒋介石到达前一天，岛上宣布戒严，原先设在岛上的渔业管理局和浚浦局的全体职工都在蒋介石到来之前被清除出岛。

    如果说蒋介石重返上海，有太多的打算、太多的野心，那么对于同行的蒋经国来说，重返上海则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就在几个月以前，蒋经国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那时的蒋经国颇有热血，颇有豪情，很想有一番作为，不料想国民党政府黑暗，腐败已病入膏盲，财政危机已积重难返，最终蒋经国以失败告终，往事真不

    堪回首。

    1948年8月19日，南京政府为了挽救濒于崩溃的财政经济，发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5个法令。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在10月20日前收兑正在通用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汇率是法币300万元，流通券30万折合金圆券1元；10月31日前个人持有的黄金、白银及外币必须前往银行兑换成新币，法令还宣布南京政府将准备整理财政，加强经济管制，把工资和物价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平。

    财政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二天，总统蒋介石、行政院长翁文灏联合会见民意代表和京沪地区的财经界人士，宣布为保证币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决定设立由王云五、俞鸿钧、张厉生、严家淦及蒋经国等人组成经济管制委员会。

    21日南京当局又宣布，在全国重要的经济中心上海、广州、天津设立经济督导区，分别由俞鸿钧、宋子文、张厉生担住督导员，蒋经国、霍树宝、王抚州分为三地协助督导。督导员除全权控制、监督各项经济措施的实施外，并具有行政及指挥警察之权力。

    于是蒋大公子以“经济管制委员和助理督导”双重身份前往金融、工业、商业中心上海市。上任之初的蒋经国干劲十足，他慷慨激昂地说，“在过去真正守法的，多是那些穷苦的老百姓，而一般有钱有势的人，则往往逍遥法外，为所欲为。”因此他明确宣布，此行到上海“只打老虎，不拍苍蝇”，“一路哭不如一家哭”。

    为了“打老虎”，蒋经国设总指挥部于中央银行，组建了“欺建大队”，同时还组织了“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为了造声势，在上海复兴公园，蒋经国召集了万人大会，喊出要进行第三次革命，建设新上海的口号。

    8月23日、27日，蒋经国又指挥上海市金管局，警备部稽查处，京沪、沪杭两路警察局等6个军警单位，全部出动，到各市场、库房、交通场所进行搜查，凡违背《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法令者，商店吊销执照，负责人追究刑事责任。

    接着蒋经国又召开了青年军人联谊会。在会上，他说：“我们相信，为了压倒好商的力量，为了要安定全市人民生活，上海的市面，是绝不畏缺华丽衣着，而放弃了打击奸商的勇气。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能安定的。”

    同时他又特别指出奸商和贪污官吏相勾结，因此警告官员们对贪官污吏将要严办。他说：“上海许多商人……拥有本店制造的两个武器：一是造谣欺骗，一是勾结贪官污吏，做官的人如与商人勾结，政府将要加倍惩办……

    共匪和奸商是革命的两大敌人，我们对于这两种敌人，决不能放松一个，要同样的打，一起打。“

    《紧急处分令》下达的第十天，蒋经国又在全市设立了几个“人民服务站”，主要职责是负责收集各界人士和市民百姓的举报线索、查究违犯处分令囤积物资，扰乱市场，哄抬物价行为和犯法分子。

    很快，蒋经国就接到了大量的举报，于是蒋经国就一本正经地处决了因泄露国家经济机密，串通商人抛售股票牟取暴利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明；处决了利用职权勒索他人财物的上海警备部科长张亚忌、第六稽查大队长戚再

    玉；处决了因套汇违纪的商人王春哲。

    经过这三件大案，蒋经国在上海名声大振，成了铁面无私的传奇人物，外国记者称之为“中国的经济沙皇”。

    蒋经国满怀信心地说：“人民的事情，只有用人民的手段可以解决，靠人家是靠不住的。

 第179章

    要想将社会翻过身来，非用最大的代价不能成功！”

    自8月19日过后的一个月内，上海物价稳定，中央银行在上海收兑的黄金、白银和外币，已约值37300万美元。蒋经国不无得意地说：“政治力量是解决经济混乱的主要条件。”

    可是好景不长。上海一地物价虽然稳定，但全国物价仍狂升。因此流入上海的物资大大减少了，上海出现了物资缺乏的紧张局面，市场供应萧条，上海的生产萎缩了。尽管蒋经国仍一如既往地三令五申，不准商人囤积居奇，凡发现者一律没收，但上海已处又一次物价狂涨的前夜了。

    蒋经国“打老虎”行动失败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一条还是因为他打不动真正的“老虎”。

    9月底，根据举报，蒋经国带领“老虎大队”、警察突击、检查了扬子建业公司，发现该公司囤积有大量商品，其中包括利用经济情报抢先于“封关”前进口的百余辆汽车，500多箱英美尼绒，200多箱西药。扬子公司是蒋经国的姨表兄、孔祥熙的大儿子孔令侃主办的大“官倒”公司，宋美龄拥有其中一部分股份。蒋经国大义灭亲，查封了扬子公司并下令逮捕公司老板孔令侃。

    蒋经国的壮举惊动了身居南京的后妈宋美龄。宋女士立即向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告状，要求蒋介石出面取消蒋经国的命令，释放孔令侃。

    10月1日，宋美龄又亲自飞沪，在痛斥蒋经国六亲不认后，公开从监狱中接走了孔令侃。

    一时间，蒋经国在上海的声誉陡跌，丢尽了太子的脸面，“老虎”打不下去了。上海市民讥笑他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上海《大公报》发表了一篇《打虎赞》：“万目睽睽看打虎，狼奔豕突沸黄埔”，“雷声过后天大雨，商场虎势尚依然”，“世间到处狼与虎，孤掌难鸣力岂禁？”

    “打虎”失败意味着一场轰轰烈烈的币制改革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结束了。抢购物资的风潮又起，物价又如火箭般狂升。在物价上涨的风暴中，四川《工商导报》上曾刊载了一首《虞美人。寄调金圆券》的词：“法币金圆贬值了，物价涨多少！小民日夜优涨风，币制改革不堪回首改革中。全国标准应犹在，只是价格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簇乱箭钻心头”。

    币制改革失败了，一度神气十足的蒋经国，最后只能“几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致于狂哭狂笑”。

    11月26日，蒋经国发表了一份声明。在声明中，蒋经国称：“在70天的工作中，我深深感觉到没有尽到自己应尽的责任，而且在若干地方反而加重了上海市民的痛苦……今天，我除向政府请求处分，理应向上海市民表示我最大的歉意。这并不表明要得到上海市民的原谅……”很想赢得政治声誉的蒋经国，一场“老虎”打下来，“本”“利”赌光，这不能不让蒋经国感到委屈、窝囊！但这场币制改革并不是一无是处，很快，经改革收缴的黄金白银在蒋介石的安排下秘密运往台湾基隆。蒋经国的“打虎”为老蒋的日后搬运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可是他当初始料不及的。

    4月26日，蒋介石到达上海的当天，在复兴岛，他分别接见了由南京撤

    退到上海的国防部部长徐永昌、参谋总长顾祝同、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联勤总司令郭忏、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保密局局长毛人凤、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石党以及谷正纲、陈良等。

    蒋介石一脸严峻：“我军江防一线崩溃如此之迅速，身为领袖，我不能不感到惭愧！我之所以在徐蚌战事结束之前就筹备京沪防务，实则准备在此和共军决一死战，与首都、国民共存亡，以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

    有人担心，首都失守，上海危在旦夕，作为领袖，我为什么还要到上海来？“

    蒋介石于危急时刻来到上海，不为别的，只为了督促部下：“从现在开始，党政军一切行动都将围绕保卫大上海。”

    上海，在蒋介石心目中太重要了。

    上海，是蒋介石的早年发迹地。1916年，军队中混得不顺利的蒋介石负气离开部队，来到上海，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证券交易。

    混迹于证券交易所的蒋介石比他在军队中得心应手很多，“不半载，迭获巨利，母子相加，竟达十数万元，伊然富商矣。”不仅发了财，而且蒋介石还结交了张静江、戴季陶、虞洽卿、杜月笙等人。正是在这些人的帮助下，蒋介石不久就爬上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宝座。也是在这些人的支援下，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公开背叛革命，屠杀了无数革命人士，不久在南京建立起自己的反革命政权并进而窃取了全国的政权。上海于是成了他反革命政权的支柱，江浙财团尤其是上海财团成了他倚重的对象。也正是在上海，1927年12月蒋介石终于得娶追求7年之久的美貌又曾留过洋的宋美龄女士为妻。

    尽管此时的宋女士已达30高龄，但对于新郎来说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新娘的二姐是孙中山的夫人，新娘的家庭在上海颇有影响。婚礼的举行，使蒋介石得意非凡。为婚礼，他曾写下《我们的今日》一文。文中说：“余今日得与余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生以来最光荣之一日，自亦为余有生以来最愉快之一日。”“余第一次遇宋女士时，即发生此为余理想中之佳偶之感想，而宋女士亦曾矢言，非得蒋某为夫宁终身不嫁，余二人神圣之结合，实非寻常可比。”的确是“非寻常可比”！“婚礼”与其说是蒋宋二人的结合，还不如说是蒋介石的政治宣言。蒋宋成婚等于是宣布蒋介石已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合法继承人。在比较重视家庭背景的中国文化传统下，蒋作为国民党的实际控制者，有国民党缔造者、国民革命之故领袖孙中山作为连襟，这无异增加了正统性和可行性，增加了蒋介石的政治资本。同时“婚礼”也宣布了四大家族形成。宋、孔组合完成于宋蔼龄和孔祥熙结婚之时；蒋、陈组合完成于辛亥革命前后，蒋介石为感谢陈其美的扶持，重用其两个侄子陈果夫、陈立夫，二陈当时主要控制中央党务部门和调查科，成了蒋介石在党务方面的代理人；现通过蒋、宋联姻方式，在中国现代史上有巨大影响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正式形成。四大家族成了蒋氏政权又一重大支柱。

    上海，还有大量的战略物资没有抢运走。多年来上海是国民党政治经济中心，四大家族掠夺全国人民的财富多集中于此地，特别是1948年币制改革后，民间所藏金银美钞几乎被搜刮殆尽，全部库存于上海的国库。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蒋介石决不甘心留给自己的死敌共产党，但运送这样一大批金银和物资却需要时间，蒋介石这时最需要的就是时间，上海多守一日，他就能多搬运一些物资。

    其实，抢运物资的工作始于蒋介石下野之前。那是一次不成功的搬运，他一直耿耿于怀，提起来就生气。

    1948年12月，国民党内呼请蒋介石下野的声浪越来越高。他召见了自己的小同乡——著名的地质学家翁文灏。此公曾一度担任过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后改任资源委员会委员长。

    蒋介石告诉翁文灏，他打算将南京的5个大厂的人员连同设备，一起运往台湾。

    翁将蒋的话转告了资源委员会委员长孙越崎，没想到竞遭他反对。孙找了个借口：“经费奇缺，没法拆迁转运，若要迁走这5个厂，至少需要100亿元的搬运费。”孙越崎以为提出这个数字会使蒋介石知难而退，谁知蒋介石答复说：“没有经费好说，拨给他130亿元。”整整多出30亿元，孙的口被堵死了。

    蒋介石为何如此重视搬走资源委员会管辖的大厂呢？

    原来，资源委员会一直经办全国的煤、石油、有色金属、机械制造、化工、电力、水泥、制糖、造纸等“国营企业”，拥有职员3万余人，技术人员及工人共70余万人。其中技术人员里留学生及国内大学毕业的工程技术人员占40％，可以说是全国工程行业的精华所在。所以资源委员会成了蒋介石的“命根子”，他不惜花大价钱搬厂，一为设备，二为人才，他决不能把这些留给共产党。

    他选中第一批搬的5个大厂一分别是：南京电照厂、有线电厂、无线电厂、高压电瓷厂、马鞍山钢铁厂。

    孙越崎拗不过蒋介石，只好调了一艘8000吨的大船——新华轮，停泊在下关码头，先拆了一部分设备装船。正当孙越崎拖延搪塞之时，蒋介石下野了，于是停止装船。

    当时李宗仁一再派张治中、陈仪等人去溪口催蒋出国，报纸广播也竞相转发消息，大造蒋介石出国的舆论。孙越崎认为，蒋介石已不管事，要去避难，于是就自作主张把已装船的设备卸下来又运回了厂子。

    蒋介石接到密报后，火冒三丈。立即电示淞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催孙拆运。

    很快，孙越崎就接到了汤恩伯的电报：“奉层峰命令，你部应速将五厂迁台湾，盼电复。”

    孙越崎态度鲜明：“工厂不迁，电报不复。”并且直接请示代总统李宗仁：“报告代总统，这5个厂千万不能搬啊。如今外界都知道你正策划和共产党和谈，如果我们现在就大规模迁厂，共产党和舆论会怎么看？

 第180章

    这只表明我们政府方面对和谈没有信心，没有诚意。搬厂是蒋先生的意思，可外人不明真相，搞不好，你、我要承担不利于和谈的责任。”

    李宗仁一直蒙在鼓里。蒋介石要大“搬家”，这不明摆着拆自己的台？！

    他不禁骂道：“这死老头，真阴险！”随即果断对孙越崎说：“这5个厂不拆了，就说是我的命令。”

    溪口的蒋介石听此消息，不禁暴跳如雷，但此事既己为李宗仁知道，他也不好硬性拆迁了。

    这一次拆迁的不顺利并没有阻止蒋介石要大搬运的决心，只是以后更加谨慎，更加保密。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中共胜利的这一天，蒋介石命蒋经国持手谕找在上海的中央银行总裁俞鸿钧，要其把库存的全部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

    1月16日，蒋介石亲自召见俞鸿钧、席德懋，下令中央、中国两银行，将全部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防共产党接收。

    这以后，每当夜幕降临时，经常有神秘的兵舰停泊在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前面不远的黄浦江上，船上烟囱冒着烟，马达一刻不停地运转，以备随时开走，附近的江面和岸上实行严格管制，任何船只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身强力壮的军统特务伪装成“苦力”，吃力地把沉重的木箱抬上军舰。

    这就是蒋介石偷运国库金银的情景。

    据国民党监察院财政委秘密会议报告和《李宗仁回忆录》中的统计数字，去台湾前，蒋介石从国库偷运走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美元的银元，总计价值约在5亿美元以上。

    上海解放前4个月，蒋介石的偷运工作达到了高潮。这时蒋介石偷运的不再仅限于黄金、白银、美钞，而是把范围扩大到机器设备、车辆、纸张、棉纱、布匹、甚至化学原料、药品等。总之，一切有用的东西他都想搬。这期间，他从上海抢运了1500船的物资，还不算飞机运走的。

    直到5月22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已打到市郊临近市区了，蒋介石仍电令留在马公岛的儿子蒋经国飞回上海再抢运一批物资。可是当蒋经国飞临上海上空时，江湾机场己弥漫着解放军炮弹爆炸后的烟尘，飞机无法降落。

    蒋经国只好悻悻而归，并致电其父：“上海已经陷入共军之手，再抢运物资已不可能了”。

    蒋介石只好缩手。

    为了这项工程巨大的搬运，蒋介石可以说是绞尽脑汁，不惜血本，甚至包括不惜牺牲南京。

    南京刚刚失守时，顾祝同、汤恩伯等在上海召开国防部作战会议。

    刚从南京撤到上海的国民党国防部作战厅第三厅长在会上大骂道：“我简直不知这仗怎么打的！上几次会议我一再说，共军一定由获港渡江，我军主力应放在南京以西、可是当指挥的毫不采纳，反而把主力向上海调，现在南京丢了，几十万大军退集上海，前无出路，后有大海，到这里来于什么？

    是准备跳海吗？我这个作战厅长真是对不起自己，对不起祖宗，对不起总理总裁！“说到这儿，蔡文治怒发冲冠，猛地用力扯开军服下襟，五粒铜扣立即四下飞进，接着蔡大哭：”我不干了，我再不当军人了！“这时全场愕然。

    顾祝同等则把眼光直直扫向汤恩伯。

    早已憋着一肚子气的汤恩伯这时再也憋不住了，只见他涨红着脸拍案而起：“你蔡文治小孩子懂什么东西？我集结主力退守上海，是有总裁手令，不信你们看！”他一气之下，宣读了一份他本无权泄露的蒋介石亲笔手令。

    这份手令的大意是，责成上海市府秘书长陈良在上海市长吴国桢因“病”请假期间代理市长一职，和汤恩伯一起负责将中央银行所有黄金、白银和积压在上海的大批物资抢运台湾。在这批黄金、物资未运完之前，汤恩伯应集中兵力死守上海，不得有任何差错，否则将拿两人是问。

    面对这份手令，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汤恩伯为何如此拙劣地布置江防。

    汤恩伯继续诉苦道：“金银数目太大，上海的船舶又不多，因怕来不及运走，每船装得重了一点，结果满载金银‘太平号’轮船在舟山海面触礁沉没了，我和初如还不知怎样才能逃脱总裁的责骂和惩办。”

    蒋介石逃往台湾前的这次大“搬运”意义非凡。关于这一点，蒋经国在

    后来的文章中写道：“政府来台的初期，如果没有这批黄金来弥补，财政和经济情形早已不堪设想了；哪里还有这样稳定的局面？古语说，无粮不聚兵，如果当时饷糈缺乏，军队给养成了问题，那该是何等严重？库存黄金到达台湾之后，父亲又记起还有一箱国家的珠宝，存放在国家信托局，命令我们再赶到上海去，劝信托局将这箱珠宝也运到台湾来，交给国库保存。……当我到上海后，李宗仁已经知道了这回事，立刻下令，不准移动这箱珠宝。后来竟吩咐那个保管保险箱的人飞到香港去，使我无法取出。我向父亲建议，据我知道的情形，这箱珠宝已经用去不少，剩余的东西仅值二三十万美元，我们何以为此区区之物，同人家伤和气？父亲却指责我说：”到了台湾，当军队粮饷发不出的时候就是一块美金也是好的！‘我听了无言可答，只好依从父亲的意思去进行。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将这批珠宝搬出来。“

    死守上海，对于蒋介石来说还有一层战略上的考虑。

    上海，自1842年6月16日，76岁高龄老将陈化成亲率全体士卒战死在吴淞口西炮台之后，就落入到帝国主义手中。上海成了帝国主义这条巨大蚂蝗在中国瘦弱的躯体上吮血的最大吸盘。蒋介石清醒地知道，为了维护既得利益、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岂肯轻易地从土海撤出？何况当时的美国已经在蒋介石的内战赌注上押下了60亿美元，眼看要输光，难道会罢手？欧美各国在上海还有巨额的投资，英国在上海一处的不动产，约计两亿镑，还有无法估计的英国对华不平等贸易的价值。上海的外国资本，占在华外资总额的80％以上。所以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上海守备战打得越持久越激烈，对上海的破坏越大越好，最好是内战化为国际战争，把英美尤其是美国拉下水。

    蒋介石做这样的美梦已非一日了。早在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蒋介石就指望美国人能出兵干涉，然而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整整3天时间里，蒋介石一直观望着美国和国际社会的态度，然而美国什么明确的表示也没有。不仅如此，共军在渡江时，重创了英国军舰“紫石英”号，一向傲慢的英国虽然也骂骂咧咧，最后却没有敢动硬的；共军占领南京时，一些官兵冲进了美国大使馆，对司徒雷登言语粗暴，违反了国际条例，而美国也仅仅是形式上表示了一下“抗议”。更令蒋介石伤心的是，南京政府此次南迁广州，各大使馆人员都相继随政府去了广州，唯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依然留在失守的南京城内。并且据可靠消息，司徒雷登正派他的私人秘书傅泾波同其在中共的老同学黄华联络。尽管有这些不如人意的消息，蒋介石仍认定“上海是一个国际市场，在上海打仗，就容易影响国际视听。”而且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白吉尔在渡江战役前在上海曾声称过：即将以运输舰运海军陆战队运沪，扬言：“在沪市，国民党当局不能控制局势时将用美国人出面维持”。再说在近代历史上，帝国主义直接出面绞杀中国已不止一次，在上海更是有先例可循。因此，蒋介石对把西方国家拖下中国内战的泥潭充满信心，但前提是国民党军队在上海必须死守一阵。

    历史的渊源，现实的利益，战略上的考虑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死守上海。

    4月27日，复兴岛，蒋介石专门召集了在上海的各中央军事学校毕业的学生（主要是黄埔系）开谈话会。蒋介石以老校长的身份告诫：“党国成败在此一举，黄埔学生必须以全力应付民族危难。”大会上成立了由中央各军事学校同学会组成的“非常委员会”，蒋介石希望这次会议能把已呈四分五裂状态的中央军校系统出身的将领重新召集起来，达到收拢嫡系的目的。

    但他的命令已不再像从前那样行之有效了。很多人接到蒋介石的通知，

    并未到会。黄埔系正宗嫡系将领，南京卫戍副总司令覃异之，就在蒋开会当天上午离开了上海，回到广西老家。

    这之后，蒋介石连续召见三批驻上海守军的团以上军官训话，内容不外乎要他们坚守上海，并给他们“打气”。

    “我们的对手不是一般的敌人，是当今世界最凶恶、阴险的共产党。共产党问题不是我们一国所面临，是国际问题，因此也不是我们一国的力量所能解决，要解决需要依靠整个国际的力量。但目前，盟国美国要求我们给他们一个准备的时间，这个时间不会太长，只希望我们能在远东战场打一年。

    因此我要求你们在上海打6个月，只要你们坚守上海6个月，我们的二线兵团就建成了，就可以把你们换下去休息。上海是国际都市，影响非常大，位置非常重要，国际自由人士不会不管的，只要他们援助我们，那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发生，那将是最终埋葬共产主义的最后一仗！“

    “这次共军渡江，国军失利，问题就出在戴戎光这个浑蛋一炮未发就投降了共军，让共军轻易过江，使得许多部队没有战斗就溃退，打破了我原来的计划。

 第181章

    否则，共产党是没有办法渡江的。现在，我们在战略上虽然遭到了一些挫折，这只是暂时的，你们各位应当闻胜不骄，闻败不馁。你们应当相信我，从广东北伐以来，在战略上我没有错过，我们完全都是做对了的！”

    蒋介石的一番说辞，对那些不明真相的高级军官们颇起到了些强心作用。他们私下里说：“老头子一定是跟美国人商量好了，只要美国人出面就有办法！”

    蒋介石接着鼓励下属“守上海与抗日战争相比，优势在我们这一边。当年‘八一三”战争爆发，日本凭借其海、空军优势，想在很短时间里占领上海，迫我们订城下之盟，结果我们守了3个月，日本报兵折将，没有达到目的。今天的情况和那时相反，我们有海、空军，共产党没有。从这个事实看来，我们要在上海守6个月至一年是没有问题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八十八师的一个副团长谢晋元带一营人守四行仓库，仅仅一个据点，日本人就拿他没有办法，我希望你们都要向谢晋元学习，这样我们一定会胜利。“

    “最后，我可以向大家断言，共军眼下的胜利，正是重蹈当年日军南侵之覆辙，共产党和当年的日本犯了同一个错误，渡江南侵，就是他们失败的开始！”

    除了给下属“鼓气”，蒋介石认为稳定民心也十分重要。

    4月27日，蒋介石在报纸上发表了《和平绝望奋斗到底》的谈话，宣称：“为此国家民族存亡生死之交，中正愿以在野之身，追随我爱国军民同胞之后，拥护李代总统暨何院长领导作战，奋斗到底。”

    同时，在这个谈话中，蒋介石特意把反共战争改说成民族解放战争，妄图以此煽起民族情绪，继续顽抗。他说：“我们目前的情势固然是险恶的……

    但是，我们认清了今日剿匪作战是反侵略主义的民族战争，是反极权主义的民主战争，同时也是为了每一个国民，每一个家庭自由生活方式之社会战争和保障我们悠久历史文化和仁爱伦理道德的文化战争……这一反侵略战争如果失败，国家的独立自由地位，人民的自由生活方式，都必归于毁灭。我们的前途，只有普遍的贫穷，冷酷的饥饿和世界战争。“

    其实，在蒋介石的极权统治下，广大的人民群众何曾有过民主？有过自由？连起码的生存权利，在火箭式飞涨的物价面前都难于保障。

    4月28日，蒋介石亲巡上海市区。这一天，当蒋介石在上海街头公开露

    面时，上海的各家报刊都发表了注明“溪口27日电”的《蒋总裁告全国同胞书》，称：“今日的严重局势，失败不在于匪的实际力量如何强大，而在于我们政治的缺点，经济的恐慌，内部组织的松懈，使共党匪徒有隙可乘，所以他们肆无忌惮，在前方军事和后方民众中埋伏间谍，散布失败主义，以瓦解士气和人心，因此，国军有优势兵力反遭挫折。中正对于过去政治、经济的缺陷，剿匪军事的失败，以至于我们的同胞遭受共匪的蹂躏和残杀，坠入共产主义的铁幕，来过这样一种黑暗的地狱的生活，这是我个人德薄能鲜，应该负其重大责任。但是，我决不动摇救国救民的信念，相信我们必能从共产党铁幕下拯救我国同胞，重登自由康乐之境地……”文章最后，蒋介石大言不惭：“11年前南京政府的撤守，正是我们抗日战争的起点；今日南京政府的撤守，更成为我们中国反共斗争唯一的转机”。

    训话，打气，稳定军心，固然重要，但此刻蒋介石心里最想知道的是物资抢运工作进行得如何。

    4月28日，蒋介石召见了陈良，未等陈良开口，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初如，上海待运的物资还有多少？”

    陈良：“报告总裁，中央银行金库中的金银已安全启运台湾，现只剩下20万两黄金以维持市面周转，而一旦从上海撤离，这笔钱也将如数带走。目前正开始抢运物资，但因物资太多，现在又加上各机关撤退，交通工具更缺，所以没有一个月的时间，很难将这批物资运完。我这儿有一份清单，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清单仔细端详起来：甲——疏运物资种类：1.中纺公司及该公司已交国防部尚未运出之纱布；2.中信局之敌伪珠宝及中央银行寄存该局之日本赔偿铜元；3.中央银行业务局之德孚颜料；4.中央造币厂铜块及日本赔偿铜元；5.交通部之通讯器材及铁道器材；6.资源委员会之化学原料、金属器材及矿属油料；7.物资供应局之紫铜锭及其它贵重物资；8.美援花纱布联营处之纱布；9.卫生药200吨及吉普车；10.社会部国际儿童奖金救济物资500余吨，布10万匹及卡车20辆；11.善后事业保管委员会之重要物资。

    乙——关于疏运办法[略]从陈良的清单中可以得知，目前已经运走的物资吨数不到总量的五分之一，即便将已装妥待运的加上也仅刚过二分之一。

    蒋介石合上清单，问：“还有这么多呀？你能不能再快一点？”

    陈良：“报告总裁，这已是超负荷了，最好能再给我一个月时间。”

    蒋介石说：“行！”

    但到底汤恩伯能否坚守上海一个月，蒋介石心中没底，他必须马上召见汤恩伯。

    八、腥风血雨上海滩义子卖师讨宠，陈仪慷慨赴死。守卫大上海，汤恩伯有三个“高招”。

    毛人凤的任务只有一个字：杀！蒋介石秘密筹划第二个“花园日事件”。杀气腾腾的“十条”战令。李宗仁给部下“打气”鼓劲。黎明前夕，上海到处响起大屠杀的枪声。

    汤恩伯，原名克勤，字恩伯，取有恩思报之意。浙江武义县汤村镇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论军事才华，他的军事理论远比实践好，训练远比实践强。行家和同行对他的评价是：战前冷静，或攻或守或进或退安排得井井有条；战时慌张，一打响就陷入混乱状态，不知所措；战后清醒，为失责战败或损兵折将找理由，推卸责任。李宗仁代总统视之为“最脓包”不过的一人。

    他靠“围剿”红军起家，八年抗战期间，他与胡宗南一样在河南“养兵”，以准备抗战胜利后打内战，辽阔的中原被他败坏得一团糟。在河南他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无人区”，犯下滔天罪行，河南人恨之入骨，把他与水、旱、蝗并列称为“四大害”。1944年，他又造成了大溃退。就是这么一个屡败之将凭着他浙江老乡的身份，凭着他对蒋介石的极尽阿谀奉承的本事深得蒋介石的宠幸，成为蒋介石的嫡系、三大宠臣之一（另外两位为陈诚和胡宗南）。

    在蒋介石的关照下，汤升官之快，当官之顺，官品之高，使同行们目瞪口呆，望汤兴叹，自叹弗如。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前三天，他被蒋介石任命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担当起防守长江和上海的重任。

    在国民党官场内，汤恩伯是以只对蒋介石一人负责，对上敢顶，对下敢压出名的。在蒋氏王朝在大陆行将垮台之前，他是少数几个仍对蒋家忠心耿耿中的一员。为了显示他的这种忠诚，他不借出卖自己的恩师、情同父子的陈仪。

    陈仪字公侠，浙江绍兴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毕业于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回国后先后担任北洋政府浙江都督府军政司长、陆军小学校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厅长、浙江陆军第一师师长、徐州总司令、浙江省省长等职。1927年春，陈仪审时度势，顺应历史潮流，在杭州对军阀孙传芳反戈一击，投向国民革命，被蒋介石任命为第十九军军长。1933年陈仪任福建省主席兼福建“绥靖”公署主任。后来陈仪又先后担任过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陆军大学教育长，成为国民党内政学系重要人物。抗战胜利后调任台湾省行政长官。1947年2月27日，台湾人民因不堪国民党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发动了“二。二八”起义。蒋介石派出大批军队到台湾“平暴”，被镇压杀害的民众达万余人。事后为了平息台湾民众的愤怒，陈仪作为替罪羊，被蒋介石撤职查办。“二。二八”事件对陈仪触动很大，当1948年6月，他再次主持浙江省政务时，对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杜伟说：“在政治上想效法东欧民主国家作风。”这之后陈仪政治观念有很大改变，当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解放区失败以后，他在上海《东南日报》上公开著文，指出：“八年抗战之后，继以三年勘乱，人民遭受战争之影响，生活已苦不堪言。现时人民一致要求和平。要知民为邦本，此时和平呼声，殊不容忽视，应能为各方所接受。”接着指责当局：“争取胜利固需要勇气，承认失败亦需要勇气。”他还抨击蒋介石所发动的“勘乱”战争说：这个问题，“今后史学家自有重要之评价”。这时的陈仪已决心与蒋介石分道扬镳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由香港派人持亲笔函来杭州联系，希望

    他能仿效傅作义将军起义。陈仪表示他也不愿美丽富庶的杭州毁于战火之中，他愿做傅作义第二。但陈仪与傅作义不同，他手中几无可调之兵与可遣之将，于是他想到了汤恩伯。

    陈、汤关系之亲密为国民党上层人所尽知，没有陈仪就不会有汤恩伯。

    是陈仪在陆军小学当校长时收留了走投无路的汤恩伯，然后出资资助并保荐汤去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深造，从而使汤恩伯迈出了一生仕途中决定性的一步。

 第182章

    为了感谢陈仪，汤易字为名，以纪念陈的恩泽。回国后又是陈仪介绍汤在国民党军队中作军官，后来默默无闻的汤恩伯之所以能青云直上，也多赖于陈仪这位恩师的帮助。1947年5月，汤在山东与人民解放军作战，他的第一兵团中强悍的整编七十四师全军覆没于孟良崮，汤也被撤职，遭到冷淡，又是陈仪等从中周旋，大力保举，汤始能于1948年8月出任衢州绥署主任。

    陈仪家兄弟甚多，却无子嗣，因此陈一直视汤为义子，而汤对于陈，敬呼“先生”而不称名，亦不及姓，数十年如一日。

    陈仪之于汤，可谓“恩重如山”，而汤对陈亦“感恩不尽”。陈仪与汤的私人情谊，真是“亲如父子”。因此陈仪对策反汤恩伯抱有绝对的自信，更何况陈仪知道汤恩伯在内心对蒋介石也曾颇有怨恨的。

    汤恩伯在他的从军生涯中曾大哭过两次，这两次均与蒋介石有关。抗战后期，中原战役失败，陈诚取代蒋鼎文成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陈借此机会收拾已有“中原王”之称的汤恩伯。此时汤恩伯拥有的实力已达高峰，号称“大军40万”。在陕西商县油河镇，陈诚召开了中原战役检讨会。会上，陈诚指责汤恩伯，说中原战役失败的原因主要是“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官兵不和。陈诚还指使河南省党政代表团在会上控诉汤“十大罪状”。不久汤恩伯经西安返重庆，又遭到胡宗南的一顿羞辱：汤当场气得痛哭。事后汤恩伯认为，陈诚、胡宗南之所以敢这样光天化日之下羞辱他，使他无地自容，一定是蒋介石的旨意。1947年孟良崮战役失败后，汤恩伯被蒋介石电召到了南京，当着众高级将领面蒋大骂汤“无能”。据说上海曾有报载说，汤恩伯当时被蒋喝令跪下，连踢带骂，汤不是从房间里滚出来就是爬出来的。这一次汤恩伯感到极度羞辱，回来后伏在恩师陈仪的膝头大哭：“我汤某这么多年跟随委员长做牛做马，结果竟然不如一条狗。受此污辱，今后我还有什么脸再见人呢？……我不如自杀。”陈仪则劝他与其自杀不如反蒋。汤恩伯也曾表示：“我听先生的，我还有两支部队，从今以后，我不跟老蒋干了”。以后这样的事又发生过数次，每次接受蒋介石召见回来，他都要对陈仪发牢骚，说：“我在蒋介石那里，连一条狗都不如！”“蒋介石召见，就像主人见奴才，简直是污辱”。陈仪曾一再劝汤冷静，不要轻举妄动，并商定以后只要有机会汤恩伯掌握军队、陈仪掌握政治，伺机起义反蒋。

    到了1949年初，陈仪认为策反汤恩伯反蒋时机到了。于是他一再劝诫汤恩伯要认清当前形势，悬崖勒马，当机立断，共举大义，并派自己的外甥丁名楠去上海与汤恩伯联系，建议汤“释放政治犯”，“停止修筑工事”，“保护上海一切属公物资不遭破坏”，“开放长江若干渡口”等等，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取消自己的“战犯”名义。汤表示愿意接受这些条件，至于起义时机，因左右蒋介石的耳目甚多，恐尚未成熟，须宽限几天，并答应日内亲赴杭州面商。但这些不过是汤的敷衍。2月10日陈仪再次派丁名楠前往上海问汤面交亲笔信，信中提出“起义五要件”、“起义准备八要领”。拿到白

    纸黑字的汤恩伯证据在握后，立即派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乘专机往溪口蒋介石处送信。蒋于是派专机到上海接汤去溪口密谈，询问汤的意见。汤当即表示：“国家大事，义不徇私，自应以领袖之意见为意见。并主动向蒋介石推荐周喦取代陈仪为浙江省主席。陈仪的突然解职使联系陈起义的中共地下党员胡公恭断定汤已告密。胡劝陈警惕汤并表示只要他飞离杭州，过了长江，一切安全由中共负责，可陈仪根本不相信汤会出卖自己。2月23目，陈仪交卸完职务后离开杭州前往上海自己的家。一到上海，陈仪即被毛森率领的特务逮捕。杭州解放前夕，陈仪被押解到台湾看管。1950年6月18日，台湾国民党当局国防部军事法庭以”勾结共匪“罪名判决陈仪死刑。临刑时，陈仪十分镇静，神态自若，大喊”一人死，精神不死“而慷慨就义。

    汤恩伯上任之初就秉承蒋介石的意志，积极在上海进行军事部署。这时，汤恩伯把备战活动的重点放在构筑坚固的现代化防御工事上。他首先命令其所属工兵指挥部拟定计划，至于实施构筑则由工兵指挥部会同上海市政府及淞沪警备司令部等机关组成的“上海工事构筑委员会”负责。工事设计以阎锡山在太原所筑阵地工事为蓝本，为此在开工前汤恩伯还派工兵指挥官柳际明飞往太原实地考察。1月下旬，大上海防务计划下达。汤恩伯任命自己的亲信、绍兴人吴本一担任工事工程的“经理处长”，并由吴本一负责与上海最大的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联系，承包号称“碉堡5000，活动碉堡3000”

    的工程营造。陆根记营造厂主要负责钢筋水泥工程的铺设，至于其余工事、阵地、明的暗的射击掩体、炮位以及遍及数十公里范围内的鹿砦、铁丝网则由军工或民工担任。这之后工事构筑紧张实施，日夜不停。到了3月，形势逐渐紧张，汤恩伯先后三次在上海金神父路复兴路口一座洋房里召集“联席会报”会议。“联席会报”制度自抗战胜利之后首先在上海开始，主持人分别由当时各军政长官担任。自汤恩伯出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以后，“联席会报”多由汤主持。在这三次会议上，汤恩伯一再强调各部门必须紧密配合：（1）尽快筹集经费和建筑材料，建筑碉堡和防御工事，做好防守准备；（2）

    准备储存三个月到半年的粮食，以便久守；（3）砍去上海郊区外围树木，以利作战；（4）调集足够的车辆和船只，维持交通运输；（5）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守，支援前线作战。总之，一切活动都必须为固守上海作准备。

    在汤恩伯一再督促下，到4月下旬，上海的作战环境、工事碉堡、火力配备、兵力部署完全符合兵书教程，达到东方一流标准。阎锡山看罢以后，满有信心地说：“至少可以守一年。”

    蒋经国则吹嘘说：“它是东方的斯大林格勒，可以与马其诺防线媲美。”

    马其诺防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法国为了防止德国的进攻，而在德国边境上构筑的防御工事。当1940年德国军队从阿登山脉直冲而下，法国灭亡了。这个防线根本未起作用。斯大林格勒之战，发生在1942年至1943年，德军遭苏军的重创，从此苏军转入战略进攻。

    蒋经国将上海工事与二者相比，他是非常希望上海之战能扭转蒋家王朝的失败命运，但这毕竟只是希望，蒋家要垮台是历史的必然。

    4月28日，蒋介石在复兴岛召见了汤恩伯。

    蒋介石急不可待地问：“上海的防守准备得如何？”

    汤恩伯小心地回答：“根据总裁以淞沪为核心，持久防御，最后坚守淞沪，与台湾相呼应的作战方针，我们已初步拟定了一份详细的上海防守计划，

    请您过目。“

    蒋介石接过计划书，只见上面写着：“对共军进攻淞沪主攻方向判断：共军一定是沿着京沪铁路而来，攻击重点指向吴淞地区，目的是截断我海上运载线和国军退路，尔后将从以下三方向进攻上海。一，由沪西北之浏行直插大场，攻取市区；二，由沪南向北，直插高桥，尔后西渡黄埔江，攻占吴淞，切断海上退路，再攻取市区；三，沿长江边直取吴淞，控制要塞，尔后由北向西南，攻取市区。

    “守备淞沪方针：坚守并确保月浦、浏行、国际电台、大场、真如、北新泾、虹桥、梅家弄、龙华，以巩固市区，屏障吴淞安全，使龙华、江湾机场机动灵活控制。为此设定三道北——南垂直防线：以狮子林、杨林、大场、真如、华泾为第一防线；吴淞、周家桥、漕河泾、黩山公司为第二防线；张华泾车站、西越家浜、庙行、江湾、国嘉路、相家桥、虬江口为第三条防线，即为核心防线。

    “守备淞沪指导要领：凭借坚固工事及有利地形，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实行固守防御。利用碉堡群工事，按团、营、连逐级构成抵抗中心，实行步步抵抗，结合优势火力，消耗敌人攻击力量，然后相机以强大的控制兵团进行局部出击，摧毁敌之攻势。为确保吴淞，维护海上运输交通及后路的安全，以有力兵团配置于沪西北地区，并加强该地区之工事设施与海军及要塞炮之火力支援。浦东方面，必要时实行泛滥，节约兵力以加强浦西地区之作战。最后如战况失利，不得己时，退守市区核心据点，继续抵抗，以待时机。

    “阵地编成概要：整个守备阵地由主阵地带、外围阵地及市区核心阵地三部分构成。主阵地带——浦西方面，北起狮子林，向南经罗店、洛阳桥、北新泾、虹桥、龙华镇至黄浦江边；浦东方面，北起高桥，向南经高行、庆宁寺、洋泾镇、塘桥镇、杨思镇至黄埔江边。主阵地带前沿一般距市区3至6公里，纵深内密布子母堡群，每堡至少半个班或一个班，有的为永久性的，有的为半永久性，各主要碉堡群之间有明沟暗壕相连。为更好发挥活动式子母堡群火力威力，大部分地堡的射孔平行于地面，并在地堡上铺设草皮、庄稼等伪装。目的使共军部队临到近前发现工事却无法后退，使其所谓人海战术在这数百公尺范围内遭到最大的杀伤。

 第183章

    另母堡内暗设多层火力射孔，居高临下，以保证在数百米范围内有效地控制各子堡的火力。母堡和子堡都设四面射孔，以便少数共军冲破火力网向前扩展时仍能从后面将其杀伤；另外，主阵地带内所有车站、飞机场、学校、工厂等重要处所及坚固建筑物均构成抵抗据点。外围阵地——浦西方面为浏阳、嘉定、南翔、华曹镇、七宝镇、华泾镇一线；浦东方面为川沙、北蔡镇一线。市区核心阵地——是利用高大坚固建筑结合街道碉堡工事分别构成抵抗据点。己选定有：国际饭店、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永安公司、大新公司、梅白克路天主教堂、巴克公寓、兰心大剧院、贝当公寓、市府大楼、十六铺德国仓库、百乐门舞厅、皇后大戏院、大沪饭店、哈同公寓、苏州河北的百老汇、北站大楼、国防医院、原警备司令部大厦、邮政工人公寓、大陆银行、四行仓库、提篮桥监狱……以国际饭店和百老汇分别作为苏州河南北两个指挥中心。

    “军队配置方案（暂定）：将整个淞沪地区划分为沪西北（黄埔江以西、

    京沪路以北），沪西南（黄埔江以西、京沪路以南）及浦东三个守备区，各以一个军为基干担任守备，以沪西北为重点守备区，以有力部队控制大场、江湾、真如地区，直接支援沪西北守备区之作战。另外，视必要增设一个市区守备兵团，守备核心阵地。“

    尽管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绞尽了脑汁，但蒋介石看后仍不满意：“虽然上海地形易守难攻，工事准备也较周密，但当年洛阳的邙山、龙门、西工等地形如何？可以说是易守难守；洛阳的工事也可谓固若金汤。结果怎样？

    济南的内城墙怎样？高而厚，城墙上筑有三层射击装备并筑有消灭死角的侧击掩体，城墙上下可以构成严密的火网，结果怎样？上海的工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汤恩伯说：“济南战事若没有叛逆吴化文投向共产党，打开城墙缺口，本可以安然无恙。而洛阳固然有有利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但他们为防御共军人海战术，只注意地堡在作战时的相对独立，虽然，各据点间也编制成火力网，并有上、中、下三层的射击射孔，用以瞰制射击和水平射击以及防御共军云梯越壕、爆破攻击、坑道攻击的壕底射击，这应该说是万无一失，但不妥的是容易一处被破处处被破，而共军战术的一大特点恰恰是分割、切碎以吞食。因此，淞沪决战的阵地防御已经充分吸取前者之长处，并弥补了其之不足。”

    蒋介石又问：“计划书上说采取陆海空联合作战，其余兵种如何运用？”

    汤恩伯：“已命令各兵种司令作了计划，现已呈报上来。关于海军运用要旨，根据海军司令桂永清的报告：海军第一舰队与吴淞要塞炮兵配合，负责吴淞、高桥两岸地区的炮战及对地面部队的火力支援，并保证吴淞口外海上运输的畅通。”

    蒋介石点了点头：“这很重要。”

    汤恩伯继续说：“关于空军运用方法，空军司令周至柔己表态；空军将以四个大队，140架飞机，每日分三批，昼夜不停轮番协同地面作战。并己准备大批照明弹，防止共军趁夜间偷袭。空军基地除上海各机场外，还准备必要时利用闽、浙和盟军的‘海上基地’（即美国航空母舰）。至于炮兵运用要旨：炮兵司令邵百昌已报告说：总计各独立炮兵团和军、师炮兵共有大小口径炮约500门，准备每炮配弹300发，以在阵地前每一公里正面平均有炮5门为原则进行配备，在阵地前构成一道不可逾越的炮弹阵地。至于装甲兵运甩要旨：二公子（蒋纬国，装甲车副司令兼参谋长）认为，战车及装甲车部队作为总预备队使用为好。因为他认为以往作战，敌人每突破阵地一点，就引起全线动摇；这次要吸取这些教训，只要各步兵部队各自守住阵地，阻止突破或恢复突破口的任务就交由他们装甲车部队担任。”

    最后汤恩伯又悄悄地说：“必要时我们还准备把浦东战场从川沙到金山一段用海水完全封锁起来，节约兵力投入浦西作战。”

    蒋介石听了，忙说：“注意保密。”

    汤恩伯这里说的是“浦东泛区”问题。关于毁堤阻止敌军前进，蒋介石早就很有经验了。抗战初期，为了迟滞日军的西进侵南，蒋介石就曾下令掘开黄河花园口大堤，结果日军没有阻止住，人民却遭受了大灾。汤恩伯此时也想效仿蒋介石的一套。到了5月7日，汤恩伯总部派出爆破技术总队长社长城率人至埔东，会同三十七军参谋长李友杰、工兵营长漆有仁及浦东沿海支队司令耿子仁等进行侦察，决定以奉贤乍林地段海堤作为爆破点，并运去

    了一车黄色炸药，具体爆破时间定在5月18日大海潮到来之时，后因人民解放军于14日已解放了该区，汤恩伯这一阴谋未能得逞。

    担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对于汤恩伯来说，既是一种荣耀，他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军事权力，但同时也是一种危险，稍有不慎便会引来杀身之祸，不是被共军杀死就是被蒋氏处死，因此自上任开始，汤恩伯就小心翼翼地准备着。

    但千里江防，一夜崩溃，他原先精心策划的以江防为外围，以京沪线为命脉，按梯次交替掩护，节节退守大上海的方略彻底失败，这不能不使他感到肩上责任重大，同时也使他意识到工事是死的，人是活的，再牢固的工事如果人心涣散也等于一堆废土，就像江阴要塞一样，因此防守上海除了需要固若金汤的工事，还必须有对党国忠心、对前途乐观的将士。

    4月25日，南京解放第三天，汤恩伯从南京经杭州辗转来到上海。同一日，汤恩伯就颁布了杀气腾腾的“战令”十条：“一、违抗命令，临阵退缩者杀；二、意志不坚，通敌卖国者杀；三、未经许可，擅离职守者杀；四、放弃阵地，不能收复者杀；五、造谣惑众，扰乱军心者杀；六、不重保密，泄漏军机者杀；七、坐观成败，不相救援者杀；八、贻误通讯，致失连络者杀；九、不爱惜武器弹药及克扣军饷者杀；十、破坏军纪及懈怠疏忽者杀。”

    汤恩伯命令此“战令”以石印印发至营。

    颁布完了“战令”，汤恩伯似觉还不够，又下令在部队中重新实行“官兵连坐法”、“士兵联保切结办法”、“保密法”、“防谍法”等，其中防谍法特别规定，凡发现“匪谍”及“通敌”人员，即由部队长就地处决，严格要求执行。

    针对完士兵后，汤恩伯想起了他的“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不知这帮“高级人员”们南京失守后是否还沉得住气。

    1949年3月下旬，为了收拢军心，重振士气，汤恩伯在上海开办了“高级人员作战训练班”，汤自兼主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不久代市长）陈良兼副主任，工兵指挥官柳际明兼教育长。班本部设教育、总务两处，分别以许朗轩，陶一珊兼任处长。下设三个大队，以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分任大队长。大队下设中队、区队，中队及区队长由调训的师、团长选充。该班自3月下旬起共办过了3期，每期为时一周。调训对象为上海各部队团、科级以上人员。第一期尚有政工人员，后因政工人员不能保密，第二期起未再召集。

    按照训练班的纪律，全体学员集体住宿，平时不准外出，请假会客必须在专门的会客室。然而，人心慌乱，已没有多少人理会这个“纪律”。

    学员们一周学习的内容，分为政治、军事、精神讲话等。政治课程主要由叶青负责，以其所著的《共产党批判》等反动文件为中心，对共产党进行污蔑抵毁。精神讲话，临时邀请李宗仁、胡适、陶希圣、吴国桢、谷正纲、邓文仪等担任。军事课程，为直接有关作战事项，包括作战计划、军队指挥、工事利用，诸军种、兵种协同以及其他有关战术、战斗等问题，由汤恩伯、

    陈大庆、桂永清、周至柔、邵伯昌、柳际明、蒋纬国、罗泽闿等担任。其中主要的军事课程由原国防部第二厅厅长、现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担任。

    无论政治课程、精神讲话，还是军事课程，目的只一个：加深学员对共产党的仇恨，培植学员对“党国”的忠心和固守上海的信心。

    罗泽闿在4月上旬“作战训练班”讲作战计划时就曾说过：“上海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对我们很有利，在这里作战，我们能守也能走，以我们现有的兵力，加上做好的现代化工事，我们愿意守就一定能守住，不愿意守，我们具有海空运输便利，可以迅速把部队撤走。上海决不像济南、沈阳、徐州、平津等地，可以把我们的部队卡断、包围或整个吃掉”。

    李宗仁也对学员们说：“国际形势最迟到明年这时，在远东必有大变化。

    我们的作战不是单独进行的，我们的胜败与美国有直接关系，美国决不会站在一旁看着我们失败“。

    轮训期间，学员们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参观徐家汇的木栅栏内城工事，以及到虹桥、南翔、月浦阵地去看地堡群和炮兵阵地。罗泽闿指着工事对他们说：“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碉堡工事群，共产党还没有摧毁它的能力。

    上海地下水位高，不比北方。在北方，共产党攻城可以挖坑道，在上海他们是挖不成坑道的，所以大家不必惧怕共产党的土飞机。上海周围有数千米纵深的火网，共产党不是土行孙，他们是普普通通的人。

 第184章

    如果共产党企图用围城把我们困死，大家想想，我们的吴淞通道可以直通台湾，我们的美国盟友也一定会从海上、空中给我们以援助，台湾、美国盟邦，自由世界就是我们的大后方，我们决不是孤立的。“

    指挥上海作战的机构有三个。1949年1月前上海原设有“淞沪警备司令部”，由跟随汤恩伯多年的亲信陈大庆出任司令，统一指挥市区警备及淞沪防务。3月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由南京迁到上海，对淞沪防务直接进行指挥。4月下旬，上海又成立了另一个“淞沪防卫司令部”，由汤恩伯的于儿子石觉任司令。在以后的实际作战中，“淞沪防卫司令部”未有任何作为，这个机构完全是汤恩伯因人设事，为安置石觉而设立的。

    在汤恩伯为“保卫大上海”而费尽心机之时，淞沪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一刻也未曾闲着。

    4月24日，陈大庆命令国民党第三五三师师长欧孝全统一指挥第三五三师和宪兵第九团、吴淞要塞守备总队、交通警察第二总队、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装甲兵第四营，担任上海市中心区之警备，并限令在4月25日午后6时前控制各学校、工厂、仓库、公共事业、木城、桥梁码头，占领市区内各要点，坚固建筑物制高点，并严加守备。

    同一日，陈大庆命令下属在上海市大街小巷，贴满上海市“紧急治安”

    条例：“一、造谣惑众者处死刑。

    二、集中暴动者处死刑。

    三、怠工罢工者处死刑。

    四、鼓动学潮者处死刑。

    五、盗窃抢劫者处死刑。

    六、扰乱金融者处死刑。

    七、破坏社会秩序者处死刑。

    八、无命令而破坏物资者处死刑。“

    4月27日，陈大庆又签署第720号代电，要求上海市政府于三日内对各社团再进行一次总清查，就平日所得侦察记录务期肃清内部，以测安全；同时签署淞沪警备司令部布告：“（一）自本月27日起禁止郊区人民迁往市区。

    （二）无上海市身份证者禁止入城。

    （三）迁出城外不受限制。

    （四）任何人私藏武器，一经查出就地枪决。“

    5月2月，淞沪警备司令部命令：交通警察总局局长马志超为上海市区守备兵团指挥官，指挥交警第一旅（含交警第五、六、十八等3个总队）及交第二、十五总队于5月1日前接防完毕；这与加强大队与正从宁波开来的交第八、九、十二总队和上海市区宪警及“民兵武装”担任社会秩序的维持、要点要线的控制以及镇压市区可能出现的“暴动”和骚乱。

    其中一个大队开赴闵行，以确保该处渡口，控制所有渡船。

    上海市区守备兵团副指挥官为毛森。

    在毛森的直接指挥下，上海市警察总局制订了应变计划并完成了部署。

    保安警察第一、二总队奉命于4月26日下午6时前分别担任本城区内重要公用事业及仓库的监护。

    第一总队所部署的沪南区——邑庙、蓬莱、嵩山、卢家湾、常熟、徐家汇等六分局辖区的各地区队都已经构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战斗体，截止26日下午6时，已经占领老西门华商电气公司办事处、方九霞银楼、生活医院等建筑物；占领中华路、黄家码头附近的建筑物；并在防守区域内建立多个防御据点——茂名南路长乐路18层楼、震旦大学制高点、宛平路衡山路比伽利公寓制高点、衡山路高安路华盛顿公寓制高点，上述建筑物被占领后，建筑物四周道路皆己堵塞，并配备简单的工事。

    第二总队部署在沪东区，该区的公用事业、工厂仓库甚多，最重要的是中纺公司，其次还有美商电力厂、英商自来水厂、煤气厂、电车厂、交通公司等。

    沪东区的守备分为四大据点，并掌握有力之机动部队，控制要道、桥梁及黄埔江面，在各防御工事处备有铁丝网、拒马、沙囊活动碉堡。在火力配备上，对交叉要道均构成可以斜射、侧射、消灭死角的配置。

    第一据点——以榆林路分局建筑为中心（包括自来水公司等）构成。

    第二据点——以唐山路附近建筑物为中心构成。

    第三据点——以杨树浦分局、扬树浦电力公司、煤气厂为主构成。

    第四据点——以提篮桥警察医院、监狱仓库为主构成。

    机动车队为区预备队，指挥地点在榆林分局附近。各区间的联络暂时还以电话为主，一旦电话中断，将以无线电传达。

    各机动车队、骑巡队、飞行堡垒仍属总局掌握。

    同一时间，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被蒋介石召到复兴岛。蒋介石要亲自向他布置该局的潜伏和暗杀工作。

    蒋介石对毛人风说：“出于大上海保卫战的考虑，保密局上海站的工作必须坚持到最后。上海还有些实业界、金融界、社会名流、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看来他们是不想走的。你要监视他们，并马上造出名册，决不能把他们留给共产党。至于那些专门和政府捣乱的所谓民主党派分子，能解决的就解决，张澜、罗隆基、史良都在上海，要将他们都监视起来，到时候全部解

    决。你务必在上海亲自监督各项事宜。“

    很快，毛人凤在上海蒲石路118号家中会见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毛森。

    毛人凤对毛森说：“老头子这次来，脾气大极了。刚才找我去，要我协助汤恩伯陈良两位抢运物资，控制上海的轮船、帆船及大、小船只，并要我集中上海、宁波一带的交通警察，以6个总队加入战斗序列，保卫上海，统归汤恩伯指挥，其中两个总队担任护送物资的工作。另外还命令我们监视上海的资本家，不让他们将物资偷运香港等地。可资本家又不是傻子，大部分早在去年12月就逃到香港，就连杜月签这几天也动身去了香港，真难办。关于物资和船只的事我让黄加持他们去办，其它各项事宜也都分配下去了。现在还有一件较重要也颇棘手的事，老头子认为非你莫属。”

    毛森：“请局座明示，我一定尽力完成。”

    “老头子说，我们过去的教训就是对共产党及民主党派过于仁慈，一句话我们杀人还太少。这次，总裁特别说明，凡有嫌疑者一律逮捕，对民盟的张澜、罗隆基等立即予以监视，等接到命令迅速解决，这件事就交给你办。”

    毛森：“请局座放心。”

    毛森，保密局系统著名的“三毛”之一。1949年3月，正式进入上海福州路警察总局大楼办公。以办事效率高、心狠手辣著称。上任不到一个月，毛森就破获了自中共“李白台”之后又一座中共秘密电台“秦鸿钧台”。当时中共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一共只有三座。

    接到任务后的毛森很快就行动起来。

    监视史良的秘密报告发出。

    逮捕民主同盟领袖张澜、罗隆基的命令发出。

    一份份黑名单迅速排出，分布于全市的暗杀行动小组也随着黑名单分别就位。

    一时间，上海处于白色恐怖之中，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警车鸣笛横冲直撞，特务四处捕人。4月26日，上海市14所大专院校共逮捕学生356人。

    进入5月后，上海几乎每天都有国民党刽子手屠杀的枪声。

    一时间，公园、闹市如虹口公园、大世界，都成了刑场。

    5月7日，浦东戚家庙。中共地下党员秦鸿钩、张困斋、李白等13人被国民党处以死刑。

    截至5月20日黄昏毛森出逃，在国民党统治上海的最后一个月里，至少屠杀了2000至4000人。

    毛森逃走时，仍不忘屠杀革命志士。5月20日，他带着自己的卫队，在警察局的天井里就杀了9名政治犯。

    疯狂的大屠杀暴露了国民党顽固派这群困兽临死前垂死挣扎的病态心理。

    毛森大逮捕、大屠杀之际，上海市警备总司令陈大庆也不甘落后。5月初，陈大庆又做出惊人之举，颁布《奖励检举共匪办法》。陈大庆认为，有了这个《办法》，共匪在上海该是呆不下去了。

    上海已完全进入战时状态。

    5月11日晚，上海战役前一夜，京沪杭警备司令部灯火通明，这儿正召开作战会议。

    参加人员有：第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第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第七十五军军长吴仲直、第十二军军长舒荣、第二十一军军长王克俊、第一二三军军长顾锡九、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炮兵司令邵百昌、装甲兵司令徐庭瑶、交警总队队长马志超、补给区司令黄壮怀、淞沪警备司令陈大庆、上海防守司令部司令石觉、京沪杭警备司令部副参谋长周自强、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警察局局长毛森以及各部部长、各处处长等70余人。

    汤恩伯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他说：“今天召集诸位是因为情况紧急。据可靠情报，共军近日已有行动，估计不出两天战斗会打响……各位都准备得如何？我想告诉大家，总裁的兵舰就在吴淞口外，他将亲自指挥上海保卫战。总裁要我务必转告各位，国军在上海一定要好好打一打，美国驻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已经表态，只要我们坚持三个月到半年，美国一定出兵！到那时，局势就会发生本质的变化。”

    汤恩伯停了停，看了周自强一眼，说：“自强，把这几天共军情报给大家通报一下。”

 第185章

    周自强站了起来，拿着教鞭走向地图，说道：“据5月9日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二处一科提供的共匪陈毅第三野战军各军目前所在位置如下：”三十一军——太仓、常熟间地区。

    “二十六军——昆山以西铁路两侧（该军第七十七、七十八师各一部曾在8日以炮火向我阵地进犯，迄9日2时许旋即沉寂）。

    “二十八军——苏州附近。

    “二十九军——吴江迄嘉兴公路两侧及嘉兴以东地区。

    “二十军、二十三军——主力吴兴、长兴间地区，一部吴兴以东震泽、南浔一带。

    “二十五军、二十七军、三十军——孝丰、余杭及杭州一带，一部踞萧山附近。

    “二十一军、二十二军、二十四军——似集结于太平、石壕间地区。

    “以上是敌方情况。

    “关于我军目前部署分配如下：”外围阵地：浦西方面由顾锡久军长的一二三军驻守。浦东方面，则由五十一军王秉锁军长部防守。

    “主阵地：沪西北方面包括狮子林、月浦、杨行、创浦由五十二军刘玉章军长部固守；五十四军阙汉赛军长部则担任沪西部包括大场、真如、北新泾等地的防守；吴仲直军长所部七十五军则固守沪南及西南部即虹桥、梅花弄、龙华；浦东南部杨思、塘桥、洋泾一带由三十七军罗泽闿军长部担任防守；浦东北部的高桥由十二军舒荣军长部固守。

    “核心阵地：由二十一军、九十九师、交警总队及直属部队守备，其中二十一军及九十九师驻扎江湾地区。

    “目前，徐庭瑶司令、蒋纬国副司令率领的装甲军部队之控制四川路以北通往吴淞港口的要道。”

    周自强讲完，然后低声问汤恩伯：“司令还有什么意见？”

    汤恩伯说：“五十一军王秉钺部调浦东川沙、接替三十七军防守。三十七军在浦东的防守向内收缩。好了，今天的部署就到这儿。总之，诸位为党国尽忠的时候到了，希望大家精诚团结，共挽危局。”

    同一时间，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政务委员会正紧锣密鼓地在上海市内举行“保卫大上海”的宣传活动。浩浩荡荡的化装游行车队绵延长达3里。参加的单位有市参议会、总工会、学校，警备部政工大队、青年服务总队车辆90余。队伍前面有警察局11辆“飞行堡垒”开通，全副武装的宪兵队伍乘车殿后。

    一路上，高音喇叭不停地播放政务委员谷正纲的讲话：“上海600万市民们！上海同胞们！共产党的武力侵略已经扩大到上海了。我们知道，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第五纵队，它没有国家的立场，民族的观念。毛泽东在4月4日公然反对北大西洋公约宣言，公然主张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拥护苏联，它要把中华民国国号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又用镰刀斧头来做我们的国旗，大家想想，这不是要把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吗？……如果让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大家想想，在这样暴力压迫的情况下，我们还能生存吗？所以我们要求市民们，坚定必胜信念，统一作战步伐，不投机，不妥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到前线去，慰问将士，救护伤兵。上海的同胞们！我们要不分男女老幼、职业阶级、一齐起来，以600万人的力量，筑成一道铁的长城！”

    市长陈良号召全市市民：“一心一德，同舟共济，破产保产，拼命保命，放开眼光，加长视线，牺牲小我，保全大我！”

    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主任委员方治则说：“一切为了前线！全军将士发扬‘一二八’、‘八一三’伟大革命精神，救国家、救自己！”

    国民党的党政军已调动起所有的神经，要在上海做最后的困兽之斗！

    九、引弓待发军令如山！三野各部队火速到达预定地点。陈毅想把富庶的华东让给二野，三野则去大西南。毛泽东说：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陈毅要求部队，到了城里不许“野”！准备就绪，大战在即。

    百万雄师渡江成功后，粟裕、张震等随即率前线指挥部跟进。

    粟裕对渡江作战的前途曾经有过三种估计。如今，渡江战役第一步已取得了胜利，一路上，捷报频传。粟裕心里十分高兴，对张震说：“看来敌人夹击我军的可能性已不复存在了。现在对于我军来说关键问题是如何达成对敌人的割裂和围歼。我们应向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追击溃败之敌，就地歼灭。”张震说：“这个想法很好。”

    4月21日19时40分，粟裕、张震联名电呈中央军委和总前委，建议：鉴于第七、第九兵团渡江以后，敌尚无全盘部署，抵抗甚微，我应乘登陆胜利之威，迅速展开插向敌之纵深，使敌人无暇调整部署，促成敌之更大混乱，达成分割包围。

    同时，粟裕具体建议：1.九兵团渡江后，除以三十军监视芜湖之敌，待交二野四兵团接替外，主力应排除障碍，不为小敌所阻，即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之线以北与高淳之间向东北挺进，控制溧阳，截断京杭国道，截断南卢之敌向杭州的退路，以达孤立分割敌人，有效地协同东集团作战。该兵团先头部队力求于26日前进至郎溪及其东北地区。

    2.七兵团攻歼当面之敌后，尾九兵团之后，沿南陵、宣城、十字铺以南地区，力求27日前后进至广德地区待命。

    3.十兵团4个军决定本晚大部南渡，求得控制江阴，歼敌二十一军主力。

    不论敌之抵抗程度如何，已令二十三军、二十八军各一部以一个侦察营向宜兴、金坛挺进，尔后二十八军直出宜兴；二十三军策应八兵团渡江后，即出丹阳、金坛，并以一部向傈阳挺进；二十九军，三十一军则于澄、锡、常地区，依情况发展转用……

    4.八兵团以二十军及二十六军一个师，本晚攻占扬中，22日晚强渡夹江，尔后向镇江、丹阳间挺进，策应三十四军南渡攻占镇江，尔后待命会攻南京……

    4月22日11时，中集团总指挥谭震林电令第七、第九兵团：第九兵团第二十五、二十七军于24日占领南陵、青弋江、湾止镇，并包围宣城后，稍作整顿，等骡马赶上，26日继续东进，28日抵达郎溪、溧阳地区，以策应东集团。第七兵团则于29日进至广德附近。

    不久中集团指挥部接到总前委的命令：第七、九兵团应迅速向东挺进，不为沿途敌据点所抑留。从即日起，谭震林率第七、九兵团直接归粟裕指挥。

    同一日下午，粟裕、张震经仔细研究，认定敌人主力将向杭州撤退。为了不使敌主力退向杭州，达到对敌人围歼的目的，必须迅速切断“京杭国道”

    这条公路。为此，粟裕认为：第七、第九兵团的行动必须加快、再加快。

    下午5时，粟裕、张震电令急行军途中的第九兵团：第二十五、第二十七军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挺进，不为小敌所阻惑。

    同时第七兵团也接到粟裕的命令：迅速将攻击箭头转向南陵以东宣城方

    向，在第九兵团右侧后成梯次队形前进，以便让出南陵、繁昌、芜湖地区给跟进的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

    在中集团急行军同时，东集团方面，第二十三军在陶勇率领下已迫近常州以北，第二十八军正向常州以东挺进，一部主力向宜兴方向突破，以截断京沪铁路和京杭国道，打破汤恩伯30万主力沿铁路、公路梯次撤退的计划。

    这样，第三野战军在刚取得渡江胜利之后，很快就投入围歼逃敌战役。

    围歼逃敌战役展开之后，粟裕、张震最担心的是：中集团渡江后能否抢在敌人总撤退之前进入南陵、宣城、广陵一线，与沿丹阳、金坛、溧阳一线疾进的东集团在长兴、吴兴地区完成战略合围，这也是这次战役全胜的关键。

    22日晚，粟裕、张震伏案在地图上反复侧算敌我双方到达长兴和广德地区的距离和行程。

    张震说：“从南京到长兴、广德约140公里，其中一部分是山区，而且敌军在撤退的路上，还要受到我追击部队的攻击和阻拦。他们行进速度必受影响，照此推算，敌人估计需要四五天时间到达上述地区。”

    粟裕同意，说：“我东集团军从江边直接插向太湖，到达宜兴地区约50至80公里，如果顺利，只需要两三天即可在京、沪铁路中间切断敌人，使敌人无法从南京撤往上海。然后，再用一两天时间，就可以到达长兴地区，切断长兴到杭州的通路。”

    张震：“长兴地区方圆一二百公里范围是我们过去活动过的区域，我们的干部都熟悉那里的山山水水和道路情况，只要我军吃苦耐劳，猛打猛追，用四五天时间赶到目的地不成问题。”

    4月23日至24日晨，粟裕不停地电令各兵团加速向指定的合围地区前进。

    命令：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除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沿京沪路向苏州进逼、监视上海方向之敌外，朱绍清的第二十八军、周志坚的第三十一军沿太湖西侧，以吴兴、长兴为目标兼程疾进，首先占领宜兴，再继续向长兴挺进，以求与第九兵团在这个地区会合。

    命令：陶勇的第二十二军从长荡猢东、西地区向南疾进，切断溧阳、宜兴之间的通路。

    命令：第八兵团的第二十、二十六军归第十兵团指挥，沿丹阳、金坛以西一线南下，配合各部歼灭逃敌。

    命令：第九兵团成钧之第二十五军、聂凤智的第二十七军到达宣城后即向广德、长兴、吴兴疾进，务必于25、26日赶到广德以东的天平桥、梅溪一线，与第二十八军取得联系。

 第186章

    为及时指挥追歼战，粟裕、张震率领指挥机关于4月26日进驻京沪线上的要地常州。

    军情如火，军令如山。第三野战军广大指战员接到追歼敌人的命令后，就像猎人发现了猎物，飞速地沿着指定路线向前，向前追击途中，广大指战员克服疲劳，克服饥饿，冒着江南连绵的春雨，踩着泥泞的道路，不停地前进。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快！快！追上就是胜利！

    一路上可见敌人逃窜时留下的处处狼藉。公路上、水沟旁、麦田里到处都是丢弃的炮弹、子弹、枪榴弹，还有棉絮、皮鞋、帽徽和领章，许多地方还堆积着国民党党政军人员临逃时烧毁的文件和其他物品的灰烬。

    由于解放军的神速，其先头部队几乎与南逃的敌人共路、并肩，甚至从

    后面超过。队伍在炮车、马车、驮马间穿行，忽而左，忽而右，在拥挤的公路上见缝就钻，以至许多时候，行军队伍相互交错，游龙似的前进。

    就这样不停地走、走，几天下来，干部战士们的脚都走“碎”了。

    第二十七军第二五三团八连副指导员于竹青说：“从宣城开始，天就下雨。江南的路面一遭雨，就软得像粘面团，深一脚，浅一脚，来不及拔出脚，鞋又丢了。等到天晴，更怕了，路面被太阳一晒，坑坑洼洼都晒成梆梆硬的坎坎楞楞，能扎透鞋底，满脚都磨起大血泡。”

    第二三七团政治委员丁锐则在40余年后回忆说：“追击途中，就连烧熟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有。有时刚想做点吃的，军长聂凤智就从后面赶到，说：‘赶快走，不能停！’战士们累、饿、渴、困。头两天，还能吃一些在江北自备的干粮和生米；后来的几天，什么东西都没有吃。行军途中，有的北方战士见到江南老百姓墙上贴着、地上晒着的干牛粪饼，实在饿极，以为是喂牛马的糠麸饼，抓起就吃。”

    尽管疲惫，尽管艰难，但广大指战员在胜利的鼓舞下，仍满怀豪情，不久各部队陆续在预定时间内到达指定地点。

    4月25日下午，第二十八军占领了宜兴。

    同一天黄昏时分，第二十三军占领溧阳，截断了南京至杭州的公路。

    此时，国民党首都卫戍部队所属第四十五军在卫戍司令张耀明的率领下正沿京杭国道撤往杭州，25日到达南渡时，与从镇江撤出的王作华率领的敌第四军汇合，得知溧阳已被解放军占领后，决定改由宜兴以西的山区直向郎溪、广德方向逃审，妄想突出重围，在郎溪他们又与东窜的敌第六十六军相遇交叉，乱作一团，而且已陷入三野更深的包围圈。

    26日，中集团的先头部队已进至郎溪、广德地区。同一天，第二十八军进占长兴。

    27日，中集团的第二十七军在吴兴附近与东集团的第二十八军打通了联系，这样，合围口就封上了。南逃之敌第四军、第二十八军、第四十五军、第六十六军以及第五十一军的一部，被逼入郎溪、广德之间的山区。敌军10万之众，乱作一团，东奔西突妄图逃命，但却四处碰壁。我追击各军则机动灵活、猛插猛打。29日，敌全军覆没。

    4月31日，香港及国外的报纸转载了一篇由新华社发出的战地报道——新华社三野总分社前线记者刘亮报道：从南京、镇江和芜湖等地狼狈逃窜的蒋军先头部队刚到广德城郊，就被从数百里外赶来的我军拦头截住，并且迅速陷入各路我军的包围圈中。这个大包围目的中心是广德城北25华里的山区，该地山岭重叠，林木蔽天，敌人陷入这个进退维谷的绝境后，建制混乱，头尾不能相顾，各自漫山遍野地逃窜，我军略加攻击，即缴枪投降。……疲惫不堪的敌军散兵，在山坡上淋着雨等待我军收容，只要一名解放军战士领着几个俘虏走过，他们便纷纷自动跟上，刹时便成为一长列的俘虏群。

    记者在一个不满两百人的俘虏队伍里，发现其番号竟达11个之多。

    郎广围歼战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消灭了10余万溃逃的敌军，使敌军无法

    按计划逃入杭州，从而使这座闻名中外的美丽古城免遭一场浩劫，同时也为即将展开的上海之战消灭了大量有生力量，减轻了上海之战的压力。

    郎广围歼战之后，我人民解放军离上海就近了。

    上海近了！——上海已经是一个大的战略概念。为了确保上海战役的胜利，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加速向杭州挺进。4月28日占领宁国，5月1日占领孝丰，5月2日占领余杭，5月3日占领浙江省会杭州。

    由于我军进军的神速，粟裕所担心的当时我国最长的现代化钱塘江大桥，在守敌安放了导火索后因来不及引爆而幸存下来。

    同时期，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刘伯承的率领下，从5月4日至7日占领了上饶、贵溪、横峰、金华、衢州等地，控制了浙赣线，切断了汤恩伯集团和华中白崇溶集团间的联系。而第四野战军一部和中原军区部队先后占领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地区，完成了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5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九、十兵团各军分别进驻吴兴、常熟地区待命。

    与此同时，分工负责上海战役作战的粟裕、张震率领第三野战军机关自常州东移苏州。

    4月30日，总前委发电报给中央军委毛主席：鉴于渡江战役的军事进展比预期的时间整整提前一个月，城市接管的准备工作来不及同步完成。根据南京经验，在我党我军未做适当的准备时，仓促进入大城市必然陷于非常被动的地位。xx军因非主力兵团骄气较少，故该军在南京虽出了不少乱子，但纪律还算比较好的。其它主力军如不训练，不会比xx军的情况更好。目前就军事上来说，杭州、上海很快就可拿下，就政治上说，我们许多重要准备工作都未做好。我们考虑以尽可能推迟半月到一月入上海为好。

    5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推迟攻击，并指出，在准备工作尚未完成前，第三野战军可以先夺取杭州，但暂时不要再向前推进，苏州、昆山、太仓、吴江、嘉兴诸点，可由汤恩伯先守起来，以使他在上海不觉有任何威胁，不会过早地退出上海，这将有利于我们做好进城的准备。

    同一日，陈毅随总前委机关进驻丹阳，开始接管上海事宜的准备。

    在此之前，党中央已内定陈毅为新上海首任市长。

    早在淮海战役即将结束的时候，中央召刘伯承、陈毅来到当时党中央所在地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时，他们所关注的已不光是渡江的问题，而是渡江后如何接管宁、沪、杭的问题。毛泽东对陈毅说：中央的意思要他担任未来的上海市市长，想听听他本人的意见。

    陈毅沉默了一会，说：“是否可以让刘、邓二野进驻华东、上海，我们三野走远一些，到大西南去呢？”

    陈毅为什么要把整个华东这块富庶繁荣的地区让给二野来进驻和接管呢？原来，二野自1947年7月千里挺进大别山之后，自觉地牺牲局部利益，调动和吸引了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的约90个旅于自己的周围，进行了极端艰苦的无后方作战，不断消灭敌人，而自身的减员消耗也大。正因为有了二野的牺牲，三野才有可能更多地歼灭蒋军有生力量，“吃”得比较饱。接着二野又以缺乏重武器的部队，英勇地投入淮海战役，担负起关键性的严酷的战斗重任。二野和三野，像左右臂那样密切协同作战，陈毅对刘、邓更是又亲密又敬重。因此陈毅觉得应该把华东让给艰苦转战的二野，而三

    野则“到毛儿盖去走一走”。

    刘、邓当然不会接受。刘伯承司令员说，这事他和邓小平同志交换过意见，他们都是四川人，对西南地区更熟悉，而三野来自华东，留驻华东更为有利。

    这些也正是党中央的考虑。

    党中央进驻北京后，在中南海，毛泽东曾就陈毅任上海市长之事，征求过民主人士黄炎培、陈叔通等几位老先生的意见。对于陈毅将军，他们早有所知，1939年，陈毅的文章《茅山一年》和“脱手斩得小楼兰”的诗篇即已传到重庆。1945年，柳亚子先生曾赋诗赞陈毅曰：“兼资文武此全才。”“儒将”出任上海，稳得住局面，他们一致赞成。

    梨没有让掉，陈毅只好接下了解放和接管上海的重担。

    不久，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的次日，毛泽东召集了一个座谈会。会上邓小平代表中央提出华东局新的人事安排——中共中央华东局：邓小平为第一书记，饶漱石为第二书记，陈毅为第三书记。

    17名委员组成：邓小平、刘伯承、饶漱石、陈毅、康生、张鼎臣、曾山、张云逸、谭震林、粟裕、张际春、宋任穷、陈康、刘晓、刘长胜、曾锐冰、舒同。

    华东区管辖范围有：上海、南京、杭州、芜湖、镇江、无锡、苏州、武进、南通、宁波等城市，地跨山东、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等省份。

    在这次会议上还确定了未来上海市的领导机构：中共上海市委由饶漱石、陈毅、刘晓、刘长胜、曾山、刘少文、陈赓、潘汉年、宋时轮、郭化若、李士英等11位委员组成。前5人为常务，饶漱石为书记。

    上海市府：市长陈毅、副市长曾山、潘汉年以及一位非党人士。

    能否顺利进占上海，当时全党十分担忧。

 第187章

    早在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同志就曾说过：进入上海，对于中国革命来说，是过一大难关。这种担忧主要来自两大危险：一是帝国主义会不会干涉人民解放军的军事行动？二是共产党有无能力接管城市，尤其是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这关系到中国共产党在世界的形象。

    上海，近百年来就是国际都市。在近代历史上，就曾有过帝国主义出兵直接干涉中国革命的先例。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虽然撤销了租界，但上海仍然驻扎有外国舰队和武装力量。毕竟上海有这些国家太多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它们绝不会轻易放弃这座远东第一大都市。早在渡江以前，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来到上海，会晤了“海上闻人”杜月笙，上海市议会议长潘公展，希望由他们等社会“名流”出面，在上海发起一个所谓“自救救国运动”。

    杜、潘两人很快就在中汇大楼邀集宴请美、英巨商和上海“各界领袖”征集意见。随后，成立“上海各界自救救国联合会”，并试图在上海成立10万人的“上海地方自卫队”，搞一个上海“国际化”运动，使上海成为一个“不设防”城市，既不要国民党的武装也不要共产党的武装，地方秩守则暂由外国军队“维持”。美国在上海的新闻喉舌《大美晚报》以“国际化的上海”

    为题，试探人民意向。这不能不使共产党担心。更何况，渡江以后，蒋介石从幕后走到台前，正在绞尽脑汁地想把美国拖下水。

    本来，解放宁、沪、杭，只用三野便够了，为了对付美国可能的干涉，

    中央军委在布置渡江战役时就作了考虑：在三野进军宁、沪、杭的同时，二野渡江后直插浙赣铁路，解放上饶，把国民党在华东的汤恩伯集团和在华中的白崇德集团隔开。向西可以对付白崇禧集团，向东则可作为三野的战略预备队，准备对付美军的登陆。

    第二种危险更叫陈毅他们担心。

    从农村进入城市不是一个简单的区域迁移问题。

    对于许多出生于农村长期在农村浴血奋战的军人来说，在农村他们如鱼得水，干起工作来也得心应手，可是要他们突然间换上便衣，走进城市去做“官”，不免会遇上许多新问题。其中一个最简单的问题即进城后究竟应该依靠谁？七届二中全会和华东局所指定的“接管江南城市指示”的基本原则是：“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者，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站在我们这一边。”可是这些在漫长的战争年代已习惯以贫雇农为依靠的干部却认为应当依靠城市贫民，甚至对民族资产阶级存在敌意。

    正因为这些基本问题把握不清，结果渡江战役后出现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故。

    常州解放，有的同志“开仓济贫”。就像以前在农村常常做的那样。

    无锡解放，有的同志盲目给工人增加工资，吓得资方逃跑。

    军队的纪律也不尽令人满意。

    南京解放后的第二天清晨，一群解放军战士冲进美国大使司徒雷登的住处。此事已引起美方抗议，华东外事处处长黄华正在处理。

    驻防南京的某军，未经请示，擅自命令南京市各澡堂、理发店、电影院免费招待解放军5天。

    南京市驻军一个营教导员，与群众联欢时应邀签名留念。第二天，一家小报在“共产党中将xxx谈形势”的通栏标题下刊载了一块谎话连篇的文章，并煞有介事地登着照片。组织上“按图索骥”查到这位教导员。他看到文章上竟印有自己的亲笔签各，吃惊得全身发麻。

    4月28日，陈毅和刘、邓一起，由何克希陪同去看蒋介石的“官邸”，谁知这座花园洋房竟住进了骡马团。

    上海的政治社会情况更要复杂不知多少倍，如果不好好准备，真不知要出多少乱子！

    准备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大部分还在江北，尚未到苏南来集中学习。

    上海，人口600万左右，工厂1.2万余家，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二分之一。

    商店6万余家，贸易额占全国将近一半。每天需要供应食米400多万斤，煤炭20万吨，目前据可靠情报，上海存粮存煤已岌岌可危，工业原料棉花等等同样紧张，可因渡江前后，大批军队、民工及军用物资都要沿铁路由北南调，铁路运输太拥挤，米、棉、煤，这“两白一黑”都还未来得及准备好。准备代替金圆券的人民币也因火车车皮紧张还没有运到。

    陈毅感觉到身上的担子太重了。

    丹阳，南京和无锡之间一座民风淳朴的小县城。由于总前委的迁入，一下子变得人多了，拥挤了，忙碌了。来来往往的人中有穿黄布军装、灰布军装的干部，也有穿便衣的干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几位略带上海口音、身着西装、风度翩翩的人物。这些都是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革命家，他们赶来丹阳，为的是协助总前委的接管准备工作。

    其中有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几个月前还是上海关勒铭金笔厂的“副董事长”的刘晓。他是特奉党中央指示撤到香港，转道到北平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的，与他一同北上的还有在香港九龙千家驹研究所做研究准备工作的陆象贤、吴涤苍，途中3人化妆成贩货商人，乘上了一艘去烟台的英国货船，因遇风暴，误了会期。在北平他们详细地向毛泽东同志汇报了上海各方面情况。

    吴涤苍甚至为毛泽东计算出如果没有环卫工人，上海3天就会变成一座臭城，而上海3天的垃圾将会淹没繁华的南京路。渡江战役展开后，刘晓和陈毅同车南下到了丹阳。

    有“神秘人物”刘少文。上海地下市委负责人之一，专管情报和海、陆、空（电台）的交通工作。他和他手下的地下党员们，曾经把许多盖着“绝密”

    图章的国民党文件，化成电波或变成“药丸”、“胶卷”，送到中共中央。

    刘晓、刘少文来到丹阳，立刻发密电给留在上海坚持斗争的刘长胜、张承宗、吴克坚、张登，及时而详尽地指出整个地下党组织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和协助解放军进占上海，动员群众起来护厂、护校、维护秩序，防止坏人在战争发起后搞破坏活动。

    中共地下党传奇人物潘汉年也来到了丹阳。他是一个多年出入虎穴领导对敌斗争的老地下党员，曾主持八路军驻沪办事处的工作。此次来丹阳，他带给陈毅的重要情报很多，其中有他在香港做青红帮头子杜月笙工作的情况。

    与潘同来丹阳的还有经济学家许涤新、剧作家夏衍。许个子不高，一口广东话，善做统战工作，党外人士有话愿意找他讲。陈毅很看重他这点，后来让他当上海市工商局长，专做“大老板”的统战工作。夏衍，30年代就活跃在上海的著名左翼作家。他来丹阳是协助总前委上海文化系统接管准备工作的，后来出任上海市军管会文化接管委员会副主任、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上海经济命脉的掌管至为重要。上海地下党经济方面的专家也来到了丹阳，卢绪章就是其中一位。

    身着黄布军装的卢绪章出现在丹阳街上时，接管干部大队中许多人吃惊不浅，此人不是“广大华行”那位生意做得十分红火的总经理吗？与特务头子陈果夫合办“中心制药厂”开幕那天，陈果夫亲自剪彩，国民党上海市长吴国桢亲临会场，敬送花篮。这位上海市头面人物，大“资本家”也会是地下党员？别说一般人吃惊，对于卢绪章的到来，上海市地下党的同志也疑惑不解，这就难怪上海解放后，当卢绪章出任华东对外贸易部副部长时，工商界有人曾给陈毅市长递上揭发信：“我等以头颅保证，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国民党员，少将军衔。”其实，卢绪章是货真价实的中共地下党员，1939年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创办了“广大华行”，专门为党筹集经费。周恩来曾经指示：“我们这个机构，要在任何情况下永远打不烂！”所以，广大华行始终只是由“重庆办”单线领导。为活动方便，党批准卢绪章买了个国民党少将军衔。抗战胜利后，为在敌人心脏里站稳脚跟，他们选中陈果夫当“靠山”。

    由于有了这棵大树，广大华行多次逃脱国民党军统的审查。广大华行创办12年，不仅为党提供了数目可观的经费，而且更值一提的是它为党掩护和培养了一大批懂得经济规律、熟悉上海以及工商界情况的干部。其中有白天穿长衫、夹布包，准点上班，抄抄写写当小职员，晚上听汇报、领导地下党斗争的刘宁一同志；有杨延修同志；还有吴雪之同志，后来均成为接管上海的重要人物。

    其实接管上海的准备工作早在渡江战役前就开始着手了。

    1949年2月，中共华东局社会部决定由副部长杨帆调集干部60余人先行南下，驻扎在苏北淮阴郊区的许庄、徐家庄、小曹庄一带的农村，由调研科科长钟望阳具体负责对沪、宁等大城市的调查和材料编写工作。三科的全体干部分别组成上海、南京和特字号（专门负责编写沪宁一带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材料）三个组，其中李蒲军任上海组组长。

    任务非常紧迫。中央要求，必须抢在大军渡江之前就拿出南京、上海城市的材料来，而此时人民解放军的前锋部队已经抵达长江边。

    上海组是一个大组。为充实实力，杨帆又从在上海暴露后撤到苏北的地下党干部中抽调相当一部分同志到调研科。

 第188章

    以他们搜集到的所有有关上海的年鉴，济南战役、淮海战役中缴获的国民党档案，上海地下党通过秘密途径得到的第一手国民党内部情报，上海来人报告的情况，平、津、沪等地的出版物作为原始资料，然后分门别类地整理出来。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极为简陋的工作条件下，每天工作14小时以上，终于在渡江之前完成了上海部分30卷、百余万字的资料。

    这30本珍贵的调查资料收集了国民党中央各部、委驻沪机构和上海市驻军、政府机关，经济、文化、宗教团体和外国驻沪机构的地址、电话、组织机构的发展变化，以及官员的姓名，包括蒋介石、李宗仁、宋子文、孔祥熙、张群等国民党要员的公馆地址和电话号码。其中《上海蒋匪军事机关》一册囊括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淞沪警备司令部、陆海空驻沪司令部、吴淞要塞，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国防部等驻沪机构，辎汽、高炮、装甲、工兵、战车、通信兵在沪驻军，驻沪宪兵（包括军警宪联合机构、检查站、纠察大队等）、驻沪后勤机构、兵役机构、军事学校的训练班，上海各军队医疗机构以及军事系统的工厂和仓库的地址、电话、军官的姓名、编制人数、装备等，一应俱全。这30本资料还附有江湾、龙华两个军用机场的平面图，从跑道、油库、器械库到军官和空军家属宿舍的位置都绘得清清楚楚。在《伪上海市政府各局》、《伪上海市政府及各区保甲概况》等册中，详细介绍了国民党中央政府驻沪各单位，上海市政府民政、社会、财政、公用、工务、教育、卫生、邮政8个局及其下属处、科两级以及32个区公所，所辖各保的机关地址，电话、市长、局长、处长、科长，区长、保长以至科员、办事员的姓名、籍贯、学历、政治背景。在有关上海市警察局的一本专册中，从总局、分局到派出所，以及警察系统的各保警总队、骑巡队、机动车大队等武装力量和警察所属的医院、学校、仓库、警察博物馆等单位都有完整的记载，从局长、处长到分局长、股长都列有名单，包括地址、电话，还附有一些主要的中、高级警官的简历和政治背景。

    除了这些社会、军事、政治的情况，在经济方面也收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工商业、金融中心的大量资料。国民党的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两局（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一库（中央合作金库）都各出了一个专册；还有三册分别介绍上海的省市银行、小四行、南三行、北三行、农商银行，以及证券交易所、票据交换所、上海的黄金市场和各钱兑业、金号、银楼等。不仅有这些单位的历史沿革，还有数百名经纪人的姓名、地址、电话，甚至还列有抗战胜利后的股票行市等。

    另上海市官僚资本的情况也出了一本专册。这个专册是吴雪之同志在上海临解放前三个月冒着生命危险从香港回到上海，在刘长胜同志的直接领导下，

    和项克方同志一起通过党的组织和各种社会关系，调查、搜集了国民党在沪官僚资本企业的机密情况后编辑而成的，包括这些企业的机构设置、历史沿革、内部组织、人员动态、重要设备，物资储存等等。

    以上这些材料，成了各对口接管专员们的必读“文件”。陈毅看到这堆材料，高兴地对华东局社会部副部长梁国斌说：“这些材料为上海接管工作立了大功！”

    一位粮食口的接管人员看了材料后说：“我们从农村来，从未到过上海，对上海一无所知。有了这些材料，接管工作就有了依据。”

    参加接管警察系统的是几位在苏、鲁、豫工作的老同志，他们对上海十分陌生。拿到上海警察局的材料后，他们很快就熟悉了这个复杂系统的网络，后来又在上海警察局500余名中共地下党员的配合下，不到一星期就完成了对警察局的接管。

    总前委进驻丹阳后不久，准备参加接管上海工作的干部也来到了这座小县城。这支队伍1949年初就从山东省青州出发，队伍中多是20岁左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他们一路十分辛苦，不仅要行军，而且还要学习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大城市的政策。到达丹阳时，他们的担子更重了，他们必须抓紧时间熟悉上海的方方面面。陈毅对他们这支队伍要求十分严格。不仅必须读大量的材料、组织小组讨论，而且还要考试，稍不留神就可能当场让你出丑。

    “两白一黑”也源源不断地从山东、江苏解放区南下，铁路上、公路上，一片繁忙。

    新中国第一套人民币也来到了丹阳。这套钞票共有12种面额：壹元、伍元、拾元、贰拾元、伍拾元、壹百元、贰百元、伍百元、壹千元不等，由刚成立不久的中国人民银行（1948年12月1日，原华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而成）发行。币面上的图案有工业、农业、牧业、交通、水利、人物、风景。纸面上的“中国人民银行”6个字由当时担任华北人民政府主席井主持中共中央财政部工作的董必武亲自题写，字体为标准的柳体。

    人民币由后勤部管理。他们是最早到达丹阳县城的单位之一，驻扎在丹阳东南角的汤庄。

    在丹阳，陈毅最关切的还是广大干部、战士的思想。党的一切方针政策，最终都要靠他们在群众中落实。

    因此一到丹阳，陈毅就召集广大干部、战士开大会。他说：“对上海这样一个商店、工厂密布的东方大都市，我们单纯从军事上占领，只是小胜。

    假如稀哩哗啦，乱轰乱打，就把城市建筑和工业生产打烂了。现在我们就要进入建设时代，破坏城市等于破坏自己取得的胜利。“”上海这地方，外国洋行，青红帮，特务网，流氓组织，复杂得很！诸如此类，包括我自己，都不太懂。不能自大、吹牛皮。想想看，一天要烧20万吨煤。600万人这一张大嘴天天要饭吃，不那么简单。光是每天的大小便不解决就不得了。垃圾几天就会堆一座小山……老百姓佩服我们会打仗、演戏、唱歌，但是还要看你管上海能不能管得好？我们要抱‘临事而惧“的态度，不要打算进去做官、享福，报上登照片，光宗耀祖。进上海可能打胜仗，也可能打大败仗。共产党员要意识到这一点才是聪明的。”“我们不是靠天才，靠马克思保佑，而是要靠自己的努力来告诉全世界：中国共产党有能力，中国革命有前途，有希望！”

    部队的政策纪律教育正在进行，但丹阳仍出现了一些令陈毅恼火的看起

    来是小事情的问题。

    为了配合解放，丹阳光明大戏院上演《白毛女》。临近开演时，剧院门口有几个穿着黄衣服的军人和剧院的人吵闹，他们没有票硬要挤进去看戏，说什么是部队的演出，结果堵塞剧院的门，使有票的老百性挤在门口进不去。

    正和饶漱石在街上巡视的陈毅听见吵闹声，问清了缘由，立刻喝令那几个军人：“都给我回去，好好检讨！”风波这才平息，但陈毅心情却未平静。

    一天，敌机来骚扰，陈毅利用防空的空隙，到丹阳简易师范学校去看看。

    他询问职工：部队有没有破坏纪律的事？回答说：没有。过去国民党来一次住一次，弄得我们没有办法。解放军纪律很好。陈毅不罢休，再三细问。最后有人说，前几天有个解放军，把他的灯泡拿去了，不过第二天就有人陪着，把灯泡送了回来。这本是夸赞的话，在陈毅听来，觉得颇不顺耳，这说明还有漏洞。

    于是陈毅再次召集干部战士开会。在会上，陈毅特意提起了这两件事：“为什么没有票非要进去看戏？是不是老子革命几十年，进戏院还没有资格？（笑声）拿灯泡，也是这个思想作怪。还有，每天下午，丹阳满街都是我们的人，不请假就出来兜，闭着眼睛都可以抓几个！（笑声）

    “笑什么？假如都像这样，进了上海不吃败仗才怪！要注意，入城纪律是执行入城政策的前奏，见面礼搞不好，是会被人家赶出来的。记住，我们野战军，到了城里可不许再‘野’啰，纪律，一定要严。”

    这之后陈毅就特意命令即将参加上海战役的第九、十兵团的所有官兵利用战前休整时间进一步学习入城的政策和纪律，必须每个人都“过政策关”。

    5月10日，陈毅军容整肃，打着绑腿，在丹阳县城南山外大王庙的空场上，向正在集训的几百名接管干部作报告，他说：“进入城市一方面要有管理改造城市的信心，另一方面要有谨慎小心的态度。现在存在两种偏向。有些同志对进城无信心，愿意在农村工作，觉得管理城市没有办法，怕出纸漏。而敌人也认为我们是不能掌握经济和工业，的确我们也要承认这是我们的一个弱点，但是我们有信心可以很好地把上海接管下来的。整个中国都可以解决，进入上海为什么就没有信心呢？我们有几百万大军和强大的地下党的组织，广大群众的拥护，加上我们本身很存准备，很有次序，很有组织，再说管不好上海，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这一点信心都没有，就要犯右倾机会主义。但也有同志以为进一个城有什么了不起，没有看到进城的各种困难，而盲目乐观。上海有600万人口，要我们给它解决煤粮问题、生活问题，组织他们，领导他们。上海是个最现代化的城市，是帝国主义、反动派的窝巢，是百年来发展起来的各式各样、奇形怪状的复杂的城市，我们没有经验是很难进行工作的。

 第189章

    因此除了具有信心以外必须具有谨慎小心临事不惧的态度，这样才能多考虑问题，否则是低级的幼稚的，就一定会栽筋斗。进入上海是中国革命的最后一个难关，是一个伟大的考验，中国革命的胜利是世界革命的第三次大胜利。上海搞得好不好，全中国全世界都很关心，我们搞得好，世界民主力量就会为我们高呼，庆祝、干杯；搞不好就会使他们失望。相反，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看到我们搞得不好，就会欢呼，因为他们认为自己还有救。共产党不是没有进过上海、南京等大城市，大革命时代就进过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但是又被赶出来了。这次进去是否还会被人家赶出来呢？现在还不能大胆他说一个‘不’字，主要是看我们自己。”

    在粟裕、张震移驻苏州之前，在泰州、常州粟裕已召开了上海市军事接管委员会会议，由部队，地方抽调约5000名干部组成上海的军管系统。军事接管委员会由唐亮、刘瑞龙、张震、钟期光、余立金、张崇文、谢胜坤、陈锐霆、张凯、张爱萍、熊天然等11人组成，粟裕住主任，唐亮、刘瑞龙任副主任。军管会分为军事部、政工部、海军部、空军部、后勤部、训练部等6个部。

    5月2日，粟裕、唐亮代表第三野战军前委赴丹阳汇报工作。

    上海战役的作战方案在粟裕的领导下正加紧制定。根据中央对上海战役“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而又不能把城市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

    的指导思想，粟裕设计了三种打上海的方法：第一，围困战法。解放战争后期，我军对内地的若干城市都曾采用过这种战法。但上海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城市：上海有600万居民，生活资料依靠外地运入，尤其是粮食和煤，所需数量都很大，长期围困，人民不仅没有吃的，由于没有煤，不但机器不能运转，而且连自来水都没有喝，人民的生活将陷入绝境。而敌军因有海上通道，很难将他们围死。

    另外渡江以后，全国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应力争尽快解放上海。所以长期围困战法不可取。

    第二，选择敌人防御薄弱的苏州河以南实施突击。这一战法优点在于可以避开敌人设防的重点吴淞，伤亡也可能减少，但是这一战法的主战场将在市区，城市会被打烂，不符合中央要求。

    第三，把攻击的重点放在吴淞，钳击吴淞，暂不攻击市区。这样可以封锁敌人海上退路，并迅速切断敌人抢运上海物资的通道。如果敌人要坚守下去，必将市区的主力调到吴淞周围进行决战。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就可避免在市区进行大规模的战斗，使城市少受破坏，达到完整接管的目的。但因吴淞是敌人防御的强点，因此，这种战法将是一场硬碰硬的艰巨的攻坚战，一场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我军要付出较大的代价。这个方案最接近中央指示精神。

    为了不打烂城市，粟裕还给攻城部队规定，进入市区作战，应尽可能不使用重炮轰击。

    三种方案上报后，中央同意使用第三种方案。

    对于上海战役，毛泽东早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说，有三种解决方式——北平、天津、绥远。毛泽东说，他希望用北平方式。

    毛泽东的愿望是根据中央情报部门关于“上海可能发生共产党领导下的大规模武装起义”的判断而发。

    有关部门已将起义的具体日期、部队、位置，起义将领的名单和指挥部所在点详细报来。

    为了军事上的绝对把握，第三野战军前委与中共上海地下党取得密切联系，商请他们在战役发起前和战役过程中，为解放军提供敌人设防部署情况。

    不久，上海地下党转来最新的上海守敌防御部署要图，张震即令复制，下发第九、十兵团。

    5月1日，粟裕、张震电令第九兵团为准备攻占上海即进吴兴、桐乡、崇德间地区待命。第二十军到吴兴城以东约80里震泽镇为中心马漾以北、长漾以西、南洵镇（不含）以东、严墓镇及其以北地区休整；并对吴江、平望镇、盛泽镇、新塍镇警戒。第二十七军到以乌镇（嘉兴城以西约50里）为中

    心严墓镇、马要镇（不含）以南、新塍镇（不含）以西、琏市镇（含）以东，嘉兴、石湾镇间观音桥、单桥段（含）以北地区休整；并对新塍镇、嘉兴、桐乡、崇德地区侦查警戒。第三十军即解除对广德以北山区清剿任务，向吴兴东开进，至以双林镇（吴兴东南约40里）为中心马要镇、琏市镇（不含）

    以西、瑾琏市（不含）以北，棕镇（不含）以东、西阳、王家桥、古山村（含）

    以南地区。第三十三军到以民舍镇为中心西阳、王家桥、古山村、袁家汇（不含）以北、东圩镇、马要镇（不含）、太湖以南地区休整，该军以一个团担任吴兴城警备。兵团直属机关到以南浔镇为中心及马要镇、东圩镇（含）间地区休整。第九兵团接令后，于5月2日晚开始行动。

    与此同时，第十兵团也开始向苏州、常熟地区集结。

    一场大战迫在眉睫了。

    十、战上海毛泽东电令三野：要给蒋氏宗祠以特别照顾。叶飞对粟裕的命令划了个大问号。上海起又失败，张权将军身陷囹圄。战上海我西线兵团损失惨重。

    “月浦大捷”，汤恩伯兴高采烈。“不成功，便成仁！”敌军长刘玉章反锁碉堡门粟裕认为：司令部事先不打招呼是个错误。“东方马其诺防线”终于溃决。大上海解放，蒋介石留下痛苦的日记。

    中共中央对于即将展开的上海战役十分关注。

    4月30日2时，中共中央军委鉴于上海地下工作负责人吴克坚关于蒋介石正在从上海撤入撤物资的报告，以及外国通讯社4月27日关于汤恩伯又从上海撤走1万余人的报道，为了减少物资损失，集中歼灭蒋介石在上海的军事力量，特给粟裕、张震和总前委来电：如果你们能以一个军从常熟进占浏河，威胁吴淞，则敌人不敢再从海上逃走。

    由于总前委复电，仍希望能推迟半个月到一个月进驻上海，以便于准备接管事宜，中央5月3日晨2时在给总前委、华东局并粟裕、张震的电文中称：上海在辰灰（5月10日）以前确定不要去占，以便有10天时间做准备工作，在辰灰以后应作两方面的计划：（甲）即去占领上海，这是假定汤（恩伯）在10天内海上逃走，上海成了无政府状态，迫使你们不得不去占领，你们的准备主要是放在这点上，否则你们将陷于被动……（乙）只要汤不走，占领浏河的时间亦可推迟，何时占领上海要等候我们的命令，此点清粟、张注意。

    同一天，中央军委又发来最新敌情通报：据可靠方面消息，蒋27日来沪不敢登陆，在军舰上给汤恩伯等任务为必须抵抗，使我军付出代价占领上海。除原有第三十七、五十二、七十五等3个军及第三五三师外，并增加一部分援军，已知者有川军张弋部。沪郊敌正在扫清射界、构筑工事，可能在大场、真如、浏河线配合飞机轰炸抵抗一下，争取时间疏散物资，进行破坏后再逃跑时，带走全部军譬宪兵，只留交警。另据悉，讨论时汤恩伯、陈大庆表示不能再抵抗，谷正纲、方治、毛森等坚持主张抵抗，由蒋作最后决定。又从可靠方面悉，蒋定今晚离沪，蒋纬国之装甲兵团已乘峨眉舰撤台（注：这些情报从以后的事实看略有出入）。

    5月5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陈、饶、粟；据上海吴文义（即吴克坚）几次报告，敌人正在撤走上海物资，我们判断撤运物资是确实的，在短期内似难撤走很多物资，但如时间拖长，则撤走物资可能较多。在此种情况下请你们考虑是否可以在5月10日以后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切断敌人吴淞、乍浦两处逃路，然后从容布置，待你们准备好了的时候再占领上海。

    5月6日，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请粟、张即行部署于辰灰以后，辰删（5月15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敌人海上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

    运走，并迫使用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请粟、张以具体部署电告……

    在这份电报中，中央考虑：为占领吴淞，对于昆山、太仓、宝山三城恐不能不去占领，但嘉定城及昆山城以东之陆家浜、安亭等处尽量不占。在占领嘉兴以后，应继续占领嘉善、金山、平湖、乍浦、金山卫等点，但青浦、松江、奉贤等暂时不占。中央还电令迅速向杭州以南前进的第七兵团在占领奉化时要告诫部队，不得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它建筑物；在占领绍兴、宁波等处时要注意保护“宁波帮”大中小资本家的房屋财产，“以拉住这些资本家，在上海和我们合作”。

    同时中央还说明：占领吴淞、嘉兴并不放弃推迟占领的计划。毛泽东特别请粟、张注意：预先告诫部队，在占领吴淞时尽量避免和外国兵舰发生冲突。

    接到中央命令后，在苏州的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作战指挥部紧张地拟定作战方案。中央军委5月6、7两日的指示与粟裕、张震等原先设想的攻占上海的第三种战法不谋而合，具体该如何打呢？

    张震：“夺取吴淞，需要控制公路，也便于炮兵展开，我看心须先拿下嘉定。”

    粟裕：“以二十九军两个师，附两个炮兵团攻占吴淞、宝山，以二十八军主力控制太仓、嘉定，占领后三十三军担任警备，二十八军仍掩护二十九军侧背的安全，必要时加入作战。”

 第190章

    张震：“昆山、安亭一线，可由二十六军控制。”

    粟裕：“以上各军均由叶飞指挥。第九兵团三十军攻占嘉兴、嘉善、平湖，乍浦、金山卫线，为防敌向南汇、川沙撤退，以第三十一军为第二梯队，以便适时加入作战。二十、二十七军仍在原地集结待命，准备会攻上海。”

    张震：“攻占吴淞后，我警备部队势必迫近江湾，上海外围顾锡九部有可能向里收缩，这样，作战实质已进入上海市近郊；尤其在我军截断敌海上退路，敌人完全有可能经南汇、川沙由浦东入海撤退。”

    粟裕：“如果出现这种局面，我三十、三十一军可进入浦东，截断他们的浦东退路，二十七军则提前进入沪郊青浦，二十军进驻松江待命。”

    张震：“行动时间定在5月12日、13日。”

    5月7日，粟裕、张震向中央上报作战方案：由叶飞、韦国清的第十兵团（辖第二十六、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军），配属炮兵第五、六团和工兵一个营从苏州、常州地区由西向东，首先向太仓、吴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即从西北方向向上海市区突击，协同第九兵团解放上海。为完成第一步任务，该兵团以一部兵力围歼昆山、安亭、太仓、浏河、嘉定地区之敌。由宋时轮、郭化若指挥的第九兵团（辖第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十一军），配属炮兵第四团，自硖后、桐乡地区北上，首先向黄浦江东岸之敌实施攻击，协同第十兵团封锁黄浦江口，断敌海上退路；尔后由东、南、西三面向上海市区突击，协同第十兵团解放上海。为完成第一步任务，该兵团以一部分兵力先占领平湖、金山卫等地开辟前进道路。

    5月8日，中央军委复电粟裕、张震：“（一）同意7日已时电部署，请即照此执行；（二）和攻占吴淞、嘉兴等处之同时，派足够兵力占领川沙、

    南汇、奉贤，将敌一切退路封闭是很必要的。“军委此电同时发给总前委。

    5月9日，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起草完成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5月10日，粟裕下达《淞沪战役作战命令》。

    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作战命令（1949年5月10日）

    于苏州城本部京字第3号一、[略]二、我为贯彻完成京沪杭作战任务，除以七兵团控制杭州、余杭、萧山地区，争取数日休整，准备以一部继续分向宁波、奉化（二十二军）、义乌、金华（二十一军）

    及温州、青田（二十二军）前进，协同二野浙赣线作战，另一部担任杭州警备；八兵团（欠二十六军）警备南京市（二十四、三十四军）、镇江及金坛、句容、溧水、高淳、郎溪、广德（二十五军）地区开辟地方工作肃清散匪外，次以第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首先包围上海截断之一切逃路，封闭上海物资之窃运，进而全歼该敌或迫敌投降，求得和平解决上海，待命进入上海市区。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一）十兵团（欠三十一军）并指挥二十六、三十三军，附特纵炮五、六团并工兵一个营，应首先以主力攻占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阻截敌之出口船只运输，其余应分割歼灭昆山、安亭镇、太仓、嘉定地区之敌，尔后即控制该带阵地，待命由上海西北地区协同九兵团会攻上海。内定：1.以二十九军（欠一个师）、二十八军（欠一个师）主力附炮五、六团，应干12日晚，由吴市（二十八军）、常熟、支塘（二十九军）地区出动，于14日拂晓前，攻占吴淞、宝山。如吴淞、宝山一时难于攻占，暂以一部监视之，而应以得力一部配合炮火由吴淞与江湾之间楔入黄浦江边攻占殷行镇，切实封锁黄浦江，尔后待命配合二十六军向上海攻击。

    2.二十六军第一步应于13日控制昆山、安亭镇（并首先以一部抢占昆山东大铁桥）策应二十八军主力作战，掩护其侧背之安全，尔后待命沿京沪路苏州左岸向上海攻击。

    3.三十三军应于15日集结常熟地区，准备接替担任太仓、嘉定、宝山、吴淞之警备任务，以便二十八、二十九军参加攻沪，或开赴吴兴、吴江、苏州地区开辟地方工作。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统由叶司令、陈参谋长（注：第十兵团参谋长陈庆先）决定之。

    （二）九兵团（欠三十三军）并指挥三十一军附炮四团，应首先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南之逃窜退路，并割歼嘉善地区之敌，其余力视机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内定：1.二十七军应于14日晚集结嘉善（有敌则袭歼之），并控制大东浜铁桥，监视松江、青浦之敌。如该故撤走时（确实逃走），应即进青浦以东，泗泾镇以西地区，待命由苏州河以南攻占上海。

    2.二十军应于14日攻歼平湖、金山卫之敌，并以一部控制侍交三十一军接替，尔后集结松江以南、黄浦江右岸。如松江敌逃走。应即控制松江，待命沿铁路向老法租界及以南及南市攻击。

    3.三十一军应于15日接替二十军之平湖、金山卫地区之防务，封闭沪敌南逃退路，其主力（担任三十军二梯队）应适时尾三十军之后，加入浦东作战。

    4.三十军应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赁、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攻歼该地区之敌，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敌之海上一切逃路，其先头部队力求16日晚占领川沙。

    以上各部具体部署，由宋司令、郭政委、覃参谋长（注：第九兵团参谋长覃健）

    决定之。

    （三）作战分界线：苏州河，即吴淞江（不含）以南及浦东属九兵团；苏州河（含）

    以北及闸北、吴淞属十兵团。

    三、[略]四、注意事项：（一）在我开进或攻占指定地区后，敌人溃乱或和平解决时，我各部应按警备区分，以二十、二十六、二十七军进入上海市区，其余各部均不得进入上海市区，在攻占上海时，除担任市区警备三个军外，其余应于战斗结束后24小时内撤出市区。

    此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从《淞沪战役作战命令》可知，预定上海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2日开始，钳击吴淞，断敌海上通路；第二阶段，待接管上海工作准备就给以后，向市区发起总攻，解放全上海。

    常熟十兵团司令部。兵团司令员叶飞接到三野司令部下达的作战命令后，下意识地在自己的脑海中划了一个大问号。

    他知道，自己率领的西线兵团战线过长，且兵力不甚集中，西起浏河、太仓、昆山、东至宝山、吴淞的黄浦江口，北起长江、南至安亭、南翔、真如、大场、江湾一线，而这个地区的外围守敌则是国民党顾锡九的第一二三军大部，核心守敌为第五十二军、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和第九十九师全部，共计4个军13个师。守军中除顾锡九一二三军是由江苏地方保安团队编成，战斗力稍差外，其余守军战斗力较强，尤其是五十二军、是在辽沈战役中由营口登舰比较完整地逃来南方的，装备很好，所以汤恩伯把该军配置到了吴淞、宝山地段，以保障出海通道的安全。

    两天到达？叶飞站在地图前默默无言，从地图中可知，从常熟到吴淞的距离是120余公里，正常的急行军一天也只能走6o—70公里。何况中间还要渡浏河，经过嘉定、月浦、杨行、刘行等国民党重点防御的地域。

    叶飞想不通。他找到参谋长陈庆先说“老陈，走，咱们找粟副司令去。”

    叶飞说毕，就要通野战军司令部的电话，然后和参谋长陈庆先驱车直奔苏州总部而去。

    叶飞：“我对野战军淞沪作战的总体部署没有意见，但对西兵团的作战方案有点意见，西线兵团于两天时间之内到达吴淞，会有很多困难。原因有两条：一是守敌在沿途部署兵力太强，二是距离太远。”

    粟裕：“根据中央提供的情况，上海守敌可能和平起义，如时机谈成，从常熟到吴淞口不会有什么大仗。所以，野战军命令十兵团采用猛插战术，分割包围，限两天时间到达是可行的。再说，二十九军在整个解放战争中还没有碰到大仗、硬仗，军长胡炳云到我这儿请缨，要求他们能在上海战役中

    立功，这也是他们军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以后这种机会不多了。我和张震同志综合各方面考虑到整个战争进程，认为你部必须完成总部命令。“

    叶飞：“既然没有什么大仗打，我就不必跟进，可以由二十八军军长统一指挥西路军。”

    粟裕：“考虑到上海是国际城市和战争的复杂性，尤其对帝国主义是否会干涉要提高警惕，所以，我们的意见还是请你亲自指挥西路兵团的作战行动为好。”

    叶飞返回驻地后，马上召集十兵团下属各军领导，下达作战命令：除第三十三军作为预备队，在战役打响后，由常熟开赴嘉定地区待命外，其余二十九军、二十八军、二十六军都参加进攻吴淞的战斗。其中，二十九军（欠两个团）附特纵炮八团全部，3个工兵连及第三十一军之92步兵炮5门，担任攻歼吴淞、宝山之守敌，并封锁黄浦江截断上海敌水上逃窜退路之任务。

 第191章

    按命令，二十九军应于12日上午8时前进抵岳王市西泾营为中心集结，并派一部于12日下午6时前完成攻占浏河镇，12日下午6时半自该地出发，迅速东进。该军主力应于13日上午拂晓前完全包围月浦，并限于13日下午6时完全夺取该点及狮子林炮台，同时以一部兵力于13日下午8时前攻歼潘家桥站，13日下午6时自该地向吴淞镇攻击前进，务于当日下午12时前完成对吴淞镇的包围，并派一部主力于14日拂晓前确实夺取吴淞以南之张华洪车站及海军医院，向殷行警戒，准备迎击由上海市北援之敌，待攻击吴淞得手后，即北攻宝山城。

    第二十八军、二十六军位于第二十九军右翼，配合第二十九军完成作战任务。

    下达完作战命后，叶飞和第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告别。

    想到第二十九军即将出征，叶飞心里充满了复杂情感。他很清醒，这次上海外围战役，在西线兵团中，二十九军担任作战任务最艰巨。第二十九军的作战位置位于上海外围的最北端，而它的北边沿线就是长江。在上海近代发生的几次战争中，这紧靠长江的一线——浏河、狮子林、月浦……历来都是最残酷的战场。

    叶飞关心地问：“部队还有什么困难。”

    胡炳云说：“有困难不怕，可以克服。”

    叶飞：“部队情绪如何？”

    胡炳云：“士气很高。”

    叶飞：“出发后，随时保持和前指的联络，有情况直接向我报胡炳云临上车时，叶飞又叮嘱：”一定要注意当面敌人的动向，判断情况要准确，组织战斗要填密，一定要保持你们当年老七纵在苏中战役‘七战七捷’的猛打猛冲的战斗作风。“

    胡炳云：“司令员放心，我们一定打好淞沪这一仗。”

    5月10日晚，第二十九军冒着蒙蒙细雨从常熟经支塘镇、东塘墅一线向浏河开进。

    同日，第二十八军（欠位于浙江海台地区担任军管的第八十二师师部及两个团）在朱绍清军长的率领下从吴江县踏上了上海战役外围作战的征途。

    与此同时，临时归属第十兵团的第八兵团第二十六军和第九兵团的第三十三军也都先后到了集结地。

    南浔。第九兵团司令部驻地。3月10日，宋时轮、郭化若接到野战军司

    令部的作战命令后，立即召开了第九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司令员宋时轮是这次会议的主持人。

    宋时轮，“这次上海外围作战，九兵团的任务是以一部攻占平湖、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沿线阵地，断敌由沪向东向南之逃窜退路，割歼嘉善地区之敌，控制青浦、松江（均不含）以西地区，尔后待命由东、南、西三面协同十兵团会攻上海，而战役前期意义重大的是三十、三十一军的浦东作战。因此下面我们着重讲浦东战役问题。”宋时轮一边说着，一边转身指着身后的一幅巨大的军事挂图。“从挂图上看，浦东位于上海以东，与市区一江之隔。它西临黄浦江，东濒大海，北接长江口，位于最北端的三岔港与吴淞口隔江相对，为上海的水上门户，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是上海市区通往海上的交通要道，因而也是上海守敌从海上逃走的必经之地。浦东的地形南宽北窄，为典型的江南水网地带，它的东面临海，纵横交错的河川水位受海潮影响，时涨时落，利守不利攻。仅有的几条公路受制于敌人海上兵舰、吴淞岸炮的炮击和天上飞机的轰炸，这为我们部队的快速行动和重武器的展开增加了不少困难。因此，三十军应首先拿下川沙、白龙港，这不仅封住了敌人的海上逃路，而且也是我们在浦东作战的第一仗！”

    宋时轮说到这儿，看了看三十军年轻的军长谢振华，然后对谢说：“你部作为我兵团向上海以东实行迂回作战的第一梯队，沿嘉兴、金山卫以北、黄浦江右岸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攻歼该地区之敌，确实控制该线阵地，截断上海敌之海上一切逃路，先头部队必须于5月16日24时以前攻占川沙、白龙港地区，有没有困难？”

    谢振华说：“没有！”

    宋时轮又指了指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说：“你部于15日接替二十军平湖、金山卫地区防务，封闭沪敌南逃退路，主力担任三十军二梯队，尾三十军之后随时加入浦东作战。”

    “如果战役进展顺利，很快我们就可以拿下浦东心脏高桥，然后再向浦东最东头的三叉港插去，这样就与直插吴淞、宝山的西线兵团形成隔江相对的两只铁钳，直接威胁汤恩伯的海上咽喉！”

    上海外围作战初期，西线兵团进展十分顺利。

    5月11日，第二十六军首先向昆山方向发起攻击。其中第七十六师于5月12日午后乘民船400余艘，沿苏州河东迸，切断昆山东南的昆沪公路和铁路线，占领京沪铁路上的青杨港、陆家浜车站，歼灭顾锡九第一二三军1000余人，击毁两列装甲铁道车；第七十八师由昆山以西向守敌作正面攻击，于13日凌晨1时夺取昆山县城，然后继续向安亭、黄渡、南翔方向前进，以策应西线主力作战。

    5月12日14时，第二十八军从北线发起攻势，其中第八十二师猛攻太仓，当晚8时，第二四八团一营首先由东门攻入城内；第八十四师于5月12日晚进攻嘉定，守敌不战而逃。第二五○、二五一团又连夜包围占领罗店，到13日拂晓，第二十八军在不到一天时间里连克两城；天明时，该军在滂沱大雨中继续向杨行、刘行敌主阵地攻击前进。

    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军投入宝山战区作战的八十七、八十六两个师又一个团（八十五师二五三团临时归属八十七师指挥）正向战区纵深月浦、浏河一线挺进。

    5月11日上午10时，担任主攻的第八十七师在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

    乃清的带领下从集结地牌楼市出发。5月12日拂晓，该帅前卫二六一团一营首先进入浏河镇，出乎意料的是该镇门户洞开，毫无敌人踪影。

    5月12日晚，担任助攻的第八十六师一部攻占潘家市据点；13日黎明，攻占新镇据点，全师进抵罗店、月浦公路以南的马金桥、马桐沿和新镇砖桥一线，实施对罗店、杨行、刘行方向守敌的警戒，以保障第八十七师的侧翼安全。随后，又以第二五六、二五七团向东猛插，切断月主公路，防止宝山敌人向月浦增援。

    12日下午，八十七师师部命令各团分两路向月浦、狮子林方向跑步前进。当日午夜前，各团全部到达指定位置：第二六一团进驻月浦镇东北侧，并派出一部在月宝公路警戒；第二六○团进入月浦镇北的主攻位置，配属第二五三团进入月浦西南侧待命；第二五九团进入月浦至狮子林间叶大村据点的阵地前沿。这样，月浦镇已在二十九军八十七师三面包围之中。

    月浦镇，从地图上看，并不起眼，可从军事角度看，它的位置十分重要。

    它不仅是淞沪守敌在月宝公路上设置的一个重要据点，而且是进入吴淞、宝山的唯一门户。地形难攻易守，它的北面是狮子林炮台，南面是杨行据点，三者联结一体，遇到攻击，随时可以互相策应。因此，要歼灭吴淞、宝山的守敌，首先必须从这里开刀。

    嘉定。西线兵团前进指挥所。自部队开拔后，司令员叶飞就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等候消息。当二十九军通报已顺利渡过浏河时，叶飞的心中不觉有些犹疑：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这一路没有遇到守敌大的抵抗，反而一泻而下60余里，这是什么问题？敌人再不能打，再没有什么作战经验，也不应疏忽浏河的设防，敌人为什么不在浏河设防？这是上海的第一道防线嘛！难道是驻守上海的敌军要起义？如果是这样，又为什么没有人来联络？是和上面直接联系，为什么又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敌人阵前起义的通知？

    叶飞百思不得其解。

    但很快叶飞就放弃了这些顾虑。他下令各部迅速前进，猛打猛插。如果一切顺利，按照野战军的命令于5月16日之前进入吴淞没有问题。

    同一时间，苏州，三野指挥部。

    粟裕接到了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转来的上海起义失败的信件，心中不觉一沉。

    本来，以张权为司令的上海市区武装起义军定于1949年5月16日上午10时举行起义。

    起义军临时司令部设在吉祥路121号。

    中共上海局策反工作负责人沙文汉亲自传达经中央同意的起义计划，授命张权为起义军司令、王亚文为政治委员，郑振华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地下联络员依然是始终参与起义准备的中共上海局地下工作者陈约珥。

    起义计划：5月16日上午10时，驻扎在西体育会路的国民党炮兵第五十一团刘仲泉团，首先占领四川北路的施高塔大楼，以此为基点向通往吴淞方向的咽喉要地蕴藻洪、张华浜扩展，以便和16日到达吴淞的人民解放军西线兵团里应外合；届时，王秉钺第五十一军、驻扎在市区的钟勉的摩托化团也将在战斗打响后配合出击；同时在市区参与起义的还有驻扎在复旦大学由李锡佑控制的第一三二师；驻浦东前线青年军第三十六军第二○九师——师长方懋锴是张权的学生，他们之间已求得默契，一旦解放军进入浦东就开放阵地；和方懋锴同时行动的还有国民党第一八二师师长王挽纪。

 第192章

    作为军事指

    挥员的张权则凭借施高塔大楼，亲自率领起义军攻打近在咫尺的警备司令部。

    为确保起义军起义成功，张权布置由他单线联系的陈大成舰长在起义发起时即在吴淞口狭窄处炸毁军舰设障，封锁吴淞水道，使停泊在吴淞水面上的国民党军舰无法逃离。郑振华则重点组织力量破坏飞机场，使国民党飞机无法起飞。

    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这场起义一旦成功，就可以打乱国民党上海市区的防御，控制敌人咽喉要害，和外围解放军配合，从而达到迫使上海守敌投降、和平解放上海的目的。

    张权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很深。张权，河北武强县人。1917年考人河北陆军第一预备学校，后被保送日本士官学校第十三期攻读炮科。1923年学成归国后，在孙传芳部任职，因上书孙传芳劝其救国救民，勿败国害民，被孙解职。1925年投奔程潜部。北伐开始，张权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九师副师长、师长。当时，林伯渠正在第六军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常到第十九师工作，张权受其影响极深。1927年蒋介石和共产党决裂，张权积极赞成林伯渠的讨蒋主张，从这时起，张权和共产党就有了密切的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张权任国民党河南战地警备副司令，坚持在河南省境内进行艰苦的抗日游击战。1938年，张权组建中国第一个机械化炮兵第五十一团，以后又陆续建立了8个炮兵团，张权首任陆军战车防御炮教导总队总队长，成为中国现代军事史上战车防御炮部队的刨始人。1941年，张权升任中将总队长，辖8个摩托化团。在滇缅会战腊戍战役中，张权的战车防御炮部队使日军坦克遭受重大损失。1944年，战车防御炮总队调防重庆附近的壁山，张权从此成了曾家岩50号的常客，周恩来亲自推荐王亚文到张权的手下任上校秘书。张权非常高兴，他向王亚文提出加入共产党。董必武知道后告诉他说：“共产党了解你，你不入党比入党作用更大。”抗战结束后，由于受陈诚排挤，中国军队第一支装甲兵部队被裁撤分割。1947年，正当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挥师南下时，张权被蒋介石任命为河西警备副总司令。上海局统战部部长沙文汉知道后，立即请王亚文传话：张权不要去河西，因为国民党主力不在河西，人民解放军正在东北、河北、中原、华东、华南、西北与他们的主力作战。河西是薄弱地带，不打自溃。请张权留在京、沪、杭，利用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身份去找何应钦，建议在京、沪、杭三角地带土匪出没无常的太湖区域，以绥靖太湖，保卫京、沪、杭为名，建立太湖警备区，要何应钦委派张权为太湖警备司令。就在张权准备上任之时，淮海战役即将爆发，中共中央急需国民党战场的军事情报。沙文汉立即请张权利用他在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部员身份，去前线视察，以全面掌握国民党军队的动态和军事部署。张权很快答应，并利用与国民党联勤总司令郭忏的友谊，以联勤总部中将视察员的身份赴前线，为淮海战役顺利进行提供了重要军事情报。1948年11月，张权又根据中共地下党指示，从南京抵达上海，为即将开始的渡江战役和上海的解放履行新的使命。渡江战役前，张权几乎跑遍了国民党一个个壁垒森严的阵地、工事、前沿哨所，然后根据记忆，绘制了一份详尽的《长江沿岸江防图》。在这份图上，张权将军还附上了他自己对军情的分析和建议，为渡江战役顺利进行提供了极有价值的意见和情报。这之后，张权将军忙于准备上海起义事宜。

    为此他特将他的内侄秦然轩从台湾调到上海，安置在上海港口司令部，担任传递密件、沟通联络的工作。

    5月12日，上海外围战役打响。

    5月13日，张权让妻子胡雪影大量准备应变食物。

    上午，张权的结拜弟兄李锡佑来和张权商谈驻扎在复旦大学、正处起义中心区域的第一三二师起义一事。李锡佑当场就起义具体细节给一直由他单线联系的策反对象一三二师中校情报科长张贤写信。下午，张权从安全考虑，派秦然轩将此密信送给张贤。

    5月14日，张贤在秦然轩的带领下，在四川北路的凯福饭店与李锡佑见面。为安全，两人后转移到秦然轩事先在新雅饭店开好的房间密谈。直到此时，起义准备工作进行得有条不紊。

    5月15日，武装起义前一天，张权和王亚文在外滩公园就起义的具体细节作最后一次核定。

    此时，张贤已叛变。秦然轩刚出门就被几个便衣拦在弄堂口。被捕后的秦然轩为了引起张权妻子的注意，故意途经38号，此时，张权妻子和女儿正外出。秦然轩大喊：“张贤叛变，速叫李锡佑先生转移。”然而，正在这时，李锡佑却迎面走来，李锡佑被捕。

    身在外滩的张权一无所知。中午12时，张权和王亚文离开外滩公园，并约定于16日上午8时在吉祥路121号会面。

    张权告别王亚文后，亲自驾车直奔吴淞要塞，他要在起义前夕再次做做吴淞炮台司令邵百昌的工作。邵百昌是张权的老部下，对于起义一事一直持反对意见，张权想在最后关键时刻，再拉他一把，但张权失望了。下午3时离开吴淞炮台司令部，张权心情沉重，老朋友就要兵戎相见了，而且为了确保起义成功，张权已在邵百昌的部队里动员了一个团参加起义，到时如果邵百昌依旧负隅顽抗，他将腹背同时受敌。

    傍晚，张权返回麦加里，刚跨出车门，就有几支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他的前胸，张权被捕。

    一个小时后，张权被押上车离开麦加里38号。就在这段时间里，麦加里38号前楼晒台上挂出了一件红色的衣服。

    5月16日上午8时，王亚文和陈约珥来到吉祥路121号。一个小时后，王亚文前往麦加里，还在前面的海伦路上，他就看见了38号晒台上挂着的红色信号。

    起义流产了。

    起义失败，粟裕马上意识到：西线兵团将遇上强敌。果然不久就传来西线兵团进攻受阻的消息。

    原二十九军军长胡炳云在其回忆录《淞沪攻坚战》中这样写道：“5月13日晚，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担任主攻的二六○团和助攻的二五三团立即发起攻击。战士们锐不可挡地向月浦前沿阵地冲去。这时，隐蔽在树林、草堆和坟包中所有的敌堡，一齐开火，轻重机枪和冲锋枪疯狂的吼叫着，我们部队受到阻拦。清晨，在前沿阵地上，浓密的硝烟呛得人透不过气，几座中心碉堡仍然时断时续地扫射着，战士们急得直咬牙，心中燃烧起复仇的火焰。”

    也难怪战士们想“复仇”。仅13日晚，担任主攻的第二六○团，只剩下120人，团以下几乎所有军事干部都因伤亡离开了战场。付出这么大代价，

    但月浦未攻下。而担任助攻的第二五三团情况也好不到那里，最后不得不调上用作团预备队的二营。

    14日凌晨，八十七师师长张强生、副师长林乃清和参谋长叶克守部分别到了前沿，准备组织第二次强攻。但他们很快发现战场情况十分复杂：首先，守军不是什么“散兵游勇”的杂牌，而是敌王牌第五十二军精锐部队；其次，阵地构筑十分隐密、十分现代化。关于阵地情况，胡炳云曾回忆说：“在这个阵地中，敌人采取主堡和小堡相结合、暴露与隐蔽相结合的方式，以构成子母堡式的交叉火力网。主堡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四面有枪眼，胸、背墙厚达1米多，外面再铺盖枕木、积土和草皮，因此抗力很强。主堡周围是小堡，用上草堆顶，或利用土堆、田埂筑成，比较低矮，远看像坟包，很不容易察觉。此外还有一些单独的散堡，不规则地分布在阵地各处，以补主堡火力的不足……副防御设施也很强，由外朝里一般有四道障碍……”除此之外，敌人还有海上和空中的配合。

    张强生意识到，要想很快攻下月浦看来很困难。回到师部后，张强生及时将战场情况向胡炳云报告。胡炳云马上调整部署：为保证第二次强攻的胜利，决定抽调叶大村的第二五九团增援月浦。

    14日傍晚，八十七师新的一轮攻击开始。一场激战，二六○团和二五九团好不容易进入月浦街，但代价不小，第二六○团原剩的120名官兵只剩下64人。增援的二五九团团长胡文杰牺牲。但敌人并未打算放弃月浦。15日清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10余艘敌舰开始向月浦阵地猛烈炮击。随后，敌人的两个连在4辆坦克掩护下，朝月浦阵地猛扑过来。这一天，敌人连续发动了5次大规模的进攻，方圆不过数里的小镇成了一片废墟。但阵地仍在八十七师手中。

    同一天，第二十八军的攻势同样在汤恩伯的永久性工事前严重受挫。

    刘行、杨行和月浦镇由南向北排列，同属汤恩伯北起宝山、南至龙华、西至刘行这条长达百里，纵深20—30里的浦西弧形防御带。刘行、杨行在抗日战争初期就是国民党为抵挡日军海上登陆而修筑的重要防御地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防止美国军队在这里登陆，日军又在这里加固工事，作为对上海地区防御的主阵地；这次“大上海保卫战”，汤恩伯将月浦视作抵御人民解放军进入吴淞的重要门户，而刘行就是直接插向苏州河进入上海市区的门户。

 第193章

    5月13日，第二十八军向刘行、杨行敌主阵地逼近。黄昏前，第八十四师完成对杨行包围，第八十三师附第二四四团完成对刘行的包围。

    5月14日上午10时，第八十三师第二四七团占领刘行以东鸭岸桥，第二四八团占领十属、朱家宅一线，第二四九团占领刘行西南的严三房、六桥一线，第二四四团占领泥墙宅、沈家宅一线。至此，第八十三师已截断刘行以东公路，并控制刘行至顾村的公路，切断了敌人之间的联系。14时，第二四七团控制唐家浜、周家桥一线地区，第二四四团也全部控制刘行以西地区及村庄，完成了对刘行东西的包围。

    18时，第二四四、二四七团开始运动。他们也很快就陷入敌人迷魂阵一般的工事区域：鹿砦、竹签、陷阱、屋脊形铁丝网、地雷……第二四七团攻占刘行东北敌地堡群，遭敌炮火猛烈反击；一营三连攻克刘行东北面敌人一个地堡群，竟付出80个人的代价！同时二四八团、二四九团也遭受大的伤亡。

    14日20时，二四四团再次对刘行发起总攻。经激烈战斗，在付出大的伤亡后，终于于当晚突破了敌刘行阵地。

    5月15日，第二十八军第八十四师曾一度越过刘杨公路，插入杨行西南的钢钩船、大朱宅、王磨油等村庄，切断了杨行与大场、江湾的联系，对杨行形成包围态势。

    由于刘行主阵地被突破，杨行危在旦夕，汤恩伯速调第九十九师在空军和装甲车的掩护下，集中炮火向失守主阵地实施反击。解放军第二五二团楔入过深，立足未稳，后续部队增援不上，接到撤退命令时行动已经不便，伤亡600余人，阵地丢失。

    仅仅两天多的时间，解放军西线兵团第二十八、二十九军未能到达预定地点，伤亡高达3000余人。

    5月15日，国民党中央社发布了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某军事观察家顷称：国军在上海附近布成无数之袋形阵地，周围均置步、炮、战、辎重兵种，对匪军之楔形攻击、渗透战术，均能发挥极大效力。以十三日战果论，一日之间匪军伤亡六六千人。此尚为一个小袋形之战斗。若每日有五个袋形阵地进行战斗，则匪军可每日损失三万人。陈毅全力不过二十个纵队，上海或可成为一次大战中的凡尔登，二次大战中之斯大林格勒……”

    同一日，上海国际饭店，到处披红挂绿，好不热闹。

    国民党的庆功大会正在四楼大厅——“英雄厅”内举行。高挂的横幅上写着：“热烈庆祝国军月浦大捷”。

    自上海战役打响后，为了鼓舞士气，汤恩伯不仅在国际饭店设立了他的临时指挥部，而且还在此开辟了“英雄厅”，招待上海各军的战斗“英雄”，凡属“英雄”者可在此免费吃喝玩乐，并登报出榜，列名表扬。一时间，“英雄”成群，仅五十二军就从战壕里直接选拔出200余名。

    15日的庆功大会，汤恩伯亲自主持。大会开始后，首先宣读《总理遗嘱》，唱国民党党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接着给“英雄”们颁发奖章，五十二军军长刘玉章得到了一枚“青天白日”勋章，这是国民党军队中最高级别的勋章。当年台儿庄战役轰动全国，得此奖章者也不过二三人。

    平生仰慕曹操、很想在乱世立下不朽之功的汤恩伯，这天格外自信、格外振奋。他充满激情地说：“月浦大捷足以证明，国军的钢铁阵地确实比斯大林格勒还强固百分之三十三，诸位想想看：4000个钢筋水泥永备型工事，3000座美式活动碉堡，1万多处野战卫星工事，2万多颗地雷！”

    为了筑这些工事，汤恩伯不惜血本，临战前夕，他又令“扫清射界”，碉堡阵地前方2000米内，民房一律拆光，坟地夷平，阻拦者格杀勿论。上海中学附近有位白发老妇，眼看家被烧光，竟投身火中惨死。

    可汤恩伯对此并不内疚，反而在“庆功会”上，洋洋自得地说：“当初我下令扫清射界，有人还动恻隐之心，真是妇人之仁！我就说：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放胆去做，由我负责！现在我们有30万大军，140架飞机，30多艘军舰，还有这样强固的工事，只要大家像五十二军一样团结一致，勇敢顽强，我们就一定能确保上海安全。”

    会后，汤恩伯拍着刘玉章的肩膀说：“老弟，守得不错啊！听说，你还把碉堡的铁门反锁起来，硬要部下和碉堡共存亡。比我的《十杀战令》还厉

    害啊！“

    刘玉章忙笑着说：“总座早有明示：”为国所需，一切合法；为战所用，一切合理‘嘛。“

    汤恩伯很懂得宣传战绩的重要。此次月浦小战，他大吹特吹，可以说用心良苦。一来扬自己的名；二来鼓部下的气：三来邀蒋介石的宠；四来敲工商界的竹杠，要他们出钱劳军。上海的广播大叫：“全市同胞们，上海军政当局既有这样大的决心来保卫大上海，我们上海市民应该勇敢地奋起，贡献我们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踊跃输军，慰劳国军，救护伤病，肃清匪谍。同胞们！输军才能保产，拼命才能保命，起来吧！”

    尽管共军在西线进攻一再受挫，汤恩伯的心中并不踏实，浦东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浦东是汤恩伯的“永久性设防地带”之一，沿黄浦江向北至出海口处与长江南口沿岸大都构成“a”字形，浦东即位于这“a”形之中，三面临江滨海，其间村镇星罗棋布，河沟港汊纵横交错。在这“a”形地带内，汤恩伯布下了三道防线——沿长江南口和东海岸的白龙港至川沙为一线，沿黄浦江东岸各据点为一线，长江一黄浦江汇合处附近的“牛角尖”内高桥地区则为另一线。在每一条防线内，都构有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的现代化防御阵地和大量土本工事，碉堡林立，铁丝网、竹签、鹿寨、壕沟等障碍重重，火力点层叠如网。这种地形和阵势，对守军来说，战则可以“天地江海”一齐动，四面火力支援；败则可以北逸长江，西逃浦西，东窜大海，“安全系数”极大。

    但汤恩伯仍觉不放心，浦东尤其是高桥，是国民党在上海全部物资以及7个军23个师共约15万人撤退的重要保障，一旦失守，后果不堪设想。

    按照原计划，汤恩伯准备炸毁奉贤柘林海堤，水淹浦东，使之无法成为共军争夺的战场。然而天不作美，这几天没有大潮水，提前炸堤无法达到水淹成泽的效果。可是共军的大部队已经向浦东开来，为此他不得不向浦东增派援军。

    5月12日晨，汤恩伯电令第五十一军军长王秉钺：“限13日前开抵川沙，接替三十七军川沙至三九港间防务，加强工事，坚固守备之。”当天第五十一军即向川沙一线开拔，可杂牌军的第五十一军能否挡住共军的进攻？

    汤恩伯心中没底。

    5月13日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在军长谢振华的率领下从平湖出发，由西向东分两路沿公路、海堤向浦东地区金山卫、奉贤、南汇、川沙、白龙港方向疾进。尽管一路风雨，一路泥泞，在年轻的谢振华率领下，第三十军只用了不到两天的时间，就经金山，夺奉贤，取南汇，中途边走边打，扫除小股敌人干扰，走完了200多华里的路程，比野战军司令部规定的时间整整提前一天到达川沙以南的江家路镇。

    此时的王秉钺的第五十一军也抵达了川沙。王秉钺认为共军距离川沙近二三百里，又逢雨天，道路泥泞，因此他对部下说：“最坏的估计，共军也需要两三天才能到达这儿。”可就在当晚，第五十一军就在调防的混乱中和快速到达的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军的先头部队交上了火。

    5月17日，谢振华第三十军全歼王秉钺第五十一军和暂编第八师。第三十军的辉煌胜利打破了汤恩伯5月18日爆破柘林海堤、水淹浦东南部地区的企图。第三十军奉命继续快速北上，沿海边向高桥地区发展。

    第三十军向北一路猛进，然而，由于对敌人的阵地工事没有任何思想准

    备，他们和攻击月浦、杨行的部队一样，前卫部队一下就扎进了高桥以南星罗棋布的碉堡群中，陷入迷魂阵——“到处是带火光的坟包！”40余年后，当年的第二六四团三营营长叶志忠还这样说。

    第三十军的快速穿插行动在高桥以南被迫停顿。

    位于第三十军左翼、主力担任第三十军第二梯队的第三十一军，在接到第九兵团司令部下达的向浦东进军命令后，连夜急行军，5月14日到达浦东地区南端的奉贤、南汇。在研究了敌情和浦东地形之后，军部决心以第九十一师直取周浦镇，得手后直接向北端高桥攻击前进；第九十三师沿南汇、川沙公路直取新陆，得手后继续向北经高行、金家桥、东沟镇方向横向攻击，为完成浦东第二阶段作战任务——攻占高桥清扫外围，第九十二师为军预备队。

    第九十一师师长高锐向来以领会上级作战意图好、快著称。从军部领受任务回来，高锐立即召开师作战会：“周浦这一仗，是我三十一军在浦东战场的首仗，一定要打好，取得成功的要点就是突然。”周浦镇是敌浦东外围阵地一个重要据点，守敌为青年军第三十六军第二○四师第六一二团和江苏保安第一、二旅，共计3000余人。

 第194章

    5月15日下午，高锐率部经拓林出发，沿奉贤、航头，向周浦镇接近。经过一天的激战，第九十一师终于将周浦镇的敌人全部消灭，俘虏敌海防司令耿子仁、参谋长谢元良及保安第二旅旅长孙元惠以下3000余人。

    第九十三师在九十一师出发后，也由南汇、大团镇奔向川沙县之新陆、金家桥一线。新陆是高庙至川沙铁路线上一个小火车站。新陆之战能否成功是下一步能不能打下金家桥的重要条件，而能否顺利拿下金家桥，又是部队能否攻占黄浦江庆宁寺渡口，以此切断浦东大道、切断敌青年军第三十七军沿江防御带和高桥敌人联系的关键。5月16日18时，第九十三师第二七七团向新陆发起总攻，22时，占领新陆。部队还未撤下，就接到师部命令：沿铁路向西横扫，包围金家桥镇。金家桥、庆宁寺同在新陆以西铁路线上，是汤恩伯重点防区之一，除驻有方懋锴的第二○九师第六二六团外，还配备有徐庭瑶、蒋纬国的部分坦克装甲车队。主攻金家桥是解放军第三十一军第九十二师第二七九团，5月18日20时，总攻开始。不久副营长牺牲。这一场战斗，第二七九团打得不顺利，与守敌反复厮杀、反复争夺，最后被卡在金家桥阵地前。同一时间，另一方向，随第二七九团跟进担任金家桥西、西南方向侧攻任务的第二七八团在攻占杨家宅、顾家宅继而前进至翁家湾时，因黄浦江涨潮，主力撤至王家宅一线待命。5月19日清晨，第二七八团奉命向倪家荡守敌再次发动攻击，因敌固守，部队不得已向庆宁寺方向退却。不久因敌一再增派援兵，庆宁寺渡口失守。

    由于第三十军快速攻击受挫，作为第三十一军预备队的第九十二师5月17日接到军部命令：快速北上，接替第三十军张家栅镇至高桥镇外围的部分防务，攻歼高桥西南、正南外围守敌，尔后会同第三十军攻占高桥镇。两天后拂晓，部队到达高桥以南，正值大雨滂沱。5月20日夜，进入高桥外围作战的第九十二师开始向北出去，进展十分缓慢。部队卡在高桥外围。

    苏州。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指挥所。自上海外围战役打响以后，粟裕、张震就整天“泡”在作战室里。上海战役的组织似乎比渡江战役更复杂、更艰巨：由于有“既要打下上海，又不能打碎上海”的中央指示，所以在总体作战部署上，就要把和平解放上海作为“可能”加以考虑。军事行动既不能

    太快，因为这样会惊扰汤恩伯，破坏上海，同时也使我方的接收工作来不及完成；同时也不能太慢，因为这会给汤恩伯加强上海防务的喘息时间，加重指战员作战的负担。然而，解放上海是中国革命里程中一件大事，军事必须服从政治。粟裕、张震在战略战术上只能采取避开正面，钳击两翼的作战部署，将敌人诱出城市外围打，这无形中给部队的攻击增加了困难。

    5月14日晚，粟裕、张震接到叶飞、刘培善西线兵团向月浦、刘行进攻受阻的电报：吴淞、月浦、刘行均为敌主阵地，钢筋水泥碉堡群有7道之多，且附近村庄均为敌拆除，难于一下插入吴淞控制。电报特别指出，第二十九军攻击月浦两次均未奏效，第二十八军主力解决刘行也遇到很大困难，而敌主阵地附近村庄均被拆毁，部队要在10日黎明前到达吴淞完全不可能。叶飞强调：该线事实为敌人主阵地，必须要有准备的攻击方可奏效。同时叶飞建议放弃西线兵团15日到达吴淞口的原定作战部署，改变运动战术，采用近迫作业攻坚战术，逐段逐点攻击。具体方案：以第二十九军主力解决月浦敌第五十二军第二师主力，尔后再楔入宝山、吴淞之间江面，向吴淞迫近；待解决宝山之敌，速将炮兵开入，封锁江口。第二十八军主力应先解决杨行之敌，对刘行之敌则以一部包围，待交第三十三军接替，并由该军歼灭之。第二十八军解决杨行后，即扑入吴淞与江湾之间，进逼黄浦江岸，封锁江面，尔后协同第二十九军会攻吴淞，完成淞沪作战第一阶段任务。

    粟裕、张震同意了叶飞的部署。

    15日上午7时，粟裕、张震考虑到为西线兵团减压，决定加快浦东作战节奏。同时，他们研究了西线部队月浦、杨行一线进攻受挫的战术原因。张震认为，敌15日又增派九十九师赴月浦，月浦方向战事应暂停为好。粟裕则认为，司令部对于月浦工事情况事先没有给十兵团好好打招呼是个错误，司令部除了战前抓政策教育，应对作战有一个直接指导作用。

    5月16日巳时，粟裕、张震给十兵团下达了战术指示——一、从吴淞、月浦、杨行、刘行、大场线均为既设阵地、碉堡林立之永久筑城地带；二、部队为守沪之精华（五十二、五十四军及九十九师与一四六师），战斗力为蒋军强者；三、炮兵系兵舰炮可直接支持敌以地堡群为核心。配以炮兵火力网、实兵阵地面积设计，故在我攻击前与突入后伤亡大，两天来我歼敌一个营要付1000人代价；四、配合战车、装甲车连续反攻。有的阵地争夺5次之多。

    根据一项情况，目前作战已不同于野战，亦不同于一般攻坚战，已为我济南战役后再次之攻坚战。因此，对永久性设防阵地攻击应慎重周密组织，特提出以下问题供你们研究：（一）肃清敌外围之后对主阵地攻击应周密侦察，选择敌突出部或结合部与较弱的敌攻击，楔入敌之纵深，尔后由侧背或由内向外打来，撕破敌之防御体系，太原战役此种方法收获很大。

    （二）集中兵力（小群动作群的攻击）尤应集中火力（实行压制射击与破坏射击）与发射筒轰击一点，以炸药来软化敌钢骨水泥工事，轮番不停地攻击，这样使敌不易重新组织防御，更可避免敌已测量好的火力封锁。

    （三）交通壕作业逼近敌人，可采用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时的钳形作业，交替攻击力求歼敌于阵地内。

    （四）发挥孤胆攻击与守备精神，发挥爆破威力，以炸药开辟冲锋道路与歼灭敌之反击部队与进行打战车、装甲车之教育，纠正集团攻击与集团守备方式，减少不必要的伤亡。

    （五）指定对空射击部队。

    5月16日，第十乒团下令停止攻击，巩固既得阵地，以认真研究攻打钢筋水泥堡的战术。月浦、杨行部队遂奉命暂缓攻势。

    这之后，西线兵团部队官兵就在阵地前召开起“诸葛亮会”，发扬民主，群策群力，出谋献计。

    第二十八军第八十三师副师长陈景三和第二四四团副团长宋家烈亲自上前线研究攻打战法——5月19日，该团五连以小群动作，交互掩护，首先占领敌地堡，并逐步向纵深推进，顺利突破敌阵地，经过3小时激战，该团占领真如国际电台。第二四七、二四八团也同时攻克杨行外围地堡群。

    第二十八军经验很快就总结上去。5月19日辰时，第三野战军向所属部队发出《关于敌守备战术特点的通知》，特别提到第二十八军的经验：锥形突击，以地壕作业进行包围迂回，实行单人爆炸小组突击。

    第二十八军的作战经验同时发往浦东作战各部队。

    总结了前一段的经验教训，改变了进攻方式后，西线兵团进攻顺利多了，伤亡也减少了。不久，第二十八军以小的伤亡，攻占了刘行等要点；第二十九军攻占了月浦街区。

    自共军在浦东开辟战场以后，汤恩伯就坐卧不宁。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到他的耳中：5月17日共军相继占领金家桥、庆宁寺一线，国民党第三十七军伤亡惨重；20日，共军的中路部队将攻势频频推进至高桥以南。浦东岌岌可危。为了保证吴淞出海口的安全，浦东万万不可丢失。

    5月17日，为了保住浦东，汤恩伯将指挥所自国际饭店搬到高桥。19日，他先后将上海市区部队5个团的兵力调往浦东，和嫡系第三十七、二十、五十四军组成浦东兵团。由第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出任兵团司令。当晚，吴仲直第七十五军的一个师到达高桥镇。

    在汤恩伯的亲自监督下，自5月20日开始，国民党军队的东面大海、西面黄浦江，以及西北方向吴淞要塞的儿千门重炮同时自南向北狂轰滥炸庆宁寺、金家桥，以及我第九十二师第二七五团守备的蔡司庙、王家码头，二七二团守备的陈家荡。汤恩伯要用“火海对付共军的人海”，“使浦东成为共军的葬身之地”。但汤恩伯的如意算盘并没有实现。解放军尽管伤亡很大，但仍坚守在阵地上。这之后，汤恩伯的处境更加艰难。5月22日，作为进攻浦东的人民解放军第三梯队第二十军东渡黄渡江，参加了浦东作战。其中第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师分别向洋泾镇、张家楼、周家渡、塘桥等地发起了攻势。国民党第三十七军的3个师部已被解放军第二十军团团包围，上海市区的侧背被封死了。

    自从钳击吴淞以后，汤恩伯采用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陆续从市区调3个军到吴淞及高桥，市区更加空虚了。这对吸引敌人在郊区作战，保持城市的完整是十分有利的，也符合中央打上海的指导精神。但吴淞两侧濒江临海，正面狭窄，河流纵横，兵力展不开，解放军的优势难以发挥出来。所以每攻克一点，伤亡消耗很大，而且战役的时间也拖长了，而市区虽已空虚，因受接管时间的限制，不能乘虚攻占。

 第195章

    鉴于上述情况，5月18日辰时，粟裕、张震联名向中央军委、总前委建

    议：如对沪攻击已不受时间地区限制，我们认为应从四面八方向市区发起攻击，北线力求楔入宝淞，而以九兵团主力先解决苏州河南与南市之敌，尔后再会攻苏州河北。这样进攻，我方楔入敌之纵深不致被动，但不知接管准备与其他方面是否已准备完毕。

    5月18日，总前委复电：“进入上海的政治准备业已初步完成，攻占上海的时间不受限制。”

    5月19日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在上海已被我军包围后，攻城时间似不宜拖得太长，你们接收工作已做到何种程度，是否可于辰前有（即25日）

    前后开始攻城？攻城时似应按粟张意见，先歼苏州河南及南市之敌，再歼苏州河北及吴淞之敌，请一并考虑见复。“

    5月20日，中央军委再次指示粟张和总前委：“……接收准备就绪，如军事条件许可即可总攻上海。攻击步骤可先取上海，后取吴淞。”

    5月21日，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出向上海攻击的命令。

    第三野战军淞沪战役攻击命令京字第4号一、我九、十兵团并二十六军自5月12日发起对淞沪外围敌作战以来，在浦东地区我已顺利占领奉贤、南汇、川沙、王家港镇、顾家路镇，控制高桥镇以南之沿海线，截断沪敌向东海逃窜之港口，并向黄浦江推进至高行镇、林家宅、东沟镇、庆宁寺、金家桥、张家栅镇、北蔡镇、周浦镇、林塘镇之线；在沪西地区我已经占领莘庄镇、七宝镇、南翔镇之线，并于刘家行、杨家行、月浦之线与敌对峙中。旬日以来，歼敌五十一军残部，并暂八师全部，三○八师大部，以及海防支队、保安旅等3万人（俘15000余人）；我各部均已逼近淞沪市区，进入敌主阵地作战，敌人已完全收缩以市区及吴淞、高桥为核心之守各计划，而敌守备重点是以浦西重于浦东，以苏州河北重于苏州河南，企图控制吴淞、大场、江湾、新上海以及机场为核心阵地，保持海上退路，借永久设防工事以消耗我军，妄图继续榨尽上海资财，阻滞我军迅速进入上海市区，惟汤恩伯各部经我严重打击后，其守备信心已呈动摇，正一面扼守要点，一面抢运资财中。

    二、我为提早夺取上海，保护物资，以便迅速接管进行建设，决以九、十兵团并八兵团之二十五军（其二十四军主力应集结宁郊待命参战）、二十六军，七兵团之二十三军并特种兵纵队全部逐步攻击上海，首先夺取浦东，封锁黄浦江敌之交通逃路，威胁上海侧翼，尔后攻占苏州河以南之市区，同时攻占吴淞、宝山，完成对敌包围，最后会攻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汇湾为中心地区之敌。兹将各部任务区分如下：（一）第一阶段：全歼浦东地区之敌，控制黄浦江右岸阵地，封锁敌人黄浦江交通与海上之逃路。内定：1.以三十、三十一军全部并二十军主力继续割歼黄浦江右岸之敌，控制江岸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黄浦江面，截阻敌从水上一切退路。

    2.以二十三军（应于5月23日到达松江集结）、二十七军、二十军一部完成对苏州河南上海市区之攻击准备，并以炮火冻结机场，以积极动作钳制浦西之敌，策应浦东作战。

    以上5个军统归九兵团宋司令员、覃参谋长指挥，具体部署由宋覃决定之。

    3.以二十五军（附二斗四军山炮团，5月23日进至太仓集结，尔后开进位置由十兵团指定之）、二十九军完成攻击吴淞、宝山之准备。

    4.以二十八、三十三、二十六军完成攻击吴淞、江湾、大场、真如地区敌之准备。

    以上5个军统一归十兵团叶司令员、陈参谋长指挥，其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

    第一阶段任务限于5月25日前完成，但十兵团所指挥各军应尽量迫近市区与交通壕作业，选敌弱点攻击，制造我第二阶段作战有利条件。

    （二）第二阶段：夺取吴淞、宝山及苏州河以南之上海市区，完成对苏州河以北地区敌之包围。内定：1.三十五军（附二十四军山炮团）、二十九军全力攻占宝山、吴淞，并控制沿岸要塞阵地，组织炮火，切实封锁吴淞口，截断敌人水面交通逃路，并与黄浦江右岸三十、三十一军阵地构成火力联系，切实遮断封锁黄浦江口敌之水上退路。

    2.以二十八军首先割歼杨行地区之敌，尔后楔入吴淞、江湾之间地区，保障二十五军、二十九军攻占吴淞、宝山侧背安全，三十三军由刘行向东南攻击前进，楔入杨行至大场至江湾地区；二十六军由南翔沿铁路向东楔入大场至杨家桥及杨家桥至真如地区，力求与苏州河南之二十七军打通联系。以上5个军具体部署由叶陈决定之。

    3.以二十、二十七、三十三军全部由黄浦江与苏州河之间地区，由南及西南向来北攻击前进，攻占苏州河以南并沪西区及南市全部，力求楔入纵深分割歼灭。尔后组织警各部队（以不超过两个师兵力）控制市区，主力应完成渡苏州河配合十乒团围歼苏州河北敌之攻击准备，或尾敌追击抢占北岸桥头堡，以利北岸之作战。4.以三十、三十一军应于黄浦江右岸组织炮火，除严密封锁黄浦江面敌之交通外，并应以必要炮火压制钳制黄浦江左岸之敌，直接配合攻击吴淞、宝山及苏州河南市之各部作战，并应加强白龙港、徐码头线警戒，防止敌舰扰乱。以上5个军部署具体由宋郭覃决定之。

    第二阶段任务，内定于5月27日发起，但第一、二阶段战斗分界线按京字第3号命令不变。

    （三）第三阶段：最后聚歼可能溃缩苏州河以北，吴淞、宝山以南，黄浦江左岸。

    以江湾为中心地区之敌，达成全部攻占淞沪全区之目的。内定：1.十兵团除以一部分兵力控制宝山、吴淞阵地，组织炮火封锁黄浦江口，防敌人东逃及防敌舰进扰外，集中主力由化向南及由西向东攻击。

    2.九兵团以一部控制浦东地区及苏州河南市区，并组织必要炮火协同十兵团沿江左岸阵地封锁黄浦江口术面交通外，集中主力由南向北及由西南向东北攻击。

    战斗分界线：殷行区、江湾区、阐北区（含）以东以南属九兵团，以西以北属十兵团。

    （四）特纵炮兵配属：[略]三、本部仍往苏州指挥。

    注意事项：[略]此令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1949年5月21日12时于苏州本部浦东战区。5月23日，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转达第三野战军命令：由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统一指挥第三十、三十一军沿海岸、江岸夺取高桥，直插三岔港，切断敌人海上退路。

    被军部参谋李华评价为“绝对聪明”的第三十一军军长周志坚，接到负责指挥向高桥实施总攻命令后于当晚在军指挥所和姚运良副军长一起，请来

    第三十军副军长饶守坤及两军的师长等作战有关人员，就高桥作战召开战前会议。

    这之前，第二十一军已攻下金家桥镇。

    在会上，周志坚先简单介绍了九兵团所赋予的任务，然后说：“这几天下来，我军经过连续作战，伤亡很大。敌人一边是江上封锁，一边是坦克，如果我们两个军依然沿海岸、黄浦江岸实施钳形攻击，就不可能集中兵力迅速占领高桥，插向三叉港，封锁吴淞口。因此，我们能否采用中间突破的手段直接攻打高桥，请同志们研究。”

    会上，大家一致认为这个建议很好。于是攻打高桥的战术定下来了：集中兵力，中央突破。

    西线兵团。第三野战军司令部攻击上海的命令一经发出，所属各部即开始对所处敌军发起猛烈进攻。

    一时间，枪炮声大作，震耳欲聋。

    5月21日7时30分，为了保住失去月浦街后，屏障吴淞和宝山的最后一个支撑点，位于月浦镇东南的25.32高地，汤恩伯命所部兵分三路，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向月浦镇东南的27.1高地发起反攻。

    阵地在敌强大攻击之下失守。

    同日，担负主攻25.32高地任务的第二五三团在牺牲69名战士后，向前艰难前进1公里。

    5月22日，第二五三团完成迫近作业，将战壕挖至距25.32高地200—300米处。

    5月23日清晨8时，敌人向第二五三团阵地实施陆、舰、空全方位炮击，第二五三团伤亡惨重。

    5月22日，苏州第三野战军司令部。粟裕、张震接到情报：汤恩伯和陈大庆已将指挥所移至吴淞口外军舰上，苏州河以南敌人正渡河北去，向吴淞收缩。根据以上情况，粟裕、张震断定敌人将撤出上海，于是命令：全线所有部队于当晚发起攻击，第一步和第二步攻击计划，同时进行。

    浦东战场。5月23日，位于第三十一军右翼的谢振华第三十军重炮团赶至黄家湾以西地区，对高桥以东海面之敌舰猛烈轰击，击中7艘，其余敌舰逃遁，这样第三十军控制了东翼的海面。

    5月24日，刘飞第二十军主力占领浦东市区，之后集结高昌庙渡口，准备西渡浦江，攻占上海南市。

    5月24日夜，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突入高桥镇东前沿。

    5月25日晚18时30分，第三十一军从正南方向向高桥发起攻击，一时间，万炮齐发，火光飞腾，烟柱冲天。

 第196章

    跟着，小包炸药不断在敌堡前连续爆炸，响声此起彼伏。突击队员们立即穿越层层敌堡——有的战士不管侧翼和背后地堡敌人的火力怎样射击，干脆从堡群的隙间向前冲。有些地堡来不及解决，就留下一部分兵力予以监守，大部队则继续攻击前进。与此同时，第三十军正奉命由高桥镇东向西钳形配合。战至午夜，第三十军攻占承园敌第十二军军部。

    浦东守敌全线崩溃，纷纷向三岔港、德士古码头、吴淞口外边逃窜。

    西线战场。5月22日，第三十三军奉命率第九十七、九十八师、军山炮营配合第二十八军共同担任攻歼杨行守敌的任务。很快，九十七、九十八师进入指定阵地，并于24日向杨行镇外围阵地发起攻击，并突破敌阵地。

    5月23日，第二十八军也向杨行外围张宅发起攻击。经过几天激战，5月26日凌晨，杨行一带残敌向吴淞收缩。第二十八军的第八十三师沿蕴澡浜北岸向东攻击前进。第八十四师沿杨行至吴淞的公路追击。

    5月26日上午9时，张克侠、韩念龙率领的第三十三军与第二十八军会合吴淞。

    5月25日夜，胡炳云的第二十九军及第三十三军第九十九师开始全面出击。各种火炮齐声吼叫，巨大的轰鸣震耳欲聋。第二十九军的出击线距宝山县城仅5公里，距吴淞口不到10公里。出击令一下，人人奋勇当先，潮水般向宝山、吴淞口方向席卷而去。26日拂晓，第八十五师胜利占领宝山县城，俘敌7000余人，并缴获江面敌舰一艘。与此同时，第八十六师一部和第八十五师第二五三团全部，在拔掉前进通道口敌堡以后，迅速以摧枯拉朽之势，直插吴淞镇。守敌一触即溃，吴淞镇被攻克。

    浦东、西线战斗正激烈进行之时，策应西线主力作战的第二十六军一刻也未空闲。自5月18日起，该军对困守刘行以南至南翔以东一线的敌阵地开展了“剥竹笋、削萝卜”式的攻击。5月23日夜，部队加紧对刘行、大场、真如外围敌人展开攻击，以钳形攻势向市区逼近。5月25日下午2时，第二十六军沿京沪铁路两侧向真如发起攻击，一小时后，占领真如国际无线电台；凌晨2时，解放真如，歼敌近5000余名。这之后二十六军直插大场，不久占领大场飞机场并向江湾发展。5月26日，第二十六军七十六师包围了敌第二十一军残部，这些已被抛弃，被解放军打得毫无还手之力的国民党军队在包围圈里狼奔豕突，敌高级参谋周屏中亲自前往解放军第二二六团三营阵地交涉投降事宜。当第二二七团二营按计划行进到西新桥的西郊时，只见公路两侧的钢筋水泥地堡上，各个村镇街头的树干上，到外挂起了白毛巾或白被单；许多国民党军的官兵实在找不到白色的东西，就把军帽翻过来顶在头上，表示投降。五连的战士威武地屹立在西新桥头——桥下，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一四六师的官兵带着私人财物分别列队，有秩序地放下了武器。

    上海外围战役即将结束之际，准备参加上海市区作战的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十三、二十七军也已分别进入攻击位置。

    随着上海战事进入尾声，一直在海上巡游观战的蒋介石终于结束了他近半月的“漂流”，继而永远地离开了上海。

    尽管上海战役打响前，蒋介石一再对部下声称“要和官兵共艰苦”、“要和上海共存亡”。5月4日，杭州解放后，他预感到呆在上海太不安全，5月7日晨，就乘“江静”轮溜到海上。八五八书房他于当天日记中写道：不管前途怎样艰难，“我一定要不屈不挠地奋斗下去。”“旧的创痕还未愈，新的创痕又深了”，“我眼看中华民族的危亡，怎能不挥泪前进？前进的一条路谁都知道是困难的，但是不必害怕……我们今天要前进！莫退，莫退！前进！”12日上海战役打响时，蒋介石已到达舟山，在海天孤岛上，他眼望大陆，不禁怅然，也就是从这时开始蒋介石开始反省自己过去的成败得失，并且制定了一个未来治理台湾地区的政治纲领草稿。16日，蒋介石到金塘岛拜如果大师塑像。17日下午1时，蒋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4时30分到澎湖列岛的马台岛。距离台湾仅一步之遥，可蒋介石不愿直接去，他仿佛觉得只要自己上了台湾岛，上海就会永远失去，他想给自己留点希望。

    5月22日，蒋介石派蒋经国最后一次去上海处理物资疏散事宜，因机场已落下解放军进攻的炮弹，蒋经国未能在上海降落，得知此一消息，蒋介石

    脸孔当即变色。

    同一日，蒋介石在马台岛命令汤恩伯紧急撤军福建，他已在为下一步防守福建、台湾作准备了。

    十一、接管大上海刘昌义不愿做替死鬼。蒋介石抱怨汤恩伯没有在上海“成仁”。众伤兵质问聂凤智：现在是打仗还是演戏，打仗哪有不让打炮的道理？共产党市长和国民党市长“交接班”，赵祖康对陈毅出乎至诚的话语终生不忘。“土包子”接管大上海，资本家等着看热闹。金圆券一钱不值，人民币寸步难行，新市长发出最后通牒！邓小平说：干掉它！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随着时间的推移，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起了波动。

    5月23日中午，丹阳空前热闹。华东局组织的接管上海的几千名干部正准备乘火车到沪郊南翔镇，而后进入上海。下午2时，火车站上熙熙攘攘，气氛热烈。第三野战军司令、未来的上海市市长陈毅也赶来送行。这天的陈毅特地穿了一套新发的细布军装，理了头发，十分精神。陈毅曾说过要“漂漂亮亮进上海”，现在他果真“漂漂亮亮”了。之后，他和邓小平将乘占普车向东开发。

    这之前，汤恩伯和陈大庆己登上了吴淞口外的军舰，准备逃跑了，而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七军的先头部队第七十九师已于24日晚进入了上海市区。

    5月23日，吴淞口外，原卫生检疫所，汤恩伯的指挥部。

    此时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正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躁不安。每隔数分钟浦东危急的消息就会传来一条。“浦东的共产党一定打疯了，真他娘的连命都不要了，全是亡命徒。”

    汤恩伯说着，红着眼，摇通了淞沪警备司令部作战处长王之师的电话：“你赶快到吴淞指挥部，代我督战。你一定要给我保住浦东。”此时的浦东对于汤恩伯来说太重要。浦东不再仅仅是战场，而且还是他能否率军安全撤退的唯一通道。

    放下电话后，汤恩伯稍微松了口气，对站在一旁愁眉苦脸的陈大庆说：“老头子已命我们撤退。但是复兴岛外应变的船只大都奉命北上，去青岛接刘运祺的军队了。没有船只，上海这么多部队怎么撤？可老头子又不准丢一支嫡系部队在上海。”

    陈大庆：“我们还能有多少时间？”

    汤恩伯：“下死命令，月浦、浦东最多还能守3天，再多就是妄想了。”

    陈大庆：“就这么几条船，怎么办？”

    汤恩伯：“能走多少算多少。反正我们已经尽力而为了。”

    陈大庆：“怕不是那么简单吧。老头子的本钱全在这里，丢下任何一支部队都不好交代。”

    汤恩伯沉默了一会，自言自语地说：“是啊，阙汉骞的第五十四军、吴仲直的第七十五军，都是陈诚的嫡系，他现在把握着台湾的生杀大权，老蒋、小蒋每一次来，部询问关照过。第十二军、五十二军是我们的看家本钱，九十九师和特种兵部队是老头子手掌上的‘家珍’，而三十七军和罗泽阎是老头子和小蒋心里的家兵，丢下谁都不好交代。”

    陈大庆：“是得慎重一些为好。”

    汤恩伯：“守反正长久不了，现在关键的问题上我们得马上组织一支持别掩护部队，找个人在上海再抵抗一阵。”

    陈大庆没吭声，这明显是当替身，谁会愿意干。

    过了一会，汤恩伯说：“大庆：你和刘昌义的关系不错，他不是曾一再

    主动要求带兵吗？你去找他谈一谈，看他愿不愿意出山，代理五十一军军长，反正王秉钺已下落不明，现在部队很乱，总得有人招呼着。他如果愿意，请他来见我。“

    在此之前，年轻时狂热地崇拜冯玉祥并投奔到冯部，在冯玉祥将军身边任参谋，抗战时期颇叫日本人痛恨、已在国民党军队中干了27年，抗战结束后被蒋介石整编掉部队，成了有职无权光杆司令的刘昌义将军，曾主动要求带兵多次。然而考虑到他是冯玉祥的旧部，汤恩伯始终没有答应。上海保卫战开始后，刘昌义再次要求带兵，汤恩伯却命他帮助本身无事可干的石觉维持秩序。5月16日，第五十一军王秉钺部在川沙被歼，王本人被共军俘虏，逃回来的第五十一军残部在叶家花园乱纷纷的，刘昌义向汤恩伯提出愿意收拾第五十一军残部，汤恩伯仍不答应。可是现在，保卫战已到了最后紧要关头，他自己要跑了，这时他倒想到了刘昌义。

    陈大庆接到汤恩伯的命令很快出发，不久就找到了刘昌义，没想到刘昌义慨然应允，见汤恩伯后的第一句话就说：“愿重振五十一军于党国危难之际。”

    汤恩伯不费吹灰之力，给自己找了个替身。他心里想：“我要走了，这里怎么样，那是你的事情了。”

    5月23日下午，刘昌义应邀参加了在陈大庆家中召集的最后紧急军事会议。

 第197章

    会上，陈大庆说：“上海保卫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胜利。

    现在我们不得不做军事战略上的重新部署。我已经和汤总司令商量好了，今天晚上，苏州河以南的七十五军、五十四军，浦东方向的三十七军全部撤至苏州河以北，河南只留下4个交警总队。五十一军、一二三军、二十一军组成北兵团，防守苏州河北，沿河有高楼大厦，又有苏州河做屏障，防务十分巩固。北兵团由刘昌义将军统一指挥，刘昌义同时还担任淞沪警备副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望大家协助刘将军，共同抵抗共军的进攻。“

    汤恩伯要跑，陈大庆要走，刘昌义心里十分清楚，留给他的第五十一军是东北军，第二十一军是四川部队，第一二三军由苏北民团组成，全不是嫡系，很明显汤恩伯是要这些杂牌军当掩护他们撤退的炮灰。

    刘昌义并不傻，他决定自找出路。

    一切安排妥当后，刘昌义亲自驱车来到四川路赫林里刘云昭家，他急切地提出要刘云昭通过地下民革的关系迅速与中共陈毅将军取得联系。

    汤恩伯在为自己安排后路之时，人民解放军担任上海市区作战的聂凤智第二十七军已作好了向上海市区挺进的准备。

    在此之前，第二十七军已在上海以西泗泾、青浦一带受训20余天了。

    聂凤智在第二十七军团以上干部战前准备会上说：“我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进入上海？是在渡江和追歼逃敌取得伟大胜利之后。我兄弟部队正在进攻，为我们攻击市区创造了胜利条件。因此我们的准备工作，一是军事攻占，二是军事接管。攻占的一套我们是有基础的，但是接管呢？……毛病不少，我们的干部战士不少人都有个人主义的小算盘，新解放的成份较大，领导麻痹自满，南京兄弟部队有违反纪律的教训……加强政纪准备，保证入城不乱，不发生外交问题，实在是我们各级领导需要注意的中心环节。陈毅司令员已指示我们，在打上海时，一定要军政全胜，一方面要有好的纪律，另

    一方面一定要把人民的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我们怎样进入上海，毛主席和中央看着我们啦！“

    5月23日凌晨，第二十七军的前卫部队第七十九师就从虹桥机场沿公路向东前进。他们奉命于天亮以前到达程家桥，为最终攻击上海市区打开通路。

    很快，程家桥就被拿下。5月24日下午，七十九师已经到达上海市区边缘铁路线上，他们被命令停止前进就地待命。干部们说：“我们是在等毛主席的进攻命令，毛主席说什么时候进上海我们就什么时候进上海。”

    晚9时，部队接到了出发命令。一时间，虹桥路上，向上海进军的队伍如同潮涌，汹涌东进。

    5月24日晚，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组成的前沿指挥所进驻了西郊虹桥路。根据党委分工，这时军政治委员刘浩天、参谋长李元负责和上级联系，并率领第二梯队，掌握各项城市政策。

    当晚9时余，吴淞方向传来了全线总攻的隆隆炮声，第二十七军第七十九师前进方向也传来剧烈的枪声。聂风智拿起电话，接通了第七十九师前沿指挥所，他问师长萧镜海：“部队打得怎样？”

    萧镜海说：“冲进去了，军长！”

    聂凤智几乎不相信，又问了一句：“冲进去了？”

    萧镜海说：“冲进去了，敌人退却了，我们正顺着南京路，林森路（今延安路）向市中心追击，马路上的电灯还给我们照明呢！”接着萧镜海笑了笑说：“我们师指挥所马上就要搬到市区里去了。”

    不久，其他各师先后打电话向聂凤智报告部队行动。聂凤智兴奋极了，从目前情况看，市区作战十分顺利，二十七军已控制了南起徐家汇，北到苏州河以南地区，敌人的防线全部被突破了，下一步该是市区巷战了。

    从总体上看，上海被黄浦江分为两部分——浦东和浦西。而浦西又被分为两部分，中间的界线就是苏州河。苏州河大体呈东西走向，东头由外白渡桥开始，但这条河河道十分弯曲，走形十分任性，河面不宽，但因穿过市区，因此河上有10多座桥梁，按照顺序，它们是：外白渡桥—江西路桥—四川路桥—河南路桥—山西路桥—老阐桥—浙江路桥—西藏路桥—恒丰桥—江宁路桥—叶家宅桥—江苏路桥—铁路桥—中山北路桥……到了5月25日，国民党的整个大上海防御此时只剩下苏州河沿线。青年军罗泽闿部守东段，刚刚上任的淞沪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刘昌义部守中段，交警部队守西段。

    在此之前的5月24日下午，汤恩伯、陈大庆、石觉的三总部已在吴淞上船。汤恩伯的最后一道命令是第五十二、五十四、十二军和九十九师及各特种兵团于25、26日先后撤离登船，开往舟山、台湾或福建。在这道命令中，汤恩伯故意漏掉了三十七军，因为他早就痛恨恃宠狂傲的三十七军军长罗泽闿.但罗泽闿也非等闲之辈，上海解放后不久，他化装搭乘外国轮船，辗转由香港逃到台湾。罗曾任过国防部厅长和胡宗南的参谋长，活动力很强。一到台湾，就极力控告和攻击使他做官本钱丢光而且险些成解放军俘虏的汤恩伯。罗汤二人因此打了一场官司，这是后话。

    尽管汤恩伯撤离上海是蒋介石的命令，而且早在这之前蒋介石就先于汤恩伯一走了之。尽管这之后蒋介石也没有追究汤恩伯丢失上海的责任，而且不久他就委托汤恩伯担当起防守福建及沿海岛屿的重任，但在蒋介石的内心，对汤恩伯没有在上海“成仁”一直是耿耿于怀的。1954年汤恩伯在日本未老先亡，蒋介石就汤死发表了一段令人玩味的感想。他说：“这几日以

    来，由于汤恩伯同志的病逝日本，使我更加感觉革命哲学的重要。本来汤恩伯在我们同志中，是一位极忠诚、极勇敢的同志，今天我对他只有想念、感慨，而无追论置评的意思。我之所以要对大家说我的感慨，亦只要提醒大家，对生死成败这一关，总要看得透，也要勘得破才行。汤同志之死，距离他指挥上海保卫战的时候，只有5年光景。这5年时间，还不到2000天，照我个人看法，假使汤同志当时能够在他指挥上海保卫战最后一个决战阶段，牺牲殉国的话，那对他个人将是如何地悲壮，对革命历史将是如何地光耀！“其实，蒋介石对生死成败何曾”看透“、”勘破“？否则不会有西安事变时他忘戴假牙，身着睡衣，跳墙而逃的狼狈样。

    5月25日清晨，第二十七军的三个师先后进入苏州河南岸各桥头阵地。

    就是在这里，第二十七军干部战士们遇到了一个从没有遇到过的难题。

    为了把上海这座城市完整无损地从敌人手中夺过来，部队在进入市区以前早就接到命令，进入市区后一律禁止使用炮火轰击，只能以轻火力武器作战。

    但是苏州河一带的地形对于第二十七军来说非常不利，敌人凭借北岸的高大楼房和工厂、仓库等建筑，居高临下，交织成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整个河面和河南一条宽广的马路，在每个桥头还设有固定的碉堡，并有坦克流动巡逻。因此二十七军在通过马路夺占桥头时，一再受挫。尤其是进攻外白渡桥的部队，遭受对岸20多层百老汇大厦和附近楼房上敌人机枪的扫射，伤亡很大。在牺牲的同志当中，有最先突破长江天堑的“渡江第一船”的全部战士，有首破济南、荣获“济南第一团”光荣称号的班、排、连长，为了不打碎上海，这些英勇的干部战士们在苏州河畔，在解放即将到来的前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惨重的伤亡，急红了前线指战员的眼睛，也使二十七军军部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压力。

    5月25日上午，为了了解前沿阵地情况，军长聂凤智亲自到西藏中路第二三五团指挥所询问战情，并到前沿察看了一小时地形。他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前线官兵们面对嚣张的敌人，牺牲的战友，纷纷要求解除禁令，有的部队已把榴弹炮营从郊区调来；瞄准了百老汇大厦。苏州河南岸的马路毫无遮掩，空荡荡的横在敌人火力之下。桥头附近的高压电线全部被打断，桥面、栏杆、电线杆、马路路面和沿街房屋墙壁布满了弹痕。聂凤智认为，这种地形条件十分不利于二十七军作战。如果不用炮火摧毁对岸敌人的火力点，要夺取桥头是很困难的。但是，一旦动用炮火，对岸密集的工厂、仓库和住房都将化为灰烬，无数市民将在炮火中牺牲。

    回到虹桥路军指挥所，各师对禁用炮火的意见书如雪片般送来——“我们是在打仗，不是在演戏，哪有不准使用炮火的道理？”

    “部队已经付出了伤亡代价，不能再让同志们作不必要的牺牲！”

    “当前心须牺牲沿苏州河北岸这个局部，才能消灭整个敌人，保全上海的整体。”

    “是我们同志的生命、鲜血重要，还是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重要？！”

    “火药味”十足的意见书，激起了聂凤智激烈的思想斗争。他不停地出汗，不停地喝水，但仍觉得喉咙发干，浑身发燥。作战科长刘岩向他汇报情报，说了好久，他竟然连一个字也未听进去。

    必须马上召开会议以统一思想。25日下午，第二十七军召开了军党委紧急会议。会上争论十分激烈，讨论的焦点是：“是爱我们无产阶级的战士，

    还是爱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

 第198章

    “

    聂凤智说：“我们爱战士的生命，战士的生命比什么都重要。但我们今天是以主人的身份进入上海的，现在这些被敌人占据着的官僚资产阶级的楼房，再过几小时就为我们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有。因此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尽最大的努力去保全它。”

    接着，聂凤智又分析敌我双方的形势，说：“我们有兄弟部队的配合，有上海地下党的支持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协助，而敌人的作战体制已被打乱，外围敌军正被兄弟部队东西夹攻，大量围歼，吴淞口马上就可拿下。据可靠情报，汤恩伯已经逃走，残余的敌人正由刘昌义指挥，军心动摇，内部非常混乱，我们不久就会取胜的！但是我们也要尽量避免无谓的牺牲，从现在开始我们改变攻击战术，各部队白天继续在苏州河正面佯攻，牵制敌人主力，天黑以后一部分主力拉出市区，在西郊一带涉过河去，沿苏州河北岸从西向东进攻市区。同时我们要尽快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发动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争取他们放下武器，确保上海城市完整。”

    5月25日晚，陈毅和邓小平来到南翔，天正下着大雨。上海地下党派来的同志已在等候，他们是来迎接华东局的负责同志们去沪西圣约翰大学临时“安营扎寨”的。但此时的陈毅并不急于进市区，他牵挂着上海市区的苏州河之战。

    就在傍晚，陈毅接到了第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的电话。聂在电话中汇报说：“他们至今未开一炮，秩序、纪律都很好，就是伤亡比较大。他们已改变了战术，决定军政双管齐下，目前已通过上海地下党和敌五十一军代理军长、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联系上了，向刘阐明了党的政策，晓以利害，责以大义，刘表示愿意谈判。陈毅听到这一消息，十分高兴，前线的同志真会开动脑筋。他当即答复说：”你们做得好！“并交代了谈判的原则和注意事项。不知现在谈判进行得如何？

    聂凤智和刘昌义的谈判是晚7时开始的。下午2时，虹桥路二十七军党委紧急会议刚刚结束，聂凤智就接到了第八十一师政治委员罗维道的电话。

    罗维道说：“通过上海地下党田云樵同志，已经与敌五十一军军长刘昌义联系上了，刘表示愿意谈判，并要求与军部联系。聂凤智和政治部主任仲曦东紧急商量后，立即指示罗维道：”将刘昌义及随行人员秘密安全送到军部，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同志马上过来协助你。“

    晚上7时，刘昌义等人到达二十七军前沿指挥所，谈判随即开始。参加谈判的有：二十七军军长聂凤智、军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军联络科科长金灼之、地下党代表田云樵、原东北军部直接联系刘昌义的王仲民、国民党淞沪警备副司令刘昌义。

    谈判于晚上11时结束。刘昌义表示愿率部放下武器，但蒋军残部有10余万人，建制混乱，有些部队他也调遣不动。聂凤智表示，不听指挥的部队，可由解放军解决。

    当夜12时，聂风智要通了总前委的电话，向陈毅汇报了谈判的过程及结果。

    5月26日凌晨1时许，陈毅用电报作了正式的答复：一、接受刘昌义投诚；二、限刘部于26日上午4时前，集中在江湾附近指定的三个村庄待命；三、所撤地区由人民解放军接防；

    四、凡拒不接受命令者，由人民解放军解决。

    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刘昌义将军一句句听完命令之后，要求看陈毅电报的原文，还特意看了看电报后面的署名，然后他放心而又为难地对聂凤智说：“现在已经过了午夜，即使马上回去下命令，恐怕也来不及，是不是再往后推几小时，您看？”

    聂凤智：“这个问题很实际，期限推到明天中午12时，如何？”

    5月26日凌晨，刘昌义率五十一军大部向解放军指定的投诚地点移动。

    上午10时，配合第二十七军行动的第二十军第六十六师由南京路经永安里向东搜索前进，包围了驻守在绍兴同乡会、铁路管理局等处的国民党青年军第二○四师等部共约1500余人，迫其全部投降。同日，由陶勇指挥从杭州赶来参战的第二十三军第六十七师也于清晨从曹家渡过河，在中央造币厂俘虏交警1000余人，27日又率先攻击淞沪警备司令部，歼灭国民党守军残部，俘虏7000余人。第六十八师主力从周家渡过河后，俘交警1400余人，然后向真如进发，与第二十六军会合。5月26日晚，第二十六军在消灭了江湾大批国民党溃军之后，第七十八师又攻到长阴路，歼灭敌第三十七军一部，俘4000余人，第七十六师则由塘桥站攻击李家楼，战至27日晨，守敌第二十一军一部投降。

    但是市区的战斗还未结束。

    5月26日下午，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新上任的第一任市长陈毅乘吉普车进入了上海市区。

    陈毅对上海并不陌生。1919年，也就是30年前，18岁的陈毅带着救国救民的愿望，从穷乡僻壤的四川山区头一次来到了上海，准备去法国勤工俭学。在这里他第一次见识了趾高气扬的洋人和林立的高楼大厦，还有蜷缩在高楼大厦墙角的乞丐，他强烈地感到贫富的悬殊。10年后，他再次来到上海。当时他是化了妆的红军领导干部，来向党中央、周恩来汇报红四军的情况，为了安全，他三天一转移，住过不少四川人开设的小旅馆和小饭馆。1939年，陈毅率领新四军攻打虹桥机场，火烧了日机4架，害得日军出动1000余兵力，包括骑兵和战车，仓促应战，这一次陈毅并没有进上海，但他的名字却在上海传开了。匆匆又是10年过去了，这一次陈毅却是以胜利之师的司令、上海市市长的身份进入上海的，他已经和广大指战员一起，亲手埋葬了旧上海。

    天下着阴雨，陈毅的车开得很慢，他正注意地看着，他最关心的是军纪。

    几日来，“解放军困拉马路浪，秩序交关好”的消息传遍了上海大街小巷。解放军送给上海市民的这个“见面礼”震撼了上海市民的心。中山医院院长沈克非，一位并不“亲共”的名教授目睹了解放军进驻上海的种种情景，沉吟良久后，向他的老同事黄家驷吐出了这么一句话：“国民党回不来了！”

    一个名叫曹茹的上海市民，在给报社的信中写了自己目击的事：“一个战士担了很重的挑子飞快地在路上走，路过的三轮车夫停下说：”让我的车替你拖吧。‘’不，谢谢啦！‘战士客气地摇头。’我不会要你车钱呀！，‘那就更不敢要你拖了。’战士笑着挑担走了。我和那好心的车夫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天哪，多快！几天前国民党兵还在这里拉夫、抢劫……“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十里洋场露宿街头，不仅温暖了上海市民的心，也引起西方国家极大的关注。睡马路，在世界各大都市并不少见，不过躺着的是乞丐、流浪汉和别的穷人。攻占了大城市的胜利之师睡在马路上，却是旷古

    未有的！他们不得不佩服中国共产党以身作则！就连当时销路最大、财大气粗的美国《生活》杂志也不得不承认：“各项消息指出了一个历史性的事实，即是国民党的时代已经结束。”

    陈毅的车并没有直接去圣约翰大学，他要去二十七军指挥所看看，他已经听说他们没有入民宅，天下雨，他们在什么地方指挥呢，原来他们在威海卫路黄肢路一所小弄堂口，上面用两块雨布搭了个小棚子。看到这样的军指挥所，陈毅欣慰地笑了。自打总攻开始，聂凤智已经三天三夜没合眼了，在恍惚之中，他觉得有一只手在触动他。一睁眼，是陈毅司令员和华东局其他负责同志，冒着雨，到他的指挥所来了。陈毅握着聂凤智的手说：“辛苦了！

    情况怎么样？“

    聂凤智说：“目前，苏州河北市区大部解放，但是仍有一部分敌人困守在北火车站到杨树浦发电厂一带负隅顽抗，最麻烦的是杨树浦发电厂和自来水厂。如果用武力解决，本来易如反掌，但水厂、电力必遭破坏，会危及全市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守敌似乎懂得这一点，一般广播喊话不起作用，我和仲曦东同志决定开展政治攻势，但查遍资料，没有找到线索，我们正为这事苦恼。”

    陈毅听完汇报，皱着眉问：“守军的番号知道吗？”

    “国民党第二十一军第二三○师。”

    陈毅：“那该是川军，好像有个副师长叫许照吧。”

    “有！师长跑了，现在正是许照在指挥。”

    陈毅高兴起来：“那好！你们快查一查国民党陆军大学教授蒋子英的下落。”

    “他是什么人？”

    “他当过教官。许照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此人一直住在上海，历史上有过反人民活动，现在正是他立功赎罪的机会！让他出面，劝许照投降。”

    很快，找来了大厚本的电话簿，查到了蒋子英的住址和电话号码，电话拨通了。

    市内电话畅通无阻，这要感谢上海地下党的同志。这个纽约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所属的上海电话公司，被上海地下党牢牢地控制了。战役发起前，他们就暗中抄下了国民党军政要员的电话号码，绘制了保密电缆地下位置图。

    更有甚者，当他们发现军统特务来机房窃听电话准备捕人时，便迅速地记下特务所窃听的电话号码和内容。特务一离开，他们立刻冒险去通知这些用户及时转移。

 第199章

    大上海激战中，全市10万部电话，始终全线畅通。

    在蒋子英的劝说下，阐北的敌人没有放一枪，全部放下了武器。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全上海宣告解放。全部作战时间为15天，是蒋介石严令“坚守6个月”时间的十二分之一。

    同日，多日来锚泊在吴淞口外的英、美军舰，悄悄地开走了。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一时间，上海市内，热闹隆重的锣鼓声、爆竹声到处蔓延，秧歌队、腰鼓队满街满巷，“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的歌声此起彼伏。人们奔走相告，欢庆解放。从马路两边，从层层高楼的窗口，一朵朵鲜花、一把把彩纸撒向解放军。

    上海的老百姓是衷心地欢迎解放军进城的。在这之前，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纪律这样严明的军队”。战士们宁愿用报纸、帽子、钢盔当碗，用手指

    当筷，也不动市民自动送来的碗筷；有的战士负责看管无人的小商店，饿得昏了过去，也不去动一下店里的现成食品；有的战士战斗中鞋子破了个大口子，他身边的仓库里有许多敌人遗弃的新鞋子，他没有去换一双；有的战士嘴唇干渴出血，但他们仍谢绝市民们送来的开水。战士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但当群众有困难时，却奋不顾身。战斗接近尾声时，有一连解放军，守在苏州河畔的盈泰铁号二层搂上，监视对岸桥头的敌人。本来战士们正在转移，敌人的燃烧弹却打中了这幢楼，顿时火势凶猛，楼上东头一片惨叫啼哭声，50多个群众被大火困在楼上，情况非常危急。国民党仍在开炮。部队毫不犹豫立即返回，冲入火中，救出了全部群众。可是指导员和几个战士负了伤，有一个战士牺牲了。

    战士们就是用他们的严明纪律和牺牲精神感动了上海市民赢得了他们的心，从而使得他们确信自己的苦日子已经熬出了头，新生活的道路已经展现在面前。

    5月27日晚，陈毅和华东局其他领导人，把刘长胜、张承宗接到圣约翰大学。刘晓、刘少文等人也在场。觉得两支队伍的指挥员胜利地会合了。陈毅紧紧地握着刘长胜的手，说：“辛苦了！辛苦了！你们立了大功！我们在外面真担心你们的安全啊！”

    的确是大辛苦了！经过无数个极度紧张的昼夜之后，这位“烟纸店老板”

    的满头黑发在不知不觉中已出现了白霜。刘长胜，十几岁就闯关东，到海参崴当皮匠，做码头工人，先在那里参加了联共（布）党，后转入中国共产党。

    抗战开始后回国，长期是上海工人运动和地下党的领导人。1945年日本人投降前夕，新四军向上海挺进，上海地下党准备发动“内应”起义，党中央曾正式公布刘长胜为上海市市长。从此他备受敌特注意，在特务列出的黑名单上，他常常名字列在前面。刘晓离开上海后，留下的工作都由他主持，他的担子更重了。上海秘密电台被破坏以后，从不掉泪的他，精神上感情上压力更大了。陈毅和刘晓知道他的危险处境后，曾指示他和张承宗一起撤到解放区，但他们坚决不肯离开上海。上海有太多的工作需要他们去组织，有太多的情报需要通过他们的备用电台让中央知道。他们就是这样冒着生命危险，亲自指挥着黎明前的地下战斗。

    上海地下党的功绩是说不完的。就拿张执一分工负责的策反委员会来说，第二十七军争取刘昌义放下武器，就是通过“策委”的田云樵去联系的。

    在“策委”领导下，先后瓦解了交警十八总队、警备大队机动车队，策动了敌伞兵三团在海上起义，还与有关部门一起策动了敌海军“重庆号”等20余艘舰艇以及空军飞机20多架起义！叶飞后来在回忆录中说：“上海能够被完整的接管，因素很多，而其中最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为此做了十分艰巨的工作。”

    上海的地下党早就为解放上海做准备了。早在1949年元旦日，中共中央上海局书记刘晓就主持召开了迎接上海解放的会议。此时的中共上海地下党已经拥有党员9000余人，并建有党的外围组织“工协”、“职协”、“教协”、“新青联”、“民主军警联”等，形成了有广大工人、学生、职员、店员、知识分子各阶层人士组成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在会上，刘晓发言：上海解放在即。为了迎接解放，上海地下党的任务是抓住人民空前高涨的革命情绪，迅速地、勇敢地、有组织地把已发展的群众运动，从思想上、政治上及组织形式上予以提高、集中，在敌已分崩离析的时候予以重重打击，不断扩大敌

    人的失败情绪，使其进一步瓦解，顺利地完成里应外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会上决定，为配合解放上海和接管工作，恢复抗战胜利后在全市人民中很有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暂时停止活动的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活动，建立党组，并在党组领导下设立地下武装总指挥部。在工厂系统，以各工厂原有的护厂组织和工人纠察队为基础统一编制，学校商店等也同样组织，以便在组织上加强241对全市各行各业的护厂、护店和护校组织的统一领导。

    5月3日，刘长胜等接到中共华东局电报，指出：“沪匪可能逃跑，而我军可能不几天就进入上海。在此间隙，你们应集中力量，注意保护工厂企业，维护社会秩序，防止破坏。在这份电报中，华东局表示同意刘长胜等策动以颜惠庆等为首的地方维持会，并同意考虑吸收杨虎、杜月笙、徐朗西等出面参加地方维持。电报还指示海地下党：在敌军撤退时，应组织动员全部力量，有组织地分区保护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仓库及各种重要物资、档案，不受抢劫破坏。警察应在解放军到来之前，照旧维持秩序。为维侍稳定，对国民党在上海的驻军不要组织局部哗变和起义，这可能造成混乱的局面，同样也不要在解放军到来之前逮捕战犯。

    接到电报后，刘长胜和张承宗商议，决定将地下武装公开名称，叫作“人民保安队”。它的任务是：保护工厂，反对搬迁，完整保存机器原料及制成品；协助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维持地方秩序，保护群众利益，减少人民损失，团结群众，保护群众领袖，保护进步的群众组织；瓦解反动武装，争取门警、保警、义警及警察、士兵等，把敌人的反动武装——人力、物力、火力变为替人民服务的力量。

    到了上海解放前夕，上海人民保安队队员已达6万余人，还有更多的护厂队、纠察队和消防队。人民保安队的番号和臂章样式，己电告中央并转告了三野。

    5月24日，张承宗注意到，满载军人的卡车队从南京路由西向东开，但到南京路四川路口却没有继续向外滩方向，而是过苏州河折向北面，便断定国民党军队要逃跑。他与中共上海市委委员、沪东区工委书记张棋商量后，决定立刻报告刘长胜，通知上海各级地下党委；当晚人民保安队紧急动员，全体出动，按计划坚守岗位，准备迎接入城部队。

    很快人民保安队遍布了上海市区大街小巷，有的给解放军当向导，有的协助解放军抓俘虏，更多的则是开展护厂、护校、护店活动，力争把上海完整地保留下来。

    英商自来水公司杨树浦水厂，是旧中国最大的自来水厂。上海开战前半月，工厂就关起了大铁门。可是工厂地下党的同志仍然积极开展护厂工作。

    他们给洋人大班发英文信，鼓励爱国的中国高级技术人员力迎接新中国的建设做出贡献。地下党成员、交通大学毕业生顾则南绘出水厂平面图，摸清了水厂的要害部门及机器设备，并整理出电动机、水泵、蒸汽机、锅炉以及沉淀他、快滤池等生产设备的性能资料，提出以保护电源、锅炉间、加药室作为保证自来水生产的关键。

    驻守造市厂的敌军撤退时，带走大批银圆。大隆机器厂的保安队员发现后，采取行动将一麻袋一麻袋的银圆抢回来。

    5月25日，造币厂桥发生激烈战斗，解放军向附近第一印染厂的人民保

    安队求援，希望能尽快提供200包沙袋做掩体工争。金厂工人立即行动，仅用3个小时，200包沙袋做成并运到造币厂桥头。

    在九江路江西路口，有一座基石高厚的三层楼的建筑物。半圆形的窗架、浅灰色的墙饰，无处不透露着牛津绅士的气派。它曾是英租界最高权威——工部局的办公楼。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上海市政府所在地。5月27日下午，国民党最后一任代理市长赵祖康命部下降下楼顶上的白旗，换上一面鲜艳的红旗。他已经接到陈毅派上海军管会总务处长熊中节送给他的“条谕”，5月28日下午2时，将在这里举行接管旧市府仪式。

    就这样，赵祖康在枪炮声中当了4天的代理市长，成了一位送旧迎新的戏剧性人物。

    赵祖康原是著名的道路与市政工程专家。然而几十年来，不但无力替中国修筑一条像样的公路，自己也弄到了无路可走的地步。

    243在中学时，赵祖康颇受梁启超、谭嗣同的思想影响，“五四”时期在南洋大学（今交通大学）参加过进步学生运动。后来去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院专门研究道路工程。1931年回国后，抱着“交通救国”、“工程救国”的宏愿，四出奔波，不问政治，只想专心修路。

 第200章

    从1932年到抗战前夕，赵祖康倡议和组织了中国交通委员会，订立了中国最早的26种交通章程。1939年他又策划组织了牌照管理处。从此中国的交通有了统一的规则和制度。赵祖康还组织了公路桥梁标准检验委员会，使大干线上的桥梁由载重3公吨提高到可通过载重15公吨的普通炮车。

    抗战胜利，赵祖康醉心于“复兴建设”。他绘制了“抗战胜利后10年内完成25.3万公里新公路”的蓝图。他到处呼吁：“我们要有自己的汽车工厂！”

    “我们要有自己的桥梁配制工厂！”“我们要有自己的燃料提炼厂！”“我们要有自己的公路安全设计、公路人员训练、公路技术研究！”但尽管他声嘶力竭、尽管他心力交瘁，所有的美丽蓝图都被现实撕碎了。他朦胧地意识到，在政治腐败的国家，个人的理想是多么微不足道，多么渺小！他仿惶，他苦恼，正在这时，经过一位亲友介绍，他认识了地下党的一位“李小姐”，那是1949年2月4日的事。从此以后，他常和“李小姐”晤面，并从“李小姐”处拿到一本印有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书。他把毛泽东的著作小心地包上了《论美军登陆》的保护色封面，津津有味地关门读起来。直到这时，他才隐隐约约地见到一条拯救中华民族的光明之路。

    南京解放后，工务局的一个副局长悄悄地告诉他，共产党的电台广播说：希望赵祖康、颜惠庆、张元济……等几位先生留下来，不要跟国民党走。听到这一消息，赵祖康又喜又惧。这一下，国民党恐怕不会放过他了。当5月23日深夜他接到市府打来的电话，叫他赶快去一趟时，他还以为国民党特务发觉了他与中央地下党的关系。可是事态的发展出乎他的意料。当他急急忙忙赶到市府大楼见到代理市长陈良时，陈良苦笑着说：“我们要走了。上海市长想请你代理。”赵祖康听了吃了一惊，忙推辞说：“时势这么紧张，我是胜任不了的。”陈良说：“我想来想去，你代理市长最适当。因为：第一，你在市府现任各局长中，工作年头最长，而且在同人中也没有什么恩怨；第二，你办事认真，操守也好，是个‘标准官员’，能够得到市民的信任；第

    三，你是个技术人员，没有政治派系，对方来了，也不致同你为难。“赵祖康仍表示辞谢，并且提出另外三个人选，陈良摇摇头：”我已全联系过了，都不肯干，现在只好请你勉为其难了。“谈话过程中，赵祖康不禁想起”李小姐“曾对他讲过，”如果有机会，应该把上海政权接过来。“想到这，赵对陈说：”可以考虑遵命。“陈良说：”就这样定了。“赵祖康又伺：”代理市长该代理些什么？“陈回答：”只要做两件事：一是维持秩序；二是办理移交。“赵祖康一听，连说：”办理移交好办，可是维持秩序会有困难。“

    陈良说：“你放心！”并从桌上取出一封行政院长4月29日写给他的信给赵看，大意是：南京撤退时秩序很乱，治安破坏，影响了国际视听，故要求陈良，万一上海紧急时，极力维持社会治安，所有警察、保安队和义务警察等均不必撤走。随后，陈良生怕赵祖康反悔，赶紧当面写了委任“手令”，交赵保存，又令秘书郑瑜将一方用红布包好的市府大印递给赵祖康。这之后，赵祖康竭力维持上海秩序。为此，他特地找了毛森临逃跑前任命的警察局副局长陆大公，叫陆切实维持好秩序。5月24日下午，他又特地找了神情冷冰的陈大庆，叫陈在撤退部队时，不要与共军太接近，以免发生大的冲突。5月26日，他又亲自给上海邮政总局局长王裕光打电话，叫他无论如何想办法劝降据守在邮政总局大楼的国民党军队，以免邮政大楼遭受破坏。到了5月27日下午，对赵祖康来说，已没有多少事可干了。接到陈毅的“条谕”后，他再次亲自检查每一块打蜡地板亮不亮，各245个房间是否还有反共的标语。

    5月28日，上海江西路九江路口市府大楼，面目一新。红旗在蓝天下飘场，马路台阶清理得干干净净。大门口，戴着红袖章的人民纠察队和军装整齐的解放军战士并肩肃立，一切都在等待着庄严时刻的到来。

    下午2时正，陈毅偕同副市长曾山、韦悫两同志以及潘汉年，来到了市府大厦。同行的还有刘晓、周林等。他们顺着黑色大理石的阶梯，径直来了二楼145“市长办公室”。陈毅环顾了一下这个宽大的扇形房间，东面是窗户，当中铺着华贵的深红色地毯，一张宽大的办公桌对着门摆在正中，桌上摆着好几部颜色各异的电话机，对着门的墙上，挂着几幅可以上下拉动的上海市区地图，桌子后面摆着一张黄皮大扶手椅，高高的椅背上雕满花纹。陈毅大步走过去，往椅子上一坐：“国民党市长派头不小啊！”

    陈毅落座后，其余人也各就各位。一切准备就绪，陈毅对熊中节说：“请赵祖康进来！”

    此时的赵祖康正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端坐在会议室里候命。一听召唤，他整整西服领带，走进门来。先朝陈毅一个九十度鞠躬，又给其他人一个六十度鞠躬。

    陈毅问：“你就是国民党伪市政府代理市长赵祖康吗？”

    赵祖康小心地回答：“是。”

    “军管会的命令你执行得如何？”

    “条条照办了。”

    “资产、档案呢？”

    “完整无损，可——查点。”

    例行公事地问完了该问的问题后，陈毅站起来，微笑地握了握赵祖康的手。这时他已不再把赵祖康作为一个伪市长看待了，他指了指桌子对面的椅

    子说：“赵先生，请坐。”

    和赵祖康随便地谈了几句，询问了陈大庆、陈良逃跑的情形后，陈毅站起来，说：“好吧，我们去跟旧市府同人们见见面。”转过身，他又问赵祖康：“是不是按我的意思，把工役、司机、传达都一起叫来了？”“是是，都叫来了。”

    二楼小礼堂里，已挤满了二三百人。大会由人民政府秘书长周林主持。

    当陈毅率众人进入会议厅时，与会者全体肃立。周林宣布：“现在请陈毅市长讲话。”与会者礼貌地拍了拍手，他们不知道这位新市长将如何处理自己这批人，但他们很快就听到陈毅说：“诸位没有去台湾，很好。我们表示欢迎。”短短的一句话打消了这批旧市府职员们的思想包袱。陈毅接着说：“蒋介石背叛革命，统治了中国23年，并没有实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反而搞得民不聊生。”讲到这里，他指着墙上挂着的孙中山像，说：“怎么对得起他！历史是无情的，蒋介石现在逃跑了，他是不会甘心失败的。我看还是甘心的好，不甘心最后是要完蛋的！”陈毅停了停，又接着说：“诸位老市府的朋友们，你们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你们应该深切了解，上海的解放是一个伟大的变革，这次解放军的胜利，不是共产党一党的胜利，跟过去甲打倒乙，乙打倒甲的胜利根本不同。我希望大家各安职守，努力学习，改造世界观，为革命，为人民，多做些贡献。共产党是量才录用的，只要你们服从命令，办好移交，我们的党是不会埋没人才的。”

    一席话，深深地感动了与会者，激起了热烈的掌声，与会者再也不觉心胸郁闷了。赵祖康的秘书陆槐清，当晚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人民解放军三野司令员，现任军管会主任陈毅将军，今天以上海市人民政府市长身份来市府讲话。简短的一刻钟讲话，给人们的印象明爽深刻，意味深长，讲话亲切，语调谦虚，尤其是不以胜利者自居、对人诚恳信赖这一点上，更使人深为感动。”

    从小礼堂出来后，副市长曾山、韦悫、潘汉年，分别接见旧市府247各局、处长，证询意见。陈毅再次将赵祖康请进了办公室，与他侃侃而谈。赵祖康表示今后想去交通大学教书。陈毅微笑地摇摇头。赵祖康不禁犹疑起来：自己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官员，共产党可能下会那么轻易宽恕和谅解吧，陈毅看出了他的心思，对他说：“赵先生，不要有其它想法。你留下来是对的。国家正需要人才，你可以尽情发挥你的专长。我们已考虑好了，决定请你继续担任工务局长的职务。”“我？！”赵祖康大吃一惊。“恐怕工作很难做好。”

    陈毅诚恳地笑着说：“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陈毅的这句话一直铭刻在赵祖康的心上。31年后，这位已担任了上海市副市长、全国人大代表的老先生，逢人还说：“我终生都不会忘记陈毅同志那句出乎至诚，感人肺腑的话——‘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这句话在我一生中许多重要时该都起过作用。他帮我作了一种选择。历史证明：选择对了。”

    上海伪市政府顺利接管标志着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和淞沪警备区（后改称上海警备区）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由陈毅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兼政治委员由第九兵团政委郭化若担任。

    5月29日，四川路桥头，一座壮观的淡红色建筑物，里面不时地传来阵阵掌声，资源委员会的接管仪式正在这里举行。陈毅在百忙中亲临参加。负责财经方面接管工作的副市长曾山，重工业处处长孙冶方、副处长程望、李

    文采，原资源委员会副委员长吴兆洪、原资委会各级干部和所属上海各企业负责人约200人参加了这个仪式。

 第201章

    在接管仪式上，陈毅的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感动了留在上海资源委员会的全体科技人员的心。

    陈毅说：“我这次南下，毛泽东同志特别关照我要来看望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资源委员会这个机构。我们共产党对国民党原来各单位的接管是有所区别的。对于国民党的一般党政军机关，必须摧毁其机构，主要人员一概不要，中下级人员分别量才录用。至于资源委员会，建设人员（包括科学技术和科学管理人员）和工人很多，我们共产党很重视，目前全国解放在望，军事阶段即将结束，我国将进入建设时期。中国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建设事业要靠技术人员的合作，我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为人民服务。以往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工程技术人员，鄙视政治，或者抱所谓”超然态度“，那是不对的。

    因为建设的成果，必须视政治领导是否正确。以往的建设成果，为反动政府利用，技术人员不能发挥所长。今天你们解放了，今后是为人民服务了。你们可以充分发挥作用了。共产党最尊重科学，真正的共产主义是在科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以叫做科学社会主义。希望大家今后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努力改造世界观，为新中国的建设多作贡献。“

    散会后，陈毅又特地与吴兆洪进行了亲切的交谈。陈毅仔细地询问了孙越崎、翁文灏的情况，表示共产党谅解孙、翁，欢迎他们尽快回国，为国家建设多作贡献。

    对于新政府来说，除了接管，需要解决的问题太多了。

    毛森临逃跑前，除了大开杀戒，杀了大批民主人士、地下党员外，就是安排大批特务分子潜伏下来。在上海他留下了8个特务组织，3.6万余人，到处搞破坏活动。

    国民党军几万人的散兵游勇，像无头苍蝇整天在市区乱钻、抢劫、敲诈，无恶不作。

    大批地痞流氓，冒充地下党组织，到处和共产党抢着接管。

    美国人又向青岛派兵，上海地区的戒备需要加强。

    汇集在上海的几十万大军需要尽快分散，明确任务和去向，以便减轻上海本已十分严重的粮食供应负担。

    经济问题也十分突出：249人民政府接管的大米仅够全市吃半个月；棉花只能维持纱厂开工一个月；燃煤至多只够烧7天！

    解放前夕本已处于半解体状态的上海工业，因资本家大批逃走，更加萧条，失业人数激增；许多工厂发不出工资，工人只能拿到本厂卖不掉的产品。

    还有大量的难民、乞丐、小偷、惯匪、妓女等。

    真是千头万绪，陈毅感觉到从未有过的压力。

    5月29日，陈毅找来了淞沪警备区司令郭化若，指出：上海的地下党只有人民保安队，不搞接管，凡是伸手搞接管的统统抓起来审查；对于散兵游勇，可以让干部战士带着才解放过来的国民党兵去收容，他们认得准，叫得应；对于那些流氓，要找头子，每一个区，每一个地段都有流氓头子的，调查清楚，出了事找他们；至于反革命分子、特务分子、恶霸分子，先配合公

    安部门，在上海迅速地作一次调查，搞一个名单，完抓一批，不抓不行；为了维护治安，可以把军队拉出来，三五十步设一个岗哨，包括便衣哨，再加巡逻队，大街小巷，哨哨相望。

    对于新政府来说，头等重要的是尽快恢复上海的生产和经济生活。6月2日，陈毅赴中国银行大楼四楼，出席了“产业界人士座谈会”。参加这次座谈会的是上海最大最有名的90余名资本家。其中有占有上海私营纺织业中最大户头的荣氏企业的代表荣毅仁；有国民党原招商局局长、拥有煤矿、水泥、码头、毛纺厂，本人已被国民党押逼到香港的大企业家刘鸿生的4个儿子，除了老六刘公诚是地下党员之外，其余三兄弟都毕业于英、美名牌大学；有在纺织业荣、郭、刘三大巨头中排位第三、刚摆脱国民党监视、4月15日从香港回来的刘靖基。这些资本家，自接到陈毅等署名请他们出席座谈会的大红请柬后，心中一直忐忑不安，他们不知共产党会怎样对待“有产”阶层、共产党会不会摆一场“鸿门宴”，像国民党惯常的手法一样，逼他们交出巨款？或者干脆把企业没收？

    下午2时，陈毅准时到达，顿时全场寂然。这天的陈毅布衣布鞋，在这群西装革履的实业家人物面前显得从容、随和、自信。在会场一端主位上落了座后，陈毅微笑地发了言：“工商界的朋友们，先向诸位自我介绍一下，我叫陈毅，新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市长。我们到上海才几天，大家见见面，认识一下。我知道，你们对共产党还有顾虑，还有些怕，其实没什么可怕的。

    你们看我们今天到会的几位同志，不像是青面獠牙、杀人放火之徒吧？“会场的气氛顿时活跃了几分。接着，陈毅又说：”现在，反动统治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已告结束，新的伟大建设任务已经开始。我们的工商政策早已有言在先，就是十六个字：“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人民政府愿与产业界共同协商，帮助你们解决困难，你们有话尽可对我们谈，我们暂时办不到的也会说明理由。我看敲锣打鼓庆祝解放是必要的，但敲不出生产来，让我们井同努力，尽早把生产恢复起来。”

    听到这儿，所有资本家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私人企业不但不没收，共产党还要帮资本家发展生产，他们不觉又惊又喜。

    陈毅又风趣他说：“我听说了，你们中间还有不少人是准备走的。要走我们也不强留，但以后后悔了，要回来，我们仍是欢迎的！我也知道，你们当中有些人对共产党搞经济缺乏信心，抱着‘等着瞧’的态度看着我们，但我们共产党从不怕困难，我们可以从头学起，我们相信一定能治理好上海。”

    说到这儿，陈毅的话锋一转：“当然，我也知道，你们中间有少数人是要反对我们的，对于这一点我们是有斗争准备的，我们完全有办法对付那些违法破坏的人！”

    陈毅的一席话，有“礼”有“兵”。会后，许多资本家心中有了一点“底”，共产党对资本家不但开绿灯，而且答应加点“油”。特别是陈毅，率直坦荡，开诚相见，使这些资本家头一次见识了与国民党251政客阴险诡诈截然不同的共产党人。会后，荣毅仁回到家，一进门，就对满屋子焦急等待消息的家人兄弟以及各厂厂长大声说：“明天开工，明天就开工！”

    人民政府刚一成立，又面临另一严重的挑战，如何让人民币在上海站住脚跟，成了考验新政府能力的又一重大难题。

    早在丹阳时，接管干部就曾针对如何处理伪金圆券发生过争论。有的认为：“金圆券是国民党滥印发的，不值一张草纸，收兑的工作量太大，干脆作废。”有的则反对：“金圆券已经发到了人民手里，一旦作废，人民要受损失。”有的则叹息：“国民党作的孽，干嘛要我们负责？”曾山听了，严肃地说：“我们应该负责。1948年国民党搞市制改革，强迫市民交兑黄金、白银、外汇。连普通女工的银耳环也收兑了，黄金、白银给国民党收走了，留在上海市民、工人、职员手中的只有金圆券，我们不负责任，还算什么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在曾山的领导下，财委起草了一份用人民币收兑金圆券的报告，得到了华东局的同意。同时财委还提出：为避免市场发生混乱，在正式收兑金圆券之前，入城部队一律暂不用人民币，急需物品，由贸易处代理部办理。

    5月30日，市军管会公布了1比10万的比价，即用10万金圆券兑换1元人民币。人民银行委托金市120家行庄同时开始收兑。起初规定只收兑票面10万以上的金圆券，后来知道有不少车夫、小贩等人还握有5万元的小票子，也要求兑换。虽然当时5万元票面的金圆券，只值人民币5角钱，但曾山立刻主张收兑，他报告陈毅，陈毅当即批准。消息一公布，围在银行门口的群众热烈鼓起掌来。市民们害怕金圆券就像害怕瘟疫一样，收兑金圆券工作进行十分顺利。

    可是没有过几天，人民币的生存却遭到了严重的威胁。

    财委发现：人民银行每天早上发出去的人民币，到了晚上几乎又全部回到银行来了。老百姓吃够了国民党恶性通货膨胀的苦，见了钞票就怕。他们只相信银元、黄金、美钞和实物，只要一拿到人民币，就赶紧去买米，调换银元。资本家则相信“工不如商，商不如屯”。只要能吃进金钞银元，日用必需品，物价涨一回他们就赚一回。在这种情形之下，银元贩子们乘机捣乱，哄抬银价，结果人民币币值直线下滑。进上海时，曾山曾估计100元人民币可以换一块银价。可是没过几天，6月2日，银价已涨到660元人民币一块。

    到了4日早晨，银价已涨到1400元。如果不刹住这股狂涨之风，不要一个月，人民币就会被挤出上海。

    已有资本家在预言：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可进不了上海。

    更有甚者，银价涨，百物涨，人心惶惶，人们见东西就抢购，商人更是大囤大积。米、煤、油、布批发出去，很快就被吸得一空而尽。

    面对严峻的挑战，6月4日，陈毅在市府大楼召开了一次紧急会议。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对待银元投机？

 第202章

    曾山首先介绍了情况，然后说：“如果再不把银元涨风刹住，再运多少物资到上海来也没有用。上海占全国贸易额一半，现在，全国陆续解放，进入上海的社会游资特别多，再往里抛多少物资也不行。上海市场一乱，立即会影响全国。天津、北平和其他各大城市、中小城市的银价物价也会紧跟着暴涨。最近，上海周围几个省每天都有电报来催问：解放才几天，上海的人民币跌得这么快，叫我们怎么稳定市场？

    会议讨论的结果，决定“先礼而后兵”，行政措施、经济措施一起上。

    6月5日，财委向上海市场集中抛出了10万块银元，看看能否使银元价格回跌。结果杯水车薪，10万银元被一吸而空，银价依旧上涨，投机活动依然猖獗。

    253

    同日，上海市各家报刊、公私电台、影院剧场，发动了一场“反对银元投机，保障人民生活”的大规模宣传运动。成千的工人、学生在街上贴标语，说快板，演出活报剧，有的还当面质问和劝说银元贩子停止活动，声势不能说不大，但投机买卖仍在公开和暗地进行。

    在大会上，陈毅一次又一次劝说和警告大搞投机活动的“阔佬”。

    “我诚恳劝告你们赶快洗手不干！银元涨，米价涨，百物都要涨，这样下去上海人民是不会答应的，就会要求我这个当市长的采取断然措施！人民政府反对不教而诛，但如果教而不信，一意孤行，那就不要讲我没有警告过你们。”

    可是投机者根本不听。

    他们根本不相信共产党几个“土包子”能拿得出什么绝招。6月7日，银价已涨到了1800元。看来，这场“银市之战”非“升级”不可了，不动用人民民主专政的的国家机器是不行了。

    6月7日晚上，华东局开会。即将率第二野战军西征入川的刘伯承、邓小平也参加了。会上，陈毅指出：目前这场“银币之战”已是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我们必须采取果断措施，把主要投机者一网打尽，主要是要取缔操纵银元金钞的大本营证券大楼。这几天，我们已派人多次化装进入证券大楼，将上下内外各条通道和各种可能的逃路都检查清楚了，已拟好了一个周密详尽的方案，抓住这批人看来是不成问题的了。但麻烦的是：这批投机奸商多年来与一些民族资本家甚至与某些知名人士有交往，或沾亲带故。我们一旦采取强制行动会不会引起他们的波动？到底对这批人是办还是不办？

    最后，一向以办事果敢利落著称的邓小平拍了板，他爽快地说：“我觉得还是干掉它。有人要喊冤枉，不管它，谁个叫他违法投机？自食其果。共产党不能什么都宽大，否则还以为我们被几个投机者商人吓住了。我们自己有煤、有米、有群众、不怕它！”

    作出决定后，陈毅又用电话报告了中央。12小时后，毛泽东亲自回话表示赞同。

    6月10日上午10时，由公安局长李士英、公安总队副师长刘德胜带领两营部队，400名便衣公安人员，分5路出动，突然包围并严密封锁了整座证券大楼，并宣布：立即停止一切买卖，不许进出，禁止打电话与外界联系，原地等候询问和搜查。楼内2000多人，立即愣住了。经过两天一夜逐个盘查后，先后释放了1863人，最后扣押了250名主犯。

    给投机好商当头一棒的消息，霎时传遍了上海。震动了江浙两省，震动了整个华东，影响波及全国。6月11日，银元“袁头”从2000元猛泻至1200元，大米跌价一成左右。6月12日，米价再跌一成，食油跌价一成半！

    共产党的这一仗打得十分干净漂亮。31年后，一位工商界人士谈起这一事作时说：“就从查封证券大楼之后，我们开始相信共产党说话是算数的。

    上海资本家第一次领教了共产党和陈毅的‘厉害’。大家暗地里告诫自己：向人民政府耍滑头，多半是要‘吃瘪’的“。

    在查封了证券大楼后，“银币之战”并没有结束。12日，中国银行挂牌收兑银元，“袁头”1200元，“孙头”或“船洋”1140元，“鹰洋”或“龙洋”900元。同时限期收存外币，严禁其在市场上流通。货币投机的路一步步被堵死了。与此同时，中央对从全国各地调拨了大批粮、煤、棉花等物资支援上海。

    之后，为了切实保证人民群众手中的人民币不因生活必需品涨价而贬值，陈毅和曾山、方毅等经过研究，决定在华东37个城市举办“折实单位”

    储蓄。所谓“折实单位”包括4样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中白梗米1升、十二磅龙头细布1尺、花生油1两和普通煤255球1斤。这4样东西的价格一有涨落，每一折实单位的牌价也跟着涨落。市民今天按折实单位的牌价将人民币存入银行，改天去取时，人民币数字会有所不同，但仍相当于存入时折合的同样数量的米、布、油、煤4样实物，外加应得的利息。这样一来，职工的货币工资便能保值qi書網-奇书。“折实储蓄”受到了市民热烈拥护，他们踊跃储存。中国银行在开办“析实储蓄”的头3天，就收存了30余万个“折实单位”。后来，职工的工资也按折实单位计算，保证工资能随物价上涨，使人心更趋安定，而且这种方法，在物质困难的情况下，对稳定市场起了极大的作用。

    在稳定金融秩序的同时，人民政府又积极组织复课、复工，使失学学生回到学校，使失业工人回到工厂。不久新政府又赢得了反对帝国主义经济封锁斗争的胜利。共产党人在上海这个新的经济战线上初试锋芒，大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取得了经验。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敌人制造的困难刚刚稍减，天公又不作美。7月24日深夜，一场特大的台风挟着雷电暴雨袭击了上海，刹那间灯火俱灭，一片漆黑，到处都充斥着房屋的倒坍声和人们的恐叫声……陈毅连夜冒雨赶到市府办公室，小车不能开，乘大卡车走，最后大卡车也不能开了，他柱着一根棍子，赤足涉水到了办公室。很快他就查明了灾情：浦东海塘决堤，几十万郊区农民遭灾涌向了市区。市区水深数尺；棚户区房屋倒坍三分之一；几十万亩农田被淹……陈毅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在大世界设立难民收容所，井通令全市学校、电影剧院和会馆等公共场所安置难民，进行施粥和医疗；驻郊区的部队立即开赴决堤处，堵坝疏河，巡逻救护；市区部队火速出动，抢救灾民出险，紧急转运物资。陈毅力争把损失减小到最低限度。

    但陈毅并不就此罢手。事后，陈毅追问：“为什么事先没有气象预报？”

    细查之下，发现《解放日报》在灾前10天当中未登过一次气象预报。再进一步查的结果，发现公用事业的一个单位曾经上报过说太平洋发现台风，可能在上海登陆。报告送到了军管会办公室，却被一负责同志批上“保密”两字，被密存起来了。

    事情清楚后，陈毅拿着这份写着“保密”两字的报告，语重心长地对干部们说：“空袭，不光是美蒋的飞机，还有老天爷的台风暴雨哩！飞机只能屙几个蛋，台风暴雨不但顶上来，还从地上翻江倒海一起来，比美蒋的飞机还厉害。要是我们早知道，采取预防措施，就会减少损失。管理大城市，我们确实没有经验，要对革命对人民负责，还得要学科学知识。这次事件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希望大家以后好好学习！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三年，学习公用的应当成为电气工程师，学习工务的要成为土木工程师……只有自己先成为内行，才能懂得领导。”

    前进的道路不是笔直的，战士们的思想在繁华的上海不可能不起波动。

    随着的时间推移，在驻军战士中，有的觉得睡地板太不舒服了，就擅入民宅找好房子住；有的觉得身上黄里透白的军装太寒碜了，看到工人下班后着装讲究就眼红；有的认为自己流血流汗打下了上海，看到军管人员出出进

    进坐小汽车心里不服气；还有的认为打下南京、上海，革命就到底了，该向后转去解决个人问题了……这些不稳定的思想状态，引起了华东局、三野、上海市军管会和警备区一些领导人的注意，并为此多次召开会议给战士们敲警钟。

    1949年7月1日前夕，华东局，上海市府召开了纪念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党员干部大会。在会上，陈毅、邓小平、粟裕就部队中出现的一些不健康思想苗头发表了讲话。

    陈毅说：我们党28年来英勇奋斗，就是为了今天，为了建设幸福的生活。

    解放上海最有功劳的是龙华的烈士，是他们开头，我们最后完成。许多烈士家属二三十年受国民党的气，我们暂时受点苦257有什么了不起！

    同志们睡地板事小，解放上海事大，影响全国、全世界，这好比一粒芝麻和一座泰山相比。我们今天到上海这样繁华的地方，“头三天最好”，但保持良好纪律是不容易的，要把守纪律看得同打上海一样重要。纪律好，是人民军队革命性质的表现。纪律不好，我们就得天天向人民赔礼道歉。国民党到上海“五子登科”丧失了人心；我们到上海坐“文明监狱”——指不准随便外出、不准进驻民房等等，赢得了人心。军管人员有人办公事，出来坐小汽车，是工作的需要，绝对平均主义是不对的。

 第203章

    希望同志们继续奋斗，完成警备任务。

    邓小平接着说：从渡江到进上海，华东局和总前委对三野是很满意的。

    虽然很满意，但是有了缺点就要批评，如果不批评，就不能认识问题的严重性，就不能在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高一步。三野今后虽无大仗可打，但是担子仍然很重。华东地区，过去是官僚资本、帝国主义势力最集中的地方，海岸线最长，敌人要和我们做文章的话，首先会从这个地方开始。像银元投机，就是敌人作的一次试探性进攻。我们过去是在小湖里游泳，今后是在大海中游泳。已经接触到的问题就这样复杂，今后还有好多的问题没有接触到，要好好学习，掌握政策，组织力量，统一步调。特别要防骄防腐。功臣自居，是政治上衰亡的开始。……现在淹死我们的条件都具备了，我们的同志要好好注意，从吃穿住，从克服惰性和官僚主义，从防止外界引诱做起，要为建设新中国着想。

    在陈毅同志的领导下，在上海地下党的配合下，在上海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下，上海的接管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这一事件表明共产党人不单在军事上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同时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当时的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它的顺利接管对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扩大中国共产党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十二、进军福建提前入闽，是为了提早解放全中国。苏南籍战士牢骚满腹：跟着叶飞就得倒霉！叶飞四次入闽，回首往事不胜感慨！蒋介石说：台湾即头颅，福建即手足，无福建何以保台湾？未绍良心里直犯嘀咕：固守福州，结果只能是上海第二！省参议员极为不满：福建变成外省人的殖民地了。李宗仁十分愤怒：一介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

    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的顺利进行，加快了解放战争的步伐。为了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军队与地方武装的领导，1949年5月至7月，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所属部队的部分领导机构进行了调整。

    5月1日，华东海军领导机关成立。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遵、袁也烈任副司令员，袁也烈兼参谋长。

    同日，南京警备区成立。司令员何以祥，政治委员张藩，淮海战役中起义将领何基沣任副司令员。

    5月7日，皖南军区成立。刘飞任司令员，牛树才任政治委员，万振西任参谋长。下辖芜当军分区（司令员黄光明，政治委员张亮）、池州军分区（司令员金行生）、徽州军分区（司令员符成珍，政治委员王知行）、宣城军分区（司令员赖富）。

    5月19日，浙江军区成立。第七兵团司令王建安兼任司令员，259谭震林、谭启龙兼任政治委员。下辖嘉兴军分区（司令员胡定千，政治委员钱敏）、宁波军分区（司令员谢福林，政治委员陈伟达）、衙州军分区（司令员于怀安，政治委员彭胜标）、建德军分区（司令员赵凌汉，政治委员崔健）、温州军分区（司令员夏云飞，政治委员龙跃）、临海军分区（司令员于德水，政治委员余纪一）、丽水军分区（司令员傅振军，代政治委员彭瑞林）、金华军分区（司令员杨信，政治委员冯起）、临安军分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张凡）、绍兴军分区（司令员方明胜，政治委员张雨帆）、杭州警备区（司令员何志斌，政治委员宋献章）。

    5月28日，淞沪警备区（后改称上海警备区）成立。郭化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维先任副司令员，张克侠任参谋长。下辖吴淤要塞（政治委员张缉光）、第九十七师、第九十八师、第九十九师、第一○○师。

    6月中旬，第三野战军领导机关与华东军区领导机关合并（名义上仍独自保留）。

    7月10日，第三野战军和华东军区领导机关移驻南京。

    同月，第八兵团部、第三野战军军事政治干部学校和华东军事政治大学合并，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华东军事政治大学。陈毅兼任校长和政治委员，陈士榘任副校长，钟期光任副政治委员，聂凤智任教育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下设浙江分校（校长王建安兼，政治委员谭震林兼）、福建分校（校长叶飞兼，政治委员张鼎丞兼）、山东分校（校长丛容滋）。

    第三野战军在调整领导机构之际，前线的进攻并未稍停。

    正当上海战役进行得热火朝天之时，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给第三野战军下达了新的作战任务：“解放上海之后即可迅速进兵东南，提早入闽。”

    中央原计划1950年解放福建全省的。

    早在1949年1月18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目前形势

    和一九四九年的任务》中指出：“1949年和1950年将是中国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两年。”并确定“1949年夏秋冬三季，我们应争取占领湘、鄂、赣、苏、皖、浙、闽、陕、甘等省的大部，其中有的省则是全部。”对福建，中央当时确定的任务为相机占领靠近浙江的闽北一些地区，1950年再解放全省。当时中央之所以这样决定，是基于下述考虑，虽然“不但就军事上来说，而且就政治上和经济上来说，国民党政权是被我基本地打倒了”。但是人民解放军渡江占领了京沪杭长江三角洲以后，需要一段巩固消化时期。因为这一带是蒋介石的老巢、他的发迹地，同时也是江浙财阀的发源地，帝国主义长期侵占中国的集结地，又是当时中国比较富庶地区，蒋介石和帝国主义必不甘心从这一带撤走，必然会千方百计破坏这一区域，因此人民解放军把这个烂摊子收拾起来后，必然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时间去复苏这一区域。

    也只有复苏了这一富庶地区后，人民解放军才能依靠这里的人力物力，进军福建、两广、大西南，继而解放全中国。

    另外，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1950年解放全中国，也是基于帝国主义有可能直接干涉中国革命这一考虑。在指示中，毛泽东说得很明白：“我们从来就是将美国直接出兵占领中国沿海若干城市并和我们作战这样一种可能性，计算在我们的作战计划之内的。这种计算现在仍然不要放弃，以免在事变万一到来时，我们处于手足无措的境地。但是，中国人民革命力量愈强大，愈坚决，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可能性也就将愈减少，并且连同用财政及武器援助国民党这件事也可能要减少。一年以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以来，美国政府的态度的摇摆不定和某些变化，证明了这一点。”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形势的发展比中央和毛主席的预想要顺利得多、快得多。渡江战役，敌人千里江防，一夜崩溃，南京地区的敌军全被歼灭，上海之战，守敌大部分被歼灭，残敌逃掉不多，杭州顺手而得，国民党政权四分五裂，蒋介石李宗仁权力之争日趋激烈、明显，美帝国主义自始至终未敢动手，而且似有抛弃蒋介石之嫌。针对上述情形，为了一鼓作气追歼土崩瓦解的国民党军，也为了最后消除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危险，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决定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

    5月23日，毛泽东、中央军委电示三野：“你们应迅速准备提早入闽，争取于六、七两月内占领福州、泉州、漳州及其他要点，并准备相机夺取厦门。入闽部队只待上海解决，即可出动。”同时中央军委、毛泽东电示二野：“亦应准备于两个月后以主力或全军向西进军经营川、黔、康。”并指示：“二野目前主要任务是准备协助三野对付可能的美国军事干涉，此项准备是必须的，有此准备即可能制止美国的干涉野心，使美国有所畏，而不敢出兵干涉。”同时也指出：“如果上海、福州、青岛等地迅速顺利解决，美国出兵干涉的可能性业已消失，则二野应争取于年底或年底以前，占领贵阳、重庆及长江上游一带。”对于一野、四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也作了相应部署。

    提早入闽与提前一年解放全中国是紧密相关的。对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这一战略决策，叶飞同志在几十年后写的回忆录中仍感慨他说：“这一战略决策，充分地表现了毛主席伟大的气魄和超人的胆略，充分表现了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思想。现在重温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感觉更为深刻。”

    提早入闽的作战任务由第三野战军的第十兵团完成。

    当时第三野战军有4个兵团，15个军共60余万人。三野的第二十四军

    北调山东，准备攻击由美国军队和国民党军联合驻守的青岛（第二十四军尚未到达时，美军和国民党军就已撤逃）。第七兵团准备解放舟山群岛，第八兵团警备宁沪杭地区并进行剿匪（兵团部随即撤销），最强的主力第九兵团在苏南休整训练，准备以后渡海攻台，第十兵团则负责进军福建。第十兵团是渡江战役前组建的，下辖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军，共10万余人。

    第十兵团的干部战士大多数属于山东籍、江苏籍，尤其是二十九军的干部不少就是家住苏南和上海的，眼看着兄弟部队警备上海，卫戍苏南，而自己却要冒暑南征，不免心生埋怨。苏南籍的个别同志闹思想情绪：“跟着管文蔚多好，他是丹阳人，我们就在苏南军区了。

 第204章

    跟着叶飞就倒霉了，要到福建去；韦国清是兵团政委，说不定还要跟着他到广西去哩！”

    针对十兵团干部战士们的思想状况，5月26日，三野前委在上海国际饭店举行了进军福建的动员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十兵团所属各部队团以上军政干部。会上陈毅同志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国际形势，指出蒋介石在丢失了上海后，目前正妄想以台湾为据点，以东南沿海为屏障，处心积虑地进行“反攻复国”的阴谋。为了粉碎蒋介石的美梦，人民解放军必须迅速进军东南，解放福建。同时陈毅针对当时有些干部在胜利形势下滋长的骄傲轻敌情绪和留恋京沪杭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强调要坚决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不给敌人以任何喘息的机会，要痛打落水狗。最后陈毅号召十兵团全体指战员，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去战胜一切艰苦和困难，彻底消灭残敌，建立新功。

    陈毅的一番动员化解了十兵团一部分干部战士心中的埋怨情绪。许多干部战士对于承担进军福建艰巨作战任务有了一种光荣感。他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我门去解放福建，这是对我军的信任。”有的说：“解放了京、沪、杭，好比锯倒了一棵大树，还没有挖根。要不挖根哪，它会发芽长枝，到那时候再动手，可就费劲了！”有263的说：“要刨根，全靠动作快，我们现在不怕敌人多，吃不了；就怕跑得慢，围不上。”

    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前委在选择第十兵团进军福建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这主要与十兵团司令叶飞有关。同时，为了第十兵团进入福建后开展工作的方便，入闽前，中央和三野特派华东局组织部长张鼎丞任福建省委书记兼兵团政治委员，入闽后主持福建地方党政工作。

    叶飞，这位具有菲律宾血统的人民解放军老资格将领，年少时就活跃在闽东大地。曾担任过共青团福建省委代理书记，共青团福建中心市委书记，参与创建闽东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任闽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兼独立师政委。红军长征后，他在福建领导军民坚恃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他领导的闽东红军改编为新四军第六团，北上抗日，从此他离开了福建，但在福建尤其在闽东，他是一个颇有影响的人物。正因为如此，叶飞回忆说：“毛主席至少有三次要把他派回福建。”1944年底，毛主席曾电令叶飞率一个主力旅随粟裕主力旅之后，南下浙江西部天目山，横渡富春江，与浙东游击纵队会合，尔后再继续南下浙南，进入闽浙赣老苏区。1945年4月叶飞率部抵达浙江东部长兴地区，后由于抗日形势迅猛发展，叶飞第一次率部返福建的计划被搁置起来了。1947年7月，毛泽东在指示刘、邓大军“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之际，同时电示：“叶（飞）

    陶（勇）两纵出闽浙赣，创立闽浙赣根据地。其步骤：第一步于现地休整数日，迅速歼击泰安、大汶口、肥城、平阴、东阿、东平地区之敌，占领该区，以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时间在该区域内（或在聊城）完成休息、补充，配备干部及政治动员；第二步出至皖西，建立临时根据地；第三步相机渡江至皖南，建立第二临时根据地；第四步至闽浙赣目的地。两广纵队受叶陶指挥，随同南下。并请考虑成立东南分局，子恢、鼎丞、曾山前往主持。“7月29日毛主席再次电示：”两个月内山东全军仍在内线作战。两个月后准备以叶飞纵队再加他部，取道皖西或苏中，相机出闽浙赣。两个月内派干部或小支队先去。“由于当时叶飞纵队正从膝县、邹县战斗中撤出，回师向东，然后又转头向鲁西南突围，没有接到毛主席的指示，因而叶陶两纵未能南下执行上述任务。1948年1月，毛主席又拟由粟裕任司令员、叶飞任副司令员率华野一、四、六纵队组成一兵团渡江南进。当时毛泽东设想一兵团在湖北的宜昌至监利的几个地段渡江入湘西，或从洪湖，沔阳地区渡江进入鄂南，先在湖南和江西两省周旋半年或一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到达闽浙赣边。后来，由于中央军委和毛主席采纳了粟裕的建议——华野继续依托中原、华东两解放区，会同中原野战军作战，同意华野一兵团在整训结束以后，4至8个月内，暂不向江南作战略机动，以便集中力量，在中原黄淮地区打几个大规模的歼灭战。这样，毛主席要叶飞第三次率军去福建的计划被放弃了。

    张鼎丞，福建永定人，早年长期活跃在闽西地区，是闽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创建人之一，担任过特委书记，纵队政委，中华苏维埃土地人民委员和福建省苏维埃主席。红军长征后，他继续在闽西领导军民坚持游击战争，任闽西军政委员会主席。抗日战争期间，随新四军北上抗日，从此离开福建。

    张鼎丞参加革命早，因而粟裕等尊称他为“张老”。在福建张鼎丞颇有威望，尤其在闽西，老百姓称他为“土地爷”。

    由于叶飞、张鼎丞对福建人地两熟，在福建颇有群众基础，因而中央决定派十兵团挺进福建。

    5月27日中午，解放上海之战刚一结束，十兵团就接到三野前委的命令：未担任警备任务各军于战斗结束后撤至市郊休息，十兵团全部进行入闽准备。

    第十兵团于是在刚解放了上海之后，就撤出了上海，集结于苏265州、常熟、嘉兴一带休整，进行紧张的入闽作战准备。

    由于三野司令部认为逃到福建的蒋军，都是残兵败将，不会有大的战斗，因此三野原计划只使用十兵团的两个军进入福建境内作战。叶飞不同意三野司令部这一做法。他认为，凭他二三十年代在厦门、福建做地下秘密工作以及后来在闽东坚持3年游击战争对福建的了解，以两个军进入福建作战兵力不足，于是叶飞向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建议：以十兵团全部3个军担任解放福州、厦门及福建全省的任务。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同意了叶飞建议，并且为防备在解放福州、厦门时美帝国主义的可能介入，进行军事干涉，以二野主力控制浙赣线，掩护第十兵团完成上述任务。

    由于上海战役期间第十兵团担负西线作战，伤亡较大，部队经过半个多月战斗相当疲劳，而入闽的准备工作，配备干部、调整组织、政治动员、接管准备，都需要时间，因此叶飞向华东局和三野司令部建议，部队不宜马上出发，先休整1个月。华东局报党中央后，批准了十兵团的意见。

    要解放福建，对于第十兵团来说，军事上面临的问题远比接管面临的问题小一些。当时张鼎丞就认为“经营福建的最大困难是干部力量不足。”福建历来有“八闽”之称，自元代开始，就设有建宁、延平、邵武、汀州、福州、兴化、漳州、泉州八路或八府。全省共有80多个县，福州是省府，厦门是对外的重要口岸，福、厦都是所谓五口通商城市。因此接管和经营福建，必须有1个省级、2个市级、8个地区级、80多个县级的党政领导班子和业务领导干部。由于解放福建战争的提前，当时张鼎丞手中只有由太岳、太行地区调集来的1套区党委、6套地委专署的4000多名干部，而接管浙江就用了8000名干部。接管干部的不足颇使张鼎丞烦恼，后叶飞给张出主意，通过陈丕显（时任苏南区党委书记）在苏南地区商调了2套市级领导班子的干部，又从上海、苏州吸收了几百名知识青年，这样共有5000余名干部，可以组成福建省委及各级党政机构。之后，张鼎丞领导接管干部紧张地进行接管福建的准备。

    十兵团在苏州、常熟、嘉兴一线休整之际，蒋介石一刻也未空闲。

    5月27日上海的失守对于蒋介石来说又是心灵上一个新的创伤。他的许多野心、他的许多计划连同他把美国在上海拖入中国内战泥潭中的美梦都化为灰烬。几天下来，他变老了许多。

    5月底，蒋介石终于结束了长达半月之久的海上漂流，飞抵台湾。由于对陈诚防务的不放心，他先后居住在阳明山和高雄寿山。初到台湾，蒋氏的心情十分悒郁。

    从蒋经国的日记中，可看出一些端倪。

    6月1日，“霪雨初晴，精神为之一振，但很快地又感觉到是愁苦。连夜多梦，睡眠不安”。

    6月9日，“昨晚夜色澄朗，在住宅前静坐观赏。海天无际，白云苍驹，变幻无常，遥念故乡，深感流亡之苦”。

    烦闷归烦闷，痛苦归痛苦，此时的蒋介石并没有甘心就此输给老对手中共，他还想挣扎，还要与中共再较量。因此就在这“多梦”“睡眠不安”之际，蒋氏又拟定了一个新的防御计划。在计划中，台湾防务为第一，这既是他最后的落脚点，也是他日后反攻大陆的基地。为了守住台湾，蒋氏认为首先有必要守住东南沿海地区，它们是台湾的屏障；其次是舟山、马公、金门、澎湖一线。6月初，江苏全省已被解放，浙江仅剩以定海为中心的舟山群岛，只有福建省还算完整，因而对于蒋介石来说，当务之急，是部署福建的防务。

    蒋介石一向重视东南沿海地区，尤其是福建。不仅因为这些地区物产丰富，是台湾的天然屏障，而且因为这些地区紧靠海岸有直接得到盟邦物资支援的便利。早在蒋氏第三次下野前的20多天，他就在南京黄埔路官邸召见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说：“福建非常重要，没有福建就没有台湾。

 第205章

    你到福建协助李良荣主席注意闽浙边区、闽粤边区和闽台之间的联系。你所带的独立第五十师是战略预备师，是美械装备，应好好训练，作为防卫福建的有生力量。”1949年5月初，当蒋介百乘江静轮驶离上海，预料该城不久即将陷落时，他对蒋经国说：“中国最佳的希望在沿海的抵抗，藉此可与自由世界维持其联系。”

    其时防守福建的国民党兵力严重不足，除李以劻独立第五十师装备精良，兵员充足外，其余全是渡江战役和淞沪战役失败后溃逃到福建的残兵败将，不是缺枪少弹就是少衣无粮。这些残兵败将到达福建后经暂时整编，在

    福建的国民党兵力共有3个兵团7个军，为：李延年第六兵团暂辖李天霞第七十三军、劳冠英第七十四军、于兆龙第九十六军，该兵团负责防守闽江以北地区；李良荣第二十二兵团辖沈向奎第五军、陈士章第二十五军，该兵团防守闽南泉州到厦门地区；刘汝明第八兵团辖曹福林第五十五军、刘汝珍第六十八军，该兵团防守闽西南龙岩到漳州地区。此外还有以侯镜如、方先觉为正、副团长的公署军官团。福建省总兵力不足18万人，统归福州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指挥。

    防守福建的国民党士兵不仅数量不足，而且军心涣散，军纪废弛，己无作战的信心。自4月下旬长江江防被解放军突破，5月下旬上海被解放军占领后，国民党一败再败，许多部队自4月下旬至5月中旬20多天中，狂泻2000里以上，惟恐跑得慢，根本无心作战。6月初第二野战军一部长驱进入闽北、第三野战军一部长驱进入闽东后，退守福建闽江以北的国民党部队均不想再战，只想渡过闽江逃往闽南去苟全性命。福建绥署主任朱绍良，蒋介石下野安排在福建的一枚重要棋子，面对残兵败将，士气低落，也不想固守福州。尽管自人民解放军一部进入福建境内之后，蒋介石在上海及马公岛一再电令，要他在福州附近构筑一个半永久性的防御工事，作坚强的防卫作战准备。可朱绍良根本就没有在福州建筑半永久性的工事，只是要陈士章在福州西北，要李以圆在福州大小北岭，王修身在福州东北，构筑一线野战工事，应付一下。而且福建的一些元老也反对蒋介石在福州决战，以免地方靡烂，反对最激烈的当属“福建上将”萨镇冰和陈绍宽。

    1949年6月21日上午，蒋介石亲临福州市，一来为鼓励士气，收揽人心，一来为了表示他坚守福州的决心。原计划在福州省府召集党政军重要人员开会和谈话的，后蒋介石因听说福州情况复杂，不敢入城。

    上午9时30分，蒋介石在福州市南郊飞机场办公大楼召开临时军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福州绥靖公署主任兼福建省主席朱绍良，淞沪战役败军统帅汤恩伯，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参谋长范诵尧（兼代福建保安司令），第六兵团司令官李延年、副司令官梁栋新、参谋长任同棠、第二十五军军长陈土章，第七十三军军长李天霞、第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第九十六军军长于兆龙、第一○六军军长王修身、独立第三十七师师长吉星丈、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各军的师长、各师的团长、联勤总部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缨启贤及其直辖通信兵团、监护团的团长，福州绥署各处处长、第六兵团司令部各处处长与绥署、兵团部直辖的宪兵、警卫、特务、水警等独立团团长，各军各师的副军长、副师长等80余人。此外，国民党总裁办公室主任俞济时、参军兼福州警察局长施觉民、总裁警卫室主任兼厦门司令石祖德、总裁机要秘书曹圣芬等均行列席。

    会议一开始，蒋介石就严肃地说：“我是一个下野的总统，论理不应再问国事，一切由李代总统来处理危局和共匪作斗争。但想起总理生前的付托，勉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的遗言。现正是我党危难关头，所以我以党的总裁地位来领导大家和共产党作殊死战。个人引退半年来，没有片刻忘怀久经患难的袍泽，269望大家戮力同心，争取最后胜利。”说到这儿，蒋介石竭力表示振奋的样子，并且脸上露出微笑。

    接着蒋介石总结了前段战事，他说：“三年来各战场均失败，主要原因

    固然是我诚不足以感矣，也由于各级将领无德无能。我己听说了福建守军装备情况，除独立第五十师李以劻部兵员武器充实外，其余全省各军兵员、武器均差得很多。这个问题当前靠征兵、靠美援，俱难济于事，特别武器一项不易解决。美械愈来愈难，国械各兵工厂俱在大后方，每月产量有限，全国分配不足之数相差甚巨。大家应该知道：我们的盟邦美国，自抗日后期由于我国政略胜利，得到美援，美械的装备，六七年以来已装备我军将近100个师，并有其他重武器、化学武器。大战结束以后，美国目下存在菲律宾及日本冲绳基地的武器有限。盟邦看到我们屡打败仗，将它援助的东西转而送给了敌人，并壮大了敌人，朝野俱有不满，认为援蒋等于援共，真使我惭愧之至。现在武器来源不容易，大家再不知艰难，随便遗弃武器如阔少爷一样，就只有束手待擒。依当前情况，将来美械补充困难，就是国械土造也难如数补充。敌人把我们的武器抢去，部队战力强大起来，把我们的兵俘去，反过枪头来杀我们，的确是我们奇耻。如果大家不下决心，以一死报国，将为百代的罪人。“说到这里，蒋介石的语调不觉低沉了下去。然后他眼盯着七十四军军长劳冠英说：”劳军长，你听清楚没有？你所带的部队，就是有人没有枪，何等可耻！各军师长、团长回到部队去，要传达我的指示，人人做到爱枪如命。“

    最后蒋介石讲到了会议的主题——固守福建。他说：“守长江及浙江的部队溃退到福建，是在5月上旬。当时敌匪陈毅主力攻上海，只刘伯承一部跟踪入闽。所幸敌人摸不清福州底细，所以没有长驱直入。如果敌人洞悉你们狼狈状态，一个团就可以占领福州了。你们任兵团、绥区司令的，只顾逃命，弃盔丢甲，沿途扰民，来到福建。我姑念前劳，未令国防部严加追究。

    除裁撤大单位外，把大家保留下来，编余的悉有安置。现在各部队士气不振，军纪废弛，据报当师长、团长、营长的仍想南逃，有些未经批准竟擅去台湾。

    对福建兵要之地竞失去信心，良可浩叹！大家应该知道台湾将是党国的复兴地，它的地位的重要性异于寻常。比方台湾是头颅，福建就是手足，没有福建即无以确保台湾。以福建而言，守不住闽江以北，闽南也难以确保。今后大家要树立雄心壮志，和共匪顽强斗下去。最迟到明年春，世界反共联军就会和我们一道驱逐赤俄势力，清除赤色恐怖。希望大家回去转达所属，知道我的希望与决心。在共匪未入福建之前，迅速整顿，作保卫福建的准备，用自己热血来巩固台湾，国土就一定能够恢复。“

    会上，蒋介石就福建防务作出下列决定：1、进入福建之解放军，在6月16日以前，除第二野刘伯承部一个军进入福建北部，占古田之解放军不足一个师。第三野陈毅部占上海后，现在浙江休息，进入闽东边境的仅一小部。现在守备闽江以北地区的第七十四军，第一○六军（会后蒋介石命人点编发现人员严重不足，撤销番号与第九十六军合并为一个军）、第二十五军及独立五十师、独立三十七师仍固守罗源、连江迄福州西北大湖、雪峰、古田附近之线。

    2、第九十六军及独立第五十师作收复古田的准备；收复古田后应加以固守，以巩固福州外围据点（古田位于福州西北约100公里，四面皆山，城厢位置很低，乃福州通往闽北至浙江必经之道。蒋介石十分看重古田，认为它是福州外围唯一战略要点，不占据古田难以确保福州，7月下旬于兆龙、李以劻率一部分兵力向古田搜索前进，先头部队受到解放军阻击后，于兆龙、李以劻鉴于第十兵团先头部队已抵古田，“收复”古田已不可能，上报朱绍

    良请示机宜。朱复电，放弃占领古田计划，李以劻撤回大湖转为守备，于兆龙部也调整部署。于是蒋氏期望占领古田的幻想，也便冰消云散不再重提。

    3、第七十三军仍确守平潭岛，加强据点，实行清乡，并封锁福清海口与平潭岛间交通，严格检查。

    4、驻漳龙地区之第八兵团、泉厦地区之二十二兵团不北调。闽江以北兵力不足，将由台湾抽调增防，并加强重火力的配置。

    5、原决定独立第五十师调金门归还二十二兵团建制暂缓实施，容收复古田后再定。

    6、守福州的二十五军、一○六军及七十四军之第二十三师迅速加强工事，近郊要点应构成半永久性工事以资固守，征工征料由福州绥署统一计划之。

    以上统由福州绥署朱主任速作调整布置。

    后勤补给方面，蒋介石在会议上也作了安排。

    （甲）在闽各军，有兵员而武器不足者，由福州补给区迅将存于高雄约两个师的国械装备运闽，先行发给守备连江、平潭之七十二、七十四两个军，其余平均酌量补充，以资应急。不足之数，另行由后方设法调用一部。

    （乙）在闽美械装备部队（如独立第五十师）之弹药，尽速由台湾补给区补足三个数。马尾弹库所存之国械弹药，速行发足闽江以北各军，以资备战。

 第206章

    （丙）军粮缺乏，系由船只困难迟误所致，决由福州绥署主任朱绍良与联勤副总司令兼台湾港口司令何世礼协商定运，不得再误。

    （丁）部队服装不足情形，限6月底清查确实数量，由福州补给区向台湾补给区补每人一套夏服，此事由第一补给分区司令缨启贤火速办妥，迟误即究。

    （戊）马尾要塞重建工程及福州防御工程费用，另案预算。能就地征用者，速行构筑，不得延误。

    会后，蒋介石又分别召见了朱绍良、汤恩伯、李延年、王修身、陈士章、劳冠英、于兆龙、吉星文、李以劻等9人，或则当面打气，或则查问人事，或则指定任务，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的多疑、独裁和某些暗中的布置，下面择其要者一述。

    蒋介石传见朱绍良时，主要谈以下几个问题：（1）征询朱对东南行政长官人选的意见。蒋为了拉拢朱绍良为自己卖命，表示他和陈诚都认为由朱担任最合适。朱一听，赶紧表示，恐难胜任，陈诚担任东南行政长官比较合适。

    因为陈诚熟悉台情，而且过去历任军政部长、参谋总长多年，对东南各省军政人事、指挥调度较为便利。其实蒋氏心中早就定下陈诚充任东南军政长官，他提出此点，不过是试探朱的态度。（2）蒋希望朱绍良在调整部署之后，共军未进攻之前，如情况许可，到闽南视察，并亲到漳州和刘汝明见面，消除前嫌，以示同舟共济之意（刘与朱因一向不在一个战场或地区相处，原无宿怨。5月上旬，刘率第八兵团南窜抵闽北建匝，照理进入福建应受福建最高指挥部——福州“绥靖”公署的指挥，可刘进入闽境数百里，竟不向朱报告情况。后朱派少将高参汤位东到建瓯和刘联络，刘傲慢不理睬。朱绍良为此特向蒋介石控告刘企图不明。后刘兵团的五十五军七十四师李益智部，在南窜途中迷失方向，与该兵团失去联系，擅自窜抵福州附近，朱绍良立即派人收容并想加以改编。这颇让刘恼怒，向蒋告状。因此刘入闽近两个月未与朱

    主任照面，连电报往返也很少。刘朱矛盾很使蒋介石不安，他认为这不利于守卫福建。（3）蒋要求朱绍良认真督饬各区专员、县长，加强地方团队，利用党团骨干征集志愿兵，配合正规军作战。（4）蒋要朱对于地方参议会，一面要设法“诱导”，叫他们不要轻率提出反政府的意见；一面亦要立威，对在地方上有煽动行为者，加以严厉处置，借以慑众。（5）蒋再次对朱绍良说明福建在战略上的重要性，希望朱在战前多加计划、部署，并实行督战，以稳定局势。

    接着蒋介石传见了汤恩伯，要汤对福建备战作全面性的计划，分“大陆要点守备”与“沿海岛屿守备”两案具报，并要求汤在共军未继续南进前，着重乘舰沿海岛屿布防，加强督练，整饬官兵颓唐现象。

    蒋介石最后传见了独立第五十师师长李以劻，谈的内容比较多。李以劻在淮海战役期间，是蒋介石派到前线战场去的战地视察官，这种“监军”明查暗访，有事均“直达天听”，颇有“钦差大臣”的特殊使命，是蒋氏的一种特别耳目，一般只有亲信才可担任这类差事。

    蒋介石首先要李报告自离开总统府半年来在福建地区所见到的重要事情。然后蒋问道：“据报朱一民主任每天醉酒吟诗，对备战很松弛，是否属实？”

    李回答：“他饮白兰地酒是经常的，但不很醉。得空时，爱和福州官僚、文人聊天，有时和省府秘书长曾小鲁吟吟诗。他对福建备战，不很积极。表面看来很平静，但对守住福州信心不大。两月前李汉魂（时任李代总统府参军长）来榕，朱要我作陪。席间李汉魂对朱说，历史上守福建没有成功的先例，劝朱注意调整部署。朱当时曾表示：”国家成败兴亡定于数，非人力所能挽回‘。前月萨镇冰、陈绍宽、了超五、何震等人向商人筹款，组成福州市民自卫队300人，目的是在将来国军撤退前后，由自卫队临时维持治安。

    这件事，事前是得到朱主任默许的。如今校长要我们死守福州，上述这些事情，请校长估计一下。“蒋听后亲自记下。

    蒋又问：“加强福州工事问题，我一再向顾总长说过，要国防部赶快进行。也一再函告朱一民加紧构成半永久性建筑，作持久战打算。但是据报，福州工事做得太差，没有一点计划。是否征工征料难，还是福州绥署不奉行我的指示，到底是什么原因？”

    李回答说：“在福州外围，野战工事有了一点，但很薄弱。有计划的守备问题，福州绥署并未明确区分任务。至于半永久性筑城一点没有。福州市长何震说，在福州做工事，征工征料不易，除非政府拿出钱来，再说即使有了坚固工事如上海，又能守多久？”蒋介石听到这儿，一边摇头感叹，一边问何震的出身及其平日言行。

    蒋问：“福州绥署副主任吴石，自由国防部史料局长调回福建以后，据报有厌战论调，并曾多次向人说，国民党不亡，是无天理。你听他讲过这些话么？他在陆军大学任教时，你在陆大肄业，听过他的课么？你谈谈他的情况吧！”（注：1950年吴石因福建特务头子王调勋告发有通共嫌疑，被蒋介石杀害于台北。）

    李小心地回答说：“1940年我考入陆大时，吴已调走了，没有听过他的课。1942年我从陆大毕业，回第九战区工作，路经广西参加柳州陆大同学聚餐时，才和他认识。1947年我在国防部工作时，曾与他见过几次面。他是从战略上来谈勘乱问题的。他认为长期打下去，会把我们拖败，在战场上要

    想三年五载将共军消灭实不可能。因战线长、战场宽，在江西围剿三年尚不成，何况今天共党羽毛已丰乎？“接着李义报告一些吴石的近事，他说：”今年5月底他来福州，不久邀我至他家中吃饭，当时他说过：福州易攻难守，最大的地障是背靠乌龙江；福建是山岳地区，便于打游击，而打游击又是共党的起家本事，我们的游击本领比共党差多了。又说，从三年国共战争来看，今日的国民党，无可战之将，亦无可战之兵，他这个绥署副主任心有余而力不足，同样也是个饭桶。又说，当今之计，从政略、战略、战术、战斗诸方面看，一线之望或可持久者是守岛屿，因共方无战船不能水战。“蒋听后急忙记下。

    蒋又问：“福建省参议会在我引退时，据报曾策划反对征兵，连招募志愿兵也反对，是否属实？他们也曾主张过‘闽人治闽’和‘联省自治’，是否属实？福建人对中央还有什么不满的？”

    李说：“福建省参议会议长丁超五及大部分省参议员，排外心理很重。

    唯闽南、闽北两派地域观念的隔阂，在意见上也不完全一致。总的说来，以闽北人尤以福州的土绅、官僚、政客、退投将校为甚。例如去年年底校长派我来福州兼任师长时，当时在南京和福州就有许多人骂过李良荣主席，认为李丢尽了福建人的脸，在福州成立一个独立师，还要用一个广东人来当师长。

    今年春天，总统府参军施觉民调兼福州警察局长，第三局高参于天宠调任闽北师管区司令，参议会均大加反对，认为‘福建人只配当兵，不配当官’。

    他们说，福建成为浙江和其他外省人的殖民地了。又说，‘真奇怪，共产党对福建人不轻视，还出了一个邓子恢任中原政府主席，在国民党则空空如也，连本省主席也要外省人来当。国民党对福建人薄待至此，这种兵还能应征么？’这些事情，与守福建、守福州的困难是分不开的，请校长注意这些言论的影响。至于‘联省自治’或福建自治问题，在校长引退以后，他们认为大势已去，朝廷无主，只有各自为政。这种论调在3月间还有所闻，近月来却没有听到了。“蒋听后略记了记。

    蒋又问：“李司令官（李延年）对战局信心怎样？吃大烟的瘾戒了没有？

    是否还常常搓麻将，他有什么困难？“

    李说：“近月来，李司令官的思想十分消极悲观。他前月告诉我：自总统引退后，人心大变，战也亡，不战也亡，这是中华民国的国运问题。现在福建尽是败亡之将，惊弓之鸟，只知上骗总统，下压官兵，对上浮报，对下克扣，打起仗来只知保全性命。至于他本人，生活腐化，校长是清楚的；他到福州后，仍喜欢吸大烟，打麻将。不过他打仗有办法，算断敌情比较精确，气量较宏，统驭上也较服从。李本人对总统是忠实的，但对陈总长（陈诚）

    则非常不满，在思想上亲何（应钦）、轻陈的倾向是一贯的。他非常担心日后陈诚作他的顶头上司不放过他。“蒋听罢频频点头，没有作记录。

    上述对话中，蒋氏前一个“据报”，后一个“据报”，可见他所“据”

    的“报”不止一处。蒋氏为了维护自身的地位，一向喜欢设置层层种种特务组织，从各方面监视所属人员举动，同时又让他们相互监视，以便控制。当局势于他不利之际，他更加疑神疑鬼，连部下的饮酒吟诗，全在他监察范围之列。这成了他极权统治的一大特色。

    李以劻谈完李延年情况后，蒋介石说：“时间到了，我不进城了。原想进城巡视，看看福州父老的，容下次再来吧！”说完他又转身问：“还有什么意见？有什么困难？”

    李说：“关于收复古田之事，这个任务比较困难。

 第207章

    九十六军是杂牌军，构成复杂，兵员装备又不充足，即使攻下古田，只怕也难固守，当前福州外围兵力单薄，加上军粮不足，补给线太长，攻守都有困难。校长不是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么？目前共军正在休整，这是共军作战惯例。我们守闽江以北的部队有8万之众，如果在陈毅主力未入闽进攻福州之前，有计划地将主力撤过闽江这一条非常不利的地障，逐步抵抗至闽南，这对持久作战很有利，对巩固台湾外围，更有实际效果。我向校长提出这些，并不是怕死，而是从大局着想。”

    蒋介石听完，叹了一口气，说：“你当我的学生，难道不知先发制人、先声夺人、安定人心的重要性么？没有军队还有国家么？保存军力是重要的，但福州过早落入共匪手里，其政治影响甚大。台湾人半数以上原籍福建，对故乡十分关怀。南洋一带的侨胞，也是福建籍占多数。如果他们知道福州失了，就更误以为我们国民党彻底失败了。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就会使我们失了海外侨胞的同情与支持。所以为了大局，福州是必须死守的。希望你体会我的心事，放胆去做，只要将领有必胜信心，处绝地也可以生。同时，你应明白，我们政略是成功的（意指依靠美国），有我领导你们，有台湾在，即使大陆尽失，也可复兴。”

    蒋说完了一番聊以自慰又慰他人的话以后，下午3时，由朱绍277良陪同赴飞机场。3时30分，“美龄”号飞机起飞离开福州，朱绍良赶紧宣布“各回原防，听候具体指示后行动。”

    根据福州会议精神，6月25日蒋介石成立了东南军政长官公吾，统一指挥浙江（其时浙江仅剩下以定海为中心的舟山群岛未解放，为周喦、石觉、郭忏等部所盘踞）、福建、广东、台湾四省军政事宜。东南军政长官为蒋氏心腹爱将陈诚、王东原、罗卓英副之。7月1日，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开始行使职权。由于陈诚主要活动在台湾岛，蒋介石对东南沿海的防务仍不放心，不久任命了淞沪战役败军之将汤恩伯为东南前进指挥所主任，并有逐步取代朱绍良的意思。

    6月27日，蒋介石在台北召开了东南军政会议。苏、浙、闽、粤、台五省主席，闽粤绥靖主任，各兵团司令或副司令，各绥署参谋长、驻台各军师长均规定出席。在会上蒋介石再次重申了确保台湾，作为“复兴”中华民国基地，集中可能集中的力量，巩固东南各省防务，借以巩固台湾外围屏障的决心。

    8月15日，蒋介石写信给福州绥署主任、省主席朱绍良：“西南方面另有事借重，请将福州绥署任务交汤恩伯同志照料，即来台北。”次日起汤恩伯就取代8个月前出任此职的朱绍良，负起实际责任。

    朱绍良原是蒋介石心腹人物之一，这次之所以被撤，一则因为他对福州防务不甚尽心。福州会议后，朱绍良对构筑半永久性工事仍不热心，这主要由于他对坚守福州没有信心，认为斯大林格勒堡垒式的上海都守不了半个月，福州南有乌龙江、东临大海，背水之地，如何能固守？何况福州贫困，征工征料很是困难。另则据李宗仁说，朱的被撤是因为7月下旬朱绍良对李的福州之访太过热情，因而引起了蒋的猜忌。其时李蒋争权已白热化。李事后回忆说：“蒋先生是个多疑而睚眦必报的人，心胸极狭，朱绍良偶一不慎，便由心腹股肱转眼之间变成仇人了。”

    蒋介石撤销朱绍良委任汤恩伯之时，李宗仁代总统一无所知。事后蒋派一秘书到广州，要阎锡山的行政院对汤恩伯出任福建省府主席兼福州绥署主任予以追任。

    李宗仁对此极为愤慨，当即对阎说：“蒋先生今日在宪法面前是一个平民，以一个平民随便撤换封疆大吏，成何体统？况且蒋介石如要在幕后干预行政，尽可向行政院建议。今政府事前既毫无所知，事后却要追任既成事实，实在太不像话。政府不应自毁法统，承认汤作主席。”

    阎锡山苦笑着说：“总统，你和蒋先生共事多年，难道不知道蒋先生做事向来不顾法统？他如果看重法统，也不至有今天了。现在汤恩伯已做了福建省主席，我们反对也反对不了，说出去反而有损政府威信。你已经忍耐很多了，这件事我劝你还是忍耐算了。”

    李宗仁只好再次忍气吞声，一个星期后，李宗仁副署任命。

    蒋介石一心固守东南沿海和台湾，是以牺牲华南为代价的，这必然引起一部分南迁广州的国民党要员和两广地方实力派的反对，这样蒋介石和李宗仁之间不可避免地爆发了一场守粤之争。

    南京政府南迁广州以后，守卫广州这个临时国都遂成了问题。国民党南迁要员和两广地方实力派，都认为保卫广东远比据守沿海某些据点重要得多，希望蒋介石将嫡系部队调到大庾岭以北地区，与白崇禧所指挥的兵力紧密联系，并肩作战。6月20日，广州国民党中央于广东“绥靖”公署二楼会议厅召开中常会讨论华南防卫问题。会上顾祝同首先报告上海撤守以后的军事形势。接着参谋次长萧毅肃发言，指出胡宗南于5月20日退出西安后，转进四川；宋希濂兵团也自华中入川。因此保卫华南部队，只有白崇禧的3个军。

    对于国防部如此军事部署，吴铁城大为不满，没等萧毅肃发言279完毕，他马上站起来说：国防部这种兵力部署，根本没有保卫华南或广东的决心，为什么汤恩伯部从上海撤出时，不移军广东，而撤到福建沿海？刘安琪部从青岛撤出为什么远去海南岛而不调驻粤北？从这些部署看，国防部只准备守住沿海一些岛屿，从来没有制订保卫华南的整个军事计划。吴认为国防部的做法是“本末倒置”。最后吴铁城责问：“我愿意知道，国防部这样部署兵力，究竟是谁的主意？”

    吴的一番责问，使新上任的行政院院长阎锡山和参谋总长顾祝同面面相觑，不吭一声。接着马超俊发言，他也同意吴铁城的意见。会场气氛骤然紧张起来，最后顾祝同不得不说：“所有部队调动和兵力部署，以及有关构筑防御工事，都是由总裁亲自决定的。”会议最终不欢而散。

    蒋介石如此军事部署，不仅是为自己留一后路，同时也是想置令他头疼的桂系李、白军于孤立境地，借中共之手将其消灭。

    李代总统很清楚蒋氏的用心，这之后李宗仁三番五次逼蒋介石更改军事部署。7月中旬，蒋介石赴粤后，李宗仁就守卫广东问题与蒋当面摊牌。蒋答应考虑后再说，而实际上他从未考虑过更改军事部署。7月28日，李宗仁亲自赴台北见蒋介石，再度要求集中兵力保卫广东，同时请蒋允许白崇禧主持国防部工作。蒋答复说：胡宗南、宋希濂反对白崇禧任国防部长，胡、宋二人手握重兵，又负有西南保卫之责，故他二人意见不能不考虑。对集中兵力保卫广东一事，蒋说目前兵力有限，不能防守大庾岭以北地区。李宗仁台

    北之行空乎而归，心中很不痛快。

    这之后，李宗仁多次重提防守广州问题。蒋介石虽然声称广州保卫战是“决定最后成败的一战”，而实际上他已命退至海南岛的蒋家军胡琏兵团向闽南靠拢，致使粤北门户洞开。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广州。蒋、李防粤之争以李宗仁失败而告终。但也就在这件事上，使李宗仁下定决心：“王八蛋才去台湾！”

    7月2日，刚休整了一个月的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就在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的率领下从苏州、常熟、嘉兴等地冒暑南进。

    在此之前，第二野战军的杨勇兵团驻扎在上饶，以一个师前出南平。6月上旬，叶飞派第二十九军参谋长梁灵光率领一个工兵营为先遣队进抵建瓯，同当地党组织和游击队建立联系，了解情况，整修公路，筹措粮秣。

    福建是东南沿海地势最高的一省，山地、丘陵占全省面积的90％，因而进军福建的最大困难就是交通不便，武夷山、洞宫山、雁荡山、仙霞山、括苍山等高1000米以上，山峦连绵，道路崎岖，村庄分散，人烟稀少，仅有的几条公路也因多年失修，加上国民党军撤退时桥梁大部被破坏，都无法通车。

    河道也因水急，土石壅塞，大多不能利用，就是能利用的几条河道，船只载量也极小。

    先遣队的任务十分艰巨。他们先乘汽车出发，途经嘉兴、杭州、衢县到浦城。由于浦城以南公路已被敌人破坏，先遣队不得已改为步行，经水吉、建阳等地，6月20日前后到达建瓯，与在这里坚持斗争的曾镜冰胜利会师。

    曾镜冰，海南琼山县人。1927年加入共青团，1931年进入中央苏区，1933年4月到闽北，以后在黄道同志领导下，坚持了3年游击战争。新四军北上后，曾镜冰留在福建坚持斗争，1938年后任福建省委书记，以后任闽浙赣省委书记，被选为七届中央候补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他在福建仍坚持武装斗争，任闽浙赣人民游击纵队司令员兼政委。

    先遣队与曾镜冰领导的游击队会师以后，6月底在建瓯县城广场召开庆祝会师大会。这次大会推进了福建人民群众踊跃支前。会师后，曾镜冰和当地其他领导同志在听取了梁灵光汇报后，立即进行了研究和布置：黄■禹配合后勤先遣组负责支前粮草工作，粘文华负责支前交通工作，苏华同志潜入福州收集敌情和做好接管福州的准备工作，曾镜冰则亲自出任建瓯军管会主任。

 第208章

    先遣队的果敢能干为十兵团大军南下扫清了障碍。

    十兵团大部队7月2日自浙江嘉兴东站上车，沿浙赣路西行，分别在浙江江山县和江西上饶下车，尔后分兵两路进军福建。一路由二十八军、三十一军组成，在兵团部率领下，在江山下车后，经浦城长驱250余公里，向建阳、建瓯进发；一路由二十九军组成，在上饶下车后，经崇安行程200余里，向福建北边挺进。为了侦察宁海、温州方向敌军动向，保障东翼安全，叶飞同时派出一个侦察营由金华下车后，经丽水、云和一线，行程340公里，抵达福建寿宁、福安地区。

    时值炎夏，一路上十兵团广大指战员行军十分艰苦。古语云：六腊月，不动兵。何况广大指战员还须身负数十斤重的武器、装备和粮食，爬山越岭。

    艰苦的行军使十兵团每天因中暑而非战斗减员的人数不断增加。

    福建北边山区多是老革命根据地。一路上，十兵团不断得到闽北山区游击队的帮助。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领导的红四军就创建了闽西革

    命根据地，在这里举行了著名的古田会议。1929年毛泽东曾写了一首诗记录这段光辉历程：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叶飞部队进入福建境内后，人民游击队就主动为部队当向导，侦察敌情，配合作战，山区人民也动员起来，为部队筹集粮草，修桥筑路，还在山村路口摆下茶水站，热情欢迎解放大军。

    行军尽管艰难，在人民游击队的支持下，在胜利信念的鼓舞下，第十兵团于7月下旬胜利到达建瓯、南平、古田地区，并立即展开了对敌进攻的准备工作。根据野战军首长的指示和福建的敌情、地形、交通条件及我军状况，叶飞、韦国清决定，首先围歼福州守敌，控制福建中部，打开局面，然后乘胜南下，续歼泉州、漳州、厦门地区之敌，解放全省。

    福州是福建的省会，又名榕城，当时人口50万，是我国东南沿海重要港口之一。福州位于闽江下游，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地形易守难攻。7月初，当十兵团大举入闽后，蒋介石坐卧不安，又一次从台北飞临福州，亲自督战，并将李延年的第六兵团计6万余众全部布防于福州及外围山区，又火速从台湾运来第五十二军刘玉章部的第二十五师一个加强团附山炮团一连，增防马尾港，以保障福州与闽江口的交通要冲。蒋介石打算阻滞共军于福州外围山区。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这一如意算盘并不如意。

    进攻福州的作战方案当时叶飞拟定了两个。

    一是采取大迂回，断敌陆上、海上退路，向南迂回，占领福州以南的福清、宏路，截断福厦公路，分割福州朱绍良兵团和厦门方向汤恩伯兵团的联系，截断福州之敌从福厦公路南逃的退路。执行这个方案的困难较大，因为向南迂回的部队，必须从尤溪出发，翻越百余公里崇山峻岭，然后从永泰钻出来，攻占东张，才能夺取福清、宏路。这一路全程200多公里，山多，山高，没有公路和大路，只有山路小径，不能携带大炮、山炮，只能轻装。

    一是向东迂回，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退路。

    两个方案相比较，前者不但艰苦，而且非常危险。担任攻占马尾任务的部队，只有2天路程；而选择第一方案，部队则必须走5天，武器弹药不算，每人还需自带5天粮食，翻山越岭，天气酷热，长途跋涉，部队必然十分疲劳，以疲惫之师，插入福州、泉州之间，一旦遭到敌人南北夹击，必将全军覆灭。但如果采取第二个方案，283虽然比较稳妥，但由于没有大迂回占领福清、宏路，不能断敌陆上向南退路，即使追得再快，也不能顺利通过闽江桥，渡过乌龙江，这样可能会变成赶鸭子，无法全歼敌人。

    叶飞与张鼎丞、韦国清再三权衡后，决心采取第一方案，实行大迂回，在福州外围撒下一张大网，以求全歼福州之敌。

    8月11日起叶飞兵团发起福州外围战斗。三路大军远程迂回，三面包围，形成了强大的钳形攻势，锐不可挡。

    右路，二十九军从南平出发，翻越沙县、永泰大山，之后强渡闽江，沿江南岸长途奔袭500余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插入敌后，在闽中游击队

    配合下，连克永泰、福清等重镇，控制了福厦公路，截断了福州之敌和厦门之敌之间的联系，并堵截了福州之敌南逃。

    中路，二十八军，担任由古田向福州正面攻占的任务。

    左路，从古田出发，担任攻占马尾、断敌海上逃路的任务，得手后即由马尾向福州攻击前进。8月13日晨，左路军向丹阳守敌进攻，10时占丹阳，继而向连江方向攻击，16日攻取连江城，歼敌第七十四军，一部、二十五军大部。这之后，东路军袭马尾港，封锁闽江口。

    英雄的济南第二团，在夜袭马尾港战斗中，犹如神兵天降，一个团的敌人还没来得及穿上裤子就被歼灭了。被俘的蒋军军官事后沮丧他说：“开始听到枪响，以为是自己的队伍又在搞什么演习啦，后来清醒过来，已经晚了！”

    16日，十兵团三路大军己兵临福州城下，形成了“关门打狗”之势。福州国民党守军仓皇分路钻隙向厦门、平潭岛逃窜，沿途迭遭人民解放军伏击，损失重大，溃不成军。独立第五十师亦宣告起义。这时，朱绍良、李延年眼看要当俘虏，便不顾蒋介石的“死守”命令，匆匆爬上飞机逃往台湾。

    17日拂晓，第十兵团向福州发起总攻，守敌一片混乱，很快福州城被拿下了。福州解放了。

    第二十九军乘胜追击和堵截福州逃路，经连日追堵，至23日，仅7天时间，就将逃敌大部歼灭于福清西北地区。福州战役胜利结束。

    福州战役，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计歼敌福州“绥靖”公署，第六兵团，第二十五军军部，第九十六军军部，第四十师，第一○八师，第二○一师，第二一二师，第二一六师，第二一八师，第三一八师，独立第三十七师、独立第五十师等部，共35400余人。十兵团伤1789人。福州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迅速南下解放福建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十三、漳厦之战先金后厦，还是先厦后金？叶飞颇费思量。重兵守厦门，蒋介石企图最后一搏。蒋经国说：美国的白皮书，是宣布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并暗示如何料理后事。张发奎劝李宗仁做张学良、杨虎城第二。李宗仁忍无可忍，以“国家元首”的身份严辞训蒋。叶飞说：我一生打仗走过两步险棋，攻打厦门算一回。汤恩伯本是瓮中之鳖，但侥幸从海上逃脱。

    福州解放后的第三天，即1949年8月25日，经中央军委批准，福建军区成立。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领导机关兼福建军区领导机关，叶飞兼任司令员，张鼎丞兼任政治委员，成钧兼任副司令员，刘培善兼任政治部主任，陈铁君兼任副参谋长。下辖8个军分区，分别为：建阳军分区（司令员闻盛森、政治委员陈桂芳）、南平军分区（司令员郭廷万、政治委员贾良民）、福建军分区（司令员陈挺，政治委员王毅之）、闽侯军分区（司令员黄永山、政治委员郝可明）、晋江军分区（司令员叶克守、政治委员张慧如）、龙溪军分区（司令员李成尧、政治委员卢叨）、永安军分区（司令员林乃清、政治委员王敬群）、龙岩军分区（司令员王胜、政治委员范元辉）。

    与福建军区建立的同时，福州市成立了军管会，第十兵团政委韦国清担任军管会主任，负责接管福州工作。叶飞则率十兵团主力继续南下，肃清闽南漳泉地区之敌，尔后再向厦门，金门两岛进击。

    福州失守后，蒋介石急忙重新调整了指挥系统，撤销了福州绥署和第六兵团建制，由汤恩伯接任福建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厦门分署主任，统一指挥刘汝明八兵团、胡琏十二兵团和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并将兵力收缩防守厦门、金门、漳州和潮汕等几个大据点。蒋介石如此部署兵力，目的是希望凭借厦门海岛的有利地形和要塞原有的永久性工事来抵抗共军的进攻。

    福州战役结束后，第十兵团主力即位于福州、福清地区进行短期休整。

    同时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令第二十八军一个师渡过闽江，向甫推进。在闽中游击队的配合下，至9月中旬，先后解放了惠安、泉州、蒲田、安海、围头、莲河、平漳、南目等广大地区，为十兵团主力南下开辟了道路。

    为了贯彻解放福建全省的既定决心，第十兵团部决定迅速率主力南下组织漳厦金战役。

    依据闽南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第十兵团司令部决定漳厦金战役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歼灭以漳州为中心的厦门、金门两岛外围陆上残敌；第二阶段歼灭厦门、金门等岛上残兵。具体部署为：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一部执行第一阶段作战任务。第三十一军进至南安、安溪地区集结后，分往同安、长泰，直趋漳州，横扫该地及厦门以西、以南陆上各点守敌，不使其逃入岛上；第二十九军一部由泉州以南地区出发，攻歼厦门以北澳头、集美等地守敌，以配合第三十一军肃清大陆残敌。第二阶段作战任务区分为：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会攻厦门，第二十八军、第二十九军各以一部而以二十八军为主攻击金门，并争取同时击破两岛。

 第209章

    另为扫除我军南下作战的海上障碍，并为金厦作战准备船只，决定以第二十八军主力及第二十九军一部于战役发起前攻下平潭岛。

    部队在休整期间，依据新的作战任务和福州战役的经验进行了思想上、政治上的深入动员，使全体官兵进一步树立“解放全福

    287州、建设新福建“的决心和信心，迅速整顿了战斗组织，安置了伤病员。

    9月10日前后，第十兵团主力陆续在叶飞司令员率领下从集结地出发。

    为了锻炼部队适应海上作战，南下时叶飞特命令第二十八军两个师沿海南下。

    第一阶段作战十分顺利。第二十八军主力经过约半个月的渡海准备后，9月14日攻占了大陈岛；16日攻占了平潭岛，俘敌第七十四、第七十三军六七千人；17日又攻下了大小库岛、塘屿等地，完成了预定作战任务。与此同时，第二十九军也不甘落后，9月11日攻占湄州岛，16日攻下南日岛，随后主力南下。18日，二十九军一部由泉州以南向澳头、集美地区攻击前进。19日，进占马巷，守敌西逃，二十九军继续跟追，各路追击部队与逃敌战至25日，先后攻克海澄、港尾、嵩屿、集美等要点，歼敌第六十八军等大部，共约1.7万余人。当二十八军、二十九军顺利进军之际，第三十一军按照部署9月18日由南安、安溪地区，分两路向漳州攻击前进。19日，攻占同安、角尾、长泰、南靖等地。守敌惧歼，仓皇逃跑。22日，三十一军渡过九龙江攻占海澄、浮宫，25日漳州解放。至此，三十一军先后攻克岛美、嵩屿、高埔一线厦门外围阵地。

    第一阶段作战，十兵团共歼敌2.3万余人，完全控制了厦门外围大陆沿海的阵地，形成了对厦金两岛三面包围的态势。

    第三十一军先头部队越过九龙江后，在南靖西北与坚持敌后斗争的闽粤赣边区纵队第八支队胜利会师，率队前来会师的是边区纵队参谋主任王汉杰。其时，边纵司令刘永生已率领一、二、七团西去江西会昌，与南下的四野大军会师。在此之前，边纵在闽西的部队已解放了武平、连城、清流、丰顺、龙岩、安溪、永清、漳平等县。会师后，边纵积极配合第十兵团解放了平和、漳浦、云霄、沼安等县城。

    闽粤赣边区纵队在敌后坚持武装斗争长达30余年，到漳厦战役发起时，队伍已发展为2000余人。司令员为刘永生、政委魏金水、副司令员铁坚、副政委朱曼平。与三野会师以后，边纵分别受福建军区和广东军区领导。

    边纵司令刘永生，福建上杭人，因长期坚持地下斗争，成了一个传奇人物，在闽粤赣边区，他的大名妇孺皆知，群众给他编了不少故事，而且越传越奇。早在1927年，刘永生就参加了闽西农民运动。1928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曾领导参与著名的金砂暴动。之后，他担任永新县革命委员会军事部长兼县赤卫大队大队长、独立团团长、独立八团团长、永东游击司令员，打了3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留在闽西南继续坚持斗争，担任闽西南武装经济工作总队总队长、王涛支队支队长。解放战争时期，担任粤东游击支队支队长、闽粤赣边总队总队长、闽粤赣边纵队司令员。会师以后，刘永生调任兵团兼福建军区副司令员。

    第十兵团在结束了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后，开始准备实施漳厦战役中更艰巨更关键的第二阶段作战：攻打厦门、金门二岛。

    厦门为福建南部的重要军港和商埠，当时人口约17万，靠大陆较近，海峡最窄处约1公里。该岛长13公里，宽11公里，分南北两半部。市区位于南半部的西南岛，岛上地势西南高，东北低，大部分岛岸场可登陆，东岸和北岸登陆较易，并利于向纵深发展。岛上交通便利，铺有网状公路。厦门岛的西南是鼓浪屿，那是座风景秀丽的孤屿，岛小崖陡，面积仅有1.09平方公

    里，距厦门岛约700余米，距大陆最近处约1100米。由于四周多是礁石陡壁，能登陆地段不多。厦门和鼓浪屿均有一些永久性的要塞工事。在易于登陆的地段，蒋军又新修了一些土木工事，设置了一些障碍物。

    金门岛位于厦门岛以东10公里，北距大陆约9公里，分为大小金门两岛，在军事上向来金厦并称，相邻并列，唇齿相依，所以十289兵团原计划金厦一起攻取。后因情况变化，才决定先打厦门。关于这些情况后有详述。

    据史书记载，宋嘉佑三年（公元1058年）就在名叫鹭屿的海岛上筑塞设防。明洪武二十年（公元1387年），为了抵抗倭寇侵扰，江夏侯周德兴奉命在鹭屿建造城堡，命名厦门城，取大陆如华厦，鹭屿即门户，坚守门户保大厦之意。同时，在鹭屿东面的浯州屿筑城，命名金门城，取金汤永固、雄镇海门的意思。从此就称为厦门、金门两岛。明清两代都有重兵驻守，戚继光、俞大猷等名将都在这里战斗过，明末清初，公元1646年，郑成功起兵于浯州、南澳抗清，并于公元1661年，以厦门、金门和漳州部分沿海地带为寨，发战舰数百艘东征，收复台湾。鸦片战争时期，英国侵略军始终把厦门岛作为重点进攻目标，先后两次进犯。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侵略军为大举入侵东南内陆，早在1938年5月就占领厦金两岛，直至被迫投降之时，才由当时的中国政府收回。

    厦金两岛的重要性，国民党是十分清楚的。当时国民党的喉舌《中央日报》说得很清楚：“金厦的得失，对台湾国军进守之势，均有莫大的影响”，“本省（指台湾）应该尽一切的力量，来支援金厦战事，以保全这一个重要的反攻基地。”

    蒋介石的确是拼凑了当时所能收罗到的“一切力量”投向金厦。

    厦门守敌为汤恩伯集团五十五军全部、一六六师及六十八军从漳州方向逃来的余部，总兵力近3万余人。具体部署是：以装备充足的七十四师3个团守厦门北半岛；以一八一师守东南面；以二十九师1个团和要塞守各总队，六十八军残部等守厦门市区；以二十九师两个团守鼓浪屿。在阵地编成上，分有前沿阵地、主抗阵地和纵深核心阵地，阵地内的工事大部分为钢筋水泥结构。前沿阵地敷设雷区、铁丝网、鹿砦、外壕，构成要塞环形防御体系。

    为了给厦门守军壮胆打气，国民党军政首脑接二连三地从台湾来厦门“巡视”，还由台湾派来劳军慰问。汤恩伯、刘汝明、毛森等吹嘘厦门防御“固若金汤”，“守三五年没有问题”。

    对于厦门，蒋介石一向是看重的。自8月17日他一再下令死守的福州没有几天就被共军不费吹灰之力拿下以后，蒋介石就在忧虑厦门的防守问题。

    早在上海战役期间，蒋介石就曾对汤恩伯说过：“台湾为民族复兴的基地，舟山、马祖、金（门）、厦（门）等地至为重要，必要时应增加其守备。”

    之后，蒋介石一再督促汤恩伯加固厦门的工事，作好固守厦门的计划。

    1949年9月13日，蒋介石再次致电汤思伯等：“闽浙诸匪如要攻我海岛根据地，其时期必在每月潮落之时，即阴历初十与二十日之十日间，下月即为阴历八月大潮汛，我军务须特别加紧准备。海空军尤应切实负责，朝夕不断搜索匪船，凡可通海口各内河之上游100海里之内大小船泊，必须彻底肃清，空军更须低空侦察，勿使伪装之船舶所欺惑，以贻误大局。只要沿海与沿河离我前哨岛屿100海里内不使其船只躲藏与集结，则其即无法袭取我

    海岛；对于其舰船之伪装，尤应特别防制，千万勿忽。如果我舟山群岛与闽厦沿海各岛之基地，万一被偷袭或攻陷，则该区内陆海空军负责之各主官，必以失职误国之罪惩治，决不宽贷也。“

    1949年8月，厦门危在旦夕已令蒋介石坐卧不安，然而更令他焦虑的是，在这个危难之际，他的美国主子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并且宣称要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出去。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为了反对蒋介石一再掣时李宗仁，提前发表了一本在全世界引起反响的白皮书，此书全名为《美国与中国关系——着重于1944年至1949年时期》。在美国简称为《中国白皮书》，在中国一般称为《美中关系白皮书》。在发表白皮书291的同一天，艾奇逊发表了一项题为《美国对远东政策的基本原则》的声明，白皮书连同艾奇逊声明的发表，目的就是为美国对华政策的失败作全面的辩护，并为美国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做舆论准备。用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裴裴的话说：“在中国这场内战中，国务院没有失败，美国没有失败，失败的是别的什么人，我们无能为力，是我们之外的，非我们所能及的一种事物作出的裁决。”白皮书的结论是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不是因为美援不足而造成的”，而是咎由自取。蒋经国对这份白皮书的评价是：“说得难听一点，无异是宣布我政府的死亡证明书，同时暗示如何办理后事。”

    在白皮书中美国对中共伸出了橄榄枝，表示如果中共政权不倒向苏联一边，美国将会尊重同中国人民的友谊，尊重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同时美国也表明，如果中共威胁到美洲安全，美国将不能坐视。

    已经摸清了美国脉搏的中共断然对此不予理睬。

 第210章

    毛泽东在北平连续执笔，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等文章予以批驳。毛泽东指出：白皮书是一部反革命的书，它公开地表示美帝国主义对于中国的干涉。就这一点来说，表现了帝国主义已经脱出了常轨。伟大的胜利的中国革命，已经迫使美帝国主义集团内部的一个方面、一个派别，要用公开发表自己反对中国人民的若干真实材料，并作出反动的结论。去答复另一个方面、另一个派别的攻击，否则他们就混不下去了。公开暴露代替了遮藏掩盖，这就是帝国主义脱出常轨的表现。

    白皮书的发表，对蒋介石不啻是雪上加霜，他深怨美国“自断其臂”。

    他以美国的左膀右臂自居，甘愿为美国的霸权效力，怎奈美国主子嫌他无用，把他一脚踢开。他哀叹道：“甚叹我国处境，一面受俄国之侵略，一面美国对我又如此轻率，若不求自强，何以为人？何以立国？而今实为中国最大之国耻，亦深信其为最后之国耻，既可由我受之，亦可由我湔雪也。”

    白皮书的发表，也引起了国民党内部强烈的不满，他们纷纷要求蒋介石批判白皮书。蒋介石深知保台湾还要依靠美国，因而他只好采取打落门牙吞下肚的办法，回答说：“不必了。”同一日晚上，蒋介石在日记上写道：“耶稣被审判的时候，他是冤枉的，但是他一句话也不说。”

    其实，蒋介石对美国的白皮书一直未曾忘怀。8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再次指责马歇尔和艾奇逊的对华政策。他写道：“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

    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这之后，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蒋介石的心情也愈来愈沉重。首先是他关心的东南沿海局势越来越糟，共军已发起漳厦战役外围之战，而且进展神速，9月底已抵厦门城下。其次西北战场一败再败，8月26日，解放军消灭了马步芳和马鸿奎的主力部队，解放了兰州。9月19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等39人宣布脱离国民党，绥远和平解放。不久，新疆省主席鲍尔汉、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等，于9月26日通电脱离国民党，新疆和平解放。“至此整个大西北军政局面，全部顿告瓦解。”而华中、华南战场更令蒋介石不堪回首。8月4日，湖南省主席程潜，华中“剿总”副总司令、一兵团司令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长沙和平解放。共军第四野战军长驱直入，直抵华南，广州这个临时国都岌岌可危，这使得桂系首领李宗仁代总统对他痛恨达到极点。

    李宗仁怨恨蒋介石不无道理。自蒋介石在内外交困时把一堆烂摊子丢给李宗仁后，他一刻也没有放弃过对李代总统施政的于293扰。和谈问题、江防问题等等都因蒋介石的插手而使李宗仁下不了台。李宗仁深感，只要蒋介石一日不放权，他一日就不能有所作为。南京失守后，为了表示抗议，李代总统决心撤手不管，以飞广州的名义折回桂林，不理朝政。

    当时的蒋介石见李宗仁真的动了气，而自己亲自赴穗主政又名不正言不顺，于是策动国民党元老居正、阎锡山、李文范3人随白崇禧赴桂林促驾，并带去一封亲笔信，信中首先指责李说：“现在党国处在危急存亡的最后关头，你身为代理总统，对党国、对人民负有不可旁贷的责任，岂能儿戏视之一走了事？”接着说：“我是国民党的总裁，就我的处境和地位来说，义应党存与存、你存我存。只有党存在，你存在，我才能存在。也只有你有前途，我自己才有前途，此外别无任何出路，决没有不全力支持你的道理。”最后表示只要李到广州来负责，除了出国一事“殊有重加商榷之必要”外，从今以后“对于政治一切不复问闻”，一切军、政、财权均可由李掌握，一定使李要钱有钱，要人有人，要军队有军队。

    蒋介石的话说得十分诚恳，保证也作得十分郑重，李宗仁不由得再次动心，决定5月7日飞抵广州，去为“党国”作最后5分钟的努力。

    对于李宗仁的幼稚，刘斐曾当面讥讽说：“你像那个童话故事里的那只猴子。有只猴子蹲在树上，有个捉猴人想把它捉住，但没有办法捉到手。后来他想了个主意，从怀中取出一只苹果来，向猴子再三诱惑，示意要把苹果给它，那猴子看见了苹果，果然垂涎三尺，跳来跳去，终于经不起诱惑，下树来取那只苹果，刚想把苹果抓上，却被捉猴人一把抓住，套上了锁链。”

    果然李宗仁赴穗主政后，蒋介石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军政大权。更有甚者，7月14日蒋介石率领大批随员抵达广州，命令政府成立一个超宪法机构的“中央非常委员会”。蒋介石的愿望很快实现。

    16日，“非常委员会”成立，蒋介石亲任主席，李宗仁为副主席。此时蒋介石已由幕后走向台前，再次集军、政、财权于一身。之后，他就积极策划牺牲华南确保东南的阴谋。

    对于蒋介石的为人和险恶的用心，桂系和粤系的许多重要人物是看得很清楚的，他们纷纷要求李宗仁扣留蒋介石。其中呼吁最激烈的当属张发奎。

    张发奎作为粤系人物的名将和汪精卫的旧部下，对蒋介石一向深怀戒

    心。凭着他对蒋介石的了解，深感蒋介石决不会允许李宗仁独立支撑两广局面与他分庭抗礼，而要想保卫两广必须去掉蒋介石从背后的掣时，最好的办法是将蒋介石扣留于广州。

    程潜起义后，广东已岌岌可危，张发奎再度向李宗仁建议：“把蒋介石扣起来，一如当年张学良、杨虎城之所为。你是代总统，居于合法地位，而蒋介石正处于兵败如山倒之际，他的旧部未必还那么尽忠于他。这是挽救广东危局的最后办法。”

    可是李宗仁反对，他说：“这是徒招恶名，无朴实际的莽事。”

    张发奎大失所望，一连说了几句：“德公，你太胆小，太胆小了！”

    李宗仁苦笑说：“你不在其位，可以幻想。你如在我的位置，你也不会干的。”

    接着李宗仁解释说：“今日之下，我们所需要的，第一是兵，第二是钱。

    蒋先生把兵调走，把钱存在台湾，我们纵然把蒋扣起来，第一不能把兵调回，第二不能把钱取出，则扣蒋又有何用？固然，蒋先生一连串拖垮两广局面的毒计是罪无可道，把他扣起来宣其罪状于天下，可以泄一时之愤，但我觉得处理国家大事，应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不可徒为泄一时之愤。现在失败的大局已定，不必于败亡前夕作无补于大局之事，为天下人笑！“

    张叹息不止，无可奈何他说：“德公，你虽有宁人负我，我不负295人之德，可人家未必领你的情。当断不断，反受其害！”

    李宗仁无奈他说：“终归是要失败，最后维持一点失败的光荣不是很好吗？”

    李宗仁虽有宋襄公之仁，却感动不了蒋先生。正因他的一意孤行，弄到广州指日可下的局面。蒋先生的“江山宁让共产党坐，也决不留给桂系”的计谋快要得逞了。

    面对蒋先生的欺人太甚，李宗仁已忍无可忍。广州失守前，李宗仁专门约见了蒋介石。他已决定要严厉地教训蒋介石一顿，以稍纾胸中积愤。

    谈话地点安排在梅花村蒋的行馆，时间是9月中旬。

    二人坐定后，李宗仁的第一句话便令蒋介石异常刺耳。李一字一顿他说：“今天我是以国家元首的地位来对你谈话。”

    李宗仁的严肃使蒋介石感觉今天的谈话非比寻常，李氏一扫昔日的卑恭、奉承，蒋介石不由紧闭双唇。

    李宗仁说：“因为国事已至不可收拾的地步，不得不畅所欲接着李宗仁数说了蒋氏的罪状：”你过去每把事弄糟了，总是把责任和过失推到别人身上。例如东北剿共的失败，徐蚌会战的全军覆没，你说是军队不听你指挥；又如发行金圆券，引起全国经济恐慌，人民破产，自杀成群，你不躬自反省，反责备人民不拥护你的经济政策；再如你纵容特务，滥捕学生及爱国人士，引起舆论指责，你不自疚，反说是本党同志不听你的话所然……凡此种种，真不胜枚举！“

    李宗仁越说越激愤：“你主政20年，贪赃枉法之风甚于北洋政府时代。

    舆论曾讥评我们为‘军事北伐，政治南伐’。其实，此种评论尚是恕辞，因北洋官僚政客对舆论抨击尚有所畏忌，而我国民政府则以革命旗帜为护符，凡讥评时政的，即诬为‘反动分子’，以致人人钳口，不敢因片言惹祸。你对此情形竟亦熟视无睹，明知故纵！“

    “记得在南京时，魏德迈特使曾在国府饯行席上痛诋中国官员贪污无能。他以一外国官员公开侮辱我政府，实在不成体统，当时与会众人中，竟有当场掉泪的，可你无动于衷，你究竟作何感想？”

    说到蒋介石下野后的幕后掣时，李宗仁更加激愤：“你此番已是第三次引退，你当时曾对张治中、居正、阎锡山、吴忠信等人一再声明，5年之内决不过问政治。此话无非暗示我可放手去做，改弦更张，不受你的牵制。可事实上，你的所作所为都完全相反。不仅在溪口架设7座无线电台，擅自指挥军队，且密令逮捕浙江省主席陈仪，撤换福建省主席朱绍良，这些都是自毁诺言、目无政府的荒唐行为！”

 第211章

    李宗仁急急地数落了蒋介石一通后，本以为蒋介石会暴跳如雷、咆哮辩驳的，可蒋介石出人意料地自始至终未发一言，唯唯而听。李宗仁见蒋介石面色紧张尴尬，不置一词，他获得了心理上从未有过的满足，仿佛过去所受的一切窝囊气与遭到的挫折都从蒋介石的深默中得到了补偿，于是气势渐消，冷冷地起身告辞。

    李宗仁劈头盖脑的一番指责让蒋介石难受了好一阵，因为这毕竟是他生平第一次听任别人训斥。

    进入10月，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10月1日，他的老对手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尽管他的老朋友美国宣布仍然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但第二天，苏联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对此蒋介石非常担忧。当天蒋介石写下如下日记：“俄帝之承认匪伪政权，实乃既定事实，且为必有之事；而其所以如此急速，盖以我在联大控俄案通过，彼乃不能不出此一着，以作报复之行动耳。今后俄帝必与共党建立空军与海军，则我为势更劣，处境更艰，此为最大之顾虑。”的确是“最大顾虑”，一旦297中共拥有海军和空军，蒋介石的弹丸之地台湾如何能保？

    10月7日，蒋介石乘船抵达形势已十分危急的厦门，随即马上召见了团长以上的将校训话，内容不外乎鼓气和督促守军精诚团结，尽忠尽力，不成功便成仁的老一套。训话结束后，蒋介石特意接见了汤恩伯，令汤死守厦门，巩固金门，“为公私争气”。事实上，蒋介石对能否守住金厦心中并没有底。

    为防备解放军随时都可能发起的进攻，他连有重兵把守的厦门都未敢进，只留在座舰上召见、宴请军官。

    就在蒋介石、汤恩伯为如何守住厦门、金门精心策划之时，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也正在为如何打下厦门绞尽脑汁。

    尽管漳厦战役的前期作战，第十兵团进展十分顺利，但是第十兵团对于攻取厦门这个要塞还是十分认真对待，进行充分准备的。这不仅因为厦门日本人构筑的工事十分隐蔽，与海礁、岩石颜色差不多，不易发现，而厦门岛离台湾又很近，敌人有海空军支援，而且也因为我十兵团完全没有渡海登陆作战的经验，又没有海空军的掩护。

    第十兵团攻打厦门的作战准备主要是征集船只。大军渡海登陆，需要船只数量很大，筹集不易。第二十八军原本收罗了一些船，不料在平潭岛吹散了大部分，不得已只好继续在泉州湾搜集补充。第二十九军也在泉州湾征集船只，收获不大。第三十一军则在九龙江证船，得到的全是江船，江船平底，出海困难。由于船只不够，第十兵团司令叶飞不得不把攻击厦门、金门的时

    间推迟了三次。

    要攻打厦门、金门，对于毫无渡海作战经验的十兵团广大干部战士来说，还必须学习气象知识。八九月份正是台风侵袭福建、浙江沿海的季节。由于不懂气象，在解放平潭时，第十兵团已领教了台风的厉害。当时部队登陆刚两个团，突然台风降临，刮了一整天，船只都被台风吹散。敌人的船只也被刮得稀烂，双方都未能增援。攻打厦门可不能再冒平潭之险了。众所周知，公元1281年，忽必烈出动10万大军攻打日本，因为遇上台风，这支所向无敌的骠悍大军全军覆没了。1944年12月，美国海军第三舰队占领菲律宾的明多罗，也由于强台风袭击，险遭全军覆没，损失仅次于珍珠港事件。由于有了平潭教训。叶飞命令十兵团干部战士虚心向老渔民学习，记住渔民所教的已传了一辈又一辈的谚语：“断虹现，天要变”：“马尾云，吹烂船”；“静海起浪头，渔船快回头”：“东吼叫，西吼叫，台风来到鼻梁梢”：“海水发烫，船莫出港”：“海水发臭，台风随到”……

    十兵团原定攻打厦、金两岛的作战有三个预案，即：“金厦并举”或“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这是9月26日在泉州召开的作战会议所确定的。

    十兵团为了解放福建全省，争取迅速肃清厦金两岛的残敌，初拟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一军攻占厦门，同时第二十八军攻占金门。“金厦并举”完全是从军事角度考虑。因为从来在军事上金厦并称，金门厦门唇齿相依，相邻并列，扼台湾与大陆海上交通要冲，紧紧拱卫闽南大陆。这个方案的优点在于：可以造成国民党指挥及兵力火力的分散，使其顾此失彼，可求全歼。后来这个方案没有实行的主要原因是铅只不够，渡海登岛作战最关键的是船运问题。第十兵团不仅没有可用军舰，连渡长江时的木船也很难征集到。由于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船只，又考虑到再也不能延误战机了，所以只得放弃“金厦并举”的作战方案，改成“先金后厦”或“先厦后金”。当时兵团研究判断：如果先攻打金门，后攻打厦门，优点在于可以形成对厦门的完全包围，暴露厦门的侧背防御弱点，便于乘隙攻击，但缺点是厦门之敌势必成惊弓之鸟，未等我军转手攻厦，厦门蒋军就可能从海上逃跑，不能全歼。当然，如果“先厦后金”，金门之敌亦同样因惧歼而仓皇逃跑，攻下厦门后仓促决定进攻金门，就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先打厦门，敌情清楚，距离近，便于准备，攻击比较易于奏效。而且厦门的政治、经济、军事地位显然要比金门重要。

    叶飞权衡再三，从情报中得知：厦门守军虽然在拼命作顽强固守的准备，但也显露出恐慌动摇之态。汤恩伯总部后方和厦门补给司令部移到小金门，巡防处也从厦门移到金门总部；军级以上指挥机关移至军舰上办公；技术兵团等撤往台湾。种种迹象表明，汤恩伯并没有坚守厦门的决心。叶飞认为，应该趁敌军士气瓦解之际，拿下厦门。

    10月7日，叶飞把“先厦后金”方案电报第三野战军司令部。10月11日，第十兵团接到第三野司首长指示：“同意你们来电部署。依战役及战术要求，最好是按来电同时攻歼金厦两地之敌。如以5个师攻厦门（有把握），同时以两个师攻金门是否完全有把握？如考虑条件比较成熟则可同时发起攻击，否则是否以一部兵力（主要加强炮火封锁敌船阻援和截逃），箝制金门之敌，遂之攻歼厦门之敌。此案比较妥当，但有使金门之敌逃跑之最大坏处。

    究竟如何请你们依实情自行决定之，总之以充分准备有把握的发起战斗为宜。“兵团遵此指示，又鉴于船只不够，其时海上风向也不利于同时攻击金

    厦两岛，故决定首先以第三十一军及第二十九军主力共5个师攻歼厦门守敌，尔后再转移船只和兵力攻取金门。

    厦门之战是解放战争一次成功的渡海登陆作战，是在不宜于航海的台风季节里，进攻有重点防守并有永久性工事的要塞岛屿。

    进攻厦门之前，我攻厦部队依据作战计划，进行了紧张的渡海登陆战的准备工作。在人民解放军的作战史上，这是第一次渡海登岛作战。对此，从兵团到连队都不敢轻率从事，除陆续收集足够的航海船只，增加对气象知识的了解外，对渡海航行的情况及岛上敌情、地形、都进行了调查研究，选择确定最合适的起渡时间、航行线路和登陆地段，部队普遍进行了渡海作战的动员教育。第一梯队还进行了必要的海上训练。

    10月10日，第二十八军一部在第二十九军一个团的配合下，冒着急风暴雨向大嶝岛发起攻击。我攻击部队乘海水落潮，奋力涉过三四里远潮水过膝的海滩，突上大嶝岛，与岛上守敌展开了激战。经过反复冲杀，直至10日24时，全歼守敌二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四团全部、一三五团大部及第十八军十一师三十一团，胜利解放大嶝岛。战斗中，我二十八军八十五师二五一团五连作战英勇顽强，首先突破崎口下登陆点，又连续奋战击溃数倍于我之敌的20余次反击，在连队伤亡大，全连仅剩30多人的情况下，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浴血奋战，勇猛插入敌侧后，断敌退路，为配合兄弟部队全歼该岛守敌，保证战斗胜利，做出了贡献。二十八军党委在战后召开的第三届英模大会上，特授予该团五连为“大嶝岛战斗模范连”。11月晚，该团由大嶝岛乘胜攻击小嶝岛，全歼守敌第二十五军四十五师一三五团三营。15日，我军另一团攻占离金门最近的小岛——角屿，歼敌3个连。至此，金厦外围之敌全部肃清。

    15日黄昏，我军发起攻取厦门的战斗。

    如何攻取厦门？

    叶飞断定敌人反击部队集中在厦门岛腰部。因此决定：首先渡海登陆强攻鼓浪屿，造成敌人错觉，调动敌人纵深机动部队南援，这是佯攻方向；主攻方向则放在厦门岛北部高崎。

    首先渡海登陆佯攻鼓浪屿，这是调动敌人很重要的一着棋。35年后，叶飞谈起厦门之战时说：“这是我又一次采取鲁南突围时使用一个师首先东进以调动敌人，然后主力突然向西突围的战法。当然，这是险着，我一生就用过这两次。”

    攻击厦门的具体部署是：三十一军的九十一师及九十三师一个加强团，担任佯攻鼓浪屿任务；二十九军八十五师、八十六师和三十一军九十二师，在集美强大炮兵群的火力支援下，从西、北、东北登船，采取多箭头，在厦门北部高崎两侧30里的正面登陆突破，301夺取高崎滩头阵地，然后向厦门继续攻击。

 第212章

    同时，把二十八军配置在大小嶝岛、莲河、围头沿海阵地，监视金门国民党军，并以炮火压制金门进行牵制。

    10月15日，进攻厦门的战斗从鼓浪屿拉开序幕。

    下午4时30分，天气由晴转阴，东北风渐起，炮兵依原令提早30分钟开始进行破坏射击，但命中率不高。

    18时，三十一军两个主攻团，即九十一师二七一团（济南第二团）和九十三师二七七团4个一梯队营，扬帆鼓桨，从海沧湾、沙坛湾，鱼贯而出，

    逆风行舟，分别驶向鼓浪屿。由于东北风越刮越猛，第三十一军突击船队遇风受阻，航行不利。当船队行至距岸200米左右时，鼓浪屿国民党守军开始以猛烈的火力拦阻。21时30分后，突击船队开始单船零星抵滩登陆。由于风浪大，部分船只被风漂回，大部分船只没能在预定的突破口抵滩，整个登陆部队在滩头遭到重大损伤。23时后，九十一师组织3个二梯队营起渡，也因风浪太大，大部分被吹回，只有两个排登陆上岸。尽管情况严重，突击部队干部战士仍奋力拼搏。在济南战役中荣获“青年战斗模范班”称号的二七一团一连八班，抵滩时遭敌火力严重杀伤，班长丛华滋高喊口号，带领全班勇猛突击上陆。副团长田军带领二连一个排单独于鼓浪屿西南面岩石下登陆后，连续炸开鹿砦、铁丝网，突入滩头地堡。九十一师炮兵二连政治指导员赵世堂在抵滩时，船只被击沉，他率领10余名战士强行涉水登陆，突入前沿阵地，直插日光岩西侧制高点，最后只剩下他一人，仍然坚持战斗。

    三十一军的英勇顽强，造成了汤恩伯判断错误，他误以为鼓浪屿是共军主攻方向，立即将预备队一个师投入鼓浪屿，并将其控制于厦门腰部的机动部队南调，这就造成了我军从厦门北部登陆的有利时机。鼓浪屿由于敌方的增援，战斗更加激烈了。登陆的战士英勇顽强，面对强敌，毫不畏惧，直至全部壮烈捐躯，终于牵制了敌人，威慑了敌胆。战士们洒满鲜血的阵地，战后命名为“英雄烈士山”。

    就在第三十一军一部强攻鼓浪屿之后，担任主攻厦门的第二十九军两个师，第三十一军一个师的先头部队，于当晚12时，分别由北、西、东北登船起航。东北风对攻厦部队十分有利，船队顺着强劲的东风，在茫茫夜色中箭似地驶向各自的预定登陆突破点，对高崎发起全线攻击。

    对高崎滩头进攻，叶飞分三段进行。

    在西段，三十一军九十二师两个营率先抵达预定登陆点石湖山、寨上。

    由于这是一片宽约1000米的淤泥滩，又正逢落潮，淤泥陷没膝盖。国民党守军发觉后，用密集的火力封锁。二七四团三营八连三排八班长崔金安在副连长、排长和七、九班长负伤的紧要关头，挺身而出，指挥全排剩下的12名战士，攻下山腰地堡，坚守阵地。苦战4小时，打退敌军5次反扑，在兄弟连队策应下，夺取了山头。战后被授予“厦门登陆先锋排”光荣称号。至19日晨，九十二师有4个营胜利突破了石湖山、寨上一线，占领了前沿阵地。

    在中段，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从高崎和神山两处同时撕开口子。高崎是扼守厦门岛北部的重要卡口，国民党军在这里重兵把守，自吹是“海上堡垒”。

    但是，当二十九军主攻部队的船队趁夜秘密地在高崎东侧的白莲尾、湖莲一线抵滩，先头班越过堑壕时，国民党守军才从酣睡中清醒过来。经激战，16日晨6时，“海上堡垒”土崩瓦解了。同时，另一主攻团也在高崎西侧的神山前沿抵滩，随即攻克神山。

    在东段，八十六师在钟宅、下马一线上陆。这里多陡壁，经人工削修，高达三四丈。我两个营在夜色掩护下，顺利登上陡壁时，国民党守军还以为是自己人。国民党军发现上当后，随即以坦克、装甲车为前导进行反扑，苦战数小时，二五八团二营只剩50余人，仍坚303守海滩阵地。

    16日拂晓，十兵团突击部队在20多里的进攻正面上，全线突破了国民党军在厦门北半岛前沿一线的防御，并迅速地向周围扩张，沿岸建立了稳固

    的登陆场。上午11时，汤恩伯慌忙把已南调的机动部队北调向高崎反击，被我军一举击溃。我军即由高崎向厦门本岛追击，向纵深发展。战后，被俘的国民党军七十四师中将师长李益智说：“没有想到你们从石湖山攻下来，从来没有想到你们这样打厦门。”的确，解放军选择钟宅至石湖山多泥滩多陡岸地段作为主攻方向，太出乎他们意料了。

    16日下午，我登陆部队基本上控制了厦门岛北部，并且把进攻线推到了岛腰仙洞山、松柏山、园山和薛岭山一线。

    这一线山头是厦门南北半岛的天然屏障。抢占这一线山头，就控制了整个北半岛，并可以此作依托，向南推进。

    位于中段的松柏山，是卡住厦门南北交通的咽喉。午后至黄昏，汤恩伯调集一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很快被我军击溃。特务头子、厦门警备司令毛森见势不妙，即用卡车运来他的特务营，刚到山口，就被截住，未等他们跳下卡车，即将其全歼。

    19日黄昏，被击溃的国民党军慌乱南撤，大部缩集于东南海岸曾厝安、黄厝一线，纷纷向舰艇呼救。兵团接到报告后，当即令各部勇猛追击，排除当面小股敌人的阻挠，坚决向退集海岸待运之敌猛插猛扑，务求全歼。这时，新任福建省“主席”，坐镇厦门指挥的汤恩伯，本已成为瓮中之鳖，但可惜的是却让他侥幸从海上逃跑了。当时，汤恩伯见大势已去，带了一部分人马，一边向海边跑，一边用报话机直接呼叫停泊在海中的军舰放下小艇接应。其时，天已黑，潮已退，小艇抵不了岸，急欲靠岸搭救也无可奈何。汤恩伯在海滩上急得团团转，一个劲地向军舰呼救。我十兵团司令叶飞接到司令部报告说，他们从监听报话机里清清楚楚听见汤恩伯的呼救声。叶飞急命先头部队尽速追击，务必活捉汤恩伯。可是前线部队只顾追击当面敌人，却忽略了同后方联系，连报话机都未打开，任凭兵团司令部怎样呼叫，也无回音。汤恩伯在海滩上足足滞留一个多小时，恰逢海潮又复上涨，敌小艇急速靠岸，汤恩伯跳上小艇急急逃掉。事后，追击部队得知因忽视联络而致使汤恩伯侥幸逃脱并已到金门，一时引为憾事。

    汤恩伯逃跑的同时，并非蒋介石嫡系的八兵团五十五军也作鸟兽散。其头目刘汝明急令所部下海逃台，但我紧追不舍，敌八兵团厦门守军大部被俘，只有4000余人上船逃跑。

    10月17日，厦门和鼓浪屿全部解放。至此，我十兵团矛头所向，直指金门。

    漳厦战役自9月16日解放平潭岛开始，至厦门解放，计一个月整，共歼敌1个兵团部、1个要塞司令部、2个军部、7个师及其它部队，共5.1万余人。

    十四、喋血金门弹丸之地，蒋介石设重兵把守。“打金门，小菜一碟！”第十兵团大胜之后生骄气。萧锋为将打金门，碰上了过去的老对手。备战困难，进攻时间一推再推。粟裕电令“三不打”。临战之前，萧锋犯了犹豫，兵团部坚持决心不改！敌军中尉无意踏雷，天公作祸我军遭袭。团长刘天祥给大陆发来最后一电。风萧萧兮易水寒，九千壮士不复还！攻金失利，萧锋、叶飞自请处分。中央军委向全军发出通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

    金门之战已过去了40多年，金门失利引人深思的问题太多了。

    此次登陆作战，人民解放军3个团9000余人全军覆没，这种损失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的战史上是罕见的。

    尽管长征途中的湘江之战、红四方面军西征以及皖南事变，在伤亡人数上都超过此次战役，但却没有整团整营地全部牺牲。

    此次战役，暴露了海岛作战的特殊性和残酷性，往往没有退路可走。

    相反，作为连连溃败已逼到背水一战境地的国民党军队，往往可能置之死地而后生。

    10月17日厦门解放后，人民解放军第十兵团入闽作战以来已经获得了全省大陆并连克平潭、厦门等主要岛屿，歼敌10万的胜利。福建沿海地区只剩下金门、东山、马祖等几个小岛屿尚未解决。尽管第十兵团在攻平潭、打大嶝、夺小嶝、占厦门中间，也曾多有曲折，在某些局部甚至险象环生，但在一连串的胜利面前，在共和国已成立的情况下，第十兵团开始潜伏着一种危险的倾向，那就是严重的骄傲轻敌情绪在不断增长。这种情绪不是某个人的问题，在全军上下普遍存在。有的说：“打金门嘛，小菜一碟！”正是由于这种情绪的影响，厦门战斗胜利之后就出现了金门战斗的严重失利。

    金门岛过去是一个并不出名的岛屿。金门旧名浯州，又名仙州，亦称沧州、浯江、吴洲，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上，屹立在台湾海峡中，与大陆咫尺相距。其东北面与晋江县，北面与南安县，西面与厦门岛和龙海县茫茫一水之隔。最近处为马山至角屿，仅2310米。金门东距基隆198海里，距高雄160海里，东南距澎湖82海里。

    金门分大金门和小金门。周围还有大担、二担几个小岛。主岛大金门面积为124平方公里，小金门为15平方公里。大金门岛位于厦门以东约10公里处，北距大陆约9公里。

 第213章

    整个岛呈长条形，东西走向，长约20公里，南北最宽处约15.5公里，中部最狭窄处仅3公里，两头大中间小，因而有哑铃、纺锤之喻。其东部多山，最高的北太武山纵横3至6公里，最高处海拔247米，西部渐低，多丘陵，沿海地势北岸琼林至古宁头一带是平坦台地，海边多为沙质硬滩，礁石较少，易于登陆。尚义菽蒿沿海一带多断崖，为丘陵被侵蚀解体地形。

    金门全岛当时居民约4万人，多为华侨家属，居民多靠农、渔业为生。

    金门的地理位置十分独特，战略上非常重要。有关史料曾说：“台湾扼东南四省之要，二岛（金、厦）又扼台湾之要地。”“金厦两岛为泉漳屏障，金尤为厦咽喉，踞上流是控制台、澎，而与海坛、铜山、南澳各水师，互相犄角。”正因为金门特殊，所以蒋介石决心不惜一307

    切代价守住这弹丸之地。

    蒋介石深知金门的重要。这一点，可从蒋经国10月22日的日记中看出：“金门岛离共军大陆阵地，不过一衣带水，国军退守此地之后，父亲以其对军事和政治，均具极大意义，必须防守。固于午间急电驻守该阵地作战之汤恩伯将军告以：”金门不能再失，必须就地督战，负责尽职，不能请辞易将‘。“

    1955年蒋介石曾说过：“无金门，便无台、澎，有台、澎，便有大陆。”

    其时，守备金门的是李良荣的二十二兵团。该兵团是8月初从厦门移驻的。在此之前，金门岛驻军很少，仅有少数从吴淞要塞撤退下来的部分官兵。

    第二十二兵团所辖第五军一六六师已在厦门基本被歼，剩下的军部和二○○师约3000守小金门。9月3日，二十五军军长沈向奎率第四十师、四十五师，由泉州进驻金门，归属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指挥。第二十五军的老军长是黄伯韬，此人是在淮海战役中以战死沙场为蒋效忠的高级将领。黄不是黄埔学生，但蒋介石十分器重他。为此黄对蒋忠心耿耿。黄生前是可以不用通报，直接进入蒋介石官邪的少数幕僚之一。在淮海战役陈官庄一役，黄的第二十五军被人民解放军全歼。蒋介石念及黄伯韬的忠心，决定在福建重建该军。不久该军在福州一役中再度被解放军基本歼灭，残部逃至金门缩编成第一一八团。此后国民党空军又将机场警卫部队改编成两个师即四十、四十五筛，从台湾调到金门。同一日，八十军二○一师师部和六○一团、六○二团也到达金门，归属二十五军指挥。此师是蒋经国的“青年军”，是抗日战争末期一部分知识青年响应蒋介石“十万青年十万兵”而组建起来的。此师文化素质较高，军政素质较差，被戏称为“好看不好用”的部队。

    此外在金门还有一支装甲部队，即国民党军战车第三营、第一营的两个连，近400人。该营初建于1949年初，其成员主要是从双堆集包围圈和华北战场上逃回的装甲兵人员。该营组建后曾在台湾训练了半年，9月中旬运抵金门，是一支担负反登陆作战的重要力量。

    担任此次攻打金门任务的是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和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

    厦门解放以后，我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应厦门市委的请求，率兵团部由同安渡海进驻厦门，协助厦门市委主持接管工作。当时厦门粮食、燃料十分缺乏，叶飞进驻厦门后，立即责成兵团后勤部在10月底以前，筹措大米400万斤，柴草600万斤，以保证部队和厦门市民的生活供应，攻击金门的战斗于是交给第二十八军前指执行。

    这一计划或许有其正确的一面，但事后表明，这一决定是金门之战失利的原因之一。素有“常胜将军”、“小叶挺”之称的叶飞，正是由于被繁杂的地方工作牵制了大部分精力，没能像过去历次战役一样，亲自分析、检查、准备金门之战，而且此时被一连串的胜利激励着的叶飞，也同整个兵团一样，轻视金门之战。叶飞认为：厦门是敌人有永久性设防工事的要塞，守军是汤恩伯集团，兵力充足，又有海空支援，已被我军攻克了；而金门不过弹丸之地，又没什么坚固工事，守军名义上是一个兵团，实际上只不过是两万残兵败将，我以一个主力军和二十九军两个主力团攻打金门，绰绰有余了。在轻敌思想支配下，叶飞对金门之战准备工作过问不够详细。

    由第二十八军主攻金门早在预定作战方案中就定下来的。第二十八军的前身是1947年4月组建的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该军是山东部队，没有海岛登陆作战经验。

    由于第二十八军军长朱绍清、政委陈美藻均因病留在福州治疗休养，因此，攻打金门的指挥官便是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军政治部主任李曼村。

    309萧锋，时年仅33岁，作为我军的优秀指挥员，萧锋堪称是一位能征善战的勇将，足智多谋的儒将。在土地革命时期，萧锋担任过江西省万太县游击队分队长，太和县游击大队队长，万太独立团团长，少共信丰、南康、南雄地委工委组织部长兼代理书记，红军总政治部组织干事，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总支书记、政治委员。1932年进入中央苏区第一期列宁团校，随后即转中央马克思主义大学第一期高级班学习。在第五次反“围剿”的作战中及红军战略转移，进行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他作为一名红军团级指挥员，跟随红军军部行军，肩负着保卫中央机关安全的重任。在攻克吉安城的战斗中，他一马当先，采用“火牛阵”战法，智取吉安城，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受到朱德军长的赞扬并亲自奖励他一把盒子枪。在瑞金保卫战、突破乌江以及飞渡泸定桥等举世瞩目的战斗中，他抢关夺隘当先锋，屡受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等中央首长的赞誉，曾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5年7月，红军到达陕北后，他奉中央命令，单骑探险穴，只身和国民党军骑兵六师师长白凤翔谈判，达成互不侵犯条约，对当时斗争起到了积极作用。抗战期间，萧锋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骑兵团政治委员、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三团政治委员、第五团团长、军分区副参谋长。他率部创造的“猫耳洞”、“麻雀战”等因地制宜、群策群力的战法，在开展敌后游击战中使日寇闻之丧胆。在平型关、百团大战等著名的战役战斗中，都可见萧锋的身影。解放战争开始以来，萧锋担任渤海军区警六旅旅长兼第二军分区司令员。

    作为解放军第二十八军的创始人之一，在敌我拉锯的严酷岁月，他的足迹几乎踏遍了渤海地区及至齐鲁大地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这期间，他先后任山东军区第七师副师长，华东野战军第十纵第十一师、第二十九师师长，直至第三野战军二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其间，他参加过莱芜、孟良崮、皖东、皖西、豫东、济南、淮海、渡江、上海和这次的漳厦金战役。淮海战役中，率部担任萧县、永城地区攻击杜聿明集团的作战任务，配合友军击毙国民党军上将兵团司令员邱清泉，俘虏了包括杜聿明在内的多名国民党军队高级将领。上海战役中，他率部歼灭国民党驻吴淞的守军，切断了国民党经吴淞向海上逃跑的退路。根据多次战斗实践的检验，经与赵明奎等同志通过一百多天的反复试验，研究创造了“迫击炮发射筒送炸药法”，在淮海战役、上海战役中大显神威，多次受到三野前委和纵队首长的表彰，向二野和其他纵队普遍推广，给予在美帝的支援下武装到牙齿的蒋介石军队以有力的打击。

    可以说，萧锋是当面之敌——金门守军为老对手，真可谓冤家路窄。

    自9月19日，在晋江接受南下攻金任务后，第二十八军即开始着手攻金准备。

    9月21日，萧锋随军部指挥所进驻金门北岸隔海相望的莲河。同一日，八十四师第二五一团进驻白头、珩厝，团部指挥所设在珩厝；八十二师师部驻菊江，各团驻溪东、下园、芦青；军炮团驻西福，军后勤部医院驻沙美。

    要打金门，首先需要解决的是渡海的船只问题，然而很难解决。国民党从大陆沿海撤退时，对渔民的船只大肆进行破坏，有的烧毁，有的被强行拉走。再者，当地渔民不了解人民解放军的政策，以为和国民党一样拉船拉夫，

    所以，当第十兵团到达后，许多渔民把船隐藏起来。

    关于征集船只的困难，萧锋曾于日记中这样写道：“攻金船只征集极困难，自9月20日至10月22日，30天时间里，3个团派出4个连兵力到晋江湾等地找船，共征集到320只木船，两艘火轮，勉强可载8个营。二五三团还缺一个营的船，全部船只最多只能装载5200人。有的有船无帆，有45只木船无船老大。现有船只分给八十二师171只，八十四师65只，八十五师以二五三团为主45只，该团还缺一个营的船，其余的船分给军机关和军直分队。征有二只火轮（每只可载600余人），一只分给八十二师指挥所，另一只做机动。”“现有木船停泊在董水前、白头、菊江、溪来、老港等处。几乎每天都有蒋机来扫射轰炸，船只损失颇大。各师、团组织了1100多名修船木工，忙着修船。自训水手每夜出海预演。北方人不懂水性，很难学会。自解放战争近4年来，没有哪次备船像攻金门这样难。”

    直到10月24日，攻金部队才搜集到一次可航渡约3个团的船只。

 第214章

    这离10月18日下达的进攻金门作战部署命令的时间10月20日已推迟了4天。

    进攻金门部队原定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二四五团、二四六团、第八十四师的第二五一团以及第二十九军的第二五三团，第二五九团共6个团兵力完成。由于无法筹措到一次性渡运6个团兵力的船只，第二十八军前指作出了一个如下过于理想化的预想：将攻金部队分成3个梯队。其中第八十二师之第二四四团及二四六团三营、第八十四师之第二五一团、第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之二五三团，共3个多团为攻金第一梯队，约9000人，由八十二师统一指挥。分别由莲河、大嶝岛、澳头东北港起渡，在大金门岛北部湖尾乡至古宁头段登陆突破，首先攻歼该岛西半部之敌，尔后会同后续部队攻歼东半部之敌。第一梯队登陆后，船只迅速返航，再运送第二、第三梯队，这样来回几次，考虑到第一梯队登陆时的损失，我部队仍可有1.3万人左右，而对方守大金门之敌当时估计只有1.2万人左右。双方数量上基本持平。

    但对方是新败之师，人民解放军士气高昂，在一对一的情况下取胜是有把握的。

    这个近于理想化的方案表面上是可行的，然而它却未充分考虑到敌情和海情的变化，未考虑到敌人随时可能的增援，更未考虑到国民党海、空军较为强大的作战能力。当时国民党陆军虽一败涂地，但其海空军还大部完整，拥有10万余吨位的作战舰艇和200多架作战飞机，并在福建沿海的金门等岛屿上建立了陆海空三军配合的立体防御。事后证明，对国民党海空军作战能力严重忽视是金门失利原因之一。

    正当第二十八军在为攻打金门积极备战之际，蒋介石决定向金门增兵驰援。金门的敌情有了变化。

    蒋介石十分清楚，金门距厦门不过一衣带水。为了阻挡解放军的强大攻势，守住这东南小岛，蒋介石决定放弃广东潮汕地区，将驻守在那儿的第十二兵团撤出，增援金门。

    第十二兵团的司令是蒋介石的嫡系胡琏。该兵团当时归属以李宗仁代总统的广州国民党政府，受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薛岳指挥，担任保卫广州右翼的安全。1949年9、10月间，该兵团曾再度进行整编，由原辖2个军扩编为3个军，即第十八军，下设十一师、四十三师、一一八师；第十九军，辖十三师、十四师、十八师；第六十七军；辖五十六师、六十七师、第七十五

    师。该兵团虽是淮海战役后重建的部队，经有一定实战经验的指挥官胡琏的整治，已逐渐从“残兵败将的颓废氛围中”解脱出来，具有一定作战能力。

    其时，因广州岌岌可危，广东国民党政府要十二兵团调往粤北；而台北的东南军政长官陈诚要十二兵团驰援舟山和金门，因胡琏系陈诚的旧部，又一向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因而当9月底，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罗卓英衔陈诚之命来调军队时，胡琏满口答应。

    胡琏置广州方面的要求于不顾，决然于10月8日派十八军增援金门。不久，台湾的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正式明令十二兵团归其指挥，并即乘船向舟山群岛增援。胡琏即命第六十七军为第一船313团，第十九军为第二船团，10月18日从汕头地区出发驶向舟山，而他自己则乘飞机从汕头去了台湾，向东南军政长官面请指示。10月17日厦门解放，金门形势十分危急。鉴于情况紧迫，胡琏随即命令正在海峡中航行的第二船团——十二兵团部和十九军改航驶向金门，以期会同先期到达的第十八军一起接替金门防务。而第一船团计划不变。

    10月9日，第十八军相继在金门登陆。

    10月23日，第十二兵团团部和第十九军抵达金门附近。其时，离我军向金门发起攻击仅止一天！

    由于时间紧迫，这一重要的军情变化没有引起我军指挥官的高度重视。

    这样，在我军攻打金门之前，在胡琏兵团未到达金门之前，国民党的守军已不是1万多人，而是3万多人了。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对所辖部队重新进行了如下部署：十八军的十一师，二十五军的四十五师守备金门东部官沃至琼林一线，统归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指挥；二十五军直属队和四十师余部、二○一师，防守琼林至古宁头一线，统由二十五军军长沈向奎指挥；小金门及大担、二担由第五军的第二○○师和十八军的十一师三十三团守备；十八军的一一八师和战车第三团第一营两个连为机动部队。

    10月24日中午，叶飞接到萧锋电报，计划当晚向金门发动进攻。

    叶飞立即召开作战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兵团作战处长、情报处长等有关人员。

    叶飞询问胡琏兵团是否已到金门？参谋人员回答，正在海上徘徊，尚未到达金门。

    正在这时，机要人员送来一份截获的电报，是23日胡琏十九军在海上向蒋介石发出的，内容是请求撤回台湾。叶飞分析这份电报说：“从这份电报看，胡琏兵团的行动有两个可能，一是增援金门，一是撤回台湾。可能是蒋介石命令胡琏增援金门，而胡琏不愿意，所以打电报给蒋介石要求撤回台湾，因而在海上徘徊。”作为身经百战指挥员，叶飞深知抓住战机的重要。他侧身对身边的作战处长说：“攻打金门的时间已经推迟了几天，现在是最后一个战机，应趁胡琏兵团尚未到达金门之时，攻取金门。”于是叶飞批准了第二十八军开始攻击金门的战斗。

    其实，这一命令下得太过草率了。

    其一，守备金门的兵力早已不是1万多，而是3万多；其二，给蒋介石发电报要求撤到台湾的是胡琏第十二兵团第十九军，而蒋介石严令该军撤往金门的电报却没有截到。

    其三，10月13日，我二十八军在攻占金门北面的大、小嶝岛时，就已

    发现被歼的国民党军队中有刚从汕头调来的第十八军主力师第十一师的俘虏，其中包括第三十一团团长。

    经审问，知道胡琏兵团第十八军的两个师已全部抵达金门。

    这一重要敌情本该引起高度重视，可是部分指挥员已经主观上认定只要我军一登陆，敌人就会逃跑。对于这一不合乎主观意向的客观情况未予以重视，甚至怀疑俘虏供词不可靠。

    一连串的失误导致了最后的失利。

    30多年以后，指挥此次战斗的第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对此检讨说：“这次失利是我骄傲轻敌的结果，也是我有私心杂念的结果。对于战前的一些准备情况，我是有不同看法的，如果我能在发起攻击之前，跟粟司令通一次电话，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但我没有这样做。”

    早在攻打金门之前，有关俘虏的供词已反映到第三野战军主管军事的粟裕副司令员那里。

    315粟裕感到情况可能有变，立即特别指示第十兵团第二十八军：（1）以原敌二十五军一○八师1.2万人计算，只要敌军增加一个团也不打；（2）没有一次载运6个团的船只不打；（3）要求苏北或山东沿海挑选6000名久经考验的船工，船工不到不打。

    可惜，粟裕这些指示并未落实，甚至一点也未落实。

    其时，第二十八军也有自己的想法。

    萧锋10月24日的日记这样写着：金门之战，估计有三种可能：第一按我们的如意算盘打下去，至26日结束战斗；27日我军撤兵回防，参加建设福建；第二，要防止变化，如敌人增加就不干；第三，最坏情况是，怕我登陆而胡琏兵团也登陆。汤恩伯则利用军舰运输方便，空军优势，利用金门岛屿作最后挣扎。因此，我们登陆后，可能会遇到激烈、艰苦的战斗，要准备付出4000人左右的伤当二十八军第一梯队登船完毕后，萧锋等二十八军前线指挥人员也曾一度犹豫，再次向兵团请示，是否按原计划行动？而怀着捕捉战机的兵团领导方面传来了不容变动的指示：决心不变！

    不注意实际情况变化而作出的决定必然酿成失败的悲剧。

    1949年10月24日21时，由第二十八军八十二师二四四团、八十四师二五一团和二十九军八十五师二五三团组成的进攻金门第一梯队分别由莲河、大嶝岛、后村等地启航。参战官兵个个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向着预定国标扑去。他们似乎都毫不怀疑地坚信这样一句话：“登陆就是胜利！”

    按照战斗部署，第一梯队分成3路：东路：二四四团组成，其任务是从金门岛蜂腰处北部湖尾乡和垄口之间登陆突破，将大金门岛之敌从中间拦腰斩断，同时阻击东部西援之敌。

    中路：二五一团组成，从湖尾乡以西登陆突破，向西南攻击金门县城。

    西路：二五三团组成，从古宁头登陆攻击古宁头半岛守敌，得手后，向南迂回，会同二五一团攻取金门县城。

    原计划第八十二师指挥所随第一梯队登陆作战，以便统一指挥分属不同帅的3个团，可是因为缺乏船只未能成行，结果整个登陆作战中没有一名师以上指挥员。加之渡海前各部队也没有进行协同演练，所以，登陆部队一离

    开码头，即与上级指挥部失去联系，而且在航渡中遭国民党炮火拦截时，登陆船队又缺乏协同作战经验，一些船队在航渡中被打散。

    金门守军对于金门的防守十分尽心尽力。

 第215章

    当时二十二兵团司令官李良荣除了加强工事外，还十分注意我军情报的搜集。他根据从我军截报的情报分析，估计我军于25日、26日对金门发动攻击。24日上午第二十二兵团开会，汤恩伯到会督导，会议决定进行作战演习。当天下午，金门蒋军二○一师和一一八师（加强战车连），在认为我军进攻登陆可能性最大的垄口至古宁头之间海滩举行联合攻防演习。下午7时演习结束。过了七八个小时，我军果然在这一地段登陆，大举攻击。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我军的这次进攻必会十分不利。

    然而另一个小插曲，似乎更预示着我军的这次进攻出师不利。

    当年金门守军二○一师六○一团团长雷开瑄在台湾《近代中国》季刊举行的“金门大捷30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上如是说：“金门大捷有此似是天意，更是幸运的巧合。当年10月25日凌晨一时半左右，六○一团第二营突击排长卞立乾中尉，查哨时，不知怎的，误触了地雷。

    “一时间，引起全线警觉，东西一点红的两盏探照灯也就全亮317了。

    “真巧，在探照灯的照射下，大家发现大嶝岛方向的海中央，有10多艘机帆船（注：实为木帆船）正急驶而来。

    “于是，就这一‘不幸’的误触地雷，紧跟着惊天动地的金门古宁头之役就发生了……”

    国民党守军侥幸发现的是我二四四团。

    一时间，二四四团全暴露在守军的眼皮底下，国民党守军以密集火力封锁海岸，妄图阻止我二四四团登陆，二四四团因这一突发情况损失惨重。但二四四团的官兵在对方炮火和机枪扫射面前毫不退却，依然勇往直前。

    尽管出现种种不利情况，我攻金第一梯队的3支登岛部队在25日凌晨2时分别登陆成功。左翼二四四团在金门岛蜂腰部北岸的琼林、兰厝间登陆成功，抓住国民党官兵100余人，占领了敌人10多个碉堡；中路的第二五一团先头营在金门西北部的安歧以北、林厝以东顺利登陆后，后续营的登陆却遭到敌炮火的猛烈袭击，伤亡近三分一；右翼二五三团在西北角的古宁头、林厝间顺利登陆后，随即向敌发起进攻，于拂晓前攻占了古宁头滩头阵地。

    听到登陆成功，第二十八军前指和各师指战员深深地松了一口气。根据以往作战经验，登陆即是成功。

    欢喜之余，他们只盼望着船只早点返航，以便接运第二梯队登陆。

    但正是这节骨眼上，第一梯队在仓促之中犯了一个容易被忽视，却又很难避免的失误，因这个失误就种下了攻金登陆部队后来孤军深入、后继无援的祸根。这就是第一梯队在抢滩登陆后，没有及时地组织船只返航，因而使全部船只在潮退后搁浅在沙滩上，给敌人以可乘之隙，天亮后敌军一阵狂轰滥炸，所有的船只全部被炸毁、烧毁在沙滩上。在当时船只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这一失误可以说是致命的。但这一失误与其说是登陆部队犯下的，还不如说是二十八军前指犯下的。在敌人拥有海空优势的情况下，战斗未开始之前，我指挥员就应充分估计到各种可能，其中之一就是运送第一梯队登陆的

    船只可能无法返回。

    船只未能如期返航，第二十八军前指和各师指挥员心情开始紧张起来。

    10月25日晨，萧副军长、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等心急如焚。他们已清楚地看到了在敌军轰炸和炮火中燃烧的船只，原定运送1.1万人登岛作战的计划无法实现了。

    无可奈何之中，他们迅速请求第十兵团领导人给予援助，请求派船支援。

    兵团领导人得知后，即下令第三十一军将现有船只调给第二十八军，可是第三十一军此时几乎无船可调。

    第一梯队在金门岛上孤军奋战，后续部队却无法增援，这种痛苦是局外人无法体会的。

    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后来回忆说：“我们眼看船只被烧，第二梯队无法过海，内心的着急和痛苦实非语言所能形容。古语说‘隔岸观火’，是事不关己袖手旁观的意思，而我们却看在眼里，痛在心头，异常着急而又无计可施！这样的心情，是我参加革命以来，从未经受过的。”

    应该说，我第一梯队登陆是成功的。但登陆之后，登陆部队急于向前推进，又犯了另一失误，即没有巩固滩头阵地，除了右翼的第二五三团留下一个营巩固古宁头滩头阵地外，3支登陆部队没有统一指挥，没有按照作战前兵团司令员叶飞交代的方案行动。在“有几个人打几个人的仗，不等待，不犹豫，向里猛插”的战术思想支配下，兵分几路向纵深处猛插狠打，把纵深敌人李良荣兵团击溃，于拂晓前攻击西山、观音亭山、湖尾、湖南高地及安岐、埔头一319带，之后，又向料罗湾方向追击。

    20多年之后，台湾方面的战史也承认解放军登陆后几小时的攻势几乎势不可挡：“第一线海防，未经激烈战斗，即为匪所执。次为一三二高地，居高临下，射界广阔为一理想之防御阵地，但于匪登陆之后，不及数小时，即将高地四周（包高地南坡）整个占领，据云仅有零星抵抗，至此金门‘三高’，已去其一，所幸琼林要隘有战车三连演习之车辆扼守；……否则胜负属谁，实可未知！”

    正当我军发起攻击之际，10月24日晚，胡琏恰巧从台湾基隆前往金门。

    胡氏此行目的是，接受台湾之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的任命，以兵团司令官和福建省主席名义率领所部十八、十九两军，接防金门，汤恩伯、李良荣俟胡抵达后调回台湾。因此，可以说，金门战斗是在金门守敌进行换防，要调走的还没有走，要调来的却已经来的时刻打响的。这样一来，我攻金部队当面之敌，一下增加数倍，形成了敌众我寡极端不利的态势。

    有识之士曾这样指出，如果我攻金发起时间提早二天，或推迟二天，那么，这场战斗的结果将是另外一个样子。这种假设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胡琏在《泛述古宁头之战》一文中曾这样说过：“当时十八军若不先到金门，十九军亦不续到，则金门存亡，实难逆料。金门若失，则此万人亦不得撤回台湾了！盖海岛作战，殊难安全脱离，成则全胜，败则全没。”

    登陆部队的强大猛攻，给国民党守军以极大的杀伤。为了保住台湾的前沿阵地，为了给台湾岛留下一个屏障，蒋介石决定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共军之行动”。在严令胡琏兵团进入金门岛的同时，又于24日凌晨4点命令国民

    党海防第二舰队司令黎玉玺少将，率领旗舰“太平”号白澎湖基地开往金门岛增援。而且，早在黎玉玺到达金门之前，驻守金门岛的国民党海军全力进行海上封锁。

    25日上午，国民党从汕头撤往金门的第十九军全部在料罗湾登陆，这样金门守军增至4万人以上，由汤恩伯和他的顾问——日本侵华重要顾问、原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根本博统一指挥。

    国民党在内战期间，聘请臭名昭著的侵华日军重要战犯当军事顾问，这已不是首次。冈村宁次就曾长期担任蒋介石的军事顾问。

    面对5倍于我的守军反扑，登陆部队的形势越来越严重。

    尽管参加此次金门作战的国民党士兵大多为新兵，但胡琏的第十二兵团却有一些老骨干。这些骨干经过一些战役的锻炼，颇有作战经验。再次，海岛作战无后路可退，除了拚命别无选择。而且胡琏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也豁出去了，他令各军、师长亲到第一线督战，对后退的士兵一律格杀勿论！关于这一点，胡琏在后来的回忆录《古宁头大二担》中说得十分清楚，他说：“第十二兵团在徐蚌失败后，此乃第一次与毛共正面作战，再则此时大局逆转太快，一般都是土气低落。第十八军军长高魁元把他的指挥所推进到李树关的师部，李师长便向前推进到安歧，前线官兵除了猛攻前进，也无路可走。”

    为此，国民党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台湾官方出版的《金门大捷30周年口述历史座谈会》记述说：“当时担负古宁头的国民党军第十八师因伤亡重大，一时顿挫。后该师师长尹俊亲督警卫营冲击，结果警卫营伤亡自是十分惨重，自营长以下，所有干部非死即伤，最后只剩下军官1人，士兵57人而已。”

    在金门守敌的疯狂反扑下，我攻金登陆部队面临的局势一步步恶化。

    二四四团首先失利。25日上午10时，二四四团除少许人员向西突围，加入二五一团、二五三团战斗外，大部分指战员都壮烈牺牲，另一部分负伤被俘。与此同时，其他两个团也面临数倍于我的强敌，在孤立无援的苦战之中，危在旦夕。

    到了10月25日晚，经一天苦战，登陆作战3个团官兵损失过半。据报话机报告：第二四四团只剩下700人；第二五一团剩下1200人，第二五三团剩下1500人。更糟糕的是，我登陆部队是无后方作战，他们所携带的武器弹药以及食品不多。如再得不到补给；他们将弹尽粮绝，处境十分危险。同时我负伤的伤员也无法向后方转移，得不到抢救和医疗。

    前线的危急引起了隔岸军首长的极度焦虑。

    10月25日中午，十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刘培善从厦门兵团部赶到莲河第二十八军军指了解战情，并和二十八军指萧锋等人研究应急措施，决定尽全力找船派兵增援。

 第216章

    因时间太紧，经多方努力仅仅征集到几条船，有的还需要修补。

    刘培善指示，天黑以后由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一个营上去增援。

    入夜，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率4个连官兵乘一艘小轮船和几艘木船出发了。

    孙云秀是一个英雄团长，打仗很有一套，已内定担任第八十二师副师长。

    这次派他渡海登陆，是让他担负指挥全部登岛部队的任务。

    然而，4个连仅400多人，如此少的兵力，如此“添油”式的增援，怎能希望扭转战局呢？！

    孙云秀明知此去凶多吉少，生还的希望很小，但他仍抱着拼死一战、效死疆场的决心，受命带队增援。

    25日夜向金门渡海是非常危险的。国民党把这一夜看着是能否全歼共军登陆部队、守住金门的关键一夜。关于这一夜的重要性，国民党第十九军军长刘云瀚后来在《追述金门之战》一文中这样写道：“到了10月25日入夜以后，成为最危险的一夜。因为我军经过了整天激战，所有控制的部队都投入了战场，除伤亡相当大外，且多疲劳，……甚至胜负之数还未易言。幸好由于匪军没有船只，无法继续渡海来援，所以我们能够平安地渡过这最危险的一夜。”

    为了防止共军渡海增援，25日晚，国民党守军派出飞机在海面上巡逻，不断地投掷照明弹；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旗舰“太平”号率两艘炮艇往返巡行于古宁头以北海面，拦截一切从大陆来的船只，并不断向大陆及古宁头方向解放军登陆部队的阵地炮击。

    尽管国民党守军层层设防，孙云秀团长所率的4个连队仍躲过了国民党海空军的搜寻，登上了金门岛。

    增援部队登陆后，经过一些不太激烈的战斗，推进到双乳山一带，与第一梯队取得了联系。第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和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都向军指报告，拥护孙云秀团长统一指挥岛上的部队。

    10月26日，是进攻金门将士极为悲壮的一天。天亮后，岛上的情况急剧恶化，经过休整的国民党驻岛主力部队又一次在海、空军的掩护下，向我登陆部队猛烈反扑。最后，我登陆部队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只好退至古宁头一带防御。

    古宁头，是位于大金门岛西北角的一个半岛，形似鸡髻头，为平坦台地，间有起伏丘陵。这一带多是渔民的房舍，这些房舍为御台风，多用石块垒成，比较坚固。我登陆部队退至这一带后，依托这些房舍，同敌军进行了逐村逐屋的拉锯战，国民党守军因此付出较大代价。台湾国民党方面后来撰写的战史也承认：“在当天下午的战斗中，我军几乎每占一处阵地和一处房屋，都要付出很大伤亡。”

    10月26日上午，一直徘徊在海上的国民党第十二兵团司令胡琏亲赴金门，接过李良荣的指挥棒，亲到前线督战。国民党军久攻古宁头不下，胡琏于是要求台湾派飞机对村中建筑猛烈轰炸，然后又命战车连，不用伴随步兵，直接用坦克像野牛一样。单独冲进我军占须的北海岸碉堡及北山民房，来回碾压，并对准民房和碉堡的射击孔抵近炮击，压制我方火力，最后用步兵轮番冲锋，钻墙越壁，逐屋扫荡。

    尽管如此，双方战至26日天黑，古宁头阵地仍有1200名解放军固守。

    当时任国民党青年军团长的雷开瑄在后来为台湾军方所撰写的《金门古宁头战役讲稿》中这样写道：“金门古宁头之战十分艰苦，对方的优点是：不仅冒险犯难，行动迅速，攻击作业力强，而且干部控制力强，因此战斗意志在其控制之下甚为顽强，只要在其干部控制之下，可顽抗到最后。”

    10月26日深夜，早已弹尽粮绝、两昼夜未进粒米的登陆部队已难以坚

    持。这时，登陆部队已损失5000余人，已没有完整的连和营。孙云秀、刘天祥、徐博、邢永生等几位团长和指战员鉴于情况紧急，在一个山沟里举行临时作战会议，认为如果再继续在一起踞守某一个地域，在对方飞机、大炮和坦克攻击下，势心伤亡之更大，力量损失更快。最后决定，将现存部队分几股打游击。

    26日傍晚，第八十五师师长兼政委朱云谦仍等在海边，准备率第二五三团剩下的一个连渡海，可是没有等到船只。

    26日深夜，二十八军前指与登陆部队的联系逐步中断。

    与此同时，我登陆部队在金门岛上仍苦苦挣扎。27日晨，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来电说，该团一营600多名官兵已在古宁头全部牺牲，全团剩下的150多名官兵和第二四四团剩下的70多人正准备到海边找船，如有可能，渡海回到大陆！这是二五三团的最后一次来电，之后便杳无音信了。

    第二五一团团长刘天祥最后一次同军前指通电说：“我们的生命不长了，为了革命没二话，祝首长好！新中国万岁！”说完便引爆自杀。

    10月27日下午，第二四六团团长孙云秀所率最后一批官兵不幸在沙头附近被包围，在突围无望的情况下，孙云秀团长负伤自尽，其余战士全部被俘。

    10月28日上午，第二四四团团长邢永生在战斗中己身负重伤，被其他同志用担架抬至东山沟被敌军发现，被俘不久牺牲！

    第二五一团政委田志春率50多人，因弹尽粮绝被俘。

    第二五三团团长徐博隐蔽在山洞中一个多月，靠夜间出来到农田里挖番薯过活，后经国民党军反复搜山被俘。

    28日下午3时，金门岛的枪声平息下来。

    前线官兵牺牲、被俘之际，后方指战员们正心急如焚地翘首盼望他们的归来。

    27日军指电：“亲爱的二四六团孙云秀团长，二四四团邢永生团长、孙树亮主任，二五一团刘天祥团长、田志春政委，二五三团徐博团长、陈利华政委，第一梯队全体渡海攻金门的英勇指战员们、船工们：”25日、26日，你们在金门西部浴血苦战，抱着有我无敌、宁死不屈的决心，为解放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为解放金门11万勤劳勇敢的人民流尽了鲜血。现在战斗虽然失利，但你们英勇牺牲的精神是永存的。望你们凭依岛屿每个角落保存自己，并千方百计找到船只、竹木、门板等渡海工具，不分昼夜向北或西北方向渡海归建，我们在厦门、莲河等地区，派船在海面接应、护航，我们等待你们归来！“

    但没有人归来，一个也没有！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十一去兮不复返！

    9000余名官兵全军覆没，无一生还！但也没有一个人投降！国民党守军付出了惨重代价。

    战后蒋经国亲临金门“慰劳将士”，如此记述：“俯瞰全岛，触目凄凉，车至汤总部途中，尸横遍野，血肉模糊。”

    悲壮的金门之战降下了帷幕。

    金门失利，引起了全军以至全国的震动。

    战斗失利后的第二天，二十八军副军长萧锋和政治部主任李曼村来到厦

    门十兵团部，见到叶飞，面色惨白，失声痛哭，叶飞说：“哭什么！哭解决不了问题，现在你们应该振作精神，准备再攻金门。这次攻金失利，我身为兵团司令员，由我负责，你们回部队去吧。要安定部队情绪，你们两位先应该振作起来……”

    萧、李二人走后，叶飞立即起草电报，报告华东军区陈毅司令员并报中央军委，报告中，叶飞简述了失利经过，并引咎自责，请求给予处分。陈毅司令员回电说：“现在不是处分什么人的问题，而是接受经验教训。”中央军委也没有给予处分，命令十兵团准备以后再攻金门。

    10月29日，中央军委下发了一份毛泽东亲自起草批转全军的《军委关于攻击金门岛失利的教训的通报》。

    各野战军前委、各大军区：据第三野战军粟裕、袁仲贤、周骏呜三同志十月二十八日致第十兵团叶陈及福建省委电称，十月“廿七日八时电悉，你们以三个团登陆金门岛，与敌三个军激战两昼夜，后援不继，致全部壮烈牺牲，甚为痛惜。查此次损失，为解放战争以来之最大者。其主要原因，为轻敌与急躁所致。当你们前次部署攻击厦门之时，拟以一个师攻占金门，即为轻敌与急躁表现。当时我们曾电你们，应先集中力量，攻占厦门，而后再转移兵力攻占金门，不可分散力量。但未引起你们深刻注意，致有此失。除希将此次经验教训深加检查外，仍希鼓励士气，继续努力，充分准备，周密部署，须有绝对把握，再行发起攻击。并请福建省委，用大力为该军解决船只及其他战勤问题。至于失散人员，仍望设法继续收容”等语，特为转达，请即转告各兵团及各军负责同志，引起严重注意。当此整个解放战争结束之期已不在远的时候，各级领导干部中主要是军以上领导干部中容易发生轻敌思想及急躁情绪，必须以金门岛事件引为深戒。对于尚在作战的兵团进行教育，务必力戒急躁轻敌，稳步地有计划地歼灭残敌，解放全国，是为至要。

    军委十月甘九日为了总结经验教训，11月1日，第十兵团在厦门老虎山举行了兵团党委扩大会议。

    第一个发言的是萧锋。他说：“金门战斗的失利，是领导判断错误，指挥失误，是骄傲轻敌的结果，是违背了毛主席不打无准备之仗的指示，也违背了粟裕首长批示的三个条件。

    “我作为直接指挥官，这次失利是我对福建人民犯下一个极大的罪，我请求十兵团党委、三野前委给我应得的处分。”

 第217章

    叶飞第二个发言，他说：“金门战斗的失利，主要责任是我，我是兵团司令员、兵团党委第一书记，不能推给萧锋，他有不同意见，我因轻敌，听不进。临开船时，在电话上我还坚持只要上两个营，萧锋掌握好第二梯队，战斗胜利是有希望的。是我造成的损失。请前委、党中央给予严厉处分。”

    叶飞尽管过去战功卓著，却为这次金门失利一再向华东军区和党中央请求处分。

    负责指挥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尽管未指挥金门之战，事前还作过如遇敌增援、船只不足、老区的船工不到都不能打的指示，战后却主

    动向中央承担金门失利的责任。粟裕曾对萧锋说：“金门失利，不能归罪叶飞，更怨不上萧锋，主要责任在三野前委，特别是我这个主管作战的人。谈具体一点，我得到包括你在内所反映的一些情况后，曾归纳成三条明确电复。同时也电令江苏军区和山东军区一定要袖1500名船工支援十兵团，直接到二十八军报到。但是，我由于背上了上海、南京、杭州这些大城市的包袱，怕这些地方出了乱子影响坏，所以没有挤出时间到你们那里去检查一下战前准备情况，因此我应该承担主要责任。”

    金门失利，原因多多。

    11月19日，二十八军党委经沉痛讨论之后，一致认为，应该从悲痛事实中，吸取如下教训：（一）只要有敌人存在，在具体的战役与战斗上轻视敌人的急躁思想是极其危险的。金门战斗正是由于指挥上过低估计了敌人的数量优势（金门敌人与我攻击部队比），过高估计了我军的质量优势，胜利冲昏了头脑，已经发觉敌胡琏兵团的增援到达，敌情发生根本变化之后，仍然没有清醒的判断，改变决心，坚决向上级建议和下级商量，而是机械地坚持已经脱离了现实的决心与意志，这就铸成错误，注定了危局。

    （二）如果违背了毛主席的军事原则，就必然打败仗。金门战斗的失利，就是违背了“不打无把握之仗，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一原则。当时敌人未增援也无把握，增援后更无把握。船只是海岛作战胜利的决定因素，而此次战斗的船只准备是极其潦草与极其不充分的，又因未能掌握海情，以至船只一去不返，后备力量无法增援，战术打算无法实施，这是战斗组织上的重要错误。

    （三）打胜仗必须靠军事民主，集中群众的智慧，如果指挥上主观主义，以个人的热情、愿望代替军事民主，使下情不能上达，群众的智慧不能发挥，指挥意图不与实际情况相结合，就必然打败仗。金门战斗前，团里有些正确的意见没有得到及时的反映，和应有的重视与采纳，因而失去悬崖勒马、挽救危局、改正错误的可能的时机。

    （四）执行上级的命令，必须不是盲目的，而是自觉的，以对党、对人民、对部下态度负责的精神，实事求是，正确的分析当前情况，积极的向上级提出处置的意见（必须与叫苦区别），才能使上级的意图得到真正的实现。

    那种怕个人影响不好，怕碰钉子而采取自由主义不负责任，把战争当儿戏的态度，是金门战斗失利的主要原因之一。

    （五）在最危险的情况下，共产党员特别是主要的负责同志应该挺身而出，与部下共生死去挽救危局，转危为安，转败为胜……

    二十八军以上的教训是在金门失利后20来天作出的，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比较深刻地触及了导致金门失利的一些实质性问题。但由于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并且是从参战部队自身角度来检讨的，因此，这些教训不可能反映问题的全部。

    叶飞在几十年后说过：“我们接受经验教训，不能仅从微观上看，还应该从宏观上体会这次教训的更重大的意义。那就是，在现代战争条件下，没有制海权、制空权，要实行大规模渡海登陆作战是非常困难的。50年代初，在我海、空军正处于劣势的条件下，要仅仅靠木帆船横跨台湾海湾，解放台湾，现在看来，恐怕是会吃比攻打金门失利更大的苦头的。金门失利之后，接受了教训，头脑清醒起来，接受攻金失利的经验教训的真正意义，也许就

    在这里。“

    叶飞的一番话，导出了金门失利偶然中包含了必然因素。

    攻打金门虽然失利，但攻岛部队不怕牺牲、拚死作战的精神是永存的。

    10几年后，粟裕还说：“二十八军是支好部队，在金门战斗中英勇善战，宁死不屈，面对几十倍的敌人打得极其顽强，他们歼灭的敌人，连台湾的报纸也承认有2.6万多名，真是打出了军威，我若再带兵作战，一定点名要二十八军，并委以重任。”

    金门之战结束后，望风而逃、败迹连连的国民党军队惊魂甫定，大喜过望地称其为“金门大捷”或曰“古宁头大捷”。蒋经国更是在其日记中鼓吹：“金门登陆共军之歼灭，为年来之第一次大胜利，此真转败为胜，反攻复国之‘转捩点’也。”

    把共军金门失利说成是国民党转败为胜的“转捩点”，那是言过其实了。

    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将领，如胡琏在70年代曾说过这样一番话：“笔者20多年来，不愿谈古宁头战事……我辈军人失去中国大陆，耻辱殊甚！……区区登步，何足道哉？！”

    十五、解放舟山蒋介石认为：只有守住舟山，反攻大陆才会方便得多。蒋经国四赴舟山给守岛官兵打气。战前粟裕发来紧急指示。指挥不当，天不作美，登步岛几蹈金门覆辙。攻舟失利，中央军委电令暂停攻击。关键时刻，粟裕再次向中央提出重大建议。解放海南岛，毛泽东要林彪向粟裕学习。有老大哥支持，国民党从此失去空中优势。丢卒保车，蒋介石被迫作出痛苦抉择。备而不用，海陆空三军甚感美中不足。

    早在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攻打金门之前，舟山战役外围之战已经打响。

    舟山群岛位于浙江省东北部，杭州湾外的东海中，由舟山、岱山、登步、桃花、金塘、大榭等400多个岛屿组成，总面积1200平方公里（本岛523平方公里），首府是舟山本岛上的定海镇。舟山群岛是中国海上交通的要冲，又是沪宁杭地区的海上屏障。1840年到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英国舰队曾两次入侵浙江沿海，都是先从舟山群岛的主岛、定海登陆的。英国的海军陆战队，还曾以定海为跳板，一度入侵镇海、宁波、慈溪……由此可见，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早在蒋介石败退上海之前，对舟山就给予了高度重视。蒋经国曾回忆说：“记得父亲引退之后，交我办理的第一件事情，是希望空军总部，迅速把定海机场建筑起来。那时我们不大明白父亲的用意，只能遵照命令去做，父亲对这件事显得很关心，差不多每星期都要问，机场的工程已进行到何种程度了？后来催得更紧，几乎三天一催，两天一催，直到机场全部竣工为止。到了淞沪弃守，才知道汤恩伯的部队就是靠了由定海机场起飞的空军的掩护，才能安全地经过舟山撤退到台湾。”

    蒋介石看重舟山群岛，决非仅仅是把它作为部队撤退的一个中转站。蒋介石十分清楚中共没有海空军，他要利用这一弱点，控制舟山群岛，利用这些岛屿的特殊地理位置使之成为控制长江口并袭扰大陆的理想基地。

    渡江战役和上海战役以后，国民党驻守江浙和上海一带的部队在人民解放军强大攻势之下，纷纷逃往舟山，并组成了以原上海防卫司令石觉为司令的“舟山防卫司令部”，下辖第七十五军、第七十八军以及新编第一军共6万余人，妄图凭借东海的水障，长期盘踞舟山。此后，蒋军的飞机不时从定海机场起飞，对宁波、镇海一带狂轰滥炸。当时定海机场距离上海只有140公里，轰炸机起飞后20分钟即可到达。随后，国民党海军第一舰队驻泊于舟山，对上海及其以北的港口进行封锁，禁止外国轮船和国内船只进出口岸。

    为了坚决彻底消灭敢于顽抗之敌，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首长，决心乘胜解放舟山。此任交由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完成。

    第二十二军接受任务后，根据舟山群岛的地理条件和敌优我劣的现实情况，确定了首先逐次攻占外围岛屿，然后攻占舟山本岛的作战方案。

    7月18日夜间，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以4个营的突击队在距大陆仅0.59公里的大榭岛登陆，全歼守岛的国民党军一个团和前来增援的一个营。

    之后，第二十二军投入攻打金塘岛的准备之中。

    金塘岛位于大陆与定海之间，是舟山群岛的第二大岛，也是我军进攻舟山本岛的最大障碍。二十二军六十六师，是该军的前卫师，当六十六师抵达镇海之时，早已逃跑的敌人已在金塘岛进行坚守防御的作战准备了。

    渡海作战准备工作一开始，六十六师副师长石一宸和师指挥所人员，先

    期来到金塘岛对岸的海边，侦察地形，了解敌情，布置任务，研究战法。一到海边，师指挥所就意识到：渡海作战与陆地作战差别太大了。首先是没有船，其次我军士兵大多是山沟里长大的，从未见过海，不识水性，一旦翻船怎么办？但任务必须完成，于是第二十二军全体指战员一起动手，展开了一切征服海洋天险的大搏斗。

    首先必须征集船只。渡海作战，没有船只的部队算不上部队，因此首先必须解决船只问题。

 第218章

    但这一问题要解决并不容易。当时所有的船只，差不多都被国民党军队抢光了，带下走的也被他们破坏了。于是，广泛地征集船只成了当时很重要的一项战备任务。二十二军从机关抽出许多干部，带上小分队分头出发找船。一直从浙江沿海找到江苏、山东，连山东的木帆船也找来了。有的船在海上日夜兼程南下，有的船用火车送到浙江。不长时间里，二十二军共征集到了600多条船。但这些征集来的民船大大小小，船上的附件七零八落，用火车运来的船只因长途运输，已被碰得残破不全了。于是师、团后勤部门立即成立修船厂，有的船要加固，有的要配橹，有的要加篷……

    负责征集船只的同志，有的当采购，有的当木工，有的当铁匠，有的当技术指导，一时忙得不可开交。除了修船，已修理好的船只还必须防备敌人的空袭。国民党部队对于这些船只的用途是一清二楚的。侦察机低空搜巡，轰炸机水平投弹，轮番地进行轰炸。敌人白天炸，我军夜晚抢修，为了这些船只，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战。经过苦斗，二十二军在临战前终于修好了350条船，满足了一个加强步兵师渡海作战的需要。

    其次必须尽最大努力将北方“旱老虎”变成南方“水蛟龙”。渡海作战，除了船以外，还必须训练好自己的水手。金塘岛战斗以前，第二十二军曾攻打过一个小岛。当时二十二军没有自己的水手，主要由当地船老大撑船。平时训练还可以，战斗打响后，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四面开花，船老大就不敢开船了，有的干脆跳水逃跑了。为了顺利完成渡海攻打金塘岛的作战任务，二十二军首长觉得有必要训练自己的水手，用自己的战士开船。于是二十二军每个突击连都配有三五条船，各连都成立船管小组，派一名连的干部负责；突击营成立船管中队，步兵团成立船管大队，各级船管机构很快建立起来了。

    二十二军选调一些打仗最勇敢，办事最机灵，责任心最强的干部到船训练队工作，并把一些最勇敢的战士派去训练成水手。干部、战士们整天泡在海水里，经过一个月的训练，这些新水手们不仅能划桨、摇橹，而且能撑篷掌舵，一次航行可达二三十华里。之后，新水手们又苦练复杂情况下的驾驶技术，一直综到操作灵活、进退自如为止。基础练好后，水手们又进行了向敌岛附近试探性航行训练。翻来覆去练了一个月以后，水手们越练情况越熟，胆子越大，信心越足。北方的“旱老虎”终于练成了南方的“水蛟龙”了。有了自己技术过硬的水手。二十二军攻打金塘岛的信心进一步增强。

    为了确保战斗的胜利，第二十二军在战前组织干部反复地察看地形，认真研究作战方案。

    当时敌军在沿海一线配备有两个营，在滩头设有障碍物，少的四五道，多的七八道。在纵深200多米的地域内，布满了木桩、铁丝网、竹签、鹿砦、地雷、碉堡。200米后的小高地上，敌人修建了许多碉堡，这是守敌布置在一线的坚守要点。碉堡后面还有一些集团工事，是敌人为了在滩头上进行反扑的预设阵地。

    根据敌方的兵力部署和工事构筑情况，二十二军确定了先以炮兵摧毁敌

    一线工事和压制二线阵地的火力射击，同时突击队力求迅速登陆并突破敌人防御阵地的方案。

    到了9月下旬，二十二军渡海打金塘的作战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

    上级领导经周密考虑，最后批准二十二军10月上旬发起战斗。按潮汐规律，10月2日或3日进攻于我军有利。于是，二十二军一切准备工作都集中到这两天的最佳时间内，二十二军的步兵随时准备登船，炮兵随时准备开炮。

    部队已处在“箭上弦、刀出鞘”的临战状态了。

    正在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喜讯从北京传到了浙东前线，战士们备受鼓舞。他们说：“我们多少年来流血牺牲，盼的就是这一天。快打！要把解放舟山的捷报早一天送到北京，送到毛主席手里！”

    10月3日晚，第七兵团第二十二军利用夜暗和大雨天敌机无法起飞的机会，以4个团的兵力向距大陆4.6公里的金塘岛发起了攻击。一时间，几千发炮弹一齐向敌人的滩头阵地倾泻而去，敌人的一线阵地霎时变成了一片火海。炮声响后，按预定计划突击营的勇士们开始登船起航，不一会儿，辽阔的海面上，300多条战船浩浩荡荡地向着预定目标——金塘岛出发了。

    把守金塘岛的是敌一个比较能打的一○二师。但因在我登陆部队的正面只有2个营把守，因而，我登陆的先头部队9个突击营没遇多少抵抗很快就突击上岛。经过一天的战斗，敌一○二师被彻底消灭了，共俘敌少将副师长以下2400余人。

    在二十二军发起攻打金塘岛战役之际，10月7日晚，第三野战军第七兵团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以4个营的兵力在距大陆11.5公里的桃花岛登陆，经过一夜战斗，全歼国民党交警总队和青年军一个营共1300人。

    大榭岛、金塘岛和桃花岛登陆作战的成功，打开了舟山外围的屏障。于是，第七兵团的下一个攻击目标指向了舟山本岛的最后屏障——登步岛。

    连续作战的胜利，使第七兵团官兵们滋长了轻敌速胜的情绪，没有估计到当时形势已经发生了一些不利的变化。

    自金塘、桃花等岛屿失陷后，蒋介石十分紧张，10月11日蒋介石在蒋经国的陪同下亲赴定海“视察”。对于蒋经国来说，在本年度他已是第4次来舟山了，这里的情形一次比一次差，而这次最糟，舟山的大门已经敞开，形势十分危急了。

    由于解放军当时几乎没有防空武器，蒋介石的座机b—25毫无顾忌地飞到镇悔和宁波上空。蒋介石低头俯瞰，映入眼帘的是山清水秀的江南美景，是他熟悉的一草一木。他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一种有家不能归的凄然之情油然而生。他痛苦地说：“飞回去吧！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但只有守住了舟山，我们反攻大陆才会方便许多。”

    飞机降落之后，蒋介石匆忙在舟山防卫司令部召开了海陆空军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台湾省主席、东南军政长官陈诚，空军司令周至柔，海军司令桂永清，舟山防卫司令石觉等。大会拟定了防守定海和外攻反围岛屿的计划，决定采取如下三条措施加强防守力量：“一、加强扩建岱山机场（注：即定海机场），保障重型轰炸机起降；二、将海军第一、第五舰队及从汕头撤出的胡琏兵团的第六十七军调往舟山；三、至少调一个加强团到登步岛，巩固舟山西南屏障。”为了加强领导，会上还决定成立东南军政长官公署舟山指挥部，以郭忏为主任，石觉为副主任。

    蒋介石部署完毕后，又在舟山巡视了一番，“对于情报人员多能奋斗不

    懈，空军亦能尽职作战，甚感欣慰“，于是14日中午放心地返回台北。

    经过蒋介石的一番策划，这样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达到9万人，超过解放军攻岛部队的一倍，并有大量的海空掩护。由于登步岛成了舟山本岛外围最后一个屏障，于是蒋介石重点防守，由国民党第八十七军派驻一个团另一个营，并在岛上抢修了许多坚固工事，决心死守。人民解放军第七兵团在没有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变化的情况下，为了尽快攻占舟山本岛，命令已进占桃花岛的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4个营的兵力以桃花岛为出发地，利用大雨天敌人飞机无法起飞的机会，渡海向登步岛发起进攻。

    在此之前，第二野战军主管作战的粟裕副司令员曾给第七兵团下达过如下指示：“……夺取登步岛必须集中足够兵力，要有保障第一梯队同时起渡，第二梯队连续航海的足够的船只，确实掌握敌情、水情、风向、气候的变比，严格检查参战部队的作战部署和各项准备工作，以防止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指挥上的粗枝大叶。”

    11月3日，我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开始向登步岛发起攻击。桃花岛距登步岛仅有3公里，但我第一梯队起航不久，风向逆转，潮水渐退，船队在海浪中被吹散。经过艰苦拼搏，第一梯队9个连中有7个半连1000多人登陆。

    上岛部队建制混乱，重武器也未能携带上岸。尽管一开始就出师不利，但我登陆部队上岛后，随即展开攻势并且锐不可挡，很快登陆部队就突破了国民党军设在海边的障碍和火力封锁，连续突击，歼灭了敌军8个连，俘敌500余人，控制了全岛四分之三地区。国民党军被迫退至岛上一角，固守待援。

    11月4日清晨，登步岛上的形势对我十分有利。此时若有足够兵力，完全可以全歼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可偏在这关键的时刻，风向、潮汐突然变化，我军后续梯队所用木船无法起渡。已上岛的部队又未及时按计划占领并控制岛北端的渡口，以阻截国民党军的海上援兵。结果，敌人4个团的增援部队乘着军舰4日上午到达登步岛。当时，虽然岛上的解放军数量已增至2000人，却仍大大少于国民党守军。

    11月5日，局势的发展也逐渐对我登陆部队不利。国民党由于有海军的支援，岛上的国民党军不断得到增援，因此，实力继续增强，并连续进行反扑。国民党空军也于5日白天出动55架次，猛烈轰炸登步岛的解放军阵地，同时压制了桃花岛上解放军用以支援登步岛的炮兵。

 第219章

    经过白天一天的连续激战，解放军在登步岛上处境危急，伤亡已达1500余人，而此时，解放军第二十一军六十一师在桃花岛上已无法再抽出部队前往支援。第二十二军原定协助进攻登步岛的，但因船只和航渡距离的制约，近日内也无法来援。如果我登陆部队在登步岛上继续纠缠，国民党的兵力源源增加，就有重蹈金门覆辙的危险。

    鉴于形势于我登陆部队不利，第二十一军第六十一师领导果断决定：撤出战斗。夜幕降临后，解放军以一部向流水岩发起佯攻，国民党军误以为我登陆部队又会像前一夜一样发起反攻，马上转入了防御。趁敌人不注意，我登陆部队1000余人携带伤员和俘虏，安全地撤回了桃花岛。

    登步岛的失利是由于第七兵团在思想上盲目轻敌，没有认真贯彻粟裕指示造成的。

    金门、登步连续失利，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甚为不安。11月14日，毛主席电示第三野战军：“你们必须严重注视对定海作战的兵力、部署、准备情

    况及攻击时间等问题。如果准备未周，宁可推迟时间。“

    于是，解放军在东南沿海的渡海作战暂时停顿下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

    金门岛、登步岛的失利虽然向人民解放军显示出渡海作战的难度很大，但并没有能阻挡我人民解放军向中国大陆和沿海地区的进军。

    到了1949年12月，蒋介石在大陆的最后一支主力胡宗南部在成都战役中覆灭后，国民党残部被迫退至四个岛屿，它们是：3.6万平方公里的台湾岛。

    3.2万平方公里的海南岛。

    140平方公里的大小金门岛。

    1200平方公里的舟山群岛。

    中央军委根据以上情况决定：第四野战军以一个兵团攻占海南岛，第三野战军则集中力量先攻占舟山再攻金门。

    自1949年12月起，人民解放军攻击目标指向海南岛和舟山群岛。

    海南岛是中国第二大岛，它的面积和战略意义仅次于台湾。在当时国民党所占的四个主要岛屿中，它比金门、舟山距大陆都要远。它与雷州半岛相隔的琼州海峡宽约20—50公里，是世界上流速最高海峡之一。

    从许多方面看，攻击海南岛要比攻击金门难度更大。

    其一，金门北岸距大陆只有10公里，炮火可以掩护，而海南岛却在我炮火射程之外。

    其二，国民党军的军舰因为害怕解放军的炮火轰击，只能在远处拦截；而海南岛的国民党军舰可以到中流进行拦截。

    其三，当时金门岛上还没有完整的机场设备，只能呼唤台湾的飞机进行空中支援；而海南岛上就驻有20多架作战飞机，可随时直接支援守岛的国民党军作战。

    其四，四野渡海作战工具仍是木帆船，是以陆军单独向敌军陆海空三军的立体防御发起进攻。

    其五，国民党在海南岛上驻扎有10万兵力，5个正规军共19个师，有海军大小舰艇50余艘，空军20余架飞机，在海南防卫司令薛岳统一指挥下，集中主力，组成了以薛岳的“字”命名的“伯陵防线”。

    早在12月中旬，广西战役临近尾声时，第四野战军就立即请示中央军委，准备渡海解放海南岛。

    中央军委同意后，四野的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共10万人组成渡海兵团，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委赖传珠统一指挥，开赴雷州半岛，准备进行一次规模空前的渡海战役。

    对于这样一次规模更大的渡海作战，毛泽东十分关注。12月16日，毛泽东出访苏联，这也是毛泽东第一次走出国门。12月18日，出访途中的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对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的指示电报。电报中强调：“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四五万人）的全部兵力，与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

    电报还举出三野第十兵团在金门战斗的教训是：“……于占领厦门后不明上述情况，以三个半团9000人进攻金门岛上之敌3万人，无援、无粮被敌围攻，全军覆灭。你们必须研究这一教训。”

    同时，毛泽东还要林彪等人向粟裕调查了解渡海作战的全部经验，以免

    重蹈金门覆辙。

    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在苏联又致电第四野战军领导，提出“争取于春夏两季解决海南岛问题”，同时又分析了海南岛与金门作战的区别：“海南岛与金门情况不同的地方：一是有冯白驹的配合，二是敌军战斗力较差，只要一次运两万人登陆，又有军级指挥机构随船登陆，……就能建立立足点，以待后援部队的续进。”

    2月17日，于结束访问苏联的同一天，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转到苏联的四野渡海兵团的报告指示：“以运输准备确有把握而后动作为原则，避免仓促莽撞，造成过失。”

    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部认真研究了金门作战教训后，在战前经过了3个月的周密准备，特别是参战各部队进行了登陆和海上战斗的训练，研究了对付敌军军舰和登陆作战的各种办法。同时吸取了金门作战的教训，先后征集到4000名船工和2100余艘船只，一次能够运载10万人以上的登陆部队。

    兵团部根据海南岛有琼崖纵队存在这一事实，决定攻打海南岛先以小部队从各个地方实行偷渡，与岛上琼崖纵队会合，使大部队一登陆就得到有力的接应；然后正式开始强渡，第一梯队就使用10万兵力，带足粮食，准备不依靠后援即可独立发展。

    1950年3月5日，林彪下令十五兵团开始小部队偷渡。

    4月16日，第一梯队开始实施大规模强渡，至4月23日，第一梯队渡完，10万大军已全部顺利上岛。

    守备海南岛的国民党部队除刘安琪的第三十二军和新组建的第四军战斗力稍弱一些，其余的第六十二、六十三和六十四军均属粤军的精华，有较强战斗力。“防卫司令”薛岳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战功卓著的悍将，与侵华日军在长沙的三次会战是他的杰作。但这次他似乎未交上好运。

    第十五兵团在渡海过程中，船队遭到国民党海军第三舰队的拦截，我登陆部队早就预料敌人会有这么一招，他们事先在木船上装配好了战防炮、火箭筒（战士们称这种船为“土炮艇”），利用夜暗勇猛接敌，近处开火，结果一举击沉守军舰艇1艘，击伤2艘（包括旗舰“太康”号），海南岛国民党海军最高指挥官——第三舰队司令王恩华也在交战中被打死。

    第三舰队遭此重创，夜间再也不敢进入海峡拦截我登陆部队的船队了。

    这种以木船打军舰的战例，在世界战争史上是个奇迹。

    第十五兵团第一梯队登陆以后，迅速击溃了守卫海南岛北部的两个军。

    “海南防卫总司令”薛岳无心苦守，向蒋介石发报，要求撤至台湾。

    征得蒋介石同意以后，薛岳下令各部队向南面的榆林岛聚集，尔后乘船向台湾撤退。

    此次逃往台湾的国民党军有7万余人。

    4月27日，第十五兵团占领海南岛主要港口海口之后，薛岳和一些高级官员于是乘飞机逃走。

    由于国民党军在撤退途中，大肆破坏道路、桥梁，加之解放军没有海空军拦截，致使薛岳及手下官兵得以顺利逃脱。

    1950年5月1日，海南全岛解放。

    海南岛的解放，给台湾带去巨大冲击。一时间，台湾人心惶惶：海南既失，台湾保得往吗？为了安定人心，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宣传机构竟把这一惨败说成是“从海南岛向台湾转移兵力的顺利完成”。把溃逃说成是“战略转

    移“，这实在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谎言。

    在第四野战军积极准备攻击海南岛的同时，第三野战军也在积极准备进攻舟山群岛和再攻金门。

    此次舟山登陆作战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人民解放军新建的海军和空军也准备参加渡海作战。这样，舟山登陆作战即成为人民解放军战史上第一次陆、海、空三军的联合作战。

    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的计划是，如果攻击舟山成功，将乘胜以船队南下再攻金门。

    此时，人民解放军已初具规模，这得力于苏联的大力帮助。

    其实，早在1946年，人民解放军就已开始起步建立空军，这一年成立了“通化航校。常乾坤任校长，吴溉之兼任政治委员，蔡云翔任教育长。

    1949年3用，航校搬到长春。5月，这所航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航空学校。到10月，共培养出各种航空技术干部560名，其中飞行员126名，机械员322名，领航员24名，场站、气象、通讯、仪表、参谋人员88名，这些人员大都成为后来建设空军的骨干。

    随着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临近，中共中央对空军的建设越加重视。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的党内指示中正式提出：1949年及1950年，我们应当争取组成一支能够使用的空军。

    1949年夏天，毛泽东致信周恩来，提出了渡海作战需要空军配合的设想：“我们必须准备攻台湾的条件，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

 第220章

    二者有一，即可成功，二者俱全，把握更大，我空军要压倒敌人空军，短期内是不可能的，但仍可以考虑选派三四人去远方学习6个月至8个月，同时购买飞机100架左右；连同现有的空军，组成一支攻击部队，掩护渡海……”

    这里的“远方”指的是苏联。

    1949年7月26日，毛泽东电告在莫斯科访问的刘少奇，让他向斯大林提出协助中国建设空军的问题。

    7月27日，刘少奇即向斯大林转达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希望购买200架左右的飞机并请代训飞行员。

    斯大林虽然震惊于中共的魄力，但还是很爽快地答应了，并说，航校不必设在苏联，可以由苏联派人到中国帮助开办。还说，中国现在建设空军已经晚了，如早一年，即可参加解放中国南部的战役。其实斯大林并不清楚，中共为了拥有空军已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作出了最大努力。

    有了斯大林的承诺，中央军委马上要求预定担任空军司令员的刘亚楼，组织人员研究建设空军的规划。

    走马上任的刘亚楼随即拟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一年内建成一支拥有300至350架作战飞机的空军。

    空军的特点之一，建军必先建校。没有航校培养不出飞行员，没有飞行员就组建不了空军。

    于是“办好航校”成了压倒一切的重点。

    1949年冬季，人民解放军空军紧急开办了7所航校，重点技术课程全由苏联专家担任。

    1q49年11月起，从苏联订购的飞机陆续到达。

    根据《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50年2月至3月间，苏联派出一个空军师到上海、徐州担负空防任务。

    该师装备有当时比较先进的飞机，抵达上海后，连续击落5架前来轰炸内地的国民党飞机。此后，国民党空军再也不敢肆无忌惮地进入上海附近地区了。

    经过紧张的准备和训练，1950年5月，空军各航校速成班第一批学员毕业，空军有了组建航空部队的基本条件。

    与空军相比，人民解放军海军的建设面临的困难要大得多。

    1949年以前，中共海军建设完全还是一片空白。1949年初，蒋介石准备逃台以后，最担心的是中共拥有海上力量，所以一旦出现国民党海军起义情况，蒋介石就马上命令空军对起义舰只跟踪轰炸。1949年2月，国民党海军最大的巡洋舰“重庆”号起义后，遭到国民党空军的追踪轰炸，结果这艘5270吨的军舰负伤后为保全舰体，被迫在葫芦岛码头自沉。

    1949年4月20日，我人民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时，被封锁在长江中的国民党海军海防第二舰队25艘轻型舰艇起义。

    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华东军区海军宣告成立，张爱萍担任海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组建工作。

    张爱萍将军希望利用这批起义舰艇建立海军，但国民党空军不断对起义舰艇进行轰炸。此时，人民解放军没有有效的防空力量，只能眼看着国民党飞机狂轰滥炸而无能为力，结果起义舰艇多被炸沉或自沉。

    于是，毛泽东决定在组建海军之前，先组建空军。

    1949年12月，中央军委考虑到今后台湾战役和保卫海防需要，决定立即建立海军司令部，将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部改为海军司令部直属机关，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提任海军司令员。

    萧劲光上任后立即命令上海等地的造船厂抓紧抢修被国民党军破坏或炸坏的船只，以供新建的海军使用。

    1950年4月23日，华东军区海军成立一周年之际，华东军区在南京的长江江面举行了舰艇命名仪式，预定担负指挥渡海作战的主要指挥员粟裕、叶飞、宋时轮、王建安、刘道生参加了仪式，共有战斗舰艇51艘、登陆舰艇52艘、辅助船30艘（共4.3万吨）被命名。尽管在吨位上、性能上比国民党海军差，但人民解放军毕竟拥有了可投入渡海作战的自己的海军。

    蒋介石在大陆失败以后，对舟山群岛的战略地位十分看重。登步岛共军的失利并未减轻他对舟山群岛防守的担忧。1949年底，蒋介石又将在金门的第十九军和台湾守军中战斗力最强的第五十二军（也是从辽沈战役中唯一整军逃出来的一个军）派驻舟山。

    至此，舟山群岛上的国民党守军已达6个军，连同海空军共约12万人，驻军数量超过那时防守海南岛的人数。

    蒋介石控制舟山群岛目的很明显，是想把舟山作为他反攻复国的桥梁，作为国民党空军轰炸大陆的中转站，由台湾起飞的作战飞机到舟山的定海机场加油以后，其航程可达到华东乃至武汉一带。

    从1949年10月至1950年2月，国民党空军利用定海机场作为基地，对我刚解放的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上海轰炸达26次，同时又对华东沿海、长江下游各港口进行连续轰炸，以破坏我新中国国民经济的恢复，并阻挠人民解放军向华南沿海集结船只。

    1950年2月6日，国民党空军出动17架飞机，分4批轮番轰炸上海市区电力公司、沪南和阐北水电公司，一次就炸死炸伤上海市民1400人，使上海电力丧失90％，多数工厂停产。

    国民党海军也利用舟山基地封锁长江口，运送武装特务，袭拢江浙沿海地区。

    台湾当局宣称：共产党能攻占上海，但保卫不了上海。

    因此，攻击舟山群岛，拔掉定海基地这颗钉子，成为第三野战军一项最重要的任务。

    金门、登步两次登陆作战失利后，粟裕对于舟山作战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粟裕仔细分析了两次登陆作战失利的原因，认为关键是我军没有海空军配合，而敌人却能够以绝对优势的海空力量实施快速增援，从而使我军在决定的地点和时机处于极为悬殊的数量劣势。粟裕由此得出结论，渡海作战是我军战史上所没有过的比较现代化的作战，如果没有足够的渡海船只和适当优越的装备以及充分的物资供应，是很难成功的。

    粟裕考虑成熟后，于1949年11月22日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舟山既无内应力量，又面临精锐之师，如果死打硬拚，势必造成很大损失。目前蒋军受金门、登步两战的鼓舞，已将台湾兵力移至舟山，看来蒋介石想在此处同我们决一雌雄。建议军委推迟攻击舟山时间，加紧发展海空军。在打法上，主张力求首先以海空力量给舟山之敌海空军以歼灭性打击，然后以陆军优势兵力攻取舟山。

    粟裕在解放战争时期，曾多次向中央军委提出了影响战争进程的重大建议，都被采纳。这一次，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经认真研究后，再一次接受了粟裕的意见，决定将攻击舟山的时间延至1950年春夏。并从新建的海空军中抽调部分部队配合陆军作战。

    于是，一场陆、海、空三军协同渡海作战的准备在华东地区展开了。

    1950年4月25日，粟裕在南京召开陆、海、空三军联席会议，研究舟山作战方案。最后决定以七、九两个兵团的6个军组成南北两个登陆突击集团，由第七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分别指挥。第七兵团由南向北进攻，第九兵团由西北向东南突击，两个兵团约20万人，在海空军掩护和支援下，力争全歼舟山12万守军。根据军委指示精神，战役发起时间初步定为6至7月。

    会议结束以后，各部队迅速开始了紧张的临战准备。

    配合这次渡海登陆作战的空军是1950年5月空军航校第一批学员毕业后，利用接收苏联的50多架战斗机和轰炸机，在南京组建的空军第四混成旅。海军则是5月间，华东海军在上海建成的第一支可用于作战的舰艇部队——海军第四舰队，装备大型坦克登陆舰10艘，中型坦克登陆舰9艘。

    为了确保这次登陆作战的胜利，第三野战军集中了大部分机动力量，原计划渡海攻台的第九兵团也用于舟山作战了。由于海军舰只少，渡海还主要靠木帆船。华东党政机关从山东和苏皖内地征集了大量帆船，由铁路运至浙东、苏南沿海，连同当地原有的船只共达2000余艘，并将其中一部分改装成机帆船。在海军空军的掩护下，这时已有把握一次运载10万人以上的部队登陆。

    5月1日，第四野战军胜利解放了海南岛，消息传到浙东前线，积极准备对舟山登陆作战的第三野战军渡海部队为之振奋。

    海南岛的失守引起舟山守军的惊慌。舟山守将石觉尽管得到大批部队增援，仍感到舟山易主不可避免，有心主动撤退，无奈穷途末路的蒋介石像抓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抓住舟山不放，严令坚守，只得作罢。

    5月10日，石觉奉命飞赴台北，参加紧急最高作战会议。返回舟山后，石觉下令马上关闭通信，封锁交通，控制码头，掌握船舶，对舟山各岛实行全面戒严。此举在舟山引起了不小波动，下级军官和士兵们得到的命令是：“准备对共匪发动攻势作战。”

    其实，所谓的“攻势作战”是蒋介石为了撤走舟山国民党守军所施放的烟幕。

    此时的蒋介石在海南岛失守后，重新考虑了舟山的命运。海南之战解放军是10万人乘木船进行的，而舟山面对的将是20万有备之师，且有海空军配合。

 第221章

    舟山12万守军相当于国民党当时仅剩的陆军部队的三分之一，一旦再遭歼灭，守备台湾就是一个大问题。

    为了集中力量固守台湾，蒋介石不得不作出痛苦的选择：从舟山撤军。

    5月11日上午，舟山定海机场上，国民党副参谋总长郭寄峤、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海军代副总司令马纪壮等奉蒋介石之命，前来舟山亲自组织撤退。

    一下飞机，郭寄峤就把蒋介石的亲笔函交给前来迎接的舟山防卫司令石觉，只见上面写着：“此时防务匪机突然来定轰炸我运输舰船，比防范其陆军渡海来攻本岛更为重要，故应从速准备，以防万一。并期于本月15日至迟16日上午，必须完成全部工作，是为至要。”

    5月13日黄昏，舟山守军各部开始分批行动。为保守秘密，各种无线电通讯全部停止，全区实行戒严，军、师长待部队集结上船后才被告知航海路线和目的地。与此同时，又派出81架次的飞机对大陆前沿阵地进行轰炸扫射，予以干扰。装甲兵和75毫米以上的炮兵部队第一天登船，定海本岛的守备部队于第二天晚登船，前沿岛屿及岱山、普陀、长白山、秀山诸地区的守备部队第三天登船，到16日，舟山群岛的部队全部秘密撤走。在撤退军队的同时，蒋介石还命令把岛上的两万多名男女青年强行拉上船撤到台湾。

    16日晚7时，郭寄峤、桂永清、王叔铭等乘坐最后一架c—46飞机起飞。

    飞机刚一升空，花费4000万银元修建的定海机场在一阵爆炸声中化为灰烬。

    蒋介石终于赶在解放军进攻舟山之前，安排守军悄悄撤离。自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指挥得最好、进行得最顺利的军事行动就是舟山逃跑。

    海南、舟山的大撤退引起退守台湾国民党人士的不安。为了对撤军行动有所交待，5月16日，蒋介石发表了《为撤退海南、舟山国军告全国同胞书》。

    他说：“当时衡量客观现实的情势，估计我们政府所有的实力，若非集中一切兵力与共匪作战，我们就无最后胜利的把握，反将要被共匪各个消灭。”

    撤退本是迫不得已之事，蒋介石却解释成是他复职后第一个计划的“完全实现”。他说他曾制定了一个大计划，由四个步骤组成：第一步“要集中一切兵力”；第二步“巩固台湾及其卫星岛屿”；第三步“反攻整个大陆，来拯救全国同胞”；第四步“复兴中华民国，建立三民主义独立、自由的新中国”。

    为了替老蒋消愁与稳定社会情绪，蒋经国发表了一封《由定海到台湾》的公开信，说：“这次国军从舟山撤退到台湾，放弃了最接近大陆的陆海空

    根据地，这当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个惊人的举动。老实讲，我是一样的沉痛和难过，人毕竟是有感情的动物，感情有时会支持行动的，但是在环境愈是恶劣的时候，愈需要高度的理智，并且要拿出理智来控制感情，用理智来支配行动……保卫台湾是国民革命成败的关键，这一仗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把握和准备，才能保证一定胜利。“

    蒋介石的撤退出乎第三野战军的意料之外。5月16日，我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发现国民党军从舟山群岛撤离退后，立即以第二十一、第二十二、第二十三军提前渡海。17日，上述三个军占领舟山本岛，可是国民党守军已经撤走。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

    规模宏大的舟山群岛海陆空三军协同登陆战准备工作，虽然未能投入实战，但是对国民党军造成了重大威胁，促使其未开战就从岛上溜走，从此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长江口的封锁和对上海及江浙附近地区的空中威胁，同时使部队受到了渡海作战的训练，意义同样是十分重大的。

    在第七、第九兵团积极准备攻打舟山群岛之际，我第十兵团于1950年5月组织了对福建南部岛屿——东山岛的进攻战。

    东山岛是福建省仅次于平潭岛的第二大岛，面积165平方公里，人口8万左右，是福建、广东海上交通要冲。由于该岛是国民党军联系台湾与广东万山群岛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其向闽粤两省内地派遣特务武装的重要基地，因此岛上驻有国民党军新编第十七军的两个师约5000余人驻守。与金门岛相比较，东山岛离大陆较近，最近处仅隔500米，属易攻难守之岛。

    第十兵团根据金门作战的经验教训，为确保作战的胜利，集中了第三十一军的第九十一师和第三十二军的第九十四师，并加强了野炮1个营、山炮2个营，事先集中足够的船只，拟定好详细的作战方案，做好了各种准备。

    5月11日晚7时，我第十兵团的九十一师和九十四师，在夜幕掩护、敌机不能干扰航渡的情况下，以岸上炮火掩护，开始跨海强渡。晚上10时，我登陆部队顺利占领北岸滩头阵地。守岛的国民党军见解放军大部队已经上岸，无力反击，纷纷向岛南端逃窜，觅船撤往金门，我登陆部队穷追猛打，到第二天天亮，全部占领了东山岛，俘虏了国民党军2000余人，其余3000余守军乘船逃走。

    十六、放弃攻台魏道明突然失宠，陈诚带病受命，一个女人大骂：真是个老混蛋！美国人对陈诚说：蒋介石如来台湾，只能以避难者身份相待。茫茫九州无处藏身，蒋介石作了最坏的打算。阻止“祸水”来台，美国人一厢情愿。败有所悟，蒋介石不再玩花架子。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兴奋异常。美国出兵台湾海峡，攻台计划被迫搁浅。

    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下一个目标便是台湾了。

    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最心忧的，蒋介石对台湾寄予了太多希望。

    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就萌发了把美国人喻为“不沉的航空母舰”

    ——台湾作为自己的退路和反共基地的想法。其时，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巡视台湾岛。由于台湾人视之为收复宝岛的“领袖”，对他们颇为热情，因而这次巡行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巡视台湾之收获，较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接着，蒋介石又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奈我何乎？”

    当时蒋介石还远没料到他会被赶到台湾，但是他却已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及有利条件，初步形成了经营台湾以作为内战后盾的设想。

    随着内战局势的逐渐逆转，蒋介石的想法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成熟。

    当1949年初面临第三次下野的唯一选择时，蒋介石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把台湾建成反共基地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事后，蒋介石讲到他为什么第三次下野时，曾对亲信们这样解释：我之所以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堡垒。“

    后来，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称：“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持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当然，蒋介石的这番言辞难免有粉饰自己被迫下野窘境的成分，但经营台湾，把它作为反共基地的想法却是真实无疑的。直至即将逃离大陆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仍然在强调：“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台湾作为“偏安求存”的基地，是因为台湾有以下几个便利条件：（一）便于避居困守。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位于距大陆100多公里的海面上，东北隔着琉球群岛与日本遥遥相对；东面是浩翰无际的太平洋；西面和西南面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和广东省相望；南临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邻。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蒋介石认定、从最坏处考虑，万一大陆完全丢失，凭他手中现有的海、空军力量，跟几乎谈不上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共产党军队隔海周旋、对峙，或许可以苟延残喘，香火续存；从好处着想，台湾有海路与舟山、厦门、上海相通，又便于由空中对这些地方策应，坚守东南沿海城市，既可以台湾为后援，稍缓后顾之忧，又便于调集转移兵力，把台湾作为最后

    的退路。一旦在东南与共产党军队形成较长时间的对峙，则可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卷土重来。果真如此，从长远看，国共双方的这场角逐，最后究竟鹿死谁手，亦未可知也！

    （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先进的工业。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等80余个大小岛屿。岛上有被誉为“台湾三宝”的米、糖、茶三大物产；有四季不断品种繁多的水果；有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总和的“森林宝库”；有200多种已探明的“地下矿藏”；还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台湾又是较早兴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的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在50年的时间内，为了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与掠夺台湾资源，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使发电、钢铁、机械、化学、金属等工业逐渐增长。

 第222章

    交通、金融事业也很发达，农业亦有一定基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接管了台湾的一切设施与行政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成为国民党败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三）便于同美国进一步勾结，获取美国援助。蒋介石一向重视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靠近海岸，便于直接得到盟国的支援。对于腰杆子一向不硬，总是祈求别国施舍过日子的蒋介石来说，此点十分重要。尽管美国已厌弃了蒋介石，总是想与他拉开距离，但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立场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这一点蒋介石比别人都看得清楚。他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美国笑脸重现。只要美国反苏反共，总有一天，美国仍会需要他，给他大量援助的。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考虑，蒋介石在1949年初第三次下野前匆忙宣布：“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任命。”

    蒋介石的此举过于突兀。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事前对此竟完全不知，以至气得他老婆郑毓秀破口大骂：“我们做得这样好，换人他也不告一声，真是个老混蛋！老混蛋！”

    她哪里知道，这是蒋介石下野前的一着“妙”棋。他在为后路着想。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最后任命”，连当时“倒蒋”的副总统李宗仁也觉得突然，颇感意外。多年后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此次新职突然发表，前主席魏道明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过入台北。38年1月5日便在台湾就职视事。行动之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接着李宗仁又写道：“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便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日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

    李宗仁的分析可以说是透彻入里。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1949年3月，蒋介石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在蒋的操纵下，国民党行政院授权陈诚指挥监督中央驻台各机构。

    至此，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

    陈诚能受此重任，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和他同蒋关系密切不无关系。陈诚，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三爱将之一。1894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县高市乡外村。

    字辞修，取自《周易。乾》里“修辞立其诚”之意。别号石臾。1913年，陈诚瞒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丽水，考上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1917年毕业后又入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年轻的陈诚志不在教，离开体校后，又以总分前三名的成绩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八期炮科学员。同期同学有刘翰东、罗卓英等人。1920年因直皖战争军校停办，陈南下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供职，其间加入国民党。次年军校复课，又北上完成学业。1922年6月军仅毕业后被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第三连任见习军官。不久，陈诚南下任第一师中尉军官、上尉连长。

    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陈诚离开第一师来到黄埔军校，先是在校部机关服务，任过上尉教育副官、特别官佐。正是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诚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据台湾出版的《陈诚传》记载：某夜蒋介石巡视营房，发现陈诚天未亮就起床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后来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陈诚的炮兵连屡立战功。当时任教导团一团团长的何应钦说：他们对有限的炮弹，加以充分的利用，弹无虚发。“陈连长三炮定江山，就此闻名。”两仗打完，“陈诚”二字深深嵌入了蒋介石的脑中，渐渐地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并视为心腹。从此，陈开始摆脱壮途上停滞不前的处境，直线上升。陈诚当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任过的官职多。蒋介石有什么要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都先让陈诚担任，以解燃眉之急，有的要职只任数天，几个星期；第二是升官快，不几年就高职集身。

    十年内战期间，陈诚更上升为蒋介石的亲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

    政变、进行新军阀混战、举行对红军的三、四、五次“围剿”时，陈诚总是一马当先，充当替蒋卖命的急先锋。与此同时，陈诚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以“土木工程系”（十一师、十八军）为核心的势力的集团，在蒋的嫡系部队中，举足轻重。

    为了笼络陈诚，在他任十八军军长时，蒋介石派宋美龄出面，收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为干女儿，并由蒋、宋二人出面作媒介绍给陈诚。陈诚为此与结发妻子吴舜连离婚。陈、谭联姻后身价倍增，在他与蒋的关系中除了同乡关系、黄埔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更得蒋的宠信。

    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一起“蒙难”，且表现得“忠贞不二”。抗日战争期间，陈诚的官职不断上升，到1944年出任军政部长，次年一月兼任后方勤务总司令，负责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应付抗战结束后国共斗争的新局面。

    抗战结束后，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成为蒋介石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1947年8月，东北战场危机四伏，陈诚被任命为东北行辕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到了东北之后，颇想力挽狂澜，无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此时的陈诚可谓一败涂地，偏偏身体又不争气，胃出血大发作，还是夫人谭祥走了干妈宋美龄的内线，蒋介石才准许他离开沈阳，赴沪就医。尽管陈诚溜出了东北，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内响起一片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挥泪斩马谡”的呼声。听到这些消息，正在上海一幢陈旧公寓里养病的陈诚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国民党败局已定，自己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可悲的替罪羊的角色。想当初，自己对这场内战心中

    何尝没有过矛盾，他曾暗暗自叹：“还得作恶几年才能了事！”但蒋介石发动内战决心已定，跟随蒋介石几十年的陈诚，自知政治生命已与蒋介石紧密地绞在一起，没有蒋介石，便没有了陈诚。所以，他觉得唯一的选择是辅助蒋介石尽快打赢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条路是选错了，但已无法更改。好在蒋介石对陈诚仍宠爱如旧，一再为陈诚开脱，并亲自出面承担责任：“辽沈战役，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

    1948年10月，陈诚带病受命，以无职之身搭专机飞往台湾草山。名义上，陈诚是在台湾赋闲养病，实际上是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做开路先锋。这之后，蒋介石更是为陈诚安排妥当，委他以党政军大权，让他在台湾充分施展。

    陈诚也不想辜负蒋介石的厚望，想方设法治理好台湾，以便为蒋介石留下一条退路。所以陈诚一上台，就着手收买台湾人心。他宣称：“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50余年血汗所积累，是全国400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回来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台湾后代子孙！”

    看来，陈诚是很想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作为一番。

    蒋介石十分关注陈诚的“基地建设”。

    1949年1月11日，蒋介石致电陈诚，提出了所谓的“治台新方针”：“一、多方引用台箱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

    “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

    “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

    “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踏脚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

    “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

    “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至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

    蒋介石的电报使陈诚颇受感动，他细心揣摩，深觉此电不仅仅是指示守台方针，更是蒋先生对他个人修养的诸多告诫，委婉地提醒自己注意以往执事中的毛病，字里行间，蒋先生对他寄予了深切厚望。

    除了作指示，蒋介石更给陈诚以实际的援助。不久蒋介石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蒋介石此举可谓一石一鸟，一方面使刚刚上台的李宗仁无法维持统治，另一方面为败退台湾奠定经济基础。据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忆说：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时，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称：国库所存金钞共值3.35亿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价格计算，若以海外比值论，尚不止此数。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抢运了大量的珠宝、文物等。

    仅北平、南京的文物就被盗走5000多箱。

    之后，当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蒋介石更是精心地将其嫡系部队收缩到东南沿海一带，为日后退台作长远打算。

    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这些长远打算对残留其反动政权来说，确有“先见之明”。

 第223章

    尽管蒋介石为自己的后路作了精心安排，但他的去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

    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主子千方百计的阻挠。

    自1948年下半年，美国经过对中国内战形势的分析，认为中共在大陆的胜利已不可避免，进而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后，台湾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军事地位突出起来。美国担心，一旦腐败的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则台湾很可能遭到和大陆同样的命运：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此，美国政府作出决“当中国的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台湾和什么样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时，美国应该设法加强一个非共产党地方政府并给予支持。……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

    这样，美国必须先阻止蒋介石退台，使蒋介石王朝不能在台湾开张，以免把祸水引向台湾。

    早在1948年秋，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就与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进行了秘密接触。魏道明表示，只要美国给予1000万美元贷款，作为美国对台“心理上”的支持，他就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劝阻蒋介石不进入台湾。但又因蒋介石有所觉察，换掉了魏道明，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魏道明卸职后，没敢回大陆，他携带家小远走高飞，到巴西做寓公去了。

    陈诚入主台湾后，尽管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心腹，美国人仍不甘心丢掉台湾，转而千方百计地拉拢陈诚。

    1949年2月1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秘密飞往台湾，他此行带有特殊的使命，即游说陈诚“自立”。这一行动是背着蒋介石进行的。莫成德向陈诚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一、台湾应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分离，在经济贸易上与中共绝缘。由台湾省主席独立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济援助2500万美元。

    二、形式上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兵力，会同盟军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内，在台召开政权转移会议。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来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美国所欣赏的人如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此次秘谈双方只是亮明态度，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后来，双方又多次接触，陈诚对美国的经济援助颇感兴趣，对“自立”尤其是背叛蒋介石没有兴趣，美国的算盘又落空了。

    莫成德拉拢陈诚无效后，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去台，又在国际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由联合国委托托管台湾。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认为“此一问题，最足顾虑”。他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文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6月20日，蒋介石在接到驻日使团报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忧虑，并有将台湾交由盟国或耿合国暂管之拟议”后，立即回电指示：“共管不合开罗会议原则和中国民心。”

    之后，蒋介石还让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公开发表讲话：“台湾是收复的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拥有绝对的主权。”

    由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还有中国共产党等各个实力派别，都不赞成，美国想托管台湾这一阴谋没能得逞。

    美国的掣时虽然未能最终阻止蒋介石去台湾，但还是使蒋介石费了不少周折。

    美国拉魏拉陈，使蒋颇起疑心。联系到大陆许多国民党要人纷纷倒戈投共，在此难世之秋，实在难保陈诚不在美国优厚条件下动心从而投靠美国。

    因此，在大陆战事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曾作过最坏的打算，一旦去不成台湾，就流亡菲律宾。

    事实上，在美国的高压和利诱之下，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冲击下，陈诚对待蒋介石这位“故主”，内心是有过矛盾和冲突的。他曾设想蒋介石从此归隐林泉，颐养天年，不再出山。

    由于对陈诚态度把握不定，蒋介石在上海失守后没有直接飞往台湾，而是走一站停一站，5月17日下午1时，蒋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4时50分到达马公岛；28日又飞冈山，再转高雄寿山；6月20日下午飞抵桃园机场，旋即转至大溪，逶迤至6月24日才到达台北草山。短短的路程，蒋介石竟用了月余时间，足以证明蒋介石十分小心谨慎。

    对陈诚的态度和蒋介石去台湾时的犹豫，吴国桢有一段回忆文字：“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缉等往迎，蒋劈头第一句话：”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

    6月24日，陈诚亲自从大溪前来欢迎蒋介石到台北。蒋介石看中了台北市北13公里外的草山。因觉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于是改名为阳明山，以纪念他一生崇拜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7月初，蒋介石在阳明山设总裁办公室，下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研究、秘书、情报、警卫、总务9个小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8月1日开始办公。

    经过一波三折，蒋介石终于在台北安顿下来。但此时蒋介石的心仍没放在台湾，他只是以台湾作为最后的栖身之地，他还想“以在野之身”指挥大陆的残兵败将作困兽之斗。直到这年12月西南战役败局已定，12月10日蒋介石才由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向台湾。从此，中国国民党蒋氏集团开始了偏安台湾的时期。

    刚到台湾时的蒋介石，心情极为沉郁。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到了，为了调节蒋介石的情绪，蒋经国鼓励父亲带全家外出过节。

    12月24日，蒋介石带着全家自台北往游日月潭，住涵碧楼。在游船上，蒋竟钓到一条5尺长的大鱼，以后日月潭将此大鱼的照片陈列展览。很迷信的蒋介石见钓到大鱼非常高兴，不断地说：“好！好！”冰冷的面孔也露出了很久没有出现过的笑意。这件小事使蒋氏父子认定新的一年必然顺利。

    圣诞节晚，蒋介石在涵碧楼写下这样的文字：“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转纯，团结一致。”

    但没过几天，共产党的元旦对台广播又使蒋介石的心情悒郁起来。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绝不放弃向全国进军的立场。我们绝不能容忍国

    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也绝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占领。“

    蒋介石不禁自问：“台湾真的无法自守了吗？”

    1950年，就在蒋介石忐忑不安中来临了。

    要解放台湾，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就定下来了的。

    早在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之后，蒋介石把大本营偷偷撤往台湾，中央军委就已开始策划台湾战役了。

    当时，中央军委责成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

    因华东地区许多地方还未解放，又需要分兵进行剿匪，于是粟裕只能抽出三野主力兵团第九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同时第九兵团还要兼任上海地区的警备。

    后因三野第七、第十兵团在进行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浙东和福建沿海作战中，在金门、登步两次受挫，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意识到渡海攻台的艰巨性，以4个军进攻台湾的计划被迫进行修改。

    随着三野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计划一再修改。

    1949年秋天，三野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投入兵力是8个军，其中以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共4个军为第一梯队。

    1949年末，第三野战军再次修改计划，决定攻台兵力增加到12个军。

    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个意见。

    另外，此时攻台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美国公开表现出与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

    粟裕在《华东军区1950年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此这样解释：“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第三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时，曾设想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

    其实，当时日本尚未从战败中恢复过来，经济千疮百孔，愿意替蒋卖命的人很少。

    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的统一。

 第224章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第三野战军与海军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行了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当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又随时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梯队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的第一梯队

    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后，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人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

    根据以上设想，第三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以后，以第七、第九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

    这样，第三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兵力。

    然而，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第三野战军面临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没有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的船只甚多。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要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要用轮船或者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加上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以沿海现有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我人民解放军当时所薄弱的就是这两方面。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0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多海里。而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船只航速每小时只有六七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所掩护的船队必会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到登陆成功的目的。

    因此，有了渡海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对于这两个主要困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早就深谋远虑了。1949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攻打台湾，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之后，中央军委积极解决这两大问题。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人才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中共创建海空军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到了1950年5、6月间，中共的海空军已初具雏形，并可以从事一些小规模作战活动。

    鉴于海空军具有一定作战能力，华东军区根据攻台作战的需要，于1950年6月间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同年7月至次年3月各军兵种分别进行训练，翌年4月和5月进行三军两栖作战的合练，然后准备以三军配合的两栖登陆作战最后解决台湾问题。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全会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粟相认为，解放台湾是件大事，希望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表态，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

    中央军委、毛泽东之所以选定粟裕指挥台湾战役，是与粟裕在解放战争

    期间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在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粟裕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负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场上粟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了。

    正当中共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军队介入了台湾海峡。中共决定暂停台湾战役。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十分不妙。他只觉得自己处身于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船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对此，他的儿子蒋经国曾作过如下描述：“民国3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旌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进入1950年，蒋介石原指望命运会出现一些转机，可是事态仍令人失望。退台之初的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一部分国民党要员对“坚守”台岛失去信心，纷纷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弃他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经营房地产。在国民党位居第二、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到了美国以后，便称病不归了。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未敢随蒋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做进一步打算。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害怕去台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个华侨中学的教员。

    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

    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军事危机。国民党残兵败将自大陆撤至台湾、海南、金门、大陆、舟山诸岛约60万人，尽管人数不少，但都是些没有多少战斗力的乌合之众。《陈诚传》的作者认为：“由大陆撤来的军队，不但不能增加防御力量，甚至还有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也哀叹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抗人民解政军对台岛的凌厉攻势。许多军事机构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更有甚者，官兵成分极端复杂，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台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挥的海上军队仅有3.5万人，舰艇也不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零件。空军方面为蒋介石嫡系周至柔所控制，约有官兵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实际能作战的飞机仅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汽油储存量也只够用2个月。

    上述海、陆、空三军的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装备训练欠佳，供给也十分困难。而此时

    的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大部分大陆之后，集结重兵，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外交”方面，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可以说已到孤立无援的绝境。

    世界一般舆论认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乃至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准备对蒋介石采取抛弃政策。

    南京政府垮台之后，白宫数度集会，讨论对华新政策。当时白宫会议分为三派意见：一派以塔兰托。诺兰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

    1949年12月，史密斯同诺兰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在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另一派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反对武力保台。他们认为台湾的确有很重要的战略价植，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都将受到威胁。

    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为重要。战后美国总兵力因复员已减至不足120万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足取。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停泊在台湾港口表示姿态，或给国民党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台湾的地位。

 第225章

    第三派意见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无可救药，主张不再给蒋介石以支持。艾奇逊告诉军方，应当承认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由于他自身腐败无能。他认为援助蒋介石国民党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有损于美国的利益。

    在防务上，美国已不那么真正需要台湾了。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记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影响的教训。

    三派意见争论不休，各不相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举棋不定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在外交上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少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以巩固台湾；一方面，又故意同蒋介石拉开距离，表示要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去，并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

    早在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并同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试探性接触。这时中共也希望司徒雷登能访问北平，并表示如美国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中美之间可以建交。然而，美国却提出建交的主要条件是新中国“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即承认旧中国的卖国条约并继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共拒绝。双方的试探性接触无果而终。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美国政府为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又表示了一些“不干涉”台湾的姿态。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被称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讲话，承认在中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艾奇逊还声称，美国西太平洋的安全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在这条防线，他既未提到台湾，也未提到南朝鲜。

    美国政府抛弃台湾的宣言，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美国还

    宣布自台撤侨。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后来回忆说：“政府迁台之初，美国只有一个总领事馆在台北。”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而且，美国官员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上，等候随时撤退的命令。看来，杜鲁门是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

    在美国对台政策影响下，英国率先正式与国民党政权绝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此举影响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对台立场。《蒋总统的一生》的作者吴一舟哀叹：“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

    到了1950年5、6月份，国民党台湾当局更为惊恐。江南在《蒋经国传》一书中曾这佯写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

    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自海南岛、舟山群岛失守以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许多人对“坚守”台湾没有信心。一些国民党要员试探着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向菲律宾政府提出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是否可以去“避难”。6月2日，美驻菲大使科恩电复国务院称：“总统季里诺持不欢迎态度”，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下令要蒋于24小时内离境。

    这时的蒋介石为了防守台湾，可以说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求助于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蒋介石特别派遣他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张群赴日招募从中国被遣返的旧日本军人到台湾当“志愿兵”。蒋介石此举实在有失中华民族的体统。不过蒋介石的这一企图因日本刚刚战败，百业萧条，广大人民包括旧军人在内都极度厌战，愿意应募者寥寥无几。

    之后，蒋介石又企图纠集南朝鲜、菲律宾政府一起组织“亚洲反共联盟”，结果因美不赞成，这一计划又告泡汤。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无奈只好求助于美国“老友”，尽管美国已多次公开表示不支持他。为了讨得美的回心转意，5月8日，蒋介石公开向美国记者团宣布：“可以考虑将台湾交麦克阿瑟管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可是一个重大让步。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从不肯将自己的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为求庇于美国武力，蒋介石已不顾任何民族尊严了。

    在台岛，蒋介石大搞“哀兵战术”。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军人魂》演讲，重弹“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鼓励军民要与台湾共存亡。他宣称：“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台湾的“中央党部”于此时举行“宣誓式”，宣布：“宣誓效死确保台湾。”从美国飞回不久的宋美龄也亲自出马，前往基隆“慰问”海南、舟山撤退来台的军队。

    5月19日，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意旨，在《中央日报》以复函形式，公开答复明丰先生。为舟山撤退辩护和斥责“失败主义者”。他说：“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最可耻的是，就是那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可惨的。”

    接着他又强调，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说：“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地结束，那时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是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抗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产生出来……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纯，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

    5月27日，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在蒋氏父子的导演下，这时的台湾到处充满一种“效命”的气氛。由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敌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的活动，并成立“反共敢死队”，以“成功成仁，誓力国死”为口号。《中央日报》于同一日发表《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一文，号召台岛上的每个人，忘掉个人私利，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文章说：“我们国家实在已处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每个人私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又说：“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

    6月初，台湾又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宗旨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随后又杀害吴石、陈仪，公布“检举肃谍条例”。条例中强制于机关、部队、学校实行连坐法，迫令密告检举，更加重了台岛的恐怖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蒋介石的上述备战，完全是难于保住台湾的。

    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正在用早餐，当时的蒋氏不禁为之一振，但情况仍不清楚。直到6月25日深夜10时才接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现端倪，蒋介石分外地欢喜。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遣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

    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于南韩，亦必有利于我国，如韩战演成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以由鸭绿江，由东北，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戒，加紧援韩决不致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的确如邵氏所说于台湾“只有百利而无一弊”。危殆中的台湾，由于这场战事的爆发，降临了转机：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当天清晨，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随即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南朝鲜第一师在瓮津、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

    麦克阿瑟立即在东京盟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长约翰逊转达杜鲁门总统，内容为：

    “一、立即援助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

 第226章

    二、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三、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四、保卫日本的安全。”

    当夜麦克阿瑟在征得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菜雷德同意后，派“驻台军事联络组”进驻台北。同时电告蒋介石南朝鲜战况和对台派驻军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了蒋介石关于台湾安全防卫情况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的“计划”后，立即与艾奇逊商议，决定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借口出兵台湾。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为了保卫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必须确保台湾；为此，“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两天以后，第七舰队已进抵台湾海峡，这个舰队共有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艘运输舰。舰队司令为史枢波。7月31日，贾德纳少将派驻台湾。

    接着麦克阿瑟访台，和蒋讨论了台湾的具体防务和美蒋合作问题。

    美国宣布出兵台湾海峡，使绝望中的蒋介石及其左右感到喜从天降，一时台湾军政人员奔走呼跳，认为从此便可得救。

    正是美国的武力干涉，使已濒临灭亡境地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在台湾偏安一隅，从此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的分裂局面。对于美国挽救台湾政权的作用，直到40年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的社论也承认说：“民国39年，是国民党政府失去整个大陆而固守台湾一岛，风雨飘摇危疑震撼的时刻。

    中共政权建立未久而正酝酿渡海攻打台湾。岛内情形更为紊乱，军队是败兵之众，政府是流亡组合，共产思想像挡不住的洪流，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员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员无所不在，准备起义接收。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一口气。“

    美国出兵台湾海峡，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6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时间往后拖延。”

    8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其他沿海岛屿。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力量最强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对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已作了充分准备。只等着“共军”来钻他的“圈套”。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

    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推迟实行渡海作战攻打台湾的计划，可以说是明智之举。

    1950年5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三野战军及所属兵团番号撤销。

    8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

    陈毅担任第一爷记，粟裕担任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第三野战军所属各军并入华东军区序列。

    在4年解放战争期间，第三野战军担负的任务最重：面临的敌人最多，全军指战员在陈粟率领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共歼灭有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245万余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战争过程中，第三野战军有43.5万余人流血负伤，115959人光荣献身（其中包括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等195名团以上干部）。全军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洛阳营”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军政兼优的英雄周文江”、“英勇顽强的刘奎基”、“优秀的青年指挥员张明”、“射击英雄魏来国”、“反坦克英雄沈许”、“工兵英雄邢全礼”、“侦察英雄齐进虎”、“爆破英雄赵守福”、“女医疗队长李兰丁”等1163名战斗英雄，以及先进模范人物2.7万余人，立功者达56万人次。第三野战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

    十七、尾声海南岛及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台湾成为蒋介石国民党唯一的存身之地，因此，蒋介石动用其一切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等各方面力量确保台湾。

    由于我军受当时渡海作战条件的限制和后来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没有能够及时解放台湾。

    在第三野战军人闽之前，根据革命形势的变化，为了完成中央军委所赋予的各项任务及建设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统一和加强华东地区的军政领导，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的领导机关于1949年7月合并（其名义仍保留）。同时，对野战部队的机构先后进行了较大调整：第七兵团兼浙江省军区，该兵团第二十三军拨归第九兵团建制，第三十五军全部地方化；第三兵团部撤销，大部与华东军政大学合并，组成新的华东军政大学（陈毅兼校长和政委），小部与第三十四军军部合并组成南京警备司令部（含第二十四和第二十五军），第二十六军拨归第九兵团建制：第九兵团第二十、第二十三、第二十六、第二十七军，准备执行解放台湾的任务（后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第三十、第三十三军调归淞沪警备司令部建制；第十兵团在福州市解放后，即兼福建省军区。

    1950年1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撤销第三野战军第三十和第三十五军番号，其成员拨归华东海军建制。8月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以陈毅为第一书记，粟裕为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野战军部队全部归华东军区领导。11月，以第二十九军和第三十二军军部组建为铁道公安司令部。

    在五大野战军存在期间，第三野战军是军建制单位最多的一个野战军，有16个建制军。随着新中国的建立和革命战争任务的完成，为了服从建设新中国和保卫新中国的需要，第三野战军部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十军。第二十军参加了解放上海的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警卫上海的任务。1951年11月，第二十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第二十军涌现出志愿军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卜广法和于潘宫、车树琴（女）、孙振禄、伍玉祥等英模。1952年10月，第二十军从朝鲜回国。

    第二十一军。第二十一军参加了解放舟山的战役。舟山解放后，担任浙东、浙南和闽北地区的海防任务。1952年3月，第二十一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朝鲜停战后，参加支援朝鲜人民重建家园的工作。1958年8月回国。

    第二十二军。第二十二军参加了解放舟山的战役之后，准备参加解放台湾的渡海作战。因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任务停了下来。朝鲜战争爆发不久，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

    第二十三军。参加解放舟山群岛的战役。舟山解放后，准备解放台湾。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2年9月，第二十三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人朝作战。

    朝鲜停战后，第二十三军继续坚守“三八线”中线阵地，并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1958年3月撤回国内。

    第二十四军。渡江战役后不久，该军暂归鄂豫皖边区联合剿匪指挥部指挥，进剿大别山地区土匪。1950年5月，南进浙西、闽北地区，担任修建上饶至杨州公路和剿匪任务。1952年9月，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1955年10月回国。

    第二十五军。上海解放后，该军进至皖南执行剿匪任务。1952年7月20日，中央军委决定第二十五军及第七十五师师部调归空军，第七十二师调归第二十二军，第七十四师调归第二十四军，第七十五师各团调归江苏军区，第二十五军番号撤销。

    第二十六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警卫上海的任务。

    1950年1月，第三十军第八十八师改归第二十六军建制。是月，李耀文任该军政治委员，刘伟任政治部主任。尔后在上海浦东、崇明岛担任海防任务。

    1950年11月，第二十六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2年6月从朝鲜撤回国内。

    第二十六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上海市警备任务。

    1950年1月，第三十军第九十师调归第二十七军建制。1950年10月，第二十七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1952年10月奉命回国。

    第二十八军。该军一部参加解放金门岛的战斗，战斗失利后于同年底，驻防福建前线，执行剿匪和守海防的任务。

 第227章

    1952年5月，第二十八军归福建军区领导。

    第二十九军。第二十九军一部参加攻打金门的战斗。1950年11月18日，第二十九军军部改编为军委铁道公安司令部。第八十五、第八十七师调归福建军区建制，第八十六师调归军委空军，番号取消。

    第三十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解放后担任淞沪警备任务。1950年1月16日，华东军区决定第三十军军部调归海军，所属第八十八、第八十九、第九十师分别改隶第二十六、第二十、第二十七军建制，番号取消。

    第三十一军。该军参加上海战役。上海战役结束后，进军福建，对解放福建省起了重要的作用。1950年5月11日，该军第九十一师在第九十四师的配合下，解放东山岛。1952年5月，归福建军区领导。

    第三十二军。该军未参加渡江作战。在渡江作战发起后，该军在胶东军区第一○○旅的配合下，对青岛、即墨地区的国民党军队发起进攻，相继攻占即黑、青岛。接着，担任青岛市警备任务。1950年2月，第三十二军调归第十兵团指挥并由青岛南下福建，执行以剿匪为主的海防、警备和作战任务。同年11月，第三十二军番号撤销，军机关大部充实重建的第八兵团团部，第九十四师调归第二十七军建制，第九十五师调归军委空军，第九十六师调归福建军区建制。

    第三十三军。该军参加了上海作战。上海解放后，担负吴淞、宝山、嘉定地区的警备任务。7月，第三十四军第一○○师归第三十三军建制。1950年11月，第三十二军奉命改编为华东公安部队兼淞沪警备司令部，第九十七、第九十八、第九十九、第一○○师依次改编为公安第十四、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师。该军番号撤销。

    第三十四军。该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南京解放后，进驻南京，担任警备南京的任务。1949年7月，军部兼南京警备司令部，袁仲贤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何以祥、何基沣分任第一、第二副司令员，张藩任副政治委员，饶子健任参谋长，王德贵任政治部主任。1950年1月，第三野战军教导师6个团调归第三十四军兼南京军区警备司令部建制。同时，军机关一部组建华东军区航空处。11月，军机关及其余部队改编为华东公安第十三师。第三十四军番号撤销。

    第三十五军。该军原是由鲁中南纵队和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合

    编而成的。该军参加了渡江战役。之后，南下浙江金华地区执行剿匪任务。

    1949年9月，该军第一○三、第一○四、第一○五师分别兼衢州、绍兴军分区和杭州警备区。1950年1月，第三十五军番号撤销，军部及军属炮兵团调归华东海军。

    附录：第三野战军序列1949年2月9日由华东野战军正式改称，华东野司机关6月与华东军区机关合并。

    中共第三野战军前委书记陈毅委员粟裕谭震林唐亮刘瑞龙1949年6月以后的三野前委：书记粟裕副书记唐亮委员钟期光周骏鸣邝任农张爱萍宋裕和第三野战军机关：司令员陈毅政治委员陈毅（兼）

    副司令员粟裕第一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兼）

    参谋长张震政治部主任唐亮副主任钟期光司令部参谋处处长王德军政处处长张怀忠第二局局长胡立教通信局局长曹丹辉通联处处长李景瑞行政处处长刘瑞李家益（后）招待处处长滕少峰政治部秘书处处长谭肇之组织部部长王文轩胡立教（后）宣传部部长陈其五保卫部部长龙潜联络部部长吴宪军法处处长唐亮（兼）

    总务处处长刘希泌新华社分社社长康茅召后勤司令部司令员刘瑞龙政治委员刘瑞龙（兼）

    副司令员喻缦云李厚坤副政治委员谢胜坤参谋长伊文政治部主任谢胜坤（兼）

    供给部部长胡弼亮

    政治委员李芳远卫生部部长李振湘政治委员王仲良运输部部长王公道政治委员王诚军需部部长白辛夫政治委员李树关兵工部部长汪道涵政治委员罗湘涛军械部部长伊文李仲麟（后）

    政治委员梅少卿第七兵团（1949年2月由山东兵团改称）司令员王建安政治委员谭启龙代政治委员王建安（后）

    副司令员王必成副政治委员姬鹏飞（吉洛）

    参谋长李迎希政治部主任姬鹏飞（吉洛，兼）副参谋长陈铁君后勤部部长任一力政治委员阎世印第二十一军（由原第二纵队改称）军长膝海清政治委员康志强副军长高志荣参谋长吴咏湘政治部主任邓逸凡上静敏（后）第六十一师（由原第四师改称）师长胡炜政治委员王静敏胡炜（后，兼）第六十二师（由原第五师改称）

    师长周纯麟政治委员周世忠第六十三师（由原第六师改称）

    师长吴华夺叶太清（后）

    政治委员谢锡玉王绍渊（后）

    第二十二军（由原第三纵队改称）

    军长孙继先政治委员丁秋生副军长彭德清张秀龙（后）

    参谋长来光祖政治部主任刘春王六生（后）

    后勤部部长董鸣春第六十四师（由原第八师第二十四团与胶东军区南海独立团组成）

    代理师长马冠三政治委员李荆山第六十五师（由原第八师改称）

    师长陈士法

    政治委员王六生第六十六师（由原第九师改称）

    师长谢斌王明礼（后）

    政治委员刘伟第二十三军（则原第四纵队改称）

    军长陶勇政治委员卢胜副军长梅嘉生彭德清（后）副政治委员刘文学参谋长梅嘉生（兼）

    政治部主任谢云晖副主任符确坚后勤部部长王秩然第六十七师（由原第十师改称）

    师长杜屏政治委员李彬山第六十八师（由原第十一师改称）

    师长张三龙政治委员陈茂辉第六十九师（由原第十二师改称）

    师长谭知耕政治委员伍洪祥张孤梅（后）

    第三十五军（1949年2月由济南战役中起义的吴化文部与鲁中南纵队合编成立）军长吴化文政治委员何克希副军长杨友伯胡大荣副政治委员张雄参谋长张荣湘政治部主任孔繁彬第一○三师师长于怀安政治委员彭胜标第一○四师师长方明胜政治委员严政第一○五师师长何志斌政治委员顾复生宋献章（后）

    第八兵团（1949年2月组成，7月兵团机关大部改为华东军政大学校部和南京警备司令部机关）

    司令员陈士榘政治委员袁仲贤副政治委员江渭清参谋长何以祥政治部主任江渭清（兼）

    后勤部部长陆慕云陈扬（后）

    政治委员张潮夫第二十四军（由原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王必成政治委员廖海光副军长皮定均梁金华（后）

    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蓝荣玉彭柏山（后）

    第七十师（由原第十六师改称）

    师长陈仁洪政治委员谢立全第七十一师（由原第十七师改称）

    师长梁金华黄玉庭（后）

    政治委员陈伟达崔文彬（后）

    第七十二师（由原第十八师改称）

    师长康林政治委员张闯初陈云飞（后）第二十五军（由原第七纵队改称）军长成钧政治委员黄火星詹化雨（后）

    副军长詹化雨熊应堂副政治委员邓少东参谋长熊应堂张怀忠（后）

    政治部主任邓少东（兼）萧学林（后）后勤部部长方中林第七十三师（由原第十九师改称）

    师长王培臣政治委员萧学林李正清（后）第七十四师（由原第二十师改称）

    师长张怀忠宋文（后）

    欧治委员邓清和第七十五师（由原第二十一师改称）

    师长谢锐政治委员何志远第二十六军（由原第八纵队改称）军长张仁初政治委员王一平李耀文（后）

    副军长钟国楚参谋长陈宏政治部主任李耀文刘伟（后）

    后勤部部长钟羽一第七十六师（由原第二十二师改称）

    师长高文然政治委员曹普南第七十七师（由原第二十三师改称）

    师长王建青政治委员董超第七十八师（1949年2月组建）

    师长陈忠梅

    政治委员张健第三十四军（由原江淮军区第三十四旅、独立旅与淮海战役起义的何基洋部政编成立）军长何基沣政治委员赵启民何以祥（后）（1949年8月）

    第一副军长饶子健第二副军长过家芳副政治委员吴宪参谋长张秀龙政治部主任王德贵第一○○师（由起义的何基沣部改编）

    师长孙名泉政治委员王学武第一○一师（由江淮军区独立旅为主组成）

    师长叶道友政治委员杨汉林第一○二师（由第三十四旅为主组成）

    师长李木生政治委员廖成美第九兵团（1949年2月组建）

    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郭化若参谋长覃健（壮族）

    政治部主任谢有法副参谋长王彬后勤部部长廖原官宗礼（后）

    政治委员黎同新第二十军（由原第一纵队改称）

    军长刘飞张翼翔（后）

    政治委员陈时夫王一平（后）

    副军长张翼翔副政治委员汤光恢参谋长廖政国政治部主任汤光恢（兼）谭佑铭（后）第五十八师（由原第一师改称）

    师长曾如清黄朝天（后）

    政治委员曾如清（兼）张雍耿（后）第五十九师（由原第二师改称）

    师长程业棠政治委员张文碧第六十师（由原第三师改称）

    师长陈挺俞炳辉（后）

    政治委员邱相田第二十七军（由原第九纵队改称）军长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副军长贺敏学参谋长贺敏学（兼）政治部主任仲曦东副参谋长李元

    后勤部部长侯青久第七十九师（由原第二十五师改称）

    师长萧镜海政治委员谭佑铭第八十师（由原第二十六师改称）

    师长张■秀政治委员张少虹第八十一师（由原第二十六师改称）

    师长孙瑞夫政治委员罗维道第三十军（由原第十二纵队改称）军长谢振华政治委员李干辉谢立全（后）副军长饶守坤参谋长夏光政治部主任刘仲华后勤部部长翟盛第八十八师（由原第三十四旅改称）

    师长吴大林第八十九师（由原第三十五旅改称）

    师长余光茂政治委员王直第九十师（由原第三十六师改称）

    师长朱国华政治委员郑友生第三十三军（由原渤海纵队与淮海战役起义的原国民党军第五十九军改编组成）

    军长张克侠政治委员韩念龙第一副军长张震球第二副军长孟绍濂政治部主任欧阳平副参谋长黄径深第九十七师师长朱鹤云（壮族）杨干三（后）

    政治委员王忡第九十八师师长崔振伦曾旭清（后，兼）

    政治委员曾旭清第九十九师师长傅继泽政治委员秦化龙第十兵团（1949年1月15日组成）

    司令员叶飞政治委员韦国清（壮族）张鼎丞（后增加）副司令员成钧副政治委员刘培善参谋长陈庆先政治部主任刘培善（兼）萧望东（后）

    副参谋长陈玉生周文在后勤部部长宋季文李厚坤（后，牺牲）

    第二十八军（由原第十纵队改称）军长朱绍清政治委员刘培善陈美藻（后）

    副军卡萧锋副政治委员张闯初参谋长吴肃萧锋（后，兼）

    政治部主任吴嘉民李曼村（后）

    副主任张缉光第八十二师（由原第二十八师改称）

    师长钟贤文政治委员王若杰第八十三师（由原第二十九师改称）

    师长朱耀华政治委员李曼村丁士采（后）第八十四师（由原第三十师改称）

    师长冯鼎三毛会义（后）

    政治委员王敬群第二十九军（由原第十一纵队改称）军长胡炳云政治委员张藩黄火星（后）

    副军长段焕兢参谋长梁灵光政治部主任惠浴字刘毓标（后）第八十五师（由原第三十一旅改称）

    师长朱云谦政治委员朱云谦（兼）第八十六师（由原第三十二旅改称）

    师长张宜友政治委员刘毓标许家屯（后）第八十七师（由原第三十三旅改称）

    师长张强生政治委员许家屯王义勋（后）第三十一军（由原第十三纵队改称）

    军长周志坚政治委员陈华堂副军长姚运良参谋长黎有章政治部主任方中铎第九十一师（原第三十七师改称）

    师长高锐政治委员张英勃第九十二师（由原第三十八师改称）

    师长徐体山政治委员张英（黄文荃）第九十三师（由原第三十九师改称）

    师长傅绍甫政治委员余明特种兵纵队（兼炮兵司令部）

    司令员陈锐霆政治委员张凯何克希（后）

    副政治委员刘述周刘春参谋长叶超政治部主任喻新华刘春（后，兼）后勤部部长顾寒星华东海军（1949年4月由华东教导师与苏北军区海防纵队等部组成）

    司令员张爱萍政治委员张爱萍（兼）

    副司令员林遵赵启民袁也烈参谋长袁也烈（兼）

    政治部主任康志强后勤部部长陈玉生第一纵队（由苏北军区海防纵队改编）

    司令员张元培政治委员高立忠第三十二军（1949年春由胶东军区武装基干团组成，归野战军直辖）

    军长谭希林刘涌（后）

    政治委员彭林副军长刘涌赵一萍副政治委员仲曦东（后）

    参谋长赵一萍（兼）

    政治部主任彭林（兼）仲曦东（后，兼）

    第九十四师师长邬兰亭（后）

    政治委员熊飞第九十五师师长陈奇政治委员阙中一第九十六师师长刘琳政治委员郭卓辛

    《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

    作者：翟唯佳、曹宏编著

    引言：

    猛士如云唱大风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革命战争史上，第四野战军是闻名天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五大主力之一。

 第228章

    在历时四年的解放战争中，这支雄师劲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喋血疆场，北战南征，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这是一支年轻的队伍。它诞生于抗战胜利之际，由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山东、华中、晋察冀等解放区的八路军、新四军组成。然而，它又是一支身经百战的劲旅，麾下的每一部分，都有着足以引为自豪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它们的战斗足迹遍布于北伐途中、罗霄山脉、黄河之滨，平型关下……

    这是一支英勇善战的队伍。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它正确执行了中共中央关于东北斗争的战略方针，经过艰苦努力和曲折斗争，终于全部消灭了黑土地上的反动势力，解放了东北全境。随后，它又作为中国共产党问鼎天下的战略预备队，挥师入关，决战平津，逐鹿中原，直捣海角天涯。

    曾几何时，这支由十余万人组成的部队出关之初，为了执行中共中央“向北发展”的战略决策，千里跋涉，飞兵出塞，以其疲惫的身躯和单薄的力量，节节抗击着企图侵占全东北的国民党军：三年之后，当它奉命入关，进军华北战场时，已经发展成为一支百万人的大军：车辚辚、马萧萧，征尘无际，气势如虹！

    这是一支英雄辈出的队伍。在血与火的殊死拼搏中，涌现出了千百个慷慨赴死、舍身取义的英雄：董存瑞、梁士英、陈树棠、马仁兴……

    翻开第四野战军的战史，从这支队伍中涌现出来的英雄，犹如九天银河，群星灿烂！

    这是一支猛将如云的队伍。艰苦卓绝的军事斗争，培养造就了骁勇善战的一代将才。锦州、长春、天津、衡宝、平津……渡江跨海，杰出的将领们导演着一幕幕凯歌高奏的战争。

    从这支队伍中走出来的，有共和国的国防部长，人民军队的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总后勤部部长、海军司令、空军司令和若干大军区的司令……

    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

    英雄的时代，铸造英雄的部队，英雄的部队谱写英雄的战史！这支英雄的部队前后共计组建过18个野战军（第三十八军到第五十五军）、一个特种兵纵队和一个铁道纵队。再加上12个野战师、5个内蒙骑兵师、1个警卫师和1个保安旅，规模之大，在全国五大野战军中当属第一。正是凭借这支庞大的野战部队，四野独自发动了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由华北野战军配合发动了平津战役；随后又挥师南下，先后进行了湘赣、赣南、衡宝、广东、广西及海南岛等一系列重大战役，将人民解放战争胜利的红旗，一直插到天涯海角。

    第一纵队至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八至第四十九军）是四野在东北期间（当时称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组建的。这12个纵队（军）实为四野18个野战军中之主力部队。其中又以一纵、二纵、三纵、四纵、六纵这五个军组建得最早，仗打得最多，战斗力也最强。

    东北全境解放后，在东北军区司令部对东北野战部队所作的评价中，称上述五个军“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四野的老人们也常说：“林总手下有五只虎”。指的就是这五个军。

    在主力纵队下辖的几十个师中，又有几个师最负盛名，被东北军区司令部称之为“东北头等主力师”，这便是一纵一师，二师（三十八军第一一二、第一一三师），二纵五师（三十九军第一一六师），三纵七师（四十军第一一八师），四纵十师（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六纵十七师、十八师（四十二军第一二七、第一二八师）。四野的这七个王牌师，全部在五大主力军中。

    七个师各有自己的特点，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它们的评价是：一师“有连续战斗反复冲锋的精神，有顽强性，战斗士气旺盛，防御、进攻、野战、攻坚均备”；二师“有突力，对于攻坚突破较有经验，善于野战进攻”；五师“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顽强”；七师“善于夜战及爆破，兼备野战运动及城市攻坚”；十师“善于打运动战，防御战斗中有顽强的战斗力”；十六师“该部队自历史以来参加战斗最多，战斗经验丰富，战斗作风勇猛，能攻能守，不怕牺牲”；十七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攻坚力最强之部队”。

    俗话说，强将手下无弱兵，这些虎军、虎师顽强的战斗作风，都是靠一代名将带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建国后授衔时，无论是大将、上将、中将还是少将，四野的将领都占了几近三分之一。可谓将星如云！

    本书所记述的，就是四野及所属各纵队（军）的光辉战史、主要战绩以及一代名将之雄才韬略，以此来纪念这支英雄的部队。

    中国雄师第四野战军

    上篇驰骋天下我为雄——第四野战军征战纪实

    一、千军万马闯关东关东军流水落花，黑土地九鼎无归。冀东，李运昌部近水楼台先期出关。罗荣桓组建海上输送指挥部。中共“接收”大员的飞机紧急降落。急电改变了林彪一行的目的地。淮安，黄克诚命部队“重”装上路。营口，杜聿明发现被苏联元帅给“涮”了。

    1945年8月，苏联百万红军出兵东北，势如破竹，一举歼灭了日军侵华部队的精锐——关东军，摧毁了伪满政权。

    这突如其来的胜利，对重庆的国民党政府来说，显得有些猝不及防。

    原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蒋介石袭用前朝人“以夷制夷”的方略，把光复祖国的希望寄托在美国人的战略反攻上，准备以美军的力量驱逐日军。再加上国民党军队主力大多在西南、西北。搞得蒋介石有些无措。特别是在东北，随着伪满政权的垮台，出现了行政权力的空白。当然，按照8月26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有关条款，苏联人在得到若干利益后，答应将东北的行政主权交还给中国国民党政府。但就眼下而言，自己的400万大军，却窝在西南，鞭长莫及……

    这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局势，使延安的中共也感到突然。但是，八路军、新四军在华北、华中、华东都建有敌后抗日根据地，这使中共挺进东北占有了先机之利。英明睿智的共产党人，充分抓住了历史潮流荡迭起伏所赐予的机会。

    8月11日，即苏联红军出兵东北的第三天，八路军总司令朱德，便向有关部队发出了进军东北的命令。其内容如下：为了配合苏联红军进入中国境内作战，并准备接受日满伪军投降，我命令：一、原东北军吕正操所部由山西、绥远现地，向察哈尔、热河进发。

    二、原东北军张学思所部由河北、察哈尔现地，向热河、辽宁进发。

    三、原东北军万毅所部由山东、河北现地，向辽宁进发。

    四、现在河北、热河、辽宁边境之李运昌所部，即日向辽宁、吉林进发。

    在接到进军东北命令的上述几支部队中，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及其所属部队，驻扎在冀东，毗邻东北，于是近水楼台先得月，成为抗战胜利后中共最先出关进入东北的正规武装。

    8月13日，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李运昌，在冀东丰润县大王庄召开紧急会议，传达毛主席、朱总司令和聂荣臻司令员的指示、命令，紧急动员，向东北进军。会议决定：由李运昌率领冀热辽军区八个半团，两个地区支队和朝鲜支队共13000多人，组成东进部队，分为东、西、中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等省进军。部队进军的具体部署为：东路，又称为挺进东北的前梯队。由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司令员曾克林、副政委唐凯率领，共4000多人，从冀东的抚宁地区出发，沿辽西走廊，向锦州、沈阳方向进发。

    西路，由冀热辽军区十四分区司令员舒行、政委李子光率领，共约2000多人，从兴隆、围场地区出发，向承德方向进发，尔后进入东北。

    中路，由冀热辽军区十五分区司令员赵文进、政委杨文汉率领，共计3000余人，从喜峰口出发，向热河的凌源、赤峰、朝阳方向进发。

    会议确定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热河的任务是：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东北、热河的日伪武装及日伪汉奸势力；接管日伪占领的城市，建立人民政权；收缴敌伪武器、资财，扩大部队；为后续部队和干部进入东北开辟通道。具体任务区分：东路和随后出发的军区第二梯队，配合苏军解放辽宁、吉林；西路和中路，配合苏军解放热河。

    8月16日，担任东路进军任务的十六分区部队，在曾克林、唐凯的率领下，自抚宁地区出发，沿北宁铁路两侧东进。当时，日本政府虽已宣布投降，但据守在冀东北宁铁路沿线据点里的日伪军，没有主动交出武器的意思，这给部队的东进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沿途经过的一些重要集镇，像昌黎、张家庄车站、双旺镇等，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用武力攻克的。就这样，曾克林部且战且走，一路东行，于8月下旬打下了海阳镇、柳江和石门寨煤矿，进抵山海关地区。

    此刻，山海关城内尚有日伪军2000余人，装备精良，凭险顽抗。曾克林和唐凯研究决定：由于北宁铁路沈阳至锦州段已为苏军控制，中段也被八路军切断，山海关无关大局，因此，东进部队应迂回出关，加快进军东北的步伐。

    8月28日晚，部队冒着倾盆大雨，由山海关西们的九门口出关，踏上了辽西的土地。

 第229章

    前所，是北宁铁路山海关外的第一个车站。该站驻有伪军400多人。29日上午，曾克林部派代表向驻守车站的伪军送去最后通牒，令其放下武器。

    下午5时，前所400多伪军全部投降。当日晚，曾克林、唐凯接到通知：“苏军一个分队从赤峰方向开来，于明日抵达前所，请注意联系。”

    为了庆祝两国军队在中国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历史性会师，曾克林部全体指战员倾注了极大的热忱。当晚，决定临时抽调司号员。组成“军乐队”，战士们把手中的武器也擦得锃亮。曾克林、唐凯向苏军提出联手攻打山海关的建议。苏军上校请示上级后同意配合行动。

    于是，中苏两国军队在山海关攻坚战中首次联合作战。作战的任务与协同十分简单：曾克林部担任主攻，夺取城垣；苏军则担负火力支援。

    上午11时许，中苏双方派出的代表乘苏军吉普车进抵山海关城下。谈判在城外的一栋房子里进行。中苏两军代表令驻山海关的日军和伪军于当日下午2时，率部于山海关南火车站无条件投降。

    日方代表表示：山海关不归“满洲国”管，也不属苏联军队作战范围，更不是八路的受降区域。他们已奉上级命令，只能向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军投降。8月30日下午5时，在苏军炮火的支援下，曾克林部开始攻击山海关。冀热辽十六分区的十二团和十八团分别从两翼向城关展开攻击。经过一个多小时战斗，十八团首先夺占了城内制高点，将红旗插上了“天下第一关”的城楼。随后，十二团也攻下了火车站，炸开城门，突入城内。黄昏时分，战斗结束。

    攻占山海关后，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的部队便成了名副其实的“出关第一军”。东进部队也决定乘火车进发。山海关车站的铁路工人全力支持，很快，一列由客、货、敞篷等几十节车厢组成的混合列车准备就绪。

    9月4日，曾克林、唐凯率部队登上东行列车，当日抵达锦州，与已到锦州的苏军会师。部队到锦州后，由十六分区十八团组成了锦州卫戍司令部，接管了伪锦州省、市政府和辽西地区，控制了辽西走廊。主力部队则继续东

    行，向沈阳挺进。

    正当曾克林、唐凯率东路挺进部队打昌黎、出山海关、进入辽西之际，冀热辽军区其他两支部队也进入热河。

    8月18日，由舒行司令员、李子光政委率领的西路十四分区部队，沿兴隆、承德、滦平前进，与由多伦南下的苏军会师，解放了围场、隆化等一批县城。

    由第十五分区司令员赵文进率领的中路部队，8月17日经喜峰口向平泉、凌源、赤峰开进，并于8月20日在平泉与苏军会师，解除了当地的伪满武装，接管了八座县城。

    9月5日，曾克林、唐凯率领的东路挺进部队，搭乘火车，一路风尘仆仆，进入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

    一个星期以后，这支部队又相继进入了鞍山、辽阳、抚顺、本溪。至此，冀热辽军区十六分区部队，在曾克林司令员和唐凯副政委的率领下，抢到了先机。

    一个月以后，即1945年10月，这支最先出关的部队已经发展到6万多人。

    1946年元月，第十六分区扩建的各部队，与南满的山东部队、南满纵队合编，建立了辽东军区（南满军区）和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第四纵队。第十六分区的供给、卫生、军工部门编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机关。

    1945年8月11日清晨，八路军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住处聚集着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的重要领导人。罗荣桓宣读了朱德总司令命令各解放区部队积极进军的电报，并布置了晚上召开的高级干部联席会议。

    当晚，在中共山东分局和山东军区高级干部联席会议上，罗荣桓就执行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指示提出了具体意见。他要求：迅速整编部队，及时向铁路线和大城市进击，以有力的反攻作战，逼使日伪军缴械投降。

    山东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倾注了罗荣桓的心血。1938年11月，八路军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与代师长陈光率师机关和第六八六团组成的东进支队从晋西出发，于1939年3月进入山东，同八路军山东纵队会合。随后，这两支武装发展到8万多人。1943年3月，中央军委决定：罗荣桓为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一一五师政委、代师长。8月，罗又兼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在六年多的抗日烽火中，山东抗日根据地已拥有27万武装和2400万人口。

    在大反攻的日子里，罗荣桓抱病指挥部队分五路进军，迅速进入津浦、胶济、陇海等铁路沿线敌占区，收复主权，收缴日伪武装。与此同时，罗荣桓认真执行了中央关于派部队进军东北的指示。他安排了第一批从海路进军东北的部队，即由滨海军区副司令员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该“挺进纵队”是由滨海支队和胶东军区一部分部队组成，约3500人，万毅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委。

    万毅是原东北军将领，曾在张学良的东北军第五十七军中任团长，出生于辽宁金县。他15岁来到奉天城（沈阳），参加了奉军，在十数年的军旅生涯中，因作战英勇，逐次晋升为团长。

    1938年，已经随部队撤至关内的万毅，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介绍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当年春，万毅率东北军五十七军六二七团血战连云港，拒敌登陆，歼日军百余人。1939年初，他率部破袭津浦路，生俘日军少将原山

    方雄。同年秋，已升任五十七军一一一师第三三三旅旅长的万毅，率部袭击鲁东南大店，一举歼日军两个中队。在当地，日伪军据点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不怕一万，就怕万毅（一）！”

    1940年9月，万毅和其所在师师长常恩多发动了一次锄奸运动，驱逐了与日军勾结的军长缪澂流。1941年2月，国民党清理东北军中的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分子，万毅遭到关押。1942年3月，蒋介石电令国民党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就地秘密枪决”万毅。于学忠采取拖延态度。7月，蒋介石再次电令于学忠除去万毅，所幸万毅已逃至八路军驻地。随后，常恩多率一一一师脱离国民党，进入滨海抗日根据地。1942年8月，常恩多病逝，万毅接任师长。1944年10月，万毅率领的东北军第一一一师正式改编为八路军山东军区滨海支队，万毅兼任山东军区滨海军区副司令员。在中国共产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万毅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罗荣桓、万毅等人仔细研究了部队行动的细节，包括部队的航渡路线、登陆地点、海上可能遇到的情况、到东北后的工作方针等。之后，罗荣桓送走了山东赴东北的第一批部队。

    9月11日，罗荣桓收到了中央来电，电文说：“据胶东区党委派人在大连侦察，我党我军目前在东北极好发展。为利用目前国民党及其军队尚未到达东北以前的时机，迅速发展我之力量，争取我在东北巩固地位，决定从山东抽调4个师12个团共2.5万至3万人，分散从海路进入东北，并派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前去统一指挥。”

    这是中共中央在一个月内，第二次调山东军区所属部队到东北，并且是主力部队。

    罗荣桓立即电召在博山指挥作战的萧华，命他火速回军区接受任务。

    萧华长期以来，一直在罗荣桓的领导下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萧华任副主任。1938年，萧华奉命率部队挺进冀鲁边。以后，罗荣桓任一一五师政委，也到了山东。1940年5月，萧华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主任。

    接到电报后，萧华轻骑简从，日夜兼程，赶回军区。

    罗荣桓在病榻上向萧华交待了任务：“中央指派你立即去东北。你先看看这几份电报。”

    电报有三份：第一份是8月29日《中央关于迅速进入东北控制广大乡村的指示》；第二份是9月11日中央转发胶东区委报告大连情况并命令萧华率部进入东北的指示：第三份是9月15日中央关于成立东北局全权领导东北一切工作的决定。萧华感到责任重大，请示罗荣桓：“什么时候出发？”

    罗荣桓答道：“立刻。分局讨论决定：由你先期率领司、政、供、卫机关一部分干部去胶东，从海路挺进东北。调去东北的四个师的部队，由我来安排。……

    “过海要注意美国军舰捣乱。要改穿便衣，晚上偷渡。沿途的岛屿要控制起来，设立兵站。”

    为了保障主力部队渡海，山东军区成立了由胶东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组成的海运指挥部，担负保障任务。许世友征集了胶东沿海30余只海船，140余只帆船，把几万部队运过了渤海海峡，创造了海上输送史上的奇迹。

    为了打通海路，胶东军区部队消灭和驱逐了烟台附近崆峒岛和蓬莱以北长山列岛的伪军。占领了濒临辽东半岛的外长山列岛，并在沿途砣矶等岛屿设立了兵站，聚草存粮，保障了海运畅通与军需供应。

    位于胶东半岛黄县的龙口和蓬莱县的栾家口是八路军的登船地点，历来山东人闯关东也都是从这里起航。

    9月19日，正当山东部队全力跨海东渡的时候，中央作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决策，并指派原欲回延安治病的罗荣桓赴东北工作。

 第230章

    10月13日，罗荣桓接到中央来电：决定第三期再向东北出兵5万人，主要从山东部队中抽调。接着，中央催促罗荣桓“率轻便指挥机关，日内去东北。”

    10月24日，罗荣桓抱病由临沂前往胶东，准备东渡。31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罗荣桓为第二政委。

    11月初，罗荣桓一行乘六艘汽船自龙口港驶向辽东半岛。按计划，作战科长尹健率机关人员及特务团一个营乘五艘汽船，在庄河登陆，然后在辽阳与罗会合。罗则带少数警卫人员与参谋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等直驶大连，再乘火车赴沈阳。途中罗荣桓一行在旅顺口附近海面遇到苏军阻拦，于是改道向濒临黄海的貔子窝驶去。

    貔子窝是辽东半岛东侧黄海岸边的一个渔港，座落在中长铁路南端的一条支线上。1904年日俄战争时，日军久攻旅顺口不下，曾派兵在此登陆，迂回到沙俄守军侧后，大败俄军。

    罗荣桓一行到达貔子窝时正遇落潮，船停在离海岸一里远的海面，时值初冬，罗一行蹚过冰冷的海水，踏上了东北的土地。在向东北的进军中，从8月中旬到10月底，八路军山东军区共输送了三批部队。这些挺进东北的部队，大部分走海路，一部分走陆路，还有一部分海陆兼行，分别在10月、11月、最迟也在12月上旬，到达东北的指定地区。这些部队是：由滨海支队和胶东军区一部组成的东北挺进纵队，共3500人，在司令员万毅和政委周赤萍的率领下，从海路抵达辽东半岛，10月到达磐石、海龙、东丰、西丰地区。

    由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萧华率领的军区机关及直属部队约1000人，从海路抵达大连老虎滩登陆，10月初进至安东。山东军区第五师和第六师各两个团约1万人，在第五师师长吴克华、政委彭嘉庆的率领下，走海路，10月24日进驻营口地区。山东军区第七师在师长兼渤海军区司令员杨国夫的率领下，经陆路假道冀东，于10月下旬进抵山海关地区。

    渤海军区副政委刘其人率渤海军区三个团，经古北口从陆路抵达东北。

    以上杨国夫，刘其人部共计六个团，1.2万人。山东军区第二师7500余人，在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的率领下，走海路，11月上旬抵达沈阳以南的庄河与鞍山地区。山东军区第一师7500余人，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率领下，于11月中旬经由陆路抵达辽西锦州地区。

    山东军区第三师8300余人，鲁中警备第三旅4000人，分别在鲁中军区政委罗舜初、警备第三旅旅长胡奇才率领下，走海路，于12月上旬到达辽阳、鞍山地区。

    胶东军区海军支队1000余人，在支队长田松率领下，走海路，11月中旬转赴牡丹江地区。

    此外，先后进入东北的还有山东军区直属部队与机关人员4000人及地方武装一部，分别进驻安东和沈阳地区。

    截止到1946年初，八路军山东军区奉命开赴东北的部队共有八个师（旅），三个支队，合计6万余人，日后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

    军主力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

    1945年9月17日上午，延安东关机场一架苏军后贝加尔方面军前线航空兵的双引擎道格拉斯式运输机，向沈阳方向飞去。刚被任命的东北局书记以及日后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政委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彭真，刚被任命的东北局委员以及日后成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副政委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陈云，此外，还有日后担任东北人民自治军重要领导职务的叶季壮、伍修权、曾克林等人此时正在飞机上。

    彭真等人飞离延安，是中共根据先期进入东北的曾克林反映的情况而所采取的部署。

    9月5日，曾克林率部乘火车抵达沈阳。驻扎在沈阳的苏军不准曾部下车，曾只好带着参谋到苏军司令部交涉。苏军卫戍司令卡夫东态度冷淡。曾克林强忍解释。卡夫东道：“根据雅尔塔协定和中苏条约，最高统帅部是不会同意你们进沈阳的。”曾克林据理力争：“你们有最高统帅部，我们也有最高统帅部。我们的最高统帅部是毛泽东、朱德。我们是奉他们的命令来沈阳的。要我们离开沈阳，需要有延安总部的命令。”经再三交涉，苏军驻沈阳卫戍司令卡夫东终于同意曾克林部下车，但部队必须住到沈阳市外30里的苏家屯。曾部2000余人抵达沈阳的消息不胫而走。当地群众涌上街头热烈欢迎的场面出乎苏军预料，于是又通知曾克林部驻扎在市区故宫东面的小河沿。9月6日，曾克林、唐凯率第十六军分区司令部进驻原伪满市政府大楼。

    9月7日，苏军驻沈阳最高军事机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邀请曾、唐。

    在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克拉夫钦科上将、杜曼宁中将率苏军驻沈阳各军兵种负责人、军长、军事委员会见了他们。席间克拉夫钦科表示了歉意。

    随后双方就如何相互配合作战，肃清日伪武装势力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磋商，此次会谈对我军后续部队进入东北，开创东北局面，具有重要意义。

    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分区部队进入沈阳后，一度接管了日关东军的军火库，得到大量武器弹药，部队装备大力改善。中旬，又开赴南满，接管了鞍山、辽阳、营口、抚顺、本溪等城市。消灭了这些地区的伪满势力。然而，国民党势力也在东北急剧膨胀，国共的较量日趋激烈，苏方又不便公开支持中共，今后的局势难以预料。为得到中共中央的及时指示，苏军驻长春总司令马利诺夫斯基元帅为了与中共中央联系，于是，曾克林同苏军代表卫斯别夫及翻译谢德林乘飞机抵达延安。9月14日当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曾克林关于冀热辽部队挺进东北配合苏军作战及进入沈阳地区后工作情况的详细汇报，并作出决定：成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伍修权、林枫为委员，以彭真为书记的东北局，立即赴东北开展工作。

    眼下，搭乘这架道格拉斯军用运输机的便是几位中共“接收”大员……

    飞机准备直飞沈阳。因天气恶劣及飞机故障，飞机在山海关迫降。着陆时飞机冲出跑道，一头扎进田里，翘起了尾巴。陈云被巨大的冲击力推进了驾驶仓，但只吓了一跳，彭真受了轻微的脑震荡，叶季壮的腿被翻倒的油桶和通讯器材压伤，其余的人也都受了轻伤。

    9月18日，彭真、陈云等东北局主要领导，在沈阳原张作霖大帅府西楼召开了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彭真、陈云传达了中央的战略方针并提出了东北局的当前任务，这些任务包括：收缴敌伪武器，加紧剿匪工作，镇压汉奸和敌特分子；安定社会秩序，恢复生产；发动群众，扩大人民武装，准备回击国民党发动的内战；在接含的城市中摧毁伪政权，建立各级民主政府；

    在农村组织群众开展反奸反霸、减租减息斗争；大力宣传我党的方针政策等等。东北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东北战略区实施统一领导的开始。

    中共中央东北局展开工作后，很快便与东北抗日联军中的党组织——中共东北党委员会接上了关系。

    东北抗日联军，是日本占领时期中共在东北地区坚持对日斗争的武装。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人民组成了多股游击队。然而，由于各抗日游击队之间和队伍内部存在矛盾，加上日军的反复清剿，到1933年，各游击队总数减至数万人。与此同时，中共党员李红光、杨靖宇领导的游击队则发展到2000人。1934年秋中共满洲省委着手建立抗日联军，共编成七个军，并于1935年发表了《抗日联军统一建制宣言》。1936年冬东北抗日联军又编组了四个军。1937年对这11个军进行了整编，编为：第一路军，总指挥杨靖宇；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第三路军，总指挥赵尚志（后为李兆鳞）。其总人数有4.5万人。1938年以后，日军加紧了对抗日联军的“扫荡”，使抗联又一次遭受严重挫折。1940年1月杨靖字牺牲。到1942年底，抗联已不足千人。鉴于形势险恶，中共东北党委会（原满洲省委）决定将抗联的基干人员转移到苏联境内。于是周保中等撤到了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

    在1945年8月的苏军远东战役中，抗联部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潜入东北绘制日军防御工事图，刺探日军兵力部署。在苏联的三个方面军中组织了先遣作战分队，还有一些人被空投到战略目标担任侦察和向导工作。也可说他们是最先进入东北的中共武装。

    1945年9月初东北抗联骨干分四批乘飞机进入东北，这些抗联部队分别是：第一批，1945年9月6日，由李兆麟、王效明率领，共170余人，自苏联远东到达哈尔滨、吉林、延吉地区。第二批，于9月7日由彭施鲁带领，自伯力飞抵佳木斯地区。第三批，由周保中率领，分乘四架飞机，于9月8日分别到达长春，沈阳。第四批，分别由王明贵、范德林、董崇彬带领，于9月9日飞抵齐齐哈尔和大连。

    就在彭真、陈云一行飞往东北的当天，刘少奇致电在重庆谈判的毛泽东，提出了当前的工作方针：“向北推进，向南防御”，具体内容是：为实现力争东北、完全控制热察两省的计划，将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调华东新四军主力10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冀鲁豫抽调10万人至15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留下一部分力量坚持和发展华东根据地。

 第231章

    毛泽东表示赞同。

    在颁发给各中央局的《关于目前任务和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和部署的指示》中说：“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

    中共中央此时还调派了大批干部赴东北，以加强东北党和军队的领导力量。

    继彭真、陈云到达东北后，中央又派出了政治局委员高岗、张闻天。其

    他相继派遣到东北工作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林彪、李富春、李立三、罗荣桓、林枫、蔡畅、王稼祥、黄克诚、王首道、谭政、程子华、万毅、古大存、陈郁、吕正操、萧劲光等。这些中央领导人中，绝大部分担任和兼任了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及其各军区的领导人，为这支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10月31日，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任命林彪为总司令，彭真、罗荣桓为第一、第二政委。

    林彪8月24日离开延安，同行的有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刘伯承、邓小平和新四军的陈毅等人。林彪的目的地是山东，接替罗荣桓任山东军区司令员。

    当到达河南的濮阳时，一行人接到了中央“万万火急”的电报，要林彪、萧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聂鹤亭等原定去山东的同志，立即转道去东北。

    林彪是黄埔四期学员，湖北黄冈人。经历过南昌起义、湘南起义、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沿营长、团长、纵队司令、军长和军团长的职务拾级而上。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在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

    此刻，再一次被委以重任并昼夜兼程赶赴东北的林彪，正紧张的思索着。

    不苟言笑，阴沉着脸，似睡非睡，这是林彪思考问题的外部特征。一路上，这位还未正式就位的总司令，边走边思考，已经进入了情况。

    9月22日和24日，在往东北的路上，林彪向中央军委和山东的罗荣桓发去了两份电报。电文说：“为掌握冀热辽战略枢纽，准备一切力量，争取粉碎国民党与我们争夺华北、东北的进攻，以保东北的顺利争取，因此，我们为坚决执行军委这一意图和任务，拟由此间经冀中、直到冀东，布置冀热辽一带地方工作，发动群众，组织武装，并准备和训练部队，建设炮兵，以及进行布置战场等工作。”

    考虑到争夺东北的需要，林彪特别嘱咐山东部队做好“津浦路之破坏工作”，“除破坏铁轨外，必须挖坏路基”，以阻滞国民党军队沿津浦路北犯。

    就这样，冒着绵绵秋雨，边行军走路边考虑问题边指挥部队，林彪一行于10月上旬到达了山海关。东北局的人已经在此恭候多时了。从山海关东行，免去了行走与鞍马的辛苦，乘火车顺利地到达沈阳。

    1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沈阳正式成立。林彪任总司令，彭真任第一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二政治委员，吕正操任第一副令员，李运昌任第二副司令员，周保中任第三副司令员，萧劲光任第四副司令员兼第一参谋长，程子华任副政治委员，伍修权任第二参谋长，陈正人任政治部主任。

    11月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在沈阳正式成立。

    正当中国共产党调兵遣将派主力部队和大批党政干部进入东北之际，蒋介石也在利用国民党政府的那些优势，利用中苏条约，打着“接收主权”的幌子，企图在美国的帮助下，从海、陆、空强占东北。

    8月31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以国民政府名义将东北划分为九个省，9月5日，公布了东北九省二市主席、市长的名单。10月12日，熊式辉抵达长春，原伪满冀东讨伐队姜鹏飞部任保卫。因苏联军方拒绝合作，重庆国防部企图利用美国飞机大批运兵东北的计划未能实施。

    空运的路被堵死，在重庆的督令下，熊式辉再次派代表与驻东北苏军当

    局晤谈，希望苏军能够网开一面，在撤军之前，允许国民党军在大连和营口登陆。

    由于大连是商港，为苏联控制的地区，苏联人一口回绝，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天上海上都走不通，蒋介石只好依靠地面部队，沿平汉、津浦路北上，向东北调兵。10月中旬，国民党傅作义部5万人抢占绥东地区，企图占领热河和察哈尔两省。同时，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4.5万人，从新乡沿平汉路进抵石家庄，与胡宗南部成犄角势，以切断东北解放区与华北解放区的联系。10月下旬，国民党17个军约40万人，在日伪残余的策应下，分批向华北、东北推进。

    针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指示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等部队，从10月中旬到12月中旬，先后组织实施了察绥战役、邯郸战役、津浦路战役，歼灭国民党军7万多人，大大迟滞了蒋介石的北进战略。

    利用有利时机，东北人民自治军对东北的部队进行了整编，共组建了十个军区。这些军区是：锦热军区，司令员李运昌，下辖第二十七旅，第三十旅，第三十二旅及炮兵旅，约3万人。不久，该军区调归晋察冀军区之冀热辽军区建制。

    辽东军区，萧华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纵队，第三纵队，直属第一、二、三支队和宽甸警备司令部，共3.6万人。1946年1月，辽东军区改为南满军区，部队也作了相应调整，将第二、第三纵队合编为第四纵队；原山东军区第三师、鲁中警备第三旅与第十六军分区第二十一、第二十三旅合编为第三纵队。

    辽宁军区，1945年11月底由沈阳保安司令部一部在本溪组建。张学思任司令员，白坚任政治委员。下辖保安第三旅，第一、第二、第三军分区，1.6万人。

    辽西军区，1945年12月由沈阳撤出之原辽宁保安司令部一部与公安大队等组建而成。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下辖保安第一旅，工人纵队及第一、第二、第五军分区，1万余人。辽北军区，1945年11月，以梨树地区为中心组建而成。倪志亮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四六团及西安、西丰、海龙、梨树四个县大队，1万余人。吉林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长春地区。由周保中任司令员，林枫任政治委员，下辖东北挺进纵队第一、第二支队，吉林、吉东地区保安团23个，3.8万人。

    松江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哈尔滨市。由卢东生任司令员，卢牺牲后，由聂鹤亭任司令员，张秀山任政治委员，下辖哈东、哈南、哈西、哈北和牡丹江等五个军分区，1.4万人。嫩江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齐齐哈尔。

    由王明贵任司令员，刘锡五任政治委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军分区，850o余人。

    北安军区，1945年11月组建于黑龙江的北安，叶长庚任司令员，下辖第一、第二、第三支队，8000余人。

    三江军区，1945年12月由原冀中军区部队为主在佳木斯组建。孙景宇任司令员，李范五任政治委员，下辖二个团，2000余人。东北人民自治军，除设立上述军区以外，直属总部的部队还有：原山东军区第一师、第二师、第三师、第七师、鲁中警备第三旅；由原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于沈阳以西地区扩编而成的第二十五旅；

    由原陕甘宁边区第三五九旅一部于本溪、抚顺地区扩编而成的第三五九旅；原新四军第三师，下辖第七旅、第八旅、第十旅、独立旅。这些来自冀中平原、胶东半岛、延河之滨和淮水两岸的八路军、新四军，是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夺黑土地的最基本力量。在向东北进军的几路主力部队中，最艰苦、行军最远的，大概要数黄克诚的新四军第三师。

    9月下旬，新四军第三师所辖四个旅和三个团，分两路，陆续从江苏的盐阜、淮海地区出发，经江苏、山东、河北、热河，历时60多天，行程3000多里，抵达辽西锦州地区。

    1945年8月中旬，黄克诚奉命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一部，进抵淮南津浦路以西，协同新四军第二师阻止国民党桂系部队东进。当黄克诚得悉苏军发动远东战役之后，一向深谋远虑的他向华中局书记饶漱石提议，立即给中央发报，建议中央及军委迅速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要管苏联同意与否，不可错过时机。然而，饶漱石却不同意，黄克诚即以自己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

    在这份《我对目前局势和我军军事方针的意见和建议》的电报中，黄克诚主张“有决心地、主动地放弃一些地区，集中主力进行决战，创造联系一片的大战略根据地，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游击战争，逼迫蒋介石向我让步，取得和平”。在军事部署上，黄克诚向中央建议：“1、东北既能派队伍进去，应尽量多派，至少应有5万人，能去10万人为最好。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根据地，支援关内斗争。

    2、以晋、绥、察三地为关内第一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0万主力，进行消灭傅作义、阎锡山、胡宗南之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察、绥与西北部和太行山全部。

 第232章

    3、以山东为关内第二战略根据地，应集中15万主力，待敌人缴枪之后，在济、徐、胶、海铁路线进行决战，达到控制整个山东。

    4、其他各地区，则成为二大战略根据地之卫星，力求争取局部决战之胜利，若不可能时，即以游击战争长期周旋。“

    电报发出的第九天，在刚刚收复的淮安城中，黄克诚接到了命令，要他率新四军第三师主力开赴东北。

    当时李运昌部已在东北接管了苏军缴获的几座军火库，很多人主张留下装备轻装前进。在动员会上黄克诚力排众议，给部队下达了两条命令：一是要部队带上棉衣，二是要全副武装。多余的武器可以留下，交给地方使用。

    9月28日，黄克诚与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一起，率全师3.5万人从淮阴启程。向山东进发。

    离开苏北之前，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曾指示第三师到达山东后停留一个时期休整部队，补充给养。黄克诚再三斟酌，于10月4日向中央军委发报，主张兵贵神速，捷足先登，若滞留鲁地，贻误战机，建议到山东后稍事休整立即北进。

    10月6日，中央军委回电：“为迅速达成战略任务，三师部队在到达山东后，应兼程北进，不在山东担负战斗任务。”黄率部在山东临沂休整两天后，即向河北进发。

    第三师苏北出发时部队动员口号为到陇海线作战。

    跨过陇海路后是到平津之间去作战。到达冀东地区，从杨村过了平津铁

    路，进抵三河、玉田一线后，各部队才正式开始了进军东北的动员。1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三师经丰润、迁安，由冷口出关。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第三师一直把给养供给作为“先行官”。在江苏、山东、河北时一切顺利，但出关后给养发生严重困难。黄克诚为此两次致电中央军委，请求援助。然而，相继出关的部队太多，沿途实在不堪重负。第三师凭着顽强的精神于10月下旬经青龙、建昌到达锦州附近的江家屯，结束了这次历时两个月、跨越五个省的长途进军。长途行军，部队减员3000多人。

    新四军第三师到达东北时的战斗序列为：师长兼政治委员黄克诚，副师长刘震，副师长兼参谋长洪学智，政治部主任吴法宪。

    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5900余人；第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6000余人；第十旅，旅长钟伟，政委王凤梧，7000余人；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6000余人；师属特务第一、第二、第三团，7000余人。

    在挺进东北的千军万马中，黄克诚所率新四军第三师部队在数量上仅次于山东军区八路军，成为日后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和东北民主联军的骨干力量。

    1945年8月31日，蒋介石任命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总揽重庆政府在关外的事务。但是，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位封疆大吏仍然在重庆。当10月12日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带着他属下的九省二市省主席和市长们飞抵长春时，才发觉这里的“情况”不对头。熊式辉派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蒋经国前往苏军驻东北总部接洽，结果无功而返。不久，接收大员们连长春都不敢呆了。原来，在大员们驻地担负警卫和治安的警察，竟是万毅率领的“东北挺进纵队”的八路军。

    10月18日，重庆国民党政府宣布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列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战斗序列的部队有十三军、三十军、三十二军、五十二军、九十二军和九十四军。但是，这些部队还远在中国东南地区和越南的河内、海防。10月22日，蒋介石在官邸召见了杜聿明。

    10月下旬，杜聿明衔命飞往上海，会见驻上海的美国第七舰队司令金开德上将。金开德承诺运输兵员任务后，杜聿明又直飞东北。拜会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双方经过协商，马林诺夫斯基同意国民党军在营口登陆，并将一张标好的营口苏军位置图交给杜聿明，上面还标明了营口苏军掩护国民党军登陆地点。

    然而杜聿明11月3日在秦皇岛与美海军第七舰队代理司令巴贝中将乘“脱罗尔号”前往营口时，发现苏军已撤离，中共武装占领了码头。杜聿明返回重庆向蒋介石汇报经过，并提出武力“接收”东北三点计划：第一，请蒋迅速抽调10个军，以美国舰队掩护，在营口或葫芦岛强行登陆；先肃清东北，再回师关内作战。

    第二，请批准建立东北地方武装，按九省二市收编伪满11个保安队，准备整训后接替国民党军防务。

    第三，委派九省二市11个军事特派员，深入各省市，开展“敌”后活动。

    蒋介石表示，第二、第三点计划，交熊式辉和军令部核办：将天津以东划归东北行营作战区，命杜指挥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九十四军先占领

    山海关。

    二、御敌于关门之内山海关下的较量。无法实现的“辽西决战”。关东大地上的“七无”与“一多”。林彪倡言“等、忍、狠”。四平，苦撑一个月后还要向后转。

    东北有广表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八。一五”之后，捷足先登的共产党武装对迟来的国民党军队，自山海关始，展开了一场节节抵抗的防御战。

    1945年9、10月间，国共两党都将目光投向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亦称榆关走廊。位于辽宁省西部的锦州市与河北省东部的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西南一东北走向，长约185公里，宽8至15公里。由东北至西南，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座落其间，成为扼守这一走廊的军事要地。走廊的西南端紧连着华北重要港口秦皇岛。

    辽西走廊背山面海，丘陵起伏，形势险要，是沟通华北至东北的重要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鉴于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去了一系列指示。10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东北局书记彭真及陈云的电报中指出：“据锦州地委电称，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并传有中央军200人，请速令曾克林部扩大之新部队，以三个团控制山海关，集结整训。”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真。电文说，苏军已拒绝国民党军在大连、旅顺登陆，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进军东北已成必然，“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击登陆，争取时间。”

    同日，军委致电陈毅、罗荣桓、黎玉，请他们速令山东军区杨国夫师“星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前进。”

    中共中央军委分别向东北、华北、山东频繁发电，调兵遣将，把主力部署于山海关、锦州、营口、沈阳一线，准备阻止国民党军的海上登陆与陆上进攻。

    成立后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沿辽东半岛经辽西走廊至长城古北口的绵长战线上，组建了五个前线司令部，组织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其中，李运昌指挥的第三前线司令部，负责封闭辽西走廊和扼守山海关的任务。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为长城东部起点，踞辽西走廊西端，北宁铁路和公路横贯东西，为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冲。它西距北平（北京）350公里，东距沈阳400公里，被古人誉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此关北依燕山，南濒渤海，雄视四野。早在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中央政府在此筑关，称为榆关。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将徐达在此筑城设卫，因其背山面海，故称为山海关。

    千百年来，伴随着王朝兴衰，围绕着这一险关隘道，发生过一次次激烈的征战。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4月21日，大顺政权皇帝李自成率军20万亲征山海关，一路冲杀，直抵关城西门。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开关跪迎清军统帅多尔衮，薙发称臣。清八旗劲旅15万，兵不血刃，进踞关城。

    次日，在争夺山海关的战斗中，面临着实力倍增的对手，农民起义军淬不及防，伤亡惨重，全线溃退，清兵长驱入京。明清之际的山海关之战，不仅为大顺政权兴衰的转折，而且也是满族入主中原的标志。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10月2日，沙皇俄国的军队与英帝国舰队会师老龙头，清军守将弃城而逃，山海关沦陷，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打开了北京的东大门。次年9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大清帝国步入了临终前的风雨飘摇之中。

    ……

    公元1945年10月，在这古老的征战之地，又在酝酿着一场战争。

    10月中旬，隶属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的四十六、四十七团和第二十二旅六十四团，3700人，在第十九旅旅长张鹤鸣的率领下，进驻山海关。

    张鹤鸣旅长带着作战参谋沿防区视察了一周。

    山海关，作为一个横亘于辽西走廊西口的防御体系，南从长城入海处老龙头起，中经山海关城，向东北逶迤至九门口，全长26公里。正面依次排列着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城、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三道关、寺儿峪关、滥水关、一片石关（九门口）十大关隘。

 第233章

    其中，南海口关，濒临渤海，拱卫着整个防御体系的倚海侧翼；南北水关，紧傍山海关城；角山关、寺儿峪关和滥水关，高踞角山之巅，为整个防御体系的制高点；三道关，则是堵塞双峰对峙峡谷深沟中的关隘，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一片石关，为山海关防御体系的临山侧翼要塞，号称“京东首关”，此处的长城建在九江河上，两岸高山对峙，长城跨河而过，城下六座券门泻水，连同一片石关城三座门，故称九门口。

    对于负有守卫山海关任务的张鹤鸣来说，这散布在50余华里的十个雄关险隘，处处需守，然而兵员及装备都将处于劣势。

    在作战会议上张鹤鸣宣布了防御部署：“第一，根据山海关的地形和我旅的兵力，无法实行宽大正面的一线防御，否则，不仅守不住阵地，还会暴露我们兵力匮乏的弱点。

    第二，山海关城西之大石河，为屏障关城的天然障碍，第一线防御部队须充分运用之。

    第三，山海关城北部山地的石门寨、九门口是扼守山海关的关键，而角山又是防守山海关阵地的支撑点，因此，全旅防御的重点是石门寨、角山、九门口一线。“

    根据旅的统一部署，第四十六、四十七、六十四团分别将部队配置在南起山海关城，北至九门口，西达石门寨的三角地域内，凭借互为犄角之势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这场保卫山海关的战斗首先在龙水文率领的四十六团防御阵地打响。

    10月25日，先期抵达秦皇岛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配合下，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山海关扑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上面坐着两个美国军人和三个国民党官兵。吉普军开至四十六团防御前沿50余米处停下，车上的国民党军官向我方阵地喊话，声称奉命进城同八路军谈判，联系接收山海关事宜。负责前沿指挥的八路军营长宋春垠向对方说：驻防此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已经被人民自治军解放，我们负责守卫山海关，请你方迅速撤离……宋春垠的话还未说完，国民党军便发起进攻。国共在关外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向四十六团防御的首山、角山至

    二郎庙阵地发动了轮番攻击。26日双方又激战了5个多小时，结果，国民党军伤亡300多人，退回秦皇岛。

    从10月25日到11月3日，是山海关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此时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还未到达，但我方已付出了沉重代价，牺牲营长以下官兵400多人。

    11月2日晚，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杨国夫率部抵达山海关。第七师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二三个团，共7000余人。10月中旬。第七师收到火速增援山海关的电报。于是，部队星夜兼程，由承德绕道九门口，迂回抵达山海关。几天后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任命杨国夫任山海关守军总指挥，张鹤鸣任副总指挥。

    10月30日至11月1日，国民党第十三军由九龙抵达秦皇岛，接踵而来的是从越南运抵的第五十二军。第十三军是国民党装备最好的部队，五十二军也算半美械装备。11月6日这两支部队已推进到山海关以西的沙河，同东北人民自治军呈对峙态势。8日杜聿明在他的专列上召开作战会议。会上，十三军军长石觉谎称共军火力强大，建议重新考虑是否攻打山海关。杜聿明亲上前线了解情况，遂令石觉部立即发起攻击。

    国民党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一度占领二郎庙和角山，但伤亡惨重。杜聿明见正面进攻屡屡受挫，又命：十三军正面主攻，加强攻击力度，同时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从山海关北部山地经义院口、城子峪出长城，占领山海关东面的前所，切断山海关防御部队的退路。

    15日张鹤鸣得知国民党军已偷越城子峪关口到达大毛山，正向山海关侧后迂回。防守九门口的七师第二十团也打来电话说：九门口关隘的东北侧发现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在活动。守卫山海关的第七师（张鹤鸣部已编入七师）

    召开了紧急会议。师长杨国夫知道，此时再坚持下去怕就走不了了。于是命令：“由于敌人已经迂回到我后方，坚守山海关已经失去了意义。部队应逐次撤退，脱离山海关战场。以后上级追查擅自撤退的责任，由我负责。”

    16日天亮时，国民党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这时第七师的各路人马正逐次向山海关以东的绥中方向退去。

    山海关保卫战，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大门口的首次交锋。

    冀热辽军区十九旅和山东军区第七师的部队，在力量悬殊、时间仓促、建制及指挥混乱的情况下，坚守山海关达20余天，迟滞了国民党军向关外进军的速度，掩护了中共进军东北的战略行动和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战略展开。

    山海关防御战失利后，杨国夫与张鹤鸣率领着疲惫的部队，沿绥中、兴城方向撤退。

    杜聿明则传下命令，荡平东北“匪”患，直指沈阳。石觉亦壮起胆色，紧紧咬住我军，衔尾追击。

    东北人民自治军此时处于混乱之中。林彪是10月中旬到沈阳的，身边既无部队，也无全套的指挥机构。彭真是10月18日到的沈阳，但大量政务使他不可能分心军事工作。罗荣桓11月13日才辗转抵达沈阳。罗荣桓带来了山东军区的指挥机构和精干机关人员，像作战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和管理处长何敬之等，但统帅战局的军事机构仍难以运作：健制混乱，指挥程序不顺，指挥员分散各处，加之通讯落后，仗自然很难打。

    11月下旬，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到达锦州地区，准备在辽西阻击国民党军队的长驱直进。11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黄克诚：“关于你部编制、

    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黄克诚接到电报后，便主动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联络，发出了一封封电报，却始终得不到回音，弄得黄克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数天后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林彪接上了关系，他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命令林彪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而林彪的司令部就驻在离黄克诚部不到30华里的地方。第七师撤出山海关的消息中央、东北局都十分关注，纷纷询问情况。林彪答得很干脆：“杨国夫师与我无密本联络，情况不明。”

    林彪面临着困境，与自己指挥的部队联系不上，手中也没有军队，他无法执行中央关于要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辽西与国民党军决战的指示。

    林彪为执行中央的命令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

    11月15日，中央军委电示彭真、林彪：“为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季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俟（国民党军）

    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3.5万人，梁兴初7000人，杨国夫7000人，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2万人，共约7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至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林彪到达锦州的当天，杜聿明的第十三军便占领了绥中，向兴城推进。

    而此时林彪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的主力部队在哪里呢？

    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一师，正由冷口出关，11月21日到达锦西。

    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因山海关被敌占领，正由承德绕道关外，11月26日到达锦州以西。

    杨国夫的七师撤出山海关后，就让敌人粘住了甩都甩不掉。七师的第二十团，担任殿后任务。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他们避开公路，沿山里的大道走。然而每当部队进驻一个村镇，不久敌人便会光临，还常常利用拂晓或黄昏进行偷袭，搞得部队不得安宁。后来才知道辽西的一些大村镇，都有电话通往铁路沿线车站或城市，凡有军队过往或发生任何情况，当地的伪政府人员就向上面报告。

    11月22日，国民党军进占兴城、锦西。同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军向锦州急进，希望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部全力歼敌。处境十分艰难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无法调营口、沈阳的部队，就连走得快一点的梁兴初部也没有赶上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的长驱直入。

    22日是林彪进入东北以来最难熬的一天。一份份失利的电报——兴城失守，锦西失守，锦州告急，他经过长时间的踌躇和缜密思考，终于定下决心，唤来机要秘书，字斟句酌地口授了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彭真、罗荣桓的电报：“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兴初）师刚到，黄（克诚）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

 第234章

    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

    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上匪甚多。故迂回（指敌人）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发出这份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的电报是需要勇气的。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避免锦州决战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策。1947年5月，陈云曾指出：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是中国共产党武装进入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如果在这两件事情的决策上发生错误，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11月23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彭真：“同意林彪22日电报的基本意见，但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应力求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林彪当日决定在锦西、高桥以西地区进行一次歼灭战。他命令梁兴初的第一师、黄克诚的第三师火速赶到江家屯集结；沙克部第二十七旅在高桥、锦西附近正面抗击；杨国夫的第七师以一个团为诱饵，逼近与吸引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杨家仗子、毛家屯一带，准备对进入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一次歼灭性打击。

    然而，当担任诱敌任务的杨部将敌诱到预定地点后，主力部队尚未到达。

    唯一按时到达的梁兴初部已是疲惫不堪。这场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策划的歼灭战，就这样不战而罢。

    11月24日杜聿明下达了攻打锦州的命令。担任迂回任务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兵分两路，渡过小凌河，向锦州侧后进击。担任正面攻击的国民党十二军，倚仗优势兵力和强大炮火于26日发起攻击。东北人民自治军于锦州、锦县、二郎山等地同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当天，我军即撤出锦县，放弃锦州。

    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东北人民自治军失去了遏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共控制全东北的条件亦不复存在。

    杜聿明部从突破山海关到攻占辽西重镇锦州仅仅用了十天。蒋介石发来电报，嘉奖杜聿明部全体官兵，并严令杜聿明，没有他的手谕不准继续向东北腹地前进。

    撤出锦州后，林彪将黄克诚部、梁兴初部、杨国夫部和山东军区第二师罗华生部，集结于锦州以西、以南、以北的外围地带，伺机歼敌一部。28日，集结于锦州西南大小虹螺山地区的梁兴初和黄克诚部，向行进于高桥附近之国民党军后续部队进行侧击，但未达到预期战果。11月底至12月初，在北宁铁路锦西至锦州段俟机歼敌，又没能奏效。

    1945年11月中下旬，东北人民自治军被迫放弃辽西走廊，退向东北腹地。

    国民党“接收”东北，是有关协定与条约确定的，苏联红军完成《雅尔

    塔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后，必须将东北行政权交还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一面令杜聿明部停止推进，一面与美国磋商，希望利用美国军舰继续运兵北上，同时还利用外交手段疏通苏联，要求苏暂缓撤军，以便更多的国民党军开赴东北。

    利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蒋介石将新六军、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源源不断地运至关外。蒋介石的意图是，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与共产党争夺中长路及其沿线的大城市。

    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进攻，作为处在第一线的东北局领导人，深感形势严峻。锦州失守后，“独占东北”的战略目标已无法实现。

    下一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

    林彪是最先发言的。11月22日，他在那个“我有一个根本意见”的电报中，已向中央建议：“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应就地进行准备与充分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林彪在电报中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放弃辽西决战的企图，撤往辽宁腹地；其二，部队必须进行准备与训练，才能“待以后之作战”。三天后，也就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锦州的前一天，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由陈云主持起草了致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对满洲工作几点意见》。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由于内容比较多，《建议》分两次发往中央。中央在收到《建议》一半时，即刻回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央完全同意。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分局书记陈云起草的这份《建议》，对中央调整和转变关于东北工作的方针以及作战部署，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一时期，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的诣示中，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部署作了明确而具体的决定。毛泽东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对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部署，毛泽东也作了明确规定：“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的“工

    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著名论断，都是根据地沃土上发育出来的理论硕果。凭借着根据地熟悉的地形，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给养供应，共产党的武装在劣势的条件下以弱胜强，演出了一幕幕战争舞台上精彩绝伦的活剧……

    而眼下，10余万部队在开进东北后，饱尝了无后方作战的苦楚。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三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出关以后，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困难便向部队袭来。该师自苏北开拔之前，中央曾转发了先期出关的曾克林的报告，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可是，当部队到达东北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苏联红军由于受到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入大城市，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造成了后续入关部队物资补给的极大困难。

    鉴于此，黄克诚于辽西阻击战失败后向中央发去一个电报，直陈部队所面临的困难——“七无”情况，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12月17日，三师又给军委去电报：“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电文中讲的“新部队，是指先期出关部队扩编组建的部队。因当时苏军还未限制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行动，所以还算顺利。后续出关的部队则遇上”老大哥“的翻脸，什么也没拣着。

    除了无武器之外，还缺少群众的支持和部队的给养，林彪在给“吕正操、李运昌、东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反映：“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老百姓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不相信，不理解，使部队处于被动状态。给养也成了大问题。部队驻在辽西一些城镇时，当地的商会、绅士或若干头面人物也组织一些“慰问”活动，可送来的“慰问品”尽是一些雪花膏、头油、手绢之类小百货，根本没有能够果腹的食品。

 第235章

    新组建的部队兵员成份也有严重不纯的问题。“八。一五”后，先期出关的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控制东北的实际需要，扩编了大量的兵员，使部队迅速膨胀起来。当时参军入伍的，一是工人、学生；二是一些溃散的散兵游勇；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许多武装游杂，本是要配合与迎接国民党军接收东北的，那知共产党的队伍腿长，先于国军一步进了东北，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也扯起了“共”字的旗号。准备时机一到，再掉转枪口。

    即使是那些真正的工人、学生也有在关键时刻丢下枪不干的。因为，日本人在东北统治了14年，真正的东北老百姓当了14年亡国奴，不但经济上受剥削、压榨，而且，在政治上与人格上亦受到极大压抑。东北解放后，许多血气方刚的年轻工人、学生积极要求参军，有的想通过当兵混个一官半职。

    可是，当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人受到欺骗宣传，以为国民党军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军队”，而八路军不是“正牌”，加之，“国军”装备的是飞机、大炮等崭新的美式武器，身着整齐的美制军装，足登皮鞋，肩章耀眼，而共军这边则破衣烂枪。于是乎，在战火迫近之时，弃枪逃跑、甚至反水的人渐渐多起来。

    辽西阻击战失利后，林彪在发给“东北局、李、吕”的一封电报中说：“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三个旅），亦元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使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从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统计，仅10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万人。合江5000人，龙江约3000人，牡丹江3000人，松江1万人，辽北3000人，嫩江3000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4万余人。”

    1945年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战略部署，决定：除将四分之三的主力部队集结于阜新、黑山地区之外，其他部队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兵于西满、北满、东满的广大地区进行剿匪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其中，由林彪直接指挥的新四军第三师，山东军区第七师和第一师，作为机动作战部队，活动于法库、康平等地。

    黄克诚带着新四军三师一部，由阜新北上，分散于西满的洮南、通辽、彰武、库伦；杨国夫的第七师一部及刘其人渤海军区新编师，分散于北满的肇州、肇源、肇东等；罗华生的第二师，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扩编之第二十五旅，分散于盘石、双阳、海龙、敦化等地。由山东军区第三师和第六师及第五师一部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分散于南满各处。由抚顺抽调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九旅，则开往哈尔滨、牡丹江和佳木斯之间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巩固战略后方的任务。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当时黑土地上冒出了很多号称“自治军”“救国军”的武装。这些武装打着“救国”的旗号，干的是土匪的勾当。共产党开进东北的部队也以“自治军”自谓，造成鱼龙混杂，良莠难分，在老百姓眼里，共产党的武装就是“胡子”（土匪）中的一股大“胡子”。所以才改旗易帜以示区别。

    新改称谓的东北民主联军，仍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罗荣桓、陈云任副政治委员，萧劲光兼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前线作战和后方建设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为了适应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对各部队和各军区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将陆续成立的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辽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十个军区，重新调整划分为北

    满、南满、东满、西满四大军区，并下属若干省军区和军分区。此时，整个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除了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仍归“前总”直接指挥外，其余主力部队均划归各军区指挥。其中，东满军区所属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二师为基础扩编的第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山东滨海支队为基础扩编的第七纵队，下辖第十九、二十旅；原第二十五旅改编为警备第二旅；以及第二十四旅和吉黑纵队等。

    西满军区则以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为基础，进行扩编和整训，另外还辖有由晋绥部队第三十二团和冀热辽部队第十五团扩编而成的保安第一旅。

    南满军区的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三师、警备第三旅及冀热辽第二十一、二十三旅合编而成的第三纵队；以山东军区第六师、第五师及胶东地方武装各部合编的第四纵队；另以原晋绥第三十二团一部为基础扩编的保安第三旅。

    北满军区则以原冀热辽第十九旅及松江军区一部编入山东第七师，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原陕甘宁三五九旅扩大为六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此外，新成立的有嫩江警备第一、二旅，北安警备第一、二、三旅。

    如何组织、协调、指挥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这副沉重的工作重担，压在了罗荣桓的身上。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后，罗荣桓的职务虽然从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改任副政治委员，可实际上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工作，仍然由他负责。

    自罗荣桓受命后就经常考虑着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只要见到自己的部属，不管是老部下或新部下，罗荣桓总要告诫他们注意各部队之间、各地区干部之间、新老部队之间、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之间、以及总部指挥机关与各部队、各地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12月下旬，在罗荣桓的建议下，总部发出了以彭真、罗荣桓署名的电报，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在电报指示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先到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的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

    当然，要求下面部队领导做到的，他这个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委员首先应该做到。对于罗荣桓来说，严于律己，不仅是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所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对他的熏陶与染濡。罗荣桓自幼饱读诗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也就是说：领导者或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之术，应该从自身做起，强调以“德行”、“操守”立威，以个人的人格力量去影响驾驭部下。在调整、组编民主联军的工作中，罗荣桓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

    一次，他的老部下，山东军区第一师副师长李梓彬来看望病中的罗荣桓。

    在汇报工作的谈话中，李梓彬谈到了部队所面临的许多困难：缺少装备、新枪都被别的部队拿走，没有经费、给养严重不足等等。

    罗荣桓沉思了片刻，缓缓他说道：“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不管是对老部队或新扩编的部队，不管谁指挥，都要主动搞好团结，听从调遣。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梁兴初、梁必业分别任一师的师长和政委，是部队的主要领导。罗荣桓

    写信给他们二人，并不是不相信李粹彬，而是要让下级有个准确的文字依据，完整准确地理解上级的意图。红军时期，罗荣桓在红一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梁必业还当通信员。一次，梁必业送一份文件给罗荣桓，罗荣桓收下文件后，梁必业非要罗主任打一个亲笔签名的收条不可。可当时战斗正激烈，手头连张纸都没有，于是，只好让梁必业伸出手来，在他的手心上签了个名才算完事。

    今天，罗荣桓在亲笔信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让自己那位十分认真的下级一丝不苟地遵命办理。

    正当处在后方的罗荣桓大做部队间团结工作的同时，在前线的总司令林彪，却正为辽西的战事绞尽脑汁。

    部队撤出锦州后，在锦州至义县间的小镇——上下齐台，林彪又部署了一次作战。结果，伤亡大不说，还打成了击溃战。

    在节节退却的路上，林彪冥思苦想着对付国民党军的良策。

    自进入东北始，作战对象与作战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由过去那种依托根据地打游击战转变为打没有根据地条件下的运动战。过去打日本鬼子，老百姓全力支持，游击战打得得心应手。如今作战对象是代表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美械部队，不但火力强，情报也准确。在此形势下，部队在作战方针、战术指导和部队编组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与当前的情况相适应，才能打败敌人，扭转不利的战局。

 第236章

    12月下旬，为了进一步总结山海关防御战失利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军事斗争的方针，林彪在辽宁阜新召开了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林彪首次提出了“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三条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三三制”、“不打主观主义的仗”。

    什么是“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呢？林彪解释说：“等、忍、狠”的方针，是指在目前形势下，军事行动要等待一下，等待土匪的肃清、群众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敌人暂时的猖狂进攻，要忍耐对付，避免过早地使用主力进行决战，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以分散敌人；一俟条件具备，则坚决大举反攻，狠狠地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三条战术原则的内容是：“三三制”战术，是指在一个班内，将全班战士编成三个小组，每组3人，由正副班长和军政素质较好的战士担任组长，目的在于加强班的领导和指挥。这种编组，平时便于训练管理，战时利于指挥，且机动灵活，能够避免因队形拥挤所造成的伤亡。

    “一点两面”战术，主要是针对辽西作战中各级指挥员不善于集中兵力对敌进行包围迂回攻击的情况而制定的。林彪还专门分析了近期进行的上下齐台战斗，其弊端在于队形密集、一面平推，不敢对敌军分割包围，结果，以较大的代价打了一场击溃战。在“一点两面”这种力求分割包围全歼敌人的战术中，“一点”，指的是应当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当然这一点是敌人的要害和弱点，保证打垮敌人，反对在各个攻击点上平分兵力的做法：“两面”，是指必须大胆地采取至少两面——兵力多时可以三面、四面——的攻击部署，并力求将主攻方向选择在敌人侧面或后面，使其不敢顽强抵抗和不致突围逃跑，避免击溃战的结果。为了保证“一点两面”战术的正确运用，各级指挥员亲自侦察敌情与地形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地形的

    选择，对主攻方向的确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林彪又提出了“不打主观主义的仗”的原则。

    鉴于眼前的对手——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等部队炮兵、自动武器多、火力强的特点，林彪及其“前指”参谋人员提出：“必须以熟练的夜战、近战和发挥手榴弹与炸药的作用，作为战胜敌军的手段。阜新会议所确定的这些战术思想和军事方针，对东北战场军事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时，国共两党各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

    但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军事发展顺利，不愿就此罢手，便单方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拒绝和中共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

    就在国共两党代表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密电，称：停战令将于10日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务于停战令下达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

    平泉，属热河，位于东北与华北结合部，拿下了平泉也就解除了进攻东北的侧翼隐患。1946年2月初，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得到了新六军、新一军等精锐部队增援后，分兵三路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南路，为新六军第二十二师，沿沟帮子、大虎山一线进攻。此路为新近调入东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自恃武器精良火力强大，一路快速推进。10日占领盘山、台安，14日进抵辽中。

    中路，为第五十二军，从黑山、北镇出发，占领新民后，以其第二十五师继续推进至沈阳市郊。

    北路，是第十三军的八十九师，自山海关开始就一直尾随东北民主联军，特别是打过几次胜仗后，各级军官的胆子也大起来。分别由阜新、彰武出动，向阜新东北的骛欢池和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开进。

    2月11日，八十九师的一个加强团一路疾进，到达秀水河子时。已远离其主力部队，闯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设下的罗网。秀水河子，位于彰武到法库的公路上，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北南流向的秀水河子从镇边淌过，小镇因此得名。林彪在此精心部署了一场战斗。

    当东北民主联军“前总”发现国民党军一个团孤军深入后，林彪当即决定：集中位于秀水河子以北、以南的山东第一师、新四军三师七旅和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共七个团的兵力，歼灭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

    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都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班底，尤其是七旅，同林彪的渊源更深一些，早在红军时林彪就在这个部队当过连长。

    2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和第七旅神速地将国民党军的这个加强团包围在秀水河子，因地形开阔、敌装备精良，未能实现分割、压缩歼敌的目的。

    13日，林彪从法库到达秀水河子，调整了部署，由七旅十九团和一师二团，担任主攻；七旅二十一团和一师一团做辅助攻击；一师三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七旅二十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是日黄昏，东北民主联军再次发起攻击，在秀水河子北及西北高地与敌

    反复争夺。入夜后，国民党军被压缩于村镇中，逐街逐房负隅顽抗。次日凌晨2时敌一部企图突围，一部退向后街西北角死守，拂晓前我军解决了战斗。

    秀水河子战斗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是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以来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林彪也在此战中实践了他的“等、忍、狠”的军事方针，并检验了他在阜新会议上提出的战术原则的有效性。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停战谈判所创造的时机，将6个军18个师的正规部队调至辽宁沈阳及其周围地区，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手下的兵力达到31万人，基本完成了在关外放手大干的军事部署。

    3月22日，苏联政府照会国民党政府，通知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将于4月底全部撤回（大连除外），届时，东北的行政权将全部移交给中国政府。

    尽管苏联政府曾多次表示，中国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但国民党政府不敢相信这一承诺。于是，在苏联撤军之际，国民党特务机构频繁组织反苏反共示威游行。在重庆的闹市区和苏联驻华使馆周围雇佣一些人喊反苏口号。

    3月下旬，蒋介石密电在北平医院刚动完肾脏切除手术的杜聿明，“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下达作战训令，命部队以沈阳为基地，分路向南满和北满发动进攻，以期控制中长路两侧和辽东半岛。

    此时中共也在东北运筹部署，3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将领在抚顺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与斗争方针。

    按中央估计，苏军撤出东北后，东北国民党军必然要向中共控制区发动进攻，俟停战前控制战略要地，取得优势地位。中央指示东北局及民主联军总部，一定要在停战前打几个胜仗，争取停战前东北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态势。

    由于当时战局变化不定，与会领导人在抚顺会议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多数人主张坚持中长路沿线，并认为在四平堵住敌人在战略上具有很大意义。

    然而，林彪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之后认为，东北斗争要作长期打算，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和发动群众上，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

    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对东北战局的看法，林彪于3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国共谈判中，中共必须坚持如国民党在东北不停战则华北、华中也不停战的原则。否则，如关内停战东北不停战，任国民党自由进攻东北，其后果不利，华北暂安局面也不会持久。”

    与此同时，在大连治病的罗荣桓也致信东北局和林彪，就东北未来战局及军事方针发表自己的意见：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

    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应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苏军4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必由沈阳出兵向北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就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应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3月26日，东北局制定了《东北大会战部署》，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并将决战地点选在了四平。

    四平，地处松辽平原中部，是贯通中长、四（平）洮（南）、四（平）

    梅（河口）铁路交通的枢纽，在军事上有着重要战略地位。该城东北山丘绵延，城西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同时，它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

 第237章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时，兵不血刃解放了四平。国民党利用其“接收”东北的“合法”身份，向四平派去了接收大员，收编了当地的伪满武装。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3月18日攻克了四平，一鼓荡平国民党这个“敌后据点”。蒋介石则逢人便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国民党新一军在3月22日攻占铁岭后，蒋介石令该军在东北停战协定生效前拿下四平。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发誓，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他命令杜聿明，“迅速率部向北推进，尽快拿下四平、长春”。

    此时，杜聿明己将部队集中于两个方向，南攻本溪，北犯四平，四平是用兵重点。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架式，本溪方向由辽东军区统一指挥三纵、四纵，阻敌南下四平方向。以钟伟率第三师第十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进行阻击，掩护主力部队向四平地区集结，同时，抽调一部分兵力，准备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4月初的辽北地区，正值化雪解冻时节，道路泥泞，国民党新一军和七十一军开不走车，拉不动炮，进展十分迟缓。加之东北民主联军第十旅利用铁岭以南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弄得新一军军长梁盛华心急如焚。蒋介石令其4月2日收复四平，而此时已过了一个星期，新一军还在距四平数十公里外的昌图。

    在新一军进展受阻之时，国民党七十一军的八十七师，从法库出发，沿公路经通江口北进，企图绕八面城迂回四平。然而，这一路部队，却钻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备下的“口袋”里。

    4月15日，八十七师一个先头团途经大洼。这里是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街面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团长怕其中有诈，不敢贸然进镇，先抓了几个老百姓查问，结果，回答都是一样，“没有共军！”于是全团人马开进镇内。

    忽遇如此繁华集市，全团像散了伙一样，官兵们四处散开各自寻求快活去了。

    突然，镇内外枪声大作，预先埋伏的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整整一个团都被缴了械。前卫团遭伏击的同时，八十七师后续部队也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全师被截成几段，溃不成军，师长黄炎落荒而逃。此役，东北民主联军歼敌4500余人，缴获汽车30辆。

    蒋介石大发雷霆，责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八十七师受此意外损失，据报陈明仁并未随军前进，着即查办具报。”杜聿明思前虑后，认为不

    妥，于是，一面回电蒋介石，谎称在战斗发生前就已派车将陈送到前方，一面通知郑洞国，督促陈明仁速回七十一军，整理残部，继续向八面城攻击。

    在杜聿明的督促下，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终于率部队进抵四平城下。

    4月18日阴雨连绵，杜聿明将新一军分成三路向四平城发动攻击。

    其实，林彪并不想在此与杜聿明打这一仗。4月11日林彪就曾致电中央和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四平的当天，林彪报告东北局及中央：“敌已开始直接攻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一场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城市防卫战在四平展开。此役，从4月18日开始，至5月18日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历时31天，经历了三个阶段：从4月18日至26日，民主联军与新一军的战斗主要在城郊进行。国民党军兵分三路，从南、东南和西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未果。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4月27日起，杜聿明暂时将进攻重点转向本溪，四平方向攻势减弱，战线呈胶着状态。为了防御敌人的合围，民主联军建立了从东到西蜿蜒百里的防线。

    5.月初，国民党军在本溪攻击得手，杜聿明将用于南线的兵力全部调往北线，使攻击四平的总兵力达到十个整师。14日，国民党军再次向四平发起攻击。

    敌军在宽阔的正面发起进攻，民主联军则在漫长的战线上设防，主动态势逐渐丧失。5月18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攻陷了四平以东的咽喉要地塔子山，使民主联军的整个防御转入被动态势。

    塔子山阵地丢失，四平防御的一翼洞开，防守四平的民主联军部队面临被合围的危险，且伤亡人数已达8000.为此，林彪将危急情况报告东北局和中央后，命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5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林彪、彭真：“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电报也明示：“如果你觉得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主动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5月23日，中央再次电示林彪：“望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利谈判”。

    但是，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后，已经很难再组织有效的防御了。国民党军夺占四平后，采取快速急进方式，分三路继续攻击北进。民主联军以钟伟第十旅殿后，分别向北、东撤退。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从大连返回的罗荣桓和彭真，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前总”，与林彪、周保中讨论下一步

    的行动和作战方针。

    林彪主张撤退，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

    另一种意见主张坚守长春。

    在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罗荣桓发表了意见。他分析道：“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5月27日，林彪电告中央，陈述了不守长春的理由：“长春人口近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敌如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进攻，我则可能既不能守住城市，又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故今后主力以打运动战为好。”

    5月下旬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分别撤至松花江以北。华中新四军三师十旅集结于大责，八旅位于郑家屯以北。山东八路军七师，新四军三师七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五九旅则集中在松花江以北之双城、哈尔滨地区。部队一面进行补充、训练，一面沿江设防。

    在攻占了长春、吉林及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杜聿明也觉察到虽然表面上是胜利了，但是，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机动作战部队锐减。5月30日驻海城、营口的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在师长率领下起义，也给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国共双方都暂时无力在东北决斗了，于是6月7日两党代表达成了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

    三、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林彪：有人以为我跑得太快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

    把屁股坐到东、西、南、北。翦除时腋之患：“红胡子”剿除“黑白胡子”。胜负是实力的较量：“东总”先南后北，拉打结合。

    在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之下，共产党的武装一退再退，终于退到了松花江北岸。

    中国共产党人从实际出发，确定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东北民主联军收缩战线，调整力量，在边远地区建立根据地，蓄势待发。

    退出吉林、长春诸城市后，东北民主联军据江而守，总算把战线暂时稳定了下来。

    6月初，中共中央东北局机关和民主联军总部转移到哈尔滨。据当地人说，“哈尔滨”一语，在满族话里是“晒网场”的意思。这里原是满族人聚居的小渔村，水陆交通便利，地形开阔，天长日久，发展成一个颇有些规模的集镇，南来北往的物资均在此交易、集散。

    进入本世纪，沙皇俄国以“保护”中东铁路为名，派遣15万大军入侵东北，占领了哈尔滨。1931年九一八以后，哈尔滨又成为日本占领地。

    此时，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除中东铁路南北地区外，还有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西满和以延吉为中心的东满，并经通化与以安东为中心的南满地区保持着联系。

    6月上旬，在吉林附近舒兰的一家戏园子里，林彪对团以上干部作了一次讲话。林彪针对撤出长春、吉林以后部队干部、战士间的一些议论，说道：大家一定以为我跑得太快了，丢的地方太多了。我说我跑得还慢了，丢得还少了。

    这不是开玩笑，我讲的是真话，讲的是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的军事思想。

    东北情况是敌强我弱。我们只有一个拳头，敌人有好几个拳头，一个拳头是打不过好几个拳头的。

 第238章

    怎么办？就是要把敌人的拳头变成手掌。怎么变？就是把城市丢给他们。城市一丢，我们的包袱就没有了，身子就轻了，敌人的拳头可就伸开了，我们就可以一个指头一个指头地吃掉他们了。

    解决东北的问题要靠战争。战争的根本问题在于消灭敌人。胜负不能从一时的进退看，也不能从一城一地的得失看。我们力量小，城市只能是旅馆（指短时的过渡），暂住一时。把敌人拉散了，把敌人一股股地吃掉了，城市自然就是我们的了。如果我们现在舍不得城市，和敌人硬拼，那我们只能有两条路：或者被敌人吃掉，或者走抗联的老路——退到苏联去。

    现在，我们要把眼光转一转，从大城市转到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去，把大气力用到建设根据地去。有了根据地，我们就有了家。有了家，就会要兵有兵，要武器有武器，要粮有粮，要衣服有衣服。我们有了这些，我们就会有全东北。

    为了让更多的指挥员和战士懂得这个道理，林彪还专们找人写文章，介绍1812年俄法战争中的俄军莫斯科大撤退。林彪还通过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搞到了一部介绍打败拿破仑的俄国名将库图佐夫的纪录片，给部队放映。

    6月1日，林彪即已下了决心，如果国民党军还要进攻，则放弃哈尔滨。

    他在给中央的电报中说：“准备游击放弃哈尔滨。”6月3日，毛泽东在给

    东北局和林彪的电报中作了明确答复和指示：“同意你们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之方针，实行中央去年12月对东北工作指示，作长期打算，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乡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罗荣桓不无忧虑他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还从来没有这样被动过。

    我们一个劲儿地撤，敌人一直在屁股后面追，就像拖了个尾巴！“东北的形势是严峻的。

    6月16日，中共中央就东北局干部分工问题向东北局发出指示，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高岗、陈云为东北局副书记兼东北民主联军副政委，并由林、彭、罗、高、陈组成东北局常委。眼下，林彪一身三任，成为共产党在东北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接到就任东北局书记的电报时，林彪正在吉林附近的舒兰——东北民主联军的“前总”里。

    几天后，东北局副书记高岗从哈尔滨起程来接林彪。林彪便带着随行人员上了路。在6月中旬国共两党的谈判中，国民党提出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哈尔滨、白城子等若干城市。周恩来征求东北局意见。林彪、罗荣桓、彭真等经过讨论，将意见报告中央：我们考虑不能同意将白城子、哈尔滨、佳木斯、牡丹江、安东等城市给国民党方面驻兵。与其立即支出以上地点，不若在长期战争中力求保持，即令不能保持，亦可较迟的失去。如果为力争和平，准备作暂时的一定限度的让步，那么，这种让步的限度，则应以国民党能增多少兵来，我即酌量让多少步；估计其军事进攻何时能到达何地，我即准备在何时支出何地为妥。

    其实，国民党和杜幸明也有难处。在《绥靖第一年重要战役提要、作战检讨》中是这样记述的：（一）我军以接收之目的，应进出松花江自有必要，惟就作战方针言，欲压迫共军于松花江而歼灭之，则似过远，以分进合击包围于四平地区而歼灭之，尔后向松花江进出为当。其次，就本案压迫松花江歼灭之方针，在兵力部署上，与方针又不相吻合，即逐次使用兵力，致四平街久攻不下，其后增加兵力，亦未着重在四平附近歼灭共军之措施。这攻下以后，即为离心推进，而成为广泛之驱逐，卒未获歼灭共军也。（二）作战初期，我军因兼顾辽东辽南方向之作战，仅以新一军担负四平及解长春之围双重任务，兵力不足，以致四平久攻不下，长春沦于敌手。而后次第以第七十一军和新六军两军加入，虽获得四平决战之胜利，然已迁延两月以上时间，使敌得以从容脱离战场，未能将敌主力击破，贻尔后东北剿共军事以无穷之后患。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政府郑州绥署主任刘峙率30万大军进攻中原解放区，促成了全面内战的爆发。

    中原战火一起，华北、华东、西北等地区内，国民党军也向中共武装发起了大规模进攻。

    此时，关外倒相对平静，于是东北的停战局面又稳定了一段时间，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长期驻在哈尔滨的局面也确定了下来。

    6月下旬，高岗和谭政从五常接林彪回到哈尔滨。

    早在林彪还未返回哈尔滨时，罗荣桓便与彭真、陈云酝酿过，秘用眼前出现的战争间隙，总结前一阶段的作战经验，确定当前坚持东北的斗争方针，并安排了几项战略部署。

    第一项，是以拉法战斗为例，总结和推广“诱敌分散、各个击破”的作战经验，以林彪、彭真、罗荣桓的名义致电各部队，介绍拉法战斗的经过。

    这是一场诱敌分散的歼灭战，规模虽小，但为成功之战例。6月初，国民党军八十八师二六三团及一个营共2000余人由吉林市东进，占老爷岭，6月5日进入新站、拉法奇书-整理-提供下载。7日，国共两党东北休战令生效。然而二六三团迫近蚊河，炮击民主联军控制的城区。8日，东北民主联军山东一师歼敌一个营，夺回拉法。9日，山东第一、二师等部合力猛攻新站，全歼该路国民党军。拉法战斗，歼敌1800人，俘敌900余人。

    电文说：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敌进入山地，尤便我歼灭。因此，我指战员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人分散，换取歼敌的机会，是有利的。我各部须准备在半月停战期满后，继续组织对分散之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方针，目前应加紧此种作战的一切准备。

    第二项部署是明确东北斗争方针和南满的任务。

    6月12日，林、彭、罗发出《当前南满任务及东北斗争方针》的电报，指出：东北的斗争，我们虽一方面力求争取和平，但应以99％的准备作艰苦的持久的打算，切不可存侥幸的和平心理和企图以一两个恶战解决问题的心理。我们斗争的根本方针，应当依靠乡村的广大农民群众，坚决实现清算、减租的斗争，其中分地是最主要的。只要能真正地争取了广大的农民群众和一般的群众，则万一城市失去，我仍能坚持斗争，等候国际国内有利的形势策应。如我们不坚决做到发动群众，则我们在东北有不能立足的极大可能。

    国民党军占领了沈吉线，我南北满已无铁路联系，我坚持南满斗争，并准备在被分割的情况下进行长期战争，就显得特别重要。南满我军应迅速加紧补充，休整，准备对付敌之新的进攻。

    第三项重要部署是关于剿灭土匪、稳定后方的问题。7月初，东北局的常委聚集哈尔滨，总结东北十个月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教训，统一对敌斗争方略并讨论修改常委委托陈云起草的东北局全会决议。

    在常委的讨论会上，罗荣桓发言：过去这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在干部思想上有很大的负担，对东北斗争的严重性，没有足够的估计，对自己依托的力量没有明确的认识。主要的是统一今后的思想领导，解决当前的问题。

    林彪说：今天，我们在东北还没有根据地，还没有家……如果我们没有家，没有房子，就好比

    流浪者，漂来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风暴雨就会无家可归，无房子可住，就会被狂风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严寒冬天就会冻死饿死……死无葬身之地。

    7月上旬，东北局又在哈尔滨召开了扩大会议。在哈尔滨的中共中央委员林彪、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李富春、李立三、张闻天、蔡畅、林枫和候补中央委员黄克诚、王首道、谭政、陈郁、萧劲光、吕正操、古大存等以及部分党政军高级干部出席了会议。

    会议讨论通过了由陈云起草、经东北局常委讨论的文件并形成题为《东北的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该文件经中央批准正式公布，简称《七七决议》。

    决议严肃指出：目前东北敌我双方虽尚在停战状态，但国民党仍在积极准备再进攻，必须克服在战与和问题上的混乱思想，扫除一切游移不定及侥幸取得和平的想法。必须立足于自力更生，准备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来争取和平。

    在军事斗争问题上决议确定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原则：东北民主联军的军事行动，不在于计较城市和要点的一时得失，而是力求消灭敌人，保卫根据地。为此，应采取诱敌深入，待敌分散，以优势兵力各个消灭敌人的方针。一般地不打阵地战，而广泛地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决议还对民运、土地、剿匪、财经、交通、城市等工作规定了具体政策。

    《七七决议》的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战略指导的历史性转变。

    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后，罗荣桓作为民主联军政治工作的主要领导人，将主要精力投入到统一部队和干部的思想上去。针对部队中出现的一些消极思想和急躁情绪，罗荣桓对防守在松花江边的山东七师旅长黄荣海说：“你们的情况和别的部队差不多。四平撤退以来，部队思想比较乱，问题不少，集中起来就是对革命前途的看法问题，这也是解决其他思想问题的关键。

 第239章

    你们领导干部自己首先要想通qi书-奇书-齐书，为什么我们要大踏步后退，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还要做好部队的思想工作，讲清楚：别看我们的地区暂时缩小了，但我们的主力还在。只要我们把根据地建设好，群众拥护我们，那我们的力量就会一天天壮大起来。将来我们肯定要打回去。“

    担任东北民主联军独立二师师长的温玉成也常到罗荣桓这里来。

    温玉成早在红军时代就在罗荣桓领导下担任过红八军团第二十一师六十二团政委和军团直属队书记。尤其是12年前，罗荣桓到温玉成领导的六十二团的一幕，深深地留在他的脑海中。1934年8月，江西中央苏区。

    一天，罗荣桓来到温玉成的六十二团。在动员会上，罗荣桓大讲一至四次反“围剿”中的运动战，反复解释外线作战的必要性，只字未提转移和下一步的行动方向。

    会后，温玉成试着问罗荣桓：“是否要转移？”罗荣桓机敏地反问道：“反‘围剿’作战，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我们那天不在转移？！”

    温玉成又问：“为什么下发湖南地图？”

    罗荣桓则严肃又不失和蔼地对温玉成说：“这是上级指挥机关的事，你不要多问。我们要主动出击，实行运动战了。不管到哪里，反正是要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你们团要发扬过去的战斗作风，完成好党交给的任务。”

    此时，罗荣桓望着这位老部下，仔细地询问着：“你说说看，号称国民党‘五大金刚’的蒋介石新一军、新六军的战斗力究竟怎么样？”

    “当然，比起十三军和五十二军来，新一军和新六军强。这两个军，除了火力强、装备好之外，战术上也比较灵活。而且部队有一股进攻锐气。但是，它也有弱点。一是狂妄冒进，二是与其它部队协同差，好大喜功。抓住这两点，我们完全可以揍它！”温玉成分析道。“对嘛！”罗荣桓说：“总讲国民党的王牌如何了不得，我就不信。它火力强是事实。可是他们官兵矛盾大，士气不如我们。拉法战斗的经验证明，只要我们利用其孤军深入和分散的机会，集中优势兵力，战术上搞好一点，打败他们是不成问题的。”

    由于领导干部的率先垂范，东北局的重要决议得到了认真贯彻。在东北局扩大会议结束后的一个多月内，就有1.2万多干部下乡，深入到东满、西满和北满的广大乡村。

    为适应斗争方针的变化，东北民主联军进一步调整了组织。将原北满军区领导机构撤销，高岗、陈云回东北局工作。原来军区所辖的松江军区、牡丹江军区、合江军区和龙江军区归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直辖。原北满军区所属的嫩江军区、辽吉军区划归西满军区。西满军区以黄克诚为司令员，李富春为政治委员。

    辽东（南满）军区以萧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第三、第四两个纵队和辽宁、安东、辽南三个军分区。

    吉林（东满）军区以周保中为司令员，陈正人为政治委员，下辖吉东、吉南、吉北和延吉四个分区。

    这一时期，东北民主联军的总人数发展到32.4万余人。

    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的作战部队有：华中新四军第三师的四个旅、山东八路军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七师的两个旅，第三五九旅以及万毅的东满第七纵队。

    在中国共产党准备将其作为后院的那些偏远地方，匪患迭起，很多地方都成了“胡子”（土匪）的天下。“八。一五”之后，在东北，仅蒋委员长委任的“胡子”头就有百十余名。在北满地区，国民党国防部收编了四个旅的“胡子”。

    东北民主联军在一份“情况通报”中说：在我南满基本地区，约有匪5万余人，较大股活动的有5000人、3000人不等，重点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中长路以西直到热河各县数目较少，但平均每县有千人左右。北满匪数庞大，最少不下10万人，大股都经常盘踞在数个县境内，且装备优良，有野战重炮。

    当时的东北，全境内共计有154个县，其中有100多个被“胡子”盘踞着，共产党占据的还不到50个县，还经常处在“胡子”的威胁下。

    1946年6月，为配合国民党军队在松花江以南的行动，北满境内“受封”

    的“中央胡子”发动骚乱，先后占据东宁、东安、同江等县城，截断了牡丹

    江至佳木斯的铁路交通线，并号称要与国民党军“会师哈尔滨”。

    随后，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胡子”们接连洗劫了萝北和依兰两座县城。城内，大小店铺抢劫一空，县委、县政府包括萝北县长在内的共产党干部20多人，被集体枪杀。中共依兰县委书记的妻子遭土匪强奸后含恨上吊自杀。

    8月15日，佳木斯各界群众在中心广场举行集会，庆祝抗战胜利一周年，同时公审几名日本战犯和汉奸。正当公审即将开始时，场外枪声骤起，场内群众乱作一团。骚乱平息后，主席台和会场上血迹斑斑，传单还在随风飘荡，上面赫然写着：“欢迎国军”、“打倒共匪”、“共产党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其景、其情，令老百姓不寒而栗。

    “胡子”问题已经发展成共产党在黑土地上生存的重大威胁。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投入主力部队进行剿匪。在东北局扩大会议之前，东北局和民主联军总部就发出了《关于剿匪工作的决定》，指出：北满——特别是合江及牡丹江地区，为我党在东北最基本的战略根据地。因此，必须争取在最短时期内，坚决彻底的肃清土匪，发动广大农民，建立巩固的后方，以支持长期斗争。

    为贯彻《七七决议》，东北局与民主联军总部7月里又发出指示，要求各师和旅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执行剿匪任务，并要求各执行剿匪任务的部队作出全面计划，区分轻重缓急，实行集中兵力围歼和追打相结合，除恶务尽，避免以往兵去匪来的现象。为清除时腋之患，东北民主联军对北满的大股土匪进行了重点清剿。

    7月间，牡丹江军区副司令员刘贤权率主力进剿穆棱、绥阳地区，消灭了在此盘踞多年的王枝林、“吴家三虎”等股匪，毙、伤匪800余人，解放了东宁、绥阳等县城，打通了牡丹江通往绥芬河的交通路线。

    8月23日，民主联军三五九旅配合合江军区、牡丹江军区部队，分三路合围东安、密山一带势力最大的土匪谢文东。经二天战斗，共歼灭土匪千余人，其残部向宝清、富锦地区逃遁。继之，民主联军清剿部队穷追猛打，于虎林、绕河一带将逃窜之敌剿灭。

    在剿匪斗争中，捕获匪首姜鹏飞，平息哈尔滨“八二八暴动”，则是一场保卫“心脏”的战斗。

    姜鹏飞，又名姜凤飞，辽宁锦州人。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曾任黑龙江省程志远部团长。九一八事变后，姜鹏飞率部投日，受训于日伪乙种专科学校、陆军大学，为日本人所重用，历任伪满奉天训练学校教导队总队长、佳木斯第七军管区少将参谋长。1940年，被派往华北任伪绥靖总司令部副司令、唐山行营主任、冀东特别行政区长官等职。在此期间内，指挥伪满“铁石部队”，对冀东抗日根据地反复进行惨绝人寰的大扫荡。华北的“潘家峪惨案”，就是其秉承日本主子的旨意而一手制造的。冀东的老百姓，一提起姜鹏飞这个名字，就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姜鹏飞还与国民党地下组织秘密勾结。日本投降前夕，他被蒋介石封为“冀东挺进军总指挥”。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又任命他为陆军新编第二十七军中将军长。1946年1月，杜聿明命姜鹏飞扰乱我后方，相机占领哈尔滨。姜鹏飞在北满先后收编了伪满散兵游勇、土杂武装、日军残余等十余个师，成为此地实力最大的“中央胡子”。7月，杜聿明命其“配合新一军进攻，同时进驻哈市”。姜遂又潜入

    哈尔滨，以期里应外合。直至8月10日姜鹏飞见新一军仍未发动进攻，决定自己单独动手。8月18日，姜命李华堂部集结蜚克图，刘昨非部集结阿城，刘松坡部潜伏于哈尔滨近郊，刘景山部待命于松花江北，对哈尔滨市取包围态势。在市内，姜策划在8月28日早晨，于三棵树、太平桥、道外、道里、顾乡屯等地举事。然而，姜鹏飞的这一切罪恶活动均在东北民主联军情报部门的掌握之中。决定当机立断，将敌匪一网打尽。

    8月24日晚，在哈尔滨闹市区的光复饭店内，灯火通明，座无虚席，猜拳行令声此起彼伏。此时，在饭店二楼的雅座内。匪首姜鹏飞正在召见一位叛变过来的东北民主联军团长。酒过数巡之后，姜鹏飞乘着酒兴掏出了委任状，任命这位“反水”的“团长”为“师长”，并得意洋洋地宣布：“我们就要进驻哈尔滨了，诸位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正当这伙匪首得意忘形之际，潜伏在饭店内的民主联军特工人员神兵天降，一举将这伙罪大恶极的匪首擒获。

    接着，东北民主联军又穷追猛打，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捕获了参与指挥这场暴乱活动的大小匪首。此役粉碎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暴乱阴谋，保卫了哈尔滨这个中共在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剿匪斗争，是一场与国民党正规军作战不同的特殊战斗，所以，有着一整套特殊的规律和战术原则。

 第240章

    民主联军根据以往剿匪的经验，提出了“猛打穷追、钉楔堵击、彻底消灭”的方针。

    在以往的剿匪斗争中，由于土匪多为小股，聚散山林，不易打歼灭战，所以多侧重于击溃。久而久之，土匪亦摸透了我军的战术，他们撤出城市，避免对抗，保存实力，待机反攻。

    自从制定了新的剿匪方针，各部队的斗争大见成效。在依南地区的战斗中，合江军区组织了精干的剿匪小分队，采取不停歇的追击与钉楔围困相结合的方法，穷追猛打，最终剿灭了谢文东、张雨新、李华堂等股匪徒。其中，剿灭李华堂的战斗，便是一场穷追不舍的恶战。

    李华堂，河北栾县人，曾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九军军长。1939年2月，李在同日军作战时受伤彼俘，旋即投降日寇。日本投降后李又投靠国民党，被封为“东北挺进军第一集团军上将总司令”。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三五九旅在剿灭谢文东后，转至合江省的勃利、方正等地，兜剿李华堂部。

    在一个多月的战斗中，歼灭李华堂部1000余人，李仅以随身40余人逃遁。

    为了彻底肃清余匪，三五九旅派出了精干的小分队，跟踪追击，锲而不舍，穷追400余里，终于在11月下旬于刁翎山将李华堂击毙。

    在围剿杨清海时，民主联军对逃入深山的杨匪实施久围长困，布下明岗暗哨，同时，组织部队进山反复搜剿，使杨清海无粮无宿，疲于奔命，最后彻底被歼。

    在追剿实践中，各部队创造了寻踪和破迷两条经验。

    寻踪是追剿流窜股匪的重要手段，如同熟练的猎人凭借蛛丝马迹去寻觅野兽的走向一样。

    寻踪，包括两种方法：第一种，为秋末林中拨踪法。这种方法是通过堪察秋末森林中落叶被踏踩的痕迹，来判断土匪的去向。落叶被踏碎或被搓，且有比较宽的面积时，则证明是有人员走过。反之，如果痕迹凹道狭窄而较深，道面不平，则证明是野兽所践踏。

    第二种，是春秋季草甸拨踪法。一般来说，当人和马从草甸上经过时，

    由于行走踏踩，必定要留下痕迹。而且往往草斜倒的方向，即是土匪逃遁之方向。如若踏过的道中，已有部分草立起时，即说明人马已经过去多时了；如若无草立起，则说明匪徒刚过去不久。破迷是一种识破土匪设圈套的方法。

    当土匪遭到追剿打击时，往往化整为零，沿不同方向逃遁，以迷惑对手，这时，如果停止追剿，则正中匪计。所以当遇到此种情况时应向最大一股逃匪追击，将其歼灭后往往可查知其联络记号与集合地点，再一一歼灭之。在北满的广大地区中，合江省是匪患的重灾区。合江省的南部和两南是崇山峻岭，原始森林遮天蔽日。合江的东部和北部是大片的沼泽地和草甸子。在草甸子中，蒿草比人高，蚊虫肆虐。不熟悉路径的人，进去就别想再出来。如此荒芜之地，人迹罕到，成了“胡子”们的栖息地。

    然而，在合江军区司令员贺晋年的领导下，历经半年时间，即基本肃清了这里的匪患。

    贺晋年在延安就积累了剿匪经验，1946年12月他同《东北日报》记者座谈时，介绍了合江军区使用的战术。贺晋年说：“根据合江的具体情况，我们在战术上采取了以下这些办法：（一）当敌人集中时，我们要开始集中优势力量给敌人以致命打击，这样容易造成消灭敌人的机会，同时，也使敌人失去战斗意志。（二）当敌人逃入山林时，应立即跟踪追击，力求连续战斗与追剿，使敌人没有喘息的机会。（三）敌人逃入山林时，应迅速将其包围、在周围钉起钉子来。在土匪必经之路上，应设优势的阻击部队，再派出精干的部队带上干粮和锅，到山里露营，连续反复清剿。这虽然不能完全歼灭敌人，但容易使敌人溃散、瓦解与投降。（四）为了断绝敌人粮食，必须很好地坚壁清野，使土匪无粮可觅，自行溃散。（五）如敌人失去战斗意志溃散时，我军部队即可以大胆分散搜山，有时可化装成便衣搜索。匪首谢文东就是这样被捕获的。（六）在山林中清剿零散匪徒时，不宜使用大部队，尽量以小分队清剿。”

    西满军区还将政治攻势与军事进剿相结合，组织工作队开展政治攻势，同时调查土匪的家属、亲戚和朋友，宣传共产党的土地改革政策，动员土匪悔过自新。

    在松江地区的50余股土匪中，投降自新的就达3000余人。除了匪患严重的北满合江、松江等地区外，西满和东满的剿匪工作也取得进展。到1946年底，西满共瓦解土匪100余股，击毙被国民党任命的东北挺进军第一军副军长王乃康以下惯匪3000多人，东满亦消灭股匪600余人，稳定了根据地的局势。

    在分兵剿匪的同时，东北局发出了《动员干部下乡发动群众》的指示，组织大批的军政干部下乡，开展反霸除奸和土地改革运动。

    与开展剿匪工作的同时，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在极短的时间内，抽调出了数万名干部，组成了大批的农村工作团，深入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开展“反奸清算”运动，实现“耕者有其田”。剿匪、土改和“反好清算”

    三项工作的开展和军事方针、政策获得的成功。使北满、西满和东满的民主联军渡过了最困难的阶段，根据地一天天巩固起来。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斗争是一场军事力量的较量。

    从山海关、锦州到四平、长春，林彪之所以一退再退，主要是苦干手头无兵。杜聿明苦战拿下四平、长春，一举“饮马”松花江边后，需防守城市和交通线，使机动兵力锐减，也失去了大规模进攻的能力。

    于是，国共两党的军队形成了一个暂时的对峙局面。从1946年7月开始，在东北局的领导之下，民主联军开展了有组织、有计划的军队建设，扩充兵员。

    此次在扩充兵员的工作中，联军总部、各军区及主力兵团均先后召开了会议，总结了建军初期收编伪军、土匪部队和成分不纯人员的教训后，作了新的规定。这些规定包括：在扩兵中以基本群众成分为主，大批地吸收经过群众斗争的农民到部队中来，不得吸收伪国兵、伪警特、兵痞、流氓、土匪、会道门等分子；扩兵对象都要经过审查，政治纯洁，来历及其家庭清楚者，方可吸收并进行细致登记；对来历不明，家庭情况不清者，不得收留。

    为了确保新增兵员的质量，合江省委具体规定：“新兵须要经过一定的审查，成分要纯洁，年轻力壮，不能不经审查马虎凑数。”借助着土地改革的威力，扩兵工作波及每一户贫苦农民。据统计，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土改兼扩军运动中，仅人口稀疏的合江省，就有5000余人参加东北民主联军。而人口稠密的辽宁省和辽北省，参军人数达到3万人以上。

    由于广大农民群众踊跃参军，使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获得了比较大的补充。到1946年底，北满根据地共补充兵员3万多人，使得四平保卫战后遭受损失的主力师均达到1万至1.2万人左右，有的师还增编了补充团。各部队的装备也得到了改善。兵员的扩充，使机动作战部队得以加强。1946年8至10月，为了适应作战需要，更大地发挥主力部队机动作战的能力，民主联军总部将北满部队编成了三个野战纵队又七个独立师。

    新编成的三个纵队，分别为：第一纵队、第二纵队和第六纵队。

    以原山东军区八路军第一、二师和东满第七纵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下辖第一、二、三三个主力师，万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由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主力组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下辖第四、五、六三个主力师，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以原华中新四军第三师之第七旅和渤海第七师之第二十、二十一旅等部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下辖第十六、十七、十八三个主力师，洪学智任司令员。

    新编成的七个独立师分别是：以原八路军三五九旅改编的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以原松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的独立第二师；以原东满军区所辖之曹怀中部及合江军区之地方部队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三师；以原西满军区保安第一旅改编而成的独立第四师；以辽吉军区的三个地方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五师；以原新四军第三师所属两个警卫团及嫩江军区之一个警卫团合编而成的独立第六师；以东满警备二旅及第二十四旅合编而成的独立第七师。七个独立师共约6万余人。

    除上述用于机动作战的主力部队外，东北民主联军在解放区还组建了地方独立团和大量的县区武装，且这些地方部队均经过了比较彻底的改造，成为主力部队可靠的后备力量。这些部队有：西满22个独立团，北满15个独立团，东满有9个独立团，加上各县的县大队、区中队在内，共有3至4万人。

    此外，在南满根据地坚持斗争的还有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三、四纵队和3个独立师及一个支队。

    到1946年11月，东北民主联军兵力有了相当的发展。

    林彪、罗荣桓还十分重视炮兵建设，把炮兵作为骨干兵种来发展。

    早在林彪、罗荣桓率部进入东北之初，利用缴获的日伪军装备，开始建立了炮兵旅，下辖二个团。当时人不过千，炮不上百，且都是中小口径的山、野炮。

 第241章

    炮兵属技术兵种，没有一定的文化水准根本玩不转。所以山海关之役后，这个新组建的炮兵旅基本上成了聋子的耳朵——摆设。

    1945年11月，延安炮兵学校的1000多名学员到达东北，成为东北联军的首批技术骨干，但当时部队一退再退，组建炮兵困难很大。

    日本投降后，关东军在东北的大批军用仓库成为“全民所有”。老百姓抢吃的、拿穿的、搬用的，管这叫“捡洋落”。受当地老百姓启发，民主联军也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捡洋落”比赛。

    从延安炮兵学校来的人成了“捡洋落”工作队中的骨干，负责发现和鉴定工作。他们翻山越岭，走乡串屯，走到哪问到哪，一旦看见老百姓大车上有汽车、火炮或者是飞机轱辘，就追上去商量，花钱买下来。这些从四野八荒寻觅回来的装备，大都残缺不全。战士们发挥聪明才智，将其拆散了再重新组合。炮校警卫连的副连长周天才，一个人就搜集了山炮、野炮20多门，被命名为“搜炮英雄”。一次，周天才在镜泊湖边，发现了一座孤零零的新坟，坟前的木牌上写着“战马之墓”。他感到很奇怪，带人扒开一看，是一门日军留下的90野炮，用油布包着，零件一个也不少，是个完整的“洋落”。

    正是凭藉着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东北民主联军在半年多的时间中拼凑了各种火炮700多门，坦克10多辆，编成了八个炮兵团和一个战车大队。

    为了解决炮兵分散、不统一的问题，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了炮兵调整处，负责统一协调。7月中旬，民主联军总部又颁发了关于炮兵建设的第一号命令，强调建设炮兵的重要性，确定了“普遍的分散发展与适当的集中使用相结合”的炮兵建设方针，并提出要把炮兵建设成为一个重要兵种。

    10月19日，联军总部作出决定：“以延安迁往东北的炮兵学校为基础，成立炮兵司令部、政治部，以统一炮兵的组织、训练和作战指挥。至此，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兵种。

    除了炮兵建设而外，东北民主联军还加强了工兵和骑兵部队的建设。

    工兵，是一个与炸药、地雷和工程障碍打交道的专业兵种。特别是在缺少炮兵的情况下，攻城略地、炸堡毁桥，几乎全靠工兵。所以，民主联军除在少数主力部队中建立了工兵分队外，还大力开展工兵技术的普及工作。

    骑兵，是随着剿匪和土改过程发展起来的。剿匪需要长途奔袭，随着剿匪战果的扩大，俘获的马匹也加入到骑兵队伍中，加上土改所获得的部分马匹，使得骑兵总数达到4000余人。9月，东北民主联军总部下达了建立与扩大骑兵团的命令，要求把骑兵逐步建设成为能独立进行运动战与配合步兵作战的重要兵种之一。

    在这一时期，还成立了护路军司令部，将各地的护路部队集中组编为七个团，共3400余人。

    此外，还成立了航空学校，培训飞行、机械、场站等技术人员。这为日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的成长壮大，特种兵部队的建立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军的进攻和转入反攻，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可靠保证。1946年9月中旬，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研究、部署各个战区的作战

    计划，以期实现“三至六个月消灭共产党及其军队”。会后参谋总长陈诚衔命飞往沈阳，召见杜聿明、郑洞国等东北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贯彻庐山特别军事会议的战略计划。经过几天紧锣密鼓的磋商，陈诚、杜聿明、副司令长官郑洞国和长官部参谋长赵家骤等人，炮制出一个“先南后北，南攻北守”

    的作战方针。

    这一作战方针，一改长驱直入、全线进攻为重点进攻。企图集中主力，首先进攻南满，摧毁南满根据地，然后再北上，夺取北满，最终占领全东北。

    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拟定了具体计划，于10月初调重兵打通了沈阳至海龙的铁路线，分别攻占了南满根据地的柳河、金川、辉南、清源、永陵、兴京等地。10月19日，郑洞国集结了八个师约十万之众，分三路向南满根据地的东部地区发起进攻，重点指向安东。

    在用兵南满的同时，杜聿明令新一军及六十军一部防守松花江南岸各个要点，并不断派遣小股部队向北满边缘区“蚕食”袭扰，形成南攻北守的局面。

    9月19日，东北局致电各根据地，对国民党军即将展开的战略行动及东北民主联军的任务作了明确的分析。电报指出：日前，蒋介石在庐山召开特别军事会议之后，陈诚飞沈，东北敌顽高级将领集会，各地顽军调动频繁，一切象征证明反动派即将向我哈尔滨、安东、通辽等地大举进攻，并在南满、辽西已开始试探性进攻，东北暂时的休战状况即将为大规模的战争局面所代替，我全党全军必须紧急动员起来，准备粉碎反动派的进攻。

    南满根据地面临着巨大压力。这一根据地是在东北最先开辟的解放区，濒临黄海、渤海，背靠朝鲜，处在沈阳、辽阳、本溪、鞍山的东侧，这一地区地形狭窄、城市稠密，又是杜聿明经营东北的重要地区，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发展受到很大制约。南满根据地的部队，主要是由萧华带来的山东部队和冀东曾克林部进入南满发展起来的新部队合编而成的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四纵队，另加三个独立师，总兵力4至5万人。

    面对着多路进逼的国民党军部队，辽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萧华决定：不以保守城市、看家为主，而以集中兵力以运动战歼敌有生力量为主的方针，暂时主动地放弃一些地方，诱敌深入，迫敌分散，集中优势兵力，攻打敌之一路或小股敌人，求得各个歼灭，达到最后战胜敌人的目的。

    这个方针，使南满民主联军摆脱了单纯防守城市的包袱，大踏步的进退，积极寻找战机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

    10月2日晚，当郑洞国率新六军等部队沿沈海线发动攻击时，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突然进攻西丰，经一日两夜激战，攻克该城，全歼守敌二○七师工兵团。

    10月下旬，国民党军沿沈海线继续向安东方向进攻。22日，新六军占领盖平、柳木城，五十二军一部攻占草河口，一部攻占碱场并企图迂回安沈铁路，威胁南满根据他的后方。

    辽东军区决心以第三纵队和南满独立第一、二师分数路阻击、牵制敌军，集中第四纵队于安沈路以东群众基础较好且地形险要的新开岭地区，预伏歼敌。

    新开岭，位于安东省赛马县（今丹东市凤城县）境内，是一条东西走向

    的袋形谷地，两边是高山，一条绥阳河和宽（甸）赛（马）公路纵贯其问，四纵的八个团设下圈套、张网以待。

    10月30日，一头扎进罗网的是号称“千里驹”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的二十五师。该师自恃美械装备，在袋形谷地中拉成一字长蛇阵，逶迤20余里。

    当日下午，四纵在韩先楚副司令员的指挥下，分三路向国民党二十五师发起进攻，将敌截为数段。“千里驹”师师长李正谊发现被包围时，已经晚了！

    该师在抗战期间曾远征缅甸，战功显著，誉为“千里驹”，褒其能征善战。随五十二军开到东北后，这只“千里驹”开始走下坡路，在进攻营口、抚顺、本溪时，连连受挫，特别是抚顺一役，损兵近2000人，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也险些被俘。事后，“千里驹”师师长刘士懋辞职回了家。杜聿明将李正谊由第二师副师长调升为二十五师师长。

    李正谊50余岁，行伍出身，黄埔军校第4期学生，蛮勇有余而精明不足。

    李正谊接任后，为了给他的上司长脸，便在这次进攻南满的作战中猛打猛冲，气焰十分嚣张。在被围的前两天，他还召集营以上军官训话，叫嚷着要把南满的“共匪”赶到长白山上去“喝西北风”。

    而此时，李正谊看大势已去，便脱下军服，化妆成一名火头军。可是，他脸上的麻子，太明显了，很快便被请到了韩先楚副司令员面前。

    新开岭一仗，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十五师，毙伤俘敌8000余人，首创东北民主联军一次作战歼敌一个整师的战绩。

    11月3日，毛泽东的电报发至辽东：萧华：（一）庆祝你们歼灭敌人一个师的大胜利。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二）这一胜仗后南满局势开始好转，望集结主力，争取新的歼灭战胜利。“

    “千里驹”的覆灭，虽然打乱了敌人的整个进攻计划，保证了辽东军区机关安全转移，一些医院、工厂和仓库运过了鸭绿江，得以保全，但并没有扭转共产党在南满的劣势。南满联军部队向后撤退，部队的不安气氛也日趋浓厚。共产党控制的地盘只剩下位于长白山麓紧靠朝鲜的临江、蒙江、长白和抚松四个县，巴掌大的地方。辽东军区，辽宁和安东省委机关，三纵和四纵主力都挤到这里。国民党军的四个主力师正向这里扑来。

    鉴于如此恶劣的情况，辽东军区已经作了最困难的准备：“由军区机关率三、四纵主力北上，渡过松花江，与北满主力会合。由四纵政委彭嘉庆率四纵第十一师和辽宁独立师坚守长白山，牵制敌人。

    就在此刻，辽东军区发出通知，要师以上干部去七道江开会。“七道江会议”是解决南满根据地去留问题的一个重要会议。

 第242章

    南满根据地的去与留，不仅为南满根据地领导人忧心，东北局与民主联军领导亦牵肠挂肚，寝食不安。南满根据地的存在，可以迫使国民党军两线作战，腹背受敌，有利于民主联军“南拉北打”的作战方针实现。可是，南满地区毕竟大狭窄了，缺少回旋余地，没有可资利用的天然障碍，易受合围。

    怎么办？东北局经过慎重考虑，选择了“坚持南满根据地”的重要决策，成立了南满分局，由陈云兼任南满分局书记和辽东军区政委，萧劲光任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司令员，萧华任分局副书记兼辽东军区副司令、副政委，以加强南满根据地的军政领导。12月11日，萧劲光主持召开了“七道江会

    议“。陈云因有事在临江，没有到会。会议主要讨论的是目前南满的形势，确定今后的作战方针。

    主张放弃南满的人数不少，理由是；其一，长白山区地形狭窄、物资匮乏、缺少兵员，在这样的条件下不具备进行运动战的客观环境，且坚守根据地困难；其二，南满主力北渡松花江，与北满主力合为一股，不仅可以壮大民主联军的力量，而且可以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其三，撤到北满，前有松花江，后有苏联，进退有据，可保无虞。主张坚持南满的人认为：欲粉碎国民党军“先南后北，南攻北守”的战略，就必须坚持南满，拖住国民党军主力，让它“屁股后边吊个大冬瓜”，首尾难顾。这是其一。

    其二，南满是东北工业的中心，又是海上与华东、华北交通的要道，群众基础好，物质条件较北满丰富，守住南满根据地，可以为日后的反攻创造一个坚固的阵地。

    其三，南满根据地目前还有好几万人，形势虽然险恶，还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凭这些实力，上山当“胡子”也能坚持几年，何况在坐的都是堂堂的正规军主力部队？

    会场内，两种意见争论激烈，相持不下。会场外，国民党军两个师已逼近梅河口和辑安。情况紧急，萧劲光立刻命令“各师长迅速返回部队，指挥作战。留下纵队领导，继续讨论去留问题。”12月13日晚，陈云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从临江来到七道江参加会议。

    望着满身皆白的陈云，萧华关切地说：“你辛苦了，身体好吗？天这么冷，还请你来解决问题。”

    辽东军区参谋长罗舜初则表示：“敌情紧张，两种意见争持不下，等你来解决问题。”

    陈云谦虚地说：“萧劲光同志是搞军事的，很有学问。你们都是搞军事的，我不是搞军事的，来了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主意还是靠大家出，办法靠大家想。大家再看一看，南满还有没有文章可作？”

    于是，围绕着走与留，南满民主联军的高级领导又讨论了一天。

    12月14日晚，陈云终于拍板了：“我们不走了，都留在南满，一个也不走。留下来打，在长白山上打红旗，摇旗呐喊。当年抗联力量那样小，还坚持了十年。我们条件比抗联好多了。

    “敌人的战略方针是‘先南后北’。如果放弃南满，就正中敌人下怀，免除了他们的后顾之忧，可以放心全力以赴地对付北满。东北敌人好比一头牛，牛头牛身子冲着北满，一条尾巴留在南满。松开尾巴，那就不得了，这头牛就会横冲直撞，南满保不住，北满也危险。抓住这条尾巴不放，那就了不得，这头牛就蹦跳不起来。

    “去北满，过长白山要损失几千人。将来打回来，还要损失几千人。留下来会很艰苦，损失也不会小、但这两种损失，意义是不一样的。

    “仗怎么打，你们大家可以研究。但是，南满有文章可做，南满应该坚持，而且能够坚持。”

    七道江会议，在确定坚持南满根据地的同时，决定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结合的方针，以第三纵队担负正面运动防御，第四纵队深入敌后，开展运动战。

    东北民主联军统筹协调南、北满两大根据地的主力部队，冒着零下30—40度的严寒，历时三个多月，进行了一场与国民党军队的大规模角逐。

    坚持南满，在杜聿明屁股后面插上一颗钉子；两线配合，又打又拉。南满不支，北满出击；北满困难，南满出援，令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

    1946年12月27日，郑洞国坐镇通化，指挥五个师的部队，向临江发动进攻。

    南满部队奋起反击，三纵和四纵十师，独立师正面阻敌，四纵队主力深入敌后，广泛出击，截取粮草，连克敌大小据点20余个，歼敌3000余人。

    1947年1月5日，北满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进攻临江、后方空虚的时机，派一、二、六纵和三个独立师南渡松花江，向中长路两侧的长春、吉林以北之广大地区展开攻势，以围点打援、长途奔袭的方式，先在张麻子沟和焦家岭，歼灭新一军的一、三团和一五○团，接着，又将其塔木攻克。是役，民主联军歼敌4600余人，迫使进攻南满的国民党军火速回援，打破了杜聿明进攻临江的企图。

    半个多月后，即1947年1月30日，杜聿明调集三个师，兵分三路再犯临江。

    南满二纵和四纵十师集中优势兵力，将来敌一路击溃。四纵则在敌后将其后方交通线和仓库、据点，一通猛捣，使二次进攻临江的国民党军惶然后撤。

    2月16日，国民党军兴兵再犯，以五个师三犯临江。南满民主联军仍然是前阻后扰，两线夹击。

    2月21日，北满民主联军12个师突然二下江南。歼灭城子街新一军一个团，占领九台、农安，并乘胜围攻德惠。

    北满民主联军大举南下，并在德惠围住了新一军的第五十师，杜聿明大吃一惊。他急调进攻南满的七十一军主力回援。保住了德惠，杜聿明将计就计，虚构出一个“德惠大捷”。对外宣称“歼灭共军十万”，一则糊弄南京的蒋介石，二则给自己的部下们鼓鼓劲。没想到，差点把自己也给葬送了。

    原来，蒋介石得到“德惠大捷”的电报后，欢喜万分，竟直接命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渡江追击”。杜聿明暗暗叫苦。他十分清楚：共军并非战败而撤，且实力并未受损。老蒋不明底细，竟命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穷追不舍。

    这两个军此番一过江去，肯定凶多吉少！杜聿明在电话里急令新一军和七十一军迅速回防，不得冒进。然而，他哪里知道，手下这两位桀骜不驯的悍将——孙立人与陈明仁正准备夺“勘平匪乱”的首功。22日晚，杜聿明赶到德惠，向两位军长道明真相：“共军在德惠并未受到多大损失，这次撤退，实是受我虚张声势所迷惑，且主力毫末未损。现据情报得悉，共军从我们被俘人员中得知我们增援力量不大，有卷土重来之势。二位切不可贪功冒进，重蹈李正谊复辙。宜迅速回防，准备对付共军下一步的攻势。”

    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此刻方才明白了杜聿明的良苦用心，急令部队火速撤回原防地。

    然而，就在国民党军火速回防时，江北的民主联军已经开始行动了，大部队第三次南进，向德惠以南迂回。杜聿明在回长春的路上，与东北民主联军南下的先头部队相遇，吓出一身冷汗。乘杜聿明立足未稳，林彪命部队杀了个回马枪，将国民党军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大部歼灭。杜聿明回到长春后，便急调新六军和第十三军主力防守长春以免共军攻城。事后，杜对郑洞国讲：

    “校长（蒋介石）事事瞎指挥，搞得我等措手不及。当时长春兵力空虚，共军要是真来攻的话，长春不保，你我又要成为党国的罪人！”

    3月29日，杜聿明利用松花江解冻，北满民主联军无法南下的时机，调动七个师的兵力，第四次杀向临江。然而，这已经是强弩之末。

    4月3日，韩先楚指挥三纵和四纵十师，于红石镇地区歼灭国民党第八十九师和五十四师一个团，俘虏八十九师代理师长张校堂以下7500余人，为国民党军在东北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战略计划，划上了一个句号。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是国共两党军事力量在黑土地上争夺战略主动权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在三个多月的作战中，东北民主联军充分利用南、北满两线作战的优势，南防北攻，北拉南打，于松花江到长白山之间的广阔地区展开运动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4.3万人，收复城镇11座，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战略计划。

    四、是使用力量的时候了杜聿明五指张开，郑洞国赴宁求兵。战略反攻的号令。陈明仁死守，“东总”三战四平，功亏一篑。陈诚新官上任三把火，“六个月恢复优势”牛皮吹破。林罗整军经武，东北野战军兵强马壮。

    兵法云：“鸷鸟将击，卑飞敛翼，猛兽将搏，弭耳俯伏”，旨在讲军事斗争中力量的积蓄与迸发的辩证关系。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努力，东北民主联军巩固了后方，壮大了队伍，积蓄了力量，踏上了通往胜利的坦途。

    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大举出击的枪炮声，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帷幕。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在经过激烈较量和付出沉重代价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全国各个战场上歼敌112万，开始转入了战略反攻。

    国民党军的总兵力则由430万人减至370万人，其正规军则由200万人减少为150万人。

 第243章

    虽然还保持着248个旅的番号，但能够用于全国内战战场的机动兵力仅为40个旅。

    国民党军队这种败象首先来自关东这块黑土地。

    战争之初，国民党政府在东北聚集了第一军、第六军、第七军、第十三军和第七十一军等等。它们中有的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印缅作战，有“远征军”、“常胜军”的称号；有的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曾一度由山海关打到了松花江北。东北这一年多的战绩，杜聿明虽然控制了松花江南岸的大片土地、城市和铁路，却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在同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中损失部队25.5万人；被迫放弃了“先南后北”的战略进攻计划；因机动兵力严重不足而转入全线战略防御。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东北民主联军则在这一时期，在东满、西满、北满站稳了脚跟，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到1947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已发展成拥有5个纵队，11个独立师，4个旅，12个骑兵团，4个炮兵团，共24万人的部队，加上地方武装22万人，武装力量达到46万人。

    种种情况表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已经摆脱了自山海关、锦州、四平失守以来的尴尬局面，由被动开始转变为主动，实行战略反攻的条件已见成熟。

    三下江南、四保临江作战结束的一个月后，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委林彪在双城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上郑重地向师以上军政指挥官们宣布：准备战争的过程已经基本结束，现在是使用力量的时候了。过去，我们提出的作战方针是‘等、忍、狠’；现在是‘狠’的时候了，要狼狠地消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这个‘狠’，是在去年冬季以后开始的，而且由于去年冬季以后的胜利，使它的基础更加扩大了。……现在，东北已进入可以集中兵力大打的时期了，我们已初步地打了些规模较大的仗，今后的规模特更大。

    5月5日，东北局作出了《关于东北目前形势与任务》的决议。这一决议，以共产党文件的方式昭告天下，并宣布：

    目前，东北党正处在一个新形势的前面，即是在军事上敌人不得不从进攻转入防御，而我军则从防御逐渐转入反攻。因此，在新形势下，全党的任务就是：积极组织力量，全力准备大反攻，大量歼灭敌人，大量收复失地，巩固和扩大解放区。

    初步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民主联军在黑土地上率先转入了对国民党军队的战略性反攻。

    由于进攻南满屡战屡败，杜聿明损失了4.3万人，在民主联军的进攻面前，防线上的漏洞顿时显现出来。此时，他估计到，如果北满的民主联军再度南下，他将没有足够的兵力去应付战局。经过反复考虑，他决定向“老头子”请调两个军，并派郑洞国前往南京游说。

    4月下旬，郑洞国飞往南京，请求增兵，结果无功而返。杜聿明为了挽回不利局势，煞费苦心地炮制出一个“内线作战，机动防御”的战略方针。

    这个方针的主旨，是企图以现有兵力凭借优势装备，控制东北的大中小城市及其主要交通线，继续分割共产党在东北的各个解放区，并伺机集中兵力向某些地区发动进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开始实行强制性征兵征粮，同时也对所属正规部队八个军进行了调整：以新一军守备吉林、长春及其外围地区，凭借松花江阻北满民主联军南下；以七十一军及十三军一部守备四平、公主岭、郑家屯，控制中长路长春至沈阳段；以十五军、九十二军控制热河与北宁路关内外通道；以新六军、五十二军、六十军及其它部队守备沈阳和南满地区。然而，东北国民党军队的命运，已无法由他们自己把握了。1947年5月上旬，民主联军大举出击的枪炮声，打破了松花江南岸初夏的沉寂，骤然拉开了战略反攻的序幕。

    东北民主联军把攻势重点指向沈阳、长春之间的国民党军心脏地带。首先切断沈阳与长春的战略联系，孤立长春之敌，同时，在国民党军防线的广阔纵深内，逐个歼灭分散孤立之敌，打通北满同南满的联系，使两大根据地联成一片。

    5月8日，北满民主联军一、二纵队和独立第一、二师由吉林省的扶余、大赉地区出发，向长春、四平两侧展开远距离奔袭作战。其中，第二纵队沿长春西侧南进，一路如摧枯拉朽，首战伏龙泉，二战三盛玉，三战双城堡，守敌大多不堪一击。正当二纵司令员刘震感觉不过瘾时，获悉怀德有新一军布防。于是向林彪发报，建议以二纵主力远距离奔袭怀德，敲孙立人一下。

    林彪正为进攻开始后的沉寂而不安，二纵要求打怀德的建议当即获得批准。

    怀德，位于长沈铁路西侧，是长春、四平铁路的西侧屏障，有公路通往长春、长岭、公主岭。在此处动手，无疑是在杜聿明的内院撞了一个窟窿。

    5月14日拂晓前，二纵第四和第六师长途奔袭120里，将怀德城围了个水泄不通。天刚亮，四师的侦察捕俘分队便渗入城内，搞清了守敌的情况。

    原来，驻守城内的是新一军三十九师第九十团，另有保安十七团和骑兵第二师的部分部队，总兵力约5000人。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之一，为蒋介石嫡系中之嫡系。该军全部美式装备，军官一律为黄埔生，以能征善打著称。

    15日，林彪、罗荣桓来电：“抓到新一军很好，目前敌人四处挨打，不可能有大兵北调，你们放开手脚打。”还特别强调“攻击怀德，一定要作好准备，这是夏季攻势的第一仗，首战一定要打好。”刘震和吴信泉副司令员亲率第

    四和第六师指挥员勘察了地形，研究了作战部署。

    怀德城地势较高，四周平坦开阔，其地形易守难攻。国民党守军沿城四周构筑了大量的防御工事，加大了攻城的难度。只有城西南角有道天然沟，从城下一直延伸到二纵阵地前沿。于是，刘震便将此处选为主要突击方向。

    16日晨，二纵各路人马按部署进入阵地：第四和第六师，进入怀德城西南攻击出发阵地，准备担负攻城任务；第五师进至怀德城西南二十里铺一线，准备阻击四平方向的援军。

    下午，攻城部队还未动作，二十里铺方向却响起了激烈的枪炮声。

    二纵五师报告：敌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先头部队为解怀德之围，已闯至大黑林子以北，与阻击部队展开了激战……

    敌军驰援，本在意料之中，但此时对怀德总攻尚未发起，援军已进至二十里铺一线，距城不过20里，是否按原计划行动呢？万一攻城不克，敌援军又挡不住，岂不是陷入被动？指挥所里，各种顾虑和担忧都不约而同地出现在二纵指挥员的脑子里……

    “他妈的，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

    刘震一拳打在桌子上，果断地下达命令：“按时发起总攻！”

    傍晚，夕阳西下，天边一抹血红，宁静的怀德，仿佛睡过去一般。

    霎时，大地猛然一震，二纵攻城的炮火打响了。45分钟的炮火轰击，在四师突击方向的城墙上打开了两个突破口。如此猛烈的炮击令新一军九十团的官兵们始料未及，顿时斗志全无。炮击一停止，二纵攻城一梯队便进入突破口，突入城内。随后，二梯队投入交战。乘着夜黑，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以分队、小组实施攻击，展开巷战。相比之下，新一军的美械装备发挥不了什么优势，17日，怀德攻坚战结束。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全歼守军5000人，击毙新一军九十团团长以下1500余人，俘虏3500.东北民主联军以长途奔袭怀德为标志，夏季攻势在各条战线上展开。

    在南满，刚刚结束了四保临江作战的第三、四纵队，征尘未洗，又投入了战略进攻。5月中旬，其主力首先对沈阳至吉林铁路中段的北山城子和草市发起攻击，歼灭了再次新组建的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和暂二十师一部，并击退了新编二十二师的增援部队。随后，第三纵队沿四平至梅河口铁路向西攻击，连克东丰、西安、西丰，与北满主力部队会师；接着，第四纵队主力经五天四夜激战，夺占了东北国民党军五大战略据点之一的梅河口，歼敌一八四师7000余人：辽南独立师攻克大石桥，而四纵一部则解放通化、安东、本溪。

    至此，南满民主联军控制了沈阳至吉林铁路中段及其两侧的广大地区，打通了两大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与北满部队胜利会师于四平以南。

    位于东满的第六纵队亦不示弱。5月13日，六纵率主力及独立第三、四师向吉林、长春以南、四平以东之国民党守军进攻，横扫拉法至吉林铁路沿线，攻克尤家屯、天岗等镇，又远距离奔袭海龙、桦甸，将国民党暂编二师追歼，乘胜打通了东满与南满根据地的联系。

    哈尔滨以南40里处的双城“东总”作战室中，各路劲旅反攻得手的消息不断传来……

    西满战线，部队激战数日，攻克玻璃山、双山。

    热河战场，部队攻占围场，围攻隆化，包围承德。

    经过20多天的作战，民主联军消灭了大量分散守备于小城镇和孤立据点之内的敌军，解放了广大地区。国民党军被迫龟缩于少数大中城市内，转入重点守备，力求巩固中长路和北宁路沿线较大的战略要点，以待援兵。

    此时，四平已完全陷入孤立，“东总”决定将兵锋指向四平，夺取这一战略要地，切断长春与沈阳之敌的联系。

 第244章

    在四平这一兵家必争之地上，一年多来，国共两军是第三次交锋了。

    1946年3月，国民党辽北省主席刘翰东率匪伪武装乘苏军撤退占据四平。3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华中三师和七纵等部队6000余人一举攻克四平，歼敌4000人。是为“一战四平”。1946年4月18日至5月18日，东北民主联军集结主力于该地区，同杜聿明指挥的十万余众展开了一场血战。

    战斗持续了一个月，最后，寡不敌众，撤出了战斗。是为“二战四平”。眼下，东北民主联军兵临城下，准备三战四平。

    6月8日，奉“东总”命令，东北民主联军一纵由开源北上，担负围歼四平守敌的主攻任务。

    同日，“东总”下达作战命令：令一纵、七纵及六纵之十七师，并加强五个炮兵营，组成四平攻城部队，统一由一纵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万毅指挥。另以四个纵队及独立师、骑兵师共17个师的兵力，于四平以南和东南地区机动，以阻击沈阳北援及长春南下之敌。

    四平也是东北民主联军转人进攻以来所遇到的最大的一个有坚固防御的城市，是国民党军重点设防的战略支撑点之一。在双城民主联军总部，一纵司令员李天佑、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李作鹏等人极力请战。林彪思考再三，点头应允。

    6月9日，在四平外围的一纵指挥所里，李天佑向部属宣布纵队党委决定：“谁先突破主要阵地，谁先占领敌军指挥所，授予‘四平部队’光荣称号；谁作战协同好、纪律严明，授‘模范连队’称号。”

    一纵、七纵开始积极部署兵力、确定攻城方案；各阻援部队也分别向沈阳和长春方向开进，并占领了阻援阵地。攻打四平，万事俱备。

    然而，东北民主联军却有一事未妥，即从时间上看，错过了攻打四平的有利时机。

    其实，当二纵打下怀德后，东北民主联军乘胜进击，那么，四平可垂手而得。因为，二纵围歼怀德时，守备四平的国民党七十一军倾巢出动，企图解救怀德，于怀德附近的黑树林子遭到民主联军阻击，该军的参谋长冯宗毅和八十八师师长韩增栋被击毙。此时，四平城内兵力空虚，仅有少数保安部队守卫。如果民主联军大胆追击，长驱直入，那么，取四平尤如囊中取物。

    在怀德失守的一个月后，杜聿明加强了四平的守备兵力。

    这时，守备四平的兵力，除了原七十一军的两个师外，又增加了十三军的五十四师和五十二军的榴弹炮营，加上宪兵、警察、保安大队等地方部队，其总兵力达3.4万余人。由国民党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统一指挥。

    陈明仁，在国民党军将领中，可算是出类拔萃的人才之一。他与杜聿明同为黄埔一期毕业生。由于作战勇敢，深得蒋介石赏识。在抗日战争中，为配合盟军在缅北作战，陈明仁率部反攻滇西，名震中外，被当时的舆论视为

    “杰出的中国名将”。1949年夏，身为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的陈明仁在长沙通电起义，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并与此次攻打四平的东北民主联军总指挥李天佑，同被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当然，这是后话。

    此刻，凭借着3万多兵力和坚固的防御工事，陈明仁作了死守四平的部署。他将部队全部配置在从城郊到市区的防御工事之内，分区固守，不准超越各自的守备区一步，并将各工事内守军官兵的名字一律贴在墙上，明令规定：凡后退者格杀勿论。

    6月14日20时，在重重雨幕中，三颗红色信号弹拔地而起，于苍茫暮色中拉出三条耀眼的弧线，宣告了东北民主联军总攻四平战斗的开始。

    霎时，火炮齐鸣，枪声大作。按照事先确定的作战计划，由一纵的一师、二师在四平西南担任主攻，六纵十七师为预备队；七纵担任从四平西北角方向助攻任务；而一纵三师则担负东郊的佯攻作战。主攻部队首先从四平市区西部突破，以敌七十一军指挥部为攻击目标，首先歼灭城西之敌，然后再向东部发展。

    战斗打响后，率先突入四平的，是一纵二师四团一营。总攻发起后，二师在师长贺东生、政委刘兴元的指挥下，一举突破敌城郊防御。紧接着，四团二营亦进入突破口。

    15日凌晨2时30分，一纵一师在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的指挥下，也自海丰屯方向突破敌人防线，与二师一道突入市区，同国民党守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

    由于其它方向尚未突破，陈明仁集中了一切可能集中的步兵、炮兵，加之空军的配合，向一纵第一、二师展开了猛烈的反击，企图乘一纵突入部队立足未稳，将其撵出城去。

    战斗呈白热化，仅二师五团三连一昼夜即打退国民党军15次反击，枪管打红了，刺刀拼弯了，死伤的人员遍布大街小巷，然而，双方都没有一点罢休的意思。

    东北的夏季，白天特别长，从早晨4点到晚上8时，皆有很好的能见度。

    那些涂着“青天白日”徽记的国民党军飞机，盘旋穿梭，俯冲轰炸。而且，国民党军的空地联络搞得挺及时，一纵部队每扩大一块阵地，空中的飞机便扩大一片轰炸目标。

    借着空军的威力，七十一军部队的反攻一波接一波，双方在大街小巷展开巷战。

    面对着国民党军队的疯狂反扑，一纵二师四团大胆插入敌人纵深，在数天水米不沾的艰难条件下，顶住了敌人的反扑，持续向纵深发展。

    6月17日，七纵亦从四平西北角突入城内，开辟了第二条战线。

    6月19日，林彪电示李天佑，要求“乘胜坚决扩张战果，不惜重大伤亡和疲劳”，准备以伤亡1万人的代价，坚决拿下四平。

    20日晚，民主联军攻城部队在付出沉重代价之后，包围了位于西区的敌人七十一军军部核心工事。在震天动地的连续爆炸声中，七十一军军指挥部核心工事的三座大楼土崩瓦解，守军与楼俱毁。攻城部队全歼敌七十一军特务团及军属机关，活捉了从废墟中爬出来的特务团团长陈明仁之弟陈明信。

    陈明仁算是幸运，在亲弟弟的掩护下先撤一步，逃往路东地区负隅顽抗。

    21日，东北民主联军从西南、西北两个方向向路东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

    四平告急，蒋介石亲派蒋经国坐专机前往沈阳，并向四平困守孤城的陈明仁空投了蒋介石的手谕：“四平一仗，关系到党国命运。这正是汝等效忠党国的好时机……”

    在四平东区临时指挥所里的陈明仁，知道自己是注定要与四平共存亡了。

    他责令下属拼命死守。当部下和国民党伪辽北省长提出突围建议时，陈明仁拔出手枪往桌上一拍，脸色铁青地警告：“如有再敢言突围者，以扰乱军心论处，格杀勿论！”

    在陈明仁的威迫之下，退缩于四平城东的国民党守军残部，作困兽之斗，战斗惨烈异常。

    由于国民党守军全部龟缩于东区，阵地缩小，兵力集中，进攻更为困难。

    此时，攻城的东北民主联军才察明，防守四平的敌军，并不是原来估计的1万余人，而是34000余人，且有空中支援，弹药充足。东北民主联军攻城部队伤亡很大，一纵的第一、二师已撤出战斗，由六纵部队接替。

    6月下旬，正当四平攻坚战进入最艰苦阶段时，杜聿明调动了十个师的援军，由沈阳和长春两个方向向四平急进。其中，威胁最大的沈阳方向的八个师，兵分三路，于6月24日进至昌图、马堡附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遂决定撤出战斗。

    三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守军血战十余天，终于功亏一篑，饮恨北去。

    四平作战失利后，林彪与罗荣桓为此承担了主要领导责任。7月2日，在两人会签的关于《夏季攻势的基本教训》的电报中，分析了没有打好仗的主要原因，主要是：没有完全弄清敌情，指挥上存在轻敌急躁情绪，攻城兵力没有高度集中使用等等。

    除情况不清、轻敌和兵力不够集中之外，丧失了最为有利的作战时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发展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城市攻坚战。这次作战，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捣毁了国民党数以百计的集团工事，占领了市区的五分之四，以伤亡1.3万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7万人，给杜聿明的重点防御以沉重打击，动摇了东北国民党军固守大城市的信心。

    东北民主联军发动的夏季攻势，历时50天，横扫中长铁路沈阳至长春段两侧，攻克城镇40余座，歼灭国民党军8万人，使东北的战局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此时，国民党在东北所控制的区域已经缩小到不足10万平方公里，而且，维系统治区的两条大动脉严重梗阻：联接沈阳、四平、长春三大据点的中长铁路线已基本被切断；联接东北与华北的北宁线也时通时断，毫无保障。

    7月8日，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病卸任。东北的战局岌岌可危，关内的形势也使国民党当局寝食不安。

    7月初，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南渡黄河，挺进大别山，在蒋家王朝的心脏地区插上了一把利剑，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

    稍后，共产党晋冀鲁豫军区的太岳兵团和华东野战军又一左一右，分别挺进豫西和豫皖苏，与刘邓大军相呼应。

 第245章

    蒋介石为了平息军队高级将领对参谋总长陈诚指挥无方的怨气，8月初，借东北指挥官空缺的机会，将陈诚派

    往东北。在国民党军数以百计的高级将领中，像陈诚这样战绩不佳却官运亨通的人物并不多见。

    陈诚，出身于浙江青田县的一个农民家庭，20岁当兵，30岁被提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师师长，34岁升为军长。1945年以后，又出任参谋总长、东北行辕主任、台湾省政府主席，最后“荣任”台湾伪政府“副总统”。

    8月上旬，陈诚飞抵沈阳，正式就任东北行辕主任。为了整肃军纪，加强对部队的控制，陈诚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由东北行辕直接控制部队，将东北国民党军编组为第一、第六、第八、第九四个兵团；并将原有的11个保安支队和交通警察总队等游杂武装扩编为四个军，使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总兵力扩张至14个军50万人之多。

    陈诚还以整编的名义，撤换了原东北各保安支队的司令，将自己的亲信全部安插在重要位置。

    七十一军军长陈明仁，因死守四平有功，被授于青天白日勋章。陈诚上任后，以放纵部下贪污为理由，撤了陈明仁七十一军军长职务。陈明仁胸前挂勋章，手中拿撤职令，一时成了国民党军中广为流传的笑话。

    此外，遭到罢官厄运的还有国民党辽宁省主席徐箴，第五十二军军长梁恺等等……

    陈诚的刚愎自用、任人唯亲，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离心离德倾向。其后，在1948年3月间于南京召开的“国代”会上，东北“代表”对陈诚的积怨爆发，临时动议“追究陈诚作战失败责任案”主张“杀陈诚以谢国人！”

    8月底，陈诚才把精力转到对付东北民主联军上来。为挽回东北的败局，陈诚提出在六个月内“恢复东北优势”、“恢复满洲一切失地”的口号。精心策划出一个“确保北宁，打通锦承，维护中长，保护海口”的战略计划，并采取“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方针。企图在东北战场上争取局部主动，以待关内更多的援军到达之后相机发动攻势。然而，陈诚的这个“倚托重点，向外扩张”的机动防御计划，比杜聿明输得更快、更惨。

    9月中旬，陈诚的“向外扩张”计划还未来得及登台，东北民主联军的大规模秋季作战便展开了。

    针对陈诚“倚托重点”的兵力部署，东北民主联军首先向国民党军队的南线，即北宁铁路锦州至山海关段及新民、阜新、义县、鞍山等地发起进攻，攻歼该地区之分散守敌，调动中长铁路北段之敌南下，造成北线主力进攻和歼敌的有利机会。

    这是一次实力大较量。

    秋季攻势开始前的一个月，东北民主联军在刘亚楼参谋长的组织下，又扩建四个纵队并组建了炮兵司令部。其中：以原西满独立师为基础，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邓华任司令员，陶铸任政治委员：以原冀热辽独立第十三、十六、十八旅组成第八纵队，黄永胜任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以原冀东部队为基础，组成第九纵队，詹才芳任司令员，李中权任政治委员；以原独立第一、二师及东满独立师，组成第十纵队，梁兴初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以原炮兵旅为基础，组建了炮兵司令部，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

    委员；还组建了民主联军后勤司令部，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这样，加上原来的第一、二、三、四、六纵队，东北民主联军的机动作战兵力已达9个纵队27个师，再加上10个独立师与其它地方武装，其总兵力已达51万余人，与在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在人数上旗鼓相当。

    9月14日，刚刚成立的第八纵队于长途奔袭中，在辽西的梨树沟门附近与国民党军暂编五十师遭遇，乘敌立足未稳，八纵即迅速将其合围，经一天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

    次日，得知暂编五十师被歼，后续的国民党军暂编二十二师撒腿便跑。

    八纵第二十二师穷追不舍，于黄昏将其围困在杨家杖子。16日，八纵主力赶来参战，将暂偏二十二师大部就地解决。

    19日，国民党四十九军主力进至杨家杖子。八纵根据侦察，一开始以为是两个团。

    纵队司令黄永胜毫不犹豫地下达了命令。然而，部队一打，发现情况不对。抓了个俘虏一问，才知道对手是四十九军的两个主力师。

    此时，位于杨家杖子西北十余里的八纵指挥所里，人们开始有所顾虑。

    一口吞下美械装备的两个主力师，这对于长期从事游击战的八纵部队来说，是有困难的。

    情况紧急，副政委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以及作战科长、参谋等一千人，将目光落在了纵队司令黄永胜的脸上。

    黄永胜不紧不慢地说：“滚烫的年糕已经进口了，是烫也得吞。不烫也得吞。干吧！”就这样，八纵在迅速赶来支援的九纵协助下，硬是吞下了四十九军两个主力师这块“烫年糕”。

    秋季攻势南线告捷，八纵、九纵两战杨家杖子，消灭了国民党军的四个师。八纵，经过这两次作战，兵员和武器都得到大量补充，由2.5万人增加到4万人。

    战报传到双城，林彪听完机要秘书所读八纵战果后，点点头，说：“这个八纵，还真有点主力的样子！”

    民主联军在南线作战的胜利和破袭北宁路的行动，造成辽西地区和北宁铁路沿线的空前紧张形势，令陈诚坐卧不安。陈诚慌忙将其机动部队——号称国民党军“五大金刚”之一的新六军主力——由铁岭增援锦州，从而造成了沈阳、四平间兵力不足、守备薄弱的局面。

    乘此机会，东北民主联军沿北宁线发起进攻，将秋季攻势推向第二阶段。

    东北民主联军第一、三纵队由西安、东丰地区出动，第四纵队从清源出动，奔袭昌图、开原之国民党第五十三军；第二纵队则从双山出发，奔袭梨树、三江口等地之国民党七十一军；第十纵队由蛟河地区北上，扫荡江密峰、大南屯之敌。

    共产党军队在东北的巨大攻势，搞得国民党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手足无措，老蒋决定御驾亲征。

    10月8日，蒋介石带着协助指挥作战的幕僚，乘飞机抵达沈阳，同陈诚研究对策。经过一番策划，陈诚按照老蒋钦定的御案，重新调整了部署。

    按照蒋介石的方案，陈诚采取了“巩固沈阳及其关内交通联系，加强沈北各据点的守备力量，以求确保”的作战方针，将新一军主力再次调回长春，令新六军主力重返铁岭，以巩固北部防线。

    10月16日，北线的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第十纵队，乘沈阳国民党军无力北顾之机，一举攻克桦皮厂、九站、口前、乌拉街、九台，直逼吉林城下。

    奔袭口前镇的是民主联军第六纵队。战前，纵队司令洪学智规定：此次奔袭作战，战术指导原则是：“一把抓住，按倒就打”。因为，当时驻守长春、吉林外围的国民党部队，在民主联军打击下，已成惊弓之鸟，一有风吹草动，便往附近的中心城市龟缩。所以，必须要一把抓住。

    17日晨，六纵先头部队经一夜急行，突然出现在口前车站时，两名站岗的哨兵稀里糊涂便当了俘虏。

    经审问，驻防口前的为国民党六十军的三个营共1700余人，没有统一指挥。更为重要的是，六十军系云南部队，在国民党军中被当作二等部队，政治上受歧视，军饷常常得不到保证，因此，绝大部分官兵不愿为蒋介石卖命。

    一年前，该军的一八○师于辽宁营口起义，师长潘朔端被任命为民主联军副参谋长，此举对六十军官兵震动很大。

    六纵先头部队摸清情况后，便大胆插入镇内。

    此时，天还未完全放亮，刚起床的六十军官兵正在出操。等到一八二师五十五团一营营长发觉在铁路上川流而过的大队人马是共军时，方如大梦初醒，猛喊一声：“不好，有共军。”

    他这一喊，整个镇内顿时炸了窝。六纵部队向夺路而逃的敌兵打了一梭子弹后，这千把人便不约而同的举起了手。

    口前、九台、桦皮厂、乌拉街等城镇的解放，使吉林外围得到扫清，六十军防守的吉林市成为孤城一座。

    11月5日，秋季攻势结束。

    林彪与陈诚的这次较量，历时50天，大获全胜，消灭国民党军7万，攻克城市17座，解放了3.8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牢牢地掌握了整个战争的主动权，造成了东北国民党军空前严重的困境和更加被动的局面。

    东北民主联军秋季作战的尘埃甫定，冬季攻势的狂飚又接踵而来。

    1947年11月9日，即秋季攻势结束后的第四天，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发出的《冬季攻势号令》和《冬季攻势作战指示》便下达了。“东总”精心选择的作战方向是：应争取将沈阳到锦州线上及两旁的一切城市的敌人歼灭和消灭援军，并准备歼灭辽阳、鞍山、抚顺、铁岭、营口等地的敌人和相机攻占锦州。

    一位著名的军事家曾经说过，天气，是朋友，有时也是敌人。当1946年冬季民主联军南满部队四保临江作战时，奇冷的天气，的确成为国民党军队的帮凶。零下30—40度的低温，冻得人走不动路，枪拉不开栓。在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作战中，民主联军因冻致伤的人数不低于作战负伤的人数。

 第246章

    一年后的今天，冬季却帮了民主联军的忙。

    12月15日，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分数路分别向锦州、新民、昌图、辽阳等方向开进，拉开了冬季攻势的帷幕。

    陈诚为了挽救危局，极力网罗土匪、地方反动武装，抓丁捕兵，并将残存的主力部队拆散作为骨干，拼凑组成新的正规军。到东北民主联军发起冬季攻势之前，陈诚的扩军方案已经大见成效。新组建了新编第三、第五、第七等三个军另三个师，加上原有之部队，总兵力有58万人之多。秋季攻势前，

    陈诚手中总兵力为50万。在秋季作战中，被歼7万人。然而，在短短的时间内，他不仅能补上被歼数额，还能使总兵力膨胀至58万，足见其扩军能力不凡。

    陈诚采取更加集中兵力的部署，实行“固点”、“联线”、“扩面”的防御方针。企图固守沈阳、长春、四平、本溪、锦州等大中城市，保障关外与关内陆上通道“辽西走廊”的安全。

    12月下旬，东北民主联军把攻击目标指向彰武。

    彰武，位于沈阳西北方向新立屯与通辽铁路线之间，是拱卫沈阳外围的一个重要据点，由国民党四十九军的七十九师防守。该师全为美械装备，参加过印缅作战，战斗力较强。

    12月22日，民主联军第六、第七纵队在刘震、邓华两位司令员的率领下，以突然的动作包围了彰武，并展开攻坚准备。这是冬季作战以来，民主联军首次遇到的坚固城池。彰武守军凭借城墙构筑了多重障碍，城墙上碉堡林立，城墙外则是由鹿砦、铁丝网、护城沟组成的三道防御体系。城内，各重要路口和高大建筑都构筑了防御工事，组成了一个个绵密的火力杀伤区。

    从23日到27日，东北民主联军付出了较大的代价扫清了外围据点，逼近城垣。

    28日7时30分，总攻彰武的战斗打响。攻城的战斗，得到了民主联军直属炮兵的火力支援。总攻发起的瞬间，60余门野炮，榴弹炮一起开火，成千发炮弹向彰武城东南角飞去。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炮兵司令部成立以来，首次组织的大规模步兵、炮兵协同作战。15分钟的炮火射击，突破口附近的城墙和障碍物悉数被摧毁。

    随着炮火的延伸，二纵五师突击队冲进城内，后续部队也像潮水般涌入。

    仅用了五个多小时，二纵和七纵便拿下了敌重兵防守的彰武县城，歼敌9000余人。

    民主联军乘胜扩大战果，第一、八、九纵队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推进。

    12月30日，八纵主力袭占黑山县城；与此同时，自彰武南下的九纵，于12月31日进占大虎山地区，并乘胜收复台安。

    东北民主联军的这一部署，迷惑了陈诚。

    陈诚看到民主联军主力分散行动，又“获悉”二纵、七纵在彰武原地未动，便以为民主联军在彰武之战中伤了元气，难以再战。遂于1948年1月1日从沈阳、新民、铁岭地区调集十多个师，在近100公里宽的正面上，沿辽河两岸分左、中、右三路向沈阳西北推进，企图寻歼在该地区的第三、六、十纵队，解除对沈阳附近诸据点的威胁。

    陈诚的“进剿”部队开拔之日，恰逢1948年元旦。这位国民党在东北的最高官员称：“目前‘国军’已完成作战准备，危险期已过。”

    敌军的大规模出动，为东北民主联军运动歼敌创造了有利条件。1月3日，“东总”决定，首先歼灭三路中兵力薄弱的左路之敌——新五军，并命令：六纵以运动防御、节节抗击，将敌诱至有利战区；二纵、七纵分别向公主屯两侧前进；三纵则迂回到公主屯以南，断敌退路。

    1月5日晨，民主联军第二、三、六、七四个纵队12个师，于公主屯地区将新五军团团围住。

    6日凌晨，东北民主联军对新五军展开猛烈攻击。经一天战斗，二纵、七纵将敌一九五师大部歼灭，三纵、六纵正与被围的新五军军部和一九五师

    残部激战，六纵则将敌四十三师消灭。

    新五军军长陈林达，从1946年以来，便多次积极进攻民主联军部队，眼下却成了瓮中之鳖，“活捉陈林达”的口号声震天动地……

    陈林达困兽犹斗，竟然命令将部下的尸体、甚至将没有断气的重伤员都作为“修筑”工事的“材料”，抬到阵地前沿，筑起一道肉墙来抵挡。

    7日，防线终于被突破。陈林达换上下级军官的服装，从死人脚下扒下一双破皮鞋，混在俘虏群中。不到一天，这位伪装的“书记官”便现了形。

    随陈林达一同被俘的，有一九五师少将师长谢代蒸，四十三师少将师长留光天。

    当得知新五军被围后，陈诚已经乱了方寸。虽然最终采纳了副参谋长赵家骤退守辽河的方案，可已经错过了撤退时机，导致新五军被歼。

    陈诚星夜电告蒋介石，并将失败原因归罪于部下将领不服从命令，要求惩办第九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和新六军军长李涛。1月10日，蒋介石亲自飞往沈阳。

    当日，在沈阳召开的师长以上军官会议上，蒋介石追究作战失败原因，痛骂廖耀湘、李涛不服从命令。廖耀湘、李涛不服，挺身出来为自己辨护，一口咬死自己并未接到援救新五军的命令。会前，蒋、陈二人曾密谋：借惩办廖、李，整肃军纪。没曾想到，在会上二人当面与老蒋争辩。陈诚在无可奈何中站起说：“新编第五军的被歼，完全是我自己指挥无方，不怪各位将领，请‘总裁’按党纪国法惩办我，以肃军纪。”

    蒋介石离席后，陈诚为了表示自己对党国的忠贞，将随身佩带的手枪拔出，放在桌上，正色对各位将领说：“我陈诚决心保卫沈阳，如果共军打到沈阳，我将与沈阳共存亡，最后以手枪自杀！”然而不久之后，1948年1月22日，蒋介石派卫立煌到东北，出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兼东北“剿总”总司令，全权指挥东北军事，陈诚虽然仍顶着东北行辕主任的名，但却以治病为由，溜回了南京，称病不出。

    1月末，东北民主联军在完成对北宁路两侧之国民党军的歼击任务后，挥师南下，转入冬季攻势的第二阶段，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辽南进击。

    1月31日，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第六纵队完成了对辽阳之敌的包围，并于2月4日扫清了外围据点。6日，四纵、六纵发起总攻，激战八个小时，将国民党军暂编五十四师及一个运输团等1万余人歼灭，解放了辽南重镇辽阳。

    在四、六纵进攻辽阳期间，新上任的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在沈阳地区虽握有20万重兵，但因有新五军的前车之鉴，惧怕出援遭歼，故踌躇徘徊，未敢轻动。于是，民主联军乘势扩大战果，2月20日攻克鞍山、营口等城。

    面临着东北民主联军的凌厉攻势，卫立煌不得不进一步收缩兵力，固守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要点城市，坐等关内援兵。针对国民党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一游移不定的战略部署，东北民主联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心利用冰雪尚未解冻，便于机动作战的有利时机，轻装北上，夺取战略要地四平，彻底切断长春与沈阳两大据点国民党军队之间的联系，进一步孤立长春、吉林，为全部歼灭东北敌军创造条件。

    为实现这一作战目的，“东总”进行了周密的作战部署。决定以第一、三、七纵和独立第二师及炮兵司令部的八个主力炮兵营，由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统一指挥，攻打四平。

    这是东北民主联军“四战四平”。

    3月12日晨，东北民主联军总攻四平开始。200余门大炮的轰鸣声，打破了黎明的沉寂。

    8时整，随着炮火的前推，各纵队分别从数个方向发起攻击，迅速突破了敌人的防御，插入纵深……

    11时30分，第七纵队和第一纵队南北对进、实施向心突击，胜利会师于中山大街，尔后又攻克了天桥和车站。14时，铁道以西的守敌已告肃清。

    随即，一纵、七纵挥戈东向，转入围歼铁路以东守敌的战斗。

    与此同时，突入铁道以东的三纵与一纵一师实施猛烈穿插，各有进展。

    三纵歼灭了女子中学、天主教堂、玉皇庙等处之敌；一纵一师攻克了炼油厂、发电所等重要据点。13日拂晓，第一、七纵队主力对残敌发起最后攻击，全歼四平国民党守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了绝对优势的兵力和强大的炮火，慎重筹划、紧密协同，仅用了23个小时便攻克了这个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战略据点，全歼守敌1.9万余人。

    攻打四平期间，东北民主联军总部组织了强大的阻援部队，部署在四平与长春、沈阳之间，使卫立煌坐视四平易手而始终未敢出援。

    四平攻坚之前，驻守吉林的国民党六十军深恐遭到围歼，于3月9日放弃吉林，一路狂奔撤往长春。东北民主联军兵不血刃，解放吉林。

    历时三个月的冬季作战，东北民主联军克服了冰雪严寒的困难，连续作战，共歼灭国民党军15.6万人，攻克城市17座，解放了10.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切断了北宁、中长铁路，将国民党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内，圆满地完成了预定作战的任务。

    1948年1月1日，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为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

 第247章

    原东北民主联军各总部，改称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后勤部。东北军区，下属原东满、西满、南满和北满各军区及所辖部队；东北野战军，则是由原民主联军九个步兵纵队、一个炮兵司令部和十余个独立师组成的机动作战部队。

    新改称的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由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任第一副政治委员，高岗、吕正操、周保中、萧劲光任副司令员，陈云、李富春任副政治委员，刘亚楼、武修权任参谋长，谭政任政治部主任。

    这绝不仅仅是一个部队称谓的改变，它标志着这支战略武装力量，经历了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踏上了光明与胜利的坦途。然而，在即将展开的与东北国民党军事集团作最后决战之前，这支力量还面临着许多陌生的问题。为此，东北野战军的主要领导人，在冬季作战结束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部队的巩固与建设上。1948年3月下旬，东北野战军总部在哈尔滨召开了一系列会议：师以上干部会议、野战军参谋工作会议、野战军后勤工作会议和先期召开的野战军政治工作会议等，对野战军的巩固、发展及任务作了部署与研究。

    4月11日，在东北野战军军事工作会议上，林彪正式提出了部队建设的“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方针。指出：我们所处的形势已经转变了，从被动转到主动，从防御转到进攻，从分散转到打成一片。我们的任务从前是怎样把根据地搞起来站住脚，现在则是怎样解放全东北。这种客观

    形势和任务的变化，就应引起我们各方面的变化。……军队的转变，由分散的作战到集中的作战，由不正规转到正规作战，并且由运动战转到攻坚战。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将成为今后的斗争形式。

    会议上，罗荣桓作了关于军队正规化建设的专题报告。罗荣桓与林彪，从红军时代的一军团到抗战时期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一直是搭档，彼此在各方面都比较了解与信任。他们各有自己的风格、特点与魅力，但又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林彪专务作战。其余事情一概不管。在双城，倒坐木椅，双肘伏在椅背上，面对满壁的军用地图，一坐半天，是他每日的功课。林彪在作战上算度很精，而对别的事，却很少过问，甚至身边的警卫擦枪走了火，子弹射向屋顶，这位总司令仍是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

    罗荣桓深知林彪的这一特点，并称之为“林总的重点主义”给予充分的谅解，主动承担了政治工作，训练、动员、后勤等领导工作。特别是当彭真离开东北局后，罗荣桓还担当起了党的领导工作。在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和东北野战军成长壮大，逐步走向正规化的路途中，罗荣桓付出了极大心血。

    在罗荣桓的领导和组织下，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在部队政治教育中普遍开展诉苦运动的训令，并于1947年8月6日《东北日报》发表了《部队教育的方向》的社论，进一步阐明了这一工作的重大意义：诉苦运动是部队教育工作一个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创造。这种群众性的诉苦证明，罪恶决不是单个地或偶然地发生的。大家来自山南海北，都受到同样的痛苦，都同样受冻受饿受辱挨打，这证明普天之下都存在着两种人，一种是压迫人的人，一种是受人压迫的人。

    前一种人经过各种线索的追寻，都归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就是他们的头子。后一种人经过各种事实证明，都归到共产党这里，共产党为人民办事，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领袖。

    要报仇雪恨，只有和共产党一起，大家联合起来打倒蒋介石。

    经过推广和引导，诉苦运动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中大规模开展起来。

    同年9月28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亲自修改并向全军批转了这一政治工作经验，于是，一场以“诉苦三查”（诉旧社会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给予劳动人民之苦、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核心的新式整军运动，在全国各战场的解放军部队中展开。

    1948年3月7日，毛泽东在《评西北大捷兼论解放军的新式整军运动》一文中指出：人民解放军用诉苦和三查方法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将使自己无敌于天下。

    的确，在黑土地上，东北人民解放军已经敢于称“无敌”了。因为，在强大有力政治工作鼓舞之下，东北野战军不仅越战越勇，而且是愈打愈大。

    到1948年7月，在罗荣桓的亲自组织下，东北人民解放军先后编组了二线兵团37万人，有力地保障了野战部队的兵员。

    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需要，林彪亲自主持了东北野战军的师以上干部军事会议，深入总结两年多来的作战经验，系统地提出若干军

    事原则。他认为：“胜利不仅是靠一时的指挥，而且靠事前事后的准备和建设。”运用战例，“特别注意用经验来教育的办法，战后检讨、战前讨论、想办法、好的坏的战例都要让大家知道。从经验中学习，是我们学习的根本方向”。

    这些战争实践，经过林彪罗荣桓等指挥员的理论思维而形成的军事原则是什么呢！林彪、罗荣桓及其他将领们在以往的作战中也多次强调过，主要是：“一点两面”的作战原则。这是在阻止国民党军长驱直入的过程中，林彪总结了“沙岭战斗”、“秀水河子战斗”正反两个战例的经验教训之后首先提出的。这点前面已有叙述。

    “三种情况三种打法”，这是根据不同敌人的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战法的原则。一种是敌人守，一种是敌人要退不退，一种是敌退，这是三种基本不同的情况。如果敌人守，就应经过正式的准备，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后再攻击；如果敌人要退不退，而我方准备好了再打敌人则会跑掉，而不准备就打又没有把握时，则应该将敌人围起来，等待我方准备好了再打；如果遇到敌人撤退，则要猛追，不要等待命令、不要怕部队少，也不要怕情况不清，追上了便是胜利。“三种情况三种打法”的原则，纠正了不少指挥员“打莽撞仗”

    的陋习，使情况的判断、处理和指挥决策更具科学性。

    “四组一队”的原则。

    随着战略进攻的展开，大规模的攻坚战频繁发生，于是，针对攻坚、“啃骨头”的作战原则便在战斗中应运而生。

    所谓四组，即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支援组等。组织四组一队，其核心是强调攻坚作战的分工合作，是对战斗的科学组织。此外，还有诸如“三三制”、“四快一慢”、“三猛战术”等等，这些产生于黑土地而又用之于黑土地的军事作战原则，使共产党的武装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由“土八路”

    转变为正规兵团，越打越精，越战越强。

    为实现大兵团、正规化建设的需要，必须加强指挥机关的建设和改进，东北野战军分别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政治工作会议、后勤工作会议，提高领率机关的科学工作效率。

    从春末到夏末，东北野战军展开了声势浩大的练兵运动。

    针对下一步攻势作战的目标，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提出“练好兵，打长春”的口号。长春，是国民党军在东北的战略据点之一，敌人在此设置重兵，以牵制东北野战军的作战力量。因此，东北野战军决心拔掉这颗钉子。

    这是一次空前规模的攻坚战战前练兵。阵地和工事，都是按长春布防情况设置的，部队按“四组一队”编配。白天，练射击、刺杀、投弹、冲锋、翻院墙、爬城；晚上，练夜行军和村落、街道攻防战斗。村头地尾，到处都挖掩体、交通壕，人人练捆炸药包、安雷管，接导火索。坡土地庙、烂房子、破与坎都成了“地堡”，爆炸的响声此起彼伏。怎样穿墙打洞、土墙怎么炸、石墙怎样掏，反复研究、演练。一些刚刚从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部队，得从头练起；一些打过硬仗却战绩不佳的部队，则重新补课，加紧练习。

    林彪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

    罗荣桓说：加强训练就是战斗力！在大练兵的高潮中，东北野战军又组建了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三个步兵纵队及炮兵纵队、铁道纵队。

    炮兵，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主要火力骨干和歼敌手段。1947年夏季攻势

    之前，东北民主联军的炮兵部队就已经具备了一定规模。转入战略进攻后，炮兵建设进入全面发展和提高阶段。在秋季和冬季攻势中，民主联军的炮兵边打边练，以战争为课堂，使自己迅速成长，进一步提高了火力突击的准确性和步炮协作水平。1948年8月，为了适应大兵团、正规化、攻坚作战的需要，东北野战军在炮兵司令部之下，成立了炮兵纵队。此时的东北野战军炮兵纵队，已经拥有：三个榴弹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二个摩托化高炮团等八个团的实力，成为一支令国民党军为之胆寒的打击力量。

    到举世闻名的辽沈决战之前，东北野战军已经拥有了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共70余万人的实力，沿着大兵团、正规化的道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五、战锦方为大问题蒋介石固守锦州之谜。南下北宁线之争。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卫立煌疑惑：“难道共军攻势提前了？”林彪犹豫：“准备了一桌饭，来了两桌客人，这饭怎么吃？”

 第248章

    一封电报扯出的是是非非。攻克锦州，关门打狗势成。国军精锐尽丧，廖耀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宁静的黑土地。

    1948年秋，在东北民主联军的一系列打击下，卫立煌集团已经是穷途来路，被围困在锦州、沈阳和长春三个互不相连的城市内。鉴于决战时机的成熟，已经由东北民主联军改编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的这支雄师劲旅，兴兵南下，出击北宁线，并以攻取锦州为契机，演化出了一场决定东北命运的大决战。

    1948年春季，与和煦的春风一同吹来的，是共产党武装在各个战场上频频报捷。

    4月22日，西北战场首传佳音：由彭德怀、张宗逊率领的西北野战军苦战一年，给胡宗南集团以沉重打击，收复延安。

    5月17日，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攻克晋中重镇临汾。

    6月11日，华东许世友、谭震林兵团解放孔子故里曲阜。

    7月6日，陈（毅）粟（裕）野战军发起睢杞战役，连下睢县、杞县，活捉国民党第七兵团司令官区寿年。

    7月16日，刘（伯承）邓（小平）野战军攻克襄阳，生俘国民党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康泽。

    经过两年的浴血奋战，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军已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并取得了全国战场上的主动权，战场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国民党军队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到365万人，且眼下能够用于前方作战的机动兵力只有170万；而国民党的老对手——共产党军队的数量，则由120万发展到280万人，并占据了四分之一以上的国土和拥有占全国总人数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资源雄厚。

    国民党的作战方针已由“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又由“全面防御”、“分区防御”变成以北平、西安、汉口、徐州、沈阳五大战略据点为支柱的“重点防御”。

    在东北，截止到1948年3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结束时，国民党军队已被歼灭了57万，蒋介石三易统帅，未能挽回颓势。卫立煌出任东北“剿总”司令官后，经过整顿，虽然手中还拥有4个兵团、14个军、44个师，共计55万人的实力，但已被东北野战军压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联的地区，陷入欲退难舍、固守无力的境地。

    卫立煌心中明白，手中的55万部队，都在不同程度上遭受过东北野战军的打击，其中有些是被歼后重新组建的。

    就连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的新一军、新六军，也伤痕累累，战斗力大为下降。

    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彼此孤立的战略据点内国民党军队，犹如三叶扁舟浮在茫茫大海之中，随时都有倾覆的危险。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林彪、罗荣桓麾下的百万雄师和占东北总面积97％的土地与86％以上的人口。

    实力的天平已完全倾向共产党军队一边，一场战略决战，将要在这块广

    袤的土地上展开。

    大战之前，一片宁静。

    在国民党东北“剿总”所在地沈阳，报纸仍在散布陈词滥调：“沉寂半年来之东北战局，最危急的时期已经过去！”“沈阳城防固若金汤，国军决不放弃东北！”

    然而，隐藏在这后面的，是蒋介石与卫立煌之间在东北战、守、撤战略问题上的深刻分歧。

    1948年春夏之交，国民党在东北的战事已经陷入严重的困境。当时，摆在蒋介石及南京政府国防部面前的，有两种可选择方案：一是继续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大据点，坚守东北；二是放弃东北，将数十万部队撤入关内。

    早在1948年3月初，驻华美军顾问团团长巴大维就向蒋介石提出过撤出东北的建议，敦促蒋介石利用东北人民解放军冬季攻势后期，沈阳、锦州间兵力较少的机会，“撤出满洲”。蒋介石的态度是：“今天的战略，不必要求作全面的控制，但必须守住几个重要的据点——如长春、沈阳和锦州——以象征我们国家力量的所在。”这样终于错过了撤出东北的机会。5月6日，东北“剿总”参谋长赵家骧、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第六军军长罗又伦等高级将领飞抵南京，聆听总裁面谕。蒋介石表示，决定以全力支援东北。

    6月间，蒋介石致电锦州守将范汉杰，令其死守锦州至山海关一线，而“东北之战略要求在于固守目前态势，使不再失一城一兵，即有利于关内作战。”

    直至8月初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军国防部军事检讨会上，蒋介石确定的方针仍是：固守东北，彻底集中兵力，确保辽东、热河，以巩固华北。

    其实，蒋介石也意识固守东北孤立据点的危险性。他在其一周反省录中写道：“东北新立屯与沟帮子各要点相继失陷，共匪紧逼锦州，沈阳形势更加孤立，国军若不积极出击，作破釜沉舟决心，则沈阳20万官兵皆成瓮中之鳖。”

    决计“固守”东北，蒋介石除政治原因外，还有其它原因：其一，蒋介石始终认为：“东北是华北的屏障，要保华北，必须确保东北”，“苟满洲失守，华北不保，南京亦将步其后”。相反，如能固守长春、沈阳、锦州几个战略据点，牵制住东北人民解放军，则有利于傅作义在华北作战。待关内形势好转，再增兵东北。

    其二，蒋在东北仍有55万兵马，固守几个孤立据点，他还是有信心的，认为东北野战军没有强大的炮火，也没有攻打重兵设防大城市的经验。

    但在如何固守东北问题上，蒋介石同卫立煌等东北将领发生了严重分歧。

    蒋介石曾允诺“支持卫立煌保全东北”。后来，他看到锦州有被袭取的危险，就敦促卫立煌打通沈阳至锦州铁路线。主张以周福成的第八兵团部指挥第五十三军和第二○七师守沈阳；将驻沈阳地区的主力第九兵团（辖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五十二军、第四十九军、第七十一军）由廖耀湘指挥移至锦州地区。

    然而，这一方案卫立煌及其手下高级将领大都不赞成。

    卫立煌认为，“沈阳只有一套本钱，合则能守能攻，分则攻守两不成”。

    当时东北野战军占领了锦州、沈阳之间的要隘沟邦子。由沈阳打向锦州，中

    间需经过辽河、新开河、绕阳河，部队极易被切断、分割包围，且道路已解冻泛浆，重武器和大部队难于通过。所以卫立煌主张固守沈阳，加紧整训，伺机出击，扭转战局。

    早在2月20日，蒋介石就派国防部作战厅长罗泽■、副厅长李树正携带撤出沈阳主力的方案征求卫立煌的意见。卫当即表示不赞成，并派郑洞国飞抵南京见蒋申述。而蒋则让郑洞国转告卫立煌，立即执行“打通沈锦线，将沈阳主力撤至锦州”的方案。

    2月25日，郑洞国返沈阳复命。

    当天，卫立煌即召集高级将领研讨蒋之方案。各将领几乎众口一词“集中兵力坚守沈阳”，不同意蒋的计划。卫立煌又派赵家骧、罗又伦飞赴南京再次向蒋面陈。

    直至4月初，蒋也没有说服卫，只好同意在东北暂时保持现状。

    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又督令卫立煌发动进攻，打通沈锦线。卫立煌还是按兵不动，再派赵家骧、廖耀湘、罗又伦到南京。

    直至1948年8月4日至6日的南京国民党军事检讨会，卫立煌仍然不肯挪窝。他认为：“一、判断东北共军将于10月发动攻势，重点在锦州，对沈阳则采取围困办法。二、不放弃打通沈锦线企图，但不能轻举妄动，须应付共军10月攻势。三、维持沈阳至10月底，以观时局进展，原则上不放弃该城，但避免作长春第二……”

    9月初，国民党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又提出一个新方案：放弃锦州，守锦西以西，拆除沈锦段铁路，将锦州兵力用于沈阳，打通营口海口，接长春部队回沈阳。这是一个经营口逐步撤出东北的计划。

    可是直到东北野战军大部队挥师南下，东北国民党军亦没有形成一个上下共识的作战方案。

    就在此时，东北野战军拉开了辽西大战的序幕。

    9月12日，战略决战的第一枪，首先在北宁铁路山海关至唐山段打响。

    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由建昌出发，奔袭山海关至滦县之敌。至9月17日，先后攻占了昌黎、北戴河等要点，切断了国民党军自华北增援东北的陆上通道。

    9月13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第九纵队由台安、北镇地区隐蔽南下，插入锦州、义县之间，切断了义县敌军逃跑退路，打了义县守军一个措手不及。

    随后，第八、第九纵队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逼锦州，将国民党东北“剿总”副司令官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及其所部15万兵马围得铁桶一般。

    范汉杰曾以数个师的兵力在空军掩护下，同东北野战军争夺锦州至义县的公路和锦州外围高地，结果大败而归。

    与此同时，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第五、第六、第十纵队和炮兵纵队也相继进入锦州以北地区。

    至此，东北野战军彻底切断了辽西走廊，将沿该通道部署的国民党军分隔于锦州、葫芦岛和秦皇岛以及山海关三个地区，并完成了对锦州守敌的包围。

    范汉杰惊诧：“共军来者不善！”

    卫立煌疑惑，难道预料中的10月攻势提前开始了？

 第249章

    9月30日，上午，双城镇。

    林彪、罗荣桓及其作战指挥和保障机构人员此刻正奔向双城车站，前往辽西。

    为迷惑敌人，装载林彪、罗荣桓和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的火车，没有直接南下，而是先往北走，经哈尔滨后又转向东南，驶向牡丹江。晚上10点多钟，列车突然转向西北，经昂昂溪南下。在这趟军列的第5号车厢内，林彪正对着地图沉思。与5号车厢连接的，是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罗荣桓的车厢。

    在一个多月前，为了适应东北大规模作战和下一步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央军委对东北解放军的领导进行了调整。8月14日，军委决定：东北军区和东北野战军正式分开，林彪任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司令员，罗荣桓任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委，刘亚楼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谭政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

    繁杂的大量地区性、事务性工作交给了高岗等东北军区领导，林彪等则移师辽西，专务作战。

    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南下，标志着国共两党在关东的决战，进入了“临界”状态。

    然而，这场大战的筹划与决策，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早在1948年的2月7日，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还未结束之前，毛泽东曾电示东北野战军：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二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县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

    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毛泽东提出的“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设想，提出了“争取全歼敌人进入东北的兵力”的任务。

    4月18日，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召开会议，林彪、罗荣桓、高岗、陈云、李富春、刘亚楼、谭政等讨论了东北作战的方针，决定：首先集中力量打长春，以解除后顾之忧。

    4月22日，中央军委及毛泽东复电，同意东北野战军先打长春的方案。

    为了组织长春方向的攻坚作战，组成了由萧劲光任司令员，萧华任政治委员，并以原辽东军区机关为第一前线指挥所机关。东北野战军决定，以七个纵队的兵力攻城，用两个纵队在四平以南阻敌，以三个纵队在沈阳附近牵制敌人，计划在十天至半个月内结束战斗。

    5月下旬，长春守军出城抢粮，遭到东北野战军的打击。随即，林彪决定乘虚而入，以两个纵队的兵力对长春发起试探性进攻。5月24、25日，东北野战军第一、第六纵队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争夺战，占领了长春西郊飞机场，消灭敌军两个团。由于投入兵力有限、伤亡过大，敌军防御工事坚固，东北野战军决定停止攻城。

    6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决定对长春采取慎重的“长围久困”方针，并在吉林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进行具体部署。吉林会议林彪未出席，会议由罗荣桓主持。

    会议决定，对长春采取“长围久困，展开政治攻势和经济攻势，使其粮弹俱困，人心动摇时再攻”的方针，并提出要发布“断绝敌人粮柴，禁止行

    人出入“的命令。

    会上，针对“禁止行人出入”问题，有人问：如果老百姓出城怎么办？

    刘亚楼不假思索地说：“那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此话一出，众将领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李作鹏和周纯全，顿时哄堂大笑。原来，这两员虎将在战争中都失去了一只眼，成为名符其实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罗荣桓示意大家安静，然后坚定地说：“对群众要收容、安置。”最后，会议决定，主要阵地不让任何人通过，至于其它方向，个别情况个别处理，缓冲地带要疏散。

    此时，长春已经成为一个碉堡林立、兵马聚集的战场。城外，东北野战军数个纵队铁壁合围，将各个关口隘道堵了个水泄不通。城内，国民党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率第六十军和新七军等部10万余众死守。

    尽管沈阳“剿总”每天派几架飞机空投下粮食，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林彪异常谨慎，迟迟夫发进攻长春的命令。

    7月间，东北局和东北军区再次讨论东北形势和东北野战军作战行动。

    认为，如果攻击长春一举全歼守敌没有把握，则对以后作战影响甚大；应待热河秋收和东北雨季结束后，即8月中旬时，以最大的主力开始南下作战为好。

    这个意见以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的名义发向中央军委。7月22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

    7月30日，军委又来电：“应当首先考虑对锦州、唐山作战”。经过反复酝酿，经中央军委批准，东北野战军把北上打长春的计划改变为南下北宁线作战，确定了打锦州的决心。

    改变作战方针后，东北野战军开始了一系列大战前的准备工作。

    8月14日，东北野战军与东北军区正式分开，野战军由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负责，随主力南下。29日，东北野战军以林、罗、刘、谭的名义发出南下作战的《政治动员指示》。指示强调：暂时放弃攻击长春，而以最大主力南下，向北宁线挺进，是为了坚决歼灭分散于北宁线上守备的敌人，切断与摧毁东北敌人与华北的联系，求得加速全东北解放早日到来。

    9月1日，东北野战军在原第一、第二前线指挥所机关的基础上，组建了东北野战军第一、第二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政治委员萧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政治委员黄克诚。为了适应新的作战任务，东北野战军将原有的东线、西线、北线三个后勤司令部改编为五个后勤分部，倾全力保障大部队的供给。

    罗荣桓亲自抓后勤工作。在很短的时间内，各分部就筹集到了3000万斤小米、10余万斤大米、数百吨油料和被服……东北野战军还动员了担架1.3万余副，大车3.6万余辆，组织了由省、专区、县负责人率领的火线参战民工9.6万人，加上后方支前的民工，总计达到160万。

    9月7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发电，指示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为了歼灭这些敌人，你们现在就应该准备使用主力于该线，而置长春、沈阳两敌于不顾，并准备在打锦州时歼灭可能由长、沈援锦之敌”。要他们做好打

    “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的决心”。东北野战军总部分别向各纵队、独立师下达了作战命令和动员指示，在北起长春、南至唐山的千里战线上，展开了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在北宁铁路线上，东北野战军以第二、第三、第四等六个纵队和三个独立师及一个骑兵师的兵力，长途奔袭，分别包围了北宁铁路线上锦州至唐山间各国民党军防守据点；在北线，以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执行继续围困长春的任务，并以一个纵队在开原地区准备阻击长春之敌突围和沈阳之敌北援；战线的中段，即沈阳地区，东北野战军以第五、第六、第十等四个纵队及一个骑兵师位于新民西北地区，监视沈阳之国民党军。作战命令下达后，东北野战军数十万大军如离弦之箭。执行长途奇袭的部队，夜行晓宿，封锁消息，分别采用铁路输送和徒步开进等运动方式，向预定战场开进。少数部队则担负战略佯动，大造声势地向长春方向前进，以迷惑敌人。

    9月12日，南下北宁线作战开始……

    至9月29日，东北野战军先后攻克了河北境内的昌黎、北戴河和辽宁省的绥中、兴城，切断了辽西走廊，将锦州义县的国民党守军包围。

    战事发展顺利！然而，头绪纷乱，喜中亦有忧。

    9月25日，林彪、刘亚楼得悉沈阳国民党军正用空运将第四十九军增援锦州，于是命令第八纵队用炮火控制、封锁锦州机场。哪知，26日八纵回电询问：“锦州有两个机场，东郊机场已几年未用，西郊机场正在使用，请示应封锁哪一个机场？”

    刘亚楼一看八纵电报勃然大怒。大骂一声“吃草的”！的确，八纵的这个电报是够“迷糊”的。刘亚楼改派九纵控制机场。两天后，第九纵队炮营轰击了西郊机场，击毁飞机五架，阻止了沈阳向锦州的空运增援。

    9月30日，毛泽东得悉此事后致电东北野战军：“歼敌两万，毁机5架，甚慰。望传令嘉奖。”同时，电文中也告诫林、罗、刘、谭，“大军作战，军令应加严”。

    鉴于战场情况瞬息万变，林彪下决心将指挥所迁到锦州前线。9月30日，林、罗、刘、谭率东北野战军司令部、政治部有关人员组成的前线指挥所，自双城乘火车转移。

    林彪、罗荣桓一行离开双城后，北上哈尔滨，又转向东南的牡丹江，至拉林站时，突然掉头北返，过三棵树江桥，由江北联络线转向滨洲铁路经昂昂溪南下。

    从昂昂溪往南，铁路线逐渐向作战区域延伸，为了保证东北野战军指挥机构安全顺利南下，担任运输司令的郭维城亲自打前站，在林、罗乘坐的专列前检查线路，并亲自乘坐铁道摩托车在前面开路。

    10月1日，东北野战军攻克义县，全歼守敌1万余人。

 第250章

    在战斗即将结束的时候，炮兵司令员朱瑞在深入前线观察义县县城突破口时，不幸踩中地雷牺牲。

    罗荣桓在途中得知朱瑞同志牺牲的消息，心情十分沉痛。红军时期，罗荣桓就同朱瑞在红一军团政治部工作过，八年抗战中，两人又在山东共事多年。特别是在东北的这三年中，朱瑞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殚精竭虑，日夜操劳，为组建和发展东北野战军的炮兵，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罗荣桓满怀深情对周围的同志说：“朱瑞同志懂得炮兵，他亲自组建部队，训练干部，

    对炮兵事业是有建树的。“罗荣桓专门发电报给在通辽的后勤部政委陈沂，嘱咐其迅速回哈尔滨协助安排料理朱瑞同志的丧事。

    10月2日，东北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专列夜行昼宿，走走停停，于清晨抵达郑家屯。

    在郑家屯以西的临时宿营地，前方指挥所人员正准备吃早饭的时候，值班参谋报告：“正东方向发现敌机一架。”

    刘亚楼果断地命令所有人员立即下车，就地分散隐蔽。

    这是一架国民党空军的侦察机，在空中盘旋了几圈后，便飞走了。

    “看来沈阳的卫立煌还在摸我们的底。”

    刘亚楼望着消失在天际的飞机，自言自语地说。

    “报告，一○三，是不是继续前进？”

    作战科长尹健的请示打断了刘亚楼的思考。

    “一○三”是参谋长刘亚楼的代号。为了保密，东北野战军的主要指挥员都编有代号，一般以代号相称。林彪是“一○一”，罗荣桓是“一○二”，谭政是“一○四”。

    刘亚楼回过身来，对作战科长说：“我已经请示过‘一○一’，他决定暂时不走，要机关人员在附近村落分散隐蔽防空。你告诉他们，架好电台后立即与军委和各纵队联络，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情况。”

    经过一番紧张的忙碌，列车车厢已经分成数段散置于好几条铁路支线上，机关人员则分散进入隐蔽位置。

    天渐渐黑下来。晚上10点钟，见还未发出行动的命令，作战科长尹健又去请示。

    刘亚楼小声对尹健说：“有新情况，要等军委回电”。接着，又补充一句：“告诉电台，注意收听军委来电！”

    原来，在辽西方向，情况发生了变化。

    9月下旬，东北野战军向锦州外围发起攻击后，卫立煌急调守备沈阳的第四十九军从空中增援锦州。9月29日，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炮轰机场，阻断了沈阳向锦州的援助。蒋介石得悉后，亲自飞往沈阳，决心拼死守锦州，打通北宁线。在蒋的严令督促下，驻沈阳的第九兵团等部组成西进兵团，由廖耀湘指挥，从新民地区南下，自东向西驰援锦州。与此同时，蒋介石又调山东第三十九军的两个师，北平傅作义指挥的六十二军、独立九十五师和第九十二军的二十一师，分别由烟台、秦皇岛、塘沽海运葫芦岛，会同据守锦西的第五十四军及暂编六十二师，共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由十七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由锦西北上，自西往东打，准备夹击进攻锦州的东北野战军部队。

    当日，中央军委急电东北野战军，将国民党军增兵锦西、葫芦岛的情况作了通报。

    机要秘书谭云鹏将刚译完的“军委通报”送给林彪，这位东北野战军总司令沉思良久，气氛紧张起来。

    一个戏剧性的情况发生了……

    本来，在酝酿主力南下作战时，林彪就疑虑重重，迟迟下不了决心。当时，林彪的主要顾虑是：主力部队南下，实行远距离奔袭作战，缺粮缺油，一旦出现华北傅作义与东北卫立煌两头夹击，那么，苦心经营的重装备将无

    法撤出战场。一旦失去了这些汽车、大炮和坦克，东北野战军的火力会大受影响，推迟东北决战胜利的时机。林彪终于拍板定案，挥师南下之后，在原订的攻打锦州预案中，因锦西、葫芦岛方向敌人兵力不大，林彪将注意力主要集中于沈阳方向。在兵力部署上，除了集中主力准备攻锦州外，将战斗力强的第五、第六和第十纵队摆在沈阳以西以北的彰武、新立屯、黑山、大虎山一线，准备迎击沈阳出援锦州的敌军。而在锦西、葫芦岛方向，只放了一个战斗力不算太强的第十一纵。

    然而，10月2日，蒋介石增兵葫芦岛，使驻守在锦西葫芦岛方向的国民党军兵力突然增至九个师，并且组成东进兵团，准备配合沈阳西出之敌，双向合击东北野战军，而眼下锦西、葫芦岛的国民党部队，距锦州仅50余公里，况且，两地之间有铁路、公路相联，其间无险可守。

    林彪沉思良久，唤来了机要秘书谭云鹏，口述一份在日后引起一连串是是非非的致中央军委的电报：得到新五军及九十五师海运葫芦岛的消息后，本晚我们在研究情况和考虑行动问题。

    估计攻锦州时，守敌八个师虽战力不强，但亦须相当时间才能完全解决战斗。在战斗未解决之前，敌必在锦西葫芦岛地区留下一两个师守备，抽出五十四军、九十五师等五六个师的兵力，采取集团行动向锦州推进。我阻援部队不一定能堵住该敌，则该敌可能与守敌会合。在两锦间敌阵地间隙不过五六十里，无隙可图。锦州如能迅速攻下，则仍以攻锦州为好，省得部队往返拖延时间。长春之敌数月来经我围困，我已收容逃兵1.8万人左右，外围战斗歼敌5000余。估计长春守敌现约8万人，士气必甚低。我军经数月整补，数量质量均大大加强，故目前如攻长春，则较6月间准备攻长春的把握大为增加。但须多迟延半月到20天时间。以上两个行动方案，我们正在考虑中。并请军委同时考虑与指示。

    林彪审阅电文后，于10月2日22时交机要电台，以特急电报发出。

    此时进攻锦州的部队仍按原部署继续向锦州推进。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的专列亦于深夜继续前开。

    10月3日清晨，罗荣桓和刘亚楼一同去找林彪。

    罗荣桓说道：“给军委的电报发出了？要考虑回师打长春？”林彪“嗯”

    了一声，说道：“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你说怎么办？”

    罗荣桓说：“我们也调整一下部署，把围困长春和监视沈阳方向的部队调一部分到锦西方向来，怎么样？”

    林彪说：“援兵不止西面这一头，更大的是东南的那个廖耀湘兵团。如果锦州久攻不下，两头敌人上来，这个风险太大了。”罗荣桓说：“从战役本身看，风险确实很大。但从全局看，是战略上的需要，冒险是值得的。军委一贯的思想是打锦州。再说，几十万大军突然拉回去……”

    林彪从椅子上站起，来回踱着步，转过脸来问刘亚楼：“参谋长的意见哪？”

    刘亚楼肯定地回答：“还是应该打锦州！”

    林彪思考片刻之后，唤来了谭云鹏，亲自交待：马上去机要处查一下，看昨晚那份电报发走没有，如果尚未发出，就扣下不发；如已发出，是否向中央机要局申明此电作废。

    谭云鹏一溜小跑，直奔机要处。一查，因为是特急电报，机要处早已随到随译随发了。

    西柏坡那边，中央机要局大概也已经译好电文并送给了毛泽东。要想申明作废，已不可能。

    谭云鹏如实汇报，林彪一句话也没说。

    三位领导人都沉默不语。

    最后，罗荣桓打破了沉默说：“为了补救，是否重新给军委发个电报，申明继续打锦州。好在上次电报也没说死，只是强调了傅作义部增援葫芦岛，正考虑是继续打锦州还是回师打长春。”

    林彪同意重新发一个电报，申明打锦州决心不变。对罗荣桓说：“电报是不是请你执笔？”

    罗荣桓客气地说：“好吧，大家凑。”

    于是，罗荣桓执笔开头，三个人，你一言，我一语，边议边写，很快便起草好了致中央军委的电报。

    10月3日上午9时，这份电报由机要秘书送机要处发出，重申了攻锦决心和部署：（一）我们拟仍攻锦州。只要我们经过充分准备，然后发起总攻，仍有歼灭锦敌之可能，至少能歼敌之一部或大部。目前如回头攻长春，则太费时间，即令不攻长春，该敌亦必自动突围，我能收复长春，并能歼敌一部。

    （二）我们拟采取如下的布置：以四纵和十一纵全部及热河两个独立师对付锦西葫芦岛方面之敌；以一、二、三、七、八、九共六个纵队攻锦州；以五、六、十、十二共四个纵队对付沈阳增援之敌；以大、小、新、老九个独立师，对付长春突围之敌。

    ……

    电报发出后，林彪、罗荣桓一行已经到达彰武以北的冯家窝棚。

    西柏坡的中央机要局收到罗荣桓起草的第二份电报时，已是3日晚20时15分。再译成电文，抄送毛泽东那里，已是4日凌晨1时30分。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收到林彪的第一份电报，并于3日的17时和19时连续发出两封措词严厉的电报。

    在第一份电报中，毛泽东不客气地指出：（一）你们应利用长春之敌尚未出动，沈阳之敌不敢单独援锦的目前紧要时机，集中主力，迅速打下锦州，对此计划不应再改……在五个月前（即4、5月间）长春之敌本来好打，你们不敢打；在两个月前（即7月间），长春之敌同样好打，你们又不敢打。现在攻锦部署业已完毕，锦西、滦县线之第八第九两军亦已调走，你们却又因新五军从山海关、九十三师从天津调至葫芦岛一项并不很大的敌情变化，又不敢打锦州，又想回去打长春，我们认为这是很不妥当的。

 第251章

    （二）你们指挥所现在何处？你们指挥所木应在部队运动之先（即8月初旬），即到锦州地区，早日部署攻锦。现在部队到达为时甚久，你们尚未到达。望你们迅速移至锦州前线，部署攻锦，以期迅速攻克锦州。迁延过久，你们有处于被动地位之危险。

    毛泽东意犹未尽，又起草并发出了第二份电报，再次讲明了打锦州的重要意义和理由：

    我们再考虑你们的攻击方向问题，我们坚持地认为你们完全不应该动摇既定方针，丢了锦州不打，去打长春。在电报中，毛泽东分析道：假定你们改变方针，打下了长春，你们下一步还是要打两锦。那时，第一，两锦敌军不但决不会减少，还可能增加一部，这样将增加你们打两锦的困难。第二，目前沈阳之敌因为有长春存在，不敢特长春置之不顾而专力援锦，你们可利用长春敌人的存在……牵制全部、至少一部分沈阳之敌。如你们先打下长春，下一步打两锦时，不但两锦情况变得较现在更难打些，而且沈阳之敌可能倾巢援锦，对于你们攻锦及打援的威胁将较现时为大。

    因此，我们不赞成你们再改计划，而认为你们应集中精力，力争于10天内外攻取锦州，并集中必要力量与攻锦州同时歼灭由锦西来援之敌4至5个师。只要打下锦州，你们就有了战役上的主动权，而打下长春并不能帮助你们取得主动，反而将增加你们下一步的困难。

    10月4日凌晨，毛泽东收到罗荣桓拟稿的第二份电报后，才松了一口气，于旱6时复电表示：你们决心攻锦州，甚好，甚慰……在此以前我们和你们之间的一切不同意见，现在都没有了。

    10月5日，林彪、罗荣桓一行自阜新换乘汽车到达锦州西北20余公里的牤牛屯，设立了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经过慎密侦察，东北野战军确定了攻锦计划：第一步，扫清外围据点，接近城垣；第二步，南北对进，实施向心突击。10月9日晨，锦州外围争夺战开始。

    东北野战军第七和第九纵队攻占城南炮台山、双山子、罕王殿山、朝阳堡，将女儿河南岸守敌肃清。

    10日，八纵攻占城东大小紫荆山、百官屯，11日，攻占北大营、八家子，一直打到锦州城东关。

    12日至13日，第二和第三纵队在城北攻占合成燃料厂、团管区、师管区、配水池和大疙瘩，逼近城垣。

    经过国民党守军两年多时间的苦心经营，锦州的城防工事已构成环城纵深防御体系。

    在攻克外围防御地带的战斗中，东北野战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其中，攻打位于城北的配水池，便是一场恶战。

    配水池，位于锦州城北约两里处的一个高地上，高出地面六米多，是一个利用伪满时期钢筋水泥蓄水建筑改造成的防御支撑点，为进抵城垣的必经之途。

    以配水池为核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内，构筑有20多个永久和半永久性明碉暗堡，碉堡之间是密如蛛网的交通壕。坡下玉米地里，有一道宽深各3米的环形外壕。壕外，则是雷场、铁丝网。

    守卫配水池的是国民党暂二十二师一团二连，150余人，是清一色的老兵，枪打得准，有战斗经验。该连还配属一个重机枪连、一个战防炮排。战斗打响后，兵力增加到一个营。

    攻打配水他的，是三纵七师二十团的一营和三营。

    10月12日清早，攻打配水他的战斗开始，直至晚6时，这个城北防御支撑点才易手。在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争夺中，三纵连续发动进攻数十次。战

    斗结束后，一营清点人数时，600多人的营仅剩26人。

    外围战斗逐步逼向城垣，范汉杰召集兵团司令卢浚泉和各军长们研究对策，决定将守军撤到锦西，与侯镜如的东进兵团会合，然后再回师北上，与廖耀湘的西进兵团夹击位于锦州的东北野战军。

    12日，范汉杰把向锦西撤退的决定报告了卫立煌，卫立煌不同意。正在僵持之中，范汉杰收到蒋介石发来的急电：“锦州关系全局，请吾兄坚守待援。”

    锦州外围虽四面环山，但城垣脚下是大片开阔地，对进攻一方威胁极大。

    攻击纵队都各自挖了十多里长的交通壕，推进到锦州城下。锦州城完全裸露在东北野战军的兵马之下，成为林彪、罗荣桓的囊中之物。

    10月14日上午，经过几天激烈战斗的锦州外围忽然呈现出一片寂静，淡淡的雾蔼掺杂着缕缕硝烟，使这座古老的城垣显得那么幽远而神秘……

    10时整，林彪向刘亚楼点了点头。刘亚楼下达了命令：总攻开始！

    东北野战军的1000余门火炮率先开火，城塌堡飞，烟尘迷漫。

    东北野战军二纵、三纵和六纵十七师组成的北集团，在韩先楚、罗舜初的统一指挥下，由北向南实施突击；邓华、吴富善指挥七纵、九纵组成南集团，由南向北实施突击；八纵则部署在城东，担负由东向西的辅助突击任务。

    半个小时后，除八纵外，各突击集团分别从8个突破口冲入市区，与守敌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数小时的激战，彻底汀乱了范汉杰的防御体系。

    下午，范汉杰决定向锦西方向突围。先以暂编十八师向北猛攻，范汉杰与卢浚泉等将领则在特务团的护送下，从第六兵团司令部北面的坑道向东门转移。

    15日10时许，东北野战军攻占了第六兵团司令部，将残存敌人压缩至老城。至下午6时，二纵、七纵在老城胜利会师，全歼了残敌。正当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和谭政等为攻克锦州而谈笑风生之时，范汉杰、卢浚泉却落荒而逃。原来，范汉杰的突围计划没有成功。范脱下国军中将军服，化装潜逃，于16日下午，在锦州城南的谷家窝棚，被东北野战军俘虏。当日，在忙牛屯，林彪、罗荣桓接见了范汉杰。

    锦州的迅速攻克，得益于西东两线的阻击，尤其是西线的培山阻击战，更是关键之中的关键。

    塔山位于锦州以西40公里处，距锦西仅10余公里。此处名曰山，实则仅为濒临渤海的一片开阔地带，海拔50余米，无险可守。就在这无险可守的开阔地带，第四纵队筑起了一条塔山防线，抗击着九个师的国民党军东进兵团。下达任务时，林彪对纵队司令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说：“守住塔山，胜利就抓住了一半。告诉你，塔山必须守住！拿不下锦州，军委唯我是问，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唯你是问，要你的脑袋！”

    从10月10日开始，四纵在塔山恶战六个昼夜，每日击退国民党军三至五个师的轮番攻击，阵地屹立不动。

    10月13日，蒋介石乘坐“重庆号”巡洋舰亲临塔山附近海面，下达死命令：“限于明日黄昏前攻下塔山，否则，军法从事。”

    14日，国民党军对塔山的攻击更为猛烈。从北平机场起飞的b—24型轰

    炸机将一颗颗重磅炸弹扔向塔山：“重庆号”巡洋舰上的大口径火炮也参加了轰击；从华北调去的独立第九十五师，团长、营长带头，一波又一波涌向四纵的前沿阵地。连四纵的老兵也感到惊诧：国民党军会有这种劲头？

    15日，侯镜如集中五个师轮番攻击，战至下午，当锦州方向炮声沉寂后，这位东进兵团的司令官亦感到大势已去了。16日，蒋介石从北平乘机又一次亲抵葫芦岛，等待他的是：“锦州陷落、范汉杰下落不明”的消息。蒋介石痛骂进攻塔山的五十四军军长阙汉骞。

    18日，蒋介石携杜聿明飞往沈阳。此次一是要撤卫立煌换杜聿明，二是仍要东西对进，攻占锦州。

    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强令部属攻打锦州，使国民党在东北的最后一点力量终于葬送在辽西。

    10月15日，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长春国民党守军完全处于绝境。

    16日，蒋介石向长春空投手令，命郑洞国率部突围。17日深夜，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领所部三个师2.6万余人悄然撤出防区，将长春市区东半部完整地交给了东北野战军。六十军起义后，新七军防线一片混乱，李涛魂不守舍，郑洞国惶惶不安。

    10月18日，曾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给曾就学于黄埔一期的郑洞国写了一封信，劝其弃暗投明。周恩来在信中说：欣闻曾泽生军长已率部起义，兄亦在考虑中。目前，全国胜负之局已定……兄今孤处危城，人心士气久已背离，蒋介石纵数令兄部突围，但已遭解放军重重包围，何能逃脱。……

    望兄回念当年黄埔之革命初衷，毅然重举反帝反封建大旗，率领长春全部守军，宣布反姜反蒋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

    面对现实，郑洞国万念俱灰，无可奈何地叹道：“哎！辛苦遭逢起一经，万事皆休，任它去吧！”

    10月19日，郑洞国让报务员打开电台，与南京作了最后的“诀别”，命身边警卫部队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好让南京从电波中听到他最后抗争的“壮烈”场面。然后，郑洞国率领他的兵团部和直属部队，走出了堡垒般的中央银行大楼，宣布投降。新七军也宣布投降。

    蒋介石再次飞临沈阳，命令徘徊于彰武一线的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收复锦州；命第五十二军迅速南下，抢占营口，预留一条海上逃生之路；宣布杜聿明为东北“剿总”副司令兼冀热辽边区司令，统一指挥葫芦岛和彰武的廖耀湘兵团，东西对进，夹击东北野战军。

 第252章

    攻下锦州和解放长春后，东北野战军原准备继续南下，打葫芦岛之敌。

    可是，没曾想到蒋介石会如此“不识时务”，督令廖耀湘兵团坚持西进。于是，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当机立断，将攻锦主力转用于围歼廖耀湘兵团，并上报军委。

    10月19日，中央军委在两次电报指示中指出：如果在长春事件之后，蒋介石、卫立煌仍不变更锦葫、沈阳两路向你们寻战的方针，那就是很有利的。在此种情形下，你们采取诱敌深入，打大歼灭战的方针，甚为正确。

    堵住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任务落在处于该敌侧后的第六纵队身上。林

    彪迅速向第六纵队司令黄永胜发去特急电报，令其率六纵以强行军的速度从彰武插至新民以西地区，坚决堵死廖耀湘兵团的东逃退路。同时，命令原攻打锦州的一、三、八、七和九纵，自24日分三路北上，准备围歼廖耀湘兵团于辽西。

    为了麻痹敌人，东北野战军还通过新华社发了一篇报导，详细介绍攻锦部队在锦州召开祝捷大会、经验总结会和军民联欢会的盛况，描述得维妙维肖，好像真有其事的样子。实际上，主力部队则轻装北上，迅即扑向廖耀湘兵团。

    一切布置就绪之后，林彪、刘亚楼专候在锦州的指挥所内，等待着黄永胜的消息。可是，一天一夜过去了，不但不知六纵是否堵住了廖耀湘，连六纵本身也不知去向。

    25日下午，林彪的司令部上上下下心急如火。

    午夜，一份被破译的卫立煌致廖耀湘的电报送到了机要秘书谭云鹏处。

    谭云鹏眼睛一亮，原来廖耀湘没有跑，仍滞留在黑山、大虎山和北镇一带！

    谭云鹏觉得事关重大，需要报告已经睡下了的林彪。

    看到谭秘书进来，林彪问：“么子事？”

    谭云鹏按捺住兴奋的心情，对林彪说：“廖耀湘没有跑掉，还在辽西！”

    “嗯？”林彪不动声色，示意他继续讲下去。谭云鹏便把截获并破译之东北“剿总”的电报念了一遍。念完电报抬头一看，见林彪无动于衷。谭云鹏决定把电报再念一遍。

    可是，当他把电文又认真清楚地念完一遍后，林彪仍一气不吭，在床上静躺着。

    谭云鹏便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刚回到办公室，刘亚楼便打来电话，着急地询问：“刚才卫立煌那份电报你看了没有？是否送给了一○一？他看了以后怎么说？”

    谭云鹏将刚才那一幕如实汇报给刘亚楼。刘亚楼在电话中严肃地说：“谭秘书，你再会给一○一讲一下，这可是军机大事，耽误不得的呀！”

    谭云鹏便对刘亚楼说：“我已尽了最大的努力了，我们当秘书的实在是不好办啊！是否请参谋长亲自来一下？”

    电话中，刘亚楼略为一顿，然后说：“参谋长去就更不好。你们当秘书的，天天泡在首长身边，说话办事深一点浅一点都关系不大，还是你去合适。”

    谭云鹏决心向林彪第三次宣读卫立煌的电报。

    一进林彪的住房，林彪便问：“是谭秘书吗？又有么子事？”

    谭云鹏小心地说：“刚才那份电报，可能是我没有说清楚。我回去以后，又仔细看了一遍，并重新查对了地图。我认为廖耀湘没有跑，怕耽误大事，所以想给你再念一遍。”

    说完这段开场白后，谭云鹏准备着林彪不耐烦。试想，为一份十分简单的电报，秘书三番两次半夜闯入首长住室，罗罗嗦嗦的，有谁不烦？

    然而，对于秘书的这个“非分”举动，林彪居然没有吭气，也就是说默许了。于是，谭云鹏又把电报读了一遍。这已经是一小时之内的第三遍了。

    林彪仍不置一词。这时，谭云鹏大着胆子对林彪说：“看来廖耀湘还在黑山、大虎山、北镇一带，真的还没跑，首长是否要发报？”

    说罢，谭云鹏打开电报夹，准备记录林彪口述的电报内容。

    此时，林彪已经披衣起床，在屋内踱来踱去。沉思了一会儿后，终于开口了：“谭秘书，记录。命令：第一、二和三纵隐蔽进抵北镇及其以北以东地区……

    巨大的钳形包围圈开始向黑山、大虎山方向收缩。

    25日晨，东北野战军前线指挥所收到了第六纵队发来的电报。电文说，该纵第十六师已经先期占领了新民以西的厉家窝铺车站，正构筑工事，廖耀湘兵团的部队便蜂拥而来，拼命向沈阳方向逃窜。阻击战斗打得十分激烈，六纵十六师伤亡很大，但后续第十七师也进入阻击阵地。黄永胜表示，六纵将不惜任何代价，坚决堵死廖耀湘兵团的东逃之路，以待兄弟部队到达后共同围歼。电文中也解释了他们之所以一天一夜没有同总部联系，是怕把廖耀湘放跑了，部队全部强行军，走了一段，为了减轻战士负担，加快行军速度，干脆把背包和干粮袋都扔了，战士只携带枪支、弹药，有的战士都跑得吐血，20多个钟头，根本没有休息，没有埋锅做饭。所以，也没有来得及架设电台联系。

    看完六纵发来的电报，林彪微笑着说：“这个黄永胜，动作还蛮快！不过，不报告情况可不行。”

    当天下午，刘亚楼与林彪、罗荣桓兴致都很高，抓住了廖耀湘，胜利就拿到了一半。

    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全线出击，在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对敌展开了大规模围歼战。由于六纵已经先敌插至北宁线上的厉家窝铺，堵住了廖耀湘回窜沈阳之路；三纵一部勇猛插入敌人纵深，打掉了廖耀湘的兵团部，使其失去统一指挥，陷入混乱。至28日，在东北野战军各纵队的穿插、分割和围歼下，廖耀湘兵团的5个军部12个整师共10万余人悉数被歼。兵团司令官廖耀湘及军长向凤武、郑廷笈等被俘。

    10月30日，东北“剿总”司令官卫立煌见大势已去，遂将指挥权交与驻守沈阳的第八兵团司令周福成，自己则远走高飞。周福成属东北军张学良旧部，长期受蒋介石的歧视。卫立煌走后，周福成不思改弦更张、弃暗投明，却捧着蒋介石发来的“死守沈阳”的电令，表示要“不负蒋委员长重托，决心与共产党拼个你死我活。”

    11月1日，东北野战军一、二、十二纵队向沈阳发起总攻，国民党第二○七师全部被歼，拒不投降的周福成被生俘。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宣告解放。

    11月2日，东北野战军攻占营口。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部和一个整师乘船逃走。毛泽东在电报中批评东北野战军领导，“这是一个不小的失着。”

    11月9日，随着锦西、葫芦岛的最后解放，东北全境获得新生。连年战乱不断的黑土地上，终于宁静了。

    六、铁流出关泻千里毛泽东腾出一只铁拳，蒋介石破绽百出。围北平、克天津，刘亚楼立下军令状；迸古都、定中原，两人杰同说李自成。大迂回、大包围，解放军张开遮天冈。“小诸葛”设计保天下，丢了地盘没了兵。红旗插上海南岛：败军无勇又无谋，大铁船碰不过小木船。往事不随烟。

    东北全境的解放，使得中国共产党手中拥有了一个资源雄厚的战略区，毛泽东麾下掌握了一支实力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极大地改变了国共双方军事斗争的力量对比。1949年3月，在胜利结束平津战役后，奉中央军委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后，第四野战军挥师南下，定中原、战两广，入川东、出滇南，将胜利的旗帜插上了海南岛。

    1948年11月8日，国民党第五十四军和独立九十五师从锦西、葫芦岛仓皇撤走，东北野战军收复锦、葫，标志着辽沈战役尘埃甫定。

    在这场决定东北命运的秋季大决战中，东北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军1个“剿总”司令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66个整师，共计47万余人。除卫立煌、赵家嚷在沈阳失守前乘飞机逃走外，其余一干将领，包括“剿总”副司令郑洞国、范汉杰和兵团司令廖耀湘、卢浚泉等，全部进了东北野战军的俘虏营。

    东北的解放，使国共两党军事斗争形势进入了一个新转折。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超过了国民党军，而且在数量上也开始占据优势。国民党军的总兵力，由战役前的365万人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280万人上升到300万人。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毛泽东称这一转折“是中国革命的成功和中国和平的实现已经迫近的标志”。

    此时此刻，在滹沱河畔的西柏坡，毛泽东正领导着他的战略统帅部运筹帷幄、准备抓住这一有利时机，给蒋家王朝以新的更沉重的打击。

    东北的解放，使中国共产党具有了一支百万人的战略预备队。这支预备队包括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和十余个独立师。同时也使中国共产党掌握了得以进行战略决战的雄厚的战争资源，为即将展开的新攻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早在东北决战方兴未艾之际，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就已经调动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60万大军，在东起江苏海州，西至河南商丘，南自安徽境内的淮河两岸，北到山东临城，纵横千里的广阔战场上，迂回穿插，将国民党徐州“剿总”的数十万军队分割开来，团团围住。

    规模空前的淮海大战即将揭开序幕。

    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还把目光投向华北战场，开始筹划消灭华北傅作义集团的平津战役。

 第253章

    位居平、津、张地区的华北“剿总”傅作义集团，原来的处境较安全，东有卫立煌集团，南有徐州“剿总”刘峙集团，且拥有60多万人的作战部队，尚能自保。

    辽沈战役期间，华北“剿总”还暗中调兵遣将，准备偷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和华北人民政府所在地石家庄。结果，损兵折将，大败而归。

    卫立煌集团全军覆没，刘峙集团遭围困后，傅作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到，东北野战军连续作战50多天，现已非常疲劳，决定限期休整，养精蓄锐，入关决战。

    根据这一战略部署，中央军委曾于1948年10月底，即东北野战军攻克沈阳之前，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告知：东北主力除四纵、十一纵等部即行南下外，其余在沈营线战斗结束后，约子12月上旬或中旬开始出动，攻击平津一带，准备于战争的第三年下半年，即明年1月至6月期间，协同华北力量歼灭傅作义主力，夺取平津及北宁、平绥、平承、平保各线，完成东北与华北的统一，以便于战争第四年的第一季，即明年秋季，即有可能以主力向长江流域出动，并使政治协商会议能于明年夏季在北平开会。

    11月5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休整期间，罗荣桓主持了东北野战军关于秋季攻势作战的总结工作。他起草了给中央军委的《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槁。这是人民军队历史上最大胜利的总结稿，也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总结了攻打锦州前的那段历史教训。总结中说：……后由蒋介石飞沈亲自指挥，从华北抽调独九十五师、六十二军全部、九十二军之二十一师陆续经海运葫芦岛登陆，加上锦葫原有之四个师共计九个师，企图由锦西向北驰援锦州，这曾使我们攻击锦州之决心一度发生顾虑。因为锦西敌人防御阵地前沿与锦州敌人防守飞机场及女儿河之线相距不过30里，锦西敌人向我塔山攻击时并可取得海军之配合；同时还由于我们正在前进途中，对锦州外围及其纵深之工事强度还不很清楚，我们攻击锦州之部署又还未完全就绪；三纵及五师刚攻克义县还未南下；从长春以南赶调上来之六纵十七师及坦克部队还落在我们后面等等，因而曾发生疑问。但这一过程共两三小时即确定仍坚持原来之决心不变……“

    罗荣桓将拟就的报告初稿送给林彪，认真地说：“一○一，报告中写进了我们在打锦州问题上曾一度犹豫，后来又纠正了。你看怎么样？”

    林彪看了看这段文字，一声未吭，出门而去。

    后来，这份东北野战军《九、十两月份作战情况综合报告》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的名义上报军委。

    1948年11月6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休整之际，在徐州以东方向，华东野战军开始围歼黄伯韬兵团，中原野战军亦发起攻击，屏障南京的国民党徐州“剿总”乱作一团。

    淮海大战在徐州方向打响后，傅作义集团被夹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华北、华东、中原四大野战军之间，战略上呈孤立态势。有鉴于此，蒋介石数度考虑将傅作义集团南撤，傅作义则考虑西退绥远。

    中央军委认为，将傅作义集团抑留在平津地区，对整个战局最为有利。

    斟酌再三，中央军委确定了抑留傅作义集团于平津张塘地区就地解决的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命令华北部队的杨成武、李井泉兵团撤围归绥，将所部三个纵队部署于绥东地区，阻止傅作义部队向归绥撤退；急电围攻山西太原的华北徐向前、周士第兵团，停止攻击太原，以免促成傅作义下决心逃跑；鉴于华北部队兵力不敷使用，急调东北第四、第十一纵队组成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先期入关，隐蔽集结于北平附近待命。

    可是，仅仅凭这么一点儿部队，很难羁绊住华北国民党军的60万人马。

    傅作义无论往南或往西逃跑，就地解决傅作义集团的战略方针都无法实施。

    11月16日，中央军委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考虑动用东北野战军，尽早入关，包围天津、塘沽、唐山，以截断傅作义部海上逃跑通道。

    几天来，西柏坡与沈阳间电波往返，频度不亚于打锦州之前。

    军委、毛泽东电询林彪、罗荣桓、刘亚楼：你们认真考虑：是以提前进关为好？还是按原计划休整，然后进关为好？

    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则如实秉告：东北主力提早入关困难，请军委慎重决策入关时间。

    仓促入关许多问题不好解决。仅先期入关之四纵和十一纵，在入关数天之内就有干余新兵逃亡，这说明思想动员工作的难度。当时大批东北籍新兵非常不情愿离开那片黑土地。

    中央军委、毛泽东和东北野战军领导，就“先期”入关和“按原计划”

    入关讨论继续之际，徐州方向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的攻势正频频得手。傅作义已经坐不住了，华北集团撤逃随时都可能发生。

    周恩来提出：“要尽最大的力量去阻止傅作义撤逃，丧失时机，我们就要犯历史错误！”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毛泽东果断决定：东北野战军立即结束休整，提前行动！

    11月18日晚6时，毛泽东签发了中央军委致东北野战军的紧急电令：望你们立即令各纵队以一二天时间完成出发准备，于21日或22日全军或至少八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便逃跑并争取中央军不战投降。

    电报还要求林彪、罗荣桓先行出发，到冀东实施指挥。东北野战军机要科译出军委命令时已是深夜。机要人员不敢怠慢，迅速将电报呈送林彪、罗荣桓和刘亚楼。

    几位领导人脸色严峻。

    罗荣桓首先说：“命令是来得急了些，给我们造成较大的困难。但是，军委也是从华北决战的全局出发。我们必须服从战略全局，立即停止休整，再大的困难也要克服，遵令入关。”

    林彪道：“当然，军委的命令必须执行。现在的关键是看这铺开的摊子如何迅速收拢？”

    刘亚楼提议：“休整计划立即停止执行，没有来得及补充的新兵一概暂不补充，计划调出受训的学员停止调出，没有来得及调整的武器装备也暂不调整，两个伤亡最大的师暂时留下，这样可以争取按时出发。”

    罗荣桓补充说：“政工会议也立即结束，我明天作个动员，让各纵队领导立即赶回去。只是部队的思想动员在出发之前来不及进行了，只好放在行军途中，边动员边开进！”

    林彪点了一下头：“就这样，马上报告军委，我们决遵来电于22日出发，详细部署另电告。”

    11月19日上午，原在沈阳召开的东北野战军政工会议，改成了紧急入关的动员会。

    11月21日，中央军委又来电报，指示东北野战军于23日出发。

    11月23日，即八路军、新四军为开辟东北根据地而匆匆出关的三年之后，东北野战军的80万大军，战尘未洗，马鞍未卸，便告别了白山黑水和关东父老，开始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入关大进军。1948年11月23日，东北野战军开始了向华北的进军。

    北路，第五、六纵队和特种兵纵队，经义县、沈家台、建昌、汤道河、喜峰口入关；南路，第三、七、八、九、十纵队，经锦州、江家屯、双山子、青龙、冷口入关；第一、二、十二纵队跟进于后。

    为了不过早地暴露企图，东北野战军夜行晓宿，步兵、骑兵、工兵、坦克兵、汽车部队和野战医院及男女民工，在夜色的笼罩下，越过风沙漫卷的漠北地区，秘密向华北挺进。

    新华社、东北各广播电台，按照中央军委的统一部署，继续播发东北野战军在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的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制造东北野战军仍处于休整状态的假象，迷惑敌人。11月30日，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谭政率领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乘火车由沈阳出发。在锦州，林彪、罗荣桓一行换乘吉普车，途经义县、朝阳、平泉、承德，从喜峰口入关，至遵化、蓟县一带。次日上午，林彪命令白天开进。东北野战军机关和直属部队分乘70余辆大中小各型汽车在冀东的大地上奔驰，蔚为壮观。第二天下午，东北野战军指挥机关超过其先头部队，抵达河北蓟县孟家楼村。此处离县城有十公里，距北平、天津、唐山三大城市各90公里，是一个比较适合作战指挥的中间地带。野战军指挥所就设在村中一家大院内。

    林彪、罗荣桓下车后，顾不上休息，马上进入刘亚楼刚刚铺开摊子的作战室，了解情况。

    林彪走向东墙上挂着的地图，问道：“各纵队今天都到达了什么位置？”

    刘亚楼道：“五纵进蓟县，三纵至丰润，十纵抵迁安，九纵到达建昌营，六纵入喜峰口，特种兵纵队至绥中，七纵到锦州，一纵、二纵和十二纵分别到达朝阳、黑山、新民。”

    林彪稍作考虑，用手指着地图说：“随后跟进的第一、二、十二纵不必再绕行冷口，可以取捷径走山海关，争取时间，直插天津、塘沽。”

    一听这话，刘亚楼怔了一下：“林总，军委可是要求我们隐蔽企图，秘密入关！”

    “山海关以北山地及平泉到遵化的路上，人烟稀少，连日来我们这么多的部队长途行军南下，敌人日夜派出飞机侦察，我先头部队正在敌前展开，现在已无什么秘密可言。”

 第254章

    说完，林彪用征询的目光瞧着罗荣桓。

    罗荣桓表示同意：“我看可以，现在的关键是争取以最快的速度入关，将傅作义部东逃的希望堵死。不过，此事需要向军委报告一下。”

    接到东北野战军总部迅速开进的电报后，各纵队放弃隐蔽企图，昼夜疾进。在古老而逶迤的长城沿线上，沿喜峰口、冷口和山海关，三路大军汹涌前进。汽车、马车牵引着数不清的山炮、野炮、榴弹炮，还有威武雄壮的坦

    克部队，烟尘滚滚，遮天蔽日，径直往关内开来。

    在东北野战军马不停蹄地向关内进军的同时，华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命令，打响了平津战役的第一枪。

    11月29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突然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先后在数天内占领了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沙岭子、怀安、柴沟堡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

    张家口地处北平西北，是平津地区通往绥远的咽喉，为傅作义西窜绥远的唯一通道。毛泽东的目的是截断傅作义部西逃退路，转移平津国民党军注意力，掩护东北野战军迅速入关，隔断平津守敌东逃之路。

    东北国民党军覆灭之后，蒋介石考虑放弃平津，将华北“剿总”的60万人马调往东南。11月上旬召开的南京最高紧急军事会议上，蒋介石以封傅作义为东南军政长官为诱饵，建议傅率部南下。傅作义心怀戒心，不肯就范。

    几经协商，南京方面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方针。从11月中旬开始，傅作义将全部兵力60万收缩于北平、天津、张家口、唐山、塘沽等地，在长达1200余里的交通线上摆成了个一字长蛇阵。

    傅作义做了最坏的打算。他以北平为分界点，将嫡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西的平绥线上；将蒋系部队部署在北平以东的北宁线上。守则合，败则分。

    一旦时局不测，蒋的军队可东出塘沽，海运南下；自己则可经张家口退回绥远，偏安一隅。

    张家口被围，傅作义急令最精锐嫡系三十五军驰援。临行前，傅作义对军长郭景云说：“三十五军是我30年积储的精英，里边的一兵一卒，一枪一弹都凝聚有我的心血，甚至印有我的手迹。它是我的机动部队，我费了好大的劲才从美国盟邦那里弄来400多辆大道奇，全装备了你，你的武器也是最新式的。这支部队在我这里的地位，你是明白的。此次驰援张家口，速去速回，勿因小事滞留。祝你成功！”12月9日，傅作义的第三十五军被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包围于新保安。傅急调第十六军和一○四军大部前往救授，结果，这两个军也被东北野战军歼灭于康庄、怀来地区。

    直到此时，傅作义方大梦初醒：东北野战军入关了？！

    12月17日，第二、五和十一纵队包围北平：第六、十、一和华北第七纵队隔断了北平与天津间的联系；12月20日，八、九、七、十二纵和特种兵纵队主力，完成了对天津的包围。

    傅作义集团的一字长蛇阵被人民解放军腰斩成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段，已经陷入了首尾不能相顾，欲收收不拢，欲逃逃无路的困境。

    四面被围，傅作义考虑谈判，于12月中旬派《平明日报》社社长崔载之，前往平津前线司令部。

    这是一次纯属试探性的“谈判”，傅作义的代表提出组织“华北联合政府”、“保留傅作义部军队”的价码。

    平津前线司令部的代表刘亚楼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对于和平解决平津的基本原则以放下武器、解除武装为前提，绝不允许保存任何反动武装，

    更不允许建立什么华北联合政府。希望转告傅作义先生，拿出诚意来，及早作出起义决定。“12月22日，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攻克新保安，全歼三十五军，军长郭景云兵败自杀。

    12月23日，华北野战军第三兵团拿下张家口，全歼傅作义嫡系五个步兵师、二个骑兵旅，共5.6万人。

    在西线得手的同时，平津前线司令部将下一个攻击目标选在了天津。

    12月下旬，中央军委致电东北野战军领导，同意打天津方案。刘亚楼请缨，亲率五个纵队、22个师及两个炮兵师34万余人，转兵包围天津。

    天津位于海河岸边，是华北第一大商埠，此时已经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碉堡。国民党在此驻有两个整军十余个师共13万人，由傅作义亲信陈长捷任天津警备司令，总揽天津防务。陈长捷曾当面向傅作义夸下海口，天津的城防不比长春差，起码能守半年。

    1949年1月10日，刘亚楼赶往北平附近的通县宋庄，向总前委汇报作战部署和攻城准备情况。此时，平律前线司令部已由孟家楼移此，并根据中央的指示，组成了以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成员的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任书记，统一领导平津作战及战后一个时期的工作。

    当天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听了汇报后十分满意，决定于1月14日上午10时向天津守敌发起总攻。

    “好！就按这个方案上报军委。”林彪说。

    罗荣桓关切地询问道：“军委可是限令我们三天拿下天津，你说说看，需要用几天？”

    刘亚楼狡黠地眨了一下眼，略带微笑地回答：“我不好讲，请在坐的三位首长定夺。”

    “给他48个小时怎么样？”林彪说着以目光征询罗荣桓、聂荣臻的意见。两人表示同意。

    然而，刘亚楼却满有把握地伸出三个手指说：“要我说，30个小时的时间就够了！”

    刘亚楼此语，令在座的三位方面大员都吃了一惊，聂荣臻说：“军中无戏言喽！”

    刘亚楼这时才露出了他手中的底牌：“我与他陈长捷相比，兵力是三比一。另外，我手里还有他的最详细的布防图，可以说手到擒来！”

    “那好噢，我们就按30个小时上报军委。”在一旁的林彪不紧不慢他说道。

    一听此言，刘亚楼急了：“别、别、别，还是按3天报上去，我满打满算，按30个小时使用就是了。这叫留有余地。牛皮要等拿下天津再吹！”

    第二天，返回天津西南杨柳青指挥部后，刘亚楼精心设计了一个“骗局”。

    刘亚楼回来的当天下午，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派出四名代表打着白旗来到杨柳青，要求谈判。其实，陈谈判是假，刺探军情、拖延时间是真。

    刘亚楼让联络参谋通知对方：“刘总指挥正在路上，大约半个小时才能赶到。”

    刘亚楼却在处理完军务后从后门乘吉普车往天津以北发电厂方向绕了一圈，又在“谈判代表”的视线范围内，“风尘仆仆”地赶来。一下车，刘亚楼连声道歉：“对不起，对不起！我紧赶慢赶，还是未按时赶到，让诸位久等了。”

    谈判桌上，刘亚楼斩钉截铁地说：“我们的条件是：所有地区一律解放区化，所有军队一律解放军化，并不得迟于1月13日12时前放下武器，这是前提。否则，我军将干1月14日开始攻城！”

    送走陈长捷的“谈判代表”后，刘亚楼又将数十门重炮调到天津北面，对城北防御工事实施破坏性射击。

    天津城内陈长捷决心死战到底。他召集部下宣布：“近几天来，根据我谈判代表实地侦察和共军炮击征候，刘亚楼的指挥部设在天津以北的杨村或宜兴埠，共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六十二军军长林伟恃提醒陈长捷：“许多迹象表明，刘亚楼的指挥部在杨柳青，共军的主攻方向可能在西南面。”

    陈长捷满有把握地说：“侦察有误，侦察有误！我们可不能中了共军声东击西的诡计。”

    就这样，陈长捷将手中“王牌”一五一师，从金汤桥核心地区调往城北，加强北部防御。他万万没有料到，这正中刘亚楼下怀。北平方面也派出少将民事处长周北峰和燕京大学教授张东苏，第二次与解放军谈判。

    双方数度交锋，于1月上旬形成一个谈判纪要。纪要规定：傅作义所管辖的军队一律解放军化，所管辖的地区一律解放区化。在此前提下，起义人员一律不咎既往，所有被俘军官一律释放，傅作义及其总部和高级将领一律予以适当安排。

    上述条件同意与否，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规定：1月14日24时前为答复的最后期限。

    1949年1月14日上午，东北野战军发动了对天津的攻击，迫使傅作义及早迈出和平的一步。

    上午10时，对天津的总攻开始。上千门火炮同时开火，陈长捷这才领教了“共军”炮火的威力。

    上午11时，东北野战军5个纵队、22个师，从东、西、南三个方向，在40多辆坦克的引导下，从11个突破口杀入城内。

    一纵。是东北野战军一支劲旅。辽沈战役中担任预备队。此次争得由西向东突击的任务，战士们奋不顾身，直插市中心。

    由东向西实施突击的是八纵，总攻一小时后，便突破了天津守敌号称“永久性工事”的民权门。

    1月15日2时，即发起总攻14个小时后，担任主攻、实施东西对进的部队，胜利会师于金汤桥，“堡垒化”的天津被拦腰斩断。

    攻克天津之战，历时29个小时，歼敌13万，俘虏陈长捷以下国民党高级将领26名。

    天津解放！

 第255章

    捷报传至西柏坡，毛泽东对这次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创造了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的一种斗争方式——“天津方式”。

    毛泽东说：“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天津方式”，对促成北平的和平解放起了直接、关键的作用。

    就在发起天津战役的前一天，傅作义派出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周北峰第三

    次与中共谈判。在通县宋庄平津前线司令部里，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会见了傅作义的代表。

    会谈一开始，邓宝珊就问：“你们要打天津了？”

    林彪面无表情，不紧不慢地说：“我们已经下达了命令！”罗荣桓接着说：“鉴于部队已开始行动，这次谈判就不包括天津喽。”

    邓宝珊又问：“打天津，你们准备用多长时间？”

    林彪不屑一顾地从嘴里哼出两个字：“三天！”

    邓宝珊一怔，十分不服气地表示：“你们恐怕30天也打不下来。”

    聂荣臻则说：“30天打不下来就打半年，半年打不下来就打一年，非打下来不可！”

    15日下午，天津战役胜利结束。傅作义、邓宝珊目瞪口呆，谁能想，不到30个小时陈长捷就完了。

    次日，遵照毛泽东的意思，刘亚楼将被俘的陈长捷送到北平城郊，与邓宝珊相见。

    在凛冽的北风中，陈长捷凄楚地说道：“副总司令，回去告诉傅总司令，不要守了，天津的味道不好受啊！”

    1月21日，傅作义终于痛下决心，接受共产党方面提出的一切条件，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营垒，接受人民解放军和平整编。l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开进北平，接受城防任务，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就此落下帷幕。

    平津战役的胜利，使蒋介石集团丧失了在华北的最后一个战略集团，其覆灭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在司令员吴克华、政治委员莫文骅的率领下，作为人民解放军卫戍部队进入北平。时至正午，四纵哨兵登上景山制高点，接管了傅作义部队的最后一个哨位。这座千年文化古城终于避免了战火。

    2月3日，在市民倾城夹道的欢呼声中，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等野战军高级领导人健步走上前门箭楼，检阅入城部队。入城式结束后，按照总部的命令，东北野战军转入整训。林彪、罗荣桓合计着：为了庆祝平津解放，开阔干部的眼界，决定组织营以上干部轮流进城参观。内容是：游一次故宫、颐和园，看一场著名演员演出的京剧和一场电影，会一次餐。

    游皇家园林、看名角演戏，大家非常开心。会餐那天，气氛尤为热烈。

    开饭前，有人提议：是否可以喝点酒助兴？请示罗荣桓。罗荣桓回答：“今天可以喝一点。不过，有言在先，可不许喝醉。我还要给大家讲个故事。”

    酒过三巡之后，罗荣桓向部下讲了明末李自成进京的故事。他告诫部下，李自成失败的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罗荣桓在北平讲李自成，毛泽东在西柏坡讲李自成。

    3月25日，刘亚楼前往涿县迎接来自西柏坡的中央领导机关和毛泽东一行。

    一见面，毛泽东便握着刘亚楼的手，说：“呵，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刘亚楼一时未明白毛泽东“进京赶考”的意思，在一旁的周恩来副主席向刘亚楼解释道：“主席在离开西柏坡时说，我们进北平，是去接受考试的，共产党将要领导全国政权，这是一种新的考验，我们不能学李自成。”

    毛泽东的战略眼光，在淮海和平津战役结束之前就已在扫视江南。淮海战役一结束，2月11日，中央军委便作出决定：由指挥淮海战役的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五人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3月上旬，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央全会上，毛泽东向到会的中央委员们宣布：我们将要向长江以南进军，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为了适应协调作战和统一指挥的需要，按照中央军委1949年1月25日关于各野战军番号改由序数排列的决定，3月28日，东北野战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

    第四野战军下辖第十二、十二、十四、十五兵团。

    第十二兵团下辖由原第三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军、第八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五军和第九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六军；第十三兵团下辖由原第一纵队改称的第三十八军、第十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七军和第十二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九军；第十四兵团下辖由原第二纵队改称的第三十九军、第四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一军和第五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二军；第十五兵团下辖由原第六纵队改称的第四十三军、第七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四军和第十一纵队改称的第四十八军。

    在东北野战军统一整编的同时，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也分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第二和第三野战军。全军统一整编之后，第四野战军奉命沿平汉路南下，进抵河南、湖北，于长江北岸，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行动。此时，国民党政府放出“和谈”烟幕，准备通过谈判争取一个划江而治的结局。中国共产党则在北平同国民党政府代表进行谈判的同时，加紧了渡江作战的准备。

    3月底，全权指挥渡江作战的总前委制订了《京沪杭作战纲要》，决心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战法，分东、中、西三个突击集团，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之间实施渡江作战，首先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然后向纵深发展，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市，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

    由于渡江作战的主要目标是进攻和消灭位于长江下游南岸的汤恩伯集团，解放南京、上海等国民党统治的中心城市，因此，位于湖北、河南境内的第四野战军部队，主要担负佯动任务，占领武汉以北及其以东地区，以积极的行动牵制华中白崇禧集团，配合第二、第三野战军的渡江作战。

    随后，考虑到国共北平和平谈判国民党政府方面的最后签字时间，中央军委将渡江战役发起时间改为4月20日。

    4月20日20时，即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签字的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百万雄师发起了渡江作战。顿时，长江北岸，万炮齐发；长江江面上，千帆竟渡，国民党军苦心经营的所谓“立体防线”顷刻瓦解。

    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向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号召全军将士：

    “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

    本来，蒋介石将最后希望寄托于苦心经营的长江江防上。然而，在解放军百万大军牵其头，挟其尾，攻其中间的猛烈打击之下，自汉口以下长达2000余里的长江防线，同时崩溃。

    居于国民党长江防线之首的，是盘踞在武汉的白崇禧集团。

    按照渡江作战的统一部署，第四野战军之第十二兵团，在萧劲光率领下，于渡江作战发起之日，向白崇禧部在江北的汉川、孝感、黄陂、新洲地区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击作战，使白崇禧根本不敢有半点轻举妄动的念头。

    4月27日，萧劲光率四野十二兵团进抵长江北岸。此时，陈庚率二野四兵团兼程前进，向赣东北追歼逃敌，威胁白崇禧的侧后安全。鉴于这种形势，白崇禧惧怕被歼，遂采取避免与解放军作战的办法，干5月初开始收缩武汉外围的防务，俟机撤退。

    5月15日，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在武昌以南的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迫使白崇禧慌忙南撤。

    同日，四野十五兵团第四十三军在军长李作鹏率领下，于湖北团风与田家镇之间约200余里宽的江面上发起渡江作战。南岸守敌临阵举义，四十三军顺利渡过长江。16日，该军激战一天，攻占了黄石、鄂城、大冶、阳新，有力地配合了第二野战军在九江、南昌方面的战斗。

    5月17日，四野十二兵团第四十军在军长罗舜初的率领下，顺利解放了汉口、汉阳和武昌。

    华中重镇武汉解放后，中央军委任命谭政、陶铸为武汉军管会正、副主任，萧劲光任警备司令。

    5月下旬，已经就任四野第十四兵团司令员的刘亚楼，在北平办完了原职务移交工作，正准备南下率部作战之际，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通知，让他去毛泽东主席的住地，领受新的任务。“是什么重要任务，主席亲自交待？”

    在急驰而去的吉普车里，刘亚楼闷不作声。吉普车出西直门，过颐和园，奔香山而去。

    一个小时后，车至幽静的皇家园林——静宜园内。在毛泽东主席的住地双清别墅，刘亚楼见到了毛泽东。

    毛泽东开门见山他说：“刘亚楼，你仗打得不错，又在苏联吃了几年面色，要你从陆地上天，负责组建空军怎么样？”

 第256章

    刘亚楼怔了片刻，略带吃惊地回答：“主席，我在苏联是学陆军的，虽然在东北兼过航校校长，但那是瞎凑合。要动真家伙，去搞空军，怕是做不了。”

    毛泽东微笑着说：“好嘛，我就是要你这个自认为做不了的人去于空军，怎么样啊？”

    刘亚楼知毛泽东决心已下，慎重地说：“那我就只有边干边学，边学边干了。”

    毛泽东笑了。

    从此，刘亚楼离开了第四野战军，开始肩负起新的使命，承担起了组建空军的重任，成为共和国人民军队第一任的空军司令员。渡江战役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各路劲旅挥戈南下，势如破竹。在长江中下游，第二、第三野战

    军联合作战，予防守京沪杭地区的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以沉重打击。4月23日，南京解放，伪国民政府逃往广州。5月3日，杭州解放。5月22日，南昌解放。5月27日，攻克上海。

    华中方面，第四野战军继5月中旬解放武汉三镇后，分兵南下，于7月至8月间发起宜沙、湘赣边、赣西南等战役，穷追白崇禧集团进入湖南地界。

    下野“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他急忙出面指挥调度退守在华南、西南、西北的残余国民党军队。

    蒋介石坐着“美龄”号专机，忽而海口、广州，忽而成都、重庆，妄图把退集华南、西南和西北的部队组织起来，以尚存一些实力的白崇禧、胡宗南集团为骨干，建立防御体系。华南方向，以白崇禧集团和粤系余汉谋部，组织“湘粤联防”，阻止解放军向广东、广西进军；西南方向，以宋希濂、孙元良兵团布防川湘鄂边，防守川东门户；以胡宗南集团扼守秦岭、大巴山一线，防止解放军由陕西入川(奇*书*网*.*整*理*提*供)。打算以川西平原为核心，以川、康、云、贵为后方，割据西南，建“都”重庆，静候国际事变，期待卷土重来。

    5月下旬，毛泽东为中央军委起草电报，做出了渡江作战之后向全国进军的部署，明示其麾下的各位大将：我军实施战略追击时，对敌应采取大迂回、大包围动作，断其退路，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为此，确定：首先以第四野战军配属第二野战军一部，进军两广，歼灭白崇禧集团，尔后西出云南；令第二野战军主力，于四野在广西作战的同时，直出贵州，进占川东、川南，切断胡宗南集团逃往云南的退路；以第一野战军之第十八兵团，在二野断敌退路之后，由秦岭入川追击胡宗南集团，会同二野主力聚歼敌人于四川盆地。

    按照这一战略意图，南下两广，当务之急就是围歼白崇禧集团于湖南境内。

    7月16日，毛泽东又专门致电第四野战军：白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和白部作战方法，无论在衡州以南什么地方，在全州、桂林等地，或在他处，均不要采取近距离包围迂回方法，而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国方法，方能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

    8月初，根据这一战略意图，第四野战军决定兵分三路，直捣湘西、湘南及广东敌人的巢穴。

    西路，由程子华、萧华率十三兵团主力，沿芒江、黔阳方向前进，直插广西柳州，切断白崇禧集团西退入滇或入黔之路；中路，由第十二兵团司令萧劲光率兵团主力及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一部，待西路军行动后，在衡阳、宝庆地区展开攻击，寻歼白崇禧集团主力，尔后进入广西，解放广西全境；东路，由第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政委赖传珠率兵团主力，在二野第四兵团的配合下，南下广东，解放广东，尔后西进广西，与西路军达成规模巨大的“钳形包围”。

    8月4日，第四野战军部队兵临长沙城下。

    在中共地下党长期策动和解放军强大压力下，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湖南省主席程潜及第一兵团司令、长沙警备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

    程潜、陈明仁的起义，使白崇禧仓促构筑的“湘赣边防线”迅速瓦解，为第四野战军南下，创造了有利条件。

    9月13日，程子华、萧华率四野第十三兵团由常德出发，担任野战军进攻的左翼，分两路沿湘川公路和资水前进。将士们不顾饥劳路险，在湘西南的崇山峻岭中急速前进，一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连克湘西南重镇沅陵、溆浦、辰溪，直逼芷江。

    芷江，是白崇禧新构筑的“湘粤联合防线”的左翼主要支点，是湘、桂、黔三省门户。程潜、陈明仁起义后，白崇禧在该处成立了伪湖南流亡政府，并以第十七兵团驻防。

    10月1日，正值中华人民共和国举行开国大典时，第四野战军之十三兵团开始向芒江外围展开攻击战斗。10月5日，十三兵团解放湘西南重镇芷江。

    四野西路大军直取芷江的同时，担任东路左翼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第四兵团亦在湘粤边境突破敌人防线，分数路进军广东。

    9月30日，在东西两路顺利出击之后，担任中路进攻的第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一部也开始行动。十余万解放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直趋衡阳、宝庆。在不到两天的时间中，敌军外围据点被扫荡殆尽，衡阳、宝庆的敌军主力全线动摇。10月3日，四野十五兵团和二野五兵团各军齐头并进，与在衡宝公路以北进行防御的国民党军形成对峙局面。

    “共军要与我在衡阳、宝庆间决战？”

    白崇禧一看解放军摆出的这个阵式，知道利害，情急之中，号称“小诸葛”的他亮了一手不凡功夫，让林彪见识了一下他的“障眼法”。

    10月4日，在第四野战军前线指挥所里，关于白崇禧部兵力频繁调动的情报不断传来：“3日，位于衡阳的白部第七军，位于耒阳的第四十六军沿衡宝公路西进。4日，位于广东乐昌的第四十六军、郴县的第九十七军陆续北上。这样，至目前为止，加上原在衡宝线上的敌五十八、一○七、七十一和十四军，白崇禧在衡宝公路百余公里的地段上猬集了近七个军的兵力。”

    “白崇禧要干什么？”按照野战军的原定方案，东、西两路率先出击，在广西对湘南的白崇禧部达成合围，然后，以中路军予敌主力以大量歼灭。

    可是，眼下，东、西两路正在攻击前进，战役上的合围态势并未形成，而白崇禧又在四野中路军的当面集中了七个军，摆出了一副决战的架式。

    假如白崇禧是以进为退，那么，四野部队按原计划行动，中路军迅速出击，乘敌调整部署的时机，一举插向白崇禧部署纵深，将其包围分割，即使无法将其一口吃掉，也可以拖住，为东、西两路合围赢得时间。如此一来，在湘南一战解决白崇禧集团，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如果白崇禧不是虚晃一枪，真要与解放军决战，那么，当四野部队发起攻击时，国民党军队决不会轻易后退，其在广东、广西的援军也会北上。于是，在局部战场上便会出现白部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情况，而第四野战军中路的四个军没有必胜的把握。还有一个比较稳妥的办法。让中路军暂时停止前进，以现有之兵力再加上增援而来的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再待西路军第十三兵团进至衡宝侧后之时，同时展开攻击，这样便可以万无一失，稳操胜券。

    可是，这一方案也有风险。假如白崇禧真是以攻为退的话，那么，解放军部队将会坐失歼敌良机，无法实现在湘南歼灭白崇禧集团的任务。

    各种可能都有，各种理由都成立，当失败与成功的概率难分伯仲时，充

    满风险的决策就成为最痛苦的事情。

    林彪沉默良久，权衡再三，终于作出决定：“为稳妥起见，准备与白崇禧集团主力在衡宝地区决战。”

    10月5日，两份特急电报从武汉第四野战军司令部传到了位于长沙的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手中：各部即在原地停止待命，严整战备以待我兵力之集中。

    如敌向我大举进攻时，各部可采取诱敌深入的方法，以一部抗击敌人，主力后移。

    担任西路作战任务的第十三兵团亦接到电报，命令程子华、萧华率部停止南进，由芷江、会同转向宝庆、祁阳，准备于衡宝地区寻敌主力决战。

    林彪此举的意图是：以西路军之一部，达成对衡宝地区的东西合围；以中路军四个军，会同二野五兵团主力，从正面展开攻击，与白崇禧决战衡宝。

    正当双方调动兵力，调整部署之时，一个纯属偶然的事件，导致了战局出现戏剧性变化。

    10月5日，当林彪命令中路和西路各军停止前进，转入决战准备时。担负中路军先头部队的第四十五军一三五师，由于没有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仍大踏步挺进，并于5日夜在衡阳西北越过衡宝公路插入敌人侧后，进至宝庆东南地区。6日，该师楔入敌后，在灵官殿地区与白崇禧部四个师激战一天，站稳了脚跟。此时，白崇禧已开始向第四野战军的东、西两线展开反击。

    正当反击不利、出师未捷之际，解放军一三五师当胸插了一刀。中路军按兵不动，西路军疾速东进，防线正中又被捅了一刀，白崇禧一时对林彪的“部署”大感疑惑。于是，在腹背受敌的情况下，白崇禧于7日凌晨下令全线南撤。顿时，决战的“底气”全无，数十万大军一路逃奔向两广。

 第257章

    针对白崇禧的全线突然撤退，林彪当即命令中路正面四个军全线出击，分别沿衡阳、耒阳、零陵方向加速前进；令西路军抢占武冈一线，堵截白崇禧的西退之路。一场大规模追歼战在湘南地区展开。

    10月8日，第四野战军解放湘南重镇衡阳。

    当第十二兵团司令员萧劲光正率领部队南进歼敌时，他接到了新的任命，有幸成为年轻的共和国第一任海军司令员。衡宝战役后，第四野战军主力如雷霆万钧之势，直下广西，横扫退踞广西的白崇禧残部。至12月10日，共歼灭国民党军白崇禧部28.2万余人，胜利地解放了广西全境。

    1949年12月中旬，横扫粤桂的两广战役还未结束，中央军委便将解放海南岛的任务赋于第四野战军。

    12月14日，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收到了林彪签署的命令：根据中央军委部署，野战军司令部决定：由邓华率十五兵团机关，统一指挥第四十军和第四十三军，并配属加农炮二十八团、高射炮兵一团及其保障分队，在琼崖纵队配合下，准备解放海南岛。

    解放海南岛可能是第四野战军在中南地区追歼国民党军的最后一仗。

    然而，渡海作战对在陆上陆战悯熟的指挥员邓华来说，确实是个新问题。

    水文潮汐、越海航渡、突击上陆等等，这些在陆上作战根本无需考虑的因素，在渡海作战中必须认真加以考虑和解决。10月24日，第三野战军之第十兵

    团，在未进行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仓促渡海作战，招致了金门岛登陆战的失利。

    眼下，自己要指挥攻占的海南岛，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要较金门作战复杂得多，因此，海南岛登陆作战也就比金门岛登陆作战困难得多。

    早在一个多月前广东战役正紧张激烈进行之际，邓华就已经得知自己的部队将担负解放海南岛的任务。10月14日，中央军委在发给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司令员陈赓的电报中，就已经明确指出：“四兵团应乘胜向粤西南追击，占领并歼灭逃至高要、新兴等县之敌，使第十五兵团易于攻取海南岛。”

    海南岛又名琼崖，是中国的第二大岛，位于南海北部，与雷州半岛隔海相望，海峡宽11至27海里，全岛面积3.4万平方公里，是南海北部通向北部湾的咽喉和华南地区的海上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从军事地理角度来看，这个素有“南中国海门户”之称的中国第二大岛，是比较便利于长期防守的。岛的中部为五指山和黎母岭，山脉绵亘，丛林茂密，易守难攻。岛上濒海地区，多为丘陵与平原，便于部队机动防御、调遣兵力。特别是那旖旎的热带风光与气候，足以为人们提供丰富的生活资料，便于大部队长期生存。还有那一日数变的海峡潮流，流向无定，经常变换，更增添了渡海作战的困难。

    两广战役结束后，原国民党琼崖保安司令薛岳，便将撤到岛上的余汉谋部和陈济棠部收集在一起，拼凑了一个海南防卫总司令部。下属计有陆军5个军19个师、特种兵一部；海军舰队一个，各型舰船50余艘；空军4个大队，各型飞机42架。其总兵力达10万余人。保安司令薛岳依仗着海空军优势，组成了环岛立体防御，并以其字命名为“伯陵防线”，准备长期固守，屏障台湾。夺取海南岛牵动着最高统帅的心。1949年12月18日，远在苏联首都莫斯科参加中苏最高级会谈的毛泽东，电示四野司令员林彪：渡海作战完全与过去我军所有作战的经验不相同，即必须注意潮水与风向，必须集中能一次运载至少一个军（4、5万人）的全部兵力，携带三天以上粮食，于敌前登陆，建立稳固滩头阵地，随即独立攻进而不要依靠后援。因为潮水需12小时后第一次载运船只方能返回运第二次，而敌可用海空军切断我之运输，故非选择时机一次载运一个军渡海登陆，并能独立攻进，建立基地，取得粮食，便有后援不继，遭受重大损失之危险。

    邓华看着野战军司令部转来的上述电报，思考着如何展开各项筹备工作。最使他感到困难的，是无法解决渡海工具。毛泽东在电令中说，至少要集中运载一个军（4、5万人）的兵力，并携带三天以上的粮食，在敌前登陆。

    可是，眼下，既没有海军的舰艇运送，又没有空军的飞机实施空降，就连最原始的渡海工具——木船，也寥寥无几。几万人连同他们的装备弹药粮食，何以为渡呢？1950年1月10日，毛泽东再次电示林彪：请令邓（华）赖（传珠）洪（学智）不依靠北风而依靠改装机器的船这个方向去准备，由华南分局与广东军区用大力于几个月内装备几百艘大海船的机器，争取于春夏两季内解决海南岛问题。

    然而，改装机帆船谈何容易！

    首先是数百艘船的发动机如何筹措？大陆刚刚结束战乱，百废待兴，已遭严重破坏的中国机械制造工业，根本无法提供几百台船用发动机，到毗连广东的香港去买，一是没有那么多钱；二是即使有钱，港英当局能够允许将那么多发动机运往内地吗？

    其次，就算有了发动机，凭现有的技术力量，要想在短时间内改装那么多的机帆船也并非易事。

    显然，这个方案不现实。

    在各种方案的酝酿中，十二兵团副司令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提出了利用木帆船渡海，打敌立足未稳的方案，并上报军委。几天后，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意用木帆船渡海作战的方案。1950年1月下旬，为配合第四野战军渡海作战，海南琼崖纵队参谋长符振中从海南岛偷渡前往广州，联系配合解放大军渡海作战的事宜。

    1月25日，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等，听取了符振中的汇报。符振中介绍了琼崖纵队的兵力和国民党军的布防情况，敦促大军尽快渡海，他还特别转达了琼崖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冯白驹的建议，即乘敌人防线不严密、军心混乱之机，先将一部兵力愉渡上岛，以加强琼崖纵队的接应力量。

    叶剑英、邓华等认真倾听着来自海南岛的第一手情况，仔细询问了符振中愉渡海峡到达雷州半岛的经过。终于，两个多月来关于渡海作战的最佳方案在最高指挥员心目中逐步明朗起来。2月1日，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渡海作战会议，在广州市繁华的东山区绿荫丛中一幢漂亮的别墅里举行。一个多月前，这幢别致的小洋楼还是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吴铁城的公馆。现在这里已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的司令部。参加会议的，除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及兵团其他领导外，还有担任作战任务的四十军军长韩先楚、四十三军军长李作鹏和琼崖纵队副司令员马白山、参谋长符振中等。会议上，邓华以敏捷的思维干练的语言，向诸位将领介绍了敌情、决心和方案。邓华说：“薛岳，是国民党将领中的死硬派，曾长期与我军作战，双手沾满了人民的鲜血。此人指挥能力较强，对海南岛守敌有相当的控制能力，而且，奉了蒋介石的死命令，准备凭借海南岛顽抗到底。因此，海南岛不存在和平解决的条件，只有以战斗方式来解决。”参加会议的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插话：“渡海作战，不同于陆地作战。在陆地上进行攻防作战，打不好可以调整部队重来。可是，在渡海作战中，成败与否，只能有一次机会。搞得不好，不但不能解放海南岛，部队还会葬身鱼腹，历史将不会给我们改正错误的机会。当然，渡海作战，对你邓华和在座的诸位来说，对于整个人民解放军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希望你们发扬敢打必胜的精神，战胜滔滔大海！”

    接着，邓华向参加会议者宣布了渡海作战的方针：“海南岛登陆作战，采取分批偷渡与大规模强渡相结合的方针，奇正用兵，双管齐下。为此，要求第四十三军和第四十军，迅速完成渡海准备，先期实施小规模分批偷渡。”

    邓华着重就先期偷渡问题作了说明：“小规模偷渡，是乘木帆船，可以伪装成渔船，利用夜晚顺风顺潮顺流

    的机会，一个晚上的航程即可到达。上岛后，有琼崖纵队接应，从岛上敌人防御薄弱的两侧楔入，坚信是可以成功的。“叶剑英最后说：”根据琼崖纵队司令员冯白驹同志的建议，我们拟派小部队先期偷渡上岛的方案是正确而稳妥的选择。先期实施偷渡，对于琼崖纵队来说，是增强了接应大军上岛的实力；而对于战役的发起者来说，则是为渡海作战解放海南岛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2月12日，仍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发回电报，同意四野十五兵团的先期偷渡方案。

    3月5日黄昏，阵阵东北风扫过琼州海峡，落日的余晖染红了海水。在雷州半岛徐闻县西南的灯楼角海岸边，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率领他的军、师指挥员们聚集在海边，为先期偷渡的部队送行。

    下午7时，当天色微微转暗后，实施先期偷渡的四十军一个加强营共800人，分乘14只木帆船，开始拔锚起航。

    午夜12点，该营发回第一个电报，称：“风向好，船速快，一切顺利！”

    凌晨3点多，该营又发回第二个电报，内容是：“已航行近二十海里，但风已停，船行很慢，全力划桨前行。”

 第258章

    此时，韩先楚和正在海图上测量距离的参谋们，等待着下一步的消息。

    3月6日上午11时，偷渡营再次通报：“海上发现敌人军舰，正准备战斗。”

    随后，电台联系即告中断。

    一天过去了，没有音讯。两天过去了，仍然没有消息。兵团和军部几次电询琼崖纵队，得到的均是“情况不明”的答复。指挥部里有的参谋，甚至将电台的收讯机频律调到了国民党的广播电台，希望从这里能得到一丁点消息。

    作为此次行动的前线指挥员韩先楚和渡海作战最高指挥官邓华，真是度日如年，寝食不安。

    3月8日，兵团司令部收到琼崖纵队急电，告知：偷渡部队已于6日14时在白马井登陆，并已同琼崖纵队会合。先遣部队失去联络的原因是电台被水浸泡，没能及时联络。邓华、韩先楚终于长出一口气。四十军先遣营偷渡成功，说明偷渡计划可行，于是，四十军、四十三军开始多批次的组织偷渡，将整营整团的部队送过琼州海峡。

    偷渡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广大指战员解放海南岛的信心。可是，作为主力部队渡海的乘载工具仍未解决。3月中旬，根据可靠情报，四十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奇袭了国民党军踞守的涠州岛，消灭守岛敌军500余人，缴获大型渔船400多艘，为主力部队大规模渡海奠定了基础。

    一个多月来，经过四批先遣偷渡，十五兵团已经将一万多人的兵力先期送往海南岛，加之琼崖纵队，已形成一支实力强大的接应力量。与此同时，大批渡船的获得，解决了渡海工具。这一切，都预示着解放海南岛的战役就要开始了。

    1950年4月16日，是报经中央军委批准的渡海作战发起日，也是邓华及兵团司令部参谋们根据水文资料所确定的最理想航渡时间。

    一大早，十五兵团和两个军的各级指挥员们就密切地关注着天气的变化，准备进攻时刻的到来。

    16日上午，东风阵阵，正是渡海作战所需要的风向。可是到了中午，风向变为东南。下午2时，乌云密布，雷声隆隆，随即刮起了猛烈的西南风。

    从预定启渡点到预定登陆点，正是顶头风！在这样的天象条件下渡海，即使敌人不出一兵一卒，自己也会全军覆没。站在岸边的韩先楚急了，转过身问身旁的船工：“天黑以后，西南风会不会停？”

    身旁的船工知道这句话的分量，沉默不语。

    一个沙哑的声音：“天黑以后，风向要转，西南风转东风。”

    韩先楚循声音望去，说话的人是个白发银须的老艄公。

    韩先楚将信将疑，再次询问道：“风向真的会转吗？”

    老艄公凭着几十年风浪颠簸的经验，沉稳地回答：“军中无戏言，天黑以后不起东风杀我的头！”

    果然，下午6时30分左右，风向转为东风！各级指挥员紧绷的脸有了一丝笑意，参加渡海作战的各部队迅速登船、升帆，做好出发前的各种准备。

    晚7时30分，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参加海南岛进攻作战的登陆部队起锚了。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率所部六个团，四十三军副军长龙书金率所部二个团，共计2.5万余人，分乘500多艘船只，分别从雷州半岛南端各港湾启航。

    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历曳上最大规模的渡海作战。横渡海峡的船队采取横宽纵短的编队形式，实行一个波次宽大正面登陆的战法。由于部队乘坐的都是木帆船和数量不多的机帆船，可以直接抢滩上陆，不需程序复杂的换乘，从而可以节省时间。在既无制空权、又无制海权的条件下，以木帆船编队实施两栖登陆作战，堪称现代战争史上的奇迹。

    按照兵团的统一部署，先遣渡海的部队和琼崖纵队主力，向海南岛北部海岸运动，准备接应主力部队登陆。

    国民党军海南岛防卫总司令薛岳，在解放军多批偷渡成功后，立即停止了对琼崖纵队的“围剿”，重新部署兵力，全力加强正面防线。他一面将大批作战部队调往加积、海口两侧，一面从台湾调来军舰，加强对海峡的巡逻和封锁。

    4月16日夜，狡猾而富有经验的薛岳，从频繁而密集的空中电台信号中，嗅出了味道。他即刻电令各部队：“今晚北面共军电台活动频繁，各据点务必注意，不可轻心。”

    时近午夜，解放军渡海编队已跨过琼州海峡中线，进入薛岳的海军巡防警戒线内。

    突然，海面上空亮起了耀眼的照明弹，把水面照得如同白昼。敌人发现了！顿时，海面上炮声四起。按照预定方案，解放军经过改装的“土炮艇”

    立即迎战，以三艘土炮艇打一艘国民党军舰的编队，迅速向敌人靠拢。船上安装的各种口径火炮一齐开火，与敌海军彻夜海战。

    在解放军掩护编队与敌舰艇展开炮战时，担负登陆任务的主力编队继续破浪前进，于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军的立体防线，分别在海南岛正面临高角、博铺港、雷公岛、玉抱港、才芳岭一线强行登陆。

    与此同时，掩护编队的土炮艇在海战中击沉敌舰一艘，击伤敌舰二艘，并在与敌旗舰“太平号”的战斗中，击毙了国民党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

    木船打军舰，算得上是四野部队的一手绝活。十五兵团主力部队突击上陆后，迅速摧毁了敌人沿岸防线，并与接应部队会合，向海南岛纵深发展。

    4月18日，薛岳倾其所有机动部队共五个多师的兵力，自海口、加积地

    区乘500余辆汽车驰援澄迈，企图乘解放军立足未稳，一举歼灭于临海地区。

    面对着来势汹汹的敌主力部队，十五兵团司令邓华果断地命令四十军和四十二军迅速靠拢，准备与敌军决战。

    20日夜，四十三军主力在黄竹、美亭包围了敌人两个团，并吸附了前来解围的敌军五个师。在敌众我寡、两面作战的困难处境下，四十三军主力苦战一昼夜，为四十军的到来争取了时间。21日下午，韩先楚率领四十军进至美亭东西两侧，与四十三军相互配合，形成对国民党军的合围态势。

    22日，四十军与四十三军联手发起总攻，全歼美亭突围之敌。至此，薛岳的机动作战兵力丧失殆尽。

    美亭决战后，薛岳见大势已去，便下达总撤退命令，自己则于22日乘飞机逃往台湾。

    23日，十五兵团第二梯队登陆成功，海口解放。

    30日，解放军分别夺取了榆林、三亚、八所、北黎等港口，将胜利的红旗插向了天涯海角。至此，中国的第二大岛——海南岛宣告解放。

    在不到4年的时间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及其前身东北野战军、东北民主联军、东北人民自治军，从出关时的十余万人发展为百万大军，为中国共产党问鼎天下立下了汗马功劳。它的战绩，遍布白山黑水、湘江两岸、天涯海角，构成中国人民英勇奋斗之光荣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华南地区及其沿海岛屿解放后，第四野战军转入剿匪及支援地方政权建设等工作，先后于湘、桂、粤境内歼灭土匪100余万，为建立和巩固新中国的民主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朝鲜战争爆发后，四野属下的几支部队，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

    在与美帝国主义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再次显示出了无敌军威。有关内容在下篇中将要叙述。

    1955年4月，第四野战军番号撤销，隶属各部队分别改编和划归中国人民解放军诸军兵种和各军区指挥。四野作为一支中国共产党武装夺取政权的战略力量，终于完成了它的光荣历史使命。

    下篇劲旅威名天下知——四野各纵队（军）写真

    七、“万岁军”传奇——东野一纵（第三十八军）

    彭德怀、“徐老虎”的老班底。从秀水河子到四平，三十八军威震黑土地。克津门，走马擒住陈长捷。彭总激将，梁兴初把火全发到美国人头上。战朝鲜，“万岁军”美名天下杨。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众多野战军中，号称“万岁军”的独此一家。在东北辽阔的黑土地上，这支部队三下江南，喋血四平，辽西会战，主攻沈阳，以其打不垮、拖不烂的顽强战斗力，成为了第四野战军众多野战部队中的主力。

    平津战役中，它如同一把无坚不摧的钢刀，担当起主攻重任，第一个将红旗插上了天津城垣，率先突入到东西对攻会师点——金汤桥，并与兄弟部队一起，29小时即拿下号称“固若金汤”的整个天津城。特别是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该军功高出众，被彭老总授予“万岁军”殊荣。

    它就是由原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改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

    第三十八军，从编制序列上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的第一军。

    就战斗力而论，也当列四野首位。该军下辖第一一二、第一一三、第一一四三个师。历任军、师首长全是久经杀场的红军时期的猛将。

    第三十八军是一支以中国工农红军为骨干发展起来的部队。究其历史，乃是彭德怀元帅和徐海东大将麾下的红军劲旅。早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三十八军的前身就已经诞生了。其一一二师之三三四团乃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领导的红五军之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一军团第四师第十团（团长李天佑、团政治委员杨勇）。

 第259章

    其一一三师之第三三八团乃徐海东红二十五军之一部，长征到达陕北时其番号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师第二二三团（团政治委员刘震）。抗日战争初期，这两个团被分别改编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六团第一营、第三四四旅第六八八团第一营。该军一一二师之三三五团和一一三师之三三七团也是在抗战初期，由红军干部和骨干组成的部队。其番号分别为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新二营和第三四三旅补充团。

    由于部队的各级指挥员及骨干，均是来自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的老红军，使得他们既经受过历次反“围剿”作战的锤炼，又饱尝了万里长征的磨难，从而使得这支部队不仅骁勇善战，而且具备了一支铁军所必需的吃苦精神和强烈荣誉感。

    八路军一一五师整编后即东渡黄河，迎着兵败如山倒的国民党逃兵的洪流，开赴抗日前线。在一一五师首战平型关战役中，三十八军前身部队均作为师主力投入战斗。平型关大捷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痛歼日冠的第一个歼灭战。从此八路军声威大震，令中外人士刮目相看。

    随后，三十八军前身部队在晋冀鲁豫地区艰苦转战。1939年后，先后进入山东和苏北地区。随后便长期战斗在苏北、鲁南、滨海战场，发展成为山东军区第四、第六、第十三、第二十三团。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三十八军的这些前身部队共经历了大小战斗700余次，歼灭和俘虏日、伪军总计4万余人；并协同兄弟部队创建与巩固了晋西、晋西北、晋冀豫、冀鲁豫、苏鲁豫、鲁西、鲁南、鲁中、滨海等抗日根据地。不仅战功卓著，而且也进一步锻炼了部队和改善了自己的装备。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即1945年8月，为适应大反攻的需要和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山东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组建野战军。将第六、第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三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即三十八军第一一二师前身），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下辖一、二、三团，约7500余人。同时又将第四、第二十三团与滨海军区独立第一团合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二师（即三十八军第一一三师前身），师长罗华生、政治委员刘兴元，下辖四、五、六团，全师约7500余人。整编后的一师、二师，即在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罗荣桓的指挥下，以风卷残云之势向日伪军诸据点发起猛攻，兵威所及，攻无不克。仅月余时间，即扫除沿海日伪据点百余处，歼敌万余，收复大片失地。

    为配合苏联红军解放东北，山东军区滨海支队奉命组成东北挺进纵队，下辖两个支队，共计3500余人，在纵队司令员万毅、副政委周赤萍的率领下，跨海远征。该纵队9月底抵达东北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即三十八军第一一四师前身）。

    9月19日，中共中央确定“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

    遵照中央指示、山东解放军第一师和第二师，于10月底和11月下旬，由海陆两途开抵东北，并分别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师、第二师。三十八军一一二师的前身是东北民主联军直属一师，进入东北后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自卫战争期间的秀水河子歼灭战。1946年2月上旬，东北国民党军以三个美械装备师，从北宁路（北平至沈阳）沟帮子至新民一线，向南侧辽中、北侧法库方向发动进攻，企图驱逐驻守这一带的东北民主联军，维持北宁路运输线，并为下一步攻占沈阳创造条件。其中北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一个加强团，远离主力，于2月11日进占了秀水河子。

    秀水河子是辽宁西部锦州以北的一个小镇。它位于北南流向的秀水河与彰（武）法（库）公路的交界处，是个只有百余户人家的小镇，镇东南地势平坦，西北地形起伏，有点小山。

    开始，我军因要遵守国共停战协议没有打，还派人送去退兵信，好言好语劝他们遵守协议撤回去。哪想该敌自恃是美械装备，不但不撤，竟然继续向我东北民主联军总部所在地法库进犯。在遭到三师七旅痛击后缩回秀水河子，仍赖着不走。

    于是，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林彪决定，集中一师、三师第七旅以及保一团部队，消灭秀水河子之敌，给狂妄的国民党军一点教训。战场正、副指挥，由七旅旅长彭明治和一师师长梁兴初分别担任。

    具体部署是：一师二团和七旅十九团担任主攻，一师二团由北向南，七旅十九团由西南向东北；七旅二十一团一部和一师一团由东南和西北两个方向对进，作为辅助攻击；七旅二十团和保一旅担任阻援；一师三团为预备队，并担负阻彰武之敌增援和截击秀水河子之敌向西突围的任务。

    林彪对于一师和七旅的战斗力是有信心的。这两支部队都是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老底子。半个多月来，两支部队针对与美械装备的敌人作战，已在此进行了多次战术演练。

    林彪对于眼下的这一仗极为重视。部队完成包围后，他亲自到前线视察，并再次要求彭明治和梁兴初，一定要坚决贯彻“一点两面”战术思想。

    2月13日黄昏，一师首先发起进攻。担任主攻的二团打得极为勇猛。英勇的战士们不顾敌人集中火力封锁突击道路，前仆后继，鲜血染红了白雪铺

    盖的沟沟坎坎。

    二团八连连长张文祥身先士卒，率领部队向北山制高点冲击。当他登上山岭时，看见敌人的机枪打得正凶，他便如同猛虎扑食一般打倒了敌人机枪手，一把握住了已经打得通红的枪管，把机枪夺了过来。但当他正要指挥部队继续前进时，不幸中弹牺牲。张文祥是山东军区最著名的战斗英雄之一。

    他在战斗中先后13次负伤，身上有40多处伤痕。英雄的牺牲激怒了全连战士，他们高喊着“为连长报仇”的口号勇猛冲杀，压向敌人。

    战至凌晨1时，敌五十二军二师的一个团已由大虎山赶来，距离秀水河子只有十里路了，情况非常紧急。林彪一面命令阻援部队坚决堵住敌军，一面命令攻击部队加紧攻击，最迟于拂晓前解决战斗。

    梁兴初和彭明治立即严令各部队加紧攻击。此时战士们早已杀红了眼，与守敌进行着反复冲杀，逐屋争夺。经过整夜奋战，一师和七旅两支部队，终于在第二天拂晓在敌人指挥所会师。秀水河子之敌大部被歼，部分拼死突围侥幸逃出的敌人，也在向西逃窜途中，被守候多时的一师三团截住并吃掉。

    这一仗打得干脆、快速。干净彻底地全歼了敌八十九师第二六六团全部、第二六五团一个营，共计四个整营、一个师属山炮连、一个汽车运输连。胜利地实现了预期的歼灭战目的。其中一师部队毙伤敌200余名，俘敌500余人。二团团长江拥辉两次负伤仍坚持指挥，充分显示出这支铁军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战斗结束后，一师受到了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秀水河子战斗，是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第一个歼灭战。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极大地鼓舞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斗志和必胜的信念，而且也为今后的无数歼灭战作出了示范。这一点可以从林彪署名颁发的嘉奖令中得到证实：通令此次歼灭敌八十九师之战，我军各部队皆为英勇，尤以梁兴初、梁必业师全体指战员士气极高，战斗中甚为英勇，在指挥上能掌握一点两面战术的精神，彻底集中兵力，该师在战斗中进展迅速，连克敌数村庄。此种作战精神与作战指挥方式，殊值得仿效。望我军各部今后必须发扬勇敢精神与集中共力猛攻一点，并对该点采取局部性的迂回包围（决不可分散兵力同时进攻数点）则所向无敌，获战果必然甚大，特此通令，以资学习。

    此令总司令林彪1946年4月16日秀水河子战斗后，中央军委发来了贺电。

    当时的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杜聿明，也不得不承认秀水河子战斗非同小可，称：“以秀水河子战斗经验来看，共军日益强大，战略战术非常机动神速，势非增加兵力不可。”

    秀水河子一仗，使东北民主联军一师扬名黑土地，并为其成为四野之主力师写下了重重的一笔。东北全境解放后，东北军区司令部对该师的评价是：“一一二师历史长，战斗锻炼多，有内战时红军时代之作风与传统，英勇顽强，执行命令坚决，战斗经验丰富，猛打猛冲的精神很好，不怕牺牲，经得起伤亡，有连续战斗反复冲锋的精神，有顽强性，战斗士气旺盛，防御、进攻、野战、攻坚均备，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

    1946年6月下旬，全国内战爆发。8月，为适应解放战争作战需要，东北民主联军直属第一、第二师全部以及第七纵队部分部队，在吉林敦化地区合编组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一纵队。万毅任司令员，李作鹏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梁兴初任副司令员，周赤萍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治委员梁必业，副师长兼参谋长江拥辉，政治部主任吴岱；第二师，师长贺东生，政治委员刘兴元，参谋长叶建民，政治部主任王树君；第三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黄一平。

    一纵组建后，继秀水河子歼灭战，部队又先后参加了四平保卫战，新站、拉法战斗，三下江南、公怀路歼灭敌七十一军战斗、第一次和第二次四平攻坚战等数十次著名的战役和战斗，且战功卓著，成为了名副其实的东野第一主力部队。

 第260章

    1948年3月，四平解放后，东野总部的文艺工作者曾下到第一纵深入生活，并被这支部队的英雄事迹和勇猛战斗作风所深深感动，于是奋笔为一纵指战员们创作了一首战歌——《钢铁部队进行曲》。

    歌词这样写道：钢铁的部队，钢铁的英雄，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心。

    秀水河子歼灭战，队伍打成钢。

    大小千百仗，仗仗有名堂，三下江南，杀得敌人胆破心又慌。

    四战四平街，威名天下扬！

    我们越打越硬，越战越强，跟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嘿，勇猛地向前进！

    这首歌不仅词写得好，概括了一纵成立初期的主要战绩和这支部队最大的特点——钢铁般的意志，而且曲也谱得好，威武雄壮、铿锵有力、朗朗上口。因此，很快就被一纵全体指战员学会，并且从东北唱到海南岛，又唱过鸭绿江，又一直传唱到今天！现在，三十八军指战员们自豪地称这首歌是三十八军的“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有自己的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三十八军除此之外，还有自己本军的“军歌”——《钢铁部队进行曲》。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70个军中，有自己“军歌”的，恐怕也只有三十八军。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番号不变。

    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原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八军，属四野第十三兵团建制。李天佑任军长，梁必业任政治委员，曹里怀任副军长兼参谋长。原所辖第一师改称第一一二师（师长江拥辉，政治委员黄玉昆）；第二师改称第一一三师（师长贺东生，政治委员王树君）；第三师改称第一一四师（师长刘贤权，政治委员方国安）。同时将辽北军区独立第十师拨归第三十八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一师（师长赵东寰，副政治委员蔡明）。全军近5万人。

    三十八军在四野中的主力地位，完全是靠打出来的，并且得到了普遍公认。当年的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其评价是：“三十八军部队老基础多，战斗力

    顽强，能攻能守，为东北野战部队中之主力军。“

    四平攻坚战后，三十八军虽然也相继参加了围困长春、辽西围歼廖耀湘兵团和攻克沈阳等重大战役，但更多的情况下却是被东野作为预备队使用。

    对于一支部队来说，这既是一种殊荣，同时也是一种遗憾，因为这就使得它失去了许多建立新功伟业的机会。三十八军上至虎将军长、师长，下至普通战士，眼睁睁地看着头功都被兄弟部队拿去，早已按捺不住了。

    但机会总是有的，仗是有的打的。东野百万大军入关后，天津攻坚在即，林、罗、刘首长决定放虎出山。

    此时，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发起天津攻坚战，促使傅作义采纳和平解放北平的提议；傅作义也想以对天津城的持久坚守，来作为与我军进行和平谈判的筹码。傅作义显然对天津的防御充满了信心。就在我军即将对天津发起攻击前的几小时前，他派出的谈判代表邓宝珊还表现了强烈的自信。

    邓宝珊将军在会谈中，向林彪、聂荣臻、刘亚楼等建议道：“天津嘛，最好不要打！”接着又问道：“要打，你们计划打多久？”

    林彪答：“计划打三天。”这显然已留有了充分余地。

    “三天？恐怕三十天也打不下来！”邓宝珊颇不以为然地说。

    我方代表决定让事实说话。根据天津的地形与敌情，天津前线总指挥刘亚楼决定采取“东西对攻，拦腰切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战法。

    其中三十八军与三十九军井肩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井统由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指挥；而四十四军和四十五军则由东向西担任辅攻。约定东、西两路大军对进，会师于金汤桥（今解放桥）。天津战役是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人民解放军面临的最大的一次城市攻坚战。三十八军全军指战员为能在这次硬仗中担任主攻，感到由衷地自豪。军部决定让一一二师和一一三师并肩突破，一一四师随后跟进。军党委还向全军部队发出了“一仗、二胜、三好”的战斗号召。具体点儿讲，就是要打好入关第一仗；取得军事、政治两胜利；创造更多的“完成任务打得好，遵守政策纪律好，互相礼让团结好”的三好连队。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开始。我军数百门大炮向预定目标一齐开火，顿时火光四起，浓烟翻滚，整个城垣都被黑烟灰尘所笼罩。很快，一一三师突破正面轰开了40多米的缺口，一一二师的正面也炸出了20米的缺口。

    10时15分，三十八军副军长兼参谋长曹里怀在指挥所里，接到三十八军左翼主攻师一一三师报告：突击连三三七团三连已经把第一面红旗插在天津城上，小西营门的突破口已被打开了。接着右翼主攻师一一二师也报告打开了突破口。

    发起总攻仅15分钟，按预定计划我炮火射击尚未完毕，但突击连就已经冲了上去。如此神速的进展，使曹里怀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担忧。他怕我军炮火误伤了手下的战士。但很快他就解除了忧虑：我军炮兵发现红旗插上城垣后，便主动停止了破坏射击，发出了延伸射击的信号，而且打得又准又狠，虽然敌人组织了五次疯狂的反冲击，但都被打退了。随后，两个师的先头部队并肩突进城内，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在忠庙大街和西关外大街，又突破了敌人的第二道防线。

    三十八军的各级指挥员们打起仗来，均喜欢靠前指挥。此刻曹里怀早憋不住了，他向军长李天佑、政委梁必业请示并得到批准后，立即带了两个警

    卫员和一个参谋，冒着敌军的炮火，沿着一一三师突击的路线向城内奔去。

    进城不远，就在花园大街找到了一一三师指挥所。副师长唐青山和参谋长李忠信早已到前边指挥去了，指挥所里只剩下了师长贺东生和政委王树君。由于部队进展神速，电话兵架线已跟不上部队的前进，贺东生也正为前线的情况不明而着急。

    于是曹里怀就邀贺东生一块到前面去指挥。贺东生也是一位听到枪响就往前冲的烈性子。在山东当团长时，他指挥打仗就不离前沿阵地。一见冲锋受阻，他总是把棉袄一甩，拎起驳壳枪就往前冲，有时警卫员拉都拉不住。

    两人钻进一辆刚缴获的装甲车，直奔市区开去。

    此时，天已经黑下来，坐在铁甲车里更是什么也看不清。周围枪声不断，子弹不时地打在铁甲上“叮当”作响。两人都是第一次乘坐装甲车，曹里怀对贺东生说道：“老贺，这玩艺还真有点用，比你光膀子上前线强多了。”

    贺师长一边从观察口向外张望着，一边答道：“好是好，就是太闷人，哪有我在下面跑着痛快。”说着，打开车门就想下车。正在这时，恰巧一颗流弹“当”的一声打在车门上，警卫员连忙把车门关上了。曹里怀笑着说道：“对不起，老伙计，还是委屈一会儿吧。”

    两人驱车来到永明街一带后，曹里怀立刻把一一三师的和一一二师的几个团长找来，重新调整了部队，并强调首先是要突破到金汤桥，将守敌拦腰斩断，而后再谈扩张战果。随后，两人又开着装甲车向前面赶去。

    当装甲车进入老城后，他们发现一群战士正被敌人的火力堵在一条胡同里出不来。原来敌人在丁字街头修了个大地堡，重机枪严密地封锁着街道。

    而街上光秃秃的找不到任何障碍物，炸药包也送不上去，直急得战士们团团转。

    曹里怀看清了地形，对战士们说道：“我们来给你们开路。”说罢驱车朝前冲去。战士们在装甲车和机枪的掩护下，一拥而出，喊声震天，很快就解决了当面之敌。落在后面的几个战士，还调皮地用枪托敲打着装甲车，嘴里不住地喊着：“同志，该请你们指导员给你们记个功。”

    贺东生的警卫员小张跳下车，冲他们喊道：“什么指导员？车里坐的是二○三和三○一（首长代号）。”

    那几个战士一愣，“啊”的一声，跑向部队，边跑边喊：“同志们，刚才坐‘坦克’的是咱们的副军长和师长。快冲呀！”指战员们的情绪更高了。

    在战斗中，三三四团二连大胆迅速，插向海光寺，在坦克的配合下勇猛冲锋，为后续部队扫清了障碍，开辟了前进道路；三三八团八连大胆穿插，发展神速，于15日凌晨2时30分便首先攻占了会师地点金汤桥，第一个将五星红旗插在了桥上；三三九团一连大胆插入敌阵，发扬战场喊话的威力，创造了一个连俘敌1845名俘虏的最高纪录……

    早晨5时，当三三七团打到警察署时，与东面突入友军部队会师。我军即乘势大胆穿插，分散追敌，向敌核心阵地发起攻击。三十八军三三四团首先打到天津警备司令部，与守敌展开激烈拼杀，逐屋争夺。该团二营六连副排长率领战士傅泽国、王凤义冲入地下室，活捉了城防司令陈长捷。战至下午4时，敌残部全部被我歼灭。战斗随告结束。

    国民党号称“固若金汤”，并自信能守一个月的天津城，从冲击发起到整个战斗结束，只用了不到30个小时！

    天津攻坚战以雄辩的事实，证明了人民解放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的作战能力，促使傅作义下了最后的决心。

 第261章

    北平终于得到了和平解放，千年古都终于完整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天津攻坚战也是解放战争期间，人民解放军发起的最大攻坚作战，并且创下了攻打坚固大城市时间最短的纪录，从而极大地震憾了国民党的军心和斗志。

    在天津攻坚战中，三十八军在各路大军中，第一个突破城垣，最先攻到金汤桥，又率先冲进天津警备司令部，并且活抓了敌酋陈长捷，为解放天津立下了大功。

    平津战役结束后，三十八军随第四野战军南下，投入了解放全中国的战斗。在整个四年解放战争期间，第三十八军从祖国最北方的松花江边，转战黑、吉、辽、热、冀、津、鲁、豫、鄂、湘、桂、黔、滇等13省市，最后一直打到西南中越边境的红河桥头。它先后进行主要战斗170余次，总计歼敌14.3万余名，解放大小城市100余座。四年中，三十八军共计缴获敌步枪、冲锋枪7754支，各种火炮1342门，轻重机枪3567挺，各种车辆1746辆。从而使得这支初建时武器装备低劣且只有2万人的部队，发展成为拥有6万之众，步兵武器基本划一且装备有炮兵和运输部队的具有坚强战斗力的正规步兵军。

    四年解放战争中，三十八军共牺牲团以下干部、战士6500余人，负伤2.4万余人。涌现出195个英雄模范单位和近3.2万名人民功臣。

    三十八军的战斗力得到了中央军委的重视。1950年2月，三十八军作为全国战略预备队，奉命进驻河南信阳地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0月19日夜，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奉命率领第一批参战部队秘密入朝作战。三十八军在军长梁兴初、政委刘西元的指挥下，投入了抗美援朝作战。

    10月25日，志愿军在云山东侧的玉女峰、两水侗及温井地区与美伪军展开激战，从此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11月2日，攻克云山，重创美军骑一师。与此同时，东线四十二军与朝鲜人民军一部，也成功地阻击了敌军的北进，有力地保证了西线作战的顺利进行。此时，第三十八军已前出院里地区。西线之敌感到侧翼受到严重威胁，遂于11月3日，被迫全线撤退，志愿军各部队乘胜追击，将进犯之敌驱赶到清川江以南地区。11月5日，志愿军停止进攻，第一次战役宣告结束。整个战役共歼灭美伪军1.5万余人，对初步稳定朝鲜战局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此次战役中，担任侧翼迂回的三十八军共计歼敌4600余人（俘虏13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300余支（挺）。志愿军司令部在通报的开头，首先表扬了三十八军：“11月1日晚，我三十八军以迅猛之势歼灭球场之敌，从敌右翼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实施战役迂回，切断了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并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一部。”

    可梁兴初心里却并不塌实：一一二师在攻打熙川时因情报不准，误将伪八师当成了美军黑人团。他为了慎重初战，没敢命令去打，结果放跑了该敌。

    彭总会不会因此而批评三十八军畏敌怯战呢……他不敢往下想了。

    果然，彭德怀在总结会上在充分肯定了各军的成绩之后，话锋一转，便点到了梁兴初头上：“可是，有的部队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没有作战经验，而是拖拖拉拉，执行命令不坚决。我要批评三十八军了，梁兴初到了没有？”

    “到！”梁兴初起立回答道。众人的目光一下子就转向了梁兴初。

    “你梁兴初胆大包天！”彭总显然发火了，巴掌拍得桌子山响，“老子让你们打熙川，你们说熙川有黑人团，什么鸟黑人团，纯属自己吓唬自己！”

    梁兴初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他梁兴初自打参加红军以来，前后不知打过多少险仗恶仗。在四野提起他梁兴初，谁不承认他是员难得的虎将。

    现在彭总居然当着这么多兄弟部队军长、政委的面骂他，真是窝火透了。

    彭德怀却仍在毫不留情地骂着：“……都说你梁大牙是铁匠出身，是一员虎将，我彭德怀还没领教过。什么虎将！我看你是鼠将！一个黑人团就把你给吓住了！你他娘的临战怯阵！”

    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看不下去了，站起来打圆场：“三十八军还是主力嘛，来日方长，这一仗没打好，下一仗……”

    彭德怀气恼地一挥手，不屑地说道：“什么主力？主力个鸟！”

    梁兴初再也按捺不住了。如果还是单骂他梁兴初，他也认了，谁让自己放跑了伪八师呢。但现在骂到了三十八军的头上，长期以来形成的部队荣誉感促使他起身就要辩解。彭总一看梁兴初不服，如同火上添油：“看来你梁兴初还不服气？你打得不好，我就是要骂你的娘！我彭德怀打得不好，你可以骂我的娘！你延误战机，按律当斩！骂你算是客气喽，我彭德怀别的本事没有，斩马谡的本事还是有的！”

    骂过之后，彭德怀余怒渐渐消了，接着说道：“命令就是命令，军令如山倒！下次战役马上就要开始，我们决定依然是诱敌深入，然后穿插分割，运动歼敌。这个方案，毛主席已经批准了。各军都要力争打得比上一次更好。”

    彭总的激将法果然有效。梁兴初憋了一肚子火，非要在第二次战役中打出个样子来，给三十八军争口气。

    在第一次战役中挨了顿狠敲的麦克阿瑟，仍没把志愿军放在眼里，认为中国不过是象征性的出兵，参战兵力不会超过5万人，1950年11月24日，麦克阿瑟指挥美伪军十余万人，发动了所谓的“圣诞节前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志愿军总部决定诱敌深入，同时令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从左翼实施迂回，尔后西线参战的几个军突然实施战役反击，打一场漂亮的歼灭战。

    为保证战略迂回穿插的顺利实施，志愿军副司令员韩先楚亲随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的行动，并担任整个左翼作战的指挥。梁兴初回到军部，立刻就将彭总对三十八军的批评传达到全军。三十八军上上下下憋足了劲，非要在第二次战役中打他个大胜仗，让美国佬知道三十八军的厉害，也叫兄弟部队看看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

    担任穿插的三十八军，首先是要拿下德川。梁兴初的具体部署是：一一三师经德川以东插至德川南面的遮日岭，切断敌人后路，而后由南面向北进攻德川；一一二师经德川以西插至云松里，而后由西向德川攻击；一一四师担任正面攻击。解决德川之敌后的任务，视情况再定下一步穿插的路线和任务。

    梁兴初用一句三十八军特有的歇后语结束了会议：“他娘的，这次可得来痛快的，鸡蛋壳擦屁股——嘁里咔嚓！”

    会后，他又向军侦察科副科长张魁印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你带领军侦察连、一一三师侦察连和两个工兵排，先行插到敌后，炸毁大同江上的武陵桥。注意！时间最迟不得晚于26号早晨8点。”

    24日夜晚，这支精悍的小分队出发了，他们化装成伪军，巧妙地插过敌

    军的层层关卡，终于在26日早晨7点50分炸毁了武陵桥。众所周知的《奇袭》这部电影，就是以这次行动作为素材而拍成的。

    25日下午4时许，三个师几乎同时向德川之敌发起进攻。战至26日下午7时，仅用一天一夜的时间，彻底解决了德川守敌伪七师。

    攻占德川的第二天早晨，韩先楚从四十二军打来电话。他告诉梁兴初，四十二军也已经拿下宁远城。德川和宁远的胜利，已在敌阵地上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毛主席指示下一步主要以打美军为主。为保证不使美军机械部队逃掉，三十八军必须迅速向军隅里攻击前进，同时派一师取捷径直插三所里，阻敌南逃北援。最后，韩先楚强调道：“三十八军下一步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你们在今晚和明晨，一是要插向三所里，二是要攻占戛日岭！坚决堵住南撤的敌人！”

    三所里是被包围后的美军三个师撤退的必经之路。三十八军部队能否按时插到并且坚守住三所里，就将成为第二次战役能否取得全胜的关键。

    梁兴初决定派一一三师首先插向三里。他很清楚，这是步险棋。且不说到时心会前来北援解围的敌军，单是南逃的这三个美军师就够一一三师受的。当时美军一团的火炮比我们一个军的还多，更何况每个师还配备有百余辆坦克，以及强大空军的支援了。孤军深入的一一三师将面临数倍于己的美军的南北夹击，搞不好就会全师覆没……情况险恶，任务艰巨啊！

    但是梁兴初就是梁兴初，越是恶仗越要打！更何况三十八军能够得到彭总的信任，再次被赋予了最艰巨的穿插任务。他立即向备师下达了命令：第一一三师立即出发，由德川西南插到价川以南的三所里；第一一二师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走乡间小道，从北面向价川攻击前进；第一一四师沿德川至价川的公路攻击前进，迅速占领戛日岭。28日深夜，当一一四师三四二团到达戛日岭山下时，机械化行军的土耳其旅已用一个步兵营和一战斗工兵连抢先占领了主峰。戛日岭位于军主力增援一一三师的必经之路上，关系到穿插部队及至整个战役的命运，团长孙洪道和团政委王丕礼，立即亲率突击营赤脚在雪地攀行，用偷袭办法，一举夺回阵地。

 第262章

    一一四师部队为三十八军的迂回包抄，立下了首功。

    此刻，一一三师的前卫团在副师长刘海情的率领下，正披着白被单在雪地中快步疾行。部队已连续行军作战两天两夜，极度疲惫的战士们边走边打晃，不少人行进中就睡着了。天放亮时，距离三所里只有三十多里了。

    突然，空中出现了敌机。刘副师长大胆决定去掉伪装，上公路大摇大摆地向三所里前进。敌机果然上了当，误把这支部队当成了后撤的南朝鲜伪军。

    公路行军加快了速度，部队很快就赶到了三所里。

    几天来，彭德怀等都在焦急地等待着一一三师的消息。但疾行赶路的一一三师却根本无暇架设电台，与军部和志司联络。此时，在正面部队三十九军、四十军、五十军和六十六军猛烈攻击下，美军三个师已全面溃退。能否关上“闸门”，堵住潮水般溃逃的敌人，就看三十八军，首先是一一三师的了。

    焦急中的彭德怀，在大榆洞作战室里不停地转圈度步，口中不时地骂着：“娘的急死人！”

    28日上午8时许，报务员突然大叫起来：“有了，有了，一一三师的讯号！”

    彭德怀、邓华等人一下都围到了电台前。报务员正聚精会神地收着一一

    三师的电报，一面将内容译给志司首长：“我部已于上午7时到达三所里，先敌五分钟……大批敌人正企图经三所里向南撤退，我部决心死守……”

    彭德怀紧锁数日的眉头，也终于舒展开来。他对报务员说道：“立即给一一三师回电，务必不惜一切代价和牺牲，坚决堵住经三所里南逃之敌！……给三十八军发报，命令其主力迅速向一一三师靠拢，从东向西侧击三所里！”

    当天上午10时，先机占领了三所里东西高地的一一三师三三八团，与最先逃至的美骑一师第五团展开激战。至下午4时，已经粉碎了敌军十余次冲击，并且击退了南来接援的敌一个营的进攻。

    到达三所里地区后，一一三师指挥员发现在三所里以西，还有一条地图上没有标出的南北向公路，认为敌在三所里受阻后，很可能改由此路南逃。

    于是决定除留下三三八团继续扼守三所里外，命令三三七团向位于该公路旁的龙源里镇急进，以彻底切断敌人的所有退路。这是关键的一步，充分体现了三十八军指挥员的全局观念和主动精神。

    当三三七团的先头部队一连和三连，于当日晚10时左右刚刚赶到岭西里、龙源里时，在三所里南逃受阻的美骑一师五团以及伪一师一部也已调头窜到这里，一连和三连迅速占领了公路两旁的高地，在来不及构筑任何工事的情况下，与敌展开激战。将逃敌死死堵住。三连还同时抗击住了敌北上解围先头部队一个营的进攻。为主力部队的赶到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在这一天的战斗里，一连二排在排长郭忠田和副排长孙陵涛的率领下，以灵活的战术和勇猛的动作，创造出歼敌200余名，缴获火炮6门、汽车58辆，而自己无一伤亡的光辉战例。

    之后，企图逃出重围的美九军，每天都在大量飞机、坦克和炮兵的掩护下向三十八军一一三师三所里、龙源里一线阵地猛攻。30日，敌曾调用了飞机百余架、坦克百余辆支援，拼命地反复地进行突围。但是担负着“关闸”

    任务的一一三师部队顽强阻击，坚守阵地，使敌突围和北援之敌相隔不到一公里，却可望不可及。从而彻底粉碎了敌军从该地突围的企图。

    与此同时，一一二师三三五团三连，也在松骨峰下堵住了美二师一个团。

    敌人动用了数十辆坦克、几十门榴弹炮和32架飞机向三连阵地猛轰，妄图凭借所谓的“炮犁火耕”，彻底毁灭三连官兵。在敌人发起的无数次猛攻中，最多的一次冲锋竟出动了2000名步兵！三连战士们的子弹打光了，他们就用枪托、刺刀、石头，甚至牙齿与敌人展开搏斗。魏巍的名篇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写的就是三十八军三三五团三连的松骨峰战斗。

    12月1日午后，彭德怀接到了韩先楚从前线打来的电话：“彭总，三十八军打得好啊！……从29日晚，占领三所里、龙源里的三十八军各部已先后将敌分割，并与南逃之美二师、二十五师及伪一师展开激战。其中尤以三三七团龙源里战斗和三三五团松骨峰、双龙里地区的战斗最为壮烈。两个连基本都打光了，但是完成了任务，堵住了敌军。……30日下午5点前后，三十八军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向各被分割包围之敌发起猛烈反冲击。到第二天上午，美二师主力和二十五师、伪一师及上耳其旅已大部被我所歼。据初步统计，仅三十八军就击毙、伤、俘敌1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近390门，坦克14辆，电台51部……”

    听着听着，彭总脸上现出了激动的神色和满意的笑容。放下电话后，他

    沉默了许久，然后大步走到桌前，大笔一挥亲自起草了一份通报，传令嘉奖三十八军。审视片刻，仍感意犹未尽，再次提笔，在最后又加上了一句口号——“第三十八军万岁！”随后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邓华和洪学智审阅后也都签了字。

    于是，一封彭德怀亲自签发的嘉奖三十八军的电报，便飞向了朝鲜前线的各个部队。“万岁军”的美称迅速传遍了前线阵地。50年代未编写的《第三十八军军史》中，载有这封电报：此次战役我三十八军发挥了优良的战斗作风，尤其是一一三师行动迅速先机占颌了三所里、龙源里，阻敌南逃北援。敌虽在百余架飞机与几百坦克终日轰炸掩护下，反复突围终来得逞，致战果辉煌：计缴坦克汽车即近千辆，被围之敌尚多，望克服困难，鼓起勇气，继续全歼被围之敌，并注意阻敌北援，特通令嘉奖，并祝你们重大胜利！

    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

    第三十八军万岁！

    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是志愿军打得最好的一次运动歼灭战役。战役历时40天，共计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并一举收复了三八线以北地区，迫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转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战局。

    美建军160年的开国元勋师——美骑一师的被歼以及全线的惨败，使得美国的国际地位大大下降。美国称此次战役是美国军事史上的“黑暗时代”。

    在美国出版的《用兵之道》一书中，作者德米鲁。米德尔顿从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20世纪全部战役中，选出了16个被称作“改变了历史进程”

    的重大战役，其中就有志愿军的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元帅，则称其为“志愿军震惊世界的第二次战役”。

    三十八军成功的战役迂回和顽强固守，则为此次战役中奠定了胜利的基础，起到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作用。第二次战役结束后，三十八军有三个连队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连”称号和记特等功。在整个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十八军先后共有1万多名指战员荣立战功。全军指战员们再次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三十八军的军史添写出新的篇章。啊，英雄的陆军第三十八军！一把永不卷刃的钢刀，一支闻名世界的劲旅！

    八、强将手下无弱兵——东野二纵（第三十九军）

    徐海东带出来的老红军。黄克诚培育的新四军劲旅。三下江南，钟伟胆大包天指挥林彪。打天津率先攻击。抗美援朝，打烂美军“开国第一师”。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原是东北野战军主力之一的第二纵队。二纵的前身是由苏北进入东北的新四军第三师。如果再往前追溯，新四军三师又是由中国工农红军十五军团的主力部队发展而来的。

    红十五军团是由来自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与当地的红二十六、红二十七军合编组成的。

    徐海东是鄂豫皖红军的创始人之一。窑工出身的徐海东，一向以骁勇善战而著称。1933年5月在围困七里坪的战斗中，身为红二十五军副军长兼七十四师师长的徐海东，听说敌两个师夹击过来，便命令身边的两个团从侧翼包抄。他自己随手脱下军装，只穿一条短裤头，手执一把大刀，带领军直属队从正面迎敌冲杀上去，直冲得敌人落荒而逃，还抓回来近500多俘虏。

    他先后经历过百余次战斗，仅在鄂豫皖的十年中就负伤八次，身上留有十几处伤痕。其中一次战斗中，一颗子弹从他左眼下射进脑袋，又从颈后穿出。

    但他大难不死，并且因此而更有了名气。

    徐海东平时由于身体不好常常躺倒，但打起仗来却虎虎有生气。指战员们亲昵地称他为“徐老虎”、“中国的夏伯阳”。他不仅在鄂豫皖苏区出了名，就连中央苏区的领导人也知道鄂豫皖有一个“徐老虎”。毛泽东称赞他是“红军的领袖”、“群众的领袖”和“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

    不久，徐海东出任红二十五军军长。后与程子华、吴焕先一起，率领红二十五军突围长征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红二十五军是全国红军战略大转移中第一支到达陕北的队伍，为后续到达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陕北奠定了基础。

    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军团政委，刘志丹任副军团长。

 第263章

    红二十五军和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分别改编为红十五军团第七十五、第七十八、第八十一师。

    随后，徐海东等率领十五军团投入到陕北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作战之中，先后成功地组织了崂山战役和榆林桥战役，歼敌5000余人，为迎接党中央和中央红军的到来和扎根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俗话说：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就是说，有什么样的指挥员就带出什么样的部队。像徐海东这样的红军勇将所带出来的部队，自然是一支能征善战的虎军。

    1935年10月，在党中央、毛主席的率领下单独北上的红一、三军团（此时已改称陕甘支队）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中央军委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新组建的红一方面军下辖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红十五军团的三个师改称第七十三、第七十五、第七十八师，在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的统一指挥下，徐海东又率红十五军团参加了被称作“奠基礼”的直罗镇战役。1937年8月25日，红十五军团在陕北三原县桥底镇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八路军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克诚。

    原第七十三师改为六八七团，七十五师改为六八八团，七十八师改为六八九团。改编后的三四四旅乘火车北上，参加了一一五师的平型关战斗，并取得

    了震惊中外的平型关大捷。平型关战斗后，六八七和六八九两个团即转战于晋、冀、鲁、豫边区。歼灭大量日伪军，并且迅速地扩大了队伍。至1939年9月，三四四旅扩编为八路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左权（后为杨得志），政治委员黄克诚。下辖三四四旅、新编第一旅、新编第二旅、新编第三旅。

    1940年5月，奉中央军委和八路军总部的命令，黄克诚率第二纵队部分主力南下华中，增援新四军。6月底进至淮北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彭雪枫部会合，并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员彭雪枫，政治委员黄克诚。7月，在加入另两支地方部队后，改称八路军第五纵队。

    1942年1月“皖南事变”后，为重建新四军，八路军第五纵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师。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副师长张爱萍，参谋长彭雄，政治部主任吴法宪，副参谋长洪学智。下辖第七、第八、第九旅。7月，第三师即参加了以江苏盐城为中心的反“扫荡”。9月，三师第九旅与四师第十旅对调建制。

    1942年至1944年，黄克诚率领新四军第三师先后参加了淮海区的反“扫荡”作战、盐阜区的反“扫荡”作战和高沟杨口战役等，历经大小战斗战役百余次。1945年春，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后，三师在师长黄克诚、参谋长洪学智的率领指挥下，一举攻克阜宁县城。9月6日攻克淮阴，歼敌8600余人，22日再克淮安，歼敌4600余人。

    经过八年的艰苦奋斗，在抗战初期只有几千人的第三四四旅，在黄克诚、张爱萍、洪学智等领导下。已发展成为拥有三个旅、一个独立旅和三个特务团的第三师。全师共3.2万余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抗战胜利后的国共两党面临着“战”与“和”的两种可能性。当时，在刚被苏联红军解放的东北地区，并无国民党的一兵一卒，实为一真空地带。黄克诚虽然只是新四军三师的领导人，但却具有通观全国战局的战略眼光。他认为或“战”或“和”无论哪种前途，占领东北都是至关重要的一步棋。9月13日，刚刚得知苏联红军已全部解放东北消息的黄克诚，马上致电党中央：“建议中央立即派大部队到东北去，不管苏联红军同意与否，要下大决心进军东北”。“并派有威望的军队领导人去主持工作，迅速创造总根据地，支援关内战争”。

    黄克诚的战略建议，与党中央不谋而合。为了迅速抢占东北并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党中央、中央军委自8月20日起，就先后向各中央局和各军区发出指示，要求派出组建100个团所需要的干部及大批主力部队，陆续挺进东北。作为新四军主力之一的三师，也奉中央军委之命，在黄克诚、刘震（第一副师长）、洪学智（第二副师长兼参谋长）等人的率领下，由陆路星夜兼程赶往东北。前面已经讲过，在各路闯关东的大军中，新四军三师要算是最苦的了。

    1945年9月下旬，三师所属四个旅和三个团，分成左右两路纵队，陆续从盐阜、淮海地区出发。在跨越了江苏、山东、河北、热河四省，历时两个多月，行程3000里后，总算到达了东北锦州地区。然而，11月下旬的东北早已是寒风刺骨的雪地冰天。三师这支唯一来自南方的部队的指战员们，既没有棉鞋，棉帽和手套，而且从苏北带来的一套薄棉衣，根本无法抵御东北零下几十度的严寒。八旅及先遣人员则更惨，由于出发仓促，来不及准备，仍然身着单衣！另外部队给养也成了大问题、

    新四军第三师一到东北，立刻就被东北民主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作为主力而看中。11月18日，洪学智率领的三师北上先遣队到达绥中。听说林彪已带领一个骑兵排和一支山东部队前来迎接，洪学智即前往喇嘛洞与林彪接头。

    听完洪学智的汇报后，林彪高兴地说：“好，你们的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东北就是需要部队。”

    1946年1月，东北民主自治军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番号不变。黄克诚仍任师长兼政委，刘震任副师长，洪学智任副师长兼参谋长，政治部主任吴法宪。下辖第七旅（旅长彭明治，政委郭成柱）、第八旅（旅长张天云，政委李雪三）、第十旅（旅长钟伟，政委王凤梧）、独立旅（旅长兼政委吴信泉）和三个师直属特务团。全师3.7万余人，在当时各师中也算得上是兵多将广。名曰一个师，实际上它的一个旅就快相当于人家一个师了。

    1946年春，苏军从东北各大城市撤出回国。黄克诚趁集中在沈阳的国民党军一时无力去接管其他各大城市之机，立即把活动于彰武地区的十旅调到四平附近待命，相机夺取四平。3月14日苏军一撤出四平，十旅及兄弟部队就趁势攻下四平，俘虏几千伪军，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随后，黄克诚将十旅部署在开原一线，阻止国民党军北上。4月中旬、下旬，苏军开始从长春、哈尔滨撤退，刘震即率三师八旅一部和特务团，在东满部队的配合下，于4月18日攻下了长春，消灭国民党“铁石部队”1万余人，缴获作战物资甚多。夺取长春后，又用火车运送特务团北上，于4月20日攻下了齐齐哈尔，歼灭伪军数千名。

    与此同时，在北满的山东部队七师和三五九旅之一部，也于4月28日攻占了哈尔滨，歼敌近万名。三师与兄弟部队在这一阶段中连续攻城作战，共毙俘伪军近3万人，缴获的军用物资堆积如山。使刚出关时窘困不堪的三师，彻底解决了部队的给养和装备问题。

    1946年8月，以新四军第三师机关的一部分干部人员组成西满军区。黄克诚改任西满军区司令员（政委由中共西满分局书记李富春兼任）。

    9月，三师主力被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二纵队，刘震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吴信泉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原三师的第八旅则改称第四师，师长陈金玉，政委李雪三；第十旅改称第五师，师长钟伟，政委王凤梧；独立旅改称第六师，师长兼政委吴信泉。第二纵队共计3万余人。

    而原三师的七旅则被调出，与山东部队的七师合编为第六纵队（即后来的东北野战军第四十三军，七旅亦改称第十七师）。1947年8月，又以三师的三个特务团为骨干，加上西满军区地方部队一部，组建了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即后来东北野战军第四十四军）。

    如果说在东北民主联军几个纵队中，一纵排老大的话，那么在各主力纵队的所有师里，二纵第五师则为第一主力师。五师师长钟伟最能打硬仗恶仗，又最爱骂人、最能抢东西。这在东北部队中都是出了名的。

    他在苏北当团长时就是如此。一次，他命令两个连分头去打日军的两个炮楼。一个炮楼很快打下来了。另一个连的连长是新调来的，不了解钟伟的脾气，指挥作战犹犹豫豫，半天也没打下来。钟伟知道后，派警卫连连长去传话：一小时后再打不下来，让他提着脑袋来见我！结果那个连长一咬牙，很快就把炮楼打了下来。1947年秋天，“东总”两辆弹药车路过郑家屯五师

    的驻地。正在为部队弹药发愁的钟伟看到后，心中大喜。他立刻招手叫车停下，上去一个连就把弹药全给卸了。

    总部押车的干部感到十分为难，求他：“钟师长，你让我回去怎么向上面交待呀？”

    钟伟满不在乎地回答说：“我给你打个收条。都是八路，都为打国民党，还分什么你的我的！”

    据五师的老人说，像这样的事情，钟伟可没少干过。因此有人说五师才是真正的“野”战军，野得很！

    最能体现钟伟打仗个性的，要算是三下江南中的靠山屯战斗了。

    1946年底至1947年初，是东北民主联军南满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了。

    杜聿明企图首先集中东北国民党军主力，消灭位于南满的共军主力三纵和四纵，然后再回过头来围剿北满、西满的我军。

 第264章

    为粉碎敌人“先南满后北满”

    的阴谋，东北民主联军确定了“南拉北打”的战略方针。1947年1月至3月，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和六纵，冒着零下40度的严寒，三次南过松花江，进入敌占区主动出击，有利地配合了三纵、四纵巩固南满根据地的斗争。这便是有名的“三下江南”作战。

    在前两次过江作战，二纵均担负钳制敌军，策应一纵、六纵作战的任务。

    二纵主力五师则作为全军之预备队，待机打援。因此二纵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兄弟部队大开杀戒，而自己却与立功建业无缘。直到三下江南战役，二纵才总算捞到了硬仗打。其中尤以钟伟的五师最为突出，而且一仗立威扬名。

    二下江南后，我北满主力主动回撤松花江北后，国民党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为挽回面子，令其第七十一军三个师（第八十六、第七、第八十八师）和新一军两个师（第三十、第三十八师）渡过松花江，企图与我决战，但过江的敌军发现有被我围歼的危险后，遂慌忙向南逃窜。我北满主力一纵、二纵和三纵则跟踪追击，于3月8日开始了三下江南战役。

    东总司令林彪给二纵五师的任务是，进至长春路东，配合一纵包围消灭位于大房身的敌人一个团。3月9日，五师到达靠山屯西南。他们白天睡觉，夜晚行军。黄昏起来正准备赶路时，就听见西南方向的姜家屯和王奎店那边乱哄哄的，像是有情况。钟伟派人去侦察，果然是驻有敌人的两个营。他当即拍板，先吃掉这股敌人再说。

    有人提醒他，咱们的任务可是去打大房身啊。钟伟破口骂道：“什么娘卖x的大房身，送上门的敌人给我打！”

    十四团一个冲锋就拿下了姜家屯，俘虏敌人200多名。但王奎店那边却不顺利。这时林彪命令下来，催促五师立即赶往大房身。钟伟回话说，等把这股敌人吃掉马上就去，接着命令部队继续猛攻。

    没想到王奎店敌人拼死突围成功，跑到靠山屯与那里的一个团会合。敌人前脚跑，钟伟率五师后脚追到。

    经过一夜的激战后，五师扫清了外围之敌，将残敌压缩到东南角烧锅（烧酒作坊）大院内的核心据点里，烧锅大院四周大围墙有丈余高，沿墙筑有大小地堡百余个。院内也遍布地堡，每座屋子的墙上都有枪眼两三排，每个屋角屋顶又都筑有工事。守敌配有8挺重机枪、40多挺轻机枪、两门82迫击炮和数十门60迫击炮。各种火力交叉，构成了一片找不出一个掩蔽死角的火力网。使得大院成了易守难攻的据点。敌军仗着火力强盛，企图凭险固守待援。这时，林彪又来催五师执行总部意图。钟伟派人回话说，我这里都快吃

    掉敌人一个团了，再说押着一大堆俘虏也抽不开身啦！天亮后，钟伟命令部队向烧锅大院发起攻击。但由于没有炮火保障，只能靠人送炸药包爆破围墙，所以连冲四次也未能攻进院内。此时，敌八十八师又派出一个团回援。援军的到来，如同给院内守敌服下了兴奋剂，一时间回光返照，抵抗更加顽强，并妄图里应外合，一举逃掉。对于这块好容易捞到口的大肥肉，钟伟可不会让它轻易地溜掉。

    就在这会儿，林彪的第三次催促令也到了。有人说，这回不走也得走了。

    钟伟一拍桌子，骂道：“谁再说走，老子就枪毙了他！”他一面派出部分部队阻敌援军，一面命令攻坚部队重新部署，做好从两个方向同时攻击的准备。

    同时向林彪汇报：“我现在可抓住了条大鱼，五师就在这打了，快让一纵他们来配合我们吧！”二纵五师在靠山屯捉住敌八十八师一部后，吸引了敌八十八师由德惠，八十七师由农安赶来增援，结果造成了我北满主力大量歼敌的有利机会。于是林彪命令一纵向西急进，插至衣安以东、德惠以西地区，截断敌军之退路；二纵四师、六师则西出阻击援敌，以保障五师歼灭靠山屯之敌。

    五师激战到深夜零时，终于将靠山屯守敌全歼，共计歼敌1330余人，缴步枪近800支，轻重机枪94挺，各种火炮19门，汽车8辆，战马107匹。

    随后二纵五师和四师又配合一纵等部队，将敌八十七师主力包围在农安与惠德之间的郭家屯、王家车铺和凤家屯等地。结果使得企图北犯松花江的敌八十八师全部被歼，敌八十七师损失近半。

    就这样，由于钟伟的主动求战，整个三下江南作战来了个本末倒置，不仅调来了一纵和二纵，而且把林彪都指挥了。据说林彪后来曾说过：要敢于打违抗命令的胜仗，像钟伟靠山屯那样，三次违抗命令。

    三下江南战役，我北满主力共毙伤敌军2500余人，生俘敌人5000余名。

    实为三次南下作战中，战果最辉煌的一次，二纵尤其是五师，则为此辉煌战果立下了头功。从此，更加巩固了其在东北野战军中的主力地位。

    东北军区司令部评价二纵五师是：“该部队系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力最强，进步快，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以猛打、猛冲、猛追，三猛著称，善于运动野战，攻坚力亦很强，为东北部队中之头等主力师。”在东北野战军12个主力纵队的36个师中，五师能得到如此之高的评价，实为二纵之光荣。

    三下江南之后，1947年4月，独立第一师编入第二纵队。

    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二纵队番号仍不变。

    当年8月，东北军区前方第二指挥所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后，二纵隶属第二兵团建制。之后，二纵先后参加了攻克锦州，围歼廖耀湘兵团和解放沈阳的一系列重大战役。1948年底至1949年初，中央军委进行了统一全军编制及番号的工作。1948年11月1日，第二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九军，军长刘震，政治委员吴法宪，副军长谭友林、孙子仁，参谋长王良太，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原二纵第四师改称第一一五师，师长胡继成，政委李世安；第五师改称第一一六师，师长吴国璋，政委石玻；第六师改称第一一七师，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独立第一师改称第一五二师，师长罗华生、政委邱子明。

    东北军区司令部对该军的评价是：“三十九军部队历史较老，战斗力有基础，攻击力强，其中尤以一一六师战斗力为最强，一一五师及一一七师次

    之，各部队均善于野战，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

    辽沈战役结束后，蒋介石估计大战过后的东北人民解放军，至少要进行三个月的休整，即到1949年2月之后才可能入关作战。此刻，傅作义指挥的华北60万军队正如同惊弓之鸟，随时可能向西边的绥远或向东从海路逃跑。

    为了稳住华北敌人，达到就地歼灭的目的，1948年11月中旬，中央军委指示东北野战军以最快的速度秘密入关，与华北野战军的两个兵团发起平津战役。12月1日，第三十九军挥师入关，并立刻投入了攻克天津的战前准备。

    天津战役由四野参谋长刘亚楼指挥。野司集中了5个军22个师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歼天津守敌。三十九军与三十八军并肩由津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

    为保障这一主要突击方向得手，四野特种兵司令部将三分之二的炮兵及20辆坦克，都用来配属三十八、三十九军方面的攻坚作战。

    三十九军担负和平门段的主攻任务。其中一一五师在左，一一七师在右，战斗一旦打响后，它们将像两把锋利的尖刀，攻破城垣，插向市中心。突入后的三十八、三十九军，将与由东面对进的四十四、四十五军会师，将天津守敌拦腰切断，然后再分割包围歼灭敌人。三十八军紧贴三十九军之右网，负责从西营门段实施突破。两支主力都憋足了劲，势在天津攻坚战中决一上下高低，看谁能最先把红旗插上天津城头。

    1949年1月14日上午10时，对天津城区总攻开始。首先是40分钟的炮火急袭。数百门大炮如同愤怒的响雷，向预定目标开始了猛烈的齐射轰击，在三十九军攻击方向上，敌军的明碉暗堡被纷纷端上了天，坚固的城垣也被我强大的炮火轰开了几十公尺宽的缺口。

    三十九军一一七师求战心切，其突击部队不等炮火急袭完毕，即在我军炮火尚未向市内延伸时，就已冒着被自己炮火击伤的危险向前跃进，开始了排除突破地段地堡群的战斗。透过前沿阵地上滚滚浓烟，依稀可看见一一七师突击尖兵的红旗已插上了一个个地堡群。

    紧贴其右的三十八军突击部队，发现后也不甘落后，也不等发出冲击命令便开始了爆破、架桥、攻击等进攻作业。炮兵部队观察哨见状，气得直骂步兵都不要命了，但为了不伤自己人，也只好通知炮群提前实施炮火延伸。

    于是，三十九军和三十八军的突击部队，几乎是紧随着延伸的炮火同时前进，使得被我军炮火炸瞢了的敌前沿官兵，还没等醒过神来，便已做了俘虏。

    由于个别突击部队提前冒死冲击，使少数人遭到自己炮火的杀伤，而且也导致我军炮火未能充分发挥出破坏作用。为突破敌军防线造成了一定的困难。但这一违纪行为，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三十九军官兵不甘示弱，敢打敢冲的勇猛作风。

 第265章

    三十九军以有徐海东、钟伟这样天不怕地不怕的虎将而感到自豪。同时，众虎将也以其言传身教，培养出了三十九军敢打硬拼的战斗作风。

    在整个天津战役中，三十九军共计歼敌2.3万余名，生俘敌六十二军第六十七师少将师长李学玉，一五一师少将师长陈置等将级军官5名，缴获各种炮290门，长短枪985支以及大量其他军用物资和器材。

    1949年4月，原东北军区整训司令部组建成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部，第三十九军改归第十四兵团建制。4月底，第三十九军由河北武清地区出发，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初，进至湖北武昌、沙市、江陵地区。之后又渡过长江，改归第十三兵团建制。三十九军在十三兵团的指挥下，先是进军湘西，参加了围歼白崇禧部的衡宝战役，后又直下柳州，解放南宁，并最后于年底

    解放了中越边界的镇南关（今友谊关）。

    在四年人民解放战争中，第三十九军及其前身部队共计作战434次，其中进攻战占76％。总计歼敌19.6万余人（俘敌15.4万余人，投诚1.3万余人，毙伤敌2.8万余人），并且生俘国民党新五军军长陈达林、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周福成、第七十一军中将军长熊新民等将级军官25名。缴获各种口径火炮2193门，重机枪1307挺，轻机枪4629挺，各种长短枪、自动步枪近7.9万支，大小汽车1521辆，坦克14辆，战马6994匹，电台189部，电话机2227部，各种炮弹27.25万余发。

    三十九军以其赫赫战功和顽强的战斗意志，赢得了四野党委及兄弟部队的好评和信任。1950年4月28日，四野党委评价它“是一个很好的部队，在野战军中有良好的声誉”。三十九军不仅在拼死的撕杀中锻炼了部队的战斗作风，提高了自己的战术水平，而且也用缴获敌人的装备武装了自己，使之从解放战争初期的单一步兵，发展成为炮兵、骑兵、工兵、通讯兵和装备汽车的辎重兵齐全的现代化军。

    1950年1月2日，第三十九军奉命北上。当时的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亲自为凯旋北上的三十九军送行，并亲书赠言：“永远胜利，永远光荣！”7月4日，三十九军开赴东北，在辽宁省辽阳、海城地区驻防。

    1950年10月，第三十九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政治委员徐斌洲，副军长谭友林，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雪三，参谋长沈启贤。下辖第一一五师（师长王良太，政委沈铁兵），第一一六师（师长汪洋，政委石瑛），第一一七师（师长张竭诚，政委李少元），全军共4.5万余人。

    10月21日，第三十九军作为志愿军第一批参战部队开赴朝鲜。

    第一次战役开始后，三十九军的友邻部队四十军，首先打响了抗美援朝作战第一枪，并在此次战役的第一阶段作战中，全歼伪六师一个加强营，受到了毛主席的表扬和“志司”的通令嘉奖。对于兄弟部队的卓越表现，从来不甘落后的三十九军官兵既感到高兴，又感到手痒。

    第一次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开始了。“志司”交给三十九军的任务是：11月1日晚，攻歼云山之敌伪军第一师第十二团；得手后，再协同四十军围歼进至龙山洞地区的美骑兵第一师。全军上下憋足了劲，誓死也要在第一次战役结束前打出个像样的漂亮仗，为军旗再添光辉和异彩！

    云山位于朝鲜平安北道，周围群山连绵，是一个仅有千户人家的小城。

    吴信泉军长率领部队迅速赶至云山城外。三十九军部队原定于1日晚7时30分向云山之敌发起进攻。但当部队下午3时许进入攻击地域后，发现云山敌军车来人往，频繁运动，似有撤退迹象（实为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三营与伪一师第十二团换防）。关键时刻，三十九军军长吴信泉当机立断，决定趁敌混乱之机提前发起攻击。

    下午3时30分，八个步兵团在炮兵火力的支援下，同时向云山城外围的美伪军阵地发起猛攻。

    担负攻城任务的一一六师（即东野五师）再显神威。该师第三四七团与敌激烈争夺龙浦洞和262.8高地。激战至黄昏，终于夺下了城外的几个关键制高点，为攻打云山立下了头功。而第三四六团第四连则更有绝的。全连在胆大包天、心细如发的连长率领下，从敌军间隙中直插向云山城下。当他们到达公路大桥时，守桥的美军看他们大模大洋地走来，竟把他们当成了前来

    增援的南朝鲜伪军，不仅给他们让路，还一边握手，一边高呼着“ok！”

    全连沉着机智，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大桥，插入城内，来到了美军第三营指挥所。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起开火。直打得美军猝不及防，晕头转向。

    美营长罗伯特。奥蒙德少校，当场被手榴弹炸成致命重伤。转眼间四连指战员拦截汽车十余辆，毙敌70余名，俘敌8名，击毁坦克1辆，使城内敌人陷入一片混乱之中。与此同时，一一五师第三四五团部队也抢占了诸仁桥，切断了城内敌军的退路。美骑八团直属队及其第三营共740余人和大批伪军，被压堵在诸仁桥以北的开阔地带。11月2日和3日白天，城内美伪军在飞机、坦克的支援下拼命突围，并先后发起了十余次猛攻，但均被三十九军将士们死死堵住，均未得逞。

    美骑一师为解骑八团之围，急令其第五团从博川方向前来增援，但行至途中即被一一五师第三四三团顽强地阻止在成龙洞、龙头洞地区而不得前进。在两天两夜的激战中，骑五团虽出动了55吨的重型坦克打头阵，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发起多次猛攻，却始终未能越过三十九军的阻击防线一步。骑五团团长被我军击伤后，眼见得云山同胞已难逃被歼恶运，深恐自己再被我军围歼，丢下大批尸体和云山的骑八团部队于不顾，率领该团落荒逃去。

    美军骑兵第一师建军已有160年的历史，号称是“开国元勋师”。虽然至今名称未变，但高头大马却早已换成了坦克、大炮和装甲输送车，已是一支彻头彻尾的机械化部队。该师一直以其不败的战绩而被视作美国陆军的“王牌军”。

    但是历来以善打硬仗、恶仗著称的三十九军，却偏偏不信这个邪。你越是硬骨头我越要啃！围歼云山美伪军的三十九军部队愈战愈勇，并且针对美军装备的优势，决定充分发挥我军近战夜战的特长，实施夜间突击。激战至3日夜晚，终于将该敌全歼。

    云山战斗，我军首次以劣势装备，歼灭了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骑兵第一师第八团之大部及伪一师第十二团一部，共计毙伤俘敌2000余名（其中歼灭美军1800余名）；缴获敌机四架，击落敌机3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沉重地打击了美骑一师的嚣张气焰。

    美军在云山的惨败，震动了白宫，也震惊了美国舆论界。美国总统杜鲁门的女儿后来写道：“在朝鲜开始发生惊人事件，第八骑兵团几乎溃不成军。”

    第二任侵朝美军总司令李奇微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对云山西面第八骑兵团第三营的进攻，也许达成了最令人震惊的突然性。”

    云山之战，三十九军一炮打响。为军旗再添光辉！

    在此之后，三十九军又先后参加了抗美援朝第二、第三、第五次战役，临津江两岸防御作战以及西海岸抗登陆备战等作战。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三十九军打遍了“联合国军”19个师取得了歼敌4万余人，生擒美、英、土、加和南朝鲜伪军4629名，缴获坦克65辆，各种火炮321门，击落敌机106架，击毁坦克90余辆的卓著战功，并涌现出大批的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

    1953年5月，第三十九军离朝回国。

    九、能攻善守的主力军——东野三纵（第四十军）

    来自鲁中、冀东的老八路。四保临江显神威。奔袭威远，首克义县，主攻锦州，一代名将韩先楚。战辽西，擒敌酋，直下海角天涯。战美军，打响胜利第一枪。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是东北野战军又一支主力部队。它在四年解放战争中屡建战功，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岛。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它作为第一批志愿军部队入朝参战。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四十军部队在云山地区，打响了与“联合国军”交火的第一枪。初战连战皆胜，受到了志愿军总司令彭德怀和毛泽东主席的嘉奖。

    四十军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三纵队，而三纵又是由1945年秋进入东北的山东鲁中军区和冀热辽军区部分部队合编组建成的。

    1937年7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军沿津浦路全力南下，使山东很快沦陷于敌手。1938年底至1939年初，党领导山东人民先后在十个地区，发动了有两万余人参加的抗日民众大起义。起义组建后的部分部队，便成为了第四十军一支的前身。

    1942年8月1日，由八路军山东纵队机关为主组成鲁中军区，罗舜初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石潇江任参谋处长，周赤萍任政治部主任。辖第一（第四旅兼）、第二、第三军分区和军区直属团。1943年9月，增编第四、第五军分区。

 第266章

    1945年8月，鲁中军区主力改编为山东军区第三、第四师和警备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旅。1945年11月、12月间，鲁中军区政治委员罗舜初，奉命率领山东解放军第三师，山东军区警备第三旅共9000余人，先后进至辽宁沈阳、鞍山地区。

    而在此之前，即在8、9月间，李运昌率领的冀热辽军区的1.3万多人的部队，已分东、中、西三路向热河、辽宁、吉林等省，率先进军。其中由冀热辽军区第十六军分区司令员曾克林、政治委员唐凯率领的十六军分区部队为东路纵队（又称挺进东北的前梯队），经山海关向锦州、沈阳方向前进，并于9月先期到达了辽宁沈阳、本溪地区。部队一面接管工厂、矿山、受降、剿匪，安定社会秩序；一面收编各股抗日武装和踊跃参军的工人和学生。从而使得这支部队得到迅速发展，由出关时的两个多团，扩编为拥有第二十一、第二十三、第二十四旅的一支主力部队。

    1946年1月，根据中共中央东北局的决定，山东军区解放军第三师、山东军区警备第三旅与冀热辽十六军分区辖之第二十一、第二十三旅，在辽宁本溪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三纵队部由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南满）

    军区领导机构兼任。程世清任纵队司令员，罗舜初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副司令员，唐凯任副政治委员。下辖第七旅（由原山东解放军第三师改编），旅长曾国华，政治委员李伯秋；第八旅（由原第十六军分区第二十一旅改编），旅长左叶，政治委员刘光涛；第九旅（由山东军区警备第三旅与第十六军分区第二十三旅改编），旅长宁贤文，政治委员谭开云。全纵队共2.6万余人。

    7月，东北民主联军的旅改称师。三纵第七、第八、第九旅，分别改称为第七师、第八师和第九师。1946年11月，纵队部与辽东军区领导机构分开后，曾克林任第三纵队司令员，罗舜初任政治委员，解方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唐凯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

    三纵成立后，先后参加了辽阳保卫战、本溪保卫战、四平保卫战、西丰

    战斗、通化保卫战等战役。其中西丰战斗，是三纵成立以来第一次规模较大的攻坚作战，不仅收复了西丰和附近的煤矿区，还毙伤俘敌1300余入。因而受到了“东总”的专电嘉奖。三纵通过这一系列实战的锻炼和考验，很快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的主力部队。若论资历，比起以红军老底子建立起的一纵、二纵、六纵来说，三纵的历史较短。可是话又说回来，如果一支历史并不久远的部队，其战斗力能够与老部队比肩相称的话，那么它成长进步的速度，岂不更为可观！

    1946年12月至1947年4月初，国民党先后集中了五至七个师的兵力，向我南满根据地临江地区发动了四次进攻，企图占领我南满根据地后，再全力进攻我北满根据地。为粉碎敌人“先南后北”的阴谋，三纵与四纵及南满地方部队密切配合，通过运动战大量歼敌，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四次进犯，这便是东北解放战争历史上有名的“四保临江”作战。

    1946年底至1947年初，是南满部队最困难的时期。在国民党军强大主力的进逼下，我南满根据地只剩下长白、抚松、蒙江几县之狭小地区。嚣张的敌人企图将我三纵、四纵等主力，一举消灭在长白山区。

    1946年12月17日，郑洞国纠集了五个师的兵力，一犯临江。南满军区司令员萧劲光为了减轻根据地的压力，命令四纵主力第十、第十一师跳出敌人的包围圈，杀向敌后。三纵全部加上四纵第十二师及军区地方部队则坚持内线作战。

    时值滴水成冰的隆冬季节，长白山区的气温已达零下三四十度。三纵的指战员们不少人还没有棉衣棉裤和棉鞋，只好将草绑在身上御寒。三纵的老人们都说，那会儿在黑土地上最苦的要算南满了，南满部队中最苦的又属三纵。四纵当时在敌后打游击，多少能活动活动身子骨；而三纵的部队则在寒冬中露宿山头。为防止战士都冻伤，班长每隔10分8分钟就得喊上一阵：起来，都起来！跺跺脚，搓搓手。吕效荣老人说，他那个连有个新兵，站岗时睡着了，结果冻死了。在山下做好的窝窝头送上来后已冻成了冰砣砣，战士们不得不用枪托砸碎，才能吃进嘴里。

    让严寒冻坏了的三纵部队，就盼着能早点打仗。枪一响，冷、饿、困就都顾不上了。可没承想，真的一打起来，枪栓冻得都拉不开了。等好不容易拉开枪栓，却又打不响，原来撞针也因热涨冷缩给冻得不够长了。战士们也真能想辙，冲着枪机上撒泡尿，趁着热乎劲儿赶快打，不然结了冰就更没法打了。

    三纵部队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进行的一保临江作战，严寒没有冻垮三纵指战员，反而将他们的意志磨炼得比钢还硬。在历时19天的一保临江战役中，三纵大小战斗打了43次，战胜了优势之敌，取得了歼敌1700余名的战绩。

    1947年1月底，敌人又纠集了四个师的兵力，在赵公武的率领下二犯临江。为再次打退敌军的进攻，军区萧劲光司令员、萧华副政委亲临三纵指挥作战。不久，号称“常胜军”的敌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孤军深入到高丽城子地区。萧劲光决定抓住此敌侧后暴露，而位于其南面的新编第二十二师即使增援，也尚需三五天才能赶到的有利时机，集中三纵全部主力一举将其歼灭。

    2月5日拂晓，战斗打响。经过一天的激战，三纵将敌第一九五师包围在高丽城子地区。晚10时，被困之敌拼命冲出重围，企图逃回通化城。但很

    快被三纵追上，又吃掉了2000余人。

    随后，三纵乘胜连续作战。七师和九师挥师三源浦，直指前来增援敌军第二○七师第三团及保安团一部，并采取大胆迂回穿插，将该敌包围在三源浦。2月8日，担任主攻的七师部队向敌阵地发起了勇猛冲锋，歼灭该敌近2000人。

    在二保临江战役中，三纵连续作战九昼夜，在四纵的阻援配合下，取得了歼敌近4万人的辉煌战绩。

    1947年2月17日，东北“剿总”司令杜聿明亲自出马，指挥五个师的兵力三犯临江。三纵在外线部队四纵的密切配合下，经过37天的战斗，歼敌近万人，并且收复了柳河、辉南等县城，扩大了南满根据地。

    三、四月间，大地回春，南满最艰苦的冬季终于过去了。杜聿明趁因松花江即将解冻，我北满部队被迫撤回江北之机，又拼凑了七个师的兵力，四犯临江。此次敌军出动兵力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陈云和萧劲光号召南满部队要不怕牺牲，敢啃硬骨头，彻底粉碎敌人对南满根据地的进攻，从根本上转变战争形势。并且提出了积极争取主动，努力造成敌人的弱点，积极捕捉一切有利的战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同时决定由三纵司令员曾克林和四纵副司令员韩先楚，担任前线正副指挥，组织部队粉碎敌人的大规模进攻。

    在敌人此次进攻中，担当主攻的是刚由热河调来的第八十九师。该敌自解放战争以来尚未吃过败仗，又仗着装备精良，气焰十分嚣张。于是，萧劲光司令员决定集中三纵第七、第八师和四纵第十师，首先吃掉该敌，振我士气，灭敌威风。具体部署为：三纵七师以一部迂回敌后，断敌退路；三纵八师和七师主力以及四纵十师，三面围敌并担任主攻；三纵九师负责阻击敌新编第二十二师的增援，保证正面作战。

    4月3日凌晨，我军各参战部队已全部悄悄占领预定位置，三面包围了敌人。6时，我军开始发起进攻。震天动地的炮声此起彼伏，炮弹暴雨般地倾泻到敌群中，刚刚集合好队伍正准备出发的敌军队伍，立时被打得溃不成军。战士们踏着没膝的积雪向敌人奋勇冲击，“缴枪不杀”的呼喊声响彻山谷。我军在以油家街为中心方圆60里的地域内，展开了纵深穿插，大胆分割和迂回包抄的围歼战。不支的敌人纷纷向兰山方向溃逃。然而担任战役迂回的三纵七师十九团，早以迅猛的动作插向敌后，占领了兰山主峰，截断了敌军的退路。该团九连一面战斗，一面开展政治攻势。面临绝境的敌人在我优待俘虏政策的感召下，纷纷放下了武器，从被困的各山沟里走了出来，边走还边互相召唤着“到三浦去集合！”“在三浦开饭啊！”于是，九连一个连就俘虏敌团长以下3000余人。并缴获各种炮50余门，枪支更是无数，战后被记予特等功。

    战斗至当日下午4时结束。我军以1：25的极小伤亡代价，全歼敌十三军第八十九师与第五十四师第一六二团。计毙敌660余人，俘虏敌八十九师代师长张校堂以下7800余人，缴获各种炮96门，轻重机枪263挺，各种枪3000余支，军马613匹，电台10部。第八十九师的全军覆没，极大地震动了敌军士气，四犯临江之敌纷纷仓皇退去。四保临江的胜利，彻底粉碎了东北“剿总”先南后北“的企图，为东北我军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此后，南满我军便转入了战略反攻。

    新华社播发的军事观察家评论中指出：“此次南满民主联军在柳河南战

    役中，在十小时内歼灭美械嫡系一个师和一个团，并击溃一个师，粉碎了蒋介石、杜聿明第四次进攻，创造了我东北解放区军民爱国自卫战争的光辉战例“。

 第267章

    进入1947年夏季之后，东北战场我军转入战略反攻阶段。东北民主联军自1947年5月中旬至翌年3月中旬，先后发起了夏季攻势、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三纵在这三次攻势作战中，转战千里，先后参加了攻打梅河口、奔袭威远堡、围歼“王牌军”新五军、四平攻坚战等大小战斗40余次，总计歼敌3.9万余人；缴获各种火炮318门，各种长短枪、轻重机枪1.4万余支（挺），汽车92辆，战马300余匹。可谓战果赫赫，军威大震。

    其中秋季攻势中的奔袭威远堡歼灭敌五十三军一一六师，是共产党人在黑土地上最成功的战例之一。指挥这场战斗的则是刚由四纵副司令员升任三纵司令员的韩先楚。

    韩先楚，湖北红安人氏，和二纵司令员刘震一样，同是“徐老虎”（徐海东）麾下的著名战将。据说，在所有敌对国家的情报部门里，为中国将军所建立的档案中，韩先楚的那一本是所有上将中最厚的。原因就在于仗打得多，也打得奇，因而值得记档立案的内容就最多。

    据四纵老人说，全歼国民党“千里驹”第二十五师的新开岭战役，打到节骨眼时有人动摇了，要撤。副司令员韩先楚火了：要撤你们撤，把部队给我留下！结果仗打胜了，而且首创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作战中，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建制师的纪录。

    眼下，围绕怎样打五十二军第一一六师的问题，韩先楚又与纵队政委罗舜初发生了分歧。敌一一六师位于威远堡地区，师部率一个营驻威远堡，三个团散布于周围拱卫着师部，并互为犄角之势。罗舜初认为，为避免两面受敌，应集中兵力，首先歼灭西丰之敌，尔后再向纵深发展，这一想法符合“不打无把握之仗”的原则，因而得到了大多数领导的同意。

    但韩先楚却不愿意采取这种稳中求胜的打法。他主张以纵队主力长途奔袭威远堡，直插向敌纵深师部，乘敌不备，歼其首脑机关，打乱敌指挥体系。

    同时以部分兵力包围西丰之敌，相机歼其一部。敌各团必因师部受击回窜增援，则可顺势在运动中将敌歼灭，尔后再扩大战果。显然，这是一个奇兵色彩极浓，而又相当冒险的方案。

    纵队司令员和政委意见相左，争执不下。于是两个方案同时上报“东总”，由野司定夺。

    林彪很快回电：按韩先楚意见办。

    战事的发展果然与韩先楚预料的一样。三纵一举歼灭了第一一六师，生俘敌师长，共计毙伤俘敌8174人。

    战后总结会上，罗舜初实事求是，襟胸袒荡地讲道：司令员指挥打仗，有正有奇，有独到之处。我们都应该好好向他学习！

    1948年1月，三纵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属东北野战军领导。

    3月至8月，进行了新式整军运动的三纵，部队的军政素质得到了全面的提高，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战略大决战中去。

    辽沈战役开始后，三纵奉命攻打义县。义县位于锦州以北，乃是拱卫锦州的重要外围据点。我军欲图锦州，必须先取义县。打下义县后，我军主要从长春方向开来的大部队，特别是炮兵和坦克部队以及物资辎重，才能进入锦州外围。攻克了义县，就等于扼住了锦州的咽喉。

    二纵五师及东野炮纵的19个榴弹炮连将配属三纵攻坚，并由三纵司令员韩先楚统一指挥攻城作战。此时，韩先楚已到了义县城外的攻城前线指挥所，正和政委罗舜初、炮纵司令员朱瑞，举着望远镜仔细地观察着对面的义县古城。

    韩先楚打仗有这样的一个习惯：每当战斗要打响时，他都要到师里去看看；师部检查完部署好后，又要到团里看看；团里情况搞清楚后，还要到连里看看；最后便是亲临火线指挥战斗。兵团领导发现他这个脾气之后，一方面感到他作风很好，另一方面又为他的安全担心，恐有意外。于是决定给他多配个作战参谋。战斗打响后，由这位作战参谋带着电话兵到前线去代他观察，随时向他汇报下面的战况。韩先楚尽管不情愿。但上级也是出于好意，不情愿也得服从。

    作为攻打义县的最高指挥员，韩先楚对于敌情早已了然于胸。义县守敌为国民党暂编第二十师。该师号称是九十二军之主力，全师百分之八十以上都是美械装备，堪称东北国民党军之精锐。师长王世高也算得上国民党军中的一员虎将。义县守敌除暂编第二十师外，还有若干个保安队等地方武装，守备总兵力达1.2万余人。义县城垣高达三丈，顶厚八尺，北临大凌河，东南西三面环绕着深宽各三米的外壕两道。城内城外遍布了工事暗堡，并有穿越城墙下的暗道相连结贯通。二十师主力第二十团的士兵，八年以上的老兵占了四分之三以上，各守备要点均交二十团把守。坚固的城防和精心的布置，使得敌酋王世高有恃无恐，故早已向坐镇锦州的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打下了固守半个月不成问题的包票。然而，王世高似乎高兴得太早了。

    在韩先楚的指挥下，担任主攻的三纵九师、八师和二纵五师部队，只用了两天便全部清除了义县外围工事，三支部队一齐推至义县城垣下。10月1日上午9时半，总攻打响。我强大炮兵发出了神威，突击部队只用了四个小时便全歼了守敌，结束了整个战斗。敌军暂编第二十师正、副师长，也都做了三纵的阶下囚。

    王世高被俘后还不服气，向负责登记的三纵司令部范参谋怒吼道：“你们这是什么战术，哪一路打法？”

    范参谋则恢谐地揶揄道：“师长大人，不管什么战术，哪路打法，结果是你被俘啦！”

    “咱们一对一地试试！你们几个师打我一个师，算什么能耐？”“王世高，你别吹牛！”范参谋也不客气了，“当初围剿红军时，你们是不是以多打少？你们不照样尽吃败仗！至于现在我们怎么打，用多少兵，那是我们的战术，你根本无权过问！你现在需要考虑的，倒是应该怎样向人民老实交待，重新做人！”说得不可一世的王世高低下头来，再也不敢吭声了。

    义县的攻克，使锦州之敌人完全暴露在我军的铁拳之下。三纵的先遣部队不等清扫完战场，便又火速向锦州出发了。

    “东总”总共投入了五个主力纵队攻打锦州：三纵（配属六纵第十七师）

    与二纵并肩由城北实施突破，七纵、九纵由城南，八纵由城东实施突破。五路大军向心攻击，一举全歼锦州十万守敌。10月12日6时40分，肃清外围战斗开始。三纵七师、八师分别对城北的配水池、大疙瘩坚固据点发起攻击。

    战斗打得异常艰苦。配水池位于城北约二里处的一个高地上，与东面的大疙瘩遥相呼应，控制着锦义公路，乃锦州城北之主要屏障。配水池有五问房子大小，高出地面六米左右，是伪满时代遗留下来的钢筋水泥建筑，将水放干，

    就是一座现成的堡垒。以配水池为核心，在不到半平方公里的阵地上，预先修筑了20多永久或半永久性明碉暗堡，堡与堡之间有交通壕相通。坡下有宽深各三米的外壕，壕外雷场中还埋设有电发火引爆的航空炸弹。

    配水池守敌为一个连，配属一个重机枪连和一个战防炮排。战斗开始后，敌兵力增加到一个加强营。敌人早已做好了死守准备。配水他的墙上赫然显现着用白灰书写的标语：“配水池是第二凡尔登！”“守配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

    攻打配水他的是三纵七师二十团一营和三营。在这一个小小的配水池阵地上，双方攻击和反击不下30次。最后二十团团长王振威亲自指挥冲击，并牺牲在阵地上。当一营长赵兴元发起最后一次冲锋，并最终夺下配水池时，600多人的一营，只剩下了26人！而大疙瘩这个古烽火台，由于修有一条直通锦州城内的暗道，敌人源源不断地增兵固守，直到第二天凌晨才被二十四团三营攻克。

    14日，锦州城总攻开始了。经过80分钟的炮火猛轰后，开始了攻城突击。并肩担任突击任务的十九团和二十三团，在炮火支援下，仅十余分钟突破城墙，将两面红旗插在了城头突破口上。城内攻坚战也打得异常激烈，敌人凭借坚固建筑物进行着拼死的抵抗。紧随突击队之后跟进的七师、八师主力，遂与敌展开逐屋逐巷的拼死争夺。伪省公署大楼、师范学校、铁北水塔等坚固据点，均被攻克。15日7时，八师与十七师将铁路管理局之敌围歼，并迫使敌暂编第五十五师2000余人缴械投降。第二十、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团歼灭交通大学守敌后，于铁路北继续肃清残敌。第二十四团则直插并攻下中央大街九十三军军部，俘敌参谋长以下800余人。第二十五团将车站守敌全部肃清后，又与第二十二团及兄弟部队向敌兵团司令部发起攻击，11时，全歼锦州守敌。

    整个攻锦作战，三纵共计歼敌1.5万余人。

    锦州的攻克，彻底切断了敌关内关外的联系。东北的大门“砰”地一声被关闭了。东北敌人的最后灭亡及东北的最后解放，已为时不远了。

    攻克锦州后，东野总部又集中大部分主力，发起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规模空前的辽西大会战。

    廖耀湘兵团拥有国民党嫡系新一军、新三军、新六军、第四十九军、第五十二军、第七十一军及整编第二○七师共计10万余人，其中新一军和新六军还是国民党所谓的“五大主力”中的两个。

 第268章

    所以该兵团不仅是东北地区国民党军之主力，在全国诸兵团中也算得上是精锐。

    东野总部的具体部署是：十纵拦头，六纵截尾。一纵、二纵、三纵（配属十七师）、十纵及炮纵主力，由黑山正面向东突击；七纵、八纵由大虎山以南向北突击；五纵、六纵跨越北宁线，由二道镜子、饶阳河以东向西突击。

    这一部署是清楚的，因为已将廖耀湘兵团的十万大军团团围住；但又是模糊的，因为各部队只知道攻击方向，却并不清楚当面敌军的番号和准确位置。反正就在这一个大圈子里。

    于是，各纵队也只是向各师区分一个大概的攻击方向，各师再向各团大致区分一下。命令一律是“搜索攻击前进！”10月26日拂晓，辽沈战役中最后的决战打响了。

    林彪也适时地将指挥权下放到各纵队和师：枪声就是命令，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打！直到听不到枪声为止。

    混战中，敌我部队交叉在一起，我军各部队也相互交叉。敌中有我，我中有敌。突击与反突击，包围与反包围。50多万大军在这不算大的方圆之地内，进行着殊死地纠缠和拼杀！三纵乱中取胜，乱中建立奇功。

    25日晚，三纵三个师在黑山东北同时展开。其中七师以二十一团为先锋，十九团随后，二十团为二梯队跟进。七师的前进的箭头，正好指向了一叫作胡家窝棚的村落。

    半夜时分，七师先头部队二十一团的三营进至胡家窝棚附近听到枪声后，立即朝枪声方向扑了上去，随后团主力也冲了上来。三营一个冲锋，占领了胡家窝棚北山，接下来又猛攻胡家窝棚西坡。但三营连续几次冲锋均未得手，恰巧十九团一营上来了，师炮兵营也上来了。于是，炮火掩护，两面猛攻，终于拿下了西坡。天昏地暗，黑灯瞎火的，三纵的部队也搞不清楚打的这村子叫个啥名字，反正知道那里有敌人，有敌人就打，枪声紧就更要猛打。没想到这一打还真打了个正着。最后做了解放军俘虏的廖耀湘在《辽西会战纪实》中写道：“解放军第三纵队及以北的友邻部队第一棒打碎了国民党辽西兵团的‘脑袋’即兵团前进指挥所，同时打碎了新三军、新一军及新六军三军的司令部。”

    敌兵团指挥机构被打碎，使得十万人的“西进兵团”，顿时陷入了群龙无首状态。廖耀湘本人逃到了新六军军部，立刻用新六军电台明语呼叫他的部下向新立屯集结，企图恢复指挥，重整建制。但可惜的是，不仅他的部下没去成，连他本人也没能去成新立屯。不久，一纵等部队便又端了新六军、新一军和新三军军部的老窝。兵团司令变成了光杆司令，只身逃到了饶阳河边的草丛中躲了起来，最终当了三纵的俘虏。

    此后，敌人便溃不成军。战至10月28日，辽西围歼战役胜利结束。三纵在此次战役共歼敌3.9万余人，其中生俘敌第九兵团中将司令官廖耀湘以下官兵1.85万余人。缴获各种炮460余门，各种枪械2万余支，汽车200多台，军马1500匹。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三纵队在辽宁省锦州，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军。军长韩先楚，政治委员罗舜初，副军长沙克，副政治委员刘西元，政治部主任卓雄。

    所辖之第七师改称第一一八师，师长邓岳，政治委员李伯秋；第八师改称第一一九师，师长宁贤文，政治委员刘光涛；九师改称第一二○师，师长郑大林，政治委员李改。另外，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师调归四十军建制，并改称第一五三师，师长管松涛，没有任命政治委员，马毅之任副政治委员。

    全军共5.9万人。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第四十军作为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率先进至河北香河地区参加平津战役。四十军先攻占了北平（今北京）南苑机场，后又与兄弟部队共同完成了对北平国民党军的包围、分割任务。

    1949年2月，四十军再次作为第四野战军先遣部队，率先向华中、华南进军。3月，四十军编入四野第十二兵团建制。罗舜初任军长（后由兵团副司令员韩先楚兼任四十军军长），卓雄任政治委员，蔡正国任副军长，何振亚任参谋长（后为宁贤文），李伯秋任政治部主任。

    5月，与第四十三军一起参加汉浔间渡江作战，一举解放了华中重镇武汉等十余座城市。6月，第一五三师调归武汉警备司令部建制。

    1949年7月，第四十军参加湘赣战役。9至10月，参加衡宝战役，担任中路军正面突击任务，与兄弟部队共同歼灭国民党白崇禧集团主力第七军军部及四个精锐师。

    11月至12月，在四野总部直接指挥下，参加了广西战役，连续追击国民党白崇禧集团21昼夜，全歼其第一二五军。尔后，集结于钦州、防城、合浦地区。12月，转隶第四野战军十五兵团领导。

    1950年3月至5月初，参加海南岛登陆作战。四十军先以第一一八师第三五二团一营首批偷渡成功。后又组织加强团强渡成功，最后与第四十三军、琼崖纵队等部队一起乘胜追击，解放了海南岛，将五星红旗插到了海角天涯。

    此役，第四十军歼灭国民党军第三舰队中将司令王恩华以下官兵1.4万人。

    在四年解放战争中，四十军涌现出“登陆先锋营”等战斗英雄集体和“全功臣”赵兴元、独胆英雄陈树棠等一大批英雄人物。

    东北军区对该军的评价是：四十军为山东地方基干兵团基础，部队历史不算最老，但战斗力却很顽强，过去坚持南满单独局面的斗争，在最困难艰苦环境下的锻炼进步甚快，作风勇猛，能攻能守，其中战斗力以一一八师（原第七师）为最强，为东北部队中之主力军。

    1950年7月8日，四十军奉命由广州乘火车北上至中原地区执行整训和生产任务。此时，朝鲜战争已经爆发。正乘坐着由南国开往中原列车上的第四十军，途中突然接到命令：火车改变原停车地点，立即赶至辽宁安东（今丹东）地区下车，并调归东北军区建制。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成立。第四十军作为首批入朝参战部队，番号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军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袁升平，副军长蔡正国，参谋长宁贤文，政治部主任李伯秋。

    10月19日，第四十军全军将士站在鸭绿江边，背靠祖国，面对朝鲜，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庄严宣誓。志愿军司令部决定抓住美伪军多路分兵冒进的有利战机，集中兵力于西线，首先歼灭充当此路先锋的南朝鲜伪军第六、第七、第八师一部，打好出国的第一仗，力争扭转朝鲜战局。

    四十军奉“志司”命令集结于温井北镇地区，待机歼敌。军首长经研究认为，在各路冒进之敌中，以伪六师最为突出，当敌人尚未发觉我军之际，在具有重要战役价值的温井地区出其不意地予敌以突然打击，不仅可以控制有利地区，迟滞后续敌人前进，而且可以截断向楚山冒进之敌的退路，争取时间掩护兄弟部队迅速集结和展开。

    温玉成军长当即命令：第一一八师迅速占领温井以西的两水洞沿公路之高地，以伏击手段拦腰截击，歼灭可能向北进犯之敌；一二○师三六○团在云山组织防御，坚决阻止伪一师前进，其余两个团向温井机动；第一一九师迅速向云山前进。

    10月25日7时左右，伪一师先头部队，以坦克为先导，沿云山至温井公路北犯，当即遭到了三六○团的迎头痛击。之后该敌在强大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虽发起多次冲击，也未能前进一步。当日上午，另一路自誉为伪六师“精锐”的二团第三营，在一个炮兵中队的配属下，恃强骄矜冒进。该敌在不派出任何侦察人员搜索的情况下，乘坐汽车由温井向北镇放胆推进，渐渐进入了一一八师三五四团和三五三团的伏击阵地。上午9时50分左右，

    战斗打响。三五三团、三五四团立刻采用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向敌发起突然而猛烈的进攻。遭此突然打击的敌“精锐营”，不到1个小时即被全歼。美军顾问赖勒斯亦被我军活捉。当夜，一一八师及一二○师两个团，又乘胜进攻温井之敌，并于26日凌晨占领了温井，彻底截断了窜犯至楚山的伪七团之退路。

    在整个西线战场，四十军围歼伪加强营的战斗最先打响，这一仗也就成为了志愿军出国后的第一仗，由于志愿军当时是秘密出国参战，出国日期不便公开。于是，经毛主席批准，1950年10月25日，便成为了志愿军出国纪念日。四十军也以打响了抗美援朝第一枪而载入史册。

    10月28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邓华，祝贺志愿军在两水洞、温井地区初战胜利。四十军首长立刻将这一喜讯通报全军。全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感到莫大的荣幸。决心以更大的胜利向毛主席和祖国人民报喜。

    继初战告捷之后，四十军又在云山地区与冒进的伪一师展开了三天两夜的激战，为志愿军主力在温井一带展开，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一度进占了中朝边境楚山一带的伪六师第七团，当闻讯其退路已被我军截断后，又企图在伪六师和伪八师各一个营的援救下回撤。但温玉成早已为这三股敌人布下了天罗地网。

 第269章

    第一一八师负责歼灭伪七团；一一九师和一二○师则分头歼灭两支援军。打援部队首先告捷：一一九师和一二○师激战至29日拂晓，将伪六师、伪八师前出援救的两个营大部歼灭在温井以东的龟头洞和立石洞。俘敌400余人，缴获榴弹炮20余门，汽车60余辆。一一八师捷报再传：该师进至龙谷洞、柳良洞、古场地区后，不等担任主攻的五十军第一四八师赶到，即乘敌动摇之机于29日黄昏向伪七团发起进攻。经一夜激战，将该敌大部歼灭。

    随后，四十军分两路继续向南攻击前进。左路一一九师于31日拂晓，在曲波院一带，将由球场增援云山的伪八师两个团击溃；右路一二○师于下九洞，歼灭美军一个炮兵中队后，又连续攻占了美二十四师的数处阵地，直逼宁边。

    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四十军以在云山以南、两水洞、温井、温井以东、古场等地连战皆胜的突击表现，受到了彭德怀等志愿军领导人的通令嘉奖。

    四十军乘第一次战役大胜之余威，又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战役，阵地反击作战，以及西海岸反登陆作战准备。在近三年的朝鲜作战中，四十军先后与伪六、伪八、伪十一、伪十二师，美陆军第一师、骑一师、第二、第二十四、第二十五师，英联邦师（含加拿大旅），土尔其旅等敌军部队进行了644次攻防战斗。总计歼敌4.3万余人（其中美军2.5万余人）；缴获各种炮684门，各种枪8414支，汽车1291辆，坦克41辆；击毁、击伤坦克193辆，击落、伤敌机412架（其中击落128架），击毁汽车314辆。1953年7月，第四十军离朝回国。

    十、“塔山虎”传寄——东野四纵（第四十一军）

    谁要是叫胡奇才狠上了，不死也得扒层皮。在新开岭吃下“千里驹”。有“塔山虎”

    在，谁能逞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该纵队是由山东胶东军区地方兵团扩大编成的。

    1937年12月，中共胶东特委书记理琪等以坚持昆嵛山斗争的红军游击队为骨干，在山东文登县天福山发动抗日武装起义，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三军。1938年9月，第三军与掖县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合编为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五支队，高锦纯任司令员，宋澄任政治委员，吴克华任副司令员，下辖六个团，共7000余人（12月，归八路军山东纵队建制）。1939年秋，第五支队整编为第十三、第十五团，又以黄县、掖县地方武装组成第十四团。

    1940年9月，第五支队改称第五旅（吴克华任旅长，高锦纯任政治委员）；同时成立新第五支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团。1942年7月，胶东军区成立，第五支队整编为第十六、第十七团，与第五旅同归胶东军区领导。1943年，胶东军区部队整编，取消第五旅番号，军区直辖五个军分区和第十三、第十四、第十六团三个主力团（第十五、第十七团分别编入各军分区）。1945年9月，胶东军区部队在对敌大反攻中扩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五、第六师和警备第三、第四旅。这便是四十一军的前身部队。四十一军前身部队在胶东地区坚持抗战，参加大小战斗数百次，不仅为胶东抗战立下了战功，而且锻炼了部队，并涌现出一大批善打硬仗恶仗的虎将。塔山阻击战时任四纵副司令员的胡奇才，便是其中的一个。

    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迟浩田在80年代任济南军区司令员时，曾在山东临胸听过一位老翁唱过一首抗战歌谣：胡奇才，真勇敢，带领八路军打冶源，打死鬼子三十三，活捉一个翻译官。

    许多当年山东八路军的老人，每每谈到胡奇才死打硬拼的狠劲时，无不手翘大拇指称赞不已。他们都记得抗日战争时期打小张庄的战斗。那会儿部队连攻了几次也未能拿下敌人小张庄据点。胡奇才火了。他将各班排的共产党员和连排干部抽出来，组织起一支敢死队。随后集中起全团的号兵，吹响了震撼人心的冲锋号。他身先士卒，冲在最前面，一次冲锋就拿下了日军据点。

    之后，胡奇才的狠劲儿就在胶东出了名。日本人怕跟胡奇才交火，伪军则只有望风而逃的份了，只恨爹娘给自己少生了两条腿。山东的老人说，谁要是叫胡奇才狠上了，不死也得扒层皮。山东八年抗战，四十一军前身部队得到了锻炼，打出了威风。1945年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胶东军区副司令员吴克华、政治部主任彭嘉庆、副主任欧阳文率领山东解放军第六师、第五师一部及部分独立团，共1万余人（胶东军区其余部队后来发展为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二十七军），分批从海路挺进东北，11月进至辽宁安东（今丹东）、庄河、营口等地区，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纵队（辖第一、第二支队，12月支队改称旅）和第三纵队（辖第四、第五旅），归东北人民自治军辽东军区领导，担负剿匪、扩军和开辟根据地等任务。

    1946年2月，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四纵队，吴克华任司令员，彭嘉庆任政治委员，胡奇才任副司令员，欧阳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蔡正国任参谋长。下辖由第二纵队第一旅改编的第十旅；由第二纵队第二旅改编的第十一旅；由第三纵队改编的第十二旅。

    全纵队共2.3万余人，属辽东（南满）军区领导。

    当时的东北战局是，国民党军正处在战略进攻势头上，而兵力和装备均处于劣势的我军，则被迫进行战略防御和退却。用东北老百姓的话说，“看那架势呀，共产党是不大行了。”部队中也普遍存在着程度不同的悲观情绪。

    但是四纵却用一系列的胜仗，改变了人们对时局的看法：——1946年4月6日，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军长赵公武，率苦难其第二十五师及“五大主力”之一的新六军第十四师，再犯本溪。四纵十旅在金钟山阵地顽强阻击了敌第十四师的多次进攻，并趁敌溃败之机发起反击，将溃不成军的第十四师追至苏家屯东南的长岭子、二道沟子一带。12日，四纵向喘息未定长岭子守敌，再次发起猛攻。激战至下午，将国民党所谓的“王牌师”

    击溃。此次战役，四纵共计毙伤国民党军精锐十四师副师长以下1300余人，俘敌600余人。

    ——5月中下旬，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四平保卫战，四纵在239辽南保安第一、第二团的配属下，发起了鞍（山）海（城）战役。24日，部队扫清鞍山外围据点，25日黄昏，攻克鞍山市，全歼国民党守军第一八四师第五三一团。随后四纵转兵进逼海城。29日，四纵从东城突破海城后，向敌守军发起了政治攻势，迫使守敌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瑞率师直和第五五二团宣布起义。解决海城后，四纵部分部队又挥师大石桥，向该地守敌第一八四师第五五○团展开政治攻势。该团拒不投降，弃城向营口方向后撤。四纵部队奋起追击，于6月2日在大甸子、石灰窑将该团全歼。至此，国民党第一八四师全部被四纵解决。

    鞍海战役，共计歼敌3300余人，争取国民党军起义2700余人。四纵首创了东北战场上，以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相结合，歼灭国民党军一个整师的范例。鞍海战役的胜利，使敌沈阳感到重大威胁，迫杜聿明从北线抽调四个主力师向南回援，从而打破了国民党军向北满解放区继续进攻的计划。

    ——鞍海战役后，杜聿明感到后院太不安全，于是决定先收拾掉南满的共军主力三纵、四纵后，再图北满。10月，杜聿明调集了八个师10余万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大举进攻。在此之前，改变整个战场的被动形势，同时要求第十师归建回援。

    胡奇才在新开岭地区，为美式机械化装备的第二十五师布置下了口袋。

    新开岭位于安东赛马县（今丹东市凤城县）境内。伏击阵地就选在了新开岭东面一条东西走向的袋形谷地。此处两边是高山，瑷阳河和宽（甸）赛（马）公路从谷底并行穿过。只要控制住周围的制高点，任凭你真是“千里驹”也休想通过。

    战斗于10月31日10时打响。隐蔽集结在新开岭的四纵部队，经过一天

    一夜的激战，对进入山谷的敌二十五师形成袋形包围。

    “千里驹”果非等闲之辈。在抗战中也算得上是一员勇将的师长李大麻子，立即捉住了战场的关键——老爷山。老爷山是战场的制高点，可以俯视和控制整个战区，由四纵十一师部分部队防守。但在美械化装备的第二十五师的猛烈炮轰和疯狂冲击下，老爷山阵地和404高地很快失守。敌人先是由一个连防守，后又增加到一个营。最后，又增加到一个团。

    能不能歼灭“千里驹”，就看能不能拿下老爷山。胡奇才命令十师二十八团务必拿下。山是那样陡，最陡的地段坡度竟达70度；坡又是那样的滑，一夜的雨雪已将泥土和腐叶泡成了水叽叽的滑梯。即使没有守敌的密集火力的威胁，爬上去也实属不易。

    星夜兼程赶到了新开岭的第十师二十八团，气都没待喘匀，就开始投入战斗，向老爷山发起了数次猛攻。

 第270章

    但二十八团九次攻击都未奏效，且伤亡惨重。到最后，全团算上炊事员，就只剩300多人了。而此时，各路敌军都纷纷向新开岭逼近，其中号称“虎师”的新二十二师距离已不到一天的路程。

    胡奇才心急如焚。继续打下去，若一天之内再解决不了战斗，就会反被优势之敌所包围，后果将不堪设想；但如果撤，眼看就要打瘫的“千里驹”又会蹦起来，并且更加猖狂。

    纵队几位领导一碰头，认为直到眼下主动权还在我们手中。我们困难，敌人更困难。能不能取胜，就在这最后的几小时。一咬牙，一横心：打！

    预备队第三十团全部投入，纵队几位主要领导全部下到师，下到团。集中全部炮火掩护十师强攻，十一师和十二师则从侧后全力攻击。

    “砂锅捣蒜，一锤子买卖。”胡奇才下了死命令，限时务必拿下老爷山，全歼二十五师！

    团长、政委带突击连，参谋长带尖刀排，冒着雨点般的机枪扫射，一鼓作气，终于拿下了老爷山阵地。纵队炮火随后转向敌二十五师指挥所和山谷中的敌军。敌坦克、汽车和几百辆大车纷纷起火。失去了老爷山这个最后倚托的敌第二十五师顿时乱了营，一批批地向赛马集方向突围逃窜，却被早候多时的四纵十一师、十二师部队堵截住了。

    在我军强大的政治攻势下，敌军纷纷举手投降。当胡奇才和纵队政委彭嘉庆来到黄家堡时，只见我军一个班就俘虏了几百名敌新开岭战役，首创了东北民主联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敌美械装备一个建制整师的最佳结果。因此在战后荣获毛泽东主席、中共伟大的辽沈战役开始了。

    蒋介石也终于看出了我军的战略意图，立刻就“毛”了：如果一旦让共军卡住了东北咽喉——锦州，东北四五十万国军便将成为瓮中之鳖，在劫难逃！

    10月2日，蒋介石急飞沈阳，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会上确定：由华北傅作义部抽调11个师，组成东进兵团，在第十九兵团司令侯镜如指挥下，东进援锦；以沈阳地区抽调11个师、3个骑兵旅组成西进兵团，在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的指挥下，西出援锦。蒋介石的如意算盘是：两个重兵集团东西对进，既解锦州之围，又可将我军投入攻锦的东北解放军主力，围歼在锦州地区。

    因此，东野必须在一个星期内攻克锦州，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东总将在塔山一线阻击东进兵团的任务，交给了四纵、十一纵及3个独立师。

    “街亭虽小，于系重大”。锦州是东北的门户。塔山又是锦州的门户。

    只要东进兵团突破塔山，要不了半天就能涌到锦州。一个星期内能否攻克锦州，关键在于塔山一线的阵地能否坚守一个星期。塔山村是辽东湾上一个百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位于锦州城与锦西城之间，东临渤海，西接白台山、虹螺山，紧贴锦西高地。两锦公路穿村而过，北宁铁路和村东一公里处的公路平行北上，是锦、葫敌人北进的唯一通道。塔山阻击部队的防线就以塔山村为中心，东至海边，西至白台山、北山，正面宽12公里半。地形也都是缓坡丘陵，无险可恃。

    塔山北距锦州外围不到20公里，南距锦西敌人的前沿阵地只1、2公里。

    而且塔山南面的大东山、小东山、影壁山一线高地，全被敌人所占据，使得我军阵地完全处于敌居高临下炮火射程之内。狭窄的地形也不允许四纵等部队开展运动防御战，只能作阵地死守。兵力上敌众我寡，装备上敌强我弱，地势上敌高我低。四纵就是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接受了塔山阻击的任务。

    总部要求他们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一样，死死地钉在那里不能后退一步。

    四纵政委莫文骅从四野总部开会回来后，传达了总部首长的动员令：塔山阻援战斗意义十分重大。要拿下锦州，又必须把近在咫尺的锦、葫援敌堵住。因此，能否把援敌阻于塔山以南，就成了锦州能否攻克的关键。一定要告诉指战员们，这次阻援绝不比攻城任务来得轻松，拿不出过硬的本领是经不起，熬不过的。

    东野总部首长对四纵顽强的战斗作风是蛮有信心的。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在给四纵的电报中写道：“你们必须利用东自海边西至虹螺山下一线约20余里的地区，作英勇顽强的攻势防御，利用工事大量杀伤敌人，使敌人在我阵地前横尸遍野……而使我军创造震动全国的光荣的防御战。”

    10月10日，敌人不等烟台的第三十九军到达，便在飞机、大炮和海军舰炮的掩护下，以新六军暂六十二师、五十四军第八师、六十五军第一五一师向我军阵地扑来。

    吴克华和莫文骅在纵队指挥所里，不断地接到前沿部队的报告：敌机低空投弹，炮弹密如蝗群，几十分钟落弹5000余发。工事全被摧毁，铁轨枕木漫天飞舞，平地犁松了几尺土。炮伤甚大，一部分人震昏，耳鼻出血。敌冲锋队形密集，连、营、团长带头，督战队押后，不顾地形条件，犹如一群疯狗，任凭怎样射击，还是毫无知觉似的“哇哇”叫着往上冲。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踏尸而过，一梯队垮了，二梯队上；二梯队垮下去，三梯队、四梯队上。打也打不光，堵也堵不住。拼命死冲上来的敌人和我军战士绞在一起，抓头发、揪耳朵、摔跤、滚打，拼老命地于。我前沿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呈现拉锯状态。

    吴克华称这种集团冲锋为“饭馆子”战术——大块肉猛往上端，叫你吃不光、喝不尽，最后活活撑死。看来要想不被撑死，就得中止敌人“上菜”，吴克华把纵队参谋长李福泽叫来，让他通知炮兵，集中人力轰击敌人后梯队集结地域，叫敌人的冲锋接不上茬；同时通知前沿部队加强阵地前反击和二梯队反冲击。敌人不让我们喘口气，我们也不能让他们舒舒服服。

    在我军的顽强阻击下，第一天就打退了敌军九次集团冲锋。入夜后，战士们才吃上了一顿饭，接着顾不上休息片刻，又冒着敌人的炮击，开始重修工事的战前准备。

    翌日清晨，敌军又投入了四个师的强大兵力，并改取中央突破的方法，

    即在两翼猛攻塔山桥和白台山的策应下，全力突击塔山。冲击开始前，先是一个小时的炮火急袭和飞机轰炸。呼啸而下的排炮和巨型炸弹，从前沿铺向纵深，又从纵深铺回前沿。整个塔山阵地刹时间化作了一片火海。接下来又是在连营团长率领下的整连整营整团的冲锋。被我军打退后，便再次炮火猛轰，待我阵地被轰成焦土后，又发起集团冲锋。

    这一天，从早晨7时至下午4时，连续九小时撕杀不断，战斗远比第一天激烈。三个主阵地都曾一度被敌突人，但四纵立即组织部队反冲击将敌歼灭，夺回了阵地……

    林彪的眼睛盯着锦州，但余光却从未离开过塔山。塔山恶战六昼夜，除去林彪主动询问和四纵主动报告，单是十二师每天就要向林彪报告四次战况。林彪在电话里对师长江燮元一字一句地说道：“守住塔山，胜利就抓住了一半。告诉你：塔山必须守住！拿不下锦州，军委要我的脑袋；守不住塔山，我要你的脑袋！”

    虎将江燮元则手指着指挥所，对手下的团长、营长说：“我看着你们，你们看着我。是死是活咱们在一起，是死是活就在这里，是死是活也要守住阵地！”

    塔山恶战六昼夜，纵队副司令员胡奇才在前线坐镇五天。四纵的老人回忆说：“胡奇才往那儿一坐，不用吭气儿，那威势就来了，什么也不用想，许进不许退，你就往死里打吧。”

    10月8日至13日，我攻锦部队扫清锦州城垣外围据点直逼锦州城下。

    蒋介石眼见得锦州城防危险，而九个师的援军却被堵在近在锦州门口的塔山，两天时间里竟然未能前进一步。蒋介石一面派出他的随身参军前来督战，一面将两天来都没舍得用的华北“剿总”直辖独立第九十五师——所谓“没丢过一挺机枪”的“赵子龙师”也拉了上来，准备第二天大干。

    蒋介石还不放心，又特意派九十五师的老师长罗奇为该部打气。罗奇一到锦西就狂妄叫嚣：“没有赵子龙师拿不下的阵地！”他使出了软硬两手：一面在部队中建立了庞大的督战组织，规定逐级监督，怯阵者杀无赦；一面以每人50万金圆券的高价，收买组织起一支“宁死不退”的“敢死队”。

    13日清晨，敌独立第九十五师投入战斗后，果然与众不同。第一冲锋队上来，全端着冲锋枪，再一冲锋队上来，全是机关枪，清一色的自动火器。

    那些头戴大盖帽的军官们，如同吃了“刀枪不入”的仙丹一般，远远地冲在队伍的前头，拼死卖命。冲击受阻后，便将同伴的尸体垒成活动工事，向我阵地一步步推进。

    在黑土地上也打了无数恶仗的四纵指战员们，还从没有见过如此凶猛的进攻。几个回合过后，刚刚换上来的十师第二十八团就伤亡百人以上。打到黄昏，伤亡竟达800余人。当夜，三十团换下了二十八团。而敌人的锐气，也在这一天基本上被打光了。当天深夜，东野参谋长刘亚楼打来电话：锦州外围据点已全部扫清，14日上午实施总攻。吴克华立即将这一消息传达到各师，阵地上立时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而蒋介石也在这一天夜里，下达了“拂晓前攻下塔山，14日进占高桥，黄昏到达锦州”的死命令。

 第271章

    于是，在蒋介石的严令逼促下，敌人四个师在凌晨就发起了猛攻。敌指挥官也如同疯了一般，既不讲战术，也不讲队形，是驱赶着士兵以密集的队形，不顾死活地一波又一波地往上猛冲……上午10时，惊天动地的轰鸣声从锦州方向传来。锦州总攻打响了。我军阵地上顿时一片欢腾。战士们从战壕里爬出来，

    在硝烟弥漫的阵地上狂喊着：“同志们，老大哥打锦州啦，加油干哪！”“范汉杰完蛋啦！”

    随着10月15日锦州的最后解放，侯镜如兵团的攻势也被瓦解掉了。据说在华北从未吃过败仗的“赵子龙师”，临走时，三个团只能凑成三个营了。

    在塔山阻击战中，四纵顽强地抗击住了敌五个师在海空军配合下连续六昼夜的轮番进攻，直至锦州解放，阵地屹然未动。从而为主力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整个防御作战中，四纵共毙伤俘敌6117人；而自己伤亡也高达3145人。

    战后，第四纵队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荣获“塔山英雄团”光荣称号，第十师第二十八团荣获“守备英雄团”光荣称号，第十二师第三十六团荣获“白塔山英雄团”光荣称号，纵队炮团荣获“威震敌胆炮团”光荣称号。有20名指战员荣获“毛泽东奖章”，仅十二师就有2026人荣立战功。

    在辽沈战役中，四纵被授予荣誉称号和荣立战功的集体和个人，无论数量还是质量，均为四野备纵队之冠。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四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归东北野战军建制。吴克华任军长，莫文骅任政治委员，胡奇才任副军长，欧阳文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福泽任参谋长。所辖第十师改称第一二一师，蔡正国任师长，李丙令任政治委员；第十一师改称第一二二师，田维扬任师长，张秀川任政治委员。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二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步兵第一五四师，左叶任师长，曹传赞任政治委员。全军共计6.4万余人。

    1948年11月，四十一军作为先遣兵团之一部秘密南下入关。12月，第四十一军参加平津战役，配合华北野战军攻克康庄、怀来、张家口等县中，切断了国民党军傅作义集团西退绥远（今内蒙古自治区西南部）之道路。1949年1月，参加包围北平（今北京）。和平解放北平后，担负北平市的警备任务。同时，奉命改编傅作义起义部队的第一○四军第二○九师。

    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经唐县、保定、涿县，于25日到达北平。当天，由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一师第三六一团、第一二二师第三六四团、第一二三师第三六七团及军炮兵团等组成的阅兵部队，在北平西苑机场接受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检阅。

    1949年4月，四十一军由华北向华中、华南进军。5月，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建制，并于河南新乡改编国民党军第四十军2万余人。8月，四十一军改归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9至10月，参加进军华南的中路，在衡宝战役中，担负正面突击任务，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俘虏国民党第七军副军长凌云上。11至12月，参加广西战役，先后攻克全州、兴安、桂林、灵川、荔浦、蒙山等县市，歼国民党军8600余人，俘敌第三兵团副司令官兼第七军军长李本一。

    1950年1月，第一五四师调归广西军区建制。2月，该军又改归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建制。奉命由广西容县地区开赴广东省淡水、高要、惠阳、黄岗等地执行剿匪作战任务，并先后解放了南澳岛、南鹏岛。1951年1月，进驻潮汕地区执行保卫海防的任务。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从东北转战两广，经历主要战役、战斗440余次，解放县以上城市30余座，涌现出“塔山英雄团”

    等英雄部队和鲍仁川、程远茂等一批英模人物，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汗马功劳。

    十一、“叶挺独立团”的传人——东野六纵（第四十三军）

    野战军中的“老大哥”。“攻坚老虎”名不虚传。浴血顶住十万兵。跨海征战，猛虎化蛟龙。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历史的英雄部队，迫根溯源，其部队的一支，乃是大革命时期“叶挺独立团”的传人。

    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地组建军队、拥有武装，始于红军时期。但是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大革命后期，北伐战争中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的著名的“叶挺独立团”，实际上已经是由中国共产党人掌握的第一支武装力量。

    大革命失败后，1927年8月1日，“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南昌起义。南昌起义失败后，这支队伍由朱德、陈毅率领转战至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师，组成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后改称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随后又经过几次改编，于1933年6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二师，下辖第四、第五、第六团。

    红二师成立后，先后参加了中央苏区的五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红二师作为长征部队的前卫师之一，强渡乌江，智取遵义，飞夺沪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开路任务。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红二师改编为八路军第——五师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开赴华北抗日前线，首战平型关。1938年底，挺进苏鲁豫边区，改称八路军苏鲁豫支队。1940年8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第一支队，挺进苏北，增援新四军，实现了八路军与新四军的战略大会师。同年10月，改为八路军第——五师教导第一旅。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改为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担任华中机动作战任务，转战于苏北两淮地区。

    日本投降后，新四军第三师奉命挺进东北，三师到达东北后，该师第七旅和来自山东的八路军第一师，就被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作为主力部队留在身边。这两支部队都是八路军——五师的老底子，曾任——五师师长的林彪自然很了解它们的实力。尤其是七旅，更是林彪的“娘家”，红军初始，他当连长时就是在这支部队。

    不久，林彪指挥七旅和一师部队，发起我军进入东北后的第一个歼灭战——秀水河子战斗。通过实战的考验，林彪更坚信了自己的眼光。后来七旅和一师分别成为了东北野战军的主力军六纵和一纵的主力师。

    四十三军另一部的前身为七七事变后我党领导的鲁东、冀鲁边的抗日武装，后分别发展为清河军区，冀鲁边军区部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教导第六旅的基础）。1944年这两个军区部队合并编为渤海军区。抗战胜利后，以该军区直属团和第二军分区独立团、第四军分区两个营以及第五军分区一个营，编为山东解放军第七师。1945年10月，在师长杨国夫、政治委员徐斌洲的率领下，向东北挺进；以渤海军区第一、第三、第四军分区各一部组成三个团，由渤海军区副政治委员刘其人率领先进至热河滦平（今属河北），编为热河纵队第一旅，参加平泉战斗后也进入北满。1946年3月，山东解放军第七师、热河纵队第一旅和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三支部队，在哈尔滨以西地区会合后，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原冀热辽第十九旅、山东解放军第七师、热河纵队第一旅，依次编为该师所辖之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

    旅。

    上述两部进入东北后不久，先后参加了山海关保卫战、秀水河子歼灭战和解放长春之战。1946年4月参加四平保卫战，给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的新一军以重大打击。

    1946年10月，第三师第七旅与第七师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六纵队，陈光任司令员（后洪学智、黄永胜），赖传珠任政治委员（1947年8月到职），杨国夫任副司令员（后梁兴初、曹里怀、李作鹏），刘其人任副政治委员，阎捷三任参谋长（后黄炜华、曹里怀、黄一平），徐斌洲任政治部主任（后邓飞）。原第三师第七旅改为第十六师，王东保代师长（后由梁兴初、李作鹏兼师长），郭成柱任政治委员（后张池明）；原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第十九旅与第二十旅合并为第十七师，龙书金任师长，当时缺政治委员，1947年7月徐斌洲调任；原东北民主联军第七师第二十一旅改为第十八师，王兆相任师长（后阎捷三），陈德任政治委员（后袁克服）。全纵队2.3万余人。

    1947年1月至3月中旬，北满部队一纵、二纵和六纵，为粉碎国民党东北“剿总”杜隶明的“先南满，后北满”战略企图，主动发起了三下江南（松花江以南）作战，寻歼当面分散独立之敌，以配合南满三纵、四纵等部队的四保临江作战。在二下江南作战中，六纵在东北民主联军炮兵一团、二团的配属下，发起了围歼德惠城敌军的攻坚作战。此次作战，不仅是六纵的第一次攻坚作战，也是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据守的城市进行的第一次攻城作战。由于缺乏攻坚作战经验，这次攻坚战失败了。

 第272章

    但是六纵却有幸第一个亲身体验了城市攻坚战斗，并从中总结了在攻坚作战中，步炮、步但协同等一系列宝贵的攻坚作战经验。

    1947年5月至翌年春，六纵先后参加了东北我军夏季、秋季、冬季三次攻势作战，其中在第一次四平攻坚战中，六纵十六师初显神威。

    当时，主攻四平城是由第一、第三、第七纵队担任，六纵本是担负南面打援任务的。但东总鉴于六纵十六师打过德惠攻坚战，便将其单独调来，作为攻城预备队，并归攻城总指挥一纵司令李天佑直接指挥。6月14日，四平攻坚战正式打响。两天后，由于一纵一师、二师伤亡较大，李天佑遂命令十七师投入战斗，接替一师和二师的进攻阵地。

    龙书金接领任务后，便一改一纵的打法。一纵部队是以一个团打一条街，十七师则以一个营打一条街，并且充分利用地形地物，发扬大胆穿插和孤胆作战精神，展开火力与敌在巷战中拼搏争夺，逐房逐街地前进。各战斗分队都组建了火力组、突击组、爆破组和支援组。四个小组密切配合，将敌守军的钢筋水泥工事一个个拿下，后续部队则依次跟进。19日便打到了敌核心阵地跟前，将敌第七十一军军部包围起来。

    总攻发起前，李天佑总指挥来到十六师指挥所。12时正，龙书金下达了攻击命令，北面的第五十一团从东北角向西南打，第四十九团从西北角向东南打。炸药一车车运上来，又一包包送到目标上——这便是十七师发明的重叠爆破。李天佑司令员看到敌工事被炸得满天飞，兴奋他说：“你们部队好厉害呀！”不到二个小时，敌核心阵地即被十七师攻破，生俘敌七十一军特务团团长陈明信以下近2000人。

    四平攻坚战是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第一次大规模城市攻坚战。后虽因援敌到来而未最终攻克，但却锻炼了部队的攻坚能力。林彪也正是通过十七师攻打四平的作战经验，总结出了“四组一队”的攻坚战术。

    六纵十七师通过德惠攻坚战和四平攻坚战的锻炼，成为了东北民主联军诸师中攻坚能力最强的部队，并且荣获了“攻坚老虎”的美称。

    至今四野的老人们还常谈起“林彪三调十七师”的故事：一是四平，二是锦州，三是天津。都是作为攻坚预备队，即在最关键的时刻和最关键的部位，才把这只“攻坚老虎”放出去。

    1948年1月，六纵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六纵队。

    1948年5月，六纵与十二纵和六个独立师，担负进攻和围困长春的任务。

    9月12日，辽沈战役发起后，六纵十七师师长龙书金、政委徐斌洲，突然接到东野总部直接发来的电报，令十七师“迅速前进到锦州以北葛王碑地区，具体宿营位置由三纵指定，并归三纵指挥，参加攻锦”。于是，全师乘坐八列火车，浩浩荡荡地向辽西平原开进。

    10月上旬，十七师部队到达阜新。深知锦州对东北全局重要性的龙书金和徐斌洲，唯恐来晚了捞不到仗打，一下火车，便怀着急切的心情跑到野战军总部汇报情况，请求任务。林彪、罗荣桓、刘业楼等首长一起接见了他们。

    林彪首先向他们交待了任务：“你们十七师是‘攻坚老虎’，过去打四平时，槁了纵深爆破，打巷战有经验。这次你们攻打锦州市内，一定要搞掉范汉杰的指挥所和第六兵团指挥机关。”随后，罗荣桓政委再次详细他讲解了攻打锦州的重要意义，刘亚楼参谋长则代表野战军总部命令十七师为攻锦总预备队，立即开往锦州，接受三纵司令员韩先楚指挥，准备投入东野有史以来最大的攻坚作战。

    此时，三纵、七纵、八纵和九纵经过十余天的激战，已经彻底肃清了锦州外围据点。最后的总攻，已近在眼前。

    在三纵指挥所里，经数夜指挥已熬红了双眼的韩先楚司令员，指着墙上的地图向龙、徐二人交待道：“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部之间的铁路局，是锦州的心脏。待攻城部队一打开突破口，你们这只‘攻坚老虎’就要不顾一切地猛扑进去，把它逮住！”10月14日清晨，总攻锦州的炮击开始了。整个锦州城立时陷入硝烟火海之中，大地在剧烈地颤动，敌人一座座碉堡被轰得粉碎。这是东北野战军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炮击，轰击了足足1个半小时。炮声刚停，嘹亮的冲锋号聚然而起，突击队的战士们从交通壕里一跃而出，向突破口冲去。

    龙书金站在韩先楚身旁，同时手擎望远镜，观看着三纵的先头部队潮水般地拥进了城垣突破口。他焦急地请示道：“韩司令，突破口撕开了，该我们的了！”

    得到批准后，十七师先头部队四十九团在团长赵浩然的指挥下，如同离弦的箭、脱疆的马，飞速向锦州城里冲去。该团的先头突击队三营，乘敌混乱之机，猛打猛冲，向神社之东的大同街、康德街发展，并迅速逼近了铁路。

    铁路南边的敌人，凭借着几列火车车厢的掩护和铁路局守敌的火力支援，拼死顽抗。三营七连奋勇冲杀，与敌反复争夺，只用了20分钟即歼敌近500人，攻下20余个地堡。

    为了迅速插向敌人纵深，四十九团又把下一步的尖刀任务交给了三营八连。赵团长严肃地对八连指战员们说道：“上级把我们从吉林调到这里来，就是要我们勇猛地穿插分割敌人，我们可不能给攻坚老虎的脸上抹黑。”

    八连马副连长斩钉截铁地回答道：“团长，请放心吧！插不到铁路南边就不回来见你！”

    说罢率领着部队就冲了上去。在九连的协助下，八连相继攻占了大楼十余座，在铁路南开辟出一条500余米宽的走廊，为团主力的继续攻击打开了通道。战后，八连以其突出的表现，荣获了“猛虎尖刀连”的光荣称号。

    四十九团通过铁路后，发展异常迅速，战至下午6时40分，已将铁路警察署的守敌全部解决。随即又向锦州敌守备的心脏——铁路局发起进攻。

    铁路局是一座钢筋水泥筑成的大楼，四周用沙包垒起一圈圈临时性的掩体工事，为铁路南敌人的一个大支撑点。夺取了它，就将直接威胁到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和第六兵团部。担任主攻的二营部队，在机枪和六○炮的掩护下，从四面向大楼发起冲击。六连爆破组摸黑从窗口推进一个几十斤重的炸药包，霎时间，火光四射，响声震天，吓得楼里的敌人四处乱窜。二营趁势发起冲击，仅用30分钟，就将600名守敌全部歼灭，并且缴获了大量的坦克、榴弹炮、汽车等军用物资。

    当东总得知十七师已将铁路局这一战略要点拿下后，立即发来了电报嘉奖：部队投入纵深，发展迅速。望发扬‘攻坚老虎’的巷战威力，争取锦州战役全部胜利。

    此时，十七师第五十一团也在团长赵月光、政委王奇的率领下，以风卷残云之势连续攻占了锦州车站，竞技场等地。随后，龙书金又命令五十团一营向东南发展，直插敌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附近的纺纱厂和被服厂。经二小时激战，歼敌千余名，迫使敌东北“剿总”副司令范汉杰等，龟缩到锦州老城躲了起来。四十九团在拔掉了神社和铁路局两颗钉子后，又乘胜扩大战果，与第五十一团一部继续向西南攻击，先后占领邮政管理局、锦州银行等重要敌据点，俘敌1500余人。战斗中，四十九团年仅20多岁的杨政委身先士卒，不幸壮烈牺牲。全团战士高喊着为政委报仇的口号，奋勇杀敌，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最终将国民党暂编第五十师和第八十八师全歼。第五十一团也于早晨6时30分，与兄弟部队一起，攻占了国民党军第六兵团司令部。

    在整个锦州攻坚战中，十七师共毙伤俘敌1万余人，缴获轻重机枪300多挺，各种火炮50多门，坦克3辆，以及大批军用物资。胜利地完成了总部首长交给的攻坚任务。

    锦州攻坚战，六纵十七师再显神威。东北军区司令部对十七师的评价是：该部队历史不算老，战斗作风顽强，进步快，善于夜战及村落战斗，战士勇猛，长于使用爆破，攻坚力最顽强……为东北野战部队中攻坚力量最顽强之部队。

    就在十七师浴血锦州大打攻坚战之时，六纵的主力（十六师和十八师）

    则在不停地进行着运动战。它们先是在彰武西北地区，与企图援锦的廖耀湘兵团周旋，诱敌北进，使之不能西援；10月15日锦州攻克后，东野总部鉴于长春守敌有向沈阳突围的迹象，又令六纵即刻东返通江口（法库以东），协同北面我军歼灭突围之敌。当六纵正兼程向东江口急进途中，长春因守敌之第六十军起义而获解放，东野总部又令六纵停止前进，原地待命。

    接电后，六纵党委的五名常委（司令员黄永胜、政治委员赖传珠、副司令员杨国夫、参谋长黄一平、政治部主任邓飞）讨论了战局的发展，一致认为：锦州之攻克、长春之解放，使东北战场上的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我军攻克锦州的部队，必将回师歼灭廖耀湘兵团。但我军主力到达之前，廖兵团

    很有可能向营口或沈阳撤退。因此，六纵的任务，很可能由原来的拖住敌人变为阻击敌人。于是，他们主动令部队作好了充分的战斗准备。后来战局的发展，果然证实了他们的分析和判断。

    攻锦战役即将结束时，林彪再次将目光转向了廖耀湘兵团。

 第273章

    不过这次盯住廖耀湘，可不是怕它拼命援锦，而是怕它跑回沈阳。10月6日，林彪根据廖耀湘兵团继续西进的行动，向中央军委建议，决心诱敌深入，在辽西地区打大歼灭战，聚歼廖兵团！廖耀湘兵团几乎汇聚了东北国民党军的全部精锐。歼灭了廖兵团，等于解决了东北作战问题的大半。19日，中央军委复电批准了东野的作战计划——就地聚歼廖耀湘兵团于野战之中，堵住廖耀湘兵团东逃沈阳任务，就落到了正位于该兵团侧后的六纵身上。东野总部随即发出了一系列命令：命令第六纵队以强行军从彰武方向迅速插到新民以西地区，坚决堵死廖耀湘东逃之路；命令原在正面阻击廖敌的五纵和十纵实施正面攻击，紧紧抓住廖兵团；命令刚刚结束攻锦的部队，不顾伤亡和疲劳，星夜兼程赶往作战地域，务必合围廖耀湘兵团。

    一切布置就绪后，林彪最担心的就是六纵队能否截断廖耀湘的逃路了。

    因为这十几万国民党精锐部队，一旦逃回沈阳，要再想聚歼，这仗可就要难打得多了。

    六纵指挥员们当即进行了认真研究。东野总部电报中指出的“全局的关键，在于能否彻底切断敌人的退路”这句话，尤使他们感到肩上担子的重大。

    能够领受这一关键任务，固然说明野司首长对六纵的充分信任。但以手头仅有的两个师，前后左右又没有友邻部队，却要堵住包括两个“王牌军”在内的十几万敌军的拼死突围，又谈何容易。加之又是平原作战，有利于敌军充分发挥炮兵、装甲兵的优势，这一场阻击仗必将是空前地险恶。

    但军令如山，容不得半点迟疑。更何况六纵是东野的主力，主力就要有主力的样子，就要为人所不能为之事。纵队首长决心：两个师由北向南并肩以强行军速度前进，并作好遭遇战的一切准备，一旦与敌遭遇，必须不顾一切抢占有利地形，坚决完成堵截敌人退路的任务。纵队政委赖传珠带领作战组随第十六师指挥所行进，以便及时指挥作战。

    据当时给林彪当秘书的谭云鹏同志回忆说：接到六纵已向指定位置出发的电报后，一天一夜过去了，但是担负关键重任的六纵却再无音讯。六纵究竟进至到何处？东逃的廖耀湘兵团到底截住没有？总部是一概不知。林彪和刘亚楼当时真火了。这是自己在林彪身边工作多年来，第一次见他发这么大的火。

    林彪、刘亚楼不停地问我：“有消息没有？”他们着急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们两个说着说着火了起来，林彪平素是很能沉得住气的，这时也生气了，吊下了脸子，说：“这个黄永胜，简直是乱弹琴嘛，怎么一点消息也没有呢？要是让廖耀湘跑了，一定要严加处理！”刘亚楼同志火气更大，他瞪着眼睛，加大了嗓门说：“要是让廖耀湘跑了，非枪毙不可！”

    10月24日凌晨，总部终于收到了黄永胜的电报，报告六纵先头部队第十六师已先期占领了新民以西的厉家窝铺车站。就在防御工事尚未构筑完毕之时，廖耀湘兵团的先头部队已蜂拥而至，拼命向沈阳方向逃窜。战斗打得异常残酷，十六师伤亡颇大。但此刻，后续部队第十八师也已赶到，并进入了防御阵地。黄永胜还表示，为了堵住廖兵团的退路，六纵将不惜一切代价和任何牺牲，坚守到至最后一人，以保证兄弟部队到达后围歼廖耀湘兵团。

    直到这时，林彪和刘亚楼才算松了口气。黄永胜在电报中还解释说，他们之所以未同总部联络，主要是怕把廖耀湘放跑了。在这一天一夜中，六纵全部强行军，并且为了加快行军过度，途中又干脆命令指战员把行李和干粮袋通通扔掉，只携带枪支弹药，实行超强度急行军，其间不少战士都累得吐了血。部队20多小时没敢休息片刻。埋锅造饭的时间都没有，因此根本没有时间架电台与总部联络！

    东野总部，上至司令员和参谋长，下至普通工作人员，无不为六纵的全局观念和顽强作风，大加赞叹、拍手叫好。当天上午，刘亚楼来到林彪屋里，两人说说笑笑，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六纵为聚歼东北国民党军主力廖耀湘兵团立了大功，林彪和刘亚楼便再也不提要枪毙黄永胜的事了，转而讨论起廖兵团歼灭后，何时进入沈阳的问题。10月26日下午，六纵接到东总电示：东野主力兵团已向黑山、大虎山东南地区及新立屯全面出击。在大部队到达之前，六纵必须坚决死守阵地，堵住逃敌。

    面临被围歼恶运的廖兵团，为夺路而逃，发起了拼死的冲击。黄昏，第四十八团一连的张家窝棚阵地不幸失守。这一失守，直接威胁着通往台安公路要点的崔家岗子阵地，六纵防御全线即有被敌军突破的危险。在这万分危急的时刻，四十八团主力火速赶到并迅速占领了朱家窝棚、崔家窝棚一带。

    经整夜激战，粉碎了敌军无数次的冲击，毙敌无数，并生俘200余人，再次粉碎了敌人强行突围的企图。

    六纵果敢迅速的行动和勇猛顽强的阻击，为最后全歼廖耀湘兵团，铺平了胜利的道路。

    27日凌晨4时许，一直在远处轰鸣的枪炮声已越来越近。六纵首长判定，是各兄弟纵队正向廖耀湘兵团实施穿插分割，当即果断决定：两个师除留一部分兵力坚守阵地外，各师、团主力皆可视当面情况，不失时机地全线出击，以获取更大的战果。各部接令后，立时全线出击，在炮火支援下，横冲直杀，打得敌人溃不成军，毙俘敌军无数。此时，参加锦州攻坚作战的六纵十七师也火速赶到，在朱家窝棚一带，又歼灭了一部分敌军。辽西会战终于胜利结束。包括新一军、新六军两支“王牌军”在内的国民党东北主力廖耀湘兵团，终被全歼。六纵为此次会战立下了大功。其中十六师更为勇猛，战后受到了东北野战军司令部的通令嘉奖。

    在辽西会战中，六纵共计歼敌3万余人，并生俘了廖耀湘兵团参谋长杨昆、新三军参谋长李定陆、第五十四师师长宁邦伟等将级军官若干名。再加上锦州战役，六纵在整个辽沈战役中共歼敌3.6万余人；缴获长短枪14647支，各种自动步枪2303支，轻重机枪1287挺，各类火炮444门。

    六纵坚守的厉家窝棚一带，成为了辽西会战取胜的关键之地。六纵在此阵亡了2000余名指战员。解放后，黑山县人民政府在厉家窝棚建立了一座辽西战役纪念塔，以纪念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们。

    1948年11月1日，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六纵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三军，隶属第四野战军建制。洪学智任军长，赖传珠任政治委员，杨国夫、李作鹏任副军长，刘其人任副政委，雷震任参谋长，邓飞任政治部主任。下辖四个步兵师和一个炮兵团。第十六师改称为第一二七师，李作鹏兼师长，张池明任师政治委员；第十七师改称第一二八师，龙书金任师长，徐斌洲任政治委员；第十八师改称第一二九师，阎捷三任师长，袁克服任政治委员。原东北军区独立第六师调归第四十三军建制，改称第一五六师，邓克明任师长、钟人仿任政治委员。

    全军共6.3万人。

    1948年11月下旬，第四十三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当时，四野决心集中5个军22个师共34万人，强攻天津。第四十三军的任务是位于香河、通县以西地区构筑工事，严防北平之敌南逃。

    1949年1月1日，四野首长再次电令“攻坚老虎”第一二八师赶赴天津，参加攻坚作战。8日，又电令该师为天津攻坚战总预备队。

    1月14日10时，天津总攻打响。当各突击集团从东、西、南三路突进天津市区后，一二八师即奉命从西南，紧随担任主攻的第三十八军进入市区作战，该师以第三八二团及师属炮兵为前锋，第三八三、三八四团紧随其后，勇猛攻击。至当日下午2时，第一二八师共歼敌8400余人。“攻坚老虎”再显神威。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结束淮海战役后，奉中央军委之命，即开始准备横渡长江天堑。但当时白崇禧集团在大别山地区尚有五六个军，位于计划从九江以东渡江的二野和三野部队侧后，构成重大威胁。2月4日，二野政委邓小平、三野司令员兼政委陈毅，联名致电中央军委，建议第四野战军在休整期间，抽派一部兵力先行南下，进至武汉附近，钳制白崇禧兵团，以配合大军渡江作战。

    中央军委批准了他们的建议。于是1949年2月下旬，四十三军和四十军奉命组成四野先遣兵团南下，并归第二野战军指挥。4月初，先遣兵团进至武汉以北黄安（今红安）地区。4月21日，四十二军又向武汉外围之敌展开进击，先后占领宋埠、广济、浠水、黄陂等地，直接威逼武汉，钳制了白崇禧集团，使之无暇东顾，从而有力地策应了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5月14日，四十三军从团风至田家镇段渡过长江，解放了鄂南，赣北广大地区，歼敌4000余人，并为第四野战军主力南下开辟了前进道路。渡江战役结束后，第一五六师奉命调归江西军区建制，进驻南昌。

    7月，四十三军又参加了湘赣战役，随后在江西宜春地区进行两个月的休整。9月中旬，四十三军继续南进，翻越梅岭关，进军广东。10月14日，会同兄弟部队解放华南最大的城市广州。

 第274章

    11月中旬，四十三军奉命由广州隐蔽西进，参加广西追击战。为坚决贯彻毛主席制定的大迂回、大包围，将白崇禧集团歼灭在广西境内的作战计划，第四十三军在历时36天、行程2000余公里的连续作战中，发扬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先在北流将敌第十一兵团部歼灭，毙敌兵团副司令官胡若愚，继又以迅速果敢的动作急袭博白，歼敌第三兵团指挥所，俘敌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第三兵团司令官张淦，打乱了敌军的指挥系统，截断了敌军的退路，为全歼白崇禧集团造成了有利的态势。在整个战役中，四十三军共歼敌3，4万余人，受到了第四野军首长的嘉奖。

    1949年12月9日，在广西战役即将结束前夕，四十三军接到四野首长的电令：除以一个师参加追击敌人外，其余两个师开赴雷州半岛，与四十军一起参加解放海南岛的作战。

    华中、华南大陆解放后，在湘粤桂战役中漏网的部分残敌逃往海南岛，加上岛上原有的陈济棠部共有五个军，海军舰艇50余艘，空军飞机55架，特种兵及地方团各一部，共约10万人，统由琼崖保安司令兼防卫总司令薛岳指挥。守岛敌军仰仗海峡宽阔及海空军组成的立体防线，企图长期固守，并与台湾、舟山、金门、万山等岛屿，构成一条封锁大陆的锁链，并期望将海

    南岛作为日后反攻大陆的跳板。

    此时，四十三军和四十军已调归四野第十五兵团建制。兵团司令员邓华正式接受了指挥解放海南岛的任务。四十三军军长洪学智已升任第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政委赖传珠升任兵团政委，李作鹏升任四十三军军长，政治委员张池明，副军长龙书金。

    军首长们均深感渡海作战任务的艰巨。但全军指战员们却认1950年2月1日至2日，由中共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广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主持，召开了由第十五兵团、四十三军、四十军及琼崖纵队首长参加的广州会议。会议决定采取“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强行登陆相结合”的战役指导方针，即首先以小部队分批偷渡，加强岛上力量，尔后以主力在琼崖纵队及先期登陆的部队的策应下强行登陆。

    此时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主席，亦十分关注解放海南岛的作战。当他得知上述指导方针和实施计划后，立即回电：“同意四十三军以一个团先行渡海，其他部队陆续分批寻机渡海。”并说：“此种办法如有效，即可能提早解放海南岛。”

    3月5日和10日，四十军和四十三军各一个加强营，先后向海南岛发起首批偷渡，并均取得成功，与琼崖纵队胜利会合。3月底，四十军一个加强团2937名勇士；四十三军一个加强团3733名勇士，分别乘坐木帆船偷渡成功。

    两军先后渡过的9个加强营，再加上琼崖纵队，已有一个师的兵力，使得岛上接应力量已大大加强。据此，兵团决定于4月中旬集中两个军主力，举行大规模的渡海登陆作战。

    4月16日19时30分，第四十军六个团在十五兵团副司令员兼四十军军长韩先楚的率领下，第四十三军二个团在副军长龙书金的率领下，分乘500多艘木帆船和少量机帆船，从雷州半岛向海南岛驶去。

    “遇到敌舰，要横下一条心，打！木船即使被打坏，抱着木头我们也要游到海南岛登陆！”兵团前指司令员邓华向渡海大军下达的这个最后动员令，此刻早已化作了2万余名勇士的决心。就在这天夜晚，薛岳也向部下发出了密电：“今晚北面共军电台活动频繁，各据点务必注意，不可轻心。”

    深夜23时许，渡海大军船队与敌舰交火。我军除以装有57战防炮和山炮的土炮艇与敌舰展开激战外，主力船队则冒着敌人的炮火破浪前进。我军土炮艇不仅掩护了主力船队横渡海峡，而且击沉敌舰一艘，击伤敌舰两艘。

    在与敌旗舰“太平号”战斗中，还将敌海军第二舰队司令王恩华当场击毙。

    经过彻夜海战和奋进，我渡海大军终于在17日凌晨3时至7时，突破敌人所谓的“立体防线”分别在海南岛正面临高角、博铺港、雷公岛、玉抱港、才芳岭一线强行登陆。

    强渡大军登陆并与接应部队会师后，开始向海南岛纵深发展。17日晚，薛岳将战役机动部队共计五个半师，全部调往四十二军两个团的登陆地区，企图乘我立足未稳、两军登陆部队尚未靠拢之际，一举将该部压缩、围歼于滨海地区。四十三军的将士们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在黄竹、美亭、风门岭一线，与敌展开了空前惨烈的拼杀。

    此时，四十三军部队虽已将敌两个团包围在黄竹、美亭，但敌五个半师的援军也已相继赶来，又对四十三军部队实施了反包围，致使处于两面作战的困难境地。

    邓华一面命令四十三军部队克服一切困难，拼死拖住敌人，一面急令四十军登陆部队战胜疲劳，迅速向四十三军作战地域靠拢，合力围歼敌军。四十三军的将士们愈战愈勇，激战至21日17时，已将被围之敌一个团部五个连全歼。据守在风门岭的三八一团第一连，连续击退了敌军五个营轮番发起的13次冲锋，全连到最后只剩下13名伤员，但依然坚守着阵地。

    21日17时，韩先楚率领四十军进至美亭东西两则，与四十三军形成对敌合围态势。22日，两军协同，击破敌人一个军和两个师的抵抗，歼其一部，同时全歼美亭突围之敌。

    24日1时至4时，四十二军后续的五个团也先后顺利登陆，进一步加强了攻击力量。

    20日。当四十三军正处于两面作战，腹背受敌之时，薛岳一心以为占绝对优势的国军必胜无疑。他不仅放出了“共军一二八师师长被击毙，共军指日可歼”的谎言，而且搭好了会台，就准备召开庆功会了。但我军美亭决战的大胜，却彻底打碎了这位顽固反共分子的如意算盘。薛岳唯恐再遭全军覆没的下场，忙于22日下达了总撤退的命令。

    为追歼逃敌，四十三军奉命分两路进行追击。一二八师经文昌、嘉积、万宁、陵水向榆林追击；24日在荣山厂、花场港登陆的一二九师主力及第一二七师第三八○团，以澄迈、那大向八所港急进；一二七师主力留置海口市担任警备。此次追击战比之广西战役中的大包抄更为困难和激烈。部队平均每日休息时间不到四小时。一二八师在追击中，于安仁市、树德头各歼敌一部，后又在新村港歼敌主力数千人。29日，该师以一昼夜作战四次，前进90公里的速度进至榆林、三亚地区，在四十一军一部的配合下，歼灭未及登舰逃窜之敌数千人。一二九师主力和一二七师之三八○团，六昼夜向南猛插300余公里，于5月1日赶到指定地点，并全歼敌第二八六师，俘敌3500余人，毙伤、溺敌千余人，缴获敌舰一艘。至此，海南岛全部解放。

    海南岛战役共歼敌3.3万余人，其余大部从海上逃走。其中四十三军歼敌1.3万余人。

    海南岛战役，我军首创以木帆船横渡海峡，打败了敌方的钢铁军舰及“立体防线”的战争奇迹。四十三军再次以辉煌的战绩，证实了自己是一支无坚不摧的钢铁部队。

    第四十三军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从1945年11月保卫山海关打响东北解放战争第一枪起，到1951年8月结束剿匪任务止，从东北松花江转战至海南岛，历经主要战斗百余次，歼敌18万余人，其中俘敌近14万名，并涌现出“渡海先锋营”、“英雄连”、“钢铁连”等众多英雄单位和以王玉山、刘梅村、鲁湘云、蒲恩绍为代表的一大批英雄模范人物。在近六年的作战中，全军伤亡3.2万余人，其中有7000余名指战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人民将永远牢记“叶挺独立团”的传人们所建立下的丰功伟绩：1952年7月5日，第四十三军与海南军区合并为海南军区兼第四十三军。10月，第四十四军第一三二师调归第四十三军建制。

    十二、蛟龙出世便兴风——东野七纵、八纵、九纵、十纵（第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军）

    七纵：邓华带出的主力军。八纵：黄永胜辽西三战三捷，深得林彪信任。九纵：詹才芳愈战愈勇，为辽沈战役划句号。十纵：梁兴初黑山恶战“王牌军”。

    1947年春季之后，东北我军逐渐转入战略反攻。夏季攻势后，为适应大规模作战的需要，继组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纵队之后，东北民主联军于8月份又组建了第二批野战纵队——第七、第八、第九、第十纵队。

    这四个纵队，后来依次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第四十五、第四十六、第四十七军。

    七纵（第四十四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七纵队。第七纵组建得较晚，是1947年8月，由辽吉军区地方部队升编为主力部队的。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陶铸。

    1945年10月下旬，林彪、萧劲光、江华、邓华、李天佑等高级党政领导人，奉中央之命转赴东北。林彪被任命为东北人民自治军司令员，邓华出任辽宁省保安副司令兼沈阳市卫戍司令。12月，邓华、陶铸带辽宁保安司令部部分人员组建辽西军区，邓、陶分任司令员和政委。

 第275章

    然而邓华出关时并未带一兵一卒。于是，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指示邓华：以若干老部队为基础，迅速组建保安部队和卫戍部队。

    邓华很快就组建起了保安旅第一旅。旅长马仁兴，政治委员邓东哲。下辖四个团，第一、第二团分别由冀热辽军区第十五团和第十六团改编成；第三、第四团则由晋绥军区直属第三十二团扩编而成。又将由关内几个解放区进入辽宁北部和吉林西部等地区的部分部队，扩编为地方武装团队。这些旅、团在西满军区领导下，开辟辽北、吉西根据地，建立人民政权。邓华深知大战在即，狠抓部队整训，随时准备投入对国民党军的作战。

    1946年6月，辽西军区接受吉江军区一部分，改称辽吉军区，邓华任司令员。1947年1月，辽吉军区地方团队又组建成立了保安第二旅。随后，邓华指挥保一旅、保二旅及骑兵支队、沈北支队等部，冒着零下30度的严寒，连续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攻坚战和阻击战。其中开鲁攻坚战，歼敌一个团；通辽攻坚战，歼敌两个营。三个月总计歼敌4600余人。

    1947年4月，辽吉军区保安第一、第二旅和西满军区独立师。依次改称西满军区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统归邓华指挥，因此亦称邓华纵队。纵队政治委员由陶铸兼任，副政治委员为吴富善，参谋长为高体乾，政治部主任为袁升平。辽吉纵队虽然仍属辽吉军区建制，但在作战时随时听从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调遣，因此已经具有野战军的性质。5月中旬至6月初，辽吉纵队三个独立师在东北夏季攻势中，先后攻克玻璃山、双山、榆树台等地，总计歼敌三个营及一个团直属队。

    1947年6月中旬，辽吉纵队奉命参加第一次四平攻坚战。而在此之前，辽吉纵队的前身部队已经先后参加过解放四平、四平保卫战，此次已是三战四平了。在这次四平攻坚战中，辽吉纵队与第一纵队的一师、二师从西南实施主要突破，一纵三师从东面作辅助攻击，六纵十七师则作为预备队配置在

    四平东南。

    当时，东总估计四平守敌只有不到1.8万人左右。邓华虽然只是一支参战部队的指挥员，但他对于四平作战的全局，却作了认真地考虑。他通过抓俘虏、潜入敌区侦察等手段多方获取情报，并对其加以分析、综合和计算后，认为敌守军在3万人以上。为此，他自己单独署名向东野总部提出了，加强攻坚兵力确保攻坚作战的胜利的建议。

    但是东野总部却未采纳，直到战斗打成胶着状态时，才将打援的六纵十六师和十八师调来，接替严重减员的一纵第一师和第二师的战线。之后，东总又将辽吉纵队的两个师和六纵十六师南移，以增加打援力量，使得攻城兵力愈显不足。

    四平攻坚战打得异常残酷和惨烈。19日，在战斗最激烈时，邓华不顾第一师师长马仁兴和政委邓东哲的劝说，亲临该师战斗前沿气象台阵地指挥战斗。气象台位于市内中央公园以西、中正路以北，不远处就是敌核心守备区——陈明仁第七十一军军部大楼。

    由于已经连续五六个通宵未能合眼，邓华此时双眼通红，声音嘶哑，他向马仁兴斩钉截铁地命令道：“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拿下军部大楼！”

    敌军部大楼虽被我拿下，最后陈明仁也被我包围在市东北油化厂，并已准备好了手枪随时准备自杀，但可惜到最后，由于我军攻城兵力不足，在国民党军十个正规师的增援下，不得不撤出四平。眼看到手的胜利也被迫放弃了。

    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四平攻坚战。此役，独立第一师师长马仁兴也不幸牺牲。我军总伤亡至少1.3万余人。四平攻坚失利，是东北解放战争中少有的挫折。但这个挫折并非不可避免的。80年代，当时的辽吉纵队参谋长、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高体乾，曾撰文专论四平攻坚战失利的原因。他指出，一是轻敌，二是未能集中兵力，最后写道：“如果当时按照邓华同志的意见办，把第六纵队调来，用三个纵队从南面和西北及东面同时攻击，迅速全面歼灭四平之敌是有把握的。”

    1947年8月，辽吉纵队在吉林双辽县奉命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正式上升为主力部队。邓华任司令员，陶铸兼任政治委员，贺晋年任副司令员，吴富善任副政治委员，高体乾任参谋长，袁升平任政治部主任。第一、第二、第三三个独立师，依次改称为该纵第十九、第二十、第二十一师。

    全纵队2.1万余人。9月27日，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邓华率领七纵，挺进到新民——黑山和巨流河——新立屯一线，担负破坏北宁铁路和阻止国民党新六军北返的任务。任务是明确的，邓华坚决执行，但又不是机械地执行。

    他在纵队党委会上提出：“我们到新民以西去执行破路并截击新六军北返任务，必须越过法库、彰武。如果一旦与敌‘五大王牌’之一的新六军打起来，战斗必然是非常激烈的。到时法库、彰武之敌再从背后打过来，我们就将三面受敌。退一步讲，即使这两处敌人不敢出来，对我们的后方补给线也会构成极大的威胁。所以，为了掌握战场主动权，我认为应当考虑首先把法库、彰武拿下来。以彻底解除后顾之忧。”参谋长高体乾和政治部主任袁升平完全同意邓华的意见。但纵队副司令员贺晋年和副政委吴富善却有顾虑：一是担心法库能否确保拿下；二是总部没有下达攻占法库、彰武的任务，若一旦因打此二敌延误了阻击新六军的任务，岂不要犯下拒不执行命令的错误。

    邓华却非常自信地解释道：“林总我知道，只要打了胜仗就行了。再执

    行命令，打不了胜仗也不行。“

    统一认识后，邓华决定对法库采取奔袭的办法，以奇制胜。第二十一师在第三军分区独立团的配属下，一昼夜强行军180里，于10月1日拂晓前突然包围了法库。尚未起床的守军猝不及防，战斗不到一个小时便告结束。法库守军第一七七师全部被歼，敌我伤亡比例还不到11比1.果然，林彪不仅没批评，反而当即签发了嘉奖令，表彰七纵机动灵活，迅速夺取法库，全歼守敌的胜利。

    打下法库后，邓华发现新六军仍毫无沿北宁线北返迹象，遂又当即决定以第十九、第二十一师进一步扩大战果，同时作好一旦发现新六军北返予以阻击的准备。10月7日，第十九师又攻下彰武，歼灭敌暂编第五十七师第一九六团千余人。紧接着，第二十一师在第十九师一个团的配属下，又采取强行军奔袭手法，于10月10日再下新立屯，全歼守敌暂编第五十七师师部及两个团，共计3500余人，与此同时，执行破路任务的第二十师，也于10月10日解放了黑山。

    自10月1日至10日，七纵在邓华的指挥下，长驱六七百里，横扫大半个辽西，攻占四城，歼敌近8000人。而敌我伤亡比例仅为20比1.仗打得主动，也打得漂亮！林彪再次签署嘉奖令，表彰了第七纵队积极求战、主动出击的果敢精神。

    此刻，邓华只盼着能够再与号称国民党“王牌军”的新六军交交手，通过硬仗恶仗锻炼部队，打出七纵的威名。但新六军却始终没有出动。于是，等得不耐烦的邓华再次挥出了两支利剑，直取著名煤城——阜新市。10月17日，第十九师一举攻克阜新，并歼敌暂编第五十一师1300余人；第二十一师则于同日拿下阜新东北的新丘，歼敌暂编第五十一师师部和一个团全部。

    17天连打六仗，而且都是命令以外的“顺手牵羊”，但仗仗皆胜，收复六座城池，歼敌三个暂编师！

    邓华的作风，七纵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一斑。

    1948年1月，七纵改称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七纵队。3月中旬，解放四平战役打响。七纵再次参战并取得重大胜利，终报前次血战四平、无功而返之仇。当年12月至1949年3月，七纵参加东北冬季攻势。4月至8月，在四平地区开展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

    9月12日，震惊全国的辽沈战役打响。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东野主力云集战略要地锦州地区，其中以五个纵队另一个师攻打锦州，其余部队分别担任阻援任务。攻打锦州的具体部署是：以第二纵队、第三纵队并配属六纵第十七师、炮纵主力及坦克15辆，由城北向南担任主攻；以第七纵队、第九纵队配属炮纵一部，由南向北担任辅助突击，七纵、九纵统由邓华指挥；第八纵队由东向西担任助攻。攻击发起后，五个纵队将如同五把尖刀，同时插进城内，分割围歼敌守军。最终目标是敌核心守备阵地。

    七纵的主攻任务将由第二十一师担任。二十一师又把第六十一团放在最前面，担当开路先锋。

    10月14日上午10时正，我攻锦炮兵开始炮火准备。

    10时25分，七纵第六十一团突击连的尖兵班，率先登上突破口处的城墙。随着一颗红色信号弹的升起，该团后续部队便朝着锦州城垣上第一面飘扬的红旗，潮水般地向城内涌去。

    10时35分，又一颗信号弹高高升起，表明七纵突击团已全部通过突破口，进入城内参战。随后该团即按照预定部署，沿着小凌河街、女儿街，向北猛烈穿插，直指城中范汉杰、卢浚泉的指挥中心——中央银行、邮政局、锦州电影院等核心阵地。

 第276章

    10时49分，七纵二十师之五十九团亦突入城内。

    11时正，七纵十九师进占西关，并从第二十师之突破口进入城区。

    与此同时，受邓华指挥的第九纵队，以及北面担任主攻的二纵、三纵，东面辅攻的八纵，也相继突入城内。

    作为辅助攻击部队能够率先突破城垣，确实令人高兴。但邓华要的是更大的胜利。他通过向城内不断延伸的电话线，向各师指挥员发出了坚决的命令：“不惜一切代价，坚决爆破前进！”

    “爆破前进法”是七纵在攻打彰武战斗中，总结出来的新经验。即针对固守之敌利用街垒碉堡的交叉火力，予我攻击部队以大量杀伤并阻止我向前推进的特点，确定：在遇到敌街垒碉堡一时难摧毁时，为了不影响尖刀部队直插敌指挥中心的速度，改为不沿街道前进，而是通过连续爆破街房墙壁，炸出一条新通道。从而保证突击部队能够一往无前的推进！穿插！

    这确实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方法，实际上是将运动战中的迂回战术，巧妙地运用到攻坚作战中的创造。由于攻击部队从正面死冲改为侧翼迂回，不仅使敌预设防御体系失去了应有效力，减少了部队伤亡，而且大大加快了向敌核心阵地推进的速度。

    12时45分，七纵二十一师第六十一团，又是第一打进了敌人核心阵地！

    七纵在攻打锦州电影院时，第一次使用150公斤炸药，只炸开一个小缺口。指挥员说：炸药有的是，再加它十倍，不信炸不开！于是，1000多公斤炸药被装上了板车上，突击队的勇士们头顶着几层湿棉被，冒着纷飞的弹雨，将炸药车推了上去。轰然一声巨响，300多守军全部被炸死、震昏。

    敌军算是被共军的“大炮”慑服了。

    拿下电影院之后，七纵部队又先后占领了范汉杰的指挥中心中央银行、陆军医院等核心阵地。下午2时30分左右，五路攻城大军终于在中央银行、白云公园一带胜利会师。敌酋范汉杰、卢浚泉虽然潜逃出城，但最后还是被我城外部队活捉。

    在锦州攻坚战中，七纵在邓华的指挥下，总攻开始后不到15分钟即首先登上城垣，可谓突破神速！总攻开始后又不到两小时，即又首先突入到敌核心阵地，可谓穿插勇猛！

    按照原计划，我军的主攻方向在城北，范汉杰的守备重点也在城北。但是担任辅攻的七纵部队，却以其勇猛地作战动作，出敌意料地首先突破，并直捣敌核心地，打烂了敌指挥中心。从而对加速敌军的总崩溃及夺取攻锦作战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在整个攻锦作战中，七纵共歼敌3万余人，其中俘敌近2.7万人。新八军参谋长李文昭、第一八四师副师长舒秉权、暂编第五十四师副师长云茂奎、东北行政委员会上将副主任张作相等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也都为七纵所俘虏。

    攻锦战役结束后，接下来就是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

    东野总部的部署是：担任塔山阻击华北东进兵团的四纵、十一纵及三个独立师，仍担任该方向防御任务，其余九个纵队全力围歼廖耀湘兵团——十纵在黑山一带堵头；五纵、六纵截尾（切断敌逃回沈阳之后路）；一纵、三

    纵、八纵为第一梯队，二纵、七纵、九纵为第二梯队跟进，对廖兵团发起猛攻。

    于是，七纵全体指战员不顾大战后的疲劳，又立即投入到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之中。只可惜在此次大会战中。七纵未能领受先锋之命。

    但作为后续的二梯队，七纵还是取得了重大胜利。新六军之主力第二十二师号称“虎师”，曾参加过1941年入缅作战（廖耀湘任师长）。而这支“虎师”

    的大部，却在辽西平原折师在七纵手下。

    辽西会战，七纵再歼敌1万余人，并生俘第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多人。

    1948年11月，遵照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七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四军。邓华任军长，吴富善任政治委员，曾克林任副军长，谭甫仁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高体乾任参谋长。原辖第十九师改称第一三○师，师长徐绍华，政治委员邓东哲；第二十师改称第一三一师，师长刘永源，政治委员罗友荣；第二十一师改称第一三二师，师长李化民，政治委员朱民亲；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二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七师，曾敬烦任师长，邢程任政治委员，全军4.8万人，隶属东北野战军。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七纵参加了天津攻坚战役。天津攻坚战共投入了五个军，西突击集团由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组成，配属特种兵纵队三分之二的炮兵及坦克20辆，由三十八军军长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统一指挥，由西向东实施主要突击；东突击集团由第四十四、第四十五军组成，配属特种兵三分之一的炮兵和坦克10辆，由东向西突击，并统由四十四军军长邓华和政治委员吴富善指挥。两大攻城集团承担以金汤桥（今解放桥）为会合点，拦腰斩断敌城防的任务。此外，并以第九纵队和第十二纵队的一个师，从南向北实施助攻。

    显然，由于七纵在四平和锦州攻坚战中的上乘表现，已作为一支善于攻坚的主力部队，引起了东野总部的重视。因此，不仅四十四军参加了攻城作战，而且邓华也被任命为东面突击集团的总指挥。天津攻坚战，四十四军再建新功。

    1949年4月，四十四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建制，由天津向华中南进军。6月，该军第一五七师调归江西军区建制。7月，四十四军在九江渡长江参加湘赣战役。10至11月，参加广东战役，尔后担负广州警备和粤中、粤东地区剿匪任务。1950年5月至8月，四十四军第一三一师在广东军区江防部队和炮兵配合下，解放了万山群岛。9月，解除广州警备任务，转至广州北郊至阳山、翁源地区剿匪。1952年10月，第四十四军番号撤销，军机关并入中南军区海军机关；第一三○师和第四十五军合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一师调归海军青岛基地；第一三二师调归第四十三军建制。

    八纵（第四十五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八纵队，279该纵队的前身是抗日战争时期冀热辽军区和陕甘宁边区进军东北的部分部队。

    1938年7月，中共冀热辽特委和京东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举行20万人的抗日武装大起义。此后逐步建立了冀东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冀东军分区。1942年2月，冀东军分区改为第十三军分区。1944年9月

    19日，冀东（第十三）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李运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45年6月，冀热辽部队向热河中部和辽西地区挺进。

    1945年10月至11月，遵照中共中央关于向东北发展，并争取控制东北的战略部署，八路军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警备第一旅（欠第三团）、陕甘宁边区教导第三旅第一团、冀中军区第三十一团等，奉命进至辽宁锦州、朝阳等地区扩编，归东北人民自治军领导。1946年，以上述部队为基础改编为冀热辽军区独立第十三、第十六、第二十七旅（后改称独立第十八旅）。1947年5月，从冀热辽军区抽调干部组成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

    东北民主联军1947年夏季攻势结束后，为适应战略反攻的需要，8月1日，冀热辽军区前方指挥所及独立第十三旅、第十六旅、第十八旅，奉命在赤峰（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地区，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黄水胜任纵队司令员，刘道生任政治委员，邱会作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鹄显任参谋长。独立第十三旅改编为第二十二师，师长吴烈，政治委员陈仁麒；独立第十六旅改编为第二十三师，师长张德发，代政治委员曹德连；独立第十八旅改编为第二十四师，师长丁盛，政治委员韦祖珍。全纵队共3.5万余人。八纵成立后，立即投入了东北秋季攻势。在两个多月的作战中，八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取得了首战梨树沟门、两战杨杖子、九门台战斗四战四捷的重大胜利，随后又奉命对北宁路、锦承路进行了四次破袭。在整个秋季攻势中，八纵共歼敌2.8万余人，其中俘敌二十一师少将师长郭惠苍、暂编第二十二师少将副师长苏景泰以下1万余人。

    八纵司令员黄永胜骁勇善战，多有战功。早在中央苏区林彪当红一军团长时，黄永胜就在林彪手下任团长了。红一、三军团长征到达陕北后，合编为第一军团，林彪任军团长，黄永胜任四师副师长。但黄永胜这个人，打起仗来是员虎将，平时却稀松得很，打牌、跳舞甚至玩女人，无一不精。当时八纵、九纵从冀热辽军区调归东北军区后，统受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前线指挥所（相当于后来的兵团）指挥。“二指”司令员程子华对黄永胜的作风问题很有意见，曾三次找林彪提出换将，力主启用老成持重、颇有廉颇之风的老将军段苏权，取代黄永胜出任八纵司令员。

    但前两次林彪却予以回绝：“辽西三战三捷，永胜同志兵不过两万五，半月歼敌一万六，功劳不小。”

    程子华听得直皱眉头，说“他是击鼓冲锋，鸣金玩女人。

 第277章

    说到底咱们还是共产党的军队呀，这个样子下去怎么能行？”

    林彪倒显得很有耐心，慢声慢气地向程子华大谈起了刘邦御将、韩信御兵之道，最后起身送客：“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就这样吧。”

    从那以后，冀热辽来的干部（程子华、李运昌、段苏权等）背地里都开始把林彪叫“韩信”。每当黄永胜丢下部队进城跳舞去时，大家虽有意见，却又无奈，只能私下发发牢骚：“人家可是‘韩信’看中的干部。”“在井冈山他就跟着‘韩信’当团长了……”1947年11月至1948年3月，八纵参加冬季攻势作战。其间，于1948年1月，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属东北野战军领导。此时纵队司令员为段苏权，政治委员刘道生，副司令员张天云，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邱会作，参谋长黄鹄显。1948年1月24日，八纵与一纵在前线总指挥程子华的指挥下，向新立屯守敌发起进攻。激战至26日上午，全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第二十六师。在整个冬季攻势中，八纵共歼敌5610人。

    1948年9月，辽沈战役开始后，八纵与兄弟部队一起，参加了锦州攻坚战。在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会战中，八纵先是在大虎山南翼阻击国民党“王牌”新六军一部，粉碎了廖耀湘兵团妄图从大虎山南翼迂回逃跑的企图；后纵队主力又奉命插向六间房一带，死死地堵住了廖耀湘兵团主力南撤营口的去路；当廖耀湘兵团转逃沈阳时，又奉命向西北迂回穿插，堵截廖兵团东逃退路。由于八纵截断了廖耀湘兵团南撤营口和东逃沈阳的退路，为辽西会战的全胜创造了条件。在整个辽西会战中，八纵歼蒋介石“五大主力”之一新六军的精锐新二十二师一部，及国民党第一○五师、第一九五师等部近万人。

    辽沈战役是我军战略决战阶段三大战役中的第一个，特别是辽西会战，一举歼灭美械装备的国民党军精锐十万余人，使得第四野战军声威大震。林彪麾下不少战将曾拿辽西会战与历史上的该下一战相比，说林彪这一仗打得不亚于韩信当年的“十面埋伏”。黄永胜则更是豪气十足地说：“单是我们‘四野’也能跟蒋介石一争天下了！”

    1948年11月13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八纵队在辽宁辽阳、海城等地区，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五军。黄永胜任军长，邱会作任政治委员，张天云任副军长，黄鹄显任参谋长，段德彰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二师改称第一三三师，吴烈任师长，谢明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三师改称第一三四师，钟明彪任师长，谢家祥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四师改称第一三五师，丁盛任师长，韦祖珍任政治委员；由新调入的冀热辽独立第四师改称第一五八师，李道之任师长，王晓生任政治委员。全军共5.6万余人。

    在整个东北解放战争期间，八纵（第四十五军）共歼灭国民党军5.8万余人，牺牲团以下指战员5000余人。

    1948年12月至1949年1月，四十五军入关后参加了平津战役。在天津攻坚战中，四十五军与四十四军共同担负由天津东侧民权门向西突击任务。

    其中四十五军第一三五师表现尤其突出，攻击发起后迅速突破国民党军防御工事，攻占金汤桥（今解放桥）。为此，该师受到了东野总部首长的通令嘉奖：通令表扬三分钟突破民权门一月十九日敌人在天津民权门所修筑的工事、碉堡及附防御，不仅多，而且坚固，同时还布满了地雷，纵深配备达四百米左右。因此敌匪夸耀为“天津之标准工事”。我一三五师是个较年轻的部队，过去攻坚战经验不多。这次担任民权门的突破战，在作风上表现了动作迅速，作战顽强。发起冲锋后三分钟内即登城，突入后，在狭窄的地区内遇到敌人猛烈火力的反击，及二十多次的反冲锋，但均被他们顽强击退。特别是四○三团虽伤亡过半，但并不叫苦，还坚决完成攻击任务，四○四团及四○五团进入纵深后发展甚快，迅速攻占了金汤桥。现特予该师以通令表扬。

    此令林、罗、刘、谭、陶1949年3月，第四十五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4月，由天津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进入江西省参加围歼赣西的国民党军。

    在9、10月的衡宝战役中，四十五军担负中路军正面进攻任务。第一三五师楔入衡宝公路以南白崇禧集团防御纵深，顽强阻击国民党军南逃，为整个战役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第一三四师在这次战役中行动积极，追击战中以同等兵力，自10月7日至11日，连续五昼夜攻击作战，歼敌第一七五师，生俘敌少将师长李祖霖、少将副师长刘克威以下4354人。为此，两个师得到了四野总部首长的特电表扬。

    为彻底消灭蒋介石、白崇禧残余势力，加快祖国西南地区的解放，第四野战军命令包括四十五军在内的五个军，于1949年11至12月，发起了广西战役。此间，四十五军主要领导人为：军长陈伯钧（兼），政治委员邱会作，副军长张天云，政治部代主任李改。为迅速投入广西战役，四十五军部队20天长驱近2000里，追歼国民党军1.6万人，俘虏国民党第三兵团中将副司令官兼桂中军区司令王景宋、湘桂黔护路军中将司令莫德洪等将级军官15名，并缴获大量作战物资。12月下旬，该军进至桂西南十万大山、桂南六万大山和大容山等地区剿匪。

    1950年2月，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在平而关地区，全歼逃出国境后回窜于中越边境的国民党第十七兵团部、第一○○军军部第十九、第一九七师，共计6700余人，俘兵团中将司令官刘嘉树等将级军官9名。

    1950年4月，第一五八师调归广州市公安司令部建制。至1951年2月，四十五军基本上肃清了桂西南、桂东南的匪患。3月，四十五军移驻广东，担负守卫珠江口和机动作战任务。7月，该军第一三四师调至湛江、海康等地区，执行保卫海防任务。1952年8月，奉中南军区命令，第一三三师调归第四十六军建制。10月第四十五军军部及第一三四师（欠一个团）、第一三五师，与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另一个团，合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四军，归中南军区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第四十五军转战东北、华北、华中、华南战场，涌现出李庆春、刘瑞林、宋生、陈焕柱、李广正等一批英模人物和“猛虎扑羊团”、“勇猛顽强营”等许多英模单位。

    九纵（第四十六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的第九纵队。该纵队是在抗日战争初期，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冀东暴动中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力量为基础组建的。

    1938年7月，中国共产党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的配合下，发动和领导了冀东20万工农抗日武装暴动，建立了抗日武装。之后，中国共产党又陆续派遣许多红军干部到这支抗日武装力量中担任各级领导。10月，主力撤到平西抗日根据地整训，冀东只留下三支游击队坚持斗争并得到迅速发展，1940年7月，这支武装力量编为晋察冀军区第十二军分区，李运昌任司令员，李楚离任政治委员，辖第十二、第十三团，曾配合主力部队参加百团大战。1942年11月，第十三军分区抽调部分部队在长城内外日军制造的“无人区”，坚持艰苦的抗日游击战争，并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45年1月，奉晋察冀军区的命令，第十三军分区改为冀热辽军区，辖第十四至第十八军分区，隶属晋察冀军区。冀热辽军区组成后，立即投入抗日战争的攻势作战和战略反攻，北出长城，进军热（河）南、辽（宁）西。

    1945年战略反攻后，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编为冀东纵队（又称詹才芳纵

    队）和热辽纵队（又称黄永胜纵队）。同年10月，冀热辽军区划归东北，11月又调回晋察冀军区。同时，根据晋察冀军区统一整编部队的命令，冀热辽军区改编为冀东军区，并将其所辖的部分部队改编为四个野战旅：第十一旅（旅长曾雍雅）、第十二旅（旅长刘永源，政治委员林茂源）、第十三旅（旅长萧全夫，政治委员李振声，副政治委员向仲华）、第十四旅（旅长何能彬，政治委员徐光华，副旅长兼参谋长袁渊，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黄志勇）。

    野战旅的编成，标志着冀东武装已走上了一个新的阶段。其中第十二旅、第十三旅部队，后来分别发展成为第四十六军之一三六师和一三七师。

    自卫战争开始后，这支部队在冀东军区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立即投入了粉碎国民党军队进犯解放区的斗争，接连进行了承德保卫战、香河保卫战、打退美军直接进犯的安平作战等战斗战役，保卫了冀东解放区。通过上述作战，使得这支新成立的野战部队在战术思想、战斗组织和作战指挥方面，均取得明显进步，并培养起部队连续作战、吃苦耐劳的战斗作风和近战夜战的能力。1946年6月至8月，冀东军区野战部队进行整编，先被编为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三旅，不久又合编为独立第十、第十一旅。1947年5月，冀东军区改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

 第278章

    7月，又以各军分区警备团为主又组成冀东军区独立第九旅。

    1947年8月，上述第十、第十一、第九旅，在河北遵化地区编成东北民主联军第九纵队，司令员詹才芳，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参谋长袁渊，政治部副主任徐光华。第十旅改称第二十五师，师长曾雍雅，政治委员艾平；第十一旅改称第二十六师，师长萧全夫（曾用名萧全福），政治委员李振声；第九旅改称第二十七师，师长任昌辉，政治委员王文。全纵队2.3万余人。不久，部队先后进入东北地区，参加了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作战。

    九纵出关后的第一仗，就是在秋季攻势中配合八纵，在杨家仗子围歼国民党第四十九军。此时，第二十七师尚留在关内进行整顿。第二十六师进至五岭山，担任阻援任务；第二十五师则进占郭家屯一线，准备截歼溃逃之敌。

    第二十六师在五岭山顽强坚守两天一夜，挡住了敌人七个团的进攻，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为围歼第四十九军争取了时间，并歼敌1000余人。而当敌第四十九军在八纵的勇猛攻击下向南溃逃时，又突遭早已守候多时的第二十五师的截击。该师部队英勇作战，连炊事员、司号员都抄起扁担投入战斗。

    最后，除敌军长王铁汉等百余人逃脱外，4000余名逃窜之敌全部被歼。

    九纵出关作战，第一仗就取得歼敌5000余人的大胜，不仅鼓舞了部队的斗志，锻炼了纵队大兵团作战能力，而且用缴获敌人的武器改善了自己的装备。为此与八纵一起受到东总的嘉奖。

    随后，九纵又进行了朝阳攻坚战、义西围歼国民党第九十二军等战役。

    在整个秋季攻势作战中，九纵在历时50多天的连续作战中，五战五捷，战斗类型既有山地防御战、山地进攻战，又有城市攻坚战、夜袭破袭战，总计歼敌1.1万余。在之后的冬季攻势中，九纵千里转战，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的战斗和战役，共歼敌1900余人。1948年1月，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3月，又改称东北野战军，第九纵队番号不变。

    辽沈战役开始后，为保证三纵攻打义县，九纵在司令员詹才芳的率领下，发扬“虎口拔牙”的大无畏精神，以突然的奔袭动作，直插锦州、义县之间敌纵深阵地，连续五昼夜抗击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彻底切断了敌锦州、义县之间的联系。这便是四十六军军史上著名的锦北渗透战。

    最激烈的战斗，发生在位于锦州北部两条公路交叉点上的白老虎屯。

    9月24日夜，九纵二十五师七十三团一连穿过敌30多公里防御纵深，神不知，鬼不觉地插到这里。当清晨敌人吹响起床号时，一连官兵已构筑完工事。

    范汉杰发现位于纵深的白老虎屯居然被共军占领，恼羞成怒。在25日的一天里，在六架野马飞机、六辆坦克的掩护下，敌人向一连阵地发起了15次猛攻。几十门大炮的炮弹一排排倾泄到这块弹丸之地；冲击兵力也由一个连到一个营，最后是一个团。潮水般一波又一波，冲上去又被打下来。

    打到天黑，敌人一个团伤亡近半，一连也只剩下37人。但敌到底没能拔掉只有二门60炮的一连这颗钉子。

    在锦北渗透战中，九纵二十五师表现尤为突出，一个师就歼敌近3000人，缴获各种火炮450门。战后，第七十四团的一连、二连，分别被授予“白老虎连”和“守如泰山连”的光荣称号。其中一连连长陈学良、指导员田广文各荣记大功三次，并被授予毛泽东奖章一枚。

    随后九纵乘胜扩大战果，清扫锦州外围之敌，一举攻占了锦州外围制高点帽儿山，并用炮火直接封锁了锦州飞机场，为攻克锦州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在锦州攻坚战中，九纵又与七纵并肩担任城南突破任务。总攻发起后，第二十五、二十六师迅速打开突破口，随即向纵深发展。九纵与二纵、三纵、七纵、八纵一起，仅用31小时即全歼了号称“机械化兵团”的10万守敌。

    其中九纵计歼敌1.5万余人，并活捉东北“剿总”上将副司令范汉杰、兵团中将司令卢浚泉。为此受到了东野总部首长的表扬，得到“全纵队奋发努力，进步甚快”的评价。攻锦战役结束后，九纵又迅速赶往大虎山地区，投入了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辽西大会战。当廖耀湘兵团发觉将被我军包围后，企图撤向营口从海路退逃。10月26日，东北野战军总部命令九纵从大虎山地区南下，经台安于海青湾东渡辽河，切断敌南逃之路，并抓住逃向营口的第五十二军，待七纵、八纵赶到后再行围歼。这时，九纵已经连续急行军六昼夜，部队体力十分疲惫。但为了抓住廖耀湘兵团，夺取辽西会战的全胜，全纵队指战员不顾饥饿和疲劳，又急行军五天，最后一昼夜一气追击230里，终于在10月31日赶到营口附近，抓住了正企图由海路逃跑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

    詹才芳当即命令部队不顾疲劳投入战斗，对营口之敌实施弧形包围，并以一个营掩护重炮团，进至营口以北，以火力封锁出海口。

    11月2日晨，詹才芳发现敌有登船逃跑迹象后，遂决定不待七纵、八纵赶到，九纵即单独向营口之敌发起进攻。二十七师七十九团以果断的行动，攻占了营口以西的西海口小高地，控制了西海口炮台工事。师主力于五台子突破防线，击溃守敌一个营。二十五师在邵家屯突破敌人防线突入市区，第七十五团一营经激战后占领海关码头，七十四团攻占营口车站。

    突入市内的两个师很快将敌拦腰斩为数段，敌五十二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已呈现混乱状态。九纵部队大胆穿插，分块围歼。经数小时战斗，守敌大部被歼。登船逃跑的敌人，也遭到我炮兵射击，一艘运兵船和22只帆船被炸起火，3000余敌人全部被烧死、淹死。

    由于九纵不畏疲劳的勇猛追击和当机立断的果断进攻，不仅解放了营口，而且阻绝廖耀湘兵团从海上逃跑之路，迫使廖兵团又改逃沈阳，并最终彼东北野战军主力全歼于辽西平原，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也随之解放。

    营口战斗，九纵共计歼敌1.4万余人。营口的解放，标志着辽沈战役的

    胜利结束。九纵为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划上了句号。九纵在出关后的一年零两个月作战中，共计歼敌4.4万，缴获飞机4架，坦克4辆，各种火炮477门，各种枪1.6万余支。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九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仍归东北野战军建制。詹才芳任军长，李中权任政治委员，杨梅生任副军长，段德彰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袁渊任参谋长。第二十五师改称第一三六师，曾雍雅任师长，徐光华任政治委员；第二十六师改称第一三七师，萧全夫任师长，李振声任政治委员；第二十七师改称第一三八师，任昌辉任师长，王文任政治委员；冀热辽军区独立第七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九师，陈宗坤任师长，曾凡有任副政治委员。改编后，全军共4.7万余人。1948年11月22日，东北人民解放军分三路，以排山倒海之势浩浩荡荡向华北开进。九纵为左路兵团的先头部队，经16天连续行军，行程达1400余里，12月7日进入冀东。后为执行毛主席关于“取捷径以最快速度行进，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三处敌人，不使敌逃跑”和“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的指示，九纵又奉命分两路昼夜不停，轻装急进，于12月18日插入天津军粮城，切断了天津之敌向塘沽从海上逃跑退路，随后又同兄弟部队一起，完成对天津国民党军的战役合围。

    天津守敌共有13万余人，并且拥有自1947年秋即开始修建的坚固工事，即敌所谓的“大天津堡垒化”，自诩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

    东北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被任命为天津前线指挥部司令员。攻城具体部署为：以第三十八、第三十九军组成西突击集团，以第四十四军、四十五军组成东突击集团，两大集团东西对进。第四十六军并指挥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则由天津城南向北实施辅助突击。

    1月14日上午10时天津总攻开始。四十六军在突破阶段受阻，伤亡相当大。但当天深夜师指挥员进到突破口后，及时调整部署，利用夜晚向敌纵深发展进攻，并取得迅速进展。15日11时即突进到跃华中学，与三十八军会师。四十六军共计歼敌2.6万余，活捉伪北宁路护路军司令兼天津市市长、蒋介石侍从室高级参谋、国民政府中将参谋杜建时，缴获各种炮314门，轻重机枪709挺，长短枪1.2万余支。

    战后，刘亚楼对四十六军的辅攻十分满意。他说：“原来我们的意图是你们只要能在南面顶住，不让敌人溜掉，就算完成了任务，没料到你们突破了南边这样坚固的工事，也参加了纵深战斗，这就太好了。”

    天津战役结束后，四十六军第一三八师、第一五九师又配合四十九军解放了塘沽。尔后转进河北霸县一带休整。

    1月21日，北平和平解放。傅作义部队接受和平改编。平津前线司令部确定由四十六军改编傅部第一二一师和二七三师。

 第279章

    在接受改编的傅作义部队中，有许多特务分子与原政工人员已化装为文书、司务长、上士等潜伏下来。

    这些家伙受军统之命大肆进行秘密的特务活动，制造谣言，欺骗士兵，煽动其部属阻挠改编工作的进行。但傅部师团级军官已认清大势。而且军官们对部队直接负责，怕出大乱子，担不起这个责任。

    于是，军部决定利用敌人内部这一矛盾，让军官发号施令，维护秩序，遏制叛乱。同时，我派去的干部则深入基层，接近士兵进行工作，并逐渐将其尉以上军官，按先顽固后一般，先政工后其他人员的办法，分批调出部队，上送四野杨村教导团处理。后又经过诉苦教育培养积极分子，并通过他们的

    揭发，彻底地肃清了潜伏的特务分子。在一系列的教育后，绝大多数士兵提高了阶级觉悟，并自愿参加人民解放军。四十六军将其中3666人编入本军各部队，将3656人调拨给第一野战军。

    1949年4月初，四十六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建制，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上旬，渡过长江，直逼长沙城下，促进了长沙的和平解放。该军第一五九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第一三八师担任长沙警备任务；第一三六、第一三七师参加衡（阳）宝（庆）战役。之后，四十六军部队又先后完成了湖南、湘西剿匪任务。1950年12月初，詹才芳调中南军区工作，杨梅生任军长，萧全夫任第一副军长兼参谋长，曾雍雅任第二副军长兼第一三六师师长。

    1951年1月，第四十六军奉命进驻粤东，执行保卫粤东海防的任务。

    1952年9月17日，四十六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接替第四十二军西海岸防御任务。此时军长萧全夫，政治委员吴保山。在此之前，第一三三师调入，原辖之第一三八师调出。在朝鲜战场，第四十六军先后参加三次攻打马踏里战斗，以后又担任西海岸守备任务和“三八”线临津江北岸的防御任务。

    1955年10月，从朝鲜回国。

    四十六军在三年半的抗美援朝作战中，战绩辉煌。仅在后半年的防御作战中，就歼敌1.4万（其中美陆一师6639名，英联一师2720名，土耳其旅893名），击落敌机193架，击伤敌机155架，击毁敌坦克51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六军，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和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光荣岗位上，经受了各种锻炼和考验，出色地完成了各项战斗任务。涌现出全国著名战斗英雄田广文、纪士信等11人；涌现出“白老虎连”等一些著名英雄连队；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马玉臣、栗学福等英模人物近万人。

    十纵（第四十七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十纵队。第四十七军所属各师，在编入该军建制之前，各有不同的战斗经历。该军第一三九师的前身，是1930年在湘赣边根据地成立的红军独立第一师。1932年10月，该师编入红八军并改称第二十二师。1933年6月，该师编入红六军团，改称第十七师，师长由红六军团长萧克兼任，蔡会文任政治委员。十七师先后参加了保卫湘赣苏区、红军突围西征、回师东进、转战湘黔以及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该师改编为八路军一二○师三五九旅。1937年9月，随第一二○师开赴抗日前线（第七一八团和师直留守陕甘宁边区），先后参加了收复晋西北七城战役，灵邱、广灵阻击战、邵家庄伏击战和上、下腰涧等战役战斗；配合一二○师主力粉碎了日军多路围攻。1939年9月，奉命返回陕西绥德地区，担负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1940年底，为打破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进至南泥湾开展举世闻名的大生产运动。1944年11月，第三五九旅先后分两批组成南下支队，向华南敌后挺进。1945年8月，南下第二支队（刘转连任司令员，晏福生任政治委员）奉命北上河南孟县地区。10月，进至辽宁辽阳地区，扩编后恢复第三五九旅番号，直属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解放战争时期，参加了抚顺及北满剿匪、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等战役战斗。1947年1月改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一师。1947年9月10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建制，改称第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

    政治委员晏福生）。该军第一四○师的前身，是1945年8月以曹里怀等率领的冀鲁豫军区、第三五九旅先遣队和太行区的部分干部为骨干扩编成立的长春公安总队，曹里怀任总队司令员，刘居英任政治委员。总队成立后，主要战斗在长春、吉林附近地区。曾先后参加了北满和西满剿匪及解放长春、三下江南、夏季攻势等战役战斗，共歼敌近万人。1947年9月10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建制，改称第二十九师（师长刘转连，政治委员卓雄）。

    该军第一四一师的前身，是1947年2月1日在吉林省桦甸县桦树林子组建的东北民主联军东满独立第一师，赖传珠任师长，唐天际任政治委员。该师成立后，归东满军区指挥，主要活动于东满地区。曾先后参加了吉林以东地区多次战斗、东北夏季攻势和吉林、长春以南地区等战役战斗。1947年9月10日，编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建制，改称第三十师（师长方强，政治委员孔石泉）。1947年9月10日，东北民主联军第十纵队（梁兴初任司令员，周赤萍任政治委员）成立后，立即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向国民党军发动的秋季攻势。参加大小战斗19次，攻克了北吉林、德惠、中固等敌据点。1947年底至1948年初，第十纵队参加了冬季攻势，攻克了开原等城镇。

    1948年9月，东北野战军发动辽沈战役，第一刀就插向了敌人的致命处——东北的门户锦州。蒋介石急令华北侯镜如兵团东进，沈阳廖耀湘兵团西进，企图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能否拿下锦州，关闭东北大门，关键在于能否阻住这两路援军了。在塔山一带阻击华北东进兵团的任务，由四纵、十一纵等部队承担，而阻击廖耀湘西进兵团的重任就落到了十纵的肩上。

    在东野主力攻锦前后，十纵奉命从开原昌图地区出发，并指挥一纵第三师、辽南独立第二师和蒙古骑兵师，进至新立屯以南地区，组织运动防御。

    总部命令十纵不惜一切代价，务必截击住廖耀湘西进兵团。

    10月12日，廖耀湘兵团进至彰武、新立屯一线，十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顽强地与敌扭打纠缠，成功地迟滞了该兵团的西进；有效地保障了我攻锦部队的侧后安全。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再次强令廖耀湘兵团全力西进，与侯镜如兵团东西夹击，重新夺取锦州，以将东北兵力回撤关内战场。而东野总部的目光也盯上了廖耀湘兵团，决心发起规模空前的辽西会战，将这股东北国民党军的精锐，聚歼于辽西平原。

    黑山、大虎山乃辽西走廊之咽喉，是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切断廖耀湘兵团逃路的任务，再一次落到了十纵的肩上。然而十纵所要对付的，是包括国民党军“五大王牌”新一军、新六军在内的10余万强敌（共计6个军11个师另3个骑兵旅）。虽然有兄弟部队三个师配合作战，但敌我兵力仍有五倍之差，更不要说该敌为东北国民党军之精锐，武器精良，火力强于我十倍了。此外，黑山、大虎山均为小丘陵地形，大虎山最高，也不过180公尺。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防御作战，战斗之激烈和残酷程度可想而知。但是铁匠出身的梁兴初，却偏偏不信这邪。他曾先后在东野主力一纵任过师长、副司令员，坚信千锤百炼才能煅出好钢，部队的战斗作风也是靠硬仗恶仗打出来的，决心率领十纵这支年轻的队伍，在这次阻击战中打出军威。10月23日，廖耀湘兵团以12个师的兵力，在地面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向我大虎山、黑山阵地发起了猛烈的进攻。十纵将士依靠简陋的工事，与敌展开了顽强的激战，经过反复地争夺，粉碎了敌人多次冲击。敌军在我阵地前弃尸遍野，黄昏时被迫后撤。

    当夜，东总给十纵发来一道命令：“……务使敌在我阵地前尸横遍野而

    不得前进。只要你们坚守三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命令立刻传达到各个阵地。十纵全体指战员深感责任重大：如果因为防御失利放跑了敌人，我们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一日纵敌，数载为患；千秋功罪，在此一战！

    十纵全军上下的共同口号是：死守！死守！人在阵地在，誓与阵地共存亡！

    24日9时许，敌人又在五个炮兵团的火力和十余架飞机轮番轰炸下，投入了四个师的兵力，再次向十纵据守的阵地发起了疯狂地进攻。敌机反复飞掠大虎山上空，炸弹成串地在我军阵地上爆炸，敌重炮群也以密集的炮火向我阵地猛轰，接下来便是成群结队的集团冲锋。十纵指战员们从被炸塌的工事里爬出来，不顾烟熏火燎，重伤员不叫苦，轻伤员稍加包扎便立即投入了战斗，以密集的火力射向敌群。24日这一天，十纵前线部队共击退敌军连续六次进攻。

    25日早晨，敌人又投入了更多的兵力，出动五个师、十余架飞机、百余门大炮，向十纵全线阵地发起了更加疯狂的进攻。

 第280章

    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坚守92与90高地的第八十二团五连，与敌展开了激烈的反复争夺战。敌先后投入了四个营的兵力，在炮火掩护下以密集队形连续冲击。该连在连续打退敌四次冲锋后，仅剩十余人了。战到中午，敌两个营又冲上来，五连官兵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随后敌又将“王牌”新六军投入战斗，将主攻方向直指101高地。其第一六九师先后两次以两个营向我阵地进行轮番冲击，均被我击退。后又以“金圆券”收买300多人组成敢死队发起冲锋，但也被我击退。下午，该师又以国民党徒、尉级军官组成“效忠党国先锋队”，再次向我101高地猛冲，并同时以两个营的兵力从三面包围了高地。我守备部队终因弹尽人亡，16时，阵地失守。敌军直指高家屯一线。

    101高地失守后，纵队急令第八十九团二营由大边壕向高家屯增援；同时组织第八十二团全部及第八十四团一部，死守高家屯。敌所谓的“王牌”

    新六军的第一六九师及二○七师第三旅，在高家屯弃尸遍野，却再也未能越过十纵防线一步。

    26日凌晨3时，十纵接到东野总部电令：“东进我主力已到达指定位置，敌已向东溃退。望即协同主力行动，从黑山、大虎山正面投入追击”。

    二十八师师长贺庆积回忆说：“这封电报对于我们来说，真是一字千金啊！它的全部份量就在于宣布我们已经完成了艰苦的阻击任务。师领导传阅着这份急电，一个个如释重担，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

    梁兴初当即命令三个师从左、中、右三路，同时向正面之敌发起攻击，配合东野主力截歼南逃之敌。

    廖耀湘兵团在我军强大压力下，很快陷入混乱，开始全线溃退。刚刚经历了残酷的阵地防御作战的十纵指战员们，不顾寒冷、疲劳、伤痛和饥饿，趁敌混乱之际，迅即转入追击作战。各师团对逃敌果敢实施穿插、分割和围歼，辽西平原上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的战斗场面，到处都是冲锋号声和喊杀声。

    十万余敌军在我强大兵团的围歼下，溃不成军。我军指战员也果断地转入主动求战，哪里有枪声就冲向哪里，哪里有敌人就在哪里战斗。经过36小时激烈紧张的战斗，终于将廖耀湘兵团的六个军全部歼灭。十纵在辽西会战中共计歼敌1.4万余人，其中俘虏了敌新六军军长李涛、第七十一军军长

    向风武以下万余人，并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

    十纵先后在阻击作战和追击作战中重创敌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等部，圆满完成上级交给的作战任务，为辽沈战役的胜利和东北全境的解放作出了贡献。为此，四野在东北三年解放作战总结中，给予了高度评价：我第十纵队（军）奉命以黑山、大虎山构筑阵地坚守，阻拦了敌人的先头。他们在修了两天的阵地上孤军奋战，抗击了五倍于我的敌军精锐部队，使敌人三天的进攻未获寸进，争取了时间，打乱了东北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作战计划，迫使敌人不得不放弃其‘西进企图’，为我军造成了辽沈平原上集中主力聚歼敌人的先决条件。

    11月4日，十纵的部分指战员再次登上101高地，东总电影团为他们拍摄了黑山阻击战的影片。

    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军。梁兴初任军长，周赤萍任政治委员，方强任副军长，刘西元任副政治委员，黄炜华任参谋长，孔石泉任政治部主任。第二十八师改称第一四○师，刘转连任师长，陈发洪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师改称第一四一师，叶建民任代师长，张百春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独立第八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步兵第一六○师，王明贵任师长，邹衍任政治委员。全军共5.6万余人。

    1948年11月，四十七军奉命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北平和平解放后，四十七军担任改编傅作义部第二六二、第二六七师的任务。第一六○师调归平津卫戍司令部，改称第二○七师；东北军区直属整训第一师改称第一六○师，调归第四十七军建制。1949年4月，四十七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向江南进军。7月，参加宜沙战役。9月，为配合第四野战军主力进军两广，在湘西大庸歼敌第一二二军一部，生俘敌军长张绍勋以下5000余人。8月，第一六○师调归第十二兵团（湖南军区）建制。10月底，四十七军军部和第一三九、第一四一师奉命配合第二野战军第三兵团参加向川黔进军作战。和兄弟部队一道解放重庆、涪陵、广安、邻水等地，俘川湘鄂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官钟彬和江阳舰队中将司令官叶裕如等；第一四○师留湘西执行剿匪与维护交通线任务。1950年1月，第四十七军奉命返回湘西，执行剿匪建政任务。经连续作战一年多，消除了湘西匪患。

    1951年2月，四十七军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军长曹里怀，政治委员李人林，副军长刘贤权。6月17日，该军奉命率第一四○、第一四一师进至临津江东，接替志愿军第六十五军防务。第一三九师进至开城，担负保卫开城谈判任务。12月，四十七军奉命将临津江东岸防务移交第三十九军，撤至龙化、成川地区整训。在整训期间，涌现出舍身救儿童的国际主义战士罗盛教。1952年11月，四十七军奉命第二次开赴临津江东西两岸，接替志愿军第三十九军防务。涌现出郝志新、阎成恩、马一钩、李太林、陈启瑶等许多战斗英雄和英雄集体。1953年4月，四十七军奉命将临津江防务移交志愿军第一军后，撤至谷山、松田洞地区担任机动作战任务。6月，奉命进至安州、肃川、汉川地区，接替志愿军第三十八军西海岸防务。

    1954年9月16日，四十七军离朝回国。

    十三、后来者的上乘表现——东野五纵、十一纵、十二纵（第四十二、第四十八、第四十九军）和解放军第五十至五十五军抗美援朝，在黄草岭独挡一面，四十二军大器晚成。血战塔山，四十八军一仗扬名。

    虎将钟伟，为四十九军磨牙利爪。

    曾泽生、张轸、陈明仁部起义官兵，改编造就成第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军。

    第五十四、五十五军：四野组建的最后两个军。

    经过1947年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大规模攻势作战，东北敌我力量对比已经从根本上发生了改变。为适应最后战略大决战的需要，东北野战军又于1948年3月，组建了第三批野战纵队——第五纵队、第十一纵队、第十二纵队。这三个纵队以后依次发展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第四十八军、第四十九军。

    五纵（第四十二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五纵队。在东北12个野战军中，第五纵队是成立最晚的之一。1946年5月至1946年10月，东北民主联军为适应野战需要，首先组建了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和第六纵队，唯独立空缺着第五纵队；1948年8月，东北民主联军为适应大兵团作战之需，又组建了第七、第八、第九纵队，仍未使用第五纵队的番号。个中原因，就在于当时“第五纵队”已成为了一个专有所指的名称，且臭名昭著。“第五纵队”作为特有名词，起源于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年10月，当西班牙叛军和德、意法西斯军队向西班牙共和国首都马德里，准备发起联合进攻时，叛军将领摩拉在广播讲话中扬言，他的四个纵队正在进攻马德里，而第五纵队（指正在共和国后方活动着的地下军）已在首都等待着进行内应。

    于是从那以后，“第五纵队”便成为了帝国主义在其他国家中收买的叛徒和派入间谍的通称。

    正因为怕犯了政治忌讳，故而各战略区在成立野战军时，都避免使用“第五纵队”这一番号。随着时间的推移，“第五纵队”的恶名已渐被淡化。1948年3月，当东总着手组建第三批野战军时，鉴于东北野战纵队的数目日益增多，且编制序列上长期空缺着也不合适，这样五大野战军中唯一的一个第五纵队，虽说难产，但总算诞生。但是西北、华北、中原、华东野战军直至最后，也未使用过“第五纵队”这一番号。

    第五纵队是以抗战胜利后，从关内几个解放区进军东北的部分部队为骨干发展起来的。1945年9至10月，陕甘宁边区、晋察冀、华中和山东等解放区抽调部分部队和干部进至东北辽东地区。这些部队在辽东军区领导下，经过创建与保卫辽东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配合主力部队参加“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夏季、秋季攻势作战，不断得到发展壮大，有些已经发展成为各地警卫团、保安团等部队。

    在此基础上，1946年5月，以辽南军区警卫营、庄河保安团、安东军区保安一团、辽宁军分区警卫一团和从延安炮校调进的一部分干部，合编组建成辽东军区独立第一师；8月，以通化支队、靖字支队、山东和华中挺进东北部队一部，合编组建成独立第二师；1947年11月，又以安东保安司令部、辽宁军分区第三分区基干一团、第四分区独立第一团、安东保安第三团，合

    编组建成独立三师。

 第281章

    三个独立师成立后，先后参加了东北冬季攻势作战，破袭国民党交通运输线，并配合主力部队攻克辽阳、鞍山等城市，独立第一师还攻克重要海港营口。

    1948年3月31日，上述三个独立师奉命在辽阳地区，合编组建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五纵队，万毅任司令员，刘兴元任政治委员，吴瑞林任副司令员，唐凯任副政治委员。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依次改称为纵队下辖之第十三、第十四、第十五师。全纵队3.6万余人。9至10月间，第五纵队参加辽沈战役，先在彰武东南及西南阻击国民党廖耀湘兵团西援锦州，尔后协同兄弟部队围歼廖耀湘兵团千黑山以东地区，歼灭国民党军1.7万余，俘虏新编第一军军长文小山。

    1948年11月，根据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五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军，万毅任军长，刘兴元任政治委员，吴瑞林任副军长，唐凯任副政治委员，参谋长缺（后廖仲符），郭成柱任政治部主任。所辖第十三师改称一二四师，徐国夫任代师长，李辉任政治委员；第十四师改称第一二五师，彭龙飞任师长，丁国钰任政治委员；第十五师改称第一二六师，王振祥任师长，何善远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独立第九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五五师，廖仲符任师长，钟民任政治委员。

    全军4.7万余人。

    1948年11月至1949年1月，四十二军参加平津战役，首先攻克昌平、沙河，切断了国民党军西逃要道，继而又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攻占国民党军供应基地丰台，同兄弟部队一道完成对北平（今北京）的包围。

    1949年4月，四十二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四兵团建制。4、5两月，在第十三兵团指挥下参加安新战役，全歼国民党军安阳守军。6月，军部及第一二五、第一二六、第一五五师进到豫西和豫东南地区剿匪；第一二四师在洛阳整训。8月至1950年1月，军部及第一二五、第一二六师继续在原地区剿匪；第一二四师、第一五五师奉命参加鄂西战役，尔后在第二野战军指挥下进入川东作战，先后解放了奉节、万县、大竹、开江、达县、宣汉、平昌各县。完成任务后，第一二四师归建，第一五五师拨归中南军区运输司令部建制。1950年初，第四十二军奉命调驻黑龙江省执行生产建设任务，隶属东北军区。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7月，第四十二军与刚从中南军区调来的第十三兵团部队（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编为东北边防军，准备应付朝鲜战局的突变。四十二军立即将遍布于北大荒执行生产任务的部队，迅速集中，转入战前整训。10月，第四十二军作为首批出国部队赴朝参战。

    四十二军是一支新部队，东北军区司令部的评价是：“四十二军编成后，于1948年10月参加辽西战役。该部队为东北新编成之野战军，有朝气，由于参加战斗不多，部队的战斗作风尚未培养与发挥起来。”但四十二军却不甘落后，决心在抗美援朝作战中锻炼部队，打出军威。

    当志愿军四个军过江后，敌第一线兵力四个军共11个师13万余人在侵占平壤后，正分东西两路迅速向北推进，妄图在鸭绿江边对后撤中的朝鲜人民军完成钳形合围，一举结束朝鲜战争。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当机立断，决定集中五个军全部和第四十二军之第一二五师于西线，运动歼敌，迅速稳定住朝鲜战局。在东线则只放第四十二军一二四、一二六两个师的兵力，利用

    黄草岭、赴战岭有利地形，阻住东线美军第十军（辖陆战一师、第七师）和南朝鲜第一军团（辖首都师、第三师）的北进，以保证西线战场作战的胜利。

    东海岸唯一的一条公路从元山向北经咸兴，在五老里分岔，分别经黄草岭、赴战岭，直达朝中边境的江界和朝苏边界。由于当时朝鲜中央机关正在江界当，因此敌人东线的主攻方向是黄草岭。志愿军司令部下达给四十二军的命令是：坚决死守黄草岭、赴战岭，保障西线作战，不准敌人合拢钳口。

    此时，伪首都师之先头部队已抢占了黄草岭南仅一河之隔的摩峰山，能否先敌占领黄草岭，将成为能否完成阻住东路之敌的关键。一二四师第三七○团、一二六师第三七六团的先遣分队，以每天夜行军180里的强行军迅速前进，终于在10月24日后半夜进至黄草岭以南前沿阵地烟台峰。27日，一二四师主力到达黄草岭，一二六师主力到达赴战岭，分别接替了朝鲜人民军防御阵地。军长吴瑞林为抗击住数倍于己敌人的进攻，将兵力梯次配备，部署为一个前轻后重的锥形，越往纵深兵力越大。决心重重阻击，决不让敌人越过四十二军的防线。军政治委员周彪则代表军党委，向全军指战员下达了死命令：“据险坚守，与敌决一死战，把黄草岭、赴战岭变成鬼门关，除了敌人游魂和俘虏外，一个敌人也不准越过。”

    10月27日，向北推进的伪第三师、首都师，分别在黄草岭、赴战岭与一二四师和一二六师先头部队交战，其中黄草岭为敌人进攻的重点。黄草岭防御战的序幕就此拉开。

    第一天战斗就打得异常激烈。原以为不会受到任何抵抗的伪三师，遭到一二四师前沿部队的迎头痛击后，立即动用强大炮兵并出动十架飞机，向我军前沿阵地狂轰滥炸。顷刻间遍山大火，硝烟弥漫。随后，敌人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向该师三七○团二营四连、三七一团一营二连阵地，展开了集团冲锋。尤其是四连防守的796.5高地，曾连续四次被敌人突破，但均被四连指战员打退。从当日上午10时激战至下午4时，三七○团四连和三七一团二连终于坚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四连杀伤敌人200余人，但自己也伤亡过半。

    当夜，二营向四连阵地增派了1个排之后，四连又坚守阵地数日，成功地阻止了美伪军的进攻，并且大量地杀伤了敌军。为表彰三七○团四连在黄草岭防御作战中所表现出的顽强战斗作风，战后，军部命名四连为“黄草岭英雄连”。

    美军第十军军长爱德华。阿尔蒙特少将，见伪三师久攻不下黄草岭，遂命令火力强大的美军陆战第一师部队也投入战斗。一二四师为保存实力，又采取了收缩前沿阵地，诱敌深入，进而聚歼的运动防御战术，予敌以大量杀伤。随后，又趁势发起反击，不仅夺回了放弃的阵地，而且向前扩展到上通里以北阵地。

    10月30日至11月1日，伪第三师以其全部兵力向一二四师据守的烟台峰、松茸洞阵地再次发动猛烈进攻。一二四师防守部队在粮弹不足、饮水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凭险据守，英勇奋战。我重点防守的阵地曾两次失而复得，但最终打退了伪三师的进攻，该师还趁黑夜派出小分队深入敌后，成功地捣毁了敌炮兵阵地。就在一二四师捣毁敌炮群的当夜，担负赴战岭一带防御的一。二六师部队，也乘势发起反击，歼灭美陆战第一师一部，并且夺回了失去的阵地。

    英勇的四十二军部队在黄草岭、赴战岭，连续激战13昼夜，以坚决的阻击和六次反击制止了敌人的疯狂进攻，并歼敌3600余人。粉碎了东线敌军迂

    回江界的企图，胜利地完成了志愿军总部交给的任务。

    志愿军司令部在通报中，对于四十二军在东线的英勇作战，给予了高度评价和通令嘉奖：11月1日晚，我三十八军以迅猛之势歼灭球场之敌，从敌右翼沿清川江左岸向院里、军隅里、新安州方向实施战略迂回，切断了清川江南北敌之联系，并歼灭美二师北援兵力一部。我四十二军一二五师协同三十八军向德川方向突击，歼敌一部控制德川，沿大同江北岸连续击败伪八师十六联队、二十一联队的进攻，有力地保障了三十八军作战。……四十二军一二四师、一二六师与朝鲜人民军一部，在黄草岭、赴战岭以南地区，在极艰苦的情况下，与敌激战8昼夜，堵住了敌人三个多师的连续进攻，有力地保障了主力于西线歼敌，再次受到通令嘉奖。

    在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中，四十二军以两个师的兵力独挡一面，成功地抗击住了一个美军师和两个伪军师的疯狂进攻。从而为四十二军的军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第一次战役结束后，四十二军又先后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和历时一年半的阵地防御作战。在整个抗美援朝作战中，四十二军共歼敌2.8万余，除“黄草岭英雄连”之外，还涌现出了“三八线尖刀英雄连”、“石城岘英雄连”和关崇贵、安炳勋、员宝山等一批英雄单位和个人。

    1952年11月，第四十二军回国。

    十一纵（第四十八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的前身是东北野战军第十一纵队。该纵队是由冀察热辽军区部分地方武装发展起来的。

    1945年11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冀北地区的地方部队合编为晋察冀军区第九旅。1946年7月，晋察冀军区第九旅改称晋察冀军区独立第五旅。

    9月，在冀东、辽西地区的部分地方部队合编为冀察热辽军区第十七旅。这两个旅分别在热辽和冀察（今河北省西北部）地区冀察热辽军区领导下，发动群众，保卫和开辟根据地，先后进行了宁城、赵川等战斗。

 第282章

    1947年4月，冀察热辽军区划归东北民主联军建制。5月，为配合东北夏季攻势，第五、第十七旅参加热河（旧省名，辖今河北省东北部及辽宁省西部）夏季作战。7月至10月中旬，第十七、第五旅分别改称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一、第二师；同时以热东、辽西地区部分地方部队合编成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三师。10月下旬至1948年2月，为配合东北秋季、冬季攻势，三个独立师先后参加了热河秋季作战，并向华北部分铁路线出击。

    1948年3月，冀察热辽独立第一、第二、第三师在辽宁朝阳，整编组建为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贺晋年任司令员，陈仁麒任政治委员，周仁杰任副司令员，杨春圃任政治部主任。三个独立师依次改称为第三十一师（师长欧致富，政治委员谢镗忠）、第三十二师（师长詹大南，政治委员李光辉）、第三十三师（师长由周仁杰兼，政治委员陈文彪）。全纵队3.1万余人。

    纵队编成后，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5月至6月，第十一纵队参加了华北军区发起的冀热察战役，先后进行象鼻子山、隆化、昌黎等攻坚作战，配合华北野战军钳制国民党军对东北的增援。第三十一师副师长李荣顺在隆化攻坚战中牺牲。共产党员董存瑞手托炸药舍身炸掉桥头堡，为部

    队扫除前进障碍，被迫认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

    1948年9月12日，辽沈战役打响。第十一纵队在热河骑兵师的配合下，奔袭北宁路昌黎至滦县段，翻毁滦县至古冶铁路，并攻占昌黎及其以西地区。

    随后又于30日，奉命从昌黎出发，昼夜兼程赶往锦州地区参战。全纵队指战员听说将有大仗打，一个个高兴得不得了。他们一路上所向披靡，沿途又顺手牵羊地拔除了山海关、石门寨、上庄坨、前卫等敌人据点。尔后经绥中，过兴城，于10月5日到达锦西地区。

    就在十一纵从昌黎出发的当天，蒋介石飞往北平亲自指挥东北作战。他命令华北第十七兵团司令官侯镜如，指挥由11个师组成的“东进兵团”火速驰援锦州，企图与沈阳西出的廖耀湘“西进兵团”东西对进，以解锦州之围，并相机在辽西与我东野主力决战。

    拿下了锦州，就等于关闭了东北大门。数十万东北敌军便成了瓮中之鳖。

    而能否攻克锦州，关键在于能否阻住华北、沈阳两支援军。阻击华北“东进兵团”的任务，就落到了四纵、十一纵和热河两个独立师的肩上。由于“东进兵团”的出发地锦西距锦州只有30公里，因而根本没条件进行运动防御，只能依托塔山一带的低矮丘陵阵地阻敌。十一纵的指战员抱定了与阵地共存亡的决心，寸上必争，坚决死守，不让敌人越过阵地一步，以确保锦州攻坚战的胜利。

    10月6日，十一纵第三十一师赶到塔山时，先期到达的四纵已同“东进兵团”激战数日了。该师第九十二团不顾长途跋涉的极度疲劳，立即投入战斗，配合四纵在葫芦岛与锦西之间的茨儿山、齐家屯、月亮山，歼敌暂六十七师一部，并从四纵十一师手中接过了月亮山至茨儿山一线的防御任务。

    华北敌军在督战队的枪口下，潮水般地向我阵地发起了一次次集团冲锋，战斗打得异常激烈。特别是九十二团八连坚守的月亮山阵地，更是险象环生。但该连却坚守阵地数日，未退一步。战后，受到上级通令嘉奖，被授予“月亮山上的钉子”锦旗一面。11日下午，十一纵第三十一师又奉命将月亮山、茨儿山等阵地移交给独立第六师，前往塔山、白塔山一线接替四纵的阻击阵地。四纵部队在撤离前把工事整修一新。第三十二团团长激动地说：“这里的阵地一寸也没有丢，现在全交给你老大哥部队了。”接防的九十二团王团长也握着对方的手，郑重地表示：“向劳苦功高的老大哥部队学习。

    你们用鲜血和生命保住的阵地，敌人休想从我们手中夺走。请老大哥放心吧！“

    十一纵指战员说到做到，顶住了十倍于已敌军的冲击，未使阵地丢失一寸。

    10月15日我军攻克锦州后，参加攻锦的东野主力开始转向辽西，准备围歼廖耀湘兵团。但蒋介石仍不死心，严令两兵团企图东西对进，重新夺取锦州。因此，华北“东进兵团”的攻击丝毫没有放松。

    26日，东野第二兵团司令员程子华分析判断，敌“东进兵团”在前一阶段进攻四纵阵地受挫后，其主要突击方向可能改向十一纵阵地。于是兵团确定各纵队阵地不变，并令炮兵旅野榴炮团随时配合十一纵作战。

    果然敌人频繁调动兵力，将其四个师调到了十一纵第三十三师防御方向。纵队副司令员兼第三十二师师长周仁杰，针对该师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执行宽大正面防御，要求各团务必坚守要点，独立作战，不依靠援，坚决打退进攻之敌。并说：“从我这个师长做起，不完成阻击任务，没有命令谁也

    不准后退一步。“

    26日凌晨，东野主力在辽西战场以10个纵队全线出击，已将廖耀湘兵团分割、包围。为解救廖兵团，杜聿明亲自指挥锦西之敌向十一纵阵地发起拼死突击。阵地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多次易手。但各部队及时投入二线兵力，使敌人迂回四纵侧后的企图始终未能得逞。

    27日上午8时许，敌人发动了更为猛烈地进攻。这是十一纵防御战中最为激烈、最为残酷的一天，也是防御阵地遭到破坏最严重、人员伤亡最大的一天。敌军十来个炮兵群向我军阵地倾泻了上万发炮弹，轰击三十三师各团第一、第二线阵地达两个小时之久。特别是九十七团阵地已变为一片火海，炮弹的呼啸声，爆炸声连续不断，不少战士被整个埋在了沙土里。我一线阵地多次被敌军突破，但是三十三师各部队在周仁杰师长的指挥下，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争夺。

    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三十二师指挥所上空已全部被烟尘所笼罩。纵队司令员贺晋年打电话给周仁杰，征询他的意见：“要不要把指挥所的位置向后转移一下？”

    周仁杰考虑，在这样激战的紧要关头，指挥员是决不能后撤一步的。他向贺晋年表达了全师各级指挥员的决心：“我们一定要坚守指挥岗位，有进无退。请纵队首长放心！”

    东野总部前指也非常关心三十三师的防御作战情况，罗荣桓政委亲自打电话询问战况，要求三十三师坚决顶住敌人的进攻，以保证辽西会战的胜利。

    十一纵指战员凭借着高昂的士气和钢铁一般的意志，终于将敌人这一天的疯狂进攻最后击退。

    28日清晨5时，我辽西战场全歼了廖耀湘兵团后，使得敌“东进兵团”

    陷入孤军作战的窘境。虽然杜聿明为了应付蒋介石重占锦州的命令，于9时许发起了最后一次进攻。但敌人进攻锐气较前两天已大大减弱。黄昏后，锦西战场的枪炮声逐渐沉寂下来。十一纵在锦西战场完成了21天的坚守防御作战任务，最后三天中又抗击住敌人四个加强步兵师的猛烈进攻，坚守住纵深阵地，歼敌2万余人，自己也为辽沈战役付出了近2万余人的高昂代价。经过塔山阻击战血与火的洗礼，十一纵这支年轻的部队终于锻炼成钢！

    1948年1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和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一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贺晋年任军长，陈仁麒任政治委员，周仁杰任副军长，杨春圃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何廷一任参谋长。第三十一师改称第一四二师，欧致富任师长，谢镗忠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二师改称第一四三师，李光辉任师长，刘禄长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三师改称第一四四师，周仁杰兼任师长，钟文法任政治委员，同时冀察热辽独立第八师番号撤销，部队编入第一四四师；冀察热辽军区独立第六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六一师，韩梅村任师长，钟辉任政治委员。全军5.5万余人。

    1948年12月，十一纵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先后攻克密云、石景山发电厂，门头沟煤矿区，扫清北平（今北京）西郊国民党据点，会同兄弟部队完成对北平的包围。

    1949年4月，四十八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建制南下作战。6月，该军第一六一师调归江西军区建制。7月上、中旬，参加湘赣战役。7月下旬至8月，该军单独进行赣南战役，以200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1.7万人，解放县城22座，为野战军主力进军广东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9日，四

    十八军军部兼赣西南军区。其间，军主力在赣西南，一部入粤北剿匪。

    1950年12月，四十八军第一四三师改为炮兵，另将原第三十八军第一五一师改为第一四三师，调归四十八军建制。1952年3月，第一四二师改编为公安第十一师，第一四三师调归中南军区荆江分洪工程部队司令部，第一四四师调归第二十一兵团。3月15日，第四十八军军部改为第二十一兵团部，该军番号撤销。

    十二纵（第四十九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的前身是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该纵队的前身，是抗战胜利后进入东北的新四军第二、第三师和山东军区部分部队。

    1945年9月至12月，新四军第二、第三师和山东军区调往东北的一部分部队，分别进至哈尔滨以东、以南和肇东、肇州、肇源地区，与当地抗日联军、县大队合编成武装团队，分别在北满和西满军区领导下，参加当年冬至1946年10月的剿匪作战，建设根据地，并得到发展壮大。

 第283章

    11月，以这些部队为基础组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1947年4月组建独立第四师，5月组建独立第五师。独立第二、第四师组建后，参加东北夏季攻势和磐石乌拉街等战斗。9月至1948年3月，三个独立师在东北秋季、冬季攻势中，先后参加陶家屯、新立屯、四平和法库等战斗。

    1948年3月，上述三个独立师奉命合编成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司令员钟伟，政治委员袁升平，副司令员熊伯涛，政治部主任陈志芳。原独立第二、第四、第五师依次改称为第三十四师（师长温玉成，政治委员谭友林，副师长兼参谋长王亢）、第三十五师（师长王奎先，政治委员粟在山，参谋长姚克）、第三十六师（师长沈启贤，政治委员王建中，副师长郑贵卿）。

    组建后的第十二纵队，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和军事练兵。

    钟伟是由二纵五师师长调升十二纵司令员的。由师长直接提为纵队司令员，钟伟是全东野中唯一的一个。据说在此之前，“东总”曾想调钟伟到某纵队当副司令员，遭到拒绝。他说：要是看得起我，就让我当司令员。我是宁当鸡头，不做牛尾。钟伟要的是实权，不是虚名。没有实权，怎么有机会带出一支部队？！

    1948年6月7日，中央军委同意东野总部关于对长春实行长期围困的作战方案后，原准备攻打长春的第一、第六纵队后撤整训，围城指挥所司令员萧劲光、政委萧华、指挥第十二纵队和六个独立师执行围城任务。从6月25日开始，我军对长春正式实行围困，在长春城外方圆50里的地面上，形成一个封锁区。我10万大军在长春外围筑起一道坚不可摧的“城外之城”，使得城中的10万余国民党军成为了“瓮中之鳖”。

    在锦州之战最紧张的阶段，第十二纵队曾奉东野总部命令，三次撤离长春南下，回旋于铁岭、公主岭之间。十二纵虽然是一支刚刚成立不久的新部队，但在虎将钟伟的带领和训练下，又经过四个多月围困长春作战的锻炼，纵队战斗力已有了大提高，士气极为旺盛，已成为一支能攻能守的部队。

    10月19日，长春宣告和平解放。在此前后，正值东野九个主力纵队发起辽西会战之际。中央军委和毛主席估计廖耀湘兵团和沈阳之敌，很可能会走营口由海路逃跑。为此，于10月18日、19日、20日先后三次急电东野总部，令其立即调遣足够兵力，阻止敌人南逃，并迅速控制营口。20日4时，

    军委再次急电东野：“建议以十二纵及三个独立师由钟伟指挥，由四平以北上车，赶于24日以前全部运抵清原，以急行军开至鞍山、海城，堵塞敌向营口退路。此计划甚为必要，请即电高伍，照此速办，愈快愈好。”

    当钟伟接到军委命令时，十二纵正位于公主岭。但当时四平至清原的铁路已完全被我破坏，无法通车。钟伟只得率领部队开动两条腿，昼夜兼程奔往海城。经三天三夜和一个上午，行程650里，于29日下午两点抵达开原。

    正准备经沈阳以东直插海城时，突然又接到野司电令：“十二纵队以一个师围歼铁岭之敌，主力即向巨流河前进，坚决堵截廖兵团回沈阳的退路。”

    于是，钟伟留下第三十六师围攻铁岭，纵司率第三十四、第三十五两个师及王振祥独立师，分两路向巨流河奔进。

    此时，铁岭守敌一一六师已是惊弓之鸟，一发现我军兵临城下，立刻弃城而逃。三十六师则紧追不舍。是夜，天色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敌人溃不成军，只顾夺路而逃，没想到竟窜至行进中的十二纵队的两路队伍之间。钟伟历来善于捕捉战机，打主动仗，这块送到嘴边的肥肉更不会放过。于是两路纵队与三十六师前后夹击，四面堵截。三下五除二，将敌第一一六师全歼，俘敌7000余人。抵达巨流河后，钟伟又从捕获的沈阳逃敌口中得知，沈阳守敌虽然还未大规模外逃，但已处于极度恐慌之中，随时有逃往营口的可能。

    因此他的部队不仅要堵截廖兵团逃往沈阳，而且还必须作好堵截沈阳之敌逃向营口的准备。可手头兵力有限，任务相当艰巨。执行军委指示和东总命令刻不容缓，但以四个师的兵力，要想抵挡住这两支各10万余人的逃敌大军，又谈何容易！

    30日清晨，钟伟来到了巨流河东的辽河勘察地形。他发现辽河宽达百余米，水深二三米，敌人根本无法徒涉，只可能从一条铁路桥过河。于是当机立断，决定留下独立师据守辽河，必要时可将桥炸掉，以堵住廖兵团退回沈阳。自己则亲自率领十二纵踏冰徒涉浑河，直插沈阳以南的苏家屯。

    当日下午4时，十二纵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占了苏家屯，全歼守敌一个加强团和一个地方保安师，共歼敌5000余人。这时钟伟得到报告，几个独立师已分别逼近了营口和占领了鞍山、海城，这样就解除了十二纵的后顾之忧。同时，他根据综合各方面的情况，感到在蒋介石的督促下，沈阳之敌突围的可能性更大了。在此分秒必争的紧要关头，不能坐等上级的指示，而必须当机立断，主动出击。他决定在沈阳之敌还未采取突围行动之前，就主动向沈阳之敌发起进攻。尽管靠一个纵队不可能攻下沈阳，但却可以抓住、拖住敌人，争取时间，以待东野主力部队赶到。随后，钟伟一方面将自己的行动计划向野司报告，一面率十二纵由南向北对沈阳发起猛攻。激战至11月1日凌晨5时，十二纵第三十五师拿下敌前沿阵地小郭庄；第三十六师扫除浑河铁桥北端全部守敌据点，乘胜冲过大桥直逼沈阳敌军防御中心——铁西区。

    铁西区是沈阳的重工业区、高楼林立，街垒重重，并由其最精锐的完全美械装备的第二○七师据守。但十二纵指战员发扬“有敌无我，有我无敌”

    的战斗精神，逐屋逐街地与敌展开激烈地争夺。从11月1日上午9时战至下午4时，经过七个小时的浴血奋战，十二纵部队终于占领了整个铁西区，全歼二○七师（欠装甲团）。共计俘敌师长以下官兵1.3万余人。

    十二纵占领铁西区后，一面用炮火猛轰敌东北“剿总”司令部，一面向敌发出最后通碟，令其无条件投降。此时，敌“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早已于

    10月29日乘飞机逃离沈阳。留守的“剿总”副总司令周福成，却还想讨价还价，要求将其行动视作起义，而不算投降。我方代表当即驳回，命令他们立刻无条件投降。

    周福成凭借着一个装甲团把守其司令部，还妄图苟延残喘。但当天夜晚，刚刚围歼完廖耀湘兵团的一纵、二纵部队也已赶来，并且从沈阳西北角突破城垣。留在城中的敌军早已兵无斗志，巴不得早点投降。周福成见大势已去，只好接受我军的要求。顿时，沈阳全城纷纷竖起白旗，敌人一个个放下武器，举手投降。沈阳的解放标志着东北全境的解放。钟伟的当机立断，终于使新组建的第十二纵队在黑土地上的最后一仗上，作出了上乘的表现。

    1948年11月1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命令，第十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钟伟任军长，袁升平任政治委员，熊伯涛任副军长，陈志芳任政治部主任。第三十四师改称第一四五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第三十五师改称为第一四六师，王奎先任师长，栗在山任政治委员；第三十六师改称第一四七师，沈启贤任师长，王建中任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独立第十三师调归该军建制，改称第一六二师，王兆相任师长，陈德任政治委员。全军5万余人。

    1948年12月，第四十九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第一四五师配属兄弟部队攻克天津，军主力解放塘沽，尔后第一四五师、第一四六帅担负天津守备任务。

    1949年3月，四十九军编入第四野战军第十三兵团建制。4月，向华中、华南进军。7月，在宜沙战役中攻克沙市和江陵，并乘胜渡过长江追击国民党军。8月，第一六二师调归湖南军区建制。9至10月参加衡宝战役。11月由湖南邵阳地区进军广西，担负接收城市和维护交通安全任务。

    1950年1月，四十九军所属的三个师归广西军区领导，第四十九军番号撤销。1951年7月15日，以第一五四师师直为基础又扩建为第四十九军军部，原辖之三个师归建，归广西军区领导。1952年1月8日，第四十九军番号又撤销，军部改编为空军第三军军部，该军第一四五师编入第二十一兵团，第一四六师调归广西军区，第一四七师改编为公安第十二师。

    第五十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军是由原国民党第六十军起义后改编的。

    1948年秋，在东北的国民党军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内。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奉命从5月开始，对长春守军东北“剿总”第一兵团（指挥新七军、第六十军等部）共约10万人，采取“军事围困、经济封锁、政治瓦解”的方针，进行长困久围。国民党军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将军面对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又经过人民解放军的争取，毅然率部三个师于1948年10月17日宣布起义，这一果断行动，为长春和平解放及辽沈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第284章

    第六十军起义后，立即开赴吉林省发台县及其附近。1949年1月2日，中共中央军委授予这支部队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军番号，并任命了领导人。军长曾泽生、政治委员徐文烈、副军长叶长庚、参谋长舒行、政治部主任王振乾。其所属原第一八二师编为第一四八师，师长白肇学，政治委员陈一震；原暂编第二十一师编为一四九师，师长龙耀，政治委员李桂林；原暂编第五十二师编为第一五○师，师长李佐，政治委员李冠元。全军2.3万余

    人，隶属东北军区。3月，遵照中央军委命令，东北军区将第一六七师（由1948年2月25日在营口起义的原国民党军东北保安暂编第五十八师改编而成），编入第五十军建制，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张梓桢。全军共辖4个步兵师，1个直属炮兵团。

    第五十军成立后，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原则，进行政治整训，建立各种制度，特别是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工作制度，建立和健全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实行党对部队的绝对领导；建立革命的官兵关系，培植革命军队的优良传统作风。同时，从东北军区所属机关，部队陆续抽调各级各类干部466名，从辽北学院，长春青年干校等单位招收青年知识分子600多名，从牡丹江教导团调来460多名改造较好的云南籍解放军官到该军任职；又从东北翻身农民中补入5400多人，使部队政治素质有了很大改善。该军也抽调2490名班以上人员和军官到东北军政大学和牡丹江教导团学习，调341名军官到教导队学习。通过整训，这支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很快成为忠诚为人民服务、为中国革命彻底胜利而战斗的一支新型人民军队。

    1949年6月14日，第五十军奉命入山海关南下，归第四野战军建制。9月，到达湖北当阳地区，遵照中央军委和第四野战军决定，第一五○师所属部队按营、连建制，分别划入第一四八师和第一四九师；第一六七师改称第一五○师，师长王家善、政治委员李冠元。9月中旬，中南军区抽调部分干部到第五十军工作，送往东北军政大学学习的干部500余人也分配回军。10月，参加鄂西战役，俘国民党军第七十九军代军长萧炳寅，副军长李维龙以下官兵7000余人。11月下旬，奉命配属第二野战军进军四川。12月，参加成都战役，俘国民党军8100人，迫降1.77万人，缴获大批武器弹药。

    1950年2月，奉命归属第四野战军建制，回湖北沙市、钟祥一带参加农业生产和修筑汉江大堤工程。中南军区将补训第十五团、第十五医院调归第五十军建制。此时，加上在鄂西战役和成都战役中解放、收编的国民党官兵2.7万余人，以及在四川招收的青年知识分子1600余人，全军官兵已达5.8万余人。5月，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将收编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兵团三个军的残部缩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六七师，师长方墩，政治委员秦振，归第五十军建制，并在天门地区进行整训。

    1950年9月下旬，第五十军奉命由湖北开赴东北，归东北军区指挥，在吉林西丰、辽原、磐石、海龙一带集结待命。在此期间，奉命撤销了第一六七师和军炮兵团，组建了三个师属炮兵营。

    10月25日，第五十军加入中国人民志愿军序列开赴朝鲜，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次战役。在第三次战役中，全歼英军皇家重型坦克营，解放汉城。在第四次战役中，在汉江两岸顽强抗敌50昼夜，沉重打击和消耗了敌有生力量，保证了志愿军主力的休整、集结和粮食补充，为准备实施战役反击争取了时间。1951年3月15日回国整补。同年7月，第二次开赴朝鲜，担负西海岸防御以及抢修机场等任务。10月至11月，奉命执行渡海攻岛任务，在空军和炮兵支援下，先后攻占南朝鲜军盘踞的椴、炭岛、大和岛、小和岛、和艾岛。1955年4月，第五十军从朝鲜撤军回国。

    第五十军在入朝作战的期间，广大指战员发扬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胜利地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涌现出二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鲍清芳，国际主义战士、二级模范王永维等功臣、模范1.4万人，有一个团、六个连、十一个班、七个组获荣誉称号，有7000余人获朝鲜政府

    授予的勋章或奖章。

    第五十一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在武汉以南贺胜桥、金口起义的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改编而来的。

    1949年初，中共中央为了彻底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于2月11日决定由刘伯承、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指挥所属部队120万人，在汉口至江阴间实施渡江作战。4月20日，渡江战役打响，第二、第三野战军首先在华东地区强渡长江，一举解放南京。5月12日至6月2日，人民解放军先后攻占上海、南昌、武汉等地。国民党白崇禧集团南撤。和中国共产党早有联系的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河南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官张轮，乘机率所属第一二八军军部及第三一二、第三一三、第三一四、第三○九师共2万余人。在湖北武昌以南贺胜桥、金口一带起义。6月，起义部队移驻湖北省汉川县。7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将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一军，张轸任军长，杨春圃任政治委员，李人林任副军长，杨焕民任政治委员，王亢任参谋长，罗通任政治部主任。以起义的第三○九、第三一二师合编为第二一一师，余景堂任师长，冷裕光任政治委员；第三一三、第三一四师合编为第二一二师，鲍汝沣任师长，杨进任政治委员。全军共8100余人，隶属第四野战军工兵司令部建制。1950年9月24日，第五十一军军部改编为中南军区空军领导机关，所属部队与湖北军区合并，第二一一师与黄冈军分区合编为黄冈军分区兼第二一一师；第二一二师与大冶军分区合编为大冶军分区兼第二一二师，第五十一军番号撤销。

    第五十二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是由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第一兵团一部改编而成的。

    1949年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接受《国内和平协定》，于8月4日率领绥署司令部、兵团部和三个军共7万人宣布起义。长沙宣告和平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和起义部队达成协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起义部队在湖南省济阳县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国民党军第一九七、第二三二、第三○七师依次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师，并组成第一兵团下辖的第一军。11月，根据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10月2日命令及第四野战军10月20日命令，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第一军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下辖的第五十二军。第二十一兵团副司令员王劲修兼任军长，杨树根任政治委员，吴林焕、张诚文任副军长，周志飞任参谋长，钟明彪任政治部主任。第一师改编为第二一四师，曾京任师长，蓝庭辉任政治委员；第二师改编为第二一五师，张景白任师长，江腾蚊任政治委员；第三师改编为第二一六师，余九成任师长，曹波升任政治委员。全军共1.5万人。1950年10月，第二一六师撤销，其人员补入第二一四、第二一五师。1951年9月2日，第五十二军军部撤销，所属第二一四、第二一五师归第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五十三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三军是以解放战争时期在长沙起义的国民党军保

    安部队为基础改编而成的。

    1949年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一兵团司令陈明仁率部起义后，在湖南省济阳县改编为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国民党军第六十三师、湘东纵队、长沙绥靖公署警备大队等部改编为第二军，湖南省保安第一、第二、第三师改编为第三军。11月，中国国民党人民解放军第一兵团奉命正式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以第三军为主，将第二、第三军合并，改编为第二十一兵团下辖的第五十三军。军长彭杰如，政治委员王振乾，副军长王振祥，参谋长杨文模，政治部主任张太生。辖第二一七师，师长姜和瀛，政治委员段良辉；第二一八师，师长何元恺，政治委员萧德明；第二一九师，师长周笃恭，政治委员王恨水。第五十三军组建后，隶属第四野战军第二十一兵团建制。1950年10月整编，第二一八师撤销。1951年9月，第五十三军军部撤销，所辖第二一七、第二一八师改归第二十一兵团直辖。

    第五十四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五十四军，是1952年10月在广东惠阳地区，由原第四十五军军部、直属队、第一三四师（欠四○○团）、第一三五师和原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第一三一师第三九一团等部，合编组建而成。

    1952年10月，第四野战军奉命整编，将上述部队合编组成为第五十四军。丁盛任军长，谢明任政治委员，吴瑞山任副军长。

 第285章

    原第四十四军第一三○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师，蒋润观任师长，姚国民任政治委员；原第四十五军第一三四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四师，张晓冰任师长，蓝文兆任政治委员；原第一三五师改编为第五十四军第一三五师，任思忠任师长，韦统泰任副师长。

    该军组成后，即奉中央军委命令，准备入朝作战。经过两个月的抗美援朝动员教育和出征准备，于1953年1月21日，由广东惠阳北上，2月上旬，第一三○师进防朝鲜铁山半岛，担负抗敌登陆作战任务；军部和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进防辽东半岛，担负守卫海防和作战训练任务。5月2日，军部率第一三四、第一三五师入朝，5月中旬各部先后进至平壤附近地区，接替第三十九军防务，担负西海岸抗敌登陆及平壤地区反空降作战任务。6月下旬，奉命由西海岸开赴金城前线，配属第二十兵团参加夏季反击战役。7月13日，战役开始，除第一三四师集结于洗浦里，为兵团预备队外，第一三○师配属第六十八军向梨实洞、北亭岭之敌发起攻击，第一三五师配属第六十七军由庆坡山向梨船洞、金城川之敌发起攻击。当日第一三○师即攻占424高地及866阵地；第一三五师攻占了梨船洞、芦洞里等地。尔后，各部队即转入防御作战。在阵地防御作战中，第四○四团第一营第三连二排长麻俊坤在自己三次负伤、双腿被打断的情况下，仍忍着剧痛趴在阵地上指挥，连续打退敌十余次进攻，直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战后，被志愿军总部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第三营第七连打退敌40余次攻击，出色地完成了坚守阵地、阻击敌人的任务，战后被授予“二级战斗英雄连”称号。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全军涌现出“国际一等功臣连”等先进集体和麻俊坤这样的许多英雄人物。

    朝鲜停战以后，该军即在西起桥田里，东至北汉江地段担负三八线前哨阵地的守卫任务。为防止美军和李承晚伪军撕毁停战协定重新挑起战争，部队投入了紧张的战备施工。1953年11月，第五十四军进行了一次大规模

    整编改装，增加九个营，部队在经较大扩充后，战斗力得到了大大加强。整编后，仍由丁盛任军长，谢明任政治委员，吴瑞山任副军长。第一三○师，蒋润观任师长，姚国民任政治委员；第一三四师，蓝文兆代师长兼政治委员。

    1954年4月中旬，奉志愿军总部命令，第五十四军将金城池地区防务移交朝鲜人民军，部队移防至元山北玉坪、文川、龙潭里、高原、永兴地区，担负守卫东海岸的任务。1955年3月，五十四军又将东海岸防务移交朝鲜人民军，调防守备西海岸。

    1958年5月和7月，第五十四军奉命分批回国。

    第五十五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的前身，是第四十八军军部及第一四四师和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等部。

    第一四四师的前身系1947年10月由冀察热辽军区乌丹分区直属部队和热辽军区独立第三师。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一纵队成立时，独立第三师改编为第三十三师，归第十一纵队建制，纵队司令员周仁杰兼任师长，陈文彪任政治委员。该师组成后，先后参加了隆化、平泉、昌黎、北戴河、绥中、锦西等战斗。1948年10月，参加冀东及北宁线作战。同年11月，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八军第一四四师，副军长周仁杰兼任师长，钟文法任政治委员。1949年4月，随军南下，参加渡江、赣南追击等战役，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了湖北及赣西南广大地区。9月，该师兼宁都军分区，张书祥兼任司令员，李庭序、钟文法分别兼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担任宁都、零都、兴国、石城、广昌、寻邬、瑞金等地的剿匪任务。

    第一四五师的前身系抗战胜利后，在阿城成立的哈东保安司令部，何延川任司令员，下辖三个大队。1945年11月，温玉成率新四军200余名军政干部到达哈东后，以哈东保安司令部为基础组成哈东军分区，温玉成任司令员，董浩然任政治委员，并将原辖之三个大队改编为第一、第二、第三团。担任哈东地区的警戒和松花江地区的剿匪任务。1946年11月，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奉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命令，以哈东军分区机关一部及第一、三团与哈北军分区之第四团合编为东北民主联军独立第二师，温玉成任师长，张池明任政治委员。该师组成后，先后参加了三下江南和东北夏、秋、冬三季攻势。

    1948年2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第十二纵队成立时，独立第二师改编为第三十四师，归第十二纵队建制。10月，参加东北最后一战。11月28日，第十二纵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九军，第三十四师改编为第一四五师，温玉成任师长，谭友林任政治委员。同年12月，参加了天津战役。1949年4月，随军南下，先后参加了渡江、衡宝、广西等战役。1950年1月，兼管平乐军分区，执行剿匪任务。

    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前身系1949年长沙起义之国民党军。11月28日，将起义中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一五师，张景白任师长，江腾蛟任政治委员，一部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二军第二一九师，周笃恭任师长，王恨水任政治委员。改编后，经过一段的教育和整训，使部队得到了脱胎换骨的改造。1951年1月，进入广西，参加桂林、柳州、南宁地区的剿匪作战。

    1952年3月15日，中南军区奉中央军委命令，将第二十一兵团部改组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荆江分洪工程司令部，并将原辖之第二一四、第

    二一七师改为荆江分洪工程部队。另以第四十军军部及所属第一四四师，第四十九军所辖第一四五师和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组成新的第二十一兵团。第四十八军军部改组为第二十一兵团兵团部，第四十八军番号撤销。陈明仁任司令员，王振乾任政治委员，欧致富任第一副司令员，钟文法任第二副司令员，高起任参谋长。原第四十八军第一四四师仍为第一四四师；原第二十一兵团第二一五师仍为第二一五师；原第四十九军第一四五师与第二一九师合编为第二一九师，第一四五师番号撤销。

    5月初，遵照中南军区的指示，在全军普遍开展了文化教育，该兵团和各师均组织了专门的文化速成学校，调集大批干部离职学习。同时，在各级机关中成立了文化补习学校，用以提高在职干部的文化水平，部队以营为单位，按照战士的文化程度编成若干级327的教学班进行学习，经半年多的文化教育，在全兵团基本上消灭了文盲，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

    10月8日，根据中央军委命令，第二十一兵团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五十五军，陈明仁任军长，王振乾住政治委员，仍辖第一四四、第二一五、第二一九师。

    1953年2月，第五十五军奉中南军区命令，由广西桂林地区移防广东湛江地区，担任守卫雷州半岛的任务。

    十四、金戈铁马壮军威——东野特种兵纵队和铁道纵队从无到有、“捡洋落”起家的特种兵纵队。炮弹打到自己阵地上，纵队首长大叫“炮兵有特务”。炮队入关，老百姓目瞪口呆：这是出关的“土八路”回来了吗？铁道纵队：五大野战军中独此一家。

    特种兵纵队1948年12月，当东野百万大军挥师入关之际，一支支金戈铁马的雄壮炮队，穿插行进在百万大军之中。华北沿途的老百姓从未见过这么神气的解放军队伍。那些用美国十轮大卡车拖着的美式150重型榴弹炮，炮筒子竟比路旁的电线杆子还粗，直看得他们目瞪口呆：“咱们这儿的解放军队伍，咋就没见到过这么粗，这么多的大炮？”

    沿途群众自然还清晰地记得：三年前，这些“土八路”也是由这条道出的关。不过那会儿，他们除了步机枪之外，最多还有几门扛在肩上的小迫击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紧随其后出关的“国军”，飞机、大炮、坦克装备齐全，又是何等的气派！当时东北的老百姓，即使是同情共产党的，也不敢相信：就凭他们这点儿队伍，能打过国民党？

    但共产党就是神了！几乎是赤手空拳出关的炮兵干部们，入关时带回的则是一支五大野战军中最强大的特种兵纵队。东北野战军的炮兵部队建设，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这里面凝聚着以朱瑞为首的炮兵创始人的不少心血。

    自1945年8月起，我军开始陆续进入东北。当年10月，东总用第一批到手的日军火炮，成立了一个炮兵旅。该旅下辖两个团，一团为山炮团，共5个连，15门山炮；二团为野炮团，共3个连，17门野炮。虽然号称1个旅，全部家当却只有32门小炮。除此之外，就是进入东北的各部队所携带的少量迫击炮了。虽然东野总部也曾要求下面部队努力收集火炮，但各部队对于所收集到的火炮，既无暇修理整顿，也因炮兵专业干部及兵源极度缺乏，而无力组建自己的炮兵部队。当时也有个别部队为了剿匪作战的需要，利用俘虏的伪满官兵成立过三两个炮兵连。

 第286章

    但剿匪任务完成后，嫌火炮拖带不便，也就又放到了一边。所以在那个时期，各部队的炮兵始终未能有多大发展。

    东北炮兵部队走上正轨并得到迅速的发展，起于朱瑞来到东北之后。

    1945年9月25日，为落实党中央创建东北大后方的战略意图，延安炮校的大部分人员在朱瑞校长的率领下，挺进东北。党中央又从各解放区抽调了大批干部，同时前往东北。于是朱瑞就一路走，一路会合，到达东北时已有千余人了。

    朱瑞算得上是老炮兵了。1925年，刚满20岁的朱瑞被党送到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克拉辛炮兵学校。1930年回国后，一直从事军事工作。1945年夏，从延安中央党校学习结束后，朱瑞又被任命为延安炮兵学校代校长。

    朱瑞是爽快人，于起工作来大刀阔斧，说干就干。一到东北，他就把带来的炮兵专业干部一分为二：少部留炮校工作，培养新学员；大量的则被分派到各军区和各部队，协助下面建立炮兵部队。朱瑞将毛泽东“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教育思想具体化，创造性地提出了：“炮校拥兵二千五——变学

    校为部队，部队训练新兵——拿部队当学校“的口号。到1946年7月，炮校完成了扩兵任务，并在原有的炮兵旅的基础上，充实了炮二团及战车大队，新组建了炮兵第三团。

    为了解决火炮不足的问题，他一面要求下到部队的炮校干部们，广泛收集日伪军遗弃的火炮，一面亲自带领炮校人员漫山遍野地“捡洋落”。日军丢弃的各种火炮大都残缺不全，就几门凑成一门炮。截止到1946年6月，全东北收集到的各种火炮就已达700余门。除炮校拥有的两个炮团及一个战车团外，加上各军区的炮团，总数已达6个乙种炮团、4个丙种团、6个炮兵营另20个炮兵连，总计80个炮兵连。

    仅仅半年时间，东野的炮兵连增长了十倍！火炮增长了20倍！四平撤退，炮校也随之搬迁。朱瑞把手中这些五花八门的火炮视作命根子。爬犁拖，大车拉，好歹把他的这些家当全部从通化搬到了牡丹江。

    三下江南战役之前和之后，只要作战任务不紧张，炮校的主要任务还是收集军火。1947年5月初，老百姓来报告，日本关东军在投降前夕，曾把不少重武器就近深埋在镜泊湖、穆棱、孙吴、黑河等地，还说“20年后再回来”。朱瑞听后大喜，决定趁当时作战空闲之际，掀起一个搜集武器运动。

    炮三、炮四团全部及炮一、炮二团各一个营，被派往当年日军防线的各深山荒野中去寻访挖“宝”，并大有收获。炮校警卫连副连长周天才一人就搜集到20多门炮，被命名为“搜炮英雄”。就这样，朱瑞带领部队大“捡洋落”

    大“发洋财”，迅速地壮大了东野炮兵部队。

    在朱瑞的极力筹划下，东野为解决下面部队存在的炮兵编制各异、指挥极不统一的问题，四平保卫战后期（1946年6月），决定设立炮兵处，专司调整之责。但由于战事紧张，接着便是四平保卫战失利后主力部队的大踏步后撤，这一决定暂被搁置下来。直到7月，东北局及东总转移到哈尔滨后，才下发了“炮字第一号命令”。该命令在充分肯定了炮兵在战争中重要性的基础上，提出：在部队建设上，应使炮兵成为我军的一个兵种；在具体作法上，炮兵应以“广泛普遍的发展与适当的集中整编使用”为方针。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导下，11月份，5个基干炮兵团大体装备就绪，其中一部并于11月初参加了作战。

    1946年11月中旬，东总以炮兵调整处与炮兵学校一部，组建成立了炮兵司令部，统一东北全军炮兵的指挥及装备、训练事宜。朱瑞任司令员，邱创成任政治委员，匡裕民（兼参谋长）、贾陶任副司令员，刘澄瀛任政治部主任。炮司下辖炮兵学校，校长、政委、副校长均由朱瑞、邱创成、贾陶兼任。

    炮司下辖炮一、炮二、炮三、炮四团，战车大队，高射炮大队，迫击炮教导大队，炮兵学校及后勤等单位。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便是由炮司所辖的这些部队发展而来的。

    炮兵司令部的成立，标志着东北炮兵部队已经开始形成独立的兵种。由于分散的炮兵部队得到了炮司统一的行政管理和教育，因而不论是野司直属的基干炮团还是各师、旅、纵队的炮兵部队，在短期内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截止到1947年3月，南满炮兵部队已拥有27个山炮连，北满部队则更为可观，山炮连已达73个（其中包括3个战车连及2个高炮连），再加上南满、北满部队的60个步迫炮连和步迫炮混合连，总计达160个炮兵连。

    北满炮兵部队干1946年11初开始参加战斗。炮兵的参战程度不同地改变了我军单靠人送炸药爆破的原始作战方法。由于炮兵部队尚处于初创阶段，因此难度较大的间接射击技术还不能熟练掌握。三下江南作战时，一些部队的炮兵实施远距离间接射击，炮弹落到自己阵地上的事时有发生，有的纵队司令员直气得破口大骂：“娘xx的，不打敌人打老子，炮兵有特务！”

    除此之外，在炮兵使用战术上，各部队也有个逐渐摸索的过程。1947年1月，在一下江南的德惠攻坚战中，北满部队投入了四个炮兵团（30个炮连）参战。

    这是我军炮兵在黑土地上的第一次大亮相！步兵弟兄们为庞大的炮兵部队的参战而欢呼雀跃，炮兵部队也自豪地认为——光用大炮轰也把德惠城轰平了。

    然而实战中，在兵力部署上却出现了平均使用兵力的问题。参战的四个步兵师东西南北各一个，四个炮兵团也不偏不倚每师分一个，各师再把分到手的炮连分到各团、各营，甚至分到尖刀连。结果打起来后，炮兵部队各自为战，乱打一气。等到发起总攻时，炮弹已经打光了。为此，战后受到了东野参谋长刘亚楼的严厉批评：“你们以为这是发衣服，一人一件呀？就是发衣服也不能乱穿一气呀！”“三下江南”和“四保临江”作战结束后，东北野战军由战略防御开始转入战略反攻，东野炮兵建设也步入了第二阶段。1947年3月，炮兵司令部为总结一年来炮兵建军与作战，在双城召开了第一次炮兵会议。会议提出：炮兵部队的作战，应以直接射击及近战为主，以“快”、“准”、“猛”为准则；炮兵部队的整训，军事上以提高技术为主，政治教育以整顿纪律为主。

    东北野战军的夏季攻势开始后，5月22日，朱瑞亲率东野炮兵主力南下，配合六纵发起的拉（法）吉（林）战役。先是在老爷岭山下歼灭了国民党第三十八师第一一三团，随后又渡过松花江，攻取华甸。

    6月中、下旬，炮司部队又参加了第一次四平攻坚战，共计集中使用了47门野榴炮。这是东野直属炮兵部队，继德惠攻坚后的又一次大规模城垣突破作战。正是通过这次作战，东野炮兵部队初步掌握了步炮协同战术。

    1947年夏季攻势后，东野炮兵基本走上了正规。冬季攻势开始后，步兵部队一改过去“炮兵帮倒忙”的看法，见到自己的炮队开过来，远远地就欢呼起来。行军中遇到交通堵塞，无论自己的任务多急，也都赶紧给炮兵让路。历来靠血肉之躯冒死爆破的我军步兵，恐怕是世界上对炮兵重要性体会最深的部队了。

    朱瑞非常重视实战经验的总结，每仗之后都要组织部队展开“战评”及“想办法”运动，从而使得炮兵部队的技术、战术水平，仗仗都有提高。继参加彰武、新立屯等一系列作战后，直属炮兵部队又先后通过参加公主屯、辽阳、鞍山、四平等战役，对于攻坚作战已有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并初步掌握了“快”、“准”、“猛”的要诀。由于炮兵在上述攻坚作战中的突出表现，博得了步兵的赞扬和受到了东总的嘉奖。

    1948年4月，炮兵司令部又在哈尔滨召开了第二次炮兵会议。会议主要总结了一年来的作战，研究了步炮协同与炮兵使用等问题。

    据这次会议上的详细统计，整个东北野战军共拥有143个重型山炮连，12个步炮连，7个战防炮连，43个混合炮连，70个迫击炮连，总计275个连。全军山、野、重炮572门（其中包括100毫米以上的榴弹炮和加农炮79门），

    步、迫、战防炮863门，小炮掷弹筒3083门，总计4518门。炮司炮工处亦通过艰苦创业，白手起家建起了三个炮械修理厂，工人已达近千人，先后装修火炮600余门，生产炮弹10万余发。

    1948年8月15日，东北人民解放军炮兵纵队成立，隶属炮兵司令部。

    苏静兼任司令员，邱创成兼任政委，匡裕民兼任副司令员及参谋长，刘澄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下辖三个骡马化野榴炮团、二个摩托化重炮团、二个摩托化高射炮团、一个重迫击炮团、一个战车团、一个工兵营。除此之外，东野的12个野战军中，军有炮团，师有炮营。

    1948年9月，东北战略大决战——辽沈战役的序幕拉开了。正当炮兵部队满怀豪情地投入大决战之时，第四野战军炮兵部队的创始人朱瑞司令员，却不幸于1948年10月5日，牺牲在义县城垣下。

 第287章

    1948年10月1日，为先扫清锦州外围，发起了义县攻坚战。作为炮兵司令员的朱瑞，对这次攻坚作战极为重视。并且亲临前线指挥。

    当时，炮纵为更好地配合步兵部队攻坚作战，采用了一种新战术——抵近射击。即把大炮抵进到尽可能靠近城墙和敌工事的前方，直接平射，轰击敌目标。实践证明，这个“大炮上刺刀”的办法，对于从敌人坚固防线上迅速、准确地打开缺口效果颇佳。朱瑞及时总结了来自下层的经验，并在攻打义县的战斗中，指挥炮兵部队第一次比较集中地采用了这种战术。

    朱瑞是把义县攻城作战看作是锦州攻坚战的预演。义县城垣刚刚突破，纵深战斗还在进行，他便冒着残敌稀落的枪炮射击，亲自赶到突破口去观察“抵近射击”的效果，以便为攻锦作战收集更精确的射击参数。但他却不幸踏上残留的地雷，壮烈牺牲。攻打义县只是攻克锦州的外围作战，东北野战军在大战之初便折了一员大将。朱瑞是整个解放战争期间，第四野战军牺牲的唯一高级将领。10月3日，中央军委决定将东野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即今沈阳炮兵学院前身），以纪念这位对人民解放军炮兵建设作出了杰出贡献的将领。

    朱瑞虽然牺牲了，炮兵之魂却存。1948年10月中旬，东野炮纵几乎全部投入了锦州攻坚作战。14日上午10时10分总攻打响，数百门大炮齐声怒吼，呼啸的炮弹如同雨点般砸向锦州城垣，射向敌守备要点。在炮纵的有力支援下，攻锦部队仅用了32个小时，就将敌军号称“固若金汤”的锦州城，全部解放。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通过锦州、辽西大捷和长春、沈阳的解放，国民党军东北精锐遭到全歼（其中包括全部美械装备的“五大王牌”中的新一军、新六军），第四野战军共缴获各种火炮171门，其中包括150毫米重榴炮36门，100毫米重榴炮34门，各种高射炮69门，坦克47辆，装甲车131辆。第四野战军的特种兵部队从此得到了空前的壮大。

    炮兵司令部利用缴获的装备和解放战士迅速扩充部队，人员在短短的一个多月中扩大了一倍多，机械化部队亦大大增多。出于作战指挥的需要，特司曾设立了三个临时指挥所：由热河炮兵旅部改编为第一指挥所，指挥三个骡马炮兵团；以辽北军区司政后大部人员成立第二指挥所，指挥三摩托化炮团；以松江前线机关一部成立战车指挥所，指挥坦克、装甲车部队。

    11月29日，根据中央军委关于野战军可编特种兵纵队，统率全军的炮兵、坦克兵、工兵等部队的命令，东北野战炮兵司令部改为特种兵司令部，萧华任司令员（不久由万毅继任），钟赤兵任政治委员，苏静、贾陶、匡裕

    民（兼参谋长）任副司令员，邱创成任副政治委员，唐凯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由临时指挥所及其所辖部队组编的三个炮兵师和一个骑兵师：炮一师（骡马师）师长彭景文，政治委员刘澄瀛，炮二师（重炮师）师长沙克，政治委员王枫梧，炮三师（战车师）师长曾克林，政治委员杨永松，骑兵师师长何能彬，政治委员林茂元。

    1948年12月，特种兵纵队特司除少数留沈外，大部随四野主力入关参加平津战役。天津攻坚战特种兵纵队再显神威。主攻部队在特纵炮火和坦克的掩护下，只用了29小时，便将敌自称坚守一个月不成问题的天津城全部拿下，从而极大地震撼了傅作义，提前实现了北平的和平解放。

    平津战役结束后，特纵又接收了傅作义第九十四军军部、战车第三团、空军高炮第三团、工兵第二十团。其余装备及人员则补入各野战军。补充后的四野特种兵纵队编制为：二个炮兵师（共七个重炮团），一个战车师（辖一个战车团、一个装甲车团、一个战车教导团），一个高射炮指挥所（辖三个高炮团），一个工兵指挥所（辖二个工兵团），成为了五大野战军中最为强大的特种兵纵队。

    三大战役结束后，特种兵纵队一部随四野向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进军，一部留驻华北。1949年4月18日，四野的两个炮兵师，按照中央军委颁布的《全军特种兵部队番号的规定》，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一师、第二师；七个炮兵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二十五团至第三十一团；三个高炮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高射炮团第一团、第二团、第三团；三个战车团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战车第四团，第五团、第六团。

    铁道纵队解放战争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虽有五大野战军，但是唯独东北野战军拥有一个铁道纵队。原因就在于东野占有了“地利”之先。旧中国的铁路建设事业普遍落后。但重工业最为发达的东北地区，其铁路运输网相对而言也就成了最为发达地区。解放战争期间，东北敌我双方出于军事运输及作战考虑，对于铁路线的控制都极为重视。

    自1945年8月我军陆续进入东北后，就非常重视东北铁路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并迅速派出人员接收日伪铁路管理机构。当时除加强铁路系统的领导外，东北各军区还为确保铁路交通的安全，相继成立了护路部队。

    到1946年初，东北护路部队已发展到3400余人。东满各线有何德全领导的护路大队约1400余人；西满各线有郭维城领导的护路大队800余人，彭敏、阎九祥在绥佳、绥滨、中长等铁路线上的护路部队也相继成立。

    1946年6月，为加强对各军区护路军的总体领导，东北民主联军组建了统一的领导机构——铁道司令部。总部设在哈尔滨。苏进任司令员，王光文任副司令员，张进任参谋长（兼军法处长），郭德林任政治部副主任，郑思索任供给部长。

    12月，铁道司令部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下辖东满护路军（司令员何德全，副司令员吉合，参谋长师军）、西满护路军（司令员郭维城，参谋长彭传清）、南满护路军（代司令员阎九祥，副政治委员郭延林）、中部护路军（司令员张鹤鸣，政治委员刘居英，副司令员曹志学，参谋长徐斌）。

    在护路军司令部的统一领导下，铁道护路部队迅速发展，截止到1947年秋，东野护路军已发展到8000余人，并被编成七个步兵团，第一、第二、

    第三团由护路军总部直接指挥，第四、第五、第六、第七团则分别隶属各军区领导。护路军配合后方剿匪与前方作战，担负着北满解放区的5000多公里铁路线的护路任务。

    自1947年5月中旬开始，东北民主联军连续发动夏季、秋季、冬季三次强大攻势，并取得巨大胜利后，我军控制的铁路线也大大增加。但新获铁路沿线桥梁线路多遭破坏，前沿铁路运输不通。为加快抢修使之迅速投入作战运输，1948年2月，护路军司令部将所辖的第六、第七步兵团合并组成为铁道第一团；将第四、第五步兵团合并组成铁道第二团。每团下设三个大队：第一大队担负线路、桥梁和通信设施的抢修；第二大队担负机务、检车、给水、站务等运输任务；第三大队则担负铁路沿线和抢修现场武装防护。从此，护路军的性质也就由原来单纯的护路作战，开始向一支崭新的铁道技术部队的转变。

    铁道团组成后，根据各铁路线的破坏情况和东北人民解放军总部的作战意图，配合铁路职工立即投入了吉长、哈长和大郑线的紧张抢修。

    铁一团配合齐齐哈尔铁路管理局第一工程处，从3月上旬开始，先后抢修了通辽至彰武、彰武至新立屯、新立屯至阜新间的铁路线，并于8月中旬，恢复了郑家屯至阜新间的铁路运输。

    铁二团从4月20日开始，投入吉长线的抢修工程，先是完成了孤甸子至兴隆山间线路修复和通信架设工程，后又在吉林铁路办事处的协同下，修复了饮马河大桥，使铁路从吉林一直延伸到国民党军北满大本营——长春。

    步兵第一、第二团也各抽出一个连，组成两个临时抢修大队，配合哈尔滨铁道管理局职工，参加哈长线双城至陶赖昭间的铁路抢修工程，并于6月3日峻工。

    上述各线的通车，不仅沟通了新老解放区的经济联系，而且为加强我秋季攻势的战备工作，支援我军解放锦州和围攻长春的作战，都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

    1948年秋，东北人民解放军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前夜，为适应大兵团作战需要，经东北局决定和中央军委批准，7月，以护路军属部队为基础，吸收铁路员工和技术骨干1200名，另补入二线兵团8500人，整编成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整编工作自7月下旬开始，至8月下旬基本结束，全纵队共计1.7万余人。

    铁道纵队领导机关，由护路军领导机关与牡丹江军区领导机关一部合并组成，隶属铁路修复局直接指挥。纵队司令员由铁路修复局局长黄逸峰兼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苏进（后由铁路修复局第一副局长李寿轩兼参谋长），副政治委员由何伟兼任，供给部长郑思索。纵队下辖四个支队：第一支队由铁一团、嫩江军区独立第三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6人组成，共计4309人。支队长于磊，政治委员杜国平，副支队长钱潜，参谋长张进，政治部主任杨培君。

 第288章

    第二支队以铁二团、吉林军区独立第六团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21人组成，共计3407人。支队长刘震寰，副支队长萧春光，参谋长张峰铭，政治部主任李子华。

    第三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三团五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两个营、牡丹江军区一个营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241人组成，共计3611人。支队长彭敏，

    政治委员徐斌，副支队长汪祖美、张云山，参谋长何海如。

    第四支队以护路军步兵第一团三个连、辽吉独立第三团一个营、吉林独立第六团五个连、护路军梅河口两个大队及补入随军的铁路员工145人组成，共计3996人。支队长郭延林，副支队长王景利，政治部主任刘益。

    铁道纵队自成立之日起，便担负着直接为前方作战服务和与各地铁道员工密切配合，恢复新中国铁路事业的双重任务。东野总部对铁道纵队极为重视，罗荣桓政委曾亲临铁纵机关讲话，以多罗宁将军为首的苏联专家也具体参与了铁道纵队的整编工作。

    当时东野正酝酿着辽沈战役，并将首战目标指向了东北敌军的主要补给地与战略要地锦州。在这样空前规模的战略大决战中，部队的调动、粮食弹药的供应，尤其是特种兵部队的运送，必须主要依靠铁路交通来完成。但当时靠近敌占区的铁路，多数己被我军出于当时的战略目的而破坏。于是铁道纵队成立后，立即投入了通往锦州、长春、沈阳铁路的抢修工程。

    纵队命令第一支队继续完成原属铁一团的任务，沿新义线向义县抢修，以支援锦州作战；第二支队继原属铁二团的任务沿长吉线向长春抢修，以支援我军围歼长春之守敌；第四支队则待命于梅河口一带，暂时协助路局补修铁路；各支队并准备根据战役的发展继续前进抢修，以保证辽沈战役结束后，迅速沟通东北各主要铁路干线的运输联系。

    各支队接到命令后，立即以高昂的斗志投入到抢修工程中去。由于铁道纵队全体指战员们的共同努力，东北铁路主要干线得以迅速通车。这不仅直接援助了辽沈战役和围歼长春守敌的作战，而且对恢复和发展东北生产，以及保证东野部队顺利入关参战，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8年11月初，辽沈战役结束后，为保障东北野战军即将向关内的进军，铁路急待南伸。第一支队遂于11月20日，沿北宁线继续向山海关挺进。

    当时为阻止华北侯镜如兵团援锦，此段铁路为我军破坏较严重。许多地段的钢轨翻倒在路基下面，枕木也不知去向。但好在桥梁破坏甚微，而且又是复线，于是第一支队得以就地取材，拆一条补齐另一条。

    一支队为加快进度，黑夜派人前出调查，白天跟进抢修。当时东野入关先遣部队尚未出发，山海关仍被残敌盘踞着。当支队前抵山海关时，不得不派出两个连前往万家屯监视敌人。但没想到山海关之敌将他们当成了我入关部队的尖兵，竟闻风弃城而逃。在铁道纵队的日夜奋战下，至12月初，沈阳、锦州、长春、吉林、哈尔滨等东北主要大城市铁路均已连成一片，并可通向关内。从而为11月底至12月初入关的东北百万大军和军用物资的运输，铺平了一条大道。

    12月上旬，铁道纵队司令部在秦皇岛召开会议，明确了东野铁道纵队今后的任务，就是修复全国的铁路。会议还提出了响亮的口号：“野战军打到哪里，铁路就修到哪里！”从此，东野铁道纵队的战斗空间，便由一个东北战略区扩大到全国范围。

    淮海、平津战役结束后，铁道纵队又投入了修复津浦铁路和平汉铁路的新任务，并于7月，将这两条南北大动脉修通至长江北岸。从而为我各路大军的胜利渡江以及进军江南的作战，提供了强有力的运输保证。

    1949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第四野战军铁道纵队改归军委铁道部领导，并撤销纵队领导机关，各支队均由铁道部直接指挥。5月，中央军委又采纳

    苏联顾问的建议，铁道纵队改称铁道兵团，恢复兵团机关。军委铁道部部长滕代远任兵团司令员，副部长吕正操任兵团副司令员，原铁纵参谋长李寿轩任兵团参谋长。

    第四野战军的铁道纵队，不仅为东北乃至全国的解放战争作出了自己巨大的贡献，而且也正是在这支队伍的基础上，诞生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铁道兵这一崭新的兵种。

    《中国雄师-华北野战军》

    作者：张洪涛编著

    引言：

    军委直属的机动兵团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征战史上，有一支曾与四大野战军齐名的英勇之师，它与四大野战军一起，构成了我军五大野战主力。这支英勇之师，就是直属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军惟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华北军区野战军。

    华北军区野战军是由抗战时期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主力和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编组改建而成的。抗战初期，根据国共两党协议，中国工农红军奉命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一一五、一二○和一二九三个师，其中一一五师尤以平型关大捷而名扬天下。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大溃败，日军长驱直入，日伪敌占区出现大量的真空。为打击敌后、发展壮大自己，毛泽东高瞻远瞩，号令八路军深入敌占区，广泛开辟敌后战场。八路军一一五师兵分两路，其中一部在师政委聂荣臻的率领下挺进山西五台山区，以此依托，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与日、伪、顽开始了长达八年之久的艰苦较量。

    八年抗战，聂荣臻指挥晋察冀军区广大军民，活跃在广阔的敌后战场上，扬威百团大战疆场，黄土岭痛歼千余日军，击毙“名将之花”阿部规秀中将……。军史上，留下了他们一串串辉煌的记录。他们不但消灭了敌人，而且发展壮大了自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被毛泽东及中央军委赞誉为“模范根据地”，甚至多次受到关心中国抗战的世界爱好和平的国际友人的光顾和赞扬。影响更深远的是，晋察冀军区抗日武装力量的空前发展，为华北军区野战部队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日后扬威华北战场的十九、二十兵团铁军，便是晋察冀抗日武装的历史延伸。从红一方面军到一一五师，从一一五师到晋察冀军区，从晋察冀军区再到华北军区，不同的历史阶段赋予了这支主力师不同的历史使命。艰难曲折的发展壮大史，构成了我军发展史的一个缩影。

    一支支主力部队，一个个英勇的前身，这便是我军主力部队的特点。

    一支支主力部队，便有一连串辉煌的胜利印迹，这也是主力之师的一个特征。

    在华北军区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分支，这便是来自刘邓一二九师麾下的晋冀鲁豫军区一部。抗战时期，晋冀鲁豫军区随八路军一二九师主力坚守太行山区，与晋察冀军区相互支援、积极策应，出色地完成了中央军委赋予的战略任务。翻阅十八兵团前身的各部队战史，那一串串门光的胜利记录同样令人赞叹。我军许多著名的将帅，也都在这支英雄的部队里留下过征战的印记。解放战争中，十八兵团克太原、战平津、伐西北、征西南、扬威朝鲜战场，一路所向披靡、无敌天下，以辉煌的骄人战绩令人信服地入列我军主力兵团阵营。

    他们同样是华北军区野战军的中坚。

    他们同样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王牌。

    从解放战争开始直至1949年全军正规化大整编，华北军区野战军的番号、编成虽然数度调整变化，甚至令人眼花缭乱，但部队的基干力量却基本如此。

    变化的只是形式。但愿这有限的文字能让读者弄清这支英雄部队的来龙去脉。

    时势缔造英雄。战争是人与人之间你死我话的生死较量，从这个意义上

    说，任何一支英勇之师也难免磨难。但战争也是成就英雄的沃土，磨难之后便是令人振奋的成就。

    三年解放战争，华北军区野战军如同我军各兄弟部队一样，也经历了种种曲折和困难，流血和牺牲，但更多的是他们战胜了困难，昂首走了过来，并最终发展壮大起来。三年解放战争，该部队以伤亡近二十四万人的代价，取得了歼敌一百零一万三千余人的辉煌胜利。至1949年2月全军整编，华北军区野战军已有二十七万二千余人，辖三个野战兵团，十一个军。此外，军区还有地方部队二十一万人，可谓兵强马壮，是一支担负重要战略任务的机动部队。

    这支英勇的部队也是一支人才辈出的部队。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萧克、杨得志、杨勇、杨成武、耿飚、胡耀邦……一个个声震中外的著名将帅出自这支英雄的部队。

    这支英雄的部队也是一支英雄群涌的部队。仅三年解放战争，该部队便涌现出千千万万个像“特等功臣、连获八次战斗英雄称号的李国英”、“屡战屡胜的战斗英雄樊宝库”式的先进个人。更令人注目的是，“临汾旅”、“太原连”的等闻名遐迩的英雄集体也出自这支部队。他们是部队的灵魂，是部队战斗力的支柱。

    当我们顺着这支英雄部队的足迹，迈进解放战争和朝鲜战场的烽火中时，一个个血肉之躯，一支支英雄的部队便赫然在目。

    回溯历史既为回顾过去，更为展望未来。

    我们有必要让世人充分了解这一支特殊历史时期所产生的特殊的英雄部队。

    中国雄师华北野战军

    一、风雨雄师大同、集宁，煮熟的鸭子飞了，主帅聂荣臻痛感我军经验不足。

 第289章

    蒋介石政治上略施小计，一向颇有主见的傅作义立刻拔寨增援。骄狂的南京报纸、电台发表致毛泽东公开信，公然挑战！毛泽东要求华北我军打大的歼灭战。正太破击出奇闻，华北我军打阎锡山却打出了日本兵。曲终人未散，正大大捷实现华北我军大转折。

    如同中国人民解放军其它几支英勇的部队一样，华北野战军也是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中成长、壮大起来的。从抗日战场走上解放战争的疆场，他们也经历过战争的波折坎坷，品尝过战斗失利的苦涩。

    重庆的谈判桌上，毛泽东面对蒋介石，坦然承认：“现在打，我们打不过你们，但我们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对付你们。”

    战争，毕竟是双方实力的较量。直言不讳的毛泽东，似乎比恃强骄纵的蒋介石看得更远，更充满自信，但毛泽东清楚，战争初期部分战场部分战斗的失利在所难免。

    军史记载着，解放战争的第一仗，首先在华北打响。这一仗是由贺龙任司令员的晋绥军区和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的晋察冀军区联合作战的。遗憾的是，华北我军的一员名将、门出黄埔军校的徐向前当时正生病住院，没能参加对这一仗的指挥。

    战争史上，第一仗历来难打。但聂荣臻和贺龙指挥的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联合作战的第一仗并不难。7月上旬至8月中旬，我军果断地发起晋北战役首战告捷，华北我军一战歼敌8000多人，把战略要地大同之敌孤立起来了。晋北高原，聂荣臻并未满足己到手的胜利。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他又提出了发起大同、集宁战役的设想。

    8月2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在山西阳高举行联席作战会议。聂荣臻司令员从河北张家口赶到山西阳高，出席这次联合作战会议。刘澜涛、杨成武、陈正湘、郑维山、胡耀邦等当时我军在华北的军政首长也出席了会议。

    大同是我国著名的煤都，平绥、同蒲两铁路的交汇点，城西北山岳拔起，蜿蜒至城东，山岳像一把圈椅似的把大同拱卫起来。城东有一条护城河，四季流水不断。从军事上说，大同易守难攻，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把大同当作“巩固华北、屏障绥宁，呼应热察、支撑太原”的战略要地。

    作战会上，一听说要举行大同、集宁战役，与会众将热情很高，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起来。

    “敌人在大同经营多年，工事复杂坚固，城垣和周围的据点都筑有明暗堡垒，战役发起前，一定要把敌人的工事搞清楚。”

    “别看大同及其外围有近2000敌人，都是些七拼八凑的部队，成分复杂，战斗力不强，我们不能把它想象得那么难啃。”

    “两个军区联合作战，关键是要配合好。”

    会议展开了充分的讨论。但从众将的发言中也能明显地感到有些战将的轻敌。最后，主持会议的聂荣臻司令员站起来说：“这次作战，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还是由晋绥军区张宗逊副司令员和晋察冀野战军罗瑞卿副政委组成大同前线指挥部，统一指挥两个军区的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现在已有6个旅的兵力和一些地方部队集结完毕，我们准备用10天左右的时间歼灭大同外围的敌人，完成攻城准备，尔后用半个月至20天的时间攻下大同。”

    聂荣臻还特别强调：“大同这个城市，阎锡山和傅作义都很重视。中央军委特意来电指出，攻打大同必须精心计划，充分准备，同时要注意傅作义部队的增援。”

    阳高会议后，大同前线指挥部正式成立。由张宗逊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晋察冀军区和晋绥军区的主力及地方部队各一部共30个团的兵力，夺取大同。会后，聂荣臻打马返回张家口。

    7月31日，进攻大同的外围战斗打响了。

    第一阶段战事还算顺利。经过5天激战，我军歼敌2000多人，肃清了外围，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胜利面前，有的部队甚至提出“进大同，吃月饼”

    的口号，准备攻城。但关键时刻，蒋介石耍了一个小小的花招，使力量对比的天平发生了重大变化。

    南京。蒋介石舍不得大同这个战略要点。我军围攻大同时，蒋介石多次催促傅作义发兵增援，傅作义却迟迟不动。大同是阎锡山管辖的地域，傅作义岂肯为圆滑的“阎老西”做嫁衣。一名幕僚见蒋介石为此苦恼，就献计说：“总裁，傅作义并非不肯用兵，而是不想同阎锡山打交道。如果把属于阎锡山第二战区的大同划归博作义的第十二战区管辖，傅作义就不会不调兵了。”

    蒋介石听了，脸上不为所动，心里却暗暗叫好。他立刻签发一道命令，大战之中的关键时刻把大同划归傅作义管辖。

    蒋介石这一手立竿见影。傅作义接到命令，马上命令自己赖于起家的王牌嫡系部队三十五军3万多人分南、中、北三路倾巢东犯，经过集宁南援大同。面对突变的形势，罗瑞卿、张宗逊等大同前指将领根据敌情变化，决定先消灭增援的敌人，然后攻取大同。

    9月7日，敌人从卓资向集宁进犯，我军以3个旅守城，主力部队5个旅集结在集宁以南，拟乘敌人进攻集宁时突击其侧背。但是，由于我军侦察不细，通讯联络不顺畅，没发现敌暂编第一一七师、第十七师、新编第三十一师从铁路北面秘密东进，在集宁西北集结。当发现这股敌人时，指挥部急忙把主力部队的5个旅调往集宁，决心首先消灭敌增援部队，然后转移兵力攻取大同。

    塞外9月，夜晚已经结冰了。华北我军身穿单衣的战士们不畏风寒，从四面八方奔往集宁。10日，敌人秘密东进的3个师在空军的配合下，从西北两面向集宁外围我军发起攻击，虽然一度攻占我卧龙山、南营房等地，但随着我军及时地调整部署，这股敌人最终陷入我四面包围之中。经过一天两夜激战，敌被歼5000多人，西退的道路被切断，电台被我军炮火打坏，陷入了走投无路、呼救无门的绝境。

    战机悄然降临。这种导致全局胜负的战机十分宝贵却也稍纵即逝。这时候，如果我军一鼓作气，不但能全歼这股敌人，集宁也能顺利攻克。但是，初上解放战场的我军似乎还缺乏大规模整体作战的经验。关键时刻，我军大同前指没有完全掌握集宁敌人的情况。一天没有组织连续进攻，却转兵西进，去围歼来援的敌第一○一师。这就给敌新编第三十一师、暂编第十六师及第一一七师残部以喘息和整顿的机会。

    12日，援敌在空军配合下攻入集宁城内，我军就难以歼灭集宁之敌了。

    面对形势，我军前线指挥员冷静决定，13日晚撤出集宁。

    到手的胜利失之交臂，令人十分遗憾。聂荣臻闻此消息，痛感我军经验不足，良久不语。

    集宁一战失利，大同也不宜再攻了。

    大同、集宁一战，对晋察冀和晋绥军区都带有初战的性质。在一个半月的转战中，我军歼敌1.2万人，但未能达到攻城、打援的预定目的。

    大同、集宁战役，华北我军虽未能达到预定目的，但算不上失败。可此战却促成了南京国民党的一场闹剧。也许是为了鼓劲打气，也许是为了向世界证明些什么，南京的国民党报纸、电台对这次战斗大肆渲染，甚至不可一世地发表了致毛泽东的公开信。信中称：“被包围被击溃被消灭的不是国军，而是你们自夸的所谓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贺龙所部、聂荣臻所部……

    的全部主力。“

    战后，国民党第十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客观地说：“集宁会战，按当时的情形，我们是相当的危险，很有失败的可能。最后能得到胜利，我认为是一个侥幸。……第一○一师参加战斗之后，共产党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在12日晚上，他没有去攻击新编第三十一师，而去全力打第一○一师，这是共产党失败的原因。如果那天晚上，去攻新编第三十一师，我们的情况就相当危险了。”

    晋察冀军区的指战员从敌人的广播中听到这封信时，人人怒火中烧，愤慨之极！

    战后不久，朱德总司令拿着这封信对一位部队领导同志说：“向连以上干部宣读，这叫激将法。人家骂我们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也不过如此。”这封信后来在《解放日报》上登出来了，许多同志看了这封信，激愤地流下了眼泪。吃一堑氏一智。聂荣臻在晋察冀中央局干部大会上总结这次战斗时，一方面看到了战斗失利以后的不利局面，认为“必须在战略上重新部署，集结兵力，寻求机动，找机会打敌人，才能改变对我不利的形势”：“西线战役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今后当检讨其经验教训。还要估计到我们的困难也可能增大，要准备克服困难，战胜敌人”。另一方面也要求大家树立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要悲观，也不可骄傲。有些同志满腔希望打下大同，大同没有拿下就有些失望。但必须认识形势发展的曲折性，就是解放了大同也还可能撤出。这次没打好，取得了经验教训，今后就会打好。对于有些因为目前形势引起的波动，尤其没有经历过内战和抗战的同志，告诉他们应该把全国的情况看清楚，坚定信心。《解放日报》的社论已经指出‘蒋军必败’，他的困难是没法克服的”。聂荣臻还特别指出：“西线战役中，我军全体将士都非常英勇，不怕一切牺牲，克服一切困难，有许多可歌可泣的战例与模范的英雄不断涌现，这种新英雄主义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大发扬。”

 第290章

    集宁一战失利，华北的国民党军调整部署后开始转守为攻，并将矛头直指华北我军占领的最大城市——张家口。与此同时，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幸明指挥7个师，从8月21日起分别由天义（今宁城）、凌源、山海关、锦州向承德、青龙、建昌进攻。9月初，敌第十一战区也集中兵力向冀东解放区发动进攻。从华北到东北，国民党军摆开了全面进攻的架式，北中国上空一时间战云密布。华北战场上，聂荣臻终日站在地图前思考着。他知道，部队在大同外围连续作战，损耗较大，需要及时补充、整顿。张家口地处要塞，敌人有非得不可的野心。东面孙连仲的第十六、第五十三、第九十四军已经沿平绥路向怀来进犯，西面傅作义的4个师22个旅已经集结于集宁、大同一线，随时可能东犯。这些天，国民党的飞机还不时地对张家口进行轰炸扫射。如果一味固守张家口，敌人一定会集中兵力多路强攻，那时候，晋察冀军民将

    不得不在不利的条件下与优势敌人对抗，就会陷入被动。

    放弃张家口？聂荣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每当这念头出现时，他便有这种感觉。张家口可是我军付出血的代价后直接从日军手里解放的，放弃，部队会怎么想。

    可死守张家口，等于我军背着包袱迎战强敌，我军优势将拱手让给敌人。

    经历过无数血与火考验的聂荣臻在充分权衡了利弊后，果断地向中央军委建议，撤离张家口，以争取主动。

    陕北，毛泽东平静的脸上并未流露出过多的惊讶。聂荣臻的想法与他的想法多少有些不谋而合。眼下保住部队，争取胜利是第一位的，一城一地的得失不应看得太重。正是这一点，透出了毛泽东与蒋介石军事上的根本不同。

    中央军委完全赞同聂荣臻的意见，并且根据苏中的经验强调指出，晋察冀主力应“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不以保守个别地方为主，使主力行动自如，主动地寻找好打之敌作战”。

    不出聂荣臻、徐向前等人所料，撤离张家口的消息一传出，便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波澜。张家口是晋察冀军民亲手从日本侵略者手里解放出来的，现在要主动转移，许多指战员都有不同想法。

    有人提出，张家口不应该放弃，要敢于与敌对垒。当年冯玉祥固守过张家口。

    “我们不能背这个包袱！”动员会上，聂荣臻操着四川口音，再次强调他的决心，“战争是长期的，在万一不利的情况下，不作孤注一掷，不为一城一地所束缚，这不是说轻易放弃一切城镇。比如张家口这个大城市是压在我们肩膀上的大包袱，并非绝对不能不弃，但决不能轻易放弃。敌人进攻张家口，能守就尽量守，形势不利就只进行掩护作战，不坚守。现在敌人几路同时围攻张家口，我们为什么还要背这个包袱呢？撤离张家口，就把这个包袱丢给了敌人，我们就有了主动权。”

    正当我军紧张地部署撤离张家口时，蒋介石又做了一个小动作，过早地揭开了晋察冀军区打张家口保卫战的序幕。

    国民党军队占领集宁、承德和冀东各县城以后，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决心“彻底摧毁热、察、绥根据地，收复张垣（即张家口），打通平绥路，巩固华北。”蒋介石为了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吹嘘胜利，急于想打通平绥铁路，抢先占领张家口。于是，命令第十一战区李文兵团的第十六军、第五十三军分别从南口和怀柔地区沿平绥铁路向怀来发动进攻；命令第十二战区傅作义所属的第三十五军、暂编第三军及一个骑兵师、两个骑兵总队零两个旅在集宁、大同一线待机行动，摆出了一副东西对进、会攻张家口的架势。

    在这种情况下，晋察冀军区首长判断敌人可能以康庄、怀柔地区的两个军为主，全力向西进攻。集宁的敌人可能在东线敌人占领怀来后沿平绥路东进，与西进之敌会师于柴沟堡地区。

    这是一个歼灭敌人的机会。初战小胜，助长了国民党军骄狂的气焰。几路分兵，无疑给我军提供了一个各个歼敌的良机。晋察冀军区决心以歼灭康庄、怀柔西犯之敌为目的，在撤离张家口之前先进行一场张家口保卫战。

    接到晋察冀军区的报告后，中央军委以最快的速度回电表示同意，并具体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萧克、政治委员罗瑞卿组成前线指挥部，直接指挥这次战斗。当时，晋察冀野战军参谋长是耿飚，政治部主任是潘自力，整个领导机关和直属队都驻在怀来。下属4个纵队，颇具战斗力，指挥员都是

    经过长征和抗日战火考验的老红军。

    第一纵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苏振华。该纵队有3个旅，实力最强。

    第二纵队由郭天民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第三纵队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志民。

    第四纵队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胡耀邦。

    萧克和罗瑞卿经过反复研究，决定以郭天民的第二纵队主力在怀来、延庆地区正面抗击敌人进攻，以杨得志、苏振华指挥的第一纵队和第二、第三纵队各一个旅隐蔽集结于怀来之南地区，待机出击。

    为了分散敌人的兵力，配合平绥路作战，第三纵司令员杨成武和冀晋军区政委王平指挥6个旅的兵力，在平汉铁路北段发动进攻。

    9月29日，敌李文兵团的4个师在370多架次飞机和数百辆坦克的掩护下，趾高气扬地向怀来发起进攻。当地面部队遭到我军阻击时，敌人的飞机对我军陆地、交通线及后方基地进行狂轰滥炸。敌人虽在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但进攻速度缓慢。

    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先前他已夸出海口，若不能速战速胜，他将如何向世人交代。为了避免在国民党代表大会上丢丑，蒋介石又派出他的参谋总长陈诚和北平行辕副主任陈继承亲自到南口，部署新的进攻。

    陈诚一到北平便别出心裁，调敌第九十四师主力从北平附近经横岭向怀来迂回。对此，罗瑞卿和萧克早有准备，很快调杨得志、苏振华指挥5个旅零1个团在敌行进途中两次设伏，痛痛快快地歼灭了1600多敌人。

    蒋介石眼看着李文兵团抢占张家口的愿望要落空，情急间又重演故伎，手写一纸命令，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博作义管辖。

    在西线按兵不动的傅作义看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与我军激战，受到重大伤亡，无法接近张家口，正暗暗得意。接到蒋介石把张家口划归第十二战区的手令，不由得冷笑一声，迅速调集2万多人的部队，从集宁向张家口的侧背迂回。对此，我军估计不足，傅部第二天就占领了张北。

    由于东西两面的敌人一步一步地向张家口靠拢，晋察冀野战军既不好打西面的敌人，也不好打东面的敌人，杨得志所部抓一把就走，但也只是取得歼敌一营、一团的胜利。这种胜利只有战术性的意义，对全局不起作用。因此，张家口失守已成定局。前指鉴于形势，按战前预定的计划，果断下达了撤离张家口的命令。

    撤出张家口的命令下达以后，担任掩护任务的军区教导旅询问要不要在市发电厂放置炸药？正准备撤离的聂荣臻连忙摇摇手，说：“发电厂不能破坏，飞机场也不要炸毁，张家口及其附近的城市设施都不要破坏。部队撤出以后，群众还要在张家口过日子。撤离张家口是暂时的，不用多久，张家口还将回到人民手中，这些设施暂时留给敌人，也免得再解放这座城市时重修。”交待完这番话，聂荣臻才缓缓离开指挥所。

    天上悬挂着一轮明月，市内闪耀着点点灯火。聂荣臻走上街头，随着往外疏散物资的胶轮车和驴驮子，随着稀稀疏疏的行人，离开了塞外山城，向根据地走去。

    月亮很圆，像有送别之情。出了这座要塞古城，聂荣臻眼前还隐隐约约地看到了那耸入高空的太平山，那古老的城墙，那缓缓流淌的大洋河……

    傅作义再次为蒋介石立下大功。当傅军部队进入张家口以后，蒋介石被

    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当天下午就下令召开国民大会，对国民党军队进入张家口大吹大擂，“共军已总崩溃”，“可在三个月至五个月内，完全以军事解决问题”，反动气焰越发嚣张。为此，延安《解放日报》曾于10月13日发表社论指出：“我们全解放区一切军队，一切人民，一定要彻底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收复张家口、承德、集宁、菏泽、淮阴以及一切失地，而蒋介石今天的一切罪恶必将自食其果。”

    撤退途中，部队士气难免受些影响。聂荣臻偶然听到有的机关于部对撤离张家口心里想不通，感情上过不去，常常三三两两的议论，部队进驻涞源的那天傍晚，聂荣臻看到两名战士为张家口的弃守问题争吵起来，其中一人怒气冲冲地说：“八年抗战，钻了八年山沟；好不容易从日本侵略者手中夺回张家口，为什么又要让给国民党？为什么还要再钻山沟？”有人在一旁帮腔说：“如果要我指挥，就像冯玉祥那样，决不离开张家口。”

    聂荣臻再次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虽说撤退前已经向有关人员讲清了张家口失与得的关系，但真的离开了张家口，部队思想疙瘩还不少，战士有看法，干部也有不同意见，有人甚至由此而缺乏战胜蒋介石的信心，这个问题不解决，将影响部队以后的作战。

    1946年10月22日，聂荣臻主持晋察冀中央局在涞源召开扩大会议。

 第291章

    会上，大家重温了毛泽东撰写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三个月总结》等文章，聂荣臻再次谈了对放弃张家口的想法。他说：“这场战争是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进行的，每一个环节我们都应该审时度势，把眼光放得远一些，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可是，我们许多同志看不到这一点，把撤离张家口看得太重。”

    “张家口这个地方，敌人集中了那么多兵力，从东西两面夹击，我们处于劣势，即使付出大的代价，也难以守住。如果我们把主要兵力都拖在张家口这一个城市，守守不住，想走走不脱，后果就严重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心撤离张家口，把这个包袱丢给敌人，回到根据地，就摆脱了被动，争取了主动。根据地回旋余地大，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嘛！”

    “撤离张家口，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反动势力终究是要失败的，胜利还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定要克服悲观失望的情绪，树立必胜的信心……”

    华北战场的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毛泽东依据前一时期各地的作战经验，对晋察冀军区的作战方针作了多次重要指示，要求他们采取“大踏步进退，不拘于一城一地之得失，完全主动作战，先打弱敌。后打强敌，调动敌人各个击破”的方针，要求各级指挥员树立起打大歼灭战的决心，“不轻敌亦不怕敌”。1947年1月25日，毛泽东电告聂荣臻、萧克和罗瑞卿，指出打大歼灭战的两个条件：（一）以小部兵力籍制敌人其它部分，集中绝对优势兵力打一个敌人，决不可同时打两个敌人，也不可将很多兵力使用于钳制方向。

    （二）以一部打正面，以主力打迂回，决不可以主力打正面，以一部打迂回。

    毛泽东还要求他们：“按以上两条检查过去经验，部署新的作战，好好打几个大歼灭战。”

    中央期待着华北能打出几个漂亮仗。以壮军威：华北我军此刻更急着能打几个漂亮仗以壮士气。

    华北确实太需要漂漂亮亮地打几个歼灭战。然而，战场是残酷的，战争毕竟是两方力量的殊死较量，而实力是取胜的筹码。

    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以后，得意忘形，继续向晋察冀解放区腹地进攻。

    国民党军队占领张家口及冀东地区，打通平绥路及平汉路北段以后，兵力已经相当分散了。客观地说，我军打歼灭战的战机并不少。为了粉碎敌人的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在与敌军周旋的同时，半年时间里打了三仗。

    这三仗，有得有失，说来很有趣。

    第一仗是易满战役。这一仗打得不理想，华北我军仍未能摆脱阴影。

    箱二仗是保南战役，这仗多少恢复了一些部队的信心。

    1947年初，平汉路望都至正定段敌人守备薄弱。晋察冀野战军抓住战机，于1月20日发起保（定）南战役。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的第四纵队在保定以南、石家庄以北的一段平汉线上向敌人发起攻击，一周内歼敌8000人。

    这仗打开了定县、新乐、正定诸城及其周围沿线各据点并歼灭了这些县城、据点内的守敌，虽未歼敌主力，也算一次不小的胜利，使冀中、冀晋根据地联成了二片。

    这是“一次不小的胜利”，却远远不是毛泽东要求的大歼灭战。

    第三仗是正大战役。这一仗打得别有意义，在国民党的军队中竟然打出了日本兵。

    正大铁路东迄正定，西抵太原，虽然只有249公里，却在崇山峻岭间蜿蜿蜒蜒，把巍巍太行山劈成两部分。铁路沿线虽有阳泉、井烃和天险娘子关，国民党军队除在太原、石家庄两个城市部署较多的兵力以外，其它地方主要是地方保安团队，兵力分散，战斗力不强。其部队分属两个指挥系统，娘子关以东属于孙连仲的保定绥靖公署指挥；娘子关以西属于阎锡山的太原绥靖公署指挥。

    在晋察冀与阎锡山打了8年交道的聂荣臻，深知国民党军阀之间你不管我，我不管你，千方百计保存自己的实力，尤其是老奸巨猾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如果我向石家庄发动进攻，阎锡山不会支援孙连冲。年初在保定南北地区作战中，我军已破坏了保定至石家庄的平汉铁路，若我军进攻石家庄，北面敌人也难以顺顺当当地南下增援。

    经过慎重考虑，聂荣臻于1947年3月31日向中央军委报告说：“我即举行正太战役，目的在歼灭正太线及石门（即石家庄）外围之故，并彻底破坏铁路。战役分两期完成：第一期重点于东段，以三个纵队歼石门外围之敌；第二期以主力向西大举破击。在第一期完成后，如平汉北段之敌南援，可打时则先歼援敌，然后向西破击。全战役约一个月左右完成。”

    为了夺取正太战役的胜利，聂荣臻要求部队开展有针对性的战术、技术训练，还亲自组织了团以上指挥员和参谋人员进行现地勘察。在聂荣臻看来，这是一个符合中央意图的大的歼灭战。

    4月3日，举行正大战役的命令传达到各部队。

    杨得志、李志民指挥第二纵队，杨成武指挥第三纵队，联合向石家庄北面开进；陈正湘、胡耀邦指挥第四纵队，向石家庄南面开进。

    4月9日，我军三个纵队南北配合向石家庄外围之敌发动进攻。这是华北我军计划十分周密的一次进攻。战斗进展顺利。经过三昼夜激战，肃清了90多个敌人据点，破袭了石家庄至获鹿的铁路，歼敌第三军一个团和地方团

    队共1万多人。

    第二、三纵队主力沿淳陀河两岸前进，一举攻克了井陉、获鹿等地，继续沿正大铁路两侧向西挺进，顺利攻克天险娘子关，直逼阳泉。

    毛泽东得知这一战况后，及时向华北前线发电，称赞说：“你们现已取得主动权，如敌南援，你们不必理他，仍然集中全力完成正太战役，使敌完全陷入被动，这是很正确的方针……这即是先打弱的，后打强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各打各的）政策亦即完全主动作战政策。”

    阳泉是山西的重工业原料基地，是阎锡山心头的一块肉。阎锡山得知我军进逼阳泉的消息后，惟恐阳泉失守，命令第三十三军主力分别从太原、祁县等地乘车东援；命令独立第八、第十总队急奔阳泉。摸清情况以后，聂荣臻命令我军采取迂回包围、猛插侧背、断敌退路的战术，以第二、第三纵队从正面抓住敌人，第四纵队从井陉地区西进，逐步压缩包围敌人。

    5月2日，我军经过两天奋战，将阳泉、寿阳、狼峪等地的大部分敌人歼灭，只剩下狮脑山上的一支敌军部队在负隅顽抗了。

    狮脑山距阳泉4公里，是个工事坚固、地形险要的制高点。早在七八年前的百团大战中，陈赓旅便在狮脑山与日军激战。那一仗打得惨烈，伤亡之大至今仍令人难忘。5月1日，三纵八旅第二十三团就把狮脑山包围了，但屡次攻击却一直未能攻下这个制高点。

    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以后，感到有些意外。若是往常，他可能命令部队绕过这个据点，但这时正大战役已经接近尾声，他要进一步摸清敌情。

    没有多久，杨成武来电话说：“司令员，坚守狮脑山的是日本人。”

    “什么？是日本人？”聂荣臻追问了一句。若是两年前，晋察冀到处都有日本人，聂荣臻毫不怀疑。可现在抗战早已结束两年了，我军是同蒋介石的反动军队作战，怎么会冒出一支日本军队？

    “是日本军人。”杨成武语气坚定，“是日本保安第五大队在山上。”

    聂荣臻沉思片刻，说：“日本军队也好，国民党军队也好，都要坚决攻下这个据点，但方法要灵活，对于日本军队，不一定强攻，向他们讲清战争情况嘛！”

    抗日战争结束近两年了，狮脑山上的确有500多日本兵。阎锡山深知日军有战斗力，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他乘日军投降时急于归国的心理，软硬兼施，悄悄把这个保安第五大队收编到自己部下，放在抗击解放军的第一线。

    围攻狮脑山的部队根据聂荣臻的指示，暂时停止了射击，却把这股敌人的电源和水源切断了。

    第三天，一名日军挑着一杆白旗，从狮脑山上走下来，把一封用中文和日文写的信交给解放军。信的大意是：日本已经战败，他们本来不应该再留在战场，不应该再与“八路”对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无法回国，只得听命于阎长官。现在他们愿意和“八路”谈判，希望能保全他们和妻女的安全等等。

    日军历来以顽抗著称，绝少投降，但时过境迁，眼下他们是在为阎锡山打仗，或者说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而战，谁肯再卖命？！

    第二十二团张英辉团长看完信，又气又恼，厉声对送信的日本兵说：“告诉你们长官，我们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从来不滥杀无辜，如果你们放下武器，不与人民为敌，我们不但保证你们人身安全，你们以后的生活我们也会妥为安排的。”

    这个日本兵懂汉语，听了张团长的话，连连鞠躬，但他要求张团长派一名代表到狮脑山上与日军大队长直接谈判。张团长马上叫来了前沿阵地上的马营长，让其担任代表，与日军谈判。

    马营长与通信员来到狮脑山顶，日军大队长藤田信雄上身往前一倾，“咔”的一声敬礼完毕，然后用生硬的中国话说：“我们可以投降，但希望贵军能保证第五大队官兵及其家眷的安全，保全官兵的家私财产。”

 第292章

    看见这伙日本人，马营长脑海里立刻浮现出抗日战争中被日本侵略者钉死的两个老人，那情景多年来时时浮现在他的眼前。以个人感情论，他宁愿率部攻上狮脑山，解决了这批曾对中国人犯下大罪的日军。但他深知自己眼下的使命，他忍着气说：“解放军优待俘虏，你们的条件我军能做到，你们必须立刻放下武器。”

    藤田信雄大队长一声吼，数百名日军争先恐后地从工事里钻出来，把枪架好，把装备整整齐齐地堆放好，列队站在一旁等候发落。当马营长的眼光投向那部用胶布粘着仪表玻璃的电台时，一名日本军械官连忙解释说：“请别误会，那个地方早就坏了，不是我们故意损坏的。”

    马营长没有在意，却问：“你们不是说有眷属吗，眷属在哪里？”

    这时候，藤田大队长才把上百名日本女人和孩子从一个岗楼里叫出来。

    岗楼小，里面污秽不堪，这些妇女孩子挤在里面简直是活受罪，日本侵略者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

    这些日本人暂时安置在阳泉以后，聂荣臻曾经让杨成武代表他前去看望。藤田信雄见到扬成武，伸出大拇指十分激动地说：“贵军枪打得准，纪律严明，了不起！了不起！”

    狮脑山不攻自破。

    正太战役胜利结束。这是华北我军逐渐走向成熟的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

    二、平原大转战四战保北，华北我军敢施“掏心战术”。军政全才杨成武统帅三军转战大平原。徐木城上，英雄宋福堂手捂流出的肠子指挥部队反击。定兴攻坚战，六纵打出新军的虎虎生气。

    保北大捷，华北我军独步天下，豪气冲天。

    石家庄的解放，使华北地区的军事形势进一步向着有利于我军的方向转变了。华北大平原上，除北平、天津、保定、张家口等几座大城市外，其余各地均溶人我解放区的海洋。华北之敌虽屡丧要地，但傅作义集团仍保留着数十万强大的兵力，是东北我军时刻必须考虑的后顾之忧。牵制华北之敌，似乎成了华北我军的第一要务。

    1948年5月中旬，华北我军作为陕北中央的战略机动力量，实实在在地起到了特殊的战略牵制作用。为配合东北我军作战，牵制华北之敌无力外援，晋察冀野战军第三、第四纵队和第二纵队之第四旅，共7个旅，组成战役兵团，从5月13日至6月25日，牵着敌暂三军、十六军、九十四军、九十二军、独立师及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周旋于冀东、热西。

    我军以游击战专家的姿态，轻灵地转战腾挪，不仅牵住了大量的国民党军，还一路斩获，高奏凯歌。在短短的一个月内，晋察冀我军先后攻克了隆化、丰宁、新滦平、滦平、平泉、丰润、昌黎等名城重镇，解放了广大乡村，歼敌万余名。我军的行动像一把利刃，直刺华北通往东北的咽喉要地，切断了关内外敌人的联系。

    半年前方走马上任的国民党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有些沉不住气了，但自恃兵力占优，以往与我军交手时也曾颇有建树。为了寻找我军主力部队，他急调主力7个师，自平谷地区出发，经三河、蓟县、玉田向东驰援，企图与我主力决战，消灭我军，打通关内外的联系，以支援关外被围之敌。但是求战心切的傅作义却在被动的应付过程中将主动权拱手让出。

    傅作义将其主力东调后，保定、北平之间守备薄弱，其第九十四军第四十三师驻守涿县，新编第二军的暂编第三十一师守备定兴、高碑店、涞水、北河店、固城、徐水各点，新编第二军军部率暂编第三十二师、第三十三师驻守保定及其周围地区。如此一来，在北平、保定间360华里长的铁路线上，除新二军外，多系非正规武装，没有多大的战斗力。保北咽喉几乎成了国民军设防的真空。

    保北地区，指南靠保定的徐水至北靠北平的涿县之间的一段铁路沿线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保定一带，西有险峻的太行山雄峙，东有群川河谷东西汇集，宣化、大同是它的外围屏障，倒马关和紫荆关是它的内地阻隘。

    这些屏障、阻隘与它互相联络，构成表里之势，共同护卫着京师。

    解放战争中，我军曾多次出击保北地区。由于这一带地域狭窄，回旋余地不大，不适宜大兵团运动作战，同时，铁路、公路、河流纵横交错，我军每进入此地，敌人迅速沿铁路、公路汇拢而来，使我不易分割，不易包围，更难全歼，甚至每战只打几天便需撤离战场，否则就会造成不利局面。所以我军数次出击保北始终未能打出大的歼灭战。但是，这里是敌人在华北的战略基地，集重兵于此，我军只有向保北出击，才能调动敌人，寻机歼敌。更重要的是可以钳制华北之敌，配合东北战场我军的作战。所以，每次我军出击保北，作战命令上都有“配合东北我军”的字样。

    晋察冀野战军虽数次未能在保北取得预期战果，但仍时刻盯着保北，寻找战机。眼下，傅作义让出保定，无疑为我军出击保北赐于良机。为了配合冀东我军作战，调动开往冀东之敌回援，并造成孤立保定之势，粉碎敌人纠集残敌联合出扰我河间、石家庄之企图，晋察冀军区首长决定：以野战军第一、第六、第七和第二纵队主力、炮兵旅及军区所属第一、三、五、六、十分区所辖之部队，组成强大兵团，统归杨成武指挥，于7月中旬再次举行保北战役。

    军政全才杨成武久经战阵，他凭着丰富的经验和敏锐的感觉，定下了保北战役的决心：以第一纵队并指挥北岳军区第三分区部队，炸毁琉璃河及永乐铁桥，破坏长辛店、涿县段铁路，阻止北平之敌向南增援，保障主力顺利歼敌；第二纵队攻歼涞水之敌，成功后沿平汉路东侧南下继攻徐水之敌；第六纵队攻歼定兴、北河店之敌；第七纵队和冀中军区第十分区部队袭取新城，并彻底破坏高碑店至涿县段铁路、公路；北岳军区第一、第六军分区破坏张家口以西之平绥铁路，以牵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

    决心定下，天已微微放亮。杨成武用手搓搓脸，命令作战处长将作战方案速报军区总部。

    此刻，一眼未眠的杨成武并无睡意。大战前的紧张、兴奋总使他格外的有精神。他相信这一仗能打好，对部队、对自己，他都有这种自信心。

    涞水是平汉线西侧国民党军的一个重要据点，此地虽小却有几分名声。

    早在秦汉以前，就有关于它的记载。东晋时“闻鸡起舞”的豪杰祖逖，便是今天的涞水人。

    涞水守敌原为敌第三十一师第二团。6月7日，敌团长率其第一、第三营东撤北义安，7日又继续撤至定兴。同时，涞水之敌第二团第二营之五连撤至北义安，8日该团长又率一个营由定兴增援北义安。

    7月10日，二纵奉命从沫源地区回到冀中平原。敌人对我军的到来闻风丧胆，就在我部队攻击定兴之时，涞水之敌弃城逃窜到北义安据点。二纵不费一枪一弹占领涞水。

    北义安位于涞水以东，南拒马河从其中间奔涌而过。二纵六旅以第十七、第十八两团，于15日战役发起之日的黄昏，向敌人的孤立据点北义安发起攻击。

    最初的攻击竟令人意外地受挫了，虽然北义安之敌伪为我攻击部队的六分之一，而且平原地区又无险可居。但是战斗打响后，我攻击部队两个团的指挥员互相之间不甘落后，认为敌人兵力不多，争抢头功。在事先没有进行严密认真的组织计划的情况下，满足于已有的攻坚经验，以为平地上的堡垒只要火力一压，部队一冲，就可以解决战斗。两个团对敌人“抢着打”，互相争着要先突入敌阵。在进攻准备位置上时，十七团误认为十八团已经开始攻击，十八团误认为十七团三营是他们团三营，部队发起了无准备的攻击，协调陷入混乱，打成一场乱仗，造成第一次攻击受挫。突入外壕的部队被敌堡垒群中的火力压得抬不起头，伤亡200多人。部队被迫撤出战斗。

    六旅指挥员来到前线亲自指挥。失败令六旅清醒了许多。六旅还是按老规矩，先爆破，扫清外围，最后冲击。准备充分后，一声令下，敌人阵地上爆炸声此起彼伏，敌人的工事被我军的炮弹、炸药炸得飞上了天。15时30

    分，步兵发起冲锋，指战员们呐喊着冲了上去，这次进攻，仅用20分钟就将依托“王风岗式”工事的600余敌人全部歼灭。我第二纵队的指战员们顺利完成了第一步任务，旋即以急行军沿平汉路南下包围了徐水城。

    徐水位于平保之间的平汉铁路线上，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既是北平的南大门，又是平汉铁路的咽喉。解放战争以来，我第二纵队已经三次攻克徐水，但旋又三次放弃。因此，部队对徐水的地形特点、风俗民情等了如指掌，人民群众也非常了解我军。但是敌人在我数次打击之下接受了历次被歼的教训。驻守徐水的敌第二军暂编第三十一师第三团及保警队共2000多人，依托该城城墙，在城区和护城河构筑了较为完整配套的防御工事，设置了多层障碍。城墙上修有高堡，城腰设有三层射孔，城角构筑有地堡，四周围挖设掩体，把个徐水城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火力城。

    看来敌军也是吃一堑长一智。此外，徐水城护城河宽7米、深6米，里面灌满了齐腰深的河水，外沿设有铁丝网、拒马，数不清的地雷遍地都是，整个障碍地带夸张点说连个蚊子也飞不进去。

 第293章

    城区内街道、屋顶筑有岗楼、伏碉，永备工事较前更加坚固。敌人苦心经营，大力加强防御工事，形成了多层次、立体次序的火力网，各个碉堡之间还有侧射火力互相掩护以防止我军炸碉。敌构筑了一个以城墙为重点，以城内钟鼓楼力核心的火城。几年来，我军三克徐水，真把敌人打惊了，也打精了。

    18日拂晓，我二纵经过两天的急行军，进抵徐水城下，部队当即展开，对徐水紧密包围。

    天亮后，二纵指挥部紧急召开了作战会议。纵队首长要求大家拿出足够的时间，进行充分的准备工作，吸取北义安战斗的沉痛教训，克服轻敌思想。

    经过紧张的讨论，纵队最后决定：六旅18日夜以迅速勇猛的动作，攻击南关，为攻打徐水扫清道路。全纵于19日17时40分开始攻城。

    19日3时，南关战斗结束，六旅攻占南关。下午5时40分，各部队已经充分作好了攻城的准备。

    7月的燕赵大地，闷热异常。就在我军即将发起攻击时，天公不作美，突降暴雨。巨大的雨水从天而降，人人面前犹如挂起了无数道水帘。暴雨显然将影响我军的观察和冲击效果，对我军不利。权衡再三，二纵首长决心将总攻时间推迟一夜，改为20日晨7时30分。

    战斗推迟了，但各部门并未放松。为确保攻击顺利，我军各部队充分利用民心向我的条件，广泛调查，掌握了敌情、地形，洞悉了敌人全部工事构筑、分布的情况及特点。各部队抓紧了战前演练。

    十四团二营五连爆破大功班班长王玉岐，接受任务后带领全班战士到城下仔细察看地形，进行研究，根据敌情，把过去的大炸药箱换成小的。依据运动的距离、动作的快慢、爆炸的时间等条件，准确地计算了导火索的长短。

    敌军变，我军随之亦变，以求胜算，真可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就在攻击发起前，五旅发现原拟定的城东北角的突破方向，因为我军几次都是在此突破，敌人加强了这里的防御力量，工事构筑得特别坚固，而且外壕水深，不易通过。旅指经过研究，决定修改原定作战方案，把十四团在北门的助攻方向改为主攻方向，以城门为突破口，用强大的爆破炸毁城门，尔后突击登城；十三团由北门以东突出部，以坑道通向外壕，排除障碍登城。

    20日拂晓，总攻的猛烈炮火轰向敌人的工事，爆破大功班班长王玉岐以神速的动作，在炮火的掩护下，在北门摆好了300斤炸药，点火、撤退一气

    呵成。一声巨响，城墙的北门被炸毁了，前后只用了5分钟的时间。十四团四连的突击队在巨大响声过后即勇猛地冲了上去，城上的敌人被刚才的巨响震得晕头转向，还没来得及摆好架势，四连已登上了城头。

    城墙上，副连长宋福堂正指挥战士们扩大突破口。突然，一梭机枪子弹径直向他扫来。显然，挥舞手枪的宋福堂成了敌人的攻击目标。阵阵热浪触电般从腹部向全身扩散。他低头一看，沾满血的肠子已泛着血泡涌了出来。

    敌人又冲了上来。看来，敌军想乘我军立足未稳，以反击来封闭突破口。

    危急时刻，宋福堂一手按着肠子，一手挥枪指挥战斗。战士们惊呆了，旋即，是一阵阵复仇的怒吼和密集的枪弹。当敌人潮水般退却后，突破口巩固了，宋福堂却含笑倒下了。十七团二连范仁合排，在无一伤亡的情况下攻克敌人的三角碉后，从城东南角相继登城。同时，十六团炸毁南门，各部队在南门、北门和各突破口冲入城内，与敌展开了激烈巷战。

    10时30分，徐水战斗胜利结束，全歼守敌第三团等部2000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徐水城第四次被我军解放。

    保北战役前线指挥部里，总指挥杨成武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战役发起后一切顺利。一周内，我军连下两城，歼敌数千，紧紧地吸住了傅作义的机动乓团。战略任务完成，部队又颇多斩获，看来一切都顺着他的作战轨迹前行。

    但此刻还不是陶醉之时，他的目光，又瞄向平汉线上的定兴。

    定兴城位于平保之间。秦朝时为范阳县，从金朝开始改为定兴县。驻守在这里的敌人是暂编第三十一师师部及其第一团，其第二团大部在我军攻击前也龟缩到城内。城外地势平坦，四周建有砖石质结构的城墙，高约3丈，墙下有5丈深沟围绕城垣。拒马河、北易水为其天然屏障。敌人为了防止我军攻城，以利坚守，还在城周围修筑了密密麻麻的高低地堡群，敷设多层鹿砦、铁丝网、狼牙桩、系蹄等副防御设施。定兴虽易守难攻，但有两点却诱惑着杨成武。其一，定兴有敌几乎一个整师。吃掉它，显然将保北战役又推上了一个新台阶。其二，定兴是个宝城，城内储有大量的军粮、弹药。这里是国民党军“扫荡”我冀西山区和大清河北的补给站。拿下它，显然将打痛傅作义。

    杨成武思之再三，决定吃掉定兴及其城南5公里的北河店，这毕竟是块肥肉。为保证战斗胜利，杨成武起用了休整多日的六纵。

    7月5日，我第六纵队从正定地区出发，途径新乐、唐县、完县、满城诸县，绕山区隐蔽北进，经过9天的艰苦行军，13日先后到达定兴以西15公里的老堡、解村、周仁地区。

    15日18时，六纵开始由集结地域向攻歼目标开进。十六旅于古桑渡河后，沿南北大位、西侯、西城逼近城下。我军突然从天而降，震憾了敌军。

    外围守敌惧怕被歼，龟缩进城内。十六放下给敌人以喘息时间。当晚，四十六团之七、九两个连，乘夜暗以勇猛迅速的动作，首先夺取了城外东北、西北两角的堡垒，控制了城北面。十七旅沿南引、辛庄向城垣逼近，时值拒马河水暴涨，我军不易通过，该旅遂使侦察连以隐蔽的动作驱逐了守桥之敌，控制了桥梁。

    五十、五十一两团渡过河后，按照预定方案向敌猛插，拔除了城外点碉20余处，控制了南关、西关、杜庄及北萧店，完成了对定兴城的严密包围。

    四十九团三营也同时包围了定兴车站，其主力进至加会庄以北作为旅的第二

    梯队。十八旅之五十三团经耿家庄、红树营包围了北河店，控制了大沟及桥头堡垒，旅主力沿长安城、永乐、高落一线进至聂村、方口、台中旺、宋家庄地区，构筑工事，阻敌南援，并向新城、高碑店、松林店派出侦察警戒；准备打敌援兵。

    围点、打援，六纵周全地部署完成，全纵上下的目光全落在了定兴城上。

    15日23时30分，对定兴城的总攻开始了。

    十六旅四十六团首先在北面打响，枪声、炮声响成一片，指战员们勇猛冲击，实施连续爆破。守城敌军误以为我军要在城北面打开突破口，慌忙把兵力、火力调集到北面，加强城北的防御，以防止我军突破。

    敌人中计了。此招为声东击西，意在把其注意力吸引到城北，以掩护城南主要方向的突破。

    敌人上当之后，五十团在城南发起了更加猛烈的攻击，各爆破队见敌人的火力被压制，立即向前运动，乘炮火效果连续4次爆破，扫清了敌军设置的各种障碍。最后又组织力量，在城墙南门下摆上了1080斤炸药。

    一声巨响，城门被炸飞。整个爆破清障过程非常顺利。在85米的距离上，我突击队连续5次爆破，只用了22分钟，较原先预计的时间缩短了一半。五十团的指战员们，趁敌人还没反应过来时，立即冲了上去，首先肃清了城墙上的敌人，巩固突破口，尔后后续部队则相继冲进城去，投入了纵深的战斗。

    就在南门被我军炸开不久，四十八团亦将东门炸开。城西助攻的五十一团，在总攻开始后，梯子尚未靠上城墙，即被敌人的炮火打断，攻击未果，且遭受到较大伤亡。而城北之四十六团，由于敌人的兵力、火力得到了加强，几次攻击未获成功，亦伤亡较大。鉴于这种情况，纵队首长当即命令所有攻城部队，除留一部坚守阵地防敌逃窜外，主力一律从南门、东门进城，投入纵深战斗。我军接到纵队命令后，立即调整部署，源源不断地冲进城去。

    五十、五十一团两部，在纵深战斗中采取“掏心”分割的战术，冒着残敌不断射来的火力，向敌师指挥所猛扑，进展之快出乎敌军意料。敌师部内，师长陈治平根本没想到战斗如此激烈时，他的师部却先被我军所占。惊愕中，陈治平乖乖地当了俘虏。

    敌人指挥机关被歼，遂呈群龙无首之状，混乱不堪。城内东南、东北两角的残敌，被从东门突入的四十六团的勇士们迅速歼灭。四十七团歼灭了城东南角之敌后迅速向北推进。

    残余的敌人，分成数股向城西北角边抵抗边撤退，凭借其城垣工事，组织兵力、火力居高临下向我施以多次反扑和顽强的抵抗。我军把敌人围困在城西北角后，组织部队多次进行冲锋，经过激烈的战斗，翌日12时30分，定兴之敌被我全歼，战斗胜利结束。

    攻下定兴后，四十九团二营立刻以一个连的兵力支援三营攻击定兴车站。对定兴车站之敌，我军采取了先以一部包围，防其逃窜，克城后使该敌陷于孤立无援之境的策略。此举大获成功。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战士们向敌人喊话，宣传我军的政策，保证优待俘虏，只有缴械投降才是一条生路，顽抗到底只有死路一条。

 第294章

    敌人军心动摇，士气沮丧，纷纷缴械投降。战斗仅10分钟，全歼守敌一个营，我军伤亡无几。

    16日，十八旅命令其五十二团由定兴北返至大沟附近，与五十三团会歼该点之敌。我军攻击发起后，北河店及车站的守敌惧怕被歼，遂逃窜至大沟，该两点不攻自破，被我占领。

    定兴战斗是六纵成立以后首次参加的、规模较大的攻坚战。这支年轻的部队在这次战斗中经受住了考验，得到了锻炼。整个战役中，六纵干净利索地连克两城，打出了一支新军的虎虎生气。战后，晋察冀军区首长通电表扬了六纵。

    就在六纵攻克定兴、大沟、北河店的同时，第一纵队在啄县、长辛店段大破交通，阻击了敌暂编十七师的增援。

    七纵也攻占了新城、固城、高碑店。我军在平、保线的坚决行动，对国民党军北平指挥中心形成了巨大威胁，迫使其将冀东之暂编第三军、第九十四军、第九十五师和新编骑兵第四师仓促南调至涿县、良乡地区。此时，保定之敌暂编第三十二师亦北援至潜河。据此，华北野战军决定阻击涿县南援之敌，诱使保定之暂编第三十二师北进后寻机歼灭之。但该师进至漕河后旋即南返，又恰值大雨连绵，河水暴涨，直接影响作战行动。我军见好就收，及时宣告保北战役结束。

    保北战役，有力地配合了二兵团冀东作战的行动，取得了全歼敌暂编三十一师的胜利，调动了敌增援冀东的部队的回援，使敌人处于疲于奔命的状态。华北我军，更在这次战斗中证实了自己的实力。华北平原，除几座大城市外，我军已可随处出击，独步天下。

    三、呼啸清风店为东北而打华北，毛泽东棋高一着。军机遥制，蒋介石北平督战丧送嫡系第三军。飞兵清风店，“二杨”再显飞夺沪定桥神威。徐水、保北、清风店，华北我军三点决战出奇效。几位阶下囚将官竟都是聂荣臻老乡、学生。清风店烟硝未尽，聂荣臻便致电中央：我拟乘胜夺取石门。

    1947年秋，战事频仍的中国大地上硝烟四起，但战争的天平多少已起了一些微妙的变化。蒋介石脸上洋溢了一年的得意笑容开始悄无声息地隐退了。

    经过一年作战，我人民解放军已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井在局部对国民党军开始了有限的攻势。东北战场上，林彪指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杜幸明及数十万东北蒋军的鼎盛时代结束了。

    就在林彪指挥东北我军发动夏季攻势时，蒋介石为了缓和东北战局，一度调华北的部队去增援东北。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明确要求晋察冀野战军必须钳制关内敌军，策应东北。

    怎样才能拉住傅作义呢？此举，虽是蒋介石采取的“挖肉补疮”的做法，但如果让他痛痛快快地把北平行辕的部队调到东北，这将增加东北战场的压力，于战争全局不利。

    事实上，晋察冀野战军也不轻松，他们在劣势情况下也是一仗连一仗。

    一个月前，为了配合刘、邓大军的外线进攻，晋察冀野战军在9月初发起大清河北战役，由于大清河北地区离天津较近，国民党军队增援很快，战斗未奏效，晋察冀野战军歼敌5000多人以后，又折回河南。尽管如此，聂荣臻对中央战略上的决策仍决心坚决执行。

    9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在长春、吉林、四平地区和北宁线锦西至义县地区发起大规模的秋季攻势，蒋介石被迫先后从晋察冀战场抽调5个师出关增援，从而减少了晋察冀战场的兵力。为了抓住战机歼灭敌人，配合东北民主联军的秋季攻势，晋察冀野战军决心首先围攻徐水，伺机歼灭涿县或保定来援之敌。

    1947年10月13日下午4时30分，河北容城东马村前线指挥部。

    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放下电话听筒，转身冲政治委员杨成武和参谋长耿飚点了点头，兴奋地说道：“二纵开始攻击徐水5月才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士气正旺，杀敌心切，渴望能够集中兵力大量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根本上打破蒋介石对（北）平（天）津保（定）

    三角地带的控制。经过周密的研究，他们终于在平津保地区蒋军伸出的牛腿——平保线上开刀了。从10月11日开始，全军已经按计划破坏铁路，袭击据点，扫清徐水外围。此时野战军的第二纵队正在司令员陈正湘的指挥下猛攻徐水，三纵、四纵主力分别隐蔽集结于徐水以北、以东地区，准备歼灭来援之敌。

    徐水城激战正酣。

    野司指挥所里灯火彻夜未眠，杨得志俯身在地图上，手上的铅笔缓缓地在徐水和石家庄之间移动着。这位安源矿工出身的勇猛将军，18岁上井冈山，22岁就当上红军团长；长征路上正是他率领前卫团，突破乌江天险，安顺场抢渡大渡河。平型关下，也是他令日寇闻风丧胆，多年的戎马生涯，练

    就了他一身的智谋和胆略，甚至还带有几分传奇色彩。

    天亮了，参谋长耿飚兴冲冲地走进来：“老杨，二纵已经连克徐水南北两关，逼近城垣了！”

    “好！就是要打疼它，不然老蒋是不会出来的。”杨得志说道。

    “老耿，北线和保定方向有动静没有？”一旁的杨成武开口发问，显然，他对此十分关心。

    徐水城仍在激战，硝烟弥漫，炮声震天。

    徐水城几百公里外，二杨期待已久的援敌终于出现了。这是北线出来的敌第九十四军第五师和四十三师以及独立第五师及战车第三团，该敌先后经固城南下；驻在清河北的敌第十六军九十四师、第一○九师经白沟进抵容城、杨村附近。

    “好家伙，一下子来了5个师，还有一个战车团，好一块肥肉！”杨成武乐了。

    耿飚思索片刻，说：“两个方向都来了，还齐头并进，得先选一个方向打，一口一口吃。”

    作为参谋长，耿飚考虑得更为细致、周到。

    “对，我看就先打西侧九十四军这一块，西边我们好发展。”杨得志兴奋地挥了一下手。

    14日17时，野司的命令传达下来，二纵四、五旅继续围攻徐水，诱敌深入，一部兵力进入阻援阵地；三纵、四纵准备会歼九十四军的6个团。

    15日夜，援敌接近我阻援阵地。一声令下，三纵、四纵迅速出击，杀向敌九十四军。可是敌人10几个团扭在一起，我军一时竟也难于下手，未能将敌九十四军分割开来，打成一场乱仗。激战一夜，敌人全线撤回了。

    敌人似乎摸到了规律，昼攻夜守。经过两大的激战，敌我两军在固城、徐水、容城地区形成了对峙的局面。

    打援显然进行得不顺利。杨得志、杨成武、耿飚这三个黄金搭档又在地图前研究起来。许久，杨得志司令员站起来，果断他说：“必须打破对峙的局面。我着眼下该按预定的第二号方案行动了，平汉路以东的部队向遂城、姚村地区运动，诱敌西进，待敌分散以后，再寻机歼敌于运动之中。成武、老耿，你们意见如何？”

    “可以。二纵是不是先不撤围徐水，夺城攻势不减，迷惑敌人，掩护全军？”杨成武发话了。

    耿飚略一沉吟，点点头表态说：“对！二纵先不撤为好。我们先走，野司机关随大部队行动，电台暂时不走，保持与军区聂司令员的联系。”

    “就这样决定了，通知部队。”

    17日午后，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只带了几个作战参谋和警卫员骑马出发了。一行人沿着平汉路，照直向西。深秋10月的华北平原，庄稼大都收过，举目望去空旷无际，浩浩荡荡的队伍，向西齐刷刷地前进着。

    不知不觉，黄昏降临，部队已经走出10几里。

    忽然，一阵急骤的马蹄声，打破了行军队伍的寂静。转眼间，一匹快马跑到杨司令员跟前：“首长，请等一下，有重要事情报告！”原来是野司的通信员，他翻身下马，把一份电报交给了耿飚。

    电报是野司刚刚收到的聂总拍来的敌情通报。电报说：“石家庄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和第十六军六十六团已出石家庄。16日

    渡过滹沱河北进，17日可到达新乐地区，18日可抵定县，预计19日可到达方顺桥。“

    敌放弃石家庄而突然出援，有些令人感到意外，三人相互对望着，眼中都有些惊讶。

    原来，当我军在徐水地区与敌对峙时，蒋介石到了北平。我军进入战略反攻以后，蒋介石深感兵力不敷分配，华北战场屡遭失败，使他颇为头疼，于是老蒋在中南海居仁堂召开作战会议，研究华北战局。到会的有国民党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十一战区司令孙连仲、十二战区司令傅作义等以下高级军官40余人。

    当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发言，报告部队粮秣补充困难时，蒋介石突然站了起来，挥着手臂高声训斥道：“共产党走到哪里就能在哪里站住脚，就有饭吃，你罗历戎身为军长，率领着国军主力几万人马，又驻在石家庄这样天时地利都好的地方，连饭也弄不到吃，一切靠政府解决，多么无耻！多么无能！”

    把个罗历戎骂得狗血喷头。

    面对“校长”的训斥，罗历戎这位黄埔二期的毕业生、一直颇受重用的嫡系将领大气都不敢出，头几乎垂到了胸前。倒是李宗仁赶快打了个圆场，要各部队遵总统训示，有计划有准备地作好秋季作战准备。

    话题转到机动兵力上，蒋介石说：“当前对付共军的战略方针，必须分成守备和机动两种兵团，把少于三分之一的兵力用于守备，多于二分之一的兵力用于机动，今后只要守备兵团在战斗中能支持三日以上，吸引共军于城下或附近地区，机动兵团便可一举而歼之。”

 第295章

    “现在华北共军已经被我吸引在徐水地区，兵力不足，这是与聂荣臻部决战的大好良机。”蒋介石颇为得意，接着说：“罗历戎速率第三军1个师和第六十六团北上，与驻保定的新二军会合，南北夹击共军，与共军决战，这对华北、东北战局的转折都是很好的。”

    参加会议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见点将没点到自己头上，都大大松了一口气，异口同声地称赞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高明。一片虚伪的颂扬声中，罗历戎倒是心中不安，他深知从石家庄到保定这段距离，路虽不远，但正定、新乐、定县、望都均已为我军解放，途中受阻是极有可能的，前途莫测！无奈“校长”已发高论，“学生”怎敢违抗不前？

    就这样，罗历戎孤军北犯了。不过，他还是长了点儿心眼。原定13日出发，他一直拖到15日才动身。

    徐水城的战斗还在继续。

    在田野空旷、尘土飞扬的大路旁，杨得志、杨成武、耿飚三人就地蹲下，在地上摊开了作战地图，用石头压住四角，开始仔细研究起来。

    “罗历戎是冲我们来的，”杨得志说道，“尽快抓住罗历戎，打掉它，歼灭它！这个敌人是送上门的，战机确实难得！”

    杨成武、耿飚完全同意司令员的提议，几乎是同声说道：“打！坚决地打！”

    决心已定，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战场选择。在哪里打掉罗立戎呢？

    三个人又陷入沉思。在保北打，是敌人所求，绝对不行，仗必须在保定以南打，但又决不能离保定太近。敌人不仅在保定有新二军的两个师，保定以北还有更多的部队。

    参谋长耿飚伏在地图上，沉思良久，果断地伸出笔去，围着清风店地区画了一个大大的圈，说：“我看就在这里打！”

    这位当年红四团的团长，那过人的记忆力和大战中清醒的头脑，同他的英勇一样，为世人所称道。今天他又为罗历戎的第三军选择了一个理想的坟场。

    清风店以北是望都、保定，以南是定县、新乐，对我军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战场，只是罗历戎的第三军距清风店地区只有90多里，我军主力离清风店地区，最近者150里，最远者达250里以上，且正在继续西进。如果战场北移，我军就可以缩短行程，罗历戎的行程则会加大，但那样离保定太近了。

    南移呢？我军路程将更远，也不行。所以，能不能打好这一仗，关键是我军能不能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罗历戎的前边，到达清风店。

    瞬间，一切的一切突然都集中在了时间上！

    “兵贵神速！成武，我看我们再来一次飞夺沪定桥，一天走它240里！

    一定要抓住第三军！“杨得志抬起头坚定他说道。

    “对，就是要用我们的两条腿和国民党比一比！我看第三军是不敢夜行军的，他孤军深入我们解放区，一小时能走10里就不错了，再加上徐德超的独立第八旅和地方武装的袭击、阻击，第三军最早也得明天黄昏才能到达清风店。这样我们就可以争取一夜的时间。”

    决心既定，一切便不可动摇。耿飚蹲在秋风萧萧的田野里起草命令：全军除原攻击徐水归二纵指挥的部队外，其余部队接令后一律立即掉头南下，目的地是方顺桥以南的清风店地区。

    落日西沉，这时的时针正指向17日17时30分，从接到敌情变化的电报到发出南下清风店的命令，总共用了不到半小时！

    三位将军收起地图，禅掸粘在上面的泥土，回身上马，拨转了马头，脸上都露出兴奋的表情。是啊，在徐水以北地区与敌对峙数日，使人有几分不适，现在像一阵和风从心头拂过，把积淤的郁气都吹走了。

    广阔的冀中平原，秋雨初雾。空气潮湿清新。放眼望去，一条纵贯南北的大动脉——平汉路穿过原野伸向远方。就在这铁路北段的两侧，在同一时间里，晋察冀野战军展开了6个旅的兵力向南急进。路东4个旅，其中有四纵的十、十一、十二旅和二纵的四旅，路西2个旅，三纵的九旅和二纵的六旅，6路大军如同6支离弦的箭，沿着野司规定的路线，向着同一个目标——清风店地区疾进！

    午夜时分，杨成武、杨得志、耿飚三人飞马来到了新的指挥所开设地，人和胯下的骏马都已是汗水淋淋。

    耿飚忙着与各部队打电话，设置指挥所。司令员杨得志一时无事可做，便组织人做饭去了。杨成武政委则一边遛着马一边考虑着起草一个紧急战斗动员令。是呀，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动员令，这一仗关系重大，必须打好。一举歼灭这么一大股敌军，对敌人将是一个极大的震动，对我军则是一个极大的鼓舞，野战军一成立就打一个大歼灭战，终于抓住机会了。对，当年是一夜飞兵240里夺取沪定桥，今天是240里急行军赶过方顺桥！异曲同工，妙！

    当晚，随着电报机的滴滴哒哒声，动员令传达到了部队：“为了打大胜仗，必须集中一切兵力、火力，猛打、猛冲、猛进，发扬我军的传统作风，狠打、硬打、拼命打，丝毫不顾虑，冲垮敌人，包围敌人，

    歼灭敌人！必须不顾任何疲劳，坚决执行命令，不怕夜行军、急行军，不管吃不上饭，没水喝，不顾连天连夜的战斗，不怕困难，不叫苦，不许怠慢，走不动也要走，爬着、滚着也要追，坚决不放跑敌人，全体干部以身作则，共产党员起特殊作用。敌人顽抗必须坚决摧毁，敌人溃逃必须追上歼灭。号召打大胜仗，比赛为人民立功！……“

    动员令像吹响了号角，激动着每个人的心，长长的行军队列在无边无际的原野上疾进、飞跑。每个人都懂得现在进行着双重竞赛，同敌人赛，看谁得完机之利；同兄弟部队赛，看谁先抓住敌人。

    战争的残酷性在这场几乎超过人体极限的竞赛中也体现了出来。部队已连续战斗了七昼夜，又投入了通宵达旦的急行军，人们个个满眼血丝，边走边打盹。有的走着走着突然停住了双脚，站在原地睡着了，等后面的人推了一把，方醒来快步跟上队伍。“全歼第三军，先靠急行军，活捉罗历戎，双脚第一功。”奇特的动员令成了干部战士心中的唯一信念。

    为了争取时间，各部队尽量轻装，只留下手中武器。

    为了争取时间，提倡能走则走，能跑则跑。

    部队如江河急流般奔涌而去。

    此时，罗历戎率领他的军部和第七师及六十六团共约1.4万余人，随带大车200多辆刚刚过了定县。原来他们一过滹沱河，便遭到我地方武装和民兵的阻击和袭扰。道路被破坏，迎接他们的是空舍清野和地雷爆炸，随后便是不断的冷枪冷炮。17日，罗历戎又发现我独八旅尾随其后。为免遭袭击，他下令部队靠拢，将万余人挤成一团，行动更加迟缓，三天多才通过定县，走了不到200里。

    19日上午，到了唐河岸边的罗历戎犹豫了。过还是不过？过去了想回来可就不一定了。不过吧，如何交差？想起蒋介石激愤的双眼，罗历戎不由自主地一阵哆嗦。唉，听天由命吧。从一出发，他心中便有一种不祥之感，眼下，这感觉又加重了几分。

    午后，部队渡过唐河，临近清风店，便计划着宿营望都城。正在这时，一架飞机从北飞来，低空盘旋飞行，投下通信袋一个，上书：“北上第三军指挥官请注意。大部共军南下，距你们不远，即作战斗准备。”

    罗历戎接报心中一惊：“不好，果真麻烦了！”不一会，又一架飞机自北而南飞临上空，又投下一个通信袋，写明：“共军大批密集部队南来，距离你们很近，请第三军紧急作好战斗准备。”

    罗历戎这时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第三军已成了对手的猎物了。可此时此刻他还能如何呢？他只能怨天公不仁了，他一面赶快命令部队停止在清风店附近，构筑工事，准备作战，并报孙连仲和三十四集团军司令李文，要求速运粮弹。不久，孙连仲派来飞机，给第三军投下大量弹药、饼干等物。

    我军仍在急速前进，把战场再向南移。多向南一步，我军就多一分主动。

    19日天黑前，我第六、第九、第十及第十一旅，分别进到北支合、东西瓦房、北营及清风店附近。第四旅及第三十五团进到西南合以南地区。第十二旅进到市邑地区，控制了唐河渡口。尾随敌人而来的独八旅和3个民兵团也在唐河南岸布了防。

    如果说19日上午罗历戎渡唐河前还有机会回撤的话，但此刻已绝无可能。敌第三军已被团团包围，插翅难飞。

    20日拂晓，寂静了一夜的清风店地区沸腾了。天色微明，我军发起攻击。

    罗部信心明显不足，一经攻击即自行撤离，收缩到南合营、高家佐、胡房、东同房及西同房、东南合与西南合等七八个村子里，罗历戎率军部、第七师师部和两个团在西南合。

    罗历戎为什么收缩起来呢？原来，面对我军的包围，罗历戎已感到威胁就在眼前。但转念一想，我军长途跋涉，十分疲劳，再说共军既要消灭他的第三军，又要挡住北面的援军，根本不可能。只要按校长的训谕去固守，援军一到，对并军形成两面夹击，不仅可以转危为安，而且还可转败为胜，老蒋一定会重奖嘉勉的。

    于是，他一面命令部队加紧构筑工事，一面向北平和保定发电求援，不久，李文复电：“即调兵南下。”

 第296章

    接着孙连仲复电：“本部已达徐水，决于马日摧破当面之敌向方顺桥挺进。”

    罗历戎连接两电，像吃了一颗定心丸，遂复电孙、李：“以目前情况论，诚乃歼匪良机，应伤南下部队轻装兼程南进，以期将匪歼灭于望都以南地区为宜。”

    就在罗历戎还在做着好梦的时候，唐河岸边晋察冀野司指挥所内，杨得志紧眯的双眼已经盯上西南合了，他用铅笔重重地一圈：“突破口就选在这儿！”

    战斗是酷烈的。静谧的华北平原上，无数双眼睛都盯住了清风店。至22日晚，我军收紧了包围圈，同时第六旅经过12个小时的激战，打退敌人9次反击，打开并巩固了西南合村东北面约200米长的突破口。

    保南清风店激战正酣时，保北的战斗也变成了一场恶战。

    我军主力南下后，留在保北的只有二纵五旅，三纵七旅、八旅及冀中军区独立第七旅，共12个团。而当面之敌却是扭在一起的5个美械装备师，共19个团。留在这里负责阻援指挥的是二纵司令员陈正湘和政委李志民、三纵司令员郑维山和政委胡耀邦。他们心里清楚，北线阻击与南线歼敌是同一战役的两个战场。如果19个团的敌军主力突破我军阻击南下，不但敌第三军之危顿时可解，而且势必对我南下部队形成夹击之势。只有坚决阻击大量援敌于保北战场，才能确保歼敌第三军。

    18日，我4个旅，仍然摆着决战的架式，照样围攻徐水。华北平原，围绕保定的南北战场，似乎在进行一场决定命运的决战。孙连仲被迷惑住了。

    当孙连仲无法确定我军意图时，李文似乎反应得更快一些。从空中侦察发现我军主力星夜南下，他料知我军截击第三军才是目的。李文大梦初醒，着了急，企图越过徐水，援救第三军。

    19、20日两天，我军依靠一道又一道阵地，沉着地抗击着敌人的猛烈攻击，炮弹雨点般地落在我军阵地上，飞机狂轰滥炸，坦克轮番冲击，可敌人的一次又一次进攻硬是被我军打了回去。这与其说是一场攻防战，倒不如说是一场意志的较量。

    21日，阻援到了最紧张的关头。

    孙、李以10个团的兵力向我猛攻，孙连仲甚至亲自飞临上空督战。在我独八旅扼守的伸向南方的公路上，敌人约3个团的兵力在炮火和轻重机枪的掩护下，像汹涌的波涛一样，进行集团冲锋，一个浪头卷着一个浪头向我阵地冲来。在敌前沿阵地的后面，沿公路一字长蛇地排列着几百辆大卡车，车上满载着敌人的增援部队。看样子李文是动了真格的了，他宁肯报销这几个

    团，也要打开这条公路的缺口，好让后面几百辆满载敌军的汽车飞驰南去。

    从保定到清风店一个多小时就足够了，这样第三军之围即刻可解。但是就是这一个多小时的路程，敌人却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而不可得。敌人一次又一次被击退，在我钢铁般的阵地前，布满了敌人的尸体。

    直到22日，敌军仍被阻击在保定一线，而他们要救援的第三军，却已到了风烛摇曳的最后一刻。

    22日3时40分，随着杨得志一声令下，野司指挥部上空升起彩色信号弹。顿时排炮齐鸣，从指挥所眺望西南合，只见炮弹爆炸的闪光，就像山区深夜大雷雨中的闪电，忽拉忽拉地划出不规则的亮环，房屋若隐若现，爆炸的声音震撼着平坦的原野。不到半分钟，浓烟把整个西南合完全吞噬了，只能看到灼热的云团在扩散，在升腾。

    最后的总攻开始了。冒着扑鼻的硝烟，我第六旅主力由北向南，第四旅及第十二旅的第三十五团由南向北，第十、第一旅由东及东北向西南，第九旅由西向东，几万大军从四面八方突入村内。

    罗历戎此时很清楚，这是决定命运的最后时刻。他等了几天的援兵未见一兵一卒，只有打气的电报。看来靠别人靠不住，只有死守了，他把步兵、工兵、炮兵、通信兵以及大汽车、小汽车、弹药车、军需车都集结在马家大院的四周。这一切都已经无济于事了，至22日11时30分，战斗全部结束。

    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并运用多批飞机掩护的第三军主力，在清风店地区被我全部歼灭。计有：第三军军部、第七师及第十六军第六十六团全部。

    清风店的枪声一停，整个战场上的两军似乎都明白了什么。一切已无可挽回，北线的敌人仓皇撤走了。

    大量的俘虏，押在几个村庄里，挤满了大大小小的院子，却不见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的踪影。

    原来，罗历戎见败局已定，便换上一套士兵的破旧军服，带着残兵300余人，企图向南突围，被我独八旅歼其一部；转而向东北逃窜，又被我第十一旅歼其一部。

    在长长的俘虏行列中，有一个头缠绷带，满脸血污，头也不抬的伙夫模样的人。这时，恰逢独立第八旅旅长徐德操走来。

    徐德操在1946年上半年国共停战谈判时，曾任军事调处执行部石家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同罗历戎打过交道。徐德操一眼认出了这位“伙夫”。

    “这不是罗军长吗？”

    “啊，徐代表！老熟人了。”

    罗历戎尴尬地连连点头。

    同这位中将军长一起被俘的，还有副军长杨光钰、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等。

    硝烟散尽。野战军第一政委罗瑞卿和萧克陪同聂荣臻司令员来到北祝村清风店战役前线指挥部。这是晋察冀我军在华北打的一个漂亮的翻身仗。在向野战军将士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后，聂司令员还先后见到了敌第三军军长罗历戎、副军长杨光钰、副参谋长吴铁铮、第七师师长李用章、第十九团团长柯民生。十分有意思的是，罗历戎和他的部下都争着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攀师生、套老乡关系。

    罗历戎和杨光钰都是黄埔第二期的学生，见到聂荣臻，一口一个“聂老师”。杨光钰更是露骨，开口道：“聂老师，我是四川渠县人，聂老师是江津人吧？！”

    吴铁铮是黄埔第三期毕业生，还听过聂荣臻讲的课，他见到聂荣臻时，羞愧万分，一副无地自容的样子。原来，吴铁铮在黄埔时是共产党员，“中山舰事件”以后，他投敌叛变了，现在被解放军俘虏，自知罪责难逃。

    柯民生一见聂荣臻，连声说：“聂司令员，我也是江津人，是你真正的老乡呀！聂司令员……”

    聂荣臻“嗯”了一声，对他们说：“这场战争是蒋介石逼迫我们打的，你们为蒋介石卖命，这是毫无意义的。清风店这一仗结束了，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你们愿意留下，我们会提供学习的机会；你们想回家，可以放你们回去。但是，无论留下还是回家，都应该认识过去的罪恶，重新做人。”

    柯民生一听，赶紧说：“聂司令员，我想回石家庄去，我的家眷还在石家庄呢！”

    聂荣臻扫了他一眼，点点头，答应了他的要求。柯民生回石家庄以后，做了许多瓦解敌军的工作。我军解放石家庄时，柯民生又一次当了俘虏。

    罗历戎向聂荣臻和杨成武等人讲了国民党军队在石家庄的部署情况，他提供的情况对我军解放石家庄很有价值。数年后，罗历戎特赦，担任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杨成武曾经专门去看望过他。

    清风店一战，我军歼敌1.7万人，“创晋察冀歼灭战新纪录”，受到陕北党中央的祝贺和嘉奖。朱德总司令还特意写了一首《贺晋察冀军区歼蒋第三军》的诗，赞美说：“请看塞上深秋月，朗照边区胜利花。”

    清风店打了一个漂亮仗，削弱了石家庄守敌的兵力，孤立了石家庄。最使蒋介石恼火的是，石家庄的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置要图落到了聂荣臻的手里。

    清风店战役成了华北战场上的转折点。清风店战役结束当天，聂荣臻便向中央军委发电，提出：“现石门仅有三个正规团及一部杂牌军，我拟乘胜夺取石门”；希望“太行准许以有力部队抓住元氏敌人，以减弱石门防御力量”。

    聂荣臻还向军委报告说，他要“乘大会空隙到前线一行，并与野战军首长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

    毛泽东接到聂荣臻的电报后，亲自拟电说：“清风店大歼灭战胜利，对于你区战斗作风之进一步转变有巨大意义。目前如北敌南下则歼灭其一部，北敌停顿则我军应于现地休息十天左右，整顿部队，恢复疲劳，侦察石门（即石家庄），完成打石门之一切准备。然后，不但集中主力几个旅，而且要集中几个地方旅，以攻石门打援兵姿态，实行打石门……”

    朱德总司令对打石家庄也十分关心，他当时和刘少奇一起在西柏坡领导中央工委的工作。10月23日，朱德连续发出两份电报。一份是建议中央军委批准晋察冀野战军打石家庄的作战计划，另一份电报是打给晋察冀野战军的。电报中提出“请你们预为准备各种补充。等军委批准后，用全力来进行此战役”。电报还告知，“朱拟即去野司”。

    清风店一战，晋察冀我军不但打出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打出了华北战场的新形势，也为石家庄的解放打出了一个好开端。

    石门，已随着清风店的枪炮声，悄然地敞开来。

    四、撞开石门石家庄已成陷于解放区的“陆上孤岛”，指日可下。陕北中央决意华北我军打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坚战。国民党吹嘘道：石门三道防线胜过马奇诺防线。

 第297章

    解放军总司令亲自参加解放石门的作战会议。大血战，郑维山、胡耀邦亲自率部攻城。擒贼擒王，傅崇碧率尖兵插入敌心脏，巧立奇功。

    1947年下半年，解放战争的隆隆炮火响彻了一年后，已由我解放区逐步推向蒋管区。在顶住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后，我人民解放军已在全国各战场，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战争天平倾斜得如此之快，不但大大出乎蒋介石的意料，就连毛泽东对这急骤前进的步伐亦深感兴奋和惊异。

    华北战场。随着华北我军一系列有效的军事行动，国民党军只剩保定、石家庄等几座大城市。而清风店大捷，又使石家庄门户洞开。石家庄已套入我军目标瞄准的光圈。

    石家庄又称石门，早年不过是获鹿县的一个小村庄。据说因为只有十来户人家，所以叫十家庄，又说这十来户人家都姓石，又叫石家庄。只是到了近代，由于交通的发展，它才渐渐变为城市。1900年平汉铁路修建，途经这里，设车站；1903年正太铁路修建，起始点在此，1907年通车后又设路局于石家庄。于是商贾云集，居民骤增，逐渐繁华，改石家庄村为石家庄镇。

    民国初年乱世，占据北方的奉军为了向南扩张，将镇改市，把石家庄镇与休门镇各取一字，定名石门市。以后石德铁路通车，石家庄便成了东去山东，西往山西，北向平津，南下中原，连接北平、保定、太原、大同、郑州、武汉、德州、济南等重要城市的交通枢纽。随着铁路和公路的发展，石家庄这个不名之地迅速膨胀起来，到解放前夕，人口已达28万，城市面积20平方公里，一跃成为华北重镇。

    石家庄发展之快近乎神奇。而如此神奇般地发展，始于其优越的地理条件。它西临太行山，可以控守井陉、娘子关，北通京都，处于京都左腋，南控华北几百里平原，为兵家所必争。天然优越的地理条件与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结成一体，使其成了各派军事势力激烈角逐和争夺的一个地区。

    七七事变后，日寇分三路入侵华北，其中一路沿平汉路南下直取石家庄。

    为割断我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联系，扑灭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烈火，日寇将侵占华北日军的三分之一兵力摆在石家庄及正太路寿阳以东地段。石家庄成了日军在华北的一个兵营，一个侵略和掠夺华北的重要基地。

    日寇投降后，蒋介石也深知石家庄战略地位的重要，急令胡宗南部第二十四集团军李文，率其嫡系第三、第十六军东渡黄河，侵入华北，第三军进占石家庄。为了使石家庄成为联结冀晋、保障平、津、保的稳固的战备基地，国民党军不顾人民的死活，竭力搜刮民财民力，每日驱使两万多民工，在日寇修筑了八年的防御体系的基础上，继续经营，把这方圆60多华里的偌大城市，搞成了一座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如蛛网的坚固设防城市。6000多个碉堡，分布在石家庄的主要街道和路口上。三道防线，形成三道地下城墙。

    石家庄成了火药桶，国民党军构筑的工事不可谓不强。三道防线中，第一道为外市沟，周长60华里，深7米，宽6米，沟外沿有鹿砦、铁丝网和布

    雷区，沟内设有高堡、伏堡1000多个，并设有电网。其后是环形铁路，6辆铁甲列车昼夜不断巡逻。

    第二道防线是内市沟，沟长36华里，深、宽各5米，沟内设有尖木桩，沟外有铁丝网、挂雷和鹿砦、沟沿设有比外市沟更稠密坚固的高碉、低堡、伏堡和野战工事。内外市沟之间的各村庄，都构有坚固工事，是重要的支撑点。其中以振头镇、城角村、西里村、西焦村、北集村、柏林庄、范村、元村、花园村等较强。两道市沟之间有交通沟或地道联结，沟内广设削桩、鹿砦，是国民党军石家庄的重点防守地段。

    第三道防线是以市区为中心的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铁路工厂、发电站等坚固建筑组成的核心工事，核心工事同重要碉堡之间，以明堑暗道相通。三道防线之外，还分别在大郭村、东西三教、南北翟营和市东北的制高点云盘山等地，大量构筑了工事和火力点，作为警戒阵地。有了这样坚固稠密的工事，加上重兵把守，国民党自信可以确保无战了。南京、北平的宣传机器吹嘘说，“三道防线胜过马奇诺防线”，“石家庄的工事，国军可坐守三年”。石家庄守敌更是狂妄地断言说：“共产党没有飞机，坦克，休想拿下石家庄。”

    在蒋介石看来，石家庄就像是一颗钉在我解放区的钉子，有了这颗钉子作依托，他可以放心大胆地向我冀南、冀中、冀晋、太行各解放区进攻了。

    然而，解放战争的进程出乎蒋介石的意料之外，他的美梦连连被打破。石家庄大战，过早地勾画在他的作战地图上。

    1947年春，我晋察冀军区部队在聂荣臻司令员指挥下，连战连捷，相继取得保南、正太战役的胜利，石家庄与保定、太原之间的联系即被割断，守备石家庄的第三军的所有补给，只能依靠空中这一条路进行了。石家庄已成为深陷于我解放区的“陆上孤岛”。

    10月，清风店一役，我晋察冀野战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歼灭了由石家庄北犯的第三军主力一个师又一个团，活捉了第三军军长罗历戎中将。蒋介石偷鸡不成反倒蚀把米，偌大个石家庄仅剩下正规军三十二师，就是加上河北保安纵队第一团、第二团及周围9个县的保警队，也不过2万来人。蒋介石深感石家庄不能再失，不得不挖肉补疮，紧急从保定空运保定绥署独立团及一个榴炮营，以聊补石家庄防守兵力之缺。蒋介石把赌注押在他苦心经营了数年的防御工事上了。

    前面已经提到，10月22日12时，清风店战役刚刚结束仅半小时，枪声尚未停息，硝烟还未散尽，聂荣臻司令员即致电中央拟乘胜夺取石门。军委分析了华北的形势，当即同意了聂荣臻及华北军区的意见。毛泽东对华北我军将首攻打石门这样的大城市感到激动、振奋，指示华北我军不惜兵力，将攻石门放在更坚实的基础之上，因为石家庄是敌人在华北的重镇、蒋介石不会坐视不救，任我宰割的。

    三天后的10月25日，晋察冀野战军在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杨成武主持下召开了有旅以上干部参加的前委扩大会议。解放军总司令朱德远道赴会，由此也看出了中央对石门攻坚战的重视。会议根据中央军委复电的精神，针对石家庄的敌情，研究了作战计划与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开始了。

    当罗瑞卿等人介绍石家庄敌人的部署情况时，朱德特别注意那张《石家

    庄半永久防御工事、兵力部署及火力配系要图》。这份《要图》的右上角标着醒目的《绝密》两字。

    忽然，朱德问：“这份《要图》是从哪里弄到的？”

    “是清风店战役中缴获的。”

    “这是罗历戎亲自携带，准备到北平后呈送孙连仲和蒋介石的”

    朱德微微点头，又仔细地看了看图，说：“这份图很重要，敌人的工事构筑、防御体系、兵力部署和火力配系都详细标在上面，对我们制定石家庄战役计划、定下正确的决心很有用。”

    罗瑞卿立刻对作战处长吩咐说：“复制它几十份，发给各纵队，以便于各部队更好地了解敌情。”

    会议开得热烈而成功。会上，朱德说，解放战争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打石家庄要“勇敢加技术”，要精心计划，认真钻研战术、技术。会上，确定“以阵地点的进攻战术为主要方法”，采取稳打稳进的方针，以坑道作为接近敌碉堡，用炸药爆破、大炮轰击以后，迅速用步兵夺取敌阵地。

    石家庄是解放战争中我军要进攻的第一个大城市，也是晋察冀军区打的一个大仗。聂荣臻司令员根据当年打进漳州的经验教训，特别提出了进城纪律和保护市内工商业生产设施问题，亲自审定了政治训令的约法九章，明确提出：“这次攻打石家庄，除全军一致努力完成军事任务外，入城纪律与人城工作关系亦极为重大。……力争解放石家庄与保证入城纪律优良，此为各参战部队的两大中心任务。”

    “严禁破坏机器、工厂、医院、电灯、自来水、电话电线、玻璃及一切城市建筑和设备（除军事行动必须）。……不许自行动用与搬运一切物资资财及房舍用具，对仓库、贮藏室只有爱护的任务，报告的责任，没有动用的权利……不侵犯城市工商业，不侵占学校，不私入教堂。尤应保护城市贫民的生命财产。……严禁个别人员徘徊游荡茶楼酒馆，尤其娼寮地区，不许大吃大喝，注意军容风纪与军装整齐。”

    这个约法九章公布以后，在指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有的民族资本家私下说：当年项羽成霸业火烧阿房宫终取灭亡，刘邦占咸阳约法三章有汉室。如今晋察冀部队公布约法九章，石家庄不攻自破。

    聂荣臻约法九章，确实显示了其过人的军政素质。这是后话。

    军区扩大会议经过周密研究后定下了战役决心：乘目前石家庄敌兵力较为虚弱之际，以司令员郑维山、政委胡耀邦指挥的第三纵队，司令员曾恩玉、政委王昭指挥的第四纵队及冀晋军区、冀中军区部队对石家庄举行战役进攻；以司令员陈正湘、政治委员李志民指挥的第二纵队和独立第九旅、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集结在定县南北地区构筑阵地，阻敌来援。

 第298章

    如我攻击石家庄，敌主力由平汉线南下增援，我则以冀晋，冀中两军区部队继续担任对石家庄的围攻与钳制，集中野战军全部于保定与石家庄之间，歼灭援兵一部或击溃其援兵后再攻击石家庄；如敌不增援，则采取积极手段，力攻石家庄。

    在战术上，针对石家庄的防御体系，决定先占四郊，改造地形，挖壕接敌，突破两道市沟，猛插核心工事，歼灭守敌。具体部署是三纵在西南，四纵在东面担负主攻的任务，冀中军区部队在东南面、冀晋军区部队在西北面协助三、四纵队，向石家庄发起进攻。二纵指挥其余部队阻敌援兵。

    会议之后，轰轰烈烈的战备在全野战军展开了。攻打坚固设防的石家庄，

    不但在华北我军，就是在全军也是头一遭，意义重大。部队用了十几大的时间，大搞军事民主，开展提困难想办法的群众运动，发挥从清风店战役中补充的解放战士的积极性，让他们介绍石家庄敌人的设防情况，共同研究接近和通过市沟、破坏电网、穿过马路、爆破地堡以及对付坦克、铁甲车办法。

    然后，进行攻坚作战的实际演习，演练挖掘地道爆破外壕，对付装甲车，打核心工事，打巷战。

    杨得志司令员为确保万无一失，再次召来被俘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结合实地叫他介绍了哪里可以突破，哪里是重点。为瓦解石家庄守敌的军心，动摇敌军的士气，还释放了在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近千名敌军官兵，令其返回石家庄。

    11月1日，野战军司令部发出了石家庄战役作战命令。11月5日夜，我军以隐蔽突然的动作，包围了石家庄外围各据点。

    一场首攻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战役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11月6日零时，大地一片寂静。大战前的沉寂往往更令人紧张、激动。

    突然，夜空中舞起绚烂的焰火，大地震颤，枪炮声震耳欲聋。

    石家庄战役打响了。

    攻击是激烈的，但稳步向前发展。战至拂晓，我第三纵队占领了西郊和南郊的留营、张营、大车行、北杜村、王村、西三教、塔谈村；第四纵队占领了东郊和东北郊的柳辛庄、桃园村、小沿村、南翟营、北翟营、谈固村、北宋、方北；冀中军区部队占领了东南郊的大安舍、大郭村、马庄、西三庄，并包围了飞机场。

    自石家庄被包围后，飞机场已成了蒋介石支援守敌的唯一通道。因此，夺下飞机场断敌空中增援，是夺取战役胜利的关键。敌人也很清楚，机场是他们的命根子，救命的稻草。晨8时许，敌以飞机掩护保安第九团主力，向我占领小安居的独立第一旅一团三营扑来，妄图夺回村庄，保障飞机场的安全。三营在被数倍于己的敌人包围下，顽强抗击，打退了敌人10多次进攻，坚守住了村落。7日拂晓，我冀晋军区独立第一、第二旅，分别由东北、西北两面夹击，歼敌保安第九团一部，占领了机场，切断了敌人向外的唯一通道，敌人成了瓮中之鳖。同时，我冀晋第四军分区部队解放了获鹿城。

    6日17时，我第四纵队十旅，在政委傅崇碧的指挥下开始攻击云盘山。

    云盘山听起来气势不凡，实际上此山高不过四五丈，周长六七十丈。但在一马平川的石家庄东北部，倒算是个庞然大物了。日军占领时，此山即修有碉堡。第三军“接收”后，以山上的一座庙宇为核心，用钢骨水泥修了三层地堡。山下有深壕两道，电网两道，守敌为保警队的一个加强连，有重机枪4挺、轻机枪9挺、60炮4门，成了交叉火网，故而被敌称作“铁打的云盘山”，准备长期固守。这个“山”是我四纵从东北方向进军的拦路虎。

    傅崇碧就是要啃下云盘山这块硬骨头。此人是华北我军一员数得着的猛将，有胆有识。他首先指挥配属给十旅的野战军炮兵群在300米距离上向云盘山核心工事进行直瞄射击。炮弹在核心工事上爆炸了。硝烟散尽，但从望远镜里发现工事竟完好无损。头一次进攻未能奏效，显然，傅崇碧碰上石家庄大战中第一块难啃的骨头。

    一招不行再来一招。他指示部队挖壕接敌，把几百斤炸药装到核心工事

    前，一声爆炸，部队冒着浓烟冲了上去。敌人并没有被炸死，核心工事依然完好，但敌人已被震晕了，失去了抵抗能力。三十团三营八连没等敌人清醒过来，已经冲到跟前，从射击孔中塞进爆破筒，一个加强连的敌人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外市沟外面的最后一个据点拔除了。傅崇碧一时兴起，指挥部队把大炮架上云盘山向敌人的发电厂轰击，击毁了发电设备，整个石家庄的灯火忽然之间全部熄灭，敌人用以阻挡我军进攻的电网再也不起作用了。

    打大的攻坚战，毕竟不同于我军拿手的野战。石家庄深而宽的外市沟，犹如一条巨蟒、蜿蜒盘踞在石家庄近郊的四周。沟外地形开阔，无法接近。

    我军在广大民兵、民工的协助下，于6日夜开始土工作业，改造地形。各进攻部队都以第一梯队构筑进攻阵地，以第二梯队挖进攻阵地的交通壕，战役第二梯队和民兵、民工挖后方交通壕。

    经一天两夜的土工作业，至8日清晨，我军的交通壕已伸展到距外市沟百米以内，隐蔽的坑道则挖到了外市沟外沿，完成了进攻准备。这项工程虽然浩大，但卓有实效。由于我军每团有两、三条交通壕，每条长约5公里，我军所有人员、马匹都转到地下，运动自如，敌人的火力和飞机也奈何我不得，失去了作用。

    8日午后16时，我军对外市沟发起全线攻击。三纵七旅第二十团首先在外西兵营爆破成功，将外市沟炸开了两个8米至10米宽的缺口，该团第二营乘着爆破的烟幕跨越市沟，夺取了敌人的前沿阵地，尔后向两翼发展，占领了农业试验所。第一、三营随后，占领了西焦村和西里村。第二十一团也相继突入，占领了城角村、洒酒司等要点，并击毁敌装甲列车一辆。

    16时30分，八旅第二十二团由西三教西北架梯突破，第二十三团亦于振头以西突破。两个团当即钳击振头镇，守敌赵县保警队大部破歼，少数窜入内市沟。

    与第三纵队动作的同时，第四纵队十旅从东北面突破，占领了义堂村、八里庄各点；第十二旅在东面突破，占领了范谈村，包围了范村；冀中军区部队从东南面突破，占领了东三教、槐底，包围了元村、彭村；冀晋军区部队从西北面突破，包围了北焦村。

    外市沟攻击顺利。至9日晨，敌内、外市沟之间的据点除范村、元村、彭村、北焦村四点外，全部为我攻克。这时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命令派一部兵力包围未克之点，不过多与此敌纠缠，而是将全部兵力和民兵、民工转入改造地形，不失时机地向内市沟推进。

    外市沟被突破，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沉不住气了。他一会儿跑到这里，一会儿跑到那里，拉开尖尖的嗓门，操着浓重的江西乡音，喝斥着要枪毙这个，又要枪毙那个。该骂的人几乎叫他骂遍了。他是决心要守住内市沟的。

    这里不仅有坚而多的工事，而且由他的三十二师直接防守。他深知环绕石家庄市区的这道“天堑”同石家庄是生死相关的；有内市沟则有石家庄，无内市沟则无石家庄。一旦有失，他这个黄埔三期生，何以对得起校长的栽培？

    何以对得起胡宗南长官的提携？

    11月9日夜，初冬的石家庄寒风习习，细雨蒙蒙。华北我军各部在夜色掩护下，顶风冒雨开始了大规模的土工作业。

    第一梯队在敌前沿展开，先挖卧射掩体，再逐渐构成跪射和立射掩体，遂后再把一些掩体加盖成地堡，然后再将各个掩体和地堡横向贯通，筑成堑

    壕。第二梯队构筑纵向交通壕，敌火力射程之外的交通壕则由民兵和民工构筑。夜深人静，稍有一点响声，便引来敌人一阵枪炮声。全体指战员和民兵、民工不顾敌人的火力威胁，一刻不停地工作着，通宵达旦。翌日，当朝辉驱散了晨雾的时候，放眼望去，昨天还是平展展的田野，一夜之间面目全非，仿佛经历了一场神奇的变迁：数不清的掩体和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沟，满布于内、外两道市沟之间纵深2000米的开阔地上。各主攻团还在距内市沟60米处挖掘了坑道，直达内市沟外壁，并构筑了装药室，完成了内部爆破的准备。敌人虽有陆空配合，有深沟为障，有群碉封锁，但面对我军这种虽然土气却颇有实效的“人海战术”，又能奈何？

    10日16时，太阳西沉，红光似火，我强大的炮群突然咆哮起来，对内市沟的总攻开始了。

    火炮按照各自的性能和分工的目标猛烈轰击：山野炮弹吼叫着射向敌人的高碉；战防炮、步兵炮的炮弹则呼啸着在敌人的低碉和火力点上爆炸；轻机枪封锁着敌人的碉堡射孔；迫击炮弹在敌人的野战散兵阵地上开花；重炮向敌纵深实施压制性射击。内部爆破与外部爆破同时并举。石家庄在震耳欲聋的炮声、爆炸声中颤抖不已。到处闪着红光，到处腾着浓烟，到处飞着瓦砾。

    16时30分，部队发起冲击。在西南主攻的三纵七旅，用梯子战术把先头连下到沟里。但没等把梯子靠到对面的壁上，却遭到敌人密集火力的杀伤。

    呼啸的弹雨像刮起血腥的旋风，旋转着，扩张着。这个连队的指战员血染沟底，为解放石家庄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第299章

    主攻团意外受挫，碰了钉子，但令郑维山、胡耀邦聊以自慰的是，助攻的八旅二十三团却在相邻地段上成功了。

    原来二十三团把坑道挖在内市沟的下面，装上大量炸药。总攻开始后，一经引爆，那一段市沟就像个小火山爆发似地腾空升起，地堡也飞上了天，落土沉积下来，使几丈深的沟壁立即变成了平缓的斜坡。二十三团四连的勇士们冲上这道口子，但由于土质过于松散，前头的同志一踏上去就浑身陷在土中。冲锋时刻，时间就是生命，就是胜利。后续人员继续猛冲qi書網-奇书。先头人员用自己的血肉之躯铺平了通向胜利的道路。

    16时40分，四连在敌“英字”23至24号碉堡间首先突破。敌九十六团三营即以坦克为掩护进行了疯狂反扑。四连在五连、六连的协同下，连续三次将敌击退。敌反扑更加猖狂，二十三团以二梯队三营投入战斗，敌大部被我歼灭。16时55分，我二十三团全部攻入南兵营，巩固了既得阵地，掩护全旅于16时全部通过内市沟。

    刘英眼看着他的“天堑”被我撕开了口子，未日就要到了，便把它的老本二梯队九十六团全部投了进来，在坦克的掩护下，疯狂地发起反击。

    战斗到最激烈、最紧张的阶段，也是整个战役至关重要的时刻。打不退敌人的二梯队团，就是可能被敌人反出来，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三纵司令员郑维山果断地指挥二十三团以一部正面抗击，大部经左右两翼向敌侧后迂回，截断敌人的退路，将敌九十六团大部歼灭。此时七旅经过二十三团的突破口也先后通过了内市沟。七、八两旅开始进入市街战斗。

    在三纵突破敌内市沟的同时，第四纵队第十旅第二十九团也在东边突破，接连打退了敌九十四团在坦克掩护下的7次反扑，巩固了阵地。十旅主

    力顺利地通过了内市沟，推进到中正路。接着，第十二旅、独立第七旅和独立第八旅，也相继突破敌人阵地，占领了复兴路、大兴纱厂、汽油库等要点，进入了市街战斗。

    第四纵队担任二梯队任务的第十一旅，早在10日23时即投入战斗，一路向中正路高大建筑猛扑；一路从民生路向车站攻击；另一路经休门镇直插大石桥。第三纵队担任第二梯队的第九旅，在七旅与冀晋军区部队之间加入战斗，沿平安路、机场路向大石桥发展进攻。

    经20个小时的激战，石家庄市区已大部被我军占领。至12日晨，敌三十二师师部和第九十五团残部仅据守着核心工事顽抗。

    所谓核心工事，就是以大石桥为中心的防御体系。大石桥是一座铁路天桥，因以大块方石修成而得名。敌三军“接收”石家庄后，罗历戎看中了这座桥作为指挥所，于是下令将桥孔统统堵死，四周立起围墙，大石桥成了一座能打能藏的巨大堡垒。

    我军突破内市沟后，敌人大势已去。一天零两夜的时间，刘英告急的电报竟发了四五份之多，然而得到的答复总是“固守待援”之类。但想起蒋介石以“老弟”相称，尽管老蒋“亲率陆空大军”支援的支票是空头的，至今不见一兵一卒，刘英还是深感荣幸，为之效死也在所不惜了。与刘英的负隅顽抗相配合的，有空中的飞机，地上的坦克，车站上的铁甲列车，轰炸、扫射、炮击，使整个市区笼罩在一片烟雾之中。

    正当战斗激烈进行的时候，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来到了市内第四纵队指挥所。杨司令员了解了战斗进展情况后，立即命令第四纵队十一旅攻击车站和正太饭店，为最后总攻大石桥创造条件；命令四纵队越过预定分界线，配合三纵队尽快歼灭据守核心工事之敌。

    上午8时，按杨司令员的命令，三纵队从西、西南、西北，四纵队从东、东南、东北，向敌核心工事发起攻击。在我军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敌人钢筋水泥碉堡大部被摧毁。我军各部队相继突入敌人阵地。

    战斗中，一件意外的插曲缩短了战斗的进程。上午，四纵司令员曾思玉就接到十旅政委傅崇碧的报告，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被抓获。这真是意外之喜。阵地还没有完全突破，敌人的最高指挥官已落入我军之手，这是怎么回事？

    原来，攻击发起前，傅崇碧带着团以上干部，到前面观察地形、敌情，以便展开兵力。在他们前面，一个侦察连在搜索前进，他们悄悄摸了两三里，发现已经离火车站不远了，尽管夜色很重，还是看到车站里有很多敌人。他们立即抢占了右侧的高大水塔。打前站的侦察兵神不知鬼不觉地往前摸，敌人没有发现他们，他们竟闯进了敌人的师指挥所。

    石门敌三十二师指挥所内，刘英等人还没有醒过神来，枪口已经堵到胸口窝了。侦察兵把五六个俘虏悄悄带了回来，兴兴冲冲地报告：“政委，我们抓到了敌人的师长！”“还有参谋长……”

    正在这时，敌人发现丢了指挥宫，便黑鸦鸦地向水塔扑来。

    敌人显然想抢回他们的指挥官，不顾一切地轮番冲锋。但我部有傅崇碧政委亲自指挥，又仗水塔之地利，敌人的反扑失败了。激战了一个小时之后，敌人丢下200多具尸体，退了下去。

    傅崇碧叫警卫员把手电打亮，这才看清几个俘虏的装束。一个俘虏佩带

    着将军军衔，衣服笔挺，中等个头，稍胖。无疑，此人就是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了。

    傅崇碧对刘英说：“我们已经把车站包围了。为了减少伤亡，你马上下命令，叫你的部队投降！”

    刘英此时虽被俘，但嘴上还挺硬，说：“他们是军人，不会听我的。再说，他们现在接不到我的命令了。”

    “我是前线指挥官，我命令你写！”

    敌师长迟迟犹疑不肯动笔，傅崇碧大怒，掏出手枪，哗啦一声顶上子弹：“你不写，我毙了你！”

    这着很见效，刘英脸色顿变，连连说：“我写，我写！”他写了要正太饭店一个团守敌投降的命令，叫一个校官送去，并派他的副官到火车站以他的名义喊话。

    擒贼先擒王。傅崇碧意外的收获收到了意外的效果。大石桥、火车站、正太饭店等要点的不攻自破，无疑减少了对城市的破坏，更减少了部队的伤亡。

    11时，敌人停止了抵抗。内外市沟之间被围的那4个据点的敌人，有的投降，有的被歼。向北逃窜的400余人，也被我二纵四旅全歼于灵寿以东地区。

    国民党吹嘘的“可坐守三年”的石家庄，6天6夜即告解放。

    在全国战略反攻的形势图上，我军的旗帜又一次插上了大中城市。短短一个月内，华北军区连获两场大捷，一时间声威大振。

    石家庄战役结束了，石家庄内外数十万军民锣鼓喧天地欢庆胜利！

    与此同时，陕北中央和各地的电报纷纷而至，祝贺胜利。晋察冀人民沉浸在欢乐的海洋里。朱德总司令在发电嘉奖的同时，还以《喜闻收复石门》为题，赋诗一首：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指顾间。

    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返秦关。

    ……

    新华社于11月16日，发布了解放军总部发言人对石家庄大捷的评论。

    发言人首先指出：“这是一个重要的胜利，并且是今后一连串胜利的开端。”

    发言人接着说：“此次石家庄守敌达两万以上，并得到美国供给的蒋匪空军积极援助，然而仅仅6天，该城即被攻克。在突破敌人每一阵地时，每次只需二三十分钟。蒋军的士气是异常低落了；而我军的军事技术，多谢蒋美运送的新式武器，已经空前提高了。”

    南京、北平，愁云密布。石家庄的丢失，似乎使蒋介石看到了可怕的一幕：失败已不仅仅限于在广大农村和中小城镇。石家庄今日能丢，谁又能保证明日北平、天津、济南等大城市的命运呢？更令他沮丧的是，石家庄的丢失，给一些西方通讯社提供了讥讽的口实，这些报道颇引人注目。

    路透社的消息，说石家庄一役对蒋介石是一次“新挫败”。

    而对蒋政权信心不足的合众社的一则消息，说石家庄之战是解放军“可

    观的胜利“。虽未明着揭国民党军的伤疤，但听来叫人不舒服。

    另一则合众社的消息，夸张地说石家庄解放后，“保定（蒋）省政府官员立即乘汽车逃向北平”。

    石家庄一败，确实给了蒋介石太多的苦涩和失望。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逼着罗历戎的第三军北上增援徐水。早知石家庄这么快就易手于人，就该多增派些援兵。可兵从哪儿来呢？时至今日，他处处感到被动。

    战场上，他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主动权。失去主动权的战争，面临的结果只有一个，失败。

    1947年的岁末，南京似乎将面临一个严酷的冬天。

    五、晋中鏖战徐向前病愈出山，宝刀不老。运城城下，徐向前紧急向王震“借”兵攻城。徐向前向王新亭下死命令：打不下临汾，你我都到五台山当和尚去。阎锡山的同乡却是结束他“土皇帝”梦想的老对头。毛泽东笑问徐向前：你6万人是怎么消灭阎老西10万人的？

    1948年上半年，华北我军随着战场上的节节胜利，主力部队有了空前的发展。除晋察冀军区的二、三、四纵队及晋冀鲁豫军区的八、十三纵队外，又编组了第一、第六、七、十四、十五等5个纵队。其中，野战军分为两个兵团，一兵团辖八、十三、十四3个纵队，军区徐向前副司令员兼一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周士第任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

 第300章

    二乒团辖二、三、四、六4个纵队，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杨成武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

    另外，北岳军区组成一纵，冀中军区组成七纵，共9个纵队，2个炮兵旅。

    加上地方部队，总兵力达42万人。此外还有补训兵团4个旅16个团。

    华北战区的另一半——山西战场也是好戏连台。继运城、临汾大捷后，我军又取得了晋中大捷的骄人战绩。而导演出这一系列战争活剧的，正是在我军战史上威名赫赫的徐向前元帅。

    徐向前祖籍山西。他的老对手阎锡山也是地道的山西人。在家乡的黄土地上，徐向前风光无限，给“土皇帝”阎锡山好好上了一课，更把胜利的战车推得滚滚向前。

    1948年是徐向前病愈复出后连战连捷，胜利记录达到高峰的一年。

    抗战后期，一向能征善战的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徐向前病倒了。一个征战沙场几十年的战将每日与病榻相伴，其痛苦、烦躁也许更胜过病魔本身的折磨。无奈中，他只得在延安的医院里与众人欢呼抗战的胜利。

    当解放战争的大幕猛然拉开时，一直惦记着部队的徐向前再也躺不住了。虽然他清楚地记得毛泽东来医院看望他时说的话：“向前同志，安心养病，以后国民党不会叫你闲着的！”但当全国战场上的隆隆炮声传来时，他每时每刻都难以安心。

    1946年11月，在得到中央同意后，徐向前兴奋地简单收拾了行装，同徐特立一家、王明一家、郑位三一家、刘少奇的爱人王前等人一起离开延安，不顾沿途敌机的轰炸扫射，昼夜兼程地赶赴山西前线。

    1947年6月，徐向前被中共中央军委重新任命为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当时，刘伯承司令员和邓小平政委已经千里跃进大别山，山西战场上的军事、政治担子都落在了他这个告别战场两三年的战将的肩上了。但血与火中冲杀出来的徐向前信心十足，他还要在战火中重新锻铸他那把曾经是十分锋利的战争之剑。在了解了战场情况以后，他决定首先攻取运城，再夺取临汾，打两个漂亮的歼灭战，试试刀锋。

    谁知运城和临汾竟是两个“硬桃核”。徐向前病后出征，虽然取胜，但胜得并不轻松，甚至可以说全靠巧妙的战术攻克这两座城市。

    徐向前到晋冀鲁豫战场的一个多月前，太岳军区的部队曾经打过一次运城，因城坚难摧，主动撤离。徐向前到达运城前线后，决定以王新亭的第八纵队和吕梁独三旅、太岳三团等部队担任主攻。谁知激战一周，运城没有攻下，胡宁市派出的4个旅援兵却从三门峡地区北渡黄河，前来增援运城。为避免被动，攻城部队只好先撤退。

    正当战士们为没有打下运城而着急时，徐向前得知王震将军率领西北二纵路过晋南。想起“王胡子”，他一拍大腿：“有了。”他一刻也没有耽搁，马上去找王震商量，请王震这个纵队协助攻城。

    王震笑呵呵的，答应得很痛快。说起打仗，他也是个急性子。王震向徐向前提了个条件：此事须得毛泽东同意。

    徐向前向毛泽东报告后，毛泽东表示同意，并指出，王震纵队应位于黄河北岸要点，确实保证河南敌不能北渡，方有把握，否则敌必增援，攻运城仍无把握。毛泽东主要考虑胡宗南在黄河南岸的4个旅和1个骑兵团是增援运城的主要力量，特别提醒徐向前和王震注意。

    当时的山西，百废待兴。对徐向前来说，攻取运城固然重要，但土改也是大事一桩。由于徐向前要同薄一波、滕代远一起参加土地改革会议，只能让晋冀鲁豫军区第八纵队司令员王新亭任运城前线指挥部司令员，由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兼政委王震任政治委员，共同指挥两支部队攻城。

    运城算一个“硬核桃”。王新亭和王震指挥部队从12月16日打到26日，激战10天竟未能攻克。部队哪打过如此难打的仗，哪吃过这个亏。不少中、高级指挥员有些心疼部队，对攻城有些犹豫观望了。徐向前知道后打电报给王新亭：下死命令，坚持最后5分钟，一定要拿下运城。

    坚持最后5分钟终于见效。27日夜，王新亭和王震的部队分别从城北和城西突破，攻入城内，歼灭守敌，艰难地“吃”掉了第一个“硬核桃”。

    运城一役，更使徐向前坚定了对中等城市攻坚的信心。他的目光，又瞄向了晋南孤城临汾。

    临汾是晋南最大的一座城市，也是历史上著名的军事重镇。临汾城内高外低，城墙坚厚，好像伏在汾河东岸的一头黄牛，素称“卧牛城”。当地有人讲，临汾城从来没有被攻破过，明朝未年李自成率军攻城，不但没有降伏这头“卧牛”，还被射瞎了一只眼，气得这位农民起义军的首领把盔甲挂在城外的一棵树上，撤兵而走。

    也许历史记载的作用，自运城解放后，晋南的反动乡团、地痞恶霸都缩进临汾躲避，把临汾当作了一个避风港。临汾守敌自恃墙厚壕深，欺我军没有飞机大炮，一时也嚣张无比。

    徐向前决计攻取临汾，陕北中央也对此寄予厚望。拔除临汾，山西战场形势将发生重大变化。1948年2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决定组成临汾前线指挥部，由徐向前往总指挥。中央的命令正合徐向前的心意，他早已有心要制服临汾这头“卧牛”。

    徐向前毕竟是我军有数的几位著名战将之一，他对啃“硬核桃”似乎更有办法。当时，双方的兵力对比和地势差别注定了临汾之战将是一场持久而残酷的啃“硬桃核”式的城市攻坚战。临汾守敌有阎锡山的第六十六师主力、胡宗南的第三十旅主力及8个地方保安团，共2.5万人。而徐向前统一指挥第八、第十三纵队及太岳军区、晋绥的吕梁军区各一部共5.3万人，兵力虽占优势，但除八纵二十三旅是参加过上党、平汉战役的老部队外，其余部队很少有攻坚战的经验，甚至其中的15个团是刚由地方部队升级上来的，装备差，无炮，总体上我军并不占优。

    3月8日，临汾战役提前拉开了战幕。

    徐向前原先并未准备仓促攻击。但3月7日中央军委通报，胡宗南马上

    就要空运在临汾的三十旅回西安。为了阻敌西运，配合西北战场，徐向前决定提前发起临汾战役。八纵二十四旅连夜出发，在旅长王塘带领下，一昼夜强行军120里，赶到临汾城南飞机场附近，架起迫击炮，连发9弹，击中敌机2架。其余8架敌机来不及运兵，仓皇飞逃。胡军晕头转向，伤亡惨重，逃往城内。紧接着我军各部队从四面八方赶来，包围了临汾。

    阻敌西运的战略意图已经实现，下一步就是强攻临汾，最终解除晋南敌情的问题了。但敌军岂肯就此认输？阎锡山给梁培璜下了死守的命令，要他“城存成功，城亡成仁”。梁培璜也表示要“下定决心与临汾共存亡”。他给部队下了“八杀”的命令；如“凡奉命进攻，迟延不进者杀”，“未奉命放弃阵地者杀”，“邻阵地被攻，有力不援者杀”，“主官阵亡，次官不代行其职务者杀”，可谓杀字满天飞，强迫官兵“决心死战”。

    战斗稳步有序地发展。我军将临汾包围后，首先扫清外围，打通攻城道路。敌人炮火非常猛烈，我军多次冲锋，都未成功，敌我伤亡很多。我旅长王墉也不幸中弹牺牲。

    在城东电灯公司阵地上，我夺得了阵地，敌六十六师师长徐其昌亲自督战，连续反扑。我军战士抱着“流血换来的阵地绝不能让敌人夺回去”、“能前进一尺，不后退一寸”的决心连续打退敌人7次反冲锋。徐其昌盛怒之下，撤了一个团长的职，又连毙数名作战不力的官兵，但其精心组织的反扑也像是撞在了橡皮墙上，不能前进一步。

    我在攻击东关时，十三纵队一一二团七连战士李海水在登城战斗中负伤，被埋在土里，没有撤退。他隐蔽在外壕里边，组织起外壕里十几名伤员，挖工事，捡弹药，继续战斗。敌人冲来，十几名伤员奋勇反击，竟能在我后续部队难以到达的情况下，先后打退敌人6次反扑，坚持了一天，为我军最后打退敌军反扑赢得宝贵的时间。战后，临汾前线指挥部发布嘉奖令，表扬李海水的英雄事迹，命名第七连为“李海水英雄连”。

    战争是英雄施展才能的大舞台，一名英雄造就了一支英雄的连队。

    外围战，也是徐向前施展指挥才华的关键时刻。战役开始后，敌人先把地方武装放在城外固守据点，与我拼杀，又把胡宗南三十旅两个团用来与我死拼，并从西安、太原、天津派来飞机助战，狂轰滥炸，并恶毒地施放毒气，企图消耗我主力于城外，使我丧失攻城能力。徐向前看清了敌人的企图，重新调整了部署，保留若干主力部队准备攻城，使各部队轮番与敌在外围作战，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控制护城外壕，加紧完成坑道作业，为坑道破城创造条件。而我军主力轮番上阵，轮番休整，不过多消耗。此举大获成功。战斗进行到4月10日，我全部扫清外围据点，并爆破开东关城墙，两个旅突进东关，基本歼灭了敌六十六师，仅徐其昌等少数人逃往城内。

    战斗虽有进展，但战斗也是惨烈的。临汾城外围，激烈的枪炮声持续了20多天。我军在这20多天里虽歼敌3000多人，但自身伤亡也不在3000以下，虽扫清了外围，但攻城计划未能实现，部队士气颇受影响。

 第301章

    徐向前经过冷静分析，再次横下一条心：不拿下临汾，誓不回兵。

    黄埔校出身的徐向前也是位饱读兵书、熟谙中国历史的人。战场的隆隆炮声并没有干扰他清晰地思维。他想到古典小说《封神演义》中有个土行孙，能钻地行走，来无影，去无踪，觉得打临汾也可以采用“土行孙战法”，在炮火不强，坚城难摧的情况下，集中兵力依靠坑道爆破来攻破敌人的“铜

    墙铁壁“。既然敌军的优势在地上，那我们就比地下。

    朱德总司令也十分关心临汾战场，他同刘少奇一起专门拍电报给徐向前，介绍聂荣臻他们进攻石家庄的成功经验，希望徐向前再接再厉，攻克临汾。

    5月7日，徐向前给朱德、刘少奇等人写了《克临东关以来作战情况综合报告》，汇报了在地上地下同时进行的战斗情况。但是，由于攻城消耗大，连续作战两个多月未克临汾，有人背着战场主帅徐向前提出放弃临汾，回师东进。

    朱德听到这种议论以后，立即写信给晋冀鲁豫军区的领导，嘱咐他们尽最大努力支持徐向前，决不可自动放弃临汾。

    徐向前当时并不知道上述情况，仍在一心一意地在研究“土行孙战术”

    破临汾。徐向前甚至对主力战将王新亭说：就是胡子打白了，也要把临汾打下来，打不下来你和我到五台山当和尚去。

    战斗激烈的那段时间里，徐向前有时候看苏联小说，有时在作战值班室里练习写毛笔字，一张纸写满了，卷起来点烟。5月10日，徐向前给夫人黄杰写信说：“攻下临汾指日可待……我已数年不直接指挥打仗了，这一次出马就遇了一个硬桃核，而部队又多系新成立的，战斗经验不多，战斗力不高，真是使人焦心，现总算熬过来了。”

    徐向前对自己的“土行孙”战术充满信心，而“土行孙”战术的能否最后成功，关键是破城坑道。对此，徐向前亲自过问，调动大量部队和民工，加紧坑道土工作业。长蛇般的坑道一步步伸向临汾城下。

    5月中旬，我军以惊人的毅力和牺牲精神，经27昼夜挖成了两条长110多米的破城坑道，直通到临汾城墙底部。这两条坑道的尽头，一条内装6000斤黄色炸药，一条装1.2万斤黑色炸药。这时为保证安全，要消灭一切火种，铁器相撞，易发生火花，一切铁器要换成木棒作业。为运送炸药，300多人一个个连接起来，从炸药库一直排到坑道口。二十三旅黄定基旅长在坑道口一面指挥，一起运送炸药。天又下起雨来，指战员们生怕炸药被雨打湿，脱下军上衣盖住炸药……

    一切准备妥当，总指挥部计划5月17日夜间攻城。

    5月17日夜，只见三颗信号弹升起，手摇发电机猛一摇，山崩地裂一声响，前线指挥部的大柱子不住地晃动，沙土哗哗地落下，两段城墙和城墙上的敌人坐着土飞机飞向天空，然后土块砖头，像冰雹一样落下，霎时天昏地暗，城墙炸开了两个40米宽的大缺口。敌人一时目瞪口呆。我突击队马上冲入城内，分割歼灭敌人，当天夜里就解决了战斗。梁培璜带残部2000人争相逃命，互相拥挤倾轧，坠城落水者不计其数。逃敌均被我埋伏部队歼灭。

    临汾战役进行了72天，徐向前指挥我新军再获大捷。临汾战役，我军全歼敌六十六师、三十旅等共2.5万人，梁培璜、徐其昌被活捉，晋南完全解放。这是一种特殊方式的战斗，是解放区军民的创造。八纵二十三旅出色地完成破城坑道和担负主攻任务，对保证突破的成功起了关键性作用，中央军委命名该旅为“临汾旅”，予以表彰。

    此后，“临汾旅”叱咤解放战场，扬名朝鲜前线。在共和国不同的历史时期，这支英雄的部队也是屡建奇功，威震天下，成了人民解放军行列中一支颇富传奇色彩的光荣之师。

    华北我军的发展，预示着我人民解放军的发展壮大。1948年5月，中共中央任命聂荣臻为华北局第三书记兼华北军区司令员，任命徐向前、膝代远、萧克分别为华北军区第一、第二、第三副司令员。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的部队合并组成华北野战军第一、二、三兵团，加上地方武装，全区共有50万大军，兵强马壮，成了中央军委名副其实的战略机动部队。三个兵团中，徐向前兼任第一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主要任务是发起晋中战役，在晋中打击阎锡山。

    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1913年曾投靠袁世凯，任山西督军兼省长。1927年5月归附国民政府，任陆海空军副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几十年来，当各地军阀纷纷走马换将时，唯独阎锡山30多年大旗不倒，连蒋介石对此也表示惊异，因而阎素有山西的“土皇帝”之称。

    临汾被徐向前攻克以后，阎锡山手下在晋中尚有5个军、13个师以及民卫军约10万人。这些部队分布在榆次至灵石段铁路及太原至孝义公路沿线各城镇要点，阎锡山还以其中的13个步兵和炮兵团组成“闪击兵团”，机动应援，控制晋中。徐向前当时能指挥的部队包括八纵、十三纵、太岳部队及晋绥军区、北岳军区所属部队共46个团，6万多人，兵力对比上处于劣势。如果正面硬碰硬的打，谁胜谁负就难说了。

    徐向前与阎锡山真可谓是老对手了。鄂豫皖苏区革命失败后，徐向前一度回山西赋闲。阎锡山的老家与徐向前家仅一河之隔。在鄂豫皖，徐向前指挥红军屡挫蒋介石中央军的锐气，阎锡山非但没有对徐向前产生敌手的感觉，反而深为五台出了徐向前这样的帅才而骄傲，逢人便夸徐向前。闻知徐向前回到山西，他亲自出马迎接。得知徐向前欲回故里，他派车送行，又差人给徐家送去厚礼。

    徐向前当然知道阎锡山的用心。当两人再次见面时，阎锡山开口就说：“你过来，我马上委任你当团长。”

    徐向前沉静地摇摇头。

    “师长，你回来，我马上给你个师长干。”阎锡山急切地许愿道。他知道，黄埔出身的徐向前的价值实在在这个师长之上。他也知道，当时徐向前的黄埔同学中还没有哪个人能超过师长这个高官的。

    但徐向前还是摇了摇头，开口说：“你就是给我个军长，我也不能跟你干。咱们毕竟志不同道不合。”

    一次谈话，令阎锡山感慨万千，叹息不已。他知道他无法让徐向前投身到他的麾下。但他清楚一点：徐向前这样的将才是不可多得的。总有一天，他的军事才华将显露出来。

    也许出于敬意，也许是出于同乡之谊，阎锡山没有加害徐向前，反而礼让有加。也许他还寄希望于有一天徐向前能被他的诚意打动，回心转意，加入他的晋绥军。他曾不止一次对他的众多不服气的晋绥军将领说：“徐向前是帅才，你们没一个能比得了他。可惜！可惜！”

    星移斗转，阎锡山的话应验了。但令他头疼的是，徐向前却成了他的对手，而且是一个令他屡吃败仗的强硬对手。

    徐向前预见到，阎锡山的部队困守孤城，粮食极端困难，必然会在麦收季节出来抢麦子。千里晋中平原是山西的粮仓，也是阎锡山军粮供应的重要基地。在阎锡山看来，如果晋中丢失，军队粮秣无继，10多万官兵就会不战自乱。因此，每当晋中千里沃原上麦浪滚滚，阎锡山都把保粮、抢粮、屯粮

    作为在山西进行战略防御的关键，也成为晋中群众同阎锡山斗争的一个焦点。当时的山西，连小孩子的歌谣也唱道：“麦子麦子不要黄，黄了不够交公粮！”

    临汾解放后，阎锡山虽万般沮丧，但仍舍不得放弃山西。在高级将领作战会议上，甚至令人啼笑皆非地提出“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跑万有，一跑万胜’”的“十六字诀”。这“十六字诀”在徐向前看来纯属无稽之谈，是“一事无备，东风不吹”。但徐向前对阎锡山“一跑万有”的“跑”字却十分注意，巧妙地采取了多种对策，不让阎锡山的军队轻易“跑”掉。

    6月初，徐向前部署晋中战役。有人看到阎锡山的部队会“跑”，认为歼灭敌人一至两个师较为稳妥。徐向前此时却胃口极大。他听后摇摇头说：“在晋中我们要敢于打敌常规，正因为阎锡山要‘跑’，所以战机稍纵即逝。

    我们要抓住战机，决心歼敌4至6个师。这样部署错了由我负责。“

    徐向前回到长治后，亲自到军区图库里去找地图。管理图库的参谋以为部队要过黄河去支援西北作战，连忙拿出了一些豫西和豫北方向的地图。徐向前一看，连连摇手，说：“我要一份沁县地图。”

    在图库，徐向前意外地获得了一份敌《金钢岭守备方案》图。沁县之战，这一张守备图帮了徐向前大忙。有了此图，部署作战他便处处争先，每战主动。

    晋中战役初期，徐向前反复考虑阎军的意图和动向，认为阎锡山最怕损失实力，他的战术实际上是时刻准备逃跑。因此，既要迷惑敌人，让敌人敢于出来，调敌人远出；又要抓住战机，迅速歼敌，不让敌人逃掉。于是，他派一支地方部队，伪装解放临汾的兵团主力，开赴晋南风陵渡征集船只，作出准备横渡黄河支援我西北战场的姿态；同时释放了一批俘虏，有意让他们传播这一消息，使敌人误以为我主力不会马上推进晋中。又令吕梁军区部队攻击汾阳、孝义间，引敌主力西进，令太岳军区部队向北推进，相机占领灵石。

 第302章

    而兵团主力两个纵队，则从晋中平原的太岳山区秘密地向晋中开进。

    徐向前一连串迷魂计果然见效。阎锡山见我部队出现在孝义以西，灵石又被我攻击，而我主力又“远走晋南”，觉得有便宜可占，是一个“很好战机”。即令高淖之率三十四军等部共13个团的兵力扑向孝义以西围攻我吕梁部队。吕梁部队坚守阵地牵制敌人，阎锡山又派他的“亲训师”七十二师和“亲训炮兵团”前来增援。敌人出动了，徐向前盼望已久的战机终于出现了。

    他一声令下，我兵团主力突然插入晋中平原，攻碉夺点，向铁路线逼近。

    当我主力出现后，阎锡山发觉中计，立刻急调三十四军仓皇增援平遥，固守点线；另一路亲训师和亲训炮团也经介休北上，但这些部队却在介休、平遥间的张兰镇遭我军截击。当时，亲训师即所谓阎锡山亲自训练出来的部队，也是“闪击兵团”主力，正由少将师长陈震东率领前进，突然遇到我军几十门迫击炮和几十挺轻重机枪的一齐射击。队形大乱，纷纷向汾河湾逃窜。

    河滩里敌我展开激烈战斗，只两小时，阎锡山的这张“王牌”，1.2万多人全部被歼，几十门山炮，全为我缴获。与此同时，我军在平遥北，歼灭了正在调动的敌四十师。随后，又攻占了交城、祁县。攻祁县时，我军就用缴获的几十门山炮把城墙打开了20多米宽的大缺口，几个小时，即全歼三十四师近4000人。

    晋中之战，我军初战告捷，给阎锡山当头一棒。蒋介石此时为保住山西，牵制住华北我军，连电阎锡山，封官许愿，给阎锡山打气，要他“大胆与

    共军决战，保卫晋中“。

    但徐向前是不会给他这样的机会的。7月6日夜，敌三十三军、三十四军和第十总队，以及赵承缓集团军总部离开铁路，开始向西北方向退逃。我军主力奋力猛追，有的部队赶到敌人前边截击敌人。这时赵承缓集团军被我团团包围于大常镇、小常村、西苑村、南庄一带东西长约20多里、南北不足10里的狭小地区内。

    敌人见退路被断，慌忙构筑工事，负隅顽抗。我军集中兵力火力，一个村庄一个村庄地攻歼敌军。我以十三纵主力攻歼敌三十四军，八纵主力攻歼第十总队。敌第十总队以日寇战犯为骨干组成。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丧心病狂地把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数千名日寇留用下来，给以升官晋级、优厚待遇，编成了第十总队（相当师）。12日，残敌退缩于西苑村、小常村，我军展开最后的围歼战。战斗至15日，阎锡山的野战兵团全部被歼，赵承绶、沈瑞被俘，原泉福被击伤后因战败而自杀。原泉福死前对他的参谋主任说：“没想到徐向前这么厉害！”

    我军聚歼赵承绶集团后，晋中各县敌人纷纷弃城溃逃，我乘胜猛追，直追到太原城下。晋中战役，徐向前创我军大兵团作战以少胜多，全歼敌军的范例。中央军委贺电说：“庆祝你们继临汾大捷后，在晋中地区歼灭阎敌1个集团军总部、5个军部、5个师、2个总队及解放14座县城的伟大胜利”，“我军已临太原城下，最后结束阎锡山的反动统治的时机业已到来”。

    横扫晋中，徐向前以6万之兵歼敌10万，创造了一个奇迹。

    日后，徐向前在西柏坡参加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会上，毛泽东曾风趣他说：“向前，你来告诉大家，你的6万人是怎么消灭阎老西10万人的？”

    在此之前的7月19日，晋中战役刚结束，毛泽东就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发电祝贺。电文中说：“晋中战役在向前、士第两同志直接指挥之下，由于全军奋战，人民拥护，后方努力生产支前，及各战场的胜利配合，仅仅一个月中，获得如此辉煌的战绩，对于整个战局帮助极大。”

    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发电祝贺，足见毛泽东对此战胜利的重视和欢欣。整个解放战争，以中央军委的名义发电祝贺胜利的电文不少，以中共中央的名义则不多见。晋中一战，徐向前宝刀不老，而他那个老乡阎锡山却成了三秋寒蝉。更让阎锡山难以接受的是，徐向前晋中大捷，等于把太原城外围打了个精光。

    太原城岌岌可危。

    阎锡山在山西30多年的“土皇帝”梦似漂浮的泡沫，正一个个地幻灭无踪。

    六、大势平津平津战役竟孕育于西柏坡一间不起眼的小屋里。运筹帷幄，毛泽东施巧计牵出国民党“常胜军”。闻知东北军入关，傅作义脸色都变了。中央一天三封急电，毛泽东严令杨罗耿坚决堵住三十五军。旅长王昭歪打正着，智取新保安立下大功。林彪不顾中央劝阻，贸然入关。

    1948年的冬天，天寒地冻。这一个冬天对南京来说，显得尤为寒冷、萧瑟。南京总统府内，死气沉沉，毫无生机。

    这些天来，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的脸上更是没了笑容，紧板的脸上，冷漠得近乎残酷。即使披着挪黑色的斗篷，任凭光亮的马靴敲打着地面，也难以在手下的众将面前释放出往日的威严。

    他显得异常烦躁，他的心里比谁都苦。时局的急剧恶化，彻底扰乱了他内心的平静。他怎么也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即使瞑瞑中注定这是要发生的事实，但似乎一个一个的坏消息也来得太快了……

    东北之战结束。长春郑洞国投降，锦州范汉杰全军覆灭，辽西廖耀湘全部人马被歼……47万精锐之师几乎被解放军吃了个净光！这一切想起来就令他揪心。

    淮海战场上呢？情况也不妙。以徐州为中心的南线重兵集团已经被解放军华东和中原两大野战军夹击在中间了。

    原来指望华北战场上的情况可以使他得到安慰，没想到这里的情况更令他揪心。由于东北全境陷落，就使林彪的东北野战军这一上百万人的强大力量成了毛泽东手中的战略总预备队，随时都有可能迅速地开进关内作战。这样，华北战场的国民党守军便首当其冲地处于东北、华北两大共军主力的铁钳合击之中。

    铁钳！又是一把要命的铁钳。

    他仿佛觉得这铁钳夹住了自己身体的某个部位，而头脑似乎都要被这纷纷的思绪搅炸了。他觉得自己最好能得到天助，将蒋家王朝这叶在波涛中即将沉没的破舟拉回到平静的港湾。

    他闭上了眼睛，远处隆隆的炮声震醒了他，他不由得再把眼睛睁开。真是沧桑巨变啊！短短三年，地覆天翻。今日中国的形势己不是他蒋介石能说了算的了。

    在同一时间。

    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西柏坡。

    昨夜的一场大雪将这里装扮成一个银装素裹的世界，到处都是那么圣洁。山川、河流、树木、房屋都是白皑皑的。

    滹沱河水就像一个跳动的音符，欢快地流淌过枯黄的草地，给这一片土地注入了无穷的生命力。

    西柏坡本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山村，自从1947年5月以后，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率领的中央工委来到这里，便很快出了名。这个美丽的小山庄同其它普通山村不同，这里是清一色的瓦房，排列整齐，坐落有序。不少人家的房檐上吊着红得发亮、黄得发光的辣椒串、包谷辫。

    山村没有特殊的标识物，只有一口古老的大钟吊在村头的大树上。每当大风吹来，悠扬的钟声便随风飘扬。

    毛泽东卧室。

    这是一间外表和内里都十分简陋的小平房，屋顶薄薄的，冬天西北风一吹就透，而到了夏天则热气燎人，屋子里只有一扇窗子，空气不流通。

    此刻，屋内正烟雾缭绕。

    周恩来把脸转向了毛泽东：“主席，这些天北平、天津方面的情况有些紧张，好几份电报都报告了傅作义部队的频繁活动，他们是不是要搞点名堂出来？”

    周恩来尊重主席超过了任何人，尽管心里已经有了自己的见解，他还是把问题巧妙地提到了主席面前。

    毛泽东抽着烟，没有讲话，脸上依旧保持着异常的沉默。

    坐在一旁的朱德不紧不慢地接上一句：“啥子傅作义，那是蒋介石要搞什么名堂了。”

    此时此刻，著名的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就在此开始孕育。一个普通的山庄，贫乏的物质，但由于几位能执掌天下，运筹帷幄的卓越将帅们，使得它不平凡起来，这里发出的每一道命令，每一个信息，都将改变中国大地的命运。

    历史可以作证。

    毛泽东把烟蒂按灭，说：“东北一解放，华北的傅作义就变成了惊弓之鸟。”

    他说着做了个弓的手势。鸟呢？大概要飞了。他笑笑接着说：“如果不抓紧战机，把北平的敌人就地歼灭，他们随时都可能跑掉。华北的蒋、傅军队共有60多万，不管窜到哪里，对我们迅速解放全中国都是不利的，很不利！”

    此时，他的目光盯在地图上的北平、天津处。

    “所以，我们必须抓住当前的时机，将这股敌人就地歼灭，加速敌人在全国的总崩溃。”

    说到这里，他又做了个一张弓的手势。不过，他很快将弓缩小成包围圈，最后成两只拳头。

    “看来，马上发动平津战役，已成为当前华北战场上最紧迫的战略任务。”

    说毕，他又抽起烟。

    听完主席的话，周恩来说：“傅作义集团目前正处于我华北、东北两野战军的夹击之中，是坚守还是撤退，他们举棋不定。我们乘这机会，就地包围歼灭为最好。”

 第303章

    朱德说：“我华北40万野战军要阻拦60万蒋傅军队逃跑，并且歼灭他们，恐怕会有一定困难。有一步棋很重要，那就是东北野战军必须提早入关，协同华北野战军共同发动平津战役。”

    周恩来接过话头说：“华北不是40万，而是60万，再加上东北80万，140万大军，以这个绝对优势战胜敌人！”

    东北野战军接到秘密入关的命令，华北野战军则接到了调往平绥线的命令……

    毛泽东望着天空，表情变得肃穆了。“这一战役是由东北、华北两路大军共同完成。为了加强这一战役的领导，便于协同作战，我建议由林彪、罗

    荣桓、聂荣臻三个组成总前委，由林彪担任书记。“

    大家都表示同意。

    周恩来说：“这一计划还是比较周密的，为了争取时间，可立即通知林彪、聂荣臻认真贯彻执行。”

    讲到这里，毛泽东又补充说：“还要告诉他们，如遇到新情况，或执行中有什么问题，请他们及时提出来，加以修改补充。”

    这时，雄鸡报晓。

    北平，傅作义府邸。

    虽然就任华北“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已经有一段时间，但他心里明白，这是一个绝对的苦差。尽管如此，在其位就要谋其政。眼下，他还是把自己的部队作了一个自认为比较合理、满意的部署。

    傅部把60万部队，东起滦县、西至柴沟堡，沿铁路摆成一字长蛇阵，蒋系部队在东边，自己的部队在西边，这样东北军入关时使蒋系部队首当其冲，而自己的嫡系则可西逃绥远。

    此时此刻，他除了为自己打如意算盘外，还得准备后路：逃跑。一旦平、津、唐不能固守，他就准备跑。

    南逃：经过平津，从海上逃撤，退守江南，收拾残局。

    西窜：缩回绥远老巢，保存实力，配合青海的马步芳、宁夏的马鸿逢，负隅顽抗。

    傅作义的算盘打得再精，毛泽东却能看透他的心思，最终，他还是难逃自己的厄运。历史就是这样写成的，毛泽东等领导人凭着非凡的头脑和卓越的才能将胜利的进程提前了。

    夜，黑漆漆，静悄悄。

    一大队人马，分三路行进在向东的路途上，沿途只见红旗猎猎，战马嘶鸣，无数信息表明：这是一支士气高扬、充满战斗力的作战部队。

    队列中，两匹战马并辔而行。

    骑在马上的是华北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和副政委李天焕。

    此刻，杨成武骑在马上，看着向东奔流的大队人马，禁不住思潮翻滚。

    他想到了西柏坡那夜夜不熄的灯光，想到了毛、周、朱等领袖们，更想到了他们的这一绝妙好棋。

    11月中旬，当部队还在围攻归绥、太原时，接到了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命令：撤围归绥，回师东进……同时一兵团缓攻太原……这样就使敌人不致感到孤立，给敌人以情况缓和的感觉。部队包围张家口，不是立即夺取，而是吸引敌军增援；然后，协同第二兵团和东北第十三兵团腰斩平绥铁路为数段，把傅系主力分割包围在平绥线上。这样，既抓住了傅系，又拖住了蒋系；既堵住了傅部西逃的退路，又使傅部不能舍弃其嫡系部队而率蒋系部队南逃。

    此时此刻，突然包围张家口，成了全局斗争的一个重要焦点。华北野战军的行动还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有利于东北主力隐蔽入关。

    平津决战的战略意图传达到部队后，干部战士的情绪都很高涨。1946年10月11日，部队被迫撤离张家口，现在终于又要打回去了，他们的士气非常高昂。

    此时，已是寒冬季节，塞上的气温常在零下20多度。西北风裹着雪粒，呼呼地刮着，打在人脸上如同针扎一般。尽管如此，战士们仍是星夜兼程，日行100多里，有时一天吃一餐。涉渡洋河时，有的炮兵战士在冰冷的、齐腰深的水中，一站便是几个小时，渡过洋河便被送进野战医院，由于肌肉坏死而被迫截肢，落得终生残疾。

    三兵团干部、战士齐心协力，按照中央计划，6日拂晓到达张家口外围。

    杨成武将部队作了合理部署，占领张家口与宣化之间的沙岭子、怀安，切断张、宣敌军联系。二纵占领柴沟堡，六纵占领了郭磊庄，歼灭残敌2000多人。

    至此，华北野战军三兵团已胜利完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

    但敌人不会善罢甘休，包围与反包围的较量将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杨成武、李天焕都明白，前面的斗争将更加激烈。

    此时，镇守张家口的敌十一兵团司令部孙兰峰真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他疯了似地向一○五军军长袁庆荣下了死命令：冲出包围圈！必须冲出。全歼共军！必须全歼。

    袁庆荣作为傅作义部为数不多的科班出身的高级将领，他真是把看家的本领都使出来，带领部下左突右奔，希望把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

    然而，包围圈非但没被突破，反而越来越紧，把他们彻底圈住除了下死命令，孙兰峰也不忘搬救兵。他向北平傅作义发出了一封封加急电报。文中没有共军兵力情况，也没有其意图，只有：“来势凶猛，重兵包围。”望着电报，傅作义愣了神，更感到一丝不安和焦虑，他怎么也想不到共军这么快就在他眼皮底下动真格的了。

    手下在求援，就是他也不能放弃这西逃绥远的必经之地，于是调兵遣将，急让驻在北平附近的三十五军，驻在怀来的一○四军星夜兼程，赶赴张家口，准备夺回张家口再回师北平。这样，傅作义的王牌军三十五军便像羊似的被牵到了张家口。

    西柏坡，天也在冬日的沉闷中变得朗朗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在作战方针实施以来，终于露出了笑脸。

    毛泽东问身边一位工作人员：“你给我查查，张家口现在有敌人多少兵力？”

    答：“一个兵团部，两个军，还有骑兵旅，两个保安团。另外，在宣化还有两个师、一个保安团。”

    周恩来：“三十五军的郭景云被主席的神机妙算牵出北平了！”

    毛泽东一挥手，说：“不，是傅作义把郭景云牵出来的，西援的命令是这位总司令签发的嘛！”

    周恩来开怀大笑。

    历史在伟人们的导演下续写着。

    天阴沉沉的，刚刚露出的太阳又躲进了云端，西北风不知什么时候呼呼地刮起来了。

    郭景云率领着他的大队人马、辎重，浩浩荡荡地出发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部队。笨重的装备架在汽车上，步兵也是用汽车代步。美式榴弹炮、野炮、山炮等各种大炮都用汽车牵引着驾驶。400多辆汽车沿着平绥公路蜿蜒10余里，不知有多么威风！

    郭景云坐的小卧车就夹在车队中间。

    提起郭景云，那是傅作义部下首屈一指的将领，不仅因为他那一脸麻子，所以外号“郭麻子”，更是因为他是王牌军三十五军的绝对灵魂。

    作为三十五军的第四任军长，前三任分别为傅作义、董其武、鲁英麟，清一色的山西乡党，而他则是陕西人，可见他受器重的程度。虽然作为贫家子弟，没读过几天书，但由于作战勇敢，有股不怕死的劲头，他的仕途一帆风顺。就任三十五军一○一师的团长不久，又当了该师师长。1948年1月，涞水战役中鲁英麟战败自杀，郭景云就接任了该军军长。

    鲁的自杀对其震动很深，他在“就职演说”中说：“三十五军是常胜军，常胜军的军长就那么好当么？你们这些师长、团长、营长、连长、排长都不是好干的差使。前任军长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样子。如果你们给我丢了人，我也自杀。”

    眼下，郭景云坐在车中，车窗外是飞速后移的景物。而他却不知为什么，心里跳得很厉害，一种说不出的感觉在他心中溢开。日前，当傅作义把他招到中南海亲自面授援助张家口机宜时，他是那么自信，拍着胸脯下了保证。

    他对傅作义说：“去去就回来。”并拍着傅的爱犬，怜惜地说：“好好陪着司令，我很快就回来。”随着部队的西进，他心中那种轻松的感觉似乎少了，而且越来越少……

    敌三十五军星夜兼程，于次日下午全部到达张家口。

    等待他们的将是什么样的命运呢？

    在张家口附近，华北第三兵团已经按照中央军委指示，在杨成武将军的指挥下张开了收留三十五军的口袋，迎候郭景云的到来。

    在第三兵团从绥东出发之前，杨成武就收到了毛主席发来的电令：我军抓住并包围张家口之后，不要攻击。就是说，包围张家口不是为了马上夺取张家口，而在于吸引北平之敌西援，然后协同华北二兵团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把傅系主力分割包围于平绥线上。

    杨成武司令收到电令以后，就用铅笔在“分割包围”下重重画了一道。

    他很能理解毛泽东的思想，这4字是这份电令的核心。主席是让他不要与郭景云纠缠，而要欲擒故纵。

    杨成武、李天焕率领三兵团完全按照中央的指令，将郭景云牵着鼻子转了。

    当郭景云指挥部队马不停蹄地向北面万全方向进攻时，杨将军却把主力部队调离了，三十五军只看到了一座空城。

    当发现宁远堡枪声大作时，三十五赶到那里又扑了个空，解放军主力早已撤离此地，向南而去……

    此时的郭景云只觉得自己被共军耍了，他的心里真是又气又恨，他要报复。

 第304章

    杨成武、李天焕的一间临时指挥屋内，二位将军露出了笑容。而此时，他们的桌上还放着毛泽东发来的急电：你们任务是必须围几部敌人……不重在歼灭，而重在包围。不使敌跑掉，至要。

    两位将军都仔细地品味毛泽东的良苦用心。

    而郭景云毕竟还是郭景云，他是要报复的，尽管他明白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离兵团指挥所很近的孔家庄，郭景云以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旅向孔家庄一线大举出动，气势汹汹，企图一举撕破包围圈。他们从早晨开始进攻，经过七八小时的战斗，撕破了我军二纵五旅前沿的一线阵地。

    时至黄昏，杨成武率部开始组织反击。

    二纵参谋长赵冠英提出：“让我到五旅指挥所，协同马龙组织战斗，夺回失去的阵地。”

    二纵政治委员李志民向他交待：“你和马龙说，不要搞‘红眼战术’！”

    第五旅旅长马龙平时作战勇敢，经常亲临第一线指挥。现在一部分阵地被敌人占领，压力当然很大。加之中央规定，敌人从哪个部队的阵地上跑掉，哪个部队的指挥员要负全责，要执行最高纪律。现在第五旅的一线阵地丢失了，马龙当然更着急，到了搞“红眼战术”的时候了。

    杨成武对马上就要出去的赵冠英说：“敌人是强驽之末，一定要把它反击下去！”

    赵冠英说了声“是”就匆匆离去。

    等赵冠英赶到设在小村庄里的五旅指挥所，果真看到敌人正一个劲儿地冲，战斗激烈，情势危急。马龙真的打红了眼，脱口说道：“参谋长，你来得正好。你在这里，我到前面去！”

    “你不能去！”

    “我亲自到炮兵阵地去！”

    “你哪里也不能去，就在这里组织反击。”

    “我服从命令可以，可是反击，用什么反呢？”马龙回答。

    马龙的苦衷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把能机动的力量全拿上去了。但敌人搞人海战术，一波退去一波又起，轮番攻击，尽管在前沿丢下了大量尸体，可逼得马龙他们把预备队都拿上去了。

    此时，敌人已相当疲劳，是在督战队的威逼下支撑着。组织一个突然的冲锋，一定可以把敌人反下去，否则就会助长其气焰。但此时又拿不出可以反击的力量。

    赵冠英提出，向友邻第一纵队借部队。

    旅长马龙觉得丢面子，说：借部队？这像什么话！

    赵冠英看见马龙不愿意，于是说：“我向兵团首长报告，我来给唐司令打电话！”

    唐司令即第一纵队司令员唐延杰。

    通往第一纵队的电话很快接通了。接电话的是第一纵队政治委员旷伏兆。

    “旷政委？”赵冠英说：“五旅打得很激烈，敌人已经没有后劲了。我手里有点兵的话，一下子就可以把敌人反击回去。可是，我手里没兵了！”

    “你要多少兵？一个团？”

    “一个营就够了！”

    “你就指挥靠得近的那个营。”旷伏兆接着问道：“这个营怎么使用？”

    “从孔家庄、老鸦庄小河东岸朝北打。告诉营长，从那里打下去。缴获的一切武器、弹药都归他们营。”

    赵冠英放下电话，马龙还是硬要到前面去。一个要去，一个不让，正说着，走进一个身材高大的军人，“啪”的一个敬礼：“报告首长，第一营营

    长奉命来到！“马龙和赵冠英都没有想到，援兵这么快就赶到了。

    这个营反击得非常有力，一下子把敌人打懵了。沿途丢下枪支、弹药、尸体、伤兵。

    敌人退了下去，一线阵地很快就被我军夺了回来。

    赵冠英和马龙来到刚刚结束战斗的兄弟纵队的一营，营长把全营集合在一个小院子里，还剩下几十个人。营长向他们报告：“全营到齐！”

    赵冠英和马龙感动得重复着一句话：“你们打得好！你们打得好……”

    这个营打得非常坚决、勇敢，势如破竹，把敌人的威风压了下去。否则敌人得逞，将会酿成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这一仗打出了不少战斗英雄，连长黄书田负伤7次不下火线，直到把敌人击退，还坚守在阵地上……

    乘着朦胧夜色，赵冠英回到纵队指挥所，向杨成武作了汇报。杨成武也很感动，立即下令将此营的兵力补齐。

    此日鏖战，敌人付出了几千人的重大伤亡，仅仅占领个别点线，还是没能挣脱包围网，我军的作战部署再一次取得了成功。

    此时，杨成武将军尽管指挥了一天的战斗，异常疲劳，可他还是不放心，他担心郭景云这头“野驴”挣脱僵绳逃跑。

    其时，杨成武的忧虑可以打消了。

    就在郭景云被拖在张家口的第8天，一份急电飞进了中南海，放在傅作义的案头：北平北面80公里的密云县城，已经遭到秘密入关的东北共军进攻，十三军一五五师已败下阵来。

    博作义看罢，心里觉得被谁打了一下，脸都变了。他明白北平最怕的事来了，东北共军过来了。

    这时，程子华、黄志勇将军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先遣部队已经入关。程子华率领部队，英勇作战，攻下了密云。

    密云失陷，北平便受到很大威胁。

    博作义真的急如热锅上的蚂蚁，焦急无奈中，他还是想到了自己的三十五军，对！丢卒保车，三十五军马上回北平，北平可是他的大本营啊！

    一纸电令，飞到了郭景云手里，三十五军立刻回北平。

    1948年12月5日，也就是三十五军从北平调往张家口一周之后，郭景云开始率部浩浩荡荡地返回北平了。

    就在平绥线上由西向东，又出现了一支神气十足的全机械化队伍，全军人马分乘300多辆汽车，空中有飞机掩护。郭景云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傅作义的意图，但能回北平还是他求之不得的。由于一纵一旅的失职，敌三十五军大摇大摆地越过沙岭子，而且正向新保安逼近。

    西柏坡。

    毛泽东正紧张地看着作战地图，周恩来拿笔在宣化，新保安等地重重地划了一下。

    毛泽东说：“傅作义此举是要丢卒保车，宁肯失掉张家口，也要使郭景云部退保北平。而此时郭部退守北平，将全盘打乱中央关于平津作战的计划部署，那后果将不堪设想啊！”

    一定要把郭景云的三十五军堵住。一封封加急电报，急如星火，夹带着

    中央的焦急、盼望飞向了华北兵团。

    12月4日一天内，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二兵团收到了中央3份电报：“估计暂三军尚在怀东及其以东地区。我杨、罗、耿应以最快手段攻占下花园地区一线，隔断暂三军与张（家口）、宣（化）敌之联系。”（12月4日凌晨2时）

    毛主席还指示：只要切断北平、怀来之敌和张家口、宣化之敌的联系，张、宣地区的敌军就不会西逃。

    “杨、罗、耿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先歼下花园之敌）。以主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之联系，确实阻止怀来及其以东之敌向西增援。”（4日午后4时电）

    在4日晚9时的来电中，毛主席特别强调：“杨罗耿务子明（五）日用全力控制宣化（不含）、怀来（不含）一段，立即动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家口之敌不能东退，这是最重要的任务。”

    在电报的最后，毛主席还关心地询问：“杨罗耿明（五）日是否能到宣（化）怀（来）线？”

    此时，杨罗耿率领的华北野战军第二兵团正行进在崎岖难行的太行山区。太行山本来就山势陡险，此时正值冬日，天气异常寒冷，呼啸的西北风裹挟着漫天的雪粒，恣意吹打着战士们的脸膛，犹如一把把钢针刺在他们的脸上。但战士们没有一个叫苦的。部队一溜小跑，来不及吃饭，战士就抓一把小米嚼着吃。这时，就连兵团级指挥员都站在路边作宣传鼓动：“同志们，千万别掉队，掉队就赶不上抓三十五军了！”

    经过一天急行军，部队稍事休息时，耿飚就给正在平绥线上拦截敌三十五军的冀热军区詹大南和十二旅王昭发电，让他们围守沙城、土木堡，阻击敌人并等候主力到达。

    凌晨，兵团部进至大洋河南岸。

    大洋河此时显得异常冷峻，河水无情地咆哮着。河上没有桥，河面上结了层冰，冰结得不厚，透过冰层，可以听到水流的哗哗声。

    这时，迎着漫天的大雪，队伍中走出来3个人。他们分别是杨得志司令员、罗瑞卿政委、耿飚参谋长。三位首长正要组织渡河，参谋送来一封电报。

    电报是发给三兵团的杨成武、李天焕并转华北二兵团的杨得志、罗瑞卿、耿飚及东北野战军入关先遣部队的程予华、黄志勇，以及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文如下：我们多次给你们电令，务必巩固地隔断张、宣两处，使两处之敌不能会合在一起。如果一纵不够，应将二纵一部加上去。何以你们置若罔闻？你们务必明白，只要宣化敌4个师不能到张家口会会，则张家口之敌不会西逃；如果你们放任宣化敌到张家口会合，则不但张家口集敌9个步乓师和3个骑兵旅，尔后难以歼击，而且随时有集中一起向西逃的危险。只要看敌人连日打通张、宣联系之努力，就可知敌人孤立两处之不利，而这种孤立对于我们则极为有利。因为我们可以先歼灭宣化4个师，再歼灭张家口5个步兵师3个骑兵旅。

 第305章

    因此，你们必须坚持执行我们历次电令，一纵确保沙岭子、八里庄一带阵地，必要时将二纵一部或全部加上去，待杨罗耿到达再行调整部署，不可违误。

    字里行间，显示了中央的焦虑及指责并希冀二兵团尽快到达平绥线，加入战斗。

    二兵团杨得志司令员便着手准备渡河。杨得志身材不高，却很壮实，虽然似乎显得平常但浑身却有一股敌人惧怕的钢劲、韧劲，这位参加过长征的将军很得毛主席的赏识。他待人热诚、亲切。

    与他相比，罗瑞卿政委则显得高大，知识味更浓厚。这时，侦察员对耿飚说：“报告参谋长，河水不深，只到胸部。”杨得志司令员挥了挥手：“不要耽搁，赶快组织过河。”

    罗瑞卿政委沉着有力地说：“过河的时间越短越好，多争取一分钟，就多一分主动。”

    战士们立即跳进冰冷的河中，随着“嘎吱嘎吱”的响声，冰层破裂了。

    于是干部战士前拥后扶，在冰面上犁出了一条条通路。杨罗耿三位首长也同战士们一样，行进在寒冷的冰河中。

    渡过冰河，许多战士的棉裤冻成了直挺挺的筒子，不能打弯，他们索性坐在地下歇一会儿。杨司令害怕战士们冻坏，拍拍一个战士的肩，说道：“赶紧跑，跑跑就暖和了。”于是，部队又开始了急行军，天上依然飘着漫天大雪。

    此时此刻，无论是华北野战军还是郭景云的三十五军，都在和时间赛跑，也许谁掌握了一点时间，谁就多了一分主动，多了一分胜利的希望。

    郭景云三十五军东逃之路似乎异常顺利，已经越过了宣化，直奔新保安。

    西柏坡作战指挥室里，周恩来拿笔在新保安处作着注示，他不放心外面的毛泽东。

    冰天雪地里，毛主席已经站立了好几个小时，寒冷的雾气已在他头上、眉上结了一层白霜，而他竟浑然不觉。地下满是烟蒂。

    “主席，回去吧！”周恩来关心地对毛泽东说。

    主席挥了挥手。他没有想到在发往三兵团的电令上明明写着“隔断”“不可违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这不由得使他焦虑。“恩来呀！向他们再发一份电报。”

    7日，毛泽东起草的一份电报发往前线：杨、李过去违背军委多次清楚明确的命令，擅自放弃隔断张、宣联系的任务，放任三十五军东逃是极端错误的。今后杨、李任务是包围张家口之敌，务必不使该敌向西、东或绕道跑掉，如果逃跑，则坚持全歼之。杨、李应严令所部负此完全责任，不得违误。现三十五军及宣化敌一部正向东逃路。杨、罗、耿应遵军委多次电令，阻止敌人东逃，如果该敌由下花园、新保安向东逃掉，则由杨、罗、耿负责。军委早已命令杨、罗、耿，应以迅速行动，于5日到达宣化、怀来之间铁路线，隔断宣、怀两敌联系，此项命令也是清楚明确的。杨、罗、耿所部即便5日不能到达，6日上午也应该可以到达。三十五军于6日13时由张家口附近东逃，只要杨、罗、耿6日上午全部或大部到达宣、怀段铁路线，该敌也跑不掉。程、黄应令所部迅速到达并占领怀来、八达岭一线，隔断敌人东西联系，并相机歼灭该段敌人。

    尽管杨成武指挥的三兵团在包围张家口敌人的战斗中立了大功，但此时此刻，面对风云变幻的战场，毛主席对他们的失误还是给予了很严厉的批评。

    也就是所谓的“爱之愈深、责之愈深”吧！

    第三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副政委李天焕承担了责任，向军委做了检讨。

    兵团对部队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处分了撤兵让三十五军扬长东逃的某团主要负责干部。杨、李对各部队下了死命令：不准敌人突围，从哪里突围，哪里要负全责。各部队要加修工事，调整部署，加紧包围。

    华北三兵团一纵队将功补过，当即占领了沙岭子周围的村庄和庙鬼山阵地，斩断了张、宣段通路。同一天，三十五军东逃的车队出宣化不远便受到袭扰，车队不得不停止前进，当他们行至下花园时，再次遇到了阻击。三十五军被阻止在新保安以西的鸡鸣驿。

    这时，在风雪交加的天气中，杨、罗、耿三位首长找了一个背风处，他们手中传阅着一份电报，三人都久久地注视着电报上的一行字：“……希望杨、罗、耿能于6日夜或7日早在下花园、新保安线上抓住三十五军及一○四军主力……”

    而现在已经是6日清晨了，时间已是刻不容缓。

    一位参谋跑步过来报告说：“据侦察，三十五军已经越过下花园，直奔新保安了！”

    三个人彼此注视了一眼。耿飚急得额头上冒出了汗珠，立即向杨得志和罗瑞卿说：“情况紧急，从下花园到新保安只有30里路程。”

    沉默，一阵难言的沉默！大家心里都在思考：30华里对于郭景云的十轮大卡车来说，简直算不了什么。但是只要三十五军一过新保安，形势对于我们将是多么不利。三十五军不仅可以继续向东逃，而怀来的一○四军亦可向西靠，只要他们一旦合在一起，再歼灭他们就十分困难。

    沉默总是要被打破的，罗瑞卿问道：“下花园和新保安之间的鸡鸣驿，离下花园多远？”

    耿飚回答：“约20里。”接着，他又补充说：“鸡鸣驿附近有詹大南同志的3个团，可以挡一阵。但他们已经连续战斗四天了。”

    杨得志司令员像突然间听到了好消息，以拳击掌说：“给王昭发电报，让十二旅无论如何要堵住敌军。”

    参谋立即拟电发往四纵十二旅。耿飚补充说：“同时发电给三纵，八纵和四纵的十旅、十一旅，要他们加快速度，要拿出拼命的劲头来赶路。”

    此时，罗瑞卿严肃地说：“告诉全体指战员，如果让三十五军逃过新保安，那我们二兵团对中央军委和毛主席就不好交代！”

    杨得志司令补充说：“那我们将铸成大错，影响整个战局！”

    局势终于被控制住了！

    王昭果然不负众望，来电告捷：我十二旅在新保安抓住了敌三十五军。

    华北第二兵团四纵队十二旅出奇不意地先一步到了新保安，而此时敌三十五军的400辆“大道吉”，还在詹大南给他们制造的重重阻碍中，艰难地喘息在鸡鸣驿。

    当时，王昭率领的十二旅在敌我混战的间隙，把自己打扮成国民党的模样，大摇大摆地来到西门骗开了门，守城的敌警卫团还问：“哪一部分的？”

    回答全部是“自家人，自家人”。当敌人醒过味来，十二旅已经用炮火炸开了城门，战斗仅用20分钟，敌警卫团300多人全部缴械。就这样，十二旅占

    领了新保安，切断了郭景云的归路。

    指挥这场战斗的王昭不愧是一员骁将。他出生于河北平山县，15岁就参加了革命，是八路军三五九旅“平山团”的创建人。他作战勇敢、智勇双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屡立战功。

    西柏坡。毛主席、周恩来、朱德露出了笑脸，几天以来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下来。

    南京的蒋介石沉不住气了。北平傅作义的脸也阴下来了。

    三十五军终究还想回北平，他们必须经过新保安。十二旅看看时间差不多，让出了新保安，主动让敌军进城，以便稳住该敌。这是平津械役指挥部的意见。

    因为这时，有几支部队根据新的部署，开始向新保安靠近。

    曾思玉司令员带领东北二兵团四纵队对新保安摆开了包围的阵势；詹大南率领的冀热察军区部队在土木、沙城一线准备阻击新保安增援之敌；程子华率领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入关部队向平谷、怀来铁路线疾进；郑维山司令率领的华北二兵团三纵队也顶风冒雪向新保安赶来。

    敌三十五军终于被包围在了新保安。

    北平傅作义：“立即给一○四军、十六军发电，让他们无论如何接应郭军长！”

    但一○四军碰到了郑维山，一个在关键时刻，敢于冒风险、承担责任的高级将领，也正是由于他的“擅作主张”，才将西援三十五军的一○四军先头部队打下去，新保安之敌待援突围的希望破灭，只好困守在城里。

    国民党的王牌军虽经挣扎，但终被华北野战军制服了。他只能在新保安喘息着，新保安终将成为埋葬它们的坟墓。

    此时的郭景云大概不会想到吧！

    我求战心切的干部战士一拨一拨地到兵团来，要任务，表决心，通往兵团部的电话线，几乎都被请战的呼声占了，更有一些指挥员，泡在兵团指挥所，嚷着“给点吃的吧”，实际上是要求担任主攻。

    此时，就连杨、罗、耿等兵团指挥人员也急得手发痒，心发热，他们把广大指战员的求战要求，多次反映，上报了中央军委。

    中央军委已有了全盘部署。

    西柏坡。

    周恩来守在地图前，新保安这个地名似乎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时，毛主席和朱德从门外进来了，他们刚参加了一个婚礼回来。“恩来，吃糖、吃糖。”毛泽东和朱老总一边从兜里掏糖一边说。“主席呀，底下都等不及了，全都要求攻打新保安。”“是呀！是呀！恩来，我和朱老总也都想到了这个情况，心里不放心，所以赶紧回来了。”

    “主席，眼下东北军还没有全部入关，还没有实现对平、津、塘的分割包围，现在打的时机还没有成熟。”

    毛主席点了点头说：“是啊，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的命根子，现在弄不好会让他们从海上逃跑的。”

 第306章

    朱德风趣地说：“现在还要把三十五军留着，供着。”

    于是，为了保证东北野战军的顺利入关，实现对平、津、塘的分割包围，切实保证平律战役的胜利。中央军委下令指示，在两周时间内对新保安、张家口之敌只作战略包围，围而不打，等到东北军顺利入关后再另行打算。

    军委指示传达到兵团，罗瑞卿便积极地做下面的工作，大家逐渐明白了，对于新保安不是不打，而是不到时候，这样才能取得更大的胜利。

    当时，部队中广泛流传着一首诗：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已经放在锅里边，解放军四面来烧火，越烧越煮越绵软。

    同志们，别着急，山药蛋不熟不能吃；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攻击。

    这充分体现了广大干部战士对中央军委“围而不打”作战方针的理解与支持！东北军入关。一份又一份急电，带着西柏坡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的指示飞向了林彪、罗荣桓、刘亚楼指挥的东北野战军。

    电示：应该清醒地看到，敌人或逃或缩，都对我不利。我们的方针是：不能让敌人逃走，更不能让敌人缩回。要迅速地完成对敌人的战役分割或战略包围，以求全歼。在辽沈战役结束之际，你们就应组成先遣团，战役一结束，火速向北平开进。

    电示：部队要分多路，以最快的速度，突然隔断北平与天津、天津与塘沽、塘沽与唐山各地之敌，不让缩回，也不便逃掉。

    电示：部队行动必须十分隐蔽。东北局要让新华社及东北各广播电台在今后两个星期内，多发沈阳、新民、营口、锦州等地我军主力部队庆功祝捷、练兵、开会的消息，以迷惑敌人。

    林、罗、刘你们几位，可携带经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仍在沈阳的新闻。

    而此时，蒋介石还认为：东北我军在经过辽沈战役如此之大的战役之后，至少要经过3个月的休整，才能够入关，而旦，入关人数至多为50万人左右，与北平傅作义集团的实力相当。

    一切都出乎蒋介石的预料之外。

    东北野战军接到军委指示，分东、中、西三路，浩浩荡荡地入关了！

    1600里绵延之路，80万人马的大军，10万匹战马拖着各种大炮、

    辎重，数不清的汽车、大车载着大量缴获的美军弹药、物资，光随军的民工就有10几万之众。声势浩大的入关队伍先头部队已到了山海关，而后面的部队还远在锦州，可见入关大军的人数之众。

    但东北军入关也出现了一个小小的插曲。

    12月5日，东北野战军后尾3个纵队没有绕道走热河境内一预先规定的路线，却沿北定路直接插进山海关，大摇大摆地入关了。

    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的行动便暴露在敌人的眼皮之下，他们遇到了傅作义飞机的狂轰滥炸。

    林彪事前没有请示，事后向军委作了报告：由于山海关以北地区及平泉至遵化这条路上人烟稀少，所过部队太多，同时我们大量军队已经长途行军南下，每日每夜均有敌机侦察轰炸，已无秘密可言。昨已令我最后3个纵队经山海关入关。

    东北野战军像洪流一样涌进了山海关。

    七、华北大决战敌三十五军军长“郭麻子”口出狂言：我们常胜军吃钢嚼铁长大的，谁奈我何？傅作义乱了方寸，决心屡屡难下。总攻击，曾思玉有秘密武器。郭景云命断新保安。转攻张家口，傅作义西逃梦想彻底破灭。毛泽东亲自电贺华北野战军连获两次大捷。

    平津战役已完全按照我军的战略意图发展，但西柏坡仍是一片忙碌。

    这天，周恩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说：“主席，朱总，‘东野’刚才来电，林彪和‘东野’后卫3个纵队已经由山海关进关了。”

    朱德说：“他们走山海关，可就暴露了我军进攻的秘密。”

    毛主席沉思着，他不明白林彪为什么不按中央军委的指示办。

    郭景云最不愿意的事，就是他被困在了新保安。

    新保安，位于沙城（怀来）和下花园之间的铁路线上，南临大洋河，北依八宝山，虽然面积仅1平方公里，但景色优美，而且前镇张垣，后卫京畿，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新保安城镇虽小，但它的城墙导常坚固，全部表层由青砖砌成，内部上层厚，城墙高约9米，顶宽3米，上面到处是敌人修的工事，以便他们集中火力射击。

    新保安有东、西、南三座城门，为抵御外族入侵，一直没有北门。

    城内为东西、南北走向的十字街。

    新保安最突出的建筑物便是位于市中心的一座钟楼，也是全城的制高点，钟楼上有一块匾，上书“锁钥重地”四个大字，可见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敌军部指挥所便位于离鼓楼不远的城西北角的一个大院内。

    被困新保安的当天，郭景云便带领部下走上全城的制高点，此时，他还是那么傲气十足。为稳住手下的情绪，他吹嘘说：“我们三十五军是吃钢咽铁长大的，守城是我们的看家本事。当年直奉联合阎锡山对冯玉祥作战时，我们守过天镇，北伐时候我们守过涿州，抗战中我们守过太原，剿匪中我们守过归绥和包头。除了太原外，每次我们都打胜了，现在守个新保安，算得了什么！再说，新保安这地名对我们很吉利。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郭永安，现在来到新保安。长安、永安、保安是三个”安“，有了这”三安“，保证我们三十五军不出三天安全返回北平。”

    此时的郭景云还是那么得意忘形，他只想到新保安是一个过站之地，他不会在此等死。而他的部下则都情绪不稳了，他们只觉得三十五军是钻进了共军的大鱼网里，只等着共军什么时候来收网了。郭景云心里还没有这些想法。

    一连两天，郭景云率部进行突围，却全部失败了，这时郭景云开始动摇，他有些茫然了，难道三十五军这响当当的王牌军真成了瓮中之鳖吗？

    此时此刻，他想到了北平，向傅作义求援。他明白，傅作义一定不会把他起家的三十五军丢弃不管，不凭别的，就凭那400多辆“大道吉”，傅作义也会想办法救他的。果然，傅作义急令安春山率一○四军前去接应。

    安春山接到命令，他虽然意识到这个任务凶多吉少，也许自己也要完蛋。

    但他更多的是想到傅总司令临危授命的信任。于是他就马不停蹄地开始了准备。他当即决定，让副军长王法子带领两个师出兵新保安。

    王法子和郭景云约定在次日拂晓由一○四军发起进攻，打新保安东南的马圈子，三十五军出城协同作战，然后两军在马圈子会师回北平。

    次日黎明，王法子集中了4个团的兵力，在12架飞机的掩护下，向既定的目标猛烈炮轰，驻守这一带的华北军区热河独立骑兵旅对敌人进行了顽强反击，使敌人丢下了漫山遍野的尸体，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守。

    王法子来到了马圈子，他急忙向郭景云呼叫，让他突围，但郭景云这位“常胜将军”不知是摆架子还是误会了什么，不愿或不敢出城一步，硬要一○四军进城接他。

    正当这两支部队你要我出城接应，我要你进城保护的相互扯皮阶段，东北野战军四纵在康庄将另一支增援的敌十六军一举歼灭，占领了康庄、盆道、青龙桥一线，敌一○四军陷入了重围。

    10日16时，敌一○四军突围南逃，遭我四纵、十一纵追击。

    当日23时，四纵、十一纵将敌二十七师后尾抓住，先头部队插入敌军部，打乱了敌人的指挥系统。此时，敌人已散于满山，溃不成军。

    11日上午，一○四军大部被歼。一○四军军长安春山头天晚上即偷偷地换了一件士兵服，被俘后，谎称家有80岁老母需要照顾，遂被释放。当日，他回到华北“剿总”司令部向傅作义报丧去了。

    此时，平绥线完全被切断，敌三十五军西援无兵，东突无力，新保安成了一座孤岛，三十五军就此陷入了绝境。

    随着连续几次突围的失败，郭景云的脸上开始显得懊丧了，脾气愈来愈暴躁。

    这时，他接到了傅作义的电报：“轻装撤退”。

    于是，他把该毁的武器，如迫击炮、105榴弹炮等一律破坏，电台、汽车均被破坏，一切无法带走的重要文件均就地烧毁。

    当他作好这一切准备之后，才陷于一种满足状态：给共军留下一座空城。

    准备突围时，傅作义的电报又来了：“突围不易，应固守待援。”并许诺将派飞机给予物质、弹药支援。

    郭景云都给搞糊涂了，一会走，一会留，他也不知道傅总此时卖的什么关子，但总有他特殊的道理吧！遵命即是，但愿老天爷保保佑三十五军吧！

    他在心中默默祈祷。

    于是，他又强令士兵加修工事，处处构起了掩蔽部；城外修起了外壕、地堡、鹿岩等障碍物。此时，新保安城内城墙上布满了地堡和散兵坑，城腰有枪眼，城脚和城内有相通的地堡，光护城河就是深5尺至8尺，宽1丈的壕。

    修完工事，郭景云的心情好极了，他不相信凭借这么坚固的壁垒他守不了一个月，他要让共军明白他的“王牌”军是何等厉害。

    北平傅作义给他派来的飞机也到了，是给新保安空运大量的食品、弹药的，但不知那飞机是不长眼，还是新保安这块弹丸之地太小了，空投总也投不到他郭景云这里，反而都给了共军，郭景云气得直骂娘。

 第307章

    不过，郭景云自有他的办法，没有粮食就从新保安城内老百姓家里抢。

    为了不做得太过份，他会给这些老乡手里塞一些金圆券，尽管老乡们都明白这些金圆券此时也没什么用，但他们只能哑巴吃黄莲。

    郭景云在城内一天天熬着，好比热锅上的蚂蚁，突又突不出去，而共军

    又不打他，劝降书及一些宣传品不断飘进城内，部队军心涣散。

    此时，城外的华北野战军同城内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氛围，干部战士齐心协力加修工事及进行攻城训练。

    塞外的寒冬，经常刮着西北风，天上飘着鹅毛大雪，地冻得有1米多深了。战士们抢修工事，困难重重，一镐下去刨不了一个鸡蛋大的坑，但战士们想尽了各种办法提高效率，譬如用火烤，但更多的则是战士们的苦干，他们吃住都在旷野里，有时饿极了就吃一口雪，就这样一个小时能挖冻土二三尺。这样，只过了几天，一条条能并排走两个人的交通壕就形成了交通网，有的甚至从铁路下掏空，一直挖到城墙底下。除了修筑工事，战士们也加紧进行战备训练，在新保安周围30多里的防线上，干部战士们干得热火朝天。

    装炸药用的棺材、大柜，登城用的云梯、三响绳，爆破用的炸药架、爆破筒，都一堆一堆地准备完毕。他们故意暴露目标，引诱敌人暴露火力，为将来炮火射击提供依据。

    干部战士个个跃跃欲试，单等着总攻的命令开始，他们都恨不得立刻打进新保安，俘获郭景云，完成中央交给他们华北野战军的任务，为华北野战军的作战史上再书写更辉煌的一页。

    1948年12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分割包围敌人于北平、天津、塘沽、新保安、张家口一个个独立据点的任务，并切断了平律守敌由海上南逃的道路，开始了平津战役的第二阶段，即各个歼灭敌人，拉开了平津战役的序幕。

    中央军委根据当前的形势，由毛主席亲自发出了“先打两头，后取中间”

    的作战指令，中央军委决定首先对新保安之敌发起攻击，歼灭城内这张已经软了的“王牌”。

    中央军委决定，命令杨得志、罗瑞卿、耿飚率领的第二兵团担任攻歼新保安的任务。同时，为防止张家口敌人逃跑，决定杨成武司令率领的三兵团担任阻止张家口西逃之敌。

    21日清晨，杨、罗、耿在新开设的指挥所再一次观察战场，通过望远镜可以清楚地看到新保安城内的敌人。此时，在仰望天空，急切地盼望着空投物资的飞机，而对自己的命运浑然不觉。城外我方阵地似乎平静如水，然而在这凝固的平静底下，正潜伏着二兵团10万大军，在离城根只有50米的一圈交通壕里，无数双眼睛都在注视着城墙上的每一个射孔。这些交通壕一圈又一圈，在军用地图上形成一个密密的蜘蛛网。此外，在新保安周围还有长达500里的电话网，可以接通每一个连队的阵地。看到这一切，罗瑞卿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感慨地说：“从我们北出紫荆关，近一个月的时间，毛主席指挥我们，终于把这顿饭做熟了。”

    按照作战部署，四纵主攻城东南面，三纵和八纵分别攻击南门、西门和西北面。

    21日下午2点，兵团下令各部：扫清外围，打开各自进攻正面上的通道！

    爬冰卧雪12个昼夜的战士们早就憋足了劲，将郭景云设在城外的鹿砦、铁丝网、地堡统统送上了天。午夜时分，突击部队进入攻击出发位置，三十五军彻底被压缩在城内，成了名副其实的瓮中之鳖。

    22日清晨7时，耿飚把电话要成“通播”状态，递给杨得志司令员，请他下达作战指令。杨司令看看表，挽了一下袖子，开始打电话。

    “曾思玉同志！”

    “杨司令员，我在马家台指挥所。四纵一切准备就绪。”

    “郑维山同志！”

    “三纵等待命令！”

    “邱蔚同志！。”

    “八纵待命出去。”

    杨得志队座位上站起来，马蹄表像突然加快了节奏似的，跳得人心无比激动……

    7点10分，杨得志十分浓厚的湖南话在电话上炸响：“总攻开始！”接着，他极其有力地“卡”的一声挂上了话机。

    杨得志司令挂上电话的地方就像一个起爆器，瞬时，许多门大炮的第一发炮弹同时飞出了炮膛，又几乎同时“轰”地撞到了新保安的城墙上，从兵团部飞起的三颗信号弹，在灰蒙蒙的天空里划出一道绿弧线，悠悠然地飘落在新保安上空。炮弹准确地向城堡倾泻，腾起冲天烟柱。城堡在烟云中逐渐向下陷落。

    经过整整一个小时的炮击，新保安城墙被一层一层地揭皮、掀顶、穿透，显出一个个“v”型的大口子。浓烟中，城东的各爆破队的红旗开始飞扬，连续爆破再一次掀起冲天烟柱，城墙变成了一堆残壁断垣。在9米高的新保安城墙东南面首先被轰开了一个缺口。

    指挥攻击城东南的是四纵司令员曾思玉。不到40岁的人，不知为什么不到几天时间，满头“黑发”竟换上了“白发”，大家仔细一看，原来是冬日落下的寒霜将他满头的“黑”发变“白”了。

    为攻打新保安他可操碎了心。几天来憋在他心里的想法终于说了出来：“打新保安没有炮不行。眼下，没有兵工厂，即使有，现造也来不及。还是就地取材，搞个重炮部队吧。”

    他说得很轻松，很兴奋，然而一席话把大家都说懵了，连政委王昭都不知他的重炮部队是指什么？

    哪来的“重炮部队”啊？大家都异口同声地问。

    曾思玉司令很神秘地笑了。

    原来，他是要把纵队各团的迫击炮连集中起来，编成营、团，并配发数门山野炮。

    他把作战经验充分集中在眼前的智谋上了：即把一家一户“单干”的炮弹合成一般使用，不就成了“重炮部队”了吗？这一支支单干的力量原也是从国民党军中缴获来的老掉牙的迫击炮。

    这独特的“重炮部队”把敌三十五军打得晕头转向，他们不知来了什么新式武器，叽里哇啦乱叫。就这样，靠着这所谓的“新式武器”，轰开了东城门。

    我三十三团趁着浓浓烟雾扑向了东城门。

    防守城东门的是敌二六七师的一个团，团长叫李上九。尽管他下了死命令，无论如何也要堵上东门，但一切都似乎跟他唱反调，我军部队还是像潮水般涌进了东城门。

    为此，郭景云恨透了李上九。

    9时，城西和西北面的八纵队开始了冲击。

    由于西面靠近三十五军军部，是敌人防守的重点，由敌主力一○一师负

    责把守。郭景云在这里修了大量底层的暗堡，即把城墙下部掏空，构筑成暗火力点，因此易守难攻。

    由于事先对这些暗堡没有侦察清楚，部队在这里进展得很不顺利。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先后受挫。由于八纵是组建以来第一次参加打硬仗，战场受挫，使他们心里很恼火。战士们喊着：“拼死也要把它攻下来！”“死也要死到城里去！”一次又一次地猛扑上去。六十八团连续派出了30多人的爆破队，都是刚一接近城堡，就遭暗火力点的袭击。

    下午2时，兵团再次为他们调整了炮火，投入了预备队，八纵的纵队和旅指挥员都把衣服一甩，奋不顾身地到火线上指挥作战。

    六十八团参谋长张振川亲自组织火力，再掩护，再爆破。副班长徐学顺一跃而起，拉响导火索，高举着“嗤嗤”冒火的炸药包扑向敌人。敌人被吓得扔下机枪就跑，徐学顺跑到城边，将即将爆炸的炸药包奋力投出，自己顺势滚进护城河。一声巨响，连同前面送上的20多捆50斤一个的炸药包，全部引爆，徐学顺被震昏过去，城墙彻底塌了下来。40分钟后，二十二旅、二十三旅相继登上城垣，随即展开密集火力，压住敌人的反扑。

    郑维山司令得到城西和北面进攻受阻的消息后，决定组织部队从南城突破，然后向西北攻击敌人侧背，接应从正面攻城的部队。

    他精心挑选了一个爆破队，组织爆破攻城。1次、2次、3次……终因敌人火力过猛而使爆破失败。

    于是，他决定采取爬梯攻城。

    虽然有的战士倒下去了，但更多的战士冲上去了，这样，三纵便从南面和西面攻入城内。

    郭景云虽然投入了特、工、通等直属营直接抵抗，但已无济于事。敌人被迫放弃城墙，溃退入城。

    就在解放军攻破城垣之时，郭景云迈着异常沉重的脚步，一步一晃地走到了指挥所。这时，指挥所已狼藉一片。他拔出手枪，随着“砰”的一声枪响，郭景云在新保安了结了他的性命。

    国民党“王牌”军的军长郭景云，连做梦都想不到，新保安成了他的葬身之地。我人民解放军给予他人道主义的安置，特意买了一口棺材，将他埋在东门外火车站旁。1949年1月，为了促进北平和平解放，特意将他的尸体起出交给了傅作义部下。

    部队攻入城门后，即与敌人开始了激烈的巷战。由于敌人退回城内，依据城内大量的地堡、工事封锁所有的道路及大小街道，即使与外界相通的任何一个路口都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障碍物，特别是那几百辆汽车被疏散开来，摆列在大街上和比较宽阔的场子上，每辆汽车里都装满了沙土，车下面挖了射击掩体，新保安简直成了一座地道的“工事城”。

 第308章

    替战进行得异常激烈，敌人躲藏在院落和城根地下工事里继续顽抗，而攻城的战士则运用挖墙凿洞，逐房跳跃的办法，小群穿插，纵横迂回，很快就把敌人的防御体系打烂，而拼刺刀的战士则更加勇猛，直到把敌人打垮。

    华北人民在新保安战役中也发挥了巨大作用。支前的民兵个个都热情高涨，他们冒着密集的弹雨，频繁地穿梭于阵地及弹药库之间，为攻城的士兵输送弹药。看到战士们身上的棉袄被炮火烧烂，他们就争先恐后地脱下自己的棉衣为战士们穿上。在临时搭起的救护所里，支前的妇女把食品嚼烂，口

    对口地喂那些重伤员。

    下午5时，三纵、四纵、八纵各进攻部队胜利会合，耀眼夺目的信号弹飞上了天空。

    新保安战役，敌人三十五军的一个军部、两个整师，全军覆没，俘获了副军长王雷震、一○一师师长冯梓、二十六师师长温汉民及其8000余名官兵。缴获了400辆美式卡车，20多辆“丰田”、“吉斯”等小卧车，还有郭景云专用的蓝灰色“雪佛来”轿车。至于武器弹药就不计其数了。华北二兵团在中央军委的指挥下，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奏响了解放华北的进行曲。

    下午6时，杨、罗、耿向中央发出了新保安大捷的电报。毛主席及中央军委复电：22日18时悉，全歼新保安之敌甚慰。

    望你们仿照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在徐蚌作战中即俘即查即补即战方针，立即将最大部分俘虏补入部队，并迅速加以溶化。休整十天，准备行动。

    然而，部队只休整了一天，就披着一身征尘，浩浩荡荡开赴北平了。

    西柏坡。

    今天的气氛似乎与往日都不尽相同，攻打新保安的捷报传到这里后，空气中似乎都跳跃着一种欢快轻松的气氛。

    毛主席卧室，那一盏汽灯好像显得格外明亮，毛主席、周副主席及朱老总三个人的脸上都露着微笑。

    这时，值勤战士端上来了饭菜，大家互相望了一眼。是啊！几天来光顾着战场形势的变化了，大家谁也没有吃一顿像样的饭。今天有腌萝卜、辣椒、热炒白菜、清炖豆腐，外加葱花酱油汤。这是毛主席特地请周恩来、朱德来用餐，所以由平时的老三样变成了四菜一汤。

    席间，三位领袖谈笑风生。他们都在考虑今后的战役及作战方针问题，用餐又变成了他们的工作研讨会。

    北平，傅作义寓所。

    说不清有多长时间了，傅作义都把自己关在一间屋子里。他不让任何人打扰他，就服么静静地在自己的圈椅里坐着，低垂着头，一言不发，从早到晚，直到落日的余辉罩满房间，屋里没有开一盏灯，沉沉的暮霭都像把屋子压垮似的！傅作义依然那么坐着，旁边的人都能理解这位“剿共”总指挥此时的心情，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眼前发生的事对他的刺激太深了，以至于他简直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最钟爱的部队和将领在转瞬之间竟然都被消灭了，想着，他禁不住老泪纵横。

    假如他不让三十五军出北平驰援张家口，假如共军堵不住三十五军，假如安春山接应郭景云成功……假如，假如又有什么用呢？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哪里想得到共军醉翁之意不在酒啊！共军让三十五军出北平就是要歼灭它啊，他怎么就会想不到呢？他不由得悲哀地感叹道：“是我害了三十五军，害了郭景云啊！我还是被西柏坡共军牵着鼻子走了，不是我的决策失误，怎会有如此的局面呢？”

    新保安战后，中央本不决定立刻打张家口，但已预料到守卫张家口的孙兰峰会狗急跳墙，于是，包围张家口的华北野战军三兵团做好了全面应战准备，并由东北入关的四纵协同作战。

    果不其然，孙兰峰在新保安的三十五军被歼后，觉得张家口更形孤立，获援希望亦断绝，即决定突围逃命，他想先冲出张北，再往西逃回绥远。

    杨成武率领的三兵团认真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他们认真分析了敌情，认为他们突围向西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西面地形开阔，但也不排除向北突围的可能性，北面有一条公路通张北，1946年10月，敌人偷袭张家口时，就是从这条道路来的。

    根据判断，对西边和西南边，都部署了兵力；在北面也有部队依山据险，做好了阻击敌人集团冲锋的准备。此外，杨成武还带领指挥所，由大洋河南岸转移到西太平山上。

    西太平山，位于张家口西北，与东太平山隔河相峙。东西太平山之间是一条绵延10余里的河滩，河滩北起西甸子、朝天洼，南通大境门，河床右侧是公路。

    当天晚上，杨成武率领指挥所全体人员站在西太平山上观察敌情，山上的西北风刮得很猛，大风裹挟着雪粉，无情地吹打在他们的脸上、身上，连他们身上披的棉袄都被刮开了，但这些将领浑然不觉。他们用望远镜发现敌人有向北突围的迹象，此外，大洋河北有敌人的骑兵，表明敌人也在向西南突围。

    原来，敌人非常狡猾，在新保安三十五军被歼之后，他们就制订出了自己的一套突围方案：步兵出大境门，向北；骑兵过大洋河，向西南转向西，以骑兵掩护步兵的行动。但敌人骑兵突围受阻，他们也不愿牺牲自己掩护步兵，干脆折回大境门。这样，所有的敌人就集中了一个方向——向北突破大境门。

    拂晓，无数炮弹在马甸子、朝天洼等第三旅的阵地上爆炸了，黑色的烟雾连成一片。

    此时此刻，从大境门往外，沿着河滩、公路，到处都是敌人。由于此处地段狭窄，敌骑兵、步兵、炮兵、骆驼队、辎重、马匹像赶庙会似的挤成一疙瘩。敌人的整个大队人马，全涌到这里来了。攻击的敌人，由几面国民党旗引路，在挥舞着大刀的督战队的驱赶下，密密麻麻地扑向我三旅阵地。他们要孤注一掷，杀开一条血路。

    针对目前的敌情，杨成武果断下了围歼敌人的命令。

    根据他的命令，第三旅坚守西甸子、朝天洼阵地。第二纵队从黄土岭向大境门出击，第一纵队3个旅归第六纵队指挥，察哈尔蒙旗2个骑兵师插到五十家子、麻地营子、汗诺坝、甸门口、广土坝及其东南地区，构成第二、三道阻击线；东北四纵1个旅插到朝天洼、西朝子东南，与六纵形成南北夹击；另2个旅和第一、二纵队并肩由东南、西南向张家口市攻击。这样严密的包围可以把敌人置于绝境，但各部队到达指定地点需要时间，总部规定好当晚10点。

    从命令下达到晚上10点，无论敌人多么凶猛地攻击，第三旅必须顽强阻击，将敌人堵在这条狭长的沟里。可以说，第三旅的阻击任务将关系到张家口战役的胜败。

    指挥第三旅的是张开荆，1927年的老党员，在抗日战争时期开辟了江北

    根据地。曾在沙家滨指挥3个连队出色地抗击了“忠义救国军”的进攻。把几倍于己的敌人消灭殆尽。此时，炮火刚刚停歇，敌人即以2个师的兵力向三旅西甸子、朝天洼阵地猛攻。

    西甸子是大境门北六七里地大沟左岸的一个小村，临村穿过一条公路，公路直通乌兰哈达，是敌人向绥远逃跑的必经之路，因此，敌人北进必然要疯狂地夺下这里。

    此时，黑鸦鸦的敌人向西甸子冲去。突然，炮火四起，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满坡乱滚，溃退的敌人像开闸的洪水一样把督战队也淹没了。我八团一营一连的战士高兴得欢呼起来：“打退了，打退了！”

    敌人不甘心，于是集中兵力向北疯狂反扑，担任阻击任务的八团一营、三营，特别是一连将面临更大的考验。

    突然，一连右侧的山头出现了敌人，那个山头居高临下，是个空白点。

    敌人在那里用疯狂的火力压制着一连，趁此机会，刚才伏倒的敌人，一窝蜂地往上冲。此时此刻，一连的战士个个都英勇投弹，密集的手榴弹在敌群中炸成一片，山坡上布满了敌人的尸体。而全连的子弹和手榴弹都不多了，他们在阵地上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敌人已经距他们只有六七米了，敌军官高喊：“里边没有人了，冲啊！”一连副连长一顺枪，那家伙便栽下去，其他敌人争相逃命溃散而去。

    经过反复拼杀，终因敌众我寡，西甸子被敌人暂时占领。

    敌人用2个师的重兵，疯狂地进攻了8个钟头，仅仅占去西甸子村。敌人从来不敢夜战，随着白昼的结束，他们又全部缩了回去。

    这时，张家口市内突然枪声大作。三兵团第一、第二纵队和东北第四纵队已顺利完成任务，突进张家口，乘胜追击敌人出大境门，将敌人拦腰斩断，俘敌万余人。

    这样，五六万敌人就被压缩、包围在大境门外。朝天洼、西甸子20里长的狭小沟内。敌人车辆人马争相夺路逃命，骑兵撞倒了步兵，大车翻进了人群，一大排无法带走的汽车被付之一炬，火光冲天，人喊马嘶，乱成一团。

    敌人虽然还在东突西窜，拼命挣扎，但由于建制已经混乱，失去了战斗力。

    此时，杨成武将军站在西太平山上。不知不觉，夜幕已经降临，山峦、林带、村落、河流等景物的轮廓越来越模糊，最后融为一体。空中纷纷而降的大雪不久将天地变成了白色，也将杨成武司令员的周身笼罩在雪雾中。

    12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对敌人展开了全面的围歼战，各部队纷纷插入敌群，纵横厮杀。

 第309章

    从大境门至西甸子，到处都是敌人的骑兵，步兵。骑兵太多，乱成了一锅粥，战马四处乱闯，把敌人自己的逃路都堵塞了，敌人很快就被分割成无数小块。由于解放军作战勇猛，敌人已是强驽之末，因此，敌人逃到哪里，哪里都有解放军的追击。

    下午3时，围歼张家口的战役胜利结束。

    张家口战役全歼敌第十一兵团5个师、2个骑兵旅。新华社平津前线1月3日电称：歼灭敌人正规军第十一兵团司令部，第一○四军的第二五八师及骑五旅、骑十一旅全部。歼敌非正规军察哈尔保安司令部及所属保安第四、第五大队全部。共歼敌5.4万人，其中生俘5万。

    俘获的敌人将级军官有13名，其中有中将军长袁庆荣。

    大境门，成了历史的见证。

    这是明长城的一个关隘，门额挂着清代察哈尔都统高维岳所书的“大好

    河山“四个字，笔力雄浑苍劲。因为此处地形险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

    “九一八”事变后，共产党员吉鸿昌率领抗日健儿出大境门北进，浴血作战，收复多伦等失地，把日本侵略者赶出察哈尔全境。

    1945年8月24日，人民解放军从大境门入城，收复张家口，消灭了盘踞在古城的日军。

    1948年10月，解放军在蒋介石的疯狂淫威下，忍辱负重，含泪离开大境门。当时，大家发誓：“张家口，我们一定要回来！”

    今天，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裁决，“大好河山”回到了人民手中，张家口回到了人民手中。

    12月24日深夜，一封电文带着中央军委毛主席的祝贺，飞向了华北第二、三兵团。

    “华北二、三兵团：庆祝你们在几天内歼灭新保安、张家口两处敌人，并收复张家口的伟大胜利。”

    这封贺电，不仅是对华北二、三兵团的祝贺，更是中央对他们胜利完成消灭新保安、张家口之敌的嘉奖。

    在这次战役中被俘的袁庆荣，虽在初期还负隅顽抗，打死打伤追赶他的通讯兵战士，并冒充普通的连长，但受到优待，由杨成武、杨得志、罗瑞卿亲自接见，同他作了恳谈，使他放弃了反共立场。后由傅作义请求被释放，分配到某坦克军任副军长，对部队建设做出了应有贡献。

    十一兵团司令孙兰峰带领少数卫士逃往商都去了。

    新保安、张家口战役的胜利，给北平傅作义沉重的一击，他不仅失掉了自己的王牌部队，而且断了西逃之路。虽然西逃不可能，但他们仍有会合天津部队沿津浦、平汉铁路南逃的可能。另外，塘沽的蒋军从海上逃跑的可能性依然存在。

    因此，中央决定：下一步动向是围歼津、塘之敌，控制海口，切断和封闭蒋军的退路，进一步孤立北平。

    中央本拟首先攻歼塘沽守军，但因塘沽背面靠海，地势开阔，河流和盐田很多，冬不结冰，既不能从侧后切断敌人退路，又不方便从正面展开兵力，而且侯镜如的指挥部设在军舰上，随时准备逃跑，对战役影响已经不大，因此，中央又改变了预定计划，集中力量，首先解决天津，只以一部分兵力监视塘沽。

    毛泽东在同意缓攻塘沽后，又连夜起草了第三份电报发给林彪。提下以下意见：“第一，除将东北第四纵队从张家口调回北平地区外，请考虑兵力是否足够，如不够则应调杨成武部甚至杨得志部参加平津作战……”

    毛泽东在起草完这份电报后，仍觉不妥，要是林彪挡不住该怎么办？

    于是，毛泽东给华北军区聂荣臻、薄一波写了一份电报，要他们组织军区部队，发兵配合野战军主力歼灭平津可能突围南窜之敌。他觉得太原和平津相比，份量要轻得多，索性把徐向前大部调来先吃掉傅作义再说。他在给徐向前、周士第的电文中写道：“你们准备率华北第一兵团三个纵队，以五天行程赶到石家庄堵击平、津南逃之敌，以利东北野战军赶到聚歼。这只是一种可能情况的准备，不一定实行，但你们应当有此准备。”

    12月28日上午，林彪致电中央军委：“为慎重起见，我两杨兵团索性开至北平附近为好，这样能使力量有余裕，即令我军在作战过程中有某些差误，也能有充裕力量补救。”

    毛泽东见电后十分高兴，改变了5天前对两杨兵团下达的一取大同、归绥、二取后套，三取宁夏的命令，令二、三兵团参加平津会战，归林彪统一指挥。

    这时，华北二兵团和三兵团在休整中，依照中央军委改编命令，开始使用新的番号，原华北第二兵团改称第十九兵团，原第三兵团改称第二十兵团，原一兵团改称第十八兵团。

    根据平津指挥部的命令，三兵团（二十兵团）由张家口地区出发向北平孙河镇地区集结，二兵团（十九兵团）由新保安地区向北平沙河镇集结。

    平津战役的大幕至此完全拉开，我华北军区野战军不但为战役的创造立下大功，又主动地配合东北野战军直至最终全歼华北敌军。

    八、浴血太原美国记者说：任何人都会为太原数不清的碉堡而惊叹！阎锡山口出狂言：太原足可抵抗150万共军的进攻。将计就计，徐向前提前发起太原战役。东山外四大要点，解放军炸飞1个碉堡要爆破8次。缓攻太原，毛泽东拟留住平津守敌。毛泽东点将，彭德怀亲赴太原前线指挥作战。太原胜利的曙光照向大西北。

    1949年早春时节，当三大战役的大幕徐徐落下后，解放战场上的战略形势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武装力量解放军已在北中国彻底打垮了老对手国民党。国民党主力军几乎被歼灭殆尽。

    战争形势的迅猛发展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三大战役前毛泽东曾乐观地估计再有三到五年时间便可从根本上打垮国民党。但此时的形势使人们看到，再有一到两年的时间便可彻底解决中国问题。

    1949年早春，进军的脚步声催人奋进。各地解放战场上，英勇的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残敌。但在西北战场上，战争的形势尚不明朗。

    三大战役结束之后，在西北战场上，国民党残存的军事力量主要有：以胡宗南为主任的“西安绥署”掌握着13个军，约18万余人；以张治中为主任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掌握着17万余人；另外，阎锡山的10万大军还扼守着太原城，一时难以攻克。而太原位居我战略侧背，时时牵制着我军渡江南下。

    在西北战场上和国民党军对峙的解放军主要有彭德怀的一野约15万余人；华北野战军徐向前十八兵团的9万余人。双方兵力对比，我军并无优势。

    太原，此时成了国共双方关注的焦点。早日解决太原问题，则我军能从战略上消除侧背的威胁，解除华北野战军这一战略机动部队的束缚，或配合我军主力南渡长江，或挥兵西进西北。八五八书房这是一步关乎战争全局的战役。

    太原，是山西省首府，古称晋阳，它位于晋中盆地北部，濒汾河东岸，东、北、西三面都有高山拱卫，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太原城就好像搁在瓮底一样，是一个易守不易攻的城市。

    太原历来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

    早在1948年，阎锡山已把太原变成了一座碉堡城，一座名副其实的碉堡城。站在东山顶上俯首望去，城周围的每一个山岗、每一处要地，都被密密麻麻数不清的像坟墓一般的碉堡覆盖着。阎锡山为维持其反动统治，早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就利用太原的地形构筑永久性城防工事。抗战胜利后，他又以留用技术人员为名，收编日寇战俘3000多人为“军事顾问”，加固和增修城防工事。他以太原为中心，在周围四五十里的地区内，筑起了5000多座碉堡，有“好汉堡”、“梅花堡”、“人字堡”、“老虎堡”、“伏地堡”、“杀伤堡”，名目繁多，从一层至五层不等有砖碉、石碉、钢筋碉，有品字形、倒品字形、圆形、方形、菱形、半月形等，大多数碉堡内均存有粮、水和饮食、睡觉的设备。

    一位美国记者看了这些碉堡后吃惊地说：“任何人到了太原都会为数不清的碉堡而吃惊：高的、低的、方的、三角形的，甚至藏在地下的，构成了不可思议的火力网。”

    阎锡山自己说：他武装起来的“要塞城市”，足可以抵挡150万共军的进攻。阎锡山着实为他的城防工事而自鸣得意。每当有人提到太原的城防工

    事时，阎锡山的脸上立刻会露出自得的神情，即使是在最沮丧的时候，只要一想起他经营多年的城防工事，黯淡的眼神中，顿时也会放射出一丝亮光。

    自从我军开始转入战略反攻，阎锡山就把保巢图存，作为其战略指导思想。他经常对下属说：抢粮、屯粮于手，巩固晋中，死保太原，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军在中国登陆，便可趁机反攻，卷土重来，“以城复省，以省复国”。

    为表明自己死守太原的决心，阎锡山在一次记者发布会上，指着桌上几个装有毒药的小瓶，对中外记者说：“我决心死守太原，与城市共存亡。如果太原失守，我将和这些小瓶同归于尽。”

    与阎锡山指天誓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徐向前却默默地进行着攻取太原的准备。

    早在晋中战役胜利后，徐向前已把注意力转移到了太原。在过去的两年多中，我华北一兵团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连续取得了运城、临汾、晋中战役的胜利，歼灭了大量敌人，解放了山西太原、大同之外的大部分地区。

 第310章

    由于长期连续作战，我军消耗很大，部队十分疲劳。需要休整、补充。在此情况下，为做好充分准备，确保太原战役的胜利，1948年7月21日，徐向前就敌我双方的情况，及攻取太原的作战原则，向军委和华北局作了报告：“……阎匪主力除我此次歼灭（指晋中战役）约55000余人外，其兵力计四十九师、四十五师、六十九师、四十师、八总队全部及三十八师一部或全部（飞机空运中），阎匪直属部队以及12个保安团，至少在6万人以上。

    此外，由外县带到太原民卫军约万余人，在太原市组织者不详。另由西安空运太原之三十八军一部及由忻县南下之三十九师尚不在内。加阎匪兵农合一执行后，每师都有一个新兵团，故补充及时，各师兵员数量充足。

    “现我各纵最大问题为兵员不充实。八纵之六十五、六十六、六十八、七十、七十二等团战士只800人左右，每团步枪兵只百余人；十五纵十二团3个连，每连只6个步枪兵。全兵团1000人以上的团只有2个。干部伤亡很大。八纵二十三旅六十七团，全团连级军政干部只剩3人，营级干部只剩1人；六十八团全团干部负伤；六十九团连干只剩4人；必须补充休整后方能继续战斗……

    “攻取太原之作战原则拟定如下：切实完成对太原市之包围围困，控制南北机场及若干外围据点，消灭其有生力量，瓦解动摇敌人，以造成攻城有利条件，开辟攻城道路，完成攻城准备，然后一举攻取之。”

    军委同意了上述作战方针和计划，并令兵团组成前敌委员会，书记徐向前，副书记周士第，统一指挥华北一兵团及晋西北七纵队、晋中军区部队、华北炮一旅。

    徐向前接到命令后，即令所属部队迅速达成对太原的战略包围，尔后就地休整、补充。

    经过一个时期的休整、补充，兵团下属3个纵队，八纵达到了22300余人，十三纵达到22900余人，十五纵17000余人，加上兵团机关，西北七纵和华北炮1旅等，太原前线的部队达8万余人，武器装备也得到补充改善。

    在我方进行休整补充的同时，阎锡山也没闲着。为死守太原，他命令手下在太原城内疯狂地抓捕壮丁，先后又拼凑了几个师和两个纵队。蒋介石从西安空运来胡宗南的整编第三十师，加上保安部队，太原守敌总兵力达到了12万多人。与此同时，城防工事也在不断地增多、加强。阎锡山疯狂地叫嚣：

    “我们的工事要随着地球转动而加强！地球转动一天，我们的工事就要加强一天！把每一个主阵地都修成能够经得起一万发炮弹的永久工事。”

    阎锡山是铁了心要死守太原，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

    根据这一情况，遵照军委指示，徐向前司令员对各方面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于1948年9月28日确定：“战役指导方针：系以围困、瓦解、攻击、逐步削弱，然后一举攻下太原。战役拟于10月18日开始。……

    “进攻步骤：拟第一步突破敌第一道防御阵地，以火力控制南北机场，断敌外援。……第二步攻占东南、东北攻城必需之据点。第三步攻城。”

    并着重表明，作战方针的“主要精神是连续一直打下去，直到夺取城垣为止”。

    徐向前也是铁了心要打到底了。

    “太原足可抵抗150万共军的进攻。”阎锡山狂妄地说。

    “我只有8万部队。”徐向前平静却充满自信地说。

    一个兵多，工事坚固，负隅死守。一个兵少，尚要攻坚。双方对垒究竟战局如何发展？当时许多人都为徐向前捏着把汗。

    1948年9月17日，为断敌空援太原，我十三纵队用奇袭的战法夺占了太原南郊的武宿机场，从而粉碎了胡宗南的整编三十师全部空运太原的计划。

    我军控制武宿机场，断敌外援后，困守在太原孤城的阎军，处境日蹙。9月24日，华野一举攻下山东省会济南，震惊了蒋介石，阎锡山的官兵们更加惊慌，许多官兵都说：“济南守不住，太原更没望了！”

    阎锡山感到形势危急，使尽花招进行垂死挣扎，便于10月1日从太原城派出9个师分数路向南进犯。他企图以集中兵力突然袭击，来破坏我军的战役准备，消耗我攻城部队的力量，拖延时间；同时大肆抢粮抓丁，为长期抵抗作准备。

    10月3日，敌一路进占太原城南小店镇、南畔村、巩家堡；一路进犯狄村、南北王铭及西温庄地区；一路集结在小店以北、红寺地区。

    阎锡山想先发制人，但此举对善打运动战的我军来说，正合胃口。

    根据这一情况，徐向前司令员和周士第副司令员决定：趁热打铁，将计就计，立即决定我军于1o月5日提前发起太原战役。

    10月4日夜，我十三纵在兄弟部队的配合下，突然将南犯南料、南黑窑之敌暂四十五师2个团，七十二师1个团3000余人团团包围；一一六团迂回到敌后，切断了敌之退路。一一一团和一○九团、一一五团在5日拂晓前，相继逼近南黑窑、南料的敌前沿阵地。

    敌暂四十五师是阎军的主力之一，尚未受过我军严重打击，现突然遭我包围，惊慌万状。当日上午，敌在飞机、火炮掩护下妄图突围，但连续进行的反扑均被我击退。敌人看突围不成，就转为顽抗待援。

    为防敌逃跑，我军逐渐收紧包围圈。5日下午5点半，一一五团和一○九团首先向南畔村守敌发起进攻。

    一一五团一连一排进攻的正面，有块约30米的开阔地，敌人藏在对面的房院里，火力从三个方面控制该地段。一排在突击的一开始，就受到敌火力的侧射，几名战士相继倒下，排长也挂了彩。第一次突击失败了。

    原坚守在阵地上的二排五班长杨清盛看到这一情况，立即带领全班第二次冲了上去。只见他右手提着枪，以惊人的速度扑向敌占据的房院，敌人射来的子弹像狂风一样呼啸着，有几个战士又倒了下去。

    冲在最前面的杨清盛也被敌人的子弹擦伤了肩头，他丝毫没有迟疑地继续向敌人冲去，一直冲进院内。敌人被这突然的行动惊呆了，没等他们回过神来，一排手榴弹已在他们中间开花。守敌丢下死尸和伤员，仓皇而逃。但此时，后续部队却被敌侧射火力压了回去，不一会，敌人1个营的兵力向杨清盛夺占的院子反扑过来。杨清盛子弹打完了，手榴弹也打光了，只好退下来重新组织第三次进攻。

    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敌人的火力太猛了，几名战士刚冲进开阔地就又相继倒下了，第三次突击再次被敌人火力压了回来。

    杨清盛环顾左右，见剩下的同志已不多了。在这次突击中，一排剩下的三名同志又有一名牺牲了，现在他已来不及考虑更多事情，迅速将剩下的人员重新进行了编组。把九班和五班剩下的战士合编成爆破和突击两个组，准备进行第四次突击。正在这时，二连上来了，他们迅速配合二连进行了第四次突击，冲到了前院侧面。

    杨清盛迅速架起梯子，第一个上了房子。他冲上房顶就投出一枚手榴弹，房顶上正在射击的两名敌人被炸死，其余两名吓跑了。房顶被占后，他利用敌人的尸体作掩护，向院内投了一排手榴弹，高声喊道：“缴枪不杀！”

    喊声透过枪炮声，在院中回荡。随着他的喊话声，院中敌人停止了射击，片刻之后，10余个敌人乖乖地从院中出来，跪在地上向他缴枪。战士们冲上前去，缴了敌人的枪。杨清盛又对前面两座院子喊话，又有3个敌人缴了枪。

    就这样，杨清盛连续攻占了敌4座院子，俘敌23人，缴获轻重机枪3挺，小炮2门，步枪10支。这时，各路突击队经过激烈战斗，也都挫败了顽抗之敌，迅速向村西北发展，直捣敌师部。杨清盛大难不死，连克敌据点，为太原解放立下大功。

    从侧面攻击的一○九团打得也极其顽强。战斗中，二连九班长王珍，带领全班一路冲在最前面，他们爬上一座高大的平房，发现对面敌师部大门里，亮堂堂地摆着两门山炮，喜得他眼睛顿时眯成了一条缝，连忙带了两名战士冲到敌师部门口，就在这时，敌人从窗户里射出一排子弹。两名战士受伤倒地。他停了一下，一手提着炸药包，一手抓了两颗手榴弹，独个儿又向敌师部门口冲去。突然一个敌人端着刺刀向他扑来。他眼明手快，立即向敌人甩了一颗手榴弹。接着，他迅速用炸药炸开了敌师部大门。眼看就要爬到山炮跟前了，突然，两颗手榴弹在他身边爆炸了。他身上多处受伤，剧烈的痛疼几乎使他休克。

    窗户里的敌人还在不停地射击，后面的战友被敌人火力压住而无法向前。王珍看到这种情景，忍着剧痛，用尽全身力气投出一颗手榴弹。“轰！”

    敌人机枪停止了射击。后面的同志冲了上来，卫生员看王珍伤势严重，准备把他背下火线，但王珍死活也不同意。卫生员无奈，只好就地给他包扎。伤口刚刚包扎好、他就一把抓过被卫生员解下的手榴弹，又飞快地跑上了阵地。

    战争年代，革命英雄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句空话。也许正因为如此，才有了像杨清盛、王珍这样的战斗英雄，才有了我军攻无不克、所向披靡的胜利。

    在一一五团和一○九团围歼南畔村敌人的同时，我一一六团和一一一团也向南黑窑村守敌七十二师一个团发起攻击，很快将敌分割包围。

 第311章

    战斗至6

    日早上7时，敌人大部被俘，共俘敌团长以下1700多人。

    5日午夜，八纵经激战，将被包围的敌人全部歼灭，活捉四十四师师长李子法、一四五师师长郑继周等以下4000多人。

    阎锡山又一次打错了算盘。

    阎锡山原想主动出击，扰乱我战役准备，没曾想偷鸡不成蚀把米。主动出击失败后，阎锡山看到了徐向前的厉害，决定还是死守。为此，他把太原城划成6个防区，作垂死挣扎。他把主力放在东面，以对付我军攻击；在汾河以西，只留下3个师防守。

    东山地势险要，阎锡山在这里修筑了许多碉堡，作为太原城的屏障。

    东山的大门叫石咀子，山口有四座“要塞”：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和山头。这四处要点位于东山主峰西侧，距城垣2至15公里，低于东山主峰200米，高于太原市区300米，可直瞰城垣、城北工业区和飞机场，形成北起牛驼寨，南至山头长达8公里的防线。这道防线屏障城东一面，是阎军在太原外围的主要支撑点。它以各由3至15个小山头和村落构成集团阵地，以几十个钢筋混凝土碉堡组成防御要塞，并辅以野战工事、鹿砦、铁丝网、陡坡和暗道等，各点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互相支援。

    阎锡山吹嘘说：“地势险要的东山防御线是寨中寨，堡中堡，足抵精兵10万。”

    徐向前司令员说：“从太原自然地理环境和敌人防御重点看，必须首先攻破太原以东的群山防御，坚决占领并控制牛驼寨、小窑头、淖马、山头等四大要点。”

    双方把赌注都压到了东山。

    历史上李自成和抗战中的日本人都为首先攻占东山主峰而吃过不少苦头。

    徐向前经过认真分析后决定：置东山主峰于不顾，以主力插入，直接夺占四大要点。

    作出这样的决策需要非凡的智慧和胆略。

    根据徐向前司令员的命令，各纵队于10月26日，分别向四大要点发起突然攻击，九纵攻牛驼寨，八纵攻小窑头，十五纵攻淖马，十三纵攻山头村。

    太原战役中最紧张最激烈的战斗开始了。

    一位当年参加过东山争夺战的老人回忆说：那场仗双方打得可真够凶啊！惨啊！敌人真拼命了，可我们更是不要命……

    牛驼寨是四大要点中最北边的一个，它由紧紧相连的三个山头组成。经过多年的修建，各山头上碉堡、工事林立，从东面山头上数，以10号碉（炮碉）为中心的10号阵地上，有1、2、3、8、9、10号碉。10号碉的东南有4号碉，这座碉堡是敌人用古庙改建的，又称“庙碉”，这里是牛驼寨上的核心阵地。在阵地的东面，有以5、6、7号碉堡为骨干的前沿阵地。这三个大阵地，互为犄角，步机枪火力均可直接联系，除互相间一个大鞍部外，深沟断崖彼此隔绝，各自又成一个独立的防御阵地。敌人在每个大碉堡周围，都构筑了很多明暗的小碉堡。在小碉堡前面，是10来米高的峭壁。再向前，是十数层像阶台似的劈坡，上面架着两米来宽的铁丝网，铁丝网附近埋有无数地雷。

    论地势、防御工事，阎锡山确实是琢磨到家了。

    七纵受领任务后，决定首先以三旅实施攻击，十二旅和警备二旅掩护侧翼安全，七旅为第二梯队。

    10月17日傍晚，部队顺着隐蔽的山沟向牛驼寨出发了。担任攻击任务的三旅指战员全部轻装前进，每人只携带武器、弹药、干粮。炮兵们把拉炮的马卸掉，自己扛上炮筒、炮架和炮弹，这样“炮兵也能打冲锋了”。

    部队从榆林坪、庄子口之间插入，沿着山沟继续向西前进。午夜12点到达了牛驼寨对面的山梁上。经短暂准备，1点30分，二十一团分两路向敌发起猛攻。突击队员很快地把梯子靠在峭壁上敏捷地攀登而上。由于峭壁太高，还差一人多高上不去。机智的战士们就用肩膀，一个接着一个地把前面的同志顶上去。当我军指战员冲到敌人碉堡跟前时，有些敌人还在睡觉，还未来得及出被窝就被炸死了，有的一看情况不妙，也顾不上穿衣服就在交通壕里乱跑。解放军小战士一着急喊出了：“缴枪不杀，光腚。”

    一营攻下5、6、7号碉堡后，二连主动地向10号炮碉发起攻击。八班冲出一段距离后，被一道铁丝网挡住了去路，全班人员都非常着急。只见班长朱海，绕过铁丝网由南面用刺刀挖脚跤孔攀登而上。他一接近碉堡，就把敌人的观察哨俘虏了。他边监视俘虏边投弹，突然听到敌人的指挥官大喊：“架机枪！快架机枪！”朱海一听：“啊，还没架好机枪哩！动作也太慢了，真他妈的笨蛋！”

    他骂完后一个人高喊：“冲啊！冲啊！”边喊边向敌人投手榴弹，随着爆炸烟雾，他冲进了敌群。朱海夺过敌人的一挺机枪，“哒哒……”向敌人扫射起来。后边的战友冲上来了，10号碉就这样被我攻占。

    后来才知道，孤胆英雄朱海一个人打垮的是刚增援上来的敌机枪三团。

    10号碉堡被我攻占后，我军随即向牛驼寨的核心阵地4号碉堡发起攻击。天渐渐亮了，我军的攻击很不顺利，几次突击都被敌炮火和机枪火力压了回来。根据上级的指示，三旅停止了攻击，在已攻占的阵地上转入防御，等天黑后再相机攻占敌主阵地。

    红彤彤的太阳从东方升起。战士们加紧修筑工事。每个人都明白，阎锡山对自己多次吹嘘的要点就这样轻易被攻占，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在这光秃秃的山包上，没有工事，在敌人炮火和飞机的轰击下，是守不住的。

    9点多钟，敌人向我开炮了，一阵猛烈的轰击后，敌人约两个连的兵力向我反扑过来。敌人要越过一条大沟才能接近我方阵地，等敌人爬上沟边时，战士们就用机枪猛扫。阎军精心挖掘的壕沟这时却成了他们自己的坟场。就这样，第一天三营连续击退了敌人4次猛攻。但在敌炮火的猛烈轰击下，我方伤亡也很大。

    天一黑，阎军不敢出击，只得打炮为自己壮胆，同时依靠炮火不停地射击，企图阻止我军向4号碉发起攻击。天亮后，大批敌人便在飞机和大炮的掩护下向我军阵地猛攻。

    就这样，单调的拉锯战持续了3天。

    第4天，天刚亮，敌人的飞机就来了。4架敌机肆无忌惮地向我军阵地轮番扫射轰炸。飞机刚走，敌南、北炮兵群和城内炮兵基地便一齐开炮。炮火一直打了3个多小时。在炮火的掩护下，胡宗南美式装备的三十师和以日本人为骨干的十总队残部冲上来了。

    战斗进行到了关键时刻。这时一营不分干部战士，从虚土里扒了枪支，拉出手榴弹箱，一边扔手榴弹，一边像猛虎似地冲上去，用刺刀和敌人拼成

    一团。冲上来的百来个敌人很快被消灭了。

    敌人的进攻一次一次地被打败，我方的伤亡也越来越重。眼看胡宗南的三十师垮了，以日本鬼子编成的十总队也垮了，阎锡山灭绝人性地向我阵地上投放了毒气弹。阵地上顿时毒气冲天。当时我军装备简陋，还没有专门的防毒器材，很多战士连防护知识也不懂。许多战士中了毒，倒在炮弹坑里，浑身抽搐，尽管这样，战士们手里仍紧紧地握着手榴弹。这一天，敌人连续反扑7次，我阵地工事被毁，主阵地焦土盈尺，弹痕遍地，树无完树，草无完草，炮弹片铺地一层。但是，阵地仍然掌握在我方手中。

    同一天激战，三旅伤亡很大，一些连队只剩下了几个人。天黑后，上级命令三旅撤下阵地，进行休整补充，准备再战。

    牛驼寨争夺战仍在夜以继日地进行，从战斗的激烈程度上看。双方都豁出去了。

    我三旅、十二旅和警备二旅等部先后登上过牛驼寨。二十团和二十一团在炮火的掩护下分两路向4号碉发起攻击。突击队长背插红旗。带领着战士们，像猛虎一样，很快地突破了敌前沿阵地。二十团二营绕到了敌碉堡后面，在重机枪掩护下向敌人发起冲击，但敌碉堡太厚，火力太强，只凭冲锋是打不下的。

    “组织爆破组、坚决炸掉它！”二十团团长钟声善高声命令道。

    爆破组很快组成，全团最有名的爆破能手张玉山担任组长。只见他脱掉棉衣，带领挑了又挑的组员，每人背着50斤炸药，利用敌人射击间歇向敌堡爬去。敌人发现了他们，机枪火力一齐向他们射来。有两名组员先后牺牲了，剩下的同志们继续向敌堡爬去。张玉山第一个爬到敌碉堡跟前，半支起身卸下背上的炸药包，轻轻地放在碉堡墙脚下。他想用手挖个坑把炸药埋下，但敌人碉堡周围都是水泥地。

    第一次用了100斤炸药，可是碉堡没有炸开。

    张玉山二话没说，和3个组员一起又冲了上去。他把3个人背的炸药放在一起，点燃导火索后一个翻身滚到一边。一声巨响过后，碉堡仍未炸开。

    就这样，他们连续炸了6次，碉堡仍然未炸开。阎锡山的碉堡如此坚固，这在其他战场上是少见的。

    第7次，张玉山用了500斤炸药，碉堡只被炸开了一个四五尺宽，三四尺深的一个窝，还是没炸透！这时的张玉山，气得两眼直冒火，高声叫道：“炸，我看阎锡山的王八盖到底有多厚？”

    第8次，张玉山和十八团炸破组一起，在炮火掩护下，用了750斤炸药，往炸药里埋了一把雷管。

 第312章

    张玉山点燃导火索，双手抱着头，一个翻身滚了下来。

    一声震天的巨响过后，连摔带震的张玉山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随着爆炸声，突击队员们呐喊着冲上了小山头，冲进了庙碉，冲进了敌人的“地下堡”。经过激烈的反复争夺战之后，牛驼寨被攻克了。

    大战过后的牛驼寨，胜利的解放军官兵迎着旭日，站在寨上举目望去：高高的东山，银白色的汾河尽在眼底；俯首西望，太原城历历在目。

    就在我军与守敌激战牛驼寨时，十五纵也与阎军在淖马展开了空前激烈的争夺。

    淖马位于太原城正东方，是四大要点中距太原最近的一个。从淖马主阵地上，放眼望去，碉堡林立。碉堡周围是五层峭壁，每层高4至6米。峭壁

    的上面、下面和两侧都设有低碉、暗碉、地雷、鹿砦和铁丝网。唯一可通行的，是一条将山梁两边切成层层峭壁的塄坎，但敌人已组织了严密的火力封锁。山背后从主阵地两边到淖马村，敌人利用山梁环抱的险要，构筑了6个碉堡，各碉堡相距500至1000米。淖马村西头是一条深沟。沟的西边是炮碉和8、9号碉。守敌是敌人的精锐，包括阎锡山的主力八总队第一、三团，保安第六团、四十师一部以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三十师二十七旅八十一团。阎锡山称淖马要点是“铜墙铁壁”。

    10月26日夜，我十五纵队向淖马发起攻击。一二八团担任攻占淖马主阵地的任务。在炮火的掩护下，一营、二营从两个方向向淖马主阵地发起攻击。爆破小组把突破路口的地堡炸飞后，突击队带着钢盔，背着炸药，顺着经过反复侦察过的路线迅速插入敌阵地。一到敌前沿阵地，就甩出一排手榴弹，利用烟雾敏捷地接近峭壁。

    轰！一层峭壁被炸成斜坡。突击队呐喊着从斜坡处冲了上去。就这样，经过3小时的激战，二营全部占领了左翼阵地，但主阵地的战斗仍在激烈进行。

    一营攻到第5层峭壁，交通壕到了尽头，敌人利用上一层峭壁，以飞雷和手榴弹构成一道火力阻线。一排手榴弹、一排机步枪子弹，敌我火力穿梭来往，土块弹片到处乱飞。已是第7次攻击了，仍然未能突破。第二梯队的三营和一二九团二营也上来了，三个营合兵一处，但几次突破又都未能成功！

    敌人的工事太坚固了，火力又异常凶猛，部队被拦阻在峭壁下，目标暴露，伤亡很大。

    天快亮了，主阵地的制高点仍未夺下来。部队的弹药也快用完了，战士们有的干脆用石头砸敌人，把剩下的手榴弹保存下来，不到最后不使用。

    纵队司令员刘忠和一二七团长李成春在前线指挥所里，心情万分着急。

    天亮后部队仍暴露在外将是很危险的。在和四十三旅旅长林彬电话交换意见后，刘忠决定把一二八团作为预备队的一个连用上去，作黎明前最后一次突击。我密集的炮火和各种自动火器，向敌人阵地发出黎明前最后一次攻击的前奏。三营营长张世兴，九连连长阎巨耀、指导员郭小二带着一支18人组成的突击队，向主阵地右翼猛扑了过去。前面又是一层峭壁。

    “谁去完成任务？”副连长问。

    “我！”老战士杨风鸣回答说。“如果牺牲了，希望……追认我为共产党员。”接着，王黄毛、张福祥同声说：“我也去。”

    他们三人在机枪的掩护下，带着50斤炸药扑了上去。

    轰！最后一层峭壁炸成了斜坡。他们和突击队员们迅速爬上斜坡，绕过梅花大碉登上了主阵地。

    阎锡山吹嘘为“铜墙铁壁”的淖马阵地被攻占了。

    太原前线指挥部。徐向前司令员听到这一消息后，亲自给十五纵队打来电话：“你们已经插到敌人的心脏里去了。根据牛驼寨、东山头的经验，敌人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地进行疯狂的反扑，你们立即布置，做好准备。”

    由于一二八团在进攻中伤亡太大，纵队决定由一二七团接替守卫淖马主阵地。此后的战局果然未出徐向前所料，28日，敌四十师一个团和八总队残部2000多人，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向我阵地发动了4次疯狂的反扑，结果都被我一二七团击退。

    到了第二天，仗打得就更加凶猛了。一位当年的机枪手回忆说：“第一

    天打得还一般，到了第二天，那仗可就恶了。那天我一个人就打坏了三挺机枪。那枪管，打着打着就红了，开始大伙还向上面撒尿，到后来尿也没了，就看枪管变红变弯。那一仗，我们大部分都牺牲了。我命大，只受了点轻伤。“

    老人说得不错，第二天上来的敌人，是阎军八总队和四十师全部，加上胡宗南王牌军三十一师一部。

    阎锡山手上的王牌部队，几乎全部出现在淖马。这注定了淖马争夺战将是一场空前残酷的大血战。

    天一亮，敌人便开始打炮了。开始还能分出多少个炮弹，很快就分不出个数了，像狂风暴雨般落下的炮弹，使主阵地变成了一片火海，工事和交通壕很快都被炸平了。阵地上不断有战士被炮火杀伤。

    在炮火的掩护下，敌人不断冲向我阵地，但又被我守军打下去。就这样，阵地多次易手，双方展开了拉锯式的激烈争夺。阵地上尸体狼藉一片，整个山头都被鲜血染红了。

    太阳已偏西了，三营的伤亡越来越多，弹药也快用完了。七连原有100多号人，现在就只剩下排长、战士、司号员6个人了。

    又是一阵密集的炮弹倾泻在阵地上。营指挥所被炸塌了。敌人第11次冲了上来，从三面突破了七连和八连各一半阵地。情况再次十分紧急，眼看阵地就要失掉了。

    “同志们！为人民立功的时侯到了！”刘尚武营长高声喊道。战士们听到这一口号，精神顿时为之一振。

    参加过这次战斗的胡锐老人说：“当时这个口号的作用可真叫大呀，人们的思想都比较朴实，和现在是无法比！战士们一听到营长这么喊，也不知道从哪里来了劲头，连伤员也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是啊，正像一位老将军说的那样，纯朴勇敢的士兵，是我们战胜强敌的重要因素。

    刘尚武营长和八连赵仁文连长都端着刺刀，率领一个战斗小组从左侧冲了出去。另一组也冲了出去，杨迎春教导员率领一个组阻击冲到营指挥所的200多名敌人。一时间，手榴弹爆炸声、刺刀格击声、喊杀和叫骂声响成一片。

    “那一声冲杀可真叫蛮呀，我当时整个豁出去了，脑子里什么也没想，冲到敌群中，靠着我在家时练过一点武功，见敌人就刺、就砸。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也不知道其他同志怎样了。整个人就像疯了一样。围着我的几个敌人突然丢开我向山下跑，我就往山下追，要不是后面有人喊住，回来！我当真会到山下去的。后来才知道，当时我们的人越来越少，逐渐支持不住了，这时一营增援上来了，把敌人给吓跑了。”

    几十年过去了，胡锐老人回忆起淖马争夺战，仍然思维清晰。激战、血战，往往给人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

    就这样，一二七团三天内打退了敌人19次反扑，淖马阵地牢牢地掌握在我军手中。

    激战至11月11日，我十三纵队全部推毁并攻占了敌山头要点。至此，阎锡山多次吹嘘的太原城东四大要点已全部被我攻占，太原城完全暴露在我军攻击之下。

    我军拿下东山“四大要塞”之后，在反复的争夺战中，打痛了敌人，打

    怕了敌人。我军乘胜前进，准备攻城。

    1948年12月，正当部队准备攻城时，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电示：暂停攻城。中央军委决定缓取太原，就是要使太原战役服从全国军事战略部署，缓取太原，稳住平、津敌人，不让它因太原解放而渡海南逃。

    徐向前、周士第、罗瑞卿、胡耀邦等前线领导人接到指示后，立即命令攻城部队停止攻城，并决定向守城敌军开展政治攻势。

    一场罕见的战斗开始了。

    我军一二七团阵地对面几十米处，是阎军四十九师二团一部的阵地。一天晚上天黑后，一营三连战士便开始宣传，拿起纸糊的话筒，对准前方敌人阵地喊开了：“阎军弟兄们，不要再顽抗了。快放下武器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

    对方没人答话，宣传战士接着喊：“你们知道你们在给谁打仗吗？不要再给阎锡山卖命了，东山你们都没守住，现在的阵地就更守不住了。快放下武器过来吧。”

    “不是我们没守住，是我们不愿守。”宣传战士不停地喊话，对方终于沉不住气了。

    “不是你们不想守，是我们把你们打败了。”宣传战士一听对方回话了，马上接着说。

    “叭、叭！”突然从敌阵地上打过来一梭子子弹。

    开始几天就这样，双方像小孩斗嘴似地，喊不过了就打，打完了继续喊。

    星移斗转，日历已经翻到了1949年元月，春节马上就要到了。

    在我军阵地上，战士们开始忙碌着迎接1949年的新春佳节。他们把交通壕口都搭上了五彩牌楼，红对联，花标语，门板报，新年刊，战壕画，以及各连互送的贺年卡、挑战书等等，把一个敌我对阵，刀兵相见的阵地，打扮得披红挂绿，气象一新。

    一二七团三连六班的战士们，想出了一个新花样。他们面向前边60米远的敌人阵地，布置了一个吸引人的场面：妆扮成五颜六色的战壕前沿上，挂起一盏华丽的灯笼，灯旁竖起一根竹棍，顶上插着两个白白胖胖的蒸馍。

 第313章

    白馍下贴着一张绿色标语：“欢迎阎军官兵过来！”

    这一切和对面死气沉沉，灰不溜溜的敌军阵地，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好似一幅极富讽刺意味的漫画。

    这一切布置好后，灯彩下，六班副班长张海玉又开始喊话了。

    “老乡，你看这是什么？”他一开始就用老乡一词来套近乎。

    这次敌人的哨兵是个娃娃兵，他似乎早已注意到了这边的一切。

    “看见了，灯笼、馍馍。”一个尖细的童声立即答道。

    “几个馍馍？”

    “两个。你后边那些红红绿绿的是什么？”

    “这是我们在迎接新年呀！兄弟，过来吃馍馍吧！”

    “不！”听来这个小哨兵嘴皮还硬。

    这时正好营部通信员巩武成走过来，他听见对面小哨兵是榆次口音，就接上说：“小鬼，过来吧，我们这边过大年尽吃好的。”

    “我们这边也吃好的。”小哨兵执拗地说。

    张海玉大笑着说：“别骗人了，你们那边早就缺粮了。”小哨兵不服气地说：“我们有飞机天天给运大米洋面。”

    巩武成说：“哪骗自己了。你们的降落伞许多都飘到我们这边来了，里面全是红大米，小葱儿。”

    小哨兵顿时哑口无言了。可他忽然改口道：“你是哪个村的？”

    “咱们是老乡，我是榆次郭村的。”两个人隔着阵地聊了起来。

    “你怎么当兵来的？”

    “被阎锡山编常备兵抓出来的。”

    “原来你在哪一部分？”

    “亲训师团担架排。”

    “老乡，你是怎么过去的？”小哨兵突然觉着有点不对劲。

    “去年在介休被解放过来的。老乡，你也快过来吧，这边对咱们比那边好多了。”

    这次小哨兵还没来得及答话，一个老兵突然说道：“你们声音低些！我们怕你们的地雷。”

    张海玉一听有门，马上答道：“别怕，那是拉雷，不拉绳子不会响的。”

    “我们空着手过去你们可不要开枪。”刚才说话的老兵压低声音说。

    “我们不开枪，你们最好把枪也带过来。”

    接着，张海玉把过来的路线仔细地说了一遍。

    “你们不要走，等着我们，我回去叫上几个老乡，都带上武器一起过去。”

    就这样，在两个月的时间里，这个连共解放敌官兵210多人。有时，阎军连、排长和手下一合计，带着全连全排成建制地过来了。攻心战取得了巨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一方面充分体现了我瓦解敌军强大政治工作的威力，另一方面也充分地表明了人心的向背。更使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有的士兵刚来到我军阵地，连敌人的军装还未来得及脱掉，战斗就打响了，他们在老战士们言传身教的鼓舞下，马上就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勇敢无比，不少人当了战斗英雄。为谁打仗，看来决定着两军的士气。

    太原城虽然还在阎军手上，但阎军的士气和北中国的局势，注定了太原的解放只是早晚的事了。

    1949年3月中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闭幕之后，毛泽东把西线和西北问题摆在了案头。早晨的阳光洒在了西柏坡，驱散了夜晚的寒意。西柏坡村口的小路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人在散步。

    道路两旁的树木抽出了新芽，北方的春天已经到来。毛泽东点上一支烟，使劲抽了几口，凝望着远方的山峦，说：“现在，我们还有两个包袱没有甩掉。”

    朱德问：“包袱，主席是指？”

    毛泽东笑着弹弹烟灰：“一个绥远，一个太原，不能再背下去了。前一个可以往后放放，后一个嘛，必须尽快甩掉，解除我们的后顾之忧。”

    周恩来将目光望向彭德怀：“彭老总，我看你要帮主席解除后顾之忧，大家好轻装前进嘛！”

    朱德说：“太原的问题该尽快解决了。”

    彭德怀笑了笑，未置可否。

    周恩来抬高嗓门：“太原战役进入最后攻城阶段，胜利在即，向前同志却病倒了，他的身体状况太糟糕。”

    毛泽东扔掉手中的烟头，果断地说：“德怀同志！中央想让你直接去太

    原前线，接替向前同志实施后期作战指挥！“

    彭德怀愣了愣，这消息有些突然。沉思几分钟后，他点点头答应了。但他提了个条件：“向前同志仍是战役总指挥，我协助他。”

    毛泽东笑着说：“德怀同志不争功，向前同志不居功，我看这个条件可以答应。不过特殊情况还要由你当机立断！”

    毛泽东又说：“太原战役结束后，周士第第十八兵团，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归第一野战军指挥，投入西北作战。”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当即决定奔赴太原前线。第二夭，他便与自己的爱将王震一起上路了。

    彭德怀是于4月初乘坐美式军用吉普车赶到太原前线的。一到太原前线，彭德怀马上去探望病中的徐向前。两位老战友很长时间未见面了，此次相见，分外高兴。

    彭德怀说：“去年你打完临汾战役，我就向中央请求让你去西北，当时没得到批准。现在中央已经决定，等拿下太原，把十八、十九兵团调给一野参加解放大西北，以后，咱们一起消灭胡宗南和马匪军！”

    徐向前说：“很希望能在彭总领导下工作，也很想去大西北，只是身体不行，恐怕去不了哇！”

    3月下旬，杨得志第十九兵团。杨成武第二十兵团以及四野炮一师已经过长途跋涉，开赴太原前线，配合十八兵团加强军事围攻。

    太原城外的解放军总兵力骤然间增至20万人，且都是华北、西北的野战主力部队，实力已大大超过守军。

    阎锡山看情形不妙，就借口见蒋介石，把随身的医生、厨子、理发匠、洋狗装上飞机，逃到南京去了。困在太原城内的王靖国、孙楚、戴炳南等不识时务，仍然企图顽抗。我方多次要求和平解决太原的愿望，均遭他们拒绝。

    文的不行只能动武的了。1949年4月2日，解放军发起总攻，肃清了外围，兵临太原城垣。

    4月25日5点30分，三颗红色信号弹，像流星一样划破了夜空。突然，1300门大炮齐鸣，千万条火箭飞向城垣。

    天亮了，炮弹掀起的浓烟像浓雾一样弥漫了阵地，离城50米，连城墙都看不清楚。在我炮兵破城射击中，敌碉堡一批批往下垮。敌人的大炮早成了哑巴，就是一枪一弹也打不出来，我方战士们完全不用隐蔽，他们直起身子看着弹着点，谈笑议论。

    原计划从5点到9点，炮轰4个钟头，可是战士们耐不住性子。7点钟，北面和南面的我军已开始登城了。东面的部队一看也着急了起来，突破口还没有爆破好，突击手们便爬了上去。

    第一名登上太原城的是突击手刘永昌，他爬到城墙上面，却找不到抓手的地方，他正犹豫，见上边埋着一个敌人的尸体，两只脚露在外面，他顺手抓住，一纵身跃了上去。上去后他配合后续部队，占领了突破口。这时，强大的解放军兵团，从南、北、东12个突破口中像怒潮决堤般地冲进城去。

    攻入城内的先头部队，神速勇猛。敌人集中火力，百般抵抗。战土们巧妙地从房上屋内打开通道，越过敌人火力，继续前进。敌人准备巷战用的坦克还没有发动，驾驶员还没有完全钻进驾驶室，就被解放军战士俘获了。

    1949年4月24日，太原城如期攻下。

    此役，华北我军共歼敌13.8万。阎锡山在山西长达38年的封建统治宣

    告结束。

    太原城堆满瓦砾、尸体的大街上，彭德怀和华北野战军方面的周士第、杨得志、李志民等人正在巡视。

    彭德怀对周士第和杨得志说：“太原城打下了，但你们第十八兵团、十九兵团不能放松，要做好西渡黄河，千里急行军的一切准备！”

    李志民沉思片刻后，说：“彭总，刚打下太原，部队要不要休整一段时间？”

    彭德怀浓眉拧到一块，声音低沉地说：“我原打算让部队休整一个月。

    可是，西北胡、马匪十分猖狂，正在南北呼应，攻城夺地。因此，必须提前行动，越快越好！“

    大家都说：“彭总，什么时候行动，你下命令吧！”

    彭德怀大声说：“好！部队如果不怕疲劳，连续作战，我们争取在一年左右，消灭胡、马匪军，全部解放大西北！”

    在彭德怀铿锵有力的话语里，苍凉而又肥沃的大西北，被胡宗南、马步芳、马鸿逵等军阀蹂躏了多年的大西北，迎来了它最初的曙光！

    九、决战黄土地华北精锐雄师挺进大西北。钳马打胡，西北我军欲各个击破。专打老冤家，彭德怀敢一口吃掉胡宗南5个军。3个军陷入包围圈，胡宗南手下众将竟无一人知晓。扶眉大捷，西北战局的转折之战。马家军全线后撤，彭德怀决战平凉计划落空。

    1949年夏季，随着华北野战军十八、十九两兵团跨过黄河，沉睡了亿万年的黄土高原，被催人奋进的进军脚步声震醒了，在隆隆的枪炮声中颤动。

    1949年夏，我第一野战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指挥下，取得了陕中战役粉碎胡马联合反扑西安企图的胜利后，胡马集团迫不得已，全线后撤，在关中地区摆成了一个“哑铃”形阵式，企图再与我军一决高低。

    “哑铃”的南端是胡宗南集团主力和陇南兵团。

 第314章

    位于扶风以南、渭河以北的陇海铁路两侧为李振的十八兵团，该兵团以4个军置于渭河以南的眉县、哑柏镇地区。陇南兵团王治岐军紧靠十八兵团，位于武功至扶风一线。另外，在西安以南至宝鸡对面的秦岭北麓的要塞地区约有敌2个军防守。总兵力约7万余人，由第五兵团司令兼宝鸡指挥所主任裴昌会统一指挥。

    “哑铃”北端是两马集团，在西安以北的分县、长武地区是马步芳的陇东兵团的八十二军、一二九军，由马步芳之子马继援统领。

    紧靠陇东兵团西侧的是马鸿逵援陕兵团的十一军、一二八军，由马鸿逵之子统领。这两股敌人虽然凶狠残暴，未遭我军致命的打击，但其保存实力的思想严重，与南线的胡宗南集团同床异梦。

    1949年7月6日，第一野战军在古城咸阳召开了前委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野战军、各兵团主要领导，还有各军军长、政委。

    此时正值盛夏，热浪滚滚，与会者身上都湿漉漉的。

    在这次会议之前，彭德怀就多次和西柏坡交换过意见，决定进行扶（风）

    眉（县）战役，先把胡宗南的主力消灭掉。

    会上，彭德怀不住地抹脑门上的汗。他分析道：“华北两个兵团来到西北后，第一野战军兵力增加到12个军35个师，共34万人，与胡、马三军总兵力相比，数量差不多。而我军兵力可集中使用，敌人分散在西北各地，集中于我军下面的敌军主力，只有15万人。因此，我认为西北战场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

    彭德怀端起杯子，“咕咚咕咚”灌了几口，继续说：“我军在西北战场上只占相对优势，胡宗南虽然大势已去，但仍要作困兽之斗。而青、宁二马还没有遭到我沉重打击，尤其是青马战斗力还较强。因此，要把胡、马两个集团主力歼灭于一役是困难的，必须把他们分割开来，区别先后，集中力量，各个歼灭。”

    话音一顿，彭德怀思考了一下，接着说：“虽然现在胡、马摆开了联合作战的架式，但胡、马之间，两马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很深的矛盾，互存戒心，貌会神离，在联合作战中，都企图保存自己，牺牲对方，有意拉开一定距离，有利就捞一把，不利时就跑，谁受攻击谁倒霉，谁也不会拿自己的老本钱去援救对方。”

    “那么，”彭德怀加重了语气，“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呢？这是我们将要进行战役的首要问题，它是能否正确选定战役目标，使整个战役顺利发展的关键。”

    事实上，是钳马打胡，还是钳胡打马，中央和彭德怀是有一些不同看法的。早在陕中战役后，毛主席和彭德怀就开始考虑西北战场我军下步行动，多次互致电文协商。6月26日，毛主席致电彭总：马匪各部业已准备向分、长（即分县、长武）撤退，胡匪各部势必同时向宝、凤（即宝鸡、凤翔）撤退，决不会再前进了，也不会保守不退。在此情况下，你们应当集中王、周两兵团（即王震一兵团、周士第十八兵团）全力及许兵团（即许光达二兵团）主力取迅速手段，包围胡匪四五个军，并以重兵绕至敌后，断其退路，然后歼灭之。许兵团留下必要兵力监视两马，以待杨兵团（即杨得志十九兵团）赶到接替……

    从电文看，毛主席当时主要考虑两个问题：其一，西北我军自十八、十九兵团入陕后，兵力大增，达36万人。而胡宗南集团与两马兵团在关中地区总兵力约15万余人。关中地区敌我兵力对比为1比2.4，我不占绝对优势。因此，不能分兵以对，而应集中力量各个歼灭胡、马集团。在此歼敌方针下，我获胜把握性更大。我若以四分之一兵力用于钳制，以四分之三兵力用于攻击，则打胡敌我兵力对比为1比5，打马敌我兵对比为1比4.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历来是毛主席所强调的，在西北战场上自然也不例外。

    其二，毛泽东主要是从战略全局和西北战局，提出了“牵马打胡、先胡后马”的作战方针。这一方针基本立足点是：西北我军全面进攻的重点是在西北而不是西南，首歼胡宗南主力于关中地区后，可以基本上消除胡宗南集团对我向西北尔后作战的威胁。再以贺龙率十八兵团，尾追胡宗南集团残部入川，会同二野将其歼灭在四川。西北我军可以腾出手来，以3个兵团无所顾虑地向大西北进军，彻底消灭两马集团和西北残余敌军。至于胡宗南，虽系蒋介石嫡系主力，但已先后被我军歼灭20万人，战斗力大为削弱，不足以对我构成重大威胁，可以速战速决。

    彭德怀接到毛主席电报后，反复权衡，考虑再三，于当日向军委回电，就打击目标问题提出了两个建议：1.如两马集结乾县、永寿、分县、常宁镇地区，则以十九兵团钳制宝鸡、扶风、眉县地区之敌，以第一、第二、第十九兵团聚歼两马主力。

    2、如两马远撤长武、平凉、则以十九兵团钳制两马，集中第一、第二、第十八兵团围歼胡宗南部及王治岐部，尔后乘胜南下汉中、广元。

    显然，彭德怀是将以“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作为第一方案的。作为我军战史上一位叱咤风云的军事家，他这么认为自然也有他的考虑，这主要是从西北战场实际情况为立足点的。

    西北战场的关键是两马集团，解决了两马集团，即可基本安定西北，加速解放大西北的进程。青、宁两马远离自己老巢，人生地疏，供应线长，而我军则背靠特产丰富、人口稠密的关中平原，在战场条件上比让两马逃回老巢再打更为有利。同时，两马素有不合，指挥上各成体系，有利于我各个击

    破。

    第二天，也就是6月27日，中央复电指出：如青、宁两马只作小的撤退，位于乾、永、常宁地区，而不是向长、泾、凉作大撤退则先打两马，后打胡、王计划是正确的，但打两马比打胡、王费力，要准备付出数万人的牺牲以期全歼两马或歼其主力，即可基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如两马作大的撤退，则以执行第二方案为好。

    对彭总在第2方案中提出的南下汉中计划，中央军委电报中强调指出：“为使伪政府放心迁往重庆，而不是迁往台湾……，及使胡匪不致早日入川起见，你们暂拟不宜去占汉中，让汉中留在胡匪手中几个月较为有利。”

    6月下旬，情况又发生变化，两马集团主力继续后撤，已退入麟游山区，并且兵力分散。怎么办？是钳马打胡、先胡后马，还是钳胡打马、先马后胡，这一问题再次摆到彭总面前，这两个方案，中央军委都予以同意，最后决断权现在就在西北我军最高统帅彭德怀手里。

    彭德怀陷入沉思。

    钳胡打马、先马后胡会出现什么情况呢？现在两马不断后撤，将部队拉开配置在宽大正面上，但为践胡、马之约，暂不会远撤平凉。两马集团配置虽便于我军穿插分割，各个歼灭，但也有不利一面：我若以3个兵团正面进攻，敌必节节抵抗，这种平推打法对我全歼速决两马集团极为不利，我若以两翼迂回包抄，因正面宽大运动距离远，易被敌发现，也不易全歼速决。在这种情况下，如我军追击两马，胡宗南集团的行动有几种可能：一是全力援马，对我翼侧、后方袭击，与两马协同作战；二是伺机进扰西安，企图“围魏救赵”；三是退据汉中，保存实力。这几种可能无论出现那种，都对我下步作战不利。如打马不能全歼，再掉头打胡，这时胡宗南集团更不敢与我决战。我军南下追击，会使两马获得喘息机会再次进扰陕中。加上打马比打胡费力，我十八、十九兵团仓猝应战强敌，准备不足，是兵家大忌。

    反复权衡，彭德怀自己推翻了自己的第一方案。他知道胡宗南错误断定我军难以一口吃掉他5个军，将5个军夹渭河成集团配置，这种部署有致命弱点，那就是没有战役预备队。留在秦岭和宝鸡的少数兵力只能起坚守作用，如扶眉之敌被我包围，敌无兵可援。而且胡宗南以3个军在渭河以北，2个军在渭河以南，而其又无大型渡河设备，遭我军攻击时，南北隔河之敌无法相互支援；其次，虽然胡、马联合作战，可南北策应，然而胡、马之间间隙很大，我军可以从容从其接合部迂回胡宗南集团侧后，切断敌人退路；第三，陕中战役中，两马集团遭我打击，埋怨胡宗南行动迟缓，不作配合。如胡宗南集团遭我打击时，两马决不会轻易出援。

    想到这里，彭德怀冲口而出：“敌变我变，先胡后马，执行第二方案！”

    当即将“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扶眉战役方针呈报中央军委并得到批准。

    我第一野战军前委和西北局负责人会议仍在进行中。彭德怀握拳往桌上一砸，与会者目光一齐注视着他。“根据战场形势和我军战略企图，我们决定钳马打胡、先胡后马。命令十九兵团牵制青、宁两马，第一、第二、第十八共3个兵团，聚歼胡宗南主力于扶眉地区！”彭德怀坚定果断的声音在屋内震响着。

    先胡后马，是彭德怀经过深思熟虑并得到中央军委同意而作出的重大战

    略步骤。当时彭德怀面临的主要对手是：宁夏的马鸿逵、青海的马步芳和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

    胡宗南部经过一野的沉重打击，丢了西安之后，已成了惊弓之鸟，躲在陕西汉中，不会再对彭德怀构成太大的威胁。

 第315章

    马步芳和马鸿逵却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强劲对手。凶悍的马家骑兵曾使红军西路军饮恨荒漠，马家骑兵训练有素，兵强马壮，极其残忍，第一野战军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马步芳生于1903年，在蒋介石政权时期，各地方军阀势力或被消灭，或遭削弱，马步芳却例外地扩充了原先根基未固的家庭武装势力，成为“青海王”。

    1930年，马步芳彻底投靠了蒋介石，从而积极与共产党为敌。1936年，在初次与红军接火时，马步芳指示部下在青、川边地屠杀红军伤病员1000余人，对被俘红军也残酷杀害。1937年4月，红军西路军遭到马步芳部的残忍杀戮。他在张掖杀害西路军俘虏3267人，其中活埋2609人，枪杀575人，用火烧死56人，其他如扒心、割舌27人。他的兄弟马步流，还把30多个红军的胆取出来做了眼药。对被俘的红军女战士除了枪杀、活埋外，从马步芳起进行强奸，然后分给部下做妻妾丫环，使她们受尽百般凌辱。著名的红军将领、红五军军长董振堂就是死在他的手上。

    马步芳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几乎成为共产党最为痛恨的人物。

    马鸿逵生于1892年，此人先依附冯玉祥，后投靠蒋介石，任宁夏省主席达17年，被人称为宁夏的“土皇帝”。

    马鸿逵8岁那年，在西安行宫中得以见到慈禧、光绪、隆裕、李莲英、小德张等前清权贵们，二十出头在北京先后为袁世凯、黎元洪当侍从武官。

    1932年，马鸿逵正式被蒋介石任命为宁夏省主席。他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

    马步芳被称作“青马”，马鸿逵被称作“宁马”。青、宁二马合称马家军。

    但二马互不服气，貌合神离，二马相互争斗由来已久。

    1949年春，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去北平参加国共和谈，所遗之职，成为马步芳和马鸿逵争夺的目标，二人之间的矛盾激化达到了顶点，这便为第一野战军进军西北在客观上创造了条件。

    国民党之间的“窝里斗”实在是他们自己消灭自己的一种内江。彭德怀及中央军委正是考虑到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分头吃掉西北敌军，改变双方力量对比。

    数十年后，当时的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张宗逊上将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胡、马都希望对方首先遭到我军攻击，所以两军的部署，都是既可以联合作战，又可以保存自己。所不同的是胡宗南害怕被歼而兵力集中，马家军惧怕被歼而兵力分散。

    “……彭德怀司令员经中央军委同意，在会上提出‘钳马打胡、先胡后马’的战略方针。因为我军只占相对优势，二马尚未遭到过我军歼灭性打击，战斗力较强，对胡马二敌不能分兵去对付，必须集中力量一个一个地歼灭。”

    张宗逊老将军作为战役的指挥者，自然对关键性的决策记忆犹新。

    散会后，彭德怀叫住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对两人说：

    “你们刚刚入陕，很辛苦，最好能给你们一个月休整。但西北地区8月份要进入雨季，至10月初结束，而且关中地区夏麦己开始收割。如果不在7月份开始战役，不仅将陷于雨季作战困难，而且夏麦也会被敌抢走。更重要的是胡宗南集团之所以敢与我强大兵力对峙，原因之一就是认定我们不能立即发起进攻，时间一拖，敌人可能就会逃跑。立即开始进攻虽显得仓促，但情况不允许我们再等了。好在主攻部队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对付两马，直接关系到我主攻部队是否能完成战役任务。对两马切不可盲目轻敌，要严防敌人从背后袭击，这是两马惯用的手法。只要不受袭击，就立于不败之地了。”说完，彭总将毛泽东于10天前发来的一份电报拿给他们看：杨兵团应立即向西进，迫近两马筑工，担负钳制两马任务，并严防两马回击。此点应严格告诉杨得志，千万不可轻视两马，否则必致亏。杨得志等对两马是没有经验的。

    毛泽东想得实在周到。

    蒋介石有时想得也挺周到，只是他想些什么，毛泽东都猜到了，他所想的也就失去了意义。有时不仅是失去了意义，而且钻进了毛泽东设下的圈套。

    这正是两人在战场上体现出来的差别。

    7月10日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扶眉战役打响。

    担任钳制二马的十九兵团首先行动，进至马家军对面乾县、礼泉以北高地，修筑工事，扬言发动进攻，以迷惑马家军，掩护主力行动。

    当日晚间，许光达第二兵团由胡军与马军之间的空隙，秘密迂回到胡宗南部侧后。

    周士第第十八兵团，沿陇海铁路和咸阳至凤翔的公路，由东向西直插胡部纵深。

    王震第一兵团，从渭河南岸及秦岭北麓向西钳击敌人。

    一天之内，胡宗南的3个整编军突然间被解放军团团包围，这令他大惊失色。更令他吃惊的是，彭德怀不给他喘息的时间，亲自指挥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

    胡宗南万万没有想到，彭德怀这么快就对他下手。他原以为解放军至少要休整一个月，而后再对二马发起攻击，因为他的5个军聚集在一起，解放军没有那么大的胃口一口吃掉它们。当胡宗南大梦初醒时，他的主力已面临着被全歼的危险。

    类似这样的事情已经有很多次了，胡宗南总是被彭德怀搞得晕头转向，摸不着边际。若论战争智慧，彭德怀至少高出胡宗南两个档次。

    想当初在黄埔时，胡宗南也是个了不得的人物，名气颇大，远远超过他的同期同学徐向前、左权、陈赓和另一个著名的红军将领。曾经有过这种说法：文有贺衷寒，武有胡宗南。

    胡宗南在黄埔军东征讨伐陈炯明和蒋、冯（玉祥）、阎（锡山）中原大战中，也打过不少胜仗，可惜只是昙花一现。但因沾了和蒋介石是老乡的光，在黄埔生中胡宗南提拔得最快，远远超过他的同学。

    抗战中和日本人作战时，胡宗南不怎么卖力，自然尝不到胜利的滋味。

    再往后和共产党作战，就更糟糕了，除了1947年占领空城延安时风光过几天外，尽是败仗，一个败仗接一个败仗，越打越狼狈。蒋介石不知道骂过

    多少次，“胡宗南无能，他辜负了我的期望”。可骂归骂，蒋介石照样用他。

    主要是他听话，把校长奉为神明，胡宗南确实对蒋介石忠贞不二。关于扶眉战役的进行情况，张宗逊将军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敌人未曾料到我军会那么快就迂回到它的侧背，而且将其扶眉地区兵力全部包围。当我军从敌一一九军阵地侧翼隐蔽通过的时候，敌军长王治岐认为这只是我们的小股地方部队；待我军已插到敌三十八军后面并发起攻击时，敌十八兵团司令兼第六十五军军长李振，也认为是我们解放扶风时留下的武工队，趁夜间袭扰；这一情况报告给坐镇宝鸡负责总指挥的裴昌会（西安绥署副主任、第五兵团司令长官），他也不相信会有解放军部队跑到三十八军后面去，攻击三十八军军部。这样敌军就处于非常被动的境地，当我军战斗在敌人纵深进行时，敌人没料到是我军的大举进攻；当判定是我军大举进攻时，也没料到己被我军全部包围。”

    胡宗南糊涂，他手下的将领也糊涂，仗还没打起来就一错再错，这仗还怎么打？失败仿佛是命中注定的。胡宗南急得浑身出虚汗，忙下令撤退。

    那3个被围住的军作困兽之斗，拼命突围，轮番冲击，尸横遍野。这也使正面封堵的许光达第二兵团第四军付出了较大伤亡，其中有一个百余人的连队，打得最后只剩下5个人，但他们仍然坚守阵地，没有后退半步！

    12日中午，野司下令发起总攻。至午夜，战斗基本结束。至14日，扶眉一带枪炮声完全沉寂。是役，一野在华北野战军的配合下，共歼敌4.4万人。

    这是西北战场上的空前胜利。此战胜利，根本改变了双方力量对比，彭德怀的一野已由相对优势变成绝对优势！

    自此之后，胡宗南一蹶不振。他奉蒋介石之命退到大西南后，曾经试图努力守住西南半壁江山，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配合台湾的蒋介石反攻大陆。但这一天始终没有到来。

    酷暑中的西柏坡没有一丝儿风。毛泽东热汗涔涔，他捧起一块西瓜，若有所思地吃了几口。

    周恩来兴冲冲走进毛泽东居室：“主席，扶眉战役大获全胜！”

    毛泽东的双眼中立即放出了异样的光彩，他放下手中的西瓜，高兴得站了起来，顿时觉得凉爽了些。

    扶眉战役的胜利，无疑是彭德怀在大伏天里，给毛泽东等人送来的一个又大又甜的消暑的西瓜！

    这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发了一份电报，由周恩来做记录：“打胡胜利极大，甚慰。不顾天热，乘胜举行打马战役是很好的。”

    毛泽东深知，打马步芳、马鸿逵要比打胡宗南难得多。于是他又专门致电彭德怀：“打马是一个较为严重的战役，要准备付出较大的代价，千万不可麻痹大意。”

    急性子的彭德怀决定立刻发起打马战役。7月19日，在文广村高级军事会议上，他指着挂在墙上的地图说：“西北战场上的第二个回合，将在平凉一线寻机展开！”

    他分析道，青、宁二马退守陇东地区后，如继续后撤将失去甘肃、宁夏之咽喉——平凉，势必造成我大军直捣兰州、银川的形势。

 第316章

    估计二马必将凭借平凉一带天险进行抵抗……

    按照彭德怀的布置，第十八兵团钳制胡宗南的剩余部队，其余3个兵团直捣平凉。

    7月下旬，20多万大军浩浩荡荡朝平凉攻击前进。

    但出乎彭德怀意料的是，青、宁二马居然放弃了甘肃、宁夏的咽喉要地——平凉，率大军一路后退直入大漠。

    马家军看来要在兰州城下摆战场了。彭德怀希望落空，心中不免有几分怅然。但他知道，在大西北，与马家军的最后决战将是不可避免的。

    十、鏖兵大西北兰州城下，马家军欲与彭德怀一比高低。首攻受挫，几十里长的战线上，我军竟未能撕开一处口子。彭德怀坦言部队轻敌。彭总电告中央，请示早日再次攻兰州，沈家岭大血战，我3000名勇士血染焦土。兰州会战，我军取得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

    兰州，古称“金城”，凭其“金城汤池”之险而得名。汉始元六年置金城郡。隋开皇元年设兰州总管府，始有兰州之称。1666年，即康熙五年，甘肃巡府移至兰州原属皋兰县。1941年设兰州市。在它的周围，风光绮丽的甘肃牧场与西藏高原接壤，神奇漫长的河西走廊连接绿洲片片的新疆，富饶的古凉州平原衔接着牛羊遍野的宁夏奇_-_書*-*网-qisuu.，黄土高原的陇东牵连着陕西的八百里秦川。它雄踞在祖国的大西北，是内地通往青海、西藏、新疆、宁夏的枢纽。

    如今的兰州，南北古木参天、群峰叠嶂的大山将其拱卫其中，一片祥和、美丽的景象。而只有滔滔的黄河，日夜不停地拍击着两岸赤色的石崖，发出浑厚、粗犷的声音，从市中心穿过，仿佛一位历尽沧桑的老人，向人们诉说着一个雄壮悲烈的历史故事。

    扶眉战役后，胡宗南集团元气大伤，退入秦岭山中。国民党中央军嫡系与西北二马的联盟被粉碎了。青、宁二马慑于我军声威，一路西退，直返自己的老巢。

    毛泽东、彭德怀曾寄予重望以解决西北问题的平凉决战拖延了下来。青、宁二马将决战战场摆在兰州，是彭德怀不愿但也别无选择的事。

    古城兰州注定将经受血与火的洗礼。

    大战前的气氛是非常紧张的，解放军兵临兰州城下后，加紧赶修工事，筹集粮草，储备弹药。

    由于大军长驱直入，加上这儿原本不是根据地，后方无依托，在兰州和敌人作战，困难更大一些，彭德怀和王震、许光达、杨得志等高级将领充分考虑到这一特点，决定不盲目进攻，待一切就绪后再行攻击。

    马家军方面，除加固原有的一些工事外，又赶修了不少新的掩体。兰州本来就是个易守难攻的城市，它北临黄河，三面依山，地势险要，环抱中的皋兰山等高峰成为天然的屏障。山上筑有大量的永久性工事，主要阵地筑有密密麻麻的碉堡群。

    最难攻的大概要数东面的东岗坡，南面的皋兰山，西面的沈家岭以及狗娃山等山峰。这些山路径少，山势陡峭，地堡密布，解放军进行攻击，唯有从低处往高处攻，而且攻下兰州，必须一一拿下外围阵地，舍此没有别的办法。

    而兰州守敌又是骄横的马继援。此人是马步芳几个儿子中唯一掌有重兵又最目空一切的人，在1949年国民党军到处望风而逃的情况下，只有他一天到晚叫嚣着要碰碰解放军。战前他以其战斗力最强的第八十二军和第一二九军守卫兰州城，这两个军约有5万余人，另外，以第九十一军、第一二○军、第八十一军共2万余人为左翼，新成立的骑兵军约2万人为右翼。布置完毕后，马继援仰天大叫道：“彭德怀啊，你快来吧！我快想死你啦！”

    马继援甚至大言不惭地夸下海口：“大胜兰州，尔后一举拿下西安，杀出潼关，抵定中原，占领全国，让马家掌天下！”

    在1949年，能说出这种话的，大概只有马继援一人。

    马继援还写了两个条幅，挂在墙上：“挽狂澜于既倒”，“定乾坤于西北”。和那些被解放军吓破了胆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相比，马继援还算有点儿出息。只是他太狂妄了，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

    8月上旬的这段时间对于彭德怀来说非常难熬，大概除了睡觉，他大脑里考虑的全是怎样打青、宁二马。

    从哪儿打起？兰州的地形很特别，对手又是目前国民党军队最有战斗力的部队，狂热的宗教情绪、慓悍的性格使马家军气焰很盛，如果真让他们打顺了，打疯了，这仗可就难打了。

    彭德怀站在军用地图前，反复掂量，考虑来考虑去，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先拿下南山阵地和北面的黄河铁桥。攻取南山阵地，便可以掌握制高点，居高临下，横扫马家军。占领了黄河铁桥，等于切断了守军的唯一退路。

    这两点是兰州之战取胜的关键。

    彭德怀据此制订的作战部署是：许光达第二兵团：进攻营盘岭、沈家岭和七里河，然后向兰州城西关和南关发展进攻，并以一部沿黄河南岸东进夺取黄河铁桥，一部从七里河地区相机北渡黄河，歼灭北岸之敌。

    杨得志第十九兵团：沿西兰公路首先攻占路南之马架山、古城岭、豆家山和路北之十里山，然后向兰州东关发展进攻。

    这个部署简明扼要，符合彭德怀一贯的风格，一如他的为人。

    当年跟彭德怀打仗的很多老人回忆说，彭总在打兰州时十分慎重，他清楚，这是大西北的最后一个大仗了，即使在全国各战场上，像这样的硬仗也是不多了。在华中、华南，国民党军基本上丧失了斗志，如惊弓之鸟。而马步芳父子索以残暴著称，在此之前，基本上没和解放军打过大仗，部队比较完整，他们也明白，这是最后的机会了，不成功便成仁，让他们放下武器那是不可能的。毛泽东和彭德怀等人压根没指望马家父子投降，不把他们打得稀里哗啦，他们不会服输的……

    还有一些老人介绍说，打兰州时，彭总脾气非常大，动不动就训人，不但团长、师长挨训，甚至连军长、兵团司令挨训的，都不乏其人，有人挨训后可能当时想不通，过后就想通了，彭总就是那种直筒子脾气，骂你几句也没啥，而且彭总骂过就骂过了，从来不记在心里，跟着他打仗不会有亏吃……

    更有一些老人动情地回忆道，大战前夕，彭总把野战军司令部设在兰州东南的乔家湾，这里离前沿阵地很近，枪炮声清晰可闻。彭总习惯把司令部往前靠，他常说，靠地图和电话指挥打仗不灵，因此他还有一个习惯，每逢大战爱往阵地上跑，而且事先不打招呼，说来就来，弄得师长团长们不知所措。打兰州时，彭总往前沿阵地跑的次数最多，几乎把所有的前沿阵地都跑遍了……

    兰州之战，关系到整个西北的战局！

    彭德怀说：“马继援是不会放弃兰州的，他要据守兰州老巢，在这里与我军决一死战。那么，就成全了他这一回吧！”

    还说：“这个马步芳真是夜郎自大，他想在兰州吃掉我们，好吧，那就走着瞧！”

    马继援说要让彭德怀知道“马王爷长了几只眼”，并说“抵定中原，占领全国，让马家掌天下”，这些话谁都会觉得非常可笑。而彭德怀并没有说

    大话，他说的是实话，实打实地来，看谁笑在最后。

    论水平，彭德怀比马继援强十倍都不止。

    彭德怀已经充分估计到兰州之战的艰巨性。8月21日，即在总攻发起之前，他口授了一份电报，给率领第一兵团从左翼迂回青海的爱将王震，指出：青马匪军决心固守兰州，我左兵团进占临夏后，可能动摇其固守决心，但也可能促其不顾一切决心死守，甚至放弃西宁，撤守大通河东岸及享堂、新城、湟水北岸，保障向河西的退路。在我军攻击兰州六七天不得手时，宁马主力就可能乘机增援兰州。青、宁二马有汽车2000辆以上，要充分估计到宁马主力车运兰州的可能性。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第一兵团即可迂回兰州北部，我军将集中3个兵团于兰州会战。王震兵团应有此种作战之充分准备。

    同时，为防止胡宗南部增援兰州，彭德怀还决定让周士第兵团牵制胡宗南残部。

    同日，彭德怀以第一野战军司令部的名义，发出了进攻兰州的战术指示，指出：青马匪军为今日敌军中最有战斗力的部队，在全国也是有数的顽敌，我们对他须有足够的估计，并作充分的精神准备，力戒轻敌骄傲情绪。

    在这里，彭德怀又一次告诫部队，防止骄傲轻敌情绪。

    事实上，部队确实存在着盲目的骄傲自满情绪，甚至有的团长拍着胸脯说：“没问题，把主攻的任务交给我，有两个钟头，保证拿下来！”

    有的则说：“现在全国的形势是秋风扫落叶，敌人都在做逃跑的准备，马步芳父子不会死守兰州，说不定一开打，他们就溜掉了。”

    这种一厢情愿似的想法，确实为后来的作战埋下了祸根。

    想想也难怪干部战士有轻敌想法，这半年多来，形势发展得太快了，三大战役噼哩啪啦敲掉了国民党军150多万，紧接着渡江战役一举占领了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不久上海也宣告解放，太原城插上了红旗。长江以南，第二、第三、第四野战军200多万大军就像撵鸭子似地，把国民党的残兵败将追得气都喘不匀，投降的投降，起义的起义，一触即溃，实在不经打。

 第317章

    大西北的这几个小军阀，在强大的第一野战军面前，能有什么作为？

    问题恰恰出在这里，马步芳和马继援统辖的马家军绝不是一块好啃的骨头。

    兰州之战打响前的具体态势是：在兰州东、南、西三面被解放军团团包围，北面的黄河铁桥还掌握在马家军手里，也就是说，解放军无法将兰州全部包围，马家军的退路没被堵死。这便是和太原之战的最大不同之处。

    彭德怀决定，先以9个团的兵力，对兰州守军全线阵地进行一次攻击。

    攻击兰州的解放军共有5个军，即第四军、第六军、第六十三军、第六十五军；第三军为总预备队。率先进行攻击的9个团便从前4个军里抽出。

    具体部署是：第六十三军和第六十五军共以5个团的兵力，攻击豆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阵地；第四军以2个团的兵力，攻击沈家岭阵地；第六军以2个团的兵力，攻击皋兰山主峰营盘岭阵地。

    攻击兰州的帷幕已经悄悄拉开。华北野战军第六十三军、六十五军作为先锋上阵了。

    马继援庄这些主要阵地上的部署是：第一○○师固守马架山及豆家山、古城岭和十里山一线；第二四八师固守营盘岭，第一九○师固守沈家岭及狗娃山一线。这3个师是马继援手中的最有战斗力的部队。此外，在其他阵地

    上，还有第一二九军、保安部队等。城内守军约5万余人。从兵力对比上看，解放军占有绝对优势。

    国民党军在兰州外围还有3个军，这些部队基本上不听马继援调遣，因此解放军可暂不予考虑。马继援兵虽不多，但其扼守的阵地坚固。他认为，有的阵地足可抵10万雄兵。在万事万物中，攻和守永远是一对矛盾。作为守方，由于有了良好的地形和坚固的工事，等于加重了己方的法码。

    8月20日深夜，参加首攻的9个团悄悄进入阵地，战士们蹲在潮湿的战壕里等待进攻的号令。

    8月21日拂晓，彭德怀站在他的指挥所里，右手用力地一挥：“开始！”

    随着彭德怀的命令，解放军外围阵地上的上千门各类火炮一起射击，霎时万炮齐鸣，爆炸声轰隆隆连成一片。

    古城兰州在颤动中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黎明。

    3发信号弹升上天空，担任攻击的9个团近万名士兵，从不同方向，不同地点，在各类轻重火器的掩护下，杀向守军阵地……

    前面的倒下了，后面的又涌上来；倒下去，涌上来……

    一开始战斗就进入白热化状态。

    各部队纷纷报告，进攻受挫，伤亡太大，军、兵团，乃至野司指挥所里，电话铃不断，没一个是报告好消息的，全是坏消息。这仗怎么啦？到底怎么回事？各级指挥官一个劲地摇头，心里纳闷。

    时隔40多年后，我们找到当年一些参加兰州战役的老战士，谈起首次进攻受挫时，他们都默默不语，愣了好一会，才介绍说：“那个仗真不好打啊！敌人火力太猛，各个山头，暗堡比耗子洞都多，防不胜防，他们各阵地互相呼应，火力交叉使用，子弹密密麻麻，别说人，就是苍蝇也飞不过去。我们的炮火，只摧毁了他们暴露在前沿的工事，而那些暗堡，才是最厉害、最要命的呀！我们的爆破队，根本靠不上去，无法接近，那一天，光爆破手死了不知有多少……同志们也真够顽强的，明知攻不上去，还是咬着牙往前冲，被敌人打退了，组织力量再上。敌人也够猖狂的，趁我们一退，他们就从地下工事里钻出来，组织反扑，边冲锋边喊，老子要把你们这些共匪斩尽杀绝……”

    攻了整整一天，全线受挫，投入主攻的9个团均伤亡严重，有的连队基层干部全拼光了。最让人丧气的是，居然在几十里长的战线上，连敌人一个口子都未撕开！

    在彭德怀几十年戎马生涯中，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理智告诉他：这样打下去不行。黄昏时，彭德怀下令：全线停止攻击。

    彭德怀心里非常不安。8月21日，他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苦苦思索首攻受挫的具体原因。原因有很多，他认为主要的一条是主观上轻敌。

    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得知这一消息后，也感到吃惊。毛泽东把大西北全面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兰州一役上，如果兰州一时攻不下来，必将影响整个大西北的战况。毛泽东亲自草拟了电文：并吩咐值班人员，立即发给彭德怀：马步芳既决心守兰州，有利于我军歼灭该敌。为歼灭该敌起见，须集中3个兵团全力于攻兰战役。王震兵团从上游渡河后，似宜迂回于兰州后方，即切断兰州通青海及通新疆的道路并参加攻击，而主要是切断通新疆的道路，务不使马步芳退至新疆为害无穷。攻击

    前似须有一星期或更多时间使部队恢复疲劳，详细侦察敌情、地形和鼓舞士气，作充分的战斗准备。并须准备一次打不开而用二次、三次攻击，去歼马敌和攻占兰州。

    毛泽东一贯的指导思想是不打无把握之仗，从这份电文里，可以看出，他指示彭德怀增加兵力，充分准备。电文里并没有责怪的意思。打仗嘛，胜负是常事，吃一堑长一智，把下面的仗打好就是了。

    同样，彭德怀并没有责怪下属，尽管参战各团、师、军，乃至兵团的主要领导见了他，都作了自我批评，彭德怀一句也不去埋怨他们，而是告诫大家，认真总结一下，找出教训，以利再战。

    彭德怀是个急性子，他认为毛泽东电报里提出的准备时间太长，因此，8月24日，他给西柏坡发报，着重谈了为什么忙着再举行进攻的理由：宁马出动3个军经黄河左岸增援兰州的可能性很大。如两马集结兰州，加上周嘉彬（第一二○军），黄祖埙（第九十一军）两部，共有13万兵据守坚城，我军即使集中3个兵团短期内亦不易攻占，同时粮食很困难，运输线长，运输工具少，弹药都不能得到充分接济，运粮更不可能。故决定乘马鸿逵未到前围攻兰州，求得先解决青马主力。现第二兵团和第十九兵团攻城准备工作已妥，疲劳尚未恢复，粮食不足，油、菜更难解决，青马匪不断反袭，故很难得到休息。以现在准备工作看，攻城已有七八成把握，故决定25日晨开始攻击。如果未解决青马，而宁马援军迫近时，即以4个军围困兰州，集结5个军打宁马。

    彭德怀这份电报刚发到西柏坡，毛泽东就皱起了眉头。

    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对周恩来和朱德等人说：“彭德怀是不是过于急切，过于自信呢？投入的兵力也不足，25日就发起总攻，时间上是不是也仓促了一些？”

    周恩来说：“是有这个问题。兰州现有守敌5个军，而我军也用5个军去打，兵力太接近嘛！”

    毛泽东又点上一支烟，猛吸几口：“我看可以给德怀同志发个电，指出这一点，有必要将王震兵团投入兰州方向的作战！”

    朱德一时未表态，过了许久才说：“德怀同志我们是了解的，他既然下了决心，说明他有这个把握。没把握的仗，他不会去打，应该相信他！”

    周恩来犹豫一阵，也开口道：“朱老总同意德怀同志的意见，我看既然有七八成把握，25日总攻未尝不可。”

    毛泽东踱了一会儿步，扔掉烟头，着重地说：“好，既然你们都同意，我也赞成，就按德怀同志的意见办！”

    经过一番讨论，彭德怀的方案最终还是通过了。

    8月21日打退解放军的进攻后，马继援吩咐马上向重庆发报（蒋介石此时在重庆）。电文大致是：兰州之战，初战告捷，击退共军数十次冲锋，杀伤共军万余，战果辉煌！

    接着，马继援又招来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他说：兰州决战，只能胜，不许败，全军将士要奋勇杀敌，不怕流血，不怕牺牲，与兰州共存亡！告诉部队，多抓俘虏，多抓活的，特别是彭德怀，一定别让他跑了！活捉彭德怀者，重赏黄金1000两！

    马继援口出狂言，不自量力。他不缺乏胆量，却毫无韬略。

    任何事情都有他的两面性。解放军第一次攻城失败，但也借机摸清了守

    军的兵力和火力部署，为下一步更大规模的攻坚战铺平了道路。

    按照预定的计划，8月25日，解放军将展开对兰州的总攻击。这一天的拂晓，清风扑面，大地沉寂，此时的兰州，已有了很深的寒意。平静之中孕育着剧烈的爆发。天将亮之际，三颗红色信号弹划破黎明前的黑暗，兰州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战斗打响了！

    先是炮轰。兰州东南西三面几十里长的地段上，在同一时间里，几百门大炮吐出凶猛的火舌，火光冲天，大地震颤，硝烟弥漫，遮住了天空。炮战持续了约半个小时。

    潮水般汹涌的攻击开始了。无数过去并不为人熟知的名姓由此迈入了英雄榜。

    周万顺，第六十二军第五团第三连战士。

    第六十三军的攻击目标是豆家山马家军主阵地。部队发起总攻后，第三连作为突击队，冲在最前面。周万顺是这支突击队的旗子，他参加过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屡立战功。他懂得一个旗手的使命，尤其是在部队冲锋的时候，旗帜便是胜利的象征。

    现在，周万顺又扛着“立功太原”的大红旗帜，冒着炮火，随突击队冲在前头。

    猎猎红旗在搏杀不已的战场上，显得那么醒目，不停地朝山头上守军的阵地飘扬而去。

 第318章

    指导员大声叮嘱周万顺，说：红旗到哪儿，战士就打到哪儿，你把红旗举在前头，鼓舞士气，指引目标，威慑敌人！这些，周万顺都懂。

    守军瞄准周万顺的红旗猛打，旗面上早已布满了弹洞，像一只只愤怒的眼睛。地堡里的守军军官对部下吼道：弟兄们，专打旗子，打倒旗子，再瞄准共军当官的打！

    部队继续冲锋，战士们一排排倒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周万顺的右臂被一颗子弹击中，他摇晃了一下，红旗也摇晃了一下，接着，他的大腿又被击中，他硬挺着不倒下，抱紧红旗往前冲。

    红旗指处，吸引着舍命冲锋的突击队员，同时也为解放军的炮兵指示了目标，炮弹从头顶飞过，落在守军阵地上，因此，各类工事里的马家军便集中火力，一齐朝红旗射击。

    周万顺和他的红旗成为敌人重兵射击的目标。

    周万顺身上已多次中弹，连他自己都搞不清楚究竟有多少处，他成了一个血人，成了和红旗一样的颜色！

    又一颗炮弹飞过来，在周万顺身旁爆炸，弹片削断了旗杆，周万顺大叫着捡起连着红布的那半截，此时，他预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得把红旗牢牢插在阵地上，这样，即便自己倒下去，红旗仍会飘扬。

    又一串子弹击中了他，他用尽最后的力气，猛地将红旗插入混合着鲜血和弹片的土地！

    就这样，旗手周万顺半跪在地上，上半截身子和旗杆紧紧连在了一起。

    红旗仍在猎猎飘扬，宛若不死的灵魂……

    周万顺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他的身子被打成了蚂蜂窝，已经没有了人样，但他怀抱中的红旗无论守军怎么扫射，就是不倒！

    红旗伴随着周万顺走完了他并不算长的一生，这个场面便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里。周万顺不过是十九兵团的普通一员，但他却为华北野战军赢

    得了英雄的荣誉。

    同时，在营盘岭、沈家岭，在马架山、豆家山、古城岭等阵地上，我军以重大的牺牲作为代价换取了一步步前进的胜利。马家军最终领略了我军的韧性和无坚不摧的攻击力。

    兰州战役胜利了，但这胜利中饱浸鲜血。仅攻击沈家岭一地，我军就有团长王学礼、团政委李锡贵、副团长马克忠以下3000余官兵的惨重伤亡。

    兰州之战彻底打垮了不可一世的马家军，奠定了西北胜局。

    1949年8月30日，用9000名牺牲和负伤的我军指战员的鲜血换来的兰州城，战火的硝烟刚刚散尽，早晨的太阳用温和的光芒迎接着胜利之师。经过战评和休整之后，我军健儿洗净了与马匪军拼杀沾满血污的军衣，缝补了千里追击战中磨破底的布鞋，擦拭了武器，怀着胜利的喜悦，列好雄壮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举行了兰州解放入城式。

    城外山上，彭德怀听到有人轻轻地说：“彭总，入城仪式马上要开始，请下山吧。”

    彭德怀揉了揉眼睛，对身后的几位兵团领导说：“一定要在这儿立上碑子，建一座像样的烈士陵园，好让这些烈士们有个歇脚的地方。要让后人记住，他们是为兰州的解放、是为大西北的解放而牺牲的！”

    彭德怀说完，面对数不清的遗体，深深鞠了个躬，才上马缓缓朝山下走去。

    北面的黄河在咆哮，哀歌如潮……

    兰州解放了，第一野战军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

    兰州换了新天地。

    当时的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将军后来回忆道：“解放兰州，歼灭了西北地区敌军中战斗力最强的青马主力，宣告了西北战场决战的胜利。从此，西北地区的敌人已丧失了组织任何战役的能力，而我军则可以纵横自如，横扫残敌。正如毛主席所预料的那样，西北战场再也没有严重的战斗，我军继续完成解放整个西北的任务，基本上只是走路和接管的问题。”

    兰州战役之后，彭德怀发布了解放青海、宁夏和新疆的命令：王震第一兵团向青海进军；许光达第二兵团向甘肃的河西走廊进军；杨得志第十九兵团向宁夏进军。

    十一、西南大追歼贺龙欲擒故纵，对北线胡宗南部大施缓兵计。先慢后紧，十八兵团入川千里大造击。

    胡宗南哭骂蒋介石。奇迹，十八兵团一八○师4个班打垮敌人一个军。六十军五五二团智降国民党王牌三十八军。邓小平下令：贺龙及十八兵团未入成都前，二野一兵一卒不得先入。

    1949年11月10日，深秋的古城西安已有了丝丝寒气。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秋天。

    贺龙办公室里，电话铃骤然响起，贺龙拿起听筒。电话是十八兵团司令周士第从前线打来的。

    周士第：“贺老总，刘邓大军在前线打得很热闹啦。我们接第一线部队报告，敌人已经开始撤退了。”

    贺龙摘掉嘴上的烟斗，笑着说：“怎么，着急啦？毛主席给我们确定的方针是先慢后快。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如何使敌人逃得慢一点。你一急起直追，胡宗南岂不是向南撤得更快？老周，你先憋足劲，到时候有你跑的哩！”

    这一次打胡宗南，军委专调十八兵团（附一野第七军等部）担负最后追击的任务，由贺龙统一指挥。但令前线将领着急的是，追击时间不能早，必须等到刘、邓大军在南线攻下重庆、堵住敌人逃向越、缅边境的退路时才能出击。这可苦了十八兵团，几次攻击秦岭，明明唾手可得，但就是只能攻不能取。胡宗南为此得意地四处吹牛：贺龙的十八兵团屡攻秦岭受挫，我防地固若金汤。

    十八兵团当时完全有实力突破北线，会战成都。当时，兵团下辖第六十军、六十一军、六十二军，兵团副司令兼参谋长是陈漫远，政治部主任是胡耀邦。

    巧的是，胡耀邦的亲表兄杨勇，此时正指挥二野第五兵团，从湘黔线上包抄胡宗南的后路。哥俩都为解放大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

    十八兵团在静等二野各兵团的佳音，这其中有更多的期待。

    11月15日，贵阳解放。

    11月19日，蒋介石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一线南撤入川，并空运第一军保重庆。

    11月28日，宋希濂、罗广文集团主力被歼。

    11月30日，重庆解放。敌后路至此已被切断。是追击南撤敌人的时候了！

    “立即出动，猛打穷追！”贺老总下达追击令。

    12月3日，十八兵团分成三路，开始南进追击作战。

    有路：第六十二军经碧口、摩天岭、江油南追；中路：第六十军由固城以南翻越大巴山南追；第七军由天水地区分两路南进：一路向成都方向，协同右路六十二军作战；一路向徽县、简阳方向，配合中路六十军作战。

    三路大军日夜兼程，日行百里，飞越大巴山，突破剑门关，横渡嘉陵江，终于提前10天，于12月21日到达合围成都的集结地域。

    胡宗南自陕中、扶眉连折两阵后，自知不是彭德怀的对手。跑到汉中的胡宗南对战局早已信心不足。

    像对待所有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一样，中共方面对待胡宗南也是先策反，不成再打。周恩来亲自选派人员潜入汉中，鼓动胡宗南反水。

    胡宗南其实也是心有所动。他在汉中汉台会客室，曾三次接待过中共方面的代表。第三次时，谈着谈着，胡宗南竟突然蒙面大哭起来。他边哭边断断续续他说：“士为知己者亡！我不能不想想校长，不能对不起，对不起校长哇！……”

    就在这时，宋希濂由鄂西退入四川，防守川东南，其部队归西南行政长官公署管辖。

    宋希濂也是黄埔一期生，自北伐战争以来历经重要战役数十次，曾获青天白日勋章，很受蒋介石的赏识。此时，他手中尚有20万军队。

    8月11日，宋希濂偷偷飞到汉中，和胡宗南躲在密室里策划退路的问题。

    宋希濂说：“现在部队打仗不行呀，兵败如山倒，将没信心，士无斗志，真的一打，你我不当杜聿明，就当邱清泉，要么做人家的俘虏，要么被一枪崩了。”

    “那你说怎么办呢？”胡宗南一到紧要关头，总是问人家怎么办。宋点穿他说：“琴斋兄，你对小弟还吱吱唔唔的。我在重庆就听说，你早有逃往缅甸之心……”

    “我们议了几次，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我的部队长期在西北大荒漠上作战，对滇缅边境的地形、生活习惯一切都不熟悉；二是校长他不会批准……”

    “你不熟悉我熟悉。”宋希濂激动地直拍胡宗南的背脊，说：“你难道忘了，打日军时我率领第十一集团军参加中国的远征军，在滇缅边境三四年。”

    “这是真的！”胡宗南大喊起来：“只要校长批准，那我们两支部队就有救了。”

    宋希濂走后，美国共和党参议员诺兰也来到汉中，在视察胡宗南部时，公开对胡说：“只要你手上有三个兵团在大陆上保存下来，中华民国反共复兴大业就有希望。我可以建议杜鲁门总统，直接向你们提供军事援助。”

    既与宋希濂商讨了转进滇缅边境的计划，又有了美国盟友的许诺，胡宗南觉得自己有救了，立即翻脸不认人，把解放军的谈判代表打入了监牢。

    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由广州飞往重庆，部署西南半壁江山的军事工作。

    25日下午，胡宗南和宋希濂约好，一同赶到林森路的山洞“林园”去见蒋介石。

 第319章

    正如胡宗南所料，蒋介石一听转进滇缅的计划，就惊呼道：“这是什么话？你们这不是把四川、把西南半壁江山拱手送给共产党吧？”

    “不，不是拱手相送，实在是……四川不比台湾，也不比海南岛和舟山，共党可以四面将我们包围起来，我们不能不考虑啊！”

    “不，不行！绝对不行！”蒋介石坚决地否定了胡宗南、宋希濂的计划。

    第一次进谏失败，胡宗南又进行第二次进谏。但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并严厉责令胡宗南固守四川、守好成都和重庆。随后好言抚慰道：“只要坚守6个月，第三次世界大战就会爆发，北平、上海，又是我们的。”

    事到如今，谁还会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骗人鬼话呢？

    胡宗南的逃跑计划破产后，他预感到自己覆灭的命运不可避免，回到汉中就把自己关在汉台的房间里，谁也不见。他拉上窗帘，点上红烛，时而哼几句京戏，时而骂蒋介石“老糊涂”，“自己的几十万大军被他毁了……”

    奇妙而有趣的追击战开始了。

    12月25日，十八兵团第一八○师五三九团二营营长陈克非率四连二排的3个班和团的一个侦察班，共4个班的兵力，乘汽车由德阳前往广汉，去执行受降敌军一个炮兵营的任务。

    当汽车驶到连山镇时，只见镇里镇外，公路两旁，到处都是人，黑压压的，足有万人以上，清一色的蒋军官兵。这是怎么回事？陈营长心想，难道这就是我们的受降对象吗？转念一想：不对，一个营不可能这么多嘛。

    当汽车开至离蒋军只有二三十米的时候，他们还是坐着，躺着，没有动静。从他们疲惫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经过长途行军而来的。

    这时，有两个传令兵跑过来，“咔”一声立正，恭恭敬敬地向陈克非报告：“报告长官，我们军长派我与你们联络，我们是刚从湖北开来的暂八军，请问你们……”

    很显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面前正是他们的敌人解放军。需要争取主动，敢于以少胜多……遭遇战的战术术语从陈营长的脑子里一闪而过。

    “扫——！”陈克非跳下车，高喊一声。

    战士们跳下汽车，扑向敌人。陈克非一边放枪一边把4个班的兵力分成三路：一路直向敌军长所在地冲击；一路冲进镇内；一路向镇外的一大片敌人扑去。

    战士们都机警地几乎全部把敌人的机关枪抓到手，一边扫射一边高喊：“我们是解放军，交枪不杀，宽待俘虏，不要跑，乖乖地站到一边去！”

    到处都是解放军的喊声，到处是国军的哀叫和求饶声。这一喊果真奏效，一开始，就有敌人缴械投降了。

    此时的敌人做梦也想不到眼前只有4个班的解放军。否则，一个军的兵力，不说放枪，就是迎面跑过来，他们这四五十人也都顶不住。关键是，他们不知道解放军到底来了多少，只感觉子弹从许多方向射来。惊慌失措的敌人自然是草木皆兵的感觉。

    六班战士刘英孩，一人冲进一座院子，5分钟后，缴了一个营的枪，押着300多名俘虏走出来。陈克非营长把俘虏分军官和士兵，在两处看押起来。

    这时候，没缴械的敌人开始有所警觉，从几个方向反扑过来。有趣的是，那些被看押的俘虏，像看猴戏似的欣赏着这几个解放军是如何收拾他们的弟兄的。

    向西边高地反扑的敌人正冲到六班高地，有一个家伙胆大地爬上六班阵地，刚直直腰，就吃了刘英孩一刺刀，就势滚下土坡。这一下吓得其他敌人爬在地下光喊不走。刘英孩冲着下面的敌人喊：“爬起来投降吧，别客气啦。”

    坡下的一个连长说：“行啊，你别开枪就行。”说着在枪刺上挑着个白毛巾，领着一队低头耷脑的国军，举手投降了。其时，暂八军的军长在他的亲信随从簇拥下，带着一帮残兵败将，早已逃得无影无踪。

    就这样，解放军的4个班，打垮了敌人的一个军，生俘2200余人。

    这在世界战史上，也是少有的辉煌战例。

    连山镇外的空地上，坐满了黑压压的俘虏，堆积如山的枪枝弹药，如果这情形让蒋介石看到了，他将会作何感想？

    12月27日，随着国民党第十八兵团司令李振率部在简阳起义，成都战役结束了。我军兵不血刃拿下成都。

    成都解放后，邓小平及时指示杨勇五兵团及二野各部：“在贺老总率领的十八兵团未进成都之前，我们二野部队的一兵一卒也不准进入成都市，你们由原路返回重庆。”

    显然，邓小平想把入城的殊荣让给贺龙。

    12月30日，成都举行了隆重而热烈的入城仪式。敞篷美式吉普车里，贺龙满脸微笑，独特的胡须修剪得格外整齐。他感谢二野的老大哥给了他这份荣誉，他也感谢十八兵团处处为他脸上争光。成都，中国大陆上的最后一次大决战，以我军的辉煌胜利宣告结束。解放成都，西南战役并未到此结束。

    十八兵团一八○师五五二团智歼胡宗南土牌三十八军是大西南战役的一段佳话。

    1950年1月，西南战役已近尾声。众多国民党军队不是投降，就是起义，三十八军军长李振西却是一个顽固分子，对于贺龙的劝降信置之不理，率残部逃至茂汶地区，想顺着深山密林，溜至国外。

    得知这一情况后，一八○师请示了上级，速派正在抢修都江堰的五五二团并师部侦察连，穿插茂县，堵截胡部三十八军。

    1月中旬，五五二团自灌县沿岷江北上，向茂汶地区急进。19日晨，部队进至茂县县城附近，侦知三十八军主力已逃到茂县城东的回龙山。于是，全团并骡马分队，在黎明时分浩浩荡荡地开进县城，并在大街上来回走了几圈，人喊马叫，好像有千军万马进驻城内。

    20日黄昏，团主力向回龙山发起进攻。

    这时，电台发挥了重要作用。解放军的无线电联络，对团部称“茂县前线指挥部”，师直侦察连、各营称“xx师”，6个配合作战的少数民族支队（每支队一二百人），称“独立一团……六团”，进攻部队在山下高声呼叫上述部队和指挥员的职务，使在山上的李振西从电台中听得心惊肉跳，闹不清解放军究竟来了多少人马。

    双方僵持到22日拂晓，4个敌人打着白旗，从山上下来。

    担任进攻的二营哨兵厉声喝道：“站住！干什么的？”

    “不，不要开枪，请解放军长官对话，我们军长有话。”

    “来的什么人？”

    “副师长，李军长派的代表。”

    “过来两个人，其余不准动。”

    敌副师长带一个副官走过来。团里派两名机关干部以指挥部处长身份与他们洽谈。

    敌副师长说：“我们李军长对贺龙司令宽大政策非常感激，请求贵方先停火，李军长愿率部战场起义。”

    解放军“处长”哈哈大笑，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还来谈起义？回去告诉李振西，只准投降，不准起义，要打我们奉陪到底。”并且当下提出了具体的投降事宜和条件。敌副师长赶忙说：“请不要开火，千万不要开火，兄弟回去向李军长报告。”便慌忙上山去了。

    李振西吃不住劲了，中午的时候，派副军长和先前的那个副师长下山签署投降书。

    我五五二团团长江岗和政委张敏以茂县前线指挥部总司令和政委的身份接待了他们，并着实吓唬了他们一顿。

    团指挥所驻地周围拉了许多电线，房上竖了许多竹杆，架了许多“天线”，以示指挥都有若干电台在工作，并大声叫某部长、某处长。

    23日上午，蒋介石的嫡系三十八军，共5000多官兵，从山谷中走出口，把一支支装备精良的美式武器，全部放在地上。李振西手拄拐仗，帽沿遮住了双眼，对解放军的“司令”、“政委”行鞠躬礼，然后长叹一声，说：“我们失败了。”

    江岗团长说：“如果你再晚下来一步，我们就要发起总攻了。”

    李振西说：“是！是！胜败乃兵家常事，能战则战，不能战则降！不过我李振西也总算对得起蒋介石了。连起义也起不成，害得我只能做降将了。”

    这几句话，引起了大家哄堂大笑。

    为防止哗变，团参谋人员精心标制了几份有趣的行军路线图，发到敌军、师司令部，按行军序列把我师侦察连和各营标为xx师，将李振西军各师插在中间行进，把少数民族支队标为6个独立团，行进在左右山梁上，担任侧卫“警戒”。直到部队回到灌县驻地，李振西才知道，他堂堂的王牌三十八军，这一次栽在解放军一个团的手里。

    气得他直捶自己的脑袋：“该死，该死！兵不厌诈，我真糊涂！”

    团政委张敏是个很幽默的人，他说：“怎么，李军长不服气啊？我们可以再拉回到回龙山上，陪你李军长再练一把嘛！”

    李振西哭丧着脸说：“不，不，兄弟对贵军佩服，佩服，佩服之至！之至！”

    在西南大追歼中，十八兵团六十军一八○师屡立战功，堪称雄师。

    十二、入朝第一战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华北军区部队奉命入朝参战。刚到朝鲜，就差点让敌人不费一枪一弹端了十九兵团的“老窝”！祸不单行，司令员扬得志躲避敌机轰炸，却险些丧身于小战士的车轮下！李志民笑曰：三羊开泰，这可是周总理的吉言哟！

 第320章

    入夜，军长傅崇碧带师长徐信到江边侦察敌情。这63个俘虏，竟然是被英国女皇誉为“皇家陆军”的英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的。入朝第一仗，十九兵团打了胜仗却挨批评。六十四军先头师的师长、政委受到了降职处分。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就是保家乡。

    中华好儿女，齐心团结紧，……

    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1951年2月，冰天雪地的鸭绿江，展现给人们壮观的一幕：大桥上，满载兵员、辎重的军列，风驰电掣般向东疾驶；江中，被炸弹掀起的高高的水柱，此起彼伏，撼天动地；弥漫着浓烈呛人的火药味的江面，志愿军战士正踏着临时搭起的长长的浮桥，伴着嚎亮的歌声，疾步冲向江对岸。此时，这雄壮嘹亮的歌声，和着天上不时传来的敌机的轰鸣、江中的爆炸声，奏出一曲雄浑激昂的交响乐……这是第十九兵团离开祖国，奔赴朝鲜战场的情景。

    军列上，载乘着杨得志、李志民和他们的兵团指挥机关，行进在铁路两侧的是六十四军，而在江中浮桥上疾步如飞的是六十四军和六十五军。

    当十九兵团从山东赶到鸭绿江西岸的时候，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番入朝部队与朝鲜人民军携手进行的第三次战役刚刚胜利结束。这一仗打得干脆、漂亮，中朝军队30余万人组成的东西两个集团，隐蔽地接近“三八”线，夺取汉城，飞渡汉江，重占仁川，终于将美李匪帮逐出“三八”线。而“联合国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则在唉声叹气中度过了一个灰色的“感恩节”。

    当十九兵团抵达紧靠鸭绿江西岸的丹东时，战士们亲眼看到白天的丹东已是完全处于一片临战姿态。军民忙于各种战争的准备，太阳一落山全城便实行极为严格的灯火管制。白天晚上随时都准备着敌机轰炸、远程大炮的袭击。医院里住着一批又一批来自前线的伤员，同时，还要照料一批批在学校、在机关、在田地里、在工厂上下班的路上，被突然飞来的敌机炸伤的妇女、小孩、老人。目睹这一切，战士们激动地对他们的指挥员说：“啥叫战火烧到了俺们的家门口？啥叫唇亡齿寒？为啥要抗美援朝？为啥说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到了丹东，到了鸭绿江边，俺们全整明白了！指导员，赶快过江吧！……”

    滔滔鸭绿江，以她700多公里长的干流，把中朝两个唇齿相依的兄弟国家和有着悠久战斗情谊的人民，紧紧地连在了一起。而横跨江面的大桥，恰似由两国土地上伸出的一双巨臂，在江中相拥。西边是中国，东边是朝鲜，奔腾清澈的江水，恰如中朝两国和两国人民纯真深厚的友情……

    2月17日，定州。

    军列在隆隆的爆炸声中，披着硝烟行驶了整整一夜。此时，第十九兵团早已进入朝鲜。天近拂晓，为避免遭到敌机空袭，兵团首长决定暂时停止前进，先将军列前面兵团机关乘坐的四节车厢送到定州以南的山洞里，然后再把后边装载辎重的几节平板车送到对面山洞里，等躲过了白天，夜幕降临后再走。

    车厢刚进山洞不久，敌机的轰鸣声便由远及近，逐渐清晰起来。庞大的机群呼啸着俯冲下来，倾泻下大批炸弹，紧接着便是山摇地颤的爆炸声。巨大的气浪冲进漆黑的山洞，几乎要把洞内的火车掀翻。

    敌机过后，坐在后面的司令员杨得志站起身，拍了拍肩头上的尘土，顺着车厢边走边查看各车厢的同志。见到司令员到来，同志们急火火地问：“司令员，我们还不走呀？”

    还有的发着牢骚说：“司令员，真没想到，到了朝鲜还让我们蹲在山洞里，太窝囊了！”

    杨得志转过身去，没好气地甩出一句：“哼！小鬼，你不窝囊的时候马上到啦！”

    夜幕终于慢慢降临了。这时传来了火车头由远而近的隆隆声。机车的隆隆声仿佛给车厢里的所有人注入了一针兴奋剂，整个车厢立刻活跃起来，几个战士你戳戳我，我戳戳你，手舞足蹈，简直就像即将出击的突击队员。

    随着“哐当”一声，车厢开始缓缓而动，渐渐从山洞驶出。刚走不远，车速突然加快，车厢开始向前倾斜，小桌上的茶缸、军用水壶等相互撞击，叮当乱响。车厢内“哗哗啦啦”的响动，立刻把刚才的欢声笑语冲荡得无影无踪，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震颤搞懵了。

    这时，兵团作战科副科长余震急匆匆地跑到杨得志面前，报告说：“糟糕，我们的车厢没有车头了！”

    杨得志一惊，急忙扶着靠背，透过车窗向前望去，呀！果然车厢无头！

    此时，四节车厢正顺着陡陡的山势，由高向低，风驰电掣般滑去。

    “紧急制动！”杨得志高喊。几个人呼啦一下子拥向车厢尽头的制动闸，任凭几个人使出吃奶的劲，仍无济于事。车厢失控了！

    车厢沿着大坡度轨道飞速滑去。车外的丘陵、山崖、树木，从车窗边闪电般退去。

    车厢里，载乘着的是十九兵团机关的全部人马。这里，是十九兵团的神经中枢！这高速失控的车厢，万一发生意外，其后果不堪设想。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三个人的额头上都急出一层细细的汗珠。

    政委李志民看了看杨得志和郑维山，焦急地说：“怎么办？”

    “跳车，组织跳车！”郑维山急切地说。

    “不行，车速太快，危险！”司令员杨得志显得格外镇静。

    十几分钟后，车厢驶进定州车站。然而，在车厢的正前方，铁轨上却正停着一辆货车！几乎车厢里所有的人都看到了这一危险情况，一个个惊恐得睁圆了眼睛，张大着口。刚才车厢开动时，那两个兴奋得手舞足蹈的小战士，此时已吓傻了眼，大叫一声：“哎哟，俺娘呀！”便抱起了头。

    车厢仍以很快的速度抵近货车。此时此刻，三位兵团首长的心一下子提

    到了嗓子眼：一旦与货车相撞，必定是车毁人亡！车上的所有人，眼睁睁地望着车厢飞速向货车接近、再接近……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一个男孩箭一般从月台上跑来，用他那极熟练的动作，迅速地扳开了道岔。男孩这一连贯的动作，竟在一瞬间完成了。

    也几乎就在同时，车厢“呼”地一声从男孩身边驰过，沿着男孩扳开的另一条铁轨驶出好远，终于缓缓停了下来。

    面对眼前发生的一切，人们无法相信这是现实，甚至怀疑自己的眼睛。

    片刻，当人们从混沌中清醒过来时，车厢里的人呼喊着跳下车，发疯似地跑向那个男孩。

    男孩只有十三四岁的样子，胸前斜背着一支比他矮不了多少的美式冲锋枪，衣衫褴楼，小脸和小手冻得红红的。由于听不懂汉语，面对簇拥而来的人群，小孩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几名机关干部激动得抱过小男孩，高高地举起。望着被举在空中的小男孩，几位兵团首长禁不住流下了眼泪。政委李志民让警卫员取来一些吃的东西，塞到男孩手里，哽咽地说：“好孩子，谢谢，谢谢你了……”

    一个小时后，车头开了过来，车厢里的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车头挂车厢“哐当”一声的那一瞬间，车头并没有把车厢挂上，反而撞击到车厢，这样，车厢受力后便朝与车头相反的方向顺山势滑跑一颗心终于落地了。不过，大家想到刚才的狼狈相，又不免觉得好笑。

    杨得志长嘘了一口气，然后很认真地说：“刚才如果不是小孩相救，我们全机关的同志恐怕现在已经去马克思那里正式报到了！这就等于让敌人不费一枪一弹端了我们兵团的‘老窝’！谢天谢地！谢天谢地！”大家哈哈大笑。

    看大家都在兴头上，平时喜欢吟诗作赋的政委李志民张口念道：“想起此事头发懵，无头火车擅自行，出师未捷先遇险，……

    一险引得百人惊。副司令员郑维山“咚”地一声把手中的大白搪瓷茶缸用力放在茶几上，爽朗地说道：“我给添两句！”接着念道：“扳道工人好机警，指点列车定州停。”

    李志民脱口赞道：“好！”郑维山“嘿嘿”两声，笑道：“管他好不好，反正是大实话！”李志民说：“的确不错！”遂转向杨得志说：“老杨，你也来两句，这首诗就成了。”郑维山也劝道：“甭管干呀湿（诗）的，痛痛快快诌两句吧。”杨得志此时也很兴奋，他缓缓地擦了一把额头的冷汗，若有所思地念出两句：“遇险非险凶化吉，战场协力建奇功。”

    随着一阵阵掌声、说笑声，杨得志的思绪禁不住又回到10天前中南海那难忘的一幕……2月5日，中南海。满怀对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的殷切希望，周总理在他的办公室专门接见了第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

    周总理说：“朱总司令从充州回来后，都把你们十九兵团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过了。我们对你们的工作是满意的。”

    周总理笑容可掬，令两位兵团指挥员备感亲切。

    总理接着说：“请你们来，就是想见见你们。你们为了保家卫国，即将离开自己的祖国，我在这里为你们送行。”

    三人将杯中红红的葡萄酒一饮而尽。接着，周总理对杨得志说：“你们十九兵团，还有杨勇、杨成武同志指挥的两个兵团，都是有着光荣传统，战斗力很强的部队。我曾经说过，要把你们‘三杨’拿出去，就叫做‘三杨开台’嘛！”

    “三杨开台”是典故“三羊开泰”的谐音，寓意吉祥，具有祝福之意。

 第321章

    引用此典故，寄托着周总理对十九兵团出征旗开得胜的殷殷期望。

    总理的话，使两位兵团指挥员激动不已。甚至在以后的许多年里，周总理关于“三杨”的谈话一直令两位指挥员历历在目，难以忘怀……

    十九兵团朝着预定地域艰难地开进。

    朝鲜是一个三面环海，自然风景秀丽，物产矿藏丰富，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传统的国家。然而在美国侵略军铁蹄的蹂躏下，到处是断壁残垣，焦土碎瓦；肥沃的田野上，弹坑累累，荒草丛生，甚至车经平壤时，见到的也是一片废墟，看不到一座完整的楼，一棵挺立的树木，如果不是向导的指点，根本不知道那是昔日繁华的首都。眼前的情景与几天前在祖国华北、东北沿途所见生产蒸蒸日上，人民安居乐业的兴旺景象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部队在行军途中历尽艰难，行军途中，每个战士至少有40公斤的负荷，除自己配带的枪支、子弹、背包、四枚手榴弹外，还要带一周的干粮，两枚迫击炮弹。因为迫击炮连自己带的炮弹远不够一次战役用的。时值严冬，朝鲜多雪，有的地段积雪达一二尺厚，一脚踏下去要好几个同志帮助才能拔出腿来。有的地段雪冰相连坚硬如铁，一步三滑，战士们称之为“玻璃路”。

    不少同志拄着树棍还不断地跌跤。没走三五十步，平平的力土鞋底便沾满了厚厚的冰块，像传统戏曲中演员们穿的靴子一样，迈起步来摇摇晃晃的，即使相互搀扶也站不稳。

    成群结队穿梭一样的敌机骚扰，使部队不得不夜行晓宿。然而，白天休息却绝对没有可以遮风挡寒的地方。大山沟、大树林常常是部队最好的宿营区，而所谓宿营也只能是伏冰卧雪的同义词。所以不少战士宁愿艰难地行进也不愿宿营。夜间，敌机的照明弹一抛就是几十个甚至几百个，简直达到了昼夜不分的程度。好在朝鲜的高山树林可作为自然屏障。部队避开灯光，钻山沟、穿树林，争分夺秒地往前赶。

    寒冷的气候是部队在国内从来未遇到过的，即使来自祖国大西北的战士，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大雪。真是风如刀，雪如剑，有时候甚至使人感到空气都冻僵了。俗话说：“路远无轻担”，更何况战士负重极大、夜行而又道路十分坎坷呢！他们腿跑肿了，脚上打出了一个连一个的血泡，每迈出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有的同志竟累得大口大口地吐血。有的同志走着走着就

    靠在石壁上不动了，后边的同志轻轻一椎，就倒在了地上，无论怎样喊也起不来了。他们就这样牺牲了，牺牲在前进的路上……有的当年参加过红军长征的老同志说，这里除了空气中不缺氧，战士们有较充足的食品，其他一切几乎和当年红军爬雪山时的条件相差无几。而成批敌机不停地骚扰则是长征过雪山时不曾遇到过的。面对这种恶劣环境，我们年轻的志愿军战士继承和发扬了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的革命精神和毅力，咬着牙相互搀扶着坚持向前走，向前走……

    2月20日，部队终于到达临时集结地殷山西南里。

    2月23日，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突然来到十九兵团集结地看望部队。彭德怀先是笑了笑，然后便对杨得志、李志民摆摆手，说：“我可不是专门来看你们的……想来，但是情况不允许。这次是毛主席要我回国汇报，我拐了个弯，来看看你们，代表志愿军党委来欢迎你们。”

    杨得志向彭德怀简要汇报了部队情况，便问及十九兵团的任务。

    彭德怀说：“你们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尽快熟悉情况。眼下正进行的第四次战役不准备用你们了，抓紧准备，五次战役你们是要上的。”

    短暂的会面后，彭德怀就要踏上回国的归途了。杨得志、李志民陪同一起走到洞外的吉普车旁，彭德怀深情地握着杨得志的手，说：“这次没能见到下面的同志们，请代表我问大家好。等我回来，我们一起打第五次战役！”

    4月9日，笃庄洞。

    按志愿军司令部的部署，第十九兵团指挥部已由殷山西南里移到了这里。在朝鲜，洞和里都是村庄的意思，洞是小庄，里是大庄或镇子；郡，相当于我们的县；道，是省。笃庄洞座落在群山环抱之中，背面依着一个较高的山岭，东南三里远的地方有条小河。河边，山上，村周围的树木，被敌机轰炸得残缺不全，大片大片被烧成焦木或枯桩。

    笃庄洞村后的一个大山洞里，十九兵团军以上干部会议正在紧张进行着。山洞正面的石壁上，一幅巨大的军事地形图几乎遮盖了整面洞壁。用弹药箱临时搭起的会议桌旁，围坐着兵团所属的各路将领：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政委王昭；第六十五军军长萧应棠、政委王道邦。盼望很久且准备很久的出国第一仗就要打响了，指挥员们按捺不住激昂的情绪，眉飞色舞，气氛非常。

    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郑维山，首先走到作战地图前，向大家介绍战场形势：“同志们，经我志愿军几个月来的防御阻击，眼下敌人分别滞留在开城、高浪浦里、涟川、艺浦里、华川、杨口、麟蹄、杆城一线……美一军团部在议政府；伪一师在开城，汶山至高浪浦里地区；英第二十九旅位于高浪浦里、麻田里之间和临津江南北地区；美三师位于涟川以北及西北地区；十五团位于汉城，一八七团位于东豆川，美二十五师位于涟川以东、铁原以南地区；土耳其旅位于涟川东北地区；美二十四师位于艺浦里地区；英二十七旅从场岩里撤至加平；伪六师位于济宁里以北，……以上敌人总兵力计15个师3个旅另2个团，约24万人。根据志司分析，敌人因发现我第三和第十九兵团经调整后己转入防御，故敌人在进攻布置上，企图扼守汶山、涟川、艺浦里、华川、杨口、元通里、杆城地区。其主要兵力、火力配置在涟川、东豆川里、华川、芒村里地域，敌人的企图是抗击我军反突击，争取时间掩护它在我侧

    后登陆的准备。另外，敌人为加强纵深的防御，还设立了第二防御地带，第三防御地带。“

    郑维山一口气讲完了敌军的部署和企图后，便向司令员杨得志示意了一下，然后，即坐在桌前的弹药箱上。

    杨得志站起来，环视了一下在坐的各位将领，接着便传出一个洪亮的声音：“同志们，我们就要打一个大仗了！现在，志司的战役部署已经明确，这一仗就是我们盼望已久的第五次战役！我们要集中三个兵团加人民军几个乒团的兵力，以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坚决歼灭北汉江以西美军的3个师，英、土3个旅，李伪第一、第六2个师！”

    接着，杨得志介绍了志司的战役部署：十九兵团指挥所属各军及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配属炮八师三十一团作为左翼突击集团；第三兵团为中央突击集团；第九兵团及三十九、四十军等作为右翼突击集团。战役开始后，以一部分兵力从金化至加平线劈开战役缺口，将敌东西割裂，断敌东西增援；与此同时，以第三兵团由正面突击，第九兵团和十九兵团分别从两侧突击并实施战役迂回，形成一把张开口的巨钳，首先集中兵力歼灭南朝鲜第一师、英军二十九旅、美军三师、土耳其旅、南朝鲜第六师，尔后再集中力量会歼美军第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另以四十二军位于元山、阳德地区，三十八军位于肃川，四十七军位于平壤，人民军第二军团位于淮阳、华川地区，第六军团主力位于沙里院、载宁地区，准备待敌登陆后消灭之……

    接下来，杨得志讲到志司作战部署。他手指地图，神情庄重他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是，以一个军迅速击破临津江西岸的伪一师后，即由高浪浦里附近强渡临津江，以最勇猛迅速的行动直插议政府进行战役迂回，断敌退路，阻击援敌，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动，相机占领之。兵团主力由高浪浦里、麻田里、无等里等段渡江，首先歼灭英二十九旅，得手后向东豆川、绀岳山、琴洞里、旺方山、抱川由西南向北攻击，会歼美二十四师、二十五师……好啦，以上是志司的作战部署，你们看，还有没有不明确的内容？”

    确信大家都已明确以上部署后，杨得志望了一眼身边的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然后清了清嗓子，目光转向各军指挥员，爽朗他说：“好，我现在宣布兵团作战方案。”

    杨得志紧接着叫道：“傅崇碧、龙道权！”杨得志注视着六十三军两位指挥员，布置道：“六十三军作为第一梯队，从石湖以东至无等里段强渡临津江，直插绀岳山，切断英二十九旅和美三师之联系，除以一部向东豆川方向阻击美三师西援外，主力直插西南协同六十五军歼灭英第二十九旅……你们的任务可不轻啊，怎么样，有没有困难啊？”

    “放心吧，司令员，我们六十三军早就等着这一天啦！”快言快语的傅崇碧抢先发言道。

    “曾思玉、王昭！”杨得志转向第六十四军两位指挥员：“你们的任务是，由高浪浦里一线强渡临津江，攻占长坡里、高士洞一线，以勇猛果敢的动作直插议政府，实施战役迂回，切断敌人退路，阻击增援之敌。得手后，以一部向汉城推进并待机攻占之……”

    “保证完成任务！”六十四军两位指挥员当场表态。

    “萧应棠、王道邦！”杨得志严峻的目光转向第六十五军军长、政委。

 第322章

    “这次战役，你们担当兵团的第二梯队，炮六师三十一团负责火力支援和掩

    护。战斗打响后，你们由新岱戍滩浦渡江，从敌人左翼向东突击，协同六十三军歼灭江南之敌……“

    “是！”萧应棠、王道邦愉快地受领了作战任务。

    全部作战任务布置完毕。这时，兵团政委李志民开始发话了：“同志们，这一仗是我们十九兵团出国的第一仗，我们要旗开得胜，全力打好这一仗！你们回去以后，要加紧做好准备工作，把工作想深、想细，决不能打元把握之仗……我们要在这第一仗中经受考验，要在第一仗中立功！”

    李志民简短的动员，慷慨激昂，铿锵有力。

    杨得志一边与指挥员们握手道别，一边笑着说：“大家回去以后要各司其职，谁要是完不成任务，到时候我找你们算帐！好啦，等打好了这一仗，我们一起好好庆贺！”

    夜幕降临了，笃庄洞的村舍渐渐隐没在幕色中。

    兵团指挥部里，司令员杨得志、政委李志民、副司令员郑维山正围坐在那张用弹药箱摆成的办公桌前。一场大战即将开始，此时，三位指挥员心里异常不平静。尤其这场大战对于十九兵团来说，是入朝第一仗，就更加显得非同寻常。

    洞外，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和偶尔敌机凌空飞过的响声，洞外吹来的晚风夹带着浓浓的硫磺味，刺鼻难闻。

    眼下，部队正处于紧张的临战准备状态，忙了一天，此时杨得志已感到疲惫不堪，那条刚刚受伤的左腿也酸痛不已。于是，杨得志下意识地用手揉搓左腿受伤的部位。

    “老杨，不要紧吧？”李志民关切地问。

    “真是奇迹！车都撞坏了，人却没事。你这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

    杨司令员，就凭这，我跟着你准没错！哈哈！“副司令员郑维山在一旁打趣地说道。

    杨得志苦笑地摇了摇头。

    4月6日这天晚上，志愿军司令部关于第五次战役的会议刚刚结束，杨得志、李志民便分乘两辆车，由君子里匆匆赶回笃庄洞驻地。自从今年2月中旬入朝第一天的“险情”后，为避免遭敌轰炸，兵团首长一同“光荣”，杨得志和李志民便制定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兵团领导同志乘车开进时，杨得志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不同乘一辆车。

    朝鲜的4月，仍然寒气袭人。杨得志的车在前，李志民的车在后。志司刚刚传达的五次战役部署，令杨得志和李志民兴奋不已。他们恨不得一步赶到营地，立刻传达下去。道路虽然难走，但车速仍在50迈之上。

    那时候夜间行车，会经常碰到敌机的袭击。为了防止遭到空袭，他们乘座的吉普车的篷盖已去掉，并安排专人在车上观察敌机。这次，也是如此，警卫员郭长荣和段友荣担负着这个任务。大概走了一半路程时，突然间两个警卫员几乎同时喊道：“有敌机！”不一会儿就听到了飞机的轰鸣声。

    司机李根忠侧耳听听，说：“是‘挂灯笼’的夜航机。”说着踩了下油门，又加快了车速。这时，敌机果然抛下了几颗照明弹。

    然而，就在照明弹亮起来的瞬间，车上的杨得志司令员突然大叫一声：“不好……”

    话音未落，紧接着就是“轰”得一声巨响，吉普车与迎面飞驰而来的一辆大卡车憧在了一起……

    原来，司机和警卫员只顾看天上的敌机，却没有注意前方。然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迎面驶来了一辆大卡车。

    杨得志被甩出10多米远，昏迷不醒。

    警卫员郭长荣慌忙跑到杨得志身旁，惊慌失措地大叫：“司令员……”

    李志民看到前面的情景，一个可怕的念头从大脑中划过：“这回完了……”于是，恐慌地跳下车，惊呼：“老杨……”

    过了很长时间，杨得志十分艰难地睁开了眼睛。他一把抓住李志民的手，费了好大的劲儿终于站了起来。

    李志民问：“怎么样？”

    杨得志活动了一下手脚，说：“腿没断就没有事。”接着，杨得志看了看郭长荣，问：“你伤着了吗？他们俩怎么样？”

    小郭没有回答，他好像在抽泣，杨得志知道他在为自己担心。忙说：“没关系，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嘛！”

    李志民说：“太危险了！你和小郭、小段被甩出去10多米，李根忠的胸口被方向盘顶了一下。看，车的保险杠都撞弯了！”

    这时，段友荣一手提着卡宾枪，一手抓着一个战士一瘸一拐地走了过来。

    小段抓着的战士是卡车司机。他大喊大叫地批评那位司机，甚至嚷着：“我枪毙了你！”

    杨得志急忙走上前，关切地问道：“你伤着没有？”

    司机低着头不说话。

    李志民问他：“是不是边行车边打盹了？”

    司机点了点头，仍然没有说话。

    杨得志说：“撞了车，这下清醒了。快检查一下你的车走吧，不过以后要注意呀！”

    司机这才抬起头来，哽咽地说：“首长是哪个部队的？你的车让我撞坏了，坐我的车，我把你送回去吧。”

    小段没好气地问：“你是哪个部队的？”

    司机说：“十九兵团的。”

    杨得志说：“那好，我们是一个部队的，你走吧。”

    司机朝杨得志敬了个举手礼，说：“对不起首长。我回连队要检查的。”

    说罢便走了。

    小段看着走了的司机，不安地问道：“就这么让他走了？”

    杨得志笑着说：“怎么？你还真要枪毙人呀！”

    李志民在车上开玩笑地说：“鬼子的飞机没把你炸死，却差点葬送在自己手下人的车轮下，你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呀！”

    杨得志笑答：“不求后福，但愿别再来一次啦。”

    回想起几天前可怕的一幕，杨得志笑着对李志民说：“要是仗还没打，就在意外事故中‘光荣’了，那我可真的会死不瞑目了！”

    “老杨，你放心吧，总理的吉言在保佑我们呢！”李志民半开玩笑地说。

    杨得志望着眼前的两位战友，动情地说：“是啊，总算盼到这一天了。

    这第一仗，我们无论如何要打好，不能辜负了总理和祖国人民的期望啊！我看今天晚上兵团指挥部就动身前移吧。“

    李志民十分赞同地说道：“来，我们一起研究一下。”

    临津江是朝鲜中部的一条大江。江面宽百米左右，由于受海潮的影响，江水时深时浅，涨潮时水深齐岸，落潮时也有一米以上。江南岸是连绵的群山，纵岳山、磨义山、道乐山是主要制高点。敌人依托有利地形构筑了坚固的防御体系，堑壕、交通壕、地堡、铁丝网、地雷布满了大小山头，并以主力防守江南第一线高地及纵深诸要点。江面架有坦克浮桥一座，沟通临津江南北，江中布有铁蒺藜。其炮兵火力可控制江面和江北诸要点及通路。

    要突破临津江是相当困难的。

    4月20日，临津江北岸。夜幕笼罩下，岸边崎岖的山路上传出一阵急促的脚步声——第六十三军军长傅崇碧带领一班人马，借夜色作掩护前来江边实地侦察。走在傅崇碧前面的是一八七师师长徐信，紧随其后的是一八七师的几位团长及参谋人员。

    将要开战的第一仗，傅崇碧把六十三军最艰巨的突击任务交给了徐信这个师。而能否顺利渡过临津江，则是能否完成这次突击任务的关键一步。为此，作为师长的徐信当然马虎不得，而作为六十三军军长的傅崇碧更是夜不能寝，食不甘味。这入朝作战的第一仗，兵团首长就把最重要的突击任务交给六十三军，不用说，这是对六十三军最大的信任。很明显，担负第一梯队的突击任务就意味着打头阵，这种光荣感不仅傅崇碧本人心里美滋滋的，就连下面的战士听了都兴奋不已。

    然而，争取到突击任务不仅仅是一种荣耀，光荣的背后包含着艰巨和更多的流血、流汗。更何况，朝鲜战场面对的是拥有陆、海、空主动权和优势装备的“联合国军”。并且，出国作战，人生地疏，语言不通，所有这些，都为完成突击任务，增加了空前的难度。

    于是，急性子的傅崇碧和血气方刚的徐信两人一合计，便决定连夜赶到江边，摸准情况。为此，他们还专门从江边请来一位十分熟悉临津江情况的朝鲜老汉当向导。

    在老人的带领下，他们来到江边。茫茫天幕下，江水似银灰色的绸缎在微风吹拂下飘动着，带有些凉意的夜风从江上扑面而来，江流的滔滔水声更平添了几分寒意。对岸，敌人的探照灯不时地照来照去。

    傅崇碧和徐信拨开茂密的苇草，仔细地观察着对岸的一切。朝鲜老汉指着前面的江面对傅崇碧小声说：“这一段江面，最深的地方水深不过1米，我们以前过江，都走这里。”

    徐信眼睛一亮，高兴地对傅崇碧说：“军长，我下去试试！”说完，徐信和手下的团长及几个参谋人员一同隐蔽地向前走去……

    几十分钟过后，徐信带着几个人落汤鸡似地出现在傅崇碧身边。

    “怎么样？”傅崇碧急不可待地问道。

    “没问题，老大爷说得很对。这一带几百米的江面完全可以涉水过江！”

    徐信用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水，气喘吁吁地回答道。

    “好吧！徐信，这次突击任务，兵团首长交给我们军，而我又把任务交给你，该怎么做，这回可就看你的啦！”

 第323章

    傅崇碧听了徐信报告的情况，终于松了一口气。

    “放心吧！军长，我保证10分钟突破临津江！”徐信信心十足。

    4月22日黄昏，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到来了。

    18时整，“三八”线附近，西起开城、东至鳞蹄的几百里地域内，我志愿军万炮齐鸣，密集的炮弹怒吼着泻向敌阵地。第五次战役打响了。

    左翼突击集团，第四十军以勇猛、果敢的动作向敌纵深猛插，不到两天的时间，突入敌人纵深30多公里，切断了敌人东西向的联系。第二十六、二十七和二十军到23日凌晨也已突入敌纵深达20多公里。

    中路突击集团从敌正面实施突击，由于队形密集，影响了部队动作，因而未能迅速突破敌人阵地；尔后，虽然在栗隅地区遭遇了美三师的一个团，但由于在实施分割迂回断敌退路时不够大胆迅速，失掉战机，导致敌人大部逃窜。

    右路突击集团的战斗尤为激烈。22日夜，临津江两岸的炮火织成了密集的火网。片刻，成群的敌机涌入江面上空，黑压压的炮弹乌云般压下来。江岸是飞扬的泥土、石块和烟雾；江中是林立般的水柱，海浪般的水涛。对岸，敌人轻重机枪疯狂地封锁着桥梁、渡口、徒涉点。然而，他们却难以封锁住众多的突击点，战士们冒着敌人的炮火，跳到齐腰深的水中qi书-奇书-齐书，向对岸冲去……

    不久，一线突击部队的战报传到了兵团指挥所：六十三军第一梯队一八七师4个团已经胜利过江，并已接近敌警戒部队。

    杨得志看了看表，从发起攻击到现在仅一个多小时。杨得志一拍桌子，高兴地对李志民说：“这速度不但敌人感到惊奇，连我们自己也感到意外，实在是太快了！”

    说完，他接过傅崇碧打来的电话，大声讲道：“请你告诉徐信，要继续发展胜利，扫除敌警戒，抢占制高点，向纵深发展！”

    一八七师所以能迅速过江，主要是他们大胆采用了白天从集结地进入江岸突击点埋伏起来的办法。临津江守敌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天上又不断飞机侦察，绝未想到我白天敢接近江岸。一八七师恰恰利用了这一点，严格伪装，采取多路纵队，拉开距离，沿山间小路，抵近江岸。并且作了突击不成便强攻的打算，结果突袭成功。这不仅大大缩短了渡江时间，而且给其他部队以极大的鼓舞。

    我左右翼突击部队展开渡江时，敌人的炮火更加密集，敌机也在疯狂地轰炸，照明弹、探照灯照得江面白昼一般，加之水底的铁丝网和地雷，我军伤亡比较严重。但是，战士们早已置个人的生死于度外。我炮兵加强火力压制敌人的炮火，高射机枪集中火力对付敌人的飞机。江水中的指战员前仆后继，踊跃渡江。

    午夜，由于海水涨潮，江水猛增，我军小部被阻江北，直到23日拂晓，海潮跌落，我右翼突击集团才全部突破临津江。

    六十三军过江之后，继续向敌纵深开进。相继夺取了敌4个高地，穿越30里崎岖山路，粉碎敌人10多次阻击，拿下了纣岳山，控制了江南第一制高点，割裂了英第二十九旅与美三师的联系。

    主力继续南进，于25日18时突破了伪一师及英二十九旅主要防御地带，占领汶山、弥驰寺、直川里、中牌力、七峰山地区，先后歼灭伪一师一部及英二十九旅大部计4000余人。这中间五六一团战士刘光子一人俘虏63个英

    国兵的事迹，成了当时在部队流传的一大新闻。

    这除了刘光子战绩突出之外，还因为被俘的这些英军士兵，每个人的军帽前后各有一颗帽徽。原来这些士兵是英军著名的格洛斯特团的。这个团在1801年远征埃及的殖民战争中反败为胜，英皇授他们为“皇家陆军”，并以佩戴两枚军徽为标志。

    就在我一八七师突破敌临津江防线的第三天，五六一团二连战士刘光子正在空防洞北山最东端的山头上放哨。按营里的统一部署，刘光子的这个战斗小组负责控制山下的这条公路，阻止雪马山方向的敌人从这里逃跑。

    刘光子此时所站的位置，实际上是敌人的后方，西北方向的雪马山主峰上，我五六○团与敌激战正酣，雪马山上敌空机群飞来飞去，不断地向山北面俯冲、投弹……山下面，杂草丛生，南面不远处，可以见到敌人丢弃的纸烟盒，碎纸片和空罐头盒等杂物，从这所有迹象判断，敌人曾在这里驻扎过。

    突然，刘光子发现山下面的草丛中，有七八个敌人在走动，不一会儿，这几个敌人便隐没到小松树林里了。

    刘光子隐蔽地摸到那片小松林，他用手轻轻拨开面前的松树枝，发现那帮家伙正垂着头龟缩在一起，仔细一数，竟然是8个！从敌人的神态上判断，敌人很可能是被打散逃来的。然而，面对这八个家伙，刘光子身单力薄，总感到无从下手……

    正着急之中，刘光子眼睛一亮：他看到在敌人侧后，有一块黑黝黝的巨石，周围尽是密密的野草。刘光子暗喜：这可是个有利地形！于是，他提起冲锋枪，蹑手蹑脚地向那巨石摸去。

    他紧贴着石头朝下望，呀！眼皮底下，敌人近在咫尺。他把身上带的两颗手雷摆放在面前，然后紧握冲锋枪。刘光子屏住呼吸，一咬牙，“哒哒哒……”一梭子弹猛扫过去，敌人“吱哩哇啦”滚成一团，其中一个敌人抱起枪，疯狂地向刘光子这边窜来。

    正当刘光子准备更换弹匣还击之际，出乎意料的情况发生了——刘光子身下的巨石底下，呼呼啦啦拥出一大批敌人！刘光子恍然大悟：巨石底下的石洞隐藏着大批敌人，刚才那个未受伤的敌人是来报信的。

    此时，敌人已发现了刘光子！

    骚动的敌人在一个军官的带领下，端着枪朝刘光子走来。敌人一步步靠近，刘光子猛地一扣扳机——糟糕，子弹打光了！刘光子禁不住心里一沉。

    一大片黑洞洞的枪口在一步步逼近刘光子，情况万分危急。刘光子注视着敌人，右手暗暗地抽出手雷的保险环。此时，刘光子还不想与敌人同归于尽，他只有一个念头：消灭一个赚一个，消灭两个赚两个！说时迟，那时快，刘光子突然把手雷往下一推，向后就势一滚，只听“轰”得一声巨响，硝烟、碎石同时飞向空中。由于距离太近，刘光子也被剧烈的爆炸声震昏。

    刘光子战斗小组的战友听到枪声和爆炸声，一看刘光子不在，知道有情况，便循着爆炸声迅速赶来，向敌人猛烈扫射。

    刘光子醒来后，听到对面山头上枪声很急，透过硝烟他己看到了班长和战友们……刘光子顿时来了劲，他站起身往下一看，发现被打散的敌人正拼命地顺着山沟往南跑，身后丢弃的枪支、军服等散落一地。

    见此情况，刘光子提起冲锋枪，紧追不放，有几次被敌人的尸体绊倒，他爬起来继续追。很快，刘光子便冲到了敌群中间，他仍紧盯着最前边的敌人猛追，在距前头敌人还差一步的时候，刘光子握紧手中的冲锋枪枪柄，往

    前用力一抡，刚好击中敌人腿部，前面的敌人“扑通”一声栽倒在地，狗吃屎状爬在地上喘着粗气乱哼哼。

    刘光子端起冲锋枪，朝天扫射了一梭子，然后大声喝道：“站住！再动老子就开枪啦！”

    在刘光子威严的目光注视下，面对刘光子黑洞洞的枪口，敌人一个个被吓得魂飞魄散，战战兢兢地放下枪，举起了双手。

    刘光子一边指着山头，一边用刚学来的半生不熟的英语命令道：“狗头！

    狗头（goto）！“

    听到命令，俘虏们一个个举着双手，自动排成两行，垂头丧气地向山上走去。刘光子眼见俘虏丢了一地很漂亮的自动枪，心里痒痒的。然而，他听到不远处渐紧的枪声，又怕敌人援兵赶到，误了事。更何况独自一人，也拿不了这么多枪。于是，他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支英式冲锋枪背到肩上，然后，端起枪，押着这一大群俘虏上山去了。

    大家看到刘光子一人抓了这么多俘虏，高兴地上前将刘光子团团围住，问这问那。一个战士走到俘虏群清点了一下，哈！一共63个！

    回来后，刘光子才知道，他抓来的这63个俘虏，竟然是被英国女皇誉为“皇家陆军”的英二十九旅格洛斯特营的！

    与六十三军相比，六十四军的进展情况却不尽如人意。

    六十四军渡江攻占了长坡里、高士洞一线后，遇到了美一军坦克群的陆地封锁和航空兵空中大面积轰炸的疯狂阻击，行动困难，进展缓慢。特别是担任穿插分割任务的两个师，被敌人紧紧地缠住，不得脱身，很有影响整个战役进程的危险。

    十九兵团指挥部里，杨得志接到这一报告后，心情十分沉重，便立即与副司令员郑维山、副参谋长康博缨研究对策。尔后，杨得志将电话直接打到第六十四军指挥部，他对军长曾思玉讲道：“曾军长，兵团己决定派第二梯队六十五军的两个师前去增援你。望你组织大部分部队钳制住敌人，用另一部分兵力迅速突击，向敌人纵深穿插，务必要完成志司赋予的分割迂回任务！”

    接到增援的命令后，六十五军的两个师火速渡江赶到了长坡里。但由于六十四军攻击东文里受挫，加之缺乏突围穿插的经验，敌人的火力又猛，左冲右突，终难突破敌防御阵地，致使六十四军8个师加六十五军的2个师，共5个师拥挤在临津江南岸约20平方公里的狭长地带里，遭到了敌炮兵、航空兵的火力轰击，伤亡很大。

 第324章

    他们苦战3天后，终于突破敌阵地，随即向敌人纵深推进。然而，毕竟失去了3天的时间，在分秒必争的现代化战争条件下，3天，72个小时，这实在是太宝贵了！

    协同六十四军担任穿插任务的兵团侦察支队和六十四军五六九团三营在正面攻击的同时，勇猛地向敌后突进。

    这两支部队20小时打垮敌人7次阻击，前进120里，占领了通向汉城的交通要道、议政府附近的制高点——道峰山，炸毁了山下公路的铁桥，切断了敌人的退路。敌人为了援助被我切断退路之敌，疯狂地向道峰山进行炮袭。

    据后来的报告，开始的一天，道峰山上落弹不下数千发，山腰上炮弹坑套着炮弹坑，碗口粗的柏树像高粱秆一样被炮弹砍断。但是我占领道峰山的指战

    员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挖掩体，跳弹坑，巧妙地躲避着敌人的炮袭，并监视着山下的敌人；夜间还派出小分队袭击敌人。他们像插入敌人心脏的钢刀，在这里坚持战斗3天4夜，打乱了敌人的纵深防御。后来“志司”分别授予他们以“道峰山营”、“道峰山支队”的光荣称号。

    在这两支部队占领道峰山的同时，六十二军一八九师在土桥场包围了敌人2000余名。激战一小时后，由于我们仅有一个营断敌退路，敌人迅速调整了队形——80余辆坦克分别为前导与外围，人在中间，在20多架飞机掩护下，向南逃窜了。

    与此同时，由司令员兼政委宋时轮、副司令员陶勇、参谋长覃健等率领的左翼突击集团突破敌人防御后，主力乘胜插向敌人纵深，沿途打垮敌人5次阻拦，歼灭美二十四师和伪六师各一部，突击到“三八”线以南地区，胜利完成了战役割裂任务。

    由司令员兼政委陈赓、副司令员王近山、副政委张楠生、参谋长王蕴瑞等率领的中央突击集团突破后受到美三师和土耳其旅顽强抵抗，进展比较缓慢。几经激战，歼灭美三师一部。

    到4月29日，五次战役第一阶段的作战任务胜利结束。

    十九兵团入朝第一仗，即歼灭英二十九旅大部、土耳其旅一部，共歼敌2.3万余人。第一仗就取得了如此大的胜利，按战前之诺，十九兵团本该好好庆贺一番。然而，几天后，十九兵团司令部却收到志司一封特殊电报，此电是彭德怀司令员拟写的。

    电报指出：一、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你军任务为突破临津江迅速插至议政府及其以南断敌南进退路，为什么没完成任务？原因何在？必须严格追究责任。

    二、军（兵团）侦察支队及一九○师五六八团三营能迅速插至道峰山，途中电台打掉，据说还能派人返回联络，证明是可以插过去的。为什么师主力不继续跟进？军亦不严加督促。该侦支与三营打得很好，全体同志都值得记功表扬。请即将该两部负责干部姓名报来，以便通报全军嘉奖。

    以上两项，电到24小时答复。

    从电文的语气，和电文中彭总所加的注重圈，杨得志、李志民仿佛看到了彭德怀那张充满温怒的脸。

    对此，杨得志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后来，彭总告诉我们说：”那个电报是我亲自修改的咧！我是生了气的咧！‘……一向治军极严，赏罚分明的彭总，我们是熟悉的。“

    “接到电报，我和政治部陈先瑞主任火速赶往六十四军，参加他们正在召开的紧急党委会议，了解具体情况，总结经验教训，鼓舞斗志准备再战。

    曾思玉、王昭和担任穿插任务的两个师的主要负责同志心情不好，很是痛心。

    他们都认真地进行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师的负责同志甚至流着泪对每一个战术动作都作了检查。“

    “……我和先瑞同志代表兵团党委承担了我们的责任。我们在肯定指战员们顽强的战斗意志的同时，对军、师领导提出了现在想来是相当严厉的批评。战争就是这个样子，它来不得半点温情。根据军党委的意见，兵团党委决定给两个先头师的师长、政委以降级和通令警告的处分；给打得好的兵团

    侦察支队和三营的同志记了功，并上报志司和彭总。“

    十三、蝶血北汉江当志愿军胜利北撤的时候，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灾难正降临到他们头上！险！

    三兵团被敌人切断退路。关系到一八○师命运的最宝贵的时间，在混沌的大脑中消失了。

    军长韦杰眼看着一八○师被围，施出浑身解数，却仍爱莫能助。一个个士兵瘫倒在敌坦克的履带下……郑其贵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完了！一八○师将从志愿军的编制序列中被一笔钩销。当年的六十军军长悲叹不已话当年……

    五次战役结束以后，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奉命北撤。

    此时，我军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后勤保障跟不上。由于敌人空中轰炸，交通不便，部队所需的弹药和粮食供应陷入严重困难的境地。在如此恶劣的战争条件下，志愿军战士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为最高利益，高度发扬吃大苦、耐大劳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和国际共产主义精神，为了更多地消灭敌人，宁可饿着肚皮，也不愿“饿”着枪支，每次行军参战，总是“子弹多些再多些，给养少些再少些”。然而，即使这样，部队所带的粮弹也仅仅勉强维持7至10天。

    美李军在屡吃败仗之后，开始将视线移向志愿军的后方供应。美第八集团军统帅李其微在研究了我志愿军的后方供应问题后，即以“礼拜攻势”之名，制订出一个新的战术：在我军进攻的时候，他凭借其汽车、坦克，故意边打边撤，以消耗我军弹药。而大约一周过后，待我军粮弹匮乏之际，他则以其机械化部队像磁铁一样把我军紧紧粘住。对此，李其微美其名曰“磁性战术”。

    此时，五次战役刚刚打完，我志愿军大举北撤，于是李其微盯准这个机会，脸上露出了狰狞得意的一笑：ok！实施“磁性战术”的机会来到了。

    5月23日晨，李其微集中了4个军13个师的兵力，以摩托化步兵、坦克、炮兵组成的“特遣队”为先导，在大量的航空兵和远程炮兵的支援下，开始有计划、有部署的疯狂反扑。

    本来，我志愿军向北转移是胜利回师的主动行动，但此时，由于各级指挥员对敌人有计划地实施猛烈反扑的规模和形势估计不足，加之我军当时是胜利后的班师，全军上下普遍存在着麻痹思想，导致部队北撤的组织计划不够周密。更糟糕的是，由于部队未安排好交替掩护，第三兵团的电台又被敌机炸毁，所属部队失去指挥达3天之久，在第三兵团的中部战线一时出现混乱。加之一些指挥员缺乏现代兵种知识，在前沿布置掩护部队时不注意破坏桥梁，也没有很好地用火力封锁道路，结果敌人一旦突破我前沿，就可长驱直入，3天之内竟向我纵深推进50至80公里！

    严峻的形势出现了。

    5月24日，志司总部接到报告：我第十二军军部和下属的2个师、第二十七军主力和六十军所属的第一八○师被敌切断退路，拦截在“三八”线以南地区，已呈为敌三面包围之势……

    26日夜，第六十军指挥部。

    六十军也是华北军区的一支老部队，入朝以后临时配属给三兵团。

    此时此刻，军长韦杰心情十分沉重。在此之前，他刚刚获悉一八○师被围的消息。一八○师三面受敌，背后就是北汉江，真可谓是背水一战，一八○师处境危急！不行，必须让一八○师冲出重围！韦杰不容多想，立即指示

    报务员给一八○师发报：“拟令一八一师自华川以东接援你们。令你部坚决向西北方向突围……”

    一八一师于当晚23时30分接到韦杰的指令后，便立即向各团下达接援一八○师的部署。然而，此时一八一师至各团的电话线中断，只好徒步向各团传递命令。由于部队分散，加之天下大雨，迟至27日2时30分各部队方接到出发命令，4小时后才到达华川、原川里、均巨里一线。然而，为时己晚，敌人已先我一步占领了这一地域。

    一八一师遂组织部队从正面攻击，终不可能，至此，六十军接援一八○师的计划遂告破产。

    一八○师陷于弹尽粮绝，进退维谷的险境。

    战前刚由师政治部主任提升为师长的郑其贵，面对部队眼前的处境已是无可奈何。

    其实，在一八○师刚刚被敌人切断退路的时候，如果郑其贵能够沉着冷静地组织部队积极突围，目前这种境地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当时的情况仅仅是敌人的摩托化步兵超越到一八○师的前头，后面没有敌人，中间也没有敌人，利用夜间完全可以突出来的。然而，郑其贵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没有果断地临机处置，在当时的危急时刻，还犹豫不决地向六十军指挥部发电请示：我们是否可以向北汉江撤退？军指挥部的回电是：接兵团指示，令你部在北汉江以南原地防御，以掩护伤员后撤。

    当时，志愿军尚未转移的伤员多达8000人！

    此时的郑其贵始终格守着党的政工干部特有的准则：上级的命令就是一切，违背上级命令是决不允许的。很显然，他缺乏军事指挥员应有的干练和果敢，尤其缺乏随机应变的处事能力。于是，关系到一八○师1万多人命运的最宝贵的时间在他混沌的大脑中永远消失了。

    面对敌人强大炮火的冲击，一八○师涣散了。

 第325章

    到现在为止部队已经3天没有粮食了，只有靠山上的野菜聊以充饥。而许多人由于辨不清有毒的野菜，误食后中毒……

    部分战士开始开小差。敌人利用一八○师的被俘人员，在飞机上向一八○师阵地喊话，作劝降宣传。

    一八○师指挥部开始焚烧文件、密码本，师直、五三八团、五三九团和五四○团也开始焚烧文件……

    郑其贵指示报务员向军指挥部发出最后一封电报：一八○师将分散突围，各自为战。尔后，将电台毁掉，将武器投向滚滚逝去的北汉江……

    在凄凄淫雨中黑夜来临了。司号员最后一次吹响了军号，呜咽低沉的号声回荡在一八○师阵地上空。郑其贵通知一八○师自动解体，官兵们自愿结合，分成多个小组朝各个方向寻找出路去了。

    师长郑其贵和副师长段龙章等带数百人从东北方向突围。他们支撑着饥寒交迫、困乏无力的身体，一步一滑，艰难地越过一座座山岗，走进一条很长很深的山沟，他们在这遍布乱石荆棘的深谷中，跌跌撞撞地向凶吉未卜的前方摸去。

    天至将明，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他们终于走出了沟口，展209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片小树林，望着眼前平坦的地域，郑其贵长吁了一口气，随即又打了一个冷颤——他的全身早已不知什么时候被雨水淋得湿透

    了。这时，一种本能的求生的欲望重又爬上心头，浑身也来了劲，他招呼一下大家，便甩开大步向树林方向走去……

    突然，一阵低沉的马达的轰鸣声从树林中响起，尚未等郑其贵回过神来，几十辆坦克已经冲出树林，紧接着坦克开炮了。隆隆的坦克和着履带转动的嘎嘎声左冲右撞，一个个士兵瘫倒在坦克的履带下……

    郑其贵绝望了，他嘶喊着发疯似的向树林深处跑去，此时，郑其贵才清醒地意识到：完了，一切都完了！一八○师从此即将在志愿军的编制序列中消失了。

    ……

    截止到5月30日，一八○师师长郑其贵、副师长段龙章和一些零散人员归队，总共不到千人！

    一个整编师，全员11000人，此役一八○师竟损兵折将多达万余人，其中有5000余人被俘！这是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人员被俘最多的一次。

    对此，彭德怀非常痛心，也非常生气。事后，他在志愿军总部召开的军以上领导会议上大发雷霆，并当面质问六十军军长韦杰：“你这个韦杰，军长是怎么当的？命令部队撤退时，你们就知道照传电报，为什么不安排好？”

    “还有，你们那个一八○师，本来是可以突围的嘛，你们为什么说你们被包围了？敌人不就是从你们前面过去了嘛，有什么大不了的？敌人白天过去了，可晚上还是我们的天下嘛！……哪有像你们这样把电台砸掉、把密码烧掉？！”

    对此，彭德怀本人也深感内疚。他在总结五次战役后期失利的情况时，曾经这样说道：“关于第五次战役的打法，洪学智曾向我提过意见，我没采纳。现在看来，洪学智的意见是正确的。”

    愧疚之情溢于言表。由此，我们看到了彭德怀元帅那光明磊落、敢于正视自己的高风亮节。

    的确，在瞬息万变的现代化战争条件下，根据敌我力量对比和战场情况变化，及时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是十分必要的。为此，在很多年后，韦杰在认真总结这次战役时，开诚布公他讲了自己的几点认识：一、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想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多占一些地区，有利于和谈，但在作战指导上有轻敌麻痹的思想，没有贯彻量敌用兵的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过了志愿军的作战能力。

    当时敌军是机械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掌握了绝对制空权，而我军还是劣势装备，部队行动全靠两条腿走路，补充一次弹粮仅能维持7天左右，对付敌装甲坦克，除了炸药以外，一个连仅有几发莫洛托夫手雷，各级炮兵数量甚少，在这种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作战，每次战役的规模不宜过大，口张大了，势必兵力火力分散，纵深大了，在物资保障和兵力机动上必然力不从心，战役发起时间过早，反击的口张得过大，部队远离后方大幅度跃进，未能趋利避害，结果一、二阶段未能圆满实现预期目的，没有做到知己知彼，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对我方困难顾及不够，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考虑，没有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具体反映在战役初期，对付敌人撤退缺乏准确分析，只看到敌人表面上的败退，未能识破敌人撤退中藏有避我锋芒，诱我前出，待机反扑的阴谋，因此

    各级指挥员缺乏多手准备。如一八○师奉命于北汉江以南担任掩护伤员转移任务时，敌人已发起进攻，该师还以为敌人是“以攻为守”，没有及时调整部署，应付新的情况。再者，作战部队没有根据对象的变化进行充分的准备。

    我三兵团参加五次战役系入朝同美军第一次交手，一方面部队入朝仓促，各方面准备不足，另一方面对同美、李军作战缺乏经验，又没有对敌作战特点认真加以研究，因而对敌人机械化部队机动速度很不适应，在战斗中不能依照新的情况来判明敌之企图，立下正确决心进行处置。不能迅速转换战斗样式，不能迅速集中兵力，力争主动。

    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战役中我反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反击没有形成拳头，阻击没有突出重点，各级预备队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5月23日敌乘我军转移之机全线反扑时，我军全线一度处于被动。战役开始，六十军为兵团左翼梯队，战役第二阶段发起后，兵团将我军的3个师分由兵团、十二军、十五军指挥，分散在3处作战，军部在战役过程中没有掌握机动兵力，战斗行动受到很大影响。在阻击敌人北犯时，3个师虽然奉命归建，但位置分散，相距甚远，客观上造成全军不能根据新的情况调整部署，全军仍一线配置于30公里正面上，军的防御缺乏韧性，一八○师被围时，其余2个师仍在春川东北地区，山高路窄，行动不便，不能及时救援。如能在战役结束撤离时迅速将一八○师、一七九师转移至北汉江以北地区并肩组织防御，将一八一师作为第二梯队，同时加强与友邻的联系，形势将有利得多。一八○师被包围之时，三兵团也无任何机动兵力，不能增援六十军，解围一八○师。兵团防御地段本身也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无力支援。

    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止阵地，实行重点防御。以劣势装备抵抗优势装备的敌人，必须有良好的阵地作依托。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对此未能引起足够的认识，没有经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一八○师在北汉江以南阻止敌人，背水而战，地形条件极为不利，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一八一师某团防御伏主山阵地时，没有以高地主峰为重点进行防御，而使该主峰被敌占领，敌人居高临下，我守各部队被迫撤出。

    四、组织指挥不严密，与友邻协同失调。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这给部队作战行动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

    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兵团令我六十军采取防御，接到命令时，我军兵力相当分散，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各师虽奉命归建，但短时间内无法收拢。

    一八一师到军部120多公里，要走好几个晚上才能归建，一八○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陷入不拔，无法归建，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掩护伤员转运的任务由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兵团自23日至26日3天与各军失去联系，只有一七九师后撤路线同军部一致。该师刚赶到军部附近，敌坦克部队已到了华川。军部当时令该师在马坪里以北的丘陵地带挡住敌人沿公路北犯，把敌人的锐气打下去了，但一七九师亦遭受很大伤亡。后来彭总在总部开会时讲：“六十军机动灵活，能够将一七九师使用在这个方面上，把敌人挡住了，否则敌人沿春川这条公路插到元山港背后，后果将更为严重。”

    实践证明，大兵团作战，友邻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在一八○师遭受敌人攻击时，友邻部队事先未通报，突然后撤，使一八○师侧翼更加暴露，敌人乘机猛插城隍堂，使一八○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势。

    五、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在整个战役中，通信联络不能

    保持通畅，其原因，一是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和各种通信手段并用，以致使重要任务下达、紧急情况上报不畅；三是经常遭空袭，加之少数通信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作战指挥受到干扰，兵团与各军失去联系达3天之久，军部与各师电台联络也多次中断，有的整天失去联系，有的电报没有发出，有的收到电报没能及时译出，造成指挥失灵，贻误了战机，造成了被动。

    六、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在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封闭，战役中我军前出大远（六十军最远前出200公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后送，部队通常只能保持7天的作战能力，给作战行动和阻击敌人反扑带来极大的困难。

 第326章

    敌人对我们的这些情况摸得很清楚。前阶段他们采取后退，诱我前出，待我方弹粮耗尽再作反扑。这个深刻的教训必须记取。一八○师在向北突围中，有的部队弹尽粮绝，吃野菜，吃野草，中毒和饿死部分人员。

    七、一八○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指战员表现出英勇顽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但师主要负责干部却政治上动摇，惊慌失措，贪生怕死，丢掉部队，单人逃跑，未能果敢地、沉着地指挥部队坚决突围，因而使全师遭到重大损失。

    关于五次战役一八○师受损失的责任问题，军委总部首长早有结论。

    1952年10月，周总理当面对我说过：“韦杰同志，一八○师失利没有你的责任。”彭总在志司党委会上也说：“在五次战役中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置是正确的。”尽管如此，我总感到很有必要将这段真实的情况做个认真的回忆。

    我一生经历了43个战役，大小战斗525次。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真实地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八○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经验教训，回忆总结，留给后人，是有重要意义的，也是一个老兵的责任。

    作为当时第六十军的军长，韦杰的着眼点可能更实际、更具体一些。无论是非曲直，在此，我们不好妄加评论。然而，对于我们全面认识一八○师所遭遇的那场灾难，韦杰所提供的上述情况，必定会给我们以新的启示。

    十四、钢铁部队铁原，攸关全局。守铁原，萧应棠告急。危急时刻，杨得志亮出六十三军这张王牌。

    彭德怀：告诉傅崇碧，他损失一个团，我给他补一个团，损失一个师，我给他补一个师！

    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铁原！有的连只剩下两个人。杨得志关切地告诉傅崇碧：应当允许部队有得有失……“特功八连”剩下的58个人阻击敌人一个师的进攻。彭德怀：要给你们发新衣服、新装备，还有烟、有酒、有各种罐头！战斗结束，六十三军一下补充了1.3万名老兵。

    5月28日，九华里第十九兵团指挥部。

    针对敌人利用我志愿军向北转移的机会，实施其“磁性战术”这一情况，志愿军总部根据敌情的变化，在我军转移、阻击以及抗击线等方面立即作了周密部署：十九兵团第六十三、六十四军和人民军一军团分为左、中、右三路向渭川里、涟川以北地区转移；六十五军执行阻击任务。

    彭德怀曾专门打电话给杨得志，再三说明：为了确保涟川、铁原一线的安全和掩护兄弟部队第三兵团转移，要求六十五军在议政府、清平川地区的阻击任务必须坚持15至20天。

    杨得志十分清楚：涟川、铁原一线是朝鲜西部地区的重要交通线，既有公路，又有铁路。而铁原又是我志愿军囤积物资的主要供应站。一旦被敌人占领，就会切断我东西战线的联系，直接威胁到正在进行的我全军转移。六十五军的任务十分艰巨！现在，六十五军在粮、弹、兵员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下，已经坚守了4天。然而，总部的要求是让六十五军阻击15至20天！想到这里，杨得志不禁为六十五军捏着一把汗……

    正在这时，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恰好是六十五军军长萧应棠打来的。从电话里，杨得志分明听到了萧应棠急促的呼吸。话未出口，杨得志紧张的心情又加重了几分。

    萧应棠报告：敌人集中了几倍于六十五军的兵力，并配以空军、坦克、炮兵，连续不断地强行突击。目前部队伤亡极大，有的阵地已经丢失，有的部队被迫向后撤退20至30公里，现已撤到汉滩川以北地区……

    这是一个有可能危及整个战役的极为严重的情况！

    杨得志预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他果断地对电话另一头的萧应棠指示道：“萧军长，我会立即调六十三军火速支援你们。现在我命令你部，要克服一切困难，严格按志司的要求打好阻击，决不让敌人前进半步！”

    杨得志语气坚定，态度坚决。

    然而，当杨得志向志愿军总部汇报这一情况时，却顾虑重重，心情异常沉重：六十三军在没有休整，没有任何补充的情况下，阻击来势凶猛的强敌，注定要吃大亏，万一守不住……对此，杨得志向彭德怀作了如实汇报。

    电话里，彭德怀斩钉截铁他讲道：“铁原阻击战只能胜，不能败！请你告诉傅崇碧，他损失一个团，我给他补一个团；损失一个师，我给他补一个师！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铁原！”

    的确，在此危急关头，就目前情况，六十三军困难重重，对此，兵团首长了如指掌。六十三军自突破临津江以来已经连续作战一个多月。除了武器装备、给养供应上的严重不足，战斗和非战斗减员也相当严重。战斗中部队

    减员本来是很正常的。国内作战可以随打随补，然而在朝鲜却基本上没有可能。在他们防御的正面，当时有范弗里特指挥的4个师4.7万余人，平均每公里地段就有700多人；而六十三军全军仅有2.4万余人，平均每公里地段上只有370多人。武器装备方面，敌当时有各种火炮1300多门，坦克180余辆，且有空军支援，而六十三军全军包括六○炮在内仅240余门，且既无坦克也无飞机。也就是说，六十三军要把装备占明显优势、兵力多己近一倍的敌人，阻止在自己面前，使他们不能前进一步。而且阻击的时间不是1天、2天，而是10天至15天。这是彭总的命令。“军令如山倒”，没有半点余地。

    身处阻击战第一线的军长傅崇碧、政委龙道权等领导同志，也深知目前严峻的斗争形势。

    当六十三军接受任务后，傅崇碧军长亲自赶到军的第一梯队实行前沿指挥。他们首先在纵深20公里、正面25公里的地域构筑了临时野战工事，为阻止敌人前进打下了基础。

    经过认真准备，六十三军完成阻击任务的各种安排的实施计划很快报到兵团指挥部。傅崇碧在报告中提出：在兵力部署上，采取纵深递次和少摆兵多屯兵的方法，并以多个战斗小组到前沿与敌纠缠，使敌不能过早地迫近我主阵地；在火力组织上，充分发挥各种火炮和短兵火器的威力；在战术运用上，采取正面抗击与侧翼反击相结合，并在夜晚派出小部队袭扰敌人，等等。

    杨得志仔细地阅完了六十三军的作战计划后，心里感到了无限的快慰。

    打心眼里说，六十三军的这个作战计划既简洁明确、措施得力，又符合实际情况。由此，他发现他的下属指挥员自入朝以来，特别是经过战役第一阶段的锻炼，在指挥艺术上，在适应新环境、新条件、新的作战对象方面，都有了很大提高。

    杨得志兴奋地对正埋头研究六十三军作战报告的副司令员郑维山说：“唔，不错。看来仗是越打越大，而作战指挥却是越来越细了。”

    “是啊，这叫战争锻炼人嘛！”郑维山接着说。

    过了一会儿，郑维山突然自言自语地说道：“不对呀，傅崇碧在报告里居然没提出困难？可别……”

    “可别什么？你担心傅崇碧对困难估计不足？”杨得志急忙问。

    “……”郑维山没有说话。

    “依我看啦，是傅崇碧他们故意没提。他们是了解目前兵团的情况的。”

    杨得志接着说，“我看，这个问题我们要主动问他们。”

    “对，我们分头去问。要问得具体，解决得具体。”李志民说，“政治工作方面，我向先瑞问一下。”

    “后勤方面的问题的确很多。我看，目前这个状况后勤工作单依靠谁也不行，要大家一起干才行。”郑维山说。

    这个时期，兵团后勤部已经撤销了，后勤部机关大部分同志充实到志愿军后勤司令部和成立的几个后勤分部中去了，后勤供应实行了由分部分片包干的办法。十九兵团的供应由三分部负责。杨得志建议给分部的同志打个电话，让他们了解当前十九兵团的任务和后勤方面的困难很有必要。

    李志民玩笑似他说：“我来找他们，五次战役开始之前彭总就讲了嘛：这次仗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这一半的功劳是那

    么轻松得到的吗？！“

    杨得志对大家说：“六十三军最大的困难，我看还是兵力不足。我们能在这方面给他们一些帮助是最实际的了。我想从兵团直属队里抽些人出来给他们，你们看怎么样？”

    大家一致赞同。

    杨得志在一八九师的阵地上找到了傅崇碧。当杨得志问及他有什么困难时，傅崇碧笑了。他说：“困难是一大堆呀！但是军领导研究过了，大家一致的意见是一条也不提。”

    杨得志说：“你说一条也不提，可是提了一大堆。我们研究了，决定从兵团直属队里抽500人给你们！”

    傅崇碧好一会没有讲话。

    “你听到我的话了吗？”杨得志推了一把傅崇碧，大声说，“给你们500人。我告诉他们了，要尽可能多抽一些有战斗经验的老兵给你们。”傅崇碧十分激动。他几乎是喊着说：“我们马上把兵团的这个决定传达到每一个战士，请兵团首长放心，我们决不让范弗里特踏进铁原一步！”

    铁原，一场悲壮而惨烈的阻击战开始了。

    六十三军第一梯队第一八七、一八九师沿涟川至铁原公路两侧构筑梯次纵深防御阵地；以六十五军第一九四师在铁原以西玉女峰、内洞、朔宁一带防御；以一八八师作为第二梯队，部署在铁原以西驿谷川、楸屯里地域，并在此组成反空降部队。

 第327章

    第一天，范弗里特指挥的美李军以部分兵力对六十三军阵地进行了一整天试探性进攻后，转入了全面进攻。敌人依仗强大炮火的支援和坦克群的掩护，逐次增加兵力，实行多方面、多梯次的轮番冲击。

    双方刚一交火，战斗便异常激烈。一八九师打得很苦，有的阵地被敌人攻占后，又被我收复，一天之内竟反复几次。这样，一八九师苦战了三天三夜，基本阵地尚牢牢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有些阵地被敌人突破，有些团队伤亡很大，有的营连甚至丧失了战斗力……

    铁原，一时成为志愿军各级首长注目的焦点。

    司令员杨得志把电话要到六十三军指挥部，他告诉傅崇碧：“你们的任务是防御阻击，而不是固守某一阵地，应当允许部队有失有得，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关键要在总体上顶住敌人！”

    彭德怀也在密切地注视着六十三军阵地，他从电话里找到杨得志，说：“部队表现不错。告诉傅崇碧，要爱护战士，爱惜战士，注意保存战斗力。”

    ……

    战斗进行到第5天，刚进入阵地不久的一八八师五六三团一营一连二排，打退了敌人一个营的两次进攻后，被敌人的两个营三面包围于一座孤立的高山之上。一营和他们的二排，在国内作战中曾分别获得过“钢铁营”和“特功排”的光荣称号，二排被围，牵动着团、师、军以及兵团领导的心。

    6月5日，二排在白天打退了约一个营的敌人两次正面进攻之后，入夜，敌人又以一个营的兵力向二排的侧后迂回攻击。

    至午夜，全排仅剩8个人和15发子弹，此时，敌人又冲上来了。他们发扬一往无前的顽强精神，用刺刀、枪托和木棒、石头与敌人展开殊死搏斗，

    又一次打退了敌人的反冲。仅6月5日这一天，二排共毙敌100多人！

    阵地上，8个人的子弹已全部打光了，仅剩下几颗手榴弹，眼看敌人又要发动新一轮冲击，这时，副排长李秉群对战士们说：“同志们，我们被敌人三面包围了，身后是5丈多深的悬崖，现在我们8个人要突围不可能；要打，没有子弹；与敌人面对面地拼，他们人多，弄不好还会当俘虏。我们是‘钢铁营特功排’的战士，不能给英雄部队抹黑，不能给祖国丢脸！我提议，宁肯跳崖，死也不当俘虏！”

    战士们异口同声地响应：“死也不当俘虏！”

    于是，他们留下1位党员班长带2名战士掩护，李秉群带领另外4名战士坚定地走向悬崖……留下的3名战士在完成掩护任务后，也纵身跳崖。

    这8名勇士中，后来有3名幸存者在跳崖受伤后，被部队找回。

    开始，六十三军向兵团首长报告说，他们曾派人去寻找李秉群等同志，但是没有找到。那悬崖有5丈多深，估计是牺牲了(奇*书*网*.*整*理*提*供)。政委李志民听后非常生气，当时要求他们继续寻找，并很激动他说：“告诉六十三军政治部，要他们把8位同志的名字报来，要把他们的事迹整理出来。军里、兵团都要很好的表扬他们，要给这些同志记功！”

    后来从报来的名单中知道，这8位同志是：李秉群、翟国灵、罗俊成、侯天佑、贺成玉、崔学才、张秋昌和孟庆修。

    在六十三军五六三团的阵地上，三营八连打得也很漂亮。他们灵活地使用兵力，机智地运用战术，以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连续奋战4昼夜，以伤亡16人的代价，毙伤敌800余人，打退敌15次大规模的进攻，守住了阵地。战后，他们获得了“特功第八连”的称号，该连连长郭恩志获得了“一级战斗英雄”、“特等功臣”的光荣称号。

    6月5日破晓，远方传来隐隐的炮声。

    郭恩志和战士们一样，自从突破临津江以来，40多天几乎是天天行军作战。按理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也该休息休息了。可是，肩膀上压着千斤担子，哪能睡得着呢？他倚靠在掩蔽部口的弹药箱上，眼睛一动不动地注视着堑壕前边，好像那里会突然有敌人钻出来似的。隆隆的炮声，愈来愈近。

    他撩起袖子看看表，呵，快5点了！该是敌人开始出动的时候啦！他猛地一下站了起来，钻出掩蔽部。

    天大亮了。东方出现了玫瑰色的云霞，云里放射出一道道朝霞的金光。

    朝鲜初夏的清晨多美啊！这时要是在祖国，亲人们也许正扛着犁耙下田，穿着工作服进厂，背着小书包上学……可是眼下的朝鲜，却遍地战火，满目焦土……

    “报告连长，敌人大约有一个连，快到山脚了。”侦察小组长的声音，打断了郭恩志的思绪。

    “告诉二排做好准备，一排不要暴露火力，按预定方案，狠狠地打！”

    郭恩志的话音刚落，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

    轰！轰！轰！炮弹接二连三地在二排阵地爆炸。顿时，二○○高地上，烟尘遮天，一片火海；树林被削光了头，地皮像被犁了个过儿；疯狂的敌人，毫不吝惜地倾泻着成吨成吨的钢铁。

    炮轰一结束，黑压压的一大片敌人从杨树林里钻了出来。有的背着枪，有的拄着枪，有的扛着子弹箱，一个个大摇大摆，哼呀哈呀地朝上爬。大概他们以为山头上再也没有能阻止他们前进的力量了。

    敌人越爬越近，二排战士一个个怒目圆睁，打开盖的手榴弹紧紧摸在手里。

    只有20来米了……“打！”随着苏指导员一声命令，一排手榴弹飞进敌群，猛烈地爆炸着。敌人受到这突如其来的打击，拔腿就往回跑。紧接着机枪怒吼了，六○炮响了，猛烈的火力打得敌人一片一片往下倒，剩下的，连滚带爬地退下去了。

    “打得好啊！打得好！为了朝鲜人民，狠狠地打那兔崽子，叫他来得去不得！”郭恩志在高峰上高声叫喊着。

    一到战斗，他的嗓门特别亮，跑到东，喊到东，跑到西，喊到西，打一夜，他能鼓动一夜，打一天，他也能鼓动一天。

    听到连长的喇叭嗓子，二排战士浑身长劲，又接连打垮敌人两次冲击。

    阵地前，一缕缕青烟在被炮火打中的树木残桩上、在敌人尸体的衣服上，轻轻镣绕。战士们打扫完战场，又在紧张地修补工事，等待敌人下一轮进攻。

    郭恩志钻进掩蔽部，用电话向营长报告战况，营长的话在耳机里非常清晰：“你们给敌人来了个下马威，一下消灭了60多个，打得好啊！不过，郭恩志，敌人碰了鼻子是不会甘心的，一定还会冲击……”

    “是，营长请放心，敌人来多少，我们就收拾多少，保证每次给他打收条！”

    “哈哈！”一阵笑声过后，营长又提醒他，“同这样的对手打交道，要多动脑筋。越是胜利，越要冷静……等一等，教导员和你说话。”

    教导员告诉他，一定要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积极开展阵地立功竞赛运动，激发全连干部战士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保证阻击任务的胜利完成。末了，教导员特别放大嗓音：“喂，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刚才朝鲜人民和人民军又给我们送来了一大批弹药和粮食。”

    “真是及时雨呵！只要弹药充足，打多久都没问题！”

    “好！我马上派人给你们送弹药！”

    “我马上转告全连，狠狠打击美国强盗，用实际行动感谢朝鲜人民的支援！”郭恩志兴奋地放下了话机。

    过了不久，敌人的炮弹又呼呼隆隆地打过来了，气势比上次更凶。一瞬间，无名高地也成了一片火海。

    炮一停，阵地上烟气腾腾。郭恩志顺手招呼六○炮手和重机枪手：“走，到一排去！”

    机枪手老王见连长一招呼，“哼”地一声便把几十斤重的机枪扛到肩上，边跑边说：“连长，这回该我过够瘾吧？”

    “咳！还愁没你打的！快走，跟上来！”

    昨晚支委会上，连里的干部专门研究了敌人的特点：火力强，爱搞集团冲击。敌人火力强，我们就加固工事；敌人爱搞集团冲击，我们巧妙运用火力打他个痛快。郭恩志还出了个主意：敌人单独进攻二排阵地，一排、三排就不要暴露火力，虚虚实实，使敌人摸不清我们的底细，既利于我们用突然火力杀伤敌人，又可以避免敌人的炮火。大家一致同意他的意见。刚才二排那里打得正激烈，一排却没有响过一枪。

    郭恩志跑到无名高地，就开始迅速组织火力。他对六○炮班的宋班长说：“听见我打第一枪，就向密集的敌人先放四发，把敌人往中间赶。而后往中间狠狠砸它一发，懂吗？”

    接着他又对机枪手老王说：“等我打第二枪，你们机枪就往中间扫，把那些免崽子往两边赶。”

    说完，郭恩志面向副连长：“等我第三枪一响，你们反击小组就出去，狠狠地把他们全部干掉！”

    一切刚安排好，一个连的敌人上来了。吃了一次亏，倒长了一点见识：只见这批家伙左顾右盼，磨磨蹭蹭，像蜗牛似的往上爬，看来敌人胆子小多了。

    敌人离阵地还有五六十米，没等散开队形，郭恩志手里的驳壳枪一扬，“叭”的一声，六○炮“吭”、“吭”、“吭”、“吭”飞出四发炮弹，在敌人堆里前一发，后一发，左一发，右一发地接连爆炸。活着的敌人拼命往中间挤，这时“吭”的一声，第五发炮弹，正好在敌群中央开了花，炸得敌人歪七斜八地倒了一大圈。

 第328章

    “叭”又一枪，老王紧扣枪机，重机枪嘟嘟嘟地叫了起来，一口气就是150发，敌群里扫开一条“人胡同”。

    正打得来劲儿，郭恩志冲着机枪手喊道：“喂，老王，你是怎么打的？”

    “打敌人的脑瓜呀！”老王张口回答。

    “不行，那样太浪费子弹。敌人从下往上攻，一个比一个低，应该这样打！”说完，郭恩志把枪身向上一提，枪口一压，愤怒的子弹便穿过第一个敌人的肚皮，接着穿过第二个敌人的胸脯，再穿过第三个敌人的脑袋，一颗子弹穿三个，三个鬼子穿成一串糖葫芦。

    敌人被打懵了，不敢向前一步。就在这时，郭恩志的第三枪响了。“杀！”

    两个反击小组，在副连长的带领下，如猛虎下山，直扑下去，刺刀闪着寒光，枪弹像暴雨卷向敌群，打得敌人叽哇怪叫，满山乱跑，又死伤几十个。

    打退敌人进攻，郭恩志立即意识到，遭到惨败的敌人，一定会用炮火来报复。他马上命令司号员吹起撤退号。反击小组刚刚进洞，随着刺耳的一声呼啸，一颗炮弹就落在阵地前面。紧跟着，数不清的炮弹就像雹子似的铺天盖地砸来，整个山头震得摇摇晃晃。

    “抽烟哟！”郭恩志卷了一支“喇叭烟”，靠着洞壁，咝咝地吸着。洞外炮火越来越急，郭恩志长长地喷了一口烟，说：“劳驾劳驾敌人炮兵吧，省得我们动手砍树筑鹿砦！”一阵哄然大笑在防炮洞里回响。

    郭恩志总是这样幽默而风趣。战士们和他在一起，就是打仗，也是乐呵呵的。前天雨夜行军，泥泞的山路又陡又滑，走着走着老觉得脚板扎得慌，讨厌的小石子，怎么尽往草鞋里钻。他抬起脚，摸了摸，糟糕！底子早透了！

    再摸摸那只鞋，也有了窟窿。他狠了狠心，扔掉了它，走起来倒还觉得利索些。天一亮，有人问他：“连长，你穿的是什么鞋？”郭恩志低头一看，呵！

    从腿肚子到脚板都糊满了黑泥巴，他笑着把腿一抬：“咱这双高腰黑皮鞋，又亮又光！”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对于这位朝气蓬勃、充满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连长，大家都从心眼里喜欢他。

    临近黄昏，炮火才渐渐平息下来。

    郭恩志向营里报告了一天的战况后，顺势坐在脚后一个炮弹箱子上，用

    那沾满黑泥的双手，来回抚摸着额角，思考着怎样积极、主动地歼灭敌人。

    战斗的生活逐渐炼就他这样一种脾气：敌人在他面前猖狂，他是不能忍受的。

    敌人暂时老实了，他也一刻不能安心。这时，他心窝里正翻腾着一个问题：现在敌人究竟要干什么呢？虽说他早就派出侦察小组，然而思绪却不能平静下来。

    “报告！”掩蔽部门口闪进一个黑影，从声音里听出那是侦察小组长。

    “怎么样？”连长急促地问。

    “敌人在山脚下挖工事。”

    “呵！兔崽子，想挖好工事，作明天冲击出发地。”

    “连长，干掉它！”站在一旁的三排长说。

    灯光照在郭恩志疲劳而坚毅的脸庞上，只见他两道浓眉往上一挑：“哼！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想得美。“他一头钻出掩蔽部，命令炮班宋班长：”对准山脚下挖工事的家伙，狠狠地揍他一顿！“

    炮班长连炮架都不用，左腿一跪，托住六○炮筒，吭！吭！吭！……一连射出几十发炮弹。

    一阵热闹过后，侦察小组的同志倒背着枪，拍着手，笑哈哈地上来了。

    郭恩志把脸一沉：“你们怎么啦，倒背着枪还不算，还乐成这个样！”

    “连长，咋不乐，挖工事的敌人全给咱们报销了。”侦察组长连说带比划：“我们正在树林里监视，忽然咱们的六○炮”吭当吭当“地猛砸下来，只见敌人八个一摊，九个一伙，围着炮弹坑”噼哩啪啦“就倒下去了……他还没说完，另一个战士就接上茬：”嘿！那没砸死的，吓得连锹也没拿，撒丫子就跑。“

    战士们说得绘声绘色，把郭恩志也逗乐了。他扭头擂着宋班长的胸脯说：“听着，神炮手！等战斗结束后，我给你请功！”

    “哈哈！”大伙一阵哄堂大笑，宋班长也乐得抿不上嘴。

    正在这时，有个战士跑过来报告：“连长，发现下面有人说中国话。”

    “说中国话？”郭恩志警觉地伸直脖子一听，确实下边叽哩哇啦外国语中，夹杂着不很流利的中国话。

    “好！你说中国话，老子正想叫你听听！”郭恩志眉头一皱，计上心来。

    他一转身，向着站在对面的一排长高声喊道：“一营长——”莫名其妙的称呼把一排长弄糊涂了：连长怎么在这个时候开玩笑呢？只见郭恩志急忙摆手摇头抢先发话奇书-整理-提供下载：“你们营要注意隐蔽火力，等敌人进入火力圈，就坚决把它消灭掉！听清了没有？”

    “听清了！”一排长会意地大声应着。

    郭恩志又向三排长喊道：“你们三营，和一营一样打法，听清了没有？”

    “是，团长同志，听清了。”三排长的声音特别洪亮。

    山上这么虚张声势的一阵叫喊，山下果然不吭声了。有道是：兵不厌诈。

    敌人听后惊恐万状：是呵！原来山头上的志愿军有一个团，怨不得4个连攻了一天没攻上。4个连怎能攻得动一个团呢？——敌人还暗暗叫苦呢。

    夜深了。疲倦的月亮像是躲进了云层休息，只留下几颗星星在放哨。

    郭恩志提着枪，拖着疲乏的双腿，在阵地上来回巡视。他觉得身子骨有

    点发酸，脑子有点发胀，眼皮像涂上了胶，老想往一块粘。这时候，如果能睡上一觉，哪怕只睡5分钟，该多美啊！可是不行，他想到战士昨天挖工事，今天又激战一天，这时还在放哨警戒，修补工事，比自己还要累呢。想到累，他猛地清醒过来：我们守，敌人攻，他们一定比我们更疲劳。如果我们把敌人搞得再疲劳一点，胜利的把握不就增多一分吗？嗯！敌疲我打，以攻为守，这才是最好的防御。

    一个主动出击的计划在郭恩志的脑子里形成了。他轻轻招呼三排长。

    “啥事，连长？”三排长立即跑到他跟前。

    “今天打得怎么样？”

    “怎么样？”三排长有点委屈他说：“二排打下两个连，一排消灭两个连，一整天打退敌人5次冲击，可三排边都没挨上，我这当排长的咋向同志们解释！”

    “叫你们三排先打，一、二排就没意见了？凡事都有个先后嘛！”

    “先后？连长，现在给咱什么任务？”三排长摸着了连长的心思。

    郭恩志微微笑了一下：“让你们去捅马蜂窝！”

    “捅马蜂窝？”

    “对！”郭恩志把身子凑近三排长，压低嗓门说：“现在鬼子在杨树林里睡大觉，你带个小组摸进去，狠狠揍它一顿，叫它不得安生！”

    “是，马上就去。”三排长一下振作精神，高兴起来。

    “嘘！轻一点。动作要肃静、迅速、果断！”

    三排长带着4个战士出发了。四周，除了偶尔一阵风吹树叶的声音外，一点动静也没有。他们迅速来到公路旁边的那片杨树林里。发现一堆呼呼睡觉的美国鬼子。三排长数了数，一共10个，明白是放警戒的，便悄悄告诉八班长：“他们要是不动，别理它；要是一动，一个不拉全收拾掉！”尔后他带领其余3个战士，蹑手蹑脚地绕过敌人的警戒班。他们正往前摸，忽听前面有哭叫的声音。拨开树枝一瞧：嘿！草坪上，大约有一个连的鬼子，躺得横七竖八。有的抱着枪，有的枕着枪，有的靠着树，睡得像死猪一般，发出刺耳的鼾声。那哭叫的，大概是个半死不活的伤兵。袭击小组按照原订方案，不慌不忙地把手榴弹都解下来，拧开了盖，一齐扔出去。手榴弹在正作着美梦的敌群中爆炸了，敌人顿时乱了营。接着，自动枪的子弹，像爆豆一样撒向敌人。吓昏了头的敌人鬼哭狼嚎，四处奔命。袭击小组东喊一声“杀呀！”

    西喊一声“冲呀！”弄得鬼子不知志愿军究竟从哪边打来。

    就在手榴弹爆炸的时候，鬼子那个警戒班也霍地立了起来。但他们还没弄清东西南北，八班长的自动枪“突突突”一扫，那帮家伙又躺下不动了。

    郭恩志站在山上，听到手榴弹响，琢磨夜袭已经得手。过一会，5个人带着缴获的战利品，喜笑颜开地上来了。

    这时，敌人的机枪、卡宾枪却在山下僻僻啪啪地响起来，他们自家打得正欢哩。

    一清早，敌人就从涟川方向开来了五辆坦克、两辆吉普车和两个营的兵力。在很远的公路上，还有数不清的黑点在蠕动。

    一切迹象表明，敌人就要全面进攻了。郭恩志重新调整了部署，把三排分成两半，分别加强一、二排阵地。

    刚刚调整完，敌人就开始进攻了。还和昨天一样，敌人除了在山上丢下

    一批尸体以外，一根毛也没捞着。

    部队正要进入防炮洞防炮，突然侦察小组的同志上气不接下气地跑来报告。

    “连长，败下山的敌人在山下喊中国话……”

    “说什么？”郭恩志追问道。

    “他们喊……”侦察小组的同志缓了口气，“他们喊：攻不上就别攻了，用炮把山头轰平算了！”

    “别攻了，用炮轰？”郭恩志眉心一拧，略微顿了一会，忽然一摆头冷笑道：“哼！狡猾的家伙，设圈套想让我们上当！”

 第329章

    “一定是敌人耍的花招。真要用炮砸咱们，还会这样大嚷大叫？”站在一旁的三排长同意连长的分析。

    “说得对。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研究我们，我们在摸敌人的规律，敌人也在摸我们的规律。看来，敌人已经掌握了我们防炮的规律，想骗我们进洞，好偷袭阵地。我们偏给他们来个不规律，将计就计，打它一个冷不防！”

    郭恩志说到这里，果断地发出命令：“不要进洞，准备继续战斗！”

    果然，敌人再没炮击，一个连的兵力就偷偷地摸了上来。这帮蠢家伙，以为这么一诈骗，志愿军就上当了。那里知道，就在他们爬到阵地前沿的时候，突然听得一声“打”，手榴弹、步枪、冲锋枪、机枪一起开火，敌人像割麦子一样，撩倒一片又一片。

    山下的指挥官满以为这回一定能攻上去，但当他们从望远镜里一看，气急败坏，恼羞成怒，发疯地驱赶预备队一批又一批地往上冲。

    战斗越来越激烈。

    郭恩志端着冲锋枪，从一排打到二排，又从二排打到一排，哪里敌人多，他就出现在哪里。战士们一个个也杀红了眼，有的索性脱掉衣服，光着膀子打。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打退了敌人一个加强营的5次冲击。两个阵地前堆下了一层又一层敌人的尸体。

    但是，输红了眼的敌人仍然像潮水似的向前涌，不停地往一排阵地上扔手榴弹。爆炸声中，一名机枪手中弹倒下了，20多个鬼子乘势扑上来。眼看阵地就要被打开一个口子，郭恩志的心一下顶到了嗓子眼。他冲过去正要抓机枪，新战士小舒抢先一步跨到跟前，端起机枪，又哗哗地喷出条条火龙，眼前那堵“人墙”一下子又塌了。

    突然，小舒一个踉跄，鲜血顿时从胸前涌了出来。“一班长，接住机枪！”

    郭恩志边喊边把小舒搂在怀里。

    “连长，放开我……放开我……为朝鲜人民……打……”

    “小舒——小舒——。”郭恩志连声呼唤。

    小舒渐渐地合上了双眼。

    “同志们，为朝鲜人民报仇，为我们的战友报仇，狠狠地打呀！”

    “报仇！”“报仇！”“报仇！”阵地上响起一片悲壮激昂的呼声。

    异常严重的情况来临了。一排长在无名高地传来了暗语：“同志们，我们还有5万发子弹！”郭恩志一听，吃了一惊，按照预先规定的暗语，那就是说，一排只剩下50发子弹了。这之前，他已向营里要过几次电话，但电话线已被敌人切断。一个连的敌人已占领了侧后制高点，子弹运不上来啦！郭恩志急忙扯起嗓子，发出吼声：“同志们！用石头把鬼子砸下去呀！”郭恩志一边喊着，一边抱起工事

    旁边的一块几十斤重的大石头，对准一个鬼子的脑袋，狠狠地砸了下去。只听得“哎呀”一声，鬼子往后一仰，立即像一堆烂泥摊在地上。滚落下去的石头又接连砸倒了几个。

    “砸呀！”战士们都照着连长的办法，睁圆眼睛，搬起石头，对准敌人，一起往下砸。只见石头撞击着鬼子，鬼子夹杂着石头，满山乱翻乱滚。有的鬼子丧了性命，有的砸得鼻青脸肿，还有的给沙土迷住了眼睛，像猴似的不住地擦。

    美国鬼子哪里见过这样的战法，一个个全部怔住了，再也不敢往上冲。

    勇士们用石头征服了敌人，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

    “叭！叭！叭！”忽然，从二五五点一高地的左侧后，传来一阵枪声。

    郭恩志扭身一看，不好！占领制高点的那股敌人从后面包围过来了。

    “共军没有子弹了，抓活的啊！”

    正面的敌人听见山后响起枪声，知道是他们的人包抄上来了，霎时像皮球打了气，又蹦了起来：“抓团长！捉活的！”

    八连腹背受敌，情况十分危急。郭恩志两眼闪射出一团怒火，他手一挥：“重机枪，掉转枪口，堵住后面的敌人！”

    “连长，重机枪滑机了，剩下100多发子弹，一下子就会打出去。”

    “把第6发子弹抽出来，一下打5发！”

    机枪手老王急忙每隔5发抽一发子弹。果然，机枪5发一断，5发一断地叫着。侧后的敌人被阻在山腰里。

    正面敌人冲上来了。战士们继续用石头阻击着敌人。打啊！打啊！敌人又一次被压住了。可是，战士们手中的子弹、手榴弹打光了，战壕附近的石头也打光了。战士们“咔嚓”“咔嚓”都上了刺刀，目光一齐集中在连长的脸上。

    郭恩志沉着地命令同志们检查一下自己的弹药。检查结果：全连只有他剩下12发子弹，三排副还有一颗反坦克手雷。其余的枪膛、弹夹、手榴弹袋，全都是空空的。

    郭恩志看了看表。战前上级指示，这次战斗是机动防御，尽可能争取时间，拖住敌人。现在，全连用16个人伤亡的代价换取了杀伤敌人800多名的胜利，争取了两天一夜的时间，完成了上级交给的阻击任务，应该保存实力，转移第二线继续战斗。

    郭恩志根据支委会的决议，迅速组织了突围力量。可是能下山的道路，敌人己围得水泄不通，敌人兵力薄弱的地方，又尽是悬崖绝壁。

    跳崖，一个主意在郭恩志脑子里闪过。突然，阵地侧后响起枪声，敌人被吸引过去了，郭恩志借此时机，迅速带领部队，穿过树丛，来到了悬崖口。

    “同志们，我们只能从这里跳崖突围了。现在，我和三排长先跳，在前面开路，指导员和三排副负责掩护全连。跳！”话音刚落，郭恩志俩人纵身跳了下去，大家也紧跟着往下跳。刚到崖下，敌人就发觉了，10多个鬼子持枪向他们扑过来。

    “抓团长！”

    “……”

    三排副胳膊一抡，扔出了全连最后的仅有的一颗反坦克手雷。“轰”的

    一声巨响，七八个鬼子倒下了。“杀——”郭恩志大喊一声，带着战士猛扑过去……

    夕阳衔山。落日的余辉映照在高台山上。

    郭恩志和战士们披着晚霞，胜利地回到了营指挥所。张营长惊喜而激动地一下抓住郭恩志的膀子，使劲地晃动：“打得好！打得好！你们58个人战胜敌人一个师，不简单那！”

    六十五军虽然在第一次阻击战中没有打好，但他们吃一堑长一智，在这次阻击战中，打得坚决，打得英勇，打得顽强。涌现出了“攻如猛虎、守如泰山”的英雄五连及“独胆英雄”徐申等一批先进单位和英雄模范个人。

    铁原、涟川地区的阻击战整整打了13天！为志愿军总部迅速调整新的战略部署赢得了极其宝贵的时间。6月10日，志愿军总部发布命令：第六十三军、六十五军已完成阻击任务，撤出铁原地区。

    第二天，彭德怀风尘仆仆地专程赶往第六十三军休整地——伊川。

    此时，战士们刚刚从一线下来。一个个身上不知被火烧烤了多少遍，不知被荆棘划了多少次，甚至不知被子弹穿了几个洞，战士们的军装已是衣不遮体，一丝丝，一缕缕，上面布满了“窗户”。有的战士上身赤背，下身只剩一条短裤。一个个蓬头垢面，胡子拉茬。一张张黝黑的脸庞上，一样布满血丝的眼睛，放射出一样自豪的光。

    彭德怀来到战士们中间，带着少有的微笑，疼爱地望着一个个勇士，深情地和他们一一握手。彭总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你们打得好，打得好啊！你们吃了不少苦，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好同志。祖国和人民忘不了你们，祖国和人民感谢你们！”

    在临离开六十三军的时候，彭总问傅崇碧有什么要求，傅崇碧说：“部队减员太严重了，有的连队只剩下一两个人。”

    “给你补。给你补些老兵，能打仗的老兵。”彭总说。“你还要什么？”

    傅崇碧说：“有兵就什么也不要了。”

    “不，”彭总说，“要给你们发新衣服、新装备。祖国人民送来了大批慰问品，有酒、有烟、有各种罐头，很快给你们运来，这些东西一定要先发给战士们——当然，你们这些首长也有一份喽！”

    不久，从西北地区调来的1.3万名老兵补给了六十三军。

    十五、压轴“戏”

    最后一战，杨勇的二十兵团唱压轴“戏”。杨勇：哼，这回就让炮弹去跟李承晚说话吧！许世友、李天佑等著名战将来到二十兵团给老朋友助威。风云多变。杨勇接到紧急报告：某部一名侦察参谋叛变投敌……王平为邱少云式的英雄战士所感动，禁不住落下了眼泪。二十兵团第六十八军第六○九团先遣队的故事，后来拍成了电影《奇袭白虎团》。1953年7月27日，中、朝、美、韩在板门店签署停战协议。

    1953年5月，台日里第二十兵团驻地。

    二十兵团是1951年5月入朝的，是华北军区部队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之一。同属第二番入朝参战部队，二十兵团却比杨得志的第十九兵团推迟了两个多月。1952年7月11日，二十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因病回国，十九兵团副司令员郑维山代理二十兵团司令员职务，政治委员是张南生。入朝以来，二十兵团所辖的第六十七军和六十八军，一直在“三八”线上的金城以北地区担任防御。

    现在的二十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都是刚刚走马上任的。

    6月20日，台日里兵团指挥部。台日里是一个仅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沟，兵团指挥部就设在山下一个很大的山洞里。

 第330章

    这里的树木已被敌机轰炸得东倒西歪、残缺不全，一棵棵被火烧烟熏过的枯桩、焦木，兀立在坚硬的岩石上，使得原先这里秀美的景色变得凄楚荒芜……

    洞内，用几只废弃的弹药箱摞就的“会议桌”前，司令员杨勇正默不作声地抽着烟。对面是政委王平和参谋长萧文玖。整个指挥部显得空寂而沉闷。

    经过战场上的反复兵刃较量和谈判桌上我中朝和谈代表团的不懈努力，停战谈判终于达成协议。然而，就在双方准备签字之际，李承晚集团竟公然破坏协议，于6月17日夜，以“就地释放”为名，扣留我方被俘人员2.7万余人，且大肆叫嚣“反对任何妥协”，要“单独打下去”，企图破坏全面实现停战。

    过了一会儿，杨勇站起身，吐出一口烟，一边走，一边对王平说道：“真是令人难以想象！行将就木的李承晚，居然野心勃勃地要单独打下去，真是螳臂挡车——不自量！”

    “是啊，这充分暴露了他一贯反共的反动本质。看来呀，李承晚是撞不到南墙不回头啦！”王平说道。

    “倒也干脆。那我们就狠狠地揍他一顿，一直到把他揍扁为止！”杨勇愤愤地说道。随即，将烟蒂丢到桌上的旧玻璃瓶里。

    面对和谈出现的这一新的局势，彭德怀司令员及时致电毛泽东，建议推迟停战协定签字的时间，以便“再给李伪军以严重打击，再消灭伪军一万五千人”。对此，毛泽东十分赞同，并非常肯定地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宜，视情况发展决定。再歼灭李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为了狠狠打击李承晚集团，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总部指示各兵团和各军：原预选目标如已准备就绪者，应即歼灭之；如新选目标，应即抓紧时间进行准备。对美军及外国帮凶仍不作主动攻击，但对任何进犯之敌均必须坚决予以打击。

    在二十兵团指挥部里，悬挂在石壁上的军事地形图清晰地标示着敌我双方的军事态势：自夏季攻势以来，特别是经过最近两次的反击战，美李集团

    在北汉江的防御体系已被彻底打破，金城以南、北汉江以西地区，也就是二十兵团的正面，敌人4个师的阵地显得更加突出，目前的态势对我十分有利。

    看到这一情况，杨勇喜不自禁。为了进一步摸清这一带的地形、地貌和敌情，杨勇和参谋长萧文玖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翻山越岭，来到阵地最前沿实地察看。通过望远镜，敌阵地被一下子“拉”到了杨勇面前：金城以南，山所里到金城川和北汉江汇合处，是敌阵地的最突出部分，这个呈弧形的突出部宽约25公里。这是以轿岩山为主的一片山地，山崖陡峭，难攻易守，是阻击进攻的一块天然屏障。突出部的核心地域是梨船洞高地，在这里担负防御任务的是伪首都第一师和伪第三、第六、第八师，驻守这里的几个师全部都是李伪军的精锐之师，尤其是首都第一师，是李伪的“王牌师”。西部和西北部则山势较低，地形开阔平缓，距我阵地的距离约一公里，不易接近……

    6月21日，二十兵团指挥部里，司令员杨勇、政委王平、参谋长萧文玖、副参谋长赵冠英4个人围坐在山洞，呆了整整一天。到傍晚时分，一份很详细的《二十兵团金城战役作战方案》便送到了志愿军总部首长的案头。副司令员邓华、杨得志仔细研究之后，便很快电复二十兵团：同意《二十兵团金城作战方案》。现调配第六十、第五十四、第二十一军隶属你兵团；另将炮兵第二师第二十八团、第三十团一个营，火箭炮兵第二○一团，高射炮兵第六○一团，反坦克炮兵3个连，工程兵4个营加强你兵团。

    看完志司的电报，杨勇高兴地说：“这回放心了。加上六十七军和六十八军，我们的兵力已经有5个军共15个师了！”

    “可不是，总部还向参战部队配发了大量的渡河器材、通信器材和大量作战物资呢！”政委王平喜出望外。

    “好极了。这样算来，金城正面，敌我双方的兵力对比是1比3，火力对比是1比1.7，嗯！我们的兵力兵器都占优势。”参谋长萧文玖一边扳着手指算，一边眉飞色舞地说，“在主要方向上，我们的火炮密度已经达到每平方公里108门，嗨，这可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德战场上的标准！”

    “哼！这回我们就让炮弹跟李承晚说话吧！”杨勇戏谑地笑道。

    7月10日，台日里二十兵团指挥部。

    这里正在进行军以上作战会议。在座的除了兵团领导外，5个军的军长整整齐齐地围坐在会议桌周围，他们分别是：第六十八军军长陈坊仁，六十七军军长邱蔚，六十军军长张祖谅，五十四军军长丁盛，二十一军军长吴泳湘。

    参谋长萧文玖首先走到地图前，环视了一下大家，说：“这次金城战役，我们决心集中第六十八、六十七、六十和五十四军以及炮兵、工兵和坦克，组成东西中三个突击集团，在牙沈里至529.3高地一线首先突破敌防御，向梨船洞方向实施主要突击，拉直金城以南战线。尔后，视情向亢峰、赤根山、黑云吐岭、白岩山方向发展。二十一军在北汉江以东地域担负防御任务。”

    停了一下，萧文玖接着对大家说道：“下面请司令员布置作战任务。”

    杨勇将烟蒂熄灭，随后站起来，叫道：“邱蔚，丁盛，陈坊仁！”

    话音未落，三位军长已立正站在杨勇面前。

    “以第六十七军、第五十四军之一三五师、第六十八军之二○二师（欠一个团）组成中集团，由官垡里至轿岩山地段实施突击，第一步首先攻歼轿岩山之伪第八师第十团、伪第六师第十九团之一个营和官垡里西南高地敌一个营，得手后，迅速向南发展，歼灭东山里、商山里之敌，并协同东、西集团歼灭585.2高地、开野里之敌；第三步协同东、西集团由北向南攻歼梨船洞以西、西北之敌。”杨勇接着讲道：“以第六十八军（欠二○二师）、第五十四军之第一三○师组成西集团，由外也洞至灰古介地段实施突击……”布置完中、西两个集团，杨勇又叫道：“张祖谅、吴泳湘！”杨勇接着讲道，“以第六十军、第二十一军（欠一个师）及第六十八军之六○五团组成东集团。以第六十军由松室里、龙虎洞地段实施突击……”

    杨勇讲完之后，用征询的目光环视了一下各位军长，然后问道：“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总攻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六十七军军长邱蔚抢着问道。

    “看，六十七军急得都快坐不住了。总攻的时间定为7月13日21时。

    现在请大家对一下表。“

    这两天，部队忙于战前的紧张准备，兵团指挥部倒是一下子清静了许多。

    杨勇有些坐不住了，他想下各部队转转，再检查一下战前准备工作。这时，电话铃响了。

    “你好啊，老杨！”是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

    “是老许呀，正好你帮我出出主意！”听到老朋友的声音，杨勇惊喜万分。

    “哈哈，我有啥主意啊！我是奉总部的命令，准备去你那里参观学习哩！

    这最后一台戏就看你老弟唱喽！“

    原来，志愿军总部考虑到当时全线大规模的作战已停止，其他兵团暂时没有大的任务，于是便指定一些兵团领导到二十兵团观战、助威。与许世友一同来的还有李天佑、杜义德等名将。他们曾与杨勇出生入死、并肩战斗，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好啊，有你们几位帮我，我心里就踏实多了！欢迎你啊，老许，我等你！”杨勇放下了电话。

    13日，干军万马如箭上弓，弹上膛，只等一声令下。

    然而，下午13时，杨勇突然接到一个紧急报告：我某部一名侦察参谋叛变投敌，敌人已获悉我轿岩山一带的作战企图，并立即调整了这一带的防御部署……杨勇先是一惊，然而当他考虑到敌人仅仅调整了轿岩山的部署，而其他方向均未变化时，悬着的一颗心才终于落地，随即命令道：按原计划发动进攻！

    盛夏的烈日炙烤着薄薄的洞壁，闷热难耐。而漫长的白天，也一如这火样的夏日，煎烤着杨勇那颗焦急的心——从昨天夜里开始，已有3000多名指战员先期隐蔽地安插到距敌只有500米的地域内，另有60多门火炮。为了不使敌人发现，指战员们埋伏在泥水和荆棘丛中，他们忍受着日晒、蚊叮、虫咬和疲困的煎熬，已经度过了20多个小时！现在距离总攻的时间还剩几个小时，然而，对于潜伏部队的指战员们来说，也是最疲倦、最焦急的时刻。距

    离这么近，任何一点可能的懈怠和疏忽，都会暴露目标，以致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想到这里，杨勇焦急地踱着步子。

    王平理解杨勇此时的心情，便劝慰道：“我们的战士具备高度的组织纪律性，他们一定能够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其实，王平的话也不完全是说给杨勇，另一半是说给他自己听的。作为兵团首长，他又何尝不时时牵挂着潜伏部队的那些战士们呢！

    后来，据了解，在潜伏中，敌人的冷枪冷炮时常落在潜伏区。13日清晨，一发炮弹落在战士司振江身后，炸断了他的双腿，另有几名战士同时受伤。

    司振江和他的战友硬是一动未动，一声未响，咬着牙坚持着。司振江疼得几次昏死过去，另外几名受伤的战士疼得甚至将双手都插进了坚硬的土层里……

    21时整。

 第331章

    随着杨勇一声令下，千门大炮发出撼天动地的怒吼，将夜空辉映得如同白昼，一批批炮弹如同闪电飞向敌群，顿时，整个金城一线变成一片火海。

    20分钟后，二十兵团的三个突击集团，在二十四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有力配合下，犹如三把利剑，向敌人同时出击，不到一个小时，即全部突破敌人前沿阵地。

    中集团突破敌前沿后，其左翼第一九九师进攻中遇敌顽强抵抗，于14日零时占领轿岩山中峰、东峰；右翼第二○○师于23时37分歼灭官垡里西南高地敌一个营，并沿金城至华川公路向敌纵深发展，于14日6时占领龙渊里、东山里，割裂了伪第六师防御，使轿岩山和烽火山两敌侧后受到威胁，开始动摇。

    东集团因准备时间不足，进攻正狭窄，加之又是翻越山脊进攻，突破后发展速度缓慢，至14日6时，仅占领北汉江以西汝文里至472.3高地一线，未能迅速进到细岘里及控制金城通往华川的公路。

    西集团进攻勇猛顽强，灵活主动，向敌纵深发展比较顺利。其右翼第二○三师迅速歼灭522.1高地敌一个营后，师主力立即向芳通里方向发展进攻。二○三师组成的渗透迂回支队沿522.1高地以东公路急速向敌纵深插进，于14日2时直插二青洞。迂回支队的先头分队是六○七团侦察排的一个班，他们在副排长杨育才指挥下，以灵活多变的战术，出敌不意，以极小的代价胜利歼灭了伪首都师第一团（即白虎团）团部，为该师迅速完成第一步任务发挥了重大作用。战后，杨育才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7月13日夜，刚刚被提升为侦察排副排长的杨育才率领12名侦察员隐蔽地进入阵地前沿484高地的交通沟里。

    按指挥部命令，在战役开始发起攻击的同时，让杨育才所在的六○七团组织一个12人的“化装奇袭班”深入敌后，歼灭正面敌人的“精锐师团”——伪首都师第一团团部，给大部队穿插开辟通路，以便有效地配合整个西突击集团向南推进。

    凉风卷着细雨，纷纷扬扬地飘洒着，稀稀落落的炮弹落在交通沟周围，响起了一阵阵爆炸声。杨育才化装成美国顾问，朝鲜族志愿军战士韩淡年化装成李伪军小队长，其他战士都化装成李伪军。他们想着即将来临的战斗，心里充满了胜利的信心。

    团首长来到阵地前沿给他们送行。首先给杨育才他们做了指示，又将泉

    瑞里朝鲜人民送来的一束束鲜花和一面“赠给亲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锦旗授予他们，还把泉瑞里送来的慰问信一字一句地读给他们听：“亲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你们的英雄事迹，将永远铭记在我们朝鲜人民的心里，朝鲜人民无限热爱你们，希望亲人们在战斗中更加狠狠地打击敌人……”

    看着这手里的鲜花和锦旗，听着慰问信中热情洋溢、亲切动人的语句，杨育才的眼前似乎又出现了使他永远也忘不了的情景。

    那是1953年3月12日的事。那天，天灰蒙蒙的，鹅毛般的雪花无声地下着，满山遍野添了一层又一层白绒绒的新雪。杨育才正冒着寒风，踏着齐腰深的积雪执行任务。走了一天，快到泉瑞里时，杨育才的手脚已冻僵了，再加上一天没吃东西，浑身软绵绵的，简直一丝力气都没有了，渐渐地支持不住，晕倒在雪地里。泉瑞里一位朝鲜阿妈妮发现后，即刻把他背进了屋。

    阿妈妮用嘴咬着一个个纽扣，帮他解开了冰冻的棉衣，又用嘴里的热气哈开了他的鞋带，脱下皮鞋，只见杨育才的双脚冻得像棍子一样，再也不能用火烤、用热水烫了，阿妈妮毫不犹豫地把杨育才的双腿抱在怀里，用自己的体温把它暖化。东方发白，杨育才一觉醒来，只见阿妈妮红着双眼还在炉火旁为自己烘烤衣服。杨育才凝视着阿妈妮慈母般的面容，流下了滚滚热泪。

    要分别了，杨育才紧紧地握着阿妈妮的双手，感激地说：“阿妈妮，谢谢你！”阿妈妮给杨育才整了整衣服，亲切地说：“孩子，中朝人民是一家。

    帝国主义是世界劳动人民的共同敌人，望你们更加狠狠地揍敌人！“

    ……

    想到这里，杨育才的心更加激动，他同侦察员们一起举起了铁锤般的拳头，遥望着祖国，高声朗读着从内心发出的誓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金日成首相，敬爱的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我们决不辜负你们的希望，为了世界人民的解放，我们坚决捣毁伪团部！不消灭敌人，决不下火线！”

    21时整，我军发起总攻，隐蔽在山沟、洼地里的我军炮群雷霆般地怒吼起来。敌人前沿阵地像一座爆发的火山，浓烟滚滚，地动山摇。

    当炮弹的爆炸声由敌人前沿移向敌人阵地纵深的时候，杨育才领先跃出前沿坑道，把手一扬，向侦察员们喊道：“出发！”接着一个跟一个跃出了坑道，向前飞速插去。

    敌人密集的炮火封锁了前沿阵地，炮弹不断地在侦察员们的身边爆炸。

    他们沿着事先侦察好的穿插道路，一会儿匍匐前进，一会儿利用弹坑，敏捷地跃进，迅速越过了白杨里500多米的平川，一下子插到敌人380高地。

    380高地的四周，敌人环山设置的各种铁丝网，被我军的炮弹炸得像乱麻一样翻卷着，还一道一道摆在那里。赵顺合拿起木桩想砸，杨育才立即说：“来不及，翻过去！”说完只见他一按木桩翻了过来。

    翻过了好几道铁丝网后，杨育才和同志们的衣服撕坏了，皮肤刺破了，但他们全然不顾，快速前进。他们心里都清楚地知道，每一秒钟都关系着整个战役的胜利。

    突然，走在前面开路的赵顺合急促地喊道：“副排长，我踩着地雷了！”

    “地雷！”杨育才心中一怔，马上沉着地命令：“踩住，不要动！”一面叫大家隐蔽，一面立即向赵顺合身边跑去。

    赵顺合一只脚踏在地雷的铁板上，另一只脚已经跨出去了，杨育才迅即喊了一声：“踩住！”赵顺合赶紧收住了脚，站稳了身子。杨育才卧倒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铁板两边泥土扒开，汗珠从他的额上、脸颊上滚落下来，地雷慢慢地露了出来。根据地雷的形状和斑纹，他发现这是颗美式反坦克地雷，心里才平静下来。因为这种地雷要有180多公斤的压力才能爆炸。他熟练地卸掉了引信，把地雷刨了出来，领着侦察员们继续前进。

    大家安全地离开了地雷，深深地喘了一口气。可是，杨育才的心里并没有就此轻松下来，他想：有反坦克地雷，就必定有炸人的地雷！

    杨育才仔细地考虑着安全通过的办法。开始，他叫每个侦察员都把裤筒和袖子卷起来，弓着腰一步一步向前摸索，依靠皮肤的感觉去发现那些暗藏的挂雷、拉雷……可是，没走多远，他不免焦急起来，这样慢慢腾腾，啥时才能到达二青洞呢？

    “唰——”夜空挂起一条红色光带。许多突击部队已经发起冲击！战斗的枪声在他后面激烈地响着，同志们和敌人搏斗的厮杀声也传进他的耳朵。

    在这关键时刻，兄弟部队和同志们是多么需要他们尽快打掉敌人的指挥机关啊！

    不能拖延！杨育才迅速命令侦察员们借着炮弹爆炸的火光，沿着炮弹坑跳跃前进。

    走不多远，在炮弹爆炸的间隙中，传来潺潺流水声。“流水！敌人是不会将地雷埋在容易被流水冲出来的水沟里的。”杨育才一阵惊喜，命令侦察员们：“快！顺着水沟往上走。”

    大伙跟着他跳进了水沟，深一脚，浅一脚地顺着水沟奔跑。

    风越吹越紧，雨越下越大。暴雨哗哗地浇在侦察员们身上。他们绕过大石崖，踏上了通向敌人纵深的公路。公路上泥泞不堪，到处是没脚脖的泥潭。

    侦察员们不顾跌跤栽跟头，迎着狂风暴雨，跑步前进。他们越来越深入敌人的腹地，公路上敌人岗哨层层，警戒严密，还不断升起一颗颗照明弹。看来，要顺利通过敌人的岗哨，又不和敌人打响，只有获得当晚的通行口令才行。

    杨育才一面飞速前进，一面在琢磨着怎么捉个“舌头”取得口令，怎么通过岗哨。为了迷惑敌人，杨育才把侦察员们分成4路，装扮成护送美国顾问，边喊着朝鲜话，“巴里！巴里卡”（快快跑），边大摇大摆地大步前进。

    空中又升起一颗照明弹，杨育才习惯地放慢了脚步，向拉长了距离的队伍打量了一下，看看是否有人掉队。这一路上，差不多每隔10分钟，他总要回头看一回。但是，这一次检查时，却发现队伍中似乎多了一个人。为了查明原因，辨明多出来的究竟是什么人，杨育才挨个地从头到尾清点了一下自己的队伍，12名侦察员一个也不少，可是队伍的后面确实多了一个。这家伙踢踢嗒嗒跟在后面，跑得还挺欢呢！

    这个突如其来的情况，立即引起杨育才的警惕。这家伙是怎么来的？他一步不拉地跟着打算干什么？杨育才悄悄地将情况告诉了身旁的韩淡年。韩淡年机灵地向后看了一眼，转身就要向后冲去。杨育才急忙一把抓住：“别急！慢慢地溜过去，冷不防把他的枪夺过来，千万不能打草惊蛇！”

    韩淡年慢慢地凑到队伍后面，和那家伙并排着跑，冷不防猛地抓住他的“八粒快枪”往自己怀里一拉。那家伙弄得莫名其妙，急忙嚷起来：“哎！

 第332章

    哎！长官抓我的枪干什么？“

    “谁叫你往回跑？”韩淡年狠狠地问。

    “你们当官的往后跑，就不许我们当兵的往后跑？”那家伙还倔着脖子大声嚷着，真把侦察员们当成了自己人。

    “别罗嗦，跟我走！”韩淡年不管三七二十一，揪住他的胳膊拖到杨育才跟前。

    这时，杨育才在枪托上拍了两下，侦察员们听到声音，都停下来了。李培禄、赵顺合立即来到跟前，杨育才交代了几句，他们就各带着一个小组在前后隐蔽起来，监视敌人，提防可能发生的意外。

    “问他口令！”杨育才布置好后，就命令韩淡年审问俘虏。

    这家伙一听杨育才他们说中国话，就吓瘫了，舌头直打颤，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杨育才向他再三交代了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他才老老实实地说明了由来。

    原来，这家伙和另外两个李伪军在415高地站岗。我军向敌人发起攻击时，一发炮弹落在他们哨位上，一下子把那两个李伪军给炸死了。他一看吓坏了，急忙溜出工事，躲进沟边草丛里。当侦察员们喊着“巴里卡”在公路上走过时，他以为是自己的营部往后撤，认为逃命的机会到了，就闷不作声地跟着往回跑。

    “今晚口令是什么？”韩淡年严肃地审问着。

    “口令是……古鲁木沃巴……”那家伙结结巴巴地说着。

    “古鲁木沃巴……”杨育才牢牢记住了口令，又轻轻地捣了下韩淡年的胳膊。韩淡年领会了副排长的意思，是要把口令证实一下！他瞪大眼睛，拔出明明晃晁的匕首，厉声说道：“你说假话，我捅了你！”

    “真的！真的！真的是古鲁木沃巴……”那家伙一下子像一堆烂稀泥瘫在地上。

    得到了口令，杨育才和大家心里都比较踏实了。

    杨育才从俘虏嘴里对证了伪团部的情况后，吩咐两名侦察员把俘虏四肢捆起来，嘴里塞上毛巾，放在隐蔽的草丛里，待回来再放他，然后又迈着飞快的步子向前插去。

    “古鲁木沃巴！”包月禄踏着轻快的步子咕噜一句，凑着韩淡年身旁问道：“中国话是什么意思。”

    “中国话就是‘云雹’！”韩淡年兴冲冲地回答。

    “‘云雹’——倒不错，我们可真给他们带来了‘云雹’！”包月禄像是品出了其中的味道，高兴地说。

    “这一阵‘云雹’落到伪团部，准能砸它个稀巴烂！”赵顺合也回过头来插了一句。

    侦察员们兴高采烈地轻声议论着。杨育才却和大家不同，他在考虑下一步行动。现在离敌人警戒区越来越近，要混过去除了依靠身上的伪装外，那就是依靠这个刚得到的口令。但口令是否正确，很难断定。再说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在紧急情况下，口令往往一夜变动好几次，万一口令有差错，那就麻烦了。

    杨育才想到这种情况，便觉得必须对侦察员们强调一下：“在通过敌人警戒区时，除两个联络员外，任何人都不准说话，也不准随便回答口令，同时其他人要准备好手榴弹和囊刀，不能有一点大意！”

    杨育才刚向后面的侦察员布置完，正要让韩淡年向前去和突击组的同志们说，突然在三南里以西的小涵洞附近和敌人第一道岗哨遭遇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敌人先发问了。

    “自己人！”走在前面的联络员金大柱回答说。

    接着金大柱又来了个反问：“你们是干什么的？”

    敌人一个哨兵回答：“我们是站岗的。”

    敌人不吭气了，金大柱他们就猛往前跑。

    另一个敌哨兵看了看他们，突然大声问道：“你们是哪个单位的？站住！

    上来一个人！“

    “师部搜索队的！怎么啦？”金大柱一面回答，一面走了上去。

    “干什么去啊？”另一个敌人走过去拦住他。“哼！搜索队，打起仗来倒往回跑。”

    “你狗眼瞎了，没看到我们是护送美国顾问到团部去？”金大柱连骂带唬地说。

    “少发横！”那两个敌人不知趣地向他们走近，拉住金大柱问道：“那个是美国顾问？让我们瞧瞧！”

    就在这时，杨育才迅速地向身边的韩淡年瞥了一眼，意思是你上去答话，不要和他们纠缠。韩淡年很快领会了副排长的意思，摆出小队长的架子，一边跑一边骂地赶了上去。

    “‘敌人’快打进来了，你们还磨磨蹭蹭盘问什么，糊吃蒙睡的家伙！”

    “长官！上面有命令。”一个哨兵被唬住了，低声下气地说：“怕有人混进来！”

    “混蛋！”韩淡年越骂越上劲，神气十足地指着他的鼻子：“告诉你们，要是误了美国顾问的事，要你的脑袋！”

    这一骂把两个站岗的敌人吓坏了，一边站一个，动也不敢动。

    韩淡年转过身来，对金大柱说：“你还不快走，跟他罗嗦什么，误了时间，枪毙你！”

    金大柱假装害怕的样子说：“是！是！小队长！”

    接着，韩淡年大摇大摆地离开哨兵，走到杨育才面前，装模作样地躬了躬腰，用手指着哨兵叽哩咕噜说了一句。杨育才点了点头，然后把手一挥，侦察员们就簇拥着“美国顾问”一溜烟地越过了敌人哨位。

    走了一段路，杨育才压着嗓子向身边的韩淡年严肃地说：“下回碰到岗哨，要力争主动，把口令对证，不能和敌人纠缠。不然，既耽误时间还容易暴露。”

    公路像给高山峻岭缠了一道又一道的飘带，风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山洪沿着山崖冲泻下来，发出震撼山谷的巨响。突然，杨育才发现左侧山坡上的草丛里，有沙沙的响声，声音越来越急，越来越清晰。他侧耳细听，立即断定有敌人走动，而且正向他们走来。

    “我们得来个先发制人，和敌人对证一下获得的口令！”杨育才确定主意后，便在枪托上轻轻敲了一下，示意侦察员们放慢脚步，提高警惕，然后悄声叫两个联络员向敌人发问。

    敌人没立即回答，金大柱便连骂带唬地喊道：“你们他妈的长嘴了没有？

    到底是干什么的？再不说话，老子就开枪了！“他把枪机一拉。

    敌人就是这样，你软，他就猖狂，你硬，他就熊包。有个家伙赶忙喊道：“哎！别开枪，我们是流动哨！”

    “口令？”韩淡年没理睬他们，抢先问道。

    敌人在回答口令时，只先说半句：“古鲁木……”

    “沃巴。”韩淡年对上了下半句，走到敌人跟前，假装亲昵地说：“啊！

    原来是自己人，差一点发生了误会。“

    杨育才见三四个敌人已上了公路，有的还贼头贼脑地打量侦察员，心里想十几个人聚在一起，只有两个人说话，迟早会露出破绽来，便喊道：“巴里！巴里卡！”侦察员们应声与敌人擦肩而过。

    口令对证了，大伙的心里比以前踏实了。但杨育才还是认为需要把一些应注意的问题向大家说说。比如敌人盘问的时候不要停下，不要挤成疙瘩，要提防敌人的暗哨，还要做出一些迷惑敌人的动作等等。

    副排长的嘱咐，使侦察员们警惕性越来越高。他们机智勇敢地又通过了一道敌人哨卡，快速地向敌纵深插去，犹如一支支飞箭向敌人心脏射去。

    越过横亘在公路上的勇进大桥，桥下水流湍急，两岸山岭高耸，泥泞的山路，又陡又滑。杨育才和侦察员们的衣衫都被汗水和雨水浸透了，13个人在雨夜不停地沿着盘山公路上奔跑着。

    突然，两辆开着灯的汽车面对着他们疾驶而来。杨育才迅速地作出了三种判断：督战队，增援部队，运输车。他立即打个手势，让侦察员们迅速在公路右边长着浓密的蒿草里隐蔽起来。

    每个人的手里都准备好了一颗手榴弹，眼盯着汽车，随时准备应付敌人的袭击。

    两辆汽车急速地向北驶去，车头上都支着轻机枪，车厢里装满了头戴钢盔、手持自动枪的敌人。杨育才一眼就看出，这是敌人的援兵。他预料到，敌人要是增援的话，绝不会这么一点兵力，后面一定会有大批汽车。

    为了避免和敌人的增援部队遭遇，尽快地拐进伪团部的那条山沟，杨育才便纵身跃上公路，一面领着大家拼命奔跑，一面还不时地回头鼓励大家：“快！再快一点！赢得时间就是胜利！”

    在连绵起伏的山峦中，有条山坡向东南伸去，公路便向东绕个大弯，前面沟口山梁上出现了两棵高大的松树。杨育才和大家认定从那沟口往里，便是伪团部所在地二青洞。

    当他们拐过山弯，离那沟口只有三四百米时，他们预料的情况，终于遭遇了。

    从山弯北口冒出了两道贼亮的光，紧跟在后头的是一长串惨白的光柱，把山坡山沟照得通明雪亮，急促的马达声轰鸣。长长的车队，跟前面的汽车一样，像发疯似地急驶着。杨育才立即命令侦察员在公路左侧的草地里隐蔽起来。

    满载着步兵和弹药的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向北驶去。这一情况，使杨育才不安起来。公路右侧是陡峭的崖壁，没处隐蔽，而伪团部却在右侧的山沟里。他们正在左侧的草地里，敌人的车队无形中成了一道封锁线。杨育才和侦察员们用最大的耐力，想等敌人的汽车全部通过后，迅速穿过公路。

    当他们放过20多辆汽车后，突然从北面传来一阵震天撼地的爆炸声。每个侦察员都知道，这是后面的穿插营和敌人先头几辆汽车的增援部队接上火了。

 第333章

    随着爆炸声，敌人的汽车都停了下来，把公路堵了个水泄不通。

    怎么办？这是一个重要的关头，需要杨育才迅速作出正确的决定。他左手拂着前额，右手紧紧地握着手枪，冷静地思考着：绕过去？汽车接汽车要

    绕多远？时间不允许；从车队的间隙中悄悄摸过去？每辆车只相隔几米远，敌人哪会不发觉？

    杨育才再看看车上的敌人，大部分抱着枪弯腰缩颈挨着雨淋，少数人站起来东张西望。

    看着这毫无戒备的敌人，杨育才根据毛主席关于“采取秘密和神速的行动，出其不意地袭击敌人，很快地解决战斗”的教导，果断地下了决心：冲过去！对敌发起突然袭击。

    他坚毅地对大家说：“准备好，两人打一辆，趁敌混乱迅速冲过公路，到公路西边的白杨树下会合！”

    一切布置就绪，杨育才镇定地把手枪举了起来，对准一个脑袋伸在车窗外的司机，“啪”的一枪，那家伙两手一伸，一头栽倒在车窗上。一刹间，一个个手雷呼隆呼隆在车群里爆炸，暴风雨般的子弹哗哗地扫射着敌人。敌人被这突然的袭击，搞得晕头转向，鬼哭狼嚎地吆喝着，纷纷跳下车来，有的往车厢底下钻，有的向水沟里爬，有的干脆举起了枪跪在泥泞的公路上直打哆嗦。

    韩淡年一面扔着手雷，一面又好气又好笑地对杨育才说：“副排长，敌人都在喊不要发生误会呢！”

    “好啊！不跟他们发生误会！”杨育才用力地喊道：“同志们，狠狠地打！”

    十几支自动枪又呼呼地吼叫起来。

    趁着敌人一片混乱，侦察员们神速地冲过了公路。在公路西边的白杨树下，整理了一下行装，又火速地向伪团部扑去。

    从沟口到伪团部，只不过一里多路，在这短短的路途上，杨育才一面飞跑，一面迅速地变更了打伪团部的部署。他考虑到沟口一打响，保卫伪团部的警卫排一定会有所戒备，一旦接火，定要进行顽抗，要顺利捣毁伪团部，首先要干掉敌警卫排。他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李培禄，让他带领3名侦察员去完成。一拐进沟口，李培禄等4人就冲在头里，直向敌警卫排奔去。

    伪团部在二青洞的山沟里。整齐的三排木板房，周围圈着铁丝网，在三排房子中间，有一间特别大，像是会议室，借着强烈的灯光，隐隐约约看见里面的敌人正在开会。显然，这是伪一团的指挥机关。

    对面山沟的左侧，有些零散破乱的房子，敌警卫排、伙房……都在那一带。又小又窄的山沟里，停放着二三十辆大卡车和吉普车，都开着灯，发动着马达，三五成群的敌人正在忙碌着。停在会议室门口的三辆小吉普正哒哒哒地吼叫着，几个敌人正进进出出往车上搬运东西。一切迹象表明，敌人要逃跑。

    杨育才立即重新组织了力量，把身边8名侦察员分成3组：李志带2名侦察员，从铁丝网里钻进去，迅速勇猛地消灭会议室里的敌人；韩淡年带2名侦察员，随着搬运东西的敌人混进去，机智灵活地打掉敌炮兵指挥部；杨育才带其余2名侦察员顺着沟底公路，摸过去消灭团部混乱之敌。待李培禄他们打响后，其余3个组同时展开战斗，然后从3个方向围歼敌人，不给敌人以喘息的机会，不让敌人有逃跑的道路，全部把敌人消灭在伪团部。

    一瞬间，战斗在各个方向打响了。李培禄带领的小组和敌警卫排首先展开了激战；杨育才带领的小组和吉普车上的敌人接上了火：韩淡年3人也把炮兵指挥部炸开了。爆炸声此伏彼起，响彻整个伪团部。

    一阵闷雷似的巨响从伪团部会议室里传出来，电灯忽闪一下熄灭了。屋子里立刻腾起浓烈的烟火，火光中闪现出李志、包月禄矫健敏捷的身影。他们在离屋子几公尺时就向屋里扔进了手榴弹，冲到门口时又投出了一排。屋里烟火弥漫，杂具翻滚，那帮家伙炸得像粪坑里的蛆虫，上下滚动。李志趁机侧着身子冲进门去，打开手电，包月禄紧跟着就是一梭子扫了过去。侥幸活着的敌人像受惊的兔子没命地夺门往南窜逃。

    极度慌乱的敌人，从炮兵指挥室、副官室、会议室里窜了出来，汇集在一起，凭着对地形熟悉，企图向东南方向突围，但没跑多远就被韩淡年小组截住了。敌人又转头向北山坡后门方向逃跑，正好碰上李志3人打过来。敌人又只好向西面大门口冲去，杨育才他们早就等好在那里。3个组合击，逃窜的敌人被揍得乱叫乱喊，缩在一堆纷纷举起了双手。

    在炸塌的会议室里，包月禄兴奋地喊道：“副排长，‘白虎团’的大旗被我们扯下来了！”

    看着这绣着“龙头”和“优胜”的杏黄旗，杨育才不由得轻蔑地冷笑一声：“哼！什么‘白虎’、‘黑虎’，中国人民志愿军手中，统统都是纸老虎！”

    天色微明，激烈的枪声逐渐平息下来。李志、李培禄和韩淡年3个小组押着俘虏，拿着战利品汇集到杨育才身边。

    “副排长！这是敌人事科长！这是敌炮兵营副营长！”韩淡年汗水淋漓，热气腾腾地用手指着俘虏说。“还有机甲团长，他躺在吉普车上睡大觉啦！

    白虎团团长，他在山坡上啃地皮呢！“

    “美国顾问逮住了没有？”

    “他啊！大腿上被我们打进两发子弹，不能走了，只穿着裤头和背心，像只胖猪似的钻在团部底下的脏水沟里。当了俘虏后，还示意不要杀他。”

    侦察员们听后都放声大笑。

    后来，杨育才和他的化装奇袭班歼灭伪首都师第一团团部的事迹，被人们争相传颂，并编成故事，拍成电影，搬上了银幕。这就是电影《奇袭白虎团》。

    今天，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抗美援朝”展厅里，当年被美李匪帮吹嘘炫耀的所谓“王牌”部队伪首都师第一团的团旗已经成为众多战利品中的一件，供人们参观。而“虎头旗”上“优胜”二字的标榜，却成了对美帝国主义和李承晚反动派纸老虎真面目的绝妙讽刺。

    7月16日，我军完成全部进攻任务。

    7月27日，金城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我志愿军总计毙伤俘敌7.8万多人，超过志司总部预定歼敌数量的5倍以上；扩展阵地面积达220多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战线；缴获重大，仅弹药、器材就要有4000多台次的载重汽车方能运完！金城战役，李伪军的军事力量被彻底击溃。

    从此以后，美李集团已溃不成军，无力再战，乖乖地走到了谈判桌前。

    1953年7月27日10时，中朝首席代表南日大将和对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在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议。

    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于汶山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于平壤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28日，彭德怀司令员于开城在停战协定上正式签字。

    同日，金日成元帅、彭德怀司令员向朝中部队发布命令：“自1953年7月27日22时起，即停战协定签字后的12小时起，全线完全停火。”

    1958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公报，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出朝鲜回国。

    十六、尾声走出充满硝烟的战场，笔者的心情仍然难以平静下来。为战争的酷烈？

    为这支英勇之师的一次次胜利？还是为战争过程中那一次次精巧妙算？

    都不是。虽然正文的止笔落于朝鲜战争的结束，但很多东西显然并未就此完结，尤其是这支部队的最后归宿。常言说的好，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

    军队原本为战争而来到这个世界上，虽说制止战争也离不开军队，但战争的结束，往往也预示着一支军队命运的改变。有时候，即使战争尚未结束，但双方力量的急剧变化，也会给军队的编制、配属带来重大的影响。

    华北军区野战军无疑出色地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惟一的一支战略机动部队，其调动、转隶必然多于兄弟部队，要弄清其最后的归宿，无疑也将更复杂些，但这往往更引人注目。

    实际上，解放战争末期的1949年，尤其平津战役胜利结束后，华北军区野战军便很少像二野、三野等兄弟野战军那样进行大规模联合战役了。1949年2月，华北军区野战军司令员兼政委聂荣臻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3月，中央在西柏坡再下命令，聂荣臻于是身兼数职：副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司令员、华北局第三书记、北平军管会主任、平津卫戍区司令。从主帅聂荣臻的升迁不难看出，中央已对华北野战军另有安排。

    4月25日，太原城的硝烟尚未散尽，华北军区野战军的两大支柱——十八、十九兵团便接受了新的任命：调入彭德怀指挥的第一野战军编制，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千里征战。同年11月，第十八兵团又调归刘邓第二野战军系列，参加大西南战役。

    1950年，为适应剿匪及建设的需要，第二十兵团除部分转入特种兵序列外，部分转为地方军区或公安部队，二十兵团结束历史使命，番号撤销。后因抗美援朝战争形势的需要重建了二十兵团。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结束数年后，随着我军兵团番号的取消，才最终结束使命。

    在华北军区野战军改编之初，其下属已发展到11个主力军，但这11个军却国形势的发展和新中国建设的需要而无条件地接受了中央军委的统一安排。

 第334章

    她们最终的归宿是如此的不同。

    其中，六十一军在四川剿匪斗争中，于1950年2月兼任川北军区，统一领导部队与当地人民武装和人民群众的剿匪斗争，一年后的1951年3月，六十一军一八一师调归六十军。

    1952年7月，六十一军番号正式撤销。从晋冀鲁豫军区十三纵队到华北军区十三纵队，再到十八兵团六十一军，该军为新中国的诞生建立了功勋。

    而出自华北军区十五纵的六十二军，有着与六十一军相似的归宿。1950年2月8日，六十二军奉命组建西康军区。西康解放后的7月，部队开始整编，军主力大部分转入地方部队。1952年7月，六十二军军部奉命改编为西康军区，六十二军番号从此告别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

    番号的撤销固然令人遗憾，但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与两支部队比起来，六十九军、七十军这两支兄弟军结束使命的时间似乎更早些。整编前为华北军区第七纵队的六十九军，早在整编后三个月——即1949年5月便撤销了番号。其二○六师及二○七师一部奉命改编为华北军区独立第二○五师，第二○五师及二○七师一部奉命组建成立华北军区独立第二○六师。一年后，独立第二○五、二○六师番号再度撤销，部队编入华

    北军区防空司令部。

    七十军与六十九军的归宿基本相似，他们最终都出现在特种兵的行列里，继续为军旗争光添彩。

    除以上提到的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九、七十这四个军较早地脱离了野战部队外，华北军区野战部队其余七个军先后入朝，都经历了抗美援朝战火的洗礼。在朝鲜，他们之中虽然有些部队遭受了一些挫折，但他们更多地取得了胜利。其中，涌现了诸如“奇袭白虎团”的战斗英雄杨育才、志愿军女英雄解秀梅等无数战斗功臣和英雄集体。他们为祖国、为人民立下了大功。

    抗美援朝结束后，出自华北军区野战军的这七个军仍效命于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投身到新中国的建设之中。此后多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数次精减整编，这七支有着华北军区光荣传统的部队有的被解散，部分并入兄弟部队；有的被转入特种部队；有的转入地方，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江南北，无数地方都播下了这支英雄部队的种子。

    时至九十年代，在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强大阵营中，仍有四、五十年前驰骋华北及全国解放疆场的原华北军区野战军的老部队。九十年代初辽东湾的一次重大军事演习，笔者进驻的部队，偏巧正是驻扎在辽宁某地的六十四军。但此刻，他们已发展为第六十四集团军。

    从演习中该军优秀的战术素养及军营整肃的军纪中，我很容易看出这支现代化之师有着优良的老传统。军史馆里，老部队数十年的辉煌征程仍令人振奋、激动、感怀。

    六十四军仅仅是当年华北军区野战军在九十年代的一个缩影。数月来的研究、创作使我深信，华北军区野战军留给后人的，绝不仅仅是一个威仪之师六十四军或其它部队，她留下的，是一支英雄之师勇往直前、无往不摧的军魂。被这种军魂灌顶薰陶的军人，无论他是在军队或者地方的某一角，那段留在他人生足迹的重要一段经历，必将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征程。

    军史将永记一个辉煌的称谓——华北军区野战军。

    附录：华北野战军（中共中央军委直属第十八、十九、二十兵团）序列1.第十八兵团（1949年2月由华北军区第一兵团改称，4月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

    司令员徐向前周士第（后，1949年6月）

    政治委员徐向前（兼）

    周士第（后，兼1949年6月）

    副司令员周士第王新亭（1949年6月）

    陈漫远（1949年6月）

    副政治委员周士第（兼）

    王新亭（兼）

    参谋长陈漫远政治部主任胡耀邦后勤部部长严俊（1）第六十军（1949年2月由华北军区第一兵团第八纵队改称）

    军长王新亭张祖谅（后）

    政治委员王新亭（兼）

    袁子钦（后，1949年6月）

    副军长张祖谅白天副政治委员周仲英桂绍彬参谋长张祖谅（兼）邓仕俊（后）

    政治部主任桂绍彬（兼）

    后勤部部长冯丕成第一七八师（由原第二十二旅改称）

    师长胡正平温先星（后）

    政治委员王焕如刘聚奎（后）

    第一七九师（由原第二十三旅改称）

    师长黄定基政治委员萧新春第一八○师（由原第二十四旅改称）

    师长邓仕俊郑其贵（后）

    政治委员王观潮康烈功（后）

    （2）第六十一军（1949年2月由原华北军区第十三纵队改称）

    军长韦杰（壮族）

    政治委员徐子荣副军长鲁瑞林副政治委员郭林祥参谋长白天胡正平（后）

    政治部主任郭林祥（兼）

    后勤部部长刘晓山

    第一八一师（由原第三十七旅改称）

    师长王诚汉政治委员张春森第一八二师（由原第三十八旅改称）

    师长王海东政治委员杨绍曾王贵德（后）

    第一八三师（由原第三十九旅改称）

    师长钟发生政治委员杨绍曾（3）第六十二军（1949年3月由原华北军区第十五纵队改称）

    军长刘忠政治委员袁子钦鲁瑞林（后）

    副军长方升普参谋长熊奎政治部主任高德西副主任车敏瞧第一八四师（由原第四十三旅改称）

    师长林彬政治委员梁文英第一八五师（由原第四十四旅改称）

    师长涂则生政治委员孔俊彪第一八六师（由原第四十五旅改称。另辖：补训师）

    师长蒲大义政治委员车敏瞧2.第十九兵团（1949年1月由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改称，4月拨归第一野战军指挥）

    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罗瑞卿李志民（后，1949年5月）

    副司令员葛晏春耿飚参谋长耿飚（兼）

    政治部主任潘自力副参谋长康博缨后勤部部长董永清政治委员况开田（1）第六十三军（1949年1月由原华北军区第三纵队改称）

    军长郑维山政治委员王宗槐副军长易耀彩副政治委员龙道权参谋长易耀彩（兼）

    政治部主任龙道权（兼）

    后勤部部长萧大荃

    第一八七师（由原第七旅改称）

    师长张英辉政治委员刘光裕张迈君（后）

    第一八八师（由原第八旅改称）

    师长宋玉琳代理师长张挺政治委员李真第一八九师（由原第九旅改称）

    师长杜瑜华政治委员蔡长元（2）第六十四军（1949年1月由原华北军区第四纵队改称）

    军长曾思玉政治委员王昭副军长唐子安副政治委员傅崇碧参谋长唐子安（兼）

    政治部主任傅崇碧（兼）袁佩爵（后）

    后勤部部长王子修第一九○师（由原第十旅改称）

    师长陈信忠政治委员边疆第一九一师（由原第十一旅改称）

    师长谢正荣政治委员陈宜贵第一九二师（由原第十二旅改称）

    师长马卫华政治委员王海廷（3）第六十五军（1949年1月由原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八纵队改称）

    军长邱蔚政治委员王道邦副军长萧应棠王克斌副政治委员蔡顺礼参谋长萧应棠（兼）

    政治部主任蔡顺礼（兼）

    第一九三师（由原第二十二旅改称）

    师长郑三生政治委员龙道权史进前（后）

    第一九四师（由原第二十三旅改称）

    师长赵文进政治委员袁耐冬陈亚夫（后）

    第一九五师（由原第二十四旅改称）

    师长阮平政治委员史进前杨银声（后）

    （4）独立骑兵第五师（1949年2月由起义的傅作义部骑兵第四师改编）

    师长刘春芳政治委员刘光裕3.第二十兵团（1949年1月由华北军区第三兵团改称，属华北军区建制）

    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李井泉李天焕（后）

    副司令员唐延杰文年生副政治委员李天焕参谋长唐延杰（兼）

    文年生（后，兼）

    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向仲华（后，1949年9月）

    副参谋长赵冠英政治部副主任向仲华后勤部部长吴树声萧永正（后）

    政治委员张柱国（1）第六十六军（1949年2月由华北军区第一纵队改称）

    军长萧新槐政治委员王紫峰副政治委员张连奎参谋长刘苏政治部主任张连奎（兼）

    后勤部部长朱志明王珍堂（后）

    第一九六师（由第一旅改称）

    师长曾美晨光（后）

    政治委员智生元第一九七师（由第二旅改称）

    师长成少甫政治委员钟炳昌第一九八师（由第三旅改称）

    师长张开荆黎光（后）

    政治委员黄连秋独立第五十五师（傅作义部起义部队改编）

    （2）第六十七军（1949年2月由华北军区第二纵队改称）

    军长韩伟政治委员旷伏兆副军长马龙刘儒林参谋长赵冠英曾美（后）

    政治部主任刘国梁后勤部部长曾传桴第一九九师（由第五旅改称）

    师长李水清政治委员李布德第二○○师（由第六旅改称）

    师长盛治华

    政治委员钟华农第二○一师师长彭寿生政治委员何兰阶独立第五十三师（傅作义部起义部队改编）

    （3）第六十八军（1949年1月由华北军区第六纵队改称）

    军长文年生徐德操（后）

    政治委员向仲华漆远渥（后）

    副军长徐德操参谋长宋学飞政治部主任张逊之后勤部部长杨晓昆第二○二师（由第十六旅改称）

    师长廖鼎祥政治委员李斌第二○三师（由第十七旅改称）

    师长杨栋梁政治委员李志远第二○四师（由第十八旅改称）

    师长罗文坊政治委员严庆堤独立第二十五师（由傅作义部起义部队改编）

    师长梁诗傅政治委员白正刚

    更多精彩好书，更多原创手机电子书，请登陆奇书网--isuu.